世界经济形势论文篇（1）

1月5日，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举行的“2005年世界经济与全球政治形势会”上，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李向阳了“2004～2005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1)”的课题报告。 报告指出，2011年全球经济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经济增长率高于20世纪90年代高速增长时期的平均水平，创造了过去20年来的最高记录。报告同时指出，受周期发展的制约和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2005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明显放缓，但仍能保持适中的速度，预计在4.3%左右。 一、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的增长趋势 报告显示，2011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普遍提高，美日经济增长势头强劲，欧元区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2011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增长率分别可达到4.3%、4.5%和2.0%。其中，日本经济承接上年度经济增长的势头，多年来增长速度第一次有可能接近美国。 就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来看，美日欧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消费和投资，但受就业市场的影响，第二季度消费需求增长缓慢，对增长的贡献度大幅下降。由于贸易收支状况的持续恶化，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为负。日本经济在继续依赖外需拉动的同时，消费开始成为增长的重要动力，政府支出的作用逐渐淡出。 报告预测，2005年三大经济体的基本增长态势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只是要比2011年的增长率有所降低。根据多数国际组织的预测，美国的增长率为3.4%～3.5%，日本的增长率为2.2%～2.3%，欧元区的增长率为1.9%～2.2%。其中，下调幅度最明显的是日本，，相反，欧元区经济基本上能够继续维持2011年的增长水平。 二、主要发展中国家与转轨国家经济的增长趋势 报告指出，2011年主要发展中国家均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东亚地区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地区；印度的增长率虽然有所放慢，但在发展中国家大国中仍然位居前列，仅次于中国和俄罗斯，其连续稳定的高增长正在令世界所瞩目。根据不久前修正过的数字，按照财政年度计算，2003年财政年度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为10.4%，首次超过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俄罗斯经济已经连续实现第六年的增长，并且内需增加已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从2003年的3.9个百分点上升到2011年上半年的4.7个百分点。南美洲的巴西已经摆脱阿根廷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上年度的负增长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南非作为非洲经济的领头羊创造了过去50年来连续5年增长的新记录。 主要发展中国家与转轨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以下几种因素：第一，发达国家复苏进程的加快，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拉动作用。尤其是东亚地区经济，许多国家2011年上半年出口增长率超过了20%。第二，世界初级产品价格上升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增加了外汇收入。此外，世界石油价格上升对墨西哥、俄罗斯等石油出口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第三，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基本上保持了稳定，为发展中国家进出口贸易和国内货币政策创造了较好的外部环境。第四，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在经历了2002～2003年低位徘徊之后开始明显回升，其主要推动力就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增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将从2003年的1476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1669亿美元，其中对非洲地区的投资从136亿美元增加到144亿美元，对中东欧地区的投资从515亿美元增加到532亿美元，对独联体国家的投资从38亿美元增加到57亿美元，对东亚地区的投资从528亿美元增加到798亿美元。 报告预测，2005年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都将会随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而有所放慢，但印度、俄罗斯、中国、东盟等经济体仍将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世界经济形势论文篇（2）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世界经济形势论文篇（3）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世界经济形势论文篇（4）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 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 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 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 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 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 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 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 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 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 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 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 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 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 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 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 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 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 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 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 ，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 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 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 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 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 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 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 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 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 ，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 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 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 。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 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 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 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 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 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 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 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 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 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 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 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 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 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 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 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 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 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 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 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 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 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 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 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 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 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 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 ，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 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 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 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 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 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 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 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 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 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 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 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 “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 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 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 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 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 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 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 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 ：“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 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 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 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 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 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 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 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 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 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 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 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 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 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 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 。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 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 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 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 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 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 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 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 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 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 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 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 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 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 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 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 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 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 。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 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 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 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 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 ，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 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 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 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 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 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 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 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 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 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 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 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 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 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 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 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 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 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 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 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 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 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 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 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 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 ，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 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 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世界经济形势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C9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1-0076-01

一、现代化理论

在现代化理论中，关于现代化的内涵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把现代化分为经济层面的工业化、社会层面的城市化、政治层面的民主化、文化层面的世俗化、观念层面的理性化。富永健一认为，现代化包括三个革命：科学革命，现代科学和技术；市民革命，民主政治；产业革命，现代产业和资本主义[1]118。学界一般把现代化因素大致分为：经济增长、收入平等（经济）；政治稳定、政治民主化（政治）；社会分化、社会整合（社会）。如果对现代化理论追根溯源，它来自于西方，并与宗教的影响密不可分。社会进化思想认为，西方国家是先进国家，西方即世界的中心，其他国家是落后国家，他们的发展是以西方为模板的进化过程。

二、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

20世纪60～7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一时期的发展社会学领域兴起多种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就包含其中。

“依附理论”与“依附性”、“核心”、“边陲”等概念密不可分。所谓“核心”与“边陲”是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一种格局，拥有先进技术的工业化国家是“核心”，而以原料和初级产品的生产和输出为主，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联系的第三世界国家则是“边陲”。“核心”和“边陲”之间是不平等的关系，“边陲”受到“核心”的剥削，依附于“核心”。这体现在经济事务、政治事务、内外政策战略等各个方面。其结果是，处于劣势的国家不能对本国的发展自主地作出选择或决定。

依附理论首先是被一批拉美学者提出的，1950年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列维什提出了“核心―边陲”概念，后来弗兰克提出了“低度”发展的概念，指出低度发展国家停滞不前的最主要因素是这些国家与已发展国家之间持续不断的经济和其他各方面的关系，这种关系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构形成和发展的最根本因素。

世界体系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到80年代已成为激进派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的重要概念有“核心”、“边缘”、“半边缘”等。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沃勒斯坦否定现代化理论所代表的演化论、阶段论和发展主义的观点，他提出了质疑“发展主义”的六个问题[2]308。沃勒斯坦在论及世界体系时重点探讨了周期韵律和世俗化趋势。他还在经济对政治、供给对需求、资本对劳力等方面对现代世界体系作出了一些假设[2]352。

三、转型理论

无论是先发展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都面临转型，这赋予转型理论一定的历史使命和时代特色，也预示着世界发展的新趋势，便于人们洞悉发展的脉络和规律。

第三条道路最早是在西方出现的，由社会学家和各国政治领导人倡导，介于自由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但是，随着世界趋势的发展变化，第三条道路有了其他更丰富的解释。关于后发展国家道路的选择，有的学者倡导东亚走“第三条道路”，远离单纯模仿西方的发展模式，也要跳出西方以重点“关注劳动市场、人力资源发展和劳动福利计划”[3]69的政治思维。这种“第三条道路”的提法，与东亚本土的传统儒家文化有关，具有区域性特点。

四、发展道路、结果等相关理论

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属于发展道路、结果等相关理论的研究。他的理论试图论证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最后一种统治形式”[4]325。福山写此书的主要目的是写一部世界的普遍史，而他得出结论是：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制度。在学术研究中，没有争论和批判就不能发展。福山的理论不仅使人们加深、扩展了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使人们认识到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和巨大优势。

市场也有可能失效，但是，即使是在世界体系理论中，我们依然能找到对于市场经济周期韵律和世俗化趋势的详细分析，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属于自发调节的周密性、逻辑性和体系化程度很高的资源配置形式，确实是到目前为止任何一种经济形式望尘莫及的。强调市场化对于发展中国家虽然会有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存在，但是“回波效应”和“传播效应”是同时存在的，对于参与市场的每一方都会有发展机会。

参考文献：

[1]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世界经济形势论文篇（6）

如何全面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与改革工作，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针对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是摆在每个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面前的重大课题。本文以《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以下简称“当代”）课程为例，谈谈如何以培育大学生国际观为核心，促进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改革创新。

一、大学生国际观培育与“当代”课的任务特征

所谓“国际观”，一般是指在某个阶段某个国家的主流人群对外部世界的共同认识，即对国际社会的认知水平、总体评价和总体看法。本文所说的大学生国际观，是指在和平发展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十精神为指导的，当代大学生对国际知识、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战略的总体认知状态。

培养中国公民特别是大学生的“国际观”是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大势所趋。随着科技进步和现代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深化，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特别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日益成为世界政治、经济、贸易大国，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在不断加强，国际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当代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人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公民”，因此树立与当今日世界与中国和平发展的大趋势相适应的国际观已成为现实需要。

因此，在21世纪全球化深入发展，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特别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谐世界理念指导中国外交实践的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特别是“当代”课程要特别关注大学生国际观的培养问题，必须与时俱进、顺应形势、更新观念，切实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国际观。

“当代”课程是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独具特色的一门课程，根据教育部2005年的高校政治理论课设置方案，该课程不仅对文科大学生开设，而且将其扩展为面向理工科学生的公共基础选修课程。它主要讲述二战后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与格局演变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观点，以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历代领导集体的外交战略思想和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因此，“当代”课内容丰富、视野开阔，它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可以帮助大学生了解世界，认识世界，完善知识结构，树立正确的国际观。

作为对大学生进行国际观教育的主阵地，从教学实践中可以看出，“当代”课和其他几门政治理论课相比，有其自身特点：

（一）理论性强。“当代”课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十精神为指导，主要是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关于当代世界经济政治基本观点、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教育。它不仅仅是一般的国际知识的介绍，也不是一般的形势报告，而是要通过知识的学习，提高学生的思想水平和思维能力，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观点去分析、研究国际问题，并得出正确的理论概括，从而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国际观。

（二）综合性强。“当代”课函盖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三大学科的基本内容，囊括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方面的基本知识，涉及中国以及美国、日本、欧洲、俄罗斯等世界主要力量的对外政策及相互关系。

（三）政策性强。“当代”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我国的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因此，要在教学过程中注意正确把握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和我国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

（四）现实性强。“当代”课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讲起，直到当前活生生的国际现实。当前的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以及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和谐世界的战略思想等都要在课堂上反映出来。

二、大学生国际观培育与“当代”课的教学创新

对大学生进行国际知识、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战略的总体认知教育，培育大学生正确的国际观，在准确把握“当代”课程的任务、特征的基础上，要深化课程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改革与创新。

（一）正确地把握“当代”课特点，深化教学内容改革，处理好四个结合：

1.理论与政策相结合。“当代”课是一门政治理论课。但我们学习和掌握这些理论的目的，是为了用它来正确判断和分析形势，要学会这些理论原理的运用，并在此基础上理解我国当前的外交政策。如在讲述经济全球化的时候，我们要通过对全球化的来龙去脉，它的利弊得失的了解，来认识我国提出的“逐步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使经济全球化达到共赢和共存的目的”的战略思想。

2.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当代”课有很多篇幅要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历史。但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讲历史上，更重要的是讲现实。只有做到历史和现实相结合，才能使“当代”课贴近学生、贴近现实，从而受到学生的欢迎，达到我们的教学目的。

3.政治与经济相结合。“当代”课囊括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方面的基本知识，但经济和政治是两个最基本的领域。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其研究工作中所贯彻的主要方法之一。[1]（P.3）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所以，对国际政治的认识有赖于对世界经济运动的认识。因此，不能单从外交现象或政策本身分析国际问题，而应致力于挖掘国际事件的经济根源。

4.传授知识与思想教育相结合。2004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要联系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把传授知识与思想教育结合起来。要在传授专业知识过程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学生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过程中，自觉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提高政治觉悟。面对新形势，作为思想教育主阵地之一的“当代”课，应把转变学生的思想，即解决学生在政治思想方面遇到的重大的实际问题作为重点，必须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形势，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必须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国际观，正确认识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以便将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要根据大学生的认知特点不断改进和创新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艺术

2005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中明确指出要“加强教学方法的研究，优化教学手段，实现立体化教学”。任何单一的教学方法都有其局限性，只有实施“立体化”教学方法，才能扬长避短，发挥多种教学方法的综合优势。

具体来说，以培育大学生国际观为核心，“当代”课的课堂教学方法的改革主要包括：

1.实施专题教学。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要把系统教学与专题教育结合起来。根据多年的教学改革的实践，我们感到，在课堂上组织专题教学，是贯彻“学马列要精，要管用”方针的有效措施。它有助于处理好学科体系与教学体系、理论性与针对性、思想性与知识性的关系。专题教育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现实性、时代感、针对性，增强了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受到了学生的普遍欢迎，可以大大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教育的实效。

值得注意的是，专题教育不是脱离教学大纲和教材，而是对它的深入、丰富与完善。确定专题大纲和专题内容，既不能漫无边际，也不能随意取舍。应遵循的原则是，既要与统编教材在基本体例和基本观点上保持一致，又能紧密结合党的创新理论、社会发展现实和学生思想实际，集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为一体。[2]专题本身也可以有大有小，灵活多样，自成体系，有一定的深度广度，深受学生欢迎。

2.开展读书活动。开展此项活动，其关键是教师能挑选出反映本学科主要内容、有代表性的一些著作。在“当代”课中，我们要求学生除了阅读、邓小平、、的经典著作和讲话以及党的重要文献外，还要求学生阅读一些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外交战略等方面的专著，既学习理论文献，又掌握人文知识。在阅读的基础上，让学生写出读书报告，可以开阔学生视野，锻炼学生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

3.搞好主题讨论。我们在对大学生讲授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时，必须面对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有些问题，教师可以直接讲授，有些问题可以安排学生进行主题讨论。如“经济全球化：如何达到共赢与共存？”、“世界格局演变与中国外交战略转折”等。实践证明，通过开展主题讨论活动，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热情，激发同学们积极关注国际时势，引导、帮助大学生回答理论上的困惑，解决思想上的疑虑，形成教学一体、生动活泼的课堂氛围。

4.使用现代技术。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要制订加速发展电视、广播等现代化教育手段的措施，这是多快好省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途径，必须引起充分的重视。”[3]（P.65）现在，由于教学条件的极大改善，多媒体教学技术已在课堂上普遍使用，教学手段已经基本实现了现代化。为此，我们积极地开发了“当代”课的多媒体教学课件。该课件图文并茂，形象生动，受到了学生的广泛好评，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总之，要把教学内容的改革和教学方法的创新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以进一步提高教学效果，实现教学目标。

参考文献：

世界经济形势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0-0045-03

“一带一路”是自国家主席2013年9月访问中亚四国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简称一带）、同年10月访问东盟国家时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路）构想以来，我国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努力实施的基于经济发展、政治交流、安全合作、文化建设等多领域建设的伟大战略构想。“一带一路”战略是一种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充分依靠中国与相关国家既有的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借助既有的区域合作平台，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旨在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理论提出以来，学界研究成果很多，多从如何搞好“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提出的战略意义、地区经济发展与“一带一路”的结合、”一带一路”与文化传播等角度进行探讨。本文试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角度来分析“一带一路”战略提出的重大意义。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基于对冷战时期国际社会总体形势的把握，站在国际战略的高度对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世界政治格局的全新判断和分析，其理论背景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社会背景完全不同，但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如：强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称霸；突破以往唯意识形态的传统观念，强调根据各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不同的作用和地位来制定对外政策；赋予第三世界全新的存在价值和历史使命，强调充分发挥第三世界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推动世界由两极向多极化发展，努力构建新型国际政治权力结构，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反对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及战争行动，维护世界和平，等等。邓小平曾对这一理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同志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关于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霸，并且同美国、日本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决策，是多么英明，那么富有远见。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①这一理论现如今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是对“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在新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运用和发展。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来分析“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主要具有以下重大理论意义。

一、“一带一路”战略秉承和平发展理念，通过拉动沿线经济体的共同发展实现中国和平崛起

在“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中明确提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走和平发展之路，永远不称霸。1974年2月22日在接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②同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第一次向世界全面阐述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他还宣布：“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一带一路”战略秉承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中提出的和平发展理念。经国务院授权，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指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恪守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尊重各国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平等互利。”③开放合作、和谐包容、互利共赢是“一带一路”战略蕴含的基本理念，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肆宣扬“中国”、“黄祸论”，导致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被妖魔化。中国亟须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让世界准确地认识中国。借助“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加强与沿线国家和人民的勾通，可以让世界人民更好地认识中国，消除对中国的误解。在战略实施过程中让沿线国家和人民充分认识到：“一带一路”战略秉承和平、包容、共赢的发展理念；其核心任务是发展经济，而不是搞政治联盟，不谋求海洋霸权、进行政治扩张，不是划定势力范围，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强调政治上平等信任尊重，经济上合作互利共赢，而不是经济强权、经济扩张，不是搞“一家独大”。“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坚持企业主导，政府服务，不是依靠政府强势推进，鼓励本国企业参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投资，同时强调“促进企业按属地化原则经营管理”；④在战略实施过程中主动承担在国际社会中的大国责任，积极帮助当地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改善民生，显示大国风范。“一带一路”战略的正确推进将有助于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消解“中国”。

不仅如此，“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经济上的战略支撑。通过畅通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中亚――俄罗斯――欧洲；中国――中亚、西亚――波斯湾、地中海；中国――东南亚――南亚）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两大经济走廊，充分依靠中国与相关国家既有的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借助既有的区域合作平台，不断深化和促进彼此相互开放，形成统一的、公平的市场大环境，促进人才、资金、技术等各种资源的自由流动，加强经贸合作交流，在互利共赢中谋求发展，实现和平崛起。

二、“一带一路”战略有助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

1974年在接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曾提出“霸权主义”这一概念，并在“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中提出通过发挥第三世界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来反对霸权主义，以构建不同于两极体系的新型国际政治格局，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霸权主义是指在国际关系上，大国、强国凭借军事和经济实力，一味扩张自身势力范围，超越国际法，干涉他国内政，操纵国际事务，甚至不惜使用武力，以称霸世界、主宰世界的强权政治。冷战时期，主要是指美国和前苏联这两个在核武器和军备竞赛中握有绝对优势的超级大国的对外政策。当今国际政治中，世界多极化发展已成为大趋势，任何一个国家不再可能采取冷战时期裸的霸权主义形式，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往往打着“人权”、“维和”、“民主”的幌子，充当世界新宪兵，改头换面地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如美国的新霸权主义：往往是借助经济全球化浪潮，以推进垄断资本全球化、资本主义市场一体化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制度化为途径，谋求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全球化；以自身国家利益为出发点，通过扩展美国价值观和干涉别国内政的方式，图谋建立同质性的全球政治性霸权体系。⑤美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垄断资本的金融联合，结成新型霸权主义的政治联盟，以实现对世界的共同控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美日等发达国家正在通过强化其在新一轮贸易规则中的话语权实现经济霸权，由美国推动的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经济北约”）谈判，企图掌控和影响下一轮国际贸易规则主导权，对全球贸易格局和规则的演变无疑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对我国必然会构成新的挑战和威胁。“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就是对这种新霸权主义的反击，通过与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等第三世界合作，提升第三世界国家的综合实力，与霸权主义相抗衡。美国学者昆西.赖特在《战争的研究》一书中指出：“和平乃是许多力量之间的平衡。”“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不仅会使中国在合作共赢中实现和平崛起，也会在合作中不断促进沿线第三世界国家产业升级，提升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实力，从而提升第三世界国家与霸权主义抗衡的能力，更好地发挥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促进形成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力量均衡中实现世界和平。

三、“一带一路”战略是实现国家安全的重要举措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提出通过与第三世界合作、争取第二世界国家来实现国家安全，这一理论在六、七十年代对于缓解新中国的国际安全压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目前仍面临着严峻的国家安全压力，从国际环境来看，主要存在国家被侵略或被分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被打断、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被破坏等国防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等方面的危险。如：东海、南海争端同步升温，美国打压中国力度加大，和平演变仍在继续等；从国内环境来看，“”势力坚持分裂祖国的图谋十分顽固。内忧外患，致使目前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军事环境相当复杂，不可预测性因素明显增加。面对这种国际国内形势，曾提出：在发展和改革开放中促安全，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就是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大决策，是通过深化和扩大对外开放，近而维护周边地区和平稳定，最终实现国家安全的重大举措。这一战略构想的实施既可以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增加经济实力，近而提升军事和国防实力，又可以形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相依、科技相联、民心相通、文化相融的格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营造一个和平、安全、稳定的周边环境，最终达到以发展解决安全困境的目的。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在推动中华文明在欧亚大陆传播的同时，会促进世界多文明的交流互融共生。文化的相融相通，会使彼此之间的交往超越简单的经贸往来，提升到心理认同和接纳的高度，从而增加共识，减少冲突。

四、“一带一路”战略将助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一体化发展

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强调充分发挥第三世界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赋予第三世界全新的存在价值和历史使命，从而推动国际政治权力结构从两极体系向多极化发展。当今世界，不仅政治多极化，而且世界经济正趋向全球化和一体化，这是当今世界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中国不仅要认清这两大世界发展趋势，顺势而为，还要顺应这两大世界潮流，主动做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就是顺应这两大趋势的现实选择。“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有利于推动沿线国家如东亚、南亚、非洲等一系列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提升第三世界国家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使第三世界国家能够更好地发挥其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有效制衡发达国家的经济垄断和政治霸权，有利于维护世界多极化格局。

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也是当今世界发展的重要趋势。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商品在全世界范围内销售，劳动力、资本跨国界流动，信息跨国界共享，科学技术跨国界利用，各国的经济运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经济一体化是在经济全球化基础上国家间合作的进一步升级，政府间通过协商缔结条约，建立多国的经济联盟，在这个多国经济联盟的区域内，商品、资本和劳务不仅能够自由流动，而且不存在任何贸易壁垒，并成立一个统一的机构来实施共同的政策及措施和监督条约的执行。如北美自贸区、亚太经合组织、欧盟等，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一带一路”战略通过加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交流，不仅顺应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趋势，而且会对经济一体化做出新的推动和贡献。通过推动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逐步形成连接东欧、东南亚和西亚的交通运输、信息传输网络，为相关国家人员往来和经济交往提供便利；通过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为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深化金融合作。“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对于加强已有经济组织的联系以及进一步推动世界更大范围、更深程度的合作都将起到重要作用。

注 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160.

世界经济形势论文篇（8）

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对时代主题的理论研究都非常关注，并不断地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因为时代主题理论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的最深刻、最宏观、最本质的揭示。时代主题理论的阐释对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科学技术的格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无论是否认可，都将客观地产生决定性的巨大影响。时代主题的理论核心论断，～般来看都是由驾驭全局的历史伟人揭示的。邓小平依据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格局演变的新形势，各个国家和民族思维的转变和心理企盼，非常鲜明和深刻地指出，当今世界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改变了列宁战争和革命的时代观点。这一论断揭示了新时代的主题，指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为各个国家和民族制定内外政策和策略，编制发展蓝图提供了理论依据。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不管现在的发展程度如何，只要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走和平与发展的道路，国家就会繁荣昌盛，社会就快速向现代化和信息化推进，民族就会兴旺文明。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互利互惠，共同发展、进步、文明。如果谁背离这个时代主题，那就必然会走向曲折或者是失败。

一、“和平与发展”论断的提出及其涵义

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是什么?世界格局如何变化?如何对国际局势做出科学的估计和分析?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关系重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根据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做出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论断，并且在1985年高瞻远瞩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国际形势的变化怎么看?旧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完结了，新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定了，国际上议论纷纷，国内也有各种意见。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很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邓小平把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并不是说这两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而是说这两个问题是目前国际范围内的重大的带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是关系到各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是关系到全世界人民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是全世界人民和各国政府都需要重点加以解决的问题和共同的历史任务。

我们把当今的时代称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是以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的状态为主要标志来划分历史时代的角度来讲的。和平是一种政治状态，它是和战争状态相对应的。发展是一种经济状态，它是与经济的停滞、倒退状态相对应的。“和平与发展”和“战争与革命”是两对对应的范畴，人类社会时而处于“战争与革命”状态，时而处于“和平与发展”的状态，二者互相交替，此消彼长。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意味着当今时代的主题不是“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既是世界历史自身发展与转变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也是人们对当代世界历史的认识发生转变的主观过程。邓小平敏锐而及时准确地阐释了时代主题的转变。

新时期，同志一方面重申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同时又全面深化了对这一主题的认识。他根据新的世界形势全面展开了面向21世纪的战略谋划，鲜明地提出了“如何使21世纪成为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世纪”这样一个重大战略问题。世界要和平，国家要稳定，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这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旋律。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主旋律的揭示紧紧地抓住了当今人类世界主题，其理论意义极为深远。

二、“和平与发展论断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寻求发展指明了方向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它有两大突出的表现，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这两大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互相渗透，不可分割，和平是为了发展，发展有利于和平。要深刻理解和平与发展，就必须思考具有有序良好的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新秩序的构建。

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是由几个大国瓜分世界与反瓜分反宰割，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相对立，是充满激烈的矛盾和斗争的冷战格局。政治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竭力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经济上西方大国控制着世界市场。然而，国际秩序总是受一定的世界主题的制约和影响并与之相适应，随着世界主题的变化格局向多极化趋势发展，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便成了当今世界必然解决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理论，是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来的，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是国际形势发展和世界格局变化的必然产物，是和平与发展思想的全面展开。

邓小平指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与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邓小平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构建国际新秩序，主要目的就是要消除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而实现世界的普遍和平和共同的繁荣。也指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始终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建立国际新秩序，就是要根除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并把和平与发展作为自己的最终日标。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用和平方式、政治对话、协调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用国际关系法则和国际力量来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决打击恐怖主义，制止战争爆发，捍卫世界的和平。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确立经济交往中的平等互利关系，促进各国家和民族共同发展。

新时期，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逐步建立，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标的时候，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应更好地认清世界格局变化，把握时代的脉搏，确定前进的方向，更好地融入到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去，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理论的指导下，更深刻地认识到时代的特点。

其一，世界政治多极化是不可阻抑的历史潮流。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尽管这一时期里，美国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在对外关系中推行单边主义，政治干涉主义。力图建立以美国为领导的世界秩序。但是，以强国主宰的世界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政治多极化方向发展。进入21世纪后，虽然国际局势发生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国际社会中仍存在着不稳定因素。但是，指出，从总体上看“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没有改变”。

世界多极化既是世界各大力量为在冷战结束后“占据优势地位，争夺21世纪国际社会中的战略主动权”进行重新分化组合的客观反映，同时也体现着世界各种谋求和平与发展的力量，反霸权主义的价值取向和国际反对霸权主义力量不断增强的历史演进。冷战后大国关系的深刻调整。多个力量中心的形成，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的增强和国际地位提升，不仅表明多极化趋势正在加速发展，而且预示着“极少数大国和大国集团垄断世界事务、支配其他国家命运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始终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世界多极化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霸权主义危害，但它在一定条件下对霸权主义构成制约。因此，我们提倡促进世界多极化的目的，就是联合世界各种力量，反对美国企图独霸世界的霸权战略，实现和平与发展这一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标。这一主张顺应了“时代进步的要求，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安全。”

世界多极化是当前世界力量对比的客观反映，是当今大多数国家所追求的世界发展趋势，也是不可阻抑的发展潮流。因此，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应尊重世界多样性并倡导世界发展多样化模式。

由于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日益加深，“俱荣”和“俱损”效应愈加明显，因而需要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通力合作。实现这种合作需要各国之间的尊重，尊重各国和各国人民的意愿和利益。这是当前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重要基础。为此，各国之间能够实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开展平等互利合作的前提是要在思想观念上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就应该尊重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和意愿，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及权力，任何国家都不得干涉别国的内政，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参与国际事务；国家之间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友好合作；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和争端，应当遵照联合国和国际法准则，通过和平协商方式解决，不得诉诸武力或以武力威胁。这一主张同肆意干涉别国内政，企图建立一统天下的单极世界和强权政治是根本对立的。

21世纪既是一个多样性的世界，又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正是由于世界的多样性才带来了世界各国合作的可能性，只有承认并正确对待这种多样性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我们承认，并维护世界的多样性，在国际关系中就是必须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倡导发展模式多样化。针对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企图建立以他们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为目标的霸权主义行径，明确地指出：“不顾当代世界丰富多彩的客观实际，企图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动辄以孤立、制裁相威胁，这种霸道行为只能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凭借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他国贫困落后的基础上是不得人心的。企图包揽世界事务，主宰别国人民命运的做法越来越不行了。”[]因此，世界各国有权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前进方向。其他国家无权干涉。世界多样性与发展模式多样化有利于阻抑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其二，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必须积极面对和推进经济全球化。20世纪9o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相互渗透日益加深，国际合作与竞争空前广泛和激烈，世界各国越来越感受到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而带来的影响，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怎样面对全球化并做出选择已成为各国领导人当前不能回避的重大课题。由于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以及科学技术进步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它有利于促进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并将为世界经济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因此，在当今开放的世界中，任何国家都不能回避这一趋势而脱离世界经济孤立地生存和发展。实现现代化和信息化必须面对并融入全球化。

当今世界，“经济因素的作用不断加强，以科技和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主导因素。” “经济优先已成为世界潮流……当前对每个国家来说，悠悠万事，唯经济发展为大。”这些论述是对当前世界各国发展方向的一个准确概括。两极格局瓦解后，各国为了在多极化趋势中占据一席或在国际竞争中赢利主动，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发展本国的科技和经济上。发展科技和经济已成为各国增强综合国力的主要手段和途径。经济全球化能使参与其中的国家，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经济的发展。这里，我们在承认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和肯定它对各国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的同时。还要认识到它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会给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一系列条件和机遇，但也会带来不同程度的风险。如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要受到主要是按发达国家意志制订的国际规则的约束；开放本国市场，会致使外国商品涌入，冲击民族工业；外资比例过大可能会使国家经济命脉被跨国公司或国际经济组织所控制等。尽管如此，由于经济全球化是各国家、各民族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的现实和发展趋势，所以，只有积极地面对和参与并努力有所作为是各国明智的选择，“闭关锁国”是没有出路的。

其三，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应积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对国际关系本质的一种认识，不同时期的国际关系有着不同的本质。自从形成近代民族国家后，产生了今天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然而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列强争霸，并不具有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本质特征。二战后，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第三世界的崛起和国际争霸斗争的兴起，国际关系民主化开始显现。尤其是冷战结柬以后，“各国人民都渴望世界持久和平，渴望过上稳定安宁的生活，渴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渴望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渴望促进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而且国际关系民主化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针锋相对的。国际关系民主化。就是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作主，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各国平等协商，在事关世界和地区和平的重大问题上，应该按照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通过协商谈判和平解决，全球性的挑战，如恐怖主义要由各国合作应对。而霸权主义则是恃强凌弱，干涉和侵略他国，垄断国际事务。因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要障碍。面对这一趋势和愿望。世界各国应努力适应这一历史潮流，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因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实现，将更加有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三、“和平与发展”论断为世界各国制定大政方针和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世界经济形势论文篇（9）

经济全球化理论在西方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时期。在过去两百多年的岁月里，各主要流派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对经济全球化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根据它们不同时期、不同性质、不同内容归纳为以下几种流派:

1.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理论

(1)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的经济全球化思想。我们可从马恩(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简称，下同)1845年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分析、表述“世界历史”的定义与特征里看出马克思对经济全球化的最初理解。他说:“……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使贫困、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会重新开始争取生活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其次，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在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替代。……”(1)恩格斯在其著作《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个国家的事变的影响。”(2)由此可见，最初，马克思把经济全球化寓于“世界历史”之中，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各国人民的普遍交往、彼此紧密联系是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恩格斯则认为，资本主义大工业是导致经济全球化的根本诱因，经济全球化的最根本内容和基础是以世界市场为纽带的世界性的物质生产和消费。1848年，马恩在其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又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与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3)可见，在马恩看来，只有在各地区、各民族广泛分工的基础上形成世界市场，才意味着从根本上消灭了各地区、各民族相对孤立的发展状态，从而最终形成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统一的世界市场。同时，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其他方面的交往必然也随之发展起来。由此可见，马恩在这里认识到了经济全球化与民族问题、国际分工的关系，并意识到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非经济影响。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特别指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界经济所显示出的资本全球化的特征是“寻求国外市场”，批判了民粹派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无力维持下去的观点。他说:“对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商品输出。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4)他还指出，资本主义早已造就了世界市场，将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联接成统一的经济整体。从以上论述看出，马恩不仅找到了经济全球化执行主体——跨国公司，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的具体运行方式:生产全球化和资本运作全球化(商品资本、借贷资本、产业资本的全球化)，而且还指出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是对利润的追求以及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工业的影响。

(2)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思想。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发展的新特点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相联系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形成，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巴兰在其《增长的政治分析》中认为，不发达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是外来资本主义的渗透(即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它一方面攫取了很大一部分生产剩余，为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外来的破坏性竞争摧跨了发展中国家幼稚的民族工业。沙米尔.阿明在其《世界规模的积累》、《不平等的发展》等著作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对外扩张问题。他认为资本对外扩张的原因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心”(宗主国)的结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它仅包含一种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二个特征是资本积累过程基本上是在宗主国内地产生的，竞争使得内地的利润率下降，使资本不得不寻求距离“中心”越来越远的市场。伊曼努尔在其著作《不平等交换:贸易帝国主义》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生产价格形成问题，论证了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剥削欠发达国家。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伯克特在其题为《第三世界的金融限制和金融自由化:对新古典发展理论的批判》一文中指出，历史地看，全球范围内资本积累的不平衡发展限制了第三世界的工业化，从而妨碍了第三世界国家金融的自由发展，也导致这些国家颁布限制利率的政策。第三世界国家的金融发展及其政策其实是受它们各自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决定的。帕洛依克斯在其《世界范围的资本扩张》、《资本的国际化和社会资本循环》等著作中指出资本的国际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指商品资本被国际化，这引起世界市场的出现。第二阶段是货币资本循环被国际化，资本被迅速积累。第三阶段是生产资本的国际化，引起了跨国公司的产生和发展。

(3)新马克思主义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S.Amin、A.Callinicos和S.Gill是该流派的代表。该流派的主要观点是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就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帝国主义化，他们认为今天的全球化代表了反动的全球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胜利(Callinicos，1994)，其结果必然是不公平、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贫富两极分化，当今各国政府已经沦为国际垄断资本的人(Gill，1995)。所以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西方文明(西方体制、西方观念等)的全球性扩张(Amin，19%)。

世界经济形势论文篇（10）

摘　要：马克思虽然没有一部关于国际经济贸易的理论著作，但他对国际贸易、国际分工、世界市场、对外开放，特别是对国际价值、对外贸易政策等重要思想的概括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国际经济贸易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深刻地理解和掌握这一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国际经济贸易理论；国际分工；世界市场

中图分类号：A811；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5）04－0032－03

收稿日期：2015-02-2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非股权安排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影响及政策研究”（12BGJ039）；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13YJC790086）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周经（1982-），安徽舒城人，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贸易理论与对外投资研究；李勇刚（1980-），广西桂林人，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城市经济学研究。

马克思的国际经济贸易理论，散见在他的多部著作中，他对国际贸易、国际分工、世界市场、对外开放, 特别是对国际价值、对外贸易政策等重要思想深刻、全面的阐述，是马克思主义国际经济贸易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深刻地理解和掌握这一理论体系，对于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国际经济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非常重视国际经济贸易理论的研究，他的国际经济贸易理论散见于他的多部著作当中，主要由国际价值理论，对外贸易政策等理论构成。

（一）国际贸易、国际分工、世界市场与国际价值理论

1.国际贸易。马克思认为，国际贸易是人类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首先，国际贸易是工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本、丰富的劳动力以及广阔的海外市场。“世界贸易则是大机器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1](P448)当然，国际贸易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结果。其次，国际贸易使对外贸易交换国能够获取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比较利益。发达国家由于生产技术先进和劳动生产率较高，其出口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会高于该产品的国内市场价格，从而取得自己的比较利益。而发展中国家虽然劳动生产率低和生产技术落后，但如果进口自己资源匮乏和生产成本高的产品，生产和出口自己具有一定优势的产品，也可以取得自己的比较利益。第三，国际贸易可以使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比例协调起来。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经济发展国际化的趋向不断进入新的阶段，各国的资源通过国际经济贸易活动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世界各国都可以通过商品及服务的对外贸易来调节本国国内市场的商品及服务的供求，满足社会生产和消费的需求，改善社会经济结构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

2.国际分工。马克思对国际分工没有做出明确的定义。马克思认为，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看，自然条件因素、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和科学技术水平是产生商品生产和消费的国际分工的原因，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正是从自然条件因素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分析了国际分工形成的原因。国际分工能节约社会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给参加的双方都带来好处，进一步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但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扩大。在旧的国际分工模式下，商品流向基本上是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原材料等商品，发展中国家则从发达国家进口工业产品和服务，发展中国家要充分利用本国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优势，使自己在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取得更多的利益。

3.世界市场。马克思认为，国际贸易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也为其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资本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延伸。资本的逐利本性，导致国内市场已无法满足其扩张的需要，迫切要求突破国界，加强与各个国家的经济联系与交往，开拓了广阔的市场。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集结在一起，先进的交换工具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市场包括的范围很广，不只是单一的商品市场，也已经形成了货币资本、服务市场。世界市场对世界经济的繁荣具有巨大的作用，世界市场加强了各国之间经济、科学和文化等方面的交往，将世界各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因而推动了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4.国际价值理论。商品的价值是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在国际贸易中，一国商品的个别价值成为国别价值，该国商品的社会价值成为国际价值。国际价值是各国是在世界市场的商品交换中形成的，不是由某个国家的平均劳动时间决定，而是如马克思所说，国际价值量是由“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2](P614)决定的。由于世界各个国家劳动生产率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因而各个国家生产同种单位商品具有不同的国别价值量。国际价值实质上就是世界市场内商品进行交换的市场价值。在世界市场中，商品交换同样遵循价值规律，国际价值的实现同样要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任何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在进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时，表面上看来是公平的，双方都能得到好处，但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劳动生产率高的国家得到的利益更多一些。

（二）对外开放、利用外资与国际经济贸易政策

1.对外开放与利用外资。国家之间必须积极对外开放，才可能充分利用全球的物质和精神资源，享有整个人类社会进步的利益。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交往必然会推动各国之间的科学文化交流。正如邓小平所说，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一个国家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在实行对外开放中，要注意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要对投资方向加强引导，使外商的投资向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转移，更好地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2.国际经济贸易政策。马克思的国际经济贸易政策包括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理论。在世界市场中，每个国家只有采取符合国情的国际经济贸易政策，才能迅速推进该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19世纪初的德国，通过实行适时的保护贸易政策，迅速赶上了英、法等发达国家。后起的新加坡等国都是通过用符合国情的国际经济贸易政策，使国家走上了富强之路。贸易保护政策在给一国带来经济社会利益的同时，也会使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失。一国的贸易政策必须同该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以后，以保护贸易政策为主就应适时的转向以自由贸易政策为主。自由贸易政策在本质上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更能发挥出提高市场经济运行效率的功能，如马克思所说，“自由贸易扩大了生产力”。[3](P451-452)马克思指出一国实行哪一种贸易政策，不能脱离本国的国情，必须以自己国家的情况作为客观依据，要根据形势及时调整和改变对外贸易政策。

二、马克思国际经济贸易理论的现实意义

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我们不仅要学会管理国内经济的本领，也要学会对外经济贸易的本领。掌握马克思国际经济贸易理论的科学体系，对促进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国际分工理论。马克思关于国际分工的理论，启示我们要利用国际分工大发展的契机，加快企业改制和工业结构调整步伐，在扩大出口的基础上，加快对西方国家先进科学技术的学习和引进力度，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高新技术产业。马克思认为，要改变不利的国际分工地位，就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使自己在国际分工和国际商品交换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当前国际分工日益深化和细化，特别是全球价值链的兴起对中国的产业分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中国的跨国公司可以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利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区位优势来统筹产品内不同工序间的价值转移和价值创造，从根本上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竞争中的分工地位。

2.国际价值理论。马克思创立的国际价值理论显示着越来越旺盛的生命力和越来越强的现实意义。 首先，国际价值理论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理论武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本质上是商品(包括服务)交换关系，国际经济秩序也就是世界市场的交换秩序。在市场经济中，价值规律发挥着调节、刺激、分配和分化等诸多作用，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世界市场没有国界的限制，价值规律起作用也没有国界的限制，世界市场上交换双方要按照国际价值量进行等价交换。我们现在要建立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就是在国际价值规律基础上的正常的国际商品等价交换秩序。[4]其次，国际价值理论是我国走向贸易强国的指路明灯。我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仍然不是贸易强国。我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关键是基于科技之上的劳动生产率水平的迅速提高。第三，国际价值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创新的重要指针，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为指导的理论创新。目前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应为：（1）区域价值问题。世界市场中的区域集团化可能使国际价值形成区域价值。（2）价值的国际间转移问题。跨国公司在世界市场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国际间的价值转移上充当了举足轻重的角色。（3）高科技劳动创造价值的问题。二战以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新的劳动形式不断涌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值得重新研究的重要问题。

3.对外开放与外资利用。马克思关于对外开放与利用外资的思想，启发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的状况和中国的国情，在新形势下发展了马克思的对外开放思想，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党的十八届三种全会明确提出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作为今后一段时期内经济工作的核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一系列重大政策的出台成为深化对外开放的关键举措。当然利用外资的思路也要及时转变，要紧密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灵活应对，既要吸引外资又要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有机结合起来，从而集聚新形势下对外开放新能量。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是对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的深刻总结，是生产社会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是对中国发展历史的深刻总结。[5]邓小平十分重视对外开放的问题，多次论述了对外开放的重要性。认为，在实行对外开放中，必须利用好外国资金，处理好利用外资与发展民族经济之间的关系，利用外资可以扩大我国同各国之间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要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合理引导外资投向，重点是农业综合开发和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的重点建设项目。邓小平提出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是实现经济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国际经济贸易理论。马克思的国际经济贸易理论是一个科学、开放的体系，它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对外经济贸易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是因为它对于现实的深刻揭示和对未来道路的明确启示。马克思认为，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的国家可通过自身俱有的比较优势在对外贸易中获取利益。我国对外贸易战略是充分利用本国在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方面的优势，集中力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力图获得更多的比较利益。这种对外贸易战略，使我国避免了单纯实行进口代替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所出现的国际收支严重失衡的恶果，外汇收入增加，促进了劳动力就业，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这种对外贸易模式很难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市场竞争力，不断扩大的出口使我们对外打开了国际市场，过度依赖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品，导致外贸结构畸形、贸易条件恶化。我们必须改变对外贸易战略，从“比较优势战略”转向“竞争优势战略”。在对外贸易中，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促进企业科技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在价格、技术和服务等方面获取竞争优势。具备充分竞争力的产品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的垄断性，由此可以获取更多的垄断利润。“竞争优势”既可能依赖于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也可以凭借科技水平来创造，即使整体生产能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完全可以凭借技术创新在某些方面获取竞争优势。“竞争优势”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国际经济贸易提供了理论依据。[5]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