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研究杂志 CSSCI南大期刊 北大期刊

民俗研究 2016年第02期杂志 文档列表

民俗研究杂志学术前沿

汉人传统庄社的基本性质5-10

摘要：以台湾的研究经验,论述汉人传统庄社的基本性质。其一,汉人庄社是一个仪式共同体,汉人庄社基本上是一个仪式界定的社会单位,人们在所居住的庄社里崇拜神明,举行共同的祭祀,有很强的社会凝聚力。其二,汉人庄社具有法人性格,这可以从传统汉人庄社拥有公地,以及庄社神明拥有田产,看出端倪。其三,汉人庄社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长期共同生活经验的累积,让庄民产生命运与共的一体感,可从庄社地理的说词与每年所抽的年签看出。其四,汉人庄社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村庄和人一样有生老病死,生命不断变化,也有毁庄灭庄的情况发生。其五,村庄是一个意志单位,村庄作为社会集体的存在,可以透过头人表达其自由意志的选择,特别是在与外界建立村庄联盟的时候。其六,村庄是村际关系的交陪单位,透过友庙、交陪境、联庄组织等,村庄与其它村庄建立长期稳定的交陪关系。

“以女性民俗实践者为中心的情境研究”探索11-20

摘要：作为女性学与民俗学的交叉学科,女性民俗研究拥有＂关于妇女＂与＂为了妇女＂的双重使命,但以往的研究因将女性民俗实践者抽象成普遍意义上的＂妇女＂而导致了女性民俗实践者在研究中的缺席/失语。＂以女性民俗实践者为中心的情境研究＂将女性民俗研究置于中国民俗学研究的整体框架下,通过对中国民俗学整体研究观的借鉴与反思,同时借助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情境化知识＂概念以及现象社会学的相关理念,尝试构拟一种个体的女性民俗实践者及其视线在场,并以此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考察具体日常生活情境中的女性民俗实践者与女性民俗文化的互动关系的女性民俗研究范式。

民俗研究杂志学术访谈

“大一统”与差异化——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社会研究——科大卫教授访谈录21-23

摘要：张士闪（以下简称张）：科大卫教授,您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第五轮卓越学科领域计划＂（AoE）资助项目＂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已进入第六个年头。您当初是怎么想到要操持这样一个时空跨度大、头绪繁多的大型研究计划的？科大卫：我们一群在香港和大陆的研究者,已经合作了很多年。＂

历史人类学者走向田野要做什么24-27

摘要：历史人类学者走向田野,不只为了收集文献,更重要的目的,是在田野的经验下去了解文献。田野的经验,令他们知道历史上大部分的人都不识字,所以需要应用文献以外的办法去了解没有文献的人的历史。这些办法包括口述传说、物质文化以及尤其重要的礼仪演绎。通过诸多途径重构的制度史,不单是皇朝的法令,还包括民间怎样利用和引申皇朝的法令而建立的种种关系。但是,历史人类学不能停留在个别乡村的考察,需要通过不同地点、不同环境的地方比较,才可以得到广阔的视野。历史人类学也不应该只关注皇朝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历史有很多地方值得利用历史人类学的取向去补充。历史人类学需要让历史学者知道文献之外有活的社会,让人类学者知道社会有活的历史。

民俗研究杂志民俗史

神话的文化解读——从涿鹿之战看中国文化的内在矛盾28-36

摘要：华夏文明是由两大不同类型的区域性文化融合而成的。由于这两大区域性文化在内在精神上存在巨大差异,从而决定了它们之间的融合必然会充满了冲突与纷争,同时也决定了由这两大区域性文化所融合而成的华夏文明必然是一个在其自体内部存在深刻矛盾的文明,而所有这些冲突、纷争与矛盾也就构成了涿鹿之战背后的历史真相。就此意义而言,我们可以说,涿鹿之战实际上是一个内含着华夏文明发生、发展及其内在特质等多重历史信息的神话符号。

御凶、飞天与吞月：中国古代的天狗异兽37-43

摘要：古代文献中,天狗作为异兽常常与星占体系中的天狗星相混淆,了解人们如何接受这个观念并把它合理化是揭示天狗形象意涵的必要条件。天狗食日、月的传说在明代就已广泛流传,对于古人来说并不是一个仅供谈资的故事,警天狗、救日月的民俗行动也未像端午节赛龙舟等民俗活动那样蜕变为游艺性、趣味性十足的游戏。直到民国时期,民间仍然普遍相信天狗是日月食的祸首,每当日月食发生时,人们心中仍会涌起对于天狗的恐惧。

畏惧、排斥亡魂及其表述方式——以买地券、镇墓文为例44-50

摘要：基于对作祟的畏惧,排斥死者亡魂的表述在东汉买地券、镇墓文中比比皆是。买地券、镇墓文强调死生有别,通过直接的、委婉的、决绝的或含蓄中带决绝的语句,要求死者不得返回阳间与生者交往。日本学者池田温认为买地券、镇墓文中畏惧与排斥死者的内容＂五、六世纪以后逐渐消失＂的说法是不准确的。虽然排斥死者的文字在隋唐以后确实减少了,但并没有消失,而是长期存在于丧葬仪式和随葬文书中。

“复礼”抑或“从俗”：论宋代家礼中的婚礼51-58

摘要：＂礼＂与＂俗＂是宋代家礼的基本范畴。早期道学家多由＂以礼论俗＂出发,进而要求＂因礼废俗＂,通过礼学考证与道学思辨,批判与抵制各种鄙俚婚俗。同时,宋儒也＂以俗合礼＂,将自以为合乎经义、不害义理的婚俗纳入礼文,进行＂合礼化＂。在这方面,程颐、司马光导夫先路,吕祖谦集其大成。然而,这种做法却遭到朱熹的反对,其著《家礼》以经义为本,＂以礼化俗＂,赋予古礼以新生。由＂复古＂到＂从俗＂而归于＂复古＂,宋儒的家礼立制完成了一个类似＂正反合＂的圆圈,为考察宋代家礼提供了一种新范式。

身体叙事视野中的“丁戊奇荒”——以山西省阳城县为考察中心59-66

摘要：＂丁戊奇荒＂是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历来备受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成果硕硕,多以高屋建瓴的方式把握整体,鲜少微观考察,更缺乏对灾荒中身处社会底层的个体生命的关注。因此,如何将其纵深发展,取得更大的理论创获,是＂丁戊奇荒＂研究的新课题。以留存在山西省阳城县乡间社会的、记载＂丁戊奇荒＂的民间碑刻为研究材料,以灾民的身体侵害变故以及遭遇变故后民众的身体伦理变化为考察对象,着力将灾民的身体重新放入其发生变化的历史文化土壤之中,关注身体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互动。为了更加深刻地呈现这种变动,进一步引入叙事理论,就灾荒与叙事等理论核心要素之相互关系开展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尝试实现从灾荒叙事向身体叙事视角的转换。

民俗研究杂志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与村庄边界——以广东潮州凤凰村为中心的研究67-73

摘要：以民俗活动＂游神赛会＂为切入点,对比凤凰村与周围4个村庄民间信仰活动的现状,厘清民间信仰活动在构建村庄内部认同与维持外部边界中的意义。民间信仰既是村落认同、村落整合的要素,亦是区分村落边界、协调村落关系的动力。以游神赛会为代表的民间信仰活动填补了村庄集体行动的空缺,通过符号的构建将个人、家庭和村庄联结起来,增强彼此的沟通,表现对村落命运的关注。另一方面,游神赛会活动也体现了村庄间的相互关系,通过游神活动协调村落关系、构建村庄边界。

交换断裂——妙峰山庙会的危机74-82

摘要：妙峰山庙会作为一项社会盛典和文化奇观,其活力与魅力源于强大的自组织性。后者的核心纽带与关键机制是以人-神交换为基础的交换体系。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易作为一种新的人际关系模式渗入到庙会当中。新旧体系有着迥然不同的逻辑与结构,没有良好对接,导致参与者的交换过程发生断裂,以此为基础的整合随之失效,社会结合与总体秩序逐渐瓦解。这构成了当下妙峰山庙会的一个核心危机。

集体行动视角下的村落“龙脉”信仰——基于J省若干个案的研究83-89

摘要：＂龙脉＂是中国农村传统文化之一,其对农民心理及集体行动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龙脉＂信仰的边缘性及其对农民集体行动的深刻影响,一方面表明乡村治理所面临的复杂局面;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国家在乡村社会的合法性危机。在国家主流文化与＂龙脉＂文化的冲突中,基层政府角色十分尴尬：既要维护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却又难以抵御包括＂龙脉＂信仰在内的各种亚文化的影响。故调整国家文化战略、构建包容性的文化标志,是增强国家治理能力的现实需要。

民俗研究杂志民间文学

当代民众生活中的民间文学——兼谈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90-98

摘要：长期以来,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文学被看作是文学创作的土壤,是文学创作的原材料,被视为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特殊时期、特殊历史阶段的产物,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实际上,从文学的整体性上看,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并非二元对立,它们在文化传统中根本就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现象。作家文学是一种文学创作,而民间文学则表现为口头讲述,目的在于交流和沟通,不以创造作品为宗旨。当代新传媒形式的出现不仅没有威胁到民间文学的存在,反而为民间文学的讲述和民间文学资源的使用提供了更多的便利,使得民间文学在当代民众的生活中发挥着前所未有的作用。

作为方法与文体的民间文学志：民间文学田野研究中的叙事四面体99-105

摘要：作为民间文学研究的关键方法论之一,田野调查对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不同传统的继承,自然影响着以此为重要基础的民间文学研究。如果回到民间文学田野的现场,我们需要面对四个基本的对象：讲述者、听众、研究者和民间文学文本。这个现场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文化传统的时空体,讲述者、听众、研究者和民间文学文本在其中各据一点。四点链接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民间文学的叙事四面体,换句话说,任意三点链接构成了这个文化传统时空球体上的四个叙事面向;而精确呈现、描述、阐释这四个叙事面向的方法和文体便是＂民间文学志＂。

“边缘”之魅——文化视野中的古代狐精故事解读106-111

摘要：狐介于人类和物怪之间,介于明暗之间,介于仙妖之间,界限模糊,令人难以捉摸,处于范热内普所说的＂边缘＂和特纳所阐释的＂阈限＂状态。这种状态往往会被人们视为是危险的、令人难以控制的,甚至会给现存社会秩序带来威胁。从狐精故事呈现出的狐精形象可以发现,不管是胡人、妓女还是流民,都是古代社会中的边缘群体。狐精所象征的这些群体,通常被认为是危险的、边缘的、官方难以控制的。这些群体,是中国社会中受到社会规范抑制的代表,是文化制约的对象,也是官方压制的力量。

论两宋时期钱镠传说的流变112-122

摘要：两宋时期衍生出大量有关钱镠的传说并逐渐形成一个传说群,记载于各类文献之中,其传说内容涉及钱镠的生平、创业、为官、暴虐等方面。北宋是钱镠传说的发展时期。北宋前期出现的大多是有关钱镠的巫鬼异象传说,北宋后期钱镠传说开始趋向民俗化。南宋则是钱镠传说体系的成熟时期,此时钱镠传说体系完整,出现了有关钱镠的传说群,其传说内容、形式进一步趋于世俗化、传奇化,与民众生活越发贴近,同时一个以杭州为中心的传说圈逐渐形成。文献记载中的钱镠传说呈双线发展,钱镠传说的产生和流变与相关历史事实、现实社会状况、民众心理有重要的关系。

日本“山姥”传说的现代文学解构123-132

摘要：＂山姥＂是日本流传较广的一个民间传说,但在日本现代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山姥＂已不再是传说中＂栖息在山中的老女＂形象,而是对具有某些山姥特质的女性解构之后而形成的崭新的富于理性思考的女性人物形象。现代社会中的＂山姥＂,大都是遭遇人间不公,饱受生活磨难的女性。她们是现代社会既有制度和世俗凡尘的受害者,其最终命运往往是被世人当作禳灾辟邪的牺牲者而被供奉于人间道德的＂审判台＂上,从而成为夫权专制社会罪孽的救赎者。

民俗研究杂志民俗观察

论民俗艺术传播的“意义空间”133-139

摘要：在媒介的发展推动下,民俗艺术传播的＂意义空间＂发生了衍变,从着重于文化共享过程与风俗传承认同的初始意义,渐变为由媒介科技化介入之后的被表述、被干预的意义呈现。通过现代媒介传播的民俗艺术能够被媒介能动地反映与创造,而媒介技术的影像传播也造成了民俗艺术传播现场感的缺失与人际交流的淡化,媒介科技化与民俗艺术传播的互动关系将进一步促进关于民俗艺术传播＂意义空间＂的探寻、阐释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