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论文篇（1）

华夏中心观作为一种文化世界观，一种植根于中国悠久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鸦片战争后面对着不同以往的世界史观，当时的学人的思想如何转变，后来研究这段历史的史家又是怎样看待西方与中国的呢?

一、身临其境的当事人们的世界历史观

鸦片战争是被中外学者公认的影响中国历史的一件大事，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也有学者认为鸦片战争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它也不会一刀切地把中国社会划成两段：传统与近代。但是鸦片战争对于当时的学人思想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给当时的学人造成的一个共同的影响就是：震动与吃惊，都认为这是千年未有之变局。欧美的世界概念开始内化为中国人自身的概念，从而引发了正统史观的重要基石“天下观”的解体。所以学人们开始将视野扩大到域外史地。其中以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为代表。他们以封建时代的国别史代替一统时期附着于正史的“四裔传”，尽可能详尽记载诸多国家的地理、风俗、历史等情况，同传统的史学观念和体例相比已经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尚未摆脱传统的天下观念，仍以中土自居，视五洲之国为海国。

甲午战败后，知识界迫切需要深入了解世界，开始注重世界历史书籍的译介和传播。随着留学日本学生不断增多，特别是康梁等维新人士流亡日本后，大量阅读日本转译或编著的史学著作。西方的世界历史观念进入晚清学人的视野，并成为其著作中明确讨论的内容。而在这方面他们也深受日本历世界史观的影响。明治早期，日本史家在世界史编纂形式上采用“欧洲中心论”，他们认为：1、世界史不是国别史的汇集，而是人类整体的历史；2、目前的最高文明即为西洋文明，在一定阶段内代表着人类发展的潮流和趋向，因而日本要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目前的世界史著作应以西洋史为中心；3、最高文明是相对的，并非固定不变的，较高文明的出现始于各地区、民族之间的碰撞与交流，随着东方卷入西洋文明的风潮之中，与固有文明相融合，未来的世界史未必不能以东方为中心。至19世纪90年代，明治维新已经取得重大进步，有些日本史学家遂渴望摆脱西方世界史中没有日本地位的状况。他们通过东洋史的构建，开始反对“以西洋史为世界史”的叙述方式，世界历史不再是西方文化的一元单线进步，而是西洋文化、东洋文化长时期内的各自独立成长和直至近代的交融，强调将西洋史、东洋史并行列入世界历史。在上述世界历史观念、东洋史学悄然兴盛时，梁启超将传统的春秋三世说认为“东西合编的世界史”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世界史。

概言之，面对急剧变迁的世界政治格局，晚清学人从传统史学的内在理路出发，重新挖掘出国别体以记载外史，表现出通过历史了解外部世界的强烈渴望，但是并未产生将中国历史纳人人类整体发展史的意识。甲午战后，面对明治日本诸种并存的“世界历史”观念，晚清学人呈现出复杂而矛盾的心态，既接受西方“文明史”的一元进步论、阶段论，又质疑“以西方史为世界史”的西方编纂方式；既承认在东西方文明、中日之间的竞争中暂时落后，又在“东洋史学”中寻求中心位置；既痛斥西洋世界史的意识形态意义，又不深究东洋史学中的同样意味。

二、现代史学家们的历史观

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学科兴起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蒋廷黻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深受早期西方学者的影响，同时又强烈地影响到后来西方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他辑录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和撰写的《中国近代史》等著述而受到学术界的注目。

蒋廷黻对现代中国史学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是中国少数近代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而且在于为起步不久的近代史研究建构了一个可参考的分析框架与通史体系。蒋廷黻多次谈到他对中国近代史的理解。他认为，(1)近代史是世界史，中国近代史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外交史为主体；(2)近代史是全世界的欧化史，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华民族近代化的历史，也即是中华民族接受欧洲近代文化的历史。这两点是蒋廷黻对中国近代史所持的两个基本观点，也是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两个基本前提和预设。他认为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蒋廷黻还认为近代史就是欧化史，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只有接受欧洲文化，才有出路，这是近代史的铁律。由此出发，蒋廷黻就从接受欧洲文化是否自觉，欧化的程度是否彻底来评价中国的近代史。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政治哲学都是中国近代化的阻碍，近代的中国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自强运动的领袖们虽然在接受欧洲文化方面向前走了好几步，但是他们不彻底，所以他们仍然不能救国救民族他们的失败就是我们文化的失败，我们批评他们，就是批评我们的文化。

就如沈渭滨先生所言：如果对我们最近20年的近代史研究稍加回顾，就会惊讶地发现，我们正在致力于蒋廷黻提出的近代化研究，而且大部分研究在不同程度上重复蒋廷黻早在60年前建构的话语，乃至使用他那套分析框架。三、美国汉学界的近代史研究

可以说，对国内近代史学界而言，80年代以来的外部影响莫过于美国了。战后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在70年代前受费正清与列文森等人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循环往复，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只有经过19世纪中叶西方冲击之后才发生剧变，向近代社会演变。但美国史学经过1964—1974年越南战争至水门事件后，部分对美国与西方文明的精神价值发生了根本动摇，对西方近代历史发展的整个道路与方向产生了怀疑，从而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以西方为出发点之模式提出挑战，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精辟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多学科协作研究。

柯文在他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对美国的汉学研究作了梳理和反思，在这本书中对三种模式的西方中心模式进行了批判：

第一种模式是冲击一回应模式，这种认为在19世纪中国历史发展占主导作用的因素或主要线索是西方入侵解释这段历史可采用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这一公式，从而夸大了西方冲击的历史作用。柯文认为冲击回应取向对晚清历史虽然可以说明某些问题。但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冲击回应论谈到西方冲击是人们往往忽视近代西方本身就带有扑朔迷离，自相矛盾的性质。柯文还认为史家容易堕入的陷阱是在讨论“中国回应时往往过分抽象化。中国在地理上横跨整个大陆，在种族、语言和地区上变异甚多，极为复杂。所以柯文认为”中国回应这个词最多只是一个代表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境的简化符号而已。

第二种模式是传统一近代模式，认为中国近代史在西方入侵前停滞不前，只能在传统模式中循环往复或产生微小的变化只有等待西方猛击一掌，然后才能沿着西方已走过的道路向近代社会前进。柯文认为这种模式的问题之一是这种两分法迫使我们对现实只能严格地按两极来划分，排除任何中间的可能。第二个问题是假设在一定的社会中，花费在成对两极因素身上的能量是固定不变的，因此社会能量向一极流动，就要求相应减少向他极流动的能量。第三个问题是传统近代模式采用整齐匀称的概念来描绘和解释根本上不匀称的现实。

世界史论文篇（2）

进入90年代以来，高考命题的改革和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切实加强了历史学科能力的考查。以世界近代史高考问答题为例，分析比较一下，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高考命题的趋势，也有助于把握中学历史教学改革的方向。

1979年试题：“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后果如何？”1983年试题：“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创立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答案基本上是教材原文，按点记分。考查的范围仅限于教材的一章。均是浅层次、低要求的叙述题，只考查了知识的记忆能力。

1989年试题：“根据美国独立后到内战前，内战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初期的主要史实，说明美国是怎样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大国的？”1990年试题：“结合13世纪至20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分析英国议会和政党政治的变化。”高考命题出现“大跨度、高概括”的特点。命题向考查思维能力为主过渡，命题改革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进入90年代以来，在继续保持“大跨度、高概括”优点的同时，出现了提供新材料，创设新情景的问答题，如1991年试题“以英法关系”论证帕默斯顿名言的材料论证题。

近二年则进一步出现理论性问答题。如1993年试题：“简述工业革命的后果，并据此指出19世纪70年代以前在政治领域内世界上有哪三股进步的历史潮流，从中各举出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试题注重考查审题能力和理解能力。考生由于审题能力差，不理解题中“19世纪70年代以前”和“据此”二字的暗示，把三次工业革命的后果或工业革命前发生的历史事件全答上了。命题对考查学生的思维能力、判断能力有很强的区分度。试题在考查学生理解能力方面也颇具特色，试题范围涉及教材第七章至第十五章的重大历史事件；概念涉及对“世界政治领域的进步历史潮流”含义的理解及其与工业革命的因果联系。对考生的理论素养要求是很高的。

1994年试题：“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曾预言，新革命高潮很快还会到来，无产阶级将获得最终胜利。但是，1895年恩格斯又写道：”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方式的程度‘。试结合19世纪50、60年代欧洲大陆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基本原因和性质，阐述对恩格斯这一结论的理解。恩格斯观察历史的着眼点是什么？对原先的结论进行修正，说明了什么？“这一命题是几年来对《历史科考试说明》能力要求体现得最充分也是对史论要求最高的一次。

不但要求考生知道一些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还要运用这些观点去认识历史现象，并用史实论证、辨析观点的正误。试题在转述了马、恩预言及恩格斯修正自己预言的言论，接着一连三问，首先要求分析19世纪50、60年代欧洲大陆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因和性质，并根据这一分析判断恩格斯的结论是否正确；第二、指出恩格斯观察历史主要着眼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即恩格斯修正原先结论的根据；第三、要求对恩格斯修正原先结论认识的总结，说明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评论的对象又是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马、恩的言论，渗透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教育及要求以发展的观点看待马克思主义。这正是我们在新在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所需要的。

上述分析表明：历史科高考命题改革，问答题已由一般──综合──情境──理论，这种发展向人们昭示“对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已由以考查记忆能力为主发展到以考查思维能力为主”。这种变化是中学历史教学改革深化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又必然推动中学历史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对高中世界近代史教学来说，以下几方面尤为重要。

一、世界近代史教学要加强历史知识结构的教学，建立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主体的历史系统，使学生在处理具体问题时，能正确地在立体系统中实现知识定位和思维定向，从而有效地避免学生割裂历史联系，孤立地掌握历史知识和分析历史问题的现象。

世界近代史自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起至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止，主要内容是资本主义发展史.它以1871年巴黎公社为界，分为自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两个时期。资本主义发展史、国际工运史、民族解放运动史三条互为因果的线索构成世界近代史的知识框架。另外，由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争霸斗争及其经济政治实力的消长，导致国际关系政治格局的变化。其知识结构从时序角度可划分为“两期”、“四段”：从内容性质的角度可划为“四线”；从主线角度分析是英、美、法、俄、日、德、意七国发展史。可采用序言课和图示教学法，使学生掌握世界近代史的知识框架。

世界近代史知识结构教学，要从宏观的角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客观的全面的科学分析，以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成长，要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意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和新生事物成长的曲折性；美国独立战争的正义性；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人民性。正是由于新兴资本主义制度促成了工业革命的产生，促使资本主义飞跃发展，促使60年代美国内战和俄、日、德、意资产阶级改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终于在世界范围内胜利确立。这样分析有利于吸取资本主义进步的、合理的“一切文明成果”，发展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用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兴起是合乎规律性的历史过程。

同时，要着重揭露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掠夺罪行。资本帝国主义对亚、非、拉美地区的殖民掠夺和奴役，造成亚、非、拉美反殖、反帝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帝国主义争夺殖民霸权和瓜分世界的斗争，给人类带来了灾难。

其次，要进行专题历史系统归纳、分析、比较，确定类似历史现象的同异点。

二、依据《教学大纲》和《考试说明》紧扣教材，加强理论教学。1995年国家教委考试中心公布的《考试说明》，在历史学科的九条能力要求中，对基本理论的考查要求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即“初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历史现象和历史事物的本质，阐述历史发展的规律。”进行基本理论教学，要紧扣教材，“寓论于史”，在“高、深、新”上下功夫，交给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如：要求回答“英美法俄日德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分为几种类型？各有何特点？”（英美法通过暴力革命，俄日德意通过改良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止于此，只能说是知识的分析对比，如进而点明历史规律中“渐进与飞跃”构成历史多样性的发展过程，就交给了学生科学的历史观。再如：“1794──1814年法国”一节教材，涉及马克思主义“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的观点。

世界史论文篇（3）

11届3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彻底结束了十年推行的“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错误路线，开始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来思考和实践中国发展问题。刚刚结束，邓小平同志作出了意义重大的拨乱反正。变“宁要社会主义一根草，不要资本主义一棵苗”为“要利用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变“狭隘的民族自大心理”为“宽广的世界历史的眼光”。在他看来，中国的发展需要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但更重要的是,要从世界历史进程看中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出民族发展的“差距”和“落后”之处；才能引发改革开放的紧迫感和现代化发展目标的拟定。

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家、战略家,邓小平同志始终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以开阔的眼界观察世界,以博大的胸怀容纳世界,既从中国看世界，更从世界看中国。1978年9月，他语重心长地指出：“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现在在世界上我们算贫困的国家，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属于比较不发达的那部分。”[1]同年，又指出，“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中国“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10年了，可能是20年、30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50年。”正因为如此，“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2]他多次告诫全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把握世界性与民族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3]他强调,作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一个“最根本的要求”是,“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学会从宏观全局的角度把握当代世界发展的客观态势,敏锐地捕捉时展的新潮流。

二、为什么要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来思考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问题呢？本世纪世界历史的发展为我们揭示了如此深刻的道理：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直接关系到每个民族或国家能否发展、如何发展的大问题。德国著名哲学家费希特早在1799年《人的使命》一书中,曾把未来的世界表述为一种人类普遍交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民族的发展没有停顿和倒退,也无须等待其他民族的推动,所有的民族都以统一的步伐,建构着共同的世界文明。的确,从交往的特征来说,当代的历史似乎与费希特的“将来”相一致。今天,人类拥有着信息高速公路,我们能在极为短暂的时间内使地球上发生的某一重大事件达到“立刻知晓”、“家喻户晓”的效果。可是,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不是在统一的水平上消除了停顿和倒退。有不少的国家和民族,它们甚至可以每天收看多频道的电视,但仍然把自己保留在一个传统、落后的生存空间里。这说明,民族历史的发展与世界历史的进程不是一个线性正比例关系,换言之,世界历史愈进化,民族历史的发展愈取决于该民族的实践主体对世界历史进程的自觉把握。

本世纪前50年人类几乎是在世界性战争中度过的。两次世界大战尽管带来了几千年文明成果几乎毁于一旦的悲剧,但却为后50年人类能够比较理智地行动注入了反思的“血液”。宾克莱在《理想的冲突》一书中指出：“人类因为学会了把拥有巨大能量的原子弹和氢弹用于摧毁的目的,他们便更加迫切地需要学会和平地生活在一起。”[4]这说明,人类已带着战争的伤痕,注意到世界整体观念和整体利益的发展问题。战后,不少民族和国家企盼着生产力的恢复、解放和发展,并着手对原有社会体制和结构实现自觉的转型。历史开始由混沌的战争进入了社会自觉转型的大建设和大变革时代。人们发现,最先把握“自觉转型”这一世界历史进程的民族和国家,正是那些曾被战争的重负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人。生与死的本能直接迫使它们从战争的废墟中站立起来,重新设计、重新选择、重新变革、重新创造。

历史不允许没有悲剧的精神革命,历史却为那些勇于改革的民族与国家提供发展的机遇和富强的命运。战败后的日本,曾在1945年天皇的投降诏书中引用中国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之语，并号召整个民族要始终充满着危机感和变革意识。日本的政治家们在国会上大声疾呼：“要么饿死，要么勒紧腰带拼命干”。正因如此,日本瞄准世界经济变迁和产业阶梯转移的契机,致力于经济调整,实行经济转型,从而加快了战后经济恢复和现代化转型速度，以致成为今日世界经济强国。在麦迪森撰写的《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全球第一本经济定量大比较巨著）中记载：日本GDP指数从1945年143.2（美国317.9）上升为1994年3542.3（美国1139.6）。[5]人们还发现,战后西方经济虽然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大萧条,私人经济已无力再度勃兴,但却促使了资本主义国家着手经济体制改革观念的生成。在投入“自觉转型”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不少国家热衷于混合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从而加速了西方所有工业发达国家由自由放任政策向国有化、计划化、福利国家化和经济民主化转型的改革启动。托夫勒指出,西方社会20世纪下半叶所经历的转型,实质是一场“第二次工业革命”,[6]革命的目标已不是18、19世纪那种对封建主义自然经济的批判和对工业主义观念的弘扬,而是对工业主义的宣判和超越,对一种高技术与高情感相平衡的社会新体制的追求。

可以说,50年代至70年代,西方社会处在社会大转型的启动时期;自80年代起,社会转型进入深层结构大变动时期,如莫里斯·斯特朗所言,“是各种结构产生急剧变化”的时期。[7]集中表现为：产业结构的重心由工业向服务业转移；工业结构的重心由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尤其是信息产业转移。正是这种历史的大变革和大建设,西方经济至今仍处在不断发展和领先地位。更为重要的是,随着50年代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世界范围历史变革的浪潮不断地拍打着每个热心发展的民族和国家的海岸,这种告别传统的实践模式和生存模式,创构新的现代化或后现代化社会结构的历史客观进程,犹如强大的原子冲击波,在裂变着社会,瓦解着人的思想,震撼着一切有感觉神经和思维能力的生命体。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先后开始迈出大转型、大变革的步伐。社会学家们把此种性质的转型称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向异质多样性社会转变；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变。转变的实质是一场解放生产力的社会革命,即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双向选择中,打破以往一以贯之的传统社会结构和模式,并抓住由世界历史变革而派生的发展机遇,赶超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

人们清楚地看到：在这个大转型的时代,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出现跳跃或前进,社会获得突破性发展,大都取决于该民族或国家对世界历史进程的自觉把握。如六十年、七十年代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正是及时地把握了由世界新技术革命而引起的世界范围产业结构调整的历史进程,自觉转换原有的工业体制,变进口战略为出口战略,从而使得经济发展出现了快速增长的趋势。如韩国GDP指数（资料来源同上）1950年为184.9；1960年为333.4；1970年为723.8；1980年为606.2；1990年为3945.3。[8]而一个民族或国家突然落在时展的后面,也常常是因为没有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所导致。如我国时期,我们过多地注重国内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问题,盲目排外,闭关锁国,失去世界历史进程的比较眼光,其结果,丧失了发展的主动权,社会不但没有前进,反而倒退了。GDP指数（资料来源同上）1966年为250.5；1967年为241.3；1968年为232.5。[9]同样,任何一个尚处在落后的民族或国家,只要瞄准世界历史进程,及时调整发展战略,自觉推进社会变革和转型,它必将获得由弱变强、由贫变富的发展主动权。如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由于重视了世界发展的机遇,牢牢抓住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精神,以世界历史进程为坐标,制定了改革开放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使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果。GDP指数（资料来源同上）由1978年的429.6上升为1988年的946.7和1992年的1201.5。[10]

三、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之所以能够带来民族或国家的快速发展

从理论上说：20世纪人类的历史已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体化,决定了各民族和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历史的驱动;世界历史进程代表了当下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高度,一种趋势;把握了它,就会消除狭隘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自觉地加速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流动与融合,使民族或国家的发展获得“当代”的时间意义以及“世界”的空间意义。当代人的交往伴随着最先进的传媒工具,把历史定格在世界历史的方位时,人们越来越感到,必须结束那种传统的以本国为中心的思考方式和行动方式,在许多方面（当然不是一切方面）应当从整个地球和全人类的立场进行思考和行动。尤其是,世界新技术革命所引起的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全球经济朝一体化方向的发展。一方面,生产的高度智能化,大大提高了生产社会化、生产专业化及生产协作的水平,促使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从而加强和扩大了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为全球性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随着生产的高度智能化、社会化的迅速发展,许多国家大型企业的生产过程日益越出一国或数国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为一个劳动和生产协作的整体。如美国的波音747巨型飞机,就是通过6个国家近3000家企业的联合制作才问世的。[11]这种社会生产的日益国际化,使得各国的国民生产成为整个世界生产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说明,当今任何一个追求发展的民族或国家都应当明白如此道理：历史一旦进入世界历史,任何国家的发展都要受到国际大背景、大环境、大市场的制约,既然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是世界之网上的一个纽结,那么,它的每一步发展都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这个世界大网络的牵制。要想在世界民族之林站稳脚跟,就应当敞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大胆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科学,大胆地吸收和利用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不断增强介入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唯有这样,才能确保民族始终发展的主动权和命运。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从终极意义上说，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从具体过程上说，则是人类通过自身的智力进步，不断扩展生存交往的空间,冲破自然和社会的种种局限，从狭隘的民族历史走向广阔的世界历史的过程。世界历史概念在18世纪启蒙思想家那里开始受到重视。维科认为,历史过程的“世界性”是指它的普遍性,即一切民族所经过的相同历程。赫尔德将维科的观点作了进一步发展,指出,世界历史尽管体现为相互更替的各个民族的命运,但每一个民族的历史既是一个闭合的发展圆周,同时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链条上的一环。黑格尔进一步指出,世界历史是进步的,其本质特征乃是历史过程的内在否定性,各个民族历史的变革是世界历史辩证发展的内在否定性环节。事实上,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是同一基本事实的两种说法,是历史过程中两个方面——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性与多样性、进步与历史闭塞性的结合。因此,世界历史并不是一种单纯抽象的历史普遍性符号,也不是各个国家或地区历史流动的外部方面、外在特点等等的相似,而是指隐藏在各国家或地区历史性的外部多样性之后的人类历史一致性和整体性。它体现了人类历史已经以全世界的规模向前发展而不再是狭隘的区域生活的事实。马克思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12]

由此可见,世界历史乃是一种文明发展进程的量度,在发展的空间坐标上,各民族或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尽管参差不齐、不相一致,但这种高低的差别,是相对的、暂时的、可变的。然而,世界历史发展的生产力总体水平,总是在那些比较发达的民族和国家中取平均值。因此,世界历史进程意味着：一种代表着当下人类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先进水平或一定高度的文明成果。如马克思所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13]同时,它又是一种趋势,是世界历史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展开的“规律—趋势”;它又是一种尺度,体现着民族区域性过程的发展脱离其普世性“规律—趋势”的程度。马克思十分重视世界历史进程对不发达国家的示导性和牵引性。他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4]马克思在此,不是用西方工业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来规范其它后进国家的工业进程,而是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将已有的历史进程向其它国家显示的别无选择的方向和必经阶段作为参照系,以便让后进国家在认识本国历史转变的方向、性质等问题上,作出清醒、全面的考虑。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就是自觉加速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流动,它本质地反映了某一民族或国家的社会主体能动地架构社会变革,自觉推进社会进步的特征。所谓“自觉”,即适时地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作出客观审慎的评估;对本民族或国家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的认识;对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信心与能力的持有;用历史机遇的眼光来看待民族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积极引进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科技人才、科学技术知识和装备;主动实行社会体制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变革与创新等等,使自身发展接近或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对于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有着多方面的益处：

第一,它有助于瞄准发达国家一流的科学技术水平、生产力水平和管理水平,推进本民族或国家的社会改革和社会转型,转型的中轴乃是各民族或国家间生产力发展模式的比较与整合,是社会体制发展模型的世界范围的选择与优化。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创造优越的制度环境和条件。

第二,它有助于扩大民族交往的空间和内容,消除狭隘的地域观念、中心主义,不断地更新知识、更新思想、更新观念,大大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

第三,它有助于关注世界发展的各种新情况、新动向、新趋势,制定有利于民族或国家全面发展的大思路和大政策。第四,它有助于提供后进国家赶超发达国家最重要的契机和条件。总之,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可以使民族或国家不断走向繁荣昌盛;始终保持发展的主动权和前沿地位;确保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历史进步。四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对于当前深度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践，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在新世纪将要到来的时刻,我们面对着严峻的挑战,更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和大好机遇。”[15]把握世界历史进程,是我们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的关键。为此,有三点值得重视：

第一，自觉把握时展的脉搏和契机,增强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紧迫感。把握世界历史进程,也就是把握时展的脉搏和契机,它是新时期领导干部必备的素质之一。具备了它,有利于增强领导干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紧迫感,从而提高对时展应具有的高度敏锐性和洞察力。十五大前后发生的东南亚金融风波的冲击和影响，以及以高科技和知识经济为牵引的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持久浪潮已向我们表明，今后实际生活变动的剧烈性和深刻性将更加达到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面对着即将来临的新世纪种种难以预料的新情况、新问题；面对着我国现实改革每一步重大推进所出现的繁杂而又严峻的种种问题和考验，如果不从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的高度，来理解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意义，及时研究新情况，摸索新经验，总结新法则，就不可能开拓创新，战胜风险，不断前进。在领导工作中，也就必然导致视界的狭窄、方法的陈旧、能力的匮乏,最终会跟不上时展的潮流,窒息工作的活力,停止前进的步伐。一个对时代反映迟钝、感觉麻木的领导,不可能自觉开动思想机器,担负起党所赋予的重任；只有不断地改变不适应新的历史发展变化的观念和思想,我们才能在工作中拥有一切发展的主动权。

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说到底,其目的就是要让领导干部深层次地把握时代变化发展的本质,使自己的观念和思想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从而提高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所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党中央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都是以时展的本质,以及由变化而带来的各种周围内外部环境因素、条件改变的性状为根据的。不理解这个根据,就不可能深层次理解这些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同志反复强调,十五大报告是时代与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如果我们不自觉把握时展的脉搏和契机,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就不可能理解邓小平理论所蕴涵的时代精神；更不可能扛好这面旗,走好发展的路,在十五大提出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事业中,向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第二,要正确处理好“世情”与“国情”的关系。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必须紧紧扎根在中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不可只讲“世情”,不讲“国情”,离开本国实际来谈时展进程没有意义。我们要学会从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从活生生的而不是纯理念、纯概念出发来理解世界历史进程。把世界历史进程作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参照系,是为了在比较中加深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认识,把握自己特殊的历史国情,选择适合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而不是照搬、照抄别国的经验和模式。共性只有寓于个性之中才有发展的活力,吸纳“世情”要更多地注意我国发展的特殊性、个性。这是由我国的历史特点以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现实情况所决定的。把握中国特色,就是把握国情,把握了国情,才能依据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趋势,真正制定出切合本国实际的发展规划和目标;才能找出我国社会发展的薄弱点、发展不平衡性、发展的主客观因素、发展的内外部条件等;才能最大限度地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变革、历史创造的积极性。应当看到,“世情”与“国情”的相结合有着双向作用机制：一种是,通过世界进程对中国的影响,找出中国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距,在推行改革的实践中,实现一体化世界的内在统一性;另一种是,从中国国情看世界,找出中华民族应当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现实差距,通过发展和进步,从而对世界发挥积极的影响。当然,“世情”与“国情”相结合的关键,乃是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中国的发展问题。同志说得好：“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先进民族之林。”[16]所谓创新,就是要把世界发展的新知识、新技术、新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通过学习、吸收和消化,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产品、新技能、新经验。创新应当包括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组织创新、目标创新、战略创新等等。

第三,要正确处理好“差距”与“信心”的关系。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就是要找出本民族或国家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面对差距,如果我们缺乏正确的态度,就会产生悲观失望的心理。在世界文明发展的跑道上,各民族或国家之间发展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但不是不可改变的。从辩证的观点看,世界历史发展既有静态的不平衡性,又有动态的不平衡性。静态的不平衡反映了世界各国发展的现实差距,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动态的不平衡主要指发展速度的不平衡,它反映了世界各国发展差距的变动性和暂时性,也预示着后进国家具有赶上发达国家的可能性。有的同志仅仅从静态的不平衡来看待“差距”,缺乏赶超的信心,认为世界发展是一种平衡增长关系,落后国家奋力追赶,发达国家也不会停步,发展的差距主要由发展起步时间决定的。历史的事实却为我们树立了如此信心：没有永远先进的国家,也没有永远不变的世界格局。英国率先进行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但本世纪美国、德国、日本已赶超了它。中国刚刚进行改革之时,有人曾断言,中国半个世纪也赶不上美国,可是仅仅过去20年,就有一些发达国家开始谈论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第一还是第二的问题。不管语意用心如何,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缩小。这说明：差距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差距面前失去信心。只要有赶超的信心、决心和行动;有赶超的毅力、智慧和方法,世界上没有不可攀登的高峰。注释：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8、132－13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宾克莱：《理想的冲突》第5—6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5]、[8]、[9]、[10]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第104、110—111、110、110—111页，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6]托夫勒：《未来的冲击》第12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

[7]陆象淦:《发展: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全球问题》第5页，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11]罗建平等:《全球战略管理》第4页；上海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页。

世界史论文篇（4）

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哲学，强调绝对的思想和精神，但是黑格尔本人是著名的古典哲学家。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辩证法的含义，他的学说里面带有辩证法的成分，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并不是建立在客观的物质世界之上，因此他的辩证法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辩证法。黑格尔的哲学理念就是精神与主观意志的物质化，世界就是纯粹精神构造的存在。黑格尔在其著作中将世界历史等同于精神在时间中的发展，很显然这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思维方式。黑格尔这样定义的结果是将世界历史的形成原因归结为意志，从而使得世界成为一个相关联的整体。马克思在研究该问题的时候，有限地继承了前人的学说，但并不是全部复制或者全面批判，他承认这个命题的结果，但否认了前人对于过程的思考，而是以一种唯物主义哲学的角度去认识并解释世界历史的存在以及发展。可以说，两种世界历史理论只是在方法论上面产生了分歧，对于存在的基本事实都未加以否定。

(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实现了由黑格尔的纯粹唯心主义世界

历史理论到唯物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过渡黑格尔在最初就十分崇尚理性，所以他更加相信世界历史只是精神的延续，他认为通过观察能够得到一种合理的发展过程，而且认为这是必然的结果，现象与本质的统一，而这个过程的核心就是精神。马克思继承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时候，并没有继续从“绝对精神”的角度来分析，而是从实践，即物质的生产与交换的独特视角，利用唯物主义的思想来解释世界历史。也就是说，马克思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从物质的视角来证明思维的存在，正如马克思自己说的那样，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演变并非是某种思维的作用，而是由于物质世界的存在而产生的改变和进步。

(三)都承认世界历史不是简单的机械相加，而是有着内在联系的整体

黑格尔与马克思都承认世界历史并非是简单的数学之和。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不是历史书上写的那样纯粹和简单，它不是单纯的相加，世界历史是由个体组成的有机整体，这是哲学上所讲的世界历史。黑格尔本人对这种思维过程是深信不疑的，而且一直试图去说服他人来信奉自己的假设。而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整体关联性，并且表现在诸如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随着历史的前进，生产力一定会由于生产关系的进步而不断地得到提升，交通工具与传媒手段的发展都会将社会固有的矛盾凸现出来，而世界也将联系为一个整体。

二、哲学的基本争论与历史观的差异

(一)唯心主义哲学与唯物主义哲学的争论

说到底，黑格尔与马克思对于相同命题的不同解释来源于逻辑起点的不同，这是哲学上最普遍也是最基本的矛盾。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是“绝对精神”在现实世界的逻辑推演，缺乏物质基础，仅仅是一种精神上的运动。在他的著作《历史哲学》中，黑格尔提到“理性统治了世界，也同样统治了世界历史”观点，换句话说，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这个命题本身就包含了理性与精神，他还用举例的形式来说明这个问题。与他不同的是，马克思是从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诠释这个命题，认为世界历史并非是走了一个漫游的旅程，他觉得正是由于全球化的发展才让各个民族与地区联系了起来，从而形成了世界历史。因此，生产方式的演化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固有矛盾才是真正推动世界历史形成的内在力量。

(二)纯粹的精神无法改造世界，劳动创造了历史

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之所以形成是由于精神与观念的影响，他由精神世界去解释现实世界，认为行为或者世界历史的出现无非是精神的作用。是人民主观精神的必然结果，把世界历史看成是理性或精神的展开与实现，这实际上就是黑格尔用他惯有的那种唯心主义世界观的逻辑起点来对世界历史形成的原因做出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判定，同时这也是黑格尔论述世界历史理论的前提与出发点。马克思经过长期对于历史文献资料的研究发现，所谓精神创造改变了物质世界这种理论是不存在的，历史只是人们自我改造以及改造物质的过程而已，劳动作为组成人类社会的一项最基本特征，不仅是一种活动，更是构成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和整个历史的推动力，所以，宏观的来说，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差异在于哲学观念的最基本矛盾，微观的来说，就是“绝对精神”与“劳动生产”的对立。

(三)黑格尔拥护“欧洲中心论”的观点，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给予了否定

黑格尔无疑是欧洲哲学史上最伟大的辩证法思想家，但是其辩证法的主张并未完全被贯彻，重要的—个原因就在于他的“欧洲中心主义”。黑格尔认为世界精神起步于东方并向西经过小亚细亚到达希腊、罗马，最后达到日耳曼所在的西欧，从此迈进了充满活力、实现了客观真理与自由统一的成熟期。因此他虽然突破了以往狭隘的论调将世界各民族纳入一个整体来分析，将历史看成是一个整体，但是却把世界历史终结在了欧洲，认为日耳曼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这是典型的民族主义学说，意在抬高西方民族而贬低东方民族。而马克思利用唯物主义学说，从无产阶级的立场，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必然会通过无产阶级革命从而达到实现共产主义的目的。资本主义不论当时多么先进，它的弊端都很明显，最终会被更加先进的共产主义所代替。

世界史论文篇（5）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观点，对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动力机制的探讨也就成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但人们以往关注较多的是生产力与交往及其互动关系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作用和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而对资本的积极作用却关注不够。本文旨在对资本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积极作用进行深入探讨，并彰显其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世界历史与资本的本性

世界历史的形成，是资产阶级奔走全球各地的结果。那么，资产阶级为什么要拼命“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呢?马克思认为，这主要是由资本的本性决定的。“流通时间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限制；必要劳动时间的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的减少=剩余价值的减少：资本价值自行增值过程的障碍或限制。因此，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本性是无限制地攫取最大利润，为此，它必然要打破以往行会制度的限制和地方上的限制，使整个世界和所有生产方式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这种统治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民族社会内部，资本把任何劳动都变为雇佣劳动，并打破生产和交换上的一切行会限制和地方限制；另一方面，在国外，资本通过国际竞争来强行传播自己的生产方式，使世界上所有的生产方式都服从自己。马克思指出：“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随着资本的发展，国内市场必然会变得越来越小，以致成为资本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要实现资本的不断增值，资本家必定要突破国内市场而走向国际市场。为了实现上述目的，资本的本性可以说发挥得淋漓尽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虽然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了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资本事实上就是这样开创出世界历史的。

资本走向世界，开辟国际市场，最初是由商品流通领域开始的。随着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的不断渗透，生产的国际化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趋势，并且，生产的国际化最终战胜流通的国际化而在整个市场体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样，在生产国际化的带动下，各种经济因素也日益向国际化方向发展，最终使各国经济联成一个整体，形成世界市场总体。“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值得指出的是，资本的这种国际化扩张，在当代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日益显现出强劲的势头。以跨国公司为载体，资本已深入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领域。

资本开创世界历史的冲动完全是出于最大限度攫取剩余价值的贪婪本性，但是，当它这样做的时候，却不自觉地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强大力量。马克思从“普遍性”的角度看到了资本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认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不光创造出一个普遍的劳动体系，即剩余劳动体系，而且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这就必然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加快社会发展进程。因此，马克思讲：“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可以说，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还是世界历史的开拓，都是由资本的本性决定的，是资本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

二、世界历史与资本的形成、发展

马克思不仅从资本的本性上分析了世界历史的形成，而且从资本的形成、发展上考察了世界历史的形成。

最早的资本，出现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集中在城市的行会里面。这些城市的资本是自然形成的资本，它体现为住房、手工劳动工具和自然形成的世代相袭的主顾，由于交通和交换不发达，资本没有实现的可能，只好父传子、子传孙。这种资本不同于现代资本，它不是以货币来计算的(用货币来计算，资本体现为哪一种物品都是一样的)，而是与所有者的完全固定的劳动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完全不可分割的，因此，它是一种等级资本。这种等级资本，虽说是一种最初级的资本形式，但相对于旧的剥削方式来说，它毕竟还是一种新生事物。这种等级资本，总起来说，发挥作用的范围还是很有限的。它产生并生存于等级森严的行会之中，自然首先要受到行会制度的严重束缚，封建割据和行会的种种措施使得它的交往能力极其有限，同外部的交往不多，尤其是同本民族、本国家以外的交往更是微乎其微，各城市之间的联系很不密切。所以，等级资本不可能真正打破地方限制而建立起世界性的联系。但它确是朝着世界历史方向走出的第一步。随着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商业和生产发生了分离，商人阶级开始形成。“越过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而向前迈出的第一步，是受商人的出现所制约的，商人的资本一开始就是活动的，如果针对当时的情况来讲，可以说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随着商业往来集中在特殊阶级手里，随着商人所促成的同近郊以外地区的通商的扩大，于是在生产和商业之间也产生了相互作用。商人可以根据市场的预期变化来组织生产，因而促进了生产的专业化发展，同时，也扩大了生产内部的分工。城市彼此间发生了联系，新的劳动工具从一个城市运到另一个城市，生产和商业间的分工随即也引起各个城市间在生产上新的分工，在每一个城市中都有自己特殊的工业部门占着优势。商人资本的“活动”性又使交往不断冲破地域的限制，使民族交往、国家交往日益发展起来，“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

继商人资本之后，资本的又一跨越就是工场手工业的出现。相对于商人资本而言，工业资本是一种更高级的资本形式，能满足更大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工场手工业一出现，就吸收了大量自然形成的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活动资本的数量；同时，它还吸纳了大量力求摆脱行会控制的农民充实自己的劳动力资源，这样，工场手工业进一步促进了生产的发展。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增加和工场手工业的繁荣，各国之间开始了竞争，而且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残酷。这种竞争是通过战争、保护关税和各种禁令来进行的。工场手工业由于其本身的脆弱性，是不能离开保护的：“在国内市场上实行保护关税，在殖民地市场上实行垄断，而在国外市场上则尽量实行差别关税。本国生产的原料(英国的羊毛和亚麻，法国的丝)的加工受到鼓励，国内出产的原料(英国的羊毛)禁止输出，进口原料的(加工)仍受到歧视或压制(如棉花在英国)”。17世纪，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集中创造了大工业。大工业使竞争走向普遍化，它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成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资本集中。这样，大工业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的每个人的需要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它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人类开始步入世界历史时代。

综上所述，世界历史是伴随着资本的发展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等级资本到商人资本再到工业资本的形成，既是资本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

三、资本与世界市场

伴随着资本从等级资本到商人资本再到工业资本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5世纪末16世纪初到17世纪中叶：这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起步阶段。美洲新大陆的发现直接诱发了欧洲商业革命的爆发，加速了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移，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封建社会的母体中逐渐孕育成熟，由此开始了资产阶级开创新的世界市场的历史进程。为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明确指出：“15世纪末各种大发现造成新的世界市场”。“资本的现代生活史，是从16世纪现代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出现的时候开始的。”马克思认为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市场起步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它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逐渐取代传统的自然经济的过程中形成的

第二阶段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殖民地的开发所带来的巨大的商业利益，一方面促使那些商业和工场手工业比较发达的欧洲国家的商品生产超出本国市场的需求而以各殖民地为消费对象；另一方面引发了这些国家争夺、瓜分殖民地的斗争，并进而达到殖民地的垄断。这个时期的世界市场实际上已经在空间上扩展至全球范围，并以宗主国、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为基本格局。在这一阶段，欧洲一些主要的国家如英国、法国等相继爆发了工业革命，完成了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体现工业文明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终取代以农业文明为主导的自然经济，这不仅意味着欧洲这些工业国家的商品生产能力和输出能力全面增强，而且意味着整个世界市场被纳入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轨道。

至19世纪中叶，世界市场的发展达到了第三个阶段。1847年欧洲经济危机之后的工商业复苏，是新的工业时代的开端。工业和商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交通、通讯技术的变革，使资本的扩张获得了全新的技术手段，从而真正开始了“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过程，而“自1867年最近的一次普遍危机爆发以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交通工具的惊人发展，——远洋轮船、铁路、电报、苏伊士运河，——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显然，这时的世界市场与前一阶段相比，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有显著的跃进，商品和资本的输出无孔不入地冲击着世界各国的民族经济，并借助于政治和军事手段打破那些试图闭关锁国的国家的大门。自此，全球范围内没有哪个国家可以避开世界市场的牵制，经济全球化虽然尚未达到今天这样的深度和广度，但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世界市场标志着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全球化的开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不可能停留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资本的扩张本性决定了它一定要打破一切限制，而“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因此，“一般说来，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条件”。没有世界市场的建立和扩张，也就没有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没有世界历史的形成。

四、资本与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时代的主体作用

如果说没有资本的形成和发展，没有世界市场的建立和扩张，就没有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没有世界历史的形成，那么，没有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时代的主体作用，也就没有世界历史的形成。马克思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资产阶级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作了客观评价。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具体表现在：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空前的生产力总量，而发达的生产力正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物质前提。“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第二，由于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而且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消除了以往各民族之间的孤立隔绝状态，迫使落后国家的民族不自觉地加入了世界历史进程。它在亚洲等落后社会造成“惟一的一次社会革命”，这对于表现不出历史首创精神的落后地区不能不起历史进步作用，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世界成为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

第三，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根本问题即人自身的解放和全面发展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已提上历史日程，因为“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人由对人的依赖状态发展到人的独立性状态。资本主义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在人身上的各种依附关系，人成为人身自由的个人。虽然个人不免受到各种物质关系的制约，尤其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制约，但人的主体价值终究随着科学技术进步、人对自然力量的征服而宏扬出来。

世界史论文篇（6）

在台港和海外，已有一些先行者着手从事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建设工作。如新加坡 文学史家方修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利用莱佛士博物馆捐赠的一批战前报纸合订本，编 写了三卷本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并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十大卷的《马 华新文学大系》，完成了“马华文化建设的一个浩大工程”。又如“香港新文学史的拓 荒人”卢玮銮教授，数十年来致力于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她利用十年时间，整 理出1937年至1950年间约三百位在港中国文化人的资料，以及《立报·言林》《星岛日 报·星座》《大公报·文艺》的目录、索引。正如她自己所指出：“这些原始资料的整 理，可为将来香港文学史的编纂提供方便，也直接帮助厘清了许多错误观念。”(注： 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69、74页。)20世纪90年代以来，卢玮銮教授还与郑树森、黄继持教授合 作，选编出版了“香港文化研究丛书”(包括《香港文学大事年表(1948～1969)》《香 港文学资料册(1948～1969)》《香港小说选(1948～1969)》《香港散文选(1948～1969) 》和《香港新诗选(1948～1969)》(五册)《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早期香港新文学 作品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等。这些 珍贵资料的汇编出版，填补了香港文学史料上的一些空白，其意义自然非同寻常。

大陆学人和出版机构也有不少相当重视世界华文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出版过一 些史料性图书，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包括小说卷、 散文卷、诗歌卷、戏剧卷、电影文学卷、报导文学卷和文论卷；鹭江出版社的《东南亚 华文文学大系》(50册)，收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五国当代 50位华文作家的代表作品；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词典》；花城出 版社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词典》；四川大学出版社的《刘以鬯研究专集》；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阅读陶然》等。而且，大陆学者从事史料工作也有自己的优势。厦 门大学朱双一研究员就曾利用国内各大图书馆的书刊，在寻找余光中、王梦鸥、姚一苇 等人早年作品方面，取得许多重要收获，获得一批珍贵史料。尤其是他抢救性地发掘出 姚一苇抗战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品，避免了遗珠之憾。

由于世界华文文学资料相对不易搜集，因此，对于已有的材料，研究者也要避免“捡 到篮子都是菜”的弊端。任何材料，从发掘出来到成为准确可靠的史料，都还有一系列 鉴别整理的工作。被学界公认“为学精细，长于考证”的汪毅夫研究员，在这方面取得 了突出的成就。他在总结自己的治学心得时说过：“我从文献、也从口碑，从馆藏、也 从民间收藏的文献收集史料，并以冷静的态度辨别、鉴定，发现了颇多似不起眼而很可 说明问题的史料。我还收集一批实物和图片，亦常于冷僻处发现其史料价值。”(注： 汪毅夫：《炽热的情感与冷静的态度》，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 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19页。)他在《＜后苏龛合集＞札记》一文中，对台湾 近代作家施士洁及其文学活动详加考证，得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如他亲到施士 洁祖籍地——福建省石狮市永宁乡西岑村调查，访得《温陵岑江施氏族谱》，查看施氏 故宅、《岑江施氏重修家庙碑》、墓葬，并收集施氏后人口碑，据此订正了志乘中的错 误，认为“施氏生平应是1856年而不是有关史志通常所记的1855年”。又如关于台湾牡 丹诗社的创立年份，传统上有1891、1892和1895年三种说法。汪毅夫通过对牡丹诗社当 事人施士洁和林鹤年诗文加以考证，令人信服地推衍出“牡丹诗社应创于1893年正月” 的结论。

史料工作的意义，正如黎湘萍在为《中国文学年鉴1995～1996》撰写《大陆的台湾文 学研究综述》时所指出：作为史学研究基础的史料发掘和甄别，“展示了一种应该学习 和提倡的认真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的学风，这种学风在这个新兴的学科中，实在太缺乏 了”，这类工作“将严肃的史料研究方法引入了这门学科，给它注入了富于生命的学术 活力”(注：朱双一：《我和台湾文学研究》，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 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31页。)。

二

香港学者黄继持教授认为：“资料的充分搜集是写史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史料或史 料不足的‘历史’只能是‘神话’(myth)。神话可以有情感上或训诲的功能，但往往认 知功能不足。现代史学建基在客观认知的基础上，在此之上始去建立其他方面的价值。 今日虽然有人对‘客观性’质疑，但写‘史’总不能脱离‘史料’。”(注：黄继持： 《关于“为香港文学写史”引起的随想》，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 社，1998年版，第80页。)大陆学者黄修己教授也认为：“一个发展健全的学科，应该 在基础、主体、上层建筑三个层次的建设上，都达到一定的水平。”而“基础层次”即 史料，他指出：“有了丰富、完整的史料，学术研究才有坚实的根基。”(注：黄修己 ：《告别史前期，走出卅二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思考》，见《艺文述林2· 现代文学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2页。)研究台港澳及 海外华文文学，毕竟不如研究大陆当代文学那么直接便利，突出存在的一个问题便是资 料的欠缺。由于长期的隔绝，加上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卷帙浩繁，给研究工作带来相 当大的难度。南京大学刘俊博士在回顾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历程时，曾指出：“台港暨海 外华文文学这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导致了在对它进行研究的时候首先面临的就是研究资 料的匮乏和获取资料的不易这样的问题。时空的阻隔、意识形态的差异、经济实力的悬 殊，使得大陆、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常常因为获取资料的困难而处于一种相当被动 的状态，‘看菜吃饭，就米下锅’几乎成了早期这一研究领域的普遍现象，随着大陆对 外交流的不断扩大以及网络运用的日见普及，这种情形有所改善，但从根本上讲，研究 资料的问题仍然构成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瓶颈——资料的不能充分占有常常会对研究造成 伤害，而这种伤害又直接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品质和诚信度。”(注：刘俊：《从研究白 先勇开始……》，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 月第1版，第297页。)再加上渠道的不通畅，许多华文文学资料不是收藏在各大图书馆 里，而是天女散花般流落在民间个人手上，没有产生应有的效益。而一些资料的“垄断 者”又秘不外传，没有把资料当成“天下公器”，“全面公开”，“让更多研究者从不 同角度写成公允的评价或理论”(注：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 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4页。)，更给这个学科的发 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香港作家梅子在1985年指出：“假如有更多的研究者，将自己拥 有的资料无私地拿出来公开交流，我们就完全可以期待不久之后，在这一领域里，国内 会有更新的突破。起码，有关的推介和研究，将可能永远摆脱‘抓到什么，就钻什么’ 的蹇局，走上有计划、有系统、有‘点’也有‘面’的坦途。”(注：梅子：《建起一 座桥梁：散放温暖的鼓励——序梁若梅选编的＜一夜乡心五处同＞》，见《香港文学识小 》，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11月第1版，第327页。)

为了避免出现“资料垄断”的现象，让史料发挥最大效应，内地、台港澳及海外学人 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完备的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

在香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一直致力于香港文学资料的整理 和研究工作。卢玮銮教授并且慷慨捐赠个人的剪报、目录，于1999年促成藏有丰富香港 文学研究资料的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建立“香港文学资料库”。这是目前为止第一个系 统化的香港文学资料网，收有资料6万条，包括16种香港报章文艺副刊作品、40种香港 文学期刊索引和6000本著作。“香港文学资料库”除基本检索功能外，还提供部分文艺 副刊和期刊的全文影像。2001年7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更是成立了“香港文学研究 中心”，卢玮銮教授担任中心主任及召集人，该中心主要工作是将日渐散佚的香港文学 资料，做系统性整理和研究，并制定了长短期工作目标：

短期目标

1.将散见于校内各处的香港文学资料作系统性分类、编目和分析

2.整理其他大专院校和分散全港的相关资料

3.整理旧报刊及剪存新刊资料

4.定期出版研究通讯及刊物

5.将编整所得的资料上网或制成目录索引

6.举办不定期的小型活动，例如讲座或展览

长远发展方向

1.与海内外其他机构合作，拓展资料整理和研究领域

2.申请校外研究经费，以期获得更多资源，开展更具规模的研究计划

3.进行专题研究、编整教材及史料订正工作

在台湾，几十年来有关筹设文艺资料中心的呼吁一直就没有停止过。1992年9月《文讯 》杂志曾策划组织“现代文学资料馆纸上公听会”专辑，吴兴文、林景渊、林庆彰、秦 贤次、张默、张锦郎、杨文雄、郑明＠②、隐地，龚鹏程等十位专家，就“我心目中理 想的现代文学资料馆”各自发表了意见。台湾“文建会”也在1993年9月7日召开“现代 文学资料馆”第一次规划小组会议，宣布初步的规划及发展目标。1998年，台湾世新大 学“基于文史资料保存及华文文学推广之实际需要”，成立了“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典藏 中心”。据世新大学中文系主任王琼玲博士介绍：总计划由该校人文社会学院院长黄启 方教授主持：第一子计划“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与网站之建置”，由该校图书馆赖鼎铭 馆长负责整理规划所有资料，由图书资料管理学系庄道明主任规划国际网络；第二子计 划“东南亚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英文系主任陈鹏翔教授主持，协同主持人 为钟怡雯和陈大为；第三子计划“美加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中文系廖玉蕙 博士主持；第四子计划“大陆地区华文文学研究资料搜集”，由王琼玲博士主持。目前 ，中心已收藏有台湾“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捐赠的该会所有档案、图书及作品，还希望 藉此扩大搜集全世界其他华文文学组织的档案、资料、私人收藏的著作及作家作品，成 为台湾乃至全世界收集海外华文文学资料最完备的中心。

在大陆，2001年10月于福建省武夷山市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中青年学者论坛 ”上，汕头大学《华文文学》吴奕qí＠③主编通报了汕头大学将要建立世界华文文学网站这一讯息，表示今后不仅《华文文学》杂志上网，各种相关资料信息也上网，以赋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新的活力。2002年5月29日于广州暨南大学举行的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饶péng＠①子会长就史料建设工作做了部署，初步拟议在福州和厦门建成台湾文学资料中心，在广州建成港澳文学资料中心，在汕头建成海外华文文学资料中心。在此基础上，有组织有计划地着手编辑有关的文学总书目、文学期刊目录、报纸文学副刊目录、文学活动大事记、作家辞典、研究论文索引等一系列工具书，有选择有侧重地选编出版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丛书，包括各国、各地区作品总集、各文体作品选、著名作家文集等。

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建设将是一项浩大的学术工程，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而且 更需要“甘坐冷板凳”的奉献精神，需要大陆、台港澳和海外的互动，作家、评论家和 史料工作者的互动，研究机构与出版单位的互动，只有这样，才能促成世界华文文学研 究的健康发展。

字库未存字注释：

世界史论文篇（7）

在台港和海外，已有一些先行者着手从事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建设工作。如新加坡 文学史家方修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利用莱佛士博物馆捐赠的一批战前报纸合订本，编 写了三卷本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并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十大卷的《马 华新文学大系》，完成了“马华文化建设的一个浩大工程”。又如“香港新文学史的拓 荒人”卢玮銮教授，数十年来致力于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她利用十年时间，整 理出1937年至1950年间约三百位在港中国文化人的资料，以及《立报·言林》《星岛日 报·星座》《大公报·文艺》的目录、索引。正如她自己所指出：“这些原始资料的整 理，可为将来香港文学史的编纂提供方便，也直接帮助厘清了许多错误观念。”(注： 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69、74页。)20世纪90年代以来，卢玮銮教授还与郑树森、黄继持教授合 作，选编出版了“香港文化研究丛书”(包括《香港文学大事年表(1948～1969)》《香 港文学资料册(1948～1969)》《香港小说选(1948～1969)》《香港散文选(1948～1969) 》和《香港新诗选(1948～1969)》(五册)《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早期香港新文学 作品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等。这些 珍贵资料的汇编出版，填补了香港文学史料上的一些空白，其意义自然非同寻常。

大陆学人和出版机构也有不少相当重视世界华文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出版过一 些史料性图书，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包括小说卷、 散文卷、诗歌卷、戏剧卷、电影文学卷、报导文学卷和文论卷；鹭江出版社的《东南亚 华文文学大系》(50册)，收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五国当代 50位华文作家的代表作品；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词典》；花城出 版社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词典》；四川大学出版社的《刘以鬯研究专集》；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阅读陶然》等。而且，大陆学者从事史料工作也有自己的优势。厦 门大学朱双一研究员就曾利用国内各大图书馆的书刊，在寻找余光中、王梦鸥、姚一苇 等人早年作品方面，取得许多重要收获，获得一批珍贵史料。尤其是他抢救性地发掘出 姚一苇抗战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品，避免了遗珠之憾。

由于世界华文文学资料相对不易搜集，因此，对于已有的材料，研究者也要避免“捡 到篮子都是菜”的弊端。任何材料，从发掘出来到成为准确可靠的史料，都还有一系列 鉴别整理的工作。被学界公认“为学精细，长于考证”的汪毅夫研究员，在这方面取得 了突出的成就。他在总结自己的治学心得时说过：“我从文献、也从口碑，从馆藏、也 从民间收藏的文献收集史料，并以冷静的态度辨别、鉴定，发现了颇多似不起眼而很可 说明问题的史料。我还收集一批实物和图片，亦常于冷僻处发现其史料价值。”(注： 汪毅夫：《炽热的情感与冷静的态度》，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 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19页。)他在《＜后苏龛合集＞札记》一文中，对台湾 近代作家施士洁及其文学活动详加考证，得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如他亲到施士 洁祖籍地——福建省石狮市永宁乡西岑村调查，访得《温陵岑江施氏族谱》，查看施氏 故宅、《岑江施氏重修家庙碑》、墓葬，并收集施氏后人口碑，据此订正了志乘中的错 误，认为“施氏生平应是1856年而不是有关史志通常所记的1855年”。又如关于台湾牡 丹诗社的创立年份，传统上有1891、1892和1895年三种说法。汪毅夫通过对牡丹诗社当 事人施士洁和林鹤年诗文加以考证，令人信服地推衍出“牡丹诗社应创于1893年正月” 的结论。

史料工作的意义，正如黎湘萍在为《中国文学年鉴1995～1996》撰写《大陆的台湾文 学研究综述》时所指出：作为史学研究基础的史料发掘和甄别，“展示了一种应该学习 和提倡的认真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的学风，这种学风在这个新兴的学科中，实在太缺乏 了”，这类工作“将严肃的史料研究方法引入了这门学科，给它注入了富于生命的学术 活力”(注：朱双一：《我和台湾文学研究》，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 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31页。)。

世界史论文篇（8）

一以世界的宏阔目光观察人类文明的发展，在西方史学史上具有悠久的传统。我们大体上可以将人类智识活动留下的这笔丰厚遗产划分为两种类型加以缕述：一是有关历史观念的著述，既包括诸多探讨人类历史总体发展进程和动力的著作，也包括阐释历史学观念的著作；二是具有“世界”目光的史学著述，尽管不同历史时期这种世界目光所及的广度和深度不同。

生活在自然和社会当中的人类，为了把握自身的命运，或为了获取生存的确定感，几乎本能地要求认识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因此，勾勒描摹人类世界发展的路向及其动因在人类文明史上绵延不绝，贯穿古今。早在人类文明的童年时期，生活在近东的犹太民族即已表现出卓越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源自该民族艰难而独特的生存经历———倍受压迫的以色列人在摩西的领导下离开埃及。在求生的艰难处境中，他们创造了人类文明中影响深远的文化成果，也就是后来的《旧约圣经》。这部典籍“主要是一部历史著作，在三十九部中有十七部是很明显的历史；五位大先知和十二位小先知的著作，大部分也是历史”。[2]（P18）其中在开篇的《创世记》里，犹太人借着全知全能的神灵，对世界的形成，以及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男人、女人、婚姻、家庭、罪恶、城市、贸易、农业、音乐、敬拜、语言和世界各民族的由来，给出了一套自己的解释。可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尝试构建文明发展通史的记录。尽管《旧约圣经》所叙述的大多数是神事而非人事———推动历史的是神的力量，但事实上其中浸透着犹太人看待文明的一种独特目光，他们把过去（事件）—当前（事件）—未来（事件）整合到了一起，形成一条源源相接纵向发展的链条，并认为它们朝着一种特定的终极目标前进，这深刻地体现了犹太人对人类文明发展方式的认知逻辑，与西方古典世界把历史时间的展开视为一系列的循环往复迥然不同。

罗马帝国末期兴起的基督教传承了犹太人创造的典籍和宏观的世界发展观，并适当地加以改进以适合自身的需要。例如，圣徒保罗就将历史分为以亚当、摩西和基督3人为代表的3个时期，其终极的发展目标是“上帝使所有人属于同一个种族，居住在整个地球表面上”。[2]（P181）基督教的这种改造，“为中世纪的那些世界通史准备好约束它们的框框”。[2]（P183）基督教早期神学、哲学和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圣奥古斯丁所著的《上帝之城》，典型地反映了中世纪教会史学的世界史理论。[3]在该书的后12卷中，奥古斯丁系统地阐述了地上之城和上帝之城的起源、发展和最终归宿。他认为，人类历史的进程就是代表至善和永久和平的上帝之城与代表贪欲和争斗的地上之城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当新天新地来临之时，两城的对立终结，善人就此得永生，而恶人就此得永刑。这样，奥古斯丁对人类历史发展历程给出了一个线性的诠释，当中隐含着人类历史向至善发展的进步主义观念，上帝则是历史发展背后的绝对动力。显然，世界通史在这里成为教会为上帝服务的工具。

与西方世界密不可分的伊斯兰世界也有着自己独特的世界史观。伊本·卡尔顿（IbnKhaldun，1332-1406年）是14世纪伊斯兰最杰出的学者，“使他出名的是他那部伟大著作《世界史》”。[2]（P520）该书的第一部分是绪论，阐述发现历史真相的方法论；接着他分别论述了文化对人类的影响，记述了阿拉伯人和其他民族从远古到他自己时代的历史，以及柏柏尔诸部落在北非建立的王国的历史。[4]他是“第一位阐明人类生活中一切社会现象都应当是历史写作的对象这个主张的人”[2]（P521）他对阿拉伯人和北非历史的撰述至今仍然是史学家们了解这段历史不可或缺的材料。英国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对卡尔顿的史学贡献不吝赞美之辞：“作为史学理论家，直到300多年后维柯出现之前，任何时代或任何国家都没有堪与之比肩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丁都不能与他等量齐观……”。[5]（P222）卡尔顿的史学观导致他发展出一种新的科学，他称之为“文化学”。按照他的定义，“这种科学……有其自己的主题，即人类社会；也有其自己的问题，即在社会类型方面彼此相继的社会转换。”据此，他阐发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国家和社会兴衰动力的规律。他认为，“社会内聚力”（socialcohesion）是将一个落后的民族群体带上权力中心舞台的核心因素，但也将是它衰落的原因所在，王朝或帝国势必会被一个具有更强内聚力的后起民族所征服。他的这种周期循环的文明兴衰理论，一再为后世学人所引用，被赞誉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先声”。[6]递及近代早期，随着西方对外部世界了解的逐步增多，以及内部人文精神的成长和理性主义的萌发，学者对历史和历史学的认识开始摆脱神学的束缚而开阔起来。拉·波普利尼埃尔（HenriLancelotVoisindelaPopelinière，1541-1608年）是法国首位尝试将超越一国范围的当代史扩展到哲学讨论层面的学者。[7]（P220）他所著的法国史，包含了1550-1577年间法国和欧洲邻近地区的历史，并且在该书的前言里表达了求真求实的史学思想。在1599年出版的《史学史》里，他批判了让·博丹等人的史学方法，进一步阐释了自己的史学观念。他认为，研究史学“惟一而纯粹的愿望就是弄清楚历史的真相和情况，直到此时我还不知道我们前辈所发现的任何其他目的”。[8]（P8）更重要的是，受文艺复兴崇尚古典文化之风影响的波普利尼埃尔，按照文化形式考察世界的变迁。在他看来，自然产生的歌曲、舞蹈和符号是世界历史发展早期阶段的特征；然后进入凭激情创造的诗歌阶段；随着人类理性思维能力的提高，历史进入了散文写作阶段。波普利尼埃尔计划要创造一种“整体的历史”，即世界通史。然而，他既没有付诸努力也没有金钱去完成这个计划，但他做出了写作史学史的第一次尝试，体现了史学家的高度职责意识，并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世界历史编纂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在波普利尼埃尔之前，法国的人文主义者已经就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规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世界万物的兴衰与变化》一书中，[9]路易·勒鲁瓦（LouisLeRoy，约1510-1577年）论述了世界文化循环兴衰的基本机理。他通过分析他所知道的各个文明内部诸要素的兴衰变化，认为世界历史经历了埃及、亚述、米底、波斯、希腊、罗马到欧洲的演进过程。在这里，他将世界历史扩展到他目所能及的范围，并将之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把它们的历史演变历程皆纳入他所归纳的兴衰变化规律之中。此外，比勒鲁瓦出身稍晚的让·博丹（JeanBodin，1530-1596年）试图通过历史弄清世界的普遍法则。在1566年出版的《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中，他通盘考察了人类历史演化的轨迹，认定今天的人类文明社会，是从原始野蛮的状态中一步步地发展而来的。[10]通过上述的简单梳理，我们可以看出，从总体上诠释人类文明的来龙去脉，或探讨它的兴衰更替之道，在人类的智识创造中有着漫长的历史。并且，人类对文明演进的认识，随着时间的流动和文明环境的改变，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在沙漠中苦苦追求生存的犹太人，将人类历史的一切归于上帝，是蒙昧状态下求取心理慰藉和生存希望的手段。中世纪神学将历史的终极目的归于上帝，则是在信仰推动下的有意识的说教，将史学变成普及上帝信仰的工具。到中世纪晚期，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和西方世俗化进程的缓慢启动，尽管以上帝为中心的世界观依然强固，但从16世纪人文主义学者的观察目光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曾经上帝独享的荣耀，正在缓慢地转移向人本身，人类不知不觉地将自己的历史视为主体，并试图透视它、理解它。

二真正具有世界历史眼光并从人类本身观察历史的著述，直到启蒙运动时期才大量涌现。究其原因，如吴于廑先生所分析的：“这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的发生和迅速发展以及由此出现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上一系列历史性的重大转折相联系的。15、16世纪以后海上交通的空前发展，东西方之间和各大陆之间闭塞状态的打破，大大丰富了人们的地理知识，使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大为开阔。对中世纪教会和神学思想的批判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又逐步把人们从宗教思想约束中解放出来。这些都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克服前人的某些局限，把世界历史著述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创造了条件。”[11]（P3）在笔者看来，其中尤为重要的是17世纪左右自然科学的发展，戏剧性地改变了西方人对自然和地球在宇宙中位置的观念，打破了神学宇宙观对人们观念的束缚。科学的发展不仅丰富了西方人精密的思维推理能力，而且加速了中世纪晚期以来西方缓慢的思想变革，怀疑精神和理性主义快速成长。历史哲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大行其道，汤普森对此有着精道的描述：

科学已经把神学和教条那些狭隘的围墙推倒，而且在人类过去的历史领域开辟了奇异的新天地。人们的头脑往日从中吸取营养的传统历史已经满足不了哲学家的需要，他们提出一些新问题：人类的历史究竟有多少年了？人类社会是从野蛮状态发展起来的吗？过去曾否有过一个黄金时代？原始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人类全部活动的意义、人生在世的目的究竟何在？[12]（P87）意大利学者维柯在1725年出版的《关于各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则》可以说是西方近代思辨的历史哲学兴起的先行者。在这部著作中，维柯意欲将创立一门“新科学”———历史科学。他要撰写一部“理想的人类永恒历史”，探求“一切民族从兴起、发展到鼎盛一直到衰亡”的历史。

[13]（P637-638）因为现实世界确实是人类创造的，那么人类就应该认识它。在维柯的勾勒中，包括异教徒在内的人类的天性到处都是相同的，所以诸民族都会按照神祗、英雄和人3个首尾相接的时代向前发展，[13]（P459）人类社会就是按照这样3个阶段呈周期性的循环运动，每个阶段背后的动力都是“天意”。[13]（P565-576）在这里，维柯不仅创制出一种人类历史演进的共同规律，而且将这种发展过程之根源解释为人的天性，因此有学者指出，维柯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非常近代的概念，即集体心理才是不断变动的文明的创造者。[12]（P126）从他这样的解释中，我们不仅联想到今天全球史的整体观，还能看到20世纪年鉴学派集体心理史研究的实践。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维柯依然信仰上帝，把神看作是历史方向的终极动力，弃绝当时流行的笛卡儿理性主义知识论，[12]（P126）发展出类似于波普利尼埃尔等人的人类文明各阶段循环论，但他把创造历史和认识历史的主角都归于人类，“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13]（P134）历史（包括对历史的解释）的中心是人本身，而非上帝，中世纪的神性原则悄悄地为近代的人性原则所取代。

维柯历史哲学的继承者是18世纪末的浪漫主义学者赫尔德。在他的巨著《人类历史哲学思想》中，他描述了天文、地理、动植物生活、各人种的具体特征以及环境和气候对历史的影响，赫尔德认为历史就是这些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他说：“在我们业已考察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主要规律是什么？按我的看法，这就是，在我们地球的每个地方，能发生之事都该是，部分与具体地方和该地需要相符合，部分是受环境和时机所决定，部分与各民族内在的或正在形成的特性相一致。”[14]（P270）在他看来，一旦人类能动的力量在特定的时空里释放出来，人类历史的转变就会发生。他把这个转变的过程划分为3个阶段，即诗歌时代、散文时代和哲学时代，每个时代都在曲折中向前发展。并且，赫尔德认为，地球上每种文化都是当地特定条件的产物，因此并无高低之分。他宣称：“地球上的任何一个民族也不是精选的民族；欧洲文化是最不可能被当作人类的善良和价值的标准的。”[15]（P101）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出，今天全球史的主流思路———整体地考察历史和文化平等主义，事实上早已贯穿在维柯和赫尔德对历史的探究里。但他们远非18世纪西方的主流精神，推崇普适性和进步性的理性主义才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特点。

法国启蒙思想家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概要》是启蒙理性“宏大叙事”的经典表述。[16]这位有着数学天才的思想家，欲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移植到社会历史领域，将人类文明进程表达成像数学方程式那样精确的图式。[17]（P539-573）按照他的解释体系，在方程式的这一端是科学知识和理性精神的累积进步，那一端则是人类拾级而上的10个发展阶段。孔多塞深信，人类从蒙昧的野蛮状态中逐步发展起来的知识和科学，成为人类精神不断进步的动力之源。整个的人类历史表现为科学与迷信、自由与暴政、启蒙与愚昧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前者不断战胜后者，人类精神因此而呈阶梯性进步。这位启蒙之子在最后对未来的预期中，还乐观地论断说：“人类的可完善性是无限的”，[16]（P186-187）也就是说，人类的进步是无止境的。从孔多塞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自中世纪晚期西欧开启的世俗化进程，到启蒙时代终于落地，理性上帝彻底取代了神性上帝，对人间天堂的信仰取代了对上帝之城的向往。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多塞的世界历史观，不过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善恶二元永恒斗争的线性史观一个倒转的影像而已。

启蒙哲人康德甚至将历史发展的动力之源归于理性。他提出，使用理性是人的自然禀赋，而且人使用理性逐步趋于完美，推动了人类社会从粗鄙野蛮走向永久和平，这个过程是普遍的世界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18]（P1-21）因此，有学者指出，“康德实际上引入了‘理性史’的清晰概念”。[19]（P145）自19世纪以降，西方世界对世界历史或文明的发展历程或动力机制的哲学性分析层出不穷。黑格尔将世界历史看作是“绝对理性”在时间中的展开，表现为自由意识的进展。马克思将生产方式变革和阶级斗争作为世界历史确定不移地向前演进的动力。汤因比以挑战和应战的概念阐释文明的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直到20世纪西方分析的历史哲学兴起，哲学家们才开始把目光从历史本身转向了对历史学的关注。

三除上述这些以人类总体历史为关注对象的著述之外，还有许多纯粹的史学著作，展现了开阔的历史视野，史学撰述者将所知的世界都纳入了其中。

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是以记述希腊和波斯冲突为核心内容的西方第一部史学名著。作者不仅以流畅优雅、充满诗意的行文开创了西方“最早、最古老的‘叙事史’这一类型”，[2]（P34）而且展现了古代希腊人对世界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将目光投到他们所知的广阔世界。这部著作，在地理范围上，除希腊本土之外，还广泛地涉猎到了吕底亚、米底、巴比伦、埃及、波斯、西徐亚等异邦人世界；在时间范围上，述及的历史达至各族人民记忆所及的时代；在记述内容上，除记述希波战争的原因和过程，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还以优美的文笔描述了希腊、近东和西亚地区的地理环境、民族分布、经济生活、历史往事、风土人情、和名胜古迹等内容。因此，有学者指出：“如果我们不拘于‘世界史’这个概念的现代涵义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历史》）可称得上是一部‘通志’，一部上古世界的‘世界史’”，[20]（P21）也就是希腊人所知世界的世界史。在《绪论》里，希罗多德也明确地表达了他为人类立言的抱负：

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21]（P1）在对待其他文明的态度上，尽管希罗多德在这里将东方各族称为异邦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东方各族文化持轻鄙的态度。相反，他记载了东方文明对希腊的种种影响，他认为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自身习惯的结果，因此应当彼此尊重。

希腊人在史学上的探索精神和开阔视野，在波里比乌斯那里再次得到延续。跟随罗马军队东征西讨的经历，使他对罗马世界所及的广袤地理范围有所了解，并能够观察到随着罗马历次征战的进展，世界已逐渐联系为一个整体：

可以这么说，以前，世界事务曾经是分散的，它们被（史学家）笼在一起，没有丝毫的动力、结果或区域的统一性；但自这个时代开始，历史已经变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意大利和利比亚的事件与希腊和亚洲的事件相互联系在一起，一切都导向一个目的。[22]（P7-8）因此，他要为人们写一部“系统的历史”（systematichistory）。因为在他看来，只有世界史，才能对罗马崛起为世界强权做出充分的研究。[23]（P576）他自诩道：“使我的著作具有特殊的品质的原因，并成为当今最引人注目的作品的原因，正在于此。”[22]（P9-11）波里比乌斯指责那些仅通过历史教育和坐在图书馆里撰写历史的学者缺乏对世界整体的了解和认识，“我的同时代人中没有哪一个业已动手写一部通史”。[22]（P11）虽然波利比乌斯以追述罗马统一为首要目的，他的目光主要是罗马世界所波及的地理范围，但这就是他那个时代眼中的世界。而且，他内心的动机非常明确，即撰写一部世界史，透视一个彼此相互关联的世界，“因而他被学界视为撰述世界性历史的创始者”。“此后，在西方古典史家中，继续尝试写世界史的还有波息多尼阿、狄奥多洛斯等人。”[20]（P67）106--递及近代，人类知识和理性主义观念的增长让世界史的撰述进入新的阶段。启蒙哲人伏尔泰的《风俗论》是一部纵贯古今、瞩目世界的巨著。该书简短的序言里已经透露出伏尔泰的写作意图和雄心。首先，“艺术和科学”构成了他“主要的研究对象”；其次，他不是写一部编年史和世系录，“而是对各个时代的描述”。至于其背后的主要目的，则是“从这些事件中整理出人类精神的历史”。[24]（P3、7、2）因此，伏尔泰对包括欧洲在内的东亚、非洲、美洲等地区各个民族的历史、地理、科学、艺术、工艺、宗教、习俗等都做了尽可能详尽的介绍，向人们展示了世界各重要民族的风尚和精神以及人类从愚昧迷信走向开明理性的文明历程。在书中，伏尔泰将中国和印度为主的东方文明置于了优先的地位，因为在他看来，“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以一切”。[24]（P231）他尤其将中国文明放在了开篇的位置，对中国文明赞赏不已：这个国家历史悠久，“当我们还是一小群人在阿登森林踟躇流浪之时，中国人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已经治理得像一个家庭”；[24]（P87）中国的历史，是唯一建立在天象观察的基础之上的；中国的城市很大；中国的报纸是世界上最可靠、最有用的报纸；中国人很早就铸造了金币和银币；中国有着几乎所有已经移植于我们欧洲的以及许多我们还没有的果木；中国发明了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制造了精美的丝绸和宏伟的长城，等等。我们可以说，从伏尔泰所关注的历史广度和深度来看，他不仅是近代整体世界史的奠基者，也是近代文化史的开创者。20世纪历史和社会科学的诸多发展，都可以从这本著作里找到可资印证的踪迹。他对异域文明的这种强烈的兴趣和关注，也体现了他历史观深处的文明等值思想。

18世纪撰写了世界史的还有德国人冯·施罗泽（AugustLudwigvonSchl觟zer，1735-1809年），他把世界史看作是“一切已知的时期、国家和重要事件”的集合，因此欲“从地球和人类最重要的变化之间的关系的角度进行思维，其目的在于对二者都有一个基本的认识”。[12]（P167）到19世纪，西方近代史学的奠基者利奥波德·冯·兰克，虽然接受了浪漫主义历史思想的影响，反对18世纪理性主义者强调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普遍一致性”的观点，强调每个民族的历史传统和特点以及自身的特定价值，主张历史学家应该研究和撰写个别民族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但他在晚年仍然口授了7卷本的《世界通史》，从略述埃及和西亚的历史开篇，一直叙述到1453年。尽管他的世界通史内核并未脱离强烈的欧洲中心论倾向，但他将他心目中的“世界”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撰述历史，对于后世的史学家不乏启示意义。

通过以上描绘，我们可以说，“世界历史”在久远的过去已经存在，只是随着时间的流动和人类智识的不断积累，这个世界在不断地扩大，终至全球连结为一个整体。但这在兰克之后还需等待近百年。

四20世纪30年代，荷兰文化史家赫伊津哈明确提出了“我们的历史首先是世界史”的观点。但是，直到20世纪中期以后，人类技术的突破将整个世界联系起来成为一个“地球村”，人们看待世界的目光才真正进入到一个新的层面，国内学者近年来讨论颇多的“全球史观”这才应时而出。这种新兴的史观，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和统一性考察历史，用《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话来说就是：“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它的主要特征可以简述为：首先，关注全球性的联系互动。那些关系全球各个文明发展和彼此间交流连接的共性因素受到重视，如生态环境、文明交往、和平、安全、人口、疾病、食品、能源、犯罪等问题。这些因素，既是不同信仰、不同制度和不同文化的文明发展需要直面的，又是它们之间彼此交流、进行合作乃至相互促进的基础。因此，政治性内容在这种史学中相对淡化了，而那些在长时段里真正决定文明形态发展的基础性因素———文化和社会生活得到了凸显。其次，以平等的价值观审视和重构历史。二战后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非西方民族以独立的主体出现在世界舞台，世界共同体范畴里的平等主义思潮也随之滋生。在此情况下，欲审视这个共同体，必须改变此前的观念，探索新的路向。譬如，巴勒克拉夫在他的著作里就自问道：“在当今这样构成的世界里，我们怎么能心安理得地在讲授十分之九的篇幅中只介绍世界上四分之一居民的那种历史呢？”[25]（P243）既然不能，那么必须探索建立一种新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认为世界上每个地区的各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处于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权利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许将任何民族或任何文明的经历当作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25]（P158）除战后全球格局的革命性变化这个直接的现实因素外，本文所关注的智识因素，在促进了全球史研究的出现中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第一，知识材料的积累在很大程度上为历史学家寻找审视世界的新视野、新方法提供了必要的智识支持。19世纪初期，当考古学家、古典学家和语言学家在急剧地扩大学者有关古代世界视野的时候，人类学家、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以及其他领域的专家则在急切地整理全世界不同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各种令人兴奋的资料目录。到20世纪中晚期，尽管这些整理工作并不十全十美，但有关这些问题的知识和材料已非常巨大并十分可靠，足以让学者从事全球历史研究。譬如，几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获得了大量在16世纪几乎同时兴起的几个大帝国的材料，以及白银在十六七世纪全球范围的流动，使历史学家可以据此探索诸如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印度莫卧儿帝国和俄罗斯的帝国扩张之间的联系，或研究来自秘鲁、墨西哥和日本银矿中的白银流通到欧洲、南亚特别是中国的情况。在这些研究中，历史学家发现通过全球联系而不只是局部个案研究可以找到更好的历史模式。

这种解释模式的扩大有助于确定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确定解释模式。这种路径被称为解释世界史的“内在路径”（InternalRoute）。[26]（P3-4）此外，还有另一种被称为“外在路径”（ExternalRoute）的世界史研究的方法。这个研究路径则利用传统史学研究领域之外经久积累下来的大量新材料，如近几十年来积累的大量有关环境变化、疾病史以及人类进化各个阶段的材料。

世界史论文篇（9）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世界史论文篇（10）

研究经济全球化的问题之一是确立它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位置，即所谓的定位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直接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相关。对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学术界的看法并不一致。有些人把二者要么对立起来，要么等同起来。“等同”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和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一致的。“对立”的观点则认为，世界历史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而全球化不具备这样的客观条件。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有值得讨论的地方。我们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是确立经济全球化位置的基本原则。为此，有必要简单阐述一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

纵观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第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可分为广、狭两个不同的层次：就广义而言，是特指人类整体的历史发展，是把各民族的历史作为人类整体的一部分而思考之；就狭义而言，是指人类历史从狭隘的、分散的、地域性历史向统一的各民族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有机联系的整体发展的历史。在第二层意义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含义和经济全球化在过程的推进上有一致的地方，但又不能等同。因为马克思把这段历史仍分为两个具体阶段。第二，马克思阐明了物质生产劳动实践是人类整体历史形成和发展的基础。由此出发，马克思揭示出：人类社会的发展从纵的关系讲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从横的关系讲，是从狭隘的、分散的、地域性历史向统一的世界历史的转变。前者主要是从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角度考察，后者主要是从各民族交往活动的深入角度考察。马克思的深刻性，不仅在于他指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还在于他的方法论原则。就是说，马克思是站在既有现实历史的维度上，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根据、动力和，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发展原则和历史性原则。第三，马克思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确立了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位置。马克思从两个层次全球化，并把它区分为两个阶段。所谓两个层次，一是生产力发展的层次，即从地域性向世界历史整体转变的基础是生产力发展和各民族交往活动的扩大；二是生产关系的层次，即从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方式的角度探讨经济全球化的性质和主体。所谓两个阶段，一是以资本为主体的阶段，一是无产阶级作为“世界历史”的存在而形成的阶段。前者马克思是结合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过程进行论述的。他探讨了资本的“文明作用”及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强调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但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是始于资本主义，完成于共产主义。因此，资产阶级开创的世界历史仅是马克思狭义世界历史的一个初始阶段，具体表现为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它担负着为“新社会”创造物质基础的历史使命。当然这一切又是在社会关系普遍异化的形式下进行的。从这个角度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与西方经济全球化理论描述了同一个过程，但是在对问题分析的立场方法及深刻程度上，二者是完全不同的。其一，角度不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是个历史观范畴，是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运用发展原则和历史性原则审视经济全球化的内在矛盾，揭露其过渡的性质；而西方经济全球化理论仅从生产力发展角度界定经济全球化的内涵，不可能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揭示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及其暂时性。其二，二者的价值目标不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的价值目标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扬弃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而西方经济全球化理论既看不到其过程中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也不可能找到被超越的根据，因而把经济全球化看作全球范围的资本主义一体化。其三，研究问题的原则不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内含着原则和价值原则的统一。一方面他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他揭示规律的价值取向是探讨人类解放的途径和条件，特别是无产阶级解放的途径和条件。他站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评价不同历史对人类最终解放的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则，他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历史发展的合规律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把它视为人类向更高社会形态的过渡点；既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对人类社会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所起的巨大作用，又深刻地批判了它完全颠倒人和物的关系，使人的世界深陷于物的奴役之中。离开价值原则，仅是对客观事实的指认和肯定，就会变成对当下现实的辩护。而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倡导者不可能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最多是对当下现存的指认，而且是在维护私有制基础上对其资本运行规律的指认，因而是非批判、非历史的。其四，价值主体不同：马克思是从过程角度、从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出发，理解世界历史主体的变化。在世界历史的初始阶段资产阶级确实起了主角的作用，而扬弃初始阶段的主体则是无产阶级。而西方经济全球化理论的倡导者既然看不到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的内在矛盾，也就始终把资产阶级作为世界历史的主体。其五，对世界历史过程的理解也不同：马克思不仅揭露了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对资本造成的全面异化状态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生存发展的条件给予深刻的关注和同情，并探讨了资本被扬弃的根据和条件；而一些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倡导者抹煞矛盾，把资本推行的全球化的过程看作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乐园。因此，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等同于西方的经济全球化理论、等同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不科学的。若是这样，在客观上就不能真正驾驭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并自觉地扬弃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但是，如果看不到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历史的初始阶段，就不能自觉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就会失去发展自己的机遇。以上是我们与西方经济全球化理论倡导者的区别之一。

二

尽管上文已经肯定，目前正在推进的经济全球化是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但这仍然是需要进一步论证的问题，即以什么为根据确定经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和载体如何划分。有学者明确指认经济全球化的主体是跨国公司，并把民族国家和跨国公司的矛盾看作当前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主要矛盾，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马克思考察社会形态性质的思想已经为经济全球化性质的确立提供了基本原则。为了确定一个社会形态的性质，马克思提出了“普照之光”的思想：“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之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4页)就是说，不管一个社会有几种生产方式存在，但决定社会性质的只能是那种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正是根据这种“普照之光”的思想，马克思将16世纪以来尤其是18世纪后半期以来的许多西欧国家确定为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是以雇佣劳动制度为基础、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就成为这一时代的本质特征。值得探讨的是，目前推进的经济全球化的性质为什么是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各民族生产力、生产关系交互作用的过程和产物，在这一过程中必有一种生产方式处于主导地位和起决定作用。因此，其性质只能从决定时代本质的生产方式中去寻找。从历史事实看，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历史，即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和经济全球化的起源是同一个过程。从经济全球化的动力讲，虽然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为全球化提供了物质手段，但资本的生产方式和制度力量，是使科学技术服从资本的需要并推动经济全球化扩展的主要力量。资本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不管它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出现都是为了谋取更大的利润：“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48页)这就揭示了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

确立了经济全球化的性质以后，还要进一步探讨全球化的主体和载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全球化的主体和载体的区别只能由是否是决定全球化的性质、起决定作用的力量确定之。在全球化过程中起决定作用、处于主导地位并决定全球化性质的力量，就是全球化的主体，而这一主体借以实现的形式可称为全球化的载体。全球化的主体是资本，而跨国公司则是全球化的载体。跨国公司虽然可以跨国界组织生产和流通，但它本身是被决定的，是代表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执行国际垄断资本的职能。因此，跨国公司不是经济全球化的主体而是其载体。目前有学者把跨国公司当作全球化的主体，把跨国公司和民族国家的矛盾当作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矛盾。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的地方在于：其一，颠倒了主体和载体的关系。因为决定全球化性质的只能是国际资本而不是跨国公司。其二，颠倒了本质和现象的关系。虽然跨国公司的跨国生产和经营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民族国家的利益，但这不是本质矛盾。跨国公司是跨国资本利益的代表，而民族国家是民族国家利益的代表，是民族国家、经济利益的最高和最终权力。因此，笼统地提跨国公司和民族国家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且不说这种提法不准确，它还只是停留在现象的层面。本质层次上的矛盾是跨国公司所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和第三世界民族国家所代表的利益之间的矛盾。其三，这种提法本身具有虚伪性和欺骗性。在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的今天，民族国家的存在恰恰是全球化的前提，而且当民族利益以国家利益的形式出现时，国家不但不能削弱，相反还需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正是靠民族国家的存在不断发展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把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的矛盾当成主要矛盾，实际上是要用跨国公司去消解民族国家的。对发展家来说，是拱手放弃国家而融入资本的统治中去。当然这不是说二者之间没有矛盾，也不是说政治国家将来不被扬弃，而是说在政治国家还是各民族生存的基础和前提时，这种提法掩盖了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掩盖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关系。所以，我们与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区别之二，不在于是否承认资本是其主体，而在于如何认识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

三

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全球化倡导者的区别之三是关于全球化的趋势。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倡导者强调资本的一体化，主张把主义也化到资本主义中去。我们对此持否定的态度。

为了说明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马克思从两个角度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被超越的根据。第一，他从的角度，即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探讨了资本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可逾越的限制的问题。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具体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所造成的几个极限：必要劳动是剩余劳动的极限；价值实现决定了剩余价值生产的极限；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决定其手段发展的极限。一方面，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本性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动力，另一方面，生产力越发展便越排挤活劳动，造成无限地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与资本增殖有限目的之间的矛盾。因此，资本本身就是资本发展的极限，惟一的出路就是扬弃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第二，马克思从人类解放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造成的人与物的关系的颠倒。马克思通过对三大拜物教即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分析，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物对人的统治。商品、货币、资本都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都是人的劳动的产物，代表着特定的生产关系，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却变成了主体不能驾驭却反过来又统治人的力量，因而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是一个将要被超越的社会。那么在经济全球化推进的今天，特别是社会主义已存在的情况下，全球化能否成为资本主义的一体化?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当今的全球化是否解决了资本主义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

第一，经济全球化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只是使资本主义的国内矛盾国际化。其一，资本主义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只是实现形式的变化，并未改变资本的根本性质。从现象上看，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在形式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私人占有的性质。资本主义为了缓和国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使资本占有形式不断扩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的占有方式由生产资料的单个资本家所有，到几个资本家的联合以及资本和国家的结合，再到当代跨国公司所代表的国际资本：这些只是资本实现形式的变化，而不是资本自身性质的变化。正如列宁所说，“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他们只会把资本输到国外去，输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列宁选集》第2卷，第784页)其二，国内矛盾的极限扩大为国际范围的极限。资本在冲出国内走向世界的同时，就把国内矛盾扩展到国外，就把商品经济的生产、资本积累规律等也带进世界市场。世界市场遵从价值规律。从形式上看，各个国家在市场上交换是自由的、平等的，但形式上的平等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即各国的生产条件、技术水平不同，决定各自产品的价值也不同。国际间的竞争，必然形成国际生产价格，而国际间交换的单位不是国内价值而是国际价值。这就造成生产技术条件好的国家，产品的成本低于国际价值，而发展家产品的成本高于国际价值，使得发达国家可以以较少的劳动交换发展中国家的较多劳动，可以不断攫取发展中国家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而在交换中不付任何代价。这就是国际超额利润的来源，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等价交换的根源，以及二者差距进一步拉大的原因。从既成形态上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差距是生产力水平和技术垄断造成的，更深的层次仍是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造成的。同时，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把市场经济全球优化资源和提高效益的功能发挥出来，同时也使其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突现出来，使竞争不仅作为手段，而且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加剧了“人对人像狼一样”的争斗，用看不见的手分配人间的幸福和灾难。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由国内扩展到国际范围，不仅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突出了，还造成了发达国家无产阶级和发展中国家无产阶级的复杂矛盾。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资本不是实体范畴，而是代表了一种客观的关系，即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的扩张，也是这种不平等占有和分配关系向世界范围的扩张。而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扩展到全球，就表现为全球范围内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全球消费市场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也带来了更大的无政府状态。这说明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仍不能解决其自身的矛盾，只不过在更高的阶段、更广的范围，使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矛盾，在普遍的世界市场中暴露出来。

第二，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当代集中表现为生产的国际化与资本全球霸权的矛盾。生产的国际化主要体现为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统一组织生产和消费，使世界各国的经济不仅仅是通过贸易联结，而且是直接通过生产联在一起。这在客观上不仅要求突破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局限，而且要求突破个别国家政府调节的局限，要求有一种国际组织和机构对国际化的生产和消费进行必要的合理的调节。实际上，这种形式已存在，但实质上却未真正形成客观的、公正的组织。存在的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本上被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操纵，不可避免地带有为其自身服务的性质。随着生产的国际化，使资本目前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不仅突出其“私”，而且还呈现其“霸”。其一，获利方式上的多样性。资本为获得利润，不断变换方式谋求对全球的控制。在经济全球化的初期和当代，资本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初期主要采取武力征服、直接统治的方式，对殖民地、附属国实行兼并基础上的经济剥削和掠夺；而在当代主要采取经济、技术控制的方式以达到剥削的目的，当然也不排除裸的武装入侵等手段，特别是把根据自身利益制订的“游戏规则”强加于人，对不遵从者动辄施以经济制裁，甚至进行野蛮的军事打击。其二，力求用时间消灭空间，也就是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短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特别是在当代，在发展的今天，人们在机上只需要几分钟甚至更快，就可以把巨大数量的资本从地球的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甚至使一个地方的经济陷于崩溃。不管是资本流通速度的加快，还是流通时间的缩短，都突出的是“快”字。其三，力求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马克思强调资本的本性决定它总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也就是说资本的增殖是通过不断地开拓世界市场实现的，以开拓空间来缩短时间。流通速度和时间的加快等于拓展了空间，空间范围的扩展又缩短了时间。“快”和“夺”是相辅相成的，都是资本扩张的表现，突出的都是一个“霸”字。然而这种表现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反而加快了世界范围内的矛盾激化。所以，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可能最终实现资本的一体化，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全球化终将取而代之。

总之，我们与西方经济全球化理论倡导者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承认经济全球化的主体是资本，而在于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是具有的合理性还是具有永恒的合理性，其发展的趋势是被超越还是全球的资本主义一体化；所持的态度是分析其内在的矛盾、理性地驾驭它，还是盲目地服从。观点上的分歧主要在于立场、理论和上的区别。就方法而言，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倡导者是非历史、非批判的。他们既然看不到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内在矛盾，也就不可能寻找被超越的根据，而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方法论的突出特征是其历史性、批判性，它不是对现存的直接肯定，而是要在肯定性中发现否定自身的因素，从历史的合理性中发现历史的不合理性，并在实践中改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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