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论文汇总十篇
世界经济论文篇（1）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即南北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并导致南北矛盾日益突出。20世纪80年代以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但经济状况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从8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开始落后于世界平均发展速度。进入90年代，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仍没有迅速得到扭转，尤其是非洲和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仍然缓慢。1990年～1993年，非洲经济的增长率分别只有1％、1.5％、0.7％和1.7％，拉美经济增长率分别仅有-0．1％、2.9％、2.8％和3％，再加上这些地区人口增长速度较快，超过经济增长速度，最后导致人均国内产值明显下降，南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首先反映在南北贫富差距还在拉大。据联合国《1992年的人类发展》报告说，占世界人口20％的发达国家，却拥有世界82．7％的收入，而占世界人口60％的发展中国家，却只拥有世界总收入的5．6％。有关资料统计，1960年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是贫困国家的30倍，而1993年的这一差距扩大到62倍。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非洲的经济贫穷问题最为严重。20世纪80年代是非洲经济发展“失去的十年”，每年人均国内产值为负增长。1992年非洲人均国内产值比10年前下降15％，其中一些贫穷国家下降幅度达30％。近几年，由于非洲的人口1∶3增长率居高不下，一直保持在3％以上，加上多年的战乱和灾荒，非洲难民人数增至1180万，约占世界难民总数的二分之一，这就加重了非洲的贫穷。
国际资本流动中的二元结构:国际直接投资与金融证券投资的二元分裂。但是，当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天平向发展中国家这边倾斜的时候，全球的资本流动却仍然偏爱高收入国家，尽管中低收入国家资本总流量(双向)对GDP之比从1990年的6．5％提高到了2003年的13％，增长了一倍左右，可是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数仍然只有高收入国家的一半。而且，有必要指出的是，虽然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量从总体上讲增长速度较快，但是国际资本特别是直接投资在流向发展中国家时也是高度不平衡的，2003年中国得到的外国直接投资要占到该投资流量(以流入量计)总额的9％，占发展中国家流入总量的35％。这种失衡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处在低端加工制造的地位、发达国家处在资本运作与科技创新的地位之国际分工模式凝固化的主要根源。
全球发展失衡加剧，但调整机会降临，失衡真相被全球化混淆。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明显改变对全球失衡的看法，由忧虑转向客观，认为在全球化程度提高的背景下，资本自由跨境流动，为国家间储蓄和投资结构优化创造条件。资本从储蓄丰富的地区流向投资机会较多的地区，创造出更高的资本回报，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对世界经济有积极作用。然而，全球失衡是有限度的，一旦过度就会引发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加剧相关国家经济关系紧张，恶化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调整无序会导致美元贬值失控，金融市场动荡乃至危机。
综上所述，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国际经济环境和条件在许多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世界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很多新特点。其中战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不断加剧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最令人瞩目的一个重大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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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论文篇（2）
到目前为止，国内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还是立足于对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产生、发展的原因的分析，如利用比较优势原理、要素禀赋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及产品生命周期学说等说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产生与发展。这种解释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世界经济一体化不简单地等同于国际贸易或国际投资。经济一体化产生的一个关键条件是，各国经济甚至政治、社会行为必须在多国共同确立的某种协定的规则或准则的约束下进行。也就是说，世界经济如果称得上一体化，它不仅是各国发生了经贸联系，而且，这种经贸联系的发展还涉及到各国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的选择。各个国家之间可能存在很强的互补和互利性，但是，其间经贸联系可能很少或没有。或者，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经贸联系，但它们并没有组成一体化。这在当今世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所以，用传统的理论说明经济一体化的产生和发展，只是把握了一个方面，即各国之间存在的经济上的互补性和互利性可能推动它们之间经贸联系深化，却忽视了另一方面，即各国如何根据这种互补性和互利性从政策选择上认可某种形式的共同约束规则或准则。应该说，迄今为止所有经济一体化的产生都是这两方面综合的结果，缺一不可。
从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些新问题来看，更难以用传统的理论说明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经济一体化发展愈来愈走向高度化。高度的一体化不仅要求各国实行自由贸易，加强投资合作，而且，要求各国实现货币政策协调、财政政策协调，走向单一货币等等。新的发展趋向所能产生的利益是传统理论所不能分析到的，有些利益短期内无法度量。更重要的是，一体化向高度发展，更多地涉及到各国让渡问题，这样，远远超越于一般经济利益的权衡。（2）有些全球性问题已经成了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因素。如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已发展成为数国甚至全球问题；技术进步愈来愈快，作用在增大，各国要求保护知识产权的愿望也会越来越迫切，但它不是一国政策所能实现的；国际金融领域巨大的资本流动对各国经济可以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于各国单独的经济政策调控所能及的范围；甚至可以说，世界经济已经步入了相互依存的时代，任何一种危机可能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波及，使各国难以幸免，要预防这类危机，需要全球合作。
上述这些变化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开放，它们可能促使各国走向一体化，但是，单单用传统的理论无法说明和解释。当今在西方经济学界盛行的对策论可能有助于认识这一问题。由于精细的对策论需要应用艰深的数学，这里，只是应用对策论的基本原理作一些粗略的分析。
二、应用对策论对世界经济一体化产生、发展的分析
1、应用对策论分析经济一体化的基础
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深。一国在制订某种经济政策时，不仅会影响到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会对它国产生影响。同样，它国制订某种经济政策也会产生类似的双重效应。所以，各国之间在政策选择上存在着利害关系，它们在进行某一经济决策时，不能不考虑到彼此的反应。对策论正是以多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利害冲突为研究对象，世界经济一体化不过是各国在开放政策方面从利益相互冲突走向协调的结果。这是应用对策论进行分析可能得到的一个结论：当今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已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各国间存在利害冲突，但任何寄希望于它损的企图，只会导致共同的更大损失。所以各国可能会尽量避免选择引起与它国冲突的决策，从而走向合作与一体化。
不同层次经济一体化达到的高度和实现合作的领域不同，其对策模型特征会有些差异。下文分别从贸易、经济调控政策及环境污染的解决等方面应用对策论具体分析各国如何可能走向一体化。
2、走向经济一体化的政策选择模型
（1）确立贸易合作的策略选择。这一模型采用“两国家模型”。假定有A、B两个国家，相互间存在很强的贸易互补性，其中A国为大国，B国为小国（我们也可以设定A、B两国为同类水平的国家，这并不影响分析，只是假定一大国一小国，可以更方便地引申出本文所要论述的另一结论），两国之间有开放市场、封锁市场等政策选择，不同的政策选择决定了两国“支付”的不同。两国可能的政策组合及“支付”（如表1）。
表1两国贸易政策选择的对策模型
B国
开放不开放
A开放Ⅰ（3，8）Ⅱ（0，10）
国不开放Ⅲ（4，0）Ⅳ（0，0）
（表中每一括号内数字左边为A国支付，右边为B国支付）
表1中，Ⅰ（3，8）表示A国开放市场，B国也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分别为3和8。Ⅱ（0，10）表示A国开放市场，B国不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分别为0和10。Ⅲ（4，0）表示A国不开放市场，B国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分别是4和0。Ⅳ（0，0）表示A、B两国都不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为0。
从表1可看出，两国不同政策选择组合引起的“支付”的变动，实则反映了两国贸易制度选择利弊权衡的价码。如果两国既存关系达到一定程度，而且，两国充分意识到制度选择的权衡价码，就可能促成两国走向合作，走向一体化。如我们选取两国都开放市场时各国的支付为参照系，具体分析这个问题。从表1来看，相比于两国都开放市场，A国若能单方面关闭本国市场，则它可净获利1（4—3），B国若能单方面关闭本国市场，则它净获利2（10—8）。然而，不幸的是，国际贸易中很少存在这种单方面“恩惠”。一国单方面关闭市场获净利，会促使另一国也关闭市场。这会引起两国较大的损失。此时，相比于两国都开放市场，A国净损失3（0—3），B国净损失为8（0—8）。两国都关闭市场引起的净损失远远大于单方面关闭市场的净获利。在重复游戏情况下，各国会不断修订本国政策，最终可能会达到均衡解Ⅰ，即两国都开放市场。若没有外在约束力量，均衡解Ⅰ很容易因为某一国家试图获取单方面关闭市场的净利的诱惑所打破，从而造成上述共同净损失的出现。根据制度经济学原理，这种情况可能促使某种制度即规则产生，以避免或减少上述净损失。这样，在贸易领域两国走向一体化。
（2）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的策略选择。这一模型仍然采用两国家模型。假定A、B两国都采取货币政策对本国经济进行调节，两国可能采取的政策组合（如表2）。
表2两国调控政策选择的对策模型
（附图{图}）
（表中G指经济增长率，P为物价上涨率，括号内的数字是经济增长率减通货膨胀率后的净报偿，每一行第一个数字是A国的，第二个数字是B国的。）
从表2可看出，若两国同时采取扩张政策，则它们都有纯利益，两国都存在一定的通货膨胀，但有较高的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一国实行宽松政策，而另一国实行紧缩政策，则会比两国都实行紧缩政策效果更差。比如说，紧缩国家可能出现货币升值，出口下降，从而经济增长率下降，而扩张国家虽然保持较高增长速度，但是，由于货币贬值造成通货膨胀的代价会超过较高经济增长的利益。考虑到当今国际资本跨国流动的频繁和巨大数量，一国难以单独依靠本国调控政策实现某种经济目标。通过参与决策游戏，不同国家可能实现在经济调控政策方面相互协调。
上述两模型采取“两国家”分析，虽然方便地说明了两国走向一体化的原理，却不能解释，当一个国家与多个国家存在经贸联系，从而它们之间进行贸易、经济调控政策选择时，都存在如表1或表2中所示的“支付”，为什么这个国家不和所有的有经贸联系的国家结成一体化？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如果将上述模型扩展到几个国家，我们会发现，一国与其余的（n－1）个有经贸联系的国家之间的政策选择组合的“支付”有大有小（我们权当作谈判收益），而该国与它国在文化、现有政策体制等方面存在的差别程度很不一样，这样，该国与这些国家进行谈判的成本也就不同。一国与它国能否从一般的经贸联系走向一体化，是在这种谈判收益与成本比较中选择的。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国家间能形成一体化，有些国家间却不能。
（3）关于治理环境污染的问题。随着经济发展，全球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解决环境污染需要各国合作，但在此过程中，存在如何分摊成本的问题。由于环境污染问题解决后，各国都可以成为受益者，所以，在分摊费用时，可能出现各国寄希望于“免费搭车”的现象，导致谁也不愿出资，以致环境污染无法解决。对此，对策论利用简单模型，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
假设某一治理环境污染项目可能给n个国家带来的潜在收益分别是P［，1］，P［，2］，……，P［，n］，预计该项目总成本为C。假定
（附图{图}）
即从项目可能带来的效益看，建造该项目是合算的，应该投资。但是，由于各国企图“搭便车”，该项目也许难以筹措到足够的资金。设想有一个类似投标的机制，即由各受益国认捐，其出资数目分别为S［，1］，S［，2］，……，S［，n］。若
（附图{图}），
则该项目无法修建，将捐款如数退回各国；若
（附图{图}），
则项目可修建。若
（附图{图}），
盈余部分退回各国。这样，在解决这一项目的建设问题时，有两个可能解，它们分别是：
（附图{图}），
S［，i］＜P［，i］，在此情况下，项目可建成；
（附图{图}），
在此情况下，项目无法建成。
假定可以重复游戏，若第一次失败，即各国出资后，
（附图{图}），
项目不能建立，再进行第二次认捐，一直到各国出资数目达到
（附图{图}），
项目建成为止。由于每个参加国都认识到其获益将是P［，i］—S［，i］≥0，所以，从理论上讲，参加国会在一次次游戏下趋于合作，最后由各国达成协议，共同出资将该项目建成。
上述三个简单模型，分析了不同国家在三个不同领域走向合作的政策选择的可能。但这三个领域的政策选择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其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如贸易合作的策略选择可能会促成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这主要是因为前者是引起各国经济政策相互影响的一方面原因，而且，贸易合作的程度也是决定经济政策协调“支付值”大小的一个因素。这两者与环境污染也有联系。一方面，贸易合作加强，可能加剧区域内环境污染，从而加强了共同解决污染问题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可能也是推动各国经济调控政策协调的一种动力。
虽然运用对策论分析表明，各国若考虑到它国的反应，在对某些经济领域可能的政策选择作出权衡后，它们可能会谋求合作，也许还会形成统一的约束规则，实现一体化发展。但是，在现实中，要达到这一结果并不容易，谈判和策略选择可能颇费周折，谈判可能还存在不对等关系。
3．各国实现合作的困难和谈判的不对等关系
由于各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偏好和自身的相对优势，在有些情况下，也许会出现数个国家间决策无法相容的问题，从而依照某种投票规则进行决策，无法达成一致协议。例如，假定有A、B、C三个国家，它们在资源禀赋上存在很大差别，处于经济发展的三层次。其中，A国在高精尖产品生产方面占优势，B国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上占优势，C国在资源密集型产品生产方面占优势。这三个国家分别主张降低高精尖产品、资本密集产品和资源密集产品的税率。于是，当由它们投票选择共同的贸易体制（制订统一的关税率）时，会出现以下偏好序（如表3）。
表3不同国家投票选择的偏好序
降低资源降低资本密降低高精
密集产品关税集产品关税尖产品关税
A国321
B国213
C国132
从表3来看，如果三个国家根据各自的偏好序投票，而且投票是根据多数原则作出决策，那么，根据“阿罗定理”，三个国家在降低不同类产品关税上无法达成一致。例如，若从降低资源密集产品关税与降低资本密集产品关税看，A国和B国对后者的偏好均强于前者，所以，按多数规则，应该选择降低资本密集产品关税这一方案。而从资本密集产品和高精尖产品看，A国和C国均倾向于降低高精尖产品关税。但从降低资源密集产品和高精尖产品关税来看，B国和C国对前者的偏好强于后者，所以，它们两国此时会支持降低资源密集产品关税。可见，三国在进行投票决策时，会出现无限循环，无法达成一致协议。
为解决这一问题，有人提出，如果参加者各方扩大信息交流，并作必要的游说，使参加者都认识到一体化发展可能带给各自的好处，这样，可能会改变某些参加者的偏好序，从而避免出现“投票循环”。
另外一个办法是，各国可暂时避开这一协调领域，而转向其他共同利益交叉多的领域进行合作。如在上例中，可以暂时允许各国对各自相对劣势产品提供关税保护，但相互间可加强资本流入和投资合作，这可能有助于避免不利结果的产生。
从这里可以引申出的一个结论是，如果各参加国能充分意识到各国加强合作的意义，并尽量在某些共同感兴趣的领域走向政策协调，其结果是，它可能促使这些国家在该领域内生产发展和分工的深化。这样，一体化政策或体制选择本身又成了推动某种经济发展格局形成的因素。例如假定某些国家致力于加强环保协作，它们达成了在某些规格的环保产品上享受关税优惠的协议，这可能会促使原来没有环保产品的国家优先发展环保产品。当今世界一些国家为向世界贸易组织靠拢，努力调整本国生产，实际上也说明了这一问题。
由于我们假定各参加国是政治上、经济上自立的国家，因此，任何决策都是各国根据本国对可能获益与所付代价权衡后作出的。通常一国是不能强迫它国作出某种政策选择的，这与70年代前情况有所不同。
从二战后一直到70年代，各国在政策协调方面明显地处于实力不均衡状况。当时，美国居于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地位，它的意图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战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体制，如战后GATT及IMF所确立的自由贸易、国际金融体制框架，基本上反映了美国当时的利益需要，其他国家只能在此类框架约束下被动地参与到世界经济大循环中去。
80年代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发达国家如日、欧的力量日益强大，发展中国家地位也极大地得以提高。各国谈判力量增强了，当今世界多边体制已很难由个别国家操纵。尽管如此，但是在实现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由于国与国之间的不同政治企图和经济上实际存在的差距，加上历史形成的某些大国的实权地位，世界经济政治生活中仍然存在不平等的问题。除了其它原因，正如前文表1中所示，我们曾假定A国是大国，B国是小国，相应地，两国相互开放市场后，A国获利相对少些，B国获利相对多些。因此，若两国为走向一体化进行谈判、协商，它们利弊权衡的筹码就不同，对谈判所愿作出的让步也就不一样。大国倾向于少一些让步，小国往往迫于对大国市场较严重的依赖关系，可能不得不多作出一些让步。
世界经济论文篇（3）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本章通过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的地位和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各方面发展着的贡献，指出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影响作用。并且展望未来，预测中国未来10年至20年将会进入中高速发展阶段，但占全球比重仍将不断加大，对世界经济影响力加强。
关键词：中国发展 世界经济 影响性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开展，中国经济持续保持着长期稳定发展的经济势头，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明显减弱，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带来了新的机遇。近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新的突破，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日益明显。而随着新时期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为世界经济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必须要准确把握中国发展在世界经济中的贡献，面向国际化不断调整战略定位。
一、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的地位
第一，我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大国之一。根据数据显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15年4月14日公布了2014年世界各国GDP排名，数据显示，2014年全球GDP总量77.3万亿美元，较上年增加3.3万亿美元，美国2014年GDP为17.149万亿美元，位居第一;中国GDP为10.380万亿美元，位居第二;第二，MadeinChina影响世界。在我国向全球经济大国前进的途中，制造业的崛起尤其突出。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3年，中国完成工业增加值21.07万亿元，占世界比重达20.8%，制造业净出口居世界第一位。我国俨然已成为世界第一的制造大国第三，中国贸易总额占世界前列。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的出口国和世界第二的进口国，2013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首度超越美国，跃居榜首;第四，我国是投资大国。2015年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钟山16日在北京透露，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1029亿美元，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同比增长14.1%，继续保持世界第三位。中国对外投资规模极大，为全球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中国作用第五，我国已跻身于金融大国行列。本国的钱币在世界的影响是提升国家金融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2015的境外人民币储量将会不断增加。
二、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
1.中国经济成为推进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我国国内GDP总值从2005年至2014年不断上升，呈稳定增长趋势。2011年至2014年我国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四分之一。而在过去的30多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长占全球经济增长量不断增加，由1980年～1990年的3.8%，到2000年～2010年的20.9%，以及近四年的四分之一。我们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的增长带动了全球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复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二，虽然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有所回落，但是经济总量仍在不断上升;第三，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逐渐超过其他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第一。此外，我国在制造业、进出口贸易、金融业等方面发展也呈稳定增长趋势。作为制造大国，我国的制造业增长也成为全球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力量。
2.中国发展促进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
二战以来，全球经济呈现南北格局，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占世界经济发展比重较重。到20世纪70年代左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发展的比重基本持平。此时发达国家的GDP是发展中国家GDP的三倍到四倍。20世纪末期，发达国家所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上升至85%，发展中国家发展稍显滞后。但21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促使了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占全球比重急速上升，据估计，到2015年年底，发展中国家GDP将占全球的50%。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近年来的迅猛发展也加速全球经济重心向东亚方向迁移。中国经济增长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世界资本和产业很明显的向中国偏移，这也是形成中国制造业的不断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从整体上看，一方面，全球经济资本和产业的转移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反过来推动了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影响不断加大。
3.中国发展促进了全球的技术革新。
科学技术对全球的经济增长起着推进作用。中国的发展促进了全球的技术革新，提高了技术创新的效率。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中国一直依靠技术的模仿和追赶提高技术效率，但是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其他前沿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一直是科学技术的创新领导者，其创新产品层出不穷，且广泛应用于发展中国家。尤其中国对外贸易的扩大为发达国家扩散科技成果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增加其市场规模和收益。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化发展，中国吸引了大批的外来跨国公司。中国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丰富的人才资源、健全的产业体系等都为发达国家和跨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加速创新技术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提高了其经济收益和发展效率。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其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也在加大。据报道，我国2014年，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13312亿元，比上年增长12.4%，占国内生产总值2.09%。除了加大资金投入，中国现今已成为国际专利申请大国，2014年中国企业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合作条约》(PCT)框架下共提交2.5539万件专利申请，较2013年增长18.7%，中国企业已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申请大户。
4.中国发展对稳定全球经济有重要作用。
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有利于稳定全球价格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在世界经济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虽然近年来人力成本略有提高，但是与过去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力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加上其他的因素影响，使得中国的出口长期保持较低的价格。与其他国家出口价格涨幅较大对比，中国长期的低涨幅必然对控制全球通货膨胀有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增长还能够减弱全球经济的波动。上世纪出现的金融危机使得全球发达国家经济遭受重创，但是中国经济仍然维持着自己的增长，对促进全球经济幅度、抑制全球经济波动、稳定全球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全球经济的比重不断加大，这种稳定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有研究针对不同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波动程度做了调查分析，研究表明在全球经济发展规模加大的十个国家中，中国的经济增长波动最小，说明了中国经济受全球经济的影响较小，对稳定全球经济有重要的作用。
三、中国未来的发展与世界经济
1.中国发展占全球比重将不断加大，对世界经济影响力加强。
预计在中国未来的10年至20年，中国在基础设施、能源原材料工业等领域的投资空间会减小;部分技术创新追赶的后发优势将减弱;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不足将会导致人力成本的增加。未来的十年到二十年我国经济增长率有可能出现回落，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步伐将减缓，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中高速发展时期。同时，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仍然是制约发达国家经济恢复的重要因素，这一问题发达国家至今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全球经济也经进入发展相对缓慢时期。虽然中国增速将会减慢，但是仍然保持着相对全球更高的增速，中国未来的发展占全球经济比重将会不断极大，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将加强，未来有可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2.中国未来的定位。
不断发展是我国的核心利益，也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战略定位的总体目标时全面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实力，打造互惠共赢的国际环境，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同时为全球经济增长长期提供正能量。为此我国需要对未来定位做出适当调整：首先，中国未来的定位将从被动开放转向主动开放，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其次，中国将从贸易大国变成贸易强国，成为世界核心消费市场以及商品、技术等主要供给基地;再次，中国要从资本输入国转变为资本输出国，成为全球重要的资金提供国家。最后，中国要发挥大国优势，发挥一体化进程的主导者作用。
四、结语
十八大三中全会做出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总体部署。结合我国发展在世界经济的影响和当前局势来看，中国将来的发展战略必须准确把握我国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的根本方向，在全球化市场中合理配置我国战略资源，提高利用外资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构建互利共赢的国家合作体系，大力发挥我国在全球中的大国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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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世界经济的论文范文二：人民币国际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引言
现如今，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越来越关键的角色，人民币币值趋势保持稳定，促使人民币国际地位逐步提升，人民币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伴随人民币在国际范围流通的扩大，人民币国际化俨然得到了我国决策层、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由此可见，研究人民币国际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理论意义。
1.人民币国际化含义
人民币国际化指的是人民币不受国际限制在国际范围流通，进一步转变成在国际上获取广泛认可的计价、结算以及储备货币的过程。现阶段，人民币国际上流通已经在诸多国家展开，但这还不能完全说明人民币已经形成了国际化，伴随人民币国际流通逐步扩大，相信势必会促使人民币国际化，使人民币真正意义上转变成世界货币。人民币国际化含义可概述为以下三方面内容:I.人民币在国际上流通需要一定程度流通度享有基础;II.以人民币计价的主要金融产品转变成众多国际金融机构的投资工具，此点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内容，应当逐步对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市场规模进行开拓，以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便利。III.在国际贸易中，通过人民币结算的交易额应当达到一定的份额。上述三方面标准主要作用于衡量人民币国际化，且后两方面相对更为重要。
2.我国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现状
2.1分析综合经济实力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总量年均增长幅度连续多年超过国际平均增长速度。2013年上半年年，全球经济逐步回暖，新兴经济体下行风险提升，一些国家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预期等造成国际金融市场进一步出现不稳定局面，资本流出、货币贬值压力不断冲击着新兴经济体。然而，总体上我国经济发展相对稳定，各项重要经济指标仍旧处在预期的正常区间范围[1]。
2.2金融环境推动进程
经历30多年来国家金融体系逐步转变的冲击，我国金融业在国家金融改革、货币外汇政策管理以及金融风险控制等相关管理获取了极为丰富的经验。我国金融环境获得了系统充分的改善，改善的内容分别有提升金融监督力度、提升金融体制改革速度、促进国内金融市场良性发展及加快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等。尽管如此，相较于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我国金融经济、金融市场依旧存在显著的不足，而该类情形势必会对我国金融业融资功能、股票市场等快速发展带来不便，这也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切忌操之过急。
2.3汇改后脚步放缓
2005年7月21日，改革人民币汇率产生机制体系，我国全面推行基于市场供求，结合一篮子货币展开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11年，摩根大通中国资金及证券服务副主席罗丽莎指出，人民币汇率眼中不再只是美元，而是结合自身对外经济发展实情，认准多种相关货币，附加针对的权重，构成一个货币篮子，在结合市场内外金融发展情况，对人民币汇率展开调节、管理，实现了人民币汇率在科学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2]。
3.人民币国际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货币竞争属于现阶段各个国家相互经济竞争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倘若相较于其他货币人民币的替代性不断提升，这有利于强化对应铸币税利益、转变各个国家储备货币分配格局，并且会对世界经济形成深远的影响。
3.1有利于缓解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
国际货币体系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产物，它一方面存在相应的先天缺陷，另一方面显然难以呈现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征，致使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不具备对应一定的话语权。由于美国经济发展放缓、日本经济发展长时间不前进、欧元区引发主权债务危机及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迫在眉睫。现阶段国际货币体系亟需展开科学有效的革新，然而要使一些既得利益国家积极投身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存在极大的难度，鉴于此，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脚步得以向前迈进一大步。
3.2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多极化发展、国际货币多元化
在对现阶段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过程中，想要实质性地对美元进行制约，回至金本位或者金汇兑本位等，这显然无法实现，更为合理的手段是借助国际货币多元化和国际货币相互竞争的外部约束来对美元起到制衡作用。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进程中，势必会引出一系列国际化货币币种的出现，如此可有效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尤其是作用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期间，中国还能够与亚洲周边国家进行不同种类金融货币交流，探寻建立区域内汇率维稳体系及区域性货币，以为日后亚元的形成奠定良好的基础[3]。就亚洲及世界经济发展而言，不仅能够为中国贸易、投资提供有效便利，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或者以外国家在更大范围内开展经济交流;还能够在人民币升值或者稳定的前提下，其他国家储备人民币是合算的，促进资产保值增值，在美元不断贬值的背景下，为货币储备提供了又一选择。
3.3有利于国际结算
人民币国际化将使得人民币具备主权、信用、稳定性、可用性及便捷等特征。人民币持有者可通过人民币买入任何中国制造的具备市场竞争力的商品。现如今，已有诸多国家购买人民币作为自身外汇储备，如此说明了人民币国家化发展成效显著。简而言之，人民币国际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就好比一个消费者在百货大楼中购物，倘若只有一种商品可供消费者选择，那么其自然要花费更高昂的成本，倘若出现了多种选择，市场力量便会为其营造缩减成本的机会。人民币国际化将为美国、日本等先进经济体在内的全球货币消费者提供又一种选择。人民币国际化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机遇。
4.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策略
4.1构建综合风险管理体系
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应当提升对构建综合风险管理体系重要性认识，并结合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实际情况采取一系列改善规避综合风险策略，包括:有效利用起汇率避险手段，对现有的外汇予以第一时间结算;使用不同币种开展各式各样业务;提升与金融机构合作力度，借助金融机构提供的相关产品与服务，好比外汇期权产品、外汇期货产品及信息咨询财务顾问服务等，有效开展好综合风险规避工作[4]。要对综合风险管理体系功能属性展开全方位认识，结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及预期回报率，对对应的人民币国际化规避手段展开选取，注重选取适宜的交易时机，经外汇投资对保值增值提供全力保障。
4.2建设离岸金融市场
伦敦、香港、新加坡、上海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建设，有着不同的优势及特色。鉴于此，在开展发展规划期间，同样应发挥各自优势，相辅相成，确保有效实现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群。应当进一步依赖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域、体量优势，使得人民币产品类型更加丰富，扩展人民币离岸金融业务规模，将伦敦作为中心，将人民币离岸业务扩展至全面欧洲至全球;突出香港作为最庞大人民币跨境结算市场的作用，自服务实体经济角度出发，强化香港与内地及东南亚周边经贸合作力度;全力推进人民币在新加坡离岸金融市场定价权的成形，显现新加坡离岸金融市场辐射优势，提升人民币在东盟区域的使用、交易力度;规范上海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机制，开拓市场规模，推出更多金融产品，基于国内经济发展，提升对人民币的定价权，从而转变成人民币产品定价中心[5]。
4.3资本项目有序开放
世界经济论文篇（4）
对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宇宙的认识和思考，一直以来吸引着各个时代思想家们的智慧。我们生活的这个宇宙本质上是什么样的呢？是以一种有序的、有规律的方式在运转还是无序的、杂乱无章的运转？这种运转能否为我们的智慧所认识？人们对这些关于宇宙问题的渴求正是造就了人类自身的智力进化和卓越品质的重要动力之一。
在我们今天的视野所及的范围，我们知道对这些问题思考的最有影响力的思想是由18世纪的思想家们做出的。18世纪的思想家们建立了近代最有影响力的哲学体系，他们设计了一个“有序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世界观是一种“决定论”的世界观，坚信这个世界正在按照某种已经设计好的秩序在运行。持有这个“决定论”观点的人包括诸如牛顿、爱因斯坦等最伟大的自然科学家。这个体系的科学性则是由牛顿定律和对牛顿体系进一步思考的数学定律所保证的。当然，自然科学家们这种关于宇宙的信念和洞见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了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思想家们，其中也包括经济学家。
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的思想根基也是源于这样的一种信念。他把这种自然科学的有序世界的观点应用到人类社会里，形成了一种从看似“无序”到“有序”的观念，提出了一个“和谐的经济系统”的观点。这种和谐的经济系统的动力则是人的自利动机。
我们决不应该低估这种关于世界的观点的影响力和洞察力。事实上，我们一直在这种“决定论”的世界观下生活并做出各种与我们自身息息相关的决策。一种对于人类经济社会的“完美和谐”的信念直接导致了大家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效果的质疑，并且主导了许多关于政府问题的争论。这种“决定论”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我们对于自由经济的信心和我们对于世界的信仰。
但是这一体系在历经几个世纪之后，遭到了怀疑。对于这种“决定论”的世界观的挑战来自于统计观点，尤其是概率论的成功。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二者对于世界的看法的分歧。比如我们说，消费函数是，其中，是自发消费，是可支配收入，c是边际消费倾向。进而我们可以把消费函数写作是可支配收入的函数：。这个消费函数是更加广泛意义上的数学若干函数中的一个。这个函数明白无误地说明，居民的消费量将精确地取决于可支配收入、自发消费和边际消费倾向。这种函数关系是一种确定性的关系。但是，我们知道，这种关于居民消费的断言在现实中毫无疑问是会受到质疑的，居民的消费量并不是精确地取决于这几个因素。在很大的程度上，这种消费关于自发消费、可支配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的关系是不确定的，或者说是随机的，有着概率分布的。这就是二者之间的差别，持有决定论观点的人依据一种确定性的函数关系认为，这个世界将会精确地按照数学定律所描述的那样运转。而持有统计观点的人却认为，即使是知道了这种关系，消费与其他几个因素之间仍然是一种偶然的，不确定的，有着概率分布的关系。
我们把后一种对于世界的观点叫做统计观点，正是这种统计观点，打破了原来思想家们头脑中的有序结构。但是，这二者之间的分歧似乎是让人迷惑的。因为，当我们在利用统计方法的时候，我们却得出了一些几乎完全可靠的定律。而且，统计总体越是偶然、紊乱，就越能更好地表现出统计规律和必然性。比如，我们投掷硬币，当我们投掷的次数足够多的时候，我们发现，出现正面和反面的概率竟然惊人地各是0.5。再比如，我们对于某种考试成绩的统计发现，如果样本足够的大的话，成绩分布将会呈现一种正态分布。并且，人数越多，成绩就越呈现标准正态分布。更加令人惊奇的是，看起来我们做事情可能犯错误的情况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人几乎不能随意地犯错误！总之，某些看起来是无迹可寻的东西，似乎又都可以找到规律。这样，决定论和统计观点二者之间又有什么差别呢？事实上，二者之间的差别仅在于，统计观点认为不存在绝对的定律，任何所谓的定律其实都是有着某种概率的“可能的”情形。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什么事情是确定无疑的。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随机行走的，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尤其是在人类社会中，如果我们相信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物质世界都是随机行走的，那么人类社会也会表现出这种随机性看来并不是不可以接受的。
但是，这并不就意味着随机行走的世界会因为其不确定性而无法认识，即使这种随机行走的世界确实可能形成一种混沌状态。我们能够在“决定论”和关于世界的“统计观点”那里架起一座桥梁。那就是：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定律，这些定律是对某些事情本质的一种最好近似，即使这些事情的本质可能并不是一元的。或者说，这个世界会从无序走向某种程度上的有序。对这些统计定律的发现，在我们的专业范围内，就是计量经济学的任务了。
二、随机行走的世界与计量经济学的任务
事实上，统计的成功应用在很早就已经开始了。大约在17世纪，有一位叫做格兰特的英国商人就通过研究注意到：因事故、自杀、各种疾病而死亡的人的百分比是固定的。这几乎叫人感到惊奇！而且也是统计学的成功使得人们日益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定量材料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政府决策者，都应该思考数据。
计量经济学就是为了在一个随机行走的世界中探讨统计性规律！因为只要知道了这个规律，我们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认识这个世界。但是要记住这种认识肯定是不完全的。而且根据需要，我们还可以根据这个规律来进行预测。进行预测是我们关心规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更加值得称道的是，计量经济学在推断统计规律时所用的方法和理念。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永远是不会完全的，我们只能根据部分“样本”来推断这个世界的整体状况。可以假设这样一种情况：如果我们能够对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进行完全的观察，我们就期望可以得出一个关于这个世界本质的定律。可是，我们不能把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都观察到，也可以说，我们认识的局限是不确定性的来源。能否由样本近似地认识整体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一种坚信可以由样本来推断整体规律的信念的话，我们就不能建立这门学科。
这种由样本来对整体进行推断的方法是计量经济学的主要方法。我们要通过一种叫做回归分析的技术来达到这个目的。“回归”这个词最先由F.加尔顿（FrancisGalton）爵士引入。加尔顿研究发现，父母和孩子的身高有这样的一个趋势：父母高，儿女就高；父母矮，儿女也矮。但是高个父母的儿女们在同龄人中并不像父辈那样在同龄人中显得那样高，儿女辈的平均身高将“退化”到或者说“回归”到全体人口的平均身高。这也叫加尔顿的“普遍回归定律”。加尔顿在智力遗传的方面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一般来说，天才是要遗传的。但是天才的后代却要比他们的父辈们平庸，也就是他们的智力水平将“回归”到中等水平。但是，对于这种回归背后的动力分析可能已经超出了计量经济学这个学科的研究范围，即使这种研究也许会导致一种有意思的哲学的建立：所有的有机组织都将趋于标准状态！
回归的现代意义则稍微有点不同。现代意义上的回归是指，一个叫做因变量的量和其解释变量之间的依赖关系。也可以说是一种相关的关系。实际上，回归和相关是两个极容易混淆的概念，容易混淆的原因既是因为这两个概念的相近性，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哲学上宣称，这个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这个宣称的深刻性在于确认了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完全独立的。比如，我们可以发现在现代社会死于癌症的人逐渐增多，这二者是相关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是现代社会导致了更多的人染上癌症。再比如，这也经常被用来反驳统计结论，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的情况可能和这个国家一个时期的太阳黑子出现的情况存在一种相关关系，但是这种相关关系却不能作为我们行动的任何指导。在这个问题的区分上，就是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之间的分歧了。计量经济学讨论的是回归关系，这种回归的特点在于，我们试图根据某些变量的数值来估计另一个量的数值，我们要依据这种关系进行预测。比如，我们试图通过研究父母的身高来估计其孩子的身高。这种估计就要依赖于我们所关心的两个量之间存在的一种理论上的联系。而相关关系则充斥着统计学的各个方面。并且因为世界的普遍联系性，相关关系是一种常态。
基于上面的差别，在回归中，我们要求解释变量是确定的，可以控制的，但是被解释变量（因变量）可以是随机的（被解释变量正是我们要估计的）。但是在相关关系中，这二者并不加以区分。之所以说这两个概念容易混淆是源于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是因为，这个世界本质上就存在一种难以言明的精密联系。我们实在不能够足够自信地认为我们可以确定哪些变量可以控制，哪些变量之间可以精确地被认为是一种回归关系。比如，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找出一种机制使得癌症和现代社会之间存在一种回归关系，就像我们可以发展一种理论来说明，太阳黑子的活动和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存在着回归关系。这个世界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必须对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保持谦虚。同时请记住：具有回归关系可能并不必然地意味着具有因果关系。在判断因果关系时，我们必须要很小心。因为，这个因果关系很不好说，也许看似因果的两个事件，实际上可能是互为因果的。就像佛经中认为的那样：因果是循环的。
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计量经济学的性质，实际上是为了表达我们这样的信念：我们可以在一定的层次上认识世界，我们坚信这个世界存在着某些统计规律，应用这些规律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的错误”的前提下认识和改造世界。计量经济学可以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可以借助近似地描述了具有相关关系的变量间联系的函数，主要是回归函数，来描述这种关于世界运行的定律。
但是，计量经济学在得到这个回归函数时所使用的复杂的数学推导可能会让我们在特定的时段感到计量经济学的混乱和无序，即使在最后我们坚信可以实现一种理解上的有序。但是，过程中的痛苦可能会让很多人驻足。这里，我们想提前接触一下，那条驾驭计量经济学研究内容的灵魂。
因为，认识世界的理论的建立来自于对世界本质表现出来的现象的分析。有两种对现象进行分析的方式：一种是对现象直接进行操作。这种操作极其便捷，简单而且有洞察力，但是对天赋的要求非常高。其不利之处在于这种对现象的思考得出的结论可能广受争议。另一种方式则是对现象的属性——数据来进行操作。过程中要遵循严格的科学方法。第二种方法就是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了，这种方法因为是用数据说话，可能争议较少。但是，不利之处却是，这种分析结论却要严格的依赖于数据的质量，也就是说，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的质量不会比数据的质量更好。
尽管有这样的困难，我们还是推荐计量的方法。因为，数据的质量可以通过统计手段和统计工具的完善加以解决。并且，根据我们的概率知识，即使这种有误差的数据，其误差也是有规律的，误差情况总是会表现为正态曲线。那么如何来对数据进行操作呢？计量经济学的思路通常是这样：最简单的情况下（双变量回归），在一个坐标平面上画出散点图，发现其大致的规律，通常我们可能发现，我们关心的两个简单量之间呈现一种类似于线形的关系（当然，也可能不是线性的，这种情况下需要更高深的数学工具）。把这种线形的关系利用解析几何的知识转化为直线方程并不困难。获得了这样的一个直线方程是一个极大的成功。因为，这个方程，就是在“某种程度的错误”的前提下的一种描述世界如何运行的定律。事实上，计量经济学的任务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发现这样的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定律。
但是，在从数据那里获得一些关于变量间“规律”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另外的方式来进行。也就是在使用数据之前，通过对先验的知识进行演绎和推理从而得出一系列“定律”。这就是我们在数理经济学中所看到的那些数理方程式。这些数理方程就是我们对世事认识的理论，这种理论能够给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以指导。尤其是在确定我们所考虑的变量之间的可能具有的关系时很有作用。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应用这些方程式来指导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并没有得到证明。计量经济学提供了一种这样的证明。我们可以利用数据来检验这些先验的定律是否符合实际，或者得出一种明确的可以应用于实际的形式，从而对数理方程做出了适合实际的修正。尤其是在不同的国家中，因为不同的文化等隐性的制度因素，这些定律可实施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事实上，始于一种对世界认识的先验的推理，建立一种解释世事的假说并用以改造世界，是每一个学者的虚荣心。
因此，计量经济学的研究的思路或者说计量经济学的灵魂是：通过先验的演绎和推理得出理论模型，最好是数理模型。数理模型中会有参数，那么利用数据对这个模型的参数进行估计得出一条回归方程，并通过假设检验来确认这个方程式。如果这个方程式满足了理论建立时的要求，那么就证明了那个先验的理论是正确的并且能够利用这种理论进行预测。接下来的计量分析就是在这些思路下进行的技术探讨了。
对计量经济学这套思想方法和其技巧的同时掌握，是掌握这门学科并加以实际运用的重要素质。尤其是计量经济学的技巧，是一个计量人的必备素质。因为我们一直坚信，伟大的思想来源于熟练的技巧。就像武侠中的“打狗棒法”虽然只有十八路，但是，一个使过无数次“打狗棒法”的丐帮帮主足可以因这十八招而笑傲江湖了。但是，如果过于沉迷于高级计量的数学推导，我们就很可能失去欣赏这门学科所固有的魅力的机会，并且因为数学知识的缺乏而造成的沮丧可能会阻碍对其进一步的学习，从而失去了领悟计量经济学所蕴含的大量关于生活的智慧的机会。因此，这篇文章里，我们不对计量经济学的技术过多的论及，而主要是看其蕴含的智慧之美。
三、计量经济学：智慧之美
最能让我们感受到美感的就是计量经济学这种从样本推断整体的思想。如果能够认识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复杂性的话，我们对这种思想可能会更加珍视。比如，如果我们有一种信念，比如相信我们能够通过努力成为一个书法家。那么我们能够怎么做呢？计量经济学和书法家们都会这样建议你：先选取几十个字来，集中精力把这几十个字练好，最好是临摹以往大师们的作品。这样，你就几乎能够发现写好字的要领。因为，我们不能够把这个世界上的字都练习到，我们只能够由“样本”来推断所有字的写法。并且，我们坚信这些“样本”蕴含了足够多的关于写字的要领或者说是写字规律的信息。这就是计量经济学的智慧之一。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几乎将这种计量经济学的思想推广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可以指导我们成就卓越。无论是学习、应试、还是搞艺术，甚至想要成为武林高手，都可以应用这种思想。“样本”往往是我们窥看世界本质的窗口！有心人自会从这里得到无尽的启发。
计量经济学就像从一个古老的神谕里蹦出来的智慧精灵，它几乎全面的改变了我们对于脚踏实地的看法！掌握一种过硬的分析数据的能力，无疑会全面的改变你的工作方式和效率。这在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中是极其重要的。经济理论经常地被认为是一门空洞无用的理论，这是在未有数据之前做出分析的常见批评，先验和演绎的方法，很多人认为，不能够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有什么意义。但是，有了计量经济学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就可以从数据出发来进行我们的分析和预测，这种工作方式无疑会培养我们踏实做人的人品。并且因为处理问题的独特技巧和思维，掌握计量工具的人会得到青睐——来自上司和运气。
在我看来，计量经济学还对我们的人生哲学有着指导意义。人的一生其实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就好像那滑过天际的流星，留下的只是瞬间的美丽。这瞬间如何解释？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这一个瞬间？
人不过是苍茫宇宙中的一粒尘埃，如果这个宇宙尚且遵循着从无序走向有序，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将这个信念加以演绎到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中呢？！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也只是在一个随机行走的世界中的随机行走过程。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在下一个时段，我们会经历什么、会遇到什么，甚至我们对于我们未来的规划都是不确定的。这个过程是随机的、紊乱的、偶然的和无序的。但是，这种无序和紊乱最终会走向有序。用计量经济学的说法，我们会从这些紊乱偶然的样本中得到一个回归方程。这个回归方程就是我们的人生轨迹！
当然我们对于这个轨迹的认识永远是后验的。我们不可能在这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之前就得出一个回归轨迹作为我们人生的预测，这种东西没有预测意义。那么这种有序的观念究竟能给我们什么人生启发呢？
那就是：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对于发生于我们周围的看起来是好事或者坏事的东西耿耿于怀，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太过挑剔上天对我们的似乎是不公正的待遇，中国自古就有“福祸”的智慧之言。以一种应有的宽容心态来对待我们的人生无疑会让我们感到快乐。甚至我们的职业追求也是如此，没有什么绝对的好或者不好，我们的人生轨迹在我们某些年里需要紊乱和无序，根据计量经济学的思想，越是紊乱和无序的样本，我们就越容易得出稳定的统计定律——一条稳定的人生轨迹！假如大家去看看人物传记就可以发现，在那些人的人生里，他们可能做过记者，参过军，被抓到过牢里，看起来和其最终的路径有了很大的背离，可是这些背离最终回归到这条路径上。事实上，我们并不好确定，是不是这种每个阶段的紊乱和无序最终造成了他们稳定的人生轨迹？！
人生需要这种随机性。并且如果我们要想有一条稳定的人生轨迹，依照计量经济学的理念，我们还要让我们的人生经历这一样本足够大。如何让自己的人生经历更多？如何让自己的人生有更多的随机性？那就是：我们要过主动追求的人生。当我们在生活中有意识地主动去追求时，我们就在客观上丰富了自己的经历，并且扩大了自己的人生经历样本。因为，在你主动追求的时候，才能够发现惊喜和奇遇。消极和封闭的人生态度不利于扩大自己的人生经历样本，样本不具有变异性，就难以得出好的回归方程。我们都应该学学“苍蝇的哲学”，苍蝇的四处乱撞让苍蝇即使在被困的时候也有机会逃脱。这也许是更有含义的古语的一句话的意思吧：树挪死，人挪活。但是，在我们的追求中，因为，我们应该珍视随机性，因此，对于得失就不必太让自己负累。得失是随机的。我们在生活中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也许在这冥冥之中的东西面前，可能只是一个慈悲的玩笑。太过于在意也许是失去了更多。
参考文献：
[1]古扎拉蒂.《计量经济学》（第三版）[M]，林少宫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世界经济论文篇（5）
在谈论全球化时，我们常常注意到一种貌似中立的观点，即，全球化虽然会带来两极分化，但却能使世界经济增长，因此只要注意更加公平的财富分配，全球化将给所有人都带来好处。然而，在我看来，全球化不但会造成全球两极分化，而且会使世界经济衰退。在本文中，我将试图阐述以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资本流动自由化为核心的全球化如何导致世界市场需求萎缩，进而使世界经济全面衰退的历程。本文还进一步论证，未来十年将是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十年，其烈度将超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以2000年4月美国纳斯达克指数崩盘为标志，大萧条已经到来。本文的观点是以对竞争和危机关系的全新理解为基础的。 一、竞争激烈导致经济危机 在西方经济学词典中，没有一个词比竞争更好的了。完全竞争的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市场，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经济需要。在这一视野中，供给自动产生需求，或者说供给和需求自动平衡，经济像一架精密的机器运行良好，不会产生经济危机。 然而，事实上，竞争恰恰是危机的来源。历史上每一次经济危机的酝酿、爆发和解决过程，都是主导产业投资过度，竞争激化，以致主导产业原材料成本上升，产品价格下跌，利润萎缩，大量企业破产倒闭，酿成危机。而随着企业大量破产，加以新的主导产业的出现，或新的市场的开发，市场重新供不应求，同业竞争缓和，经济危机才能得以解决。 竞争的核心是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或企业争夺同一资源。在亚当·斯密开创的经济学中，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将自动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然而，在争夺同一资源如目标市场、待分配利润、原材料等的竞争中，一方利益的最大化便是另一方利益的最小化，换成戏剧性的语言便是“你死我活”。因此，竞争也可以看作是战争的日常化。我们知道，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是双方人员伤亡和武器损失最大的时候，相似地，竞争最激烈的时候是各方利润大量萎缩，企业大量破产倒闭的时候。然后优胜劣汰，在大量资源被浪费掉以后，剩余资源才被配置到竞争力最强而且最善于运用竞争谋略的企业或个人手中，该产业将形成相对垄断格局。由于相对垄断，企业的利润率上升，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招工人数增加，并吸引新的竞争者来抢夺垄断利润，该产业将再一次出现生产过剩，竞争再度激化，产业再度陷入危机。就这样，每一次危机结束，垄断程度都将上升，垄断范围都将扩大。事实上，二百多年经济竞争的结果，是《财富》杂志500强在世界范围内垄断了煤、石油、钢铁、汽车、飞机、船舶、化工、机床、发电设备、半导体、计算机、软件、电信、传媒等各主要行业。最近十多年来，在发达国家出现了所谓强强联合的大规模兼并潮，以案值3500亿美元的美国在线购并时代华纳案为最高峰。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产业陷入危机并不意味着全局的经济危机，反过来，全局经济危机也不意味着任何一个产业都陷入危机。但是，一旦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如十九世纪初期的纺织业，十九世纪中后期的铁路，二十世纪初期的汽车、化工，二十世纪后期的半导体和计算机、电信等，陷入危机，则常常意味着全局性的经济危机。那些非主导的产业在某个局部地区陷入危机，例如纽约的旅馆业，或东京某区的餐饮业，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也可能因为投资过剩、竞争激化而陷入危机。在经济危机时期，某些新的产业可能在悄悄生长，例如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美国铁路危机导致全局经济危机时期，石油工业却由于洛克菲勒完成托拉斯化而利润丰厚。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竞争缓和导致经济繁荣，而竞争激化导致经济危机。由于金融业的存在和发展，繁荣会被延长，而危机也会被加剧。在竞争缓和时期，金融业发放大量贷款，扶植新竞争者进入利润丰厚的行业，由此带来相关设备和原材料行业的发展，使就业增长，消费旺盛，从而给利润丰厚的下游产业扩大市场，形成良性循环。随后，由于需求增长跟不上投资扩张，到某一点良性循环就终止，而恶性循环却开始了。企业纷纷打价格战，降低成本，削减工资，从而缩小了市场，为争夺缩小了的市场 ，只好进一步打价格战，进一步降低成本，削减工资，直至大量企业破产倒闭，陷入全局性经济危机。 二、竞争缓和是二战后黄金时期的原因 二战结束以后直至七十年代初期，西方世界有一个所谓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发达国家作为整体，年均经济增长高达4.4%，是其后二十年(从七十年代初到九十二年代初)的年均经济增长率2.2%。这使经济学界产生过很多乐观想法，例如劳资矛盾解决了，经济危机被熨平了甚至是消失了，经济将实现自动和无限的增长。这段黄金时期也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中引起广泛注意，在中国，人们认为这是生产力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自我调节的产物。 然而，从竞争与危机的角度看，这一黄金时期无非是西方各大国经济竞争缓和的表现。众所周知，二战后美国拥有世界50%的生产能力和70%以上的黄金储备，其竞争实力远在欧洲各国和日本之上。1950年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为英国的3倍，德国的4倍，是日本的更多倍。美国制成品的生产为西德的6倍，为日本的30倍。美国煤矿的生产率比英国、西德高3-4倍，是法国的7倍。因此，战争刚结束时，美国的政策是利用美国统治的全部优势，为美国资本取得最有利的地位，迫使各国开放市场，接受价廉物美的美国货，摧毁德国、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的经济，夺取这些国家对殖民地的统治和影响，从而实现美国独霸西方世界的美梦。为达此目的，美国对盟国援助只用于救急，不是帮助盟国重建生产体系；援助都附有“排除国际商业中的一切歧视待遇的协议”，并且在货币和贸易体系计划中，美国不让各国为平衡支付而限制贸易。最重要的是，美国以防止德、日再次侵略他国为名，制定了拆毁德国、日本军事工业的计划，从根本消灭这两个新兴工业强国的竞争能力。如果这一切都成为现实，则美国将成为新的世界工厂，而欧洲和日本将成为美国的原材料及初级产品加工地，那里的经济需求将无法增长，一个长达二十多年的繁荣期也就不可能出现。 事实上，美国的这一商业野心并没能实现。随着美国商品大量输入各国，随着拆毁德、日两国军事工业的进程的开始，欧洲和日本国内失业工人大量增加，各国共产党势力迅速壮大，美国不得不更弦改张。美国统治精英终于发现，他们的头号敌人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而不是欧洲和日本，因此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变消灭竞争对手为扶植竞争对手。主要措施有三，一是著名的马歇尔计划；二是停止拆毁德国和日本的军事工业；三是允许日元、英镑、马克等货币贬值，例如日元贬值到1美元兑360日元，从而减少美国货对各国市场的冲击，并使各国有能力对美出口。此后，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日本又成为美国军火的前线供应商，发了一笔战争财。这些措施从效果来看，可以一言以蔽之，即美国采取了单方面自由贸易，而允许各国贸易保护的友好态度。此后，欧洲和日本生产能力得以重建，内需扩大，给美国商品提供了更大的市场；欧洲和日本产品输出美国的数量不断增长，但却仍不足以平衡来自美国的进口，美国进出口仍然保持大额顺差，世界经济进入良性循环。 美国之所以能够采取扶植竞争对手的作法，客观上是由于美国工业的竞争力远高于日本和欧洲各国。然而，由于高工资成本和低积累率，美国的优势逐渐在丧失。1955年到1970年间，美国制造业固定资产总额增加了57%，西欧主要国家增加了116%，日本增加约500%。1960年，美国制造业每小时劳动成本约相当于西欧的3倍，日本的10倍。如此巨大的成本差距造成美国外贸顺差不断缩小，黄金储备不断下降。到1971年时，首次出现贸易逆差。美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1955年为36.3%，1960年为33.7%，1965年为31.3%，1970年为30.2%，1975年为24.5%。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为标志，美国竞争力已经衰落到与欧洲、日本平起平坐的地步，而且其衰落趋势还在进一步发展。 也就是说，为了应对冷战需要，美国做出了重大的战略牺牲，培养了自己的经济竞争对手。然而，恰恰在这一 段培养竞争对手的竞争缓和时期，世界经济经历了大繁荣。 三、竞争激化造成世界经济螺旋下降 美元与黄金脱钩的同时便是美元贬值。从那时起，美元和日元的比值从1：360曲线跌至1：120左右，与英镑、德国马克等主要货币的比值也一路下跌。美元贬值一方面使世界各国手中的美元储备购买力降低，能购买的美国货物减少，另一方面则是增强美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削弱各国对本国市场的保护，并增加向美国出口的难度。同时，美国企业以更大规模、更快速度向海外转移生产基地，降低成本中的工资比例，从而使美国对欧洲和日本的成本劣势得以减轻。第三，美国迫使各国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但与此同时，却用特别301条款加强对本国市场的保护，实行超级贸易保护主义。 这三条措施实际上是七十年代的各国经济停滞膨胀的根本原因。由于采用浮动汇率制，美元贬值引发了一场汇率大战，日元、马克、英镑争相贬值，造成难以抑制的通货膨胀；同时，由于美国实行超级贸易保护主义，各国对美出口减少，而进口增加，经济增长自然放慢；美国的处境则是略有改善，贸易逆差增长放慢而己。第三，不仅美国，而且日本、欧洲各国都竞相将生产基地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造成国内外需求萎缩，这是最具破坏性的。当美国将汽车生产线转移到墨西哥时，本国失去一个30000美元的工作岗位，而墨西哥增加一个3000美元的工作岗位。27000美元成为汽车公司的收益，该收益将用来降低车价，增加高级雇员薪水，增加企业利润。由于工资是消费需求的来源，而利润则是投资的来源，就世界范围而言，需求减少了，投资却增加了，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了。就墨西哥而言，得到一个3000美元的工作机会似乎是好事，然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技术和品牌加墨西哥的工资，可以使墨西哥本国汽车业破产，使墨西哥的需求不是增长而是萎缩。 从理论上说，如果没有新的产业革命，随着美、日、欧三大经济区域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滞胀将持续下去，直至各国企业大量破产，演变成世界经济大萧条为止。但是，有一个办法可以使大萧条推迟到来，那就是寅吃卯粮，赤字消费。 从里根上台起，美国一方面减税以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一方面又扩大军备以增强内需。这一增一减所造成的财政赤字由发行高利率的国债来补偿，使里根任内美国国债大规模增加，形成八十年代的“赤字繁荣”。布什总统萧规曹随，继续赤字财政。到1994时，美国政府债务即高达4.6万亿美元，每年仅支付国债利息就需要3000亿美元。这还仅仅是狭义债务。如果算上由联邦政府担保的广义债务，则债务数量更加惊人。政府债台高筑的同时，公司债务和个人信贷消费的数额也不断膨胀。1980年，全美工商企业负债总额还只有1.4万亿美元，到1991年3月，已达3.5万亿美元。同期，全国居民负债总额从1.4万亿美元上升到4.1万亿美元。九十二年代以来，美国的各项负债继续上升，截止到2001年第一季度为止，美国政府、企业和居民负债总额已高达31.6万亿美元，是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倍，其中政府债务7.08万亿，企业债务15.18万亿，居民债务7.23万亿。不仅美国如此，日本以及欧洲各国都债台高筑。日本国债已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130%，企业和居民负债也数额惊人，特别是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负债，已经达到使日本金融体系全面崩溃的地步。欧洲各国的政府债务比美、日都少，因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各国总负债不得超过60%，其代价是欧洲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缓慢。但欧洲企业和居民的负债却不低。例如，在九十二年代后期的电信投资热潮中，银行向电信企业发放了数千亿美元的贷款，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消息，这些贷款只有1%能够收回。 在发达国家债务惊人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也在继续上升。从1982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以来，发展中国家已经多次爆发大规模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危机。墨西哥、巴西、东亚、俄罗斯、土耳其、阿根廷这些被西方国家视为经济自由化模范生的国家一个个在金融危机中倒下，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出售国家的土地、矿产、电信、铁路等有垄断利润的主权性资产，紧缩财政开支，削减福利措施，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早已被视为第四世界，除了饥荒、战乱的消息，已经没有什么能引起外界的兴趣了。1987年时，第三世界债务总额升至10000亿美元，约占第三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5%，各国经济增长几乎全部被债务本息吸干。然而到1996年时，这一债务总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增长至将近20000亿美元。 如果说，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家、企业、居民的债务都已高得惊人的话，那么谁是债权人呢？债权人是一小部分控制垄断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大财团。换言之，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是这一小撮大财团发放贷款，维持了微弱的世界需求增长，使本来可能于八十年代初期、最晚九十二年代初期就爆发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得以拖延至今。 九十二年代初期美国和世界经济的衰退已经十分严重。从1987年股市大暴跌开始，美国经济就走下坡路，至1990年正式进入衰退，企业破产倒闭的数量不断扩大，失业率不断上升，几经反复，于1993年第二季度才出现强劲回升，开始所谓九十二年代的新经济繁荣。然而美国九十二年代繁荣的国际背景却十分暗淡，欧洲低速增长，日本零增长，中南美洲、东南亚经济危机，前苏东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大幅度降低。在这个全球经济互动十分密切的时代，美国经济何以能一枝独秀呢？难道美国的国际竞争力重新恢复了吗？事实并非如此。伴随着美国新经济的是贸易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巨额逆差。贸易逆差在1999年高达3389亿美元，2001年更将高达4500亿美元。与此同时，则是日本、欧洲、中国、俄罗斯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巨额资金流入美国。日本的零利率政策不但没有启动国内投资，反而促使其流向高利率的美国追逐高额利息。欧洲经济的低增长也使欧洲金融投机家把资金注入美国。经济总量只及美国十分之一的中国所购买的美国国债就有800亿美元，俄罗斯经济垮台后大量资金也涌入美国。据估计，仅1997年金融风暴后，从东南亚地区流入美国的资金就高达8000亿美元。 这就形成一个奇怪的循环，各国出口赚美国人的钱，然后又购买美国股票和债券，借钱给美国人花，美国人花钱又支撑了美国和各国经济的增长。美元源源不断流向世界，世界又把美元送回美国的债市和股市。如此恶性循环，美国的债务越来越多，贸易逆差越来越大，世界经济的总需求越来越低迷，股市却越来越高。这一循环的唯一可能结果就是一场世界经济大萧条。由于这场大萧条八十年代初和九十二年代初两次被推迟，一切可用的财政和金融手段都已用尽，其烈度将超过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与三十年代不一样的是，这回再也没有财政和金融手段可以施展了。 四、全球化为国际经济竞争的加速激化铺平了道路 七十年代美国应对竞争力相对衰落和经济滞胀的三大措施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也意味着所谓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为了灵活地运用美元的贬值和升值，这就需要资本流动自由化；为了顺利转移生产基地，需要第三世界各国的配合，这就有投资自由化；为了加强美国商品的出口，这就有贸易自由化。这是七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三大支柱。 资本流动自由化使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就不再局限于技术、成本的竞争。一国汇率贬值意味着该国的全部商品对外出口竞争力增强，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则意味着国际竞争空前激烈。不仅如此，资本流动自由化还使一国调控经济的货币杠杆失灵，使国家的货币主权受到严重威胁。资本流动自由化还有一个加严重的后果，就是使世界市场需求萎缩。1966年美国的全部外汇交易额中，商品进出口额所占的比例为80%以上，采用“浮动汇率”制度近三十年后，这一比例降到了1-2%。这意味着大量资本停留在外汇市场，投入实际生产的资本下降，投资需求萎缩。 由于投资自由化，跨国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求最低成本、最低税收，迫使各国争相向跨国公司减让税收、压制劳工运动、减低工资。发达国家的 工人面临工厂关闭、转移的威胁，被迫接受资方裁减员工、降低工资、增加工作量的要求，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则在跨国公司的打击下大量破产倒闭。其结果则是世界市场的消费需求萎缩。 由于贸易自由化，各国中小企业和农业跨国界相互竞争，价格不断下降，工资成本不断被压缩，大量缺乏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纷纷倒闭，造成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进一步萎缩。 因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既是发达国家国际竞争激化的产物，反过来又系统地加剧了国际竞争，为国际竞争的空前激化铺平了道路，一步步将世界经济推向大萧条。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全球化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呢？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到，全球化是以各国跨国公司为动力，以美国为主导，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为组织实施者，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国际政界、商界、学界精英共谋的人为过程。所谓华盛顿共识即是共谋存在的证据。 人们常常混淆市场经济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以为一国范围内无障碍市场经济行得通，国际范围内的无障碍市场经济也应该行得通。然而一国范围内的市场经济成功的前提是政治上的一人一票可以制约经济上的一钱一票，使该国的地区差距与贫富差距得以有效调节，有足够的财政资金建设道路、桥梁、港口、机场，能实施内在协调一致的经济和民事、刑事法律，并且可以用凯恩斯主义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调节经济周期。失去这一前提，市场经济将带来两极分化，假冒伪劣盛行（劣币驱逐良币），经济动荡，秩序混乱，以致社会无法存在下去。在缺乏一个由全世界人民投票选举的世界政府的前提下，在跨国公司不受民主力量制约的前提下，拆除各国对本国经济的保护，取消各国的经济主权，听任弱肉强食的经济逻辑无障碍通行，只能导致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 五、结束语 有可能使这场危机程度减轻或时间缩短的可能因素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然而，在上个世纪最后二十年，电信、互联网、计算机和软件业革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释放完毕，并在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中转化为危机因素。生物和医药技术似乎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源泉，但是由于该项技术高度垄断，既不能迅速扩散形成投资繁荣，又不能产生类似铁路带动钢铁、机车、煤炭业那样的连锁反应，反而会加速财富向这些生物、医药公司集中，难以成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新能源开发是不是有可能担负起此重任呢？如此新能源开发在经济上有利可图，一定是石油供应发生严重短缺之时，而后者常常意味着加剧经济危机。 所以，我看不到摆脱大萧条的经济和技术可能。预测未来是危险的。有的学界朋友告诫我，不要把话说得太满，要给自己留有余地。世界上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的衰退只是普通的周期性衰退，明年或后年某个时候就会复苏。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这次美国经济的衰退比较严重，可能走出衰退的时间会长一些。只有极少数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衰退可能会象九十二年代的日本经济一样，进入漫长的零增长时期。至于预见一场超过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的人，则更是寥若晨星了。你就那么自信？不怕出错，毁了自己的学术声誉？ 我不是赌徒。无论做事还是做学问，我都会作两手准备，从最坏处打算，争取最好结果。所以如此自信，是基于与经济学两大范式都不同的竞争和危机理论，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在这两大范式内思考。通过阅读二百年来西方各国的经济危机史，我有把握地说，我的危机理论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如果说，未来十年世界经济居然没有陷入大萧条，我将反思自己的危机理论，反思自己全部的经济学理论。
世界经济论文篇（6）
关键词:货币金融动荡全球化
《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兵以小说般的笔调,描述了自英格兰银行成立的三百多年以来货币和金融的发展史,展现了国际金融集团和代言人在世界金融发展中的翻云覆雨影响力,深入揭露统治世界的经济精英通过煽动政治事件,进而产生金融动荡,最终迫使美元与黄金完全脱钩,金融精英趁机在世界范围内攫取财富的过程。
一、货币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国际金融精英通过控制的各国的货币发行机构,进而巧妙调节本国货币的供给,进而控制国内财富和国际财富的分配,因为美元和黄金直接挂钩,因此,美元的发行权就成为各国金融人士在世界范围内疯狂掠夺财富的主要武器,例如,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和上世纪七十年代爆发的石油危机,甚至追溯到前面的两次世界大战,可以说都是国际金融集团为获得美元的世界经济霸权地位而策划的阴谋。
国际金融精英为获取国家的巨额财富,一般会采取“剪羊毛”式的掠夺手段,首先他们会通过在国家政府机构中培养的利益代言人去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从而提高货币的流动性甚至造成流动性泛滥,在低利率的情况下,群众的投资消费热情高涨,经济出现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在经济的泡沫被认为膨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采取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使经济发展速度因为缺少资金而陷入萧条境地,然后金融精英们会趁机以远远低于实际价格的成本大肆购买优质资产。
通过国际金融精英所惯用的手法,我们发现,货币的发行权在国家和世界经济发展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而一个超级大国的货币的发行权一旦被一少部分人控制,则意味着世界财富资源的再分配,在该超级大国货币体系笼罩下的国家便必不可避免的沦为金融动荡的牺牲品。
二、货币产生金融动荡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货币在国家中的经济地位是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许多国家都会牢牢掌控着货币。但是,正是因为货币的大量存在,甚至处于泛滥的地步,造成国际金融动荡。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因为以泰国泰铢等为代表的货币大量贬值,造成整个东南亚乃至世界上许多国家经济出现了动荡。
当一国货币,如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英镑和法郎以及二战之后的美元,成为世界各国的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之后,大多数的国家货币都会以该国的货币作为参考对象,那么这个国家在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是很难通过有效的财政货币政策去加以平衡很完善的,因为其它以该国货币为参照物的国家也会采取相应的财政货币政策,从而降低该国财政货币政策影响力。
而对于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家来说,需要经常兼顾本国的货币政策目标实现和其他国家对储备货币的需求,两者之间经常会存在较大矛盾,而当货币发行国家在此过程中是很难对两者采取一种两全其美的货币政策:不能忽视本国货币的国际职能而仅仅考虑国内的货币政策目标,也不能见过国内外的不同货币目标,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很少能够为本国货币在世界性的范围内提供流动性的同时而保证本国货币政策的稳定性。特别是在一个国家出现经济发展速度迟缓的时候,很多国家会采取货币贬值的方法来保证本国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了金融动荡,许多国家因此而遭受巨额经济损失。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大幅度贬值,金融危机在世界范围内屡屡发生,并且呈现出愈演愈烈的状况,世界各国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但是美国在此过程中,其国家财富增长速度却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虽然有所降低,但是仍然牢牢控制着国际金融体系的发言权,因此,金融动荡虽然不是货币发行当局所期望的,但是却是不可避免的,是货币存在的必然性制度缺陷。
三、全球化下的货币的发展趋势
货币所带来的货币兑换、货币投机以及汇率风险等问题阻碍了全球化的发展。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国际部主任本•斯泰尔也在文中指出“把货币与挂钩的代价巨大,有时甚至还是危险的。货币国家主义与全球化水火不容”。
因此废除货币,建立更加公正的世界金融秩序成为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客观要求。我国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认为“创造一种与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
全球经济需要全球性的货币,只有在一个全球性货币的体系里,货币带来种种弊病才不会凸显,因为已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国际金融系统将不会受到任何人负责的世界权势集团操作。从本质上来说,全球性货币体系的建立将使得银行的权利超出国家、种族和语言,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也将在摆脱与国家货币的挂钩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下更加顺利的发展经济。
参考文献:
[1]金昱,货币重于秦山[J].财经论坛,2007(12):67.
[2]宋鸿兵,货币战争[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6):256.
世界经济论文篇（7）
一、世界各国经济上相互依存将日益加深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贸易的增长率始终高于生产的增长速度。在1950年到1994年的45年间，世界进出口贸易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而同期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4%。在这期间，全世界进出口贸易增长了14倍，而生产只增加了5.5倍。1950年贸易在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仅为7%，而到90年代末已增加到了23%。1994年世界商品贸易额突破了4万亿美元大关，达到40900亿美元；到1999年已接近7万亿美元，达到6.95万亿美元。各国都把越来越多的产品投入世界市场，也把世界市场作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途径。世界贸易组织认为，这不仅显示出世界贸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也说明世界经济进一步迈向相互融合的发展阶段。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实行开放政策，实现贸易自由化，鼓励外国企业到本国建工厂、雇劳工、加工生产或组装，直到将产品运往第三国销售。据统计，全世界每年生产的产品约有1/5纳入国际贸易渠道。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投资的增长速度又高于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1999年外国直接投资比1998年增加了55.2%，达到8650亿美元。200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达到创记录的1.3万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了18.2%；（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2001年有较大幅度下降，将从2002年开始恢复，2001-2005年的总额估计将达到4.4万亿美元，超过1996-2000年的3.6万亿美元。美欧日之间相互投资现象十分普遍。美国对外投资的约44%投向欧洲，而美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约85%来自欧洲；日本商家接连不断以巨款在美国设厂或购买企业和债券，一度曾引起美国国内社会的强烈反应。目前，不仅发达国家之间在资金、技术和市场上高度融合，而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也错综交织、相互影响。2000年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为2040亿美元，约占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1/4。（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
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加深的另一表现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企业并购之风愈刮愈猛，其并购规模之大、涵盖行业之广、交易金额之高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跨国公司已是当今跨越国家的国际经济活动的核心，是集生产、贸易、投资、金融、以及技术开发和转移于一体的经营实体，其利益和着眼点日益与国家（不管是母国还是地主国）脱离。据统计，到20世纪末，全球跨国公司已达6.3万家，国外分公司80多万家。全球500家大企业的产值已占世界总产值的45%。跨国公司的发展促进了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的国际生产协作体系的形成，加速了生产国际化的进程。21世纪，世界各国经济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局面，还有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的趋势。
二、高科技要求各国联合攻关
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是由高科技的迅猛发展推动的。正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样，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了商品、资金、人员走向世界各个角落。2001年，美、英、法、德、中等国联合宣布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草图。这项被誉为“革命性的科学工程”，将有助于人类对某些疾病的认识和找到新的治疗方法。由于高科技产品从设计到生产的周期缩短、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以及开发高技术所需要的投入大，大企业纷纷联合投资，优势互补，建立所谓的“战略联盟”。
由于电子信息技术突飞猛进，高科技正在深刻影响社会和人们的生活。电脑、电话、电视的“三网融合”进入了实用推广阶段；电子商务、电子教育不断发展；量子计算机、DNA计算机、光学计算机的研制也在加紧进行。人类基因研究和纳米技术的突破，将对21世纪的人类产生巨大影响。还有，植物和动物的遗传、克隆等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在航空航天技术方面，国际合作、联合攻关探索宇宙奥秘更是引人注目。美国、俄罗斯、日本、欧洲、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合作建设的“国际空间站”正在紧锣密鼓中进行。这个空间站的构件将由各参加国负责建造，并分批、分期由美国航天飞机、欧洲阿丽亚娜火箭、俄罗斯“联盟质子”号火箭和日本的H2A型火箭送入太空。这个国际太空站在距地球400公里的太空环绕地球运行，将成为永久性的载人科研设施。
在全球化时代，跨国界的信息沟通与交流的日益增加，不同国家的科技工作者在探索自然界奥秘方面所关心的问题不断趋同。与此同时，人类共同面临的自然及社会的挑战也日益增多，世界各国科学家与工程师作为一个整体所要探索和解决的问题也逐渐趋同。例如，各国科学家对于人类遗传基因问题的研究，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所做出的努力等，导致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社会行为，其研究内容全球化的趋势愈加凸现。
科技活动的全球化及其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国界。由于通讯手段的改进及国际贸易的飞速发展，一个国家科技活动的成果往往以极快的速度在全球得到极其广泛的传播。随着科学技术应用周期的缩短及其在全球应用范围的扩大，科技的进步将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对不同社会及文明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三、生态环填不分东西和南北
环境污染无地理边界。全球有200多条河流流经一个以上的国家，其流域面积占世界土地面积的一半以上，40%以上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其中。上游的污染必将影响下游的水质。欧洲全部硫的沉积物差不多有一半是跨越国界的。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湖泊的酸化、中欧森林的消失等，都与欧洲上空的酸雨有关。温室效应更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其原因是所有温室气体的排放（不管来自何方）都会影响全球气候。世界观察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提出警告：在新世纪开始之际，全球环境已到危险的十字路口。目前，全球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全世界每年损失耕地2100万公顷，有1700万公顷森林消失，有4500亿吨废水、污水流入江河湖海，有1500万人死于环境污染，有4万个生物物种灭绝……（注：世界观察研究所：《2001年世界生态环境状况报告》。）。据联合国报告，在21世纪，全球“极端的气候现象如热浪和暴雨发生的频率将会加快，因此，水位上涨、洪水、滑坡和雪崩将会增加。”随着全球气候的继续变暖，干旱、洪水、饥馑和瘟疫将成为21世纪对人类的严重威胁。
治理环境污染、维护全球生态平衡，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识。各国际组织也日益关注环境保护问题，如海洋污染、核废料和有毒废料的处理、保护濒危物种、以及古迹保护等。在环保领域的国际合作方面，联合国及其有关组织发挥了巨大而有效的作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一致通过了《21世纪行动议程》和《里约宣言》（又称《地球》），号召世界各国制定其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政策，并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以推动《21世纪行动议程》的落实。全球生态环境恶化和各国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要求人类顺应形势的发展，探索新的合作模式。
环境作为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公认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之分。生态环境把全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环境污染更无地理边界可言。正因如此，布什政府宣布放弃《京都议定书》后遭到全世界的批评和指责。因此，开展国际合作，共同维护全球生态平衡，是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全球人类安全的新概念、新要求，迫使世界各国建立一种积极、务实的相互联系的新框架。这种新型的伙伴关系，系由合作双方的彼此利益所驱使，而非一方向另一方的施舍；是公平分享市场机会，而不是奉行单边的保护主义。只有基于这种认识，国际合作才有成效，全球环境才能得以维护。
四、跨国经营将打破国内与国际业务之间的界限
目前，跨国公司制定经营战略均从全球考虑，提拔主要经营人员不分国籍，重要决策可在国外子公司做出，科研工作可根据所在国的需要和具备条件的任何地方进行，新产品可在几个国家分别开发。特别是跨国公司，越来越注意从全球的战略目标出发组织其经营活动。一方面表现在它以整个世界为自己的市场，不是分散地考虑一时一地的得失，而是以争夺全球市场份额为目标；另一方面表现在从全球的范围去合理配置各种资源，不是仅考虑本国的比较优势，而是在全球范围谋求经济利益，从而改变了传统的攫取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产品主要用来返销母国或出口的跨国经营模式。在管理方式上，许多跨国公司采用全球网络式的组织结构，公司内部的纵向组织层次日趋减少，母公司给予子公司越来越多的经营自，使之自主地进行投资、生产、销售，甚至研究与开发等经营活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科研经费不断增加、生产成本日益上升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西方国家的大企业感到单独经营难以应付局面，纷纷采取合并或购股兼并的方式建立国际战略同盟，尤其是近年来企业兼并、合并之风愈刮愈盛。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说，近20年来，跨国公司的购并金额以每年41%的速度增长。2000年全球跨国公司并购总额已超过万亿美元，达到1.143万亿美元。这一轮企业兼并浪潮的显著特点是超大型并购交易，并购后所形成的产业规模达到空前的程度，出现许多“巨无霸”企业。与以往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大公司的收购、合并、兼并，更多的是出于经营战略方面的考虑，其目的主要是：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获得经营效益；增加市场份额，以更雄厚的实力与对手进行竞争；利用对方的国际分支机构开展国际业务。
全球市场正在逐渐成为一家公司经营方式的起点。国际营销学一直将民族或国家作为给市场下定义或分割世界市场的一种概念，全球化则淡化了把国家与市场作为一个相连的实体，并将市场变成比国家和民族更广阔的空间。全球化要求企业树立全球观，不管是“从地区着眼，从全球着手”，还是“从全球着眼，从地区着手”，一个企业必须具有全球性的竞争战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五、民族国家的作用将逐步削弱
民族国家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最主要推动者。国际贸易迅猛增长，资本在全球流通，人员往来无阻，其中国家为实行对外开放铺平道路、打通关节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全球化过程中，在以国家为主要国际行为为主体的国际社会，国家这一体现各国国家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的最高利益的象征，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跨国活动的急剧增长，和全球性、区域性国际组织的作用日益增大，以及非政府组织力量的增强。前者超越了国家传统意义上的和边界；后者削弱了对国家的依赖和信任。
国家的作用，对内是维护社会治安、发展民族经济，对外则是保卫边境不受侵犯，维护领土完整。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概念自20世纪中叶以来便日渐减弱。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家的权力无一例外地正在缩小。国家受到普遍接受的国际行为准则和尊重人权准则的制约。例如关税税率，过去被认为是体现国家的主要标志之一，可以自主决定关税税率。可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为了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开展对外贸易，各国不得不根据国际惯例和国际多边组织的要求，逐步削减关税税率。还有，经济全球化把一国的生产结构纳入全球的生产结构，把一国的市场纳入全球的市场，而国家的干预只能对一国内部的市场经济起作用，却不能解决世界性的市场经济问题。因此，世贸组织对于促进世界市场稳定发展，并对之进行有效的调节发挥着愈益增大的作用。:
全球性和区域性组织的作用增大，势必接管国家的部分权力，削弱国家制定政策和管辖的权限，限制着国家行使的空间。此外，跨国公司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行为主体，其独特性就在于其跨国的特性，它可以跨越行业、国家的界线，形成自己内部体系，“决定权不属于某个国家，而是属于几乎相当国家的组织，其权限将超越本国领土的界限”。
还有一个越来越引人注目的新问题，即司法全球化。近年来，西方大肆鼓吹“法津全球化”，否定“不干涉内政”的国家关系准则；以维护人权和民主的名义，出兵干涉他国内政，甚至组织国际法庭审判本应由各国内部处理的问题。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使得这类事件正在日益增多。
世界经济论文篇（8）
第三部分 最后的十年中，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以日益抬头的军国主义和不断加深的不平衡、不安定为其显著的特征。这两个现象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联系。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需要考察半个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历史性变化：一个以美国霸权为标志的时期。 在当前、70年代中期、1870-1913年、包括一战期间等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之间，有某种确定的相似之处。我们把1870-1913年阶段称作全球化的第一阶段——世界经济作为一个不受束缚的独立实体的上升阶段。当前的时期则构成了全球化的第二阶段，不仅包括商品和货币形式的全球化，而且还是执行生产职能的资本的全球化，也即生产过程本身的全球化。 这个发展有很多的方面，我们最感兴趣的还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关系，尤其是美国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对于全球化的分析上，第四国际(ICFI)明确的反对那些认为民族国家已经变成不相关的经济个体的说法。 我们一直在强调，在每个发展阶段上，第二时期全球化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和单一民族国家体系之间的矛盾。 在1991年，我们写道：“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原有的差异正在被抹煞，现代的跨国公司不管它的总部在哪里，都被卷进了一场争夺世界市场统治权的生死攸关的争斗之中。但即使是民族国家客观上失去了经济独立重要性，它为资本家之间不同派系所扮演的争取世界霸权的斗争的手段——政治-军事机器异常的强大起来。这个事实最明显的说明一场新的世界灾难正在加速酝酿之中。”(《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殖民主义》，第四国际委员会宣言第11页) 世界大战 总体上说，国际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冲突起源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和世界经济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 19世纪中叶，新生的资本主义还处于上升期，那时是英国的全盛时期。英国是世界的生产工厂。但随着1871年德国的统一，随着内战结束后美国正在扩张的国内市场的建立，随着19世纪70年代大萧条的到来，意义深远的变化产生了。到19世纪末，美国和德国出现了新的工业和企业的组织形式，新的工业权力登上了历史舞台。德国的崛起意味着对英国在欧洲大陆统治权的挑战，这种情况自从拿破仑战争时就出现过。在大西洋的另一边，美国新的工业组织形式(所指应为“托拉斯”，译者注)的出现和国内巨大市场的开辟已经向世界预示了美国在未来的世界霸权。 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不断增长的矛盾在一战中彻底爆发出来。英国完全有击败德国的实力，但是巨大的战争耗费使它失去了金融霸主的地位。1914年以后的时期中，一笔巨大的资金从大西洋的一边转移到另一边，英国和法国在美国的投资也被清算用来支付战争支出。仅仅在几年之内，财富的转移不仅抵消了美国以前亏欠欧洲的所有债务，而且使美国一跃而成为债权国。1914年美国海外总投资为25亿美元，1919年就翻了一番多，变成了70亿美元。同一时期内，外国对美的投资从72亿下降为33亿美元。 在战争的过程中，全球经济权力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有的以伦敦为金融中心、以黄金为基准的全球贸易的体系再也无法维系下去。以英国为金融权力象征的战前经济体系，严重的被削弱了。 战争的后果之一，就是在威尔逊和他所主张的“十四条”领导下的美国试图建立自己权威之下的欧洲体系。但是美国不得不面对十月革命的挑战。经济上改造欧洲，就必须彻底清扫原来德国和欧洲轴心的力量。然而最后的胜利者，却不是美国，而是布尔什维主义。就这样，美国只得和旧有的欧洲势力在凡尔赛谈判上结成联盟。但是这也意味着欧洲经济生存空间被严重压缩了。 距离一战开始仅仅13年，在1926-27年，欧洲的生产才刚刚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但是影响不仅发生在欧洲，战争揭示了世界经济主导权已经转移到了美国。此外，美国参战、及重组欧洲的努力证明了美国 资产阶级不会仅限于它的巨大的国内市场。资产阶级要进行扩张，美国资本和生产就一定要在全球范围内发展起来。但是在欧洲严格控制的国境线、关税、协议及其他限制上占领那里的市场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导致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大萧条的矛盾状态。 30年代，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关于资本主义矛盾的分析，他指出未来的发展过程——资本主义必然以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作为崩溃的结局。 他写道：“美国代表着最完美的资本主义发展形式。在国内市场和寻求无限的新市场上，美国对于欧洲而言，无可置疑的取得了经济、技术上的垄断地位。但是它对于世界战争的干涉却清楚的表明它的国内市场的平衡已经被破坏掉了。战争给美国经济结构带来的变化已经使美国进入了世界竞技舞台，这也是美国资本主义生死攸关的一个问题。现在有充足的证据表明，美国进入世界市场对于美国经济必将产生戏剧性的变化。 “劳动生产力的规律(应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对于美国和欧洲的相互关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通俗的讲，对于美国未来在世界上的位置具有决定性作用。美国人在劳动生产力的规律上最高的组织形式是流水线，标准的大规模生产。就像阿基米德要翘起地球的支点被找到了一样，这种生产形式呼唤出了巨大的生产力。但是古老的星球不甘于被如此翘起，每一个国家都用高关税和武装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市场。欧洲根本不买美国的货物，相反还大规模扩充军备。而被饿惨了的日本牢牢的控制着本国市场。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技术突然发现，在远远落后的生产力所设置的障碍面前，自己是如此的软弱无力。劳动生产力的规律似乎失去了它的效力。 “但仅仅在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必然发挥作用，迟早，美国资本主义都要打开全世界的市场。但是通过什么方式呢？通过一切可以采用的方式。很高的劳动生产率意味着很高的破坏力效率。是我在危言耸听吗？起码不是，我不是在讲天书，我只是试图分析世界形势，并从经济结构规律上得出结论。”(托洛茨基，《民族独立运动和经济生命》，1933-34，第161-162页) 美国资本主义召唤出来的高度发达的劳动生产力不仅将美国拉入战争之中，同时也保证它取得战争的胜利。在二战胜利的基础上，美国建立了全球新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在这个结构基础上，资本主义体系得到了整体上的较快发展。 布雷顿森林体系 考虑战后的秩序——由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决定的金融和货币机制，有两点必须着重指出。第一，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在美国霸权下建立的、并且使美国收益很大，但它仍是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重组，不得不考虑了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需要。这不是一个简单“零和”的游戏，使美国从其他国家的损失中受益。更准确的说，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机制建立起来，保证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而进行扩张。有一句时髦的话可以用在这里：这是一个“双赢”的格局。 当然，在最后的分析中，这不能归结于利他主义或美国战略家的远见卓识，这个双赢的格局意味着世界范围生产线的建立，也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劳动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它保证了作为资本积累基础的剩余价值被无产者源源不断的生产出来。 最重要的是，美国的垄断资产阶级意识到美国的生产体系需要建立在全球范围内，首先就是在欧洲建立新的经济政治环境。可供选择的就是世界重新陷入20年代和30年代的情形，这样统治阶级不至于触发社会主义革命。 战后经济秩序的第二个主要特点是对金融资本(主要是对短期投机资本)的强烈限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者认识到，国际贸易必须重塑框架。曾经在20年代普遍发生的高关税壁垒和通货膨胀，必须去处掉。但是战后体系决不会恢复1914年以前的时代。事实上，形成鲜明对比，金融资本的运动被严格限制，以免在流通上引起汇率的不稳定，这势必引起关税壁垒和其他限制，否则本国的经济秩序就会被破坏 掉。 我想强调以上两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重要特征，因为这个体系的崩溃就是建立在这两个特征之上的。 战后秩序的崩溃 战后秩序的崩溃原因是客观的经济发展趋势、美国的经济政策和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权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固定汇率的体系的变化过程中，欧洲美元市场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1958年，为防止汇率的无法控制，英国对资本流动强加种种限制。但是英国银行非常希望继续维持世界金融市场的地位，千方百计的利用它们美元的结余进行国际借贷。60年代后期，当美国政府也想对资本进行限制的时候，美国人发现吸收欧洲资本对于稳定金融利率是非常有用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自身的矛盾导致它最后破产。它以促进资本主义世界增长为主要目的，就必须建立在国际流通增长的基础上，主要以美元的形式。但是美元数量的不断增多意味着金本位必然被破坏。当从美国国内的美元流出增加时，这成为60年代问题的萌芽，也是巨额军费支出和美国投资于迅速发展的欧洲经济的必然结果。美国希望限制资本流动以维持美元对金的比率。但结果却刺激了欧洲美元市场的增长。 这个摆脱了政府监管的资本市场的兴起，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者们所警告过的后果：通货的不稳定。1967年英镑面临压力，随之而来的是1968年美元面临压力。然而危机在持续。美国不仅经历了一次支付账户赤字，到60年代末它的贸易收支也变成赤字。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框架内，解决日益发展的危机的唯一办法是美国减少在海外的开支(主要是军事开支)，制造国内衰退以削减进口，扩大出口。换句话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继续将意味着削弱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这是美国所不愿做的。此外，制造国内衰退将引起工人阶级的不满，而当时越南战争已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政治危机。 最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体现了世界经济日益增长的国际化。它是在日益发展的国际资本市场和全球范围内的货币资本流动的压力下倒台的，而这些都不受民族国家政府(包括美国)的控制。 归根结底，用最近的一项研究的话说：“无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系统瓦解肯定是要发生的。它需要过多的国家政策来协调。各国越来越专注于国内经济的增长，而与此同时技术力量使得经济增长需要商品和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危机可看作是国家经济管制与国际化逻辑的冲突的详细生动的实例。在1971年的情况下，很明显是美国的政策直接导致了体系的瓦解。”(Harold James，布雷顿森林之后的国际货币合作， p207 ) “(美国财长John) Connaly告诉欧洲人，美国的地位就是：”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麻烦。‘在一个美国人听来，这就是说’外国人不能敲诈我们。我们的工作就是先敲诈他们。‘“(同上，p210) “一个次于内阁级别，通常称为(Volcker Group )的政府团体，代表财政部、经济咨询委员会、国务院、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提交了一份名为‘国际货币事务中的基本选择’的文章。文章最后总结了过去的情况说道‘用于填补赤字的可用资金使我们能够支付巨大的海外军事花费和承担其他外交义务，保持了国内经济政策的充分弹性。’但是它又补充道，该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把外交政策从金融体系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为了一个特别的货币体系而调整外交政策，这是不合适的。后来，Volcker 从90年代的观点总结道‘约翰逊和尼克松总统当然不愿意听到他们的选择被美元的弱点所限。’由于这种约束，美国无法充分调整它的政策以适应国际货币体系的需要。”(同上，pp.210-211) 在美国国内，人们认为保持，甚至可能提升美国地位的办法就是放弃对资本的控制，并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引进自由市场原则。这一论点的推理基础是：金融市场将仍以美元为基础，而其他参与者都想拥有美元。美国的优势在于美元将起到世界货币 的作用。 在战后秩序下，政治力量被用于管理全球经济，尤其是金融市场。但随着战后的稳定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矛盾产生了。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国际金融的发展，需要金融资本更大的运动自由——这和旧的政权间产生了冲突。在新形势下，美国意识到只有抛弃旧秩序，才能相对于它的竞争对手保持经济优势地位。 这意味着破坏(即便不是全面摧毁)维持战后平衡的几大支柱的其中之一。正如我们所说，美国按照自己的利益建立了战后的秩序，然而同时也提升了其他资本主义大国的地位。现在美国为了在其竞争对手面前提升自己的利益，又拆毁了战后货币体系。 一旦固定汇率制度被取消，金融资本这个精灵就从瓶子里跑了出来。对资本流动的控制无法维持下去，执行国家经济计划而不考虑金融市场，变得越来越困难。最后一个试图这样做的政府是80年代初法国的密特朗政府。在随后发生的金融危机面前，它被迫放弃了这种尝试。 布雷顿森林体系 考虑战后的秩序——由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决定的金融和货币机制，有两点必须着重指出。第一，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在美国霸权下建立的、并且使美国收益很大，但它仍是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重组，不得不考虑了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需要。这不是一个简单“零和”的游戏，使美国从其他国家的损失中受益。更准确的说，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机制建立起来，保证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而进行扩张。有一句时髦的话可以用在这里：这是一个“双赢”的格局。 当然，在最后的分析中，这不能归结于利他主义或美国战略家的远见卓识，这个双赢的格局意味着世界范围生产线的建立，也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劳动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它保证了作为资本积累基础的剩余价值被无产者源源不断的生产出来。 最重要的是，美国的垄断资产阶级意识到美国的生产体系需要建立在全球范围内，首先就是在欧洲建立新的经济政治环境。可供选择的就是世界重新陷入20年代和30年代的情形，这样统治阶级不至于触发社会主义革命。 战后经济秩序的第二个主要特点是对金融资本(主要是对短期投机资本)的强烈限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者认识到，国际贸易必须重塑框架。曾经在20年代普遍发生的高关税壁垒和通货膨胀，必须去处掉。但是战后体系决不会恢复1914年以前的时代。事实上，形成鲜明对比，金融资本的运动被严格限制，以免在流通上引起汇率的不稳定，这势必引起关税壁垒和其他限制，否则本国的经济秩序就会被破坏掉。 我想强调以上两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重要特征，因为这个体系的崩溃就是建立在这两个特征之上的。 战后秩序的崩溃 战后秩序的崩溃原因是客观的经济发展趋势、美国的经济政策和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权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固定汇率的体系的变化过程中，欧洲美元市场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1958年，为防止汇率的无法控制，英国对资本流动强加种种限制。但是英国银行非常希望继续维持世界金融市场的地位，千方百计的利用它们美元的结余进行国际借贷。60年代后期，当美国政府也想对资本进行限制的时候，美国人发现吸收欧洲资本对于稳定金融利率是非常有用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自身的矛盾导致它最后破产。它以促进资本主义世界增长为主要目的，就必须建立在国际流通增长的基础上，主要以美元的形式。但是美元数量的不断增多意味着金本位必然被破坏。当从美国国内的美元流出增加时，这成为60年代问题的萌芽，也是巨额军费支出和美国投资于迅速发展的欧洲经济的必然结果。美国希望限制资本流动以维持美元对金的比率。但结果却刺激了欧洲美元市场的增长。 这个摆脱了政府监管的资本市场的兴起，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者们所警告过的后果：通货的不稳定。1967年英镑面临压力，随之而来的是1968年美元面临压力。然而危机在持续。美国不仅经历了一次支 付账户赤字，到60年代末它的贸易收支也变成赤字。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框架内，解决日益发展的危机的唯一办法是美国减少在海外的开支(主要是军事开支)，制造国内衰退以削减进口，扩大出口。换句话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继续将意味着削弱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这是美国所不愿做的。此外，制造国内衰退将引起工人阶级的不满，而当时越南战争已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政治危机。 最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体现了世界经济日益增长的国际化。它是在日益发展的国际资本市场和全球范围内的货币资本流动的压力下倒台的，而这些都不受民族国家政府(包括美国)的控制。 归根结底，用最近的一项研究的话说：“无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系统瓦解肯定是要发生的。它需要过多的国家政策来协调。各国越来越专注于国内经济的增长，而与此同时技术力量使得经济增长需要商品和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危机可看作是国家经济管制与国际化逻辑的冲突的详细生动的实例。在1971年的情况下，很明显是美国的政策直接导致了体系的瓦解。”(Harold James，布雷顿森林之后的国际货币合作， p207 ) “(美国财长John) Connaly告诉欧洲人，美国的地位就是：”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麻烦。‘在一个美国人听来，这就是说’外国人不能敲诈我们。我们的工作就是先敲诈他们。‘“(同上，p210) “一个次于内阁级别，通常称为(Volcker Group )的政府团体，代表财政部、经济咨询委员会、国务院、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提交了一份名为‘国际货币事务中的基本选择’的文章。文章最后总结了过去的情况说道‘用于填补赤字的可用资金使我们能够支付巨大的海外军事花费和承担其他外交义务，保持了国内经济政策的充分弹性。’但是它又补充道，该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把外交政策从金融体系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为了一个特别的货币体系而调整外交政策，这是不合适的。后来，Volcker 从90年代的观点总结道‘约翰逊和尼克松总统当然不愿意听到他们的选择被美元的弱点所限。’由于这种约束，美国无法充分调整它的政策以适应国际货币体系的需要。”(同上，pp.210-211) 在美国国内，人们认为保持，甚至可能提升美国地位的办法就是放弃对资本的控制，并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引进自由市场原则。这一论点的推理基础是：金融市场将仍以美元为基础，而其他参与者都想拥有美元。美国的优势在于美元将起到世界货币的作用。 在战后秩序下，政治力量被用于管理全球经济，尤其是金融市场。但随着战后的稳定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矛盾产生了。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国际金融的发展，需要金融资本更大的运动自由——这和旧的政权间产生了冲突。在新形势下，美国意识到只有抛弃旧秩序，才能相对于它的竞争对手保持经济优势地位。 这意味着破坏(即便不是全面摧毁)维持战后平衡的几大支柱的其中之一。正如我们所说，美国按照自己的利益建立了战后的秩序，然而同时也提升了其他资本主义大国的地位。现在美国为了在其竞争对手面前提升自己的利益，又拆毁了战后货币体系。 一旦固定汇率制度被取消，金融资本这个精灵就从瓶子里跑了出来。对资本流动的控制无法维持下去，执行国家经济计划而不考虑金融市场，变得越来越困难。最后一个试图这样做的政府是80年代初法国的密特朗政府。在随后发生的金融危机面前，它被迫放弃了这种尝试。
世界经济论文篇（9）
一、世界经济面临通货紧缩的挑战
通货紧缩（Deflation），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经济学》（1992）中定义为“与通货膨胀（Inflation）相反的是通货紧缩，它发生在价格总体水平的下降中”；斯蒂格利茨则在其《经济学》（中译本，1997）中将通货紧缩定义为“价格水平的稳定下降”；目前国内学术界比较认同的简明定义为：通货紧缩是指商品和服务价格水平普遍、持续的下降。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大都出现程度不同的通货紧缩，时至今天，其阴影仍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徘徊。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近期刊文指出：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是通货紧缩，而非二次衰退。
1、三大经济体
继日本之后，美国、德国和英国也相继面临通货紧缩的危机。由于美国、欧元区和日本三大经济体的GDP占到全世界GDP的75%，因此三大经济体的经济走向对世界经济走向起着决定性作用。
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的一年，企业的资本设备价格下跌了1.0%，汽车价格下跌了1.6%，服装产品价格下跌了2.2%，电器价格下跌了2.7%，下降幅度最大的是个人电脑，跌幅高达20.9%.通货紧缩不但笼罩着制造业，而且已蔓延到美国具有优势的服务业：酒店的价格下跌了2.1%，飞机票的价格下跌了3.8%，电话服务业的价格指数更是下跌了4%.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持续性的通货收缩，对正在挣扎着走出衰退的美国经济产生了严重的消极作用。2002年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5.0%，但进入二季度后急剧回落，二季度经济增长仅1.3%，预示着美国经济调整、复苏和变革步履维艰，通货紧缩仍是主要威胁。
欧元区的通货紧缩压力总体不太大，但是德国和英国则相对严重。德国经济目前正处于通货紧缩的边缘，加入欧元区以来，德国在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和财政政策等方面失去了相当的自主性，目前欧洲央行的基准利率对于通胀率只有1%的德国来讲相对较高，估计2003年出现负通货膨胀的可能性较大。英国近来的通货紧缩压力一直比较大，统计数字表明，当前英国的年主导通货膨胀率只有1.9%，同英国政府设定的2.5%目标有一定差距。目前，英国的零售价格指数仅仅相当于1987年的水平。过去12个月来，英国耐用消费品价格平均下降了3.8%.
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经济一直处于萧条时期，尤其1998年之后，庞大的财政赤字，沉疴不起的消费低迷，频繁的企业破产，使通货紧缩日益突出。为此，日本政府今年10月30日出台了“反通货紧缩综合对策”，以寻求复苏经济的出路。
2、亚洲
中国台湾由于经济金融十分不景气，以至于通货紧缩愈显严重。根据有关资料，2002年1~10月，台湾消费物价年增长率为-0.26%.
中国香港自1999年呈现通货紧缩，2002年9月份消费物价指数下跌3.7%，跌势持续47个月，且创下27个月以来最大的跌幅。
亚洲其他国家，如泰国和菲律宾等，近年来消费品价格与以往同期相比，有所下降，也出现了通货紧缩的苗头。
3、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最具代表性的是阿根廷，目前该国正处于连续第四年的严重通货紧缩之中。其他如墨西哥，危地马拉等，也都出现了通货紧缩趋势。
4、中国
近五年，生产能力结构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价格总水平持续下降。如果根据国际普遍的看法，通货膨胀率低于1%即属通货紧缩，那么，从商品零售指数上涨率看，中国1997年已出现通货紧缩；从居民消费指数上涨率看，中国1998年进入通货紧缩。因为，中国五年来价格指数上涨率一直低于1%，到2002年4月，这两个指数上涨率分别为-2.1%和0.3%，所以，“通货紧缩取代通货膨胀成为影响中国宏观经济健康运行头号顽敌”（胡鞍钢，2002年）
通货紧缩的形成原因和治理对策，近年来已有大量论述，本文拟着重从股票市场的角度来分析证券市场与通货紧缩的相互关系，并从中得到一些有效遏制通货紧缩的思路。
二、历史上证券市场与通货紧缩的相互关系
纵观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史，通货紧缩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经济现象。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美国1929年至1933年大萧条期间出现的严重通货紧缩，以及日本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并延续至今的螺旋式的通货紧缩。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其通货紧缩的产生和发展都与证券市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美国1929~1933年的通货紧缩
在大萧条之前的1922~1929年被称为是美国“繁荣的七年”，股票市场（以下简称“股市”）上，投机之风可谓空前绝后。据统计，在此期间，有价证券的发行额为490亿美元，而股指居然上涨了5倍。1929年10月24日，美国股市出现恐慌性抛售，当天的交易量达到1300万股，证券市场一天之内蒙受的损失开创了历史最高纪录。至1932年6月，以S＆P500指数（标准-普尔500指数）为代表的股票价格已平均下降了86%.股市的暴跌成为引发美国其后5年严重的通货紧缩的导火线。
美国1929-1933年的通货紧缩主要表现为：
（1）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大幅下降。1929年8月至1933年4月，CPI下降了28%.可见，通货紧缩是美国大萧条时期的首要特征；
（2）国民生产总值（GNP）大幅回落。1929-1933年，美国的GNP下降近24%，平均每年有接近8.3%的负增长；
（3）工厂、银行大量倒闭。大萧条期间，美国倒闭的企业超过14万家，倒闭的银行超过5100家；
（4）失业率大幅上升。1929-1933年，失业率从3%上升至25%；
（5）消费萎缩，投资暴跌。1929-1933年，物价平均下跌了6.7%；美国企业投资额由1929年的560.2亿美元下降到1933年的84.4亿美元；
（6）证券市场筹资额锐减。1929年，美国企业债券、股票的筹资额近80亿美元，而1930年锐减至44.83亿美元，及至1933年筹资额只有1.6亿美元。
2、日本的通货紧缩
1985~1989年，日本经历了泡沫经济形成、发展、最后破灭的过程。由于极度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大量的过剩资金涌入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导致股票和房地产价格暴涨。1989年底，以日经指数由38915点的历史高位急剧下挫为标志，日本的泡沫经济宣告破灭，从此进入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萧条时期，尤其1998年之后，各种迹象表明日本经济已处在“通货紧缩螺旋”的边缘。
当前日本经济形势，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与美国大萧条时期相似的通货紧缩特点，主要表现为：
（1）物价下跌。日本CPI从1999年起连续27个月下降，2001年CPI更是下跌0.8%，跌幅创下历史纪录；
（2）经济增长陷入停顿。1992~1995年日本实际GDP增长率不到1%，1998年则下降到-2.8%，是战后经济增长表现最糟糕的一年；
（3）企业生产能力下降。日本生产能力指数曲线从1998年以来一直处于下降趋势，截至2001年2月，破产企业负债额为23.61万亿日元；
（4）就业形势严峻。90年代初以来，日本年均失业人数连续增多，2000年完全失业率达4.9%，2001年再创纪录地达到5.4%.
（5）资产价格下跌。“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地价持续下跌。2001年年初商业用地的地价下跌7.5%，仅为最高值（1990年9月）时的18%，跌至1981年的水平；
（6）股市低迷。“泡沫经济”崩溃之后，股市一蹶不振，至2002年11月14日，日经指数以8303.39点报收，创下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3、美日通货紧缩的启示
综观美国和日本两国通货紧缩的发生、发展过程，结合两国在通货紧缩发生前后所采取的宏观政策，我们不难看出，证券市场与通货紧缩二者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关系。
（1）股市超常波动会诱发通货紧缩。美国为了抑制股票投机，美联储在1928-1929年错误地采取了过急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收缩公开市场操作并两次提高再贴现率，同时大幅度提高对经纪商贷款的利率，甚至限制会员银行对经纪商贷款，从而导致金融市场在诸多利空下变得无序，股价暴跌随之出现，银行和企业连锁破产，市场供求失衡，产品价格下跌，最终引发了通货紧缩。为了应对泡沫经济，从1989年5月起，日本政府开始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至1990年8月，日本银行一共5次提高贴现率，从不到2.5%上升到6%.由于该政策过急过猛，导致股市大幅下挫，加速了以通货紧缩为特征的长期萧条的到来。
（2）股市暴跌加重了通货紧缩。无论美国还是日本，在通货紧缩阶段股市暴跌都不可避免地加重了其通货紧缩的程度：一是股市暴跌所产生的心理效应和扩散效应，将使公众认为大萧条已经来临，产生物价将持续下跌的消极预期，致使消费支出大大减少，导致社会总需求锐减；二是股市暴跌直接减少了人们的账面资产，财富减少的效应进一步降低了公众的消费支出；三是股市暴跌使企业筹资面临较大困难，减少了投资需求，激化了社会总供求失衡的矛盾。通货紧缩是供求严重失衡的直接后果，股市暴跌造成社会总需求进一步下降，加深了供大于求的矛盾，也就意味着加重了通货紧缩的严重程度和治理难度。
（3）通货紧缩反过来导致股市持续低迷。股市稳定的最根本基础是上市公司的素质，而在通货紧缩的条件下，由于市场疲软、价格下跌、产品销售不畅、利润下滑、再生产资金短缺等因素的作用，上市公司难以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甚至发生严重的亏损直至倒闭。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持续下降恶化了其资产质量，直接导致股市不断下挫，即使政府采取刺激性的措施，只要上市公司的业绩没有实质性的改善，也只能收一时之效，难以改变股市长期低迷的颓势。
由此可见，证券市场与通货紧缩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证券市场尤其是股市的崩溃直接引发了通货紧缩，证券市场的萧条加重了通货紧缩的治理难度；反过来，通货紧缩导致企业经营困难，瓦解了证券市场发展的基础，造成证券市场长期低迷，最终可能引发证券市场崩溃直至整个金融市场和国家经济的全面危机。
三、发展证券市场，遏制通货紧缩
证券市场与通货紧缩的相互关系提示我们：发展证券市场，保持证券市场的稳定，防止因证券市场的衰退而引发和加重通货紧缩，其重要性不容忽视。就我国而言，进一步规范发展证券市场，充分发挥和利用证券市场优化资源配置、调整供求关系的功能，无疑是遏制通货紧缩的一条重要路径。
1、保持证券市场稳定，提高公众预期。
作为资本市场的核心和基础，运行了11年的中国证券市场取得了辉煌成就。截至2002年10月底，我国共有上市公司（A、B股）1215家，深沪两市的总市值达到4.4万亿元，占GDP的比重接近50%，投资者开户数发展到近7000万户。尤其自1991年以来，证券市场在境内外累计筹集资金高达8000多亿元，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然而，自2001年6月上证指数达到2245点之后，股市一直处于下跌调整之中，2002年1月达到最低点1339点，近期则始终在1500点以下徘徊。股市的低迷不振与我国的宏观面的现状发生了严重背离，并在一定程度上拖累了经济的上升势头。据中国证监会统计，2002年1~10月，证券市场累计筹资727.06亿元，同比下降32.22%；投资者累计交纳印花税97.62亿元，同比减幅达62.95%.
根据现代消费理论，消费不仅是由现期收入决定的，人们对未来持久收入的预期也在消费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股市低迷和股票价格持续大幅度下降，极易使投资者形成消极预期，并可能扩散而导致公众对物价产生持续下跌的预期，在买涨不买跌的心理作用下，使消费屡屡搁浅，从而影响物价总水平的上升。一个反例证明是：2002年“6.24”行情爆发后，我国股市曾一度冲高；国家统计局的监测显示，2002年6月份，受股市反弹等因素的作用，消费者信心指数在5月份的基础上回升0.2点，达97.3点。由此可见，保持证券市场在规范中稳定发展，防止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下滑而加重通货紧缩的趋势，在目前显得尤为迫切。
2、发展证券市场直接融资功能，缓解银企经营压力。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直接融资从无到有。自1991年至2001年底，我国证券市场的直接融资功能得到极大地发挥，上市公司共募集了7727.09亿元资金，有力地支持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国有企业发行股票上市后，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和更新技术、调整产品结构、提高管理水平的能力较上市前明显提高。当然，同直接融资市场发达的英国、美国、荷兰等国相比，目前我国的直接融资比例仍然较低。过去十年我国从证券市场筹集资金近八千亿元，但银行贷款却增加了八万多亿元。直接融资市场的不发达，导致全社会资金融通主要依靠银行存贷机制来循环扩散。其结果是，企业过份依赖间接融资，使银行的职责和压力太重，同时由于很多企业在客观上没有偿债能力，或在主观上逃废银行贷款的不良意识浓厚，使中国银行业潜伏着很大的经营风险。据统计，目前我国国有银行的坏账占GDP的25%左右。出于对贷款难以回报的恐惧心理，银行惜贷一直是近年来银行资金运作最大的痼疾；银行资金宁可投放到国债和交纳央行准备金，赚取低利的息差，也不愿意给企业放款。同时，2002年6月末我国居民储蓄已超过8万亿，存款增长速度快于贷款，存贷差不断增加（2002年6月末银行存贷差增加到3.65万亿元），银行经营雪上加霜。因此，通过法律规范大力发展证券市场的直接融资功能，对于提高社会资金融通的效率和效益，防止出现“债务-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是大有帮助的。
3、利用证券市场财富效应，扩大社会需求。
证券市场存在“财富效应”，当投资者的虚拟资产（如股票等有价证券）的价值呈现不断上升时，投资者可支配的财富增加，其消费信心和消费欲望都会增强，即期消费和超前消费的增加，将拉动社会总需求的上升，缓解通货紧缩的压力，最终带动GDP的增长；而GDP的增长又为证券市场的进一步繁荣创造了必要条件，如此形成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
同理，如果虚拟资产价值下跌，证券市场将产生“负财富效应”。据中国证监会统计，我国股市在2001年下跌前的市场价值总额约为5.4万亿元，而到2002年10月市场价值只剩4.4万亿元，整整“蒸发”了近1万亿元。股市市值的蒸发意味着股民财富的消失，股市中的散户投资者在我国以中上等收入阶层为主，是我国最有活力、也最具潜力的消费阶层。目前股票资产的大幅缩水，必然会压缩这部分人的日常即期消费支出。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居民因投资亏损已对自己的消费产生影响的占48.11%.同时，股市低迷和股票价格的下降，导致企业投资股票的资金损失，产生财富缩水，造成企业投资能力的下降，最终导致投资增长乏力。居民消费支出下降和企业投资增长乏力，必将影响社会总需求的增长，其结果将是因需求不足、供给相对过剩而导致物价下降，从而造成通货紧缩。
4、发挥证券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调整和改善社会供求状况。
我国通货紧缩主要源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表现是“大量短缺和无效供给同时并存，是政府垄断和体制障碍下供给和需求双向不吻合的结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1）在这种情况下，全面利用证券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将显得更为必要和重要。
证券市场是通过对现代市场经济中一系列机制发生影响而影响社会供求状况，进而影响社会再生产的。一方面，通过聚集和利用社会资源，疏通储蓄及闲置资金转化为投资渠道，使之朝着调整和集中的方向改变分配，促进投资，推动消费，改善供求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通过交易数量、价格与收益率，既对微观主体经济运行产生鼓励或抑制作用，又对产业调整、组合及其恰当选择创造条件，从而有利于加强企业竞争，改善经济结构，提高整体经济效率，促进供求相互契合程度。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还远未成熟，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还十分有限。但是应当看到，我国证券市场是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起步和建设的，必然会出现许多困难和挫折。这些困难和挫折是发展中的困难和挫折，经过努力是可以克服的，只要坚持不断改革和创新，与时俱进，一个规范、公正、法治，能有效推动资源配置的证券市场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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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论文篇（10）
石油天然气作为重要的军事和经济战略资源，关系国民经济民生和社会发展。就油气资源而言，由于资源本身的稀缺性和布局上的极不平衡性，形成极大的国际间利益差距和巨大的获利空间，可以说目前世界上的“战争”，最主要的还是基于争夺油气能源的争夺战。在当今，世界各国为了加快能源的开发，政府纷纷出台了各种政策来扶持各自国家的石油巨头和民营油气企业。如美国以天然气为主营业务的独立石油公司；俄罗斯的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GazpromNeft)和秋明-BP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苏尔古特油气公司等等，都在政府的许可下，分别加大了石油勘探的资金投入和海外扩张。近年来，基于国际油气价格涨多降少的规律，所谓涨多降少就是说涨幅远远大于降幅，而最终还是涨势，中国的油气价格也随之上涨，从而促成水电煤气等公共产品的价格上涨，无形中这些依赖油气的行业的大幅度上调价格，做了通货膨胀的推手。如果一个国家的油气资源在很大比例上要依靠进口，那么这个国家的油气资源保障就存在相当大的风险。有资料表明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已经位于世界前列，2008年出台的《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08-2015)》指出，如果不加强油气勘察和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到2020年我国对石油的进口量将升至总需求量的60%。如何才能规避风险，我们不妨从两个方面去思考，其一应加大本国油气生产的力度才是我国加快经济发展和保障能源安全的可行之路。其二要采取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高拓展勘探开发技术，以技术换能源。才能有效降低或化解油气资源进口的风险。
2、金融危机恐惧感，纷纷追求经济快速复苏
2008年，一场国际间的经济危机，令各个国家机器都高度紧张。为了化解这一场让全世界经济疲软的金融危机，各国除了纷纷用各种贸易壁垒来保护本国的经济利益外，油气资源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不可避免的成了各国复苏经济的最重要的筹码之一。因为当油气短缺的时候，表现的就不仅仅是GDP的下降和环境状况下降，而是因为油气资源这一工业经济的血液，缺乏了血液的工业，从何而谈工业经济、工业发展？在油气勘探开发中，以项目式的油气能源开发战，使很长一段时间内延迟停滞的油气项目，转眼间纷纷开战，如沙特阿美的Manifa项目、哈萨克斯坦的Karachaganak3期项目、阿塞拜疆的ShahDeniz项目，以及规模较小的澳大利亚Reindee汽田等。而我国的石油企业也借机走向海外，寻找新的油气能源开发市场，如在中东我国石油企业分别以各种经营和贸易方式参与了中东油气市场的工程承包和开采作业；其次计划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区域建立稳固的市场立足点，其中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被称为“第二海湾”的里海地区已成为世界上油气储量最丰富的盆地之一，可开采储量为130亿桶；再次是在非洲的第一产油大国尼日利亚和贝宁等西非国家，拉美的委内瑞拉和秘鲁等国家参与市场竞争，已初见成效，并且战略意义已经呈现。
3、油气开发技术与环境保护投资出现严重断层，最终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4月20日，英国石油公司（BP）旗下名为“深水地平线”的钻井平台一声巨响，大量的原油泄漏至墨西哥湾，时至今日原油仍在以每天8000桶的速度向外泄漏，泄漏规模超过原先估计的10多倍，而且这一纪录还在不断刷新，酿成了震惊世界的“墨西哥湾漏油事件”，终于震撼了正在疯狂开采油气的相关政府和油气企业的膨胀发热的大脑。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原油污染事件，在此之前，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美国经济衰退。奥巴马在2010年3月31日宣布，部分解除对近海油气钻探的禁令，扩大近海油气田的开发，以此来摆脱对外国石油的依赖，有助于推动美国经济复苏。当墨西哥湾漏油发生时，油烃就进入了海洋生态系统，而首先是对海洋生物的危害，石油烃粘附在海洋生物甚至鸟类的身体表面，妨碍其正常的呼吸以及运动；其次，石油一旦在经济生物体内累积，作为经济生物的食用价值就已丧失；再次，无机氮、磷等营养元素大量进入海洋生态系统，本身对海洋生物及海洋生态系统危害不大，但其高浓度的无机营养盐却给海水中藻类赤潮生物的大量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导致赤潮。赤潮可使海洋生态系统生物成分产生异化，对原有海洋生态系统产生严重危害。而如今“墨西哥湾漏油事件”成了“美国人请客，英国人买单，害了朋友坑了世人”。而且重金属元素，如汞、镉、铅、铬（总铬和六价铬）、铜、锌、镍以及过渡元素砷、硒等，是地壳的天然成分，在海洋非生物成分中有一定比例，如果人类活动使过量的重金属元素进入海洋，逐渐富集，同样，也都将最终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4、可替代能源还岌岌甚危
石油可以制造出重要的基础原料如乙烯、丙烯、苯、甲苯、二甲苯等，通过此类基础原料又可产出如塑料、合成纤维、合成橡胶、合成洗涤剂、染料、医药、农药、炸药和化肥等等，它们都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不可缺少的产品。虽说新能源可以代替石油作为汽车燃料，虽然从能量的角度上可以用风能、太阳能、核能部分取代，但是石油化工产品在目前的科技条件下却是难以取代。目前已有的燃料乙醇、生物柴油、纤维素乙醇技术和微藻生物柴油技术的研发、太阳能和风能的开发、油页岩、天然气、海洋能和地热资源等都得到了一定的应用，但是生产乙醇的原料粮食有限；甲醇在动力、安全、替代及资源方面具有优势明显，但有关毒性以及产业化和商业化推广应用中还有很多细节问题有待以科学数据作依据才能应用于市场；在高油价情况下，煤炭液化技术优势明显，但是原材料煤也是不可再生资源。对于可以大力开发的替代能源来说，中国二甲醚的生产已达到单套装置生产能力250万吨/年的技术水平，超清洁燃料GTL柴油、油砂资源和重油(稠油)资源、油页岩资源的开发也有了很大程度的开发，这些可替代资源的开发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油气资源的紧张，但是对于经济的发展来说，还只是起步阶段，生产水平也处在初级阶段，发挥的作用有限。 目前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可获得量为73亿吨标准煤/年，而开发量却仅为5000万吨标准煤/年；煤层气资源量为36.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三，与中国陆上常规天然气资源量相当，有着极大地开发空间。
二、油气开发与环境的关系
1、油气资源再生周期远大于环境再生周期。油气资源再生需要几千年甚至上亿年，而环境的可再生期恢复期短者几十年，长者几百年，可见前者见长，后者见短。我们应该着手现在，培育未来。科学探测表明：新生代石油储量占世界总量的24.3%中生代占65.2%，而天然气的储量排序则是中生代第一，古生代第二，新生代次之。可见油气的形成经过了多么漫长的地质年代。而我们开采油气，却只是近百年间的事情。我们把亿万年形成的地质地貌，在短短几十年间就破坏了，虽然地表环境可以经过几十年上百年恢复，但是地质条件一旦被破坏，却是需要再经过亿万年的等待。
2、就目前油气开发而言，油气的生存环境决定了油气的开发环境；而油气的开发环境又分地下环境和地表环境，二者是心脏与血脉的互为生存关系。油气的的开采是将地下深处的油气运送到地表上来，所以地表环境的保护与否，直接关系到地下环境的好坏。我们以美国为鉴：十九世纪40年代，石油勘探工人驾驶着拖拉机在阿拉斯加美丽的苔原上左奔右跑，造成苔原破坏，有的地方甚至变成了不毛之地；地质学家把地表的隔热植物翻起分析地质，且没有做善后工作，露出了下面的永久冻土层，永久冻土被阳光晒化，地面形成沟渠，导致了严重的水土流失，由于失去了地表保护层，钻取上来的油屑又渗透到岩层，使得录井技术员无法对以后由周边钻取的含油岩屑做出分析判断。油气田的特殊地质环境和地理位置，决定了油气开发的环境：油气存在于地底深处，就必须钻井取屑，一直到能通过含油屑或者红光测气分析到油气为止。必然要通过有噪音的钻井和对地表的破坏才能完成。
3、从现实来看，油气开发与环境仍然是互为生存关系.油气行业面对日益凸显的能源与环境的挑战，掀起了一股“绿色”浪潮。油气开发建设不同于一般的工程建设项目，对开发区的生态环境必然会产生影响。在深海、北极、高原等自然环境恶劣地区和环境脆弱地区的作业直接导致油气勘探开发与环境的冲突。对油气开发前期可能造成的对植被的破坏、土壤的污染、水土流失、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污染、对空气的污染、产生的落地油、废弃泥浆、废岩屑等等，污染因素多环节多。油气开发在现有的勘探开发技术条件下，在生产过程结束或放弃生产时，仍然避免不了对环境造成影响或破坏，只能通过勘探和开采之后的及时补救措施，来修复、维护环境，以及不断的提高勘探和开发技术来保护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