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1）

产业结构作为一国经济结构的骨架其调整优化升级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根本上讲，一国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就是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升级的过程。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多年的发展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截至2008年，中国GDP达到300670亿元，约合43292.39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位。但是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产业结构比例仍有进一步调整优化升级的空间：2008年中国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11：49：40，与世界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相比存在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比重偏高，第三产业比重偏低的现象。而一国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机制选择不外乎三种：市场机制主导型、政府机制主导型、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相互作用型。对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在今后的产业结构调整道道路上如何选择产业结构调整机制是一项具有重大实际意义的问题。

一、国外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

（一）美国

美国是一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且十分崇尚自由的国家，主张用市场机制来管理经济以及进行本国产业结构调整，反对政府过多采用微观的产业政策来干预其产业结构调整。其政府存在的意义只是为产业经济的运行创造良好的微观与宏观经济环境，从而保证市场机制的高效平稳运行，即使运用产业政策也十分谨慎，防止被支持的产业对政府形成过分依赖。在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其政府的的参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在营造良好的宏观与微观经济环境方面。微观上主要是通过颁布一些相关的法律来为产业经济的运行创造良好公平的竞争环境，如1887年的《州际法》、1914年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法》、1934年饿《证券法》以及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等。宏观上主要是采用一些财政、货币政策对经济活动进行监督与管理，目的也主要是为缓解经济周期周期给经济活动带来不利影响，为产业结构调整创造健康的宏观经济环境。如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福特、卡特执政时期的新经济政策，以及20世纪80年代里根、布什执政时期采用的混合经济政策等。

其次，特别强调科学技术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重要基础作用。美国政府认为科学技术是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在源动力。特别是第三次世界科学技术革命以后，更是加大了对科学技术的重视与投入。如1993年克林顿政府发表政策声明《技术为经济增长服务：建设经济实力的新方针》后，更进一步确立了科学技术对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就业机会增加以及国防改善方面的基础地位与作用。

（二）德国

德国是一个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也是世界上地区经济发展最均衡的国家之一。二战后德国产业结构严重失调，经济发展缓慢，但在不到半个世纪时间里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而德国政府与市场的完美结合是其成功的主要原因。德认为政府虽应积极参与产业结构调整，但市场配置资源仍为主要配置方式。政府只负责为产业结构的顺利调整创造强大的保障，并不刻意去制定产业结构政策去人为地鼓励一引起行业的发展或是刻意阻碍另外一些行业的发展。德国政府与市场的完美结合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从创造宏观与微观经济环境方面。微观上高度重视法律手段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认为法律手段不仅在克服市场机制调节中出现的如垄断、不公平竞争等方面有卓越的效果，还可以保障秩序、促进产业结构转换等方面有着特别的作用。如1967年《部门和地区结构政策的基本原则》、1995年的《产业结构调整法》等都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宏观上积极运用财政、税收、货币和补贴等手段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如财政政策方面：在通过财政收入与支出政策来直接影响社会总消费与供给的同时，也强调运用预算、计划等方式引导市场的消费与供给。德国制定了财政五年计划，大量的年度预算计划以及中央总体经济规划和年度总体规划等。在税收方面通过调整税种、税目、税率和税基等影响或引导投资与消费来达到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在货币政策方面强调货币购买力的稳定性对调整产业结构与经济的基础作用，并在必要的时候及时颁布货币政策来防止或减少通货膨胀或紧缩现象的发生，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与经济发展的快速增长。在补贴方面，德国政府对重点行业和企业实行大额的经济补贴与政策优惠。如对新联邦区的五个州每年都会支付100亿马克的财政补贴，而这些对于德国老工业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收到了史无前例的效果。

其次，重视科学技术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积极作用。德国科技研发的主要特点为政府支付绝大部分的科研资金，特别对那些能与如生物技术、遗传工程、信息和环保技术等高新技术相结合的新兴企业进行较大力度的支持。如1972年至1980年先后对工商领域的3.5万个新投资项目进行了890亿马克的经济补贴。

（三）日本

日本是最早致力于产业政策制定的国家，政府对全国的经济实际控制在五成以上，政府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与经济发展有着绝对的主导权。而这也是日本经济“腾飞”的谜底。日本政府对如何高效配置资源方面以及如何避免出现老牌工业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挫折方面进行了深度思考。并且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以及不同要求，适时适度的制定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的产业政策，不断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可以从四个阶段来分析日本政府在其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首先，在经济恢复发展时期，日本政府采用了一系列的产业复兴政策，如在实行“倾斜生产方式”同时还将新兴的成长型产业，加工工业，出口导向产业以及如石油化工、合成材料、机械和电子等支柱产业作为扶持的重点。

其次，在其经济调整时期，日本政府建立了“官民协商体制”和制度化的“审议制度”，并采取了各种行政性和财政金融政策来促进生产集中，周时还制定相关产业政策重点扶持汽车工业、钢铁工业和石油化工等产业作为国际竞争的重点产业。

再次，在经济平衡增长与调整时期，针对国际收支顺着持续增大而产生的贸易摩擦，同时也为应对两次全球范围石油危机恶性通化膨胀，其产业政策也发生了调整，如更加注重政府对主导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也开始注重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并将以尖端技术为核心的“密集型产业”如电子计算机、飞机制造、集成电路等产业作为重点发展产业，对稳定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最后，在新时期经济发展阶段中，提出了“创造性知识密集型”产业政策，对本国的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以适应全球经济环境发生的新变化。如实行的“重视技术研究开发费补助金制度”，“国产新技术工业化贷款制度”，同时还设立了心地善良的开发银行，对引进国外新技术的企业进行优先低息贷款等等。而这些产业政策的实施使得日本的高新技术行业得以快速发展，对失去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升级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结论

在对以上三个国家进行分析后，可以得出无论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机制主导型国家，还是以日本为代表的政府机制主导型国家，都不是单纯的选择一种方式进行本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而最后都似乎走到了像德国一样主张市场与政府共同作用的调整模式上业，力求在本国产业结构调整中找到政府与市场的“完美结合点”，从而加速本国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的过程，从而最终推动经济的快速高效发展。可以物理学里的力的作用来模拟一下，如图1、图2所示：

图1、图2中每一个横向坐标都代表市场，每一个纵向坐标都代表政府，市场1=市场2，政府1=政府2；角1＞角2，可以明显看出政府与市场的合力F1＜F2。也就是说在一国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只有寻求到最能产生最大“合力”的角度时，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而科学技术无疑也是推动这一合力加大的重要因素。

三、政策建议

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与产业结构现状，同时吸取各国的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共性规律来更好更快的完成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达到经济发展的目的：明确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即政府在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中必不可少，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仍要发挥基础作用。

首先，政府应明确自己的地位与职责。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仍然不健全，所以中国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应是“船长”的角色而非“水手”。政府应从宏观角度来维护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结构作用，防止仅靠市场机制自身调节产业结构、经济时出现的功能缺陷问题。政府干预要以不破坏市场调节为前提，从努力为市场机制营造宏观政策环境，审时度势，制定相关产业政策来配合市场机制对产业结构调整，以达到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的目的。

其次，政府应注重高新技术产业在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的好坏决定一国经济在国际上的竞争的大小，并最终决定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因此，政府应发挥好在经济社会中的宏观指导职能，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增强中国产业整体科技实力；加强“产、学、研”的结合，使科技尽快转化为生产力，提升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率，应用高新技术产业对中国产业集群的带头示范作用，力争使中国走在世界发达强国之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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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邵明朝.经济转型、结构调整与政府经济政策:德国经验一瞥[J].中国经贸导刊,2003(22).

篇（2）

一、美国对华光伏产业的“双反”调查历程

2011年10月19日，德国太阳能世界工业公司Solar　World在美国的子公司Solar　World　Industries　America　Inc联合其他六家“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本地光伏企业向美国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诉，要求对中国75家光伏企业出口的太阳能电池（板）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双反”）调查，并采取贸易限制措施。这是中国光伏行业发展近十年来在国外遭受的第一起贸易限制调查，也是美国首次对中国新能源发起的“双反”调查。

2012年3月21日，美国商务部宣布中国光伏反补贴初裁结果：税率为2.9到4.73%。其中，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光伏反补贴税率为2.9%，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有关税率为4.73%，其他单独税率资格的企业税率为3.61%，并追溯90天征税。2012年5月17日，美国商务部初裁对华太阳能电池征收31.14%至约250%的高额反倾销税。2012年10月10日，美国商务部对华太阳能光伏产业“双反”做出终裁，美国方面认为中国光伏太阳能企业双反成立，将对中国企业征收高达18.32%至249.96%的反倾销税。同时，征收14.78%到15.97%反补贴税。

美国对中国光伏企业围追堵截，欧洲债务危机使欧美市场萎缩，中国光伏企业国内产能严重过剩，国外出口举步维艰。“内忧外患”已然成为目前中国光伏产业继续发展、乃至生存的主要障碍。

二、“双反”调查的背景

国际经济交流中的贸易保护主义。“双反”调查的导火线源于美国三家光伏企业的相继倒闭。三家企业在破产申明中都将公司的败落归咎于全球光伏产品的需求下降及市场竞争过于激烈，还特别强调是来自中国同行的竞争。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光伏产业的确发展迅猛，短短时间内就成为全球化程度极高、产业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新兴产业，截至2011年年底，我国光伏产品出口额已经达到358.21亿美元，同比增长17.38%。但是从产品出口目的国所占市场份额来看美国并不是中国光伏企业的主要市场，从表1可以看出2011年光伏产品出口市场中，美国只占大约百分之十几的出口比例，德国、意大利、荷兰所占比例相对更大一些。相反，从光伏产业的多晶硅料进口来源来看，有数据显示美国还是中国的主要材料供应市场之一，所占份额高达27%，仅次于原材料供应商之首的韩国。众所周知，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就一直处于低迷阶段，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复苏进展迟缓。奥巴马政府上任以来一直计划着把发展新能源产业视为本国经济复苏和提振美国出口的核心工程，而与此同时对于迅速崛起的中国新能源产业倍感压力。

国内上层建筑的客观需要，近些年来，奥巴马政府一直加大对国内新能源产业的扶持力度，出台各类振兴计划和投资方案鼓励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旨在一方面加快国内经济复苏进程，另一方面增加几十万个就业机会，降低失业率从而稳定民心。据悉，破产的Solyndra公司正是奥巴马政府扶持新能源产业的重点对象之一，获得过奥巴马政府提供贷款担保项目的巨额资金，也曾一度被该政府作为标杆广泛颂扬。Solyndra公司破产之后，这项贷款担保政策开始遭到严重质疑，标杆企业的倒闭势必使奥巴马政府陷入了极为尴尬的境地。于是顺理成章借机找到中国光伏企业进行狠狠打击，以表决心，继续获得美国商界的支持和信赖；另一方面也算是回击共和党人的质疑和谴责，为2012年美国大选中能成功连任打下良好的群众基础。

三、“双反”调查对中国光伏产业的经济影响

（一）导致多国联盟“绞杀”中国光伏企业的危险局面

自2011年10月美国宣布对华晶硅光伏电池产品开始“双反”调查，国内就一直存在美国的制裁会不会“传染”到欧洲的担心。美国市场只占到了中国光伏产品出口份额的20%甚至更低，而欧洲市场却是中国光伏产品最重要的销售区域，2011年在中国光伏产业全球销售格局中欧洲占到了高达74%的市场份额，所以无论是涉及范围还是影响面都更加广泛。果不其然，2012年9月6日，欧盟委员会公告称，对中国光伏电池发起反倾销调查。“如果说美国‘双反’只是影响了中国光伏产业的声誉，那么欧盟对华光伏反倾销立案将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与此同时，2012年6月8日，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印度也将在美国影响下对我国的光伏业发起‘双反’调查，可能很快就会出公告”。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光伏产业对印度的出口额达6.13亿美元，出口的光伏组件几乎占印度市场安装量的70%。对此印度光伏企业表示强烈不满，和美国一样，将本国光伏企业业绩不佳的原因同样归咎于中国同行的竞争以及中国政府对光伏产业的“特殊照顾”，并效仿美国对中国出口印度的太阳能电池发起反倾销调查申请，游说印度政府对从国外进口的太阳能产品征收15%的关税。美国的“双反”调查引发了多国联合“绞杀”中国光伏企业的危险局面，当前我国光伏企业正面临严峻的考验，甚至可能将遭受“灭顶之灾”。

（二）削弱了中国光伏产品的价格竞争优势

中国光伏产品在出口竞争中主要是具有价格优势，根本原因在于最近几年中国光伏产业的集聚发展、规模化生产、中国光伏企业从业人员的前瞻性商业战略和高技术的管理水平。但以美国和欧盟为首的少数企业却指控中国光伏产品的出口存在倾销行为，本质上是由于这些企业自身管理水平和生产水平落后，又不思进取，从而寻找外部原因，将本行业销售市场不景气的状况嫁祸于中国生产企业。这样一来，美国“双反”调查的裁定必将会提高中国光伏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门槛，同时增加的反倾销反补贴税会使其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受到严重冲击。业内统计数据显示，到2011年底，我国的光伏产品出口额达到358.21亿美元，其中向美国的出口达20.51亿美元；对欧洲出口约为204亿美元，占光伏总出口额的56.95%。现在美国商务部已经做出终裁，将对中国企业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这些政策实施后，中国光伏产品成本低廉的市场优势在美国将伤逝殆尽，其市场份额将随之缩水，特别是中国对美国太阳能产品的最大出口商如尚德、天合、英利也会蒙受更多的损失。同时整个光伏企业对美出口成本将增加35%左右，严重削落中国光伏产品的价格竞争优势。

（三）阻碍了中国光伏产业的长远发展

在倡导“绿色环保、低碳生活”的国际环境大背景下。在能源形势以及生态形势日趋严峻的情况下。在技术不断进步和产业持续发展的环境中，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是全球发展最快的新能源产业之一。但美国的“双反”政策无疑是使中国光伏企业面临损失，为整个行业的发展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进而阻碍了中国光伏产业的长远发展趋势和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进程。以国内两大光伏巨头常州天合光能和英利绿色能源为例，2011年天合光伏组件出货量约为150万kW，美国市场占天合出货量的21%，销售收入约4.5亿美元，由于“双反”存在追溯期，已给天合造成了约3600万美元的损失；2011年英利光伏组件出货量约为160万kW，美国市场占总销售收入的15%，约合3.5亿美元，“双反”调查也已给英利造成了数千万美元的损失。这无疑将造成中国光伏企业的出口利润减少，收益下降，行业继续发展进程放缓。而光伏产业作为最重要的新能源产业，是保证国家可持续发展和人类日益增长的对新兴能源需求的长足动力，其发展符合每一个倡导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国家的宗旨。因此，从长远来看，美国的“双反”政策严重阻碍了中国光伏产业的持续发展，甚至阻碍了全球人类利用新兴能源的发展进程。

（四）降低了中国的社会福利

此次美国“双反”政策的出台不仅不利于中国光伏产业的整体出口状况，也会影响到中国就业状况以及整个对外贸易的发展。据有关行业协会估算，目前，我国光伏产业出口直接从业人员超过50万，带动间接就业人口超过100万。“双反”政策的出台影响行业的整体对外贸易发展，随之也将对我国光伏产业数几十万人的就业前景造成直接威胁，同时导致光伏企业逾3500亿人民币的产值损失，银行将面临逾2000亿人民币的不良贷款风险。种种影响直接降低了社会福利水平。

四、中国应对“双反”调查的对策建议

（一）统筹规划，加强国内光伏产业的整合

困境亦是机会，危机亦是挑战。在“双反”的压力下，如果光伏行业能够转变发展思路，实现产业升级，为整个行业寻求一条新的生机，从长远来看，又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光伏产业一路蓬勃发展，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环境下，光伏行业仍然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业内人士初步估计，在2009年至2010年期间新增的产业投资预计超过1500亿人民币；并且现在仍然有很多地方将光伏产业作为重点发展对象。据悉，2008年，中国的光伏企业还不到100家，不到四年的时间，现在至少有500多家。2011年全球对光伏组件的需求量是20GW，而仅中国市场的光伏组件就达到35GW。由此可见，我国光伏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数目众多，产能严重过剩，这必将会引起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甚至行业间恶性竞争。因此，统筹规划，进行行业整合已迫在眉睫。首先，在政府的引导下，以市场为主导加快推进跨地区、跨行业的兼并重组，支持有条件、有实力的企业并购落后企业和困难企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生产集中度。重点扶持产业链完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知名度的骨干企业做优做强。坚决淘汰落后产能、高消耗、重污染的劣势企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促进资源高效配置和优化；其次，对各优势企业自身而言，也应注重强强联合，分工合作。各自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建立集产品研发、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产品加工制造、产品销售和售后服务等为一体的产业体系。通过各种途径提高光伏产品质量和竞争力，促进光伏行业良性发展。

（二）调整光伏产品市场布局，重点扩大国内消费市场

从光伏产业发展之初，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的原材料和市场都是“两头在外”，即产品的原材料来源和产成品的销售大部分处于国外市场，特别是国内产能销量大部分依赖国外市场。而根据现在的市场形势来看，欧美市场光伏产品需求缩减已经是不可回避的事实，我们必须为目前过剩的产能和未来光伏产品的发展寻求新的出路。在这样的环境下，国家如何拉动内需，鼓励该行业在国内的发展才是真正的解决方式。首先，政府应该出台相关的鼓励政策促进国内消费市场的发展。如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减少相关企业对光伏产业等清洁能源的资本成本，加大对内部市场的调研和核心技术的研发投入。再如将政府的出口补贴转向鼓励和支持光伏企业对品牌的建立、市场的培育以及长期发展策略而不是短期行为这一重心上；其次政府和光伏企业强强联合，加快光伏电站建设。以农村市场为重点，加强非并网式、离线式太阳能发电系统的研究应用，解决阻碍农村光伏市场发展的制约因素，促进农村光伏市场开发。以此带动国内光伏市场的消费，进而拉动国内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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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中图分类号：F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4）12-0038-04

Research on Reverse Correlation Effect between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Chinese OFDI

CHEN Biqionga，LIU Huib

（a.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4）

Abstract：This paper taking the method of grey relation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FDI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of source country，on the basis of historical literatures at home and abroad，through taking the main seven industry stock data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during 2003 to 2011 as a sample and quoting a more rat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indicator. The results show that，the information，computer services，mining as the kind of technologyseeking and resourceseeking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Chinese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While the impact of marketseekings outward foreign direction investment，such as transportation，storage，postal service，Leasing and Business Services，is lower. At the end，put forward to targeted industry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investment，basing on the grey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and the ubiquitous problems，like extensive investment，low profit margins，of Chinas OFDI from the angle of the reverse effect mechanism of industry structure.

Key words：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grey relation analysis

1 引言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调结构成为助力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剂良方。中国摒弃以往重引进轻出去的格局，积极推进引进来、走出去战略，步入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时期。2003～2011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达到2000多亿美元，在投资总量飞速增长的同时，行业结构、地域结构也逐步趋于合理化。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影响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

企业的国际化拓展和OFDI对母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反向关联效应，在如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来看，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是一个新课题。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尝试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迎合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契机，实现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目前，针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问题，西方经济学界研究的不是很多，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西方发达国家的OFDI一般是在本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基础上进行的，企业自身利益驱动和良好的市场配置功能，促使OFDI产业结构本身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相比来说，面对中国产业结构低端化、企业投资粗放、收益率低的现状，国内学者则多从OFDI对本国的产业升级的带动作用出发，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探求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带动作用较大的行业。与此同时，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问题，也是本文研究的一个出发点和着重点。

2 文献综述

目前针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研究，边际产业扩张论理论在学术界影响最为广泛[1]，该理论指出将本国边际产业转移至该产业具有优势的国家，集中资源投资于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能有效地促进双方产业结构的升级，实现双赢。后续学者通过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理论。例如，日本经OFDI将国内处于劣势的纺织工业成功转移，促进日本企业的产业结构升级[2，3]。

我国学术界对OFDI研究起步较晚，大多以理论研究为主，多数学者认为OFDI对于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具有一定的正向带动作用。通过构建两者相关性指标和实证检验模型以及数理分析，发现OFDI对本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带动作用具有滞后效应，与区域OFDI规模正相关[4～7]。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持审慎态度，认为OFDI与母国产业结构升级之间也存有负相关作用。OFDI一方面通过转移传统产业、产业关联等带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会加剧投资国和东道国重合产业之间的竞争，从而对投资国的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带来负面影响[8]。

通过对历年国内外文献梳理以及数据搜集分析，发现很多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文献呈现出指标（如产业结构升级指标）选取不尽合理或者过于主观，如赋权重法，或者过于简单，如直接利用第三产业占比等。于是本文采用更为合理的产业结构升级指标ISIUIISUI：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e Index，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过程指标，此指标借鉴于周昌林、魏建良测度产业升级的方法。，从OFDI的反向产业结构作用机制（LinkageLeverageLearning Framework）分析框架[9]角度分析，能够更为科学合理地研究OFDI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为我国OFDI的研究与发展提供有益补充。

3 OFDI本国产业结构反向效应作用机制

基于OFDI实施主体――企业，本文将OFDI动因分为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和技术寻求型。21世纪的今天，自然资源的严重短缺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瓶颈。由此而产生的资源寻求型OFDI可通过从海外获得短缺资源，减少投资国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市场寻求型OFDI将国内发展成熟或即将淘汰的行业转移出去，释放生产要素投向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多的行业，可有效地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技术寻求型OFDI尤其是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寻求型投资，通过获得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水平，以及国外收益返回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也有效地促进了本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本文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益简单绘制发展中国家OFDI与母国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反向关联效应作用机制（见图1）。

图1 OFDI之投资国反向产业结构调整效应机制

4 OFDI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关联效应实证分析

4.1 OFDI行业分布和产业结构调整现状

从2003～2011年商务部统计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来看：我国OFDI呈现领域广泛、重点突出的特点。从最初主要投向餐饮、进出口贸易等个别领域，已发展到采矿业、制造业和计算机信息技术等领域。基于本文主题，首先引入我国产业结构数据。自加入WTO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第二、第三产业比重加大，尤其是第三产业发展速度惊人，呈现出良好的产业结构优化趋势。由此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绘制中国三次产业占比变化图（见图2）。然后根据商务部统计资料，将占到当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90%以上的采矿业、批发零售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租赁商务服务业等七大行业

行业分类以中国商务部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为准的历年OFDI存量绘制成图（见图3）。

4.2 模型构建及变量选取

由于中国系统的OFDI分行业统计数据最早始于2003年，目前只有2003～2011年间的统计数据，无论是在样本数量方面，还是在时间跨度方面，将时间序列回归分析作为计量方法的解释力度不高，而灰色关联度分析理论正适用于样本少、数据贫乏的计量分析，因此本文将应用灰色关联度来分析OFDI对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4.2.1 灰色关联分析模型的建立

灰色关联理论是由邓聚龙于1981在中美控制系统学术会议上提出的，该理论的基本思想是根据序列曲线之间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来判断期间联系的紧密度。相似程度越高，则关联度越大。具体实证分析过程如下：

（1）根据分析系统确定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

参考序列是反映系统行为特征的序列，比较序列是影响系统行为的因素组成的序列。本文将引入产业结构优化指标ISUI序列作为参考序列，记为：X0=X0（1），X0（2），...，X0（n）；将中国历年OFDI各行业的存量

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具有滞后效应，故采用存量数据计量较为恰当数据作为比较序列，记为：

Xi=Xi（1），Xi（2），...，Xi（n）；i=1，2，...，m。

（2）数据无量纲化处理

由于各个经济变量的统计单位不同，这将会给数据在同一系统中的应用带来麻烦，为此需将数据无单位化处理，即无量纲化处理，加强数据间的可对比性。

X′i=Xixi1=x′i1，x′2，x′33，...，x′in（其中i=1，2，…，m）（1）

（3）求差序列及最大值和最小值

Δi=Δi1，Δi2，Δi3，...，Δin

其中

Δik=x′0k-x′ik

M=maximaxkΔi（k）

m=miniminkΔi（k）

（4）求灰色关联系数

灰色关联系数：反应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几何形状的关联系数。

r0i（k）=m+εMΔi（k）+εM， k=1，2...，n；

i=1，2，…，m（2）

ε为分辨系数，一般来说，ε∈（0，1），根据分析的具体情况来判断ε的取值，经过多次分析比较，取ε=0.5时，它的分辨力度较强。

（5） 计算灰色关联度

由于灰色关联系数反应的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在不同时间点的相关性，故取各关联系数的加权平均值作为灰色关联度值。

γ0i=1n∑nk=1γ0i（k），i=1，2，...，m （3）

4.2.2 变量的选取

（1）参考序列：产业结构优化指标（x0）

国外衡量产业结构升级的方法一般有钱纳里标准结构方法、霍夫曼系数等，使用这些方法测量中国产业升级并不适宜，这些方法的建立需要系统化、高质量的大样本数据作为支撑，而从国内研究产业结构升级的测量方法类型来看，有些指标过于主观，如赋权重法，构建产业结构升级指标体系，即指标层（各产业增长率、就业比例、各产业增值比重）、领导层指标（劳动力分布结构、产业部门贡献率和各产业变动）赋权重计算得出产业结构升级指标[10]；有些指标则比较简单，如产业占比法，将X0规定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当年GDP比重来描述产业结构升级或者直接用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测度产业升级[11，12]。本文认为，正是由于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分工和专业化的不断深入，才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两者之间具有不可忽视的相互作用，因此本文采用的测度产业升级的指标为ISUI，用各产业水平值和各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的乘积之和来表示[13]。

公式表达为：

ISUI=∑3i=1pili×ki i=1，2，3（4）

由于劳动生产率是产业水平高低的集中表现，这里用劳动生产率来表示产业水平值。ki为i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pi为i产业产值，Li为i产业的从业人员数，pili为i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同时为了避免高劳动生产率产业掩盖低劳动生产率产业的作用，对式（4）中劳动生产率做开方处理。

修正后的公式为：

ISUI=∑nk=1pili×ki i=1，2，3（5）

（2）比较序列：X1，X2，X3...X7

采矿业（X1）、制造业（X2）、建筑业（X3）、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X4）、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X5）、批发和零售业（X6）、租赁商务服务业（X7）等七大行业的存量总和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90%以上，是影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OFDI主要行业因素，故采用这七大行业OFDI数据作为比较序列。

4.3 数据的采集

参考序列：产业结构调整指标（X0）的值即ISUI值，由ISUI的构成分别统计2003～2011年GDP、相应年份的就业人数，同时为了保证数据的可比性，对GDP数据进行汇率及指数平减化处理。结果如表1。

4.4 实证结果分析

按照上文构建的灰色关联度分析模型，对七大OFDI行业数据与产业结构调整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3。

根据表3灰色关联分析的数据结果显示：我国OFDI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灰色关联度普遍较大（一般在0.8以上，只有租赁商务服务业较低，但也达到0.6的灰色关联效果），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程度不一。其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零售业、采矿业对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较大，而交通运输、租赁商务服务业等的作用却较小。表现为技术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OFDI的灰色关联度较大，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明显，而如制造业、租赁商务服务业等市场寻求型OFDI的灰色关联度较小，影响较弱，具体分析如下：

4.4.1 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对外直接投资属于技术寻求型产业OFDI，该类行业的反向产业结构的调整效应比较大。从表3可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灰色关联度最高，达到0.939。近年来，该行业的投资总额年平均增长率为60%，特别是2009～2010年间，年增长率高达300%。这类行业以提升技术和管理手段为目的，通过并购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或建立海外研发机构，或组建技术研发联盟等灵活多样的投资方式，加强与当地企业研发机构的合作，通过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转化与创新，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国内的“技术缺口”以及“管理缺口”，加大了产业分工的高附加值环节，促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4.4.2 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

资源寻求型产业OFDI的反向产业结构调整效应也较大。从表3可知，归属于资源寻求型产业中采矿业的灰色关联度为0.904。中国自然资源总量较大，但人均资源占有量却很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依靠国内供给和高价进口越来越不能满足国内经济发展需求，自然资源的短缺也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更高达57%，超过国际警戒线7个百分点。近年来，采矿业等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在投资东道国开采矿石、石油等国内稀缺自然资源，以原料或者半成品的形式输入到国内，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相关产业发展的资源紧缺状况，促进了国内的产业结构升级。

4.4.3 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

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建筑业、租赁商务服务业等都属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从表3可知，他们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关联度排名最高的为批发零售业，位居第二，灰色关联度为0.921，最低的为租赁商务服务业，灰色关联度为0.622。制造业、租赁商务服务业等市场寻求型OFDI，基本属于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目前在国内发展得已经较为成熟，市场接近饱和，竞争非常激烈，很多企业开始在东盟、印度、东南亚等地寻找发展契机。这些企业利用成熟技术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在规避贸易壁垒的同时，还可以转移国内边际产业，利用东道国生产成本低廉优势，改善进出口贸易条件。由此获得的国外收益汇入和释放国内相应要素转向投入到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大大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然而一直以来，我国市场寻求型OFDI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形式粗放，收益率不高，尤其是我国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营销网络、市场渠道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不能深入东道国流通渠道终端，灰色关联度低，对国内边际产业转移、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未能有效发挥。因此我国应在积极推进市场寻求型OFDI走出去同时，更要注重对外直接投资的质量。

5 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对2003～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七大行业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灰色关联度分析，结果显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等行业的OFDI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灰色关联度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技术寻求型、资源寻求型OFDI是影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历年OFDI投资总量上虽占有较大份额，但是一些行业仍然游走于东道国流动渠道，投资形式也过于粗放，收益率低，灰色关联度小，未能有效发挥产业带动作用。

我国应积极落实十六大走出去战略，突破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跳出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陷阱，立足国情，积极发挥后发优势，抓住经济全球化的契机，真正实现后发国家的跳跃式发展。同时政府应给予OFDI企业在法律制度、产业政策设定、设立专项资金、放宽外汇管制等方面以重点支持，注重投资企业的海外保护，加强出口信用保险服务、提供免费法律援助等，促进海外投资健康快速发展。

充分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与本国产业结构之间“干中学”、“资源联系”、“杠杆效应”，注重技术的吸收能力，加大对引进技术的推广应用，真正发挥产业关联效应，唯有这样才能最大化地吸收对外投资的反向溢出资源。继续加大采矿业等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变我国市场寻求型OFDI一直以来的粗放式投资，收益率低下的局面，积极推进“走出去”的同时，注重对外直接投资的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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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杨晓猛.转型国家市场化进程测度的地区差异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6.

篇（4）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中国金融市场逐步发展开放，金融规模随着实体经济增长不断扩大，金融结构也不断转变。金融发展的过程如何引起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经济产业结构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引起了学者们的更多关注，因此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互动的研究逐步成为热点。

关于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国外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goldsmith（1969）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间存在彼此相互推进的过程。rajanet　al（1998）通过实证分析，得出金融发展水平是决定产业的规模构成及产业集中度的重要因素之一。wurgler（2000）、fismanet　al（2003）从金融配置社会资源效率入手，肯定了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步入新的阶段，产业结构调整和进一步发展开发金融体系成为了中国经济下一个三十年的主要任务。因此国内学者就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展开了丰富的研究。如范方志、张立军（2003）根据中国传统的东部、中部、西部区域划分方法，细致研究了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得出金融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具有重要影响。惠晓峰、沈静（2006）采用多元回归方法对东北三省各省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和比较分析，得出了金融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结论。杨胜刚等（2007）则通过具体的金融深化指标，利用实证分析进一步数量化了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其研究中的数量指标推动相关研究的发展。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尽管国内学者对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与实证方面做出了扎实的研究，但从全国角度对东部、西部及中部的对比研究还较为少见。因此本文根据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传统区域划分方法，以单位根检验、协整、方差分解研究方法，考察作为内生变量的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相关性程度以及是否存在稳定的关系。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对比分析了当前中国的区域产业结构现状与区域金融发展现状；第二部分阐述了金融发展作用于产业结构变动的理论基础及内在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设计；第三部分重点介绍如何进行johansen检验等实证分析；第四部分则是依据实证结果得出主要结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中国区域产业结构现状与区域金融发展现状

（一）中国区域产业结构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紧紧围绕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实现了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的良性互动；三次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与农业结构明显升级，经济结构调整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实现了再不断优化升级中的重大调整。从gdp构成看，第一产业占比重明显下降，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大幅上升。现代经济的结构性特征越来越明显。尽管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效显著，但由于中国各地区之间的定位与发展模式的不同，东、中、西部地区的调整进程并不一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1.第一产业比较

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第一产业曾长期作为主导产业。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尽管中国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的第一产业在这近二十年的发展过程中，gdp占比不断下降，但各地区间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截至2010年，中国东部地区的第一产业增加值为17 932.46亿元，中、西部地区的第一产业增加值分别为14　669.4亿元与7　930.97亿元。相比之下，东部地区的第一产业产值分别为中、西部地区的1.23倍与2.26倍。相比1990年各地区的产值2　261.51亿元、1　795.04亿元、1　012.36亿元分别增长了7.9倍、8.2倍、7.8倍，增长程度基本持平。

但各地区第一产业占比下降程度却并不相同。由图1可知，东部地区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22.5%下降至6.8%，而中西部地区的占比则分别由32.8%与34.1%下降至12.6%与13.2%，高于东部地区8.3个百分点与8.7个百分点。可见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相比，其第一产业占比下降幅度更大，却并未影响其第一产业增加值的增长。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的第一产业下降幅度低于东部地区，而其第一产业增长却并未明显高于东部地区，说明东部地区的第一产业生产效率更高，产业内部结构更合理，而中、西部地区的第一产业内部优化程度低于东部地区。

2.第二产业比较

3.第三产业比较

以服务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与科技部门、社会服务部门往往有着紧密的联系，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指示器。由图3可知，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的第三产业增加值逐年增长，但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差距较大。截至2010年底，东部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13　083.5亿元，中、西部地区分别为40　939.72亿元与22421.14亿元；东部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为中部地区的2.76倍，与西部地区相比，更是达到了5.04倍。

4.总结

中国的东部地区作为传统的经济优势区域，有着良

好的区位优势、工业基础与配套的服务业支撑，其第二、三产业的技术水平、发展速度都远远高于其他地区。但市场化程度仍然较低，市场竞争不够充分，产业结构层次不高，产品的技术创新能力不强，低附加值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较大，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的调整升级。相对中国的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具有先天的要素优势，拥有大量自然资源、土地资源与劳动力资源。但中、西部地区正处于上升期，产业结构调整速度缓慢。主导产业不明确，农业结构单一，第二产业发展缓慢，第三产业发展不足，与东部地区存在巨大的差距。

（二）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现状

随着中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的发展差距不断拉大，中西部地区经济金融二元结构特征凸显，资本形成明显不足。中国的金融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重要因素。通过金融机构的本外币存贷数据可以很好地看出各地区之间的金融发展水平差异。由图4可知全国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的60%集中在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15.2%和17.4%。且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的总和也仅为东部地区的54.2%。以上数据都体现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金融发展的巨大差异。但差异不单单只体现在总量方面，金融结构方面也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一个健全而发达的金融体系应拥有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多元化的金融组织和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并以此向企业和居民提供多功能、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由于中国的金融体制具有高度集中的特点，目前中西部地区国有银行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正是中国金融市场的低效率，导致中国金融产业成长缓慢，尤其是中西部金融市场尤为明显。区域金融市场体系的不健全，金融业应有的优化配置功能都没有很好的发挥出来。与东部相比较，中西部地区金融业无论是总量、结构还是效率都有明显的差距，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时刻制约着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

二、中国区域产业升级的金融支持分析

在中国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是金融发展对其重要的影响作用。金融资源通过产业选择被更多地被配置到区域主导产业中，从而促进了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建立了产业竞争优势。不管是主导产业的发展，还是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或退出，都需要有健全而便捷的金融服务的支持。金融通过供给、需求和宏观政策等方面对中国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

地区选取与指标说明：

本文的实证分析选取东、中、西部三地区中的各一省或直辖市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为东部地区的上海市、中部地区的湖北省、西部地区的四川省。

本文所涉及的指标包括产业结构调整和金融发展两个方面。产业结构调整包括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因而本文选择产业结构优化率isr（即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产值之和与当地gdp之间的比率）好产业机构升级率isu（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率）来衡量产业结构调整状况。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产业机构变动应该表现为经济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上升，第三产业比重最终上升超过第二产业所占比重。

图5显示了1991—2009年，东部地区上海市产业结构调整的变动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上海市的产业结构已经进入一个相对较高的层级，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产值之和占地区gdp的比重稳定在90%以上，且波动平缓。同时，上海市的产业结构升级的上升趋势明显，isu指数只在2002—2004年之间有所下降，2006年之后则以明显高于之前的增长速度继续上扬。

由图6可知，1991—2009年间中部地区湖北省的产业结构调整变动趋势。相比东部地区上海市的产业结构，湖北省的产业结构还有较大的调整空间。在这二十年间，湖北省的产业结构优化的上升趋势明显，但是产业结构升级却出现了下滑的趋势，这说明该地区主要是依赖于工业发展，依靠工业拉动经济，而导致第三产业占比的相对下滑。

图7描述了1991—2009年间，西部地区四川省的产业结构调整变动趋势。总体来说，西部地区的四川省与中部地区湖北省的产业结构调整情况基本类似，即产业结构优化明显上升，产业结构升级有下滑现象出现，地区经济主要依靠工业拉动，第三产业发展相对停滞。

金融发展的内容包括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与金融深化三个方面，因此本文分别从这三个角度对各区域金融发展状况进行衡量：（1）金融结构指标fs（直接融资额/贷款余额）用来反映金融发展中金融结构的变化；（2）金融深化指标fd（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gdp），用以反映金融深化的程度，总量上衡量金融发展状况；（3）金融效率指标fe（金融机构贷款余额/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用以反映金融系统配置资本的效率。由图8可知，1991—2009年间，上海市金融发展的变动趋势。二十年间，上海市金融深化指标fd均不断上升，显示出金融发展总量上发展迅速。与此同时，金融效率指标fe则呈现出下降的形态，说明金融机构贷款已经不再是企业发展融资的唯一渠道，其他融资途径所带来的融资正在逐渐增多，融资多元化不断发展。金融结构指标fs则呈现相对平稳并缓慢上升的态势，同样说明企业的融资正由主要依靠金融机构贷款进行融资，向以金融机构贷款为主、其他融资渠

道融资加以配套的多元化融资方式转变。

从下页图9中可以看出，地处中部地区的湖北省，同东部地区的上海一样，在这二十年间，金融同样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相比上海，湖北省的金融发展波动相对较大，其中金融深化指标fd在2002年出现了较大程度的下滑，直至2008年才再次进入上升通道，表明湖北省在2002—2008年间，金融机构总体业务增速相对经济发展速度有所滞后，从而导致金融深化指标fd的大幅下滑。同时，由图中可以发现，湖北省的金融效率指标fe在20世纪90年代明显高于上海地区，说明当时湖北省地区的融资主要来自银行贷款，融资渠道相对单一，直至1998年后才有一个明显的下降趋势。

三、计量分析

对于东部地区的上海，从协整方程中可以看出，对于产业结构优化，三个金融指标对于产业结构优化都具有正向作用，说明金融发展对于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于产业结构升级，金融深化指标fd与金融结构指标fs对于产业结构升级均为反向作用，而金融效率指标fe则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说明上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所需资金主要来自金融机构的贷款，而直接融资手段并未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途径。

篇（5）

中图分类号：F59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6-0122-09

一、研究背景及文献综述旅游产业作为新兴综合产业，因其关联性强、开放度高、绿色低碳等特性，逐渐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突破口和新动力。然而旅游开发和新型城镇化扩张过程均以生态环境为载体，且不可避免地会对原有生态格局造成影响，从而制约其自身发展。旅游产业、新型城镇化以及生态环境三个系统彼此影响，交互耦合。但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产业与城镇化、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等两两耦合关系的研究上，而对三者之间的耦合发展关注较少。如高乐华和张广海分析了山东省城市化与旅游产业集群系统的耦合态势，发现二者存在密切关系，呈现出逐步“一体化”的耦合现象〔1〕。王恩旭等通过对中国31个地区1995～2012年旅游产业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状况的研究，发现二者呈现出勉强―低度―中度―高度的耦合过程〔2〕。王兆峰、高楠、张英、张春燕、庞笑笑等学者对旅游产业与城镇化耦合关系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均发现旅游产业与城镇化发展具有相互影响、耦合发展的特征〔3～7〕。方叶林等对中国31个省级区域2001～2011年旅游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分析，得出二者中度耦合协调的总体态势〔8〕。杨主泉、郑伟民等学者也对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二者耦合协调度呈增长趋势〔9～10〕。高坊洪提出将生态环境因素纳入城镇化视野，推进二者耦合发展〔11〕。贾凤梅等以黑龙江省为例，研究发现农村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处于高度协调状态〔12〕。张荣天、罗能生等也通过研究发现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呈现上升态势〔13～14〕。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7卷第6期周蕾中国旅游产业―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实证研究因此，为丰富旅游产业―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以下简称TUE，TourismUrbanizationEntironment）系统三者耦合协调发展的理论研究，本文以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简称31个省份，同时因资料及数据有限，未涉及港、澳、台地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借鉴物理学耦合协调度函数，及对旅游产业、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系统间作用机理的分析，构建旅游产业系统、新型城镇化系统、生态环境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及三者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并对2014年全国31个省份进行了实证分析，从而揭示全国31个省份TU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及存在的问题，以期为各省制定科学、客观的协调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二、TU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通过借鉴前期研究，可将耦合定义为“两个及多个系统（或要素）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耦合度是用于分析系统（或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影响的程度”〔15〕。耦合协调度则是用于衡量在发展过程中系统内外部要素间彼此和谐一致的程度〔16〕。

旅游产业、新型城镇化及生态环境系统三者之间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旅游产业通过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促进城乡统筹，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带动城镇众多产业发展，通过就业效应舒缓城镇及农村就业压力，通过高开放度加强城镇对外交流等方式，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新型城镇化建设则通过为旅游产业发展提供客源市场、基础服务、技术人才以及旅游空间和旅游形象载体等支撑，保障旅游产业发展。而生态环境是旅游产业和新型城镇化扩展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条件，其好坏直接制约着旅游产业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只有当旅游产业开发、新型城镇化扩张与生态环境保护和谐一致时，才能形成良性循环，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三者耦合发展的作用机理可以概括为：在生态环境的基础条件下，旅游产业与新型城镇化系统相互促进、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生态环境的发展。其中，旅游产业是推动引擎、新型城镇化是支持保障、生态环境是基础条件（如图1所示）。结合耦合概念及理论，本文采用TUE

三、TUE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及等级划分（一）耦合度模型及计算方法

TUE系统耦合度模型，可通过对容量耦合模型〔17〕进行推导得出：

C3=（f（x）×g（y）×h（z））（f（x）+g（y）+h（z））313。

其中，f（x），g（y），h（z）分别为旅游产业系统、新型城镇化系统、生态环境系统综合评价函数，其计算方法为：

f（x）=∑mi=1（aix′i），

g（y）=∑nj=1（bjy′j），

h（z）=∑ok=1（ckz′k）。

其中，ai，bj，ck表示权重，通过熵值赋权法得出。x′i，y′j，z′k均是原始数据通过极差标准化方法所得的无量纲化值，分别代表旅游产业、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各系统特征的指标，x′i的处理方法如下〔18〕，

篇（6）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7.03

中图分类号：F264；F2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7-0011-05

Spatial and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Effe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on Carbon Intensity in China

FENG Yan， ZHU Lingyun， ZHANG Dahong

（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ollege，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Abstract： Based on spatial durbin model， this paper measures the influence of refined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carbon intensity in Chinese 30 provinces via using Matlab and Geoda. The result of which demonstrates carbon intensity has significant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clustering and path dependence. In addition， the influence of transportation on carbon intensity is most obvious （0.864） > industry（0.372） > construction（0.316） >primary industry（0.083） >business（0.246）. Overall，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beneficial to reduce carbon intensity， andnowadays carbon intensity is more likely to be affected by transportation， industrial and construction and reduced by business， thereby reducing proportion of three industry， increasing proportion of business， using energysaving and energy protection technologies， can reduce carbon intensity effectively.

Key words：carbon intensity； industrial structure； SDM；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前，我国针对环境问题已提出建立环境追究责任制的要求，并于2015年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提出2030年碳强度要相对于2005年下降60%～65%。

基于理论和实践的需要，环境相关研究正逐步深入，其中不乏关于产业结构与环境污染的研究。综合国内外研究，主要包括：（1）指数分解法。学者们主要利用Kaya恒等式分解得出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并测度影响程度[1]。（2）结构分解分析法。主要和投入产出模型相结合[2]。（3）回归分析法。第一类为关于EKC假设的验证及讨论，许多学者探讨了碳排放是否存在EKC曲线及预测[3]，如Salih分析得出表明旅游业发展和碳排放之间存在EKC关系[4]。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学者摒弃了EKC模型，研究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反作用[5]。第二类为基于STIRPAT模型的中国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6]，如Yanan等人得出能源强度是影响发达地区碳排放的最大因素，工业化、人口和单位GDP对不发达地区的影响程度更大[7]。

实际上，当今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伴随的是贸易的互通有无、大量的进出口和外商投资，这样就忽略了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转嫁”效应以及“污染天堂”假说中提到的污染避难，模型偏差难以避免，从而降低了结果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因此，本文从三个角度出发，研究细分产业对碳强度的影响大小，同时考虑经济一体化进程背景下污染呈现的空间依赖性，判断和甄别碳强度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比较产业结构变化前后碳强度的影响因素差异，最终选取合适的模型研究细分产业对碳强度的影响，并就减少碳排放和实现中国的自主贡献目标提出建议。

33空间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331非空间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传统和稳健的LM检验可判断SEM或SLM哪个更为合适，由表3可知，传统和稳健的LM检验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没有空间滞后被解释变量的原假设。双固定效应模型稳健的LM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没有空间自相关误差项的原假设，除此之外，其余检验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且似然比检验时间固定效应得出，时间固定效应的估计值为339009（p=0000

Wald和LR检验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γ=0和γ+ρβ=0的原假设，因此必须拒绝SEM和SLM，选择SDM。 Hausman检验结果（估计值为17623，p=0000

332SDM回归结果分析

表4列出了研究期初、期末各模型的回归结果。前面已分析得出我国碳强度整体处于下降趋势，表明从整体上看，随着三次产业结构占比的变化以及产业内部的技术进步等因素，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有助于降低碳强度。从产业细分来看，期初碳强度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为交通业和工业。之后变为交通业、工业和建筑业。相比2005年工业来说，现今碳强度更易受到交通业的影响。建筑业占比远低于工业占比，但它引起的碳强度的增加已经不容忽视。

分析面板数据的SDM可知，交通业对碳强度的影响最大。2013年交通业能源消费量占总量的496%，其中仅石油消费量就占3796%，已超过了工业部门的石油消费量（175946万吨）。车辆能源消耗是影响碳排放量的主要来源[9]，2013年民用汽车拥有量为1267014万辆，其他机动车拥有量达113223万辆，车辆增加导致交通业成为能源消费量较高、碳排放量增速较快的领域。2013年工业消耗能源总量为29113063万吨标准煤（占6983%），作为能源消耗的主要产业，工业对碳强度的影响仍然显著。2013年建筑业的石油消费量为30906万吨，并且建筑业在消耗能源的同时，碳排放比例高达36%[10]。建筑业的碳排放不仅包括自身活动直接碳排放，还包括其对拉动和诱发关联产业产生的间接碳排放（这一比例达到95%）[11]，因此建筑业的影响系数较大。第一产业对碳强度的影响作用为正，但现代农业生产模式的形成、机械使用效率的提高、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等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对碳强度的直接效应，这和鲁万波等研究的第五阶段结果相近[12]。商业占比较小且商业的能源消费量最低，因此提高商业和降低第一产业比重有利于降低碳强度。

工业和交通业的直接效应最大，是碳强度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建筑业占比低于第一产业占比，但其对碳强度的正向影响明显高于第一产业，表明建筑业减排也是一项重点任务。商业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为负，表明商业占比的增加会降低本地区和周围地区的碳强度。其余四类产业的间接效应为正，其中交通业的间接效应最大，表明本地区交通业的发展会比其他产业为周围地区带来更多碳强度的增加。

4结论与讨论

41结论

采用Matlab和Geoda软件对2013年中国30个省域碳强度和产业结构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我国碳强度分布呈现阶梯性（东部>中部>西部），碳排放量呈相反趋势分布，东部地区GDP增速大于碳排放量增速、碳排放转移和碳泄露效应都有可能导致这种结果。第二，Morans I和LISA聚类图表明，我国碳强度和产业结构并非完全的随机分布，存在空间正相关性，同时莫兰指数的增加表明我国碳强度有路径依赖性、集聚性和低流动性，主要呈现HH和LL的二元分布结构。第三，LM、Wald、LR和Hausman检验判别时间固定效应的SDM为本文计量模型，分析表明交通业是碳强度增加的最大驱动因素，其次是工业>建筑业>第一产业>0>商业，第一产业、工业和交通业对碳强度的正影响作用以及商业和建筑业对碳强度的负影响作用在OLS中被高估。第四，交通业的间接效应最大，其次是第一产业和工业，表明本地区这三类产业的增加会引起周围地区碳排放的增加。第五，研究期初导致碳强度增加的主要因素为交通业和工业，期末为交通业。整体上看，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降低碳强度，相较2005年来说，现今碳强度更易受交通业、工业和建筑业的影响。

42讨论

回顾相关研究，有学者得出第三产业占比增加会降低污染物排放，如吴玉鸣和田斌[13]分析得出，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对环境污染的破坏不如第二产业严重，且第三产业占比增加会降低污染物排放；有学者得出第二产业占比增加会显著增加碳排放[14]，这和程叶青等人[15]的研究结论一致。本文中工业和建筑业增加会增加碳排放强度，这与徐海平、程叶青等学者的结论一致，但第三产业中交通业占比的提高会增加碳强度，这与吴玉鸣等学者的研究结论不一致。

综上所述，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应当重视交通业和建筑业对碳强度的正影响，调整工业和建筑业结构，加快发展新兴工业、生产绿色环保建筑，规制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转变交通业的发展方式，使用清洁能源和新型交通工具、提高能源转化效率，h保出行；同时发展生态农业和商业，考虑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关注自身和周围省域产业结构调整的相互影响，共同为实现中国的自主贡献目标、控制全球温室效应做出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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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鲁万波，仇婷婷，杜磊.中国不同经济增长阶段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J].经济研究，2013，（4）：106-118.

篇（7）

调研组先后考察了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天津股权交易所以及天津自贸区重要平台项目——天津滨海财富广场，听取了天津技术产权交易所、天津农村产权交易所的运作模式汇报，并与天津股权交易所及其挂牌企业进行座谈交流。

篇（8）

中图分类号：F26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2)02—0038-06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研究，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研究范式、研究目的上都有着显著差异。从文献看，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国内学者关于产业结构的研究是在两大部类范式下分析问题，研究了社会再生产理论中的两大部类比例关系、“农、轻、重”比例关系以及产业发展优先顺序。研究目的是为了合理安排国家计划，以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经济理论逐步引介到国内，国内学者逐渐认识到传统理论方法在客观性和解释力方面的局限，于是尝试着由静态理论演绎转向动态实证分析，开始应用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分析我国的产业结构、产业分工、产业转移和升级问题。这一时期的研究目的主要是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促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本文根据产业结构理论在我国发展的特点，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的发展历程并给予简要评述。

一、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

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经济研究没有使用“产业结构”这个概念，有关产业结构的研究，主要归在社会再生产理论有关两大部类关系和“农、轻、重”关系的研究中。这一时期，我国经济理论研究刚刚起步，主要靠引入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范式。50年代，国内学者对再生产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译介、编著和阐述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与产业结构相关的研究，主要是再生产理论中两大部类的关系，重点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50年代后期，我国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以《论十大关系》为代表，我国领导人先后对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现实问题与政治背景的影响使得产业结构成为经济学界在60年代初期集中研究的问题之一，重点是对马克思两大部类比例关系和农、轻、重比例关系的理解和阐述。如许涤新(1961)、杨坚白(1961)、吴树青(1962)金学(1962)。虽然这个时期产业结构领域的学术研究气氛活跃，但所有的讨论是在苏联范式下进行，即在两大部类关系框架下分析问题和肯定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基本规律。此后“”的开始，使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基本停止。

二、改革开放初到80年代末期

这个时期产业结构研究主要受三方面的影响。第一，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迫切需要有现实针对性的理论研究；第二，中央有关经济工作的重要文献都将经济结构调整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反思了片面强调重工业、忽视消费品生产的问题；第三，工业化国家产业发展历史和现状以及相应的学术研究逐渐为我国学者所了解，促动了国内产业结构研究的发展。

(一)对中国现实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产业结构研究主要是对片面强调重工业优先发展所导致的结构失衡进行反思。欧阳胜(1979)指出两大部类平衡发展规律是社会再生产的普遍规律，保持两大部类平衡发展是经济计划工作的首要任务。冯宝兴、万欣和张大简(1979)认为我国的重工业是自我服务型重工业，不能为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服务。1979年，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了经济结构调查，分别在十几个省市对若干重大结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在调研基础上。由马洪和孙尚清(1981)结集出版了对当时及其后较长时间的经济结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专题分析报告。书中有关产业结构的部分主要涉及农轻重结构、各主要部门内部结构、就业结构、企业规模结构等问题，着重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的经验教训，强调不能片面理解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这部著作及此后几年我国对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虽然继续使用“两大部类”或“农、轻、重”的分析框架，但重点转向了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反思与批判，这也是80年代初中期我国产业结构研究的主要特点。

(二)国外产业结构理论的引入

改革开放后，随着一些国外经济学教科书、专著或文选陆续翻译出版，我国学者开始尝试借鉴、学习和应用西方产业经济理论的思路和方法，其中杨治(1985)的专著扼要介绍了西方产业结构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介绍了代表学者及其文献，对研究范式的转换到重要推动作用。80年代中期后，国外有关产业结构的教科书和代表论著陆续在我国翻译出版，这些译著既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也提供了许多国家结构演变的经验材料，对我国产业结构研究影响深远。以库兹涅茨、罗斯托、线纳里、霍夫曼、克拉克为代表的欧美学者采用经验实证方法，运用投入产出模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和其他经济计量模型，对大量统计资料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和国家间的对比分析，与我国以往主要采用理论演绎的方法相比，这些研究的可观察性和可度量性更强，说服力也更强。以筱原三代平、赤松要、小岛清、佐贯利雄为代表的日本学者以日本发展的成功经验为案例，认为产业结构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相关性，后起国家可以借鉴先行国家的经验，通过政府的积极干预即产业政策，主动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对我国产业结构研究提供了经验借鉴。

篇（9）

英国在2003年的《能源白皮书》首次提到了“低碳经济”，几年来，这个概念已经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接受和认可，研究成果也日趋丰富。低碳经济的发展涉及经济研究的各个方面，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围绕低碳经济方面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产业结构调整成为其中重点。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需要新的产业结构模式支撑。因此，改变传统产业结构，发展合理的产业模式是当前发展低碳经济的重中之重。本文对国内外重要文献进行梳理，首先简述了低碳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内涵，然后阐述低碳经济下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研究，接下来举部分行业在低碳经济下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研究，最后评价文献并得出相应启示。

一、低碳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内涵

（一）低碳经济的内涵

英国在《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1]的白皮书中提出，低碳经济是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随着研究的不断进行，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低碳经济的概念给予了不同的表述。国外一些学者对低碳经济进行更加深入的定义：低碳经济是一种后工业化社会出现的经济形态，核心是低温室气体排放低碳经济是能够满足能源、环境和气候变化挑战的前提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2]。牛文元[3]（2009）、贺庆棠[4]（2009）等认为，低碳经济是绿色生态经济，是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和低碳发展等经济形态的总称，低碳经济的实质在于提升能源的高效利用、推行区域的清洁发展、促进产品的低碳开发和维持全球的生态平衡。国内学者将低碳经济的发展与经济的其他方面联系起来。袁男优[5]（2010）低碳经济由低碳技术、低碳能源、低碳产业、低碳城市和低碳管理5个要素构成。发展低碳经济有低碳社会、低碳市场、低碳产业3个切入点。作者划分为三个切入点，低碳产业是其中之一，为能更好的发展低碳经济必须进行产业调整，本文将从低碳产业调整方面文献进行梳理。

（二）产业结构的内涵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产业结构调整则是经济结构调整中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新一轮的经济变化需要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低碳经济的提出，使得当前全球范围内正在进行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要与世界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将工业为主导的产业作为产业低碳化发展基点和抓手，通过实现产业节能、产业增加值、提高产业减排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内容，改善我国经济不可持续发展和产业高能耗的态势，缓解我国在低碳国际标准形成过程中面对国际经济新秩序所带来的压力，以实现低碳经济的中国含义。苏伟[6]（2010）对我国而言，低碳经济给当前的节能减排、转变发展方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抓手，为我们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了一个新的市场动力。有学者指出我国实行低碳化要从产业结构调整角度，应发展碳强度绝对值小、边际碳强度有下降趋势、并且发展潜力较大的产业。

（三）碳排放与产业经济调整的关系

近十几年来，国内绕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之间关系进行大量研究，许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证明了碳排放量与产业结构存在一定的关系，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二氧化碳的排放有着直接的影响。NoamBergman[7]（2011）指出英国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国内能源消耗占四分之一，传统节能减排方法与发展新能源产业相比具有直接、低成本的优势，但是发展新能源产业对低碳经济的发展具有间接的社会效应，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中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马艳，李真[8]（2010）发展低碳经济最根本的是要从生产方式的技术变革入手，将技术结构调整与发展低碳经济有机结合。邹秀萍[9]（2009）等利用1995年-2005年中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定量分析了各地区碳排放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能源效率之间的关系，碳排放量与第二产业比重呈N型曲线关系。随着第二产业产值比例的增加，碳排放量呈现出先上升，再保持一定的水平，而后又上升的变化趋势。由文献可以得出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碳排放量，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是切合发展低碳经济的要求。

二、低碳经济下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研究

Lin Sue J，Charles[10]（2007）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分析了生产力和平均能耗情况，设计了关于经济、能源、环境质量的灰色关联等级评价指标体系，指出应调整产业结构，为了减少能耗，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应由高能源密集型产业向低碳产业转变。Koji Shimada[11]（2007）阐述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在地方制定的长期低碳经济发展方案，并指出为了达到目的，社会经济及产业结构的变化和技术措施是必要的。同样，国内学者在研究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时认为中国要走向低碳经济，必须首先对现有的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进行调整，这是实现低碳经济模式的前提及有效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显著绩效的同时也出现了资源消耗、碳排放增加等问题，目前已成为世界最大碳排放国，很大原因在于我国目前产业结构不合理，行业发展比例不协调等。陈春[12]（2010），产业结构调整对低碳经济的影响很大，德国的第一产业单位产值每增加1%，其单位产出的碳排放量会增加15%。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要求有合理的产业结构，既可以维持经济增长又保证低碳排放，所以发展低碳经济必须调整产业结构，而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仍有较大问题。刘再起[13]（2010）要发展低碳经济，必须视国情合理选择主导产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在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不但不会增加而且会减少碳排放量，所以应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快调整力度与步伐。

综上观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已是当务之急。前两年中国经济遭受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以低碳经济产业、清洁能源、环保产业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呈现出一番非凡的增长态势，我们应抓住有利时机坚定不移地推动节能减排产业发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三、低碳经济条件下部分行业产业结构调整对策研究

在目前状态下，中国应主动向新型产业结构调整，例如新能源、低碳技术产业、有机农业产业、环境概念产业等，在不同产业内部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各国研究重点。近年，世界各国都加大此项研究力度。从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实践看，主要包括构筑产业结构低碳化、能源结构优化、产业技术创新及管理创新等诸多领域。我国不同领域专家对不同产业如何进行调整以适应低碳经济发展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吴垠[14]（2009）低碳经济条件下的新兴产业革命本身即意味着对现有产业制度进行创新，其核心在于改善现有高碳经济条件下产业制度的两个维度：即“高碳产业链条”与“高碳产业结构”。首先是缩短能源、汽车、钢铁、建材等高碳产业所引申出来的产业链条，把这些产业的上、下游产业链“低碳化”或降低其创造的单位GDP的碳强度。刘德伟[15]（2011）考察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产业政策的低碳经济指向，认为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旨在保增长的基础上调结构，实现传统产业低碳化；培育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旨在变换经济增长的产业重心，实现主导产业低碳化。在行业上，低碳经济涉及电力、交通等多个行业；在技术上，涉及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二氧化碳捕获与埋存等领域的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技术。这些技术的创新，将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而且，低碳经济的发展还将改变产业价值链的分布，当价值链的分布从资源型企业向高技术产业倾斜时，即向掌握低碳经济核心技术的环节和链条倾斜时，将推动以低碳经济为主要特征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因此，低碳经济将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是助力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

四、对文献的评价和启示

从目前的发展形式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及其经济学界在发展低碳经济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取得很大突破，其中新能源产业及技术调整是研究热点，开发新能源、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研究节能方法等都能有效的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进而实现低碳化。近几年来我国虽然也以进行大量研究，但与西方国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目前研究大多停留在产业结构调整低碳化的探讨层面，相关政策建议较为表面，可操作性不强，实践阶段尚待进一步试验。国内在研究方法上以借鉴国外经验为主，缺乏对中国含义低碳经济的适用性，究其原因在于缺乏正确基础理论的指引，对产业低碳化发展道路选择不明确，不能确立合理的测度方法。当前我国正面临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时期，需要形成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以支撑目前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因此，还有待学者们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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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陈春.低碳经济与产业结构调整研究[J].国外社会科学,2010(3):21-27.

[13]刘再起.低碳经济与产业结构调整研究[J].国外社会科学,2010(3):21-27

篇（10）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焦点之一。学者们通过大量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肯定了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Stiglitz(1985)、Levine 和 King(1993) 、Levine和Zervos(1998)）。产业结构的变迁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相比经济总量的扩张而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更是决定了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和可持续性。于是很多学者将研究的的视角逐渐转入到产业结构与金融发展的联系中，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于金融发展所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Binh、Park和Shin（2006）研究了不同金融结构对不同技术特征产业的影响，Wurgler (2000)、Fisman和Love (2003)分析了金融配置资本和社会资源的效率如何影响产业发展，这些研究的结论都证明了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存在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对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互动性展开了探讨（Goldsmith（1969），Rajan和 Zingales (1998)）。

上述国外学者在对众多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大量实证研究中，却鲜有关于我国的研究，且很少深入研究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变的关系。在国内，学者们对我国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杨琳、李建伟（2002）研究了我国金融结构转变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联性，并指出金融发展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而现阶段我国的金融发展相对落后，面对产业结构升级对金融服务提出的更高要求，应加快金融改革。傅进、吴小平（2005）从金融的资金形成机制、导向机制及信用催化机制的角度，分析了金融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机理。曾国平、王燕飞（2007）理论分析了中国金融畸形发展的非常态模式，并通过实证说明了我国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变迁表现出的扭曲效应。史诺平 、廖进中、杨炜娜（2010）基于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机制，对我国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其结论显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存在长期相关关系，而金融整体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仅存在单向因果关系。

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日益凸显出来，各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金融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引起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有关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金融发展之间联系的研究日益增多。范方志、张立军(2003) 通过实证分析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金融结构转变与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并指出了中西部地区金融结构转换速度不快金融论文，妨碍了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增长，而产业结构升级的滞后，又导致金融业发展缓慢和当地经济发展的落后。杨胜刚、朱红(2007)从中部经济塌陷、金融弱化入手展开研究，研究认为中部地区金融发展有利于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但是以国有银行为主的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之间不存在有效互动，资金的使用未能实现优化配置。这些研究仍然将重点集中于中部地区金融发展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且并未对产业结构调整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做进一步研究。中部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金融发展滞后，那么产业结构调整的不合理性是否是造成金融发展滞后的原因？这需要我们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因此本文拟从产业结构调整入手，试图全面揭示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对金融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以期在中部崛起中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推动金融发展提供可选择的政策建议。

二、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下的金融发展

改革开放以前，受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目标影响，中部地区主要以粮食生产为主的第一产业和以军工、重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而改革开放后，由于国家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东部沿海地区作为发展的重点带动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而中部作为国家农业和工业原材料基地的定位却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部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性（如下表1所示）。

 

表1 2008年我国分地区产业结构比较

 

  全国

中部地区

东部地区

东北地区

GDP占比

100

19.3

54.3

8.6

人口占比

100

27.1

36.7

8.3

工业占比（%）

100

19.02

55.94

8.96

第三产占比（%）

100

17.2

58.22

7.86

三产结构（%）

11.3:48.6:40.1

14.6:50.9: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