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项目考察报告汇总十篇
儿童项目考察报告篇（1）
1.1定量资料
1.1.1不良反应主动监测前后数据分析[1] 包括主动监测前后AEFI报告率的比较，AEFI的发生时间、制品种类、接种剂次、接种季节和人群分布特征。
1.1.2AEFI主动监测模式的建立
① 基于社区的AEFI主动监测模式：对在2008年7月―2009年12月建卡的新生儿发放预防接种后不良反应记录册，要求家长在每次接种疫苗后进行体温和局部全身反应的观察和测量，医务人员进行电话随访，或在儿童下次疫苗接种时进行主动询问。对不良反应填写《AEFI主动监测登记表》，并逐级上报。
② 基于医疗机构的AEFI主动监测模式：在闵行区二级综合性医院（市五、吴泾、闵行区中心医院）建立预防接种不良反应监测哨点，在儿科门诊建立预防接种后不良反应记录册，对在就诊时发现的与预防接种相关的疾病进行登记和报告，院防保科和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按旬、月进行主动监测。
1.2定性资料
参加访谈的对象为儿童家长和不同部门的医务人员，包括卫生行政部门、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管理部门、区域二级综合性医院管理人员和临床医生。
对儿童家长采用门诊拦截式，对医务人员采用小组访谈，以事前设计好的提纲内容进行访谈，了解访谈对象对问题的看法与观点。根据专家知识背景与专业经验将资料形成不同的主题和类别，所有访谈内容均录音记录，并整理为文稿，记录关键信息供研究分析。
1.3AEFI定义与分类
以卫生部下发的《预防接种工作规范》中AEFI的定义与分类为标准。AEFI分类为预防接种不良反应、实施差错、偶合事件、注射反应、不明事件；不良反应分类为一般反应和异常反应。
1.4资料分析
将AEFI监测个案资料输入上海市免疫规划AEFI监测信息管理系统并导出为Excel文件后，进行整理统计。采用内容分析推断法对定性资料进行分析讨论。
2结果
2.1不良反应主动监测前后数据分析
2.1.1AEFI报告率2007―2009年共收集到接种后不良反应事件302例，AEFI报告率为276.56/10万。主动监测前的AEFI报告率为87.25/10万，主动监测后的AEFI报告率为455.67/10万。
2.1.2AEFI分布特征
① 制品种类：在所有疫苗接种不良事件中，一般反应报告率居前三位的依次为DPT、Hib和PCV，分别为840.58/10万、681.82/10万和529.41/10万；细菌类疫苗的AFEI报告率高于病毒类疫苗，AEFI发生按种类分析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表1）。
② 人群： 2007―2009年沪籍儿童的AEFI报告率是非户籍儿童的1.62倍。沪籍儿童和非沪籍儿童主动监测后的AEFI报告率分别是主动监测前的7.51和3.93倍。
③ 发生时间：AEFI报告率与疫苗接种月份有相关性，从1月开始，报告率呈上升趋势，7―8月份为最高，9月后报告率逐渐下降。
④ 接种剂次： DPT与JEV随接种针次增加，报告率有上升趋势；OPV第三剂AEFI报告率较前两剂为高。其余疫苗随着针次的增加，报告率逐渐降低。
⑤ 临床表现：一般反应中临床表现主要以注射局部红肿硬结（126例）和全身低于39℃发热（152例）为主；异常反应中临床表现以全身皮疹（1例）与发热超过39℃（23例）为主。
2.1.3哨点医院报告情况
哨点医院AEFI总体监测的敏感性差，市五医院、区中心医院的AEFI报告率分别为1.02/10万、8.96/10万。报告AEFI共16起，其中一般反应11起，异常反应1起，偶合事件4起；报告的AEFI临床表现主要是以发热为主，占75.00%（表2）。
表2 哨点医院AEFI报告情况与临床表现分布
2.2定性访谈
2.2.1预防接种门诊家长访谈 实行预防接种不良反应主动监测以来，接种门诊的医务人员与儿童家长关于AEFI相关知识的交流增多，家长对儿童预防接种后AEFI的关注度增强，有利于提高监测的敏感性。家长说“接种门诊的不良反应记录册，上面有每种疫苗可能会有什么不良反应，还让我们每次打完针都自己测体温，加强监测”。
预防接种主动监测模式中，发放给家长的AEFI联系册对增加家长不良反应知识及提高对AEFI报告的敏感性起到重要作用。家长回答说“如果接种预防针后体温到了38.5℃就会到医院就诊，采取一些降温的办法，这些知识都是从预防接种不良反应记录册中知道的。”“这本册子对我还是很有帮助的，上面写得挺详细的，因为咨询医师的话需要问题非常具体才能提问咨询，对于广泛的症状，电话咨询往往说不清楚，还是自己看比较有帮助。”
部分家长在儿童预防接种后出现不良反应时，没有意识到要主动将信息报告给接种门诊的医务人员,医务人员的主动随访或到下次进行预防接种前主动询问对增强AEFI报告的灵敏度非常重要。同时在医院儿科门诊建立起合理的AEFI监测、报告机制有利于提高预防接种不良反应的报告率。有家长谈到：“孩子8月龄打麻疹疫苗时发生过一次，当时发热39℃，到医院就诊了，但是没有报告过接种的医师，直接去的儿科医院”。
2.2.2医院儿科门诊医师访谈医院儿科门诊医师在AEFI的报告、处置、解释上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常遇到小孩上午进行了预防接种，下午出现发热等症状，家长会认为是接种疫苗所引起的，对小孩进行检查后发现咽部有红肿，有卡他症状，我们常对家长进行解释发热可能是由于上感引起。” 因此建立以医院儿科门诊为阵地的AEFI主动监测哨点，加强对儿科门诊医务人员AEFI常见类型、报告程序、处理方法的培训，不仅增强医务人员对预防接种不良反应识别的敏感性及处置能力，同时有利于医务人员对预防接种后偶合疾病而引起的发热等症状的解释，从而消除家长对预防接种安全性的顾虑。
在启动AEFI主动监测项目前，儿科门诊医务人员对儿童中可能因预防接种引起的发热等不良反应的报告缺乏相应的机制，同时考虑到预防接种，尤其是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是必须接种的，报告不良反应心存顾虑。认为“没有一个规范处置流程，能不诊断不良反应尽量不诊断，但回避也不是办法，需要摸清报告，还是需要消除顾虑加强监测。” 通过AEFI主动监测网络的建立，让医务人员获得更多了解AEFI监测及处置相关知识及信息的机会，同时也有利于理顺儿科门诊对AEFI的监测、报告流程。
3讨论
随着免疫规划针对传染病的有效控制，AEFI受到了公众与社会的广泛关注。我区从2001年起建立预防接种不良事件报告制度，2005年全面实施了《上海市AEFI监测方案（试行）》[2]，与全市相同所有监测到的AEFI事件均由家长报告等被动方式（占95%）为主，尽管我区的AEFI报告率处于全市平均水平，但由于医务人员对AEFI报告的顾虑以及缺乏培训，发现并报告的途径单一等诸多因素，仍然导致AEFI漏报现象的发生。
3.1主动监测前后AEFI监测系统的敏感性和准确性
2009年全面实施主动监测后，本社区AEFI报告率为455.46/10万，是2007年的5.21倍，高于区平均水平的3.47倍，报告及时率和完整率均>95%，监测的敏感性和准确性得到了全面的提高。
3.2主动监测前后AEFI分布特征
按病毒类与细菌类疫苗统计，主动监测开展前后AEFI报告率有年度增长的趋势。按不同人群分析，沪籍儿童和非沪籍儿童主动监测后AEFI报告率分别是主动监测前的7.51倍和3.93倍。在以被动报告为主的方式下非沪籍儿童的AEFI报告率略高于沪籍儿童，之后沪籍儿童的报告率高于非户籍儿童且增长趋势明显。主动监测前后AEFI按疫苗接种剂次分布大致相同，DPT与HepB随接种针次增加，报告率有上升趋势，OPV第三剂AEFI报告率较前两剂为高，其余疫苗随针次的增加，报告率逐渐降低，与应颖、钱晓华等[3-4]的调查结果一致。
3.3 定性访谈
近年来，风险沟通策略被用于描述和解释免疫规划项目中发生的AEFI [5]。对受种者、家长、接种人员和免疫规划工作人员而言，AEFI是一种风险，为便于更好地开展AEFI监测工作，我们自编了《宝宝预防接种反应记录册》发放给新生儿家长，除了宣传疫苗接种后的常识和发生不良反应后的常规处理办法外，在各疫苗接种宣传页的下栏内留出空格，由家长自行填写记录宝宝接种疫苗后24 h内的体温、注射部位和身体不适体症，便于家长观察记录和及时就诊处理，主动配合和参与预防接种工作。这种家长主动参与AEFI监测的模式有利于保持公众对预防接种的信心，作为一种风险沟通策略，对提高家长预防接种的依从性和巩固免疫规划项目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与朱渭萍等[6]在医疗机构实施预防接种不良反应主动监测可行性的定性研究中的调查情况类似，卫生行政和免疫规划管理人员认为在儿科门诊开展AEFI主动监测工作很有必要，需要上级政策上的支持。绝大多数临床医生认为目前的监测工作流于形式，AEFI漏报普遍存在，原因主要是未受过相关方案和免疫预防工作的培训，门诊工作量大，另外不能明确症状与预防接种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影响报告的因素。在本文试行的4个监测哨点中，报告率远远低于接种门诊，除了培训不足、临床门诊工作量大外，还与报告程序繁琐、甄别难易、工作量绩效有关，临床中更应注重以建立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报告机制为主的监测模式，并完善规范处置的绿色通道。AEFI作为一种风险，除了预防工作者外，全面提高临床儿科医生开展沟通风险策略的各项技能是至关重要和迫在眉睫的，帮助他们掌握预防接种知识、AEFI的报告流程、处置规范可以使我们有效地建立起AEFI主动监测哨点，并以它作为预防接种工作中临床与预防整合的切入点，将一个成功的风险沟通转变为机遇，为免疫预防工作营造一个更健康和积极的社会环境，各方形成合力，树立公众对预防接种的信心，降低其对免疫规划项目的负面影响，保持免疫规划项目的成果。客观评价AEFI主动监测模式所取得的效果，由于对被接种者所实施的主动观察，是否使观察对象或家长出现霍桑效应从而引起观察的偏倚，进而导致AEFI报告大于实际发生数，仍需要在一定的时间内进行观察和评价。
4参考文献
[1] 余峰，余翠萍，吉美蓉.上海市龙柏社区2007―2009年预防接种不良反应报告率分析[J].上海预防医学，2010，22（7）：394-396.
[2]陶黎纳,胡家瑜,郑英杰.上海市2006年预防接种安全性分析[J].中国疫苗和免疫,2008,14(4):297-303.
[3]应颖,蒋天兰,吴慧芬.2001―2004年上海市普陀区预防接种不良反应监测分析[J].上海预防医学,2005,17(6):267-269.
[4]钱晓华.上海市虹口区预防接种不良反应主动与被动监测情况分析[J].中华医学与健康,2006,3(8):5-8.
儿童项目考察报告篇（2）
一、招聘岗位及职数：
1、孕产保健医师 6名
2、妇女保健医师 4名
3、儿童保健医师 5名
4、护师 1名
二、招聘对象与条件：
1、孕产保健医师岗位：
（一）主要职责：
（1）参与孕产保健条线管理工作，包括产科质量管理（如：产前诊断（筛查）、妊娠风险管理、危重孕产妇管理等）与孕产妇保健管理，并协助开展全市质控督导与评估工作。
（2）收集孕产保健相关监测数据与相关资料，定期进行整理汇总，协助完成相关工作的数据分析和调研报告撰写。
（3）协助筹备、组织、实施业务相关培训与健康教育工作，做好总结和资料归档等。
（4）参与孕产保健示范门诊相关工作。
（5）参与本领域相关项目与课题的申报与实施。
（二）应聘条件：
（1）本科及以上学历，妇产科、妇幼保健、公共卫生等相关专业，年龄在40周岁以下。
（2）熟悉妇幼卫生相关法律法规及妇幼保健相关领域，具有妇产科临床基础及孕产保健工作经验者优先。
（3）身体健康，独立工作能力强，良好的人际沟通，具有团队协作精神和一定的科研能力。
（4）具备执业医师资格证的应聘人员，需完成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2、妇女保健医师岗位：
（一）主要职责：
（1）参与妇女保健条线管理工作，如青春期保健、婚前保健、孕前保健、更年期保健、妇科管理等，并协助开展全市质控督导与评估工作。
（2）收集妇女保健相关监测数据与相关资料，定期进行整理汇总，协助完成相关工作的数据分析和调研报告撰写。
（3）协助筹备、组织、实施业务相关培训与健康教育工作，做好总结和资料归档等。
（4）参与妇女保健示范门诊相关工作。
（5）参与本领域相关项目与课题的申报与实施。
（二）应聘条件：
（1）本科及以上学历，妇产科、妇幼保健、公共卫生等相关专业，年龄在40周岁以下。
（2）具备妇幼保健相关专业知识，了解本领域情况以及妇幼卫生相关法律法规，具有妇产科临床基础及妇女保健工作经验者优先。
（3）身体健康，独立工作能力强，良好的人际沟通，具有团队协作精神和一定的科研能力。
（4）具备执业医师资格证的应聘人员，需完成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3、儿童保健医师岗位：
（一）主要职责：
（1）参与儿童保健条线管理工作，包括儿科质量管理（如：危重新生儿管理、新生儿疾病筛查、出生缺陷儿童管理、特殊儿童健康管理）与儿童保健管理（如：托幼和散居儿童管理等），并协助开展全市质控督导与评估工作。
（2）收集儿童保健相关监测数据与相关资料，定期进行整理汇总，协助完成相关工作的数据分析和调研报告撰写。
（3）协助筹备、组织、实施业务相关培训与健康教育工作，做好总结和资料归档等。
（4）参与儿童保健示范门诊相关工作。
（5）参与本领域相关项目与课题的申报与实施。
（二）应聘条件：
（1）本科及以上学历，儿科临床或公共卫生等相关专业，年龄在40周岁以下。
（2）能承担儿童保健管理和调查研究工作，有儿童保健相关门诊工作经验，具有听力、视力临床工作经验者优先。
（3）身体健康，独立工作能力强，良好的人际沟通，具有团队协作精神和一定的科研能力。
（4）具备执业医师资格证的应聘人员，需完成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4、护师岗位：
（一）主要职责：
（1）全面负责示范门诊护理业务及行政管理工作，做好母乳喂养门诊的咨询指导。
（2）负责全市孕妇学校的规范化管理，包括师资培训、示范点创建等。
（3）参与重点学科及项目课题中的健康教育工作。
（4）负责开展护理科研工作及推广护理新技术。
（二）应聘条件：
（1）本科及以上学历，护理学相关专业，年龄在45周岁以下。
（2）具备护师执业证书，主管护师职称，妇产科临床及新生儿护理工作经验达10年以上，并能承担护理行政、教学管理工作，具有三级医疗机构从事母乳喂养门诊指导与管理工作经验者优先。
（3）身体健康，文笔良好，独立工作能力强，良好的人际沟通，具有团队协作精神。
（4）能熟练阅读英文文献，有承担过科研项目及撰写专著经验者优先。
三、招聘办法
（一）报名
根据市人社局相关规定，外省市社会人员须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一年以上（有效期内）, 计算截止日期为2018年2月22日。本次报名采取邮件报名方式，请将报名表、个人简历、学历证明及其他资格证书等电子版应聘材料发送至[email protected]，邮件名称以“姓名+应聘岗位”命名。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18年2月22日。
（二）资格审查
上海市妇幼保健中心人事根据收到的报名资料进行筛选与资格审查，通过审查的对象将会收到中心回复的考试通知。
（三）笔试
通过简历筛选，根据招聘职数，按照一定比例，择优确定笔试人员。通用型岗位必须参加2017年度事业单位统一考试。笔试由单位组织或委托市职业能力考试院等有关单位或部门组织，笔试内容主要为相关岗位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根据笔试分数由高到低按1:3比例排序确定进入面试人员名单。
（四）面试
面试内容主要测试岗位专业知识、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可采取答辩、结构化面试、情景模拟等多种方式进行。根据笔试与面试的总测评分，确定拟录用人员。
（五）身体检查
按照笔试、面试成绩4:6比例，计算出总成绩，总成绩由高到低确定初步拟聘人员进入体检。根据招聘职数，按1:1比例确定拟聘人员参加中心组织的体检。
（六）考察
由上海市妇幼保健中心组织考察，主要考察应聘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遵纪守法情况、道德品质和诚信记录等。
（七）拟聘人员公示
根据综合测评、笔试、面试、体检、考察结果，对拟录用人员在“21世纪人才网”上进行公示7天。公示无异议，报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审核通过后，再报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核准备案，核准备案后再行录用手续。公示如有异议，影响聘用的，根据查实结果确定是否录用。
四、相关待遇和其他事项
上述人员一经录用，其工资、奖金、福利和社会保险等按照上海市卫生事业单位有关规定执行。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杨老师、许老师
儿童项目考察报告篇（3）
[中图分类号] R527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2095-0616（2013）19-75-03
结核病危害人类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是全世界疫情较高地区，结核病人数居世界第二位，是全球22个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之一[1]。全球每年接近17万名儿童死于结核病，儿童之间的传播也是关注的重点，结核病中的绝大多数是在儿童期受感染的[2]，成年结核病患者大部分是在儿童时期感染后到成年时才发病的。
河南省新密市结核病防治所早在1982年对县城儿童进行了结核病感染率调查显示：新密市儿童的自然感染率高于全国和河南省平均水平。1993年，河南省卫生厅以豫卫防字（1993）21号文件下发《关于加强青少年学生及儿童结核病防治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强对儿童结核病防治工作的重视，积极开展儿童肺结核病防治工作。对PPD强阳性者给予预防服药。对PPD阴性者接种卡介苗”。新密市卫生局于1996年1月下发文件，在全市范围内启动“6岁防痨工程”项目[3]。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新密市常住户口年满6周岁的所有儿童均为研究对象。
1.2 研究方法
发挥市、乡、村四级防痨网络的作用，充分动员儿童参与，由结防所监测6岁儿童结核病相关免疫力（观察卡痕，注射PPD，48～72h观察反应，并作好记录）；
无免疫力的儿童补种卡介苗；
PPD强阳性儿童（PPD直径≥15mm或有水泡者）到结防机构排查结核病，结核病人纳入规划治疗，排除者预防服药（异烟肼+利福喷丁/每周用药2次，连服3～6个月），防止其以后发病（化学隔离）。
市结防所对所有应检者登记、汇总分析，每年写出工作简报。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新密市研究第1年（1996年）人口74万， 2010年人口86万。“6岁防痨工程”共实施15年，监测61549名6岁儿童，占应检对象的83.3% ， 27715名 （45.0% ）儿童补种了卡介苗，1873名（3.0%）结素强阳性者进行了干预，30名儿童确诊肺结核。
2.2 研究结果
（1）免疫应答率逐年增长，1996年是19.0%， 2010年已达到56.7%；（2）卡痕率逐年增长，1996年31.3%逐步提高到2010年的92.7%；（3）接种卡介苗产生的阳性卡痕率逐年增长，1996年的42.8%逐步提高到2010年的98.2%；（4）PPD强阳性率逐年下降，1996年强阳性率3.0% ，到2010年已是2.1%；（5）本组儿童结核病患病率由1996年的83/10万下降到2010年的零发病。见表1。
3 讨论
即将入学的6岁儿童是感染各种病菌的高危人群，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入学后是入学前的2～3倍，其中包括结核病，因为婴儿接种卡介苗后5年内免疫力最高，以后逐年下降[4]，6岁正是此转折点。“6岁防痨工程”就是针对这个特点启动的，对无免疫应答的儿童接种保护性卡介苗，对潜伏感染者进行药物预防，对确诊结核病的儿童纳入结核病规划，“6岁防痨工程”是一项有效保护儿童的人性化工程。
实施“6岁防痨工程” 15年后研究结果显示：免疫应答率逐年增长、卡痕率逐年增长、接种卡介苗产生的阳性卡痕率逐年增长、PPD强阳性率逐年下降、本组儿童结核病患病率下降明显。效果非常明显，但从另一角度分析，实施“6岁防痨工程”前，或国内其他没有实施的地区可能会有以下问题：仍有2/3的6岁儿童对结核病尚未产生特异性免疫力，有将近一半的6岁儿童在出生时漏种卡介苗或接种不成功，因为成功的接种留下的卡痕可以携带终生，有资料报告，卡痕小于4mm，甚至不见卡痕，即可判定接种剂量不足[5]，但令人鼓舞的是，实施“6岁防痨工程”后2010年新密市仅有7.3%的6岁儿童没有卡痕，比2010年全国流调明显降低[6]。
新密市在开展卫生部“加强与促进结核病控制项目”[7]的同时，积极转变思想，在国家尚未将小学入学结核病筛查项目纳入体检以前，实施了“6岁防痨工程”，尝试新的结核病控制方法。结核病防治工作从“娃娃”抓起，“6岁防痨工程”是这个指导方针具体化和制度化表现。为使这一“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人性化“工程”不流于形式，我们加强了行政干预。此工程近期效果和远期效果逐渐显现，据统计，新密市结防所新登记的结核患者中学生所占比例由1996年14.4%下降到2011年的3.1%（全国同期为5%左右，河南省同期为4%左右），年均递降9.7%；新登记的涂阳结核病人中学生所占比例由1996年12.0%下降到2011年的0.9%，年均递降15.9%。
项目实施过程中，加强了卡介苗接种的培训工作，提高接种质量，接种卡介苗而产生免疫应答的儿童逐年增长，2010年已经达到了98.2%；堵塞了新生儿结核病基础免疫漏洞，对45.0%儿童补种了卡介苗； 30例原发型肺结核病人做到了早发现、早治疗。项目开展后，新密市儿童结核病患病率逐年下降，2010年以来本组研究对象无新发结核病患者。
此项研究在全省及全国比较先进，新密市多次在全国结核病专业会议上交流工作经验，吸引了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在内的近千名参观考察人员，在今年中国疾控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出版的《结核病化学预防及预防接种手册》中，新密市经验在该书中均有体现，新密市儿童结核病防治的做法和经验将在全国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 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部医政司，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结核病防治规划实施工作指南（2008版）[M].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9：1.
[2] 游小清，王雪静，王黎霞.世界卫生组织1996年结核病疫情报告[J].中国结核病健康教育，1997 ，10：31-36.
[3] 靳鸿建. 新密防痨三十年[M].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9：300-302.
[4] 宋文虎.结素试验、卡介苗接种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防痨协会， 1996：35-72.
[5] 刘志鸿.卡介苗接种反应及其处理[J].中国医药导报，2009（11）：161-162.
儿童项目考察报告篇（4）
二、责任单位和职责
（一）责任单位：市卫生局，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各卫生院。
（二）工作职责：
1、市卫生局负责全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预防接种项目的组织、协调、实施及项目资金使用与综合管理。
2、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全市项目培训、技术指导、督导考核与效果评估；收集全市项目进展信息，开展质量控制；指导卫生院建立预防接种门诊；负责疫苗针对性疾病疫情暴发时流调、采样，应急免疫；负责预防接种反应与事故的处理；负责儿童预防接种市级信息管理工作站的建设和运转管理。
3、卫生院负责预防接种工作的实施；负责流动人口免疫预防管理，及时掌握免疫服务对象；建立预防接种证、卡、簿；负责冷链及计划免疫资料管理；协助疾控机构开展常规免疫接种率调查，开展免疫预防相关疾病的发现、监测和报告；负责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与接种事故的发现、登记、报告；完成市疾控中心分配的人群免疫水平和接种效果监测的采样、送样工作，完整填写并录入流调资料；开展4.25宣传活动；指导全市掌握和提供全市儿童基数，包括外来和外出儿童情况；负责预防接种门诊儿童预防接种信息管理系统客户端的建设、维护、个案信息管理。
三、项目工作内容
（一）服务对象
全市所有0-6岁适龄儿童，包括外地儿童和超生儿童等。
（二）免费范围所有与接种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相关项目均免费，如免接种卡、接种证、注射、注射器、接种前问诊等费用。不得强行用第二类疫苗替代第一类疫苗，不得在对适龄儿童接种第一类疫苗时搭收体检费等任何费用。
（三）服务内容
（1）及时为全市所有0-6岁适龄儿童建立《预防接种证》和《预防接种卡》等儿童预防接种档案（含电子档案），并做好预防接种资料管理。
（2）根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免疫程序，确定受种对象。
（3）采取预约、通知单、电话、手机短信等适宜方式，通知儿童监护人，告知接种疫苗的种类、时间、地点和相关要求。
（4）接种工作人员在接种前应查验儿童《预防接种证》和《预防接种卡》或电子档案，核对受种者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及接种记录，确定本次受种对象、接种疫苗的品种，并请监护人填写知情同意书。
（5）接种工作人员在实施接种前，应当告知受种者或者其监护人所接种疫苗的品种、作用、禁忌、不良反应以及注意事项，询问受种者的健康状况以及是否有接种禁忌等，并如实记录告知和询问情况。
（6）接种时的工作。接种工作人员在接种操作前再次查验核对受种者姓名、预防接种证、接种凭证和本次接种的疫苗品种，核对无误后严格按照《预防接种工作规范》规定的剂量、接种部位、安全注射等要求予以接种。
（7）接种后的工作。告知儿童监护人，受种者在接种后应留在留观室观察30分钟。接种后及时在《预防接种证》和《预防接种卡》上记录所接种疫苗的年、月、日及批号。与儿童监护人预约下次接种疫苗的种类、时间和地点。
（8）处理、报告和登记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如发现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接种人员应及时诊治，按照“常见的预防接种一般反应处置原则”进行处理。及时填写相关记录表，并向所在地的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机构报告。
（四）其他相关工作
（1）接种单位在为新生儿建卡、建证时要及时录入、登记《新生儿首剂乙肝疫苗和卡介苗接种登记卡》的接种数据。
（2）开展儿童预防接种信息化管理系统的接种单位要及时录入、上传疫苗、注射器出入库和接种情况等数据。
接种单位要按月上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常规接种情况报表》和《第二类疫苗接种情况报表》。
（3）做好疫苗管理，确保国家免疫规划疫苗1个月储存量，同时避免疫苗过期失效，对储存疫苗的冰箱须每日记录2次温度。
（4）所有参与接种的工作人员要接受国家免疫规划技术的继续教育。
三、项目组织实施
（一）市卫生局负责制定全市项目实施方案，部署、协调项目的实施，做好项目经费的使用管理，并对全市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立工作组开展技术培训和提供技术咨询，开展技术指导和质量控制，加强项目的日常和定期考核与评估，掌握项目工作进度。
（二）各卫生院按照项目实施方案和项目规范的要求开展工作，保证工作的质量，并每月按时上报工作进展情况。
四、项目执行时间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
五、督导与评估
（一）市卫生局组织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每季度对基层医疗医疗机构项目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每半年进行考核评估，每年11底前完成全市绩效考核，并将检查情况上报市卫生行政部门，考核结果与评优和经费安排挂钩。
儿童项目考察报告篇（5）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两纲”实施情况进行阶段监测评估。通过阶段监测评估，了解中期监测评估后2006－2008年全县“两纲”实施情况，掌握妇女儿童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分析原因，研究对策，提出建议，推动“两纲”全面实施，促进2010年终期目标如期实现。
二、评估内容
（一）基本情况
主要包括人口情况、国民生产总值、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财政年增长速度、财政预算内教育和卫生经费、妇女儿童事业经费的投入及增长速度等。
（二）组织领导情况
各级党委、政府及成员单位对实施“两纲”的重视程度，建立性别平等和儿童优先发展工作机制的情况；出台法律法规、政策措施情况，妇女儿童事业发展经费投入情况；为妇女儿童办实事情况；妇儿工委组织建设、人员编制、工作经费、工作制度等方面的情况。
（三）“两纲”重点、难点目标落实情况。
1、妇女纲要主要包括：（1）妇女与经济：妇女就业再就业，妇女的社会保障尤其是生育保障，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等情况。（2）妇女参与决策与管理：各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中女干部配备率和正职女干部数量，各级党委、政府工作部门领导班子中女干部配备率和正职女干部数量，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计生、民政、司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领导班子中女干部配备情况，各级人大女代表、政协女委员的比例，女性进“两委”的比例，女后备干部的比例等情况。（3）妇女与教育：小学适龄女童、初中阶段女童、高中阶段女性入学率，高等教育女性毛入学率，成人妇女识字率，妇女平均受教育年限与男性之间差距。（4）妇女与健康：孕产妇死亡率、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率，流动人口妇女卫生保健，预防控制妇女艾滋病，妇女生殖健康等。（5）妇女与法律：男女平等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建设，与妇女有关的法律法规宣传，妇女人身和财产权利，妇女土地权益等。（6）妇女发展与环境：妇女参与环境保护及决策，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自来水普及率等主要指标。
2、儿童纲要主要包括：(1)儿童与健康：婚前医学检查率，出生缺陷，孕产妇死亡，婴儿死亡，5岁以下儿童死亡，儿童患艾滋病数量，儿童卫生保健教育。（2）儿童与教育：学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城市3－6岁儿童入园率，农村儿童学前1年受教育率，小学、初中学生辍学率，高中阶段学生入学率，贫困、留守流动儿童受教育情况。（3）儿童与法律保护：健全和完善儿童法律法规政策，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在诉讼中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4）儿童与环境：改水改厕，儿童校外教育活动场所建设，残疾儿童康复，孤儿、弃婴康复、养护和教育等主要指标。
（四）各级妇儿工委及其办公室机制建设情况。
建立完善宣传培训、示范工作、监测评估、督导视察、表彰激励等工作机制，加强分性别统计和妇女儿童数据库建设，落实妇女儿童事业经费投入和妇儿办机构设置、人员、工作经费、制度建设等方面的情况。
三、评估方法
坚持自查与检查相结合，在各乡镇、各成员单位自查基础上，市妇儿工委将于11月份统一组织对各乡镇、各成员单位进行检查评估。检查主要采取查阅材料档案、召开座谈会、听取汇报、现场考察、评议反馈等方法进行。检查结束后，各组形成检查评估报告，召开汇报会进行汇报。
1、查阅材料、档案。包括：县、乡妇儿工委和成员单位汇报材料，各成员单位实施“两纲”工作档案材料、年度“两纲”监测统计数据报表、推动“两纲”重点问题出台的有关政策措施、目标职责分解书、成员单位“两纲”实施方案、监测评估资料、有关部门批文、有关制度规定、有关文件材料及实施“两纲”宣传报道资料等。
2、召开座谈会听取汇报。听取县、乡妇儿工委及有关成员单位“两纲”实施情况汇报。汇报材料应包括：“两纲”主要目标进展情况及达标分析和判断，贯彻市、县妇女儿童工作会和办实事情况，近3年来出台的相关政策法规和策略措施，实施“两纲”的主要经验、存在的主要困难、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措施，妇儿工委及其办公室的自身建设及作用发挥情况等。
3、现场考察。考察县、乡妇儿工委成员单位办公室建设、有关妇女儿童发展的硬件设施建设情况等。
4、检查评估情况汇报。县妇女儿工委召开会议，专题听取各组检查评估情况汇报，由评估检查组组长反馈意见，肯定成绩，针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下步工作改进建议。研究部署下一阶段“两纲”实施任务，确保“两纲”目标如期实现。并形成书面的检查评估报告，报县妇儿工委办公室。
四、评估步骤
主要分为自我评估、开展县级监测评估、开展统计监测评估、撰写阶段监测评估报告、迎接市级检查评估、利用评估成果等步骤。
五、组织方法
县监测评估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和协调检查评估和统计监测工作，研究解决监测评估中的重要问题。专家评估组在监测评估领导小组领导下，负责对各成员单位实施“两纲”情况进行检查评估，对统计监测组提供的资料和调查材料进行分析，负责写出阶段监测评估报告。监测统计组在监测评估领导小组领导下，负责根据“两纲”确定的目标，制定和完善监测评估指飚和方案，搜集、整理有关数据和资料，写出统计分析报告。联络员小组负责收集交流本单位妇女儿童工作的情况和信息，上传下达，协助分管领导做好两纲评估工作。
六、检查评估时间
为迎接11月份市妇儿工委的“两纲”检查评估，县妇儿工委将于10月下旬组织检查评估组，对各乡镇、各成员单位“两纲”实施情况进行检查评估，
七、具体要求
儿童项目考察报告篇（6）
中图分类号：G4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2）05-0099-06
学校是学生最主要的学习和活动场所，学生在学校环境中，需要应对学习任务、处理与同伴和老师的人际关系，参与班级活动，调节在学校中的情绪，适应各种学校环境所提出的要求，因而学校适应是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心理学和教育学研究者探讨的重要课题。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外研究者还未对学校适应的界定和维度达成一致的观点，而且，也没有提出一个比较权威的学校适应的研究工具。本文将对以往研究者对学校适应的界定以及研究工具进行系统的介绍和概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讨论和评价，以期对学校适应的界定和提出比较权威的研究工具提供借鉴，进而更有助于对学校适应进行深入的研究。
一、学校适应的界定
以往研究者对学校适应有许多不同的界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美国心理学家Ladd等人（1997）提出，学校适应就是在学校背景下愉快地参与学校活动并获得学习成功的状况。Birch（1997）则认为学校适应不仅指学生的学校表现，而且也包括学生对学校的情感或态度及其参与学校活动的程度。刘万伦（2004）则认为学校适应性是指学生在学校的学业行为、学校参与、情感发展、人际交往等方面的情况。本文认为，学校适应是指学生在学校情境中愉快地参与学校活动，在学习、人际交往和情绪适应方面表现成功的状况。
二、学校适应的指标
由于以往研究中学校适应缺乏统一的界定，因而学校适应的测量指标也没有达成共识。根据以往国内外的研究，本文将学校适应的指标主要概括为六类：学校态度、学习适应、人际适应、情绪适应、行为问题、班级参与。
学校态度：是指学生对学校的喜欢和逃避。这个学校适应的指标最早是由美国心理学家Ladd提出的，而Ladd制定的学校态度问卷也被许多国内外学校适应的研究者广泛使用。
学习适应：学习是学生在学校的主要任务，因而学业成就成为衡量学生在学校中适应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我国学者周步成提出，学习适应性是指“个体克服困难取得较好学习效果的倾向，亦即学习适应能力”。李红等研究者则提出学习适应是指主体根据环境及学习的需要，努力调整自我，以达到与学习环境平衡的心理与行为过程。以往考察学习适应的研究中，许多研究者把学习成绩作为核心指标。例如有的研究收集学生期末考试的语文、数学、英语等主要科目的成绩，然后将各门功课的得分在班级内进行标准化、相加、求平均数，作为其学习成绩的指标。此外，还有研究者制定了学习适应量表和学业行为问卷采取不同维度对学习适应进行了探讨。这些量表提出，学习适应的指标主要包括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能力、学习效能感、学习动机、学习自信心等。
人际适应：学校情境中的人际适应包括学生的同伴关系和师生关系的适应。对于同伴关系来说，同伴接纳是重要的测量指标。同伴接纳是一种群体指向的单向结构，反映的是群体对个体的态度：喜欢或不喜欢、接纳或排斥。同伴接纳水映了个体在同伴群体中的社交地位。
师生关系是学生在学校环境中与他们的教师所建立的认知、情感、行为等方面的联系，是学校环境中的一种基本人际关系。国外研究者根据依恋理论和互动理论将师生关系分成三种类型：亲密、依赖、冲突。亲密型师生关系是指师生之间热情和开放式交流，它对学生在学校环境中起支持作用；依赖型指学生过分依靠教师作为支持的源泉，这种类型的师生关系被认为会妨碍学生的学校适应；冲突的师生关系的特征为不协调的互动和缺乏和睦的师生关系
情绪适应：学生情绪适应的指标主要包括孤独感、社交焦虑和满意度等。其中，学生在学校中的孤独感是最常用的情绪适应的指标。
行为问题：以往研究者把学生在学校环境中所表现出的行为问题作为其学校适应的指标。早期研究把行为问题分为外显行为问题和内隐行为问题。外显行为问题包括过分攻击、破坏纪律、多动等，内隐行为问题包括抑郁、焦虑、缺乏自信、退缩、害羞等。
班级参与：这个学校适应指标最早也是Ladd提出的，提出了教师评价的测量学生班级参与的工具，并且对学生的班级参与进行了解释，Ladd提出，学生的班级参与问题可以界定为儿童在关注以及积极参与和配合班级活动和规则中存在的问题。
三、学校适应的研究工具
根据以上学校适应的指标，有的研究者从学校适应的一个维度提出了学校适应的问卷和量表，而有的研究者则发展了综合考察学校适应多个维度的测量工具。
（一）学校态度问卷
学校态度问卷，即学校喜欢和回避问卷（School Liking and Avoidance Questionnaire，SLAQ）最早是Ladd等人1987年提出的，后来研究者又进行了修订。这个问卷通过对儿童进行访谈，让他们报告自己对学校的感觉（例如，儿童所表达的喜欢学校的程度）以及对学校参与（例如，儿童所表达的回避学校的愿望）的差异。这个问卷采用个体施测，一共有14个项目，其中有9个项目是学校喜欢分量表（例如，学校有趣吗？你喜欢呆在学校吗？）还有5个项目为学校回避分量表（例如，你希望你不被强迫呆在学校吗？你想让你的妈妈或爸爸允许你呆在家里而不去学校吗？）研究者训练儿童使用三点反应方式，每个分量表的项目的平均分是该儿童的得分。我国研究者李文道（2003）、屈智勇（2004）也采用该问卷分别对我国中学生和小学生的学校适应进行了研究，该问卷的信度在0.80以上。
（二）学习适应量表
研究者使用比较多的学习适应问卷是日本教育研究所编制、周步成等人修订的《学习适应性测验（AAT）》。该测验是将影响学生学习的因素按年级不同分成不同的类别，主要包括学习态度、学习技术、学习环境和身心健康四个方面，适用于各年级小学生和中学生。对中小学生的学习适应进行考察的工具还有王耘修订的学业行为问卷，该问卷共有16个项目，分为学习兴趣、学习效能感和学习信心三个维度。聂衍刚等人（2004）在对中学生学习适应性状况进行的研究中采用了华瑞人才测评公司编制设计的《中学生学习适应性测验》量表，该量表包括学习动机、学习期望、身心健康、学习意志力、学习方法、学校环境和家庭环境等7个分测验，采取三级计分方式。研究者除了制定了中小学生学习适应的测评工具之外，还对大学生的学习适应测量工具进行了探索和编制。国外研究者Simon等人针对大学新生的学习适应问题编制了大学生反应与适应性问卷（TRAC），该问卷将学习适应性分为以信念、情感和行为为基本维度的九大因素，即害怕失败、考试焦虑、考试准备、注意质量、同伴帮助、求助教师、学习优先、有效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容易度。我国研究者李红在以往学习适应的研究以及对我国大学生进行开放性调查的基础上编制了我国当代大学生学习适应的测验，并且对四种类型的院校（综合类、理工类、师范类和农业类）的918名大学生进行了施测，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确定了我国大学生学习适应的五个主要因素：学习动机、教学模式、学习能力、学习态度和环境因素。该问卷共有44个项目，采取5级评分，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结构效度和实证效度。
（三）人际适应的测量工具
同伴关系的测量方法使用得最广泛的是同伴提名法。这种方法要求儿童提出三名他/她最喜欢的同学和三名他/她最不喜欢的同学（积极的和消极的同伴提名）。而且，让儿童提出三名他/她最好朋友的同学。把从全班同学得到的提名加起来，然后在每个班级里进行标准化以进行比较。积极提名分数减去消极提名分数就是社会偏好的指标，即儿童受到同伴喜欢的程度。
国内外研究者采用不同的测量工具对学生的师生关系进行了考察。Pianta（1994）的师生关系问卷，该问卷共有28个项目，分为亲密性、冲突性和依赖性3个维度，要求班主任根据与学生的日常关系来评定所描述的情况的符合程度，采用5点量表。我国研究者王耘（2002）对Pianta的师生关系问卷进行了修订，把师生关系分为亲密性、冲突性和反应性。邹泓等人（2007）又对王耘的师生关系问卷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问卷包括23个项目，分为亲密性、冲突性、支持性和满意度。
（四）情绪适应测量工具
Asher等人（1984）编制的孤独问卷是使用广泛的问卷，邹泓（2003）对该问卷进行了修订，重新编制了孤独问卷，共21个项目，包括孤独感、同伴社会地位评价、社交能力评价和社会需求未满足4个维度。M.L.Sturge等人（2008）采用了Cassidy和Asher（1992）的孤独感和社会不满意问卷（the Loneliness and SocialDis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LSDQ）中的孤独感分量表来考察儿童的孤独感。孤独感分量表包括5个评价儿童在学校的孤独感和孤立的项目（例如，你在学校感到孤单吗），该量表采用三级评分。
（五）儿童的社会行为评价问卷
儿童的社会行为评价问卷分为同伴评价和教师评价的两种形式。
对于同伴评价的儿童社会行为评价问卷，比较常用的是Masten等人提出的班级戏剧法（Masten et al.，1985）。班级戏剧法把儿童的社会行为分为社交一领导行为、攻击一破坏行为和害羞一敏感行为，后来研究者把社交一领导行为改为社交一合作行为。
邹泓（2007）还编制了社会行为风格问卷（social behavioral style questionnaire）由同伴评价儿童的社会行为。该问卷包括12个项目，测量儿童的3种行为：亲社会行为、攻击行为和退缩行为。
对于教师评价的儿童社会行为问卷，以往的研究者主要采用Hightower等人（1986）编制的T-CRS（Teacher-Child Rating Scale）。这个问卷完整的测量内容包括两个部分：（1）对儿童问题行为的评估，（2）对儿童社会能力的评价。第一部分包括儿童在学校情境中表现出的问题行为，由18个项目来描述，这18个项目被划分为3个因素：（1）过失/攻击行为，（2）害羞一焦虑，（3）学习问题。第二部分包括与学校有关的能力的20个项目。这部分在最初的测量中包括四个维度：（1）果断的社会技能，（2）挫折耐受力，（3）任务定向，（4）同伴社会技能（Hightower et al.，1986）。该问卷在国内外的研究中都表现出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Ladd等人（2009）提出了教师报告的儿童行为量表（The Child Behavior Scale，CBS），该量表适用于评价5岁到13岁儿童在学校情境中的行为和同伴关系。CBS由59个项目组成，其中35个项目分成六个分量表：与同伴的攻击行为、多动一分心行为（Hyperactive-Distractible）、不合群行为（Asocial with Peers）、焦虑一恐惧行为（Anxious-Fearful）、对同伴的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with Peers）和被同伴排斥（Excluded byPeers）。
（六）学生的班级参与量表Ladd提出的教师评价学校适应量表（Teacher Rating Scale of SchoolAdjustment，TRSSA）[2][6]中采用9个项目的自我指导/参与分量表来测量儿童参与班级活动的程度，题目有“寻求挑战”、“独立活动”。1997年，Ladd等人又对学生班级参与量表的题目进行了修改，包括8个题目。
M.L.Sturge-Apple（2008）则采用了TRSSA中的合作参与分量表（the Cooperative Participation subscale）来考察儿童学校参与的困难。这个分量表包括七个教师对儿童参与班级活动的评价的描述（例如，“服从教师的指导”，“负责地接受一个特定任务”），采用三点计分法。
（七）学校适应性综合量表
以上所介绍的学校适应量表都是从学校适应的某一个维度对其进行了测量，然而还有的研究者编制了包括几个学校适应维度的综合性学校适应量表，从整体上考察中小学生和大学生的学校适应的测量工具。
刘万伦等人（2005）根据Birch和Ladd（1997）对学生学校适应的研究，将学校适应量表按照学校喜好性和环境适应性两个维度编制了中小学生学校适应性量表。该量表共有30个项目，要求学生按5点量表回答。
台湾学者吴武典（1997）编制的《学生在校生活状况问卷》的在校行为子量表是研究者使用比较多测量初中生学校适应的量表，该量表包括课业适应、常规适应、师生关系适应、同学关系适应和自我适应五个维度。我国研究者袁立新等人自编了《学校生活适应量表》（初中版）（LifeAdaptation Scale in School，LASS），该量表包括集体适应、学业适应、自我接纳、同伴关系和师生关系5个维度，共61题。
张克文等人（2002）以袁立新的《学校生活适应量表》（LASS初中版）为蓝本，对其进行修订，编制了学校生活适应量表（高中版）。经过修订的量表包括以上5个因素，这5个因素对总方差变异的解释率上升到44%。邓颖琦和顾海根（2006）则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又对学校生活适应量表高中版（LASS高中版）进行了修订，编制了学校生活适应量表大学版（LASS大学版）。LASS大学版对LASS高中版进行了题目筛选和修订，最后包括31个项目，4个维度，分别为师生关系适应、集体适应、同学关系适应和学业适应，探索性因素分析表明这四个因素可以解释总方差变异量的58.61%。结构方程模型的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各项拟合指数均比较理想，表明该量表的结构效度较好。
此外，汪清华（2007）自编了中小学生学校适应问卷包括学习适应、行为适应、情绪适应、人际适应、行为控制及学校态度六个维度。崔娜（2008）也对袁立新的学校生活适应量表（LASS）进行了修订，提出了初中生学校适应量表，包括常规适应、课业适应、同伴关系、师生关系、学校态度与情感。方晓义（2005）编制的《大学生适应量表》从人际关系适应、学习适应、校园生活适应、择业适应、情绪适应以及自我适应和满意度考察了我国大学生的学校适应。
四、评价和展望
（一）关于学校适应的界定
以往国内外研究者对学校适应的界定还没有达成一致的观点，有的研究者强调学生在学校情境中某一方面的表现来表示其学校适应，包括学生的学习适应、对学校活动的参与、对学校的态度、与同伴和教师的人际关系、在学校情境中的情绪表现以及行为问题等；然而，有的研究者则认为，学生的学校适应是以上各维度的综合体现，是学生在学校中的学业行为、学校参与、情绪情感和人际交往等各方面的情况。而本文更倾向于后一种观点，认为学校适应是处理和应对在学校情境中的学习任务、处理与同伴和老师的人际关系，参与班级活动，调节在学校中的情绪的整体表现，因此，本文认为，学校适应是指学生在学校情境中愉快地参与学校活动，在学习、人际交往和情绪适应方面表现成功的状况。
（二）学校适应测量工具的局限性
根据不同的学校适应指标，国内外的研究者发展和提出了考察学校适应不同维度的测量工具，包括学校态度问卷、学习适应量表、人际关系适应方面的量表、考察学生情绪适应的量表、以及考察学生不同方面学校适应的综合量表。本文对以上学校适应的测量工具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这些测量工具考察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不同年龄段的学生的学校适应，从学校适应的不同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指标体系。然而，以往研究者提出的这些学校适应测量工具还存在以下局限性：
1.测量工具缺乏统一的指标体系
学习适应的测量方面，陈英豪等人（1991）采用学习方法、学习习惯、学习态度、学习环境和身心适应这几个方面来表示学习适应，周步成（1991）则采用学习态度、学习技术、学习环境和身心健康，而其他研究者则分别采用学习兴趣、学习效能感和学习自信心和学习动机、学习期望、身心健康、学习意志力、学习方法、学校环境和家庭环境来考察中小学生的学习适应。如前所述，这种指标体系不统一的情况在测量学生的师生关系、情绪适应和学校社会行为的量表上都有所存在，这就会使研究者产生困惑，难以确定考察学校适应的具体指标，为准确考察学校适应造成了困难。
2.缺乏统一测量不同年龄阶段的学校适应的工具
本文介绍了从不同方面考察学校适应的测量工具，然而，这些测量工具有的是考察幼儿的，有的是考察中小学生学校适应的，还有考察大学生学校适应的，但是还缺乏适用于不同年龄阶段的测量工具，适用的年龄范围比较有限。例如，陈英豪等人（1991）、周步成（1991）和王耘（2002）都提出了测量中小学生学习适应的量表，聂衍刚提出了考察中学生学习适应的量表，但这些量表之间的指标体系不尽相同，而且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相对权威的测量小学生和中学生的学习测量工具。而测量同伴关系、师生关系、学校社会行为的工具主要适用于中小学生，测量大学生的工具还很少。
3.综合测量学校适应的研究工具也缺乏公认的测量指标
如前文所介绍，以往国内外研究者也提出了综合考察学校适应的测量工具，但是这些研究工具也没有统一的测量指标。例如，袁立新等人（1996）和张克文等人（2002）采用集体适应、学业适应、自我接纳、同伴关系和师生关系五个指标来测量我国小学生和中学生的学校适应，而邓颖琦和顾海根（2006）则采用了除了自我接纳之外的四个指标来考察我国大学生的学校适应。然而，美国心理学家Ladd等人采用了学校喜好、学校回避、合作参与和自我指导来考察学校适应。可见，究竟哪些指标可以作为综合测量学校适应的指标还缺乏共识。
（三）学校适应的界定和测量的展望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学校适应的研究主要问题就是缺乏明确统一的界定和指标体系，各自为政，没有提出被研究者广泛应用的测量工具。因此，针对以上存在的局限性，研究者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首先，以后的研究者应首先对学校适应进行明确的界定，借鉴以往研究提出的测量工具的指标，探索适合于学校适应不同方面的测量指标，并且确定出学校适应综合的指标体系。
儿童项目考察报告篇（7）
以特殊教育和融合教育的理念来认识早期教育，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儿童，解决可能存在的问题。本次会议充分重视有特殊需要幼儿的教育在早期教育中的重要性。
国际早期教育学会会长、日本立正大学松原达哉教授以第19次日本学术会议特别委员会的活动为背景，作了题为“‘孩子的心理’问题及对策”的报告。松原教授在报告中分析了目前日本社会的一些特征，如低出生率，核心家庭，母亲就业增加，离婚、分居增多，父亲参与育儿的缺乏，儿童独自呆在自己房间的时间和看电视时间的增加，等等。松原教授指出，这些社会特征引起了儿童的一系列问题，如逃学，偏食，儿童虐待，亲子交流缺乏和校园暴力等。松原教授进而指出，儿童在生理和心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变化，是家庭及社区等儿童成长的相关环境、价值观和欲望等众多因素发生变化而导致的。为了社会的安定和孩子的健康成长，松原教授等人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或改善现状的措施和建议，如慎重处理婴幼儿与电视和其他媒体的接触，以减少和消除儿童可能出现的言语、情绪发展迟滞以及犯罪；中止虐待；加强亲子的交流，鼓励成人耐心倾听孩子的诉说，慷慨地给予孩子褒奖；让教科书成为有魅力的东西，减少每个班级的人数，配备优秀的教师，以抑制学生的逃学；为儿童提供机会，让他们亲身体验，等等。最后，松原教授指出日本也必须出台保障儿童各项权利的相关法规。
国际早期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学院院长方俊明教授从本学院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历程出发，作了“大学将如何推进早期融合教育”的报告。方教授指出，早期融合教育是让有特殊需要的婴幼儿和其他正常发展的同伴共同接受学前教育．它是融合教育的早期阶段，也是早期教育的一种形式。方教授就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学院如何结合学科建设和学院的发展来研究和促进早期融合教育的发展，提出了一些想法：在学院专业设置中渗透早期融合教育的思想，通过国际合作与学术交流把握早期融合教育的发展，在人才培养和课程设置中贯穿早期融合教育的思想，通过科学研究深入探讨早期融合教育的规律，通过社会服务活动宣传和推行早期融合教育，等等。
加拿大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LindaSiegel教授作了题为“阅读障碍高危儿童的诊断与干预”的报告。Siegel教授就幼儿园中阅读障碍高危儿童的诊断问题和促进他们进步的相关评估提出了一个模型，并以加拿大一个城市的儿童为大样本，考察了该模型的有效性。结果表明，通过早期筛查和以班级为基础的干预，即使不进行标签性的测试或其他大量的测试，也可以预防儿童的阅读障碍，显示了该诊断与评估模型的有效性。
与会代表围绕早期融合与特殊教育这一主题，从早期融合教育的政策、融合教育的实践比较、家长和家庭的参与以及特殊需要儿童具体的特征等多种角度发表自己的观点。如台北的洪怡君老师和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学院的苏雪云老师都以早期融合教育为研究对象，前者介绍了台北县幼儿园参与融合教育实验的情形，提出了在幼儿园实施融合教育的建议；后者阐述了融合教育的意义，介绍了美国早期融合教育政策的发展和早期融合教育项目的实践，并对中国早期融合教育进行了反思。日本的稻川知保老师，华东师范大学的王小慧老师、罗琳老师和昝飞老师从各自的角度探讨了家长和家庭在早期融合教育中的作用、存在的误区以及相应的对策，等等。日本宇都宫大学的保坂里绘老师和华东师范大学特殊教育学系的刘春玲教授等则以幼儿园教育为着眼点，探讨了早期融合教育中的相关问题。
二、早期教育中的多元文化
国际早期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学院周兢教授作了题为“中国和印度农村贫困儿童的早期发展模式”的报告，向与会代表介绍了她与Nirmala Rao教授合作进行的中国云南省和南印度某州农村和贫困社区儿童的早期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周教授介绍说，2004年世界上出生的每百名儿童就有40名在中国和印度。周教授等从中国云南和南印度某州的农村和贫困社区随机选择同等数量的男女儿童，从社会性、精细动作、语言和粗大动作以及身体状况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中国和印度的儿童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模式。周教授深入介绍了两个样本中各种家庭背景变量与儿童发展之间的关系。
日本大阪国际教育大学的谷口正子教授从生活在日本的身处多元文化社会中的子女入园的家长的心理分析人手，作了题为“日本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子女养育”的发言。谷口教授在简单介绍日本社会外籍人士和儿童的数量和比率不断增加的现状之后，探讨了日本学前教育界所面临的既古老又崭新的问题――学前教育机构中的多元文化保育与教育，重点介绍了他们为了解生活在日本的身处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父母与儿童所期望的多元文化共存的方式所进行的名为“多元文化子女养育的调查”的研究。他们的调查结果显示，不同国籍的家长对儿童在日本幼儿园的生活所担心的问题各不相同，对在日本养育子女所担心的问题也各不相同。谷口教授在分析这些来自不同国籍的家长的意见和愿望的同时，介绍了日本仍在改善过程中的应对多元文化社会的措施，并提出了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韩国大邱大学早期教育系郑锦子教授作了题为“韩国早期教育机构中的多元文化教育”的发言，介绍了韩国早期教育领域进行多元文化教育的背景，并提出了有效地利用博物馆对儿童进行多元文化教育的“博物馆教育”的新观念和相应的教育方法，为与会者提供了在学前教育领域进行多元文化教育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新途径。
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代表围绕早期教育中的多元文化也报告了各自的研究．如儿童的分享行为，亲子间的互动，幼儿的英语教育，音乐教育和美术教育，等等。与会代表所呈现的研究提高了大家以多元文化的视点思考幼儿或幼儿教育的意识。
三、早期教育中的其他问题
此次会议除了上述两大主题，还涉及很多关乎早期教育的其他主题。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蔡迎旗副教授受北京师范大学冯晓霞教授委托，作了题为“中国幼儿教育财政投资体制的重构”的报告。报告宏观地勾画和剖析了中国现有的幼儿教育财政投资体制，指出中国现有幼儿教育财政投资体制存在条块分割、不公平、责任不清等问题及当前面临的改革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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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并根据中国幼儿教育和社会现实状况，借鉴国际经验，提出了重构幼儿教育财政体制，健全法规，以引导各级政府、幼儿家长及其工作单位、社区等共同承担幼儿教育的经济责任的建议。
国际早期教育学会副会长、日本宇都宫大学金崎芙美子教授作了题为“日本保育的现状与问题”的报告。金琦教授首先介绍了“二战”以后日本的儿童保育在两种制度影响下的变化以及国家开始将幼儿园和托儿所综合化的尝试，然后介绍了当前保育的现状和保育的内容。金琦教授指出，虽然日本幼儿园和托儿所的活动被分为健康、人际关系、环境、语言和表现五个部分，但各个领域相互渗透，由此造成了幼小衔接上的问题。最后，金琦教授介绍了日本障碍儿童保育的对策――融合保育，并介绍了应对低出生率、儿童虐待增加、饮食紊乱等相关社会问题所作的努力。
美国埃里克森学院的校长Samuel Meisels从幼儿发展评估入手，作了题为“幼儿上学准备读的评估：幼儿教育工作者所需知道的”的报告。Meisels教授提出了早期教育工作者在面对儿童的时候必须考虑两个问题：儿童在学习吗?公共资源得到合理利用了吗?并由此引出了一直以来存在的对儿童进行早期测试的两个困惑：我们所使用的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哪些儿童做好了入学准备的测试吗?如果高难度的测试对年龄稍大的儿童有意义的话，那么对小年龄的儿童也会起作用吗?而后，Meisels教授针对儿童入学准备度的评估提出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即观察、记录和评估幼儿在自然情境中的表现，并对此方法及其注意事项等作了详细的说明。Meisels教授还就如何进行观察性评估提出了建议。
作为2005年度学会获奖者，日本明星大学中坪史典教授作了“瑞吉欧・艾米莉亚方法中的教师”的专题报告。中坪教授在报告中指出。随着人们幼儿观的改变，在学前教育机构中是实行以教师为主导的教育，还是实行以尊重幼儿为主导的自由教育，是一个需认真思考的问题。中坪教授以直观的照片、生动的事例分析了瑞吉欧・艾米莉亚教育法中教师的角色定位：作为听众的教师，为孩子们提供问题解决机会的教师和边洞察幼儿的学习过程边“出借”知识或技术的教师，中坪教授形象地描绘了早教机构教师的新形象。
此外，与会者还围绕幼教师资培养、幼儿园课程及其管理、父母抚养与生活环境以及婴幼儿的多元智能培养进行了研讨。
四、实践之旅
儿童项目考察报告篇（8）
近年来，人们对药品不良反应的关注与日俱增。但目前，我国的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工作却存在着报告主体上报意识不强，积极性不高。报告的数量和质量不甚理想，加上医患关系紧张，害怕上报后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临床在检测报告处理药品不良反应工作中困难重重，进而导致迟报。漏报的现象较为突出。为进一步加强规范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及监测工作，提高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及监测工作质量，，保障临床用药安全，我院采取了如下工作措施。
1加强领导，统一认识
药品不良反应是指合格药品在正常用法用量情况下出现的与用药目的无关或意外的有害反应，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对加强药品管理、指导临床合理、安全用药，保护人民群众健康具有重要意义，是国家规定的一项法定任务。作为一家儿童专科医院，我院尤为重视儿童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及监测工作，首先从加强领导、组织落实、宣传发动入手，成立医院领导为首的组织机构，由主管院长任组长，医务科、儿科及药剂科主任任副组长，并由医学、药学、护理等方面专家参与组成，下设各临床科室ADR联络员和监测员，有药剂科信息院负责网络上报。
2建章立制，规范工作程序
我院把开展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根据国家《药品不良反应及监测管理办法》制定了《医院不良反应及监测工作制度》、《药品不良反应的应急处置措施》制定了《医院不良反应报告及监测工作章程》建立行之有效的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及监测网络及工作职责，从而有力的保证了我院的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及监测工作的规范有序开展，各临床科室指定了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报告人员，发现疑似ADR病例，及通知临床医生进行处理并填报ADR报表，责任到人，全面负责我院的ADR监测报告工作。每季度组织召开一次监测小组会议，及时对本机的上报的ADR进行反馈，分析儿童用药不良反应产生的原因，进一步了解儿童ADR发生的特点及规律。促进临床合理用药，降低药品不良反应发生率。
3强化责任、务求实效
有了规范的工作制度，我们力求作出实效。监测并上报药品不良反应是目前医院开展临床药学服务的基础工作之一，也是临床药师的重要工作内容。我院搜集不良反应主要来源以下几个途径:①临床医师诊疗过程中发现；②门诊用药咨询时捕捉；③提供药学服务时发现；④临床药师深入了解用药情况时发现；⑤患者静脉输液时，有护理人员巡视时发现；⑥药剂科在处理药品不良反应退药时发现。
无论是口服液、肌注或输液过程中发现的任何不良反应都做到不漏报、不瞒报。作为医院药师，应致力于防止同一名患者对同一种药物产生不良反应现象的反复发生，各级技术人员都有监测药品不良反应的义务和责任。
4加强业务培训，普及用药安全知识
医院经常组织医护人员进行药品不良药品反映相关知识的培训教育。通过学习，是我院在合理用药方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要求临床医师严格掌握用药指征。选择合理的用药途径，小年龄的尽量选用儿童专用药物，特别是合理使用抗菌药物，采用多措并举、有序推进的方法提高我院医务人员对ADR病例不再局限于皮疹，胃肠反应，还不断增报了新的严重的不良反应。及时通过《医院药讯》以警示全院，从而做到规范、合理用药，保障医疗安全。
儿童项目考察报告篇（9）
一、科学安排，全力以赴，搞好常委会课题调研
我委今年以来自觉服从政协机关的统一部署，始终把常委会协商课题作为视察调查的重点任务，做到全力以赴，精心策划，从而形成内容较为翔实的视察报告。
根据市政协第六次常委会关于“做强做大民营企业、加速民营经济发展”协商专题调研的统一部署，我委牵头组织了对海门、启东市的民营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视察调研。调研组听取了海门、启东两市政府领导有关情况通报和有关部门的意见，分别走访了27家民营企业“百强”企业，与部分乡镇领导和企业负责同志就提高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进行了座谈。针对制约我市民营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因素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彻底清理传统观念；因地制宜，加强产业引导；规范各类收费行为，严格控减企业负担；创新机关服务，优化发展环境；引导企业提高自身素质，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等五条建议。在此基础上，我委起草、修改、形成了《关于海门、启东部分民营工业企业发展情况的调查报告》，并参加了第六次常委会的大会交流。
8月上中旬，根据市政协第七次常委会“扩大就业，加快富民步伐”的协商课题，我委与学习文史委员会、港澳台侨委员会组织部分常委、委员对我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问题进行了视察调研。调研组分别召开了市教育局、市人才服务中心、南通大学和7所地方高职、中职院校负责同志的座谈会，赴如皋市、如东县听取了当地政府领导有关情况通报及相关部门、学校的意见，赴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与部分三资企业、民营企业人事专职干部进行了座谈，听取他们选择、录用大中专毕业生的情况以及用人等方面的建议。实地视察了大中专毕业生夏季“双选”市场，邀请10多名已就业和未就业毕业生就学校教育中专业设置、知识结构、人才市场对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导向、用人单位选人用人中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广泛的交流。调研组还赴常州市进行了学习考察。我委根据调研组成员讨论的总体框架拿出了我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问题的视察调查报告初稿，并登门到教育局、人事局、财政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部门征求意见，几易其稿，最终形成了《关于我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问题的调研报告》，参加了第七次常委会的大会交流，并送市政府及有关部门研究参考。
《关于我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问题的调研报告》送达有关部门后，得到市人事局、市人才服务中心的高度重视。市人才服务中心对调研报告提出的建议逐条分析，为最大限度促进毕业生充分就业，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决定采纳调研报告中的相关建议，组建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协会，。经过近一个月的筹备，11月26日，南通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协会正式揭牌，聘请施景钤副主席为顾问。该协会由人才服务中心、高校、企业等5家单位共同发起建立，现有理事单位30家，另有近30家企业及用人单位正申请入会。成立的协会，将每年进行毕业生生源信息及需求信息统计，对毕业生的就业动态跟踪调查，在用人单位和高等院校之间发挥桥梁作用，对新形势下开展毕业生工作进行前瞻性理论研究，为政府有关部门决策提供服务。
二、突出重点，注重实效，组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调研
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今年我委确定的与各县（市）区政协文教卫体委员会联动的重点调研课题。去年，市政府根据省政府的要求和全省农村五件实事会议精神，从提高农民健康水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高度出发，结合我市几十年来传统农村合作医疗的特点，提出了年全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不低于70%的目标，并列为政府为民办的12件实事之一。为进一步了解和推进全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工作进程，确保市政府提出的目标任务的完成，10月中旬，我委组织医卫界部分委员，分别到海安县、海门市，就今年以来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进展情况、工作中的矛盾和困难以及实现市政府提出的今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70%的目标的措施和建议进行了实地调研。10月底，我委召集6县（市）2区政协文教卫体委负责同志就调研情况专题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从调研情况和全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进展来看，截止10月底，我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为62%，与市政府确定的今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70%的工作目标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为此，我委及时形成了《关于海安海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提出了五点建议：
一是建立健全工作考核机制。继续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列入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大行政督查力度。建议市政府召集通州、启东两市主要领导，尤其是通州市，要统一思想认识，明确目标任务，促使通州、启东两市主要领导痛下决心、果断决策，尽快研究出台年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方案。二是广泛开展多层面的宣传工作。把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工作的宣传摆上十分突出的位置，正确引导农民确立互助共济意识，提高广大农村居民自觉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积极性。三是加大资金投入和监管力度。建议市政府在原有市级财政“1+1”补助的基础上将补助标准提高到3-4元，以充分体现公平性原则。市政府要督促各地尽快落实人员编制，进一步明确办公和业务经费的来源渠道，人员经费要全额列入财政预算。四是科学合理调整工作方案。要在坚持“保大为主”的同时，适度考虑、兼顾“保小”的问题，“低水平、广覆盖”。五是建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救助基金。除合作医疗统筹资金以外，在县一级还要建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救助基金，作为合作医疗制度的补充形式。
调研报告报送市政府后，引起了市政府领导的重视。季金虎副市长作了详尽的批示。他认为调研报告针对性、可操作性均很强，请市卫生局、市编办、各县（市）区政府有关负责同志认真阅研。他还根据调研报告中提出的建议要求强化四个方面的工作：
1、启东市已着手启动，通州市要加强督促，尽快启动；
2、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要按规定落实人员编制和必须的开办经费。至于市级补助标准问题，请丁大卫市长、袁静波副市长定夺；
3、市卫生局要按计划召开一次研讨会，主要是交流运作方案，以取长补短，迅速完善；
4、市卫生局要主动与市委宣传部配合，进一步做好宣传工作。
三、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撰写集体提案和反映社情民意
年2月，为了让孤残儿童拥有一流的生活、学习、活动及康复等设施，南通市政府在该市新区动工建设新儿童福利院，并将其列为为民办实事工程。经过近两年的施工，去年年底福利院主体工程基本竣工，但是门前约200米的道路、排污、供水等问题难以协调，始终得不到妥善落实，造成新儿童福利院已建成却无法投入使用。该院领导致信程亚民主席，反映新儿童福利院所面临的困难。程亚民主席对此非常重视，批示市政协文教卫体委员会了解情况，帮助该院与有关部门沟通，推动困扰儿童福利院门前道路这一问题的尽快解决。春节前夕，我委在实地走访、与院领导商讨、座谈的基础上，形成了《及早建设儿童福利院至工农路道路建议》的集体提案，呼吁政府特事特办，确保在今年6月1日之前为儿童福利院建设一条长约200米的通达工农路的道路，并为儿童福利院接通排水、排污管道，以使孤残儿童能够在儿童节前入住新院。市建设局接到我委提案后，立即到现场踏勘并进行了研究，专题向市政府作了书面报告，建议提前实施福利院门前路段，以解决儿童福利院进出交通和污水排放。市政府主管副市长批示同意工农路至福利院路段先行实施。为了确保“六一”前完成，市政府及有关部门采取了超常规措施，市建设局与所在村组协商租用集体土地、筹措近300万元资金先行动工，经过两个月的紧张施工，宽24米的道路及地下管网全部完工，从而保证了儿童福利院的按时搬迁。
儿童项目考察报告篇（10）
【关键词】 支气管哮喘; 儿童; 生存质量; 信度; 效度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chinese version pedsqltm 3.0 asthma module parent report. 【methods】 the standard procedure of cross-culture adaptation was used to develop the chinese version pedsqltm 3.0 asthma module. a total of 341 parent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this chinese scale in guangzhou， only 337 patients completed the scale， including 232 parents whose children were with mild asthma， 4 parents left the item blank， 82 with moderate asthma and 19 with severe asthma. grouping by the duration of disease， there were 186 children with duration less than 3 years while 148 children with more than 3 years duration of disease， 3 parents missed this item. the feasibility，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chinese version scale were then evaluated. 【results】 there were 337 of 341 investigated parents who completed the questionnaire. the response rate was 98.8%. all dimension?蒺s cronbach alpha coefficients ranged from 0.87-0.93， and the icc ranged from 0.92-0.99. the results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as higher correlation between item and its belonged domains than that with other domains. the scores in the children with different disease severity， different disease course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05).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main indices of goodness of fit cfi was 0.94. 【conclusion】 the chinese version pedsqltm 3.0 asthma module parent report has acceptabl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the instrument may be a valuable tool to measure hrqol of chinese asthmatic children/adolescents in cities.
支气管哮喘又称哮喘，是儿童时期常见的呼吸道慢性变态反应性炎症病变[1]，其严重威胁儿童健康，不仅给患儿带来躯体的痛苦，也严重影响患儿心理、行为及社会活动[2]。随着健康相关生存质量(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hrqol)研究的广泛使用，生存质量也开始应用于哮喘病情、治疗效果及临床随访的评价[3]。然而，我国在儿童哮喘领域的生存质量研究鲜有报道，主要原因是缺乏具有较好计量心理学特征的测定量表。现在我国对哮喘儿童生存质量的评价主要是应用小儿哮喘生存质量问卷(pediatric asthma quality of life questionnaire， paqlq)量表[4]。但已经有研究[5]指出该量表缺乏年龄特异性，且该量表由儿童独自完成，研究结果也易受到儿童的认知差异的影响，从而降低了其评价生存质量的效果。儿童生存质量量表体系(pediatric quality of life inventorytm， pedsqltm) 是由varni[3]研制并在已有的研究中证实具有良好信度和效度的儿童生存质量量表体系，由测量儿童生存质量共性部分的普适性核心量表(generic core scales)和测量不同疾病儿童生存质量的特异性疾病模块(disease specific modules)构成，每一个量表均包括父母报告和儿童自评报告两种。该系列量表在国外已经被广泛使用[6-9]。pedsqltm 4.0普适性量表已引进国内[10]，但pedsqltm 3.0 哮喘模块尚未引进国内。本次研究是国内首次引进pedsqltm 3.0哮喘模块。本文主要介绍中文版pedsqltm 3.0 哮喘模块的翻译引进过程，并对其父母报告的信度、效度进行分析。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自 2008 年 11 月至 2009 年 6 月，选取广州市 4 家大型三甲医院(广州市儿童医院、广东省人民医院、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和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将年龄在 2 至 18 岁，符合 1998 年全国儿科哮喘防治协作组修订的儿童哮喘的诊断标准[11]的 341 名门诊和住院哮喘儿童的家长纳入研究，排除智力障碍和拒绝被调查者。
1.2 测量工具
1.2.1 pedsqltm家庭信息表中文版
包括一般的社会人口统计学资料，如患儿的性别、年龄以及父母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经济状况等条目，还包括哮喘儿童健康状况的信息，如病情，发病年龄，病程等。
1.2.2 中文版pedsqltm 3.0 哮喘模块
该量表由james w varni教授授权提供源量表，本研究小组严格按照作者提供的翻译引进步骤，遵循目前国际通行的“翻译-逆向翻译-文化调试-预试验-现场试验”这一外国量表引进程序，翻译修订而成。该量表家长报告问卷按患儿的年龄分为 2 ～ 4 岁、 5 ～ 7 岁、 8 ～ 12 岁、13 ～ 18 岁家长报告问卷等 4 个量表。该量表共有 28 个问题(其中 2 ～ 4 岁家长报告问卷为 26 个问题，在治疗方面比其他年龄组少 2 个问题)，包括 4 个维度的内容，分别是：①哮喘的症状(asthma symptoms)，含 11 个问题;②治疗相关问题(treatment problems)，含 11 个问题; ③忧虑(worry)，含 3 个问题; ④沟通(communication)，含 3 个问题。该量表的每个问题都是调查最近 1 个月内某一事情发生的频率。每个问题的回答选项分0、1、2、3、4 五个等级，其含义分别是：0 (100 分)表示“从来没有”，1 (75 分)表示“几乎没有”，2 (50 分)表示“有时有”， 3 (25分)表示“经常有”， 4 (0分)表示“一直有”。 各维度的分数等于所含问题分数的总和除以应答问题数，如果某个维度中超过 50% 的问题应答缺失，则不计算该维度的分数。总表的分数为各问题分数的总和除以全量表应答问题数。分数越高，说明生存质量越好[12]。
1.3 调查方法
本次研究的调查员均为本研究小组成员，包括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两名护士以及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两名本科学生，并经过统一的培训。两份问卷均由父亲或母亲独立完成。被调查者有疑问可向经过培训的调查员咨询，调查员给予适当的解释。抽取其中 50 名依从性较好的住院患儿为研究对象，在第一次量表调查后，间隔 1 周进行重测。
1.4 资料整理与统计方法
采用epidata 3.0软件进行数据的双录入，采用spss 13.0和lisrel 8.70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频率等相对数指标进行描述。对非正态分布的各维度得分用中位数与四分位数间距描述;采用接受率、完成率、平均完成时间来考察量表的可行性;用cronbach?蒺s α系数考核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一般认为cronbach?蒺s α系数达到 0.7 及以上为信度良好[13];用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icc)来分析量表的重测信度，一般认为，重测相关系数达到 0.7 以上就认为信度良好[13]。通过分析各个条目与各维度得分的spearman相关系数来评价量表的内容效度。用证实性因子分析来考察量表的结构效度，一般认为以相对拟合指数(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达到 0.90 及以上认为模型的结构效度较好[14]。通过秩和检验分析比较不同病情、病程患儿在各方面得分的差别来考察量表的区分效度。本次研究假设轻度哮喘患儿得分高于中重度患儿的得分，病程小于 3 年的患儿得分高于病程大于 3 年的患儿得分。
2 结 果
2.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共调查哮喘患儿父母 341 名，回收有效问卷 337 套，另4人问卷完成不足50%，故不纳入统计。被调查父母的哮喘患儿年龄为 2.0 ～ 14.3( 6.4 ± 3.0)岁，其中 2 ～ 4 岁患儿 133 名，5 ～ 7岁患儿104名，8 ～ 12岁患儿91名，13 ～ 18岁患儿共9名。患儿病程最短者为0.1年，最长者达11.6年，平均为3.1年，其中患病长于 3 年者共148人，少于3年者186人，1人缺填。调查患儿中男性共 232 名(68.8%)，女性 104 名(30.9%)。轻度哮喘者有 232 名(68.8%)，中度 82 名(24.3%)，重度 19 名(5.6%)，4人缺填。接受调查的对象中大部分为母亲( 247 名，73.3%)。量表各维度的得分详见表 1 。
2.2 可行性分析
本研究量表的应答率为 98.8 %。每位父母完成中文版pedsqltm 3.0哮喘模块的时间在 5 ～ 8 min之间。量表中部分条目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缺失率最高为忧虑维度的条目-“孩子担心药物治疗的副作用”和“孩子担心药物治疗是否有效”，缺失率均为 8.3 %;另外沟通方面的条目缺失率亦较高( 3个条目的缺失率介于4.8% ～ 6.8%);大于 70% 的缺失值出现在2 ～ 4岁组。其余条目的缺失率均较低( < 3%)。
2.3 信度分析
2.3.1 内部一致性
本次研究通过计算cronbach?蒺s α系数来考核量表的内部一致性。pedsqltm 3.0哮喘模块父母报告在哮喘的症状、治疗相关问题、忧虑、沟通四方面的α系数介于 0.87 ～ 0.93 ，均大于 0.7，结果详见表 1。
2.3.2 重测信度
本研究对其中 50 名依从性较好的哮喘儿童家长进行重测，然后计算前后测量的总分值及各维度得分的组内相关系数(icc)。结果详见表 1 。两次测量量表的总分之间以及各维度得分之间的icc介于 0.92 ～ 0.99，都达到 0.9 以上。
2.4 效度分析
2.4.1 内容效度
本研究通过计算哮喘模块各个条目与各维度得分之间的spearman相关系数来分析量表的内容效度。结果详见表 2 。各条目与各个维度之间均存在一定的相关性(p值均小于 0.01)。其中各条目与其所属维度之间相关较强，而与其他方面和领域相关较弱。
2.4.2 区分效度
本次研究通过秩和检验分析比较不同病情、病程患儿在各方面得分的差别来考察量表的区分效度。结果详见表3。由于患重度哮喘的儿童较少，本次分析中将中度与重度哮喘患儿父母组合并，与轻度组进行比较。结果显示，除了在不同病情组哮喘症状和治疗相关问题两方面得分有差异外(p < 0.01)，其他方面及不同病程组的全部方面得分均无差异(p > 0.05)。
2.4.3 结构效度
按照源量表的理论结构，构建因子模型，利用lisrel 8.70软件进行证实性因子分析，来考察量表的结构效度。证实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拟合指数(comparative fit index，cfi)为 0.94，近似误差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rmsea)为 0.087。
3 讨 论
近 30 年，健康相关生存质量(hrqol)的研究备受注目，已形成一个研究热点。相对于国外，我国儿童生存质量研究起步较晚，目前尚未建立合适的儿童生存质量评价量表体系[15]。本研究是作为引进整套儿童生存质量量表系列研究中的一部分，是首次将儿童生存质量量表系列中pedsqltm 3.0的哮喘模块翻译引进国内，经过译制形成中文版量表，并对中文版pedsqltm 3.0的哮喘模块父母报告计量心理学性质进行了考评。其目的就是推动我国儿童生存质量的研究工作，更有效地提高哮喘及其他疾病患儿的治疗效果、患儿生存质量及能更合理地分配卫生资源。
3.1 主要发现
在本次研究中，量表的应答率高，且应答所需时间短，另外除了正式版还设置了简化版，量表简化成 22 个条目，这些结果与设置均表明该量表可行性良好。对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和重测信度的考核结果中 4 个维度的cronbach?蒺s α系数均高于 0.7 的标准，icc值均高于 0.9，表明该中文版pedsqltm 3.0哮喘模块父母报告的内部一致性和重测信度良好。此外，本研究还对量表的内容效度进行了考核，结果显示各条目与其所属维度之间相关较强，而与其他方面和领域相关较弱，表明该中文版量表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这些结果与varni等[12]的研究相一致。
同时，在本次研究中我们发现量表的部分条目的缺失率较高，主要集中在 2 ～ 4 岁组忧虑与沟通方面，考虑主要原因父母认为患儿年龄太小而不能理解药物疗效及其不良反应等问题，且患儿年龄太小而不能询问医生或护士等，这些困难均不是由于患儿的哮喘而造成，导致应答者不知如何作答而造成缺失。而这一结果与源量表结果并未一致，考虑为文化差异所造成。故该中文量表在将来的应用时，建议做适当的调整。除此以外，本次研究在量表在区分效度考察中，结果欠佳。由于varni等人[12]在对源量表考核时并未对区分效度这一指标进行考核，故未能进行比较。但分析造成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为本次研究收集的病例病情较大程度集中在轻度层中(68.8%)，哮喘对其生存质量造成的影响较轻，造成各维度得分均较高，特别是在沟通与担心方面，存在较高的天花板效应(表1)，使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另一个可能原因为者未能真正反映患儿的真实情况，造成区分效度欠佳。故建议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可选取年龄较大患病时间较长的哮喘患儿和正常儿童作为研究对象，同时直接调查儿童，进一步对量表的区分效度进行检验。在结构效度的考核中，cfi为 0.94，高于 0.9 的标准，但rmsea为 0.087，稍高于 0.08 的标准，表明该量表的结构稍欠理想。考虑其原因为数据在忧虑与沟通方面缺失率较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量表的结构效度考核结果，另外在忧虑和沟通方面存在天花板效应以及条目间较高的相关对结构效度的考核均造成一定的影响，建议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对结构效度进行进一步考核。
3.2 研究局限性
本研究收集的病例局限于广州市 4 家大型三甲医院的哮喘患儿，虽然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在农村地区或其他经济欠发达地区是否适应仍需进一步考查，故该量表的证实推广还需在国内其他地区进行研究。另外本研究未对量表的反应度这一指标进行考核，故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建议加入对该指标的考核，使量表能在有关药物或心理等干预的疗效评价的纵向研究中使用。
3.3 结 论
本次研究是国内首次引进pedsqltm 3.0哮喘模块，并对中文版量表进行考核。综合上述结果，除区分效度与结构效度稍欠理想外，研究结果表明中文版pedsqltm 3.0哮喘模块父母报告可行性良好，并具有良好的信度、内容效度等计量心理学特征，可以应用于中国文化背景下城市中哮喘患儿的生存质量评价。在将来的研究中可加强对区分效度与结构效度的考核，并增加对量表反应度的考核，同时在农村地区或其他经济欠发达地区进一步考核该量表的适用性。
致谢：衷心感谢美国的james w varni教授免费为本研究提供源量表，使研究得以顺利进行。另外感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莫恩明、黄柳一、沈皆平医生，广东省人民医院的李增清、李文仲医生，广东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陈德晖、黄穗医生和广州市儿童医院的邓力和胡芳医生。感谢他们在现场调查过程中为我们提供的支持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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