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格局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2-10-18 18:50:13

世界经济格局论文

篇(1)

世界经济格局多极化发展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显著特点,是冷战之后冷战之后世界格局发生演变,以及最终形成的背景首先考虑的因素。因为经济全球化对世界格局的多家花发展具有双重作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本质上是充满矛盾的过程,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既有多样化,又有单一化;既是分散化,又是集中化;既是本土化,又是国际化;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悖论,是一个相反相成的过程。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决定了经济全球化不仅不会阻碍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发展,而且变成了世界格局多极化发展的现实基础。

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是经济生活向国际化、社会化不断发展的过程。经济全球化现代意义上应该是发端与工业革命之后的19世纪末。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基本完成了向全球扩张的过程。在这一历史推进过程中,欧洲是世界的中心,欧洲列强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宰者、推动者,以及世界政治的“主人”。不过,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政治格局并不意味着单一的全球性欧洲帝国的形成。

二战以后,美国走上了世界舞台。美国的经济总量超过了世界的一半,凭借强大的政治影响力,美国对世界经济施加影响,从而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美国霸权。二战以后,在美国的主导下,经济全球化进程再次启动,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更广更深的领域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主要战略力量受到南北方力量、东西方力量失衡的影响,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实力减弱的情况下,出现了内部分化,有一些国家投入了资本主义经济阵营;国家在巨变之后实行资本主义模式的市场经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很多国家逐一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些使90年代以来的新一轮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在内容、范围、规模,还有经济生活国际化、社会化的水平方面,都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以美国为主的欧美发达国家,仍然是新一轮经济金融全球化的主导。签署了作为超级大国的解体,是在两极格局瓦解之后出现的,这样就更加助长了西方国家借经济全球化,推行全球统一化的企图。然而,尽管美国等西方国家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有利条件维护自己的政治霸权、经济霸权,其企图的单极世界格局也未能如愿以偿。两极格局解体的最主要原因是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而就是由于这一规律的持续作用,使得产生于两极格局时期的多极化加速发展,促使冷战之后的世界力量进入“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的新阶段。

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历史上推动了世界格局的变迁,而且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仍然对世界格局的演进起着决定性作用。

首先,科学技术的发展,焕发出强大的社会生产力,使大国实力发生“序列易位”的幅度和可能性都比以前增大。信息科技的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使大国之间的竞争不是在相互孤立的状态下进行,而是参与综合国力的战略竞赛。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促进了世界各国的多元化,而世界各国的多元化正式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基础。

其次,经济全球化扩大了发展不平衡规律的适用范围。由于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和科学技术基础之上的全球化作为一种市场力量,将所有国际政治经济都纳入统一的发展进程,使得发展水平和历史传统迥异的国家在统一起跑线上竞争,通过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要素配置、资源配置,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时使世界经济从以少数欧美国家为中心,演变为世界经济增长中心的多元化,为后来居上的国家创造了空间,从而产生不平衡规律的全球化。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民族国家仍然是当今世界格局的最基本单元,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仍是世界构造的最基本元素。

首先,世界经济全球化从政治领域来看,是一种制度安排。全球化不能超越人们的观念独立发展,尤其是在文化意识和政治制度方面,它是在现有的基本格局和国际秩序下发展的,只能与现有制度在相互作用中产生新机制。

其次,经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国家的保护。国家从一开始就是,而且至今为止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客观进程,为国家提供了展示力量、展示活动的舞台。

再次,经济全球化不会造成全球文化的同质化。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各国,利用经济全球化推动文化价值的普世化,但是发展中国家为维护民族特性和民族传统表现出强烈的对抗心态。全球化趋势不仅不会影响到文化的民族性,反而会使文化上的民族性差异比以往更加突出和明显。经济全球化确实会对国家产生一定影响,但是作为构成世界主体的国家的本质没有发生改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迅猛,但是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主体仍然是具有不同利益的国家,他们构成了世界整体,是经济多元化的基本元素。目前,世界上形成和出现的政治一体化、经济一体化,都不会取代利益多元化,充其量会变成对利益多元化的某种协调。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企图建立由他们为首的“单极”世界格局,将“单一”价值观构筑成世界新秩序,不可避免的与国际政治多元化产生严重的冲突和对立。

从目前来看,世界经济格局的多极化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都主张建立多极化经济格局,反对任何国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国。与此同时,各大国都纷纷公开表态,表达建立多极化世界格局的主张。1997年,法国总统希拉克公开发表声明,认为不断发展的欧洲各国和中国要在世界经济多极化发展格局中发挥作用。1998年,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公开表示,由一个国家独霸的世界是不可能的,多极化发展是最民主、最明智的国际社会体制。1999年7月,叙利亚总统公开表示,应该创建一个多极化世界,不容许任何一个国家影响这一趋势的发展。由此可见,美国企图建立的“单极”世界格局收到了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对。这一切表明,世界经济格局多极化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符合世界各国人民诉求的正确反映。面对这一态势,美国人也承认,世界霸权收到内外许多条件的限制,“其深度有限”。总之,世界经济格局的多极化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不论霸权主义多么不可一世,都不可能阻止这一趋势的发展。

参考文献:

篇(2)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2)O9-0010-0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和苏联之间开始对抗和较量,东西方形成对峙之势,终于爆发了冷战。20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两极格局宣告终结。冷战结束后,世界主要大国纷纷调整其对外战略,国际关系随之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

一、国外学术界的研究

由于条件所限,笔者所能接触到的国外学术成果有限,在这里只是对笔者所收集到的外文著作和论文进行分析。

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不久,塞谬尔·亨廷顿教授在他的著作《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了“文明冲突论”。 塞谬尔·亨廷顿从文化的角度去构建冷战后世界的新秩序。此书的第四部分就是作者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他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化的,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知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S·奈针对冷战后的世界提出了“新国际冲突论”。在他的著作《硬权力与软权力》的第四章详细描述了冷战后的几种冲突。他认为迅速的权力转移是大国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约瑟夫·S·奈还提出了“软权力”的概念,他指出国际关系中起作用的不仅有军事、经济的“硬权力”,还有文化、意识形态等构成的“软权力”。约瑟夫·S·奈在他的另一部著作《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中提到冷战后的世界发展形势:以军事力量为代表的“硬实力”的作用在相对下降,“软实力”在日益发挥重要的影响力。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针对冷战后的世界新秩序提出了“均势论”,这个理论在他的著作《大外交》中有所提及。基辛格认为冷战后新的国际体系将向多极化均势方向发展。《大外交》的第一章“世界新秩序”和第三十一章“关于世界新秩序的重新思考”提到了冷战后世界新秩序这个论题,基辛格认为冷战后的世界秩序类似于 18、19 世纪欧洲的由多个强国在权力均衡基础上建构的政治体系。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也提到了冷战后的世界形势。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主导地位最终让位给一个基于地缘政治现实并能够发挥作用的全球合作结构。”

篇(3)

地缘经济是与地缘政治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国家间关系的转变而逐步形成的。学术界一致认为,最早提出地缘经济概念的是美国学者爱德华 路特瓦克,他于1990 年发表《从地缘政治到地缘经济:冲突的逻辑、贸易法则》一文,并使用了地缘经济这一概念。地缘经济实际上是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新兴起的一门国际关系理论。陆大道认为,地缘经济是指国家间、地区间或民族间基于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经济结构等因素形成的合作、联合或竞争、对立乃至遏制等经济关系。并认为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是同一本质问题的不同表现。认为地缘经济(地缘政治)理论逐渐从二战前的独立学科发展到二战后的交叉学科,是一个多学科不断融合的过程。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地缘经济学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脉络,从理论孕育到目前理论框架的基本构建,从地缘经济理论本身来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理论孕育期、理论萌芽期、理论初创期。

第一阶段是二战后经济的恢复性增长时期,学者们从自身学科角度出发,在这种实践背景下,分别从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等角度对地缘经济现象进行理论解释,为地缘经济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是地缘经济理论的孕育时期。从经济学视角,按照时间先后,经济学家分别从古典贸易理论、交易成本理论、新贸易理论等角度解释了地缘经济合作现象;从政治学视角,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建构主义等都从自身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国际、区域合作的政治动因和必要性;从地理学视角,用空间相互作用解释地缘经济合作现象,并认为对流、传导、辐射是空间相互作用的三种主要方式。

第二阶段由于国家间固有矛盾冲突的存在和经济合作的松散性质,导致多数经济合作联盟的瓦解和国际经济贸易的颓靡,此时盛行的地缘政治学成为学者们研究地缘经济的最重要手段,从而为地缘经济理论创立作了直接准备。此时的地缘政治学已经从单级论、一元论、对抗论、唯政治军事论,转变为多级论、多元论、合作论、政治军事与经济生态并重论,实际上,这一阶段已经出现地缘政治向地缘经济转变的苗头,经济实力成为了地缘政治的一项最重要影响因素。

第三阶段是冷战结束后的阶段。张丽君认为该阶段经济第一已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首要因素,传统的地缘政治学逐渐让位于新的地缘经济学。地缘经济成为地缘政治新的外在形式。欧美各国的学者,立足本国发展的实际需要,对地缘经济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逐渐形成了美国学派、俄罗斯学派和意大利学派。但是这些学派的观点都没有完全脱离地缘政治理论的影响,更像是从新的视角解释地缘政治现象,并借助地缘政治的理论体系逐步建构起地缘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

(二)地缘经济理论的流派划分

由于地缘经济学理论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理论,因此具有很强的地域性,而实际上,在理论研究中,目前已经形成了特色各异的流派,形成了两个研究中心,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欧洲,欧洲中心以俄罗斯和意大利为代表。

美国学派:在三个学派中,美国学派是对自由市场最为推崇的学派,也是最为强调经济因素的学派。该学派几乎用纯的经济理论来分析地缘经济现象,认为地缘政治冲突正逐步被地缘经济利益所取代,国家和地区与跨国公司一样,是国际经济关系的主体参与者,以收益和成本为利益衡量的标准,最大限度的参与国际经济组织,维持良好的国际经济关系。相对于地缘政治注重国家边界和位置而言,地缘经济更侧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经济利益。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或实现自身的某些经济利益,国家要尽可能地通过国际经济组织,运用经济、金融手段,对目标国进行经济影响,而不是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实现自己的目标。

意大利学派:该学派是地缘经济学和地缘政治学融合发展的推崇者,认为地缘经济学的发展是以地缘政治研究为基础的,地缘经济学实际上是经济地缘政治学,政治和经济之间总是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该学派将经济现象与政治目标挂钩,通过两者的双向互动,来确定国家发展的目标和行为。例如,他们认为外国投资一方面能促进发展,但另一方面会造成贫困化,这就是典型的将地缘经济问题政治化的表现。

俄罗斯学派:强调地理因素对地缘经济学的影响和试图构建一般化的地缘经济分析模型是俄罗斯学派的典型特点。该学派试图通过将包括气候、地理特点等影响国际地缘经济关系的因素全部纳入分析框架,来建构起能够实现国家间战略利益均衡和避免技术模式碰撞的一般化的地缘经济分析模型。

(三)地缘经济理论国内研究进展

由于现代经济理论是以西方经济理论为基础的,所以,国内对地缘经济理论的研究也是晚于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其基本理论框架也是源自欧美。我国早期对地缘经济的研究主要是以加强跨国合作为目的的实证研究,主要针对的区域是东北亚和东南亚,主要的代表人物有陈才、刘继生、王勤、施本植等,他们都是从加强跨国区域经济合作的角度,研究特定区域的开放发展问题,并未特别明确地提出地缘经济的概念,也并未形成我国独具特色的地缘经济基本理论框架。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深入实施,学者们开始觉察到欧美地缘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新动向,并将其纳入中国实际,在我国特有的条件下,验证并发展了国际地缘经济理论。

1. 地缘经济理论的认识

由于地缘经济理论多学科交叉的性质,不同的学者对其理解的角度也有差别,有学者认为地缘经济是对地缘政治理论的延伸,是一种后地缘政治学,虽然地缘经济理论将竞争形势从军事、外交转变为了经济、贸易,但在精神实质上,它只是继承了权力政治理论,并从经济角度进行了补充;也有学者将地缘经济理论狭义的看作是国家战略目标实施的一种手段,是从地缘经济角度应对挑战和威胁,维护国家利益的构想;更多的学者则是将地缘经济理论看作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如何高效地匹配、利用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和市场,以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和本国商品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一种经济理论。一般情况下,我们对地缘经济理论的理解更倾向与最后一种解释,虽然不否认地缘经济对地缘政治的历史继承性,并且是为地缘政治服务,但是,我们更加倾向于将地缘经济理论归结为一种经济理论,因为过于复杂的理论关系会造成理论体系难于构建的后果。

2. 地缘经济系统理论

陈才认为地缘经济系统也叫地缘经济区,一般是指地区位置邻近或地体毗邻的国家或地区所采取的资源互补、经济合作,以求共同发展的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地域组织形式。黎鹏总结了地缘经济系统(区)普遍存在的主要特征,认为合作开发地缘经济区能够加快世界空间经济系统的融合,能够为参与国或地区提供更多的外部发展空间和参与国际合作的机会,能够为所在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新的契机和国际合力,提出了构建生产型地缘经济系统的操作思路。李红等通过贸易网络分析,解释了地缘经济系统中贸易伙伴国或地区在各自网络中邻近关系的变化规律,提出了促进贸易合作的具体途径和方法。

3. 地缘经济战略理论

所谓地缘经济战略是指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从地缘经济空间的角度,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手段和资源,应对核心挑战与威胁,维护国家利益的总体构想。根据地缘经济空间的范围,地缘经济战略可以分为国际区域战略、国家战略和地区战略。段进军、陆大道从国际层面,分析了世界主要大国在东亚地区的地缘经济战略,认为要制衡美日,必须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地缘经济合作,并要不断促进东亚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王志民从国家层面,分析了中国地缘经济发展的态势,认为不断增强的国力为我国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地缘经济空间,有利于中国在不打破现有国际秩序的前提下,成为世界事务的主要参与者,但是仍然会面临很大的挑战;吴垠、唐剑从地区层面,分析了我国在南海的地缘经济战略,认为中国南海地缘经济战略是中国国家战略体系中的一环,其主要功能在于使用一切国家资源,通过分配任务和协调行动来妥善解决这一领域中的经济、政治、外交等问题,有时为了服从国家总体战略的需要还必须做出必要的让步并制定放眼长远而又务求实际的战略政策。

二、国际地缘经济格局演化背景

(一)全球地缘经济格局演化态势与走向

地缘经济格局(有的学者也称之为地缘经济板块)是指在一定宏观区域范围内的国家或地区组成特定的区域经济集团,集团内部进行着密切的经济联合,尤其是社会再生产领域实行不同程度的共同调节,以维护集团内部成员的共同利益与发展。二战前,世界经济格局以英国为中心,西欧各国围绕英国形成了世界经济的核心地带。但是随着二战的爆发,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于各国受到战争的影响程度不同,战后欧美各国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再加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立和崛起,伴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世界经济格局也开始发生剧烈的动荡。从二战结束到现在,世界地缘经济格局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 二战结束至苏联解体

二战结束后,由于地缘政治关系的影响,世界地缘经济格局一直以两大经济体系为主,即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在政治上,两大经济体系分属不同的阵营,局部还存在着军事冲突和斗争,这使得两大阵营之间在经济上来往甚少,而两大经济体系内部经贸往来则较为频繁。从20 世纪60 年代开始,随着日、德经济的快速恢复,在两大经济体系的框架下,又形成了四个地缘经济集团,即以英、德、法、意为主的欧共体经济集团,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美经济集团,以日本为主的亚太经济集团,以苏联为中心的东欧经济集团。四大经济集团的目标都是保护本集团内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利益,并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探索经济一体化的方法和手段,扩张本集团在世界上的竞争力。但是由于这一阶段的经济共同体多少都带有政治遗留的问题,所以都是一种较为松散的经济合作组织。

2. 苏联解体至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二战后,以雅尔塔体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美、苏两霸的世界经济格局,随着苏联解体、华约组织解散、东欧剧变、西欧尤其是德国经济的复兴、日本经济的崛起,已完全崩溃。从而世界范围内的地缘经济格局从四大经济集团减少为三大,即:欧洲经济共同体、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亚经济圈。有学者认为,随着日本和欧共体经济规模的不断壮大,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急剧削弱以至丧失。但是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来看,单纯从国家层面考虑经济实力,已经不能满足冷战后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经济竞争的需要。邓瑞林就认为美国经济不是衰落,而是相对的削弱,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世界地缘经济格局形成了美、日、欧三足鼎立的局面,北美、欧洲和亚太成为世界上三大地缘经济区。史敏认为世界经济体系也将逐步形成由美、日、欧三驾马车主导的格局。

3.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至美国次贷危机爆发

1997 至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影响世界地缘经济格局的一次大型危机。虽然危机发生在亚洲,但是除了对亚洲各国特别是东南亚各国影响较大以外,对域外国家,尤其是美国也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影响。危机之后,日本在东亚乃至世界中的相对地位下降,美国不但没有受到危机的冲击,甚至因危机受益,其经济霸权地位有所上升,危机还进一步促进了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了东盟与区外国家的自由贸易区、东盟成员国与区外国家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而中国受危机的影响不大,其在亚洲的经济地位逐渐与日本平起平坐。可见亚洲金融危机对世界地缘经济格局的影响主要是东亚内部,北美、西欧、东亚三足鼎立的地缘经济格局发生微调,北美经济实力略增而东亚实力略减。东亚经济体内部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由原来的日本一支独大,逐渐转变为中、日、东盟协调发展。

4.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至现在

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点是美国金融界,但是由于美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影响和美元的强势地位,这次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影响是世界性的。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对金融危机对世界地缘经济格局产生的影响研究也越来越丰富,对影响的机理和途径的分析也越来越具体。金芳从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国际金融格局、国际贸易格局、国际投资格局、国际生产格局、国际经济协调格局等6 个方面探讨了次贷危机对世界地缘经济格局的影响。陈继勇等则在金芳研究的基础上,加入了经济规模、世界经济治理格局两个维度来分析危机后国际地缘经济格局的变化。胡艺等则将国际货币体系的变化作为新的变量加入分析框架,认为世界地缘经济格局的变动不再是发达国家之间内部力量的再分配,而是新兴发展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角力。

总结以上学者对危机过后世界地缘经济格局新变化的认识,可归结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成为危机后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在世界地缘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世界贸易、金融、投资等都从发达国家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影响力开始被新兴经济体所稀释;新兴经济体国家在世界经济管理格局中的话语权不断增强。诚然,新兴经济体国家成为这次危机的胜利者,中国在2010 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印度、巴西、俄罗斯等过经济发展势头迅猛,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使世界地缘经济格局向着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区域性经济组织的不断涌现,正逐渐打破已有的世界地缘经济格局,使得世界经济逐渐扁平化。但是由于新兴经济体的综合实力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尚有距离,且共同面临发展模式转换的问题,因此现有西方主导的传统世界地缘经济格局难以在短期内发生根本性改变。

(二)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关系走势

1. 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关系发展历程

1967 年东盟成立,但是在冷战阴影的影响下,东盟国家内部在推动区域合作方面并未有实质性行为,之后,随着越南战争的爆发,东盟主要国家增强了对美国的依赖性,与中国只是保持低水平的民间或者半官方的贸易往来,贸易量占总贸易额的比重极小。20 世纪70 年代,随着中美关系步入正常化,依附于美国的主要东盟国家也纷纷调整对华政策,加强与中国的政治和经贸往来,相应的中国也调整了自己的地缘经济战略,肯定东盟的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贸易往来中的积极作用,迈出了改善与东盟关系的步伐。但是该阶段双方的经贸往来依然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个别东盟国家对中国仍然实行贸易禁运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事例。随后中国与东盟某国的军事对抗,曾一度导致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贸易往来陷入冰点。自20 世纪90 年代初开始,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得到了全面发展。合作领域从经贸往来,扩展到政治、教育、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贸易量也不断扩大。1996 年第29 届东盟常设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将中国由东盟磋商伙伴国升格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国。

在随后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同时力所能及地为东盟国家提供经济支持,避免东盟部分国家被金融危机摧垮,这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关系。2004 年开始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黄金10 年,在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动下,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进入全新的时期。经过10 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则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

2. 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关系强度

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相互影响的方向,地缘经济关系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类型:竞争性关系和互补性关系。程永林、邱丹阳按照地缘经济依存度和互补性,将我国的国际开放格局划分为三大圈层。第一圈层:与中国互补性最强,地缘、人文优势条件最佳。范围大体包括大中华经济圈、中国与西欧北美经济圈、中国与东北亚经济圈;第二圈层:与中国互补性次强,地缘、人文优势良好。范围大体包括中国与东南亚经济圈、中国与中亚经济圈、中国与西亚经济圈;第三圈层由于与中国的地缘联系较弱,基本上处于我国对外开放的边缘层。东盟国家作为第二圈层的核心地区,是中国对外开发地缘经济空间的重要区域。苏东辉等运用多元统计方法,更加精确的分析了中国与东盟内部各个国家的地缘经济关联强度。认为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在资本利用率和利用数量上互补性较强,与泰国在资源转换效率上互补性较强,与越南在资本转换效率和劳动效率上互补性较强,与柬埔寨和缅甸在资源与产品外向流动上互补性较强,与新加坡在劳动效率上互补性较强。

3. 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关系发展趋势

2013 年9 月,李克强总理在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提出了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倡议,这被视为是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关系发展的未来趋势。升级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主要着重提升双方的贸易质量,提升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扩大双向投资的发展,主要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互联互通、金融服务以及海上合作等。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建设从目前来看,主要面临几大考验,一是,美国重返亚太就是冲着削弱中国在东盟地区的影响而来;二是,南海部分岛屿主权争端矛盾上升,个别东盟国家寄希望毕其功于一役,在中国还没有强大起来之前,尽快解决争端问题,三是,东盟优先建设东盟共同体,分散了对升级版的关注;四是,个别国家担心进一步开放会给本国产业带来冲击。针对这几大考验,学者们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梁颖提出一方面要扩充中国东盟自贸区协定的内容和范围,另一方面要加强陆路、海路基础设施、金融、产业等方面的合作。邓应文则认为加强中国东盟国家间的人文交流和青少年互信是建设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必备条件。高歌则以广西边境自由贸易区为例,从质和量两个角度探讨了自贸区升级版的路径选择。

三、已有研究未及问题与中国东盟地缘经济理论研究方向选择

(一)已有地缘经济理论研究未及问题

国内外对地缘经济的研究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但按照今后国际地缘经济格局演化趋势,以及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实践的需要,已有相关研究存在许多未及或未深入研究之处:

一是已有相关研究没有系统地结合国际地缘经济格局演化新趋势与时代特征系统的研究地缘经济理论发展前沿与进一步综合创新的理论空间与应用空间探索。

二是已有相关研究没有系统地考察与分析新阶段国际地缘经济格局演化的影响因素与驱动因子,没有系统分析影响因素与驱动因子在地缘经济演化进程中的影响机理、影响方向与路径、驱动力大小与驱动传导机制;构建影响因素、驱动因子与国际地缘经济格局演化的逻辑与路径网络关系,揭示新阶段国际地缘经济影响因素、驱动因子体系对国际地缘经济格局演化的影响动因与驱动方向、影响特征与影响机理、影响路径与影响趋势。

三是没有系统地结合全面开放发展的宏观背景与综合国际地缘经济环境,以及开放发展对开放经济战略的构建与实践需要,结合新形势系统研究地缘经济格局演化与地缘经济理论创新,系统开展地缘经济格局演化影响开放经济战略要素分析、揭示开放经济战略的地缘经济战略环境要素构成、更替组合规律以及与开放经济战略的互动关联路径,揭示地缘经济格局演化的动态机理与因果路径,揭示地缘经济格局演化特征、规律与趋势对开放经济战略的影响动因、影响机理与互动关联模式,以及地缘经济格局下开放经济战略构建实施的实践方法等。

四是没有从国际视角与国家开放发展战略高度研究一带一路建设对地缘经济关系及地缘经济博弈演化的契合与对接问题,没有系统分析揭示地缘经济博弈演化与一带一路建设良性互动的主要结合点;没有深入研究构建地缘经济博弈演化与一带一路建设关联耦合的要素及其指标层次与指标体系;没有深入研究构建地缘经济博弈演化与中国东盟一带一路建设的关联支点与耦合机制,以及避免地缘经济博弈演化不利因素对一带一路建设产生影响的机制;没有系统研究一带一路建设与深化中国东盟合作要求及其与地缘经济关系的关联耦合与相互促进等问题。

五是没有系统研究在国际地缘经济格局下,东南亚地缘经济博弈演化与我国新型周边经济外交战略的定位与调整,以及研究新阶段国际地缘经济格局下面向东盟开放发展战略定位与优化布局等重大问题。

六是没有系统研究国际地缘经济格局下中国东盟跨境产业网络分工与我国产业开放战略的构建与实施管控,结合一带一路建设与东南亚地缘经济新格局,研究跨境产业网络分工演进的关联与互动,高端价值链的产业开放战略构建与实施管控等问题。

七是没有系统研究国际地缘经济格局流空间面向东盟的互联互通的关联互动特征与规律、相互关联运动方向与趋势,互联互通中的信息技术战略地位与作用途径,互联互通建设的空间博弈竞争合作与战略布局,新阶段面向东盟互联互通建设升级的方向、内涵、要求与策略等问题。

八是没有基于地缘经济格局演化博弈背景,系统研究地缘性国际金融合作理论与金融市场一体化关系理论,中国和东盟全面深化合作中金融市场一体化需求,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和区域化关联程度的综合测评与存在的问题,中国和东盟金融市场一体化战略构建和实施的政策支持等问题。

九是没有系统研究在国际地缘经济格局及其演化博弈条件下,地缘经济关系与多边博弈关系及其与信任关系消长理论问题,地缘经济关系多边博弈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国家信任关系及其风险特征问题,地缘经济关系下中国与东盟国家信任关系风险分析与测评问题,中国与东盟国家企业信任、政府信任与制度信任机制建设战略的建构问题,面向东盟开放的经济合作中信任危机的处理机制等。可见,已有研究成果并没有系统研究和解决上述一系列的重大理论问题与实践方法论问题,需要对今后的地缘经济理论研究做出思考。

(二)中国东盟地缘经济理论研究方向思考

1. 国际地缘经济演化驱动理论问题

基于地缘经济理论时空规律支配的前沿研究与创新方向,揭示新阶段地缘经济格局演化特征、规律、趋势并思考、探索国际地缘经济演化驱动理论模型的理论研究,以丰富与发展地缘经济理论,拓展地缘经济理论的理论空间与学术空间。基于地缘经济理论核心内涵与核心思想,科学全面搜罗新阶段国际地缘经济格局演化的影响因素与驱动因子,系统分析其在地缘经济演化进程中的影响机理、影响方向与路径、驱动力大小与驱动传导机制,从而建立影响因素、驱动因子与国际地缘经济格局演化的逻辑与路径网络关系,揭示新阶段国际地缘经济影响因素、驱动因子体系对国际地缘经济格局演化的影响动因与驱动方向、影响特征与影响机理、影响路径与影响趋势,由此建立新阶段国际地缘经济演化驱动理论模型系统阐释国际地缘经济演化驱动理论模型的理论内涵,模型分析与应用的国际经济与政治关联规律,影响因素及驱动因子分类与组合模式(类型),影响因素及驱动因子对国际地缘经济演化的关联互动机理与关联互动调控路径等,形成特定内容构成的新阶段国际地缘经济格局演化的新学说理论内涵,极大地丰富与发展地缘经济理论、拓展地缘经济理论的理论空间与学术空间。

2. 地缘经济格局演化开放经济战略关联互动理论问题

基于地缘经济理论应用前沿与地缘经济理论应用创新研究,探索创立地缘经济格局演化开放经济战略关联互动理论模型的内在理论规律与关系,以丰富与发展地缘经济理论、地缘战略管理理论的理论空间与学术空间。基于地缘经济理论基础与地缘经济理论应用的核心思想内涵,结合人文(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与战略管理科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思维与方法,结合新阶段新形势背景下地缘经济理论应用方向与地缘经济理论应用创新,结合地缘经济格局演化与开放经济战略要素关联分析,来梳理开放经济战略的地缘经济战略环境要素构成、更替组合规律以及与开放经济战略的互动关联路径,揭示地缘经济格局演化与开放经济战略要素关联互动的关联方式与方向、关联强度、关联动态机理与关联因果路径等,揭示地缘经济格局演化特征、规律与趋势对开放经济战略的影响动因、影响强度、影响机理与互动关联模式等,由此构建地缘经济格局演化开放经济战略关联互动理论模型。并系统阐释该理论模型的理论内涵,开放经济战略的地缘经济战略环境要素指标识别与选择,地缘经济格局演化与开放经济战略的关联互动机理与关联互动调控路径等。由此极大地丰富与发展地缘经济理论、战略管理理论,拓展它们的理论空间与学术空间。

3. 地缘经济博弈演化与一带一路建设关联耦合理论问题

基于地缘经济理论与规律,结合博弈理论思想与现实,探讨国际( 特别是中国东盟区域) 地缘经济演化博弈格局及动态趋势与一带一路建设关联耦合的契合点与链接平台,构建地缘经济博弈演化与一带一路建设关联耦合理论模型,以丰富与发展地缘经济理论、博弈理论、点轴(交通经济带)理论及相应的国际关系理论问题,拓展它们的理论空间与学术空间。通过深入分析地缘经济理论与博弈理论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交合区间,以取得地缘经济博弈演化叠合形成的特点与规律;在此基础上,在国际地缘经济发展特殊时期的新阶段,在共赢性目标、共同性需求与平等合作基础上,系统分析中国东盟一带一路建设与地缘经济博弈演化关联耦合的最优目标,从时间和空间视角建立一套国际层面的经济政治文化地理等地缘环境指标,分析揭示其中地缘经济博弈演化具体指标的构成、动态组合与动态影响,研究一带一路与地缘经济良性互动的主要结合点,构建地缘经济博弈演化与一带一路建设关联耦合指标层次与指标体系;研究构建地缘经济博弈演化与中国东盟一带一路建设的关联支点与耦合机制,建立避免地缘经济博弈演化不利因素对一带一路建设产生影响的机制。

由此构建地缘经济博弈演化与一带一路建设关联耦合理论模型,阐释该理论模型的理论内涵、一般化理论分析框架与理论分析思路,地缘经济博弈演化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关联耦合机理与关联互动路径,契合点链接方法与协调机制等。由此极大地丰富与发展地缘经济理论、博弈理论与点轴开发理论或交通经济带理论等,拓展它们的理论空间与学术空间。

4. 多维度的地缘经济与分领域开放经济战略建设实施的理论与方法论思路问题

篇(4)

本文即是在假定当今世界格局呈现多极化趋势的前提下,评析中国学者对欧盟在世界格局中位置的论述,然后以笔者所主张的要素对欧盟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加以评估,最后提出对欧盟性质的认识和对有关问题的看法。

一、中国学者对欧盟在世界格局中位置的评价

近些年来,在中国-欧盟高等教育合作项目[4]的推动下,学界对欧洲联盟的研究不断加强。就对欧盟进行的国际关系研究而言,中国学者关注的是欧盟对外政策及其国际影响、美欧关系、中欧关系、欧元的国际意义等,在对外关系研究方面的重点还是经贸领域。坦率地说,中国学者既有研究成果没有对欧盟的国际行为体身份及其在世界舞台上的位置进行研究性的、量化的定位。这可能与欧盟迄今为止还主要是一个经济一体化组织有很大关系。尽管如此,学界对欧盟的国际影响还是寄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认为欧盟是世界上最大、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性组织,是"在欧洲和世界发挥重要作用的国际力量"[5],"欧盟作为在国际上正趋上升的力量,其变化将是今后国际局势中极为关键的因素"[6]。笔者关注的是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假定世界格局多极化是一种正在发展的进程和趋势的话,欧盟在其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对于欧盟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学者给出的多是定性的论断而非分析。如果加以分类的话,则会发现这些论断实际上涉及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欧盟要在世界格局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二是欧盟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三是一体化的欧盟将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首先,关于欧盟对自身在世界格局中地位的设定,中国学者的认识基本一致,认为:欧盟成员国会在认识到靠单个国家的力量不可能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和解决发展与国际地位问题的基础上推动欧洲联合,欧盟将谋求发展成为一支对美国具有平等地位的独立的超强力量,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7]换句话说,欧盟希望摆脱"经济巨人、政治矮子、军事侏儒"的形象,"努力使自己成为多极化世界中强大的一极"。[8] 在中国学者看来,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和欧盟实力的增强是推动世界格局多极化的有力因素。

其次,就欧盟在现今世界格局中的位置来说,中国学者的看法有所差别,可分为两种。一种认为欧盟已经是重要的一极,如:"在冷战后的多极格局中,西欧作为国际政治中一支不断上升的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是世界多极化格局中强大的一极","不论是经济还是政治方面,欧盟都已是确定的强大的一极,以一极的身份和地位对世界事务实施着影响"[9];"从当今世界政治格局来看,今天的欧洲联盟已成为冷战结束以后多元世界政治格局中的重要一员,欧洲联盟已成为与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同样重要的国际力量"[10]。另一种观点认为欧盟的国际影响主要局限在经济领域,现今还称不上一极。由于"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联盟","欧盟在迄今为止的重大国际问题上的作用尚未显现,特别是欧盟企图联合起来逐步摆脱美国的控制,成为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的计划也没能落实"[11];"以欧盟为代表的西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从欧洲的一极上升为欧洲最强的一极,再进一步发展为世界的一极不可能一蹴而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2]

最后,对于欧盟在未来世界格局中的角色,中国学者也是在确证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继续发展的前提下作出论断的,基本观点极为相似,认为:"在国际关系中,欧盟终将作为重要的一极出现在今后的多极世界中"[13];"随着欧洲一体化继续向前发展,欧盟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将显得更加突出,并将成为多极世界中强大的一极"[14]。

在对现今的世界格局或者构成多极化趋势的力量中心进行具体分析时,中国学者大都把欧盟作为多极化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例如,沈骥如认为"当今世界正在形成五个极,即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和中国","五个极的力量并不相等,只有美国是一个完整的极"[15];郗润昌则认为"世界已经出现了一个由美欧日俄中五大力量即五极支撑的新格局雏型"[16];而在陈德民看来,当今世界多极化是既定趋势,表现在"一超多强"即"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多个力量中心,如美国、日本、中国、欧盟、俄罗斯和发展中国家"。[17]

中国学者把欧盟看作推动多极化的重要力量,根据的是欧洲一体化的成就、欧盟的综合实力及其日渐增强的独立性。欧元启动,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建成,作为政治一体化核心内容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和共同防务政策建设也不断取得进展(科索沃战争大大推动了欧洲防务一体化的步伐),被认为展示了欧盟要"控制欧洲安全事务的主动权"并"成为国际政治中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一极的坚定决心"。[18] 在分析欧盟的综合实力时,一些学者更喜欢引用欧盟经济数据来支持自己的论断,如把欧盟内的生产总值近些年来超过了美国,而且欧盟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集团,超过了美国和日本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等等看作欧盟成为一极的资本。他们对国际舞台上欧盟在政治、军事等领域的表现乏力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不过,也有学者比较客观地指出了欧盟在国际上主要发挥着经济作用,"在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形成并实际运作以前,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将十分有限"。[19] 此外,一些学者还把欧盟对美国的离心倾向和独立性以及欧美之间的摩擦看作欧盟谋取一极地位的表现[20],有的甚至希望欧盟成为"制衡美国霸权行动的有效力量"。[21]

转贴于 二、对欧盟在世界格局中位置的评估

一般地,我们把世界上大的力量中心作为格局中的"极",这样的认识依据的其实是它们的综合实力。但世界格局要真正形成,还必须由这些力量中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最后定型。冷战期间的两极格局即是在美国和苏联一系列战略政策互动的基础上确定下来的,当然其核心的决定因素是两国和分别以两国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实力对比。假定现在存在着多极化趋势,那么多极格局最终也需在有关力量中心互动并建立起较为稳定和相对平衡的关系结构的基础上形成。

评估"极"的要素设定

在笔者看来,判断一个力量中心能否构成世界格局中的一"极",需要对有关的各种物质和非物质要素进行综合的考量。具体来说,一个力量中心要成为"极",至少应具备以下要素:

1. 强大的综合实力。这是与其他力量中心形成一种结构状态的决定性条件。实力是基础,一个小国虽可凭出色的外交纵横捭阖,但若没有足够大的综合实力,是不可能对世界格局产生影响的。恐怕没有人会把韩国、新加坡甚至加拿大作为世界格局中的"极"。

2. 成为一"极"的意志和与之相应的对外战略。这是成为一"极"的必要条件。一个力量中心以实力为基础对自身在世界上地位的定位决定了其对外战略和对外政策,其意志和政策的执行将引起世界上其他力量中心的互动反应。二战结束后,如果美国奉行孤立主义而不是对抗苏联、谋求建立和维护其霸权地位,两极格局不可能很快定型。就中国来说,冷战后期能充当大三角中的一角,仅凭当时的国力是远远不够的,应该说与中国的对外战略和美苏当时的相应战略互动有很大关系。虽然中国现在仍是一个地区性大国[22],但由于中国具有强烈的成为大国的愿望并有相应的战略措施,中国能够在世界格局的型塑过程中发挥较大的作用。

3. 较强的外交力和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广泛的影响也是成为一"极"的必要条件。由于美国是世界上惟一的被称为"全能冠军"的超级大国,在国际上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没有人会怀疑美国作为一"极"的地位。正因如此,有学者认为"当今世界除美国外,尚无真正称得上一极的其他战略力量"。[23] 澳大利亚也是一个大国,但其国际影响力较为局限,所以中国学者很少有人把它看作一"极"。

4. 外部世界对其地位的普遍认同。这也是成为一"极"不可缺少的条件。一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得不到其他国家的接受和认同,它也很难成为有影响的一"极"。构成世界格局的大的力量中心都是在国际关系互动中逐渐为有关国家接受的。中国之所以能在全球范围发挥较大的影响,除了自身的实力和政策因素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大国地位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法、俄等国的认可。外部世界对中国国际地位的认可反过来又加强了中国的判断和政策。

倘若以上述要素来判断当今世界的力量对比,我们会发现美国是综合国力最强大、谋求建立单极世界企图和战略明确、国际影响力最广泛、既有国际地位得到无可置疑认同而且任何其他力量都无力根本地对之挑战的力量(虽然世界上很多事务美国无法单独主宰),的确是最强大的一"极"。俄、日、中、欧等与美国相形逊色。

对欧盟作为"极"的条件的评估

下面,我们以上述四个要素为指标,来对欧盟在世界格局中成为一"极"的条件加以衡量。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很多内容无法量化,笔者这里的分析也主要是定性的分析。

首先来看欧盟的综合实力。若单单从欧盟15国整体经济、军事、科技教育、资源来看,地理面积323.5万平方公里、人口3.7亿、建立了经济与货币联盟、GDP 88100亿美元(1997年,同年美国GDP为75230亿美元)、有两个核大国(英国和法国,两国同时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科技教育发达的欧盟无疑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一支力量。[24] 不过,由于欧盟不是像主权国家那样的体制,其内部整合程度还不是太高,理论上讲其实力很大,但在实际运行上则受到体制、成员国内部利益矛盾和政策差异的限制,所以在对欧盟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进行评估时,应对其简单相加的而非整合起来的实力大打折扣。我们很多学者正是把欧盟表面上的强大实力看作其可实际运用的力量,以此判断欧盟的国际地位,作出过高的估计也就在所难免。

其次分析欧盟的国际定位和对外战略。作为一个区域一体化组织,欧盟也是国际舞台上一个独特的行为体。中国一些学者想当然地认为欧盟对自身的国际定位是在国际舞台上充当世界格局一极的角色,发挥与其实力相当的国际作用。笔者认为,欧盟的确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确实希望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欧盟现在对自身的定位主要还是寻求在国际舞台上以一个声音说话,而不是充当一极。在欧盟条约、领导人的讲话和官方文件中,我们看不到欧盟对充当多极中一极的企望,而只是要通过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在国际舞台上显示欧洲联盟身份"[25],其政策重点是推动内部的政治一体化。当然,基于欧盟雄厚的经济科技实力,在政治一体化取得巨大进展尤其是能够真正施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共同防务得以建成的条件下,欧盟应会对自身的国际作用提出更高的要求,追求世界格局一极的位置也是应然的。但就现在来说,欧盟还没有把自身定位于世界格局中的一极,倒是法国赞同世界格局多极化并积极推动这一发展趋势。而且,由于欧盟不具备主权国家那样的地位和意志,15个成员国利益和政策主张各异,欧盟很难整合出一套统一的对外战略和政策措施。[26] 需要指出的是,欧盟是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联盟,而且与美国有着传统的伙伴关系,同在西方阵营且有一系列的机制(八国首脑会议、北约等)将它们绑在一起,很难设想欧盟会与美国完全对抗。欧盟最多希望成为美国在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框架下的平等竞争者。

再次考量欧盟的外交力和国际影响力。欧盟虽然建立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政策框架和一系列措施,但其施行仍很乏力,无甚大作为。在海湾战争中,欧共体成员国对外表现出来的是各异的立场和政策。对于波黑冲突,欧盟虽寄予充分关注,希图独立地加以处理,然而由于在国家利益上的分歧,欧盟成员国根本没有形成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反而政策各异,无法共同行动。其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虽经由阿约有所发展,但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再次考验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实践证明欧盟尚无能力推行统一的对外政策。这些事例都表明了欧盟现有政策措施的根本缺陷和外交力的匮乏。这种情况在被认为充当一极角色的其他力量中心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当然,就国际影响力来看,欧盟在经济、金融、科技、文化、环境保护等领域发挥着较强的影响,欧元的启动大大提高了欧盟的地位,在这些领域,欧盟的影响要比俄罗斯和中国强很多。欧盟还通过《洛美协定》[27]与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是其他国家和组织无可比拟的。但在政治、安全、外交等领域,欧盟至今还难以有大的作为,其影响力有限。实际上,决定一国能否成为一极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其在"高政治"领域的影响力,俄罗斯的地位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的衣钵,其经济近10年虽严重滑坡,但在全球战略力量对比中的地位依然重要),而这些领域正是欧盟现有能力所不及的。

最后考察外部世界对欧盟国际地位的认同程度。作为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成就最卓著的区域性组织,欧盟一直被世界其他地区视作一体化运动的范例。而且欧盟作为成员国的代表,其地位和作用日益得到其他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认可。欧盟与世界上大多数第三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向这些国家派驻了使团。在许多重要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中,欧盟都具有重要的法人资格。但就现今来说,由于欧盟尚没有形成真正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其他国家和组织之所以与欧盟打交道看重的是其经济实力和特殊地位而不是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地位。[28] 也就是说,由于自身的内在缺陷,欧盟的国际地位还没有为国际社会充分接受。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学者非常强调欧盟在世界格局中的作用,但在中国对西欧的外交实践中,却更重视与德国、法国、英国等欧盟成员国的双边关系而不是与欧盟本身的关系。从这个侧面也可看出欧盟的地位还没有为中国所认同。

综上所述,欧盟在现今的世界格局中还称不上一个完整的极,甚至不如日本的作用突出。日本虽然也主要是一个经济大国,但其作为主权国家一直在谋求成为政治大国,其在国际定位、外交力、影响力以及国际上的接受程度等方面都比欧盟强。把欧盟看作是世界格局多极化中的核心力量之一是有欠全面分析的。但也不可否认,欧盟作为区域化力量的突出代表,其发展有助于多极化趋势。当然,我们讨论世界格局多极化并不是说几大力量中心的实力是完全均衡的。如果我们要对世界格局中的几大力量中心进行排位的话,笔者会把欧盟看作是中国学者所接受的五大力量中心中最为蹩脚、行动能力最差的一"极"。

在此,我们有必要对未来欧盟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做一粗略的展望。未来,随着欧洲一体化的继续深化和扩大,尤其是政治一体化的推进,欧盟的超国家性将加大,欧盟的综合实力和行动能力将会不断加强,欧盟也将取得对美较大的独立自主性,欧盟在世界格局中发挥比较大的、相当于世界格局中重要一极的作用是可能的。

三、对欧盟性质的认识

在考量欧盟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的时候,不可避免要涉及到欧盟的性质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对欧盟的独特性有充分的把握。对于欧盟的性质,欧盟官方一直没有明确的表态。

对于欧盟在国际关系中具有国际行为体身份这一论断,中国学者应是接受的。当我们把欧盟作为世界格局中的一极来分析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把欧盟看作了一个国际行为体。传统上我们只把主权国家看作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体,二战以后学界基本认可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等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日趋重要的作用。欧盟是由15个成员国组成的政府间区域组织,可称为"主权国家联合体"而不是主权国家。不过,欧盟又不同于一般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

对于邦联这样的松散的国家间的联合,欧盟早已超越了这一层次。在成员国自愿让渡部分主权(如对外关税的制定、贸易政策、缔约权等)并形成集体行使这些权力的独特机制的基础上,欧盟得以建立并已建构了一些具有超国家性的独立于成员国的立法、行政、司法机构(如理事会、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欧洲法院),行使原由成员国行使的部分国家职能(具有一些超国家权力),并形成了一套有很大效力的欧洲联盟法,具有了联邦国家的雏形。不过,欧盟的职能范围和行使方式与主权国家还有很大差距,还算不上一个真正的"欧洲联邦"。

对于欧盟的性质,学界从研究欧洲一体化历史进程出发进行了诸多讨论,但并无统一的明确表述。中国学者戴炳然称欧盟为"一种独特的国际体制"并具体论证说欧盟"具有鲜明的超国家特征",是"介于联邦和邦联之间的一种体制","多元复合的体制"[29],也有人认为"欧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仍然是一种介于联邦制联盟和邦联制联盟的混合制结构,或者说仍然是一个具有一定联邦性质的联盟"[30]。这样的表述应该说较好地反映了欧盟的现实性质,但又未免过于罗嗦,定位也不明确。在现有的语汇中,还的确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的词来定位欧盟的性质。笔者曾主张把欧盟视作一个具有很强超国家性的独特政府间区域合作组织,仔细思考这一表述仍然太长,而且对欧盟体制的发展取向没有涵括。

西方学者也认为要准确描述欧盟的性质特点有些困难,不过他们还是进行了理论上的尝试。纽金特认为欧盟作为一种政治体系在很多重要的方面"称不上一个国家,但又比政府间组织程度高得多"。[31] 在拉吉看来,欧盟是一种"多维政体"("multiperspectival polity"),是"第一个真正的后现代国际性政治体制"("the first truly postmoder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form")。[32] 卡波拉索则称欧盟为一种"后现代政体"("post-modern polity")。[33] 应该说,把欧盟看作"后现代政体"的说法抓住了欧盟的复杂性,并能反映其多形结构(polymorphic structure)。由于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政府间主义(intergovernmentalism)和超国家主义(supranationalism)两种逻辑都在发挥作用,选择其中的任何一种或者试图消除它们之间的差别来描述欧盟的性质都是徒劳无功的。[34]

以笔者管见,用"后现代政治实体"(a postmodern political entity)这样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来定位欧盟还是比较可取的。因为它能充分反映欧盟体制的独特性,从中还可体现欧洲民族国家的不足、冷战结束带来的特殊机遇和期望以及不断全球化的经济的发展。而从国际层面上讲,作为一种后现代政治实体的欧盟已超越了一般的非国家行为体,但还不是传统的国家行为体,也许只能说是一个准国家行为体。

欧盟的上述性质,决定了它在世界格局中发挥着较为特殊的作用,也决定了其行动能力的受限性、位置的薄弱性。欧盟是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重要角色,但它的政治作用还极为局限,在关键问题上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施行还软弱无力,建设共同防务将是一个艰难的、长远的努力目标,而"防务是共同体在世界上位置的关键"。[35] 就现在来说,欧盟依然是一个"民事力量"而不是一个"超强力量"。[36] 虽然欧盟的成员国有着相当大的实力,但作为整体的欧洲联盟的实力却很有限。不过,随着"高政治"问题的重要性不断下降,而经济外交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安全的内涵渐渐扩大,欧盟将来在国际舞台上应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37]

四、对有关问题的评论

在结束本文之前,笔者希望对与本文论题有关几个问题给出简短的评论。

一是中国学者判断欧盟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的取向。在笔者看来,中国学者的研究虽可为政府的决策提供一定的依据,反过来官方的政策立场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有关的研究。中国在对外战略上把欧盟视作一极,这一立场影响了学者对欧盟国际地位的判断。中国学者对欧盟的国际作用估计偏高并把欧盟作为世界格局多极化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实际上暗含着他们对欧盟未来角色的期望:欧盟的强大有助于多极格局的形成,欧盟将对美国产生制衡作用,这样形成的世界格局对中国有利。

假定欧盟成为未来多极格局中的一极,它与美国会相互制衡吗?欧盟能成为反霸的力量吗?的确,冷战结束后欧盟与美国之间经常出现矛盾和磨擦,欧盟还希望建立自己的防务体系,但这改变不了它们之间的集团或同盟关系,北约的框架将继续主导欧美关系。最根本地,它们的文化价值观是同质性的,而且都是市场民主国家,这就决定了欧盟未来虽会具有更强的独立性,但欧盟和美国不可能闹翻,它们不会成为相互排斥的对手。对于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我们不能盲目夸大。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形成了一个广泛意义上的共同体。这就决定了即使将来形成多极世界,也不是一个西方发达国家各相制衡的结构,西方国家仍将是一个整体。美国国家战略研究所所长汉斯·宾尼恩迪克在分析现今国际体系时认为,虽然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呈现多极状态,但国际体系最终可能会走向危险的两极,即西方对非西方的格局,中国和俄罗斯有可能会与所谓的"无赖国家"加强合作对抗西方。[38]

二是中国对欧盟的战略选择。在对待欧盟方面,中国的对外政策让人困惑。一方面,中国强调多极化,在对外战略上把欧盟作为一极并强调其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实际政策中,中国没有把作为整体的欧盟放到比较重要的地位来对待,甚至对欧盟的重视还比不上对单个成员国的重视。这与学者对欧盟国际地位的普遍高估形成反差。对此问题可能的解释是,中国从自身利益和多极化战略出发在多极化问题上把欧盟看作一极,但实践中欧盟整合力的欠缺、行为能力的局限性又使我国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政策,重视与欧盟的经济关系,重视对欧盟成员国中大国的传统关系,而不看重与欧盟的关系。这样的政策虽然可行,但却难以充分维护中国的利益。

欧盟在中国实际对外战略中的地位较低。笔者认为,中国除了要在多极化问题上看重欧盟之外,还需要从全球战略的高度重视欧盟,形成明确系统的对欧战略,提高欧盟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这不是抬高欧盟的地位,而是现实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政策上的需要。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扩大和深化,欧盟的实力将进一步增强,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虽然现在欧盟的整合力还比不上美国,但在战略上重视欧盟,有利于中欧关系的发展,如果把欧盟放到一个与美国平等的地位,将有利于我们处理与美国的关系,至少可以增加对美外交的砝码。总的来说,在战略上把欧盟放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是对长期趋势把握和现实政策需要综合衡量的理性选择,会有助于增进中国的整体利益。

三是中国对欧盟的研究。依笔者之见,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应重视并加强对欧盟的研究。在对欧盟进行研究时,不应围着政府的定论转,而应进行深入的历史、现实分析,进行开创性的研究,并了解国外学者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和研究成果,以使我们的研究更贴近客观世界。中国学者高估欧盟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与中国的政策有一定关系,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对欧盟研究的滞后。在2001年7月份的"欧洲问题研究的新趋势与新视野"国际研讨会,中国欧洲问题研究的老前辈陈乐民先生批评了我国有关研究中存在的"重美轻欧"现象,提出应把欧洲问题研究当作一项学术事业来进行,从而使研究向深入、细致方向发展,进而建立中国的欧洲学。这是中国欧洲问题研究学者今后需认真记取的。

注释:

[1] 在讨论"世界格局"时,学界的话语并不统一,有的也称"世界政治格局"、"世界战略格局"、"国际格局"、"国际政治格局"。无论哪种说法,中国学者关注的都是政治格局。一般地,"世界格局"是指"国际舞台上的主要政治力量之间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结构状态"或说对比状态。参见宋新宁、陈岳:《国际政治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5页。

[2] 耿殿忠:"简析世界政治秩序和政治格局",《世界经济与政治》1991年第10期;杜攻主编:《转换中的世界格局》,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潘维:"国际政治研究的层次与世界格局的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1992年第4期;严基河:"当前世界新生格局辨",《世界知识》1992年第6期;孟祥青:"世界战略格局走向多极化",载顾德欣主编:《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研究》,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5-62页;程林胜:《大变动的世界格局与中国》,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卢静:"浅谈20世纪国际格局的变迁",《外交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郗润昌:"世界政治多极化与新格局框架",《学习时报》2000年7月10日第2版。中国学者早在80年代中后期即就世界格局判断问题进行过诸多讨论,具体情况参见刘海军:"我国关于多极(化)格局的两次争鸣",《国际观察》2000年第2期,第41-45页;中国学者在多极化问题上的分歧亦参见俞邃:"认识多极化,促进多极化",《当代世界》1999年第9期,第12-14页。

[3] 多数学者赞同"一超多强"呈现出的是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但也有学者认为其实质上是一个"美国单极主宰的格局"。参见潘琪昌主编:《欧洲国际关系》,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123页。

[4] EU-China Higher Education Cooperation Programme. 这是欧盟为推动中国的欧洲问题研究、加强中欧学术和人员交流而拨资975万埃居支持的一个为期4年的项目,将于2001年10月结束。迄今为止,该项目向452位中国学者提供访问欧洲和37位欧洲教授访问中国的资助,批准了150个合作研究项目和35个课程开发项目,还召开了33次国际或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和讲习班。

[5] 胡瑾:"欧洲联盟在欧洲与世界上的地位",《文史哲》1998年第2期,第34页。

[6] 蒋建清:"面向21世纪的欧盟",《当代世界》2000年第2期,第13页。

[7] 苏惠民:"西欧在多极化世界中寻找自我",《和平与发展》1999年第2期,第45-48页;伍贻康:"面向21世纪的欧洲经济政治一体化的发展(二)",《欧洲一体化研究》1999年第3期,第1-11页。

[8] 高华:"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新进展",载李慎明、王逸舟主编:《2001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169页。

[9] 胡瑾:"欧洲联盟在欧洲与世界上的地位",第36-37页。

[10] 宋全成:"论欧洲联盟的历史脉络与发展前景",《文史哲》1998年第2期,第40页。

[11] 陈志强:"新国际秩序构建中的欧盟",《南开学报》2000年第2期,第55-56页。

[12] 张祖谦:"欧洲三极格局的形成、现状和发展趋势",《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2期,第40页。

[13] 蒋建清:"面向21世纪的欧盟",第14页。

[14] 陈朝高编著:《欧洲一体化与世界》,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页。

[15] 郑园园:"我们追求的世界格局--关于多极化问题的访谈",《人民日报》1999年12月16日第7版。

[16] 郗润昌:"多极化≠大国力量的均衡化--再谈多极化与新格局相关问题之我见",《国际论坛》1999年第2期,第13页。

[17] 陈德民:"多极化仍是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第11期,第4-9页。

[18] 陈德民:"多极化仍是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第7页。

[19] 陈志强:"新国际秩序构建中的欧盟",第56-57页。

[20] 郭震远:"未来十年世界格局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国际展望》2000年第1期,第2-6页。

[21] 苏惠民:"西欧在多极化世界中寻找自我",第48页。

[22] 笔者认为中国现在仍然是一个亚太地区性大国,但却具有全球性影响。

[23] 潘琪昌主编:《欧洲国际关系》,第123页。

[24] 亓成章、何中顺:《时代特征与中国对外政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48页。

[25] 欧共体官方出版局编、苏明忠译:《欧洲联盟条约》,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0、210页。

[26] 欧盟在经贸领域基本上施行了统一的对外政策,但在政治、安全、外交领域还未能实现统一的政策。

[27] 《洛美协定》期满后,欧盟与非加太国家和地区于2000年6月签订了为期20年的新协定——《科托努协定》。

[28] See Elfriede Regelsberger, etc. (eds.), Foreign Policy of the European Union: From EPC to CFSP and Beyond,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7, pp. 1-15.

[29] 戴炳然:"欧盟:一种独特的国际体制(上)",《欧洲一体化研究》2000年第1期,第1-18页。

[30] 赵伯英:《欧洲一体化的动力、矛盾与前景》,中共中央党校199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页。

[31] Neill Nugent,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the European Union, 4th edn., Hampshire: Macmillan, 1999, p. 497.

[32] John Ruggie, "Territoriality and beyond: problematizing modern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7, No. 1, 1993, p. 172, 140.

[33] John Coporaso, "The European Union and forms of state: Westphalian, regulatory or post-moder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34, No. 1, 1996, p. 47.

[34] Charlotte Bretherton and John Vogler, The European Union as a Global Actor, London: Routledge, 1999, p. 37.

[35] Christopher Hill, "The Capability-expectations gap, or conceptualising Europe's international role",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31, No. 3, 1993, p. 318.

[36] Curt Gasteyer, An Ambiguous Power: The European Union in a Changing World, Gutersloh: Bertelsmann Foundation Publishers, 1996, pp. 127-129.

篇(5)

邓小平关于当代世界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判断,是邓小平理论的立论根据之一。深刻领会这一判断的精神实质,必须对邓小平理论在形成这一判断过程中的思维方式作一番考查,揭示它所蕴涵的哲学含义。

一、时代主题问题的提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

把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的主题,是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作出的概括。党的十三大在叙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发挥和发展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时,把“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列为12个观点之一。十四大在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时,更明确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国际环境和时代条件时,是把和平与发展作为两大问题提出来的。1984年5月29日,他提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1985年他进一步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问题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一般说来,它产生于三种情况:一是新的观察与旧的理论的矛盾;二是原有理论之间或某一理论内部的矛盾;三是要有创新的理论思维和超越传统的价值观念。邓小平之所以能把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两大全球战略问题揭示出来,既基于一定的事实判断,又包含新的价值判断。

邓小平对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前期世界形势变化作出的事实判断是:在东西方关系上,一方面,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只有美、苏两家。因其在进行军备竞赛,因而世界战争的危险还存在。另一方面,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深刻地改变了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现代战争的高科技条件成为美、苏两家企图直接毁灭对方的冒险举动的制约因素;用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似乎已走进了“死胡同”。在南北关系上,一方面,在五六十年代殖民体系瓦解后,集中在南方的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解决发展问题,它们同大部分集中在北方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因而矛盾越来越深;另一方面,在70年代,北方国家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意识到南北合作的重要性,并开始了南北对话;南北合作形成了一股改变南北不平等关系的力量,从而促进了南北关系的改善和矛盾缓和。

邓小平在考察世界形势变化时所蕴涵的超越传统的价值判断是:在东西方关系上,和平问题之所以凸显,重要原因之一是,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因此,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同时,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使世界任何国家,包括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综合国力,乃至不同对外政策的国家,都不得不认真对待。

就南北关系而言,发展问题之所以突出,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南北差距的拉大阻碍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由于人口数量同国民收入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一方面使发展成为南方国家最突出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使北方国家的资本、贸易和市场的出路受到限制;同时,社会主义优越性没能充分发挥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多大发展与提高。因此,发展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这些判断,同样也反映了邓小平对整个人类的忧患意识,以及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强烈愿望。

很明显,邓小平的思维判断所包含的价值观念,一是以人类的利益为重,二是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没有这样的价值观,是不可能从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前期的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强烈地意识到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

二、时代主题的概括过程:对世界格局的变化与时代主题相互关系的把握

邓小平对当代全球性战略问题的概括,是在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基础上,对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一步变化了的世界格局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

面对60年代开始的世界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以及苏联对中国威胁的增加,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新形势,毛泽东在1971年第一次向世界宣告:中国属于第三世界。1974年,在第六届联合国特别大会上,邓小平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一理论突破了“两个阵营”的传统观点,客观地反映了世界局势的新变化,也为调整中国的外交战略提供了理论根据。

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没能透过世界的变动进一步揭示出蕴涵其中的时代主题演变的端倪,以把握时代变化的脉搏。他正确地看到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后果的严重性,却夸大了战争的现实危险性;他正确地看到了第三世界国家反霸斗争形势的发展,却忽视了这些国家反霸斗争的注意力已更多地转向发展经济的事实,从而高估了它的革命性质以及世界革命的形势。

邓小平考察了80年代初世界格局的新变化,把它概括为“东西南北”四个字。这一概括继承了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格局的基本思想。首先,在划分标准上,同“三个世界”理论一样,“东西南北”格局的划分也超越了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传统划分方法;其次,在基本态势上,“东西”格局包含了“三个世界”格局中的“第一世界”的内部矛盾,以及“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之间的矛盾。而“南北”格局则体现了“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之间的矛盾。因此说,“东西南北”格局的概括发展了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邓小平把握了“三个世界”格局向“东西南北”格局的转化,揭示了整个世界主要矛盾的变化,从而概括出对当代世界最突出问题的新的战略判断:“东西”问题是政治问题,其实质是要不要和平;“南北”问题是经济问题,其实质是要不要发展;由于和平离不开发展,因此,“南北”问题既是发展问题,又是核心问题。邓小平对当代世界格局和问题的分析,体现出了当今伟大无产阶级政治家放眼全球,透析世界政治与经济发展趋势的气魄与胆识。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才把和平与发展概括为“当代世界的主题”和“时代主题”。这是完全符合邓小平的思维逻辑的。

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战后形成的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两极格局已经终结,世界各种力量开始重新分化组合,新的格局尚未形成。邓小平从“东西南北”格局中揭示出来的时代主题,是否会因两极格局的终结而改变呢?邓小平的回答是: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首先,苏联解体后,和平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一方面,西方某些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延续了冷战思维,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继续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两极对抗时期被掩盖着的、反映大国利益的一些地区性矛盾,不时酿成局部冲突。其次,发展问题更加严重,南北差距仍在扩大,而冷战思维也被一些人用于对付落后国家。再次,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两极对抗时期一些世界热点趋向缓和,加之反对霸权主义意识的增强,表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希望依然存在。总之,当前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但是“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代世界的主题。

三、形成时代主题判断的思维方式:对经济、政治、战争、革命之间相互关系认识的调整

如果说,作为科学研究出发点的问题的提出,是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其中包含了观察现象的理论视角的转移的话,那么,问题的解决,更需要根据实践的发展对原有的思维方式作出调整。邓小平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创造性地运用了他科学的思维逻辑和唯物辩证的哲学方法,观察和分析世界形势,敢于实事求是地对世界范围的经济与政治、战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重新进行认识和作必要调整,在重新审视社会主义模式和理论的基础上,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这种战略思考与判断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对促进世界政治、经济走向进步和发展也有重大意义。

首先,邓小平在1987年曾提出:现在有能力发动世界大战的只有苏美两个国家,我们把第三世界看作是和平力量的支柱,也把欧洲,包括西欧和东欧看作是维护和平的力量。他在1987年又说:“如果下一个世纪五十年里,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整个欧洲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我看那个时候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从这个分析中可以看出,“和平力量”在不断增长,革命并不是消除战争的惟一手段。

其次,邓小平认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运用“和平方式”或“非和平方式”是解决世界争端的“新办法”,战争并不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惟一途径。

篇(6)

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理了严重的衰退,美国西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发展中国家也同样深受其害,但是作为世界经济领头羊的金砖四国所受的危害要小得多,是经济危机之后最有可能率先恢复的国家。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之下,世界经济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世界经济格局正在改变。受经济影响的世界政治,同样也经历着变革,国家之间的合作越来越重要。

1 、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

自2008年9月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处于金融风暴中心的美欧发达国家经济大幅下滑,“金砖四国”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所受影响明显较小,最有希望率先走出危机,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而其在二十国集团中的角色也日益活跃,话语权和参与度不断提高,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改变。

1.1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此次金融危机对其即使不是致命的,也将使其元气大伤。这次金融危机将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削弱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主体地位。

1.2在经过危机洗礼后的世界经济格局中,美国所占比重将基本维持不变,欧洲和日本的比重会下降,而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比重将上升。 新兴经济体中,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等“金砖四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尤为突出。

1.3发展中国家逐渐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展中国家已不再只是“观众”,而是积极发出自己的声音,逐渐成为参与者、规则制定方和维护发展中国家整体利益的重要力量。 这种变化反映出多年来国际力量对比的天平正在向发展中国家倾斜。

2、金融危机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

当今世界正处于史无前例的转折起点,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国际社会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越来越紧密,地区和国际事务的联动性极大增强,安全与发展将越来越依赖于双边或多边合作而不是对抗竞争。通过对话解决争端,通过磋商化解矛盾,日益成为各国以至各类非政府组织主要的和优先的战略选择。

2.1“一二三四五六”世界格局的论断

一是“一超多强”即“一超独霸、多强并立”。二是“中美国”论或“两国集团”论。或者说“G2”论。美国提出这些主张主要是中国的快速崛起与美国实力削弱所导致的力量消长变化。三是“三大力量中心”论。球金融危机带来的美国的衰弱,将改变世界地缘政治现象。

四是“四极鼎立”论。即:中、美、欧、俄四极鼎立,这种观点在苏联解体后普遍存在的观点。五是“五极鼎立”论。即:中、美、欧、俄、日五极鼎立。六是“六极鼎立”论。即:中、美、欧、俄、日、印度六极鼎立。

2.2美国政治面临巨大挑战

首先是来自于国内外的强大压力,对美国国内而言,危机使美国新自由主义模式受到沉重打击。美国一直鼓吹和推广新自由主义模式,此次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被迫收购、吞并和接管众多金融机构,部分实现了金融领域的国家管理。

2.3地区冲突加剧

资源依赖国家经济恶化导致国内动荡和外部冲突加剧。中东、拉美的国内政治将渐入动荡;中东的外部冲突将会加剧。欧佩克的减产行动未能止住油价跌势。2009年国际军事领域发生的大事接连不断。从新年钟声敲响后第3天以色列军队发起对加沙地带地面行动。2009年5月25日,朝鲜宣布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这是近年来朝鲜进行的第二次核试验,使得2008年朝核六方会谈就解决半岛问题刚刚见到的一抹曙光黯淡失色,朝鲜半岛再一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总之,金融危机带来了世界不稳定地区的更加动荡!

2.4国际恐怖主义出现新活跃期

金融危机带来了安全领域的某些变数。例如,印度孟买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就表明恐怖主义目前恰恰处在一个非常活跃的时期。由于金融风暴的影响,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不得不集中精力解决经济难题,这可能促使恐怖势力再度活跃,威胁国际安全。

3、经济危机与中国

金融危机使一部分外资也会如在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那样出逃,对于中国的国际收支会产生一定的冲击,给中国经济带来一定的通货紧缩的压力。这种资金倒流会对国内的投资规模产生一定的冲击,会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下降。站在中国发展的战略角度来分析,全球金融危机孕育着许多积极的“中国信号” ,这将是中国资金出国投向这些国家的绝好时机,这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整合并购相应企业的最好时机。

走向世界的中国必须考虑和处理好的两大基本问题,即一个是中国如何重新认识世界并更好地融入世界;一个是如何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并更好地接纳中国。这两大问题,将影响中国的内政外交,影响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也影响具体政策策略的研究选择和灵活运用。只我国今后最大战略利益,是争取又一个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在确保国家安全利益下,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以便加快自身的快速发展和科学发展,从根本上奠定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深刻影响世界战略格局和国际事务的牢固基础,把建立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理想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1.黄星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世界战略格局,中国军网,2009,07,30

2.孔卫华,金融危机下的世界格局及对中国的影响, 2009年07,17

3.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2001,07

4.乔继红金融危机下的世界经济格局变迁,来源新华网,2009-09-21

篇(7)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3)01-0001-03

党的十报告指出:“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综合国力竞争空前激烈,我们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发展步伐,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坚定不移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离不开深刻变化、风云变幻的世情、国情和党情,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新世纪头二十年是我们党所面临的战略机遇期,战略机遇期其实是“和平建设发展时期”,它是相对战时而言的,因此,战略机遇期是动态的、变化的。第一个十年已经过去,我们抓住了诸多机遇,实现了大发展、科学发展。在未来十年里,我们还要把握我国所面临的新的战略机遇期,认识其本质和走势,变机遇为现实、变机遇为发展,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以顺利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一、世界经济格局剧变并进入低速期,决定我国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事实的确如此。2003年到2007年,世界经济格局处于“黄金增长期”,据统计,这期间年均增速4.6%。到2008年世界经济格局突变,如党的十报告所说:“2008年以后,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发展遇到严重困难。”[2]世界经济格局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剧烈变动,经济发展速度急速下滑,欧洲经济受到致命打击。我国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影响,使经济下行。尽管经过一个阶段的努力,世界经济开始出现缓慢复苏、低速增长,但从现在看,经济下行可能呈现一种“长态”,我国经济尽管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高增长的状态,据最新统计,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幅达到7.8%,但也无法达到前些年的两位数,导致世界各国在国际市场上激烈争夺,对国内市场大力保护,贸易战、保护主义、汇率战全面升级,全球贸易也面临下行的巨大风险,使全球经济格局进入相对低速增长期。

拉动经济发展要靠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的推动。多年来,我国经济主要是由出口拉动的,2004年、2005年我国经济增长达到10.1%和10.4%。2006年和2007年,也保持两位数的高增长。到2008年,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出口推动战略失灵,使我国经济受到极大影响。所以,中央在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通过“主线”来实现“主题”。党的十报告进一步要求,“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保持投资合理增长,扩大国内市场规模”[3]。这是我们党依据世界经济格局新变化做出的战略决策。这完全符合我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的实际。

二、世界经济格局进入调整期,决定我国把解决“主题”和“主线”作为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

党的十报告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4]世界经济发展处于低速期,也是一个经济格局的深度调整期,所以,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大国都抓住这个时期,为争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制高点,广泛深入地进行以结构调整、技术创新、管理优化为中心的新一轮竞争,以迎接未来新一轮的经济发展。现在美国和中国是世界第一、第二的经济大国,在发展中结构性的冲突不可避免。但更多的是沟通和经常性的对话,2013年阿富汗问题是一个好的起点,中美两国在稳定中实现各自的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各自的贡献。

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结构大调整、技术大创新、竞争高度激烈化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抓住“主题”、围绕“主线”,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我国的现实看,我们党多年以前就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党的十七大报告把经济增长方式改为发展方式,实则并不理想。在金融危机发生后,我们又拿出四万亿元,尽管达到了稳增长的目的,但也造成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滞后。对此,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要做到“四个着力”、“五个更多”。[5]特别要做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四化”同步道路。这里重要的是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之路。、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多次指出我国未来发展的潜力是城镇化,以城镇化带动经济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与世界发展大势接轨。

三、全球经济发展进入生态资源约束期,决定我国必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党的十报告首次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独立的章节,并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内容之一。党的十报告指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重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6]这既是对世界经济发展过程及工业化曲折道路的总结,更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伴随经济快速增长而出现,并已成为我国基本国情的人均占有资源不足、环境承载能力脆弱等问题的理性总结。我国目前面临严峻的现实,生态资源环境约束的日益深化,内在地要求我国把资源环境压力转化为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动力,构建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以实现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和科学发展。

党的十报告如此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深刻的战略意义。

其一,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五位一体”总布局的需要。“五位一体”总布局即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是最新提出和形成的,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和理性把握,显示了我们党高超的执政能力。

其二,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需要。发达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大都是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我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决不能走发达国家的老路。

其三,是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的需要。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做出贡献,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四、世界大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战略调整期,决定我国必须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

党的十报告指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7]这是面对世界大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调整做出的战略抉择。目前,美国大选结束,上一届总统奥巴马获得连任,这使其政策会有更多的连续性,美国现在继续实施以发展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同时,还深入推进以“亚太再平衡”为主调的全球战略调整。与此同时,普京再次出任俄罗斯总统,强调俄罗斯到2020年经济总量进入世界五强目标,并积极推进“欧亚联盟”建设。目前,欧盟各国为应对欧债危机,大力推进一体化建设,同时,积极谋划“新工业革命”,制定长远发展战略,以最终战胜金融危机实现经济回暖。

面对这样的大背景,我们要立足国情,应对新一轮更高形态的世界经济竞争,以融进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平台。我国经济发展与前些年相比,改革开放的传统成本优势不再明显。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显著弱化,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红利”在减弱,东部沿海发达省市正在发生趋势性转变,加上资源性产品的国际价格进入上升通道,我国经济发展成本大幅度的上升,严重制约了投资效益的提高。对此,林毅夫对我国未来发展做了预测,中国未来保持7%~8%的经济增长势头是可能的。居民收入增长促进消费、投资持续,高储蓄有助于维持较高的增长。未来10年至20年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这两方面我国还有后发优势。为此,党的十报告提出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以此来拓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空间,构建新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总之,只要我们靠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靠改革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就业、创业的活力,调动各种所有制企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进一步发掘和释放“改革红利”,就能在推动“四化”良性互动、同步发展过程中,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特别要解决好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实现我国由人口红利向改革红利的转变,利用改革开放的根本发展动力,推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和谐发展、科学发展,实现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五、世界政治格局的新变化,决定我国必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和平发展道路是由我国的国情和社会性质所决定的,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内容。二战后形成的世界雅尔塔格局,随着剧变而瓦解,使世界政治格局进入了“一超多强”的新阶段。“一超”即美国,“多强”是指中国、日本、欧盟、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这种格局导致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但局部的冲突和对抗并没有停止。如,近年来,亚太形势并不乐观,南海争端源于民族主义和资源利益争夺;在日本,右翼分子在复活,并开始左右社会政治发展和走势。

我国要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和世情,抓住有利时机,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对此,党的十报告指出:“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要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8]这是面对世情,特别是由世界“一超”、“多强”的多元化政治格局所决定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织部分。

从历史上看,有些国家往往是逢强必霸、逢大必霸。但也有些是和平崛起的。如一战前的美国、二战后的日本。但有些“戴着有色眼镜”的国家无视客观现实,对我国的大发展、快发展进行打压,采取各种措施进行牵制,出现了新的“焦虑症”,造出了各种各样的“中国”、“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中国必霸论”、“中国责任论”等等,其目的是想阻碍我国的和平发展,以延缓我国现代化的步伐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2013年1月28日,就走和平发展道路做了新的论述,明确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有的人说中国强硬起来,这是中国有理的表现,是一个大国的责任和选择。

其实,对我国所面临的世界新政治格局的新变化,党的十报告对我国的和平发展已做了科学的部署和阐释。在第十一部分明确了今后发展的“五个一”的和平发展道路,其内容是:一种精神,就是“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一面旗帜,就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一个战略,我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一个布局,就是“在和平发展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一个关系,就是“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9]以此来确保我国走中国特色和平发展之路。

篇(8)

“金融”的概念,其中囊括了作为金融中介的货币资本市场,也将流通中的货币、在资本市场上的信用活动及其相关的经济和金融行为化为一体。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紧密,相互依赖影响密切,表现为:金融已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其合理性直接决定着金融业的有序发展、信贷结构的整体结构和宏观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之相对应,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其结构与发展速度可以在宏观经济发展中强烈影响到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一国或地区的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可以作为保持健康的金融市场的发展指标,对国家或区域发展的整体宏观经济形势具有不可估计的影响。中国的金融市场历经多年发展,经历了不断的变化和积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后转移至金融市场部分当中,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中国金融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经济的持续改进将促使它在将来能够发挥更大的积极的作用。

一、文献综述

国际金融格局包含了一系列制度安排,在对国际货币和金融问题上主要是国际货币问题,国际金融机构,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其核心在于货币问题。

(一)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1818-1883)的《资本论》中以唯物主义角度,将商品的内在矛盾作为出发点,将货币的来源、功能,、货币形式的发展,特别是世界货币进行讨论,构建出自己的货币理论。在此基础上,《资本论》第三卷阐述了信用体系的相关概念,提出了虚拟资本理论,指明了金融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系统性风险或危机的必要性的内在矛盾,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金融体系。

虽然马克思的国际金融理论体系还不够独立的和完整,不过他对此进行了深刻分析。在跨境使用的货币、世界货币的不同功能等方面也略有建树。

(二)列宁

在当年资本主义大发展的大环境中,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对资本输出进行了自己的深入研究。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进化后,可以说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垄断是其经济基础。列宁也认为“资本剩余”是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先决条件。

张淑君(2009)提出,“列宁的时代是垄断资本、金融资本的全球化时代,世界金融资本剥削体系已经初步形成,金融全球化发展使各民族国家和经济体相互间的依存性空前增强” 。随着世界帝国主义经济融入世界金融资本当中,银行促进了在世界金融体系的全球化过程。帝国主义已经形成资本主义世界金融体系和殖民体系,以及正在发展中的不平衡的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全球化是世界资产阶级直接瓜分世界的催化剂。与此一同,金融资本作为一种经济主导地位的统治,控制了世界经济、国际政治与军事。

(三)关于金融发展、金融创新、金融全球化的相关理论

金融发展理论由戈德史密斯(1969)提出的金融结构理论、麦金农(1973)和肖(1973)提出的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构成。

经过了更为丰富的完善,最终孕育出麦金农――肖范式(即 M-S 范式)这一金融发展理论。金融发展是“金融资产增长、金融机构发展、金融市场成长和金融体系开放”等多方面构成的动态变化过程 。其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影响辐射近半个世纪。

熊彼特(1912)认为,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组合中,创新是最主要的步骤,不过他并没有提及金融创新的内容、模式、条件等。国际清算银行(1986)在《近期国际银行业的创新》中提出,“金融创新是按照一定方向改变金融资产特性(收益、风险、期限、流动性)组合的过程”。 广义的金融创新指的是金融市场、机构、业务、制度、监管等多方位的创新,但狭义的金融创新意味着金融工具的创新。根据创新,金融创新可依据主体的不同,区分市场与政府作为主导时的不同创新;根据不同的用途,又可以划分为流动型、风险转移型、股本创造型等多种金融创新。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的产生,促使人们越来越多得关注金融全球化这一命题。即是金融工具,金融服务,金融产品,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市场机制在全球自由流动和趋于合理配置的现象,也是国家与区域间相互作用与影响的表现。世界经济全球化的重中之重是金融全球化。王健(1998)提出,金融全球化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各地开放市场与项目管制,放松资本限制,鼓励全球金融市场流动性,从而形成全球金融市场,统一货币体系的趋势 。

二、国际金融中心相关概念

(一)国际金融中心

以往,学者们对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义大部分来源于对其特征的描述。其后基本形成了两个趋势:第一,注重制度研究的角度,着力于国际金融中心的财政资金要素、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相对集聚。第二,注重功能性的角度,着力于某些国际金融中心的特定功能。

(二)金融功能

王广谦(1995)指出,金融功能主要有四个方面:促进商品流通;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促进金融中介;资源配置。吴晓求(2003)认为,现代金融核心在于分散与转移风险,形成非固态的风险传递机制。总而言之,金融发展的进程主要决定着金融功能的发展,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首要构件在于金融市场与中介。由此可以看出,金融市场与中介的发展程度决定了金融发展水平的发展程度。

(三)国际金融中心功能

Kinderberger(1974)认为,交易功能、存储功能、中介功能是金融中心的重点。胡坚(1996)强调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功能是国际金融和信贷中心。何基(1996)指出,国际金融中心存在金融中介功能和年期转移供能。金融中介功能在于平衡资金的供应和需求之间的区域。年期的转移功能可以促进经济中的资本流动。

三、当代国际金融格局现状及问题

(一)当代国际货币体系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美国的连续经济危机使得美元退出了与黄金的对等关系,代表国际货币金融秩序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进入“无系统”时代。随着美元强劲的经济和美国的金融实力,美元仍然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多货币格局得以形成。在诸多的缺陷和矛盾之中,国际货币体系仍然平稳发展着,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如:有序的汇率制度极其缺乏,美国的货币政策影响着国际金融市场,美国从国际金融交易中取得了大量的国际货币,国际货币体系导致全球失衡,美国经常性账户赤字和资本账户盈余可以得到双倍的好处。

(二)当代国际银行业竞争格局

通过对国际金融格局的正面演变的分析,可以得出国际金融势力不仅包括了国家的权力,金钱的能力,还包括金融机构及金融机构的权力,它是金融实力的一个重要载体。银行作为第一个出现,也是金融机构最重要的类型,且其业务的日益国际化和规模的日益庞大,不仅对国家的权力和金钱的强度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在当代国际金融格局中处于日益重要的地位。但其问题是:少数发达国家几家银行长期占主导地位,缺乏有效的国际银行业的监管,“太大而不能倒闭”引发道德风险。

(三)当代国际金融市场格局

国际金融市场由国际货币市场,国际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外汇市场,黄金交易市场,农业和商品期货市场,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等组合而成,且通过各种市场的相互影响,相互关联而形成庞大的系统。随着各个国家对外开放、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使得国际金融市场趋于一体化。但其也存在相应问题:金融监管发展相对滞后于金融创新,市场倾向于投机,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动加剧了市场风险,各类国际和地区的金融市场之间缺乏防火墙。

四、当代国际金融新变化

(一)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

国际金融格局的基础是世界经济格局,可以说后者决定了前者的基本面貌,同时,前者又是后者的组成部分,二者却又相互独立。国际金融格局的调整可以由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推导而来。可以发现,以往的世界经济和金融危机导致了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在二十一世纪,经历了各种恐怖活动、反恐活动与特大自然灾害,世界经济格局新变化开始呈现。2008年后,其调整的幅度更加加强,而目前,目前,整个世界经济出现不稳定,不平衡的,不协调的缓慢复苏的趋势。

(二)新兴经济体金融力量崛起

新兴经济体这个概念的定义目前还比较模棱两可,一般指的是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世界经济格局与国际金融形势的发展中,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掌握经济和金融权力最为突出。若当美国,欧盟,日本遭受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后,即便新兴经济体难以幸免,但其依旧保持一贯的增速。其中,“金砖四国”作为崛起的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体现了全球经济格局和国际金融结构的变化。

(三)危机后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市场化的不断加速,使得经济转型个体与新兴经济体经历了如金融危机的爆发等的各种混乱。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不良影响,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和不足暴露于前,使人们明白加强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势在必行,不然世界经济将走向不可回头的深渊。虽然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极其漫长的道路,但改革的契机来自于国际金融危机,利益攸关的各方都在自己的立场上形成了不同的改革方案,主动为国际货币体系进行适当的调整。

消除威胁国际货币与金融稳定的根本稳定因素是必要的,但在此之前必须对造成这样困境的不合理因素进行大刀阔斧的变革。这一点在受难于国际金融危机的世界各国中几乎达成共识。但具体如何改革却不易确定,因为这将会涉及到所有国家的战略利益,而每个国家只会从有利于自己的观点出发提出建议,与此同时,一些研究机构也都提出了改革方案。各国计划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容一般包括:多元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势必建立;设置超货币,如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为“世界中央银行”;金本位货币制度重建等。

五、中国应对国际金融格局调整的策略

“纵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基于对国际金融结构的历史研究的发展的分析,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格局在当代出现了部分改变和调整,且中国在此格局中处于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可以认为,我国正面临着全面提高综合国力及国际经济影响力的契机。只要有针对性的科学制定适当的战略和对策,抓住机遇,强化执行,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和挑战,能够赢得未来,实现金融“中国梦”。

(一)加快转变金融机构发展方式,提高国际竞争力

中国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从国际金融危机中获得的冲击远远要小于西方金融机构,并且只看抵抗国际金融危机的国际地位排名,中国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依旧可以进行大幅度的提升,但并不代表中国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比西方金融机构具有更强的金融危机抵御能力。从另一方面说,这预示着中国金融机构的规模远没有深入参与国际金融市场与其激烈的竞争。

长久看来,对于中国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而言,如何在国际金融机构竞争之中获得主动权,真正的竞争在于打开国门,积极学习国外经验教训,看到国际金融危机对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破坏力,同时不断地学习借鉴别国机构的发展经验,为适应金融全球化而时刻调整战略,深化内部改革和开放,并有效地真正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和核心竞争力,在国际上立于不败之地。

(二)推进金融业结构调整,加强资本市场建设

国际金融格局的演变的历史表明,在促进一国经济发展、取得国际金融地位的过程中,其本国的资本市场处于重中之重的地位。同时,国际货币格局中,某国的货币地位主要取决于来自货币资本市场交易中的支持。强大的公平和有效的资本市场,对于吸引国际资本市场的金融资源聚集,促进国家的金融机构在国际范围内的创新和竞争优势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有助于提高该国货币的国际吸引力和竞争力,在国际金融格局使得该国拥有更大的主动性和权威性。得以完善我国的金融机构对人民币及其资产的定价的根本在于发达的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目前,增强国际金融结构的中国的影响力,提高在国际货币格局中人民币的影响力,提高我国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加快中国金融业重组,深化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加强各方面的资本市场建设极为重要。

(三)促进金融创新,加强金融稳定

我国在相应的历史阶段对于应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规划全球视野来发展创新,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等提出了相应要求。中国的金融业也面临着创新驱动的问题与机会,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实施战略规划,促进国际金融规划和战略层面的金融创新。金融业的发展,将推动金融部门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达到金融创新与金融稳定的和谐统一。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年 6 月第一版.

[2]张伯里主编.世界经济学[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年 4 月.

篇(9)

一、 产业向中国的转移导致了国际产业的重新布局,开辟了世界生产与交换的新格局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的发展,推动了产业国际转移步伐的加快。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凭借其高速的经济增长、丰富而低廉的劳动力资源、规模日益扩大的消费市场,成为发达国家众多产业特别是其传统产业最为理想的转移目的地。产业向中国的转移导致国际产业出现了新的布局,表现为发达国家的许多产业特别是传统产业在本国逐步消失,其空间存在集聚在中国伴随着发达国家众多产业的转出,其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而其传统产业则呈现出空洞化趋势。“工业欧美、原料亚非拉”这一世界生产体系的长期格局,因中国的参与和发展而发生了深刻变化。当前一般工业品不再主要由发达国家提供,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和出口占据了世界的大部分份额。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以往不同,这次产业国际转移主要是通过要素国际流动和要素集聚的形式进行的。具体来说,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要素的国际自由流动促进了不同国家的生产要素在某些国家集聚,在这些国家形成某一种或几种产业,并面向世界生产和出口。要素集聚促成了生产型国家和消费型国家的形成,生产型国家集聚世界生产要素,生产产品并出口,消费型国家为生产型国家提供生产要素,进口产品来消费。由此,以往各国主要是使用本国生产要素生产产品并出口,而现在则出现了各国生产要素在某些国家的集聚,并进行面向世界的生产和销售。因成功改革开放而获得高速发展的中国集聚了来自世界的大量资本、技术、标准、品牌、优秀人才、跨国生产经营网络等广义要素,在促进上述生产与交换新格局的形成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二、 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利用外国资金、技术的质量和水平

一般而言,相对落后的国家在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特别是经济起飞阶段,都会出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缺口,这就使引入外国资金、技术促进本国经济建设成为必要。根据“起飞理论”和“金融主导模式”,巨额的国际资本是否会流向急缺资本的落后国家,关键取决于所在地的资本盈利水平以及投资风险水平。19世纪末20世纪初,数以亿计的国际资本之所以敢大胆地涌入并没有悠久文明历史的美利坚共和国,正在于那里有可观的资本回报和有保障的投资低风险。正是美国当时成功地引进了大批资本,美国支配美洲及世界经济的梦话在20世纪初就变为现实。目前,中国具有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经济增长率持续居世界前列。不仅在投资安全方面有保证,而且在中国稳定的经济增长中也能获得可靠的收益。2001年上半年中国利用外资同比增长达到了21.7%的世界最高增长率。至2001年6月底,来自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已在中国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37万家,合同外资余额达7 101亿美元,实际投入外资余额超过3 693亿美元。为此,中国应对吸引来的外资加以引导,使其投向基础设施、西部大开发和农业等,避免亚洲金融危机前东南亚一些国家用大量外资片面追求产业结构升级而导致的产业结构失衡、投资过热使证券和房地产价格攀升出现的“泡沫经济”、重复建设造成生产能力过剩所形成的“泥沙经济”等。在技术引进方面,日本是—个成功的例子:1950—1975年间, 日本引进了25 777项外国技术,而支付外国专利费、技术指导费等仅有57.3亿美元左右,如果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研发这些技术则需1 800—2 000亿美元。大量的技术进口极大地促进了本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的高速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引进外国技术方面成绩也十分显著,从1981年到1996年,我国与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签订了总计高达1.5万多项技术引进合同,引进技术的质量也不断提高。正是在此意义上,前总理朱镕基曾强调指出:“一定要把引进国外智力的政策一直坚持下去,并继续扩大,向纵深发展”。为此,中国引进技术应制订吸收性发展技术的战略,技术引进还应该注意积极消化、吸收、推广和扩散先进技术,同时更应着眼于对引进技术进行必要的改进,使之更适合本国的要求。反对盲目引进,浪费资金。

三、 中国为稳定世界金融秩序做出了贡献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发生了一系列的金融体系危机,如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和巴西的金融动荡。金融危机既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实质经济和金融秩序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害,也破坏了世界金融秩序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其中,以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破坏力和冲击力最大。在那场危机中,中国表现出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风范,积极采取了果断措施保证人民币币值不贬值,避免了危机的进一步扩大。虽然在危机中,中国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中国的措施有效阻扼了亚洲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稳定的破坏,为稳定世界金融秩序做出了巨大贡献。

2003年,以美、日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了转嫁国内经济困难,不断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但是,一,人民币升值将会直接影响中国的出口贸易进而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有资料显示,中国出口的商品中有50%以上为外商投资企业所为。1999-2002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量的45.5%、47.9%、50.2%和52.2%。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来自加工贸易,出口的55%左右是“两头在外”的来料加工出口和进料加工装配出口,即加工贸易出口。中国出口贸易量的下降将会直接影响这些外商的利益,从而影响国际经济循环的现有秩序。二,人民币升值将会使过去吸引外国投资的低廉劳动力价格优势逐渐丧失,从而减缓国外对华直接投资的步伐,这既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更会破坏当前世界经济的商品和资本的运行机制,引起世界经济的动荡。三,人民币升值将会使中国的通货紧缩形势进一步恶化,并使中国的外汇储备大量缩水,给中国经济的内部和外部平衡带来不良影响,最终将影响中国经济的稳定进而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另外,人民币的升值还必然加剧世界金融的动荡。因此,中国政府以世界经济的大局为重,顶住内外压力,继续保持了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再一次表现出了负责任的大国风范。

四、 总结

综上所述,在世界知识经济发展浪潮的推动下,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第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由于知识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应用科技水平)的不平衡,相互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在不断扩大,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相对上升,而以非洲为代表的大多数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影响力则不断下降。第二,美、日、欧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始终随着各自知识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不断微调。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率先发展知识经济,经济发展在发达国家中一枝独秀,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相对欧盟和日本)的经济影响不断增强,但2l世纪初,随着欧、日等国知识经济的较快发展,美国与欧、日等国间的经济和科研水平差距又在逐步缩小。日本由于在20世纪90年代忽视了科技自主创新和基础科技研究,导致日本经济与美国及欧盟经济出现越来越大的差距,并使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迅速下降;但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随着日本实行以促进技术发展为核心的科技发展计划,日本的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有很大回升。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在科技共同体和成员国政府的支持下,注意利用整体力量促进成员国经济对美国经济的追赶。由于三者都是世界上知识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因此三者的综合实力与其他国家相比仍保持着较大优势,而这也意味着世界经济中的三“极”格局仍然存在。第三,在科学技术不断提高的作用下,部分发展中大国或地区,如中国、拉美地区经济实力迅速提高,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并有成为世界新的一极的趋势。由此可见,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正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与挑战。

作者单位:廊坊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1]马书波,谢治秀.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j].春秋,2000,3:59-61.

[2]华民.全球经济失衡的触发机制及中国的选择[j].国际经济评论,2006,2:39-42.

篇(10)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801(2009)04-0102-06

在国际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学术领域,国际格局向来是以实证分析为基础的理论研究的热点。随着美国在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学术界出现了“后美国时代”的提法。传统的“单极化”和“多极化”的观点,被加入了“无极化”、“集极化”、“非极化”和“国际政治民主化”等新变量。国际战略研究开始探讨新世纪、新形势下的国际格局。美国学者约翰・奇普曼提出:“我们生活在事实上的无极世界之中。”美国学者理查德・哈斯继而认为,世界已经进入“无极化时代”。中国学者刘建飞指出,单纯的极化概念已经无法真实地描述当今的世界。国际政治中的“非极化”趋势正在加强嗍。日本学者春原刚认为。当前的世界体制是以美国为中心、汇聚各个中小“极”力量的“集极时代”。这些观点表明,国内外学术界研究国际格局及其“极化”的问题。已经进入到新的理论发展阶段。针对学术界再度聚焦这方面研究。笔者作一系统梳理并提出已见。

一、关于“极”和“极化”

国际格局是指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关系结构。其基本内核是大国和大国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能力分配)。国际格局的构成单位是包括由大国和大国集团所组成的“极”。一个国家要成为一极。必须在国家权力的各个基本组成部分――人口和领土的规模、资源配置、经济能力、军事力量、科学技术竞争力等方面拥有绝对的实力。通常所说的单极格局、两极格局、多极格局,是指国际格局的结构类型。与此同时,还存在着多极化、两极化和单极化这样3个特殊的国际格局的过渡形态。

传统的“极化”争论,实质是国家利益博弈的表现。从一开始,“极”就是一个西方政治概念。1971年,时任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提出:从经济角度和经济潜力考虑问题,今天的世界有5大力量中心。美国与苏联是军事上的“两极”,美、苏、中是政治上的“三极”,美、日、西欧是经济上的“三极”。这些提法,被认为是关于“极”的、最早的权威表述。然而,对于整个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国内外学术界的一致认识是“两极”格局,而非“多极”格局,实际上是基于军事力量的对比来划分国际政治格局。冷战期间,由于美苏两国拥有超强的军事力量,并且基本上垄断了国际政治事务的处理权,因此“两极”格局得到普遍认同。苏联的解体,使大国控制世界的总体能力有所下降。松散的世界导致冷战结束以后的地区冲突、民族问题和恐怖主义急剧上升。对此,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必然要拓展势力范围,从而带来了大国重组和整合世界的“单极化”过程。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多极并不能自动地转化成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多极。在冷战终结的条件下,这个转化过程只能是漫长的“多极化”历程。因此,“单极化”与“多极化”的关系是辩证的。

要说清楚这个观点,就必须厘清“单极化”与“多极化”之争的两种涵义。第一种涵义是客观的、学术上的。在这个意义上,“单极化”与“多极化”的不同学术观点是无法共存的。所谓的“极化”,是预示某一特定国际格局的前奏,但还不是某一特定国际格局的本身。单极化、多极化指的是国际格局的发展趋势、发展过程,而不是发展结果。只要学者们对未来某一时段的国际格局作出不同的预测,不同的“极化”之争就不可能找到纯粹学术性的答案。第二种涵义是主观的、政治上的。各国都要预测未来的国际格局,按照自己的偏好、根据自己的利益来推动国际格局的发展。无论是推动“单极化”,还是提倡“多极化”,在苏联解体之后,各个大国所做的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就是在短暂的混乱世界中尽可能地推动国际格局朝着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主动地塑造新的国际格局。因此,“单极化”与“多极化”是可以在竞争中共存的。

二、美国的“单极战略”是激化“极化”之争的根源

冷战结束以后,“单极独霸”成为美国的战略目标。美国学者查尔斯・克劳塞默提出,美国权力的“单极时刻”已经到来,进而认为“单极时刻变成了单极时代”,鼓吹用新单边主义政策挽救美国的单极衰落。与此同时,美国学者威廉・沃尔弗斯进一步提出“单极稳定论”,认为冷战之后的世界是美国主导下的单极世界;单极世界是稳定的、和平与持久的。2003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康多莉扎・赖斯在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讲话,更是公开反对“多极化”。然而,美国的权力并不能自动地扩展到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国际社会的“多极化”呼声甚高。美国的欧亚盟国离心离德,其他大国各有打算,争相构建属于自己的多极世界。美国不但不能扩展其势力范围,反而因为共同敌人已经消失,原有的势力范围面临着失控。“科索沃战争”促进美国推行“霸权”。美国通过重新定位北约,控制了欧洲盟国;通过支持欧盟东扩,控制了东欧地区;通过阿富汗战争获得吉尔吉斯斯坦的军事基地,将军事实力直接楔入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这是美国军力第一次进驻该地区。到阿富汗战争主要战事结束之时,美国业已成为有效控制国际政治的超级大国。伊拉克战争更是将美国超强的军事力量展现在世人面前。美国的“单极化”威胁着其他大国,也威胁着中小国家。

三、世界的“极化”分裂

围绕着“单极化”和“多极化”之争,世界分裂为“单极化”、“多极化”和“非极化”等3大阵营。“非极化”阵营带来的挑战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

(一)“单极化阵营”力量最强。这一阵营中的英国、日本和欧盟既有单极倾向,又有多极图谋。其特点就是,追随美国推进单极战略,“搭便车”,以便维护和拓展自身利益。美国认为,“多极化”是针对美国的。多极世界决不是统一的主张。它不能促进和平。我们以前尝试过创建“多极世界”,但却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旧。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如果21世纪形成了多极世界,那么“大国之间将不可避免地进行竞争,发生冲突,在各种分化组合中彼此重新结合”。英国对“多极化”没有兴趣。时任英国首相的托尼・布莱尔认为,欧洲应在“单极世界”中与美国合作,挑战美国“不现实也是危险的”。日本奉行春原刚提出的“集极化”理论,主张建立以美国为中心、集结多个中小规模“极”、汇聚各“极”力量的新世界体制。即将到来的时代是,既非“单极”又非“多极”亦非“无极”的“集极”时代。

但是,在“单极化阵营”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欧

洲的“多极化”论调从未停息。日本的“集极化”思想更是权宜之计。除了盟友自身的小算盘,美国国内也存在着单极与多极之争。二战以后,最早谈论“多极化”的是美国。理查德・尼克松的5大力量中心说,把“多极化”讨论推向全世界。学术界也有反对“单极稳定论”的声音。例如,新现实主义认为,单极是所有结构中最不稳定的。因为,任何力量的极大集聚都会威胁其他国家,导致其他国家采取行动,竭力恢复国际关系的平衡状态旧。随着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持续下降,美国的相对衰落论占据上风。“多极化”思潮一度成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政论界的主流。美国是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但美国一些政治家和政治学者并没有把“一超”与“单极”、“单极世界”等同起来。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指出,单纯考察某一方面来论述霸权主义、单极格局或多极格局,这本身就是错误地“强调了力量的一个侧面”。塞缪尔・亨廷顿也认为,现今国际格局是一种全新的单极一多极(Uni multi pola)体系。实际上,美国处于单极图谋与多极现实的矛盾之中。全球范围内的“单极化”仍然是美国政界的指导思想,“多极化”只是学术界客观认识当今世界、提醒美国行使单极“领导权”需要注意的背景和趋势。

(二)“多极化阵营”力量分散。这一阵营最复杂,也最不稳定。中国和俄罗斯处于核心地位,法国、德国、英国和日本位居游离状态。邓小平曾经主张用“多极化”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在具体实践中,中国同法国、俄罗斯、德国等大国以联合声明的方式主动推进多极化进程。1997年,中俄提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和国际新秩序的建立”:2005年和2008年,中俄重申“世界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中法主张“多极化”要比中俄低调得多。1997年,中法“主张多边主义”;2006年,中法重申“建立长期稳定的双边关系,有利于建设一个更加安全、繁荣、和谐与团结的世界。”

“多极化阵营”对多极化的态度存在差异并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中国主张的多极化,实质是“国际政治民主化”,争取自身利益,但不排斥他国。西方大国提倡的多极化具有两面性,既反对美国奉行单边主义,也企盼在美国的主导下与其分享世界领导权,进而实现西方大国共管世界的目的。在国家利益的视角下,“单极化”与“多极化”并不是教条主义式的原则,而是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轻易地打败了“单极化”与“多极化”的原则之争。在这个意义上,各国推行不同的政策。尽管它们的目标是针锋相对的,但不代表“单极化”与“多极化”之争也是针锋相对的。作为国际格局的两种发展趋势,它们的关系是辩证的,完全可以共存于现实的国际格局之中。例如,中国有学者认为,现在的世界是多极化和单极化的两种趋势并存的世界。这种矛盾的趋势还会存在较长时期而呈现双重结构。一方面,多极化的趋势在发展,另一方面,单极世界的意图时有表现。俄国有学者也提出反思,认为“多极化”并不必然有利。在他们看来,如果严格按照力学和政治逻辑学的法则,俄罗斯可能被其周边更加活跃、更加积极的几极瓜分。因而,多极概念非但不是无害的,而且还是危险的。

(三)“非极化阵营”迅速崛起。这一阵营的出现,淡化了“单极化”与“多极化”之争,却令事态更加复杂。冷战结束以后,国际政治的突出特点是。“单极化”与“多极化”的发展并非此消彼长,而是比冷战时期都有长足的发展。美国的军事单极得到强化,控制的区域扩大,控制国际政治的能力有一定增强。相比较而言,在这个时期,“单极化”占据了上风。同时,经济多极化开始向政治多极化加速转变,其他大国隐然形成了松散的抗美同盟。2003年,围绕伊拉克战争的国际政治斗争就是明证。“单极化”与“多极化”的斗争放缓,重要原因就是“非极化阵营”的挑战。

进入21世纪,信息时代的国际政治领域的权力分散化趋势更加明显。除了国家、联合国和地区性国际组织之外,跨国公司、财富基金、超级大城市、媒体、民兵组织、恐怖团体、跨国犯罪集团、乃至政党、非政府组织、慈善团体、甚至个人都可以影响世界局势,更不要说地区局势。这种现实导致“无极化”和“非极化”。“非极化阵营”的主要呼声是“国际政治民主化”和“世界经济分散化”,反对大国主宰世界,争取国际发展空间。第三世界的壮大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促成了“非极化阵营”。新兴大国――印度、巴西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获得了成功。许多小国联合自强,组织管理水平有了较大提高。非洲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石油输出国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等机构。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经济实力的上升和内部的联合自强是“非极化阵营”崛起的两大基础。G20峰会,凸显了新兴国家的经济“硬实力”。在“非极化”力量的挑战面前,“单极化”和“多极化”发现了共同利益,那就是“大国主宰世界”。“极化”与“非极化”的斗争,成为国际政治领域内的新现象:“多强经常与一超站到一起,共同对付非极力量……非极化并不完全排斥多极化,两者是并行发展的。”

四、“极化”――同一世界的不同描述

认为今天已经是美国的“单极时代”,认为今天已经是、或者今后必将是大国的“多极时代”,都是单向思维的表现。现实的世界格局很可能是多重结构并存。除了单极和多极之外,更多的学者倾向于用复杂的框架来描述世界格局。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当今的世界格局,既不是单极,也不是两极和多极,而是呈现出“一个超级大国和几个主要大国共存的单极一多极体系”的复杂结构。目前的全球政治已经进入“一超多极”的世界。约瑟夫・奈则认为,国际力量格局不再是简单的单极或者多极,而是一个复杂的具有三维尺度的棋局。第一维是军事的。国际军事力量格局仍然是单极的,以美国为首。第二维是经济的。国际经济力量格局已经出现多极化趋势,美国、欧洲、日本与中国各占一极。第三维包括各国政府以外的跨国行为,有银行之间的大额电子转账交易,转移黑市武器,黑客袭击网络运营,全球气候变暖,传染病流行等。在这一维中,力量是分散的。在中国,早有学者提出“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得到普遍认可。也有学者提出“双准极”格局:今日世界不是一个整形格局,而是一个分形格局,即准单极与准多极的复合结构。

实际上,各国学者提出的观点非常相似。因为,他们描述的是同一个世界,也可以说是“同一个世界,不同的描述”。综合来看,冷战结束以后的世界有以下特点:

首先,世界的实力分配是不均衡的,带有明显的层级特点。约瑟夫・奈认为,今天,国家间的权力分配,类似一盘具有三度空间的国际象棋。塞缪尔・亨廷顿认为,世界是四层的。理查德・哈斯认为,世界各种权力高度分散,民族国家本身已经丧失了对权力的垄断。世界分为世界性大国,地区性大国,国内地

区和各种非国家行为体。春原刚认为,世界至少是两层的,美国和向美国集中的其他国家。

其次,美国相对衰落,仍然占据“一超”地位。主张层级结构的所有学者都认为,美国位居第一层。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认为,“在军事和政治层面,我们仍然生活在单极世界。”“将要给这个世界定性的,与其说是美国的衰落,不如说是其他国家的崛起。”理查德・哈斯认为,美国处于世界性大国的地位。刘建飞也不否认美国仍然是实际上的“一超”。

再次,世界经济多极化不可阻挡,世界体系还不稳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中国、印度、俄罗斯的经济多年保持持续快速增长,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发动机。经济多极化可能先于政治多极化得到发展和成型,带来大国数量的增长和大国间的政治均衡化。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指出:“如果没有哪个国家认为力求变革国际体系是有利可图的,那么,这种体系就是稳定的,即处在一种平衡状态”。当前,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必然带来实力的相对变化,变革国际体系将存在越来越大的利益。同样,既得利益者维持和深化现有体系,也是因为拥有更大的利益。由此作出推论:当前的世界体系是一个变革的体系,各国都在尽力改变现状或是维持现状。“单极化”和“多极化”之争,真实地体现了各国不满足于现状的意愿。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如何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要比讨论未来尚不确定的国际格局更为重要。

第四,非极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相互交织,分散了国际政治权力。在全球化时代,传统的非极国家获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间。部分国家抓住机遇,快速发展。以新兴大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显示出比以往更大的活力。他们既反对“单极化”,也不喜欢“多极化”。新兴大国要求加人“大国俱乐部”。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始通过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联合而壮大力量。同时,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一定程度地制约了国家权力。国家已经不能垄断所有的政治事务。非国家行为体的力量乘势兴起。在国际事务中,非极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相互配合,进一步壮大了彼此的实力。对此,亨廷顿、奈和扎卡里亚有着清醒的认识。刘建飞则指出世界格局的“非极化”趋势,哈斯则以为世界进人“无极时代”,看到“今天的世界越来越像权力分散的世界而非权力集中的世界。”

尽管上述观点反映了不同学者的各自偏好,但各自都没有完全否定对方的观点,而是相互兼容。如果一定要得出结论,只能是基于“一超多强众元”的实际状况而存在的国际格局。美国处在第一层级;欧盟、俄罗斯、中国、日本处于第二层级;其他新兴大国和中等国家处于第三层级,包括巴西、印度等;发展不快的众多国家处于第四层级。各个层级之间依靠着各种国际组织、国际制度、非政府机构(NGO)、跨国公司、甚至个人等无数的“蛛丝”缠绕在一起,形成“立体蜘蛛网”模式。每一层级都难以撇开其他部分而独断专行。

所谓单极化、两极化和多极化,都是相对地指某个时期、某个阶段内的主要力量格局或主要发展趋势。在某种情况下,它们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并非相互对立、非此即彼。目前,以美国为霸主、强制推行的单极世界秩序和以世界其他国家积极奉行的多极世界秩序,作为两个现存的对立进程,很可能在21世纪的头10年至头20年并驾齐驱。目标的不同不能决定趋势不能共存。在这个“立体蜘蛛网”式的国际格局中,单极化、多极化、非极化、无极化、集极化,都可以并存于趋势性的国际格局之内。各种“极化”之间的博弈和共生将长期存在。

五、超越极化思维,淡化“极化”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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