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方法始于二十世纪初的逻辑经验论。逻辑经验论实现了科学方法论从古典到现代的转换，使之成为一门专门的哲学分支学科。
从总体上看，科学方法不外三大部类：经验方法、理性方法、臻美方法。
科学方法（这里的科学主要指自然科学）是认识自然或获得科学知识的程序或过程。它既意谓特定的科学门类所使用的或对其来说恰当的探究的程序、途径、手段、技巧或模式，通常在步骤上是比较系统的、有序的、合乎逻辑的和有效的排列；又意谓处理科学探究的原则和技巧的学科，大体相当于“科学方法论”。
科学方法源远流长。在前科学时代即科学的童年时期，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是古代逻辑方法的集大成著作，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和阿基米德的静力学则是其杰出的体现和典范。经过中世纪的漫长跋涉和艰难积淀，借助文艺复兴的东风，终于在近代科学诞生前夜耸起科学方法的两座永恒的纪念碑：经验论者F.培根的《新工具》（1620年）和理性论者笛卡儿的《论方法》（1637年）。这两部宏篇巨制代表着科学方法的两翼──经验归纳法和假设演绎法。它们奠定了科学方法的格局或图式。此后两百多年间的发展大都是对它们的拓展和深化，或是在二者之间追寻必要的张力。其间，休谟的敏锐质疑和康德的庞大建构，赫舍尔、休厄尔、穆勒、孔德、耶方斯等哲人的不懈探究，基于经典科学的科学方法，颇具规模。
现代科学方法无疑始于二十世纪初的逻辑经验论。它是在汲取批判学派对科学的哲学反思、现代数学和逻辑最新进展、物理学革命的硕果（相对论和量子论）的基础上萌生和成长起来的。其科学方法以经验证实或确认为根基，以语言分析为特色，以对科学知识的逻辑重构为旨趣，从而建立起与科学较为密切结合的、现代经验科学的逻辑方法。逻辑经验论实现了科学方法论从古典到现代的转换，使之成为一门专门的哲学分支学科。对它的诘难和批判，构成了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科学方法──诸如波普尔的否证主义、库恩的历史主义、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这一发展的主线。
一切理论的探索，归根结底是方法的探索。在科学创造过程中，往往伴随着科学方法的创新，尤其是在划时代的科学理论诞生时，集伟大的科学家和伟大的哲学家于一身的哲人科学家，在科学方法的形成和进化中起着举足轻重的独特作用。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伽利略和牛顿，是近代科学方法的奠基者。他们在构筑经典力学的巍峨大厦时，成功地使数学与实验、假设与验证、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诸方法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是十九世纪伟大的科学成就之一，其中蕴涵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广泛地渗透到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成为人们观察和处理问题的独到的维度或视角。
在这里，很有必要强调一下批判学派对科学方法的杰出贡献。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马赫、彭加勒、迪昂、奥斯特瓦尔德、皮尔逊等活跃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科学和哲学舞台上，他们是二十世纪科学革命（物理学革命）和哲学革命（逻辑经验论）的先驱，也是现代科学方法的滥觞。马赫的感觉的分析、历史批判意识、思维经济等诸多方法论原理、探究心理学论纲异彩纷呈；彭加勒的约定论的方法论以及关于假设、直觉、科学美、数学发明的心理机制的论述美不胜收；迪昂的整体论和历史主义的方法、关于物理学理论的逻辑架构、对卓识的探究和对人类精神的探险各有千秋；奥斯特瓦尔德的能量论的思维方法和在研究中主动变换角色的实践别开生面；皮尔逊的怀疑批判风格、对科学方法的意义和特征的揭示、对想象力和审美感的倡导以及对统计方法的发明和运用，都使人拍案叫绝。值得注意的是，在批判学派的科学方法中，还包含着诸多后现代的意识或酵素。
爱因斯坦是二十世纪科学革命的主将，也是现代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的集大成者。他从前人、尤其是从批判学派那里吮吸了丰富的思想营养，又融汇了对自己的科学实践的亲身体悟和哲学反思，从而锤炼出展现时代气质和科学精神的、别具一格的科学方法。爱因斯坦的科学方法具有温和经验论、科学理性论、基础约定论、意义整体论和纲领实在论的有机要素，体现了多元互补和张力平衡的特征，显示出广博的包容性和涵盖性。他的统一性、对称性、相对性、几何化等科学思维方法或科学研究基旨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科学的眼力”或“科学的智慧”。他的探索性的演绎法、逻辑简单性原则、准美学原则和形象思维，是创立像相对论这样的现代科学理论的锐利武器。在科学方法论的发展史上，爱因斯坦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伟大作用，孕育或催生了各个流派的哲学家的方法之果。
对于科学研究活动而言，科学方法的地位和意义至关重要。难怪彭加勒认为，科学创造“首先需要创造方法”。皮尔逊也强调：“科学方法是通向绝对知识或真理的唯一入口”和“唯一道路”，“整个科学的统一只在于其方法而不在于其材料。”怀特海把方法本身视为“震撼古老文明基础的真正新鲜事物”。萨顿则言之凿凿：“在科学领域、方法至为重要。一部科学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工具史，这些工具──无论有形或无形──由一系列人物创造出来，以解决他们遇到的某些问题。每种工具和方法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科学方法的运用不仅在自然科学范围内所向披靡，而且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乃至在人们的日常思维和为人处事中，也不无裨益。尤其是，科学方法是科学精神的重要构成要素和集中体现。它洋溢着科学的实证精神、理性精神和审美精神，充盈着科学的怀疑和批判意识，无怪乎皮尔逊把它看作是训练公民的科学心智框架的有效手段。
关于科学方法的特征，皮尔逊将其概述为：（1）仔细而精确地分类事实，观察它们的相关和秩序；（2）借助创造性的想象发现科学定律；（3）自我批判和对所有正常构造的心智来说是同等有效的最后检验。迪昂的概括为：（1）物理量的定义和测量；（2）假设的选择；（3）理论的数学展开；（4）理论与实验的比较。如果说前一概述比较适宜像生物学以经验为主的科学的话，那么后一概括则更为符合像物理学数学化的精密科学。也许达尔文的进化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分别是二者的出色范例──相对论正是爱因斯坦运用其独创的探索性的演绎法等科学方法建构起来的符合迪昂模式的理论。
意识是指人的头脑对现实的反映能力，创新意识则指这种能力达到有创见的新水平。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的关键是人才的开发。创新人才的培养要从基础教育抓起，从小学生抓起。创新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敢教，老师才有了创造性教育。敢说，学生才能有创新意识，才有创造性思维的学习。
一、创新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校是教育和教学场所，全面提高每个学生的综合素质，是教育的根本目的和最终任务。
（1）小学，要注重品德教育，克服重智轻德的倾向，学校要坚持把德育工作摆在创新教育的首要位置，树立育人为本的思想，把德育教育落实到教育工作的各个环节。（2）重视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如何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呢？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在于课堂的教育和灌输，实践能力在于实验和社会大课堂。在教育中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要使学生具有科学的学习态度。（3）提高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重要环节。在小学教学中教师要因地制宜，结合教学内容充分利用已有教具或制作的教具，演示和让学生亲自操作等手段，为学生尽可能多的提供参与的机会，达到使学生眼看手动，思维和动口相结合。
二、推行“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是创新教育的关键
创新教育要实行平等教育，要走出考试“指挥棒”的怪圈。（1）“以学生为本”要促进全体学生的发展。让全体学生都得到发展是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教育发展的目标。现代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民主化。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要尊重每一个学生的个性、特点，为每一个学生提供平等的机会、资源。（2）“以学生为本”要促进学生的主动发展。主动发展的教育思想在古今中外教育发展史上一直存在，如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也要求：“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使学生生动活泼、积极主动地得到发展。”促进学生主动发展，要特别关注学生发展的内发性和能动性。所谓“能动性”，是指学生在发展中表现出创造性。我们不但要教给学生知识，还要教会学生自己获取知识，培养学生对知识的渴求；不但要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还要培养学生的自我意识，自制能力以及自觉性、主动性等品质。（3）“以学生为本”，同时还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三、创新源于心理安全
一个人的创新精神只有在他感觉到心里安全和心理自由的条件下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表现和发展。所谓“心理安全”是指，不需要任何戒备心，不担心别人会指责、批评自己，有一种安全感，即使回答错了，教师也不会批评，学生也不会嘲笑，这样才能无所顾忌的发挥，充分展现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创新需要兴趣和好奇心。好奇心是对新事物进行探究的一种心理倾向，如果学生的好奇心成功的转移到探求科学知识上，这种好奇心就会升华为求知欲，成为主动进行创新思维，追求知识的强大动力。
四、创新教育的基本要求
创新教育需要创新，需要创造性人才，需要创造性教师。要创设好的教学环境和好的教学情景，在教育教学中就要有一种创新教育至臻完美。（1）联系实践，唤起创新欲望。在教学中通过情境的创设让学生体验现实或某个典型角色，通过身临其境来获得对实际的真实感受，从而激发学生的兴趣的创新意识，主动获取知识。（2）重视质疑，培养创新意识。“学起于思，思起于疑。”疑，是打开知识大门的钥匙，常有疑点，常有问题，才能常有思考，常有创新。教师要重视学生的质疑，并应该热情的鼓励。（3）求异思维，开发创新潜能。求异思维是指对同一个问题从不同的方面去思考，而是寻求多种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在教学中要鼓励学生大胆设想，使之有所发现，有所创新，这样才能在学习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2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历史回顾
管理科学的发展按照时间的划分可归为以下几个阶段：首先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泰勒、法约尔、韦伯为代表的古典管理阶段，核心内容就是科学管理思想，以及管理过程和职能分析、组织理论等；第二阶段就是20世纪的30到50年代以梅奥为代表的行为关系学说，后来发展到行为科学理论；随后，20世纪60年代管理科学进入现代管理科学阶段，也就是被孔茨所描述的“管理理论丛林”阶段，这其中包括了决策理论、系统理论、管理科学及权变理论等。
管理科学发展的过程反映了管理科学研究重心的转移，古典管理侧重于对物、财及管理组织过程的管理，研究方法是以工业工程研究方法及经济学方法为研究基础的；人际关系学说行为科学则是建立在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的；而现代管理阶段则移植了数学、计算机技术学、统计学等诸多科学的方法论，形成了“管理丛林理论”，而在丛林理论中的各个学派都或多或少地运用了科学的方法。
综上所述，管理科学研究发展的特征就是管理理论的发展是和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紧密相联。可以说是这些因素决定着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变化。现代的管理科学是在实践中进步，在实践中发展，并阐释实践，引导实践的。
3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特征
谈到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特征，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管理科学与其他科学的差异与联系，这就需要我们为管理科学进行学科定位，通过课程学习我们了解到管理科学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所研究的是社会现象，但又同社会科学研究有所差异，其核心差异就是对人的研究方面。社会科学关心的是人类活动的功能和功效，而不涉及人类活动本身的意义。管理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有组织的活动及其形成的系统。它是对管理活动规律的提炼和概括，是关于对有组织活动的管理的系统化、专门化的理论知识体系。
管理科学是在对多种不同性质学科的理论兼容并蓄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创新逐步发展起来的，是不同学科理论及方法系统集成的结果。一般地说，管理科学的成长要综合运用数学、系统科学、经济学、心理学。这四个学科构成管理科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近年来，迅猛发展的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组织结构的变革、管理手段的创新以及经营方法的革命。管理科学的未来发展仍要依赖多个不同学科的交叉综合运用，依靠相关学科的支撑。
由于管理科学是一门应用性科学，其研究必须紧紧围绕实际存在的一般性的管理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由现象而本质，由具体而一般，抽象出科学问题并形成研究目标。凭空想象、闭门造车式的研究毫无科学价值。同时，在管理科学研究中还应注意规范研究方法，多运用实证的、实验的、定量的研究方法，而少使用科学性不强的思辨的、归纳的、定性的研究方法开展研究，有利于提高研究的价值。
4《理解现代经济学》对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
钱颖一教授的《理解现代经济学》中试图说明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解释现代经济学中数学的工具性作用，并通过介绍现代经济学近年来的一些新发展来澄清常见的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误解。该文从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人手，引入了被当今社会认可为主流的并代表一种研究经济行为的方法框架——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这三方面的理论就是分析框架的基本理论。首先是由从实际出发看问题的“视角”，这基于经济学家的三项基本假设即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和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其次是运用多个理论作为“参照系”，使之能够成为人们能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利用各种图像及数学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帮助分析繁杂的经济行为。
而在管理学中也能找到这样的分析框架，首先是管理科学的“视角”，管理学的视角应该就是观察、理解或研究管理学理论问题的角度，钱教授在文章中指出通过经济学家的基本假设，不论是消费者、经营者还是工人、农民，在做经济决策时出发点基本上是自利的，即在所能支配的资源限度内和现有的技术和制度条件下，他们希望自身利益越大越好。用现代经济学的视角看问题，消费者想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企业家想赚取利润，都是很自然的。从这样的出发点开始，经济学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种间接机制对经济人行为的影响，并以“均衡”、“效率”作为分析的着眼点。经济学家探讨个人在自利动机的驱动下。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互相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并且评估在此状态下是否有可能在没有参与者受损的前提下让一部分人有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以这种视角分析问题不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会得出出人意料却合乎情理逻辑的结论。管理学不是没有视角，但是，迄今为止，管理学确实还没有象经济学这样的一种普遍为人接受的视角，所以当今的管理学还没有严密的理论体系。
接下来是“参照系”，管理学的参照系更多地体现了经济、社会、心理和工程学等相关学科在管理中应用之成果，故必须研究各准则之间的权衡问题。根据西蒙的观点，科学可以分为两类：实用科学与理论科学。实用科学采用的是“如果一则一”的科学命题；而理论科学采用的是纯描述性的与验证条件等价的伦理命题。科学命题关注能得到验证的事实而理论命题强调偏好的表述。管理欲成为一门科学，显然应加强实证研究的建设。形成以问题为导向，也即由假设检验、建模分析、实验模拟、对策建议等构成的体现科学命题的管理学研究方法。例如，西蒙提出了以“有限理性”和“满意的准则”这两个基本命题为前提的“管理人”决策模式。他指出，在实际中不存在“完全的理性”，因而“最佳的准则”是行不通的。实际上人们只能追求“有限度的合理性”，遵循“满意的准则”行事。西蒙还强调“刺激一反应”的行为模式和与此相关的决策程序化的重要意义。在运用经验加以慎重处理并使之合乎目的的条件下这种“刺激—反应”的行为模式能够显示出一定的合理性。钱教授在文章中提到他在美国时的教授问过他受过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和没受过这种训练的经济学家的区别是什么?在这一问题的回答上就谈到了。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的头脑中总有几个参照系，他们在分析经济问题时具有一致性不会零敲碎打，就事论事。同样，受过管理学系统教育的人头脑中也应当有几个参照系，比如，在分析组织结构时我们就应当以韦伯的官僚行政理论作为参照系，在分析管理的职能时就应当拿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作为参照系，在分析决策问题时，就应当想到西蒙。只有这样，分析管理问题时才会有一致性。
最后我们来看“分析工具”。在理解现代经济学的文章中谈到的是经济学中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它们多是各种图像模型和数学模型。这种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像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并被经济学家证明是极其有用的。同样，管理学也有许多研究工具，对于管理学来说管理学研究的是经济组织的管理如何使组织以更低的成本取得更大的效益，研究管理人价值的体现问题，这就需要对经济学的很多理论作为管理学的研究工具，因此，微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本身就是管理学的研究工具。近年来发展起来的许多决策支持系统，也都是研究和分析管理问题的有用工具。数学和统计学甚至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突变论等在研究管理学时确实有用，管理学前辈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比如市场附加值与经济附加值、平衡记分卡、SWOT分析法等等，它们也是研究管理学的有力工具。
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借助数学模型分析会使推理更加严密精确，理论研究中运用数学可以减少争论，而实证研究中运用具有一般性系统性容易被学术界所认可。在管理中数学同样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泰勒管理学派的管理科学学派就认为所谓管理就是用数学符号和公式来表示计划、组织、控制、决策等合乎逻辑的程序，求解出最优的方案以实现企业的目标。管理者通过数学模型的应用使得本来难以辨别优劣的备选方案变得明晰“直观”了，诸方案因被量化而变得可比了。管理科学的研究恰恰需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定性是认识的起点，定量是认识的深化。数学无疑会为管理科学的定量分析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作为一种抽象的工具，数学模型有助于人们对一个复杂过程的理解，可以帮助管理者合理的决策。但它毕竟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现实的简化与抽象，任何一种抽象都不得不舍弃对象本身的丰富性。在建立数学模型时，必须提出某些前提性假设，他们是理性思考的结果。模型的运用就是对某些假设的检验。检验的正面结果表明这些假设有道理；检验的负面结果却表明必须加以修改。有这种感性认识的逐步积累，我们就可以取得理性认识获得一定的科学知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管理学要成长为一门科学离不开数学这一有益的工具，在对待管理学与数学的关系时，我们必须明白，数学仅仅是管理学不断完善自身的工具。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明白，单凭数学是不够的，作为一门研究人们的管理行为的学科，它首先必须面对的是人，它需要那些关于人的学科的支持。
5结语
思想理论素质是领导素质的灵魂。学习科学理论，提高学习质量，根本目的在于促进领导干部思想理论素质有新的提高，能够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决工作中的矛盾和问题，能够对各种问题给予科学的解释和理论上的说明。因此，学习就必须在真正掌握理论的科学体系、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上下功夫，在掌握其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上下功夫。
理论学习不同于思想教育，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有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有一个理论知识转化为理论素质的过程。学习科学理论作为一项工作必须抓紧务实，但理论学习本身一定要务虚，切实在掌握基本观点、弄清基本原理上下功夫。因此，在学习理论中既要防止和克服脱离实际，为学而学，不重视用理论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的倾向，又要防止只要实际而缺少理论甚至没有理论的现象。要正确理解和把握“通过一次理论学习解决一两个实际问题”这种普遍惯用的提法，切实在遵循理论学习的规律中提升学习质量。
理论学习要和
多学科知识学习结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人类社会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基础之上的，又随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创新，也就是说我们党的每一次最新理论成果，都反映和体现了当时社会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成果，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因此，要学习掌握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就必须了解和掌握最新的实践成就和掌握最新的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知识。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七大对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提出了明确要求，党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的意见》中更是明确强调，要把学习理论与总结实践经验结合起来，与学习党的历史、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结合起来。同时，也强调要与学习当代经济、科技、文化等知识结合起来。
但是，由于长期受传统习惯的影响，以及目前干部队伍知识结构“文重理弱”的缺陷，在学习理论上对前两个“结合”普遍比较重视和自觉，做得比较好，而对后一个“结合”则表现得不够自觉和紧密，甚至结合得有些生硬。因为对当代经济、科技、文化等知识了解甚少，从而影响到了对新的理论成果的理解和接受，也就更谈不上在实践中创新理论。因此要针对当前干部队伍的素质现状，在落实理论武装的工作同时，必须更加重视抓好科技信息知识的武装，通过系统学习，多掌握当代经济、科技、管理、文化等方面的知识，不断提高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素养，更好地拓宽视野，开阔思路，优化思维，从而帮助我们加深对党的最新理论成果的学习理解，真正掌握精髓，以真懂、真学促进真信、真用。
重视用实践成果激发学习热情
学习理论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全在于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全在于指导工作。因此，必须强调学以致用，增强学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使学习成果尽快转化为工作成果、实践成果和建设成果。但与此同时，也要注重强调以用促学、以用引学，通过运用理论指导工作产生作用的实践，提高对学习理论重要性的认识，从而不断激发大家自觉学习理论的内在动力。
当前在这个问题上，对学以致用各级认识比较一致，抓的也比较紧，但相对而言，对以用促学在思想认识上还未引起足够重视。比如，多年来各级都在强调要树立正确政绩观，但一些做表面文章的仍然能得到彩头；都说要坚持按德才兼备的标准选人用人，但实际情况是一些素质不高的人往往得到提升重用；改进作风的话题提了多年，但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仍有市场；都说要“基层至上，士兵第一”，但一些部队尤其是基层的实际问题却迟迟解决不了。所有这些，不仅会使人对科学理论的真理性、指导性产生怀疑，而且也影响到领导机关的威信和形象，甚至会影响到人民群众对党的信心和信赖。因此，必须重视解决以用促学这个问题，让大家在实际工作中实实在在地领悟到科学理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成效，进而迸发出更大学习热情。
注意改进学习的组织形式
关于军队领导干部学习的组织形式，我觉得应该重点把握三个方面：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为何马克思主义陷于进退维谷的艰难困境
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的伟大科学成果，但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马克思、恩格斯确实未能预见到后来的许多重要历史现象、趋势和变化，有些观点和预言也与后来的客观实际有出入。这就产生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如果不顾时势，硬要把古典马克思主义生搬硬套用于今天的现实之中，那就必然会失败。反之，如果从实际出发，发展马克思主义，那又要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观点做出与时俱进的修正，这又难免被扣上一顶“修正主义”的大帽子。显然，在这两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都会陷入进退维谷的艰难困境。但这种困境实际只是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活力受到了很多束缚。因为，从根本上来说，这种束缚并不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科学灵魂，而是来自于非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
这种非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核心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来看待，而不是将其作为科学来看待。它的集中表现就是禁止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观点做出任何实事求是的重大修正，认为这种修正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种非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历史渊源实际就是已有几千年历史的教条主义、注经主义的历史文化传统。它所反映的也正是严重地缺乏现代科学精神、现代学术精神的蒙昧状态；这种非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与马克思、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相对立，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活力和历史活力的最大“杀手”。
这就表明，如要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那就必须重新认识和回归马克思、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从而将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转变为面向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将古代注经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转变为以马、恩为榜样的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将以理论文本为主要对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转变为以历史资料、经验事实为主要对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将马克思主义研究切实变成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否则，如果只是专注于以理论文本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那就会使马克思主义研究变成教条主义的理论研究，使马克思主义重新演变为一套神圣不可侵犯的教义汇编，使邓小平已经极大推进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又被教条主义的理论工程所消解，使已被邓小平搞活的马克思主义重新变成僵死的教条，使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重新受到不应有的严重限制。
重建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实质上就是要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论视为马克思主义的首要内容，就是要实行马克思、恩格斯的以历史、现实资料为主要研究对象展开“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从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长期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就是要以这种方法论变革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活力得以激发，就是要以活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以死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
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教条，而是要求人们不断地检验、修正、发展、完善或更新其理论
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所实现的最深刻、最伟大、最持久的变革，实际就是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到真正的历史科学的根本转变。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曾经就此明确指出：“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对现实的描绘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
毋庸赘言，这一要求“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的科学方法论，当然不是要求把理论摆在第一位，而是要求把实践摆在第―位；不是要求离开实践去争论思维的真理性，而是要求“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①不是要求把理论尊崇为圣物，把理论研究经院哲学化，而是要求尊重实践，尊重事实，一切从实际出发，以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观点去看待和对待科学的理论。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明确认为，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论不仅适用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而且也完全适用于马克思主义之本身。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经明确指出：上述思想的“最可贵的结果就是使得我们对我们现在的认识极不信任，因为很可能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十分轻蔑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
恩格斯还指出：“整个人类历史还多么年轻，硬说我们现在的观点具有某种绝对的意义，那是多么可笑……。”②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最根本、最宝贵、最有生命力的内容，实际并不在于它的某些理论内容，而是在于它在人类历史领域内所确立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一切已被证明的科学理论相结合，即构成了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要求人们把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各种理论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而是要求人们不断地检验、修正、发展、完善或更新这些理论。因此，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实际也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理论学说，而只是一种在历史中经常流变着的理论学说。
在这种历史流变中，只要是切实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论，并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已被实践证明的科学理论，那么，不仅修正、发展、完善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从事实出发否定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错误理论，并提出与之相反的新理论，也仍然是继承和弘扬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传统，也同样是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人类的科学认识实际始终都是在一连串的试错和错误中逐步地发展起来的
在这里，能否理解这种应有的科学现象的关键，就在于能否象马、恩那样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科学理论来看待，就在于是能否真正理解“科学”的本质之所在。
一般说来，所谓科学理论实际并不等于正确的理论。翻开任何一部自然科学史，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的科学认识实际始终都是在一连串的试错和错误中逐步地发展起来的。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被视为科学的理论学说，往往又会在后来的历史时期内被证明为一种谬误，因而也就不再被人们视为科学的理论学说。但是，即使是这样，它们也仍然是整个人类科学史的一部分。
这就表明，科学理论之所以是科学理论，实际首先就在于其中灌注了不断探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就在于它们是尽可能地采用科学方法所获得的探索性的理论成果，就在于它们至少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曾经被人们视为了一种科学假说，以至一度被人们证明为了科学真理，就在于它们或多或少地总会对于推进人类科学认识的发展有所贡献，因而也就在于它们还有可能被后来的新的科学理论所取代。
毋庸置疑，自然科学理论是这样，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当然也是这样。所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为一堆永恒不变的神圣教条，本身就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完全对立的。
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实际只是处于科学探索行程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是被人们在现阶段所掌握的科学事实所证明为真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只是有可能被后人证明为程度不同地含有某些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他们的理论将来也会被后人大幅修正的科学预见，即充分地体现了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解。
按照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科学理解，一方面，一切已被事实证明为错误的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部分了，或者至多只能说是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一切取代了这些错误理论的新理论，只要它们是灌注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成果的，只要它们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论所获得、并已被实践证明为科学真理的，它们也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
这就是说，什么是科学真理，这一点只能由实践来回答，什么是作为科学真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点也只能由实践来检验，只能由实践来决定。显然，如果我们能够以这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科学地认识和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话，那么我们自然也就可以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坦然地面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出现的各种程度不同的理论失误，并从实际出发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下转229页）（ 上接25页）
同时，正如邓小平所说：“不仅是自然科学，还包括社会科学，要大力提倡学术讨论和交流，各种学报和刊物，都是交流的场所，还要召开学术讨论会。要允许犯错误，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要允许犯错误，允许说话。”③毫无疑问，这是符合认识规律的，也是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基本条件。如果能够这样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话，那就可以进一步地看出，使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实际首先就在于它在社会历史领域内所创立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论，就在于它在这一广大领域内所灌注的科学精神和所体现的科学态度。
所以，恩格斯指出：“俄国人，不仅是俄国人，不要生搬马克思和我的话，而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才有存在的理由。”④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科学方法论，而不是一个固守已有结论的封闭体系。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论，自然使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理论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历史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上所取得的科学成果，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人类的一笔永恒精神财富，并已渗透到了现代文明之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理论相结合，共同铸就了永恒的、活生生的、富于创造性和自我批评精神的马克思主义。
诚然，同一切事物一样，马克思主义在未来的历史中也会走向消亡。但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消亡，绝不会是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内为人类所带来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论和科学理论成果的消亡，而只能是将来人们会不分彼此地接受、掌握、运用、发挥和发展这些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论和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只能是作为社会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化和泛化，只能是当马克思主义成为普遍公理之后人们自然也就不再使用“马克思主义”这一名词概念了，只能是无所不在的马克思主义致使“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了。由此，我们也就有理由说：马克思主义的消亡之日，实际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永恒之时。
马克思主义观其他重要论述
最后，在深入领会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的过程中，重温马克思、恩格斯、邓小平的其他有关论述，也是很重要的。他们指出：
“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⑤“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⑥“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⑦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于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⑧“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 ⑨“根据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经验看来，这些认识（按：指‘每一个人的思维所达到的认识’）所包含的需要改善的东西，无例外地总是要比不需要改善的或者正确的东西多得多。”“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⑩可以肯定，“对整个外部世界的有系统的认识是可以一代一代地得到巨大进展的。”“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所以我们反复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74页，第55页。
②⑥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6、456页，第358页，第374页，第363页。
③《邓小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35页。
④中央编译局编译：《智慧的明灯：回忆马克思恩格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1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01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页。
⑨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7～338页，第244页。
[中图分类号]B0[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3.001
当前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领域存在严重的认识误区，这集中表现在对西方哲学的各种方法论资源采取回避态度，没有在学科交叉、内在融合、科学实证与规范引导等方面有更深入的探讨与建构，同时也没有对西方哲学学术前沿问题从方法论层面进行更深入的开掘与梳理。[1]其实，任何一种方法论研究，若割裂了自己与其他方法的内在关联，不仅极易脱离时代所需，而且会陷入固步自封、僵化保守的尴尬境地。实际上，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早已走出了固守单一方法论的绝对孤立的境地，并在共通融合之中激发了对研究方式、具体方法的重新设计，认为只有海纳百川、相互借鉴，才能回到方法论研究自身、现实方法论上的理性自觉。[2]显而易见的是，西方哲学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既存在本质区别又存在文化间距和理解误认，而且不像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那样，无论外部实践抑或内部构建发生何种变化，其基本原则、根本立场、思想精髓始终保持学理一贯，而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更替极其频繁、错综复杂，且常常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这种时髦周期的短暂性和易变性内在映现了其方法论本质上的脆弱与危机。但是，这种本质差别并不意味着西方哲学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就无足轻重或者原本就相互抵触，更不意味着两种不同的哲学范式及其所蕴含的方法谋划严重限制了它们的深层通约与内在融通。同样显而易见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深层结构中既固守一种社会实践本性，又固执于无产阶级文化品质的特殊申认，但是这同样并不意味着它对西方哲学方法论只能采取拒斥的态度，只可接受西方哲学方法论的浅表信念，一旦触及方法论深层，则极易采取逆向思维，伴随原有的方法论范式而顺向滑行。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所选择的方法论范式无论多么特殊，都不可能妨碍它与西方哲学方法论实现内在联手，它们在方法论上的通约与认同总是多于、高于世界观上的有距离的肯认与接纳，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确需要找到与其他方法论足够多的共同点并实现内在契合与同向构建。正基于此，笔者不避愚拙，愿就当前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应注意的一些理论问题，谈些浅见，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正确看待西方哲学方法论研究的成就与局限
以往，在方法论研究领域，我们曾经长期固守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那种“一元独大”、唯我独尊的格局，认为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之外不存在任何有价值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不仅在世界观上终结了一切旧的哲学形态，而且在方法论上取缔了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谋略；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与其他方法论在实质上毫无相通之处，非但不能实现内在联手，犹如冰炭不能一炉，而且西方哲学方法论简直是一种“谬误的陈列馆”“通向诡辩的桥梁”“理性中最大的谬误”，未来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无论如何要拒斥西方哲学方法论对我们的无端干扰；西方哲学方法论早已日暮穷途，更遑论它能够喧宾夺主并独担重任了。改革开放之后，随着西方哲学及其方法论在思想界的大量引介，“中西马”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比较研究日见增多，以至于非比较研究成为不可能的了。此时，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西方哲学方法论二者极端对立的结论，不仅不敢苟同而且多有诟病，甚至暗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某种隐性批评。
朱荣英：论西方哲学方法论之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当代意义
首先让我们对西方哲学方法论发展情况作历史回顾。从古至今，西方哲学方法论设计不仅蔚为大观而且风格各异：一是从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自知无知”的问答法（助产术），到柏拉图唯心主义“理念论”所说的“回忆法”，再到亚里士多德《工具论》“形而上学”所讲的“四因法”，古希腊哲学在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本体论上完成了方法论谋划的第一个小循环，奠定了西方哲学在方法论意义上的第一个文化轴心时期。二是从弗兰西斯・培根《新工具》“知识就是力量”旗帜下所开创的归纳法，到笛卡尔《方法谈》在“我思故我在”的普遍怀疑中所主张的“理性主义方法”，再到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存在就是被感知”的“经验主义方法”，西方近代哲学（为通达世界本体并为一切知识奠基）在认识论层面完成了社会科学方法论发展的第2次循环，使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统一真正具有了方法论上的保证。三是从康德在“三大批判”中所陈述的“知性为自然立法”之“主体论法”，到费希特《全部知识学的基础》所说的“自我设定非我”之“绝对论法”，再到黑格尔《逻辑学》所揭示的“实体即主体”之“唯心论法”，西方近代哲学晚期不仅在实践层面完成了方法论的新的跃迁，而且再次将辩证思维及其逻辑方法推向顶端，达到了以思辨唯心主义体系为标志的第2个文化轴心期的高峰。四是西方哲学的人本主义学派，从叔本华、尼采唯意志主义方法论所提出的“重估一切价值”，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新康德主义方法论的“价值就是一切”，再到狄尔泰、柏格森生命哲学方法论对生活价值的直觉体认，西方社会科学中的非理性方法不仅愈演愈烈，而且其特殊的方法论设计在价值观与认识论的统一上得到了明确肯认，使西方辩证思维方法论谱系中自觉地融入了大量的非理性色彩。五是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学派，从早期孔德、约翰・穆勒、斯宾塞的实证主义原则及其经验归纳法，到马赫主义、经验批判主义、新实在论、实效主义的实用主义方法的引入，再到科学哲学学派的逻辑分析、语言分析、历史分析的语言学分析方法的滥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理性至上主义”“经验实证高于一切”的科学分析方法一再得以张扬。六是随着西方哲学方法论重大转折的现象学方法、诠释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兴起，介于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学派之间的各种社会科学方法，实现了一次大联盟、大融合，比如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方法、舍勒的人类学现象学方法、因伽尔登的美学现象学方法、利科的历史现象学方法、姚斯的接受美学现象学方法、阿伦特的反极权现象学方法、阿佩尔的实用现象学方法等；再比如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的存在主义方法论，施莱尔马赫、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方法论，阿多尔诺、哈贝马斯社会批判学派的方法论，费耶阿本德、布迪厄“怎么都行”的无政府主义方法论等。可以说，正是这些纵横交织的研究方法的运用，促成并真正搭建了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合流，从而催生了后现代主义解构方法的崛起以及新后现代主义、后后现代主义建构―解构方法的普及。
西方哲学方法论发展史表明：“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有悠久的历史，也有许多积极的成果，特别是在微观层次和操作层面有许多科学合理的因素，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3]可以说，西方哲学史上的各种社会科学方法都毫无例外地涉及到了方法论研究的根本问题，一方面对许多重大方法论基础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为我们展开这方面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理性资源；另一方面又具有唯心主义的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不彻底性，不仅会经常犯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现象主义、反人道主义的错误，也包含着诸多非理性、反科学的思想内容。西方哲学方法论不像自然科学方法论那样明晰而固定，它的发展史也不是知识或者信息的积累史，而是对永恒无解的哲学难题不断求解的历史，是各种不同求解方式与方法不断变更的历史，这类似于指向同一个圆心并不断变换基点的圆周运动。西方哲学史实际上就是方法论运动史，各种方法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而是具有平等的价值，对其应该秉持一种宽容精神。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我们要自觉保持更加开放的心态、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缜密的思维，认真总结西方哲学史上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经验教训，汲取精华、剔除糟粕，直面西方哲学方法论发展中遇到的各种思维矛盾与逻辑问题、各种理论桎梏与方法困惑，通过对新思想、新方法的深入研究和探索，以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世界性视野。[4]将方法论研究的历史性与时代性、科学性与价值性、理论性与实践性、思想性与工具性有机结合起来，将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粗略陈述的有关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具体方法和初步构想与当代西方哲学方法论研究加以对照，以马恩考察社会科学理论问题的那种融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为一体的基本原则为标杆，树立一种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典范，更加注重社会实践的受动性和能动性辩证统一的方法论创新，以确保其社会科学方法论能够持续不断地展示旺盛生命力。
当我们聚焦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时，我们还必须认真考察当代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及其未来走向。当代西方社会的发展，有与之相应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作为其思想表现和理论支撑，而且他们在方法论上的研究和关注比我们早很多、深很多、丰富很多，因此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西方社会文明进步是有它的社会科学理论表现和人文学科支撑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应当有足够开放的心态和宽广的视野，自觉地向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无论在精神领域抑或在事实领域的巨大成功并不能成为其远离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正当理由，更不应该放弃西方哲学方法论有价值的巧妙设计，相反，它不同寻常的优越之处恰恰在于竭尽所能地予以扬弃并实现视界交融。在方法论上正如在世界观上一样，唯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才能走向“美美与共、世界大同”。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与西方社会进步和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相关联的，如果我们承认西方社会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承认西方社会科学也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就应当承认他们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也具有合理性。但是有时候西方人喜欢追求一种“片面的深刻”，把彼此相互关联的东西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把问题推向极端。比如从辩证思维的角度来看，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科学性与人本性完全是可以整合的东西，而他们却要将其对立起来，致使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学派都只能在极端上进行思维，各自都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窘境。又如个体和整体可以也应当在辩证的思维当中结合起来，可是他们却要将其分开来，致使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二水分流，互不相干。这种二元对立的方法论是不可取的，我们应当有所警示。
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中应发挥主导性作用，马克思主义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灵魂，我们必须自觉地加以坚持与捍卫。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用发展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当代中国的实践，实践不停顿，方法论创新显然也不能停顿；社会实践每前进一步，理论与方法创新就要及时跟进一步。如果我们期盼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直接找到解决当前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我们一定会失望，甚至还会动摇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对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既要坚持又要发展，关键在于坚持什么、发展什么，怎么坚持、怎么发展，如何在发展中坚持、在坚持中发展。为此我们必须积极自觉地走入当代中国，走入当代实践，坚持实践的研究方法而非纯粹理论的研究方法，正如列宁所说：“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5]
二、正确看待西方哲学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影响
我国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一个根本问题在于，从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角度厘清西方哲学史上的各种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产生了什么样的重大影响，这不仅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也是它得以实际展开的关键步骤。既然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由马克思恩格斯继承西方哲学方法而创立的、并由后人不断继承与发展的方法论科学体系，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方法论原理，也是关于人生信仰和核心价值、特别是关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怎样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方法论指导大纲，那么，它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就应内在地表现为3个层次结构，即理念层次上的方法论、制度层次上的方法论和策略层次上的方法论，三者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结构。而它的实际发展过程则恰恰相反，首先是从策略层面开始，继而进入制度层面，最后发展到理念层面，这一过程既体现了西方哲学方法论研究一步步地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性，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性。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根本价值取向和基本推演顺序之所以是从策略到制度再到理念，这主要取决于它当时所致力于解决的时代课题及其所蕴涵的历史逻辑，即资本主义社会向何处去、人类社会向何处去、未来理想社会如何建立。基于这种历史性求解而形成的三大论域――社会主义实践方法论、资本主义批判方法论、未来社会发展方法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主题，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本着改造世界的目的而始终孜孜以求、着力阐述的重大方法论原则。而注重批判功能与建设功能自觉结合的这一方法论原则，具有实践性、科学性、革命性相一致的开放性特征，一再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当代的实效性，并主要通过其方法论上的“中西马合一”而获得了检验与证明。
长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领域一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与西方哲学方法论相互分离、相互割裂的不良状态[6]，故而常常缺乏在高端引领方法论软实力的那种内在融通机制，未来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必须加大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交流、科际整合力度，努力提升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世界视野与中国视野的内在融通水平与视域整合能力，借助西方各种方法论框架大力构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中国话语、当代旨趣，在实践基础上全面展开与西方哲学方法论全方位、实质性的对话、引介与嫁接。同时应积极把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推向学术最前沿，不断增强其全球话语权、国际影响力与普世有效性。在方法论上实现中西合璧，早已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自觉的学术取向，但总体上缺乏应有的价值审视、功能定位与批判分析，未能分领域、分层次、分主题地进行反思性总结、汲取与升华，未能从多视角、多维度、多层面地立异相竞和协同展开，更未能充分实现两大方法论传统的问答逻辑与效果历史。因此，正视目前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所面临的理论困境，需要从方法论高度既加强内在超越与理性重建，又注重中西方法论上“重叠共识”的当代拓展，在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基础上，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理性自觉与成熟。同时，应该看到，西方哲学及其方法论运动总体上反应了西方社会科学及其理性思维的最高成就，适应了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西方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它所刻意选择并主动保留的方法论原则，大大促进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和人类理性思维逻辑的演进，它在方法论上对许多新领域、新问题的探讨，也不无值得注意和重视的地方，不仅其巨大的进步意义、即使其明显的失足之处都曾带给我们以很大的方法论启迪。的确，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不再像西方哲学方法论那样，仅仅从纯粹的或者抽象的理性原则出发来构建关于社会科学发展的方法论体系，而是直面社会化了的人类及其实践运动，因而通过对实践方法论意义的深刻考察，彻底地实现了对西方哲学方法论的内在超越并揭示了未来方法论发展的新方向。然而，这种“超越”非但不是对西方哲学方法论的颠覆或者终结，反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继承与发展，是在“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规律支配下完成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考虑到西方哲学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在诸多方面不仅增添了适合于目前时代特征的新方法、新范式、新思维，而且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所不曾有的、未充分展开的新的自我生成之域，在方法论上创造性地构建了总体适应后现代社会发展之时代精神要求的新理念、新原则。因而，完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上的革命性变革与西方哲学方法论的近现代转型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同步性与共通性，二者在方法论上的同向建构大大高于它们的异质背反，这无疑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及其未来发展的严重影响。[7]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基本范式与未来设想
众所周知，“唯物论与辩证法相统一”“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3个基本原则。我国当代社会科学论坛基于此而形成的方法论研究范式也大致分为3类：一是总体方法论（体系方法论）范式，包括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范式、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范式、实践唯物主义方法论范式和当代人学方法论范式；二是分支方法论（部门方法论）范式，包括本体方法论范式（分为物质本体方法论、实践本体方法论、物质―实践本体方法论等）、认识方法论范式（分为主体性方法论、价值方法论、实践方法论等）、历史方法论范式（包括发展方法论、社会方法论、科学方法论、技术方法论、制度方法论等）；三是个别方法论（具体方法论）范式，实际又可划分为文化方法论、生活方法论、生存方法论、语言方法论、人类学方法论、诠释学方法论等范式。这种方法论范式上的粗略划分，一方面，昭示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对西方哲学方法论上的路径依赖：既有对其研究策略、制度安排、理念选择上的理性固恋，也有对其框架结构、基本图式上的简单比附，更有对其方法论原则和思想路线上的顶礼膜拜等；另一方面，也昭示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对我国社会深层次变革的理性回应，是对传统西方方法论框架与原则的自觉扬弃和内在超越。各种方法论范式之间虽然论争不断，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宣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科学性与革命性，高度集中地体现在其特殊的实践方法论范式上，只有固守这一特殊方法论范式，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的各种分歧才能消除，才能打通各种方法论之间的壁垒并形成完整的科学方法论体系。这种统领天下、归并各派的方法论奢望，极力主张特殊的实践性研究方法为唯一的科学性方法，其他的研究方法都应当悬置并应投靠到自己的实践派麾下。显然，这种以偏概全、归化各派的非分之想，虽然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宣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所具有的某种深层的合理性与广泛的解释力，然而，这却是以歪曲、割裂、抽象性的态度对待它原本有机性的方法论体系，会使它脱离辩证整合而不能成为当代方法论的思想精华。
事实上，当代“中西马”社会科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融通，无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无论在功能上或特性上，无论在西方视域或在中国视域，都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跨界融合、纵横交叉的趋势。[8]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如果只注目于当代中国实践变革的现实需要而一味固守原有的基本方法，而不能不失时机地将蕴含于西方哲学中的方法论智慧汲取并集中到自身上来，这样无论如何不能开拓与活化其原有的方法论空间，更遑论获得使当代方法论研究向高层跃进和深度发展的可能方案。如果只是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方法论并试图以之取代其他所有方法论精神资源，不仅其归化奢望最终只能成为泡影，而且还会在方法论研究领域形成新的桎梏。这表明，实践方法论只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一个分支和局部，虽然它是最主要的领域和最基本的方法，但是它无论怎样不能替代整个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体系而存在与发展，唯有以上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三大基本要义为共同的时代立场，才能打通各个方法论研究视界，实现多元方法的和谐共进与界外联手。诚然，即使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真的出现了多元取向的“差序格局”，实质上也根本不会妨碍整体性把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体系的当代使命。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的未来走向不可能被某一特定方法论范式和独特框架所支配，终会并存各种方法论探索并协同推进它的快速发展，正是中外众多方法论论域的文化合力将奋力引领它走向方法论研究的高端。[9]鉴于此，笔者这里提出一个未来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初步设想，以征询于学界：一是开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元方法论问题的研讨，集中回答什么是方法、方法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学习目的与要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理论性质如何。二是开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与西方哲学方法论在思维方式、逻辑层级、基本范式、主要原则等方面异同的比较研究，旨在梳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与西方哲学方法论各自在思维方式上的合理性、通约性与同向性。三是开展马克思主义方法论面临的诸多困难与西方哲学方法论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庸俗化局限问题的研究，目的在于理清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应处理好的各种关系，如文本图式、问题图式与实践图式的关系，研究方法、表述方法与讲授方法的关系，知性方法、理解方法与操作方法的关系，理论理性、实践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等。四是开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应注意的时代立场问题、中国方向问题、方法论史研究中的问题，与各门具体科学方法论比较研究的问题，与中国古代哲学方法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如何比较的问题等，旨在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未来发展找寻到多点支撑与多方点化，通过激活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那种融通古今中西的历史大视域，以全面消弥当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的内在冲突。[10]
四、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基本原则与实践指向
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基本原则，以保持我们的主流价值取向和科学实践观在方法论研究上的正确引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处在日新月异的发展之中，要想让它在方法借鉴和领域拓展中不断得到跃迁，当然就要研究前马克思主义社会认识方法和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的主要成就与缺陷，分析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革命性变革的时代背景和思想资源，探讨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转变历程，探讨它们如何在方法论上确保从唯心主义走向唯物主义、从朴素唯物主义走向辩证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说明它们在社会科学方法论转化的关节点与基本点。[11]但是，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要研究和阐发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就必须分析其方法论的实践性本质，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方法论意义，因为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最根本方法。可见，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与实践指向是内在统一的，二者原本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其实践性本质就是通过它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而表现出来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遵循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一是客观性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基本要求。一切从对象出发，从客观出发，从实际出发，从事实出发，这是任何社会科学研究最根本的要求。社会历史活动中既有客观的物质的方面，也有主观的目的的方面，只有全面客观地加以反映，弄清社会历史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客观性的根本要求。二是主体性原则。人是历史的人，历史是人活动的历史，人与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构成了整个社会实践的基础，作为主体的人推动着社会历史的进步。以主体性的视角来研究社会历史，首先应当注意到人在社会历史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同时还要注意到研究者所具有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包含着求真、向善、达美，真善美的统一是社会历史活动中的人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三是整体性原则。在研究社会发展时，在观察各种社会要素、现象、个别事件时，头脑中要有整体思维方式，要把它们作为整体、内在的有机部分来加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系统认识方法、社会矛盾分析方法、社会过程研究方法、社会认知与评价的研究方法、中国视野与世界视野相统一的方法等，都是从不同角度对这种整体性原则的具体阐述。四是具体性原则。无论马克思恩格斯抑或列宁都曾经讲过，真理是具体的，与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适用于非常广袤的领域不一样，所有社会真理与适用性适用于特定对象、条件、场景、时区等。一旦脱离了这些具体条件，它们的真理性与适用性就会转化或者消失。对于社会的具体真理需要我们做定性、定量和定时的具体探索。五是发展性原则。马克思认为，以过程性方式来看世界，一定要注意到社会历史的发展与进步。进化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总方向和总趋势，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到，社会历史的发展前进也可能包含着倒退与曲折，正如人的某些机能在不断得到强化的同时，一定也会带来相关机能的弱化。所以一定要考虑到发展的成本、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显然，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所遵循的上述基本原则，不是彼此孤立、互不关涉的，而是内在统一、紧密相关的，在实际研究中很难将它们分割开来。
其次，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实践指向强调的是，我们的研究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实践出发，是否具有实践指向性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在方法论上的本质区别。历史唯心主义主张从观念出发，与之不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要求发展一种比从前所有世界观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主张“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12]。人类社会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产生的，因此必须把对社会的认识置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上。只有这样，才能确立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可靠性基础。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为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或生存方式，人们要生存，就要吃穿住行，为此就必须进行物质资料生产活动，即生产人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所以，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实践活动。实践活动作为社会活动具有双重意义：人们在进行物质生产的同时，也生产了自己的物质生活；在改变生产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生存方式；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的主观世界。即使是思想观念领域的问题，表面上看是理论的问题，本质上也是实践的问题。因为，“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3]。实践的需要决定理论的产生，实践是理论的基础，理论是实践的体现。任何理论的产生，都是适应了实践的需要，体现了时代的要求，真正的理论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14]（P284）实践的状况规定理论的任务，人们只能提出自己时代的课题。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这表明，每一代人只能提出和完成自己所处时代的任务，而不可能超越时代，完成本来不属于他们的任务。实践不仅规定了理论研究的任务，而且还为理论研究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手段。物质生产实践作为人的基本实践活动，不仅提供了理论研究的课题，而且创造了理论研究所必需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使理论研究成为可能。
所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实践指向，要求我们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坚持以问题为中心。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从客观实际出发，就必须从问题出发。理论研究归根结底是对问题的研究。密切关注问题、及时发现问题、深入研究问题，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作为对社会生活考察的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的确立，决不是在观念中寻找，而应是从社会实践中去寻找。历史唯心主义考察社会的方法，是“从天国降到人间”，从人的观念出发研究社会。相反，历史唯物主义考察社会的方法是“从人间升到天国”，在现实中寻求研究的课题。当然社会生活是复杂的，社会生活中的问题也是多样的。在研究问题的选择上，要避免主观随意性，力戒平均使用力量。要从大量的、纷繁复杂的问题中，选择影响全局和长远的重大战略问题，选择制约整体和系统的关键性问题。另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必须占有充分材料，而不能从原则出发。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从纯粹的思维出发，反对从观念出发，反对从主观臆想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和唯心主义的研究方法的又一本质区别。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法，不同于“价值中立”的方法。“价值中立”是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形成的带有唯客观主义色彩的一种方法论原则。“价值中立”者主张，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一旦选择了研究的课题，就必须放弃任何价值观念。我们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原则并不等同于“价值中立”。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者首先是社会的主体，无视主体的价值选择是根本不可能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14]（P258）。可见，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上，马克思主义实现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高度统一、群众立场与实践指向的内在一致。弄清这一点，对批判“普世价值论”抑或“价值中立论”都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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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近年的规划设计实践和课程讲授中初步积累和形成了一些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愿抛砖引玉。面对这种挑战，试图通过“整体思考、综合解决”的方法处理在我国城乡建设中遇到的复杂问题。
众所周知，随着对城乡建设问题复杂性的逐渐认识，日渐众多的单一型学科都逐渐向城乡建设的相关研究领域渗透，并直接参与了解决问题的过程；人类在不断地深化对城乡建设的认识，在日渐广泛的领域内剖析、探索城乡建设的规律。但是，为什么在解决城乡建设所面临的许多复杂问题时仍会出现力不从心的现象呢？这主要与目前研究和组织实施城乡建设的思维方式、研究方式和工作组织方式中存在的弊病有关?
2.1思维方式——缺乏“整体思考”的解析、解析、再解析
迄今为止，在解决城乡建设的某个具体问题时，我们基本上遵循了P.格迪斯在20世纪初提出的“调查先于规划，诊断先于治疗’的工作模式，这种“调查一分析一规划的工作程序一直被广泛的采用”①由于人居环境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的巨系统，人们面对调查中遇到的庞杂的现象，欲分析其内在规律往往采用将系统分解而逐一描述现象、解释规律的思考方式（即：先分解再解析方式)，不断地总结出从某一特定角度出发的所谓“描述性理论’和“解释性理论”，这对“认识世界”的过程及其结论深化无疑是重要和有效的。但当人们把这些主要由单一学科研究中产生的、源于实践的解析结论直接升华为用于“改造世界”的所谓“规范性理论”去解决在新的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时，力不从心的现象就出现了。
其原因在于对系统的过度解析正在使我们丧失对事物内在联系的思考，使真实世界变得支离破碎。因此，当我们将解析研究的结论一子系统最优方案，堆砌起来去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时，会发现理论与现实的距离之大超乎了我们的想象。在这里我们所缺乏的不再是解析能力，而是综合与协调，是从整体最优出发建立起各子系统的有机联系的能力。
2.2研究方式——失去“宏观目的”的划分、划分、再划分
对人居环境系统的了解越多、越深入产生的学科及学科分支也越多，学科分类趋向于复杂和繁琐，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其直接后果是单一型学科体系逐步走向各独立学科的相对自我封闭和孤立深入，专业的过度细化和解决实际问题时综合协调能力的下降。例如：建筑学的毕业生有能力设计出形式出众的住宅，却对如何解决中国的居住问题茫然无知；结构专业的毕业生可以精通结构有限元分析，却无力主持大型建筑的结构工程设计。当这些现象不再是某种个体缺陷，而成为一种基本规律时，则说明我们的科研、教育出现了十分现实的危机，即；我们在研究各种技术细节，解析探索详细规律的同时，正在丧失对研究的“宏观目的”——“形成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追求。
在缺乏“整体思考”的前提下，对研究对象的过度解析使针对现实问题的研究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境地，各独立学科研究中产生的解决实际问题的对策往往是难于相互协调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
2.3工作组织——缺少“整体利益”的膨胀、膨胀、再膨胀
研究所形成的对策是要靠具体的政府工作部门去实施的，决策源和决策本身的划分及深化方式会影响导致政府工作部门利益及职权范围的划分、扩张及萎缩的过程。
目前，决策源的过度细化和决策本身的过度专业化，往往直接导致了政府工作部门利益及权力的繁琐分化和部分机构非正常的膨胀、萎缩；机构调整十分困难，“精简一扩张一精简、再扩张一再精简”已成政府机构调整的周期性特征。在具体操作中各部门、行业政策之间的不协调可谓彼比皆是。应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现象的产生与我们过度划分研究领域的研究方式和过分专业化的人才培养及输送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然，要从目前困境中走出来，努力是多方面的，而寻求某种新的学科体系（学科群）建设思路和有效的多学科研究组织方式无疑是学术界会优先考虑的。如何通过某种综合性的、多学科融贯的学科体系的建设，建立和强化“认识世界”的解析过程与“改造世界”的综合过程之间的联系是解决“过度解析”问题的关键。笔者认为建立人居环境学学科体系(学科群）这一倡议最重要的意义正在于此。
3 “综合与融贯’的过程
从已有的对人居环境学学科体系的讨论看，“综合”与“融贯”是倡导者反复强调的主要方法论概念，更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更全面的对伟大的实践进行“总结、提高和归纳”是倡导者反复强调的主要宗旨，并由此产生了对整体的学科体系的初步设想（见图1)，这是一张能引发思考，同时也易使望文生义者产生误解的学科体系图解。有人担心人居环境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成熟会最终含盖相关独立学科；进而有人更为肤浅地认为倡导者试图将众多独立学科统
图1倡导者对建立人居环境学学科体系的设想（资料来源：吴良镛、周干峙、林志群，《我国建设事业的今天和明天》，中国城市出版社）
图2笔者对人居环境学建设侧重点的考虑
领于一面旗帜下，惟恐参与这一学科体系的建设会丢掉自己的“名份”。
但从倡导者近年领导的研究与实践看，这一学科体系（学科群）的组建，会适度调整（而不是抛弃）现有的“认识世界”的过程，但更重要的是要改变“改造世界”的过程：它关注研究中对现实世界的解析程度与方式，但更注重解决现实问题时决策综合程度的提高：意在面对城乡建设的复杂问题时，通过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和工作组织方法建立起多学科之间和多个工作部门之间的相关性关系，
弄清庞大系统中的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从而使研究决策的思维方式更贴近于现实世界，解决问题的方案更具综合性和广泛的利益协调性（见图2)，务实而不求虚名是其鲜明的特征。
3.1“整体思考”下的解析与“解析结论磨合过程”
就人居环境建设中所面临问题的复杂性而言，试图用新建立的“人居环境学”或是通过某种已有学科的独立扩展去涵盖所有相关学科的解析研究过程是天真的和不现实的，例如：仅就城市规划领域而言，现代城市建设涉及了众多的相关领域，即使在教育体系中针对每个相关领域都设置相应的课程以介绍相关学科的研究，则其总学时量之大也是目前任何一种规划专业教育体制所无法承受的，更不用讲要求学生普遍掌握各个相关领域的研究技能了。
但围绕某个特定现实问题建立起相关学科在现象描述和规律解析研究之间的联系，在单一学科解析基础上进行跨学科的解析结论“磨合”（磨合者，求同存异，达成共识也。）无疑将深化对现象和规律之间相关性的认识，既是合理的，也是现实的。例如：目前规划界开展的“两区划定”工作，要在有限的土地资源条件下，做到有效保护基本农田与合理发展城乡建设之间的平衡，毫无疑问不仅应从城乡规划研究中找依据，还应从农业发展的相关研究中寻找依据，因为基本农田保护区位置及规模的确定与农业耕作方式的选择和农业耕作技术的采用有直接的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规划师应取代农业专家去从事专门的农业耕作方式和耕作技术的研究，也不意味着人居环境学应将相关农业发展研究归并掉。我们所做的仅仅是将农业相关研究成果中解析形成的与农田位置及规模有关的结论找出来，同时将从城乡建设要求出发提出的保护设想（城乡规划学的解析研究结论）做出来，通过两者的叠合“磨合”出一种从两个方面出发都可以接受的解析结论。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个例子可以发现，人居环境学学科体系（学科群）建立的重点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在“整体思考”的前提下广泛寻找与“问题”相关的解析结论，其思考问题的“整体性”越强，则可能寻找到的相关结论就越多，其对“问题”相关规律的描述和解释也就越贴近于现实世界：二是试图寻找出相关解析结论之间的相关性联系和一套处理相关解析结论所涉及利益关系的协调、平衡办法，对学科间相关性关系的研究越广泛、越可靠，则可以处理的叠合层次就越多，“磨合”出的结论所代表的利益也越广泛和真实。而离开“整体思考”则不可能主动去寻求超越某一领域以外的与“问题”相关的解析结论，也会常常无从下手，犹如盲人摸象，这种“整体思考”是建立在事物间具有广泛联系性规律的基础上的。在人居环境学建立之初对广泛联系性规律的认识更多地来自单一学科发展过程中部分从事跨学科研究的研究者个人的经验积累，往往是概念化和不确定的，甚至不一定是可靠的；但随着从“问题”出发的多学科解析结论间相关性规律研究的深化，人居环境学研究最终会形成一套发掘、认识和总结与城乡建设事物有关的、定性甚至定量化的科学、可靠的广泛联系性规律使我们的思考更具整体性。
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与其认为人居环境学会成长为一个覆盖面甚为广泛的独立学科，不如希望它作为一个针对具体研究项目的学科体系（学科群）组织框架，衍生出一系列有特色的、可行的针对特定城乡建设“问题”的指导多学科融贯研究，寻求综合可行决策的方法。
3.2 “宏观目的”的建立与研究领域的“边界模糊过程’
研究的“宏观目的"应是解决现实世界中存在的“问题”，不断积累解决“问题”的经验，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尤应强调解决“问题”的对策及方案的整体性和综合性。
在研究的后期及核心阶段思维方式中对事物广泛联系性规律的总结将直接导致“宏观目的”的建立。同样以前文提到的“两区划定’依据研究为例，一个缺乏综合和融贯观念的研究者，可能仅从城市规划的传统经验出发，按规范指标去划定各级聚居点的用地，然后按基本农田的保护数量要求去划定农田保护区，最后在两者之间做一个简单的数量及位置的校核，工作就结束了（不幸的是，目前大部分以“两区划定’为目标的城乡土地利用规划就是这样做的）可在现实中问题要复杂得多，以综合、融贯的观念看来，这种农用土地资源与城乡建设用土地资源在数量和位置上的调整过程至少涉及了如下多方面的目的性：①保护农用土地资源的数量及质量，合理解决地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②有利于农业技术的进步及规模经营，会促进节能、节水型农业生产体系的建立；③有利于控制各类聚居点的盲目扩张，建立起城乡间新的资源分配平衡关系；④有利于控制工业污染源的过度分散，改善城乡环境质量；⑤有利于各级聚居点基础设施的改善与提高，促进城乡合理规模社区的形成；⑥有利于城乡各自文化特征的保持，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共存。基于这种思考的对策研究组织必然是超越单一学科研究领域的，例如：针对目的①、②可进行“农业耕作组织方式的研究”，重点弄清现代农场的组织形态及规模；开展农业技术进步及其对农田集中规模、方式要求的研究，重点弄清节能、节水型农业生产体系对空间环境的要求；这两项研究又是相关的。需要规划师与相关农业专家共同“磨合”出可操作的对策结论。
从研究组织方式看建立人居环境学学科体系并推广其方法论思维模式的目的不在于取消或重新划分学科界限，亦没有必要针对十分现实的具体问题不断组建或衍生某种新学科，它所强调的是在解决“问题”阶段，采用“跨出去，请进来”的方法，更为广泛地听取多学科的意见，使形成的对策具有更为广泛的科学共识。
3.3 “整体利益”的实现与“政策协调过程”的改进
建立人居环境学学科体系（学科群）所带来的研究组织方式的变化，会改变决策源的成分和工作方式在解决城乡建设具体问题时，从以单一学科专家和单一政府部门为主到相关多学科专家间的交流和相关多个政府部门的联合参与，及政府综合决策部门的强化；也会调整与决策相关的利益取向，从以与单一学科直接挂钩的部门利益取向转变为与相关多学科联系的多部门“整体利益”的协商和平衡。
对政府工作的决策一执行程序而言，某种“政策协调过程”始终是存在的，现在普遍的做法是采用各部门先从自身利益出发结合相关单一学科研究做出决策，然后在执行中再与其他部门协调政策的方法。随着研究组织方式的改变可能采用的办法是由政府综合性决策机构或针对具体“问题”形成的部门联合体会同相关多学科体系的专家，在“整体利益”最优的前提下做出决策，然后再将巳协调过的决策和措施分解交具体部门执行。从控制论的角度讲，这种调整是将决策及其调整过程中以“反馈控制’为主，变成以“前馈控制”为主，更符合“预则立，不预则废”的道理。
同时，对“政策协调过程”的改进也有利于政府机构的精简，可以改变目前每个部门的工作均需包含“调查一分析一研究一决策一执行”全过程，并为此组建相应机构的做法。而按研究的“宏观目的”分大类（而不是按单一学科领域和专业的细分类）组建政策研究机构和决策结构，同时在政策的具体执行中可以进一步划分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属政府行为的由政府部门去管，属市场行为的交给公司、企业等非政府部门去做。这样一方面，可以更有效地“借用”科研、技术和学术部门的研究力量，在把“科教兴国”落到实处的同时，精简和重组政府研究与决策机构；另一方面，简化和分流政府部门职能，达到精简政府部门的目的。
另外，综合、融贯的多学科体系的建设，有助于部分过度细化的学科与专业的归并，实现人才的宽口径培养，使人才的培养与输送方式逐步与社会实践的需求更紧密的结合起来。
4综合与融贯的难点与前景
事实上，系统的解析与系统的综合都是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必不可少的环节，但在围绕城乡建设的解析研究过程充分发展的今天，为什么与之相对应的综合与融贯研究过程会举步维艰是值得思考的。
试图以综合与融贯的方法对人居环境（或称人类聚居）开展研究，总结规律，指导建设的设想并非始于近年，本世纪50?60年代希腊学者道萨迪斯就提出过建立“人类聚居学”的设想，并编织了一个庞大的多学科交叉的学科体系②吴良镛教授等倡导在我国开展同类研究也近5年了，但正如吴良镛教授着文指出的“虽然人居环境研究在国际上酝酿巳久，许多学术机构也进行了大量工作，但至今它还是一个为之奋斗的目标”③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原因是复杂的，从方法论的角度可做如下分析。
4.1“重复、替代”与“拓展、交叉”——“统成”与“渐进”
“重复与替代”和“拓展与交叉”是发展人居环境学学科体系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前者试图建立“一门以人类聚居为完整研究对象的系统综合学科’’，而后者致力于通过与人居环境相关多学科的融贯提高解决人居环境建设中所遇到的“复杂’问题的能力，而不奢求研究对象的完整性和学科的独立性；相比较而言后者的思路更为现实可行。
早期系统论研究对系统开放性的忽视，导致许多学者在处理各子系统关系时习惯地遵循试图用一个更大的“完整”系统去包容子系统的做法，追求系统的“统成’’，其结果是“系统”越研究越大，子系统的关系越搞越复杂，当“系统”庞大到某种极限时，研究者无法驾驭它，索性重走系统分解的道路，使学科分分、合合。这种做法有三个重要的误E，其一，任何系统都是开放的，绝对的“完整”是不存在的；其二，系统是有层次的，各子系统对更高层次系统的影响是不均衡的；其三，“系统”与现实世界是有差距的，系统的“完整性”和“最优化”程度越高，则假设性前提也越多，距现实世界的距离也越大。从这个角度讲，“重复与替代”的思路具有目标“无限性’和技术路线庞杂，不易清理的特点，是一种永远不会有明确前景的思路。
在人居环境学学科体系（学科群）的建设中应遵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中需要什么，我们就研究什么”的思路，采用围绕现实“问题”组织开放型学科体系的方法其所追求的不应是研究对象的“完整性’”而是思考问题的“综合性”和如何组织多学科专家来协调、融贯地解决“问题'当然，要沿这个思路走下去，也有技术难点需要克服。
“综合与融贯”可以讲是一种学术理想，是一种建立在事物广泛联系性规律基础上的对最高学术境界的追求。任何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人类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是有限的和不断深入的，对事物间相关规律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试图一蹴而就的达到“综合与融贯”的境界是不现实的。探求事物间相关规律的过程将是漫长而艰难的，是一个不断总结阶段性经验的“渐进”过程。
围绕“问题”所包含的主要矛盾(系统层次性的反映）围绕“问题”的解决（从实践入手，而不是从理论入手）优先考虑与事物发展密切相关的核心学科的领域“拓展”（单一子系统的边界开放）及与其他主要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有限数量的有确定相关规律的子系统间的边界开放与相互渗透）是必要的。从这个角度讲“拓展与交叉”是走向“综合与融贯”的必要步骤。
4.2“理论探求”与“实践落实”——“广博”与“核心”
毫无疑问，“理论探求”和“实践落实”是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两个环节，这里要讨论的是在人居环境学学科体系的建立过程中，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在学科体系建立之初有一定的理论预研究是必要的，其目的是建立一个概念性的思考问题的框架，从哲学层次上解决若干新的“整体思维方式”的观念建立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巳有了一定的理论积累，关键在于如何加强宣传，使之达成更为广泛的社会共识。
但在进入理论深化研究之后如继续以理论推导和框架的理论完善为重点实际上是难于操作的，而必须转向首先从实践入手。由于人居环境涉及领域太多，如不针对具体现实问题加以筛选和精心组织，很容易在对“虚拟现实”一即各种“系统”的研究中顾此失彼，“拣了芝麻丢了西瓜’’，不仅无法建立解决“问题”的主导思路和具体的技术路线，还会因研究目的的不明确，使研究者“迷失”在浩瀚的学术海洋和虚拟世界的“精心构造”中。针对现实问题，进行学科筛选和研究组织的过程是一个从复杂的、开放的巨系统中“剥离”出与“问题”相关多种因素和多种相关规律，针对某种现实目标进行再组织的过程，其难点在于“剥离”程度的判断和“相关性”程度的确定。
要克服这个难点就需要强调，即使是从实践入手也要处理好“广博”与“核心”的关系，才可能在有限资源和有限时间条件下看到解决“问题’的实效。过分“广博”，而没有“核心”，即片面强调事物的广泛联系性，忽略事物联系的层次性和解决“问题”的目标“有限性，会重蹈“重复与替代”的覆辙，无法实现“剥离’，也无法建立解决“问题”的明确目标及形成有效解决“问题”的技术路线；没有“广博”，而过分“核心”化，即研究的相关因素和相关规律过少，会抑制“拓展与交叉”，达不到探求“相关性”的目的，这一新型学科体系的建立也就失去了意义。对这种“平衡程度”的把握，不可能来自于理论推导，而只能在实践中针对不同类别和不同层次的“问题”研究去积累经验，逐步升华为理论的总结。
目前，倡导者强调首先融合建筑、规划、园林作为三位一体的核心学科来发展人居环境学学科体系的设想无疑是基于倡导者的学术背景和从他们面对的特定实践领域中的现实问题出发的。针对其他的学术背景和其他特定实践领域中的现实问题，发掘另外的、“问题”针对性不同的核心学科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这有待于多学科专家的共同努力。
4.3组织方式与资源保障
从这个角度看，人居环境学学科体系（学科群）的学科组织形态不是按研究领域划分和所谓“学科涵盖”层次建立的金字塔结构，而是有层次的、针对各种“问题”的一系列网状结构的集合、交叉与渗透。对具体独立学科而言，不存在“绝对”核心地位问题，在实践中，与需解决“问题”的“目的性”和“主要矛盾”关系最为密切的若干学科自然会成为围绕特定“问题”组织学科体系（学科群)研究时的核心因为离开了这些学科的主导作用，学科体系（学科群）的组建及工作体系的变革均会丧失其明确的目的性，导致多学科的“融贯’演变成简单的“集合”，不仅无助于“问题”的综合性解决，反而使解决“问题”的背景复杂化。学科体系的学术带头人也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某个领域内的“学术权威’的概念，他可能仍是某一“核心”学科的“权威”，但更必须是具备针对某种特定“问题”组织多学科合作攻关的项目组织和管理专家；其所应具备的知识与技能结构，不仅要反映出专业研究的精深和相关知识的广博更应长于科研组织、管理方面的技能。
从针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与实践工作组织方式看，首先根据对“问题”中包含的主要矛盾及解决“问题”的主要“目标”的分析，确定相关核心学科及相关政府核心决策、管理机构，然后根据关联程度不同分“圈层”组织其他相关学科和相关政府机构及具体操作部门的参与，“核心向外扩展”与“向内渗透”相结合来达到“综合、融贾’解决“问题”的目的，这种工作方式对相关政府核心决策、管理机构的人员素质同样提出了新的要求，屏弃“条块分割”带来的思维“惯性”，学会从更为整体、更为长远的利益追求角度考虑问题，恐怕是政府人员观念变革的第一步。科教系统对跨学科、宽口径人才及以解决“问题’为主要技能的新型学术带头人（政府高级咨询专家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培养与输送将加速政府工作组织系统变革的过程。
为上述研究组织方式提供充分的资源保障是关系到人居环境学学科体系（学科群）建设成败的关键，目前研究经费分配办法及侧重点和项目委托办法都不利于获取跨学科项目的研究资源；政府的财政分配方式和市场投资多元化后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下降也不利于综合性研究成果与决策的实施。目前，在国内有限的与人居环境学学科体系（学科群）建立有关的实践中核心学科的参与者往往被迫使用支持独立学科发展的有限资源来推动相关学科的研究；部分政府部门中的“热心人”也只能用本部门可支配的有限资源从一定程度上支持此类项目的研究，而无力将成果转化为实践，整体上是一种“小马拉大车”的局面。长此以往，不仅新的学科体系无法正常建立，由于资源的非正常“分流”，还会直接影响到现有学科和机构的正常发展，极大挫伤参与者的积极性。
5总结
5.1人居环境学学科体系（学科群)的建立不应以发展出一个函盖面庞大的独立和完整学科为目的。
其发展的原动力首先来自于城乡建设实践中解决实际“问题”的需求，而不是来自于学科及专业整合的需要。人居环境学学科体系（学科群）的研究与单一型学科体系的研究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独立学科的专门性研究越深入，则参与多学科融贯研究的能力越强所能提供的技术支持越具体、可靠；综合性多学科融贯研究开展得越深入则为独立学科的专门性研究目的越宏观、越明确其解析和对策结论越贴近现实世界。人居环境学学科体系（学科群）的建立有助于多学科各自的生长与发展，而不会取代进而吞并各学科发展的独立性。但随着这一学科体系的成熟，确实不可避免地会推动目前一些过度细化的学科及专业（主要是二级以下）向各自所属的一、二级学科归并O
5.2人居环境学所倡导的研究不是围绕着某个f艮定的学科领域（无论其狭小或庞大）开展的，而是围绕着实践中遇到的某个具体“问题”(同样可大、可小）展开的。
其学科体系（学科群）的组织方式会与传统学科组织和划分方式有较大差异其学术带头人或有代表性专家的特征与知识、技能结构也有别于传统学科建设的要求。受实际可获取的发展资源的制约，其创立初期优先选择的“问题”往往是巳被实践证明必须突破领域限制才能取得科学答案的“问题”（大的和复杂的居多），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巳被社会所广泛认识，并具备寻求“新思维”的社会需求。其学术代表者也会首先产生于与这些“问题”相关的“核心”领域。
5.3从思维方式看，人居环境学学科体系（学科群）的建立侧重点是试图密切“认识世界”的“解析过程’和“改造世界’的“综合过程’之间的联系。
一方面，将现在“认识世界”过程中出现的“只解析不综合’’、“重解析轻综合”趋势转变为“整体思考”下的“解析”和“解析”基础上的“磨合另一方面，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强调决策研究的“融贯与综合’，强调拟采取措施的“整体合理性'它的发展与成熟会对与城乡建设有关的基础理论研究产生影响，其自身的主要理论定位应是应用性基础理论和在城乡建设实践中的直接应用；换言之，它会影响和丰富“描述性’和“解释性”理论的研究成果，但更会在相当程度上改变“规范性”理论的构筑方式。
5.4 从发展进程看，这一学科体系识从城市规划到建设都把环保放在重要地位，加强环保法规的建设，并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的环保意识。⑤加快城市绿化工作的进度，在城市规划建设中预留一定比例的绿化空间，扩大绿化面积，以此来美化城市环境和净化城市空气^
5.5完善城市交通设施网络
5.5.1发展城市交通设施的建设
对内，应在上海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综合交通体系，一个立体化、功能合理以快速干道加骨架的道路系统，一个以快速有轨交通为骨架，地面汽车、电车为基础，具有便利的换乘设施的城市交通系统；对外，应根据国外大城市先进的对外交通建设经验发展形成海陆空三位一体即现代化航空港、深水港、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并重的立体化交通辐射体系，使上海的对外交通有一个质的飞跃。
5.5.2优先发展公共交通
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上海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努力：①加快有轨交通的建设并着手进行公交专用道路的建设和使用；②积极及时地开辟联系新居住区与市中心的公交线路；③从公交乘客利益优先的角度出发，对全市公交线网及站点的设置进行一
正如江天骥先生 总结 的，“狭义的科学哲学(即一般科学方法论)主要研究以下三大问题：(1)经验科学理论的性质与结构，(2)经验科学理论的语义学，(3)理论之间的关系与理论变化。过去往往把科学理论简单地看作一个全称陈述(或几个全称陈述的合取)，第一个问题便不需要加以专门研究……但是，要能够很好地解决理论评价问题也好，理论选择问题也好，都必须首先弄清楚什么是科学理论。以往归纳逻辑或科学方法论教科书所举的简单的科学理论的例子(例如：‘一切天鹅都是白的’或‘所有行星都按椭圆形轨道运动’)作为说明某一逻辑要点的例子是可以的，作为说明科学家如何评价，选择理论的例子，就完全失真。”[1](p1-2)可见，科学理论的结构问题是科学方法论中其它问题的基础 ，科学理论结构问题的研究一定要结合具体的科学理论进行。那么，作为最能体现本义上的自然科学的纯粹部分的规范场论[2]，对科学理论的结构和性质问题一定有重要的科学方法论意义。
一、 科学哲学中的科学理论结构观
在 现代 西方科学哲学中，随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建立，特别是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加上现代数理逻辑的工具，在经验论的基础上，先后发展了四种关于科学理论结构的主要观点：理论结构的“公认观点”、语义学的理论观、结构主义的理论观和科学理论的模型。
1、理论结构的“公认观点”
理论结构的“公认观点”(the received view)是逻辑经验主义对科学理论结构的形式化构造，正如萨普介绍的“出于对物 理学 进展的回应，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科学哲学界已熟知，把科学理论构造成公理运算就可通过对应规则给出部分可观察的解释，这种分析通常被称为关于理论的公认观点，(‘公认观点’这个名称最初由putnam[1962]引入)。”[3](pⅴ)事实上，坎贝尔在1920年出版的《物理学原理》一书中，为了把所谓的科学理论同日常语言中对理论一词的各种用法区别开，他指出“一个科学理论就是命题的一个连通集(a connected set of propositions)，它包括两组命题：一组由关于这个理论所持有的一类观念的陈述组成，即后来哲学家所谓的‘理论陈述’；另一组由关于这些观念和其它性质不同的观念之间关系的陈述组成，就是所谓‘对应定义’(赖兴巴赫)或“符合规则”(对应规则)(卡尔纳普)。”[1](p3)坎贝尔当时把前一组命题总称为假说，把后一组命题称为“词典”，并强调“类比”在理论 应用 时的重要性。坎贝尔对理论结构的看法，被卡尔纳普，赖欣巴哈，内格尔和享佩尔等逻辑经验主义者授受并发展成所谓理论结构的“公认观点”(或标准观点)。按照内格尔的区分，科学理论有三个主要部分：(1)一种抽象的演算，(2)一套规则，(3)对抽象演算的解释或模型。这套理论后来被享佩尔精致化为内在原理、桥接原理和导出原理三部分，并由于科学理论只是被部分地解释，而称之为科学理论的部分解释观。
这种“公认观点”最大的问题是，把科学理论中的名词严格地分为“理论名词”和“观察名词”不能截然分开，并且“因为它对观察和理论区别的依赖使得它模糊了科学理论结构的一些认识论上重要并且具有启示性的特征。”[1](p108)另外，公认观点“困难的一个来源是这个可疑的假设：科学理论在其对象语言中含有一类语法对象(符合规则)，它们具有特殊的语义学的和方法论的功能(给予理论名词的解释)。” [1](p5)还有就是，“存在由汉森、库恩、费伊阿本德和其它马上起来反对‘公认观点’的人所提出的科学哲学理论替代品，以及为其它理论观和科学知识观所作的争辩。” [3](p4)而使这种观点一蹶不振。
2、语义学的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理论观
语义学的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理论观都可统称为语义学的理论观(the semantic conception of theories)，相比之下，“公认观点”由于主要集中于理论的语法分析，又称为语法学(语形学或句法学)的理论观。贝斯、范•弗拉森和萨普的语义学理论观(这是他们对自己观点的称谓)和苏佩斯，史尼德，施太格缪勒的结构主义(这也是他们对自己观点的称谓)都有一个共同的中心思想：“理论并不是演绎地相连通的语句或命题的集合，而是由数学结构(‘理论结构’)组成的，这些结构作为同实在的或物理地可能的现象处于某种表象关系而被提出来。” [1](p6)
在对“公认观点”的批判过程中，语义学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理论观逐渐明确“理论并不是命题或陈述集，而是可被大量不同语言形式描述或刻画的超语言实体。” [3](p77)范•弗拉森把理论结构看作构形相空间(confabulated state space)，认为理论结构的语义学理论观中，重点应讨论诸模型及它们的逻辑空间，以及理论结构与世界关系。[1](p173-p187)也就是说，理论结构与经验结构之间的关系是同构关系，这是通过把理论看作一簇模型，模型又是与世界结构同构而达到的。正如萨普后来总结的，“语义学观点把理论等同于某种抽象的理论结构（比如构形相空间），这种理论结构是建立在与现象的映射关系之中，理论结构和现象的关系是理论的语言形式系统的所指。其基本思想就是理论结构与合适地连通的模型簇等同。”[4]( pp: s105)
受布尔巴基数学结构主义思想的启迪，在亚当斯(e.adams)尤其是苏佩斯(p.suppes)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集合论公理化思想的 影响 下，史尼德在1971年出版的《数学物理学的逻辑结构》标志着结构主义理论观的建立，后来施太格缪勒和巴泽尔(bazler, w)等人作了很大的修改和应用，并与库恩合作用以解释科学理论之间的发展问题。这种观点试图用集合论谓词作为公理化的形式，将科学理论中多种函项，各种关系用谓词表达出来，先展示出理论的内在数学结构，由核心(core)k和期望应用(intended application)i所组成的对偶(k•i) 理论元素(theory element)，在此基础上形成理论 网络 (theory-nets)，理论网络又连成理论整体(theory-holon)[5]( p13)。结构主义理论观和范•弗拉森、萨普的语义学理论观一样，认为理论并不等同于提出理论时的命题集，而是语言外的理论结构，不过结构主义认为理论结构是可以用一个集合论谓词来加以公理化的集合论对象，也就是说，结构主义所使用“模型”是一个集合论的谓词。
3、科学理论的模型
从逻辑经验主义到语义学的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的理论观，都涉及到“模型”，但它们中的“模型”互相不同，与“科学理论的模型”也有差异。在逻辑经验主义中，也常为了直观起见，建立一个已被完全解释了的体系(也可称为模型)，用来说明通过对应规则而被完全解释了的形式体系，它与部分解释了的形式体系的区别在于认识论结构方面，前者是逻辑上居先的命题决定出现在它下面的层次中的术语(或命题)的意义，也正因如此而有解释作用。而语义学的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的理论观中的“模型”主要是指理论的一种逻辑演算的形式，正如“范•弗拉森认为的，‘模型’一词的用法是从逻辑与元数学中派生出来的，模型一词指的是‘模型类型’”。[6] (p91)事实上，逻辑经验主义 时代 之前的模型一直处于被漠视的地位，直到语义学理论观那里，模型才开始得到应有的重视。r.b.braithwaite 在《经验科学中的模型》开始认为模型具有与理论不同的认识论结构，而语义学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理论观中的“模型”也得到重视，几乎达到与理论同等地位看待。到语义学理论观阶段，已有“理论是模型集”的口号[4]( pps111)。但是总体上来说，模型在科学哲学仍然被看作“是逻辑经验主义者的传统”[7]( p34)。
近年来，在科学哲学中研究科学模型是为了“评定科学事业中模型的实际作用、功能。” [7](p34)当然，人们是逐渐认识到模型在具体科学中的作用的，“功能不同的模型都能发挥出一个突出作用就是：解释(例如,harre,1960;hesse,1966; achinstein,,1968)，理论模型的解释优势经常与类比的应用相联系。” [7](p348)最后，人们认识到适合描述科学理论的模型，所具有的说明能力和创造性功能，这基本上体现在常说的“建模”活动中。而对模型的科学哲学研究，也进入到“从模型在科学中的作用到它们在人类认知中的作用”的阶段，也促使对科学模型的研究转向为自然化认识论的一部分。
二、规范场论的科学方法论意义
1、对现有科学理论观的分析
从上节对已有科学理论观的介绍，我们就知道各种已有科学理论观是有其优点和缺点的。从理论结构的“公认观点”到语义学的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理论观，由于“公认观点”强调科学理论是由命题(或陈述)集组成，对科学理论的分析也就是利用现代逻辑对其中的科学语言进行句法学(语形学)的分析，其中虽有语义方面的分析，但只表现为一种经验语义学。相反，不论是语义学的理论观还是结构主义的理论观，都否认理论是命题的集合，而认为理论是由数学结构组成的，考察科学理论的结构重点是看这些数学结构与现象之间的一种语义关系。而科学理论的模型，则从语义学理论观中逐渐对模型的重视，试图转变为直接研究科学模型，尤其是突出科学模型的自然化认识论作用。可见，科学理论结构观的这种发展趋势，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只是一种从语形学到语义学和语用学转向的趋势(因为自然化认识论更多的要涉及到研究者。)
另外一个重要的角度，从数学的观点看，“公认观点”强调科学理论是由命题集组成，而语义学的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的理论观则强调科学理论是由数学结构组成，科学理论的模型最终是强调数学建模，也试图直接以数学为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可见，这里有一种趋势，就是认为科学理论由命题集组成向科学理论是由数学结构组成转向的趋势。
这种转向到底正确与否，值得我们反思。虽然，萨普后来回忆道：“公认观点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知识论的核心，在有一千二百多人作为听众的那个夜晚它死亡了，那是1969年3月26日——一个关于 科学 理论 的结构的illinois会议的第一天晚上……c.享佩尔这位‘公认观点’的主要 发展 人，作为会议开始发言人，人们指望他提出公认观点的最新方案，相反他却告诉我们他为什么放弃公认观点及其赖以存在的句法学公理化 方法 (hempel 1974)，突然我们意识到战斗胜利了，而会议变成我们现在应向何方的热烈探讨。”[4](pp.s102)这是萨普在1998年的两年一度的科学 哲学 联合会上的回忆，并指出“公认观点”为什么失败的主要原因的头两条是“理论不是语言实体因此是不适合个体化的”和“对应规则带来的混乱”。但是，三十年后，语义学和模型的命运又如何呢？1998年的会议上，newton da costa 和steven french 总结 道，“8年后，在《科学理论的结构》（1969年illinois 会议的总结性论文集）一书出版时的后记中，萨普声称‘语义学的理论观……是作为取代 分析 科学理论的‘公认观点’的唯一竞争者’(1977，709)。20年后，他坚持认为‘今天语义学的理论观可能是科学哲学家们广泛持有的关于理论性质的哲学分析’(suppe 1989,3)。30年后我们在哪里呢？大量的工作是关于科学模型的性质、它们的 应用 及其与理论之间的关系 问题 。” [8](pp.s119)并在最后总结道：“或许在科学哲学中我们所面临的最基本问题是科学实践的表征。” [8]( pp.s125)这种回顾表明科学哲学家们对科学理论结构问题的探讨还是以理论和模型的关系为重点，并更看重科学实践。
因此，我们认为“公认观点”和后来的理论结构观都有偏颇。公认观点虽然由于把理论视为语言实体，进而分成理论语言和经验语言两个层次，又不得不用容易引起混乱的对应规则连接起来，其最大优点是使用了大家所熟知的以命题为要素的公理化体系，符合人们对理论结构的处理习惯，比如发现理论与观察不一致时，可适当调整某些命题；其最大缺点却是如此划分的结构有许多内在不一致性，并且不利于整体把握理论与理象之间的适宜性，而语义学的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理论观，虽然克服了公认观点的缺点，但是它对句法学的排斥也就不利于直接指导科学理论中命题的修改，也不如“公认观点”中句法学和经验语义学那么精细；其优点就是对理论的整体把握，以及对其中的数学结构的凸显有利于整体评判，其中对模型的强调也弥补了理论与现象分裂的一些缺点。而科学理论的模型只是一种试图直接以科学模型为 研究 对象的努力。
2、规范场论的科学方法论意义
规范场论最完备的数学基础应该是纤维丛理论，纤维丛理论是相对完备的一套数学体系，要想越过纤维丛理论，而直接对像规范场论(包括量子场论)这样的物理理论进行句法学的分析，特别是找出明确的对应规则与具体的经验名词逐条对应就会出现前述公认观点的困难。实际上对于量子场论的解释分歧也很大，比如p.teller(1990)的谐振子解释，试图用量子化的谐振子描述量子场论，认为量子场形式地等效于谐振子的无穷集，从而我们就能想象按形式上等效于振子的量子化方法对场进行的量子化，正如他所说的“我们比量子场更好地理解量子化振子”。而另一种关于量子场论的解释是玻姆（1987）的因果性解释，这种解释认为量子场有跟经典对应物同样的本体论，虽然其动力学完全不同，那么我们能理解经典场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能理解量子场到什么程度。然而，nick huggett 和robert weingard 认为，量子场论只能在某些范围内可用谐振子的方式解释，谐振子的方式至少在某些方面是误导，相反可能有些解释会比teller的更好，而玻姆的解释也有诸如不满足洛仑兹变换等问题。[9] (pp.370-388)事实上，能从规范场论中直接推演出一些能用实验测定的参数就很不容易，比如标准模型中三代物质粒子的质量，必须通过引入所谓的汤川耦合项，使其成为标准模型中待定的参数，可见，要找到“公认观点”中的观察名词几乎是不可能的。
相比之下，由于语义学的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的理论观的确避免了对应规则和观察语与理论语言区分的麻烦，强调具体的有个性化的理论分析，使其更有活力。比如范•弗拉森的量子力学模态解释，结构主义对经典物理和相对论的解释都是很好的例子。但是，如果把它们用到规范场论上，虽然理论结构会更清晰，但是也会有其麻烦，比如用语义学的理论观分析规范场论，一定要寻找规范场论的超语言的结构，不论是抓住其中的对称性引起的群结构，还是几何属性引起的纤维丛理论这种数学结构，仍然面临当这些数学理想化条件满足时，它们与现象如何联系起来之类的问题。不论是萨普用实验检验的办法以达到一种准实在论的终点，还是范•弗拉森强调每个真实系统只是理论描述的状态空间中的一种可能情况以强调其模态解释观，或者结构主义强调理论元素形式的 网络 结构以便阐明科学理论的动力学变化，都会因为仍然固守经验主义的教条，最终避免不了形式主义的特征，也就是用各自的科学哲学框架去套某一科学理论是如何与现象结合的，却达不到预期目标。这正印证了david pearce和veikk.rantala所作的评论，“首先，完全抛开句法来描述理论t等于把语言的有意义方面连同无意义方面一起抛弃了。没有语法和语汇，对理论t的逻辑分析或证明论分析就几乎是不可能的。其次，不难看到，使用语言学和语义学概念所能作出的区分比集合论描述所能作出的更为精细。”[1]( p329)
可见，无论是从语言哲学的层面看，关于科学理论结构的语形学(句法学)、语义学到语用学考察的转向，还是从分析工具的角度看，认为科学理论由命题集组成到科学理论是由数学结构组成的转向，都强调科学实践的作用，前者通过强调语用学维度而强调对科学理论的整体性把握，后者通过强调科学理论中的数学结构而强调了科学工作者的实际工作中对数学工具的依重。其实，在一般哲学层面上，阿佩尔在论述科学主义和先验解释学的关系时就指出：“在分析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科学哲学的兴趣重点逐渐从句子法学转移到语义学，进而转移到语用学，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10] (p108)。而在具体方法上，如果说p.苏佩斯的著名口号“科学哲学的正确工具是数学，不是元数学(metamathematics)”[1]( p178)中的“数学”，还不是科学理论中的数学，而是指使用数学研究科学理论而不是使用逻辑方法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对科学理论结构的分析也应跳出语言和经验论的范围，重新思考。
在一般哲学层面上，退一步回到科学知识的先验基础，比如在康德认为本义上的 自然 科学包括先天综合判断，其中的先天性即普遍必然性是可以通过数学表现出来的，康德甚至强调本义上的自然科学的纯粹部分中有“形而上学和数学的构想在其中交互 影响 ”，那么对于最好地体现了本义上的自然科学的纯粹部分的一些物 理学 基础理论，从牛顿力学，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相对论、量子力学到量子场论、规范场论等，其中的科学理论的结构和性质先天地和所使用的数学联系在一起。
在具体方法上，就要进一步进入到科学理论的数学基础，所以在科学理论结构的分析中，我们始终要抓住其中使用的数学，这是是完全有必要而且可行的。在科学方法论中，对科学理论结构的分析最好是直接分析其中的数学及其与经验之间的关系。当然，这种分析在一般自然科学本身内部就是如此进行的，表面看来对于科学哲学来说是无意义，因为这是科学工作本身，而不是哲学研究。但是，站在 现代 数学的高度综合这一特征的角度看，规范场论是完全可以用纤维丛理论形式体系化的，纤维丛理论本身就是对规范场论的最好公理化体系，或者说最好的理论结构，最好的数学模型。只要我们比苏佩斯用数学分析科学理论更进一步，我们就要直接分析科学理论中的数学。而相比之下，如果说已有的科学理论观有其存在的必要的话，是因为它们能规范地研究各种不同的科学理论，找出不同科学理论的共同结构，从而好进一步研究这些科学理论的解释，不同理论的比较，相互关系以及评价等问题，但这些工作用在一般科学理论上或者对这些科学理论进行泛泛的研究是可以的，而面对象物理学中的规范场论这种基础理论进行深入分析显然不够，也没有必要。
事实上，把纤维丛术语和规范场术语对应起来之后，人们发现可以从流形的观点看几乎所有的理论物理学的各个分支，甚至各种时空观、物质结构观和自然界中的四种相互作用都可以从流形的观点给出一种统一的说明。而从牛顿力学、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相对论、量子力学到规范场论等各种理论之间的关系完全可以在同一个框架下比较，包括对同一种理论的不同理论提法也可比较研究。当然这种观点是从规范场论开始才明显的，所以我们称它为规范场论的科学方法论意义的表现。
参考 文献 ：
[1] 江天骥主编，卡尔纳普等著，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m]，华夏出版社，1990年。
[2] 李继堂、桂起权，从康德的科学哲学到规范场论——关于本义上的自然科学的纯粹部分[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6)。
[3] frederick suppe,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theories, second edition, 1977,pv。
abstract：this paper presents and discusses five epistem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enlightenments from scientific revolution at the turn of 19th and 20th century. they are reality going from strength to weakness, subject rising high; reason leading, experience thinning; theory being provisional, truth being relative; science-value being difficult to separate; science renunciation, all disciplines having equal rights. it lastly emphasizes that scientists ought to be on guard against chauvinism & hegemonism and mans of letters must give up well-frogism & yelangism. only in this way can culture of science and culture of the humanities move towards new syntheses, that is, scientific humanism (new humanism )and human scientism (new scientism).
key words: scientific revolution, transform of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 critical school of thoughts, albert einstein
中文所谓的“现代科学革命”，我们一般是指19和20世纪之交的科学革命——更确切地讲是“物理学革命”[ ]。其具体时段是，从1895年伦琴x射线的发现到狄拉克和约尔丹1926年对矩阵力学和波动力学的综合；也可以上溯到马赫1883年在《力学史评》中对经典力学的批判[ ]，下移至狄拉克1928年相对论性电子运动方程的建立或1930年集大成著作《量子力学原理》的出版。这次科学革命虽然延续了数十年，但是比起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发动的第一次科学革命即中文所谓的“近代科学革命”（1543年《天球运行论》的出版到1687年《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出版）来，历时毕竟要短得多。
现代科学革命的理论成果是爱因斯坦发明的相对论和以普朗克、爱因斯坦、玻尔、薛定谔、海森伯、狄拉克等为代表的量子物理学家创造的量子力学。这些理论成果辐射或扩散到其他学科，使天文学、化学、生物学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并且形成了一系列交叉科学和边缘科学。在此基础上，各种各样的高新技术似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如半导体技术、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核能技术、激光技术、航天技术、基因技术、纳米技术等等，从而出现了所谓的现代技术革命。20世纪后半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基本上是在物理学革命的概念框架内进行的，即使在21伊始也难以看到新一轮科学革命的迹象——新一轮的科学革命需要新的思想进路、新的概念框架和新的科学方法。
现代科学革命及其引发的技术革命不仅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物质面貌，而且也改变了人的精神面貌，实现了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转换[ ]。在这里，我只想探讨一下，现代科学革命由于诞生了崭新的科学理论，特别是它摧毁了近代科学——我约定以该中文术语指称从16和17世纪科学革命到19世纪末的经典科学（特指经典力学和经典物理学）——的基础、限定了它的适用范围这一事实本身，对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诸多启示。
1. 实在弱化，主体凸现
实在概念源远流长。在古希腊自然哲学家那里，观念论的实在论者毕达戈拉斯就以数为实在，物质论的实在论者则以某种物质实体为实在——泰勒斯的水，阿那克西曼德的无定无限体，阿那克西米尼的气，赫拉克利特的火，阿那克萨戈拉的种子，恩培多克勒的四根，以及最具近代意义的留基伯和赫拉克利特的原子。近代科学继承了这一物质论的实在论的传统，它把质点、刚体、流体、分子、原子等视为实在，并将它们或它们所显示出来的现象作为研究的客体或对象。即使颇具革命性的电磁场这一实在概念，也被强行纳入经典理论的框架，用具有物质性的以太的某种力学作用来说明。
现代学科革命摧毁或改造了经典理论的概念框架，限定了它的辖域，同时也使物理学实在得以弱化。这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其一，实在的非实体化倾向。例如，奥斯特瓦尔德指出，能量是具体事物的最本质的成分，它比物质更根本，正是在能量中体现出未来的实在。能量在两种意义上是实在的：首先在做功这一点上是实在的，其次在可能解释事实和现象的内容这一点上是实在的。[ ]海森伯这位“新能量论者”与奥斯特瓦尔德“心有灵犀一点通”，认为能量实际上是构成所有基本粒子、所有原子，从而也是万物的基元，能量可以称为世界上一切变化的原因[ ]。马赫则提出关系式的要素说。彭加勒更明确地另辟蹊径：真实对象的之间的真关系是我们能够得到的唯一实在；唯一的客观实在在于事物之间的关系；科学能够达到的只是事物的关系，而不是事物本身，在这些关系之外，不存在可知的实在。迪昂的观点也异曲同工：物理学理论把趋向表达事物真关系的自然分类或自然秩序作为自己的目的，而自然分类或自然秩序则是物理世界或（宇宙论的）物质世界的本体论秩序的反映[ ]。由于彭加勒坚信实在即关系的实在观，由于迪昂秉持秩序实在论，他们二人顺理成章地成为科学哲学中的关系实在论的名副其实的先驱。[ ]其后，怀特海也用能量代替西方形而上学中的物质，他过程哲学还别树一帜：“自然是一个演化过程的结构。实在就是这个过程。……换句话说就是自然界中的事件。”[ ]这些大家的言论与现代科学的发展似乎不谋而合。现代物理学告诉我们，量子场被看作是基本的物理实体，粒子只不过是场的局部凝聚，是时聚时散的能量集合，因此粒子失去其独有的特性而消融在作为其基础的场中。也就是说，亚原子并不是由任何实质的物料组成的，它们是能量的构像。可是，能量与活动、与过程相关联，这意味着亚原子粒子的性质在本质上是动态的。当我们观察它们时，我们既看不到任何物质，也看不到任何基本结构，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一些不断相互交换着的动态图像——能量持续不断的舞蹈。[ ]亚原子粒子并不意味独立的实体，而只能理解为观察与测量的各种过程之间的相互联系，或相互关系。即是说，亚原子粒子不是“物体”，而是“物体”间的相互关系。此外，质量不再与物质材料相联系，因此粒子不再被看作是由基本的“材料”，而是由能量所组成。[ ]
上述命题看来似乎符合现代物理学理论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以事件为物理实在的；他的质能关系式e=mc2表明，质量和能量是可以相互等价地转换的，起码物质并不比能量更根本；质能关系式以及相对论中的其他诸多变换式揭示出，与实在对应的各个物理量是变化的，不变的只是它们之间的关系。现代真空理论告诉我们，真空是量子场的基态即能量最低的状态，量子场的涨落就形成粒子，因此粒子和真空统一于能量，而不是统一于实物或传统意义上的物质。当前正在时兴的弦理论或超弦理论假定，自然界的基元不是由各种基本粒子或夸克，它们实际上都是极其微小的闭弦（弦的闭合圈）的不同激发态，闭弦的不同振动或运动就给出不同的基本粒子。在比弦理论所要求的大得多的尺度上，夸克才可能显示出结构。要知道，薛定谔早在1950年就讲过：
当涉及到构成物质的终极粒子时，再考虑它们是由某些质料构成的，似乎是没有意义的。它们可谓是纯形状，除了形状外什么也不是。在连续观察中，一次又一次呈现的是这种形状，而不是由质料构成的一个点。[ ]
由此不难看出，20世纪的科学的本体论似乎已经发生了从实体主义（entitatism）向关系主义（relationism）的转变，这种转变的趋势在21世纪好像还要继续下去。从方法论上讲，以关系实在代替实体实在也具有某种优越性：作为研究对象的不同实体及其现象尽管大相径庭，但是它们有时却是同构的，亦即具有相同的关系，完全可以用同一数学方程来描述。
其二，实在是研究纲领。爱因斯坦虽然不否认常识意义上的或朴素实在论的本体实在，但是他更多地强调和关注的是理论实在。所谓理论实在，是在物理学理论中使用的基本概念或物理量所指称的东西，它是人的精神的自由创造，是以文字或数学符号的形式在理论中出现的。这些符号并不是人们误以为的既定的实在，它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只不过是建构实在论的物理学理论的研究纲领而已。[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爱因斯坦说过一段隽永的话语，值得人们仔细回味：
“物理世界的实在的。”这被设定是基本的假设。在这里，“假设”意味着什么？就我而言，假设是一种陈述，它的真暂且必须被假定，但是它的意义必须提升到超出所有的摸棱两可。然而，在我看来，上面的说法本身好像是没有意义的，仿佛人们说：“物理世界是公鸡呜呜叫。”对我来说情况似乎是，“实在的东西”本质上是空洞的、无意义的范畴（鸽子窝）。它的范畴的重要性仅仅在于下述事实：我能用它来做某些事情，而不能用它来做某些其他事情。……我承认，自然科学涉及“实在的东西”，但是我还不是一个实在论者。[ ]
其三，物质实体的性质的“退却”。继伽利略、笛卡儿、波义耳之后，洛克严格区分并详尽地论述了客体的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在他看来，第一性的质是广延、质量、形相、运动等，第二性的质是在我们心中产生颜色、声音、味道、气味等的能力；前者是外物固有的，是客观的，后者则是我们的感觉，是主观的。相对论使洛克的第一性的质退回第二性的质，因为物体的长度和质量并不是绝对的和纯客观的，它依赖于观察者的运动状态或所选取的坐标系，而且物体的视像也发生了变化（有表观转动，颜色和亮度也不同）。在量子力学中，被观察的微观客体究竟显现为粒子还是波，甚至与观察者的实验设置或主观意图密切相关。
在近代科学中，作为主体的观察者仅仅是观众；而在现代科学中，观察者既是观众，又是演员——主体的凸现由此可见一斑，这是现代科学理论本身对我们的启示。现代科学革命摧枯拉朽的事实也启示我们，作为人对世界的某种认识的科学理论，例如牛顿理论，并非“自然之镜”，它交织着“信念之网”，浸透了主体的主观成分。奥斯特瓦尔德的双筛比喻和爱丁顿的鱼网比喻[ ]，形象地说明了他们各自的“主观-客观合璧论”和“主观选择论”。这种主体的凸现既有生理的、遗传积淀的、先天的因素，又有心理的、社会文化的、后天的因素。
2. 理性主导，经验趋淡
我曾经论证过，整个科学的历史是在理性论和经验论的张力关系中展开的[ ]。近代科学尽管穿插着牛顿的综合、解析力学学派的数学化、麦克斯韦的理论化，但基本上仍然是以经验论及其方法论归纳法为主导的，连牛顿也陷入“我不作假设”的错觉。
然而，现代科学明显地呈露出理性主导、经验趋淡的大趋势。爱因斯坦审时度势，适应科学发展的潮流，毅然抛弃了根据已知经验事实用构造性的努力发现定律的绝望尝试，转而大胆采用假设，创造出狭义相对论这样的原理理论。此后，他又抱着追求统一性的理性论信念，完成了广义相对论，并孜孜求索统一场论。他说过，像场方程这样复杂的公式，是无法从经验材料中归纳出来的。爱因斯坦通过亲身实践敏锐地洞察到：适合于科学幼年时期的经验归纳法，正在让位给科学理性论的探索性的演绎法；纯粹思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握实在。
爱因斯坦察觉并顺应的趋势在现代科学中的例证屡见不鲜。许多科学理论和命题都走在观察和实验的前边，如尺缩钟慢效应、质能转化、受激辐射、光线弯曲、正电子的预言等等。爱因斯坦在创立相对论时附带发现的变换不变性或对称性甚至反客为主，被杨振宁命名为“对称性支配相互作用原理”，成为20世纪各种物理学统一理论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带有强烈理性色彩的思想实验、虚拟实验也得以普遍应用。更加使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全身瘫痪、无法言语、半躺在轮椅里的霍金，居然能构想出宇宙的一个个奥秘——理性在现代科学中的主导作用和强大威力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理性主导还表现在理性呈现出的宽容上。由于作为理论的基础和推演的前提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无法从经验中直接归纳出来，只能靠直觉去领悟，因此思辨、猜测、想像乃至幻想都是科学家的理性所容许的。何况，科学中含有科学信念和科学预设，观察渗透理论，理论负荷一定的价值，也是理性承认的不争事实。爱因斯坦在科学发明中伴随创造的现代化的科学方法——探索性的演绎法、逻辑简单性原则、准美学原则、形象思维[ ]——就包含着理性主导和理性宽容两种取向，经验在其中的地位显然下降了。
在现代科学中，由于彭加勒和迪昂所主张的约定论和整体论的不充分决定论（undetermination），经验要素在科学中的地位确实有所趋淡，尤其表现在理论的起始和和终结阶段。爱因斯坦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在科学实践中身体力行。在起始阶段，经验在假设的提出中仅起提示作用；在终结阶段，经验虽然还是检验理论真理性的重要标准，但是经验指的是经验的总和或复合，而不是经验原子，同时经验的证实（verification ）被冲淡为经验的确认（conformation），且用“内部的完美”（inner perfection）这一价值标准补充和限定“外部的确认”的经验标准。爱因斯坦的下述言论充分揭示了现代科学中的理性主导、经验趋淡的特征：
用准经验的方法不能钻进事物的深处。[ ]
要创立一门理论，仅仅收集一下记录在案的现象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深入事物本质的大胆的、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因此，物理学家不应该仅仅满足于研究那些从属于事物现象的表面因素，相反地，他应该进而采取理性方法，探索事物的根本性质。[ ]
3. 理论暂定，真理相对
不管思辨哲学家怎样海阔天空地议论，科学家只是在现代科学革命爆发前夕、尤其是在发生后才切切实实地感到科学理论的暂定性和科学真理的相对性。这并非仅仅是相对性原理和不确定性原理等新思想的直接暗示，新旧理论的交替更给科学家以振聋发聩的冲击。
在19世纪后期，科学家面对经典力学和经典物理学的宏伟大厦顶礼膜拜，自以为经典理论已经完美无缺，以至物理学界的元老开耳芬勋爵曾充满自信地断言：“未来的物理学真理将不得不在小数点后第六位去寻找。”[ ]但是，曾几何时，物理学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革命给他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卓有成效的经典理论原来也有自己适用的空时域，超越这个辖域，正确也会变成错误，真理也会化为谬说；经典理论的基础乍看起来固若金汤，其实只是人为的构造，决非一劳永逸、一成不变。
其实，20世纪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的先驱批判学派早就心知肚明，率先发出了新时代的最强音。马赫申明，所有的知识和理论都是可错的、暂定的、不完备的，其发展具有历史的偶然性[ ]。彭加勒表示，科学定律只不过是近似的、概然的和暂时的而已，；科学理论给我们的仅仅是粗糙的图像，是暂定的和易崩溃的。迪昂明确指出，物理学定律是不完美的、暂定的和相对的，因为它描述了近似地应用的事实，因为它关联的符号太简单了[ ]。奥斯特瓦尔德则认为，科学具有不可消灭的不完美的质。皮尔逊也强调，决不要设想，科学在每一个部门已经达到或永远能够达到完备的知识。[ ]
的确，现代科学革命使科学家更一般地认识到：科学理论只是科学家借助经验和理性，把握现象或外观，并用“心灵之眼”穿透它们，最后以适当的方式勾画的简单的和易于领悟的世界图像，藉此代替他的感知世界；这样的世界图像并不是原原本本的实在世界本身，而只是人所感知到的实在世界所呈现出来的某种不完备的映射或同构；该图像是用科学概念和数学符号描述的，它只能是近似的和暂定的，仅具有相对真理的颗粒，它随时准备让位于更好的图像；科学只不过是人们观察和认识世界的一个视角、一种方式、一条进路，哲学家、文学家、诗人、画家、音乐家、宗教家也分别用抽象概念、日常语言、意像 、色彩、音符、神谕和信仰勾画他们认识的世界，并以此作为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所。爱因斯坦就表达过这样的见解。[ ]
4. 科学价值，难以分开
以休谟为代表的传统哲学家和近代科学家一向坚持，事实和价值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二者泾渭分明，没有可以逾越的逻辑桥梁。科学是客观事实的中性知识，价值是主观人为的规范判断。科学与价值不搭界，是价值中性（value neutrality）的或价值无涉的（value-free）。但是，现代科学革命中的理论化趋势，基于现代科学的技术的被误用和被恶用，二战后科学和技术日益明显的政治化、军事化、商业化倾向，使得科学价值中性的神话不攻自破。
其实，彭加勒早在《科学的价值》一书（1905）、迪昂在“物理学理论的价值”一文（1908）中，就讨论了科学的认知价值和精神价值。彭加勒和皮尔逊详细论证了科学是真善美三位一体的统一体，尤其是皮尔逊在其科学哲学名著《科学的规范》（1892）中，深入分析了科学精神（spirit of science，scientific spirit）或科学的心智框架即科学心态（scientific frame of mind）对于培养健全的公民的意义[ ]。此外，如上所述，爱因斯坦还把价值标准运用到科学发明和科学理论评价之中。
经过科学家的深刻反思和科学哲学家的精湛研究，人们对科学与价值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我在1980年代中期和1990年代伊始立足于这些认识作了进一步的思考，撰写了多篇文章，集中探讨了科学价值问题[ ]。原来，科学价值问题包括三个方面：科学与社会价值观念的互动，科学的（物质和精神）价值（value of science），科学中的价值（value in science）。前两方面显而易见，无庸赘言。后一方面比较隐蔽，也是科学价值中性论的所指——科学认识的过程和结果与价值无涉。实际上，在科学中也有价值涉入，只不过不像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那样明显、那样集中、那样众多罢了。科学知识体系中的价值体现在科学基础、科学陈述、科学诠释中；科学研究活动中的价值体现在科学家的探索的动机、活动的目的、方法的认定、事实的选择、体系的建构、理论的评价诸方面；科学社会建制中的价值是科学共同体围绕科学的规范秸构展开的，包栝维护科学的自主性，保证学术研究的自由，对研究后果的意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均衡，科学资源的分配与调整，科学发现的传播，控制科学的误传，科学成果的承认和科学荣誉的分配，对科学分层的因势利导，等等。我当时得出这样的结论：
科学并不是价值中性的，而是包含着价值判断和价值因素。但是，这种价值关联并没有动摇科学的客观性的基石，它仅仅是科学的一个从属的组成要素而已。而且，科学的这种价值相关性并不是科学的缺点，毋宁说它是科学的深远意义之所在，因为它作为一条有机的纽带，把科学与整个人类文化联系起来了。
5. 科学自律，平权对外
现代科学革命及其引发的技术变革，特别是原子武器的出现，促使科学家深沉反省科学，反省自身。这种反省在科学共同体基本达成两项共识：科学在内部必须具有自律（renunciation）意识，科学对外界应该保持平权（equal rights）姿态。
科学作为一种既成的知识体系和正常的研究活动，本身似无所谓善恶之别，尤其是它仅停留在纸面或实验室之时。当科学知识转化为技术应用时，便有被被误用或恶用的可能。在19世纪末，马赫就预见到，科学运用不周或不当，也会带来诸如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之类的负面影响。他相信人们会“获得时代的智慧”，以日益完善的“社会文化技术”（social-cultural technology）和更加发达的科学予以救治。[ ]皮尔逊甚至在1880年就发出了声讨专家政治或技治主义(technocracy)的檄文：
宗教一度在世界横行霸道。科学扼杀了宗教；科学没有建立起思想的共和国，它在它的领域实行更糟糕的暴政即科学专家的寡头政治，他们期望人们基于权威普遍接受他们选定宣布为真理的无论什么东西！[ ]
在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之后，科学家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原子科学家率先行动起来，掀起了以 “科学为和平” 为主旨的声势浩大的帕格沃什运动。他们认清了科学的理想和现实，增强了科学良心和社会责任感。此后，科学自律意识在科学共同体中逐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各种科学家团体自发地或自愿地制定了一系列自律措施和章程，取得了预想的效果。然而，这样的自律并不意味着人为地给科学设置禁区，因为如此行事，必然剥夺人的最高的价值——自由，同时在实践中也无法操作（禁区由谁设置？如何设置？），而且设置的结果往往会事与愿违，从而阻碍科学和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
现代科学的代言人爱因斯坦无疑是科学自律的典范。爱因斯坦认为，没有良心的科学是灵魂的毁灭，没有社会责任感的科学家是道德的沦丧和人类的悲哀。科学家在从事科学研究时应该自觉而勇敢地担负起神圣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制止科学的异化和技术的滥用，使科学技术赐福于人类。他强烈谴责那些不负责任的和玩世不恭的专家，因为这些人对科学和技术的了解，并不比母牛对它尽情咀嚼的那些植物的植物学了解得更多一些。他呼吁科学家要有良心和责任感，坚决拒绝一切不义要求，必要时甚至采用最后的武器：不合作和罢工。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向学生发表演说时，谆谆告诫这些未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对人类有益，那么你们只了解应用科学本身还是不够的。关心人本身必须始终成为一切技术努力的主要目标，要关心如何组织人的劳动和商品分配，从而以这样的方式保证我们科学思维的结果可以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诅咒的祸害。当你们沉思你们的图表和方程式时，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 ]
对科学异化的后果的意识和防范只是科学自律的一个方面，科学自律的另一个方面是对科学的限度的洞悉。就科学内部而言，迪昂和爱因斯坦等人已清醒地认识到，在科学中不可或缺的科学信念、科学方法、科学预设是无法在科学内得到充分辩护的，必须求助于哲学、形而上学乃至信仰。再者，诚如皮尔逊所言，科学知识一词只能应用于可感知的、能够成为心智内容一部分的东西，把它应用于不可思议之事物则无意义；科学在有限的时间内将永远达不到完备的知识，第一因标志着科学的暂时的或持久的界限；科学是对无知的征服，但是在达到有知的过程中，它却遇见了新的无知的疆域。[ ]就科学外部而言，科学虽然对处理社会和人生问题有所裨益，但它并不是无所不能的或万能的。以理性或理智为鲜明标识的科学像理智本身一样，并不能解决目的、价值之类的问题。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我们一定要注意，切不可把理智奉为我们的上帝；它固然有强有力的身躯，但却没有人性。它不能领导，而只能服务；而且它挑选它的领导人是马马虎虎的。这种特征反映在它的祭司即知识分子的品质中。理智对于方法和工具具有敏锐的眼光，但对于目的和价值却是盲目的。”[ ]
这样的科学自律显然有助于科学确立和坚定对其他学科的平权姿态。要知道，人的认知能力有三种——理性、心灵和情感，人的认知对象有三个——自然、社会和人生，科学认知的范围和优势像其他学科一样，也是有限的和局部的，科学作为一种文化仅是整个人类文化的一部分。科学人（man of science）要警惕科学沙文主义和科学霸权主义，清醒认识技治主义或专家政治（它无疑优于官僚政治，但却逊于通才政治）的弊端。因为在20世纪，科学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中轴，科学文化变成一种强势文化，一不小心就可能滋长那样的不正常情绪和非平权的心态。科学人既要进一步加强科学自身固有的自我批判和自我矫正机制，深入发掘科学内在的的精神潜能、文化意蕴和人文价值 ——正如哲人科学家所做的那样，也要以平权的态度善待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积极吸纳它们的思想菁华和时代精神气质，同时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话语权，积极呼吁公众和决策者认识和重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对于社会健康发展和人的完善的意义和重要性，并促成社会加大对它们的支持力度。与此同时，人文人（man of the humanities）也要戒除井蛙主义（well-frogism）的愚昧无知（从索卡尔诈文事件不难看出）和夜郎主义（yelangism）的妄自尊大，克服某些极端立场、狭隘观点、偏执态度和嫉妒心理，放弃对科学的迪士尼式的乃至妖魔化的涂鸦，多一点建设性的内在科学批判，少一点破坏性的外在科学批判，自觉节制一下封建贵族式的或流氓无产者化的新浪漫主义批判（the neo-romantic critique of science）。特别是那些乐于享用或不知不觉享用科学所导致的技术文明成果、而又无情诅咒科学的人文人，更应该加以深刻反省。科学共同体和人文共同体只有这样相互尊重、相互了解、相互学习，才能在和谐的气氛中和正确的轨道上使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珠联璧合，科学精神共人文精神相得益彰，从而走向新的综合——科学的人文主义（渗透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新人文主义）和人文的科学主义（充满人文思想和人文情怀的新科学主义）。
不过，作为一个理想主义的新科学主义者，我在这里主要关注和强调的是科学自律和科学平权，因为这是科学造福于人类、促进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和须臾不可或缺的法宝。爱因斯坦的下述隽语箴言代表了现代科学的自我意识和科学家的深思熟虑，值得科学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时刻铭记：
改善世界的根本并不在于科学知识，而在于人类的传统和理想。因此我认为，在发展合乎道德的生活方面，孔子、佛陀、耶稣和甘地这样的人对人类作出的巨大贡献是科学无法做到的。你也许明明知道抽烟有害于你的健康，但却仍是一个隐君子。这同样适用于一切毒害着生活的邪恶冲动。我无须强调我对任何追求真理和知识的努力都包含着敬意和赞赏之情，但我并不认为，道德和审美价值的缺乏可以用纯智力的努力加以补偿。[ ]
最后，尚须说明的是，后现代主义——包括激进的历史主义、科学无政府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解释学（诠释学）、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激进生态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强纲领以及某些冠以科学论（science studies）的科学的社会研究和科学的文化研究流派——把上述有关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启示推向极端，力图在科学中驱逐实在、抹杀客观、告别理性、消解真理、建构事实，以及用修辞雄辩、谈判协商、多数赞同之类的手段解决科学争论，从而最终走向消弭科学——把科学理论混同于叙事（narratives）、巫术、神话，把科学思想等同于寓言、比喻、幻觉，把科学本身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进路。后现代主义的这一切作法即使不是狂言梦呓，起码也是言过其实，实在不足为训，尽管后现代主义也包含某些警世之言乃至时代的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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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活动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是由教材、教师、学生三元素组成的。其中，教材是向学生传授知识的蓝本，它限定了知识的范围，控制了教学的标高，是教学大纲的具体体现。实践证明，脱离教材的教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盲目的。但教师完全照本宣科，即使学生把课本背得滚瓜烂熟，也无法适应培育人才的需要。因此，教师的重要作用是吃透教材的知识结构，合理地组编知识专题进行教学。
1.按知识的有序性调整章节顺序。
2.按知识的网络性组编知识专题。
二、根据学生的认识规律 加强思维能力的培养
思维是人们获得理性知识的主要心理过程，是化学能力结构的核心。在教学过程中，结合化学材料，使学生在感性认识中形成感觉、知觉和观念，进而通过理性认识形成概念、定律和学说，这些都离不开科学思维的培养和锻炼。如何结合中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识规律，培养和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呢？
1.克服思维定势，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
2.通过一题多变，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