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调查报告篇（1）

一、塘北村蚕桑生产及相关民俗概况

塘北村座落在余杭区塘栖镇的北部，是塘栖镇的第一大村，2003年由塘栖镇三个大村——姚家坝、龙光桥、郑家埭三村合并而成。目前全村有1351户农户，总人口约为5160人。全村土地总面积为7422亩，有耕地5013亩，桑地1600亩，果地647亩，鱼塘162亩。该村主要经济构成有蚕桑、枇杷、果木、家禽、水产等。其中，蚕桑的比重很大，目前约有90%以上的农户还在从事蚕桑生产，每年蚕桑生产占农民年收入的一半以上，是整个余杭区的第一养蚕大村。

塘栖镇作为余杭“丝绸之府”的主要代表区域，曾拥有极其悠久的蚕桑生产历史。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乡镇工业的崛起及其他方方面面的因素，蚕桑生产下滑严重。目前，塘栖镇的蚕桑生产主要集中在塘北村一带。据2007年统计，塘北村一年四期（春、夏、中秋、晚秋）共养殖蚕种1714张，占全镇90.4%（不含塘栖办事处），全年蚕茧总产量高达1501.7担，占全镇年蚕茧产量的90.4%（不含塘栖办事处）。按全年平均茧价980元/担计算，全村一年蚕茧收入达147.3万余元。其中春期蚕蚕种1165张，总产量达到1067.1担，占全年产量的71%。

蚕桑生产作为塘北村一种传统技艺，与当地村落社区的生活息息相关。在长期的蚕桑生产过程中，当地已形成了包括口头文学、民间信仰、人生礼仪、节日庆典、民间工艺等各方面内容的一系列传统民俗。

但同时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塘北村的蚕桑生产也面临着效益比较低下，蚕农经营规模小，生产和市场风险大、丝绸价格一直在低谷徘徊等困难，极大地影响了农户种桑养蚕的积极性。调查发现目前尚在养蚕的均是一些五十岁以上的老人，由于养蚕经济效益不佳，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只有那些年纪大了的老人，打工无人要，在家无事可做，只能靠养蚕赚几个小钱。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传统生产技艺以及与之相关民俗活动濒临消失的命运。

二、建议在塘北村建立“蚕桑生产民俗文化旅游区”

目前在杭州地区，像塘北村这样大规模养蚕的已绝无仅有，而当地与蚕桑生产相结合的民俗事象、蚕桑文化则更是弥足珍贵。如果现在再不加以保护，这些传统和文化一旦消失，就再也无从恢复。因此，从保护自身文化传承的迫切性来说，从保护“丝绸之府”的文化空间来说，塘北村这个杭嘉湖蚕桑文化代表性空间的保护工作已经刻不容缓。

当前塘栖正在进行运河综合保护工程，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可以结合塘栖的运河综保工程，来保护我们历史悠久的蚕桑文化。至于具体的保护形式，我们建议可在塘北村设立“蚕桑生产民俗文化旅游区”。通过开发民俗文化旅游，不但能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而且可以反过来促进相关民俗事象、蚕桑文化的保护，并最终实现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双赢。

三、在塘北村开发蚕桑生产民俗文化旅游的优势分析

塘北村作为余杭塘栖镇蚕桑养殖第一大村，具有深厚的蚕桑经济文化积淀，开发蚕桑生产民俗文化旅游具有众多优势：

1．地理位置优势

塘北村座落在余杭区塘栖镇的北部，北面与德清新安镇相临，东面与运河镇杭兴村交界，西面是京杭大运河，距塘栖集镇约三公里，塘五公路穿过该村，可直达运河镇的五杭，临平、塘栖也有公路可直达该村，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十分适合开发旅游。此外，塘北村的西面紧靠着京杭大运河，运河塘栖段的开发也给它的发展带来机遇。可以依托运河改造，打造一个原汁原味的原生态蚕桑生产民俗的生态空间。

2．蚕桑生产优势

塘北村的蚕桑生产规模大，多采用蚕农分散养殖的方式，绝大多数农户家庭都有参与，较多的养殖蚕种5张，一般的也有2至3张。其中龙光桥廿四度自然村是塘北村中养蚕最多也最为典型的一个自然村。该村有144户农户，家家户户全都养蚕。最多的人家一年要养四季蚕，（春、夏、中秋、晚秋），生产时间跨度很长，这在其它乡村已经看不到了。

3．民俗文化优势

传统的蚕桑生产技艺以及整个生产过程构成了一个特有的蚕桑文化空间存在的基础，同时也在这一带蚕农精神文化层面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如在塘北村，根深蒂固的蚕神信仰沿袭至今，构成了蚕乡特色的文化环境。其中的马鸣王庙会就是最典型的反映蚕神信仰的群众性活动。在当地，此类民俗活动规模大，参与人数众多，极有蚕桑文化特色。

4．非遗项目优势

整个塘北村的蚕桑生产民俗，有不少省、市、区级非遗项目：

清水丝绵：旧时，塘北村家家户户都自行手工缫丝，至今还保存着清代咸丰年间的手工缫丝车。缫丝过程中的次品茧，蚕家们就拿来做清水丝绵，至今蚕妇们还都会做。清水丝绵以水净漂清而得名，色泽洁白，无绵块、绵筋、厚薄均匀，“清水丝绵制作技艺”已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轧蚕花：旧时，每逢清明，蚕农们都要去超山“轧蚕花”，轧蚕花时，男男女女都戴有一朵纸剪的或绢做的“蚕花”，男的将蚕花插在帽檐上，女的将蚕花戴在发结上，场面十分壮观。“轧蚕花”这一项目被列入余杭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塘栖茧圆：蚕农们为求蚕的丰收，十分崇拜蚕神。每逢蚕神生日，蚕农们都会在自己家中祭拜蚕神，或去蚕神庙中祭拜。祭拜蚕神时须做一些供品，其中茧圆是必不可少的。茧圆是用米粉做成，最初是与茧子大小相仿的小圆子，后蚕农们发挥自己的想象，把茧圆做成丝束、元宝、龙蚕、桑叶等等形状。此俗如今仍在塘北村一带流行，已被列入余杭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并申报杭州市第二批非遗保护名录。

蚕桑生产民俗：伴随着栽桑养蚕产生了不少民俗，在塘北村这些习俗都在流行，如：“关蚕门”、“开蚕门”、“谢蚕花”、“扫蚕花地”、“敬蚕神”、“剪蚕花”等等。蚕桑生产民俗也被列入余杭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并申报杭州市第二批非遗保护名录。

四、对建设“蚕桑生产民俗文化旅游区”的几点设想

我们认为，塘北村蚕桑生产民俗文化旅游区的开发，必须充分利用自身众多的优势，展示原汁原味的蚕桑生产民俗文化。这个旅游区可以以现在的廿四度自然村为中心，紧邻周家坝选择200-300亩土地作为旅游区的范围。在这个旅游区里，保持以蚕桑生产为主，花果生产、渔业生产为副的农耕景象，向游人展示江南水乡的独特魅力。

1.建立原汁原味的蚕桑生产空间

廿四度自然村现有144户人家，目前家家都还在养蚕，只是养得有多少之分。旅游区建立后，必须要出台一些相应的措施，让居住在旅游区内的村民们继续保持养蚕的习俗，并且力争家家都养四季蚕。春蚕、夏蚕、早秋蚕、晚秋蚕，这一年中的四季蚕，可为旅游开发提供观光时间的保证。在养蚕期间，可让游客参观连成一片的原汁原味的蚕房，并在指定地点让游客自己参与养蚕，体验蚕桑生产的快乐。同时还可以开发一些蚕桑生产的产品，搞一些小蚕，配以一定数量的桑叶，做成产品，供孩子买回家去饲养，日后结成茧后还可来塘北村出售。这样，既能给孩子提供实践机会，开拓他们的视野，同时也能给旅游区带来人气，带来回头客。

2.建立蚕桑生产民俗文化博物馆

在旅游区内，建立蚕桑生产民俗文化博物馆，在馆内用图片、实物展示江南蚕桑生产的全过程，展示所有与蚕桑生产有关的传统民俗。这个博物馆还可以与“中国丝绸博物馆”取得联系，成为他们展示蚕桑生产民俗的一个基地。

蚕桑生产的民俗十分丰富，从“敬蚕神”开始，“开蚕门”、“关蚕门”、“谢蚕花”……，一项项民俗活动极其丰富，将这些民俗活动通过各种手段来展现，使游客来过一次就能了解整个蚕桑生产中的所有民俗文化。

除此之外，还可在博物馆内设个“故事吧”，让游客在里面喝咸茶，听故事。所讲的故事也全都是与蚕桑生产有关的传统故事，以加深游客对蚕桑生产民俗文化的了解。

3.重建“马鸣殿”

现在位于周家坝自然村的“马鸣殿”，殿虽不大，但据有关专家考证已是杭州地区现存的唯一一座蚕神庙，省内相关民俗专家曾多次来此考察，极具保存和研究价值。可是，从发展旅游的角度来说，现在的“马鸣殿”，不但小，而且地处农田之中，与发展旅游很不适应。要开发旅游，必须在原址进行重建。重建后的马鸣殿，应寻求佛教文化与蚕桑文化的结合，突出蚕农的蚕神信仰，丰富蚕桑文化的内涵，使之成为别具一格的蚕神殿。重建后的“马鸣殿”可主打“蚕神庙会”的品牌，把三月初五的“马鸣王庙会”重新包装，使之成为一个旅游亮点。

4.泛舟观光

塘栖是江南有名的水乡，塘北村的自然环境就充分体现出了水乡的特征，在廿四度自然村的桑地中，现有一条自然河流，两岸均是桑树和枇杷树，有着原始的湿地风光。我们开发旅游区，可以充分利用这条河道，做好河道整治，并搞几艘小船，开避泛舟观光活动。

塘北村还有一个大洋，名叫“白云洋”，开发旅游还可以动动白云洋的脑筋，将其开辟成水上活动区域或游乐区域，使之与蚕桑文化村配套发展，甚至可以考虑把蚕桑文化村内的小河与白云洋沟通或与运河沟通，把水上游乐的文章做大。

5.开发民俗活动项目

民俗调查报告篇（2）

他们也有过春节的习俗。比如：新加坡：成千上万人购年糕。

春节是新加坡一年当中最盛大的节日。在年市上，各种年货琳琅满目，一应俱全。过去中国过春节的传统习俗，如祭灶、迎神和吃年饭等，在新加坡的华人中几乎都保留了下来。至今，新加坡华人们还认为，年糕象征着年年高升，桔子象征大吉大利，因而是家家户户过春节的必备品。新加坡还从中国的广东和香港等地进口年糕、潮柑和盆栽金桔应市。春节期间，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来到年市选购年糕等年货。

民俗调查报告篇（3）

调查地点：大连市各市区及乡村

调查目的：为响应我院对此次寒假社会实践活动的具体要求，改变学习方式，拓展学习资源，拓宽发展空间;激发学习兴趣，增进生存体验;形成服务意识，强化社会责任。期间我们在大连市各市区及乡村开展了体验民俗文化，感受节日氛围的社会实践活动，结合新春佳节来临的契机，依靠自己所学专业知识、专业技能，我们顺利地完成了此次寒假社会实践作业。

调查内容：在开展活动之前，根据我们各自的特长及优势结合实际，进行了如下分配。任鸿鹏同学在美食方面比较感兴趣，因此安排他与隋拓同学一起在组织活动期间调查传统节日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大连市各市区及乡村的饮食文化习俗。何勇兴与刘嘉两位同学则负责组织活动期间调查大连市各市区及乡村的文娱及传统活动。

在调查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大连市的文化习俗时，我们采取先农村后城市的方法进行调查，在此期间我们发现大连人的过年习俗其实和东北人的差不多。过年讲究热闹、喜庆，年俗也特别多。

有民谣道出东北过年的习俗:二十三，送灶王;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冻豆腐;二十六，去买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初一、初二满街走。

小年祭灶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祭灶。东北有首民谣:糖瓜祭灶，新年来到。老东北过年要祭灶希望灶王爷保佑全家平安。祭灶时用的是糖瓜、关东糖等小食品，由胶状麦芽糖制成，甜中略带些酸味儿。

扫尘

腊月二十四，为扫尘之时，其用意是要把一切穷运、晦气统统扫出门。在年前将房间里外打扫干净，为一年最大的一次大扫除，也叫除旧迎新，彻底清理粉刷干净迎接新年。

春节的准备

杀猪:在农村，旧时没有冰箱，最好的杀猪季节为春节前，一是喜庆，二是此时天气最冷，可以保存较长时间，杀猪的时候要宴请左右邻居好几桌人热热闹闹的，现在也有二十六买猪肉之说。

蒸馒头:旧时为了春节期间来客人做饭锅不够之备，所以要提前蒸几锅馒头备用，也为春节祭祖用，也做粘豆包之类，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即指此，也有称二十九把油走，意指做油扎食品。

置办年货:采购春节用品，如无论家里已经多出多少碗筷，为了人丁兴旺所以每年春节都要买几个;给孩子买新衣服，以图喜庆;春节期间出去给长辈拜年的礼物等等。

贴春联

春联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桃符等。门心贴于门板上端中心部位;框对贴于左右两个门框上;横披贴于门媚的横木上;春条根据不同的内容，贴于相应的地方;斗斤也叫门叶，为正方菱形，多贴在家俱、影壁中。贴春联时间是不固定的，一般是在二十九或者三十早上。

贴窗花、挂年画

窗花不仅烘托了喜庆的节日气氛，也集装饰性、欣赏性和实用性于一体。剪纸在我国是一种很普及的民间艺术，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因它大多是贴在窗户上的，所以也被称其为窗花。

福倒(到)了

每逢新春佳节，家家户户都要在屋门上、墙壁上贴上大大小小的福字。福字代表着幸福、福气、福运。为了更充分地体现这种向往和祝愿，都将福字倒过来贴，表示福倒(到)了。

民间还有将福字精描细做成各种图案的，图案有寿星寿桃、鲤鱼跳龙门、五谷丰登、龙凤呈祥等。过去民间有腊月二十四，家家写大字的说法，写的就是福字。福字以前多为手写。现在市场上、商店中均有出售。

请财神

每家为了来年财源广进，春节都要请财神，有的是送上门的，说是请都要花钱买，但是绝对不能说买。

祭神祭祖

春节时，老东北祭神祭祖一般用糕点，有蜜供、萨其马等，这些不仅是东北地区满蒙等少数民族的食品，也是东北人家中必备的食物。东北人还有除夕夜吃鱼的习俗。鱼必须是鲤鱼，最初是以祭神为名目，后来就和吉庆有余、连年有余相联系。鱼既是美食，也是供品。祭祖也是很重要的，有传下家谱的就要给祖宗供奉丰盛的祭品、上香，全家男丁都要祭拜，也有在除夕之夜烧纸送钱祭祖，祭祖一般要到初三结束，在结束前女婿是不允许看丈母娘家家谱的。

守岁与年夜饭

东北民间在除夕有守岁的习惯。守岁从吃年夜饭开始，这顿年夜饭要慢慢地吃，从掌灯时分入席，有的人家一直要吃到深夜。菜必须要有鱼(年年有余),有鸡(大吉大利)，其他的随自己喜欢的定。在这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的晚上，家人团圆，欢聚一堂。

主食是饺子，饺子的说道很多，最好是猪肉芹菜的，要选两个饺子一个放硬币，一个放糖，看谁能吃到，谁吃到了就祝福来年一年财源广进，幸福甜蜜。其实这个祝福很好，谁吃到了都是一家人的服气。饺子煮好了要从锅心涝第一下几个丢外面去，据说是为了敬给过路鬼魂。

全家人围坐在一起，茶点瓜果放满一桌。过年摆供，苹果一大盘是少不了的，这叫作平平安安。过年还会备很多糖果、干果、瓜子和杂拌儿。所谓杂拌儿，就是现在的什锦果脯。这些小食品是人们围炉闲坐、守岁辞岁时的美食。

放鞭炮

年夜饭做好还没吃之前要放烟花鞭炮，这是孩子门最喜欢的节目了。其实烟花春节一般要放两次的除夕和元宵夜，鞭炮就多了，除夕晚饭和年夜饭前，初一早中晚饭前都要放，还有逢五的日子，等等。

初一初二不扫地

大年初一、初二这两天，孝感人不扫地、不挑水、不生火，饭菜都预先弄熟，称为压岁。初三才开始挑水，并在井台边烧纸钱，说是买水。门神要在初二取下烧掉。

拜年

年夜饭吃完后孩子要给长辈拜年，给爸妈、爷爷奶奶、叔叔伯伯磕头，然后大人准备红包，成年人也要给父母拜年，祝福老人长寿、健康。然后就是从初一开始要带上礼物给亲朋好友等等挨家挨户拜年，要很多天。一般已婚男子携全家除夕、初一要在父母家过年，初二要到岳父家拜年。也有初一不出门、初二拜家庭、初三初四拜丈人之说。

破五吃饺子

破五吃饺子，承载了人们期盼吉利、幸福的寓意。清晨起，家家户户放鞭炮，尤其放二踢脚被称作崩穷，把晦气、穷气从家中崩走。

正月初六送穷

正月初六送穷，是我国自古就有的一种很有特色的过年风俗，其意就是祭送穷鬼。早在宋朝时，送穷风俗已相当普遍。宋以后，送穷风俗依然流行。

送穷风俗的仪式大多是：送穷时，既要为穷鬼准备象征性的车船，还要给穷鬼带上干粮。有的地方还有以芭蕉船送穷的做法。看来，各地送穷，各有各的办法。民间广泛流传的送穷习俗，反映了我国人民普遍希望辞旧迎新，送走旧日贫穷困苦，迎接新一年美好生活的传统心理。

糖瓜祭灶

东北有首民谣：糖瓜祭灶，新年来到。老东北过年要祭灶希冀灶王爷保佑全家平安。祭灶时用的是糖瓜、关东糖等小食品，由胶状麦芽糖制成，甜中略带些酸味儿。

春节时，老东北祭神祭祖一般用糕点，有蜜供、萨其马等，这些不仅是东北地区满蒙等少数民族的食品，也是东北人家中必备的食物。东北人还有除夕夜吃鱼的习俗。鱼必须是鲤鱼，最初是以祭神为名目，后来就和吉庆有余相联系。所以，鱼既是美食，也是供品。老东北过年还会备很多糖果、干果、瓜子和杂拌儿。所谓杂拌儿，就是现在的什锦果脯。这些小食品是人们围炉闲坐、守岁辞岁时的美食。

因为东北主要人口迁徙到东北的历史不是很久，所以东北的习俗都带有一些外来或是中原习俗在其中，又有流失，又相互融合，聚居于不同地区的人口的习俗也是不一样的。送灯在东北来说是一个比较流行的祭祖习俗。

在元宵节时,家家都做面灯,而灯形如碗盏,俗称灯碗。用玉米面做成的叫金灯,用白面做成的叫银灯,用荞麦面做成的叫铁灯,做成型后上锅蒸熟后,插上用棉絮缠裹的芦苇做成的灯芯,面灯碗里倒满灯油,面灯就算做成了。然后依次把这些面灯送到祖宗板上、天地板上、皂王板上,送到仓库、牛马圈、井台、碾磨房等处,送到大门旁、大路口。

民俗调查报告篇（4）

1、西南少数民族基础教育现状和民俗文化保存现状。

2、云贵川地区有色金属工业污染和环境保护。

二、组织单位

三、活动简介

1、背景、目的和意义。

深入到凯里、都匀、安顺、曲靖、康定等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对其基础教育和民俗文化保存现状进行了解和调查。途经地区大多为中国有色金属的工业基地，故对环境保护的调查又极为方便，选择这一选题比较合理。

通过活动让队员对这一问题有一个大致认识，加之队员主要以历史和社会工作专业为主，又多为校报学生记者，活动又可以强化队员的专业和业务知识,丰富社会和生活阅历。

2、调查方式。

主要是以走访的形式进行。配以图片和图像资料。归来后整理成以文字、图片和图像为主的立体性调查报告。

3、调查内容。

⑴相关地区九年义务教育状况，并对其现状、特征和原因进行简单的调查。选择一个村寨作为个案进行深入的走访和调查，并对其现状、特征和原因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研究。

⑵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保存现状，并对其现状、特征和原因进行简单的调查。各选择苗族、布依族一个村落进行深入的走访和调查，通过对其文化背景、语言、建筑、婚俗、传统技艺的继承、经济特征、外来文化的影响等方面现状的计量研究和分析，进行对比研究。各选择苗族和布依族的一个家庭和一对夫妇分别进行家庭结构和婚俗现状的个案分析研究。通过以上调查和研究提出保持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建议。

⑶途经地区有色金属工业污染和环境保护。对途经地区有色金属工业污染和环境保护进行大致的计量比较和分析。选取途经地区的一个城市(六盘水或者攀枝花)进行较为细致的调查。选取工业集中地区的边沿地区的一个古村落进行调查，用计量的方法进行深入的调查工业开发、污染和环境保护对个案对象经济结构、生活方式、民族民俗文化的影响，对第一个课题研究进行补充和说明。

4、后期制作

活动结束以后，以团队的名义进行报告和论文的撰写。

⑴调查报告。

题目。《西南少数民族基础教育现状和民俗文化保存现状》、《云贵川地区有色金属工业污染和环境保护》。

形式。调查报告以文字、图片和图像的立体形式展现，主要是研究报告、幻灯片、图片展。

a、研究报告。以团队的名义在相关学术刊物和学术网站、个人网站上发表。并参加河南省和团中央组织的大学生社会实践和调查大赛。

b、幻灯片。制作成图文并茂的幻灯片，配合研究报告，强化其观瞻效果。

d、报告会。拟计划在9月——10月在校内组织巡回报告。

⑵论文。

组织相关专家对调查资料进行甄别和提取，拟计划撰写系列的论文。包括，整体性的研究和分析，个案的研究和分析，某一个方面的整体或者个案性的研究和分析。

题目(初拟)。

a、《西南少数民族基础教育现状和民俗文化保存现状——以 村落和 村落为例》、《 族和 族基础教育现状和民俗文化保存现状比较分析——以 村落和 村落为例》。

b、《西南少数民族基础教育现状和民俗文化保存现状——以 村落和 村落的两个家庭为例》、《 族和 族基础教育现状和民俗文化保存现状比较分析——以两个家庭为例》。

c、《 族和 族婚姻现状比较分析——以 和 两对夫妇为例》。

d、《云贵川地区有色金属工业污染和环境保护》。

5、后期宣传

⑴媒体宣传。

计划在《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教育时报》、《河南教育》、《京九晚报》、《商丘师院报》和河南电视台、商丘电视台报道。

⑵活动宣传。

a、巡回报告会。拟计划在9月——10月在校内以系别为单位组织巡回报告。重点对xx年级集体进行报告会，以扩大在新生中间的影响。条件成熟计划在商丘其他院校进行巡回报告。

b、摄影和图片展。在校内两个校区(条件允许下考虑在商丘其他院校组织)进行摄影图片展。

c、电影节。由于活动结束后，大量的影像资料要编辑制作成系列的宣传短片，可在9月份利用周末时间循环放映。

d、校报文化周。由于10月份，刚好迎来《商丘师院报》创刊200期，校报编辑部将组织校报文化周活动。活动期间，“青春行走中国”活动是一项主要的内容，届时将对该活动进行全面的文字、图片、影像、实物展示。

e、宣传橱窗。校报编辑部在两个校区拥有两处宣传橱窗，活动结束后，将制作成一期专题橱窗。

四、活动路线及总行程

商丘—信阳—武汉—岳阳—长沙—湘潭—衡阳—桂林—凯里—都匀—安顺—六盘水—曲靖—昆明—攀枝花—西昌—康定—成都—万州—襄樊—南阳—许昌—商丘

民俗调查报告篇（5）

近代乡村财产继承习俗并未发生重要变化[1] ，这就为研究乡村社会财产习俗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提供了很好的视角，海内外学者对近代乡村财产继承习俗作了许多区域性研究。[2] 本文试图从一个比较角度对近代南北方乡村财产继承习俗与宗祧继嗣及宗族社会之间关系作一探讨，以期加深对乡村财产制度与宗族社会的理解。

一、 南北方各地乡村财产继承形式

近代乡村社会的财产继承是以诸子均分为主要形式，诸子平等地继承家庭财产。绝大多数地区财产继 中并无嫡庶差别，如黑龙江的11个县家庭财产分析均无嫡庶区别，仅见湖北汉阳、麻城两县及福建连城县家庭析产中嫡庶有别，而且连城县的此种现象发生在戚族主分条件下。[3] 诸子均分还可以通过下一代或妻子来实现，所谓“子承父业”、“妇承夫财”。[4] 而各地私生子参与诸子均分则以生父认领与社会承认为条件。[5]

诸子均分前，南北方各地有先抽提养膳田地、长子长孙田地等习俗。父母享有养膳田地的财产权，诸子不得主张变卖或均分。[6] 长子长孙田地亦称长房田地，北方长子长孙田地继承资格仅限于长子及长子所生长子，如山西临县“长子长孙地”限为“酌分给兄之子地若干亩”，主要是因为长子长孙有主持家族祭祀的责任，如万全县“长子因祀祖先之义务，较次子有稍能多得者”[7] ，有的地方称长子长孙田地为祀田，如陕西华阴县“兄弟分产须为长房酌提田产以为奉祀之用，名曰祀田”。在南方大多数地区，其长子长孙田地主要表现对血脉相续的重视，湖北乡村社会的初生子即承重的长子，而不论其妻生妾出，均可享有长房田。长孙也并不限于长子所生之长子，而是诸子中最先所生之长孙，江西萍乡家庭长孙田就是“给予诸子中最先所生之长孙”。而且南方大多数地区的长房田并不具有祀田名目，长子长孙并没有主持家族祭祀责任，安徽贵池的长孙田就是长孙婚娶教养等费。[8]

当然，大多数地方的长子长孙田地所占比例极小，如福建顺昌等县长房田地约占家庭财产的百分之一左右[9] ， 普通农家的长子长孙田地大多仅具有象征意义。而且近代乡村社会的贫困化使许多地方的长子长孙继承特权趋于消亡，在河北昌黎县侯家营和山东历城县冷水沟庄的一些家庭财产分析继承中，诸子均分极为彻底，已经不再作其它财产分析安排。[10]

30年代的风俗调查显示，乡村妇女普遍未能享有财产继承权。[11] 满铁华北调查也显示，“女子除结婚费之外，原则上不参与家产分析”。[12] 在珠江三角洲乡村出现了极个别的自梳女继承家产案例，但这也是非常罕见的现象，并不能构成一种普遍的习俗制度。[13] 虽然黑龙江一些地方亲女有绝户（没有男性继承人的家庭）财产继承权，大多数地方亲女并不能完全继承绝户财产，如黑龙江泰来县、甘肃东乐县、热河承德、湖北竹山等县亲女均不能继承全部绝户财产，黑龙江通北县、河北清苑县甚至拒绝亲女的绝产继承权。[14]

妇女可以终身享有奁产管理权和收益权，夫家不能占有奁产，改嫁妇女甚至可以随身带走奁田，沅陵县将奁产称之为女户田。[15] 浙江宣平县奁产为妇女死后祭产，但大多数地方奁产在妇女死后仍归娘家所有，陕西西乡县、安徽贵池县 “如女死亡，其产业仍归娘室”。妇女并没有奁产的最终处理权，也并非奁产的继承者，仅有外孙享有奁产继承权，江苏松江县、福建建阳县均有外孙享有奁产继承权习俗。[16]

无亲子的财产继承，大多数地方习俗上是在父系宗族（即宗亲）中确立昭穆相当之人为继承人，继承宗祧及财产。一些地方，可以在同姓不宗范围内确立继承人，但一些地方则禁止在同姓不同宗范围内确立继承人。[17] 在同族或同姓范围内立继，有依亲等顺序在亲支范围内决定继承人的应继与以贤以爱选择继承人的择继区别，满铁华北调查显示，亲侄有继承优势，立继多由“由家长兄弟的儿子（作为过继子）继承全部家产”。[18] 但在南方的许多地方，更强调依亲等顺序继承，湖北、湖南、江西等地习俗应继享有完全财产继承权，而择继必须分润亲支族人。[19]

一个嗣子子继承两个以上家庭宗祧的兼祧习俗在南北方均较为流行，直隶、陕西、山西等北方省份及南方湖北、湖南、江西等南方省份均有兼祧习俗，许多地方的兼祧习俗以生母推定继承宗祧财产的人，所谓“各继宗祧，各继财产”，其兼祧制度在财产继承方面类似于孙继，实际上是由兼祧子所生之子继承财产。并继、关继与并祧则是则是亲族两个以上继子共同继承绝嗣家庭宗祧和财产，此习俗在山西、河北、陕西、安徽等地方均有发现。[20]

异姓继承以赘婿与外甥继承为多。招赘婚多发生在无子有女家庭，南北方乡村均存在，但赘婿继承在北方尤为突出，如陕西就有11个县报告有赘婿继承习俗，陕西等地还盛行孀妇招赘继承，相当多的县报告有孀妇赘夫继承财产习俗。赘婿继承可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赘婿并无宗祧继嗣权，但可承受全部或部分财产，由其所生之子继承宗祧，甘肃东乐县、陕西保安县、湖北通山县等地赘婿承受所有财产，但不得承嗣，生子须从女姓以承祀。此种习俗实际上是以外孙为继承主体，赘婿只是继承了财产管理权，因而赘婿不得当卖财产，如甘肃平凉县 “女家所有产业许赘婿管理，不许当卖，若有当卖情事，女族可以争阻”。第二种情况是赘婿承受部分财产，另立一嗣子与赘婿均分财产，此种赘婿未取得宗祧继嗣地位，不负责死后奉祀，仅负责妻家父母的生养死葬。第三种情况是以赘婿为继承主体，亦即以赘婿为子，赘婿为子的前提多为女家乏嗣及其同宗无应继之人，此种赘婿多须从妻家之姓、与妻家共同生活、负责妻家父母的生养死葬。此种赘婿等于异姓继子，甘肃全省、陕西南郑县、略阳县、福建政和县、江苏昆山县享有完全财产继承权的赘婿均属赘婿为嗣，兼有异姓继子身份。在一些地方，赘书实际上等同于继书，甘肃全省、江苏句容县等地招赘婿为子时“写立赘书为据，名为赘书，实与继书无异”。[21]

外甥继承是一种南北方均较为流行的外亲继承形式，陕西渭南县外甥的继承顺序甚至高于同族侄辈，甘肃天水县“可以外甥兼祧”。在南方，外甥继承也相当普遍，安徽当涂等县的外甥继承顺序仅次于同父周亲，江西“无子孙可以承继者，例得招外甥来舅家承祀宗祧，并得袭受其遗产”。 大多数南方地区仅认同外甥继承权，而妻侄姨侄等并不具有继承权。而在北方的许多地方，外甥继承与内侄等姻亲继承联系在一起，如山西临县、高平县内侄外甥均可继承，甘肃全省“得立两姨及中表之子为子”。北方的姻亲继承还有随娘子继承形式，如山西、陕西等地死带子（改姓继嗣的随娘子）即可继承继父财产。[22]

非亲属的异姓继承流行于北方，南方闽南等地亦较盛行，非亲属的异姓继承分为两种情况，一种系以异姓为嗣的继承关系，异姓构成继嗣关系一般以自幼抱养的异姓子为条件，如山西山阴有“血布养子”习俗即抱养异姓他人初生之子为嗣，偏关、屯留等县的抱子为嗣也与此相似。继子关系一旦成立，其财产继承权利不可剥夺。另一种为不构成继嗣关系的异姓义子继承关系，虽然义子与养父母并不构成宗祧继承关系，但义子可以继承部分家产财产，不过其对养父母家庭财产并不具有不可剥夺的继承权利，而是由养父母酌给财产。[23]

可以看出，南北方乡村社会均以诸子均分及同姓同族继承为主要继承形式，南北方乡村财产继承形式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姻亲及异姓继承方面，北方乡村社会习俗对姻亲及异姓继承有较多的认同，虽然闽南等地对异姓继承及赘婿继承也有着较多的认同，但南方大多数地区仅仅认同外甥及外孙等外亲继承形式。不过，北方大多数地方姻亲及异姓继承的继承顺序也低于亲族继承，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某种特殊情况下的补充或权变继承形式，如河南嵩县等地只有在同宗无应继者情况下才能招婿为子，河北清苑县、高邑县的异姓继承也是以亲族或同姓无相当继承人为条件。[24] 而且即使在北方许多地方，异姓继承大多须经亲族许可，如陕西华阴等县异姓嗣子须凭亲族才能有财产继承权。[25] 南北方乡村社会财产继承形式反映了以宗祧继嗣为基础的宗族社会财产继承制度基本特点。

二、 南北方财产继承习俗与宗祧继嗣观念

宗祧继嗣观念对乡村财产继承行为有着巨大影响，成为影响乡村继承习俗的核心文化观念，在赣南，如果财产继承违背了宗祧继嗣观念，“不但近房必出而相争，虽无关系之族人亦皆不以为然”；在浙江丽水县，违背宗祧继嗣原则的立继普遍受到强大的宗族社会压力，“同族人等亦皆从而非议之，而无子者始虽不愿，终则因受舆论之影响，仍从公议”。[26]

陈其南十分重视宗祧继嗣观念对乡村继承习俗的影响，进而其分房理论认为汉人财产继承关系就是每个儿子独立继承父亲宗祧的继嗣观念展开。[27] 在国家政权及儒家正统文化影响下，南北方的宗祧继嗣观念及财产继承习俗固然有其一致性一面，但国家法律及儒家正统文化并没有规定一套某一简单宗祧继嗣观念展开的财产继承制度，乡村社会财产继承习俗也不能完全与国家法律或某一简单宗祧继嗣观念保持一致，如许多地方有“禁止赘婿”并禁止赘婿继承财产的习俗，有的地方又有赘婿为嗣继承宗祧与财产习俗，而法律规定赘婿没有宗祧继承权，但允许招婿养老、并可以继承部分财产；亲女继承绝户财产也为清代法律所规定，一些地方亲女有继承部分财产的权利，而大多数地区并不认同亲女的继承主体地位。[28] 乡村社会的财产继承习俗是在与社会生活需要及宗祧继嗣观念互动中形成，并且受各地社会经济与社会文化条件及宗族关系影响，其本身就具有多样性特点。

其实，乡村社会宗祧继嗣观念本身就具有民间性，其宗祧继嗣观念往往并不完全等同于儒家正统的宗祧继嗣观念。陈奕麟曾经对儒家正统的宗祧继嗣观念作过探讨，他引用（宋）陈淳《北溪字义》对族人继嗣“取其一气脉相为感通可以嗣续无间”的解释，认为宗祧继嗣的根据是气脉说。[29] 气脉说以父子及族人之间的男系联系为继嗣依据，属于正统的父系宗祧继嗣观念。但各地民间的宗祧继嗣观念往往并不完全以此为根据，许多地方的民间继嗣观念以血脉说为根据，认同外甥及外孙的宗祧继嗣权，如陕西蓝田扶风等县以甥舅有血统关系，以甥为嗣“竟视与亲生子无异，甚且有合户欢迎，酌酒相贺者”；甘肃皋兰县“有以外甥承舅而同宗之人亦不争者，盖谓姊妹之子与昆弟之子相似，其血脉同出一本，较同宗之人或尤亲也”。安徽当涂贵池等县外甥 继承顺序仅次于同父周亲，“盖以外甥为其同胞姊妹所生，血统较为亲密之故”。[30] 因而南北方各地普遍流行外甥及外孙继承。

各地的宗祧继嗣及财产继承习俗形成也受各自的历史文化及社会生活环境因素影响，民间继嗣观念存在着南北方的某些差异。北方社会表现以“宗”为其继嗣特点，“宗”的继嗣除了反映父子之间的世代连续性，还反映了兄弟分化的大宗与小宗区别。[31] 在继承中区别长子与众子是中国血缘宗法文化中的大宗小宗原则应有之义，在南北方宗祧继嗣及财产继承中均有其表现，如绝次不绝长、长子不出继等习俗，黑龙江、奉天、热河、河南、山东、山西、江西、湖南等地乡村均能发现。[32] 但是，北方社会更强调长子的“大宗”地位。在华北的良乡县吴店村、昌黎县侯家营、顺义县沙井村、山东省历城县冷水沟，象征着宗祧继承的牌位、祖匣、家谱多归长子继承。[33] 长子继承祖屋也是北方社会长子继承特权，如陕西华阴县“原有祖房恒为长子分得，故俗有长子不离祖之说”，山西兴县“惟长子务须居其原宅，故曰长子不离旧院”，《同官县志》记载“长子不离老庄，次子不离马房”。[34] 北方社会长子继承牌位、祖匣、家谱及祖屋，被视为家族世系的“大宗”，有主持家族祭祀的责任。而南方社会则以“房”为其继嗣特点，房不仅代表了父子间的世系连续，而且反映兄弟平等分化，独立与父亲构成世系联系，强调每个儿子在继承中的平等地位。[35]

南北方继嗣观念的差异还表现在嗣子义务方面。北方强调嗣子的送死责任，摔盆执幡即是获得嗣子资格的一种凭证，可以得到财产继承权。河北清苑县、山西神池县、山西临晋县、陕西渭南县、甘肃全省等到地均有以顶盆者、摔盆者及执幡者为嗣子的习俗[36] ，在死者没有亲子或未立嗣子的情况下，丧礼中“有继承资格者往往争摔牢盆，以为取得继承之根据”。[37] 即使摔盆或持幡者未能立为嗣子，因为他们履行了送死义务，也享有部分的财产继承权，如山东东阿县、临朐县摔盆或顶盆者不能继承宗祧，也可继承部分财产；黑龙江各县承办丧事及顶灵驾丧者均有遗产继承权。[38] 北方各地习俗将人子送死义务与财产继承紧密相联，以致乡村丧礼多有“争继夺幡，辄致相哄”[39] ，实际上就是以此争夺财产继承权。

北方乡村社会虽然有长子以抽提祀田为名的长子田，但此种祀田常常徒具虚名，供奉血食并未成为嗣子的重要责任，在财产继承方面出现了不立嗣子而由送葬者迳行继承的情况，如华北地区，继嗣奉祀观念淡薄，河北省昌黎县侯家营庄的农民甚至认为自己的死去亲人并不需要祭祀，家庭中无子者死后无须立嗣子解决血食供奉问题，其财产由兄弟分析继承，河北省昌黎县侯家营和河北省栾城县寺北柴村均有不为自己兄弟立嗣而迳行分析财产的案例。[40] 南方乡村社会继嗣观念则以供奉血食为立嗣的重要原因，以奉祀宗祧为嗣子的重要责任，也是嗣子获得财产继承权的依据，强调财产继承与供奉血食的联系。南方许多地方流行死后立嗣，江苏高淳县死者无遗产，由亲族为之积资并立继供奉血食；湖北汉阳、浙江东阳、福建连城等县为未婚夭亡者立继， 继子有供奉血食责任和继承财产的权利。[41]

在乡村社会财产继承关系中，社会生活需要－宗祧继嗣观念－财产继承习俗三者处在一种互动之中，而社会生活需要往往处于关键地位。中国亲属文化本身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与扩展性[42] ，亲不仅有血亲、姻亲关系，而且可以扩展到共同生活的非血亲或非姻亲关系，社会生活需要可以使此种共同生活的非宗亲关系及非亲属关系虚拟为某种宗祧继嗣关系，从而丰富了宗祧继嗣观念与财产继承习俗的多样性。在南北方乡村财产继承习俗中，异姓为嗣多以自幼抱养为条件，也是因为自幼抱养的异姓子有长期共同生活而具有亲情纽带。如陕西汉阴县、浙江诸暨、山西偏关的异姓为嗣习俗强调“抱养异姓三岁以下之幼子者”，此种异姓子有完全财产继承权。[43] 华琛在香港新界调查发现，乏嗣族人如果不能收养自己兄弟或堂兄弟的儿子，往往就从陌生人那里买下男孩继承。华琛认为，人们这样做是因为兄弟或同堂兄弟之子与自己具有较强的亲情纽带，抱养异姓子也可以通过长期共同生活建立亲情纽带，能够保证继子的忠诚及家庭财产的安全。[44] 斯图柯德在华南地区田野调查时发现冥婚名义上为死去的儿子立继，实际为自己立嗣孙作为继承人，人们解释立嗣孙是“害怕宗族的人欺骗并夺走自己的财产”，而嗣孙可以通过长期的共同生活建立亲情纽带。[45] 兼祧继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具有亲情纽带的嗣孙作为继承人。

一些以共同生活为基础的非亲属关系并不虚拟为宗祧继嗣关系，其财产继承关系也可以成立。如许多地方的异姓子并没有宗祧继嗣权，但这并不妨碍长期共同生活的异姓子享有全部或部分财产继承权。对于义子所生之子（即义孙），因为生长于家庭之中，各地习俗普遍认同为“自家人”，承认其与亲孙一样的地位与继承权，河北各县“若义孙则产于己家，虽义子所出，而情均天伦，固与亲孙无殊也”。[46]

社会生活需要促使新的宗祧继嗣观念及财产继承习俗产生，如同父同祖亲关系历来是乡村社会互助的基本群体，在乡村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作用，兼祧制度就是为了保证同父同祖亲财产继承权而产生的继嗣及财产继承习俗，“始于乾隆年间，前代无有”。[47] 人们甚至也会因为社会生活的迫切需要而不顾宗祧继承原则，如许多地方留媳招夫并继承财产，就是因为养亲无人，寡媳承担家计劳动，“实因本县农村经济使之然也”。[48] 在浙江吴兴、安徽广德等县，因为太平天国革命后“户丁稀少”，为了解决家庭劳动力和继承人，于是民间兴起“异姓承嗣办法”。在闽南，异姓继承普遍，就是因为当地房族争夺激烈，人们普遍多立异姓继子（即螟蛉子），以增强家庭及房族势力。[49] 而且螟蛉子等承担在海上贸易中冒险犯难的勾当，在以海外贸易为主要生存资源的闽南社会，螟蛉子往往掌握了家族盛衰命运。[50]

三、 南北方财产继承习俗与宗族关系

以宗祧继嗣为基础的财产继承习俗对家庭－宗族结构的再生与维系具有重要的作用。弗里德曼认为诸子均分制度下的儿子潜在财产权对于大家庭分裂有着决定性作用，“往往会使基本家庭从联合家庭中分离出来”。[51] 近代习俗调查资料表明存在着此种儿子潜在财产权，如甘肃平凉县、浙江义乌县均有未分家析产的儿子“将家中财产书立约据，出卖与人”，其父母死亡后才投税过粮管业。[52] 潜在财产权往往引起兄弟间冲突，满铁华北调查发现大家庭内兄弟之间常常会因为子女多寡、子女教育费支出、浪费金钱、懒惰等发生矛盾，“收入和支出常常敏锐地支配着他们的大脑，往往是妻子算账而丈夫发言”。[53]

妇女奁产权也对家庭分裂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河北省顺义县沙井村，“妻子娘家带来的财产属于特有财产，与家产区别开来，自带财产是与家产区别的私产，所谓‘贴己’，称之为夫妇‘两人的东西’”。[54] 由于奁产的存在，大家庭内部的一对新夫妇往往“构成了共同体”，“他们被赋予某种经济独立性和追求更大的独立性”，于是“一个新家庭开始在家庭内部生长”，最终导致大家庭的分裂。[55]

诸子均分制度又造成了小农家庭之间的共业联系，或是由于财产本身存在着物理上不能分割的情况，或是为了便于生产和生活，分析后的家庭之间往往存在着共同所有、共同使用的共同财产关系。在河北省宝坻县，家产分析后，井、碾磨、车、采土场、家屋宅地、进出道路等为共有公产。在栾城县寺北柴村，兄弟分家之后共有一部水车和大车、骡等现象较为普遍。[56] 家庭之间存在着共业关系使原来的大家庭关系并没有完全断裂，而再生出新的家族关系。当然，此种共业关系会随着家庭经济条件等因素变化而改变，具有暂时性特点，此种家族关系也并不是一种强大持久的宗族分支关系。

以宗祧继嗣为合法依据的财产继承习俗也规定了一个父系继承的系统，宗族成员之间有着继嗣及财产继承方面的权力和义务，从而促进宗族关系的凝聚与宗族村落的成长。在促进宗族成长方面，南方养膳田作为祭产共业继承习俗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在养膳田地继承上，南北方习俗有所差别。在北方乡村社会，养膳田的继承仍然与养生送死有关，陕西蓝田县养膳地就是“父母生养死葬之业”，负责养生送死的儿子享有养膳田的继承权。陕西扶风县的养膳地是个例外，名为香火地，归主持家族祭祀的长子继承，实际上也大多用于生养死葬的开支。[57]

南方社会重视奉祀祖先，“蒸尝视为孝子仁人最要之务”[58] ，抽提祭产为一项重要社会习俗。富有家庭的父母亡故后，养膳田往往成为共同继承的祭产。虽然由于近代乡村财富向城镇的转移、乡村贫困化及新文化对祖先崇拜的冲击，养膳田抽提祭产甚少发生，但近代习俗调查资料及方志均有此习俗记载，如福建浦城“父母养膳约占诸子分产之半数，父母亡故，即以为祭产”；江西横峰县养膳田，“如父母均故，则拨作父母祀产居多”。[59] 宜北县家庭析产，“抽存一部分父母犹存作为养老田，殁后作为祭田”。[60] 与此同时，在四川等南方地区，与北方长子继承祖宅习俗不同，有“分爨时除留祖宅”作为共同财产的继承习俗。[61]

此种祭产、祖屋的继承为家族共同继承，成为宗族凝聚的物质基础，也是宗族关系成长的基点，中江县的风俗调查说： “兄弟析产分居各为一家，遗产多者则留一份为蒸尝，共占蒸尝者则分别为宗族，其无产或遗产少者则各随生活而人他适，有家制而无族制者多矣”。[62] 南方乡村土地关系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有共同继承的祖先祭产较多，“诸族各有祭田，其祖宗遗下以备祭祀者为血食”[63] ，其中许多祖先祭产就是由养膳田转化为祭产。共同继承祖先祭产的子孙 “不论族服疏远”均可参加集体祖先祭祀活动，“皆设有祭银、祭田以赡其祀”；[64] 同时共同祭产可用于宗族的赡济助学及公共事务开支，“子孙贫者因得分惠，而资以振之”[65] ，从而构成了宗族生长的物质基础。

在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分支理论中，公产是宗族分支与凝聚的关键，拥有公产的“小族支会不断成长，成为一个大而繁荣的合作单位”。[66] 近代乡村财产习俗调查资料可以对弗里德曼理论作一个补充：这种带来宗族分支与凝聚的最早公产主要就是养膳田转化而来的祭产和祖屋，由于其共同继承特性而促进宗族关系的凝聚，密切联系的宗族群体因此而成长。

北方社会的养膳田主要用于生养死葬，剩余也多由家庭继承，缺乏共同继承的祭祀公产；而长子长孙田及香火地等属家庭私产，且早已失去了祭田的意义，临县长子长孙田“初不知为主庙祭而设”，兴县“析产者亦拨长子、长孙田，然不知其为祭设也”。[67] 于是造成了祖先祭祀的缺乏，一般人民的祭祀活动，“祭品不必备物，视农家所恒有者，仪文简略”。[68] 缺乏祖先崇拜缺乏宗族公产物质基础，祖先崇拜淡薄，“村民自祖以上名字皆不能知，安望其洁蠲奉奉祀处”[69] ，乡村社会祠堂稀少，北方宗族关系就会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南方社会恰好与此相反，养膳田转化为祭产，祭祖活动又强化了人们的祖先崇拜文化心理，宗族祭产不断积累、合并与扩大，乡村社会普遍出现大规模的祠堂公产，进一步强化了宗族关系。

财产继承习俗与宗族关系也是处在相互作用之中。在乡村财产继承过程中，宗族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在一些地方，析产分家的中人是亲族与外亲、乡邻的结合，如高邑县家长分产时，需要“约同家族长辈或乡邻中洞达事理者”均分财产。[70] 在许多地方，中人就是宗族势力，如黑龙江各县分析财产“由主持家务者召请亲族公同议定”。而且族长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如清苑县“凡同族遇有继承分居事项，须有族长议定继承，书立继单”。[71] 特别是在非亲子继承的财产继承或争议较大的亲子财产继承中，习俗上往往由族长代立分书，族长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家庭父权与宗族构成了一种相互制约关系，宗族主要依据宗祧继嗣原则制约家庭父权的财产继承安排，在栾城县寺北柴村，“假如父亲的遗嘱不公，本门亲长或族长可以改变”。[72] 在山东聊城、山西新绛县、浙江富阳县，赘婿继嗣并继承女家财产均须经宗族同意。[73] 尤其是在南方宗族关系强大的地方，家庭父权作出违背宗祧继嗣原则的特殊财产继承安排，须经亲族或宗族认可方能生效；[74] 非亲子的立继继承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宗族势力的操纵与影响，各地宗族均有不得异姓乱宗规定， 1934年的武昌张氏宗谱“凡例”规定：“倘溺爱异姓而不择立本宗者，须由同族将其产业捐入祖祠，以作祭业，而除其名，永不入谱”。[75] 异姓财产继承人往往面对着宗族势力的强大压力，难于在村落宗族立足，如湖南长沙、湘潭、衡山、湘乡等县，养父母去世后，“义子非遭嫡庶子之苛待，即遭亲属之干涉，其或夺其财产而逐之”。[76] 四川蓬溪县的抱子多为“各族属轻视欺凌”。[77]

一般说来，宗族关系强大的地方，其财产继承中的宗祧继嗣原则就更为严格，而且更多地照顾亲族及宗族的利益，如湖南、湖北各地择继有分润亲族的习俗，“未立各人亦各分给若干财产”。当然，乡村宗族社会毕竟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家庭父权仍然是影响财产继承的基本权力，宗族有时也会与家庭父权达成某种妥协，如江苏句容县赘婿继承的家庭“须纳资于祠，其婿即可登谱顶门，享有被继承人一切之权利”。[78] 但更多的南方宗族并不会因金钱出卖宗祧继嗣权，而是承认异姓子的家庭财产继承权，并不承认他们具有宗族的正式谱系地位，而是将异姓子列入非正式的谱系或是有区别地列入谱系之中，湖南长沙、浏阳等县宗族将异姓子列入副谱或零谱，江苏武进、浙江诸暨、福建建阳等县宗族是在谱系中标明义子继子抚子螟子等字样，或者是在谱系中“亲生子则朱线，买养子则用蓝线”，或者是在谱系中分内外行以容纳异姓子。[79] 以此方法将他们区别于宗族，同时又将他们纳于宗族生活共同体之中。

而在一些宗族关系薄弱的地区，宗族关系还不能构成强大约束力，家庭父权在立继方面就存在着更大的自主性，财产继承习俗中的择继、赘婿继承、异姓继承等就会较多，北方乡村许多较多的择继、赘婿继承、异姓继承与宗族关系较弱有关，如陕西蓝田县当地“人民大半不立宗祠，不修家乘”，异姓继承较多，“并无户族以异姓乱宗名义出而理论”。[80] 可以认为，南北方宗族关系强弱差异是造成南北方财产继承习俗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注释

[1] 仁井田? ：《中国 农村家族》，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第126页。

[2] 仁井田升《中国 农村家族》主要以华北满铁调查为基础研究中国乡村家族社会，其中涉及到近代华北乡村财产继承习俗问题；沃尔夫、黄介山的著作（arthur p.wolf and chieh-shan huang,marriage and adoption in china,1845-194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california,1980）以田野调查材料及户口登记材料为基础研究台湾三峡地区婚姻与收养制度，其中涉及到过继子与财产继承等问题；斯图柯德的著作（janice

e.stockard,daughters of the canton delt,marriage patterns and economic strategies in south china,1860-1930,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california,1989）以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研究近代珠江三角洲的自梳女问题，其中涉及到女子的宗祧地位和财产继承权问题。华琛的论文（james l. watson,agnates and

outsiders:adoption in a chinese lineage,man，vol.10,no.2(june 1975) ,293-306.）则对香港新界的过继习俗作了研究。拙作《近代长江中游家族财产习俗制度述论》（《中国社会经济研究》2001年第1期）也对长江中游乡村社会财产继承习俗作了一些探讨。

[3] 司法行政部编：《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以下简称《调查报告录》）（二），1930年，第1317-1360、1368、1572－1573页。

[4] 河北栾城县寺北柴村的调查，见仁井田? ：《中国 农村家族》，第124页。

[5] 《调查报告录》（二），第1374、1580－1583页。

[6] 《调查报告录》（二），第1296、1676、1517页。

[7] 《万全县志》（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第222页。

[8] 《调查报告录》（二），第1446、1754、1638、1654、1669、1514、1488页。

[9] 《调查报告录》（二），第1572－1573、1579－1580页。

[10] 仁井田? ：《中国 农村家族》，第107－108页。

[11] 《射洪县风俗调查纲要表》，《蓬溪县风俗调查纲要》，《四川省各县呈报风俗调查纲要》，第一册，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第二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二档）：十二（6）全宗18268卷；《新宁县风俗调查报告》（1948年），湖南省档案馆33－1－270卷；《博野县风俗调查纲要》，《河北省各县呈报风俗调查纲要》，民国二十三年九月，二档：十二（6）全宗18266卷；《利津县风俗调查纲要》，《山东省各县呈报风俗调查纲要》，民国二十一年六月，二档：十二全宗18257卷。

[12] 仁井田? ：《中国 农村家族》，第125页。

[13] janice e.stockard,daughters of the conton delt,marriage patterns and economic strategies in south china,1860-1930,p78,p84。

[14] 《调查报告录》（二），第1363、1789、1807、1658、1361、1298页。

[15] 《 沅陵县志》（清光绪二十八年刻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第609页。

[16] 《调查报告录》（二），第1535－1536、1741、953、343、1078－1079页。

[17] 在湖北，汉阳等7县准立同姓不宗之人为继，在麻城等2县则不得立同姓不宗之人为继，见《调查报告录》（二），第1626、1655页。

[18] 仁井田 ：《中国 农村家族》，第126页。

[19] 《调查报告录》（二），第1639、1659、1685、1693-1694页。

[20] 《调查报告录》（二），第1705、1750－1751、1812、1481、1492、1522、1421、1297、1764、1497、1486页。

[21] 《调查报告录》（二），第1703-1747、1789、1713、1644、1785、1376、1659、1807、1770、1727、1704－1705、1569－1570、1462、1770、1466页。

[22] 《调查报告录》（二），第1743、1797、1476、1500、1447、1453、1771、1436-1454、1724-1730页。

[23] 《调查报告录》（二），第1458、1749－1750、1763、1589、1753、1765、1374－1375、1794、1473、1597－1598页。

[24] 《调查报告录》（二），第1375、1298页；《高邑县志》（民国三十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110－111页。

[25] 《调查报告录》（二），第1721页。

[26] 《调查报告录》（二），第1500、1549页。

[27] 陈其南：《家族与社会 －台湾与中国社会研究的基础理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第151－158页。

[28] 《调查报告录》（二），第1488、1380、1375－1376页。

[29] 陈奕麟：《由‘土著观点’探讨汉人亲属关系和组织》，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81期，民国85年春季。

[30] 《调查报告录》（二），第1706、1784、1476页。

[31] 石磊以华北地区为例说明“宗”的继嗣特点，石磊：《房与宗：两种不同结构类型的汉人继嗣体系》，陈奇禄院士七秩荣庆委员会：《陈奇禄院士七秩荣庆论文集》，1992年。

[32] 《调查报告录》（二），第1316－1363、1310、1808、1387、1400、1427、1441、1454、1513、1514、1693页。

[33] 仁井田? ：《中国 农村家族》，第136－137 页。

[34] 《调查报告录》（二），第1754页；《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简称《调查报告录》）（一），司法行政部编，1930年印本， 300页；《同官县志》（民国三十三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第69页。四川绵阳有“多有宗子分老宅习惯”（《四川省绵阳县风俗调查纲要》，二档：十二（6）全宗，18269卷），绵阳地区与陕西、甘肃交界相邻，疑为陕西移民习俗。

[35] 陈其南以华南地区为例总结了房的继嗣特点，陈其南：《家族与社会 －台湾与中国社会研究的基础理念》，第131－136页。

[36] 《调查报告录》（二），第1297、1422、1444、1722、1770页。

[37] 河南开封“率牢盆”等见《调查报告录》（二），第1381－1382页；山东东阿县“摔漏盆” 见《调查报告录》（二），第1394页。

[38] 《调查报告录》（二），第1394、1402、1318－1372页。

[39] 《玉田县志》（清光绪十五年刻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242页。

[40] 仁井田? ：《中国 农村家族》，第177－178、114页。

[41] 《调查报告录》（二），第1463－1464、1634、1556－1558、1575页。

[42] 陈奕麟：《由“土著观点”探讨汉人亲属关系和组织》，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81期，1996年春。

[43] 《调查报告录》（二），第1743、1748、1567、1452页。

[44] james l. watson,agnates and outsiders:adoption in a chinese lineage,man,pp298-302.

[45] janice e.stockard,daughters of the canton delt,marriage patterns and economic strategies in south china,1860-1930, p96.

[46] 《调查报告录》（二），第1378页。

[47] 黄安《滠水吴氏宗谱》，卷首，凡例，1936年印本。

[48] 《洪雅县风俗调查表》：《四川省各县呈报风俗调查纲要》，第一册，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二档：十二（6）全宗18268卷。

[49] 《调查报告录》（二），第1554－1555、1479、1594页。

[50] 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年，第154页。

[51] 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王铭铭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9页。

[52] 《调查报告录》（二），第1260、1037页。

[53] 仁井田? ：《中国 农村家族》，第224、104页。

[54] 仁井田? ：《中国 农村家族》，第126－127页。

[55] maurice freedman:ritual aspects of chinese kinship and marriage, 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edited by maurice freedma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p182.

[56] 仁井田? ：《中国 农村家族》，第 137－139页。

[57] 《调查报告录》（二），第1730、1737页。

[58] 《桂平县志》（民国九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下），第1051页。

[59] 《调查报告录》（二），第 1597－1598、1517页。

[60] 《宜北县志》（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下），第934页。

[61] 《中江县新志》（道光十九年刻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上），第120页。

[62] 《中江县风俗调查纲要》，《四川省各县呈报风俗调查纲要》，第一册，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二档：十二（6）全宗18268卷。

[63] 《会昌县志》（同治十一年刻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中），第1169－1170页。

[64] 《新化县志》（清同治十一年刻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第601页。

[65] 《蓝山县志》（民国二十一年刻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第590页。

[66] maurice freedman,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fukien and kwangtung,university of london:the athlone press.p53.

[67] 《临县志》（民国六年铅印本），《兴县志》（光绪六年重刻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609、597页。

[68] 《密县志》（民国十二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第42页。

[69] 《无极县志》（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117页。

[70] 《高邑县志》（民国三十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110页。

[71] 《调查报告录》（二），第1317－1360、1295页。

[72] 仁井田? ：《中国 农村家族》，第117页。

[73] 《调查报告录》（二），第1395、1418、1566页。

[74] 《江西省萍乡县风俗调查纲要汇编》（1932年），第二历史档案馆：十二（6）全宗18271卷；《常宁县风俗调查汇编》（1948年），湖南省档案馆33－1－270卷。

[75] 张佩华等修：《武昌张氏宗谱》，民国二十三年凡例，民国二十八年印本。

[76] 《调查报告录》（二），第1680页。

[77] 《蓬溪县风俗调查纲要》，《四川省各县呈报风俗调查纲要》，第一册，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二档：十二（6）全宗18268卷。

民俗调查报告篇（6）

家乡春节文化调查报告1一、前言：了解春节

春节到了，意味着春天将要来临，万象复苏草木更新，新一轮播种和收获季节又要开始，人们刚刚度过冰天雪地草木凋零的漫漫寒冬，早就盼望着春暖花开的日子，当新春到来之际，自然要充满喜悦载歌载舞地迎接这个节日。春节，是农历正月初一，又称阴历年，俗称“过年”。

这是我国民间最隆重、最热闹的一个传统节日。春节的别称是过年。在过去的.传说里，年是一种为人们带来坏运气的想像中的动物。年一来，树木凋蔽，百草不生;年一过，万物生长，鲜花遍地。年如何才能过去呢?需要用鞭炮轰，于是有了燃鞭炮的习俗，这其实也是烘托热闹场面的又一种方式。

二、内容：春节习俗

春节是我国一个古老的节日，也是全年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些较为固定的风俗习惯，有许多还相传至今。

小年——腊月二十三

北方的“年”是从腊月二十三开始的。小年的前几天，家家打扫房屋，意为不让灶王爷把土带走。

小年也叫祭灶节。祭灶，即祭送灶神升天。据民间传说，灶王爷本是天上的一颗星宿，因为犯了过错，被玉皇大帝贬谪到了人间，当上了“东厨司令”。他端坐在各家各户的厨灶中间，记录人们怎样生活，如何行事，每年腊月二十三，灶王爷都要上天向玉皇大帝禀告这家人的善恶，让玉皇大帝赏罚。

“腊月二十六，杀猪割年肉”

这一天主要筹备过年的肉食。杀猪，当然是杀自家养的猪;割肉，是指没养猪的人到集市上去买过年吃的肉。

“腊月二十八，打糕蒸馍贴花花，题写桃符”

所谓贴花花，就是张贴年画、春联和窗花。贴春联的习俗源于古代的桃符。古人以桃木为辟邪之木，《典术》曰：“桃者，五木之精也，故厌服邪气者也。”到了五代时，后蜀君主孟昶雅好文学，也每年都命人题写桃符，成为后世春联之滥觞。后来，造纸术问世，才出现了以红纸代替桃木的张贴春联习俗。

“腊月二十九，上坟请祖上大供”

对于祖先的祭拜，在我国由来已久。大多数地区在二十九日早晨请祖。

“大年三十是除夕”

指中国及其他汉文化圈地区的农历一月一日的前一天晚上，一般这一天，是人们吃喝玩乐的日子，北方人包饺子，饺子形似“元宝”，是吉祥如意的好兆头。

大年初一，开门炮仗

大年初一早晨，家家户户开门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红炮竹，即保证爆炸以后，红的纸屑能够遍地铺满，爆竹声后，碎红满地，灿若云锦，称为“满堂红”，象征新年的日子红红火火。哔哔叭叭的爆竹声除旧迎新，这时满院瑞气，喜气洋洋，这就是“开门爆竹”一说。而且满院的爆竹碎红是不能扫的。如果非要扫，必须从屋子周围扫到中央，这称为“聚财扫”，据说这样才可以聚集财气。同时，这一天，不能往外泼水倒垃圾，怕因此破财。

年初二，媳妇回娘家

农历正月初二初三，是出嫁女儿回娘家的日子，依照古时习俗，女子无故不得擅自回娘家，所以这一天娘家的兄弟必须前往男家迎接，邀请姊妹们回娘家聚会，一顿家宴之后，再回家探亲。但这一道手续在现代已简化成了电话邀请。

年初三，呆一天

通常不会外出拜年，希望避免容易与人发生口角争执。

年初四，接神迟

俗话说“送神早，接神迟”，所以送神要在大清早，接神却在下午四点左右。家家户户备牲礼果菜，并焚香、烧纸、放鞭炮以示恭敬。

年初五，赶穷无 正月十五——元宵节

元宵节是新年第一个月圆夜，有观灯等习俗，故又称灯节。

三、结尾：春节的意义

春节是个欢乐祥和的日子，也是亲朋好友团聚的日子，在这一传统节日期间，人们祭奠祖先，除旧布新，祈求丰年，活动形式丰富多彩，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家乡春节文化调查报告2一、调查报告的原因：

寒假期间，我随家人过了一个祥和快乐的春节，在过春节时，发现了一些风俗习惯，在中国人的过年习俗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过年的习俗又是怎样来的呢?我带着疑问走访了村里的知名老人。

二、调查报告的内容：

通过走访调查了解到：春节，代表了新的一年的开始;春节，意味着新春的到来，是美好的象征。周而复始的过着春节，可为什么要过春节呢?相传，古时候有个吃人的怪物叫“年”。“年”每隔365天就会出来吃人。有一个聪明的小孩想了一个办法：他让人们在门前贴上红对联，挂上红灯笼，并放鞭炮。“年”被吓跑回湖里。从此，人们每年都贴对联，挂灯笼，放鞭炮。“年”从此再也不敢出来了。所以人们第二天都会穿上新衣服，走家串巷去拜年，见到了人都会说“过年好”。这个习俗也就被传了下来。直到今天，人们仍会说“过年好”。

春节，人们都会在一起吃团圆饭，无论多远，也都会想方设法赶回家。腊月二十九，人们就开始忙着贴对联、“福”字、挂门钱。把“福”倒过来贴，有“福到了”的意思。大年三十，女人们就忙着包饺子，男人们就去“上坟”。“上坟”意味着想让死去的亲人也感受到新年的气息，同时也表达了晚辈对已故亲人的怀念与孝敬。

年三十晚上吃饺子成为中华民族不可缺少的习俗。一是饺子形如元宝，人们在春节吃饺子去“招财进宝”之意;二是饺子有馅，便于人们把各种吉祥的东西包到馅里，以寄托人们对新的一年里的祈望。在包饺子时，人们常常将金如意、糖块、花生、枣、栗子等包进馅里。吃到金如意、吃到糖的人，来年日子更甜美;吃到花生的人将健康长寿;吃到枣和栗子的人，将早生贵子。

春节，长辈会给晚辈们一些压岁钱，意味着给晚辈们添岁，也寄托着长辈对晚辈的爱与期望;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初三还得串亲戚。人们会从大年初二走亲戚，串朋友，有的一直串到初九或初十。人们交流过去一年的得与失，为新的一年绘新谱。

三、调查报告的总结

春节的习俗来源已久，在中国民族流传了上下几千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望“春节习俗”在中国大地上发扬光大。

家乡春节文化调查报告3五千年云卷云舒，五千年斗转星移。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蕴藏着许多“举世宏伟”民俗文化，春节民俗无疑成为这里面的大话题。下面我就带大家一起进我的家乡——礼县，去探个究竟。

进入腊月，我们这里的老老少少就开始期盼着新年的到来。大部分家庭里边都喂着肉猪，大概腊月初八前后就要杀掉它，作为新年即将到来的一个重头戏。说到这，我们还流传着一句童谣活着叫它小曲吧!“腊月八，眼瞧花，还有二十二天过年呢!有猪的把猪杀，没猪的啃娃娃……”因此大多有条件的家庭在三、四月份都要到集市上去买头小猪崽来喂，到了年底杀了让其来扮演这出重头戏。

过上半月，小年也差不多就到了。在这期间当然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呢!诸如收拾屋子、给孩子买新衣服等等。小年的晚上我们这要送灶王爷的，还有一个俗称是说灶王爷要上天呢。反正这些老祖宗手里的东西我暂时是搞不太清楚了。今天家长会在集市上买来灶糖，晚上烧香点蜡的时候给灶王爷献。过不了会儿，小孩子们就会争先去取下来自己吃。这样小年也就算告一段落了。

随着年味的越来越浓，人们也越来越忙了。三十的一天就忙着写春联、贴春联。到了晚上，毫无疑问全家人在一起包饺子吃，据说会在饺子里面包上面额不等的硬币，如果某个人吃到它的话，以示来年的好兆头;所以吃饺子的时候全家人会非常的热闹。年夜饭吃完后，妇女就收拾厨房，男子去烧香点蜡，开始“接先人”，具体怎么回事，我了解的也就只有这么多了。之后就是全家人坐在一起畅谈心声。现在的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开始注重起精神文明了，这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象征。

经过漫长的一月的“折腾”，新年也就随之到来了，大年初一早上家里的妻子和女儿会一块做一顿丰盛的大餐以示来年的好运势，吃完之后就是非常热闹的迎喜神了，鞭炮声、台鼓声，各种象征好兆头的东西一应俱全表演起来，可热闹了。但是这里问题着实不少，有不少人把这样的习俗早已抛之脑后了，搞不懂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或许是因为他们太现实，不在乎这些表面上华而不实的东西?即便是如此，他们只顾着“掰长城”，也就是打麻将，虽然小赌怡情，大赌伤身但是他们不会顾那么多，靠那些东西去赚钱?这样可以吗?赢了的.人又能怎么样!说着说着就远了，不过我只是实话实说罢了!初一完了之后，和平常时间就没什么区别了,拿什么来拯救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民俗呢?

过了几天，大概初八开始到十三，大伙就开始准备春节的另一重头戏了，即社火活动。由指定的一届社火会成员四人来操办，全民参与，用四五天的时间来糊龙、船、毛驴、狮子、牛娃，还有装身子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十三晚上八点左右开始演出，共演三个晚上，顺序依次是狂龙、秧歌、花棍、牛娃、毛驴、狮子、耍拳、渡船等一系列活动。我们村的这一系列装扮都是人工制作的，一代代相传，少说也有半个多世纪了吧，这应当是一大特色。每年外村的人前来观看的人也不少，颇受邻村的欢迎。以前我小的时候，就这么十几项活动也能进行两个多小时，

但近几年只进行一个小时多一点，也说不清什么原因，就我个人觉得原因有这么几点：

1、老一辈演员现在岁数也大了，大多都已退休，或不愿意再去演，把它淡化了，新的演员缺乏演技，无经验，演出时间缩短;

2、人员的流失，大多外出务工人员没有返乡，还有儿童进城求学，上课时间太早而无法去出演;

3、思想观念上的不重视，直接导致淡化社火活动，这包括村干部，社火会成员的不重视;

4、资金收集困难等等。至此，社火活动就结束了……

接下来就是正月十五闹元宵了，这个在全国各地都算是一项重要的春节民俗了，其具体情况想必大家也都熟悉的，我也就在这里不多废话了!我们这里的春节民俗活动也就这么个情况，说了这么多你有没觉得大这另你小有震撼呢?!

作为当代大学生，并且身为历史(文化遗产)专业的学生，深感背负重任之大!看到我们民俗当中的好多东西流失了，我想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现在的人对精神文明的东西重视不够，政府给保护这些民俗文化的投资力度不够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民间无力支付保存和发展它的费用。因此应加大政府对它的投入力度。当然民间人们也应从思想上根除对民俗的不重视，这样的话，我们民间宝贵的精神财富才不会就这样散失。对我们当地的民俗遗产重塑当初的雄姿我还是挺有信心的，我个人对今年我们村的民俗活动也贡献出了微薄的力量，相信我们民间的这些精神财富在政府和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会发展的更加辉煌!

家乡春节文化调查报告4调查地点：甘肃省武威市

调查对象：家中的人及附近男女老少

调查人：______

调查方式：通过自己家过年、上街走访、询问、观察，向老人们了解，实地考察进行查询,观看家乡春节节目。

调查目的：时至今日，新一代的人却纷纷过上了洋节，渐渐淡忘了我们自己的传统节日。春节临至，身为华夏子女，更应了解这丰富多彩，带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节日——春节，现在我就带大家领略一下我家乡的春节习俗及其文化内涵吧!

“过个大年，忙乱半年”，古人从腊月开始忙“年事”，一直到过了元宵，这年才算过完了，我居住的武威市民勤县的春节习俗也是十分具有典型的地方特色。通过亲身体验，上街走访，我更加了解了我的家乡的春节习俗及其独特的文化内涵。接下来我将从腊月一直到正月十五来一一介绍:

说起家乡民勤春节习俗应该从腊八说起，农历十二初八，民俗称谓之“腊八”，是春节前的第一个节令，此后“年味”日渐浓郁起来。腊八主要是吃腊八粥素食，民勤传统的腊八粥用米、豆、麦、青稞等五谷(或粮食、大豆、黄米、玉米、扁豆)和宽面条熬煮熟后，先用来敬门神、灶神、土神、财神，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然后一家大小一起欢欢喜喜，团团员员享用五谷杂粮的腊八饭。“腊八饭”用的水，须是凌晨的井水。因此，农村有抢“金马驹”之俗。最早打上井水者，便谓得到“金马驹”，就要发财。所以这天妇女争先恐后的早起抢“金马驹”。饭也是天未亮吃罢为好。俗语说“腊八饭，黑洞洞，田苗长得黑沉沉。”预示庄稼茂盛、丰收。此俗现仍流行。

农历腊月二十三“送灶爷”，是民勤正式的祭灶日，一般也可以说从此揭开春节序幕。旧时，差不多家家灶间都设有“灶王爷”神位，人们称这位尊神为司命菩萨或灶君司命，传说是玉皇大帝封的“九天东厨司命灶王府君”。所以家家户户也不约而同的蒸上祭灶的灶卷馍，大概有点点那么大小，献到灶台即可，让灶神享用，以示堵口。腊月二十三日祭灶与过年有着蜜切的关系，因为在一周后的大年三十晚上，灶王爷便带着一家人应得到的吉凶祸福，与其他诸神一同来到人间，灶王爷被天上诸神引路的，所以除夕都要灯火通明，迎来诸神一起过年。至今有这样的讲究:婆媳做饭是要说说笑笑，就是让灶神爷知道一家过的和睦幸福。长幼有序，对老人不能恶言，不能不敬。对上门的人不论贵贱要笑脸相迎，做到谦恭谨慎。因为灶神爷时时观察你的一举一动，否则会得报应。

腊月二十四到二十五“扫房”这两天家里人都会忙着打扫房间，庭院，厕所，猪圈鸡舍等，过个干干净净的年，万象更新。只要在家的家人这两天都上阵，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

腊月二十五到二十九“办年货”、蒸馒头、炸“馍馍”。家里的年轻人会去街上买年货，不过现在交通方便了，需求也大了很多，于是大多数人都去自己的乡里或镇里，有的还去民勤县城里面买。好菜，好肉不管贵不贵，想要得都买下。说到肉我们民勤县人大多是自家养猪的，所以猪肉一般不会买了。买些鱼肉等等。还有写对联的红纸或者直接买写好、印刷好的，门神，香。

馒头一般常见的，不过有大小两种。“馍馍”有很多种，面是前几天就准备，已经发酵好的，要看家里妇女的厨艺怎么样了，手巧的女人会做各种各样，色香味美，脆而不干，甜而不腻。女人们会使出十八般武艺，将“馍馍”做得最好。得到正月里来的客人、亲戚的赞。接下来当然要说除夕了，除夕也就是腊月的最后一天，春节的前夜腊月三十。现在多称为“年三十”、“除夕”，旧时，又称“除日”、“除夜”、“岁除”、“岁暮”、“岁尽”、“暮岁”。当然“除夕之义就是旧岁至此夕而除，新岁自明晨开始，有除旧布新之吉兆。这天也是我们吃、喝、玩、乐的日子，人们在中午便开始在大门、街门、房门上贴大红对联，门楣上挂门头子(彩色纸刻花纹的装饰品)和黄钱(黄纸上刻的花纹)。然后在下午要在肉锅里煮上饺子，用碗端上，拿上纸钱去庄子的前面迎先人，先烧纸钱，后致祭品，再放炮，意思是让祖先们来家中过年。太阳一落，家家都在堂屋里(院落中的上房，一般不住人，只供祖先牌位及先祖画像等)点烛焚香，祭祀祖先。所有男人(妇女在过年期间，不能进堂屋)都衣帽齐整，上香焚表鸣磬。祖先牌位前要献上食品供物。接下来是装仓。所谓装仓，是把猪肉(猪头最好)羊肉(过去的阔气人家还有鸡鸭鱼肉)煮熟了，每人捞上一碗，吃得尽饱，孩子们往往吃得很高兴。仓装完了，全家人坐在一起，说故事，拉家常，有的'玩牛九纸牌，兴的是一夜不睡，老人有一种说法“除夕”是熬寿的时间，谁休息得最迟，谁的寿命也就越长，年轻人可是冲这一点也要玩个天大亮。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守岁，即是对即将逝去的旧岁留恋之情也是对即将来临的新春怀着希冀，如果彻夜不眠，毫无倦意，就是预兆来年的精力充沛。俗称“熬寿”。

大年初一，大概到凌晨四五点左右，男女老少更换新衣，继则端上盘供，长辈们就准备燎天蓬的东西，当然燎天蓬之前要看今年的喜神在何方，农村一般要看自家的牛卧的方向，牛头朝哪边，就意示今年的喜神方向，然后全家老小，拿着花炮、烧纸、香、祭祀物品，出户迎接喜神，按“历书”所指喜神方向献盘敬香。在喜神所在方向架起一堆大火，大人小孩都要从火上跳来跳去，嘴里喊着“东去东赢了，西去西成了，牛羊满圈了，骡马成群了”意思是希望来年吉祥如意，五谷丰登。此即所谓“燎天蓬”。归来，开始吃饺子、拜年，先由小辈依次“磕头”递拜家长，进茶奉酒。然后，出拜亲族、邻里，各家都在客房里摆着油馃、馓儿和酒菜招待。晚辈给长辈磕拜后，长辈为了表示诚意和关怀，要给小辈压岁钱。这一天，人人见面都要问“过年好!”，平辈相遇，拱手致贺。拜年完了，他们有的弹唱，有的玩牌打麻将，整天都沉浸在欢快的情绪之中。

大年初二拜岳父、岳母都成为民勤一种乡俗，无论是新婚夫妇，还是老女婿，在初二都要去岳父岳母家道贺春节快乐。没娶过媳妇的必须到舅父母家去，没有特殊原因不能错过这一天。

初三是过年的最后一天。早晨仍在堂屋里上香礼拜，并把门楣上、仓子上、箱柜上挂的黄钱一律扯下来焚化，叫做“化钱”。意谓先祖来家过年，现在欢送他们回去。紧接着就是“打醋炭”，是在每个房里的火盆上或火炉中烧上一块石头，备好一碗带油花的陈醋，打醋台者手端一个大木勺，勺里放着烧红的石头，同时在石头上浇醋，醋遇上石头，就有浓烟般的热气冒起来，弥散整个房间，发出一种酸喷喷的异香。打醋台的人走向各个房间，各个角落。然后把剩下的醋和石头倒在大门外，据说这些东西驱瘟除邪，清除一年的灾祸疾病，因之又名“除百病”。打醋台的人前脚走，后面的人就跟着把房间、院落打扫一遍，三天的过年就算基本上结束了。

接下来从正月初四各乡镇排练的秧歌队、社火队穿梭于大街小巷、居民楼院、政府机关之间，富有地方特色的民勤小调在文化广场倾情演出，开着三轮车、小汽车的农村居民进城看戏、看社火成了新时尚，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日。

人勤春来早，正月初十就感受到了浓浓的元宵节气氛。龙年元宵佳节准备得非常充分，氛围营造得格外热闹。由县城东小十字从南向北穿过文化广场步行街，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写着“龙年大吉”的拱形彩门，彩门内一幅巨型的象征中华传统文化、祈祷人们万事如意，平安祥和的九龙壁富丽堂皇地矗立着。其次，依次摆放的是“瓜果飘香”长廊、“蟠龙柱”、“龙王治水”、“劲牛”、“花团锦簇”、“玉兔送福”、“航天模型”。两侧对称布臵“金钱树”、“苹果树”等各种花树。整体犹如传统庭院前庭、中院、后院、左右厢房式对称布局。在最北端是在玉兔指挥下的两条巨龙正欢快地玩耍“二龙戏珠”游戏。

正月十五日便是元宵节，古称“上元节”也是我国一个普遍的传统节日，在民勤县城四大街人山人海、人头攒动，吃元宵、闹社火、放烟花、观灯、猜灯谜、荡千米等，展现出民勤人民团结奋进、平安和谐、率先发展的时代风采，演奏出以人为本、民生优先、生态良好、经济发展、上下一心的和谐音符与篇章中结束一年一岁的春节。

调查心得：

通过这次寒假社会实践，我想，春节所以得到大家的重视，是因为它代表了人们的愿望，人人都希望生活的幸福、美满，希望工作顺利，前途无量，忙忙碌碌一年，所有的苦恼和愤懑都将在大家彼此的祝福声中消散，在彼此的祝愿中积聚力量，春节，给了每一个人畅舒胸臆的机会。春节还意味着团圆，在当今亲情日渐淡薄的形势下，春节提醒孩子“常回家看看”，在老人期盼的目光中体验家的温暖。春节也意味着春意融融，春天来了，万象更新，忧愁的、幽怨的、有恩的、有恨的都沉淀在冬天的冰雪中，当春风轻拂杨柳、小河潺潺歌唱时，每个人都能体会到光阴流转之速而增添宽容和大度。春节实在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节日。春节是四季之首，我们的足迹将踩出新一行。生命的里程又开始了一次始发，所以多一点期望，就多一份珍惜;多一点幻想，就多一份激情。

家乡春节文化调查报告5前言

随着经济社会全球化，农村经济也得到很大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在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年青一代受到世界综合文化的影响，在思想与兴趣等方面出现“西化”现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也有所淡化。春节期间，我对家乡农村的春节文化习俗进行了适当的调查，分享给同学们，借此激发同学们对传统节日文化的兴趣，并思考改革与创新、继承与发扬。

下面向大家汇报关于春节习俗的三个方面的调查结果。

一、春联

走访和观察了几十户人家，认真查看和欣赏了各种对联，现将我的分析汇报给大家。

1、春联的格式

正门对联：贴在门堂中，纸张较宽大，字数一般4-5个大字，少数铁门有7个大字的。

门旁对联：贴于门两旁，一般木门旁较窄，多数是7个小字对联，也有9个小字对联。有些人家是大铁门，则是7-9个大字对联。

门头横联：贴于门堂上方，多数情况下木门才有，字数讲究为偶数，字数一般是10个字，通常是由一副完整对联构成的，

“四个字”：贴于门头正上方，特大字，反应主人的吉祥心意。常见为“紫气东来”、“飞熊镇第”、“耕读传家”等。

“福”字：正门的最上方通常贴一个“福”字。有的正贴，也有倒贴的。倒贴寓意“福到”。

柱联：贴于各种柱子上，大字对联，通常7-9个字。

迎喜条：通常贴在家门口的树上，如“迎喜接福”、“四季平安”、“四方来财”等

2、春联的内容

正门对联的内容多半都是积极、乐观、祥和、祝福等等美好的。

祈愿类的，如“花开富贵，竹报平安”

言志类的，如“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祝寿类的，如“福如东海水，寿比南山松”

歌颂类的，如“国梦圆时家梦好，政风畅处世风清”

写景类的，如“几行绿柳门户晓，一树红梅万户春”

行业类的，如“联通千里全家福，信达万户百姓欢“

励志类的，如“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

3、春联的材质与种类

(1)地方工艺的红纸人工书写：比如，我爷爷就喜欢买当地叫“凤凰特红”红纸，在白纸上涂上红色涂料，越晒越红。用碳素墨水书写对联，即使一年过去了，还是黑字黑的发亮，红纸则鲜红如新。

(2)印刷版：就是在一般的红纸上印刷黑色字迹的对联，这种对联开始好看，时间长了就会裉色发白。

(3)烫金版：也属于印刷的一种，在红纸上印刷烫金字对联，金光闪闪，很好看，但阳光晒的时间长了，字就会掉下脱落。

很多年青人不太讲究，喜欢买印刷版对联，方便省事。但是年龄大一些的人喜欢买好红纸，请人到家写对联或订购手写的对联。其实，后者赋有传统文化气息，值得推崇。

4、贴春联

(1)时间

贴春联通常时间是除夕当天的上午，贴好春联就等着吃午饭了。但也有提前一天、二天贴春联的。大人们说，民间有习俗，穷人家过年就是“年关”，但只要贴上春联，债主见到了就不会上门要债了。

(2)程序

“总把新桃换旧符”，贴春之前，通常要上一年的旧春联撕掉，把门清理干净。

农村一般会先“打”好“浆糊”，然后裁好对联，做好准备。先在门上相应部位涂上浆糊，然后把对联拉直，轻轻贴上去，稍微调整后，用抹布压平即可。有时候要借助椅子、凳子和梯子才行。

贴对联也讲究文化，传统文化要求左边为上联，右边为下联，而上下联的判断依据是平仄声，需要了解对联知识并拼音基础好。如果家里人没有文化，你从他家的春联贴法就可以看出来。

5、特殊的孝联

对于家中有人去世的家庭，很多人家会贴1-3年的孝联，以示对亲人的沉痛悼念。

二、烟花爆竹

在传统的习俗中，春节放烟花爆竹是不可缺少的，硫磺硝烟味总是和春节的气息紧密整合在一起。人们总是以为烟花爆竹放的越响亮，来年的运气就会越好。网络查询可知：放爆竹是为驱逐一个叫“年”的吃人怪物，以确保民众平安，进而演化为一种祈福平安的民间习俗。

1、燃放时间

(1)过小年，腊月二十三的晚上，目的是为了送灶神回娘家(天堂)。民以食为天，期盼灶神能“上天说好话，下地保平安”。

(2)除夕年夜饭时。过去，年夜饭是在晚上，如今“抢过年”，不少人家上午没到十点就吃饭了。

(3)除夕半夜12：00时。“爆竹一声除旧岁”，守夜结束时，爆竹声震天，接“灶神”回家，迎接新年的到来。

(4)正月初一的早晨，俗称“开门炮”。民众很讲究“开门炮”，希望一次呵成，预示新的`一年中一切顺利!

(5)正月初三早上“送年”。过去，表示节日完成，需要开始下地干活了。

2、烟花爆竹的种类

(1)礼炮型烟花：观赏性强，冲击力大，安全性要求高，燃放需要在空旷地带，当然价格也是较贵的。据说是近十多年才有的，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往往燃放的既多又“豪”!

(2)鞭炮：有普通鞭炮与闪光炮(如“遍地红”)两种，前者是传统简装鞭炮，价格较便宜，后者是精包装、安全性好的鞭炮，价格较贵。鞭炮燃放起来持续响亮，预示顺当，是春节必不可少的。

(3)手持烟花：通常是儿童们手持燃放的观赏、娱乐型烟花。我小时候就喜欢缠着父母买这种烟花玩。

3、反思

随着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即使在乡下不限放烟花爆竹，相对于往年，燃放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以往，除夕及正月初一，特别是在人口密集的村庄和街道，空气中弥漫着浓厚的硝烟味道，让人咳嗽不已，简直令人窒息，呼吸困难!

记得很小的时候，我还在小学，爷爷奶奶要求爸爸过年也要放烟花。后来，经过爸爸、妈妈和我的建议和反复劝说，爷爷奶奶就再也不要求燃放烟花。如今十多年过去了，在我的印象中，除了在老家爷爷奶奶准备好过年的鞭炮，爸爸在单位和小区里再也没有燃放过任何烟花或炮竹。作为老师，爸爸每到春节都教育学生爱护环境，不要燃放烟花爆竹，他确实以身作则做到了。

烟花易冷。不管烟花爆竹多美，过多地燃放的确对环境空气产生了污染，需要我们理性对待。听在曾经在上海过春节的大舅说，上海过春节非常安静，根本没有一点儿鞭炮声，但大街上的年味也很浓厚。或许，我们也要改变思想观念，对传统文化进行改良与发展，对烟花爆竹进行必要的控制。

三、走亲访友喜酒忙

1、走亲访友是春节最热闹的事情。

现代人工作繁忙，不少亲人打工在外，春节成为亲戚之间互动的主要时期。一般地，走亲访友都会带点礼品。礼品多数为酒类、乳制品，也有其他的，如香烟、保健品、糖果或玩具等。到家后，主人会招呼大家先围在火盆周围，端出各种糖果零食，泡上家中最好的茶水，一起拉起家常。

一般地，血缘关系近、平时关系好的亲朋好友会留下来一起吃饭，仿佛不吃饭是对主人的不尊敬。老年人特别希望亲戚朋友在家里多热闹一段时间，所以有不少亲友会选择聊天、喝酒、打牌，把热闹的气氛搞的浓厚，主人会很开心，事后也会津津乐道。

2、喜酒扎堆礼金重

因为平时在外工作的人多，乡村多半是妇孺儿童和老人，所以很多人把喜酒安排在春节期间，比如结婚、乔迁，甚至还有把孩子周岁喜酒提前或推后到春节期间，图的是亲戚朋友都能到场，热闹一些。这些扎堆的喜酒无形中使得春节变得更加匆忙，甚至会遇到一天要喝2-5家喜酒的情况。

3、反思与新气象

走亲访友带礼品导致浪费较大，虽然有的家庭可以把A带来的礼品转送给B，而B又流转给C，但最终家家都会留下一类酒品和乳制品等，而今礼品动辄几百元，导致每个家庭花销很大。但实际中，很多家庭一年也喝不了几瓶酒，礼品往往过期了也用不掉，浪费惊人。

喜酒扎堆使得很多人春节礼金花销很大。随着经济的发展，礼金越来越重，由于崇尚礼尚往来，礼金的攀比导致的经济压力也不小。

然而，春节也出现了新气象。

(1)有不少家族统一意见，春节往来不再带礼品，彼此之间见面聊天、喝酒、打牌，图个热闹，就非常不错。

(2)也有一些家族搞AA制新团拜，把家族的亲人约到酒店，一起见面吃饭、聊天、娱乐，不要天天张家李家到处跑，效果也是很好的。

(3)也有家族轮流到访。今年一起到A家、B家，明年一起到C家、D家，等等。这样很多家庭可以解放出来，主办家庭也能一次待百客，节约了时间和精力。

结束语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节日，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也有重大经济因素参与，我的调查报告也只是冰山一角。希望我的调查报告能激发同学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并思考改革与创新、继承与发扬，使得这一传统节日的意义和内涵得到更好的丰富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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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刘小云，广西玉林师范学院政法系副教授，中山大学博士。广西玉林，537000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1-0053-007

On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d Southwestern Ethnics Investigation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Liu Xiaoyun

Abstract：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southwestern ethnics studies had been heated. Unniversities and institutions had investigated southwestern Ethnics. Sun Yat-sen University was one of the pionneers of southwestern ethnic investigations. In the late of 1920s，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the biology department surveyed the Guangdong and Guangxi Yao. Then，the Institute of Language and History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d the History of History of the Academia Sinica Institute were in cooperation of Yunnan’s ethnic survey，which was the first of influential southwestern ethnic survey organized by Chinese scholars. In the late of 1930s to the 1940s，Sun Yat-sen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ubjects’scholars launched a broad southwestern ethnic survey and obtained some great achievements. Accordingly，Sun Yat-sen University has become a center of southwestern ethnic investigations.

Key words：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Sun Yat-sen University；southwest ethnic investigation.

20世纪前半期，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纷纷投身于西南民族调查，推动了西南民族研究热。中山大学(中大)提倡西南民族调查，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是西南民族研究与调查的先驱之一。此后20余年里，中大人文社会学科学者一直在这片领地开拓，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中大因而成为中国西南民族调查的重镇。前人对中大与西南民族研究有所论及，多侧重于史实叙述。①本文在重建史实的基础上，以学科互动的视角来考察中大开展西南民族调查的学术意义。

一、中大生物系师生的瑶族调查

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西南民族调查始于外国人，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对西南民族调查是近代人类学界一次有影响的实地调查。1902年7月―1903年3月，鸟居龙藏奉东京帝国大学派遣，到中国西南地区实地考察，走遍了湖南、贵州、云南、四川等地，考察的民族有苗族、布依族、彝族、瑶族等，考察的内容包括各民族的分布与自然地理条件的关系、各民族的体质、服饰、居住、习俗、语言、文化等方面。考察结束后，他撰写了《中国西南部人类学问题》、《苗族调查报告》等著，后者被国立编译馆译成中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出版。该书“就大体上说，尚不失为一本完善的民族调查书籍”，显示了“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该书中译本虽迟至20余年后才出版，对于科学尚落后的中国来说，“未始不能做研究西南民族者的一种重要参考典籍”②。

我国较早开展西南民族调查的学者是丁文江。1911年，丁文江从英国留学回国，途经贵州，遇见仲家和苗人，对西南土著人种发生兴趣，很想有机会加以研究。1914年，丁文江在四川、云南考察地质时，对当地土著民进行人类学测量和调查，后以《漫游散记》连载于《独立评论》，记录了他对栗苏、青苗、罗婺、罗倮4族的测量结果及会见苦竹土司太太禄方氏的有趣故事等。

中大开展西南民族调查，初由生物系师生进行。辛树帜时任中大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他极力主张考察广西瑶山。广西瑶山不仅有天然的原始森林和丰富的生物研究资源，又是瑶族聚居区，其语言、习惯、风俗、民情尚未经过科学调查。虽然地方志上有一些零星资料，但往往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出入。左右中大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中大语史所)的两强――傅斯年和顾颉刚，很希望进行一次瑶族实地调查。于是，商定由辛树帜带一考察团赴瑶山实地考察，得到学校的支持。

1928年5月10日，辛树帜率领由石声汉、任国荣、黄季庄、蔡国良等人组成的生物采集队，深入大瑶山、大明山考察，历时3个月。白天，他们攀崖、钻岭、穿林，战胜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采集各种珍稀动植物标木。晚上，他们回到瑶寨，整理标本，采集歌谣并注音，访问民俗。此次考察经历，由石声汉详记为《瑶山采集队日程》，共8万余言，不仅记录了采集队对动植物标本的采集制作，还囊括了考察所经过的瑶山概况、瑶民生活及生物情形等，为研究当地民风民情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中大生物系采集队首次收集到广西瑶族服饰、物品数十件，当地风俗习惯记录1部，任国荣撰写了《瑶山两月视察记》，石声汉整理了《正瑶午歌》、《甲子歌》等200多首，用罗马字母、英文拼音法标音，黄季庄将搜集到的全部风俗实物，按瑶族支系分成3组，送给中大语史所风俗物品陈列室。这些成果以“广西瑶山调查专号”，刊于《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语史所周刊》)。顾颉刚赞扬生物系师生“对于学问的热心和勇气使他们不以在生物学上开一新纪录为满足，还要在民族学和方言学上开一新纪录。”③

1928年7月23日，中大生物系广西瑶山采集队撰写《请辟瑶山为学术研究所意见书》，认为瑶山富含生物学、人类学宝藏，是学术研究的好场所，希望中大两位校长、中研院当事诸先生、广西各界人士，“一为核度，与以赞助，……愿与中大语言历史研究所共肩负研究调查之责一部分。”④

中大生物系师生认识到瑶山不仅在生物学上的重要价值，而且在民俗学、民族学、方言学上的重大意义。这是他们难能可贵的地方。然而，由于考察时间短促，更兼非专业之故，这些调查称不上是科学的。就以辛树帜来说，他以生物学为志业，对民俗学也饶有兴味，是20世纪20年代中大民俗学运动的热心参与者。他受中大语史所主任傅斯年的委托，率领中大生物系采集队在采集生物标本之余，顺便进行瑶族风俗习惯的调查，并将调查情形随时函报傅斯年。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辛树帜在致傅斯年函中说：“关于?山之调查，近来愈有进步，盖前此所有关于若辈风俗习惯之报告，近几日来，再细加研诘，真象愈益明了；第一次通信所言，几乎全为所误；调查一种民族，时期太短，往往所得非所望，此不特极有趣味，盖亦极可注意者也!”⑤

二、中国学者第一次有组织的西南民族调查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大语史所积极提倡实地调查西南民族。中大语史所创办的《语史所周刊》、《民间文艺》、《民俗》周刊，都很注意西南民族研究，单《语史所周刊》就先后出版了“风俗研究专号”、“西南民族研究专号”、“?山调查专号”、“云南民族调查报告”4个专号，均以西南民族研究为主题。

《语史所周刊》编辑余永梁，在“西南民族研究专号”的《跋语》中，谈到实地调查西南民族，认识十分到位：“我们要解决西南各种人是否一个种族?纸上所给予我们的似乎可以说是一个种族，然而是朦胧的。蛋民究竟是不是粤原有土著民族?黎民是否与南洋人有种族的关系?这要作人体测量，与实地调查或可望解决。各民族的文化，语言，风俗，宗教，与分布情形，除了调查，没有更好的方法。现在交通一日千里，这些民族渐渐完全同化，若不及时调查，将来残余的痕迹也会消失。在文化政治上当然是很好的事，但是我们若不趁时研究，岂不是学术上一件损失?所以这专号只算是研究的发端，我们将要尽力去研究调查来出第二第三以至若干次专号。”⑥

傅斯年所见略同。傅斯年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对西南民族调查的紧迫性，认识相当充分：“因为广州的地理位置，我们将要设置的研究所要有一半在广州，在广州的四方是最富于语言学和人类学的材料的，……至于人类学的材料，则汉族以外还有几个小民族，汉族以内，有几个不同的式和部居，这些最可宝贵的材料怕要渐渐以开化和交通的缘故而消灭，我们想赶紧着手采集。”⑦

顾颉刚深有同感。他认为，中大地处广州，“对于西南诸省的民族研究实有不可辞的责任”。苦于经费支绌，人才匮乏，“这还不是我们正式工作的时候，而是我们作宣传运动的时候。”《语史所周刊》发行“西南民族研究专号”、“?山调查专号”，就是要让人们知道天地间有所谓“西南民族”，知道在学问界中有所谓“西南民族研究”一回事。⑧

就在“西南民族研究专号”刊出不久，中大语史所和中研院史语所合组的云南调查团启程。1928年7月12日，史禄国夫妇、容肇祖、杨成志一行，从广州出发，经香港、越南河内，转滇越铁路，奔赴云南，调查人类学知识，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有组织有影响的西南民族调查。容肇祖有课，于9月初返校。史禄国夫妇因惧怕危险，留在昆明，测量人体，兼做罗罗语言调查。杨成志不畏艰险，独闯罗罗山地，途经滇南迤东、川滇交界的巴布凉山、昆明、河口和安南，历时一年零八个月，“斯行不减路三千”，其调查成绩之一，即以“云南民族调查报告专号”发表。

杨成志实地调查西南民族，“颇得国内学术界之嘉许”，特别是中国民族学创始人蔡元培，对杨成志的调查研究工作，“尤为表示同情与鼓励”⑨。杨成志是中国第一位对罗罗进行系统调查的学者⑩，此后，国内学者逐渐涉足西南民族调查这一领域。

20世纪20年代，接受民族学、人类学专业训练的中国学者并不多，图书馆藏有关文献资料也很少。史禄国在上海测量人体时，就曾感叹上海图书馆可资参考的人类学资料奇缺，先进的测量仪器就更不用说了。[11]所以，这时中国学者有关西南民族调查报告的水准远不及欧美学者，也就是情理之中了。难怪杨在评论这一时期中国学人所写的调查报告，像《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云南民族调查报告》之类，“若与外国同性质的报告作一比较，真使我们觉得惭愧。”[12]

杨成志在云南调查结束后，感触颇深。一方面，他不得不佩服外国学者在西南民族研究方面的“高明”之处：“他们利用实验的方法来考察复杂的概况，而且能从他们研究的结果弄出一点假定的结论来，他们研究西南民族的方法，除开自己亲自跑到西南民族居住的地方外，即施以人类学的测验，惯俗的实录和语言的比较。那么，这种比较从前的中国人士闭门造车的方法，高明得多了。”[13]另一方面，他深感：“自己年少学陋，虽从云南搜集许多资料及记录带回来，每想作有系统及科学价值之著述，在本校寻不出一良导俾资问津，此职从收集易整理难所觉出之困难点也。常窃自以为欲实现职将来对民族学之贡献，非立刻离开文化落后之中国，跑到外国去，再求深造，实不为功。”[14]

1932-1935年，杨成志受中大派遣，留学法国，师从名师，接受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专业训练，获得巴黎人类学院高等文凭和巴黎大学民族学博士学位。1935年秋，杨成志学成回校任教。在10余年里，他和中大人文社会学科学学者一道，活跃在西南山地岛国，开出一片学术新天地。

三、中大人文社会学科学者的西南民族调查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至40年代，中大文科研究所、文学院、法学院、师范学院学者发扬语史所时期的传统，从事西南民族调查与研究，成果显著。

1935年9月15日，在杨成志努力下，中大《民俗》复刊，初为季刊，后变成不定期刊。该刊“虽名为《民俗》季刊，实在是人类学、文化史、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刊物。”[15]该刊共出了《广东北江?人调查报告》、《粤北乳源人调查报告》两个专号和《广西部族调查》一个特辑，均是实地调查西南民族所得的成绩。

在10余年里，中大人文学科学者开展的西南民族调查活动，较突出的有：

(一)两广瑶族调查

1936年11月13日，杨成志率领中大文科所人类学部研究生王兴瑞、江应、本科考古学4年级生罗比宁、李秋云、民族学与民俗学3年级生刘伟民、宋兆联等人，考察了广东北部介于曲江、乐昌与乳源3县的瑶山，旨在“指示同学们与汉族稍具等差的‘中华集团’的接触，或可说做人类学与民族学课的第一次田野工作的实习”。[16]这次调查使他们认定：“民族学的研究是由‘脚’爬山开踏进来，却不是由‘手’抄录转贩出去!”[17]

1941年4月25日―5月4日，杨成志率领中大文科所技术员顾铁符、民族学研究生梁钊韬、王启澍一行，到乳源一带瑶山考察。梁任巫术宗教，王任社会经济，顾任技术绘画，杨任体质测量、语言记录、摄影及一般的观察，这是中大文科所师生自学校回迁粤北后的第一次实地调查。他们所撰论文都是本着“客观的著述”，若“能与前次的调查报告同时参阅，对于曲江与乐昌和乳源的人民族志更可得到比较广大的综合和分析的认识。”[18]

(二)海南岛黎苗考察

1937年1月，中大与岭南大学联合组成“海南岛黎苗考察团”，杨成志任团长，团员有岭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伍锐麟、岭南大学西南社会调查所研究生何元炯、中大文科所研究生王兴瑞、江应、广州三星电影社职员邝伯鹗。“本团之组织，系中大与岭南两大学学术研究合作的第一声。”[19]考察团旨在明了海南岛黎苗种族来源、文化程度、生活状况、社会组织，并以研究所得贡献于社会，作为政府开发海南岛暨学者研究西南民族的参考。杨成志等人于2月3日出发，3月中旬返回，王兴瑞、何元炯继续留在黎区。杨成志一行搜集了黎苗民族品物多种，拍摄照片数百张及三星社的活动电影片，更有1名黎男和4名雕面纹身的黎女随行到广州，参观中大并表演唱歌，“各院教授同学前往观看者甚众”[20]。抗战爆发后，考察活动难以为继，惟王兴瑞撰成20万字的《海南岛黎人研究》一书，“为研究黎族问题的重要著作”[21]。

(三)云南摆夷调查

江应对西南边疆夷人，“自幼便有多少断残零碎的见闻”。1936年考入中大研究院，以“西南民族”为研究专题，“这又由于中山大学研究院的文科研究所，积十余年之时间，经国内名教授学者的倡导经营，对民族学(Ethnology)及人类学(Anthropology)，有浓厚的研究空气与特殊的成就，他们对边疆民族尤其是民俗学(Folklore)的研究方法比较进步，从田野工作(Field work)中寻取新的材料，来澄清过去书本上的分岐错误记载。我倾心于此种新的研究方法，所以便决定把我的学问对象，集中到这一个小圈子里。”[22]江应这一决定不仅影响了他此后10余年的研究，也成为他毕生的学术追求。

1937年夏，云南省政府与中大研究院合派江应为云南边疆民族考察专员。在杨成志指导下，江应起草了《云南西部民族考察计划》，拟进行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民俗学、社会学的综合研究。按计划，江应进入滇西自大理以下迄腾龙沿边地的摆夷聚居区，获得许多土人的制作物、衣服、用具、宗教用品，后来一半送给云南省民教馆，一半送给中大研究院。1938年5月，江应回到广州，完成其硕士学位论文《云南西部摆夷研究》。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奉教育部令，审查该文，称：“本书价值，全在实地考察，非同臆说”，“真是一部科学的著作”，“关于缅甸交界之区，若政治，若军事，若教育，皆考察详明，忧深虑远，特具卓识。”[23]

江应获得硕士学位后，接受中英庚款两年资助，继续研究云南摆夷。1938年8月，他再度西行。先是参加中央赈济委员会组织的滇西边地考察团，负责民族调查，写成《滇西的摆夷生活》一稿。随后，回到迁至江的中大任教，讲授“中国民族史”、“西南民族研究”。两年里，他带领学生考察了江、昆明、路南、嵩明等地夷人。1941年春，他由峨边进入凉山等地，考察独立罗罗。1943年秋，他主持云南省政府成立的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藉官方征集材料之便，为云南省政府写了几个边区开发方案、云南边疆概况等小册子。1945年7月，他以车里县长身份，深入十二版纳的摆夷群，历时8个月，获得一部分资料。

到1948年，江应含辛茹苦12年，三易其稿，成书《云南摆夷的生活文化》，共20万字。其材料“完全是直接从边地中搜集得来，没有因袭前人的书本记载，没有抄录他人的转手材料，这一点，或者可以多少表现出摆夷的真实面貌，至少也可以从里面找到一些第一手的直接材料。”[24]

江应是杨成志最得意的弟子之一，他所走的研究之路，正是秉承师授，用脚开踏出来的。江应后来长驻云南，成为云南大学人类学教研事业的带头人。

(四)海丰探检

1942年2月，杨成志偕中大文科所技术员顾铁符，前往海丰一带搜掘古物，以作考古物证。他们在海丰工作了38天，主要以汕尾镇、捷胜墟、东洲坑为驻站，在祯祥、下洋、埔上墩、梧桐乡、石脚桶、牛堵、沙坑前、沙坑西、东坑南、东坑北、三角尾、桥岸头、狮子地、石鼓、南町、拔仔园等16处遗址开展工作，获得古物一万五六千件，石器约占三分之一弱，其余为陶器和陶片[25]。这些古物似系沿海渔民遗物，可称为“原海丰人文化”。若与中原文化比较参证，可以推出我国古代民族迁移路径；若与越南、马来亚、菲律宾暨南洋群岛发现新石器时代遗物比较，亦可看出二者异同；尤使古籍所载赵佗来粤以前，“广东无文化，土人皆蛮族”的旧观念，不攻自破[26]。

(五)其他民族调查活动

1940年夏，中大从江回迁粤北，中大研究院各所(部)研究生组成“暑期学术考察团”，沿途考察了滇、黔、贵、湘、粤五省边区各地的文史、教育和农业等。中大文科所研究生卢锡恒、黄福銮、梁钊韬、宋兆联、徐中玉、朱守一、罗时宪、李保世、郭文敬9人，承担了文史组的考察任务，该组下分文献、民族民俗、档案3个小组[27]。

1941年5月28日，教育部颁布《为研究考察各边地政教设施及其民俗并为鼓励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派往边地研究办法一种》。中大历史系1940届毕业生李崇威，志愿赴西康巴安德格一带调查，获教育部资助，每月发给生活费150元，旅费补助金1500元[28]。

中大回迁粤北后，黄达枢奉派留滇考察民族。在4个多月里，他到了楚雄、盐兴、镇南、姚安、大姚、牟定、祥云、宾川、弥渡、洱源、蒙化、大理各县，得到地方长官和教育界人士竭诚协助，尤其深得各县青年学子提供宝贵材料，并报告各种民族方言真谛，使其计划能逐步完成。[29]

1942年，中大社会学系奉教育部令，增设“边胞社会民族学组”[30]。1943年，教育部拨给其边胞民俗调查补助费8000元。11月，该系利用这笔专款，到湖南郴县棉花陇，初步考察了当地边民的语言、历史、传说、宗教仪式、社会政治组织、经济生活及婚姻制度等，所获材料甚丰[31]。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至40年代，中大人文社会学科学者广泛开展了西南民族实地调查，成就斐然，为中大人类学系的设立奠定了基础。

四、中大人类学系的设立

中大人类学“虽不敢谓开全国风气之先，然对我国西南民族之调查与研究，堪云已有显明表现。”[32]中大语史所成立以来20年，中大学者以西南民族调查为凭借，促进了民俗学向人类学转化，最终脱离史学，独立成为一专门学科。中大人类学系的设立，标志以西南民族调查研究为特色的学科专业品牌在中大的确立。

1928-1948年，杨成志关于康、滇、黔、桂、粤、海南岛各民族调查、海丰考古及美洲印第安人考察等中外文专著20余种，王兴瑞的《海南岛黎人研究》、江应的《云南摆夷研究》、梁钊韬的《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及其发展》、王启澍的《贵州苗族研究》、吕燕华的《粤北瑶民社会研究》、曾昭璇的《海洋洲种族志》、梁瓯第的《西康罗罗及新疆民族考察》、戴裔煊的《人类学理论与西南民族研究》、张为纲的《方言及民谣研究》、岑家梧的《滇黔各民族考察与研究》、雷镜鎏的《云南江罗罗及桂北瑶民调查》、廖晨光的《南洋新几内亚民族社会》，或为硕士学位论文，或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均是西南民族调查的研究成果。

1948年3月，杨成志呈书教育部，请在中大设立人类学系。8月，中大人类学系获准成立，杨成志聘任系主任。中大人类学系首次招生，考生550人，择优录取20人[33]，比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的人类学系的招生要好得多。浙江大学人类学系于1947年秋成立，学生1人，1948年，学生2人，到1949年，学生也才5人[34]。清华大学人类学系于1947年成立，师生共3人，号称一系(其中，教授1人，讲师1人，学生1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49年。[35]在课程设置上，杨成志突出西南民族研究。必修科目设“西南民族导论”，选修科目设“西南民族研究(康藏民族志、泰掸民族志、黎民族志、苗民族志，四选一)”、“应用人类学(含欧美殖民行政、中国边疆问题、边疆行政、边疆教育)”、“边疆语言”等[36]。中大人类学系的设立，标志西南民族调查、研究、教学在中大人类学系三位一体，并作为其一大学科专业品牌，传承至今。

中大的西南民族研究以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为特色，往往是民族学、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同时进行，既研究各民族的文化特点和行为模式，又研究各自的体质特点；并特别注意考古、文献资料的运用。中大语史所和文科所人类学组大部分时间都是包容在历史学部之中的，而许多历史学家都曾担任过人类学组的导师。在实地调查的对象上，侧重于华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和部分汉族中的特殊文化群体；在理论与方法上，虽然受国外民族学学派的影响较多，但不拘泥于其中某一学派的理论，许多学者试图以中国的史学传统与西方的相关学科理论嫁接，主张对各学派方法的综合和借鉴利用[37]。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学术。20世纪前半期，中大顺应时代和学术主潮，开展了西南民族调查与研究。在杨成志等中大人文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大成为中国西南民族调查与研究的重镇。

注释：

①相关研究主要有：容观.中山大学人类学教学和研究述略[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5)；张寿祺.中国早期的人类学与中山大学对人类学的贡献[C]∥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梁钊韬与人类学[A].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王水乔.杨成志与西南民族研究[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2).

②江应.评鸟居龙藏之苗族调查报告[J].现代史学，1937，(2).

③⑧顾颉刚.跋语[J].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8，(46-47).

④请辟瑶山为学术研究所意见书[J].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30，(117).

⑤?山调查[J].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8，(42).

⑥绍孟.编后[J].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8，(35-36).

⑦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J].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1).

⑨中山大学档案[Z].20-3-166，广州：广东省档案馆.

⑩[21]岑家梧.西南民族研究的回顾与前瞻[M].∥岑家梧.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26.29.

[11]S.M.Shirokogoroff.Anthropology of Northern China・ preface [M]. Shanghai，1923：2.

[12]杨.民族学与史学[J].中法大学月刊，1936，(4).

[13]杨成志.云南民族调查报告・西南民族概论[J].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30，(129-132).

[14]中山大学档案[Z].20-3-110.广州：广东省档案馆.

[15]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发展史[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117-118.

[16]杨成志.广东北江?人的文化现象与体质型[J].民俗，1937，(3).

[17]杨成志.广东北江?人调查报告导言[J].民俗，1937，(3).

[18]杨成志.粤北乳源人考察导言[J].民俗，1943，(1，2).

[19]私立岭南大学西南社会调查所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海南岛黎苗考察团组织经过[J].民俗，1937(3).

[20]文科研究所海南岛黎苗民俗品及摄影展览会讯[N].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37-3-24.

[22][24]江应.我怎样研究西南民族[J].文史春秋，1948，(2).

[23]吴宗慈.《云南西部夷民族调查》序[J].史学专刊，1940，(1).

[25]顾铁符.广东海丰先史遗址探检记(上)[J].文学，1946，(2).

[26]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海丰考古团返校[N].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42-6-11.

[27][28][29][30]中山大学档案[Z].20-2-47，20-2-71，20-4-201，20-4-601，广州：广东省档案馆.

[31]社会学系边胞民俗考察团郴县归来[N].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43-11-19.

[32]杨成志.国立中山大学设立人类学系建议书[N].广东日报・民族学刊，1948-8-2.

[33]黄义祥.中山大学校史稿[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417.

[34]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1903-1949)[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316.

民俗调查报告篇（8）

    几个世纪以来,高山族没有形成本民族的文字书写系统,因此没有任何以本民族文字书写的历史文献。学界对高山族的研究,主要依据用其他民族的文字保留下来的文献资料作为参考依据。其中,日据时期的文献资料在台湾高山族全体的族群类别、人数、名称等基础知识以及早期社会生活、风俗历史等方面记录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史实材料。兹参考陈奇禄先生在《“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与台湾土着研究》一文,将此时期对台湾高山族的研究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期:“东京人类学会”在台拓展期 (1896~1909年)

    1884年日本成立“东京人类学会”,大力鼓吹人类学的研究。1895年清廷割让台湾以后,台湾高山族立刻成为该学会探讨的主要对象之一。此时来台的鸟居龙藏、伊能嘉矩等人通过田野调查与研究工作,留下了研究台湾高山族的先驱性着作,奠定了认识与理解的基础。

    《台湾蕃人事情》

    该书是台湾史学开创者伊能嘉矩与粟野传之丞合作完成的着作,原是《台湾蕃人事情复命书》报告,明治33年(1900年)3月,由总督府民政部以《台湾蕃人事情》为书名出版。

    该书分为“蕃俗志”、“蕃语志”、“地方志”、“沿革志”及“结论”共五篇。其中,“地方志”是伊能来自田野的地方风土志报导。“蕃俗志”即为民族志,记述高山族各族的地理分布、族称、部落名称、户口人数、社会组织、习俗、生业等。伊能依据语言、风俗习惯的异同,打破以往笼统的生熟番的划分,将台湾高山族首次分成八类,其中再把平埔族细分为十族,这是有史以来对平埔族的第一次系统分类,奠定了平埔族学术性分类的基础。

    在日治50年与战后60年的岁月中,《台湾蕃人事情》一直被日本和台湾学界忽视,直到公元2000年在日本被当作“稀觏书”复刻再版时,才开始受到瞩目,被誉为一百年来台湾高山族研究史上最早出现的一本综合性古典作品。《台湾蕃人事情》可说是台湾人类学研究草创期中,最早专为台湾高山族各族所做的系统的综合性田野报告。

    《红头屿土俗调查报告》

    1895年至1900年间,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受东京帝国大学的派遣4次到台湾高山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于1902年出版了《红头屿土俗调查报告》一书,该书是台湾高山族的第一本民族志,曾被译成法文而轰动当时仍处于草创期的人类学界。

    鸟居对于台湾高山族的调查方式属于行动派或探险型调查,他开创的田野调查方式,比西方人类学泰斗马利诺夫斯基提出田野民族志调查方法之年还要早10多年。并且,鸟居是历史上第一个运用摄影机于人类学调查的人。透过镜头的捕捉,鸟居把高山族各族的体质特征,包括脸貌、头形、体骼,完整地拍下作为研究资料,鸟居甚至抢拍到只剩三、五个的“埔蕃”和“眉蕃”濒临灭族的最后身影,这些史料相当珍贵。

    第二期:“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时期(1909~1928年)

    1901年4月,台湾总督府内成立“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以为政府在台湾立法提供参考依据。1909年,下设“蕃族科”,对台湾高山族的生活惯习予以调查。这是台湾日据初期官方机构对台湾高山族第一次有计划有规模的调查,成果斐然:1913年至1922年间,陆续出版《蕃族调查报告书》、《番族惯习调查报告书》以及《台湾番族惯习研究》三套各八册的调查成果,另外加上森丑之助《台湾蕃族图谱》二卷、《台湾蕃族志》第一卷,共计二十七册,合称《台湾旧惯调查事业报告》,构成研究高山族传统社会与文化的绝佳素材。这在当时全世界对于少数派民族所做的基础调查事业中可谓创举。

    《蕃族调查报告书》/《番族惯习调查报告书》

    这两套报告书分别交由佐山融吉与小岛由道主导。两者自成系统,完整地提供了高山族社会与文化的基础材料。

    佐山融吉主导的田野调查成果,偏重台湾高山族各族的物质文化和生活习俗的叙述,其主导完成的《蕃族调查报告书》分为8册。第1册叙述阿眉族(阿美族)南势群、马兰社,以及卑南族卑南社,第2册叙述阿美族奇密社、大巴塱社、马太鞍社、马里勿社、知伯社、鲤鱼尾社,以及阿美族海岸群,第3册叙述曹族(邹族)阿里山群、四社群及简仔雾群,后二者属于南邹族,第4册叙述纱绩族(泰雅族赛德克群前篇及后篇),第5册为大么族(泰雅族)前篇,第6册为武仑族(布农族)前篇,第7册即泰雅族后篇,第8册叙述排湾族和狮设族(赛夏族)。几乎每册都附录各族群分布图和“言语集”(语词对照表)。

    由小岛由道主导的调查群,着重于高山族社会组织、亲属关系、法制惯习等,其成果《番族惯习调查报告书》分五卷八册,第一卷调查泰雅族(不含赛德克群),第二卷阿美族与卑南族,第三卷赛夏族,第四卷邹族,第五卷计四册,包含排湾族与鲁凯族。小岛的报告书采用清代旧称“番”代替日人统一使用的“蕃”字。

    《台湾番族惯习研究》

    主持策划旧惯会各项工作的京都大学法学教授罔松参太郎着作完成了《台湾番族惯习研究》。全卷分三编,包括番族概况(第一卷至第四卷),父系之义、母系之义(第五卷),亲族、家族、家族制、婚姻制(第六卷至第八卷),出版于《蕃族调查报告书》与《番族惯习调查报告书》之后,其材料悉取自前述两报告书。罔松复述此等材料,旨在引其父系主义、母系主义及亲族、家族、家族制与婚姻制这些主题。

    《台湾蕃族图谱》/《台湾蕃族志》

    《台湾蕃族图谱》(二卷)和《台湾蕃族志》(第一卷)均由森丑之助完成。《台湾蕃族图谱》二卷,包括族别有六,即大么族、武嵛族、曹族、排湾族、阿美族、雅美族。《台湾蕃族志》(第一卷)为《台湾蕃族图谱》的姐妹篇,仅完成着者意图的一部分,第二卷以下各册均未梓行。《台湾蕃族志》全卷分六章,第一编种族,第二编体质,其余是社会状态、土俗、信仰及心的状态、经济。其中第二编体质调查数据全面而丰富,尤为出色。

    第三期:台北帝国大学成立至台湾光复(1928~1945年)

    1928年台北帝国大学成立,设立“土俗人种学研究室”,该研究室以台湾土着文化为主要对象,进行理论性探讨。至此,日人对台湾高山族的研究进入到纯学术研究的范围,而不再只是依附政治需要的一种工作。

    1930年至1932年该研究室和语言学研究室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1935年同时出版《台湾高砂族系统所属之研究》和《原语中的台湾高砂族传说集》二书,由于其卓越的学术贡献,各获得当年的日本学术最高学士院赏及恩赐赏。

    《台湾高砂族系统所属之研究》

    1930年至1932年,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院土俗人种研究室主任移川子之蔵与其助手宫本延人及学生马渊东一等调查收集高山族的歌谣与传说,其研究成果为《台湾高砂族所属系统之研究》。

    《台湾高砂族系统所属之研究》着眼于各部落丰富的神话传说,以各社的口传尤其是所传承的系谱知识为线索,探讨台湾高山族氏族、部落的迁移、分歧、混淆的过程,重构族群以迁移为中心的历史。通过对高山族系谱传承和口传资料的分析,移川教授把台湾高山族分为泰雅、赛夏、布农、邹、鲁凯、排湾、卑南、阿美及雅美九族,即所谓的九族分类法,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学界,被称为台湾高山族研究史的“原论”,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

    该书分成两卷,由本篇及数据篇二部构成。数据篇收录309条系谱及四张部落分布图。该书根据实地调查收集有庞大的系谱资料并系统叙述有关的神话传说,除此之外,书中氏族制度、各级组织功能及狩猎、耕作、祭祀、外婚诸规定的详细说明,实是对台湾土着社会组织研究的一大贡献。

    《原语中的台湾高砂族传说集》

    《原语中的台湾高砂族传说集》由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院语言研究所小川尚义、浅井惠伦收集调查而成,1935年(昭和10年)出版。这部专书材料丰富,包含诸多原语语料,已成为研究台湾南岛语言的经典。

    《原语台湾高砂族传说集》总说部分将高山族语言依当时的实际使用程度分为三类:完全活用,只在家庭使用,只存在记忆中。又将蕃语跟印度尼西安语(古语)进行比较研究,详列音变规则。该书提供十二种语言的数据,即泰雅、赛夏、排湾、卑南、鲁凯(大南及雾台方言)、阿美(以上系小川担任),赛德克、布农、邹、卡那卡那富、沙阿鲁阿、鲁凯(下三社)、雅美(以上系浅井担任),但只有过去所谓的“九族”语言的数据,没有各种平埔族语言的数据。每种语言再依分布、音韵、形态、品词等四项叙述。书中绝大部分是34种方言的原语语料,书后附有各种语言的主要方言词汇比较表以及一张珍贵的“台湾高砂族言语分布图”。

民俗调查报告篇（9）

1当前我国农村广告市场发展的现状

(1)墙体广告备受局限。

曾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墙体广告在农村的信息传播中发挥了不可小视的作用，由于其简洁，方便，廉价等原因备受涉农广告商家的喜爱。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完善，以及新农村建设，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纷纷出台措施开始对整个广告业和农村广告市场进行约束和整治，给墙体广告戴上了紧箍咒。

(2)电视虽成主流媒体，电视广告却受众不足。

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拥有电视机的普及率已达95．2%，近13亿电视人口中，农村人口超过7亿，占到55%以上，形成我国电视受众的最庞大群体。收看电视节目是农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美兰德的一项调查显示，2008年农村居民每周平均约有5．2天会接触电视，远高于对其他媒介的接触频率；农村电视受众平均每天用于看电视的时间休息日和工作日分别长达150．7分钟和194．8分钟，领先于萁他各类媒介。

但是，电视媒体的流行并不能说明电视广告在农村也拥有了广大的受众群体。据美兰德关于农村观众对电视广告的收看比例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农村电视广告的有效受众比例还不到30%，不少商家被第一个数据信息所误导，致使巨额广告费用打了水漂。WWw.133229.Com

(3)纸质媒介传播力度差。

2006年下半年公布的《第四次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报告》表明，6年来我国国民阅读率持续下降，以识字者总体样本计算，农村居民下降了9．6%。该研究发现，农民对报刊的阅读率降低，其主要原因是媒体多元化影响。新兴媒体的发展与普及，已对纸质媒体造成了严峻挑战。而文化教育水平相对落后的农民接受声像俱佳的光电媒体，显然比报纸更加容易。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通过对农村的调查得出以下分析，“这种乡土社会没有用文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所以，养成他们阅读报纸、杂志的习惯绝非易事”。

(4)广播、网络受众稀少。

当前，我国农村广播的有效覆盖率低，农村居民的家庭拥有接收设备仅为24%，接收数量还是很低。同时，当下一些广播节目低俗化，把小众的内容拿来和大众分享，这种针对性很差。农村广播广告70%到80%是靠医药广告，有很多广告对社会极不负责任，一些专门的广告公司在电视上做的大幅广告基本上卖的都是假冒伪劣产品这在农民听众中形成了恶劣的影响，使得农村居民对广播广告产生了极不信任的态度。另外，随着媒体的多元化，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农村居民对广播的需求量越来越低也是必然的趋势。

互联网作为新生的媒介力量在农村的发展极其缓慢。据调查显示：互联网在农村的渗透2005为2%，2006年为3%，而到2008年也仅有7．1%。农村居民文化程度相对偏低，年龄趋于年轻化，25岁以下的比例高达61%，青少年学生网民占据较大比重，他们上网聊天、打游戏、看电影的需求最大，而对网络广告的关注度极低。所以商家要想充分利用网络广告来影响广大农村受众在现阶段来说是极其困难的。

2影响我国农村广告市场发展的原因

2．1文化原因——礼俗社会对农村广告市场的抑制作用

2．1．1礼俗社会的形成

《礼记》说：“别尊卑定万物，是礼制法治行矣。‘俗”字在《说文解字》里训为“习也”，郑玄在《周礼注》中解释说：“土地所生，习也。”所以礼与俗，无论就其社会功能还是文化属性来说，分处于国家与民间的不同层次。社会学家费孝通经过社会调查提出中国基层社会本与礼治秩序，乡土中国是礼俗社会的见解。在礼俗社会中，儒家思想家运用“温、良、恭、俭、让”的概念作为礼的道德标准，在全国最大范围内得到了认可。使得中国人养成了中庸之道的处世性格。其节俭勤劳的价值观念成为了礼俗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依据精神分析学的观点，人们在平衡本我、自我和超我的过程中必须依赖个人的文化素质和修养才能使三者得以协调，拥有良好的文化和素养能更多的抑制本我冲动的发生，有效地说服自我以道德目的替代现实目的并力求完美。但是文化知识水平的高低不是约束本我的唯一有效的方式。

超我是社会化的产物，是文化传统的运载工具。在传统文化浓厚的农村，农民受到更多社会礼节俗和传统价值观念的约束。在这种大的礼俗环境下，农村居民的大部分行为是受道德控制的，他们的一言一行受到社会礼俗和社会规范的约束，这种礼俗和规范能有效压制本我冲动性需要的发生，使得其消费行为较为理智，尽管这种理智是低水平的。同时，农村居民经济水平低、消费观念落后会使得其消费行为慎重、保守。

2．1．2礼俗社会作用的发挥

我们分析得出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特征慎重、保守、理智。农村居民观念保守导致消费保守自不必说。由于农村居民经济水平低，所以把每次的消费都作为一次冒险，在消费中自然慎之又慎，将这种风险降为最低。

农村居民由于受到农村礼俗和规范的有效抑制，其处事行为较为理智，加之以中庸之道的性格使得他们不断实行自我约束，而并不随一时一己的情绪贸然采取行动。另外在落后或边远的农村地区信息的不对称尤为严重，所以，他们对待广告的聪明选择就只有逃避了。

2．2社会原因——差序格局对农村广告传播的阻碍作用

2．2．1差序格局的形成背景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研究中国乡村结构时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为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的大小要依着中新势力的厚薄而定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这样一来，每个人都有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圈子，同时又从属于以优于自己的人为中心的圈子。

笔者在农村生长二十几年，对农村这种格局有深刻体会。认为这种差序格局的形成有以下几种因素：

(1)血缘；(2)地缘；(3)经济水平；(4)政治地位；(5)知识文化水平。

圈子的大小和上述因素的大小强弱是成正比的。血缘组织越大，圈子就越大，其属性规则以伦理辈分为基础。地缘越是接近就越易形成差序圈子。而经济水平和政治地位的高低是圈子形成最重要的因素，它象征着权力支配的大小。而文化知识则是农村居民普遍缺乏又普遍渴求的。圈子的形成可能是一二种因素的结果，也可能是几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2．2．2差序格局的作用

由于广告商的王婆卖瓜之嫌以及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使得农村消费者不断逃避广告。其实单纯的逃避广告也不至于使商家束手无策。令其头痛的是，在农村消费者逃避广告之后面对需求信息的收集却有了更好的受助方法。那就是差序格局为其提供的便利。

差序格局的中心人物一般有着某一方面或几方面的优势条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圈内人员的敬慕和向往。晕轮效应使得他们依然认为其在产品信息方面同样有着良好的判断力和收索识别的能力。尤其在这种具有明显差序的农村社会圈子里面，攀上心理以及群体规范带来的压力，加之以个体能力的有限性，他们不敢与群体脱离，总是努力保持和群体领袖及成员意见的一致。努力得到群体人员的认可，不至于使自己被拒绝于圈子之外而孤立无援。

3应对农村广告市场运行现状的对策

3．1树立大广告意识．广告手段多元化

传统的广告传播渠道和手段在农村市场并非理想，针对农村广告的特殊性，要转变观念和方法，树立大广告意识。所谓大广告意识着重于广告传播手段和体现方法的多元化，突破传统渠道和手段的限制。目标是达到商品信息的有效传播，商品功能的有效理解，商品名称的有效记忆。

在农村市场上具体表现为把差序格局看成一个新的广告传播渠道。通过寻找格局中的核心人物，对其施以影响，从而借以形成对该产品的从众心理和口碑效应。那么商家的目标就是要辨别找出那些最为重要的中心力量，运用20／80法则，通过20的信息受众去影响80的人群，定会受益匪浅。

3．2减少广告诉求中的情感成分．增加广告诉求的理性成分

近年来我国农村的收入水平不断上升，但是城乡收入差距却越拉越大，20o8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5781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城乡收入差距突破万元，加之以物价水平不断攀升，致使我国农村居民实际收入下降。所以，农村市场基本上处在比较典型的功能性需求阶段，农村消费者注重产品的实际使用价值，而不太注重产品的附加价值和精神享受。

民俗调查报告篇（10）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注重教育、严格管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原则，从严整治城区丧葬陋俗，倡导文明、节俭的丧葬新风，努力改善城区居民的居住和交通环境，推进物裕风清、和谐幸福新建设。

二、目标任务

全面清理整治城区治丧环境，杜绝在城区街道、公共场所和居民住宅区搭建灵棚和游丧，禁止燃放鞭炮、吹奏鼓乐、抛撒纸花纸钱以及从事其它封建迷信活动，消除安全隐患，维护正常的丧葬秩序，净化城区环境。

三、方法步骤

（一）宣传发动阶段（年3月20日至4月9日)

成立县专项整治城区沿街游丧陋俗活动工作机构，制定专项整治城区沿街游丧陋俗活动实施方案，并采取多形式、多渠道宣传整治活动的目的和意义，确保家喻户晓、不留死角，使广大群众自觉革除沿街游丧陋俗，用实际行动维护城区环境。宣传、广电部门要充分利用县电视台、通讯、手机报等新闻媒体，大力宣传开展专项整治城区沿街游丧陋俗活动的重要意义、主要内容；民政部门要及时印制好《县人民政府关于整治城区沿街游丧陋俗的通告》，并安排相关单位及时张贴；县整治丧葬陋俗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派出宣传车，在县城和7个镇进行巡回宣传；城区街道办、各镇及各“三送”工作组要将《县人民政府关于整治城区沿街游丧陋俗的通告》张贴到全县所有行政村（社区）、自然村、村民小组和主要交通路口及街道，并认真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卫生部门要及时将整治城区沿街游丧陋俗活动的内容和要求告知丧户家属，引导丧户家属自觉遵守相关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各民间管乐队的宣传教育，引导民间管乐队自觉抵制城区沿街游丧陋俗活动。

（二）组织实施阶段（年4月10日至6月10日)

各镇及相关部门根据本实施方案开展专项整治，对在县城区域内（东至工业大道与广州大道交叉处红绿灯，南至历市镇良富工业区红绿灯，西至历市镇杨梅加油站红绿灯，北至仙岭大道与锦绣大道交叉处红绿灯）公共场所搭设灵棚、焚烧祭品、摆设路祭及花圈挽幛；在殡仪馆、火葬场、公墓、骨灰堂以外吹奏鼓乐；送葬车辆在社区内或城区道路沿途燃放鞭炮、鸣炮和抛撒纸钱、纸花等行为，根据《省殡葬管理办法》、《县人民政府关于整治城区沿街游丧陋俗的通告》从严从重处罚。同时设立举报电话（0797—4291104），接受群众举报。

四、措施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