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技术论文篇（1）

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创建到现在，不过是几十年的历史，然而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现象则是和人类社会的产生是同步的。并且，媒介和传者与受者两者一样，是作为最基本的传播要素而出现的，它是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在最初的传播历史中，媒介表现为语音、语言和一些简单的符号等形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介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随着现代印刷机的发明，传播第一次有了现代性的意义，开始跨越以前人类想象力的极限，摆脱了时间性与地域性的制约，使地球上每一个个体都身陷于现代传媒的巨大旋涡之中。伴随着工业革命的继续发展，电台、电视等媒介也竞相跃上传播的舞台，并且，每一个媒介的产生，都在很大意义上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境况，甚至同人类社会的变迁与文明的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特别是电视的发明与成熟，其作用更是巨大，这也使得媒介技术分析的现实意义迅速而明晰地凸显出来。在媒介分析理论界中至今享有盛誉的理论大师：雷蒙·威廉斯、麦克卢汉、梅罗维兹都有着自己对独特的理论思辩。

20世纪的最后十余年的时间里，更是科技日新月异、信息技术更新提速的年头，数码技术、光纤卫星通讯技术、电脑网络技术大放异彩。在所有这些技术逐渐走向融合和协调的基础上，世界性的因特网迅速崛起，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媒介，它不但打破了地域限制和国家疆界，还打破了文字、声音、图象等各种符号形式的隔膜，更使得个人的单向传播（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各个层次类型和规模的传播走向统一。其影响的触角也正伸向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对于传媒界而言，这些变化中包含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对于传播学研究界而言，这些令人激动的变化构成推动媒介分析研究的动力：一方面，要对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新环境、新实践作出深刻的分析和解释，离不开传播学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传播领域层出不穷的新变化，将一系列有关信息传播高新技术同社会发展的关系新传播研究课题摆在了学术界面前。将传播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从前人的成果中获取启示，而又追求联系实际充实传播学理论，这是时代赋予传播学界的双重任务。媒介分析作为以媒介技术为焦点、以媒介分析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的关系为核心的研究部类，正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切入口。

一提到媒介分析理论，很多人第一个想起的名字便是麦克卢汉，殊不知，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英尼斯的影响，他自己也把英尼斯称为“良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英尼斯就在他的专著《帝国与传播》、《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中广泛分析了人类转播的各种形式、各种技术手段，提出了一种把传播技术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考察的媒介理论。比起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要早问世十多年。

英尼斯从20世纪40年代初起，在他生命的最后10来个年头里，他把传播置于人类历史运转的核心位置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媒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切文明都有赖于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与之相关的是传播媒介的时空倾向性，因而文明的兴起与衰落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英尼斯认为任何传播媒介都具有时间偏向或空间偏向，也就是说，传播媒介或具有长久保存但却难于运输的倾向性，或具有易于运输却难以保存的倾向性，前者便于对时间跨度的控制；如羊皮纸、石头等，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时间的媒介”；后者便于对空间的控制，如轻便的纸张，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空间的媒介”。根据英尼斯的观点，就这两种媒介同权利结构的关系而言，“偏向时间的媒介”有助于树立权威，从而利于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偏向空间的媒介”则有助于远距离管理和广阔地域的贸易，有助于帝国领土扩展，从而有利于形成中央集权但等级制度不强的社会体制。英氏还探讨了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两者之间的平衡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他的媒介理论认为，建立在强调时间偏向的传播手段或强调空间偏向的传播手段基础上的两种不同的权威和知识垄断——宗教的或国家政府的，道德的或科技的，是帝国兴衰的主要动力、文明兴衰的主要动力。这种理论还把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视为辨证的统一体，认为一味地向时间倾斜和向空间倾斜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一个稳定的社会离不开维护时间倾向和空间倾向间平衡地机制。

英尼斯的媒介理论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作者对科技理性的怀疑态度，尽管英氏很看重媒介技术发展史在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但他并未从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中看到解决现代文明中如下重要问题的希望：如何发展道德的力量去和物质科学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向抗衡，以维持一种社会的平衡。例如，他在《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一书中，英尼斯对知识的机械化中所隐伏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评论：“机械化强调了复杂性和混乱，它造成了知识领域的垄断。对于任何文明而言，如果它不屈服于这种知识的垄断的影响，对此进行一些批判性的调查和提出批判性的报告已成为极其重要的事项。思想自由正处于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及伴随他们的西方文明摧毁的危险之中。”也许尽管英尼斯在对待科技的态度方面的悲观论调和怀旧情绪并不可取。但是他对现代西方文明过于强调物质科技的力量，忽视道德力量的批判性思考确是每一个习惯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所必须尊重的。

假如说英尼斯是将媒介技术与人类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先驱，那么麦克卢汉则是继续开拓这一领域、并在传播学领域研究中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研究传统的关键人物。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理论以其一系列大胆新颖的论点，迅速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重视，非但如此，他还在美国媒体与大众之间掀起了一阵麦氏风暴。

麦克卢汉最为重要的一个论点应该是“媒介即讯息”，这即是麦克卢汉与另一学者合著的一本重要著作的书名，也是其媒介理论的发人深思的主题。麦氏从功能和效果两个方面阐述了“媒介即讯息”的论点。首先，麦氏从媒介技术的功能作用的角度理解“内容”，提出任何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媒介。“言语是文字的内容，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一样。而印刷则是电报的内容。如果有人要问，‘那么言语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就有必要回答说，‘它是思想的实际过程，这本身就是非言语的’”。此外，麦克卢汉还从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效果的角度赖理解“内容”，认为一种新的媒介一旦出现，无论它传递的是什么样的讯息内容，这种媒介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种变化，这就是它的内容，也就是它带给人类社会的讯息。

麦克卢汉另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其“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理论。他把媒介技术比作人体或人类感官的延伸，并提出了“感官的平衡”的概念。他指出，使用不同的传播技术会影响人类感觉的组织。例如，文字与印刷媒介是视觉器官——眼睛的延伸，广播是听觉器官——耳朵的延伸，而电视则是全身感觉器官的延伸。麦氏根据人类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方式手段的演变，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口头传播时期、文字传播时期以及电子传播时期。在每个时期，人类感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思维的方式都有其自己的特点。与此相应的是部落文化、脱离部落文化和重归部落文化。他认为人的感觉需要平衡，任何一种感觉一旦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另外的感觉的作用被人们所疏远，这样的个体不会是健全的。而新兴的电子传播时期，将会使人重新走向和谐，使人的各种感觉重新达到平衡状态。另外，麦还有关于“冷媒介、热媒介”的理论。

二人把媒介技术置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大背景进行考察，强调媒介技术本身的作用，在传播学研究中开创了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新的研究传统。这是此二人学说的重要历史地位。但是，他们的理论也存在着重要的缺陷：陷入了唯技术决定论的悖论。他们的媒介理论都失之于过分强调媒介技术的作用，把媒介描绘称导致社会变动的最大动力。从而被学界批评为陷入唯技术决定论的极端。这是我们在阅读他们的著作，吸取其精华思想时所必须警醒的。除此之外，两人在写作中，常常对一些基础的定义未作明确的界定，而为了追求一种夸张的风格造成了思维逻辑上的混乱。这一点也同样需要读者加以注意。

与此二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英国著名学者，西方批判学派中的社会文化学派的理论先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威廉斯毕生致力于文化研究，于他而言，大众传媒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文化研究就是研究整个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首先，他认为，对媒介文化研究要运用一种整体的、历史的、动态的观点。其认为，文化现象（包括媒介文化）是和所有社会现象紧密联系的一部分，它们的变化牵涉到所有社会现象包括内在结构的变化，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运动过程，“在任何时候，它都即包括对现代的反应，也包括对历史的延续。”其次，他把文化研究同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试图探询文化制品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可以从他以下观点看出来：第一，强调社会传播过程就是意义和定义在社会上建立并且历史地演变的过程，强调传播和社会制度机构、习俗之间关系密切。第二，指出大众传播的商业形式并非象某些人吹嘘的那样是自由的大众传播模式，而是一种实际上由商业系统控制社会的模式。第三，指出文化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传媒文化中的种种问题的社会性。他反对非此即彼的简单两分法去看待社会文化问题，大众文化中存在着内容低劣等问题，但并不是孤立的，他主张把他们看作社会问题，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这其中包括：对过去真正的通俗文化传统的蔑视；作为人类文化伟大成就的伟大文化传统又被搞成少数人的独占；投机商们的乘虚而入。

对于传媒科技发展与社会关系这一问题，威廉斯批评了传播界占有显赫地位的两位大师的理论，一是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二是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威廉斯对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颇为不满，他认为这一模式遗漏了对真正社会与文化过程至关重要的“意向”问题，如果忽略了为什么目的而传播，那么就等于忽略了所有真正的社会与文化过程。这涉及到传播过程所指向的意向和利益等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西方传媒的真正意向常常与有关当局公开宣言的意向有很大的区别，并与那些假象的一般的社会过程中的情形有很大区别。只有对意向的正确分析，才能更深的理解西方传媒的内在制度。

威廉斯也在以下几个方面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批评，首先，他认为在麦氏的媒介理论中，实际上见不到社会的踪影，它丝毫不能解释不同的媒介特征与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及意向之间的相互关联。麦氏的理论虽然关注到不同媒介不特殊性，但只是把它们臆断地指派给媒介的心理功能。其次，麦氏的理论不但认可西方社会与文化的现状，而且尤其认可这种社会文化状况的内在倾向。也就是说，它缺乏对西方社会与文化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理性批判，最后，麦的理论中还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混乱的缺陷。

在提出对这两者进行批评的同时，威廉斯也谈到了自己对媒介文化意向与社会科技发展关系的看法：第一，所有技术的创造与发展都是为了有助于已知的人类实践，这是基本的意向因素，但却不是唯一的。第二，在许多情况下，技术往往产生原先并未预料到的使用情况与效果，他们也是对初使意向的真正的修正。第三，真正的决定是一个过程，一个牵涉到整个现实的社会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总之，媒介技术是媒介发展的一个重要层面，它往往能引起巨大的传播方式的变革，从而导致社会本身巨变。所以媒介技术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定义，其蕴涵的社会含义值得更多有识之士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媒介技术论文篇（2）

在传播学领域，媒介分析作为一个大的研究部分，主要包括：媒介产生发展的历史，各种媒介的特点，媒介同人类社会变迁和文明发展史的关系，媒介文化等等。开媒介分析先河的英尼斯和麦克卢汉提出了如“媒介即讯息”等著名的观点，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媒介技术及其发展的巨大作用。然而，在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传播技术与媒介作为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并非总是研究的重点。人们的注意力主要倾注在媒介所传递的信息内容和其产生的效果上。但近些年来，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席卷全球的浪潮使我们看到技术在传播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只有掌握了先进的传播手段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

一、传播技术的产生和发展

人类诞生之初，由于生存的需要，必须实现个体之间的交流。在漫长的时期

内，人类只能依靠原始而古老的传播方式如表情、动作等来相互了解。随着劳动和生活中传播活动的需要，人类发明了使自己彻底完成从猿到人的转变的传播工具——语言，然后又发明了使信息可以保存下来并使文化有效积累成为可能的传播工具——文字。最初的文字刻在甲骨、金器上，后来又有了绢、帛，东汉的毕昇借鉴前人的经验发明了纸。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传播手段先进，传播内容丰富了起来。但是，这些还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迅速的社会传播，还需要有技术上的更大突破。这种突破，于15世纪中叶拉开了序幕，其标志是金属活字印刷术和金属活字印刷机的问世。

德国人古登堡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手摇金属活字印刷机，开始了活字版印刷书籍，这说明人类在信息传递技术上的进步。到了19世纪初伦敦《泰晤士报》首先于公元1814年开始以蒸汽为动力的机器印报，使得知识与资讯得以普及，这是一项相当重要的进展。1833年,第一张廉价报纸纽约《太阳报》的诞生标志着真正的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它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滚筒印刷机，每小时印报4000份，为大量发行提供了技术保证。

在19世纪，美国人莫尔斯发明通讯电码，开始了有线电报时代。1870年出现电话，1895年意大利人马可尼发明无线电，使人类的通讯技术大幅改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此技术为基础发明了民用无线电。在此同时，电影工业在欧美亦成为另一种有力的大众传媒。电视是在1924年首次问世，而英国定期播放电视则始于公元1936年。电视时至今日，仍是一般人主要吸收资讯、常识，作为休闲娱乐，或作为消磨时间打发孤寂的工具。

20世纪40年代计算机的出现为大众传播带来了一次新的机遇。数字化技术的运用，通过与通讯的巧妙结合，在加工处理信息方面改变了以往直接参与的方式，是信息处理第一次超越了人类自身而实现，真正达到了信息的传递、存储和加工处理的一体化和自动化，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最先进的传播革命，大众传播进入了数字化与网络传播的崭新时代。

电脑促进办公室自动化、产业自动化及家庭自动化；镭射科技，如磁碟机、碟片、影像传真机及文件处理系统普及；有线电视与通讯卫星结合，使电视的功能发挥更佳；资讯社会应用许多新的传播媒体，如电视、电话、电子邮件、电子报讯、电视传讯、电话影视、电子会议等等，正缔造全面电子化的环境。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整合了多种技术，它不但能统一处理文字、声音、图形、影像等各种符号形式，而且打破了地域界限和国家界限。信息技术的应用范围已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正悄然改变着人们习以为常的传媒环境。

二、传播技术在我国媒介中的应用

近年来，我国的传播事业迅速发展。为顺应世界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潮流，

缩小与发达国家传媒业的差距，我国传媒业积极采用新技术，对媒介内部从业人员进行培训，改革旧有的观念，使之跟上国际步伐，成为我国传媒业的一个新趋势。

以《文汇报》为例，对我国媒介使用新技术的情况可窥见一斑。《文汇报》于1998年1月26日开始推出网络版，迅速引起了公众的兴趣，当时的数据表明，每天平均有近千人上网访问浏览。与该报印刷版相比，网络版提供了优秀的检索服务，读者只要键入自己想找的指令，很快就能得到许多相关资料。此外，对于外省市不能及时看到印刷版《文汇报》的地方，网络版更能显示出它的优势。网络的应用还能使读者的反馈瞬间传回报社，读者和报社的距离大大拉近，从而使报社更清楚的知道读者的要求，把报纸办得更有贴近性。

此外，除了报纸媒体使用新技术外，电台、电视台也在大量使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使用电脑工作室，实现了采访、制作、编排、播出的电脑化运作。在“数字化储存、数字化传输、电子化交换”原则的指引下，该电台在其传输系统中运用光纤技术，采用一种自愈式光纤环网，将广播节目从控制中心传输到发射台，该光纤环网还可同时传送数字化节目和模拟节目。我国电视媒体正在迈进一个数字化的时代，各电视台都在加快数字化进程。中央电视台采用多种电脑技术，尤其是多媒体技术，包括非线性编辑技术、虚拟技术、三维技术和动画技术，采用机械手自动装带播出系统等，在节目的制作和播出上更加自动化和智能化。

总之，我国传媒机构使用电子技术的用途大致有以下几点：①文字处理（写稿、改稿、编辑、排版、电脑字幕等）；②电脑激光照排；③扫描；④管理－信息存储与资料管理；⑤建立内部网络，进行稿件和图片的传输等；⑥三维动画；⑦非线性编辑，特技剪辑；⑧联网查询；⑨播出等。

三、新形势下我国传媒业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首先，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要加快数字化进程，实现信息处理的全面数字化。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媒体的界限，为从事跨媒体经营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在互联网上看报纸，听广播，看电视已经实现，现在需要加快发展的是广播的数字音频技术和数字电视。

其次，还须加快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进程，使信息传播数字化。媒体要抓住机遇，谋求新的发展。我国政府近年来十分强调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人们因而十分敏感的关注科技创新事物对其他领域发展的推动作用。所以，我们要对能够采纳最新信息传播技术持乐观态度，抓住这个难得的发展契机。

总而言之，传播技术在媒介的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我们决不能忽视它。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技术在媒介的发展中并不是惟一起作用的力量，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等都会对媒介产生影响。我们在努力创新传播技术并应用它的时候，也要注意与其他方面的协调，使先进技术发挥出最大的能量，促使媒介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媒介技术论文篇（3）

在传播学领域,媒介分析作为一个大的研究部分,主要包括:媒介产生发展的历史,各种媒介的特点,媒介同人类社会变迁和文明发展史的关系,媒介文化等等。开媒介分析先河的英尼斯和麦克卢汉提出了如“媒介即讯息”等着名的观点,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媒介技术及其发展的巨大作用。然而,在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传播技术与媒介作为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并非总是研究的重点。人们的注意力主要倾注在媒介所传递的信息内容和其产生的效果上。但近些年来,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席卷全球的浪潮使我们看到技术在传播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只有掌握了先进的传播手段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

一、传播技术的产生和发展

人类诞生之初,由于生存的需要,必须实现个体之间的交流。在漫长的时期

内,人类只能依靠原始而古老的传播方式如表情、动作等来相互了解。随着劳动和生活中传播活动的需要,人类发明了使自己彻底完成从猿到人的转变的传播工具——语言,然后又发明了使信息可以保存下来并使文化有效积累成为可能的传播工具——文字。最初的文字刻在甲骨、金器上,后来又有了绢、帛,东汉的毕昇借鉴前人的经验发明了纸。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传播手段先进,传播内容丰富了起来。但是,这些还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迅速的社会传播,还需要有技术上的更大突破。这种突破,于15世纪中叶拉开了序幕,其标志是金属活字印刷术和金属活字印刷机的问世。

德国人古登堡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手摇金属活字印刷机,开始了活字版印刷书籍,这说明人类在信息传递技术上的进步。到了19世纪初伦敦《泰晤士报》首先于公元1814年开始以蒸汽为动力的机器印报,使得知识与资讯得以普及,这是一项相当重要的进展。1833年,第一张廉价报纸纽约《太阳报》的诞生标志着真正的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它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滚筒印刷机,每小时印报4000份,为大量发行提供了技术保证。

在19世纪,美国人莫尔斯发明通讯电码,开始了有线电报时代。1870年出现电话,1895年意大利人马可尼发明无线电,使人类的通讯技术大幅改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此技术为基础发明了民用无线电。在此同时,电影工业在欧美亦成为另一种有力的大众传媒。电视是在1924年首次问世,而英国定期播放电视则始于公元1936年。电视时至今日,仍是一般人主要吸收资讯、常识,作为休闲娱乐,或作为消磨时间打发孤寂的工具。

20世纪40年代计算机的出现为大众传播带来了一次新的机遇。数字化技术的运用,通过与通讯的巧妙结合,在加工处理信息方面改变了以往直接参与的方式,是信息处理第一次超越了人类自身而实现,真正达到了信息的传递、存储和加工处理的一体化和自动化,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最先进的传播革命,大众传播进入了数字化与网络传播的崭新时代。

电脑促进办公室自动化、产业自动化及家庭自动化;镭射科技,如磁碟机、碟片、影像传真机及文件处理系统普及;有线电视与通讯卫星结合,使电视的功能发挥更佳;资讯社会应用许多新的传播媒体,如电视、电话、电子邮件、电子报讯、电视传讯、电话影视、电子会议等等,正缔造全面电子化的环境。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整合了多种技术,它不但能统一处理文字、声音、图形、影像等各种符号形式,而且打破了地域界限和国家界限。信息技术的应用范围已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正悄然改变着人们习以为常的传媒环境。

二、传播技术在我国媒介中的应用

近年来,我国的传播事业迅速发展。为顺应世界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潮流,

缩小与发达国家传媒业的差距,我国传媒业积极采用新技术,对媒介内部从业人员进行培训,改革旧有的观念,使之跟上国际步伐,成为我国传媒业的一个新趋势。

以《文汇报》为例,对我国媒介使用新技术的情况可窥见一斑。《文汇报》于1998年1月26日开始推出网络版,迅速引起了公众的兴趣,当时的数据表明,每天平均有近千人上网访问浏览。与该报印刷版相比,网络版提供了优秀的检索服务,读者只要键入自己想找的指令,很快就能得到许多相关资料。此外,对于外省市不能及时看到印刷版《文汇报》的地方,网络版更能显示出它的优势。网络的应用还能使读者的反馈瞬间传回报社,读者和报社的距离大大拉近,从而使报社更清楚的知道读者的要求,把报纸办得更有贴近性。

此外,除了报纸媒体使用新技术外,电台、电视台也在大量使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使用电脑工作室,实现了采访、制作、编排、播出的电脑化运作。在“数字化储存、数字化传输、电子化交换”原则的指引下,该电台在其传输系统中运用光纤技术,采用一种自愈式光纤环网,将广播节目从控制中心传输到发射台,该光纤环网还可同时传送数字化节目和模拟节目。我国电视媒体正在迈进一个数字化的时代,各电视台都在加快数字化进程。中央电视台采用多种电脑技术,尤其是多媒体技术,包括非线性编辑技术、虚拟技术、三维技术和动画技术,采用机械手自动装带播出系统等,在节目的制作和播出上更加自动化和智能化。

总之,我国传媒机构使用电子技术的用途大致有以下几点:①文字处理(写稿、改稿、编辑、排版、电脑字幕等);②电脑激光照排;③扫描;④管理-信息存储与资料管理;⑤建立内部网络,进行稿件和图片的传输等;⑥三维动画;⑦非线性编辑,特技剪辑;⑧联网查询;⑨播出等。

三、新形势下我国传媒业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首先,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要加快数字化进程,实现信息处理的全面数字化。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媒体的界限,为从事跨媒体经营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在互联网上看报纸,听广播,看电视已经实现,现在需要加快发展的是广播的数字音频技术和数字电视。

其次,还须加快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进程,使信息传播数字化。媒体要抓住机遇,谋求新的发展。我国政府近年来十分强调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人们因而十分敏感的关注科技创新事物对其他领域发展的推动作用。所以,我们要对能够采纳最新信息传播技术持乐观态度,抓住这个难得的发展契机。

总而言之,传播技术在媒介的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我们决不能忽视它。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技术在媒介的发展中并不是惟一起作用的力量,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等都会对媒介产生影响。我们在努力创新传播技术并应用它的时候,也要注意与其他方面的协调,使先进技术发挥出最大的能量,促使媒介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媒介技术论文篇（4）

(二)媒介技术角度:关于这一概念，加拿大大众传播怪杰M·麦克卢汉曾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1964年)一书中提出了影响广泛的传播学概念:“媒介即讯息”，简而言之，以互联网为例，它本身呈现的方式是电脑或者手机或者其他，这本身就是一种媒介，同时，它通过自身所传递出的信息，比如文字、图像以及视频也是一种媒介。

二、存在的问题

(一)信息监管的缺失:这个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a．家庭方面。如今的农村家庭，电视、手机、电脑等硬件设施已大面积普及，这在丰富业余生活的同时，这些对于留守儿童确实一把锋利的双刃剑。不可否认，这些设施的存在，开阔了他们的视野，使得他们可以突破狭小的地域限制，转而在更大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吸收到更多的知识，然而信息量的庞杂，必然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并且，留守儿童大部分是未成年，其在心理和生理方面的特征，决定了他们对陌生事物天然的好奇心。这一点，也决定了其在信息量庞大的媒介前，面临着两极分化的冲突选择，而确保这一点能步入正规的家庭监管，却因父母双方的缺失以及隔辈的放任式的照顾，而存在巨大漏洞;b．外部环境的损害性干预。这一点，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网吧。一般而言，毗邻学校的村落或者附近的乡镇，往往会存在以未成年学生为目标的网吧等利益群体的存在。这些网吧在上级监管上存在很大漏洞，无论是在资质、运营方式以及监管方式上，都处于隐形状态，多以游戏、不健康的图片、视频等吸引未成年进入。对于留守儿童而言，这种危害是潜在的长期的，并且是不可逆转的。

(二)学校教育的力不从心。教育的参与者一般来说，必须满足最基本的条件:教师、学生以及家长，这是一个三位立体化的参与结构，教师代表包括学校在内的施教方，学生即为受教方，家长代表学生家庭，只有这三者共同参与，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但对留守儿童而言，因为父母双方的缺失，教育环节更多集中在课堂上，这是一个可以用时间和空间量化的概念，也就是说，留守儿童在学校范围内是收到监管的，但在校园之外，留守儿童的心理和生理的特性，使其在自制力上大打折扣，再加上父母双方客观的存在缺失，这样一来，两个环节就处于失控状态:未成年本身就对教育的内容存在天然的抵触心理，而学校因其特性，对于校园之外的教育无法也不可能做到强有力的跟踪，再加上家庭教育的缺乏，三方同时的缺陷，必然造就了留守儿童整个教育环境的恶化。

(三)家庭教育的匮乏。高尔基曾说过:“你爱孩子，孩子也爱你，只有爱孩子的人才能给他更好的教育。”，但对留守儿童而言，其面对的是爷爷奶奶或者亲戚或者是寄宿学校，这些固然能给他们提供很好的照顾，但受限与知识水平、社会经验以及管理制度，这样的照顾更多局限于物质层面，远非一个好的教育者。这就在对于留守儿童的教育和管理上，存在很大的缺陷。一般而言，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多以放任或者溺爱为主，即使是努力监管，也大多浮于表面，并未触动实质，这就导致留守儿童往往沉迷网络或者电视，甚至受到不法侵害，进而引申出更多的问题。

(四)心理问题。在农村居民并未大量进城的时期，留守儿童的概念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即使有，也是少数，并且其存在的心理问题并未像现在这么严重。那个时候，未成年儿童处在多方监管之下，除了正规的教育活动外，娱乐活动主要面向大自然，多以同伴之间的玩耍嬉戏为主，注重的是团体观念和自身娱乐的结合。但在现代化媒介大量介入的情况下，留守儿童将原本渴望得到父母关注与关爱的心理，转嫁到电脑、手机或者电视上，并并将这种支撑慢慢演化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依赖，而现代化媒介中充斥的暴力、血腥等负面信息，必然导致其心理发展的转变，同时，父母关爱的缺失，导致他们不再以此为目标，并在现代化媒介负面影响的侵入下，逐步形成以自我为中心，孤僻、生疏、自我封闭的心理状态。

三、对策研究

(一)全社会要加大监管力度。整治校园周边的环境，严禁网吧、游戏厅、歌舞厅等场所开设在学校周边，以网吧为例，要制定更为严厉的监管制度，对于传播暴力、色情以及接纳未成年人消费的，坚决予以取缔，从底层净化留守儿童媒介接收的土壤，使农村留守儿童尽可能少地接触到不良影响。媒体应该积极宣传，动员全社会都来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尤其是公安、出版社、杂志社等职能部门行动起来，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在大环境方面为其提供保障。

(二)加大对学校媒介的投入力度。信息化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吹毛求疵或者一叶障目都是不可取的，那么就要从学校教育方面，加大对其的媒介投入力度，以多媒体教学为例，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为每一个学校配备相应的多媒体的教室，使得留守儿童在接收媒介传播的时候，处于更加有利的良性的监管之下。这样一来，他们既不会与社会脱节，能吸收到更多优秀的知识，也能在正规的监管下，达到身心的愉悦。

(三)搭建亲子沟通的桥梁。媒介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可以尽量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父母双方因地域以及家庭责任的限制，无法时时刻刻待在孩子身边，但我们可以利用现代媒介技术，比如电脑，可以确保每天工作之余，利用休息时间和留守儿童进行视频，条件不允许的，至少要确保一周之内视频一次，这样一来，双方都可了解到自身的动态，尽量减少由于地域等其他方面的限制所带来的潜行隔阂。

(四)关注心理健康。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已迫在眉睫，观其所为易，解其心结难。针对这一点，建议建立留守儿童之间，不定期以举行活动的方式进行沟通交流，有条件的话，将留守儿童的心理评估纳入教育考核指标，以政策文件的形式加以规范，用硬性的规定去解决软性需求，同时针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及生理特点，借助现代媒介，用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拉近距离，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媒介技术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G201 文献标识码：A

一、媒介研究中的软、硬技术决定论

每一种新的媒介出现，都引发媒介沙场的鼓角争鸣和铁骑硝烟；每一种新的媒介出现，都带来社会关系的权力角逐和动荡震颤；每一种新的媒介出现，都引燃思想疆域的思想爆炸和群舌论战。因为媒介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是巨变，所以我们难以遏制对其的思考：为什么这种媒介会带来人们生活的如此变化？是否这种媒介就必然会导致人们社会生活的此种变化？

于是，媒介技术形成的媒介环境及其给人们带来的变化之间的关系成为每种媒介出现后的讨论热点问题。相应地，与媒介环境相关的技术决定论成为研究媒介的学者们讨论的关键词。

关于技术决定论，于光远先生曾在《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下了一个比较权威的定义“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通常是指强调技术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认为技术能直接主宰社会命运的一种思想。技术决定论把技术看成是人类无法控制的力量。”自从人类出现之后，技术就和人类息息相关，人类对技术与社会关系的反思从16、17世纪开始，至20世纪开始枝繁叶茂，各个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对其提出过自己的看法。马克思对技术持乐观态度，却被艾伦·梅克森斯·伍德认为不是技术决定论者。对技术持比较乐观的态度的，还有培根、麦克卢汉，他们可称得上是乐观的技术决定论。法兰克福学派、鲍德里亚等的思想则相对悲观。此外，关于技术决定论还有很多其他提法，如技术统治论、技术万能论、专家治国论、媒介决定论、技术至上主义、技术霸权主义、技术帝国主义、技术救世主义、技术乌托邦主义、技术敌托邦主义、技术恐惧主义等，都是技术决定论的别样说法，实质都是认为技术对社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媒介研究领域，有一系列与媒介环境研究有关的学者被看做技术决定论者，比如，研究城市规划的人类生态学之父格迪斯（Geddes）被认为是对芒福德的研究有重要引导作用的人，他的思想给予技术足够的重视。格迪斯创造了旧技术阶段（paleotechnic phase）和新技术阶段（neotechnic phase）的概念，旧技术阶段指的是蒸汽机占主导的阶段，新技术阶段指的是电子占主导的阶段；芒福德对历史仍然按照技术分期，在格迪斯的基础上分为三个阶段：前技术、旧技术和新技术阶段。在芒福德看来，文明的形态其实是机器产生的结果；雅克艾吕尔认为，新媒介本质上是技术媒介；博斯曼认为，电视这种媒介的属性就决定了其不适合真正富有意义的话语；威尔伯·施拉姆更是给媒介环境学派的学者们贴上了技术决定论的标签，指出：“麦克卢汉，正如他的老师哈罗德·英尼斯一样，是个技术决定论者他同英尼斯一样，把西方近代史解释为‘建基于印刷文字的传播上的偏颇与知识上的垄断的历史’”法国学者鲍德里亚也有类似的标签言论：“……由于回避了任何团体经由媒体所建立的具体关系，他的‘地球村’预言成为一种技术决定论。”詹姆斯·卡伦（J.Curran 2006）则对媒介技术论者们的纷繁芜杂的学术做了统一的总结，认为这是一种媒介技术决定论的媒介史，这种媒介史的主张可以总结如下：每种新的传播技术及方式对时空维度都进行了改变，影响了社会的组织形式；英尼斯认为石刻文字产生受地理限制的社会的时空偏向论；麦克卢汉有“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的著名论断；梅洛维茨提出的电视媒体降低了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障碍，因为不同群体如男人、女人、小孩都可以收看相同的电视节目，尤其是在频道单一的年代。

需要指出，关于媒介环境学派学者们与技术决定论的关系存有争议。技术决定论是研究者们给媒介环境学派学者们贴上的标签，但这种标签是否贴切值得琢磨。有观点认为，给媒介环境学派学者定性为技术决定论者过于武断，至少媒介环境学派并不认为技术是社会历史变化的直接、唯一因素。在他们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传播内容和特定环境的作用。他们承认多种因素对社会历史变化的影响和人在媒介面前的主观能动性，不认为社会将在技术的规定下朝着一个既定的方向演进，更没有为我们描绘一个万事详备的未来。他们只是刻意强调，媒介本身与社会图景的宏观变化有着莫大的关系。

我们认为，不能统一地给媒介环境学派的学者扣上一顶技术决定论的大帽子。媒介环境学派的学者们重视传播技术对社会生活影响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同时媒介环境学派学者们对传播技术和社会环境的互动也是有讨论和评价的。从这个角度说，他们更适合被认为是软技术决定论。

技术决定论可分为“硬技术决定论”和“软技术决定论”，其关键区别是认为技术在多大程度上是“自主”的影响社会变迁的。硬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是绝对自主的，技术是影响社会变化的最重要原因。而软技术决定论则认为虽然技术可以影响社会变迁，但是它是相对自主的，它身上还负载着一定的社会因素。这两种决定论的划分分别可以以下面的式子来表示：

TS…………（硬技术决定论）【式子1】

T+S（小）S（大）…………（软技术决定论）【式子2】

其中，T代表技术，S代表社会，S（小）代表社会中的一些局部因素，S（大）代表社会的整体变迁。需要注意的是，从式子中可以看出，无论是硬技术决定论还是软技术决定论，技术与社会影响之间的关系都是线形的，也就是单向指向的。这也说明这两种决定论所认为的因果关系都是单一的，缺乏互动和循环。

二、媒介进化小生境理论的启示

关于媒介的软、硬技术决定论，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 2002）指出，有些媒介学家认为信息系统对社会具有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影响，他们称这种关系为硬媒介决定论。这种关于抽象语言和人类的关系的观点尤其极端。按照软硬决定论的划分，可以明确的是，媒介环境学派的学者们称得上是软技术决定论者。对媒介环境学派学者们对传播技术看法的讨论是我们研究的切入点，因为针对媒介技术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媒介环境学派学者考虑问题已经有其生态的角度，比如格迪斯提出的人类生态学观点。对他们讨论问题生态角度我们充分肯定，因为生态意味着整体、意味着和谐、互动。进一步看，我们赞同将从生态问题考虑传播技术影响的技术决定论称之为“生态技术决定论”，而非“软”和“硬”对立的两极中的一级。因为智慧从来不是两极的。

提及生态技术决定论，需要阐释保罗·莱文森的媒介进化观点。保罗·莱文森关于媒介进化的观点颇有生态技术决定论的意味。保罗·莱文森将媒介放在人类生态的大环境中，将媒介生态与人类生态结合，从自己独特的角度出发，阐释了媒介在人类生存的规律，即媒介进化小生境理论。

传播技术的每一次改良，都意味着媒介生态的变化，意味着媒介生态的重新构造和组合。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在媒介发展史上，有的媒介衰落了，有的媒介却以傲视群雄的姿态屹立于媒介诸侯纷争的沙场。那么，媒介环境重新组合过程中，对媒介技术的选择依据是什么？或者说，后来的媒介技术对之前的媒介技术生杀予夺的权力运作规则是什么？在对诸多媒介点兵评将的过程中，研究媒介的人要思考这盛嚣尘上背后的生死存亡、兴衰成败规律。保罗·莱文森的思考独树一帜。

保罗·莱文森的思考从一个经典的媒介兴衰案例开始。20世纪的美国，有两种媒介占据媒介中的强者地位：无声电影和广播。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几年之后，有声片和电视出现了。于是，原来的媒介生态被改变了。改变的结果是：无声片退居到人们怀旧的记忆角落，广播却生存得很好，虽然是面临着电视的威胁。

很自然地，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两种媒介的命运会如此，而且如此不同？衰落的为何衰落？健在的为何健在？答案是：媒介的人类学理论表明，媒介倾向于复制前技术的世界。

保罗·莱文森分析认为，对前技术世界的考察可以分析媒介传播模式的生存问题。在前技术世界，人类很容易做到或者习惯于闭上眼睛只用耳朵听。所以，这解释了只用听觉不用视觉的广播媒介的发展机遇。广播之所以能够继续生存，在于它是对前技术世界一种人类感官模式的复制。广播的传播模式和人类在睡梦中被吵醒、在黑暗中听别人讲故事、偷听隔壁的人说话的传播模式是一致的。而在前技术环境的自然世界中没有只看不听的传播模式，人们习惯黑夜的来临，却不习惯白天万籁俱寂。所以，这解释了无声片的生存境遇。

媒介进化的普遍原则就是和前技术环境中真实世界传播模式的一致程度。一致程度越高，越能和自然和谐而生存。这和生物世界进化的规律是一致的。比如某种生物能历经亿年而不消亡，是因为这种生物和外在环境和谐，适应外在环境。媒介的进化就如同生物进化一样，也有和环境和谐与否的问题，和环境和谐意味着这种媒介的传播模式与前技术的真实世界的传播模式相似度高，否则便不与环境和谐，必然面临进化或消亡。媒介的人类学理论表明，媒介倾向于复制前技术的世界。前技术的世界，是人类的感官在没有技术干扰情况下自然生存的世界。生命的整体是平衡、和谐，前技术的世界是自然地平衡和和谐，人类的感官和自然和谐相处，人类生态平衡而无倾斜。其时，人类的感官没有被延伸，人的生态还没有成为电子媒介环境中感官被延伸至环绕地球的巨型触觉人的另一种生态，这种前技术世界的人类生态是媒介发展规律所依循的所在。媒介进化的普遍原则就是和前技术环境中真实世界传播模式的一致程度。一致程度越高，越能和自然和谐而生存。生存下来的媒介回应的环境必定是符合人类生态的、人类喜欢的真实环境。这样存在下来的媒介，被称之为找到了它的人类“小生境”的和谐媒介。与“小生境”和谐者生，否则死，这便是媒介生存进化律，即“小生境理论”。

据小生境理论，媒介对社会影响互动遵循的是生态技术决定论，而非软或者硬技术决定论。生态技术决定论指的是媒介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是在大至全球、小至人类某一小生境生态环境中产生的，这种影响受到诸多含有诸多生态因素的大环境和小环境中生态因子的作用。传播技术和社会影响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而是循环往复作用的复杂关系。关于生态媒介决定论，我们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表示：

T+S（小）+S（大）S（小）+S（大）……【式子3】

其中，T代表技术，S代表社会，S（小）代表社会中小的生态环境中诸多的生态因素，S（大）代表社会大的生态环境中诸多生态因素。需要注意的是，从式子3中可以看出，生态技术决定论中，技术与社会影响之间的关系不是线形的，单向指向的，而是循环往复、互动作用的。我们以传播技术发展的互联网发展为例阐释。按照曼纽尔卡斯特尔在其《网络星河》一书中的阐述，关于互联网的发展，要从阿帕网谈起。阿帕网（ARPANET）是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组建的计算机网。阿帕网是高级计划研究局1969年创建的一种计算机网络。阿帕网的建立就是为了服务于高级计划研究局，而将计算机中心和研究组织实现计算机共享的在线服务。阿帕网开始时只有4个节点，经过几年成功的运行后，发展成为连接许多大学、研究所和公司的计算机网。在此我们不是从卡斯特尔的角度来继续对阿帕网的介绍，而是从生态技术决定论的角度对阿帕网的发展进行解释。阿帕网发展的这个过程是阿帕网首先适应了高级计划研究局这个小的生态环境，然后逐步适应了美国的大的生态环境中政治、经济等生态因素的发展需要，在和谐互动中发展起来了。后来，随着阿帕网的发展，其大环境及其生态系统逐步扩大，阿帕网能通过卫星通信与远方的英国伦敦和北欧挪威连接，如此一来，欧洲用户也能通过伦敦和挪威的节点入网。适应小的生态系统，在很和谐的互动中逐渐发展，阿帕网最终发展成了今天的网络。从T和S（小）的和谐融合，到和S（大）的和谐互动，即从传播技术阿帕网和高级计划研究局的生态适应，到和大的生态环境中政治、经济等因素的互动（阿帕网的政治商业应用），然后再从S（大）、S（小）如其他诸多国家及和卫星的联系，互动回到T和S（小）、Sf大），这里的T指的是民间计算机网络传统的电子布告栏系统。因为阿帕网并不是今天因特网的唯一来源，上世纪7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个人电脑网络的BBS运动也是今天互联网的发展来源。于是，遵守着生态技术决定论，互联网就这样发展起来了。也可以说，有了阿帕网，才有我们现在用的互联网，我们才能畅游今天的丰富多彩的网络世界。

媒介技术论文篇（6）

麦克卢汉对“媒介即讯息”这样解释：“每一种媒介都创造一种自然。媒介是一种‘使事情所以然’的动因，而不是‘使人知其然’的动因。”莱文森在《数字麦克卢汉》中对这一思想做了进一步补充，认为“用这个视角回顾传播史，每一种新媒介都把一种旧媒介作为自己的内容，在网络时代，网络则把以往一切媒介作为自己的内容”。

“媒介即讯息”这一论断至少包含四层含义：

第一，传播学研究长期以来关注媒介内容而忽略媒介形式，意味着媒介形式具有隐匿性。事实上，人们对一种媒介的关注往往经历“形式一内容一形式”的过程，即从关注媒介的功能、作用，进而关注媒介所承载的内容，最后当新媒介出现时，再重新关注旧媒介的性质和形式。麦克卢汉所说媒介环境的隐匿性实际上是技术隐匿性的延伸，是对法国技术哲学家埃吕尔技术环境思想的发展。麦克卢汉经典的例子是电灯泡，用以说明他对媒介本身的关注。他分析，电灯泡本身没有内容可言，只是发光的载体，但是由电灯泡所发出的光使人们在天黑后得以延长工作时间，生活的范围和时间都有所扩展。麦克卢汉关于媒介本身形式的关注使他备受争议，比如他认为电视上的暴力节目和娱乐节目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是一样的，电视本身才具有影响力，信息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媒介。也正是因为这一观点，他饱受诟病，被认为是技术决定论者。实际上，麦克卢汉并非不关注内容，而是开阔了传播学研究的视野，虽然过于推崇媒介本身使他带有了理想化和绝对化的色彩。

第二，媒介的内容是另一种媒介。麦克卢汉指出，电视的内容是小说，报纸的内容是印刷文字，广播的内容是口语词。旧媒介成为创造新媒介的认知框架，旧媒介以新的方式被新媒介重新启用。可见，旧媒介仍然是新媒介的内容提供者，新媒介的内容是一种或多种旧媒介，新环境重新加工旧环境。他指出媒介技术对内容的规定性，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但是他并未对媒介技术如何对内容生产和传播产生影响作出说明，而事实，卜媒介内容往往也带有技术本身的烙印。

第三，媒介形式本身包含着讯息。媒介形式的变化会改变人类感官在感知世界时的比例关系，即我们通过感知到的信息来建构外部世界，而媒介则规定了这些感知信息的编码和解码过程。在麦克卢汉看来，媒介不再是沟通传播者和受众的桥梁，媒介本身就是世界，世界存在丁媒介之中，我们认识世界并非通过媒介，而是我们就生存在媒介环境中，即“世界一旦被任何一种媒介所表达，它即成为被这种媒介所表达的那个世界”。

第四，媒介产生变化会带来新的衡量尺度。在《理解媒介》中，麦克卢汉将媒介视为“活生生的力的漩涡”，媒介的新形式从根本上影响了人类的时间、空间观念，从而改变了整个社会文化结构的组成，媒介所造就的环境可能会对旧的文化形式产生腐蚀和破坏作用，这种影响或冲击本身就胜过其承载的内容。麦克卢汉认为，任何媒介对人和社会的任伺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一种媒介对我们的感知产生的影响，不依赖其内容或讯息，因为媒介构成了人类生存其间的环境，而形塑和控制人类组织和行为形式的正是媒介。

可以说，麦克卢汉是将媒介技术置于独特的视角进行考察，他在行文中声明技术虽是影响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但还存在着政治、经济等其他因素，可见麦克卢汉的理论可以被视为技术影响论，而非简单的技术决定论。

技术是人的思想的体现：莱文森的技术哲学观点

在莱文森看来，技术不仅是人类机体的延伸，而且是人的思想的延伸， 一切技术都是人的理念的外化。“通过技术，我们体现和延伸自己的思想，把自己的思想注入客观世界，把我们的理论扩散到宇宙遥远的角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按照自己的设计来塑造世界。”莱文森运用“二元论”来研究技术的本质，并认为这种“二元论”是互动、开放和辩证的，提出一切技术都是思想的外化和物化。

莱文森剖析了康德哲学中的心智互动论和马克思哲学体系中的物质决定论，从技术角度批驳了简单唯心主义和简单唯物主义，认为技术融台了物质和精神，使两者得以互动平衡，宣称“精神和物质的冲突在技术中已然解决”。莱文森认为康德的心智互动论是一种纯粹的、封闭自足的系统，缺乏与外部世界的互动；而马克思的劳动消费互动论，只停留在满足肠胃的第一阶段需求中，不能体现个人的主动创造力和巨大价值。

在分析康德的心智互动论时，他指出其理论贡献在于认识到人在理解事物的过程中一定会把自己的特征强加于被理解的事物上，人的理解力一定比消极接受知识的能力强得多。其理论中缺失的一环是“我们的认知能力如何给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打上烙印”，即未能指明他所宣称的精神――物质一体的、可以感知到的东西的具体表现。莱文森认为行动开始于心智，结束于物质领域，技术即使不用于现实世界，也同样改变外部世界的性质，同样作为桥梁互动地联系两者，而康德无技术成分的图示是非互动的。康德明确区分了“先天”和“先验”的概念，认为一切先验的东西都是先天的，即“都具有普遍必然性，但反之则不然，因为有些先天命题并不是对‘何以可能’问题的回答”。先验的意义在于可能性的条件。莱文森认为，“自然选择需要有预先存在的物种特征，环境只能在这些物种特征之上进行选择，一方面，这些物种特征是先前物种环境经验的产物；另一方面，把最初的生殖功能赋予有机体的，是自然选择的模式，而不是环境”。

至于马克思，莱文森称其将劳动视为联系人或技术与外部世界的接触点，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把技术中的理念成分降到最低限度，未能说明作为心无互动的技术的深刻内涵。对于技术本质的理解，马克思从实践的角度人手去定义技术，认为技术是人与自然的中介，它作为一种实践是具体的、历史的，不存在抽象的实体性的技术形式。莱文森将技术视为人的计划在三种未经计划安排的物质存在形式里的应用，这三种未经计划安排的物质存在形式为非物质生命、物质生命以及思维物质，技术构成了区别于这三种物质形式的第四种物质。莱文森将技术作为一种物质本体来对待，他认为技术对思想也至关重要，没有技术作伴的思想“没有多大出息”，同样，没有思想支撑的技术也“无法展翅高飞”。因此，技术革命也是精神革命。

可见，莱文森对技术本质的认识是除了作为心智与物质互动的产物，技术根本没有其他的存在形式。凭借技术我们赋予思想以物质表现形式，体现和延伸自己的思想，将思想注入客观物质和客观世界。在自然选择和进化过程中，物质首先产生心智，同时心智又通过技术再创造物质，共同构成这种互动开放的二元理论。

媒介技术论文篇（7）

随着当代传媒技术的迅猛发展，媒介技术已经全面渗透到艺术活动的全部过程中，无论在艺术作品的创作、艺术传播，还是在艺术欣赏过程中，技术因素与艺术元素始终交织在一起，二者之间已经形成一种“互化”的关系，即艺术被技术化，技术被艺术化。尤其在新媒体艺术蓬勃兴起以后，媒介不仅为艺术提供技术支撑，而且显示出支配性地位。可见，技术性已经逐渐演化为艺术的本质特征之一。艺术与媒介的高度融合对艺术作品的内容、形式和风格产生的影响，引起了艺术批评家们广泛关注。评论新的艺术形态，要采用与之相适应的批评模式，因为“只有当研究对象与具体理论模式相统一时，才会获得其他理论模式所不能取代的意义解释效果。”从而揭示出艺术现象中蕴含的普遍规律。批评家们深谙此道，他们自觉从媒介视角进行艺术批评实践，媒介批评应运而生，并在网络媒介时代迅速发展为一种被频频使用的艺术批评方法。媒介批评，以其对新的艺术形式解释评价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取得了传统艺术批评方法不能取代的地位。wWW.133229.coM

一

媒介(单数medium，复数media，也被译为媒质、媒体)，最初用于传播学，后来逐渐广泛用于其他学科。在美学和艺术学中，“媒介”主要在技术层面被使用，组成审美媒介、媒介文化、媒介批评、新媒介／媒体艺术等专业术语。通常，“媒介包含两方面的要素：一是包容媒质所携带信息或内容的容器，如书(甲骨、竹简、帛书、纸书)、相片、录音磁带、电影胶片、录像带、影音光盘等；二是用以传播信息的技术设备、组织形式或社会机制，包括通讯类(电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可视电话、移动电话等)、广播类(布告、报纸、杂志、无线电、电视等)和网络类(如国际互联网、vod随选视讯)三大类。”其中，与艺术有关的主要是第一方面和第二方面的广播类和网络类等媒介要素，我们在这里姑且称之为审美媒介。当媒介与艺术发生关联后，这时的媒介便是审美媒介了。

本文中所谓的媒介批评，即从艺术符码的存储和传达的技术和传播视角，对艺术作品进行的分析和评价。媒介批评的对象除艺术作品外，还包括大众文化，因为大众文化涵盖的“通俗诗、报刊连载小说、畅销书、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和广告等”都属于艺术范畴。

但是，作为艺术批评方法的媒介批评与传播学中的“媒介批评”不同，传播学的媒介批评是指对新闻传播媒介活动的批评，与社会学家们指责利用控制媒体形成的话语霸权去操纵民意，以此限制公共民主性政治活动的批判也存在差别(如布迪厄的媒体批评)。作为一种艺术批评新方法，如同精神分析批评把精神分析学和心理学理论运用于文艺研究一样，媒介批评从技术的层面，将传播理论运用于艺术批评，从其他学科吸收理论资源，带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

在漫长的媒介与艺术结合的演变过程中，从原始社会的工艺媒介、口头语言，到奴隶社会的书面文字、再到近现代的报刊杂志、影视广播，直至今天的互联网，每一种新媒介的发明，都标志着人类文明的一次革命性剧变。在媒介发展史上，每个时期都有占主导地位的媒介形态和运用该种媒介创作的艺术形式。如工艺媒介时代，彩陶、青铜器、衣饰和器物等在原始社会各个部落间都起到了文化思想的传播与交流的作用。工艺媒介时代的“艺术品”是为实用制作的，与今天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创作和为满足大众精神需求批量生产的艺术产品不同。那时，“艺术品”的制作目的主要是为了生存，只是附带起到了交流思想和传播信息的作用。

口语媒介时代，歌谣、神话和史诗是这个时代的主要艺术形态。最初的言语艺术作品，就是依靠口耳相接流传下来的。口语的诞生，是人类自然进化的结果，不需要科技的力量，口语媒介的存储性和传播性都很低，很多口头文学作品因此而失传。

文字媒介时代，带来了语言艺术如诗歌、散文以及传奇的兴盛。文字媒介的传播性较之前两种媒介形态有所增强。用刀笔刻录在石头、兽骨、纸张、绢帛上的文字利于长期留存，文学作品在时间流逝中依靠人力或驿马的携带传播开来，因此，这个时期的文字在更大程度上起到的是媒质的作用。

手工印刷媒介时代的主要艺术形式是白话小说。文字和图画的一次制版，可以被反复印刷多次。手工印刷与刀笔刻写相比，大大加快了文学的传播速度，也促使该时期的文学作品的代表性体裁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篇幅和数字上有显著增加。手工印刷媒介的发明，开创了媒介技术的新纪元。它向我们预示：下一次媒介技术革命不会遥远。

大众媒介的时代到来显示出媒介的强大威力。在大众传媒时代，电影以先天的传播优势和巨大的媒介商业利润，宣告了文学传播霸主地位的终结。手工印刷时代结束，机械印刷，如报纸、杂志、书籍等机械印刷媒介形态和电影、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成为主流传媒。从这个时代开始，人类认识到媒介对人类进步的巨大意义。

网络媒介时代，代表艺术是数字艺术或新媒体艺术。由电脑、因特网、网站三部分构成的网络媒介是基于数字化技术的媒介，它们将人类艺术的传播推进到网络传播时代。在这个时代，网络与传统媒介进一步融合，从而改变了传统的艺术传播方式。例如：新型恶搞作品要借助电脑先进技术——融导演、编剧、音响配置、图像处理于一身的多种制作手段。在网络时代，与技术息息相关的艺术种类越来越繁复，如音乐、舞蹈、文学、电影、电视、新媒体艺术都需要用媒介制作、负载和传播。网络媒介时代的技术，不仅生产使用价值，也生产着精神价值，是美的技术。

总之，技术与艺术由初期的结合到对立再返归统一，技术与艺术的发展经历了合——分——合的历史演变过程。远古时代的艺术是精湛的手工技艺，是通过经验获得的熟练操作技巧。手艺人或者说工匠就是所谓的艺术家。从文字媒介时代到手工印刷媒介时代，艺术与技术分流，在工业革命时期，它们仿佛势不两立。从大众媒介时代开始，技术与艺术又交融在一起难分难解。尤其进入“网络时代”以后，掌握媒介技术的使用方法，成为艺术创作的前提。在这两个时代，艺术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是科学性和人文性的结合，技术理性中包含了感性因素。尤其是新媒体艺术，打破了艺术与技术的界限、生活与艺术的界限、创作者和欣赏者的界限。各种新兴的电子媒介技术，形成了复杂的媒介环境，媒 介技术对艺术的审美效果产生显著影响。

有何种媒介，就有何种艺术，一种艺术形态还会形成不同的艺术思潮和流派，这时，批评家们建立的批评理论不仅仅是一种，而是针对各种电影思潮和流派创立不同的批评话语。比如：针对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形成了德国表现主义、俄国形式主义、法国印象主义等电影流派。绘画上的立体派、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等艺术流派。文学上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文学、荒诞派戏剧等流派。新的艺术批评理论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直觉主义与意识流、存在主义和荒诞派等等。无论如何，艺术批评家至少要建构一种针对某一类艺术形式有解说力的艺术批评方法。

二

当代西方艺术批评发生了两次历史性转移，第一次是从重点研究艺术家转移到重点研究作品；第二次是从重点研究作品转向重点研究欣赏者的接受。后一次转移，不能不说与大众传媒的发达，艺术作品走进千家万户有关。解释和接受美学家们认为，艺术作品的意蕴不是作者设定的，也不是唯一的。艺术作品只有通过观者的解读，才能成为艺术品。但是，理论家们忽略了达成从艺术家到作品再到读者接受的两个转向之间的中介，即艺术家是利用媒介(从大众传媒时代起是利用媒介及其技术)创作艺术作品，再利用媒介把他们的作品传播给读者。如作家的构思和生命体验用文字媒介的形式物化为艺术作品，存储在书中，然后利用印刷媒介把艺术品传达给读者。这个完整的过程用图示意，即：艺术家媒介及其技术艺术作品媒介及其技术读者接受。媒介是艺术创作的原材料，是存储艺术信息的容器；也是传播作品的通道。毋庸置疑，在媒介时代，艺术批评的第三个转移则为“重点从研究读者和接受转移到重点研究作者——读者、传播者和数码化技术。”这是一次媒介技术带来的艺术批评的转移，这条与新闻传播学平行发展的艺术批评的媒介研究路径，被传播学研究者称为“界外批评。”而后者，叫作“界内批评”。其实，媒介批评是从西方艺术理论的语言论转向之后的文化研究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新的批评范式。

媒介批评从发端至今已将近一个世纪，随着科技的进步，艺术作品中媒介成分含量增加，媒介已贯穿艺术活动的全过程中，如时下热映的电影《阿凡达》运用3d合成摄像机(3d fusion camera)、虚拟呈像摄像机(virtual camera)和传统摄像机(traditional camera)同时拍摄，通过网络传输影像数据，在远离拍摄现场的城市里由计算机完成影片的后期制作。《阿凡达》是利用计算机媒介技术制作的一个范例。如果没有今天高端的媒介技术，我们就看不到这部充满立体感的超现实场景和人物的精彩绝伦影片。对于这部影片，如果艺术批评家不从媒介技术的视角评论它，他们又能对这部影片言说什么呢?在媒介主宰艺术的时代，以往的艺术批评方法对当代丰富复杂的研究对象已丧失了描述、解释和评价的能力。作为一个批评者，如果要真正地理解和介入作品，就必须从媒介楔人作品。如果批评家在媒介时代仍固守着传统的艺术批评方法，用旧方法去解决新问题，他们过时的钥匙打不开新造的锁。批评的原则要遵守，批评的技巧要训练，批评的范式要随着科技的发展而更新。

从媒介的视角评论艺术作品，必须打破以往仅仅从作品的形式和内容或者作者的经历以及读者的接受方面对作品所作的优劣程度鉴别，给作品的制作技巧以应有的评价。艺术理论工作者不应对新出现的艺术形式保持沉默与束手无策，理论应跟上艺术创作的步伐，及时对艺术家的创作给予指导和评断，从而推动艺术创作的发展和完善。

艺术批评家还担负着提高欣赏者的理解能力和认识水平的职责，要达到这一目标，艺术批评就必须发生媒介转向，这是在当代科技背景下，艺术批评发展的必然。批评家不仅要结合作者的学识修养和艺术经历把作品纳入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还要依托作品产生时代的媒介语境鉴赏作品，“恰如克拉克在《观画》一书的献词中所言，正是弗莱教导了整整一代人如何观赏绘画作品。”难道我们当代的批评家不该象弗莱那样教导读者们如何欣赏新媒体艺术吗?

三

从20世纪初期至今这个科学技术发展最快的百年间，涌现出了许多从媒介角度评论艺术作品的批评家。他们的批评实践是不约而同的，在批评家们生活的时代，还没有“媒介批评”这种艺术批评维度，但无人能否定他们的批评不是媒介批评。在西方艺术批评史上影响较大的媒介批评理论主要有：洛文塔尔(leolowenthal，1900－1993)的文艺传播批判理论、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论和麦克卢汉(herbert marshall mcluhan，1911－1980)的媒介美学等。

洛文塔尔是最早从媒介传播的视角研究艺术的艺术传播理论家，他“从传播角度出发进行文艺研究，同时又从文艺角度出发进行传播研究。”他把文艺与传播结合起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从媒介人手，考察大众传播时代的艺术特征，寻找大众传媒时代的艺术与媒介的关联，从而揭示艺术转型的奥秘。洛尔塔尔敏锐地发现：只有“从传播的角度，把对文艺本质的探讨放在传播这一基点上，把文艺传播作为文艺自身的存在方式、作为本体存在的范畴来研究，才能深刻认识文艺的本质。”艺术作品在传播中被欣赏和消费，在鉴赏主体的一次次解读中作品的内涵被领悟，“传播”已成为艺术的一种存在方式。

一种理论体系的建立，创造的不仅是它的内容，而且包括它的形式。一种理论要具有创新性，除了内容上的新意外，还必须用新的概念和范畴表达这些内容。洛文塔尔为了增加其艺术传播理论的有效性和说服力，他提出了两个具有原创性的范畴：“‘传播力场，和‘理解力场”，并赋予其独特的内涵。洛文塔尔的艺术传播理论，不仅仅是内容上的创新，而且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可操作性。他在20世纪20年代前即着手从媒介传播的角度研究艺术，科技和艺术的发展证明了他的艺术传播理论的前瞻性和开拓性。

本雅明在其《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论述了印刷术和照相术的复制功能取消了艺术作品的原本，艺术作品唯一性消失。复制技术也取消了传统绘画和雕塑艺术的神圣性和唯一原本的珍贵性，笼罩在传统艺术作品上的“光晕(aura)”熄灭了。但是，作为新马克思主义者，本雅明的美学和艺术理论一方面直接指向对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历数印刷技术和摄影技术的诸种“罪状”，惋惜传统艺术“光晕”的消失；另一方面，他接受了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把艺术创作看作和物质生产具有相同规律的特殊的精神生产，认识到复制技术对艺术生产力的推动作用。他推崇建立在现代技术之上的“第七艺术”——电影艺术，给予摄影和电影等现代艺术带来的“惊颤”效果以高度评价。这两种观点统一于本雅明的艺术理论中，从表面看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这正体现了本雅明以辩证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媒介技 术的进步对不同艺术形式产生的影响。

实际上，复制技术并不能宣告所谓“原本”的不复存在。电影、电视、照片的复本与原本是完全相同的，可以说，每一个复件都是原本。复制不仅没有导致原本的丧失，相反，倒是有利于艺术的普及。本雅明或许认为艺术欣赏只是少数社会精英们的专利。艺术需要进入民间，满足广大民众的精神享受。复制技术、传播媒介担负着开辟艺术通向世俗化之路的重任。

媒介技术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提出，媒介技术在分化，而文化在融合。新旧媒介融合发展是当下媒介现状的主旋律，随着融合进入纵深阶段，探索媒介融合的深层规律已成为重要议题。本文通过分析媒介间性（intermediality）理论在西方学术界的发展脉络，挖掘其在新旧媒介融合传播中的新价值，并将媒介间性视为重新理解和诠释媒介融合的一个理论维度，探讨其在当下重新获得新概念内涵的可能。

对于媒介间性概念的来源，学术界说法不一、争论颇多，最典型的现象就是它经常被当做一个新发明的概念。实际上，作为一个术语，媒介间性在西方学术界有二十余年的历史，在人文艺术多个领域形成丰富的理论传统，但其在传播学领域尚属新兴概念。《英汉大词典》对媒介间性intermediality的前缀“inter-”的解释为：1.表示相互；2.表示“在…中间”，“在…之间”，“在…内”，因此中文文献中的intermediality有两种译法：“互媒体性”和“媒介间性”，本文采用第二种译法。在概念内涵上，媒介间性与媒介融合有重合之处，两者都关注新旧媒介之间关系。不同的是，媒介融合侧重媒介技术维度的关系，而媒介间性则侧重媒介文化维度的关系。维尔纳・沃尔夫（Wenner Wolf）认为，广义的媒介间性涵盖了不同媒介间的任何关系，狭义的媒介间性则聚焦人类艺术作品中一种以上媒介参与的现象。

作为一个舶来品，媒介间性与媒介融合两个概念发生联系是一个新现象。自2010年始，为了更为清晰地阐释媒介间性的内涵，研究者们常常将媒介间性与媒介融合相提并论，这个做法回应了数字技术引发的媒介边界消解现象：一方面产生了融合的数字终端，另一方面则是同样的信息或内容在不同媒介之间穿梭游移。媒介融合关注前者，而媒介间性关注后者。在理论前提上，媒介融合被视为具有浓厚的技术中心论色彩，而媒介间性则被视为具有文化中心论背景，两者既有区别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媒介间性与媒介融合的关系浅析

对于媒介融合与媒介间性之间的关系存在多种说法，有人认为媒介间性是媒介融合的补充，即“补充说”；有人认为媒介间性不仅是一个学术概念，而且是一种理论和方法论，其解释力在传播研究中超越后者，即“超越说”。对于媒介融合与媒介间性的理论倾向，还分别存在“技术中心论”与“文化中心论”的说法。

“补充说”认为，媒介融合关注的是传统媒体如何利用新媒体技术实现自身进化，而媒介间性关注媒体间相互作用力所产生的传播效应，可以与媒介融合形成补充关系。每一种新媒体与旧媒体之间都存在密切的联系，而这种相互关系以具有强大冲击力的新媒体的作用为中心，具有各种媒体在震荡的媒体环境中寻求新的平衡关系的特点。而“超越说”则认为，媒介融合理论充满技术乌托邦色彩，在当下新旧媒介并存的环境中存在局限，其根本缺陷在于掩盖了媒介数字化变革中内在的结构性变化与社会性变化，通过强化同质性的过程，媒介融合模糊了媒介变革中的区隔性，所有的现象被同一个概念覆盖。而媒介间性则更多将注意力放在传播环境的特殊性中，因此能够超越媒介融合的缺陷。芬兰学者尤哈・海尔克曼认为，“媒介间性比媒介融合提供了更为有用和有效的方法，用以分析媒介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影响与后果。媒介间性的概念更加注重于变幻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中媒介形式的持续性和媒介的结合与再结合（articulation and re-articulation）”。

由于历史背景与理论传统的差异，媒介融合与媒介间性代表着不同的媒介观。尤哈・海尔克曼（Juha Herkman）提出，媒介融合是技术中心论，而媒介间性是文化中心论（表1）。

媒介融合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伴随媒介数字化而兴起的概念，一般被认为由美国未来学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olas Negroponte）提出。此后，媒介融合成为一个兼容并包的概念，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成为传播学与媒介产业研究中的热门术语。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伊索尔・索勒・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在《自由的科技》一书中提出，技术驱动的整合一直是媒介融合概念的主要面向。由此，媒介融合披上了技术决定论色彩。不同于前者，媒介间性发端于人文艺术领域，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成为文学、文化、戏剧电影等研究领域的热门术语，因此披上了文化决定论色彩。

在历史上，媒介间性与媒介融合有过多重交叉，但其重心与媒体融合倒是恰恰相反：媒介融合强调的是技术视野下的媒介共性，媒介间性强调的是文化视野下的媒介边界。而在宏观意义上，媒介融合与媒介间性并不矛盾，可以共同指向未来“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由此，媒介间性可以成为重新理解与诠释媒介融合的另一个维度。

二、媒介间性概念起源与发展

（一）媒介间性的起源

媒介间性的源头曾被视作一种艺术创作思潮。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媒介间性起源于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来源于激浪艺术家迪克・黑根斯（Dick Higgins）的跨媒介（intermedia）创作理念及相关论著。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对于媒介间性的讨论集中在超现实主义和达达主义艺术中，聚焦于文本与形象之间的关系。作为学术术语，媒介间性出现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其跨学科之旅中，媒介间性首先受到电影研究热烈拥抱，戏剧研究也对其展开正式讨论，由于其概念背景原因，文学研究是否已全面接受此概念则尚不明确。

在文学领域，媒介间性被视为二十世纪末期英国文学研究中的一种跨媒介转向（intermedialturn），在这个范式中，研究者倡导于以文学为中心，用媒介间性概念探讨文学与多种媒介之间的多重交叉关系。而文化研究对于媒介间性的系统性分析始于对数字化和互联网的讨论，主要聚焦在它对于文本的影响。通过媒介间性概念，文本间性的概念被扩展，应用到数字互联网文本形式的分析中。而在艺术研究领域，媒介间性被认为是二十世纪艺术与媒介研究的主流，其概念历史贯穿整个二十世纪，学者倾向于将媒介间性视为一种更为宽泛的思潮，所有后现代艺术和媒介均席卷其中。

对媒介间性的讨论是二十世纪末期欧美人文艺术研究领域的一个理论转型现象，其背景是媒介数字化浪潮对文学和艺术生产领域形成全面影响，是学术界对于媒介技术变迁驱动文学艺术生产转型的回应。而现在，以往对于媒介间性的定义开始面临挑战，越演越烈的“后媒介”环境将为媒介间性带来新的理论空间，同时媒介的商业化、全球化、数字化趋势，更使其作为一种跨学科理论愈发凸显出来。

（二）本体与融合：作为艺术（文本）生产方式的媒介间性

媒介间性与戏剧电影研究颇有渊源，许多研究者推崇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认为媒介在艺术（或文本）生产中具有决定性作用。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自己独特的媒介，这种媒介将艺术与其他艺术形式区别开来。克里斯托弗.B.巴姆（Christopher B.Balme）曾总结三种“媒介间性”研究的范畴：1.一个创作主题从一种媒介转移到另外一种媒介；2.媒介间性作为文本间性的一种特殊形态；3.在不同的媒介中，对某一种特定媒介的美学传统进行再创造（re-creation）。另外，研究者对于媒介间性的讨论充满本体论色彩，延斯・施勒特（Jens SchrOter）认为，媒介间性意味着对媒介的重新界定，一种媒介只有在与其他媒介发生联系时才能界定此媒介的本体，单独对一个特定的媒介下定义是不可能的，除非拿它与其他媒介相比较。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媒介定义模糊是常出现的问题之一。尤哈・海尔克曼认为，媒介间性理论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论，通过媒介相互之间的作用和联系来界定某种特定的媒介，“预设不同媒介之间存在这么一种关系（媒介间性，笔者注），媒介身份才能通过相互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被认可和被阐释。对媒介身份的重要思考是媒介间性研究方法的关键所在。”对某种媒介进行界定时，媒介间性会将媒介置于某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对媒介的定义来自于媒介与其他媒介作为比较研究时产生的意义，有利于研究者沿着历史脉络梳理某种媒介在不同社会情境或媒介环境中与其他媒介的关系，进而探索媒介身份及价值回归。例如，在对电视媒介的阐释中，学者菲利普・奥斯兰德（Philip Auslander）曾通过电视与其他媒介进行对比得出结论，认为电视是电影、戏剧、广播等媒介的融合形式。“电视不仅仅是简单地改变了现有的媒介形式（戏剧、电影、广播），而是改变和融合它们，把它们变成不一样的东西。”

在此范式中，媒介“边界”（boundary/border）的穿透是媒介间性概念的基本范畴，而近十年间，随着电子媒介的迅速发展，媒介与艺术的边界逐渐模糊，以往媒介间性概念中的媒介“边界”穿透的标准不再适用。在2010左右，媒介间性研究出现新的趋势，媒介“边界”讨论再次出现热潮。尤尔根.E.米勒（J n rgenE.M ti ller）论述认为，媒介间性是对马歇尔・麦克卢汉“媒介杂交”（media hybridity）的延展，麦克卢汉暗示媒介之间有固定的边界，而媒介“杂交”概念对于跨媒介研究来说非常狭隘，而媒介间性包含了跨媒介过程的社会功能层面，该层面与媒介地图中的文化技术互动相联系。劳斯・埃勒斯特罗姆（Larse EllestrOm）认为，媒介与媒介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交叉，而非相互隔绝的，“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媒介间性是已经建立的媒介边界被穿透的结果，实际上，媒介边界并不天然存在，但是为了解释媒介间性，我们需要讨论边界。”上述在本体论意义上对媒介边界的讨论丰富了媒介间性的内涵，对于如何解释融合背景下新旧媒介之间边界消失的现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它或许暗示着，媒介间性研究的重心将是技术融合之后新旧媒介在内容生产与传播领域的新现象。

（三）意义与融合：作为文本间性延展的媒介间性

在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媒介间性被视为文本间性在媒介范畴内的延展或创新。在这个范式之中，研究者首先反对抛弃文本、或背离以文本为中心去研究“文本一媒介”的关系。维尔纳・沃尔夫（Werner Wolf）认为，媒介间性的概念不是一个理论上的假想物，而是来自文学与媒介的关系，“在历史上和当代现实中有实质上的根基，上千年来被我们称之为文学的东西，与其他媒介发生了多重交叉关系。”其次，研究者还将媒介间性视为一个可与文本间性相对应、相比较的概念。“文本间性认为所有的文本都和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都是有迹可循的，对于媒介间性来说，媒介来也是如此。”“（媒介间性）在广泛的意义上，也是我们这里所认可的，是文本间性之与媒介的对等概念，它涵盖了不同媒介间的任何关系。”

文本间性概念指向媒介维度，最早可见于约翰・菲斯克（John Fisk）对文本间性的阐释，他将大众文化文本的文本间性分为水平和垂直两个纬度。文化学者米克・莱赫托宁（MikkoLehtonen）认为，垂直文本间性因文本与传播媒介发生联系，因而与媒介间性概念联系更为紧密。“在文本间性的概念中，所有的文本在阅读中都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文本发生联系，文本知识被读者所拥有。媒介间性的概念转而表明，这些其他的文本、以及文本知识，并非一定或必须来自于相同的媒介。”因此，他将媒介间性定义为“超越媒介边界的文本间性”（图1）。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对文本间性的讨论，无论从广义还是狭义上，都在试图阐释跨媒介理论。尤其是在九十年代，媒介间性实际上顺着巴赫金的对话概念与克斯提娃的文本间性理论，为这两者提供了基础条件（Irina 0.Rajewsky，2005）。在国内，媒介间性亦被认为源自巴赫金或克里斯提娃，也是因为其与文本间性长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这种说法遭遇到广泛批评，克里斯托弗.B.巴姆批评文本间性限制了媒介间性的空间，或者使得媒介间性泛化。尤哈・海尔克曼（Juha Herkman）批评这种思路是特定领域的学者为保持学科纯粹性的思路，媒介间性应与文本间性这些概念区别开来，如果可以被作为一种不同媒介间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关系而被广泛理解，它将会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概念。杨霜也认为，媒介间性与文本间性有着共通的思维角度，同样具有反权威、反逻辑、去除中心、消融界限的特征，但如果涉及到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的关系研究，互媒体性（媒介间性的另外一种译法，笔者注）比文本间性涵盖的内容与形式更为多样，影响力也更为强大。

（四）融合与文化：作为媒介认同机制的媒介间性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之下，媒介间性研究开始关注新旧媒介边界消失之后发生的文化融合现象，如信息的穿梭游移、意见的冲突协商，意义的逐渐趋同。亨利・詹金斯曾提出的融合文化（convergence culture）概念，将媒介融合视为一个文化转向、一个消费者驱动的机制。消费者移民式穿梭于各种媒介，通过互动与集体智慧建构自己的神话，构成媒介文化的新面貌。“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一切，每一个人知道一点，如果我们能倾泻我们的信息、合并我们的技能，我们就可以将碎片放在一起。”媒介融合中的文化转向促使我们思考，在一个重大媒介事件中，哪些媒介或传播主体能起到沟通、协调和整合的作用？

传播学领域中的媒介间性研究往往聚焦于此。例如，尤哈・海尔克曼曾研究2006-2008年芬兰政治选举，结论是芬兰政治传播领域传统媒体仍占主导地位、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隔阂依旧，以至于无法形成融合文化。“并非像融合概念所说的‘走到一起’，传播与媒介在格式、标准等方面的多样性甚于以往，更有历史、社会、美学和体制等方面的因素使得对单个媒介的认同顽固持续着。”杨霜以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事件为例，分析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之间“渠道互补、内容分享和内容对立”的关系，认为传统媒体对事件的报道具有“安全倾向”，网络媒体具有“危险倾向”，而“第三方机构”（研究机构的学者群体、民间社团组织）“成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有效结合的‘互媒体’实践的重要平台，成为借助网络媒体互动优势提升传统媒体信息质量的有效手段，最终为促进科学传播与民意和谐互动做出贡献。”在现有相关研究中，每一种媒介均被视为独特的媒介形式或内容生产方式，研究者在此基础上考察其在传播领域的角色关系、相互作用和影响力。如在关于芬兰政治选举的研究中，尤哈・海尔克曼采用访谈法界定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在竞选中的角色与特征，并根据四种媒介的特性推论新旧媒介之间的关系。与此类似，杨霜也在媒介间性研究中提及四种媒介的不同功能，借此推断新旧媒介危机事件传播中优势互补的状态。

孟建提出，媒介融合的“数字终端”转向实现了数字技术对媒介边界的消解。“媒介与媒介之间的传统界限化为乌有，媒介与媒介之间的内容得以轻而易举地实现共享，媒介与媒介之间的融合，不再只是必要，而成为了必然。”在边界消失之后，媒介间性研究关注的是信息在不同媒介间逐渐调适、实现受众认同的过程与机制，其核心为新旧媒介融合传播可以推动媒介向心力，强调媒介的凝聚力与社会整合功能。与媒介融合不同，媒介间性对新旧媒介互动关系的研究深入到信息聚合、意义整合、文化融合的层次，尤其关注集体意识的凝聚和群体身份认同。

三、媒介间性是重新理解媒介融合的另一个理论维度

尽管同时发端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媒介融合与媒介间性却在数字化浪潮中形成了不同路径。媒介融合一词在大众视野中频频出现，而媒介间性则稍显冷僻。当下，两者殊途同归，共同指向新旧媒介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媒介间性既非媒介融合理论的补充也非超越，而是重新理解媒介融合另外一个维度。

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关系，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传统媒体建设新兴媒体，二是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互动发展，三是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现在正进入第三个阶段。融合已成为当下媒介关系的主流方向，而文化融合是新旧媒介之间融合关系进入复杂阶段的时候发生的。随着新旧媒介融合走向纵深阶段，以技术决定论为导向的媒介融合在解释新现象时难免乏力，尤其是在文化层面，未来媒介将在内容生产、传播结构、价值观念领域发生一系列深刻变革，这并非媒介融合一词所能完全解释，而媒介间性作为另外一种维度，重新理解与阐释媒介融合带来的变化。

媒介技术论文篇（9）

摘要 在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作为传播学领域一大研究部类/范畴的媒介分析，正清楚地凸现出现实意义。世界范围内，信息传播新技术的作用和影响成为近年来传播学界的热门话题，由此带动了整个媒介分析领域，使之赢得了国际上学术界的很大关注。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媒介分析同样受到了很多关注，近年来，学者们进行了许多有关媒介研究/媒介分析的探索，发表了大量的有关成果。本文试图对中国大陆学术界这方面的成果，进行一番梳理，在此基础上，分析其特点。限于资料、时间等方面的原因，本文的这种梳理，难以在对所有学术成果的总体进行通览的基础上进行。因此，笔者作了一些选择，主要通过对若干新闻传播学刊物1996－2000年的内容分析、对自1995年召开的全国第四届传播学研讨会以来几次全国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内容作类似的分析、并对两本近年来出版的集中论述信息传播技术与媒介发展进程的关系等的媒介分析专著的研究，来从论文和著作这两个层面，探讨中国大陆传播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的研究成果，透视其概况及特点。由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十分有限、所读所知也十分有限，本文的局限性在所难免，其对研究成果的梳理，遗漏大约也在所难免，但却绝非出于故意。抛砖引玉，唯期本文对我国大陆传播学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能引发对此的更全面的探讨。 关键词：媒介分析、信息传播新技术 Abstract At present， as waves of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urge forward throughout the word， media analysis as an important category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s demonstrating its significance. Worldwide， uses and impact of the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have become a hot topic for discussion， thus pushing forward research in the whole area of media analysis， attracting much academic attention to the area.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media analysis has also received a lot of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scholars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have explored many issues in the area， resulting in many publication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make a survey of their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on the basis of that， analyze the features of these achievements. Owing to the limitation of time and to limited materials available， the writer cannot possibly make a thoroughly comprehensive study of all the media analysis achievements. Therefore， the writer chooses to carry out the study mainly through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articles published in four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journals in the country from 1996 to 2000， a similar analysis of the papers submitted to several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s since 1995， and a discussion of two recent books on media analysis. As the writer’s knowledge of and reading in the literature of this area of research are very limited， and the materials available are also very limited， this paper is bound to have some limitations. Omissions may also be unavoidable， but certainly not intentional. The writer offers this paper just in the hope of inviting more comprehensive studies of the media analysis achievements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Key Words: media analysis;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正文） 在传播学领域，媒介分析作为一个大的研究部类/范畴，主要指的是对如下内容的研究：媒介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各种媒介技术的特征及作用，媒介技术及其发展史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的关系，等。在传播学的发展史上，传播技术与媒介作为信息传递和接收的手段、载体，并非总是研究的重点。在西方传播学兴起的初期，传播学者们的注意力主要倾注在大众传播媒介所传递的讯息内容及其所产生的效果上。诚然，传播学发展史上曾出现一些对传播学界有深远影响的媒介分析成果和理论，如开媒介分析先河的英尼斯（Harold Innis ）的传媒的时空偏向理论，促使媒介分析在传播学研究中真正登堂入室的麦克卢汉（Marshall MacLuhan）的以“媒介即讯息”为中心论点的传媒理论，等等。但是，比起学者们反复挖掘、成果极为丰富的传媒效果研究或在许多重大而影响深远的传播学研究中都占据重要位置的传媒内容分析来，以媒介技术本身为焦点的媒介分析，在传播学发展史上原本算不上是一个显赫的研究范畴。然而，近年来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社会现实，却使媒介分析的现实意义，清晰地凸现。因而，世界范围内，信息传播新技术的作用和影响成为近年来传播学界的热门话题，由此带动了整个媒介分析领域，使之赢得了国际上学术界的很大关注。 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媒介分析同样受到了很多关注。虽然，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历史尚短，媒介分析领域中尚未出现象麦克卢汉理论式的独树一帜的、闻名遐迩的媒介理论。但是，我国传播学术界的成果发表、学术会议交流等学术活动表明，近年来，我国学术界进行了许多有关媒介研究/媒介分析的探索，发表了大量的有关论文。尤其是随着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热浪在全世界的高涨，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的特点，传播技术、媒介的发展与更新及其社会影响等媒介分析中的核心问题，已成为在我国举行的一些传播学研讨会的热门话题，也成为不少新闻传播学学术刊物涉及的重要内容。此外，专门涉及媒介分析领域的书籍也已出现。 本文试图对中国大陆学术界这方面的成果，进行一番梳理。限于资料、时间等方面的原因，本文的这种输理，难以在对所有学术成果的总体进行通览的基础上进行。因此，笔者作了一些选择，拟通过如下几步研究，透视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的概况及特点： ■ 通过对《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和《新闻记者》1996－2000年的内容分析，找出其中涉及媒介研究的文章篇数、在刊物内容中所占的比重与论题。在此需要说明的是，选择这四家刊物的原因，仅是出于对三种情况的综合考虑：地域分布（这四本刊物，两本在北京出版，两本在上海出版）、兼顾主要面向研究界与主要面向业界的刊物、可行性因素（主要是指刊物对笔者而言的易获得性）。笔者丝毫无不重视其它新闻传播学刊物之意。 ■ 通过对自1995年召开的全国第四届传播学研讨会以来几次全国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内容作类似的分析，进行这种梳理。这里笔者只可能把范围限于自己所熟知的几次学术会议，不敢妄求全面包括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所有学术会议。 ■ 通过对《传播科技纵横》（闵大洪著，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明安香主编，华夏出版社1999年出版）这两本集中论述信息传播技术与媒介发展进程的关系等的媒介分析专著的研究，探讨我国传播学术界关于媒介分析的研究在专著这一层面的成果。笔者坦承，由于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十分有限、所读所知也十分有限，而研究只能建立在对资料文献的掌握的基础上进行，局限性在所难免，遗漏大约也在所难免，但却绝非出于故意。抛砖引玉，唯期本文对我国大陆传播学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能引发对此的更全面的探讨。 一、 概况透视 透过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近年来的学术刊物的内容、学术会议上的论文交流以及书籍的出版，我们可以领略学术界的研究动向。 I．1 学术刊物 学术刊物往往是人们观察学术界最新动态的一道窗口，因此，笔者希望先以分析若干国内新闻传播学的学术刊物为切入口（按季刊、双月刊、月刊排列），进入对于近期我国学术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 《新闻与传播研究》（季刊） 年份 *总篇数⑴ *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⑵ 1996年 50 2；4％ 1997年 46 7；15.22％ 1998年 49 8；16.33％ 1999年 50 8；16％ 2000年 51 14；27.45％ 总计：246 共计：39；15.85％ 《新闻大学》（季刊） 年份 *总篇数 *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 104 5；4.81％ 1997年 117 5；4.27％ 1998年 117 4；3.42％ 1999年 108 8；7.41％ 2000年 119 13；10.92 总计：565 共计：35；平均比例：5.88% 《国际新闻界》（双月刊；1998年度第5－6期合刊） 年份 *总篇数 *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 114 19；16.67％ 1997年 111 9；8.11％ 1998年 99 13；13.13％ 1999年 103 21；20.39% 2000年 97 26；26.80% 总计：524 共计：88；平均比例：16.79% 《新闻记者》（月刊） 年份 *总篇数 *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 298 6；2.01％ 1997年 342 7；2.05％ 1998年 339 7；2.06％ 1999年 374 19；5.08% 2000年 427 31；7.26% 总计：1780 共计：70；3.93% 以数据点折线表示，媒介分析文章在这些刊物中所占百分比近年来的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从以上图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如下几点： 1． 这四种刊物在最近几年中无一例外地都经常刊登媒介分析文章。 2． 在四种刊物中，《国际新闻界》发表媒介分析文章最多，不但按篇数计算数目最大，而且在总篇数中所占百分比也最大。 3． 四种刊物中，《新闻记者》刊登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最小，但1999年起该刊发表的媒介分析文章篇数与往年相比明显增多。 4． 1996年－1998年期间，《新闻与传播研究》发表的媒介分析文章逐年增多；2000年该刊发表的此类文章明显多于前几年。 以上几点中的第一点显示了媒介分析近年来已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专业刊物经常涉及的内容之一。 关于第二点，我们认为，它和《国际新闻界》的宗旨目标及特点有关。这一刊物以“透视环球传媒，追索今昔流变，拓展研究视域，提升学术品位”为其宗旨目标，具有重视国际传媒业最新动态、重视介绍国外情况的特点。自美国以其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率先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目标以来，信息高新技术的层出不穷和迅速投入应用、因特网作为新一代的传播媒介迅速崛起、全世界范围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发展势头猛烈、传统的传媒业正面对一场新的社会传播事业结构调整──这一切已成为国际传媒业近年来的新动态。而美国和一些其它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领先地位，使介绍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成为介绍这些国家传媒业近况的一个重要论题。这些显然都促使《国际新闻界》较其它刊物更多地刊登以论述信息传播新技术与传媒发展、传媒运作的关系为主的文章及讨论有关理论的媒介分析文章。此外，自1997年以来，《国际新闻界》每年都有一期或若干期有关于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的栏目，集中刊登有关文章。1997年第四期中有“最新传播技术手段研究专辑”栏目，下有5篇文章，按我们本文中所下的定义都属于媒介分析文章；1998年第四期中有“新媒体研究专辑”栏目，收有6篇文章，均属媒介分析文章；1999年第三期中有“网络传播研究专辑”栏目，收有5篇关于最新传媒──网络的文章；第四、五、六期均设有“网络传播”栏目。2000年第一、五、六期均有“网络时代”栏目。设有这样集中刊登关于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的文章的专栏，显然也有利于该刊较多地刊登媒介分析文章。 关于上述第三点，《新闻记者》上的文章体裁不一、且以短文居多大约与此不无关系。作为一家面向业界的刊物，相对而言，它所刊登的理论性、学理性探索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中所占比重是有限的；它重视传媒业界同仁间的体会交流等，大量的文章涉及写作、编辑、摄影等业务方面的体会。当然，随着电脑、网络技术在新闻工作中的日益渗透，随着我国新闻传媒业技术手段更新的过程的进展，我国新闻工作者将会在其传播实践中对信息传播高新技术的运用及其影响等，体会日深。在被称为我国“传媒上网热之年”的1998年过后的1999、2000年，《新闻记者》上刊登的媒介分析文章明显增多，正可说明这一点。 在这四家刊物中，《新闻与传播研究》可说理论色彩最浓。1996年—1998年期间这家刊物所登载的媒介分析文章逐年增多，而2000年该刊发表的此类文章明显多于前几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探讨传播技术手段、传媒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的媒介分析研究，正越来越受到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界的关注。 I．2 学术会议 学术会议也是观察学术界动态的一道窗户。根据笔者手头掌握的资料，1995年“全国第四次传播学研讨会”在四川成都召开以来，探讨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等的媒介分析文章，已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学术会议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第四次传播学研讨会”的论文集显示，“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研究”系当时对论文分门别类时的一个类别。但是，当时这一类别下的论文篇数尚不多，仅有两篇，题为：“信息传播手段的又一次革命”和“试论我国在‘信息高速公路’十字路口的选择”。（论文集总共收入论文59篇。）1996年，当暨南大学新闻系为庆祝成立50周年而举办“面向21世纪的新闻与传播”学术研讨会，邀请来自香港和内地30多所大学、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介的学者会聚羊城各抒己见时，会上发表的50多篇论文中可归为本文中称为“媒介分析文章”的，有5篇。这5篇论文绝大部分研究信息高速公路，研究正在迅速崛起的因特网（当时称“国际互联网”）。1997年，“全国第五次传播学研讨会”在杭州大学召开，60余名学者以“传播与经济发展”为主题，进行了为期两天论文宣讲与讨论。会议收到的46篇论文中有 5 篇论文属于讨论信息传播新技术的“媒介分析文章”。信息高速公路、电脑互联网络与大众传播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成了台上台下的热门话题，不但在会场上引发学者们的热烈发言，而且在会场外的个人交谈中也引发种种议论。会议结束后，有关论文很快被《新闻大学》、《新闻记者》、《新闻学争鸣与探索》等刊物登载。 1999年10月至11月，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接连举行了三次较大型的学术会议。10月下旬，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了“’99传播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30多位中外学者在会上所宣读的论文中，探讨信息传播新技术与社会的互动的媒介分析论文有5篇，以研究因特网为主。10月底至11月初，在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了“第二届两岸传播媒体迈向21世纪学术研讨会 ”，会议收到的40余篇论文中，可归为本文称为“媒介分析文章”的，有10多篇。紧接着，12月7日至9日在复旦大学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会上发表的50余篇论文中，有10来篇属本文所说的“媒介分析文章”。 2000年10月20日—2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了“世界新闻传播100年”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的近70篇论文中，可归类于“媒介分析”的文章达16篇，占总数的23.19%。2000年12月13—15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了“全国第四届科技传播研讨会”，会议的主题，即是网络传播。 从这几次会议的情况来看，网络传播的崛起使围绕信息传播新技术同传媒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及其有关理论的媒介分析研究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界而言魅力有增无减，在1999年以来的五次学术会议上，媒介分析文章尤其成了会议内容的一个重头。这一点，同笔者梳理有关学术刊物近年来的文章内容所发现的情况，是吻合的、一致的。 I．3 书籍 1998年4月，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闵大洪先生撰写的《传播科技纵横》。此书分十五章，阐述了传播科技发展进程中各项重大进步及其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这十五章是：“古代信息载体与传播手段”，“近代印刷术的诞生与发展”，“摄影术、电影的诞生与发展”，“近代通信手段的重大发明与发展”，“广播电视的诞生与发展”，“当代印刷术和出版业”，“当代广播电视新技术”，“当代计算机业与通信业”，“计算机网络与信息交流”，“因特网与传统大众传媒”，“当代多种媒介的相互竞争与融合”，“传播技术在当代新闻传媒中的地位”，“传播技术的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对传播新技术的管理”和“信息高速公路展望”。书中追踪最新信息传播科技及其应用对传媒业的影响和宽广的社会影响的，占10章之多；这10章中，尤以探索计算机业及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计算机网络业及其正、否两方面的社会影响的部分占了重头：作者以整整八章的篇幅，对此进行了阐述。鉴于对建立在以往的传播科技的物质基础上以往的传播方式，学术界早已有过许多论述，达成许多一致的认识，作者将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用于对信息传播科技的最新进展、最新发明及其对于传媒业发展与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系列方面的影响上，这种选择显然使《传播科技纵横》得以涉及开拓空间较大的课题。书中不但尽量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一系列最新传播科技手段作了描述，而且涉及了一系列围绕传播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影响大课题的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的问题，如：传播科技发展的利与弊，传播科技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因特网与传统的大众传媒，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市场，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管理，传播科技发展、信息传播的全球化趋势及国家的信息传播政策，等。 以传播科技的发展的利和弊为例，该书在对卫星直播电视的探讨中，既谈到卫星直播电视的利──对于扩大电视的覆盖面、扩大电视传播的范围、促进国际电视传播中的作用，又探讨了卫星直播电视的弊──对卫星的轨道资源的国际争夺和电波越境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冲突问题。作者指出，“正因为通信卫星具有打破以往电视传送所受到的时空限制的能力，因此不仅发达国家大力研制、发射电视直播卫星，而且不少发展中国家也纷纷购买或租用。在激烈的竞争中，商业利益与国际政治带来了国与国之间无可避免的冲突，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项争论。一项是技术问题，即卫星轨道问题，因为同步静止卫星的轨道资源是有限的，必须向国际电信联盟提出申请得到认可，而目前世界各国对卫星轨道位置争夺激烈；另一项是社会问题，即电波越境带来的影响。 电视直播卫星所带来的电波越境，从积极意义上说，可以促进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但使用不当或别有用心，也会造成国家间的不和甚至相互憎恨，破坏人类共同生存发展的氛围。……在DBS电波越境的争论中，西方发达国家持‘信息自由论’的立场，要求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承认信息自由流动的原则。而反对的国家则持‘信息主权论’的立场，要求在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的总格局内制订出具体的规则，并强调应事先取得他国的同意。…… 80年代，美国国际电视进入西欧，为已经风靡西欧市场的美国影视片推波助澜时，欧洲传播界也纷纷指责美国为‘文化帝国主义’，要求采取措施保护民族文化，许多国家对电视台（尤其是对有线电视网）播放外国节目的比重作了限制。当国际电视的浪潮推进到亚洲地区以后，这种矛盾就更为尖锐。对于卫星电视来说，进行有效的国际管理确实困难重重，……”⑶ 该书在有关因特网的章节中也讨论到了传播科技发展的利与弊。在简述因特网的特点和功能，各国对因特网的应用在促进经济、科技、教育方面的发展中的作用，在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的效能后，该书即谈及因特网带来的种种问题，如：网络安全及计算机犯罪、“黑客”猖狂入侵重要的网站网点，意识形态和文化渗透，虚假信息虚假新闻流传，色情内容泛滥于电脑空间，知识产权遭到侵犯，等。 再以因特网与传统的大众传媒、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市场为例。《传播科技纵横》谈到了因特网的出现和普及对传统的大众传媒构成冲击，但以更多的篇幅，探讨后者如何能“借着因特网之势另有一番风光。” ⑷因为，因特网上信息流通的一些负面影响，使“人们在网上广泛浏览之后，更愿意访问每日能提供客观、真实信息来源的节点，而这一点，在人们心目中已建立权威地位的著名新闻媒体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也就是说，现有新闻传媒上网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同时也必须看到，现有新闻传媒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因特网并非可以完全包容和替代。如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印刷报刊由于自身所具有的特点，不可能完全被网上电子报刊所代替。” ⑸尽管如此，该书作者强调指出，传播科技的新发展必然导致新老传媒间的激烈竞争，作为新一代媒体的因特网的崛起，必然意味着它与传统的大众传媒间在传媒市场上对受众的争夺。“各类媒介均有自己的特点，一种媒介完全取代另一种媒介是不可能的。但影响力的大小，此消彼长，则是不言而喻的。” ⑹而与此同时，传播技术的发展还在改变以往各种传媒泾渭分明，截然分开的情况，竞争之中还出现了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趋势，“多种多样的媒介在推进社会多元化和多样性方面已成为一股强大的动力”。⑺ 1999年2月，华夏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明安香先生主编的《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课题，该书不但对90年代初以来突飞猛进的信息传播高新技术、新媒介的现状和特点进行了归纳性的描述，还对学术界和社会上围绕它们的讨论中涉及到的许多问题，进行了严肃的讨论，按自己的框架，综合研究了众说纷纭的概念，论点，预测，通过系统的分析，将有关认识上升到理论的高度。⑻此外，该书又在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对策性建议。该书聚焦于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对传统的大众传播带来的影响，分十一章对有关问题进行阐述，即：“信息技术和信息社会”，“印刷媒介：告别铅与火 走向光与电”，“当代多种传播媒介的互相竞争与融合”，“新兴电子传播媒介”，“‘第四大众传媒’的崛起：计算机国际互联网络”，“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政治、法律”，“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经济发展”，“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文化”，“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生活”，“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和“赢得进入信息社会的‘护照’”。按照该书主编、课题组负责人明安香研究员的归纳，该书是从五个方面，对研究重点展开探讨的，即： ■ “从数字式、多媒体、网络化等最新信息传播技术发展的崭新高度和视野，重新回顾和探讨了人类信息传播”。 ■ “宏观地探讨和展望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在当代和未来社会中所处的空前重要地位及其发展方向。” ■ “对书中重点探讨的‘信息传播新媒介、新技术’作出界定，并回顾和概括当前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发展的主要种类、特征及其现状”。 ■ “简要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以便以此为背景更好地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对大众传播的影响”。 ■ “探讨和预测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和核心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将会给传播的大众传播在一系列方面带来的巨大影响和根本变革；并对于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大众传媒业、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及理论研究在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新形势下的发展，提出一些对策与建议”。⑼

书中对媒介发展进程的总结、归纳式研究，对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和核心的传播高新技术同大众传播的关系的分析，对世纪之交我国在信息高新技术、信息产业领域的发展的对策性建议，都反映出课题组对有关问题的深思，并有助于启发人们探索思考。例如，第十章“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首先以历史的视角，概括性地分析了传媒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基本规律和法则，再分媒介形式，新闻采访、写作报道和编辑方式，新闻产品的发行和传送方式，受众地位及其与媒介的关系等几个方面，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的大众传播中的根本性转变。作者对于传媒发展过程中的新老传媒遵循的法则，表达了深具概括性的观点，即：旧媒介在同新兴媒介的激烈竞争中，纵然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也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会遵循生存第一法则，千方百计谋求生存下去，而为了生存下去，旧媒介又会遵循变革求存的法则，适当地改变自己的“媒介形式、运作方式和服务方式，以适应形势的发展”；新媒介要在原有的媒介世界中站稳脚跟，取得成功，就得遵循优胜法则，即在方便、兼容、简便、可靠、可见、价格适宜等一系列方面显示出其超越旧媒介的优胜性，并遵循经过一个（一代人时间的）过程的“一代人法则”；旧媒介和新媒介在激烈竞争中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共同遵循长期共存法则。⑽ 书中对新闻与传播理论体系如何适应新的形势的探索，也颇具特色。该书建议“重新构建新闻与大众传播的理论体系”，并认为这就是要建立“网络传播学”这样一种脱胎于传统的理论体系而又根据崭新的网络化传播环境形成全新的特色的崭新的理论体系。书中探索性地提出，根据目前的情况，“网络传播学”至少应涵盖这样几类内容：网络传播环境学、网络传播生态学、网络传播采访学、网络传播媒介学、网络报道学、网络公众学、网络调查学、网络传播法规学和网络传播伦理学。⑾ 与论文相比，书籍由于篇幅大得多，论述问题可以在全面、系统、深度等方面，有较大的发挥余地，内容覆盖面当然也可大大超过论文。如果说近年来我国学术刊物上的媒介分析论文各自探讨了有关信息传播新技术同大众传播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或有关理论的某个或某几个问题的话，那么《传播科技纵横》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则对以数字式、多媒体、网络化等为主要特征的最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新媒介概括性地进行探讨，并对传播科技发展与变化加以总体研究，还对围绕科技、传媒、社会发展的关系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索。 目前，随着网络运用的逐步推广，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也已开始被推上网：1999年下半年，由新浪网、浙江在线和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创办的《中国新闻学评论》已在网上出现，这是一家没有印刷版的网络刊物，而且是专门有关中国新闻与传播研究的网络刊物。有关媒介新技术、新媒介的研究是该刊物的重要内容之一。该刊的栏目之一“个人频道”下的“大洪视点”，集中刊载了闵大洪先生有关网络等传播新技术、新媒体的一系列论文。2000年5月28日，上海14家主要新闻传媒机构联手创办的东方网正式开通，“网络媒体研究”成为这一网站上的专题栏目之一。由于《中国新闻学评论》在网上推出和“网络媒体研究”在东方网上出现时间还不长，目前笔者尚无法对此作更多的讨论，只能寄希望于未来。 上述讨论到的都属于我国学术界在媒介分析领域、尤其是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研究领域的成果发表。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这一领域的目前正在进行的重大项目。据有关论文介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对当前的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这一前沿研究领域极为重视，“1996年以来几乎每一年都有相关课题，如1996年设立项目《多媒体技术与新闻传播》、1998年设立项目《新闻传播手段的数字化：现状透析与发展预测》、1999年设立项目《网络传播新发展及其对策（研究报告）》、2000年设立项目《互联网对信息传播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影响研究》。” ⑿有关成果发表和正在进行的有关项目，显示出我国传播学界围绕着与信息传播新技术同大众传播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有关的许多问题，已进行并在继续进行许多探索。 二、 特点分析 本文第一部分的讨论说明，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在传播新技术及其特点、传播技术与媒介的发展与更新及其同社会发展的关系领域的研究，已产生了以论文为主兼有书籍的成果。这一部分试图在此基础上探讨这些成果的特点。 II．1 介绍、描述性内容占重要位置 介绍、描述性内容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在我们此处称为“媒介分析”的领域的成果中占重要位置，这可说是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的特点之一。如果略加细分，不难发现，本文第一部分中谈到的学术刊物与学术会议上的媒介分析文章中，大量的文章主要是描述性或介绍性的，再加上对有关问题的分析。例如，《新闻与传播研究》刊登的“国内外电子出版物的发展现状与发展趋势”，“对亚太地区三家日报电子版的观察与思考”，“中文报通过因特网走向世界”，等，《新闻大学》刊登的“上海六家广电媒体因特网网页比较分析”，等，《国际新闻界》刊登的“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新闻战”，“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西方通讯社是如何在哥伦比亚工作的”，“数字时代的BBC”“美国记者如何利用E-mail”，等，《新闻记者》刊登的“一份跨国界的免费出版物──兼谈电子网络”，“网络上办影展 光盘上存照片”，“新闻传媒网络化发展新趋势”，“记者要学会数字化生存”，“美国《时代周刊》见闻”，等，“全国第六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的“因特网在对外传播中的应用──效果及趋势”，“从新闻提供者到公共论坛：《人民日报网络版》个案分析”，等等，可说都属于此类文章。这类文章的特点是，一般以小见大，往往从某些具体实例入手对最新传播技术渗透到传媒业工作和人们社会生活的现状作描述、介绍，以此为基础探索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例如，《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三期刊登的“对亚太地区三家日报电子版的观察思考”（作者：闵大洪）一文，对亚太地区三家大型日报——日本的《朝日新闻》、台湾省的《中国时报》和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的概况进行了介绍，提供了诸如访问人次、电子版网页编排、内容、电子版上的广告等资料信息，由此切入到电子报纸的发展这一课题，探讨了电子报纸发展的技术基础──因特网，以及与电子报纸的特点有关的电子报纸发展的动因。 又如，《新闻大学》1998年冬刊登的“上海六家广电媒体因特网网页比较分析”（作者：陈思劼）一文，主要是对上海电视台、上海东方电视台、上海有线电视台、上海教育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东方广播电台的网页的一些基本情况及主要内容作介绍，并对这些网页进行比较，介绍的信息包括这些网页的主页网址、上网日期、网页数、容量及主要栏目与内容。在此基础上，文章对广电传媒与网络传播的关系问题略加探讨，但从全文来看，这一探讨部分所占篇幅颇小。又如，《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三期刊载的“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作者：杜跃进）一文，是透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的一家小报《圣何塞信使新闻报》创办的（与“美国在线”America Online联网的）电脑联机网络信息服务系统“信使中心”的实例，透过这一“信使中心”提供的电子报纸、通讯服务等网上服务的情况，来以小见大──观察“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并进而讨论美国新闻业对信息高速公路的积极采用对美国新闻业的传播方式的影响这一问题的，文中谈到了反映这种影响的四个方面：新闻媒体物质形式的演变，新闻内容的变化、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挑战、对受众的影响。但介绍性内容不但所占篇幅较大，而且还贯穿于讨论分析之中。《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二期登载的“数字化时代的BBC”（作者：彭兰）一文，描述了BBC近年来的沿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向前迈进的情况，即：进入90年代以来，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挑战和需要，英国广播公司BBC实施自己几次根据形势进行修改、补充的对近期、远期发展规划，采纳数字化技术，退出一系列新广播、电视频道和服务的发展状况。文中具体对BBC的一系列借助数字化技术的新服务、新频道作了介绍及特点分析，为读者描述了BBC数字化广播（DAB， Digital Audio Broadcasting的缩写）服务的现状、特点与发展计划。 再如，《新闻记者》1999年第十期发表的“办出特色：传媒网站生存之道”，透过两家并非由传统传媒中著名的大型媒介机构创建的传媒网站——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太阳海滨媒介集团公司创办的Sunline网站和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的一家视频作品制作公司Gardy McGrath International创办的“网上电视”/“万维网电视”（TV on the Web）网站──的成功实例，探讨办出特色在传媒网站获得成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文中对这两家传媒网站的网页设计、内容、办网站的方针、策略等，作了介绍分析，以“办出特色”为主题，将这些介绍性信息串在一起，作为讨论这两家传媒网站的成功的一大原因及其启示的基础。⒀ 这类文章当然并非遵照同一模式，虽说总体而言都带有这样的特征：以小见大，以介绍实例为主引出或融入对有关问题的讨论，但是，其中有的在介绍和讨论方面都较宽泛，有的则突出重点的色彩较浓。由于偏重情况介绍描述，此类研究往往在理论问题探讨方面就涉入有限，从而出现谈得较宽泛而缺乏细化深入的分析，几笔带过等情况。然而，介绍、描述性为主的研究自有其作用，对此我们不能忽视。这类研究提供了许多十分有用的新近资料，而新近资料的积累，正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其中的有些研究中，作者提供了或由其本人采用调查、观察、内容分析等方法而得的量化的第一手资料，或通过网上研究、图书资料研究等而获得的来自其他学者实证性研究结果的量化的第二手资料。以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传统上重思辨、重定性研究而对定量研究重视不够的情况而论，这种量化的资料的提供，可以为学术界进一步对有关问题进行思辨式的研究，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量化作为一种测量工具，作为一种手段，对事物（的质）进行精确量化，有利于对事物、对事物的质的系统研究和了解，也有利于使论点的展开、定性的阐述具有扎实的依据从而增添说服力。因此，上述提到的那些研究提供的量化数据的积累，对于我国的传播学研究而言，就可说另具一层意义了。 从信息传播技术发展的进程来看，20世纪90年代信息传播新技术大量涌现，发展之迅速，真是创历史之最。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媒介分析研究，客观上需要先从介绍、描述与最新传播新技术的应用有关的新情况入手。此外，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经济实力、科技优势等方面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工业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国走在前面，这些国家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新经验、它们在这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趋势，因其参考作用而值得介绍。这也必然使我国传媒研究成果中覆盖这方面的内容，从而增添了介绍、描述性的内容在我国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成果中所占的比重。 虽然在我国学术界关于媒介分析的文章中似以描述性或介绍性为主再加上对有关问题的分析的文章居多，但也有一些文章是讨论分析性的，或以此为主的，如：探讨网络出版物与法律法规的“电子网络出版物的法律法规建设”（作者：张西明，《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一期。），分析互联网络的“互联网络：一个虚拟的社会”（作者：张锦，《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三、四期。），探讨网络时代媒介把关人角色的变化的“从‘Gatekeeper’到‘Heads-up Displays’”，探讨网络传播中的受众的“网络传播中的受众诠注”（作者：石艳红，《国际传播界》，1999年第三期。），等。此类文章中还有对某一媒介分析理论进行探讨的，如：讨论著名的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论文——《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四期刊登的“麦克卢汉的传播思想”和作为“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之一的“新形势下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再认识”。作为探讨理论的文章，这些文章自然就较为突出分析讨论。 II．2 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 从上面梳理到的我国传播学界的媒介分析研究成果来看，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也是一个特点。笔者在梳理过程中发现，就这一领域的研究而言，学者们在对问题的展开中往往铺开面甚广，以概括性、综合性地阐述为主。例如，“电子出版物的法律法规建设”一文将传统媒介的新闻出版法规面对网络出版物在实施中遇到的主要困难归为九点，对建立与网络信息有关的法律法规、规范网上出版中要解决的法律道德问题，分“名誉侵权问题”、“著作权问题”、“保密和泄密问题”、“黄色、凶杀、暴力一类图文音像信息引起的法律问题”四个方面予以展开，逐一讨论。“网络传播中的受众诠注”一文对于网络媒介为受众成员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所带来的变化之分析讨论，分“网络受众的定义及其图示”、“个体化和主动化的网络受众”、“网络受众在信息面前人人平等”、“网络受众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意义”和“网络受众：为自己把关”五个部分展开，铺开面较广，在论文的篇幅范围中来看，这种处理法带有综合性的色彩。 就书籍来说，上面讨论到的《传播科技纵横》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中，相比之下，后者对理论探讨更为偏重。因此，笔者此处拟集中考察后者在讨论分析问题中是否也具有重概括性、综合性的特色。笔者感到，此书对有关问题的讨论，同样具有概括性、综合性的特征。这首先表现在它综合讨论了诸多问题上。对此，我们在上一部分中已有所涉及，这里不再赘述。其次，这表现在此书对其所讨论分析的问题，在展开中似乎也偏重概括周全。试以该书的第十章“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为例。这一章概括了“媒介发展的基本法则”、“报纸、广播、电视将面目全非”、“新闻采访方式将发生的根本性变革”、“新闻报道和编辑方式将发生的根本性变革”、“新闻发行和传送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受众地位及其与媒介关系的根本变革”和“媒介角色的根本变化”七个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力求全面概括的展开方式。这七个方面构成了这一章的七个节，而每一节的展开，同样体现了这种偏重概括周全的特色。例如，第二节“报纸、广播、电视将面目全非”，分“报纸：由印刷报纸到电脑网络报纸、电子便携报纸”、“电视：数字式、高清晰度、互动式家庭影院”和“其他大众传播媒介的变革”三点展开，显然最后部分以“其他大众传播媒介的变革”为名，可以将除了这一节的标题中点到的报纸、广播、电视以外的其他的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包括进去，这看来同该书的讨论注重全面概括有关。在具体到这些小点（目）的阐述中，综合性、概括性的特点仍然可见。即以这一节的第一点“报纸：由印刷报纸到电脑网络报纸、电子便携报纸”为例，其内容涉及到：作者对印刷报纸因其特点不会“很快被高速飞驰的信息列车碾得粉碎”的看法及理由，报纸等印刷媒体的变形三部曲──即出现电子翻版、电子变版和多媒体版，以及反映报纸发展另一种趋势的便携式电子报纸及其特点，覆盖面相当广，由此也可见力求概括周全的特色在书中得到了层层体现。 我国媒介分析研究著述中出现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自有其原因。首先，它同选题有关。我国不少媒介分析文章的题目都较大，题目本身要求覆盖面较广，注重概括性、综合性也就自然而然。其次，我国在传播学研究领域起步较晚，目前尚处于学科建设的早期，围绕媒介的技术特点，传播技术、媒介的发展更新同大众传播业的发展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关系等而展开的媒介分析研究，当然更是处于早期。对于早期的研究来说，重概括性、综合性正适应学科建设积累的需要。此外，对于书籍而言，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不少书籍似乎往往兼具专著和教材的特色，而且事实上在使用中也扮演专著与教材的双重角色，对于问题的分析阐述力求概括周全，与教材要全面概括、传授基本知识的客观需要相吻合。对于我国的媒介分析领域而言，这些已有成果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当然，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学术界还需要在媒介分析领域向形成独特的、创新理论体系的方向努力。 II．3 选题贴近传媒业发展现实、追踪发展动向 从选题来看，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界的媒介分析研究，具有贴近传媒业发展现实、追踪发展动向的特点。电子出版物的兴起与特点，因特网的特征及其对传统大众传媒的挑战，网络传播中的法律法规问题、伦理问题，传媒网站建设，卫星电视，网络时代传媒把关人角色的转变，网络时代受众角色的变化，新、老传媒的关系，计算机（电脑）辅助新闻学，等等，构成了近年来我国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研究一再关注的问题，这些选题，无疑是贴近我国传媒业新发展的现实的，也是追踪全世界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发展动向的。这一特色，大约同媒介分析这一研究领域本身的性质、特征有关。媒介分析本身，是一种考察传播技术的发展同社会变迁的关系的研究，对发展、变迁的研究，首重新发展、新变迁往往很自然。当年，媒介分析理论家麦克卢汉正是在电视在全世界蓬勃发展的60年代，提出其媒介理论，为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用媒介技术史作主线把文明发展史串起来的研究传统作出关键性贡献的。虽然他的著述涉及了媒介技术发展史上的各个阶段，但是当时的新兴传媒电视无疑是他的研究突出关注的。关注媒介新技术的特征及其发展动向，是媒介分析的需要使然。追踪发展动向除了可以指追踪实践方面的发展动向外，还可以指追踪理论方面──学术研究方面的发展动向。在后一种意义上，我国的传媒分析研究的选题，总体上来说也是可以说具有追踪发展动向的特色的。当笔者将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中经常关注的问题同国际上的一些新闻与传播学学术刊物——如《传播学杂志》（季刊；由美国国际传播学协会主办）、《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者》（季刊；由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主办）、《加拿大传播学杂志》等──中近年来发表的论文中的同类研究的关注点相比时，笔者发现，两者相当吻合。即使国际上的这些刊物上的同类研究不少在时间上领先了一步，但是我国的研究并非在时间上远远落在后面。事实上，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不少引征了国外学者一些最新研究成果，有的还参照了网上提供的最新资料，注释中出现有关网站的网址与上网日期，可以说明这一点。 当然，各国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进展不同，各国传媒采纳高新传播科技的发展情况也不同，各国媒介分析研究的起始时间、发展阶段也不同，因此，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国际学术界所经常关注的问题中也有一些尚未构成我国学术界的关注热点。例如，对于电子出版在学术性信息传播（scholarly communication）中的应用，对于网络空间中的虚拟社区等，国际上学术界常有论及，但在我国学术界现实的媒介分析研究中，似尚未引起多少注意。关于前一问题，迄今为止在我国新闻传播学术信息沟通中，最主要的手段仍然是印刷传媒，这大约是影响关于电子出版与学术性信息传播的关系成为关注热点的重要因素。关于后一问题，对于现阶段因特网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来说，离众多的人们感受虚拟社区的存在，还有很大的距离。这影响到网络空间中的虚拟社区研究在我国的现实意义，它尚未构成我国媒介分析研究的热门选题，也就很自然。 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不但那些围绕传播技术新发展、传媒新发展展开的研究显示出追踪国际上的发展动向的特点，而且那些探讨媒介分析理论的研究，也是如此。例如，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本已在达到其红极一时的顶峰后长期陷入较少引起注意的寂寞的低谷，但近年来，在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新形势下，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又再度受到国际上学术界的关注，重新引起学术界的探讨。90年代中期以来，在美国和加拿大，专门关于麦克卢汉及其媒介理论的书籍频频出现：1995年，加拿大McGill-Queens大学出版社出版了Judith Stamps 撰写的《改变对现代性的看法：英尼斯、麦克卢汉和法兰克福学派》；1996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推出了Glenn Willmott所著的《麦克卢汉，或逆向的现代主义》；1997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Paul Benedetti和Nancy Dehart合编的《通过反视镜向前：有关麦克卢汉的看法和麦克卢汉提出的看法》，纽约Basic Books出版社发表了W. Terrence Gordon撰写的《马歇尔·麦克卢汉：进入理解的出口》；1998年，加拿大Black Rose Books出版社出版了Paul Grosswiler所著的《方法即讯息：以批判理论重新思考麦克卢汉》……一些广泛阐述有关信息传播新技术与传播新动向、社会新变迁等的书籍，也纷纷论及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以迅速沟通学术新信息为己任的学术会议和学术性刊物，也及时反映了学术界对麦氏及其理论的新兴趣。围绕麦克卢汉媒介理论，1998年3月，在美国纽约Fordham大学举行了为期两天的题为“麦克卢汉的遗产”的研讨会。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欧洲一些国家的数十位学者，各抒己见，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的宝贵之处、对其理论的要点对传播学研究的启示，进行探讨，尤其是结合因特网的迅速发展，对麦氏理论中的“凉”、“热”媒介区分说、按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手段、媒介技术划分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阶段的观点等，进行了新的分析。⒁学术性刊物中，《加拿大传播学杂志》近年来一再刊登研究麦克卢汉媒介理论以及这一理论的重要源头──英尼斯的媒介理论──的论文。在该刊1998年第一期和第三期刊登的学术论文中，研究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和英尼斯的媒介理论的论文几乎占了半数。美国《传播学杂志》1998年也曾刊出题为“时下流行的对麦克卢汉的看法”的评论文章，对美国和加拿大近年来出版的专门关于麦克卢汉的书籍，进行了一番分析评论。国际上学术界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新关注，还在通过网络媒介进行的学术沟通中反映出来：因特网上曾出现有关麦克卢汉的网页，如：和。我国学术界在对媒介分析理论的研究中也注意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这一动向。在我国近年来的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上，提出应重新认识麦克卢汉学说、认识其作用的论文有之，专门讨论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论文也有之。 从我国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研究的现状来看，在理论方面，对我国的研究影响较大的恐要数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虽然，大多数媒介分析研究的成果中似乎并没有直接引征麦克卢汉的著述，但是，我们从如下事实中，可以看出，麦克卢汉的理论所提供的思路──即从媒介技术的影响的角度考察传播科技与人类文明变迁的关系的思路，却影响着这些研究。这一事实即：这些研究大多数都着重探讨传播新技术对大众传媒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而较少换个角度探讨社会的其它方面对传播新技术的应用的影响，如：社会决策对于决定传播新技术的命运的影响，经济因素对于传播新技术的采纳过程的制约等。 结论 中国大陆近年来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学术成果发表、学术讨论等活动表明，在媒介分析方面，中国大陆学术界远非一片空白。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已经起步，并且还将继续研究。我们已经开始讨论许多问题，只要我们坚持本着学术研究的严谨性、科学性和创新精神不断努力，日积月累，我们终将取得日渐成熟的学术成果。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理由过高估计我国媒介分析研究的现状。虽然，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大量研究以介绍、描述性内容为主也好，分析讨论偏重综合性、概括性也好，都自有其原因，我们对此可以用“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来概括；而且我们在上面的讨论中已经指出过，在现阶段而言，介绍、描述性为主的研究对发展我国媒介分析研究自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讨论分析中突出综合性、概括性对学科建设的积累，也有很大贡献。但是，一切存在的，又并非“都是合理的”：事出有因的状况，并不总是等于理想的状况；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学术研究也应不断发展。我们应该面向未来，追求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尤其是应追求在未来的研究中在扎扎实实的资料积累的同时不断提高理论探讨的深度，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注： ⑴* 笔者在统计篇数中没有把报道式消息、文摘、书讯等包括进去。 ⑵ * 在本文中，“媒介分析文章”指的是：总体来看以论述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的特点，传播新技术与传媒发展、传媒运作的关系及同社会的关系为主的文章及讨论有关理论的文章。 ⑶ 闵大洪著《传播科技纵横》。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132页。 ⑷ 出处同上，第194页。 ⑸ 出处同上，第194－195页。 ⑹ 出处同上，第230页。 ⑺ 出处同上，第233页。 ⑻ 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著作出版推荐意见书之二”。 ⑼ 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⑽ 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224页。 ⑾ 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290页。 ⑿ 闵大洪。“网络传播研究亟待加强”。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一期，第16－18页。 ⒀ 有关以上讨论到的论文的材料，请参见《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国际新闻界》和《新闻记者》1996年—2000年。 ⒁ 张咏华 “新形势下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再认识”。载《现代传播》2000年第一期，第33－39页。

转贴于

媒介技术论文篇（10）

关键词：媒介分析、信息传播新技术

Abstract

Atpresent,aswavesofnewinformationtechnologiessurgeforwardthroughouttheword,mediaanalysisasanimportantcategoryofcommunicationresearchisdemonstratingitssignificance.Worldwide,usesandimpactofthenewinformationtechnologieshavebecomeahottopicfordiscussion,thuspushingforwardresearchinthewholeareaofmediaanalysis,attractingmuchacademicattentiontothearea.InthemainlandofChina,mediaanalysishasalsoreceivedalotofattention.Inrecentyears,scholarsinthemainlandofChinahaveexploredmanyissuesinthearea,resultinginmanypublications.Thispaperattemptstomakeasurveyoftheirresearchachievementsand,onthebasisofthat,analyzethefeaturesoftheseachievements.Owingtothelimitationoftimeandtolimitedmaterialsavailable,thewritercannotpossiblymakeathoroughlycomprehensivestudyofallthemediaanalysisachievements.Therefore,thewriterchoosestocarryoutthestudymainlythroughacontentanalysisofthearticlespublishedinfour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journalsinthecountryfrom1996to2000,asimilaranalysisofthepaperssubmittedtoseveral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conferencessince1995,andadiscussionoftworecentbooksonmediaanalysis.Asthewriter’sknowledgeofandreadingintheliteratureofthisareaofresearchareverylimited,andthematerialsavailablearealsoverylimited,thispaperisboundtohavesomelimitations.Omissionsmayalsobeunavoidable,butcertainlynotintentional.ThewriteroffersthispaperjustinthehopeofinvitingmorecomprehensivestudiesofthemediaanalysisachievementsinthemainlandofChina.

KeyWords:mediaanalysis;newinformationtechnology

（正文）

在传播学领域，媒介分析作为一个大的研究部类/范畴，主要指的是对如下内容的研究：媒介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各种媒介技术的特征及作用，媒介技术及其发展史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的关系，等。在传播学的发展史上，传播技术与媒介作为信息传递和接收的手段、载体，并非总是研究的重点。在西方传播学兴起的初期，传播学者们的注意力主要倾注在大众传播媒介所传递的讯息内容及其所产生的效果上。诚然，传播学发展史上曾出现一些对传播学界有深远影响的媒介分析成果和理论，如开媒介分析先河的英尼斯（HaroldInnis）的传媒的时空偏向理论，促使媒介分析在传播学研究中真正登堂入室的麦克卢汉（MarshallMacLuhan）的以“媒介即讯息”为中心论点的传媒理论，等等。但是，比起学者们反复挖掘、成果极为丰富的传媒效果研究或在许多重大而影响深远的传播学研究中都占据重要位置的传媒内容分析来，以媒介技术本身为焦点的媒介分析，在传播学发展史上原本算不上是一个显赫的研究范畴。然而，近年来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社会现实，却使媒介分析的现实意义，清晰地凸现。因而，世界范围内，信息传播新技术的作用和影响成为近年来传播学界的热门话题，由此带动了整个媒介分析领域，使之赢得了国际上学术界的很大关注。

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媒介分析同样受到了很多关注。虽然，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历史尚短，媒介分析领域中尚未出现象麦克卢汉理论式的独树一帜的、闻名遐迩的媒介理论。但是，我国传播学术界的成果发表、学术会议交流等学术活动表明，近年来，我国学术界进行了许多有关媒介研究/媒介分析的探索，发表了大量的有关论文。尤其是随着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热浪在全世界的高涨，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的特点，传播技术、媒介的发展与更新及其社会影响等媒介分析中的核心问题，已成为在我国举行的一些传播学研讨会的热门话题，也成为不少新闻传播学学术刊物涉及的重要内容。此外，专门涉及媒介分析领域的书籍也已出现。

本文试图对中国大陆学术界这方面的成果，进行一番梳理。限于资料、时间等方面的原因，本文的这种输理，难以在对所有学术成果的总体进行通览的基础上进行。因此，笔者作了一些选择，拟通过如下几步研究，透视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的概况及特点：

■通过对《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和《新闻记者》1996－2000年的内容分析，找出其中涉及媒介研究的文章篇数、在刊物内容中所占的比重与论题。在此需要说明的是，选择这四家刊物的原因，仅是出于对三种情况的综合考虑：地域分布（这四本刊物，两本在北京出版，两本在上海出版）、兼顾主要面向研究界与主要面向业界的刊物、可行性因素（主要是指刊物对笔者而言的易获得性）。笔者丝毫无不重视其它新闻传播学刊物之意。

■通过对自1995年召开的全国第四届传播学研讨会以来几次全国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内容作类似的分析，进行这种梳理。这里笔者只可能把范围限于自己所熟知的几次学术会议，不敢妄求全面包括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所有学术会议。

■通过对《传播科技纵横》（闵大洪著，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明安香主编，华夏出版社1999年出版）这两本集中论述信息传播技术与媒介发展进程的关系等的媒介分析专著的研究，探讨我国传播学术界关于媒介分析的研究在专著这一层面的成果。笔者坦承，由于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十分有限、所读所知也十分有限，而研究只能建立在对资料文献的掌握的基础上进行，局限性在所难免，遗漏大约也在所难免，但却绝非出于故意。抛砖引玉，唯期本文对我国大陆传播学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能引发对此的更全面的探讨。

一、概况透视

透过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近年来的学术刊物的内容、学术会议上的论文交流以及书籍的出版，我们可以领略学术界的研究动向。

I．1学术刊物

学术刊物往往是人们观察学术界最新动态的一道窗口，因此，笔者希望先以分析若干国内新闻传播学的学术刊物为切入口（按季刊、双月刊、月刊排列），进入对于近期我国学术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

《新闻与传播研究》（季刊）年份*总篇数⑴*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⑵

1996年502；4％

1997年467；15.22％

1998年498；16.33％

1999年508；16％

2000年5114；27.45％

总计：246共计：39；15.85％

《新闻大学》（季刊）年份*总篇数*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1045；4.81％

1997年1175；4.27％

1998年1174；3.42％

1999年1088；7.41％

2000年11913；10.92

总计：565共计：35；平均比例：5.88%

《国际新闻界》（双月刊；1998年度第5－6期合刊）年份*总篇数*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11419；16.67％

1997年1119；8.11％

1998年9913；13.13％

1999年10321；20.39%

2000年9726；26.80%

总计：524共计：88；平均比例：16.79%

《新闻记者》（月刊）年份*总篇数*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2986；2.01％

1997年3427；2.05％

1998年3397；2.06％

1999年37419；5.08%

2000年42731；7.26%

总计：1780共计：70；3.93%

以数据点折线表示，媒介分析文章在这些刊物中所占百分比近年来的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从以上图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如下几点：

1．这四种刊物在最近几年中无一例外地都经常刊登媒介分析文章。

2．在四种刊物中，《国际新闻界》发表媒介分析文章最多，不但按篇数计算数目最大，而且在总篇数中所占百分比也最大。

3．四种刊物中，《新闻记者》刊登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最小，但1999年起该刊发表的媒介分析文章篇数与往年相比明显增多。

4．1996年－1998年期间，《新闻与传播研究》发表的媒介分析文章逐年增多；2000年该刊发表的此类文章明显多于前几年。

以上几点中的第一点显示了媒介分析近年来已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专业刊物经常涉及的内容之一。

关于第二点，我们认为，它和《国际新闻界》的宗旨目标及特点有关。这一刊物以“透视环球传媒，追索今昔流变，拓展研究视域，提升学术品位”为其宗旨目标，具有重视国际传媒业最新动态、重视介绍国外情况的特点。自美国以其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率先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目标以来，信息高新技术的层出不穷和迅速投入应用、因特网作为新一代的传播媒介迅速崛起、全世界范围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发展势头猛烈、传统的传媒业正面对一场新的社会传播事业结构调整──这一切已成为国际传媒业近年来的新动态。而美国和一些其它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领先地位，使介绍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成为介绍这些国家传媒业近况的一个重要论题。这些显然都促使《国际新闻界》较其它刊物更多地刊登以论述信息传播新技术与传媒发展、传媒运作的关系为主的文章及讨论有关理论的媒介分析文章。此外，自1997年以来，《国际新闻界》每年都有一期或若干期有关于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的栏目，集中刊登有关文章。1997年第四期中有“最新传播技术手段研究专辑”栏目，下有5篇文章，按我们本文中所下的定义都属于媒介分析文章；1998年第四期中有“新媒体研究专辑”栏目，收有6篇文章，均属媒介分析文章；1999年第三期中有“网络传播研究专辑”栏目，收有5篇关于最新传媒──网络的文章；第四、五、六期均设有“网络传播”栏目。2000年第一、五、六期均有“网络时代”栏目。设有这样集中刊登关于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的文章的专栏，显然也有利于该刊较多地刊登媒介分析文章。

关于上述第三点，《新闻记者》上的文章体裁不一、且以短文居多大约与此不无关系。作为一家面向业界的刊物，相对而言，它所刊登的理论性、学理性探索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中所占比重是有限的；它重视传媒业界同仁间的体会交流等，大量的文章涉及写作、编辑、摄影等业务方面的体会。当然，随着电脑、网络技术在新闻工作中的日益渗透，随着我国新闻传媒业技术手段更新的过程的进展，我国新闻工作者将会在其传播实践中对信息传播高新技术的运用及其影响等，体会日深。在被称为我国“传媒上网热之年”的1998年过后的1999、2000年，《新闻记者》上刊登的媒介分析文章明显增多，正可说明这一点。

在这四家刊物中，《新闻与传播研究》可说理论色彩最浓。1996年—1998年期间这家刊物所登载的媒介分析文章逐年增多，而2000年该刊发表的此类文章明显多于前几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探讨传播技术手段、传媒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的媒介分析研究，正越来越受到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界的关注。

I．2学术会议

学术会议也是观察学术界动态的一道窗户。根据笔者手头掌握的资料，1995年“全国第四次传播学研讨会”在四川成都召开以来，探讨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等的媒介分析文章，已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学术会议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第四次传播学研讨会”的论文集显示，“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研究”系当时对论文分门别类时的一个类别。但是，当时这一类别下的论文篇数尚不多，仅有两篇，题为：“信息传播手段的又一次革命”和“试论我国在‘信息高速公路’十字路口的选择”。（论文集总共收入论文59篇。）1996年，当暨南大学新闻系为庆祝成立50周年而举办“面向21世纪的新闻与传播”学术研讨会，邀请来自香港和内地30多所大学、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介的学者会聚羊城各抒己见时，会上发表的50多篇论文中可归为本文中称为“媒介分析文章”的，有5篇。这5篇论文绝大部分研究信息高速公路，研究正在迅速崛起的因特网（当时称“国际互联网”）。1997年，“全国第五次传播学研讨会”在杭州大学召开，60余名学者以“传播与经济发展”为主题，进行了为期两天论文宣讲与讨论。会议收到的46篇论文中有5篇论文属于讨论信息传播新技术的“媒介分析文章”。信息高速公路、电脑互联网络与大众传播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成了台上台下的热门话题，不但在会场上引发学者们的热烈发言，而且在会场外的个人交谈中也引发种种议论。会议结束后，有关论文很快被《新闻大学》、《新闻记者》、《新闻学争鸣与探索》等刊物登载。

1999年10月至11月，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接连举行了三次较大型的学术会议。10月下旬，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了“’99传播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30多位中外学者在会上所宣读的论文中，探讨信息传播新技术与社会的互动的媒介分析论文有5篇，以研究因特网为主。10月底至11月初，在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了“第二届两岸传播媒体迈向21世纪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的40余篇论文中，可归为本文称为“媒介分析文章”的，有10多篇。紧接着，12月7日至9日在复旦大学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会上发表的50余篇论文中，有10来篇属本文所说的“媒介分析文章”。

2000年10月20日—2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了“世界新闻传播100年”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的近70篇论文中，可归类于“媒介分析”的文章达16篇，占总数的23.19%。2000年12月13—15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了“全国第四届科技传播研讨会”，会议的主题，即是网络传播。

从这几次会议的情况来看，网络传播的崛起使围绕信息传播新技术同传媒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及其有关理论的媒介分析研究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界而言魅力有增无减，在1999年以来的五次学术会议上，媒介分析文章尤其成了会议内容的一个重头。这一点，同笔者梳理有关学术刊物近年来的文章内容所发现的情况，是吻合的、一致的。

I．3书籍

1998年4月，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闵大洪先生撰写的《传播科技纵横》。此书分十五章，阐述了传播科技发展进程中各项重大进步及其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这十五章是：“古代信息载体与传播手段”，“近代印刷术的诞生与发展”，“摄影术、电影的诞生与发展”，“近代通信手段的重大发明与发展”，“广播电视的诞生与发展”，“当代印刷术和出版业”，“当代广播电视新技术”，“当代计算机业与通信业”，“计算机网络与信息交流”，“因特网与传统大众传媒”，“当代多种媒介的相互竞争与融合”，“传播技术在当代新闻传媒中的地位”，“传播技术的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对传播新技术的管理”和“信息高速公路展望”。书中追踪最新信息传播科技及其应用对传媒业的影响和宽广的社会影响的，占10章之多；这10章中，尤以探索计算机业及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计算机网络业及其正、否两方面的社会影响的部分占了重头：作者以整整八章的篇幅，对此进行了阐述。鉴于对建立在以往的传播科技的物质基础上以往的传播方式，学术界早已有过许多论述，达成许多一致的认识，作者将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用于对信息传播科技的最新进展、最新发明及其对于传媒业发展与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系列方面的影响上，这种选择显然使《传播科技纵横》得以涉及开拓空间较大的课题。书中不但尽量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一系列最新传播科技手段作了描述，而且涉及了一系列围绕传播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影响大课题的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的问题，如：传播科技发展的利与弊，传播科技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因特网与传统的大众传媒，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市场，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管理，传播科技发展、信息传播的全球化趋势及国家的信息传播政策，等。

以传播科技的发展的利和弊为例，该书在对卫星直播电视的探讨中，既谈到卫星直播电视的利──对于扩大电视的覆盖面、扩大电视传播的范围、促进国际电视传播中的作用，又探讨了卫星直播电视的弊──对卫星的轨道资源的国际争夺和电波越境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冲突问题。作者指出，“正因为通信卫星具有打破以往电视传送所受到的时空限制的能力，因此不仅发达国家大力研制、发射电视直播卫星，而且不少发展中国家也纷纷购买或租用。在激烈的竞争中，商业利益与国际政治带来了国与国之间无可避免的冲突，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项争论。一项是技术问题，即卫星轨道问题，因为同步静止卫星的轨道资源是有限的，必须向国际电信联盟提出申请得到认可，而目前世界各国对卫星轨道位置争夺激烈；另一项是社会问题，即电波越境带来的影响。

电视直播卫星所带来的电波越境，从积极意义上说，可以促进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但使用不当或别有用心，也会造成国家间的不和甚至相互憎恨，破坏人类共同生存发展的氛围。……在DBS电波越境的争论中，西方发达国家持‘信息自由论’的立场，要求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承认信息自由流动的原则。而反对的国家则持‘信息论’的立场，要求在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的总格局内制订出具体的规则，并强调应事先取得他国的同意。……

80年代，美国国际电视进入西欧，为已经风靡西欧市场的美国影视片推波助澜时，欧洲传播界也纷纷指责美国为‘文化帝国主义’，要求采取措施保护民族文化，许多国家对电视台（尤其是对有线电视网）播放外国节目的比重作了限制。当国际电视的浪潮推进到亚洲地区以后，这种矛盾就更为尖锐。对于卫星电视来说，进行有效的国际管理确实困难重重，……”⑶

该书在有关因特网的章节中也讨论到了传播科技发展的利与弊。在简述因特网的特点和功能，各国对因特网的应用在促进经济、科技、教育方面的发展中的作用，在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的效能后，该书即谈及因特网带来的种种问题，如：网络安全及计算机犯罪、“黑客”猖狂入侵重要的网站网点，意识形态和文化渗透，虚假信息虚假新闻流传，色情内容泛滥于电脑空间，知识产权遭到侵犯，等。

再以因特网与传统的大众传媒、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市场为例。《传播科技纵横》谈到了因特网的出现和普及对传统的大众传媒构成冲击，但以更多的篇幅，探讨后者如何能“借着因特网之势另有一番风光。”⑷因为，因特网上信息流通的一些负面影响，使“人们在网上广泛浏览之后，更愿意访问每日能提供客观、真实信息来源的节点，而这一点，在人们心目中已建立权威地位的著名新闻媒体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也就是说，现有新闻传媒上网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同时也必须看到，现有新闻传媒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因特网并非可以完全包容和替代。如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印刷报刊由于自身所具有的特点，不可能完全被网上电子报刊所代替。”⑸尽管如此，该书作者强调指出，传播科技的新发展必然导致新老传媒间的激烈竞争，作为新一代媒体的因特网的崛起，必然意味着它与传统的大众传媒间在传媒市场上对受众的争夺。“各类媒介均有自己的特点，一种媒介完全取代另一种媒介是不可能的。但影响力的大小，此消彼长，则是不言而喻的。”⑹而与此同时，传播技术的发展还在改变以往各种传媒泾渭分明，截然分开的情况，竞争之中还出现了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趋势，“多种多样的媒介在推进社会多元化和多样性方面已成为一股强大的动力”。⑺

1999年2月，华夏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明安香先生主编的《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课题，该书不但对90年代初以来突飞猛进的信息传播高新技术、新媒介的现状和特点进行了归纳性的描述，还对学术界和社会上围绕它们的讨论中涉及到的许多问题，进行了严肃的讨论，按自己的框架，综合研究了众说纷纭的概念，论点，预测，通过系统的分析，将有关认识上升到理论的高度。⑻此外，该书又在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对策性建议。该书聚焦于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对传统的大众传播带来的影响，分十一章对有关问题进行阐述，即：“信息技术和信息社会”，“印刷媒介：告别铅与火走向光与电”，“当代多种传播媒介的互相竞争与融合”，“新兴电子传播媒介”，“‘第四大众传媒’的崛起：计算机国际互联网络”，“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政治、法律”，“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经济发展”，“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文化”，“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生活”，“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和“赢得进入信息社会的‘护照’”。按照该书主编、课题组负责人明安香研究员的归纳，该书是从五个方面，对研究重点展开探讨的，即：

■“从数字式、多媒体、网络化等最新信息传播技术发展的崭新高度和视野，重新回顾和探讨了人类信息传播”。

■“宏观地探讨和展望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在当代和未来社会中所处的空前重要地位及其发展方向。”

■“对书中重点探讨的‘信息传播新媒介、新技术’作出界定，并回顾和概括当前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发展的主要种类、特征及其现状”。

■“简要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以便以此为背景更好地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对大众传播的影响”。

■“探讨和预测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和核心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将会给传播的大众传播在一系列方面带来的巨大影响和根本变革；并对于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大众传媒业、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及理论研究在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新形势下的发展，提出一些对策与建议”。⑼

[page_break]

书中对媒介发展进程的总结、归纳式研究，对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和核心的传播高新技术同大众传播的关系的分析，对世纪之交我国在信息高新技术、信息产业领域的发展的对策性建议，都反映出课题组对有关问题的深思，并有助于启发人们探索思考。例如，第十章“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首先以历史的视角，概括性地分析了传媒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基本规律和法则，再分媒介形式，新闻采访、写作报道和编辑方式，新闻产品的发行和传送方式，受众地位及其与媒介的关系等几个方面，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的大众传播中的根本性转变。作者对于传媒发展过程中的新老传媒遵循的法则，表达了深具概括性的观点，即：旧媒介在同新兴媒介的激烈竞争中，纵然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也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会遵循生存第一法则，千方百计谋求生存下去，而为了生存下去，旧媒介又会遵循变革求存的法则，适当地改变自己的“媒介形式、运作方式和服务方式，以适应形势的发展”；新媒介要在原有的媒介世界中站稳脚跟，取得成功，就得遵循优胜法则，即在方便、兼容、简便、可靠、可见、价格适宜等一系列方面显示出其超越旧媒介的优胜性，并遵循经过一个（一代人时间的）过程的“一代人法则”；旧媒介和新媒介在激烈竞争中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共同遵循长期共存法则。⑽

书中对新闻与传播理论体系如何适应新的形势的探索，也颇具特色。该书建议“重新构建新闻与大众传播的理论体系”，并认为这就是要建立“网络传播学”这样一种脱胎于传统的理论体系而又根据崭新的网络化传播环境形成全新的特色的崭新的理论体系。书中探索性地提出，根据目前的情况，“网络传播学”至少应涵盖这样几类内容：网络传播环境学、网络传播生态学、网络传播采访学、网络传播媒介学、网络报道学、网络公众学、网络调查学、网络传播法规学和网络传播伦理学。⑾

与论文相比，书籍由于篇幅大得多，论述问题可以在全面、系统、深度等方面，有较大的发挥余地，内容覆盖面当然也可大大超过论文。如果说近年来我国学术刊物上的媒介分析论文各自探讨了有关信息传播新技术同大众传播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或有关理论的某个或某几个问题的话，那么《传播科技纵横》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则对以数字式、多媒体、网络化等为主要特征的最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新媒介概括性地进行探讨，并对传播科技发展与变化加以总体研究，还对围绕科技、传媒、社会发展的关系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索。

目前，随着网络运用的逐步推广，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也已开始被推上网：1999年下半年，由新浪网、浙江在线和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创办的《中国新闻学评论》已在网上出现，这是一家没有印刷版的网络刊物，而且是专门有关中国新闻与传播研究的网络刊物。有关媒介新技术、新媒介的研究是该刊物的重要内容之一。该刊的栏目之一“个人频道”下的“大洪视点”，集中刊载了闵大洪先生有关网络等传播新技术、新媒体的一系列论文。2000年5月28日，上海14家主要新闻传媒机构联手创办的东方网正式开通，“网络媒体研究”成为这一网站上的专题栏目之一。由于《中国新闻学评论》在网上推出和“网络媒体研究”在东方网上出现时间还不长，目前笔者尚无法对此作更多的讨论，只能寄希望于未来。

上述讨论到的都属于我国学术界在媒介分析领域、尤其是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研究领域的成果发表。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这一领域的目前正在进行的重大项目。据有关论文介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对当前的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这一前沿研究领域极为重视，“1996年以来几乎每一年都有相关课题，如1996年设立项目《多媒体技术与新闻传播》、1998年设立项目《新闻传播手段的数字化：现状透析与发展预测》、1999年设立项目《网络传播新发展及其对策（研究报告）》、2000年设立项目《互联网对信息传播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影响研究》。”⑿有关成果发表和正在进行的有关项目，显示出我国传播学界围绕着与信息传播新技术同大众传播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有关的许多问题，已进行并在继续进行许多探索。

二、特点分析

本文第一部分的讨论说明，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在传播新技术及其特点、传播技术与媒介的发展与更新及其同社会发展的关系领域的研究，已产生了以论文为主兼有书籍的成果。这一部分试图在此基础上探讨这些成果的特点。

II．1介绍、描述性内容占重要位置

介绍、描述性内容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在我们此处称为“媒介分析”的领域的成果中占重要位置，这可说是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的特点之一。如果略加细分，不难发现，本文第一部分中谈到的学术刊物与学术会议上的媒介分析文章中，大量的文章主要是描述性或介绍性的，再加上对有关问题的分析。例如，《新闻与传播研究》刊登的“国内外电子出版物的发展现状与发展趋势”，“对亚太地区三家日报电子版的观察与思考”，“中文报通过因特网走向世界”，等，《新闻大学》刊登的“上海六家广电媒体因特网网页比较分析”，等，《国际新闻界》刊登的“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新闻战”，“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西方通讯社是如何在哥伦比亚工作的”，“数字时代的BBC”“美国记者如何利用E-mail”，等，《新闻记者》刊登的“一份跨国界的免费出版物──兼谈电子网络”，“网络上办影展光盘上存照片”，“新闻传媒网络化发展新趋势”，“记者要学会数字化生存”，“美国《时代周刊》见闻”，等，“全国第六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的“因特网在对外传播中的应用──效果及趋势”，“从新闻提供者到公共论坛：《人民日报网络版》个案分析”，等等，可说都属于此类文章。这类文章的特点是，一般以小见大，往往从某些具体实例入手对最新传播技术渗透到传媒业工作和人们社会生活的现状作描述、介绍，以此为基础探索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例如，《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三期刊登的“对亚太地区三家日报电子版的观察思考”（作者：闵大洪）一文，对亚太地区三家大型日报——日本的《朝日新闻》、台湾省的《中国时报》和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的概况进行了介绍，提供了诸如访问人次、电子版网页编排、内容、电子版上的广告等资料信息，由此切入到电子报纸的发展这一课题，探讨了电子报纸发展的技术基础──因特网，以及与电子报纸的特点有关的电子报纸发展的动因。

又如，《新闻大学》1998年冬刊登的“上海六家广电媒体因特网网页比较分析”（作者：陈思劼）一文，主要是对上海电视台、上海东方电视台、上海有线电视台、上海教育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东方广播电台的网页的一些基本情况及主要内容作介绍，并对这些网页进行比较，介绍的信息包括这些网页的主页网址、上网日期、网页数、容量及主要栏目与内容。在此基础上，文章对广电传媒与网络传播的关系问题略加探讨，但从全文来看，这一探讨部分所占篇幅颇小。又如，《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三期刊载的“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作者：杜跃进）一文，是透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的一家小报《圣何塞信使新闻报》创办的（与“美国在线”AmericaOnline联网的）电脑联机网络信息服务系统“信使中心”的实例，透过这一“信使中心”提供的电子报纸、通讯服务等网上服务的情况，来以小见大──观察“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并进而讨论美国新闻业对信息高速公路的积极采用对美国新闻业的传播方式的影响这一问题的，文中谈到了反映这种影响的四个方面：新闻媒体物质形式的演变，新闻内容的变化、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挑战、对受众的影响。但介绍性内容不但所占篇幅较大，而且还贯穿于讨论分析之中。《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二期登载的“数字化时代的BBC”（作者：彭兰）一文，描述了BBC近年来的沿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向前迈进的情况，即：进入90年代以来，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挑战和需要，英国广播公司BBC实施自己几次根据形势进行修改、补充的对近期、远期发展规划，采纳数字化技术，退出一系列新广播、电视频道和服务的发展状况。文中具体对BBC的一系列借助数字化技术的新服务、新频道作了介绍及特点分析，为读者描述了BBC数字化广播（DAB,DigitalAudioBroadcasting的缩写）服务的现状、特点与发展计划。

再如，《新闻记者》1999年第十期发表的“办出特色：传媒网站生存之道”，透过两家并非由传统传媒中著名的大型媒介机构创建的传媒网站——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太阳海滨媒介集团公司创办的Sunline网站和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的一家视频作品制作公司GardyMcGrathInternational创办的“网上电视”/“万维网电视”（TVontheWeb）网站──的成功实例，探讨办出特色在传媒网站获得成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文中对这两家传媒网站的网页设计、内容、办网站的方针、策略等，作了介绍分析，以“办出特色”为主题，将这些介绍性信息串在一起，作为讨论这两家传媒网站的成功的一大原因及其启示的基础。⒀

这类文章当然并非遵照同一模式，虽说总体而言都带有这样的特征：以小见大，以介绍实例为主引出或融入对有关问题的讨论，但是，其中有的在介绍和讨论方面都较宽泛，有的则突出重点的色彩较浓。由于偏重情况介绍描述，此类研究往往在理论问题探讨方面就涉入有限，从而出现谈得较宽泛而缺乏细化深入的分析，几笔带过等情况。然而，介绍、描述性为主的研究自有其作用，对此我们不能忽视。这类研究提供了许多十分有用的新近资料，而新近资料的积累，正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其中的有些研究中，作者提供了或由其本人采用调查、观察、内容分析等方法而得的量化的第一手资料，或通过网上研究、图书资料研究等而获得的来自其他学者实证性研究结果的量化的第二手资料。以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传统上重思辨、重定性研究而对定量研究重视不够的情况而论，这种量化的资料的提供，可以为学术界进一步对有关问题进行思辨式的研究，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量化作为一种测量工具，作为一种手段，对事物（的质）进行精确量化，有利于对事物、对事物的质的系统研究和了解，也有利于使论点的展开、定性的阐述具有扎实的依据从而增添说服力。因此，上述提到的那些研究提供的量化数据的积累，对于我国的传播学研究而言，就可说另具一层意义了。

从信息传播技术发展的进程来看，20世纪90年代信息传播新技术大量涌现，发展之迅速，真是创历史之最。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媒介分析研究，客观上需要先从介绍、描述与最新传播新技术的应用有关的新情况入手。此外，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经济实力、科技优势等方面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工业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国走在前面，这些国家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新经验、它们在这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趋势，因其参考作用而值得介绍。这也必然使我国传媒研究成果中覆盖这方面的内容，从而增添了介绍、描述性的内容在我国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成果中所占的比重。

虽然在我国学术界关于媒介分析的文章中似以描述性或介绍性为主再加上对有关问题的分析的文章居多，但也有一些文章是讨论分析性的，或以此为主的，如：探讨网络出版物与法律法规的“电子网络出版物的法律法规建设”（作者：张西明，《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一期。），分析互联网络的“互联网络：一个虚拟的社会”（作者：张锦，《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三、四期。），探讨网络时代媒介把关人角色的变化的“从‘Gatekeeper’到‘Heads-upDisplays’”，探讨网络传播中的受众的“网络传播中的受众诠注”（作者：石艳红，《国际传播界》，1999年第三期。），等。此类文章中还有对某一媒介分析理论进行探讨的，如：讨论著名的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论文——《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四期刊登的“麦克卢汉的传播思想”和作为“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之一的“新形势下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再认识”。作为探讨理论的文章，这些文章自然就较为突出分析讨论。

II．2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

从上面梳理到的我国传播学界的媒介分析研究成果来看，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也是一个特点。笔者在梳理过程中发现，就这一领域的研究而言，学者们在对问题的展开中往往铺开面甚广，以概括性、综合性地阐述为主。例如，“电子出版物的法律法规建设”一文将传统媒介的新闻出版法规面对网络出版物在实施中遇到的主要困难归为九点，对建立与网络信息有关的法律法规、规范网上出版中要解决的法律道德问题，分“名誉侵权问题”、“著作权问题”、“保密和泄密问题”、“黄色、凶杀、暴力一类图文音像信息引起的法律问题”四个方面予以展开，逐一讨论。“网络传播中的受众诠注”一文对于网络媒介为受众成员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所带来的变化之分析讨论，分“网络受众的定义及其图示”、“个体化和主动化的网络受众”、“网络受众在信息面前人人平等”、“网络受众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意义”和“网络受众：为自己把关”五个部分展开，铺开面较广，在论文的篇幅范围中来看，这种处理法带有综合性的色彩。

就书籍来说，上面讨论到的《传播科技纵横》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中，相比之下，后者对理论探讨更为偏重。因此，笔者此处拟集中考察后者在讨论分析问题中是否也具有重概括性、综合性的特色。笔者感到，此书对有关问题的讨论，同样具有概括性、综合性的特征。这首先表现在它综合讨论了诸多问题上。对此，我们在上一部分中已有所涉及，这里不再赘述。其次，这表现在此书对其所讨论分析的问题，在展开中似乎也偏重概括周全。试以该书的第十章“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为例。这一章概括了“媒介发展的基本法则”、“报纸、广播、电视将面目全非”、“新闻采访方式将发生的根本性变革”、“新闻报道和编辑方式将发生的根本性变革”、“新闻发行和传送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受众地位及其与媒介关系的根本变革”和“媒介角色的根本变化”七个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力求全面概括的展开方式。这七个方面构成了这一章的七个节，而每一节的展开，同样体现了这种偏重概括周全的特色。例如，第二节“报纸、广播、电视将面目全非”，分“报纸：由印刷报纸到电脑网络报纸、电子便携报纸”、“电视：数字式、高清晰度、互动式家庭影院”和“其他大众传播媒介的变革”三点展开，显然最后部分以“其他大众传播媒介的变革”为名，可以将除了这一节的标题中点到的报纸、广播、电视以外的其他的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包括进去，这看来同该书的讨论注重全面概括有关。在具体到这些小点（目）的阐述中，综合性、概括性的特点仍然可见。即以这一节的第一点“报纸：由印刷报纸到电脑网络报纸、电子便携报纸”为例，其内容涉及到：作者对印刷报纸因其特点不会“很快被高速飞驰的信息列车碾得粉碎”的看法及理由，报纸等印刷媒体的变形三部曲──即出现电子翻版、电子变版和多媒体版，以及反映报纸发展另一种趋势的便携式电子报纸及其特点，覆盖面相当广，由此也可见力求概括周全的特色在书中得到了层层体现。

我国媒介分析研究著述中出现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自有其原因。首先，它同选题有关。我国不少媒介分析文章的题目都较大，题目本身要求覆盖面较广，注重概括性、综合性也就自然而然。其次，我国在传播学研究领域起步较晚，目前尚处于学科建设的早期，围绕媒介的技术特点，传播技术、媒介的发展更新同大众传播业的发展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关系等而展开的媒介分析研究，当然更是处于早期。对于早期的研究来说，重概括性、综合性正适应学科建设积累的需要。此外，对于书籍而言，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不少书籍似乎往往兼具专著和教材的特色，而且事实上在使用中也扮演专著与教材的双重角色，对于问题的分析阐述力求概括周全，与教材要全面概括、传授基本知识的客观需要相吻合。对于我国的媒介分析领域而言，这些已有成果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当然，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学术界还需要在媒介分析领域向形成独特的、创新理论体系的方向努力。

II．3选题贴近传媒业发展现实、追踪发展动向

从选题来看，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界的媒介分析研究，具有贴近传媒业发展现实、追踪发展动向的特点。电子出版物的兴起与特点，因特网的特征及其对传统大众传媒的挑战，网络传播中的法律法规问题、伦理问题，传媒网站建设，卫星电视，网络时代传媒把关人角色的转变，网络时代受众角色的变化，新、老传媒的关系，计算机（电脑）辅助新闻学，等等，构成了近年来我国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研究一再关注的问题，这些选题，无疑是贴近我国传媒业新发展的现实的，也是追踪全世界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发展动向的。这一特色，大约同媒介分析这一研究领域本身的性质、特征有关。媒介分析本身，是一种考察传播技术的发展同社会变迁的关系的研究，对发展、变迁的研究，首重新发展、新变迁往往很自然。当年，媒介分析理论家麦克卢汉正是在电视在全世界蓬勃发展的60年代，提出其媒介理论，为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用媒介技术史作主线把文明发展史串起来的研究传统作出关键性贡献的。虽然他的著述涉及了媒介技术发展史上的各个阶段，但是当时的新兴传媒电视无疑是他的研究突出关注的。关注媒介新技术的特征及其发展动向，是媒介分析的需要使然。追踪发展动向除了可以指追踪实践方面的发展动向外，还可以指追踪理论方面──学术研究方面的发展动向。在后一种意义上，我国的传媒分析研究的选题，总体上来说也是可以说具有追踪发展动向的特色的。当笔者将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中经常关注的问题同国际上的一些新闻与传播学学术刊物——如《传播学杂志》（季刊；由美国国际传播学协会主办）、《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者》（季刊；由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主办）、《加拿大传播学杂志》等──中近年来发表的论文中的同类研究的关注点相比时，笔者发现，两者相当吻合。即使国际上的这些刊物上的同类研究不少在时间上领先了一步，但是我国的研究并非在时间上远远落在后面。事实上，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不少引征了国外学者一些最新研究成果，有的还参照了网上提供的最新资料，注释中出现有关网站的网址与上网日期，可以说明这一点。

当然，各国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进展不同，各国传媒采纳高新传播科技的发展情况也不同，各国媒介分析研究的起始时间、发展阶段也不同，因此，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国际学术界所经常关注的问题中也有一些尚未构成我国学术界的关注热点。例如，对于电子出版在学术性信息传播（scholarlycommunication）中的应用，对于网络空间中的虚拟社区等，国际上学术界常有论及，但在我国学术界现实的媒介分析研究中，似尚未引起多少注意。关于前一问题，迄今为止在我国新闻传播学术信息沟通中，最主要的手段仍然是印刷传媒，这大约是影响关于电子出版与学术性信息传播的关系成为关注热点的重要因素。关于后一问题，对于现阶段因特网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来说，离众多的人们感受虚拟社区的存在，还有很大的距离。这影响到网络空间中的虚拟社区研究在我国的现实意义，它尚未构成我国媒介分析研究的热门选题，也就很自然。

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不但那些围绕传播技术新发展、传媒新发展展开的研究显示出追踪国际上的发展动向的特点，而且那些探讨媒介分析理论的研究，也是如此。例如，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本已在达到其红极一时的顶峰后长期陷入较少引起注意的寂寞的低谷，但近年来，在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新形势下，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又再度受到国际上学术界的关注，重新引起学术界的探讨。90年代中期以来，在美国和加拿大，专门关于麦克卢汉及其媒介理论的书籍频频出现：1995年，加拿大McGill-Queens大学出版社出版了JudithStamps撰写的《改变对现代性的看法：英尼斯、麦克卢汉和法兰克福学派》；1996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推出了GlennWillmott所著的《麦克卢汉，或逆向的现代主义》；1997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PaulBenedetti和NancyDehart合编的《通过反视镜向前：有关麦克卢汉的看法和麦克卢汉提出的看法》，纽约BasicBooks出版社发表了W.TerrenceGordon撰写的《马歇尔·麦克卢汉：进入理解的出口》；1998年，加拿大BlackRoseBooks出版社出版了PaulGrosswiler所著的《方法即讯息：以批判理论重新思考麦克卢汉》……一些广泛阐述有关信息传播新技术与传播新动向、社会新变迁等的书籍，也纷纷论及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以迅速沟通学术新信息为己任的学术会议和学术性刊物，也及时反映了学术界对麦氏及其理论的新兴趣。围绕麦克卢汉媒介理论，1998年3月，在美国纽约Fordham大学举行了为期两天的题为“麦克卢汉的遗产”的研讨会。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欧洲一些国家的数十位学者，各抒己见，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的宝贵之处、对其理论的要点对传播学研究的启示，进行探讨，尤其是结合因特网的迅速发展，对麦氏理论中的“凉”、“热”媒介区分说、按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手段、媒介技术划分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阶段的观点等，进行了新的分析。⒁学术性刊物中，《加拿大传播学杂志》近年来一再刊登研究麦克卢汉媒介理论以及这一理论的重要源头──英尼斯的媒介理论──的论文。在该刊1998年第一期和第三期刊登的学术论文中，研究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和英尼斯的媒介理论的论文几乎占了半数。美国《传播学杂志》1998年也曾刊出题为“时下流行的对麦克卢汉的看法”的评论文章，对美国和加拿大近年来出版的专门关于麦克卢汉的书籍，进行了一番分析评论。国际上学术界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新关注，还在通过网络媒介进行的学术沟通中反映出来：因特网上曾出现有关麦克卢汉的网页，如：和。我国学术界在对媒介分析理论的研究中也注意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这一动向。在我国近年来的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上，提出应重新认识麦克卢汉学说、认识其作用的论文有之，专门讨论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论文也有之。

从我国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研究的现状来看，在理论方面，对我国的研究影响较大的恐要数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虽然，大多数媒介分析研究的成果中似乎并没有直接引征麦克卢汉的著述，但是，我们从如下事实中，可以看出，麦克卢汉的理论所提供的思路──即从媒介技术的影响的角度考察传播科技与人类文明变迁的关系的思路，却影响着这些研究。这一事实即：这些研究大多数都着重探讨传播新技术对大众传媒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而较少换个角度探讨社会的其它方面对传播新技术的应用的影响，如：社会决策对于决定传播新技术的命运的影响，经济因素对于传播新技术的采纳过程的制约等。

结论

中国大陆近年来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学术成果发表、学术讨论等活动表明，在媒介分析方面，中国大陆学术界远非一片空白。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已经起步，并且还将继续研究。我们已经开始讨论许多问题，只要我们坚持本着学术研究的严谨性、科学性和创新精神不断努力，日积月累，我们终将取得日渐成熟的学术成果。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理由过高估计我国媒介分析研究的现状。虽然，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大量研究以介绍、描述性内容为主也好，分析讨论偏重综合性、概括性也好，都自有其原因，我们对此可以用“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来概括；而且我们在上面的讨论中已经指出过，在现阶段而言，介绍、描述性为主的研究对发展我国媒介分析研究自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讨论分析中突出综合性、概括性对学科建设的积累，也有很大贡献。但是，一切存在的，又并非“都是合理的”：事出有因的状况，并不总是等于理想的状况；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学术研究也应不断发展。我们应该面向未来，追求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尤其是应追求在未来的研究中在扎扎实实的资料积累的同时不断提高理论探讨的深度，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注：

⑴*笔者在统计篇数中没有把报道式消息、文摘、书讯等包括进去。

⑵*在本文中，“媒介分析文章”指的是：总体来看以论述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的特点，传播新技术与传媒发展、传媒运作的关系及同社会的关系为主的文章及讨论有关理论的文章。

⑶闵大洪著《传播科技纵横》。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132页。

⑷出处同上，第194页。

⑸出处同上，第194－195页。

⑹出处同上，第230页。

⑺出处同上，第233页。

⑻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著作出版推荐意见书之二”。

⑼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⑽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224页。

⑾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2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