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方法论篇（1）

现代科学方法始于二十世纪初的逻辑经验论。逻辑经验论实现了科学方法论从古典到现代的转换，使之成为一门专门的哲学分支学科。

从总体上看，科学方法不外三大部类：经验方法、理性方法、臻美方法。

科学方法（这里的科学主要指自然科学）是认识自然或获得科学知识的程序或过程。它既意谓特定的科学门类所使用的或对其来说恰当的探究的程序、途径、手段、技巧或模式，通常在步骤上是比较系统的、有序的、合乎逻辑的和有效的排列；又意谓处理科学探究的原则和技巧的学科，大体相当于“科学方法论”。

科学方法源远流长。在前科学时代即科学的童年时期，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是古代逻辑方法的集大成著作，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和阿基米德的静力学则是其杰出的体现和典范。经过中世纪的漫长跋涉和艰难积淀，借助文艺复兴的东风，终于在近代科学诞生前夜耸起科学方法的两座永恒的纪念碑：经验论者F.培根的《新工具》（1620年）和理性论者笛卡儿的《论方法》（1637年）。这两部宏篇巨制代表着科学方法的两翼──经验归纳法和假设演绎法。它们奠定了科学方法的格局或图式。此后两百多年间的发展大都是对它们的拓展和深化，或是在二者之间追寻必要的张力。其间，休谟的敏锐质疑和康德的庞大建构，赫舍尔、休厄尔、穆勒、孔德、耶方斯等哲人的不懈探究，基于经典科学的科学方法，颇具规模。

现代科学方法无疑始于二十世纪初的逻辑经验论。它是在汲取批判学派对科学的哲学反思、现代数学和逻辑最新进展、物理学革命的硕果（相对论和量子论）的基础上萌生和成长起来的。其科学方法以经验证实或确认为根基，以语言分析为特色，以对科学知识的逻辑重构为旨趣，从而建立起与科学较为密切结合的、现代经验科学的逻辑方法。逻辑经验论实现了科学方法论从古典到现代的转换，使之成为一门专门的哲学分支学科。对它的诘难和批判，构成了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科学方法──诸如波普尔的否证主义、库恩的历史主义、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这一发展的主线。

一切理论的探索，归根结底是方法的探索。在科学创造过程中，往往伴随着科学方法的创新，尤其是在划时代的科学理论诞生时，集伟大的科学家和伟大的哲学家于一身的哲人科学家，在科学方法的形成和进化中起着举足轻重的独特作用。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伽利略和牛顿，是近代科学方法的奠基者。他们在构筑经典力学的巍峨大厦时，成功地使数学与实验、假设与验证、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诸方法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是十九世纪伟大的科学成就之一，其中蕴涵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广泛地渗透到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成为人们观察和处理问题的独到的维度或视角。

在这里，很有必要强调一下批判学派对科学方法的杰出贡献。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马赫、彭加勒、迪昂、奥斯特瓦尔德、皮尔逊等活跃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科学和哲学舞台上，他们是二十世纪科学革命（物理学革命）和哲学革命（逻辑经验论）的先驱，也是现代科学方法的滥觞。马赫的感觉的分析、历史批判意识、思维经济等诸多方法论原理、探究心理学论纲异彩纷呈；彭加勒的约定论的方法论以及关于假设、直觉、科学美、数学发明的心理机制的论述美不胜收；迪昂的整体论和历史主义的方法、关于物理学理论的逻辑架构、对卓识的探究和对人类精神的探险各有千秋；奥斯特瓦尔德的能量论的思维方法和在研究中主动变换角色的实践别开生面；皮尔逊的怀疑批判风格、对科学方法的意义和特征的揭示、对想象力和审美感的倡导以及对统计方法的发明和运用，都使人拍案叫绝。值得注意的是，在批判学派的科学方法中，还包含着诸多后现代的意识或酵素。

爱因斯坦是二十世纪科学革命的主将，也是现代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的集大成者。他从前人、尤其是从批判学派那里吮吸了丰富的思想营养，又融汇了对自己的科学实践的亲身体悟和哲学反思，从而锤炼出展现时代气质和科学精神的、别具一格的科学方法。爱因斯坦的科学方法具有温和经验论、科学理性论、基础约定论、意义整体论和纲领实在论的有机要素，体现了多元互补和张力平衡的特征，显示出广博的包容性和涵盖性。他的统一性、对称性、相对性、几何化等科学思维方法或科学研究基旨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科学的眼力”或“科学的智慧”。他的探索性的演绎法、逻辑简单性原则、准美学原则和形象思维，是创立像相对论这样的现代科学理论的锐利武器。在科学方法论的发展史上，爱因斯坦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伟大作用，孕育或催生了各个流派的哲学家的方法之果。

对于科学研究活动而言，科学方法的地位和意义至关重要。难怪彭加勒认为，科学创造“首先需要创造方法”。皮尔逊也强调：“科学方法是通向绝对知识或真理的唯一入口”和“唯一道路”，“整个科学的统一只在于其方法而不在于其材料。”怀特海把方法本身视为“震撼古老文明基础的真正新鲜事物”。萨顿则言之凿凿：“在科学领域、方法至为重要。一部科学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工具史，这些工具──无论有形或无形──由一系列人物创造出来，以解决他们遇到的某些问题。每种工具和方法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科学方法的运用不仅在自然科学范围内所向披靡，而且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乃至在人们的日常思维和为人处事中，也不无裨益。尤其是，科学方法是科学精神的重要构成要素和集中体现。它洋溢着科学的实证精神、理性精神和审美精神，充盈着科学的怀疑和批判意识，无怪乎皮尔逊把它看作是训练公民的科学心智框架的有效手段。

关于科学方法的特征，皮尔逊将其概述为：（1）仔细而精确地分类事实，观察它们的相关和秩序；（2）借助创造性的想象发现科学定律；（3）自我批判和对所有正常构造的心智来说是同等有效的最后检验。迪昂的概括为：（1）物理量的定义和测量；（2）假设的选择；（3）理论的数学展开；（4）理论与实验的比较。如果说前一概述比较适宜像生物学以经验为主的科学的话，那么后一概括则更为符合像物理学数学化的精密科学。也许达尔文的进化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分别是二者的出色范例──相对论正是爱因斯坦运用其独创的探索性的演绎法等科学方法建构起来的符合迪昂模式的理论。

科学方法论篇（2）

正文：

在创新已无可厚非地成为时代主题的社会背景下，如何运用创新教育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已经成为各类教育和教育工作者思考的重要课题。笔者作为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一线教师，深知小学教育对学生形成创新思维的关键性和重要性。

意识是指人的头脑对现实的反映能力，创新意识则指这种能力达到有创见的新水平。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的关键是人才的开发。创新人才的培养要从基础教育抓起，从小学生抓起。创新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敢教，老师才有了创造性教育。敢说，学生才能有创新意识，才有创造性思维的学习。

一、创新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校是教育和教学场所，全面提高每个学生的综合素质，是教育的根本目的和最终任务。

（1）小学，要注重品德教育，克服重智轻德的倾向，学校要坚持把德育工作摆在创新教育的首要位置，树立育人为本的思想，把德育教育落实到教育工作的各个环节。（2）重视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如何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呢？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在于课堂的教育和灌输，实践能力在于实验和社会大课堂。在教育中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要使学生具有科学的学习态度。（3）提高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重要环节。在小学教学中教师要因地制宜，结合教学内容充分利用已有教具或制作的教具，演示和让学生亲自操作等手段，为学生尽可能多的提供参与的机会，达到使学生眼看手动，思维和动口相结合。

二、推行“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是创新教育的关键

创新教育要实行平等教育，要走出考试“指挥棒”的怪圈。（1）“以学生为本”要促进全体学生的发展。让全体学生都得到发展是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教育发展的目标。现代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民主化。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要尊重每一个学生的个性、特点，为每一个学生提供平等的机会、资源。（2）“以学生为本”要促进学生的主动发展。主动发展的教育思想在古今中外教育发展史上一直存在，如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也要求：“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使学生生动活泼、积极主动地得到发展。”促进学生主动发展，要特别关注学生发展的内发性和能动性。所谓“能动性”，是指学生在发展中表现出创造性。我们不但要教给学生知识，还要教会学生自己获取知识，培养学生对知识的渴求；不但要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还要培养学生的自我意识，自制能力以及自觉性、主动性等品质。（3）“以学生为本”，同时还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三、创新源于心理安全

一个人的创新精神只有在他感觉到心里安全和心理自由的条件下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表现和发展。所谓“心理安全”是指，不需要任何戒备心，不担心别人会指责、批评自己，有一种安全感，即使回答错了，教师也不会批评，学生也不会嘲笑，这样才能无所顾忌的发挥，充分展现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创新需要兴趣和好奇心。好奇心是对新事物进行探究的一种心理倾向，如果学生的好奇心成功的转移到探求科学知识上，这种好奇心就会升华为求知欲，成为主动进行创新思维，追求知识的强大动力。

四、创新教育的基本要求

创新教育需要创新，需要创造性人才，需要创造性教师。要创设好的教学环境和好的教学情景，在教育教学中就要有一种创新教育至臻完美。（1）联系实践，唤起创新欲望。在教学中通过情境的创设让学生体验现实或某个典型角色，通过身临其境来获得对实际的真实感受，从而激发学生的兴趣的创新意识，主动获取知识。（2）重视质疑，培养创新意识。“学起于思，思起于疑。”疑，是打开知识大门的钥匙，常有疑点，常有问题，才能常有思考，常有创新。教师要重视学生的质疑，并应该热情的鼓励。（3）求异思维，开发创新潜能。求异思维是指对同一个问题从不同的方面去思考，而是寻求多种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在教学中要鼓励学生大胆设想，使之有所发现，有所创新，这样才能在学习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五、创设情境，培养创新意识

课堂教学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主渠道，教师是课堂教学的组织者和指导者。教师要为人师表，并关爱每一个学生，抓住小学生爱说爱动、尊师好奇的特点，培养和加深情感的交流引导与调动他们的学习兴趣，推动学生探求新知识和调动学生大胆创新思维，开发思维，允许学生大胆想像，通过讨论开阔视野得取结论。讲课时要来源于课本但不拘于课本，使学生开阔了视野获得新知，懂得解决问题可从多方面去想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与最好方法。 调动了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有助于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总之，在小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势在必行。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教育工作者，变学生适应性发展为创造性发展，真正为培养在知识经济时代具有创造性的人才打好坚实的基础。众所周知，每届世界奥林匹克的数理化比赛中，我国派出的选手们总是不负众望――包揽全部的金银牌，而在诺贝尔奖项中，却和我们失之交臂。这与我国的教育观念密密相关，在我国的大部分学校中，尤其是小学，学校更注重的是学生的基础教育，往往忽视了对其探索未知的培养，阻碍了大多数学生敢于质疑、敢于创新的精神。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创新离不开教育。激发创新意识，培养创新能力的基础在教育。教师如何挖掘学生身上隐藏的无限创造潜能？首先，是教师要有创新意识，实施开放式教学，质疑是培养创新的基石，评价是培养创新的动力。在不懈的探索中，为学生创设了主动探索、求导创新的教学环境，学生心中的创新之火更加炽热，思维更加敏捷。

科学方法论篇（3）

意识是指人的头脑对现实的反映能力，创新意识则指这种能力达到有创见的新水平。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的关键是人才的开发。创新人才的培养要从基础教育抓起，从小学生抓起。创新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敢教，老师才有了创造性教育。敢说，学生才能有创新意识，才有创造性思维的学习。

一、创新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校是教育和教学场所，全面提高每个学生的综合素质，是教育的根本目的和最终任务。

（1）小学，要注重品德教育，克服重智轻德的倾向，学校要坚持把德育工作摆在创新教育的首要位置，树立育人为本的思想，把德育教育落实到教育工作的各个环节。（2）重视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如何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呢？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在于课堂的教育和灌输，实践能力在于实验和社会大课堂。在教育中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要使学生具有科学的学习态度。（3）提高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重要环节。在小学教学中教师要因地制宜，结合教学内容充分利用已有教具或制作的教具，演示和让学生亲自操作等手段，为学生尽可能多的提供参与的机会，达到使学生眼看手动，思维和动口相结合。

二、推行“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是创新教育的关键

创新教育要实行平等教育，要走出考试“指挥棒”的怪圈。（1）“以学生为本”要促进全体学生的发展。让全体学生都得到发展是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教育发展的目标。现代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民主化。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要尊重每一个学生的个性、特点，为每一个学生提供平等的机会、资源。（2）“以学生为本”要促进学生的主动发展。主动发展的教育思想在古今中外教育发展史上一直存在，如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也要求：“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使学生生动活泼、积极主动地得到发展。”促进学生主动发展，要特别关注学生发展的内发性和能动性。所谓“能动性”，是指学生在发展中表现出创造性。我们不但要教给学生知识，还要教会学生自己获取知识，培养学生对知识的渴求；不但要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还要培养学生的自我意识，自制能力以及自觉性、主动性等品质。（3）“以学生为本”，同时还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三、创新源于心理安全

一个人的创新精神只有在他感觉到心里安全和心理自由的条件下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表现和发展。所谓“心理安全”是指，不需要任何戒备心，不担心别人会指责、批评自己，有一种安全感，即使回答错了，教师也不会批评，学生也不会嘲笑，这样才能无所顾忌的发挥，充分展现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创新需要兴趣和好奇心。好奇心是对新事物进行探究的一种心理倾向，如果学生的好奇心成功的转移到探求科学知识上，这种好奇心就会升华为求知欲，成为主动进行创新思维，追求知识的强大动力。

四、创新教育的基本要求

创新教育需要创新，需要创造性人才，需要创造性教师。要创设好的教学环境和好的教学情景，在教育教学中就要有一种创新教育至臻完美。（1）联系实践，唤起创新欲望。在教学中通过情境的创设让学生体验现实或某个典型角色，通过身临其境来获得对实际的真实感受，从而激发学生的兴趣的创新意识，主动获取知识。（2）重视质疑，培养创新意识。“学起于思，思起于疑。”疑，是打开知识大门的钥匙，常有疑点，常有问题，才能常有思考，常有创新。教师要重视学生的质疑，并应该热情的鼓励。（3）求异思维，开发创新潜能。求异思维是指对同一个问题从不同的方面去思考，而是寻求多种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在教学中要鼓励学生大胆设想，使之有所发现，有所创新，这样才能在学习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科学方法论篇（4）

2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历史回顾

管理科学的发展按照时间的划分可归为以下几个阶段：首先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泰勒、法约尔、韦伯为代表的古典管理阶段，核心内容就是科学管理思想，以及管理过程和职能分析、组织理论等；第二阶段就是20世纪的30到50年代以梅奥为代表的行为关系学说，后来发展到行为科学理论；随后，20世纪60年代管理科学进入现代管理科学阶段，也就是被孔茨所描述的“管理理论丛林”阶段，这其中包括了决策理论、系统理论、管理科学及权变理论等。

管理科学发展的过程反映了管理科学研究重心的转移，古典管理侧重于对物、财及管理组织过程的管理，研究方法是以工业工程研究方法及经济学方法为研究基础的；人际关系学说行为科学则是建立在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的；而现代管理阶段则移植了数学、计算机技术学、统计学等诸多科学的方法论，形成了“管理丛林理论”，而在丛林理论中的各个学派都或多或少地运用了科学的方法。

综上所述，管理科学研究发展的特征就是管理理论的发展是和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紧密相联。可以说是这些因素决定着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变化。现代的管理科学是在实践中进步，在实践中发展，并阐释实践，引导实践的。

3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特征

谈到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特征，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管理科学与其他科学的差异与联系，这就需要我们为管理科学进行学科定位，通过课程学习我们了解到管理科学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所研究的是社会现象，但又同社会科学研究有所差异，其核心差异就是对人的研究方面。社会科学关心的是人类活动的功能和功效，而不涉及人类活动本身的意义。管理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有组织的活动及其形成的系统。它是对管理活动规律的提炼和概括，是关于对有组织活动的管理的系统化、专门化的理论知识体系。

管理科学是在对多种不同性质学科的理论兼容并蓄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创新逐步发展起来的，是不同学科理论及方法系统集成的结果。一般地说，管理科学的成长要综合运用数学、系统科学、经济学、心理学。这四个学科构成管理科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近年来，迅猛发展的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组织结构的变革、管理手段的创新以及经营方法的革命。管理科学的未来发展仍要依赖多个不同学科的交叉综合运用，依靠相关学科的支撑。

由于管理科学是一门应用性科学，其研究必须紧紧围绕实际存在的一般性的管理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由现象而本质，由具体而一般，抽象出科学问题并形成研究目标。凭空想象、闭门造车式的研究毫无科学价值。同时，在管理科学研究中还应注意规范研究方法，多运用实证的、实验的、定量的研究方法，而少使用科学性不强的思辨的、归纳的、定性的研究方法开展研究，有利于提高研究的价值。

4《理解现代经济学》对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

钱颖一教授的《理解现代经济学》中试图说明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解释现代经济学中数学的工具性作用，并通过介绍现代经济学近年来的一些新发展来澄清常见的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误解。该文从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人手，引入了被当今社会认可为主流的并代表一种研究经济行为的方法框架——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这三方面的理论就是分析框架的基本理论。首先是由从实际出发看问题的“视角”，这基于经济学家的三项基本假设即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和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其次是运用多个理论作为“参照系”，使之能够成为人们能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利用各种图像及数学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帮助分析繁杂的经济行为。

而在管理学中也能找到这样的分析框架，首先是管理科学的“视角”，管理学的视角应该就是观察、理解或研究管理学理论问题的角度，钱教授在文章中指出通过经济学家的基本假设，不论是消费者、经营者还是工人、农民，在做经济决策时出发点基本上是自利的，即在所能支配的资源限度内和现有的技术和制度条件下，他们希望自身利益越大越好。用现代经济学的视角看问题，消费者想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企业家想赚取利润，都是很自然的。从这样的出发点开始，经济学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种间接机制对经济人行为的影响，并以“均衡”、“效率”作为分析的着眼点。经济学家探讨个人在自利动机的驱动下。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互相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并且评估在此状态下是否有可能在没有参与者受损的前提下让一部分人有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以这种视角分析问题不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会得出出人意料却合乎情理逻辑的结论。管理学不是没有视角，但是，迄今为止，管理学确实还没有象经济学这样的一种普遍为人接受的视角，所以当今的管理学还没有严密的理论体系。

接下来是“参照系”，管理学的参照系更多地体现了经济、社会、心理和工程学等相关学科在管理中应用之成果，故必须研究各准则之间的权衡问题。根据西蒙的观点，科学可以分为两类：实用科学与理论科学。实用科学采用的是“如果一则一”的科学命题；而理论科学采用的是纯描述性的与验证条件等价的伦理命题。科学命题关注能得到验证的事实而理论命题强调偏好的表述。管理欲成为一门科学，显然应加强实证研究的建设。形成以问题为导向，也即由假设检验、建模分析、实验模拟、对策建议等构成的体现科学命题的管理学研究方法。例如，西蒙提出了以“有限理性”和“满意的准则”这两个基本命题为前提的“管理人”决策模式。他指出，在实际中不存在“完全的理性”，因而“最佳的准则”是行不通的。实际上人们只能追求“有限度的合理性”，遵循“满意的准则”行事。西蒙还强调“刺激一反应”的行为模式和与此相关的决策程序化的重要意义。在运用经验加以慎重处理并使之合乎目的的条件下这种“刺激—反应”的行为模式能够显示出一定的合理性。钱教授在文章中提到他在美国时的教授问过他受过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和没受过这种训练的经济学家的区别是什么?在这一问题的回答上就谈到了。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的头脑中总有几个参照系，他们在分析经济问题时具有一致性不会零敲碎打，就事论事。同样，受过管理学系统教育的人头脑中也应当有几个参照系，比如，在分析组织结构时我们就应当以韦伯的官僚行政理论作为参照系，在分析管理的职能时就应当拿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作为参照系，在分析决策问题时，就应当想到西蒙。只有这样，分析管理问题时才会有一致性。

最后我们来看“分析工具”。在理解现代经济学的文章中谈到的是经济学中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它们多是各种图像模型和数学模型。这种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像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并被经济学家证明是极其有用的。同样，管理学也有许多研究工具，对于管理学来说管理学研究的是经济组织的管理如何使组织以更低的成本取得更大的效益，研究管理人价值的体现问题，这就需要对经济学的很多理论作为管理学的研究工具，因此，微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本身就是管理学的研究工具。近年来发展起来的许多决策支持系统，也都是研究和分析管理问题的有用工具。数学和统计学甚至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突变论等在研究管理学时确实有用，管理学前辈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比如市场附加值与经济附加值、平衡记分卡、SWOT分析法等等，它们也是研究管理学的有力工具。

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借助数学模型分析会使推理更加严密精确，理论研究中运用数学可以减少争论，而实证研究中运用具有一般性系统性容易被学术界所认可。在管理中数学同样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泰勒管理学派的管理科学学派就认为所谓管理就是用数学符号和公式来表示计划、组织、控制、决策等合乎逻辑的程序，求解出最优的方案以实现企业的目标。管理者通过数学模型的应用使得本来难以辨别优劣的备选方案变得明晰“直观”了，诸方案因被量化而变得可比了。管理科学的研究恰恰需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定性是认识的起点，定量是认识的深化。数学无疑会为管理科学的定量分析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作为一种抽象的工具，数学模型有助于人们对一个复杂过程的理解，可以帮助管理者合理的决策。但它毕竟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现实的简化与抽象，任何一种抽象都不得不舍弃对象本身的丰富性。在建立数学模型时，必须提出某些前提性假设，他们是理性思考的结果。模型的运用就是对某些假设的检验。检验的正面结果表明这些假设有道理；检验的负面结果却表明必须加以修改。有这种感性认识的逐步积累，我们就可以取得理性认识获得一定的科学知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管理学要成长为一门科学离不开数学这一有益的工具，在对待管理学与数学的关系时，我们必须明白，数学仅仅是管理学不断完善自身的工具。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明白，单凭数学是不够的，作为一门研究人们的管理行为的学科，它首先必须面对的是人，它需要那些关于人的学科的支持。

5结语

科学方法论篇（5）

关键词：哲学科学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一、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

哲学是人类的智慧之学。在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哲学是基础。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掌握马克思主义完整科学体系的重要前提。2013年12月，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学哲学、用哲学，是党的一个好传统。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更好认识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工作。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要学习和掌握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规定着社会性质和基本结构，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只有把这两对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今天，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完善上层建筑。也就是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促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社会基本矛盾总是不断发展的，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需要相应地不断进行下去，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要学习和掌握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的观点。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要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推动实现物的不断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生产关系也可以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也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必须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全面深化各领域改革，通过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要学习和掌握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是真正的英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是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事业。要充分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推动事业发展，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群众首创精神，鼓励地方、基层、群众大胆探索，从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要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二、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能力

俗话说，思路决定出路，思维水平决定工作水平。能不能正确判断形势，能不能有效化解矛盾，能不能顺利推进工作，关键看有没有科学的思想方法。系列重要讲话，体现着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等科学的思想方法，对许多问题的阐释让人豁然开朗。我们要认真学习运用这些思想方法观察事物、分析问题，不断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战略思维能力，就是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善于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的能力。系列重要讲话，总是善于从全局角度、以长远眼光看问题，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发展趋势和方向，体现出恢宏的战略思维。他强调，要树立大局意识，善于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要善于观大势、谋大事，把握工作主动权；要加强战略思维，增强战略定力，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就要视野开阔、胸襟博大，紧跟时代前进步伐，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观察和处理问题，从政治上认识和判断形势，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的内在规律，做到既抓住重点又统筹兼顾，既立足当前又放眼长远，既熟悉国情又把握世情。要增强战略定力，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态度明确，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平心静气、静观其变，在制定政策时冷静观察、谨慎从事、谋定而后动。历史思维能力，就是以史为鉴、知古鉴今，善于运用历史眼光认识发展规律、把握前进方向、 指导现实工作的能力。历史是前人的“百科全书”。指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他关于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回顾分析，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关系的精辟阐释，关于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思想观点，关于如何评价党的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深刻论述，都体现了深邃的历史思维，给人以深刻启迪。还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党史国史“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提高历史思维能力，就要加强对中国历史、党史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世界历史的学习，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认清历史趋势，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辩证思维能力，就是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的能力。系列重要讲话，处处体现着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比如，在论述改革问题时，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在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时，强调要坚持“两点论”，一分为二看问题，既要看到国际国内形势中有利的一面，也要看到不利的一面；在阐述全面深化改革时，强调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战略上要勇于进取，战术上则要稳扎稳打”；在阐述社会治理时，指出“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不行”。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就要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客观地而不是主观地、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观察事物、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过程中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克服极端化、片面化。创新思维能力，就是破除迷信、超越过时的陈规，善于因时制宜、知难而进、开拓创新的能力。世间万物，变动不居。“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指出，“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提高创新思维能力，就是要有敢为人先的锐气，打破迷信经验、迷信本本、迷信权威的惯性思维，摒弃不合时宜的旧观念，以思想认识的新飞跃打开工作的新局面。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意志，有探索真知、求真务实的态度，为了创新创造而百折不挠、勇往直前，不断积累经验、取得成果。底线思维能力，就是客观地设定最低目标，立足最低点，争取最大期望值的一种积极的思维能力。“纷繁世事多元应，击鼓催征稳驭舟。”毛泽东同志说过：“不论任何工作，我们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想，来部署。”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也强调：“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多次强调：“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提高底线思维能力，就是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宁可把形势想得更复杂一点，把挑战看得更严峻一些， 做好应付最坏局面的思想准备。要见微知著、未雨绸缪，增强前瞻意识，把工作预案准备得更充分、更周详，做到心中有数、处变不惊。

三、调查研究，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

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基本功，调查研究能力是领导干部整体素质和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 研究问题、制定政策、推进工作，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传家宝。只有深入调查研究，才能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真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也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决策的正确制定与贯彻执行，保证我们在工作中尽可能防止和减少失误，即使发生了失误也能迅速得到纠正而又继续胜利前进。经常开展调查研究， 非常有益于促进领导干部正确认识客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转变工作作风、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有益于深切了解群众的需求、愿望和创造精神、实践经验。调查研究要找准问题、有的放矢。要紧紧围绕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执行，深入研究影响和制约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深入研究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深入研究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深入研究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重点问题，深入研究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等领域的重大问题。这样才能使调查研究工作同中心工作和决策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更好地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为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服务。调查研究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要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地调查了解情况，既要调查机关，又要调查基层；既要调查干部，又要调查群众；既要解剖典型，又要了解全局；既要到工作局面好和先进的地方去总结经验，又要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研究问题。基层、群众、重要典型和困难的地方，应成为调研重点，要花更多时间去了解和研究。尤其对群众最盼、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更要主动调研，抓住不放，真正听到实话、察到实情、获得真知、收到实效。调查研究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树立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追求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从客观实际出发，坚持结论产生在调查研究之后，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对调查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和各种问题， 坚持有一是一、 有二是二，既报喜又报忧，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处理好调查和研究两个环节的关系，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进行一

番交换、比较、反复的工作，把零散的认识系统化，把粗浅的认识深刻化，直至找到事物的本质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调查研究要制度化经常化。要坚持和完善先调研后决策的重要决策调研论证制度，把调查研究贯穿于决策的全过程，真正成为决策的必经程序，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坚持和完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调研工作制度，领导干部要带头调查研究，拿出一定时间深入基层，特别是主要负责人要亲自主持重大课题的调研。坚持和完善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领导干部不仅要“身入”基层，更要“心到”基层，始终关心基层联系点，关心联系点的群众，真心实意地交朋友、 拉家常，直接了解基层干部群众的所想、所急、所盼。

四、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要发扬钉钉子精神

钉钉子往往不是一锤子就能钉好的,而是要一锤一锤接着敲,直到把钉子钉实钉牢,钉牢一颗再钉下一颗,不断钉下去,必然大有成效。如果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结果很可能是一颗钉子都钉不上、钉不牢。做工作、干事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反复强调，“要发扬钉钉子的精神”，不折腾、不反复，切实把工作落到实处，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应该肯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广阔天地里，广大党员干部都是想干事的，都有干事的热情，都想干出一番事业，以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但现实中，我们也时常看到这样的情况，有的地区、部门换一届领导，就要推倒重来、搞一个“兜底翻”，领导干部为了显示所谓的政绩，另搞一套，空洞的新口号满天飞。到头来，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严重损失。这是与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相符的，是与我们党一贯倡导的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背道而驰的。因此，强调发扬钉钉子精神，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指出，“我们要牢记一个道理，政贵有恒。为官一方，为政一时，当然要大胆开展工作、锐意进取，同时也要保持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一张好的蓝图，只要是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就要一茬一茬接着干，干出来的都是实绩，广大干部群众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朝令夕改，那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领导干部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思想境界，始终坚持为人民谋利益的政绩观，正确处理大我和小我的关系，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和个人抱负、个人利益的关系， 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不搞脱离实际的盲目攀比，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

坚持“一分部署， 九分落实”。强调：“要抓实、再抓实，不抓实，再好的蓝图只能是一纸空文，再近的目标只能是镜花水月。”干事业不是做样子，不是做表面文章，很多时候，有没有新面貌，有没有新气象，并不在于制定一打一打的新规划，喊出一个一个的新口号，而在于结合新的实际，用新的思路、新的举措，脚踏实地把既定的科学目标、好的工作蓝图变为现实。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切实干出成效来，做到言必信、行必果。任务一经确定，就要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向前走，不断积小胜为大胜。

发扬钉钉子精神，还要建立规范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形成激励干部求真务实的有效机制，使那些重实际、说实话、务实事、求实效的干部，不仅不吃亏，而且受到鼓励、褒奖、重用；使那些做表面文章、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跑官要官的干部、不仅捞不到好处，而且受到批评和惩处。只有这样，才能使开拓进取谋发展、埋头苦干抓落实蔚然成风。

五、持续学习走向未来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人生成长之梯，政党巩固之基，国家兴盛之要。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重要保证。

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的思想方法指导实践，新时代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二是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三是学习党的历史，四是学习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各种知识。其中，重点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管方向、管根本、管全局的东西。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中，重点又应该先隵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这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讲的就是掌握方法的重要。思想方法不同，对理论的理解就不同，对形势的判断就不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就不同，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就不同，实践的结果就不同。因此，思想方法是否正确，对于我们事业的兴衰成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

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号召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依靠学习走向未来。要通过坚持不懈地学习，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问题，坚定理想信念，带领人民走对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有“望尽天涯路”那样志存高远的追求，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和“独上高楼”的寂寞，静下心来通读苦读；要勤奋努力，刻苦钻研，舍得付出，百折不挠，即使“衣带渐宽”也“终不悔”，“人憔悴”也心甘情愿；要坚持独立思考，学用结合，学有所悟，用有所得，在学习和实践中“众里寻他千百度”，最终“蓦然回首”，在“灯火阑珊处”领悟真谛。其次，要学习党史、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这是领导干部开展工作要做的基本准备，也是很重要的政治素养。同时，还要结合工作需要学习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知识，不断提高知识化、专业化水平。

科学方法论篇（6）

思想理论素质是领导素质的灵魂。学习科学理论，提高学习质量，根本目的在于促进领导干部思想理论素质有新的提高，能够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决工作中的矛盾和问题，能够对各种问题给予科学的解释和理论上的说明。因此，学习就必须在真正掌握理论的科学体系、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上下功夫，在掌握其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上下功夫。

理论学习不同于思想教育，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有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有一个理论知识转化为理论素质的过程。学习科学理论作为一项工作必须抓紧务实，但理论学习本身一定要务虚，切实在掌握基本观点、弄清基本原理上下功夫。因此，在学习理论中既要防止和克服脱离实际，为学而学，不重视用理论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的倾向，又要防止只要实际而缺少理论甚至没有理论的现象。要正确理解和把握“通过一次理论学习解决一两个实际问题”这种普遍惯用的提法，切实在遵循理论学习的规律中提升学习质量。

理论学习要和

多学科知识学习结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人类社会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基础之上的，又随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创新，也就是说我们党的每一次最新理论成果，都反映和体现了当时社会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成果，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因此，要学习掌握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就必须了解和掌握最新的实践成就和掌握最新的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知识。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七大对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提出了明确要求，党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的意见》中更是明确强调，要把学习理论与总结实践经验结合起来，与学习党的历史、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结合起来。同时，也强调要与学习当代经济、科技、文化等知识结合起来。

但是，由于长期受传统习惯的影响，以及目前干部队伍知识结构“文重理弱”的缺陷，在学习理论上对前两个“结合”普遍比较重视和自觉，做得比较好，而对后一个“结合”则表现得不够自觉和紧密，甚至结合得有些生硬。因为对当代经济、科技、文化等知识了解甚少，从而影响到了对新的理论成果的理解和接受，也就更谈不上在实践中创新理论。因此要针对当前干部队伍的素质现状，在落实理论武装的工作同时，必须更加重视抓好科技信息知识的武装，通过系统学习，多掌握当代经济、科技、管理、文化等方面的知识，不断提高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素养，更好地拓宽视野，开阔思路，优化思维，从而帮助我们加深对党的最新理论成果的学习理解，真正掌握精髓，以真懂、真学促进真信、真用。

重视用实践成果激发学习热情

学习理论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全在于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全在于指导工作。因此，必须强调学以致用，增强学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使学习成果尽快转化为工作成果、实践成果和建设成果。但与此同时，也要注重强调以用促学、以用引学，通过运用理论指导工作产生作用的实践，提高对学习理论重要性的认识，从而不断激发大家自觉学习理论的内在动力。

当前在这个问题上，对学以致用各级认识比较一致，抓的也比较紧，但相对而言，对以用促学在思想认识上还未引起足够重视。比如，多年来各级都在强调要树立正确政绩观，但一些做表面文章的仍然能得到彩头；都说要坚持按德才兼备的标准选人用人，但实际情况是一些素质不高的人往往得到提升重用；改进作风的话题提了多年，但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仍有市场；都说要“基层至上，士兵第一”，但一些部队尤其是基层的实际问题却迟迟解决不了。所有这些，不仅会使人对科学理论的真理性、指导性产生怀疑，而且也影响到领导机关的威信和形象，甚至会影响到人民群众对党的信心和信赖。因此，必须重视解决以用促学这个问题，让大家在实际工作中实实在在地领悟到科学理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成效，进而迸发出更大学习热情。

注意改进学习的组织形式

关于军队领导干部学习的组织形式，我觉得应该重点把握三个方面：

科学方法论篇（7）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为何马克思主义陷于进退维谷的艰难困境

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的伟大科学成果，但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马克思、恩格斯确实未能预见到后来的许多重要历史现象、趋势和变化，有些观点和预言也与后来的客观实际有出入。这就产生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如果不顾时势，硬要把古典马克思主义生搬硬套用于今天的现实之中，那就必然会失败。反之，如果从实际出发，发展马克思主义，那又要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观点做出与时俱进的修正，这又难免被扣上一顶“修正主义”的大帽子。显然，在这两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都会陷入进退维谷的艰难困境。但这种困境实际只是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活力受到了很多束缚。因为，从根本上来说，这种束缚并不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科学灵魂，而是来自于非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

这种非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核心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来看待，而不是将其作为科学来看待。它的集中表现就是禁止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观点做出任何实事求是的重大修正，认为这种修正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种非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历史渊源实际就是已有几千年历史的教条主义、注经主义的历史文化传统。它所反映的也正是严重地缺乏现代科学精神、现代学术精神的蒙昧状态；这种非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与马克思、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相对立，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活力和历史活力的最大“杀手”。

这就表明，如要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那就必须重新认识和回归马克思、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从而将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转变为面向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将古代注经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转变为以马、恩为榜样的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将以理论文本为主要对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转变为以历史资料、经验事实为主要对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将马克思主义研究切实变成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否则，如果只是专注于以理论文本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那就会使马克思主义研究变成教条主义的理论研究，使马克思主义重新演变为一套神圣不可侵犯的教义汇编，使邓小平已经极大推进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又被教条主义的理论工程所消解，使已被邓小平搞活的马克思主义重新变成僵死的教条，使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重新受到不应有的严重限制。

重建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实质上就是要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论视为马克思主义的首要内容，就是要实行马克思、恩格斯的以历史、现实资料为主要研究对象展开“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从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长期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就是要以这种方法论变革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活力得以激发，就是要以活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以死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

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教条，而是要求人们不断地检验、修正、发展、完善或更新其理论

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所实现的最深刻、最伟大、最持久的变革，实际就是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到真正的历史科学的根本转变。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曾经就此明确指出：“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对现实的描绘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

毋庸赘言，这一要求“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的科学方法论，当然不是要求把理论摆在第一位，而是要求把实践摆在第―位；不是要求离开实践去争论思维的真理性，而是要求“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①不是要求把理论尊崇为圣物，把理论研究经院哲学化，而是要求尊重实践，尊重事实，一切从实际出发，以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观点去看待和对待科学的理论。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明确认为，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论不仅适用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而且也完全适用于马克思主义之本身。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经明确指出：上述思想的“最可贵的结果就是使得我们对我们现在的认识极不信任，因为很可能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十分轻蔑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

恩格斯还指出：“整个人类历史还多么年轻，硬说我们现在的观点具有某种绝对的意义，那是多么可笑……。”②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最根本、最宝贵、最有生命力的内容，实际并不在于它的某些理论内容，而是在于它在人类历史领域内所确立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一切已被证明的科学理论相结合，即构成了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要求人们把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各种理论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而是要求人们不断地检验、修正、发展、完善或更新这些理论。因此，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实际也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理论学说，而只是一种在历史中经常流变着的理论学说。

在这种历史流变中，只要是切实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论，并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已被实践证明的科学理论，那么，不仅修正、发展、完善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从事实出发否定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错误理论，并提出与之相反的新理论，也仍然是继承和弘扬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传统，也同样是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人类的科学认识实际始终都是在一连串的试错和错误中逐步地发展起来的

在这里，能否理解这种应有的科学现象的关键，就在于能否象马、恩那样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科学理论来看待，就在于是能否真正理解“科学”的本质之所在。

一般说来，所谓科学理论实际并不等于正确的理论。翻开任何一部自然科学史，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的科学认识实际始终都是在一连串的试错和错误中逐步地发展起来的。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被视为科学的理论学说，往往又会在后来的历史时期内被证明为一种谬误，因而也就不再被人们视为科学的理论学说。但是，即使是这样，它们也仍然是整个人类科学史的一部分。

这就表明，科学理论之所以是科学理论，实际首先就在于其中灌注了不断探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就在于它们是尽可能地采用科学方法所获得的探索性的理论成果，就在于它们至少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曾经被人们视为了一种科学假说，以至一度被人们证明为了科学真理，就在于它们或多或少地总会对于推进人类科学认识的发展有所贡献，因而也就在于它们还有可能被后来的新的科学理论所取代。

毋庸置疑，自然科学理论是这样，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当然也是这样。所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为一堆永恒不变的神圣教条，本身就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完全对立的。

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实际只是处于科学探索行程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是被人们在现阶段所掌握的科学事实所证明为真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只是有可能被后人证明为程度不同地含有某些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他们的理论将来也会被后人大幅修正的科学预见，即充分地体现了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解。

按照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科学理解，一方面，一切已被事实证明为错误的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部分了，或者至多只能说是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一切取代了这些错误理论的新理论，只要它们是灌注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成果的，只要它们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论所获得、并已被实践证明为科学真理的，它们也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

这就是说，什么是科学真理，这一点只能由实践来回答，什么是作为科学真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点也只能由实践来检验，只能由实践来决定。显然，如果我们能够以这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科学地认识和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话，那么我们自然也就可以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坦然地面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出现的各种程度不同的理论失误，并从实际出发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下转229页）（ 上接25页）

同时，正如邓小平所说：“不仅是自然科学，还包括社会科学，要大力提倡学术讨论和交流，各种学报和刊物，都是交流的场所，还要召开学术讨论会。要允许犯错误，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要允许犯错误，允许说话。”③毫无疑问，这是符合认识规律的，也是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基本条件。如果能够这样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话，那就可以进一步地看出，使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实际首先就在于它在社会历史领域内所创立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论，就在于它在这一广大领域内所灌注的科学精神和所体现的科学态度。

所以，恩格斯指出：“俄国人，不仅是俄国人，不要生搬马克思和我的话，而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才有存在的理由。”④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科学方法论，而不是一个固守已有结论的封闭体系。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论，自然使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理论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历史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上所取得的科学成果，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人类的一笔永恒精神财富，并已渗透到了现代文明之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理论相结合，共同铸就了永恒的、活生生的、富于创造性和自我批评精神的马克思主义。

诚然，同一切事物一样，马克思主义在未来的历史中也会走向消亡。但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消亡，绝不会是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内为人类所带来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论和科学理论成果的消亡，而只能是将来人们会不分彼此地接受、掌握、运用、发挥和发展这些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论和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只能是作为社会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化和泛化，只能是当马克思主义成为普遍公理之后人们自然也就不再使用“马克思主义”这一名词概念了，只能是无所不在的马克思主义致使“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了。由此，我们也就有理由说：马克思主义的消亡之日，实际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永恒之时。

马克思主义观其他重要论述

最后，在深入领会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的过程中，重温马克思、恩格斯、邓小平的其他有关论述，也是很重要的。他们指出：

“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⑤“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⑥“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⑦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于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⑧“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 ⑨“根据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经验看来，这些认识（按：指‘每一个人的思维所达到的认识’）所包含的需要改善的东西，无例外地总是要比不需要改善的或者正确的东西多得多。”“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⑩可以肯定，“对整个外部世界的有系统的认识是可以一代一代地得到巨大进展的。”“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所以我们反复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74页，第55页。

②⑥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6、456页，第358页，第374页，第363页。

③《邓小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35页。

④中央编译局编译：《智慧的明灯：回忆马克思恩格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1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01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页。

⑨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7～338页，第244页。

科学方法论篇（8）

从目前来看，中学物理的学科教学方法的具体实施情况还是比较薄弱的。对学科方法的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主要是因为科学方法不仅具有独特的认识功能，更重要的是具有独特的教育功能。这从另一个方面佐证了在物理教育中应当加强科学方法教育的必要性。科学方法的教育功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获取功能

学科方法是获得科学知识的重要手段，学生掌握了科学的方法才能更加快捷的获得科学知识。教学中只有借助科学方法才能使教学活动顺利进行，比如在初中物理中，几乎所有物理规律都是通过如下几种科学方法得出的。例如，牛顿定律是通过理想实验法获得的；阿基米德定律是通过猜想验证法获得的……这些例子都充分说明，对与科学方法的应用，能够让学生形成一种心理定势，让学生更加快捷的获取科学知识。

2 理解功能

学生要理解科学知识的内容，同样离不开科学方法。比如，许多物理量是通过比值法来定义的，如Q=mPv.这种定义方法只给出了物理概念之间的量的关系，没有明确这些概念中有哪些因果关系。只有进一步从本质上弄清比值定义法的内涵，才能使学生真正明白密度只决定于物质本身固有特性的性质。不把握好这一点，就容易得出/物质的密度与质量成正比，与体积成反比的错误理解，这是初学物理的学生常犯的错误。

因此，只有了解了不同科学方法的本质区别与联系，了解了这些方法得以使用的条件，才能弄清科学知识的内涵以及不同层次知识之间的关系。

3 构建功能

科学方法是知识的脉络，是知识的神经，它具有把科学知识联系起来并形成结构的功能。科学方法作为基本的研究途径、方式和方法，与概念、规律等知识相平行，都包含在自然科学的范畴之中；而且它比概念、定理、定律、公式这类知识更稳定和更广泛。它纵横交错、贯穿于整个知识领域，把不同的知识相互联系起来。如果把科学喻为珍珠项链，科学知识是珍珠，那么科学方法就是连接珍珠的细线。正是由于科学方法的隐蔽性特点，使得人们长期以来在物理教育中忽视科学方法。但是如果学生没有学会在自己头脑中把大量知识编制成一个层次清晰、逻辑严密的结构或网络，就无法不断接收、容纳新的信息，就无法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系统。而这种结构或网络形成的前提，就是必须要以科学方法作为框架。

4 应用功能

科学方法还是实现科学知识智力价值的桥梁。科学的概念、定律等知识，是人们赖以进行科学思维的基本细胞。没有科学知识，所谓智能活动就成为没有内容的空壳，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只有知识还不行，还必须有一定的方法或途径，使这些知识与科学问题相互沟通，对知识进行选择、组合、运用，才能解决问题，形成智力活动。也即是说，科学方法是进行科学思维的神经，它决定着知识的价值取向。在物理教育中，忽视科学方法的教育，就会形成学生能力的高位截瘫，培养出来的学生就是杨振宁教授所说的训练得很好、非常努力、知识非常扎实但知识是片面的而且倾向于向死的方向走的学生。

如何在物理教育中实施科学方法教育？我们提出如下观点：

1）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应当把科学方法作为教学内容

在制订物理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时，除了要考虑物理学的基本概念、重要规律、重要实验外，还应当把科学方法作为物理教育的内容之一，把科学方法摆到与科学知识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既是物理教育规律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物理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制订中教学目的与教学内容两者相互对应的逻辑体现。

2）教材体系应以科学方法为中心

教材作为教学基本内容的书面材料系统，对于安排教学过程以形成学生的认知结构、能力结构和品格结构，具有知识载体、教学指导和实用参考的作用。教材体系以什么为核心，从根本上决定着教育的质量。对比国内外不同特色的中学物理教材体系，可以大体分成以下几种类型。教材体系以科学方法为主线，并不是说在教材编写时脱离开具体知识而只讲方法，而是说应当显化、强调、突出科学方法，按照科学方法所指示的路子去编写教材。这样编写的教材，脉络更清晰，容易使学生在学习中建立良好的认知结构，并形成有序的知识结构。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具有很强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这正是素质教育所追求的目标。

3）制定科学方法教育的目标

科学方法虽然与科学知识相互依存，但又有一定程度的相对独立性。科学方法教育既需要潜移默化地熏陶，又需要着意进行训练。在当前物理教育普遍忽视科学方法的情形下，尤其应当给科学方法以特别的重视，在制定知识教学目标的同时，制定出相应的科学方法教育目标。要明确不同阶段科学方法教育的重点、难点，对于不同的科学方法提出不同的要求，并结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具体教学内容，制定出可操作的培养计划。

4）按照科学方法的逻辑来设计教学程序

目前的教学往往是从传授知识的角度来设计教学程序，虽然也能使学生从中学到一些科学方法，但学生对科学方法的理解往往是表面的、肤浅的，并且是零星的、不连续的，收效甚微。如果按照科学方法所指示的路子去组织教材，安排教学进程，即把方法教育作为教学活动的核心，则情况大不一样。

5）让学生应用科学方法解决实际物理问题

在物理教育中进行科学方法教育，必须结合实际问题进行。这是因为，科学方法的真正掌握，必须要在探索和发现之中进行，这正是科学方法与科学知识的不同之处。科学知识的教学既可以运用接受学习模式，又可以运用发现学习模式，而科学方法必须运用发现学习模式才能使学生真正掌握。学生不亲自经历运用科学方法进行发现的探索过程，就很难发现科学方法的要素与关键。而这种探索过程正是学生将科学方法内化为自己认知图式的过程，一旦学生完成这一过程，科学方法便成为学生认知结构中的信息单元，可以随时调用，从而得到能力的发展。

因此，为了使学生掌握科学方法，在物理教育中必须创设良好的认知情境，让学生主动地观察、讨论、思考、实验，并对学生的探索进行指导，使学生沿着科学的思路与方法去探求，从而在不知不觉之中掌握其中所运用的科学方法。

【参考文献】

科学方法论篇（9）

[中图分类号]B0[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3.001

当前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领域存在严重的认识误区，这集中表现在对西方哲学的各种方法论资源采取回避态度，没有在学科交叉、内在融合、科学实证与规范引导等方面有更深入的探讨与建构，同时也没有对西方哲学学术前沿问题从方法论层面进行更深入的开掘与梳理。[1]其实，任何一种方法论研究，若割裂了自己与其他方法的内在关联，不仅极易脱离时代所需，而且会陷入固步自封、僵化保守的尴尬境地。实际上，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早已走出了固守单一方法论的绝对孤立的境地，并在共通融合之中激发了对研究方式、具体方法的重新设计，认为只有海纳百川、相互借鉴，才能回到方法论研究自身、现实方法论上的理性自觉。[2]显而易见的是，西方哲学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既存在本质区别又存在文化间距和理解误认，而且不像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那样，无论外部实践抑或内部构建发生何种变化，其基本原则、根本立场、思想精髓始终保持学理一贯，而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更替极其频繁、错综复杂，且常常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这种时髦周期的短暂性和易变性内在映现了其方法论本质上的脆弱与危机。但是，这种本质差别并不意味着西方哲学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就无足轻重或者原本就相互抵触，更不意味着两种不同的哲学范式及其所蕴含的方法谋划严重限制了它们的深层通约与内在融通。同样显而易见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深层结构中既固守一种社会实践本性，又固执于无产阶级文化品质的特殊申认，但是这同样并不意味着它对西方哲学方法论只能采取拒斥的态度，只可接受西方哲学方法论的浅表信念，一旦触及方法论深层，则极易采取逆向思维，伴随原有的方法论范式而顺向滑行。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所选择的方法论范式无论多么特殊，都不可能妨碍它与西方哲学方法论实现内在联手，它们在方法论上的通约与认同总是多于、高于世界观上的有距离的肯认与接纳，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确需要找到与其他方法论足够多的共同点并实现内在契合与同向构建。正基于此，笔者不避愚拙，愿就当前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应注意的一些理论问题，谈些浅见，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正确看待西方哲学方法论研究的成就与局限

以往，在方法论研究领域，我们曾经长期固守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那种“一元独大”、唯我独尊的格局，认为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之外不存在任何有价值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不仅在世界观上终结了一切旧的哲学形态，而且在方法论上取缔了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谋略；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与其他方法论在实质上毫无相通之处，非但不能实现内在联手，犹如冰炭不能一炉，而且西方哲学方法论简直是一种“谬误的陈列馆”“通向诡辩的桥梁”“理性中最大的谬误”，未来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无论如何要拒斥西方哲学方法论对我们的无端干扰；西方哲学方法论早已日暮穷途，更遑论它能够喧宾夺主并独担重任了。改革开放之后，随着西方哲学及其方法论在思想界的大量引介，“中西马”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比较研究日见增多，以至于非比较研究成为不可能的了。此时，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西方哲学方法论二者极端对立的结论，不仅不敢苟同而且多有诟病，甚至暗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某种隐性批评。

朱荣英：论西方哲学方法论之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当代意义

首先让我们对西方哲学方法论发展情况作历史回顾。从古至今，西方哲学方法论设计不仅蔚为大观而且风格各异：一是从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自知无知”的问答法（助产术），到柏拉图唯心主义“理念论”所说的“回忆法”，再到亚里士多德《工具论》“形而上学”所讲的“四因法”，古希腊哲学在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本体论上完成了方法论谋划的第一个小循环，奠定了西方哲学在方法论意义上的第一个文化轴心时期。二是从弗兰西斯・培根《新工具》“知识就是力量”旗帜下所开创的归纳法，到笛卡尔《方法谈》在“我思故我在”的普遍怀疑中所主张的“理性主义方法”，再到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存在就是被感知”的“经验主义方法”，西方近代哲学（为通达世界本体并为一切知识奠基）在认识论层面完成了社会科学方法论发展的第2次循环，使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统一真正具有了方法论上的保证。三是从康德在“三大批判”中所陈述的“知性为自然立法”之“主体论法”，到费希特《全部知识学的基础》所说的“自我设定非我”之“绝对论法”，再到黑格尔《逻辑学》所揭示的“实体即主体”之“唯心论法”，西方近代哲学晚期不仅在实践层面完成了方法论的新的跃迁，而且再次将辩证思维及其逻辑方法推向顶端，达到了以思辨唯心主义体系为标志的第2个文化轴心期的高峰。四是西方哲学的人本主义学派，从叔本华、尼采唯意志主义方法论所提出的“重估一切价值”，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新康德主义方法论的“价值就是一切”，再到狄尔泰、柏格森生命哲学方法论对生活价值的直觉体认，西方社会科学中的非理性方法不仅愈演愈烈，而且其特殊的方法论设计在价值观与认识论的统一上得到了明确肯认，使西方辩证思维方法论谱系中自觉地融入了大量的非理性色彩。五是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学派，从早期孔德、约翰・穆勒、斯宾塞的实证主义原则及其经验归纳法，到马赫主义、经验批判主义、新实在论、实效主义的实用主义方法的引入，再到科学哲学学派的逻辑分析、语言分析、历史分析的语言学分析方法的滥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理性至上主义”“经验实证高于一切”的科学分析方法一再得以张扬。六是随着西方哲学方法论重大转折的现象学方法、诠释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兴起，介于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学派之间的各种社会科学方法，实现了一次大联盟、大融合，比如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方法、舍勒的人类学现象学方法、因伽尔登的美学现象学方法、利科的历史现象学方法、姚斯的接受美学现象学方法、阿伦特的反极权现象学方法、阿佩尔的实用现象学方法等；再比如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的存在主义方法论，施莱尔马赫、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方法论，阿多尔诺、哈贝马斯社会批判学派的方法论，费耶阿本德、布迪厄“怎么都行”的无政府主义方法论等。可以说，正是这些纵横交织的研究方法的运用，促成并真正搭建了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合流，从而催生了后现代主义解构方法的崛起以及新后现代主义、后后现代主义建构―解构方法的普及。

西方哲学方法论发展史表明：“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有悠久的历史，也有许多积极的成果，特别是在微观层次和操作层面有许多科学合理的因素，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3]可以说，西方哲学史上的各种社会科学方法都毫无例外地涉及到了方法论研究的根本问题，一方面对许多重大方法论基础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为我们展开这方面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理性资源；另一方面又具有唯心主义的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不彻底性，不仅会经常犯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现象主义、反人道主义的错误，也包含着诸多非理性、反科学的思想内容。西方哲学方法论不像自然科学方法论那样明晰而固定，它的发展史也不是知识或者信息的积累史，而是对永恒无解的哲学难题不断求解的历史，是各种不同求解方式与方法不断变更的历史，这类似于指向同一个圆心并不断变换基点的圆周运动。西方哲学史实际上就是方法论运动史，各种方法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而是具有平等的价值，对其应该秉持一种宽容精神。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我们要自觉保持更加开放的心态、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缜密的思维，认真总结西方哲学史上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经验教训，汲取精华、剔除糟粕，直面西方哲学方法论发展中遇到的各种思维矛盾与逻辑问题、各种理论桎梏与方法困惑，通过对新思想、新方法的深入研究和探索，以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世界性视野。[4]将方法论研究的历史性与时代性、科学性与价值性、理论性与实践性、思想性与工具性有机结合起来，将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粗略陈述的有关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具体方法和初步构想与当代西方哲学方法论研究加以对照，以马恩考察社会科学理论问题的那种融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为一体的基本原则为标杆，树立一种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典范，更加注重社会实践的受动性和能动性辩证统一的方法论创新，以确保其社会科学方法论能够持续不断地展示旺盛生命力。

当我们聚焦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时，我们还必须认真考察当代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及其未来走向。当代西方社会的发展，有与之相应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作为其思想表现和理论支撑，而且他们在方法论上的研究和关注比我们早很多、深很多、丰富很多，因此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西方社会文明进步是有它的社会科学理论表现和人文学科支撑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应当有足够开放的心态和宽广的视野，自觉地向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无论在精神领域抑或在事实领域的巨大成功并不能成为其远离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正当理由，更不应该放弃西方哲学方法论有价值的巧妙设计，相反，它不同寻常的优越之处恰恰在于竭尽所能地予以扬弃并实现视界交融。在方法论上正如在世界观上一样，唯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才能走向“美美与共、世界大同”。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与西方社会进步和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相关联的，如果我们承认西方社会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承认西方社会科学也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就应当承认他们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也具有合理性。但是有时候西方人喜欢追求一种“片面的深刻”，把彼此相互关联的东西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把问题推向极端。比如从辩证思维的角度来看，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科学性与人本性完全是可以整合的东西，而他们却要将其对立起来，致使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学派都只能在极端上进行思维，各自都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窘境。又如个体和整体可以也应当在辩证的思维当中结合起来，可是他们却要将其分开来，致使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二水分流，互不相干。这种二元对立的方法论是不可取的，我们应当有所警示。

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中应发挥主导性作用，马克思主义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灵魂，我们必须自觉地加以坚持与捍卫。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用发展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当代中国的实践，实践不停顿，方法论创新显然也不能停顿；社会实践每前进一步，理论与方法创新就要及时跟进一步。如果我们期盼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直接找到解决当前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我们一定会失望，甚至还会动摇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对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既要坚持又要发展，关键在于坚持什么、发展什么，怎么坚持、怎么发展，如何在发展中坚持、在坚持中发展。为此我们必须积极自觉地走入当代中国，走入当代实践，坚持实践的研究方法而非纯粹理论的研究方法，正如列宁所说：“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5]

二、正确看待西方哲学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影响

我国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一个根本问题在于，从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角度厘清西方哲学史上的各种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产生了什么样的重大影响，这不仅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也是它得以实际展开的关键步骤。既然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由马克思恩格斯继承西方哲学方法而创立的、并由后人不断继承与发展的方法论科学体系，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方法论原理，也是关于人生信仰和核心价值、特别是关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怎样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方法论指导大纲，那么，它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就应内在地表现为3个层次结构，即理念层次上的方法论、制度层次上的方法论和策略层次上的方法论，三者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结构。而它的实际发展过程则恰恰相反，首先是从策略层面开始，继而进入制度层面，最后发展到理念层面，这一过程既体现了西方哲学方法论研究一步步地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性，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性。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根本价值取向和基本推演顺序之所以是从策略到制度再到理念，这主要取决于它当时所致力于解决的时代课题及其所蕴涵的历史逻辑，即资本主义社会向何处去、人类社会向何处去、未来理想社会如何建立。基于这种历史性求解而形成的三大论域――社会主义实践方法论、资本主义批判方法论、未来社会发展方法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主题，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本着改造世界的目的而始终孜孜以求、着力阐述的重大方法论原则。而注重批判功能与建设功能自觉结合的这一方法论原则，具有实践性、科学性、革命性相一致的开放性特征，一再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当代的实效性，并主要通过其方法论上的“中西马合一”而获得了检验与证明。

长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领域一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与西方哲学方法论相互分离、相互割裂的不良状态[6]，故而常常缺乏在高端引领方法论软实力的那种内在融通机制，未来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必须加大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交流、科际整合力度，努力提升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世界视野与中国视野的内在融通水平与视域整合能力，借助西方各种方法论框架大力构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中国话语、当代旨趣，在实践基础上全面展开与西方哲学方法论全方位、实质性的对话、引介与嫁接。同时应积极把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推向学术最前沿，不断增强其全球话语权、国际影响力与普世有效性。在方法论上实现中西合璧，早已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自觉的学术取向，但总体上缺乏应有的价值审视、功能定位与批判分析，未能分领域、分层次、分主题地进行反思性总结、汲取与升华，未能从多视角、多维度、多层面地立异相竞和协同展开，更未能充分实现两大方法论传统的问答逻辑与效果历史。因此，正视目前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所面临的理论困境，需要从方法论高度既加强内在超越与理性重建，又注重中西方法论上“重叠共识”的当代拓展，在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基础上，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理性自觉与成熟。同时，应该看到，西方哲学及其方法论运动总体上反应了西方社会科学及其理性思维的最高成就，适应了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西方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它所刻意选择并主动保留的方法论原则，大大促进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和人类理性思维逻辑的演进，它在方法论上对许多新领域、新问题的探讨，也不无值得注意和重视的地方，不仅其巨大的进步意义、即使其明显的失足之处都曾带给我们以很大的方法论启迪。的确，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不再像西方哲学方法论那样，仅仅从纯粹的或者抽象的理性原则出发来构建关于社会科学发展的方法论体系，而是直面社会化了的人类及其实践运动，因而通过对实践方法论意义的深刻考察，彻底地实现了对西方哲学方法论的内在超越并揭示了未来方法论发展的新方向。然而，这种“超越”非但不是对西方哲学方法论的颠覆或者终结，反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继承与发展，是在“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规律支配下完成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考虑到西方哲学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在诸多方面不仅增添了适合于目前时代特征的新方法、新范式、新思维，而且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所不曾有的、未充分展开的新的自我生成之域，在方法论上创造性地构建了总体适应后现代社会发展之时代精神要求的新理念、新原则。因而，完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上的革命性变革与西方哲学方法论的近现代转型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同步性与共通性，二者在方法论上的同向建构大大高于它们的异质背反，这无疑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及其未来发展的严重影响。[7]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基本范式与未来设想

众所周知，“唯物论与辩证法相统一”“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3个基本原则。我国当代社会科学论坛基于此而形成的方法论研究范式也大致分为3类：一是总体方法论（体系方法论）范式，包括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范式、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范式、实践唯物主义方法论范式和当代人学方法论范式；二是分支方法论（部门方法论）范式，包括本体方法论范式（分为物质本体方法论、实践本体方法论、物质―实践本体方法论等）、认识方法论范式（分为主体性方法论、价值方法论、实践方法论等）、历史方法论范式（包括发展方法论、社会方法论、科学方法论、技术方法论、制度方法论等）；三是个别方法论（具体方法论）范式，实际又可划分为文化方法论、生活方法论、生存方法论、语言方法论、人类学方法论、诠释学方法论等范式。这种方法论范式上的粗略划分，一方面，昭示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对西方哲学方法论上的路径依赖：既有对其研究策略、制度安排、理念选择上的理性固恋，也有对其框架结构、基本图式上的简单比附，更有对其方法论原则和思想路线上的顶礼膜拜等；另一方面，也昭示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对我国社会深层次变革的理性回应，是对传统西方方法论框架与原则的自觉扬弃和内在超越。各种方法论范式之间虽然论争不断，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宣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科学性与革命性，高度集中地体现在其特殊的实践方法论范式上，只有固守这一特殊方法论范式，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的各种分歧才能消除，才能打通各种方法论之间的壁垒并形成完整的科学方法论体系。这种统领天下、归并各派的方法论奢望，极力主张特殊的实践性研究方法为唯一的科学性方法，其他的研究方法都应当悬置并应投靠到自己的实践派麾下。显然，这种以偏概全、归化各派的非分之想，虽然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宣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所具有的某种深层的合理性与广泛的解释力，然而，这却是以歪曲、割裂、抽象性的态度对待它原本有机性的方法论体系，会使它脱离辩证整合而不能成为当代方法论的思想精华。

事实上，当代“中西马”社会科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融通，无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无论在功能上或特性上，无论在西方视域或在中国视域，都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跨界融合、纵横交叉的趋势。[8]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如果只注目于当代中国实践变革的现实需要而一味固守原有的基本方法，而不能不失时机地将蕴含于西方哲学中的方法论智慧汲取并集中到自身上来，这样无论如何不能开拓与活化其原有的方法论空间，更遑论获得使当代方法论研究向高层跃进和深度发展的可能方案。如果只是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方法论并试图以之取代其他所有方法论精神资源，不仅其归化奢望最终只能成为泡影，而且还会在方法论研究领域形成新的桎梏。这表明，实践方法论只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一个分支和局部，虽然它是最主要的领域和最基本的方法，但是它无论怎样不能替代整个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体系而存在与发展，唯有以上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三大基本要义为共同的时代立场，才能打通各个方法论研究视界，实现多元方法的和谐共进与界外联手。诚然，即使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真的出现了多元取向的“差序格局”，实质上也根本不会妨碍整体性把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体系的当代使命。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的未来走向不可能被某一特定方法论范式和独特框架所支配，终会并存各种方法论探索并协同推进它的快速发展，正是中外众多方法论论域的文化合力将奋力引领它走向方法论研究的高端。[9]鉴于此，笔者这里提出一个未来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初步设想，以征询于学界：一是开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元方法论问题的研讨，集中回答什么是方法、方法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学习目的与要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理论性质如何。二是开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与西方哲学方法论在思维方式、逻辑层级、基本范式、主要原则等方面异同的比较研究，旨在梳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与西方哲学方法论各自在思维方式上的合理性、通约性与同向性。三是开展马克思主义方法论面临的诸多困难与西方哲学方法论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庸俗化局限问题的研究，目的在于理清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应处理好的各种关系，如文本图式、问题图式与实践图式的关系，研究方法、表述方法与讲授方法的关系，知性方法、理解方法与操作方法的关系，理论理性、实践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等。四是开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应注意的时代立场问题、中国方向问题、方法论史研究中的问题，与各门具体科学方法论比较研究的问题，与中国古代哲学方法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如何比较的问题等，旨在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未来发展找寻到多点支撑与多方点化，通过激活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那种融通古今中西的历史大视域，以全面消弥当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的内在冲突。[10]

四、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基本原则与实践指向

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基本原则，以保持我们的主流价值取向和科学实践观在方法论研究上的正确引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处在日新月异的发展之中，要想让它在方法借鉴和领域拓展中不断得到跃迁，当然就要研究前马克思主义社会认识方法和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的主要成就与缺陷，分析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革命性变革的时代背景和思想资源，探讨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转变历程，探讨它们如何在方法论上确保从唯心主义走向唯物主义、从朴素唯物主义走向辩证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说明它们在社会科学方法论转化的关节点与基本点。[11]但是，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要研究和阐发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就必须分析其方法论的实践性本质，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方法论意义，因为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最根本方法。可见，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与实践指向是内在统一的，二者原本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其实践性本质就是通过它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而表现出来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遵循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一是客观性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基本要求。一切从对象出发，从客观出发，从实际出发，从事实出发，这是任何社会科学研究最根本的要求。社会历史活动中既有客观的物质的方面，也有主观的目的的方面，只有全面客观地加以反映，弄清社会历史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客观性的根本要求。二是主体性原则。人是历史的人，历史是人活动的历史，人与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构成了整个社会实践的基础，作为主体的人推动着社会历史的进步。以主体性的视角来研究社会历史，首先应当注意到人在社会历史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同时还要注意到研究者所具有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包含着求真、向善、达美，真善美的统一是社会历史活动中的人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三是整体性原则。在研究社会发展时，在观察各种社会要素、现象、个别事件时，头脑中要有整体思维方式，要把它们作为整体、内在的有机部分来加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系统认识方法、社会矛盾分析方法、社会过程研究方法、社会认知与评价的研究方法、中国视野与世界视野相统一的方法等，都是从不同角度对这种整体性原则的具体阐述。四是具体性原则。无论马克思恩格斯抑或列宁都曾经讲过，真理是具体的，与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适用于非常广袤的领域不一样，所有社会真理与适用性适用于特定对象、条件、场景、时区等。一旦脱离了这些具体条件，它们的真理性与适用性就会转化或者消失。对于社会的具体真理需要我们做定性、定量和定时的具体探索。五是发展性原则。马克思认为，以过程性方式来看世界，一定要注意到社会历史的发展与进步。进化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总方向和总趋势，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到，社会历史的发展前进也可能包含着倒退与曲折，正如人的某些机能在不断得到强化的同时，一定也会带来相关机能的弱化。所以一定要考虑到发展的成本、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显然，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所遵循的上述基本原则，不是彼此孤立、互不关涉的，而是内在统一、紧密相关的，在实际研究中很难将它们分割开来。

其次，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实践指向强调的是，我们的研究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实践出发，是否具有实践指向性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在方法论上的本质区别。历史唯心主义主张从观念出发，与之不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要求发展一种比从前所有世界观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主张“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12]。人类社会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产生的，因此必须把对社会的认识置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上。只有这样，才能确立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可靠性基础。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为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或生存方式，人们要生存，就要吃穿住行，为此就必须进行物质资料生产活动，即生产人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所以，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实践活动。实践活动作为社会活动具有双重意义：人们在进行物质生产的同时，也生产了自己的物质生活；在改变生产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生存方式；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的主观世界。即使是思想观念领域的问题，表面上看是理论的问题，本质上也是实践的问题。因为，“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3]。实践的需要决定理论的产生，实践是理论的基础，理论是实践的体现。任何理论的产生，都是适应了实践的需要，体现了时代的要求，真正的理论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14]（P284）实践的状况规定理论的任务，人们只能提出自己时代的课题。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这表明，每一代人只能提出和完成自己所处时代的任务，而不可能超越时代，完成本来不属于他们的任务。实践不仅规定了理论研究的任务，而且还为理论研究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手段。物质生产实践作为人的基本实践活动，不仅提供了理论研究的课题，而且创造了理论研究所必需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使理论研究成为可能。

所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实践指向，要求我们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坚持以问题为中心。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从客观实际出发，就必须从问题出发。理论研究归根结底是对问题的研究。密切关注问题、及时发现问题、深入研究问题，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作为对社会生活考察的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的确立，决不是在观念中寻找，而应是从社会实践中去寻找。历史唯心主义考察社会的方法，是“从天国降到人间”，从人的观念出发研究社会。相反，历史唯物主义考察社会的方法是“从人间升到天国”，在现实中寻求研究的课题。当然社会生活是复杂的，社会生活中的问题也是多样的。在研究问题的选择上，要避免主观随意性，力戒平均使用力量。要从大量的、纷繁复杂的问题中，选择影响全局和长远的重大战略问题，选择制约整体和系统的关键性问题。另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必须占有充分材料，而不能从原则出发。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从纯粹的思维出发，反对从观念出发，反对从主观臆想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和唯心主义的研究方法的又一本质区别。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法，不同于“价值中立”的方法。“价值中立”是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形成的带有唯客观主义色彩的一种方法论原则。“价值中立”者主张，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一旦选择了研究的课题，就必须放弃任何价值观念。我们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原则并不等同于“价值中立”。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者首先是社会的主体，无视主体的价值选择是根本不可能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14]（P258）。可见，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上，马克思主义实现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高度统一、群众立场与实践指向的内在一致。弄清这一点，对批判“普世价值论”抑或“价值中立论”都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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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方法论篇（10）

笔者在近年的规划设计实践和课程讲授中初步积累和形成了一些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愿抛砖引玉。面对这种挑战，试图通过“整体思考、综合解决”的方法处理在我国城乡建设中遇到的复杂问题。

众所周知，随着对城乡建设问题复杂性的逐渐认识，日渐众多的单一型学科都逐渐向城乡建设的相关研究领域渗透，并直接参与了解决问题的过程；人类在不断地深化对城乡建设的认识，在日渐广泛的领域内剖析、探索城乡建设的规律。但是，为什么在解决城乡建设所面临的许多复杂问题时仍会出现力不从心的现象呢？这主要与目前研究和组织实施城乡建设的思维方式、研究方式和工作组织方式中存在的弊病有关?

2.1思维方式——缺乏“整体思考”的解析、解析、再解析

迄今为止，在解决城乡建设的某个具体问题时，我们基本上遵循了P.格迪斯在20世纪初提出的“调查先于规划，诊断先于治疗’的工作模式，这种“调查一分析一规划的工作程序一直被广泛的采用”①由于人居环境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的巨系统，人们面对调查中遇到的庞杂的现象，欲分析其内在规律往往采用将系统分解而逐一描述现象、解释规律的思考方式（即：先分解再解析方式)，不断地总结出从某一特定角度出发的所谓“描述性理论’和“解释性理论”，这对“认识世界”的过程及其结论深化无疑是重要和有效的。但当人们把这些主要由单一学科研究中产生的、源于实践的解析结论直接升华为用于“改造世界”的所谓“规范性理论”去解决在新的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时，力不从心的现象就出现了。

其原因在于对系统的过度解析正在使我们丧失对事物内在联系的思考，使真实世界变得支离破碎。因此，当我们将解析研究的结论一子系统最优方案，堆砌起来去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时，会发现理论与现实的距离之大超乎了我们的想象。在这里我们所缺乏的不再是解析能力，而是综合与协调，是从整体最优出发建立起各子系统的有机联系的能力。

2.2研究方式——失去“宏观目的”的划分、划分、再划分

对人居环境系统的了解越多、越深入产生的学科及学科分支也越多，学科分类趋向于复杂和繁琐，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其直接后果是单一型学科体系逐步走向各独立学科的相对自我封闭和孤立深入，专业的过度细化和解决实际问题时综合协调能力的下降。例如：建筑学的毕业生有能力设计出形式出众的住宅，却对如何解决中国的居住问题茫然无知；结构专业的毕业生可以精通结构有限元分析，却无力主持大型建筑的结构工程设计。当这些现象不再是某种个体缺陷，而成为一种基本规律时，则说明我们的科研、教育出现了十分现实的危机，即；我们在研究各种技术细节，解析探索详细规律的同时，正在丧失对研究的“宏观目的”——“形成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追求。

在缺乏“整体思考”的前提下，对研究对象的过度解析使针对现实问题的研究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境地，各独立学科研究中产生的解决实际问题的对策往往是难于相互协调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

2.3工作组织——缺少“整体利益”的膨胀、膨胀、再膨胀

研究所形成的对策是要靠具体的政府工作部门去实施的，决策源和决策本身的划分及深化方式会影响导致政府工作部门利益及职权范围的划分、扩张及萎缩的过程。

目前，决策源的过度细化和决策本身的过度专业化，往往直接导致了政府工作部门利益及权力的繁琐分化和部分机构非正常的膨胀、萎缩；机构调整十分困难，“精简一扩张一精简、再扩张一再精简”已成政府机构调整的周期性特征。在具体操作中各部门、行业政策之间的不协调可谓彼比皆是。应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现象的产生与我们过度划分研究领域的研究方式和过分专业化的人才培养及输送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然，要从目前困境中走出来，努力是多方面的，而寻求某种新的学科体系（学科群）建设思路和有效的多学科研究组织方式无疑是学术界会优先考虑的。如何通过某种综合性的、多学科融贯的学科体系的建设，建立和强化“认识世界”的解析过程与“改造世界”的综合过程之间的联系是解决“过度解析”问题的关键。笔者认为建立人居环境学学科体系(学科群）这一倡议最重要的意义正在于此。

3 “综合与融贯’的过程

从已有的对人居环境学学科体系的讨论看，“综合”与“融贯”是倡导者反复强调的主要方法论概念，更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更全面的对伟大的实践进行“总结、提高和归纳”是倡导者反复强调的主要宗旨，并由此产生了对整体的学科体系的初步设想（见图1)，这是一张能引发思考，同时也易使望文生义者产生误解的学科体系图解。有人担心人居环境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成熟会最终含盖相关独立学科；进而有人更为肤浅地认为倡导者试图将众多独立学科统

图1倡导者对建立人居环境学学科体系的设想（资料来源：吴良镛、周干峙、林志群，《我国建设事业的今天和明天》，中国城市出版社）

图2笔者对人居环境学建设侧重点的考虑

领于一面旗帜下，惟恐参与这一学科体系的建设会丢掉自己的“名份”。

但从倡导者近年领导的研究与实践看，这一学科体系（学科群）的组建，会适度调整（而不是抛弃）现有的“认识世界”的过程，但更重要的是要改变“改造世界”的过程：它关注研究中对现实世界的解析程度与方式，但更注重解决现实问题时决策综合程度的提高：意在面对城乡建设的复杂问题时，通过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和工作组织方法建立起多学科之间和多个工作部门之间的相关性关系，

弄清庞大系统中的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从而使研究决策的思维方式更贴近于现实世界，解决问题的方案更具综合性和广泛的利益协调性（见图2)，务实而不求虚名是其鲜明的特征。

3.1“整体思考”下的解析与“解析结论磨合过程”

就人居环境建设中所面临问题的复杂性而言，试图用新建立的“人居环境学”或是通过某种已有学科的独立扩展去涵盖所有相关学科的解析研究过程是天真的和不现实的，例如：仅就城市规划领域而言，现代城市建设涉及了众多的相关领域，即使在教育体系中针对每个相关领域都设置相应的课程以介绍相关学科的研究，则其总学时量之大也是目前任何一种规划专业教育体制所无法承受的，更不用讲要求学生普遍掌握各个相关领域的研究技能了。

但围绕某个特定现实问题建立起相关学科在现象描述和规律解析研究之间的联系，在单一学科解析基础上进行跨学科的解析结论“磨合”（磨合者，求同存异，达成共识也。）无疑将深化对现象和规律之间相关性的认识，既是合理的，也是现实的。例如：目前规划界开展的“两区划定”工作，要在有限的土地资源条件下，做到有效保护基本农田与合理发展城乡建设之间的平衡，毫无疑问不仅应从城乡规划研究中找依据，还应从农业发展的相关研究中寻找依据，因为基本农田保护区位置及规模的确定与农业耕作方式的选择和农业耕作技术的采用有直接的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规划师应取代农业专家去从事专门的农业耕作方式和耕作技术的研究，也不意味着人居环境学应将相关农业发展研究归并掉。我们所做的仅仅是将农业相关研究成果中解析形成的与农田位置及规模有关的结论找出来，同时将从城乡建设要求出发提出的保护设想（城乡规划学的解析研究结论）做出来，通过两者的叠合“磨合”出一种从两个方面出发都可以接受的解析结论。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个例子可以发现，人居环境学学科体系（学科群）建立的重点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在“整体思考”的前提下广泛寻找与“问题”相关的解析结论，其思考问题的“整体性”越强，则可能寻找到的相关结论就越多，其对“问题”相关规律的描述和解释也就越贴近于现实世界：二是试图寻找出相关解析结论之间的相关性联系和一套处理相关解析结论所涉及利益关系的协调、平衡办法，对学科间相关性关系的研究越广泛、越可靠，则可以处理的叠合层次就越多，“磨合”出的结论所代表的利益也越广泛和真实。而离开“整体思考”则不可能主动去寻求超越某一领域以外的与“问题”相关的解析结论，也会常常无从下手，犹如盲人摸象，这种“整体思考”是建立在事物间具有广泛联系性规律的基础上的。在人居环境学建立之初对广泛联系性规律的认识更多地来自单一学科发展过程中部分从事跨学科研究的研究者个人的经验积累，往往是概念化和不确定的，甚至不一定是可靠的；但随着从“问题”出发的多学科解析结论间相关性规律研究的深化，人居环境学研究最终会形成一套发掘、认识和总结与城乡建设事物有关的、定性甚至定量化的科学、可靠的广泛联系性规律使我们的思考更具整体性。

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与其认为人居环境学会成长为一个覆盖面甚为广泛的独立学科，不如希望它作为一个针对具体研究项目的学科体系（学科群）组织框架，衍生出一系列有特色的、可行的针对特定城乡建设“问题”的指导多学科融贯研究，寻求综合可行决策的方法。

3.2 “宏观目的”的建立与研究领域的“边界模糊过程’

研究的“宏观目的"应是解决现实世界中存在的“问题”，不断积累解决“问题”的经验，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尤应强调解决“问题”的对策及方案的整体性和综合性。

在研究的后期及核心阶段思维方式中对事物广泛联系性规律的总结将直接导致“宏观目的”的建立。同样以前文提到的“两区划定’依据研究为例，一个缺乏综合和融贯观念的研究者，可能仅从城市规划的传统经验出发，按规范指标去划定各级聚居点的用地，然后按基本农田的保护数量要求去划定农田保护区，最后在两者之间做一个简单的数量及位置的校核，工作就结束了（不幸的是，目前大部分以“两区划定’为目标的城乡土地利用规划就是这样做的）可在现实中问题要复杂得多，以综合、融贯的观念看来，这种农用土地资源与城乡建设用土地资源在数量和位置上的调整过程至少涉及了如下多方面的目的性：①保护农用土地资源的数量及质量，合理解决地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②有利于农业技术的进步及规模经营，会促进节能、节水型农业生产体系的建立；③有利于控制各类聚居点的盲目扩张，建立起城乡间新的资源分配平衡关系；④有利于控制工业污染源的过度分散，改善城乡环境质量；⑤有利于各级聚居点基础设施的改善与提高，促进城乡合理规模社区的形成；⑥有利于城乡各自文化特征的保持，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共存。基于这种思考的对策研究组织必然是超越单一学科研究领域的，例如：针对目的①、②可进行“农业耕作组织方式的研究”，重点弄清现代农场的组织形态及规模；开展农业技术进步及其对农田集中规模、方式要求的研究，重点弄清节能、节水型农业生产体系对空间环境的要求；这两项研究又是相关的。需要规划师与相关农业专家共同“磨合”出可操作的对策结论。

从研究组织方式看建立人居环境学学科体系并推广其方法论思维模式的目的不在于取消或重新划分学科界限，亦没有必要针对十分现实的具体问题不断组建或衍生某种新学科，它所强调的是在解决“问题”阶段，采用“跨出去，请进来”的方法，更为广泛地听取多学科的意见，使形成的对策具有更为广泛的科学共识。

3.3 “整体利益”的实现与“政策协调过程”的改进

建立人居环境学学科体系（学科群）所带来的研究组织方式的变化，会改变决策源的成分和工作方式在解决城乡建设具体问题时，从以单一学科专家和单一政府部门为主到相关多学科专家间的交流和相关多个政府部门的联合参与，及政府综合决策部门的强化；也会调整与决策相关的利益取向，从以与单一学科直接挂钩的部门利益取向转变为与相关多学科联系的多部门“整体利益”的协商和平衡。

对政府工作的决策一执行程序而言，某种“政策协调过程”始终是存在的，现在普遍的做法是采用各部门先从自身利益出发结合相关单一学科研究做出决策，然后在执行中再与其他部门协调政策的方法。随着研究组织方式的改变可能采用的办法是由政府综合性决策机构或针对具体“问题”形成的部门联合体会同相关多学科体系的专家，在“整体利益”最优的前提下做出决策，然后再将巳协调过的决策和措施分解交具体部门执行。从控制论的角度讲，这种调整是将决策及其调整过程中以“反馈控制’为主，变成以“前馈控制”为主，更符合“预则立，不预则废”的道理。

同时，对“政策协调过程”的改进也有利于政府机构的精简，可以改变目前每个部门的工作均需包含“调查一分析一研究一决策一执行”全过程，并为此组建相应机构的做法。而按研究的“宏观目的”分大类（而不是按单一学科领域和专业的细分类）组建政策研究机构和决策结构，同时在政策的具体执行中可以进一步划分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属政府行为的由政府部门去管，属市场行为的交给公司、企业等非政府部门去做。这样一方面，可以更有效地“借用”科研、技术和学术部门的研究力量，在把“科教兴国”落到实处的同时，精简和重组政府研究与决策机构；另一方面，简化和分流政府部门职能，达到精简政府部门的目的。

另外，综合、融贯的多学科体系的建设，有助于部分过度细化的学科与专业的归并，实现人才的宽口径培养，使人才的培养与输送方式逐步与社会实践的需求更紧密的结合起来。

4综合与融贯的难点与前景

事实上，系统的解析与系统的综合都是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必不可少的环节，但在围绕城乡建设的解析研究过程充分发展的今天，为什么与之相对应的综合与融贯研究过程会举步维艰是值得思考的。

试图以综合与融贯的方法对人居环境（或称人类聚居）开展研究，总结规律，指导建设的设想并非始于近年，本世纪50?60年代希腊学者道萨迪斯就提出过建立“人类聚居学”的设想，并编织了一个庞大的多学科交叉的学科体系②吴良镛教授等倡导在我国开展同类研究也近5年了，但正如吴良镛教授着文指出的“虽然人居环境研究在国际上酝酿巳久，许多学术机构也进行了大量工作，但至今它还是一个为之奋斗的目标”③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原因是复杂的，从方法论的角度可做如下分析。

4.1“重复、替代”与“拓展、交叉”——“统成”与“渐进”

“重复与替代”和“拓展与交叉”是发展人居环境学学科体系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前者试图建立“一门以人类聚居为完整研究对象的系统综合学科’’，而后者致力于通过与人居环境相关多学科的融贯提高解决人居环境建设中所遇到的“复杂’问题的能力，而不奢求研究对象的完整性和学科的独立性；相比较而言后者的思路更为现实可行。

早期系统论研究对系统开放性的忽视，导致许多学者在处理各子系统关系时习惯地遵循试图用一个更大的“完整”系统去包容子系统的做法，追求系统的“统成’’，其结果是“系统”越研究越大，子系统的关系越搞越复杂，当“系统”庞大到某种极限时，研究者无法驾驭它，索性重走系统分解的道路，使学科分分、合合。这种做法有三个重要的误E，其一，任何系统都是开放的，绝对的“完整”是不存在的；其二，系统是有层次的，各子系统对更高层次系统的影响是不均衡的；其三，“系统”与现实世界是有差距的，系统的“完整性”和“最优化”程度越高，则假设性前提也越多，距现实世界的距离也越大。从这个角度讲，“重复与替代”的思路具有目标“无限性’和技术路线庞杂，不易清理的特点，是一种永远不会有明确前景的思路。

在人居环境学学科体系（学科群）的建设中应遵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中需要什么，我们就研究什么”的思路，采用围绕现实“问题”组织开放型学科体系的方法其所追求的不应是研究对象的“完整性’”而是思考问题的“综合性”和如何组织多学科专家来协调、融贯地解决“问题'当然，要沿这个思路走下去，也有技术难点需要克服。

“综合与融贯”可以讲是一种学术理想，是一种建立在事物广泛联系性规律基础上的对最高学术境界的追求。任何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人类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是有限的和不断深入的，对事物间相关规律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试图一蹴而就的达到“综合与融贯”的境界是不现实的。探求事物间相关规律的过程将是漫长而艰难的，是一个不断总结阶段性经验的“渐进”过程。

围绕“问题”所包含的主要矛盾(系统层次性的反映）围绕“问题”的解决（从实践入手，而不是从理论入手）优先考虑与事物发展密切相关的核心学科的领域“拓展”（单一子系统的边界开放）及与其他主要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有限数量的有确定相关规律的子系统间的边界开放与相互渗透）是必要的。从这个角度讲“拓展与交叉”是走向“综合与融贯”的必要步骤。

4.2“理论探求”与“实践落实”——“广博”与“核心”

毫无疑问，“理论探求”和“实践落实”是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两个环节，这里要讨论的是在人居环境学学科体系的建立过程中，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在学科体系建立之初有一定的理论预研究是必要的，其目的是建立一个概念性的思考问题的框架，从哲学层次上解决若干新的“整体思维方式”的观念建立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巳有了一定的理论积累，关键在于如何加强宣传，使之达成更为广泛的社会共识。

但在进入理论深化研究之后如继续以理论推导和框架的理论完善为重点实际上是难于操作的，而必须转向首先从实践入手。由于人居环境涉及领域太多，如不针对具体现实问题加以筛选和精心组织，很容易在对“虚拟现实”一即各种“系统”的研究中顾此失彼，“拣了芝麻丢了西瓜’’，不仅无法建立解决“问题”的主导思路和具体的技术路线，还会因研究目的的不明确，使研究者“迷失”在浩瀚的学术海洋和虚拟世界的“精心构造”中。针对现实问题，进行学科筛选和研究组织的过程是一个从复杂的、开放的巨系统中“剥离”出与“问题”相关多种因素和多种相关规律，针对某种现实目标进行再组织的过程，其难点在于“剥离”程度的判断和“相关性”程度的确定。

要克服这个难点就需要强调，即使是从实践入手也要处理好“广博”与“核心”的关系，才可能在有限资源和有限时间条件下看到解决“问题’的实效。过分“广博”，而没有“核心”，即片面强调事物的广泛联系性，忽略事物联系的层次性和解决“问题”的目标“有限性，会重蹈“重复与替代”的覆辙，无法实现“剥离’，也无法建立解决“问题”的明确目标及形成有效解决“问题”的技术路线；没有“广博”，而过分“核心”化，即研究的相关因素和相关规律过少，会抑制“拓展与交叉”，达不到探求“相关性”的目的，这一新型学科体系的建立也就失去了意义。对这种“平衡程度”的把握，不可能来自于理论推导，而只能在实践中针对不同类别和不同层次的“问题”研究去积累经验，逐步升华为理论的总结。

目前，倡导者强调首先融合建筑、规划、园林作为三位一体的核心学科来发展人居环境学学科体系的设想无疑是基于倡导者的学术背景和从他们面对的特定实践领域中的现实问题出发的。针对其他的学术背景和其他特定实践领域中的现实问题，发掘另外的、“问题”针对性不同的核心学科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这有待于多学科专家的共同努力。

 4.3组织方式与资源保障

从这个角度看，人居环境学学科体系（学科群）的学科组织形态不是按研究领域划分和所谓“学科涵盖”层次建立的金字塔结构，而是有层次的、针对各种“问题”的一系列网状结构的集合、交叉与渗透。对具体独立学科而言，不存在“绝对”核心地位问题，在实践中，与需解决“问题”的“目的性”和“主要矛盾”关系最为密切的若干学科自然会成为围绕特定“问题”组织学科体系（学科群)研究时的核心因为离开了这些学科的主导作用，学科体系（学科群）的组建及工作体系的变革均会丧失其明确的目的性，导致多学科的“融贯’演变成简单的“集合”，不仅无助于“问题”的综合性解决，反而使解决“问题”的背景复杂化。学科体系的学术带头人也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某个领域内的“学术权威’的概念，他可能仍是某一“核心”学科的“权威”，但更必须是具备针对某种特定“问题”组织多学科合作攻关的项目组织和管理专家；其所应具备的知识与技能结构，不仅要反映出专业研究的精深和相关知识的广博更应长于科研组织、管理方面的技能。

从针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与实践工作组织方式看，首先根据对“问题”中包含的主要矛盾及解决“问题”的主要“目标”的分析，确定相关核心学科及相关政府核心决策、管理机构，然后根据关联程度不同分“圈层”组织其他相关学科和相关政府机构及具体操作部门的参与，“核心向外扩展”与“向内渗透”相结合来达到“综合、融贾’解决“问题”的目的，这种工作方式对相关政府核心决策、管理机构的人员素质同样提出了新的要求，屏弃“条块分割”带来的思维“惯性”，学会从更为整体、更为长远的利益追求角度考虑问题，恐怕是政府人员观念变革的第一步。科教系统对跨学科、宽口径人才及以解决“问题’为主要技能的新型学术带头人（政府高级咨询专家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培养与输送将加速政府工作组织系统变革的过程。

为上述研究组织方式提供充分的资源保障是关系到人居环境学学科体系（学科群）建设成败的关键，目前研究经费分配办法及侧重点和项目委托办法都不利于获取跨学科项目的研究资源；政府的财政分配方式和市场投资多元化后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下降也不利于综合性研究成果与决策的实施。目前，在国内有限的与人居环境学学科体系（学科群）建立有关的实践中核心学科的参与者往往被迫使用支持独立学科发展的有限资源来推动相关学科的研究；部分政府部门中的“热心人”也只能用本部门可支配的有限资源从一定程度上支持此类项目的研究，而无力将成果转化为实践，整体上是一种“小马拉大车”的局面。长此以往，不仅新的学科体系无法正常建立，由于资源的非正常“分流”，还会直接影响到现有学科和机构的正常发展，极大挫伤参与者的积极性。

5总结

5.1人居环境学学科体系（学科群)的建立不应以发展出一个函盖面庞大的独立和完整学科为目的。

其发展的原动力首先来自于城乡建设实践中解决实际“问题”的需求，而不是来自于学科及专业整合的需要。人居环境学学科体系（学科群）的研究与单一型学科体系的研究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独立学科的专门性研究越深入，则参与多学科融贯研究的能力越强所能提供的技术支持越具体、可靠；综合性多学科融贯研究开展得越深入则为独立学科的专门性研究目的越宏观、越明确其解析和对策结论越贴近现实世界。人居环境学学科体系（学科群）的建立有助于多学科各自的生长与发展，而不会取代进而吞并各学科发展的独立性。但随着这一学科体系的成熟，确实不可避免地会推动目前一些过度细化的学科及专业（主要是二级以下）向各自所属的一、二级学科归并O

5.2人居环境学所倡导的研究不是围绕着某个f艮定的学科领域（无论其狭小或庞大）开展的，而是围绕着实践中遇到的某个具体“问题”(同样可大、可小）展开的。

其学科体系（学科群）的组织方式会与传统学科组织和划分方式有较大差异其学术带头人或有代表性专家的特征与知识、技能结构也有别于传统学科建设的要求。受实际可获取的发展资源的制约，其创立初期优先选择的“问题”往往是巳被实践证明必须突破领域限制才能取得科学答案的“问题”（大的和复杂的居多），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巳被社会所广泛认识，并具备寻求“新思维”的社会需求。其学术代表者也会首先产生于与这些“问题”相关的“核心”领域。

5.3从思维方式看，人居环境学学科体系（学科群）的建立侧重点是试图密切“认识世界”的“解析过程’和“改造世界’的“综合过程’之间的联系。

一方面，将现在“认识世界”过程中出现的“只解析不综合’’、“重解析轻综合”趋势转变为“整体思考”下的“解析”和“解析”基础上的“磨合另一方面，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强调决策研究的“融贯与综合’，强调拟采取措施的“整体合理性'它的发展与成熟会对与城乡建设有关的基础理论研究产生影响，其自身的主要理论定位应是应用性基础理论和在城乡建设实践中的直接应用；换言之，它会影响和丰富“描述性’和“解释性”理论的研究成果，但更会在相当程度上改变“规范性”理论的构筑方式。

5.4 从发展进程看，这一学科体系识从城市规划到建设都把环保放在重要地位，加强环保法规的建设，并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的环保意识。⑤加快城市绿化工作的进度，在城市规划建设中预留一定比例的绿化空间，扩大绿化面积，以此来美化城市环境和净化城市空气^

5.5完善城市交通设施网络

    5.5.1发展城市交通设施的建设

对内，应在上海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综合交通体系，一个立体化、功能合理以快速干道加骨架的道路系统，一个以快速有轨交通为骨架，地面汽车、电车为基础，具有便利的换乘设施的城市交通系统；对外，应根据国外大城市先进的对外交通建设经验发展形成海陆空三位一体即现代化航空港、深水港、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并重的立体化交通辐射体系，使上海的对外交通有一个质的飞跃。

5.5.2优先发展公共交通

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上海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努力：①加快有轨交通的建设并着手进行公交专用道路的建设和使用；②积极及时地开辟联系新居住区与市中心的公交线路；③从公交乘客利益优先的角度出发，对全市公交线网及站点的设置进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