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旅游文化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2-07-20 02:37:25

民俗旅游文化论文

民俗旅游文化论文篇(1)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全省3931.12万人口中,少数民族占1452万人,占38.97%,其中苗、侗、布依、水、瑶、彝、土家、仡佬等世居的少数民族达17种之多。在贵州多民族的大家庭中,各种民族的民俗文化交相辉映,构成一个绚丽的民族文化艺术长廊。

古朴淳厚、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与贵州优美的自然风光相映衬,多层面地呈现出当地世居民族原生态的民俗文化悠久深邃的神秘基因。“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大节三六九,小节天天有”就是多彩贵州民族风情的真实写照。贵州丰富的旅游资源,为发展旅游产业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如何加快贵州旅游业的发展,使其成为贵州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本文从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条件和旅游业对拉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来阐述发展民俗旅游产业的重要性。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资源与市场是发展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旅游的基本条件

1.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慨况

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异常丰富,按不同的标准可划分为四个大类:①经济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如:A、生产性民俗文化;B、交易性民俗文化,;C、生活性民俗文化。②社会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如:A、社会礼仪民俗文化;B、家族民俗文化;C、村落民俗文化;D、民间组织民俗文化;E、历法和时节节日民俗文化。③信仰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如:A、民间巫术、占卜类;B、民族宗教活动民俗文化;C、民间禁忌超自然事物。④游艺性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如:A、民间体育竞技民俗文化;B、民间杂艺民俗文化;C、民间艺术类民俗文化;D、民间口承语言民俗文化。

从旅游业的角度和旅客感知方式,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又可以划分为五个大类:即观赏型、参与型、体验型、深层次的研讨型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和辅助型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由以上论述可见,贵州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特点一是种类多、内涵丰富,二是分布广且相对集中连片,三是原始性和神秘感强,四是特色浓郁、别具一格。所以,贵州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相当丰富,开发潜力大,可打造多种民俗文化旅游产品,适应各层次游客的需要。

2.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市场分析

国际旅游游客总量呈持续增长态势。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的报告,到2010年世界旅游人数将从2006年8.42亿人增长到11亿人,而到2020年将达到16亿人。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弗兰贾利指出,随着旅游业的高速发展,中国已成为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并同美国并列成为世界第三大旅游目的地国。他还预测,到2010年,中国将取代西班牙居第二位,到2020年将取代法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

从国内旅游需求来看,我国大规模的国内旅游态势已基本形成。如在1999年国庆第一个“黄金周”到来时,席卷全国的假日旅游热潮令各界始料不及。据统计,7天内,全国的出游人数达28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41亿元。八年后的2007年“五一”、“十一”黄金周,全国共接待游客已达到1.42亿人次,旅游收入648亿元。

贵州国际国内游客总量也呈持续增长态势。2007年1―9月贵州接待国内外游客超过5000万人次,比本省人口还多出1000多万,旅游总收入330亿元,同比增长47.8%,在西部各省名列前茅。全省220余家星级酒店的5万多个床位,日日爆满,许多散客一房难求。

二、发展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的重大意义

1.发展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首先,旅游业是一种投资少、见效快、创汇多、收益高、劳动密集型产业。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旅游产业,不仅可以为建设积累资金、支持地区经济发展,而且可以促进和加强当地生态资源的保护,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最终达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其次,旅游业是一项关联度较高、带动性较强的龙头产业,开发旅游业,可以带动当地的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对外贸易、城市建设、景观修建、环境保护、医疗卫生、工艺特产、文化娱乐、生活服务、广播宣传等行业迅速发展,从而促进当地经济的全面发展。

再者,国际客源流向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即游客从发达地区流向欠发达地区,从高收入地区流向低开发地区。贵州少数民族分布的大多数地区经济都较为落后,开发旅游业,可以从国际国内经济发达的高收入地区的游客身上获取一部分收入,并将这些收入向生产投资和生活消费形态转化,从而通过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连锁反应”作用,促进区域经济水平的提高。

2.发展民俗文化旅游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的产业调整

旅游业是一项综合性的产业,旅游业所依托的食、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要相互协调配套才能发挥其作用。由于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力发展旅游产业,使其成为当地的主导产业,促进和带动与旅游业相关的其他产业的配套发展,使原来聚集程度很小的第三产业及第二产业相对增长,产业结构由低层次低效益向中层中效益甚至高层高效益升级。据有关资料表明,每增加1名旅游从业人员,需增加4~5名间接从业人员。因此,发展民族地区旅游业,不仅可以扩大就业,而且还可以促使民族地区人口直接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化,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3.发展民俗文化旅游有利于促进当地人文资源的传承和保护

贵州发展少数民族民俗旅游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利用现有的旅游资源,开发和发掘新的旅游资源,从客观上要求保护自然环境、恢复和修葺原有人文旅游资源,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为此,不仅要大力开发与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相配套的自然旅游资源,充分利用自然风光、野生动物资源,建立和开放相应的自然保护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发掘、整理和提炼那些最具民族特色的风俗习惯、历史典故、神话传说、民间艺术、舞蹈戏曲、音乐美术、民间技艺、服饰饮食、接待礼仪等民族旅游资源,使这些民族文化的瑰宝得以永世留芳。发展旅游业,要求旅游环境质量要优于一般环境质量,因此,必然要求旅游区维护和恢复文物古迹,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整理和发掘人文风情,而这些对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可以起到积极的保护和促进作用。

4.发展民俗文化旅游有利于促进当地文化交流,加强民族和谐团结进步

发展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业,不但可以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而且也为贵州少数民族与其他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和谐交往提供了条件,特别是现代旅游,实质是一种地区间的文化交流。随着民俗文化旅游的兴起,可以有效地改变贵州少数民族地区长期所处的文化封闭状态,使之经常性地与现代文明和外来文化相互交流,这种交流不仅不会使当地的民俗文化发生变化,反而会更加有效地保护当地文化的传承。通过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强和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和谐团结进步。

三、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的制约因素

1.交通不便,旅游通达性差。2.当前的民族民俗文化旅游产品档次低,效益差。3.部分景区遭损坏,一些珍贵的民间手工艺技术濒临失传。4.民族民俗文化旅游景区景点的配套设施不完善。5.贵州民族民俗文化旅游尚处在“地处深山少人知”的状态,宣传力度有待加强。

四、发展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的对策建议

1.改善民俗文化旅游产业的投资环境

(1)转变政府职能,在进一步营造民族民俗文化旅游氛围的同时,运用科学发展观,联系当地实际,由政府统一协调解决民俗文化旅游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如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等。

(2)优化投资环境,坚持自筹资金与招商引资相结合,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合理配置资源,顺应国际国内民俗文化旅游发展趋势,推动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的转化。

(3)在坚持保护为重点的前提下,挖掘、整理、开发优秀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把民俗文化丰富的内涵(如民间传说、历史名人、民居建筑、民族风俗以及曾为民族进步和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件)转化成现代文化创意和项目策划,以文艺的手段借助传媒打造成“旅游名片”。

(4)加快旅游公路的建设步伐,公路是发展旅游产业的基础设施,注重旅游公路建设,有利于加强区域旅游合作,打破区域界限,联合组织策划别具一格的旅游活动,举办推介会、旅游艺术节等形式展现旅游形象,吸引招徕国内外游客,开拓市场,促进市场互动。

2.打造民族文化品牌,培育旅游购物市场

(1)利用贵州丰厚的民俗文化积淀,选准资源“亮点”,实施集中开发优势项目,合力打造民族特色品牌,以特色品牌带动周边区域旅游资源开发。“亮点”的选择,既要考虑民族民俗文化的积淀、民俗民风的浓郁,也要考虑对自然景观、其他优势资源的配合。在构建丰富的民族民俗文化资源的基础上,以民族民俗文化资源作支撑,赋予旅游品牌丰富的文化内涵,提高品牌地位。

(2)以旅游为载体,高起点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研发旅游特色商品,丰富旅游购物市场。合理安排和增大购物这一旅游环节的创收、创汇能力。旅游商品不仅可以宣传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而且可以调整一定范围内的消费结构。打造出一批植根于本土的,极具民俗文化特色的旅游商品,实现旅游产品的绿色化和精品化,不断增强文化旅游产品的竞争力。

3.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挥民俗文化比较优势,

(1)正确认识民俗活动、民俗歌舞艺术以及作为文化载体的民族语言、礼仪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继续大力开展民族文化艺术形式的演艺展示活动,提升旅游文化品位和魅力;借助旅游业的流动性强的优势,向海内外旅行商宣传民族地区的旅游资源和旅游特色,开展多种渠道的宣传促销活动,辐射带动运输、宾馆、餐饮、娱乐等第三产业的发展。

(2)围绕民俗旅游做文章、定规划、搞建设、抓经营,实现民俗文化旅游和生态旅游和谐发展,在人口较集中的城镇,依据民族自然村寨的特征,复制建设民俗文化旅游度假村、民俗馆等;在有条件的村寨,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四在”农家活动,在自然村寨直接打造原汁原味的民俗文化生态村,使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基本保持原生状态,实现文化生态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3)以民俗节庆活动为依托,加强节日文化与旅游的交融,刺激消费,繁荣经济。贵州民俗节庆具有很强的观赏型与参与性,且历史悠久,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很容易成为促销民俗文化产品的重要机会。

参考文献:

[1]李水凤:浅析挖掘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对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3期

[2]贵州年鉴.2006

[3]刘 瑞:贵州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类型特征及其开发模式,科学技术与贵州旅游.贵州省科学技术协会编

民俗旅游文化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F590.7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9-0160-02

一、锡林郭勒民俗文化资源

蒙古,《旧唐书・北狄传》作蒙兀,《新唐书》蒙瓦[1]。居住在中国东北额尔古纳河流域,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建立蒙古汗国后蒙古这一名被世人所认,蒙古民族的历史也开启了新的一页[2]。锡林郭勒地区自古以来就是蒙古族历史文化的中心地带。蒙元时期,这里曾是蒙古帝国政治中心,始建于1256年的元上都遗址就位于现在的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3] 。锡林郭勒是蒙古语,意思是丘陵上的河。盟是源于清朝时期的会盟,蒙语楚古勒干的汉语翻译。历史上的锡林郭勒由五个部落组成,由西向东为苏尼特、阿巴嘎、阿巴哈纳尔、浩济特、乌珠穆沁。各分左翼、右翼两旗。旗是清朝时期的行政、军事单位。1958 年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盟合并成锡林郭勒盟。

现在的锡林郭勒盟包括北部的苏尼特、阿巴嘎、乌珠穆沁部落和南部正蓝旗、镶黄旗、正镶白旗、太仆子旗等察哈尔部落。察哈尔部落自始就是达延汗的直属部族[4] 。这些部落虽然在历史上有游牧变迁的情况,但在锡林郭勒这快土地上生产、生活了几百年,传承了蒙古族的古老民俗文化,尤以游牧文化、博克、长调著称于世。所以本人认为锡林郭勒文化从文化渊源上看是多元游牧文化,是一个没有间断过的完整性文化;是从汗庭文化到哈喇楚文化汇溶的生态文化。

锡林郭勒盟位于内蒙古中部,是目前为止保留传统游牧文化完整的地区,这里的草原是世界闻名的大草原之一,这里的牧民还保留着传统游牧文化,他们祭祀、居住、饮食、节庆等方面的文化与八百年前的没有多少变化,可以说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都仍然保留着淳朴、古老、自然的内涵。在传统礼仪、民族服饰、饮食文化和祭祀、民居、歌舞、婚嫁、节庆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代表性,是现今保留蒙古族传统游牧文化最完整的地区。这种完整和在其他地区从人们的记忆里正在消失的生活方式就是现在锡林郭勒民俗文化的特点和她的可贵之处。

民俗是人民大众创造、运用、传播的生活文化[5]。那么,锡林郭勒民俗文化就是在锡林郭勒境内生产生活的民族所创造、运用、传播的生活文化,但现在锡林郭勒境内有二十多个民族在生活,以谁的民俗为主呢?这里主要论述对象是以察哈尔部落、乌珠穆沁部落、苏尼特部落、阿巴嘎部落为代表的原著蒙古族的民俗文化。因为锡林郭勒地区是蒙古族历史上占有特殊位置的地区之一,这里的民俗文化不但有蒙古族传统文化、还具有独特的地区性特点,这里的“历史、自然环境、家庭生活结构、语言的一般特征、村落模式、宗教以及艺术和服饰风格等等”[6] 都与其他地区有明显区别,我认为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历史面貌。

二、锡林郭勒旅游资源

旅游是非定居者的旅行和暂时居留而引起的一种现象及关系的总和。旅游的基本目的是:消遣和增长知识[7]。

文化旅游系指人类记忆中一种正在消失的生活方式的“图景”或“地方特色”,是这种生活方式的残余[8]。这里谈到的是正在消失的生活方式和地方特色,那么锡林郭勒民俗文化旅游是指以锡林郭勒自然生态环境、人文为基础所采取的或所创造的,具有锡林郭勒文化、旅游与一体的符号及行为方式。她的特点应该是以锡林郭勒地区生活的察哈尔部落、乌珠穆沁部落、阿巴嘎部落、苏尼特部落、浩奇特部落的历史,民俗、生产、生活方式的特点为“图景”和符号的民俗事象性文化活动。

当今的文化旅游在旅游业中属于高层次旅游,旅游者的目的较明确,要求也相对高。文化旅游是和当地民俗民风分不开的,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就是给游客展示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民风民俗,让他们了解和满足对这一文化的好奇和求知心理,甚至神秘感。本人2009年8月份,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实训基地――锡林郭勒九区湾旅游度假村亲眼见到来宾排队大喝迎宾队伍所敬的银碗酒的场面。如果换个其他场合肯定人人都躲着,但现在人人都等着哈达和奶酒,为什么?文化在吸引,礼节在作用,人们很愿意接受。

三、锡林郭勒民俗旅游资源

如上所述,锡林郭勒民俗资源是比较丰富、从民族学、民俗学的那个角度去说都比较典型的蒙古族的游牧文化。具备地域文化的特点,我在这里想谈点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和地域文化作为稀缺资源和经济的关系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当然主要是从旅游业的角度去观察和论述。

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9]。根据这个论点我们可以研判锡林郭勒民俗文化资源是对锡林郭勒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或稀缺资源,是一种有型载体的无形资产。本人为什么说,民俗是有型载体的无形资产呢?因为民俗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所创造、运用、传播的生活文化,她本身不具有资源的特性和产生经济效益的功能,在日常生活中是有型地存在着,她的文化内涵是无形的,如果想把这个资源产生经济效益或作为一种资源对经济产生影响时必须通过一种模式,这个模式应该是旅游。确切地说民俗文化旅游。如果在旅游活动中把当地民俗作为一种产品来做她就可以成为一种资源,而且是稀缺资源,这种稀缺资源是唯一的,不可多得的。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游客能不能接受的问题。民俗和文化是有区别的,把另一种民俗,让人接受是很难做到的事情,但不是不可能,只不过在于什么做的问题,采取的方法是扬弃,把好的呈现给游客,这就要做到精品。把我们锡林郭勒民俗文化作为资源,当成资产,那我们的旅游业的前景和经济效益是相当可观的,因为,“资产的内涵是经济资源”[10]。锡林郭勒文化有她的特色,也就是说,锡林郭勒的特色文化,有敖包文化,那达慕文化、博克文化、察哈尔奶食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民间祝颂词文化、长调文化等方面与其他地区相比相对完整;这是世人所认可的。

近几年,随着建设文化大盟工作的深入,民族文化的挖掘、整理、回复有了可喜的成果,特别是在旅游业取得有明显的成效。据有关资料介绍,锡林郭勒盟旅游资源分类主类共8类,亚类有45类,基本类型有65类,单位有186之多。其中属于民俗、文化类型的有主类4类,亚类有11类,基本类型有34类,单位有108处。从评价等级来说五类两处,四类两处。其中属于民俗、文化类型的各1处。三类的共有19处,其中属于民俗、文化类型的15处。我们从分类和评价等级来说,旅游资源属于相当宝贵的,属于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我们只能通过开发、挖掘来丰富这些资源的文化内涵,趋于完善。

元上都是元朝建立后的第一个都城,他比北京作为都城的时间还早,被称之为“拥抱着巨大历史文明的废墟”,根据马可波罗记载,是当时世界瞩目的大都会。学者们认为,随着旅游业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鲜明的地域风格以及朴实性、地域性、神秘性与充满人情味等特征对旅游者产生巨大吸引力,已成为国际旅游发展的趋势。那么我们的元上都作为文化遗产怎样展示她的文化内涵?以及她的神秘性?来产生巨大的吸引力。现在元上都遗址里有――殿的主址和八百年老榆树外,配套建设了浮雕、敖包。更有意义的是2009年请来了查干苏鲁德以及祭祀模式。我认为,我们的元上都还应该有她的博物馆或展厅,这里有文物、数码复原影像(图)、绘画、雕塑、影视作品等。还有忽必烈的夏宫――从1337年始,在上都的失剌斡耳朵(黄宫)举行盛宴。现在可以恢复成旅游产品。在元上都遗址周边一定距离内还应有1~2个牧户群,展现蒙元时期的白马群和牛羊成群的景象。饮食、乐舞、礼俗、服装等方面复原蒙元时期的盛况。

在元上都申遗工作方面需做文化遗产的抢救性工作,这里所说的文化遗产是指在游牧时代所创造出来的文化财富,而不是现代社会中新产生的民间文化。如舞台化的查玛舞、博克舞、服装表演等。

蒙元文化苑的完善,贝子庙的修缮和广场的维修、锡林九曲湾、希日塔拉度假村等都是围绕蒙古族传统文化来进行的。但是在软环境方面还有待更进一步挖掘、开发和规范。

蒙古族有崇九尚白之俗,以九为吉,以白为洁。如1206年成吉思汗即位时建九脚白旗;忽必烈后元朝皇帝每岁六月二十四日驾幸上都祭祀,用牲畜九头(马一匹、羯羊八只)等传统习俗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旅游产品。所以我们应该力争在今后的工作中,探索或建立一种新的旅游业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1]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269.

[2]特木勒.锡林郭勒蒙餐文化初探[J].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学报,2007,(1):11.

[3]呼日勒沙.草原区域文化分布研究[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248.

[4][日]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388.

[5]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4.

[6]孙秋云.文化人类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6.

[7]中国旅游文化大词典[K].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1995;唐宇.旅游学概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

民俗旅游文化论文篇(3)

旅游开发作为提升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实力所普遍采用的方式,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本质上体现为一种辩证的矛盾统一关系。

一、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关系

我国二十多年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实践与理论探讨中,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关系一直是争论的焦点。旅游开发带来的浓厚商业文化侵蚀着民俗文化;旅游开发带来的强势现代流行文化冲击着民俗文化。受到侵蚀、冲击的民俗文化,改变着拥有这类民俗文化的地域群体的整个价值取向,改变着群体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与精神追求。这种改变体现在物质、精神及行为规范等方面,在民俗文化变迁历史进程中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突变特征。

与主流的汉文化相比,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属于稀缺的文化资源,弥足珍贵,突显出巨大的文化价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适当的方式极易转换为经济价值。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各地普遍将旅游业作为主导产业以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以摆脱贫困为单一战略目标或者为主导性目标,忽视了这样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旅游开发必然会把强势主流文化引到当地,使当地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完全暴露在外来文化环境中,当地以落后经济为基础的弱势民俗文化必然会受到经济实力较强的异文化的强烈冲击、以及旅游开发所具有的浓厚商业文化对传统的朴实的民俗文化的冲击,在仅以追求经济利益导向的旅游开发背景下,导致宝贵的民俗文化资源的流失、甚至丧失。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优势核心资源在于独特的、稀缺的、原生态的民俗文化,通过旅游开发,将宝贵的民俗文化资源转化为丰厚的经济收益,改善贫困的生活条件,但旅游开发过程中原生态的民俗文化却随之削弱,被强势文化逐渐同化,宝贵的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资源逐渐消失,旅游吸引力也将随之消失,旅游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设想终将成为泡影,依靠旅游产业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也成为不切实际的设想。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构成了似乎难以调和的矛盾对立关系。

二、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统一关系

实际上,旅游开发在科学合理的政策指导下,对于民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会起到积极的正面作用。旅游可唤醒民俗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性、增加民俗文化价值、提高民俗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豪感等。开发民俗旅游“既是挖掘民族文化、展演民族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被价值化的过程”。

因此,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两者之间并非单纯的矛盾对立关系,应从民俗文化所处的客观现状来看待旅游开发对民俗地区文化的正面效应。旅游开发作为民俗文化经济价值的转换器,在转化价值的同时,也承担着宣扬民俗文化、挖掘文化价值的角色。在宣扬文化与挖掘文化价值的过程中出现的伪造现象,并非仅仅存在于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的个别现象,因此,对于恶意伪造行为,应以政策法规手段进行有效管治。在宣扬文化、利用文化获取经济价值的过程中所出现的过度商业化现象,也并非是仅仅存在于我国民俗文化的旅游开发过程中的独特现象。旅游开发过程中出现的与民俗文化保护相背离的一些现象,其根本原因并非在于旅游开发本身,而是在于旅游开发目的导向设置出现偏颇。根据民俗文化旅游开发依托的文化资源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因果与依存关系,一个民俗地区的旅游开发首先应是保护民俗文化、其次才是发展旅游经济。在没有保护好民俗文化资源的前提下,实现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只能是“杀鸡取卵”、难以实现长期发展。因此,旅游开发的首要任务应是保护、挖掘民俗文化资源,围绕着首要任务的次要且平行的任务才是转化民俗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获得经济利益。

依托某一旅游项目保护、传承、挖掘某一个或某些民俗文化事项,以旅游的六大要素形式呈现给游客,在保护、传承、挖掘、呈现独特文化的同时,可以自组织地实现文化价值向经济收益的顺势转化。现实中,在策划旅游开发项目时,往往首先考虑这个项目能获得多高的经济收益、能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多大的带动作用,而不是以能否保护好一个或几个文化民俗事项为首先考虑的问题。正因为这样本末倒置的民俗旅游开发理念,导致了与民俗文化保护不和谐的现象及文化破坏大量出现并难以扼制。

民俗地区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存在内在的统一性、关联性。一旦某个民俗地区的特色文化流失或消逝,其经济价值也会随之消减。因此,民俗文化保护是根本,无论是政府的政策、旅游开发项目、还是来自各方的力量,都应以民俗文化资源保护为核心,这样文化价值可持续转化为经济价值才有根本保障。

因此,以民俗文化保护为核心导向的地方政策指导方针的确立、旅游开发的角色定位与开发理念的重新审视,成为加强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统一关系的重要前提。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政策引导将旅游开发统一到文化保护的大系统内,协调文化保护与经济收益的矛盾性,通过制度创新、政策创新、经营理念的创新提高两者的内在一致性,建立起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可以遏制民俗文化的流失与变迁速度。

参考文献:

[1]钟敬文,董晓萍.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6.(11):11-17.

[2]李援朝.中国民俗文化知识读本[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1):3.

[3]陈立明,曹晓燕.民俗文化[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3:1-2.

民俗旅游文化论文篇(4)

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我国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资源是民俗文化旅游实施的基础。而旅游者正是需要通过对这些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的了解、认知、参与过程,获得对旅游目的地民俗文化的体验。

创造差异化体验价值是民俗文化旅游体验营销的核心。

民俗旅游文化论文篇(5)

一、体验经济与民俗旅游

(一)体验经济的内涵

体验是指人们用一种从本质上说很个性化的方式度过一段时间,并从中获得过程中呈现出的一系列可记忆事件,由于一项服务被赋予个性化之后,变得值得记忆,所以一项服务的顾客定制化,就使它成为一种体验。如果顾客愿意为这类体验付费,那么体验本身也就可以看成某种经济上的给予。

(二)参与体验型民俗旅游发展的必然性

民俗风情旅游,从性质上说,属于文化旅游的一种,文化旅游的基本含义是“人们通过旅游或在旅游过程中了解和获取知识的活动”。民俗风情旅游,从类型上说,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即参观观赏型、了解领略型、参与体验型。以往的民俗风情旅游往往是走马观花,更多的是参观观赏型,但随着社会的发展,那些走马观花式的旅游形式已不能满足旅游者的需求,游客更希望进行体验式旅游,从中得到不同寻常的那份经历和感受。体验式旅游即“为游客提供参与性和亲历性活动,使游客从中感悟快乐”的一种旅游模式,那些具有浓郁民俗风情和地方特点同时又与娱乐相结合的旅游产品倍受旅游者喜爱。

二、凉山彝族民俗旅游资源概况

凉山彝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南部,是全国最大最集中的彝族聚居区,凉山彝族幅员辽阔,山川壮丽,资源丰富,金沙江、大渡河、雅砻江等在境内川流不息。这里有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富甲天下的水能资源、极为丰富的农业资源和绚丽多彩的旅游资源,被誉为“长江上游的金三角”。由于凉山州的广大民族地区在解放前还处于奴隶制和封建农奴制社会,黑暗的社会制度,封闭的地域和原始落后的生产力,虽说阻碍了凉山的发展进步,但同时也让凉山古老彝族民俗得以传承保留下来,因此,凉山彝族文化才能作为国际精品旅游资源,以丰厚、久远、古老、完整而闻名于世。

(一)节令民俗

1、火把节

彝族是一个崇拜火的民族,每年农历6月24日举办的火把节被誉为“眼睛的节日”,彝族火把节也在2006年5月20日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火把节的活动持续三天三夜,分为迎火、赞火、送火,彝族人民举起燃烧的火把,借助火的神灵,祛除病害,驱除邪恶,主要活动有:火把狂欢夜、“朵洛河”选美、斗牛、斗鸡、赛马、摔跤等等。

2、彝族年

彝族年是凉山彝族又一大节庆盛典,被誉为“嘴巴的节日”,彝族年没有固定的日子,一般在农历10月至11月之间,根据彝族“十月历”来定,彝族年持续时间长达半月之久,和汉族过新年类似。彝族年期间彝族同胞相互串门喝酒,走亲访友,开展摔跤、斗牛、赛马等活动。

(二)婚俗

凉山彝族自治州很多地方都还保留着彝族完整的结婚习俗,彝族婚俗被誉为“持续时间最长的婚礼”,因为讲究多。虽说繁琐,但却带有许多欢乐,充满魅力,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些步骤已经删减,但大多数依然被筵席下来。婚俗步骤主要有:占卜合婚、订亲行聘、确定婚期、婚前禁水、抢婚、不落夫家等。

(三)服饰与漆器民俗

被评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彝族服饰制作工艺”、“漆器制作工艺”是凉山彝族民俗旅游资源的又一大亮点。

1、服饰民俗

凉山彝族的服饰,多姿多彩,风格独特。历史上,由于彝族支系众多,居住分散,加上凉山交通不便,各地方之间交流甚少,因此,彝族各地服饰区别明显,样式各异,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并且,彝族服饰制作工艺分为铸造、打制、压制、镶嵌、雕刻、部分为手工工匠制作,其颜色、花纹都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

2、漆器民俗

漆器是彝族传统的生活用品,也是极富特色的工艺品。颜色一般由红、黄、黑三色构成,漆器是手工制品,工序繁杂,产品包括传统的餐具、酒具及新开发的茶具、旅游纪念品、现代室内装饰器具等,具有很高的观赏性及实用性。

(四)饮食民俗

彝族饮食主食主要是玉米粉、荞面、麦面等做成的粑粑,菜肴方面种类很多,极具代表性的有坨坨肉、酸菜仔鸡汤等,坨坨肉做法是将猪牛羊鸡肉砍成拳头大小下锅炖煮,因肉块状像坨,因此称之为“坨坨肉”,并且,会根据宾客的尊贵程度来选择牛羊猪鸡,坨坨肉是非常具有彝族特色的一道菜肴,也是彝族同胞接待宾客时不可缺少的。就餐时还必须遵守许多的礼仪,比如就餐时席地而坐,按长幼顺序安排座次,宾客先用餐,主人后用餐等等。

(五)毕摩文化

毕摩是彝语音译,“毕”为“念经”之意,“摩”为“有知识的长者”。是一种专门替人礼赞、祈祷、祭祀的祭师。毕摩文化是彝族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被称为“镶嵌在彝族文化中的一颗瑰宝”。凉山地处高原,交通不便,人们求学、求医都十分困难,这也就促使毕摩在凉山非常活跃,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姑,美姑也是毕摩文化保存最完整的地方。

民俗旅游文化论文篇(6)

民俗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旅游资源,有着重要的地位,它的开发对文化的传承和旅游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已日益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是当今游客外出旅游的热门选择。桂西南边境民俗文化丰富多彩,地方性和民族风情浓郁,是不可多得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极具旅游开发价值。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产生了日益激烈的竞争,这对旅游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旅游要在新形式、新压力下寻求新的发展出路,各旅游地、旅游资源不能再孤立片面地单个对抗、发展,而是要相互依存、相互合作、协同发展。本文基于此,运用协同学理论对桂西南边境民俗旅游开发做些探讨,以期能为桂西南边境民俗文化旅游发展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一、协同学理论应用于民俗文化旅游的可行性

(一)协同学理论概述

协同学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在多学科研究基础上发展而来,其创始人是西德斯图加特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赫尔曼・哈肯,协同学(Synergetics)一词是从希腊文来的,意思是协同合作的科学。[1]5它是一门横断科学,协同论是研究不同事物共同特征及其协同机理的新兴学科,是近十几年来发展的运用广泛综合性学科,是关于系统中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协同、协作的科学,着重研究各种系统从无序变为有序时的相似性。认为任何一个大系统是由许多既相互作用、又相互制约的小系统或子系统组织起来的,在特定条件下,这些子系统之间有相互影响的作用,从而产生相互协同的现象,同时,又会形成有一定功能的自组织结构,从无序转向有序,从不平衡达到平衡状态。协同学中的“协同”指协合、协作、合作的意思。协同论的创始人哈肯认为“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是许多子系统的联合作用,以产生宏观尺度上结构和功能;另一方面,它又是由许多不同的学科进行合作,来发现自组织系统的一般原理”。[2]协同学理论主要的基本原理有:

协同效应原理。协同效应是指由于协同作用所产生的结果,从协同学角度来说,任何一个系统都存在着协同作用,协同作用对系统有序结构的形成起到一种内驱力作用。任何一个复杂系统,受到外来能量的作用、或物质聚集状态达到一种临界点时,它内部子系统之间就会产生协同作用,这种协同作用能使系统在临界点发生质变并产生协同效应,使系统从无序变为有序,从混沌中产生某种稳定结构。从这个角度来说,协同效应就是“协同导致有序”。

支配(或伺服)原理。一个复杂的大系统是由很多不同的子系统构成,影响它的变量非常多,甚至可能有成千上万个,因此影响一种事物发展的因素也就数不胜数,所以要特别选择一些序参量来描述系统在临界点处有秩序的转变。哈肯将这些变量分为两种,即阻力大衰减快的快变量和无阻力的慢变量,并且认为慢变量在整个系统演化过程中起着主宰或支配的作用,也决定着演化的结果。支配原理指的就是快变量服从慢变量,系统其他变量的行为受序参量的控制和支配,序参量支配着子系统行为。

自组织原理。一个系统要从无序状态转变为具备一定结构的有序状态,或者从有序转变为新的有序状态,“首先需要环境提供能量流和物质流作保证,也就是说控制参量需要达到阈值时,这种转变才成为可能,这是必需的外部条件”。[3]29协同学理论的自组织原理说明,在一定条件下,当有外部力量进入时,大系统会通过其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协同、合作作用,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新状态,形成一种全新的时空环境、或一种全新的功能和有序结构。

(二)协同学理论应用于桂西南边境民俗文化旅游的可行性

民俗学家钟敬文指出“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4]1“民俗文化是民众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传承并享受的文化事象”。[5]17民俗文化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积淀和传承,凝聚着民族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特质,体现了民族文化精髓,民俗文化一般包含有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和语言民俗。“民俗、民族文化是一种重要的人文、文化旅游资源,特别是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情、建筑、民族节日和工艺等”,[6]26“是一种具有开发价值的人文旅游资源”,[7]71地位极其重要。民俗文化旅游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开发好地方民族民俗文化旅游,对进一步提升旅游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可持续性发展理论的最终目标是“协同――发展――可持续”,尤其是一个大系统下的各子系统和系统之间的一种协同、合作、发展和互补。而“协同论是协同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8]37协同发展是一个系统内不同子系统之间有一个相互协调、协作、配合的良性循环过程。协同学理论应用于民俗文化旅游研究,具有以下可行性条件:

1、协同学理论具有普适性的特征,运用范围广泛。由于协同论属于自组织理论的范畴,其使命并不仅仅是发现自然界中的一般规律,而且还在无生命自然界与有生命自然界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9]239它所揭示的共同原理和规律,不仅用来研究自然现象,而且可以研究社会经济文化等社会现象这样复杂事物的演化规律。[10]39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协同理论正越来越广泛地运用到更多不同系统的、不同学科的研究之中,如化学领域、经济学领域、社会学领域、管理学领域等等,同样也能运用到现实生活中,运用范围非常广泛。

2、民俗文化旅游已具备协同发展的条件。旅游的协同发展必须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和基础,而桂西南边境民俗旅游协同发展已具备了相对良好的现实基础和条件:

(1)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广西位于中国华南地区西部,南濒北部湾、面向东南亚,西南与越南毗邻,从东至西分别与广东、湖南、贵州、云南四省接壤。广西是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在中国与东南亚的经济交往中占有重要地位。[11]中越双方以边境为中心,开通了南宁――河内的航班、南宁――越南下龙湾的国际客运班车;海运基础相对较好,有防城、钦州、北海及越南的海防、下龙等众多港口,交通非常便利。这些都为民俗文化旅游的协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2)良好的经济、贸易、旅游等政策条件。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环北部湾旅游圈启动和发展以来,中越两国国际关系友好,都非常重视中越边境地区的合作,特别是地处“桥头堡”地位的中越边境地区,发展机遇更多。同时,中越边境地区为加快边境地区经济发展,也制定实行了一些政策举措;此外,中越边境还享有西部开发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及沿海沿边开发政策等多种优惠政策,这对边境民俗文化旅游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可能、创造了条件。

(3)丰富的旅游资源条件。桂西南边境民俗文化资源丰富,中越边境有着相似、相近的语言、风俗和文化,这为边境旅游合作提供了较好的文化基础和条件。在协同旅游发展中,可以使边境区域内各子旅游区之间发挥各自的优势、利用好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相互协作,通过协同发展来实现边境旅游的更大化效益。

3、新形式下边境旅游业要实现跨越发展,必然要走协同发展之路。当今世界旅游中,区域旅游合作是旅游发展趋势之一,也是一个旅游热点问题,具有全球性,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对旅游更是提出了协调、持续、发展的要求,因此,要实现边境旅游业的可持续、跨越发展,就必须走协同旅游发展之路。近一二十年以来,我国的区域旅游协同发展成功的案例也越来越多,取得了不少成就,带来了不少效益。

因此,将协同学理论引入到民俗文化旅游研究中,是完全具有可行性的。用系统的协同学理论去研究民俗旅游发展,对解决民俗文化旅游发展中出现的特殊、复杂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和现实意义。

二、桂西南边境民俗文化资源及开发现状

广西与越南的边境线长1020公里,大陆海岸线长1595公里,桂西南边境与越南山水相连,它背靠中国大西南,面向东盟十国国际市场,位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中心地区,是中国华东地区、西南、和东盟经济圈的结合部,有沿海、沿江、沿边地带,是中国西南与东南亚交往最便捷的通道,是中国西南内陆地区连接沿海地区的枢纽,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桂西南边境聚居着壮、汉、瑶、苗、侗等民族,民族民俗文化内容丰富多彩、极具特色,有着独特浓郁的民族风情、绚丽多彩的民族服饰、多式样的民族建筑、极具特色的民族节日、民族歌舞、独特的民族工艺等,这些都是丰富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桂西南边境地区的民俗文化风情独特,如:有以歌会友、以歌传情的壮族歌圩文化;有南方民族特色的干栏式建筑;有古朴的民族服饰和精美的壮锦、绣球;有地方特色的民族美食、风味小吃;有师公道公舞、麒麟舞、铜钱舞等二十几种独特的民间舞蹈;有优秀的如铜鼓、天琴、啵咧等民间艺术;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民族工艺;有壮拳、舞龙、舞狮、赛龙舟、抢花炮、打陀螺、抛绣球等近三十种民族体育游艺民俗等等,所有这些都充满了边境民族文化丰富的内涵,体现了边境民族文化独特的审美艺术价值。根据我国民俗学家钟敬文教授对民俗学系统的四分法,结合桂西南边境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现状,将其分为如下表1中的类型:

政府及旅游企业已认识到以上内容丰富的桂西南边境民俗文化的宝贵价值及开发的重要性,做了相应的民俗旅游开发,取得了一定成效,并且还有加大开发力度的趋势。如崇左大新县在原来民俗风情特色旅游基础上,于2013年又启动了20个民俗风情特色旅游项目,打造出更多的民族旅游新亮点;桂西南边境的壮族三月三歌节,仍传承着特色民族文化;还有已走向国际化发展的“南宁国际民歌节”、宁明花山文化节等。各地在民俗旅游发展中,也日益认识到边境合作、区域合作及一体化的重要性,凭祥市每年都举办“中越边关(凭祥)国际文化旅游节”,龙州“水口口岸中越商品交易展销会暨美食节”就是桂西南边境民俗旅游协同发展的最好体现。

三、桂西南边境民俗文化旅游协同发展的构建及协同性优化

桂西南民俗文化旅游协同发展的目标是在协同视阈下,构建良好的旅游协同发展模式,实现协同效应,这要求桂西南边境民俗文化子系统中的各个协同要素能按照一定的方式相互适应、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支配或主宰系统发展的序参量,使支配系统向着有序、稳定的结构功能方向发展,朝着共同的目标协作努力,才能使系统的整体功能得到扩大和发展,最后实现“1+1>2”的协同发展效应。

(一)桂西南边境民俗旅游协同发展模式构建的指导基本原则

边境民俗旅游协同发展要根据理论指导实践的思想,在旅游学、经济发展理论、协同学基理论、民俗学理论等理论指导下,采用互补互利共赢的整合原则,整合好中越边境各地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进一步开发出独具优势和特色的边境民俗文化旅游;要遵循整体协调和效益最佳化原则、协同发展下效益优先并兼顾公平原则。要结合边境地区实际情况,并特别注意以上理论在桂西南边境旅游合作、开发及协同发展运用中的相关要求和前提,才能在理论指导下,进一步做好桂西南边境民俗旅游协同发展模式的构建,促进边境旅游业的发展。

民俗旅游文化论文篇(7)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交通的便捷和人们生活消费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俗文化发生浓厚的兴趣,客观上在促进民俗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其推向了市场化的境地。与此同时,对以丰富的民俗资源著称的云南进行有关市场化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内容涉及经济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现将其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文献典籍中的记载

民俗文化市场化是经济进步和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故国内早期专门研究民俗文化市场化的著作几乎没有,但关注商品市场与民俗文化之间关系的观念中国早已有之。从历史典籍记载进程来看,《庄子·逍遥游》记载:“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用“章甫”(帽子)这个商品因民俗文化的不同而在市场上无法流通的事例,记载民俗与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货殖列传”专栏,以区域性民俗特点作为该传的基本框架。把各地物产概括为山东、山西、江南和江北四区,然后结合各地的民俗来阐述当时的商业活动规律,认为古代风土人情对区域贸易的影响很大。潘雄先生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经济民俗学或民俗经济学能正式成为一门应用科学的话,那么这一学科的先驱者应该是中国的司马迁。此后的《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等文献也对一些民俗文化事象展开论述,但未见将民俗文化与市场相结合进行叙述的内容。

(二)经济学角度的研究

目前,关于民俗文化市场化有系统研究的成果甚少,从可以查阅到的资料来看,专著类的成果有:何学威所著的《经济民俗学》,围绕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等方面展开,阐释经济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首次提出了民俗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从经济开发角度系统地研究民俗文化,将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挂钩。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实质为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相辅相成,作者提出以经济腾飞带动民族民俗文化发展,以传统民俗文化的发扬光大促进经济繁荣的观点。该著对民俗文化在经济的冲击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没有做深人地探讨与分析。论文类的成果,最典型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是潘雄的《民俗研究在商业贸易中的重要性)(载于张紫晨选编《民俗调查与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该文作者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追述了中国民俗与贸易之间关系研究的最早典籍记载,见于《庄子》与《史记》,同时与马林诺斯基的“库拉”制度研究作对比分析,以实例论证的方式,阐释了民俗在商业贸易中的巨大作用:作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人来说,只有翔实具体地了解民俗事象,才能在商品交易中获利与成功。该文只是着重论述民俗在商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对市场化给民俗事象带来的影响没有涉及。

(三)人类学角度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旅游经济正式纳人国民经济计划,作为旅游资源当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民俗文化资源随着旅游文化的发展,渐渐走向产业化道路。目前,真正对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的研究,也着重从民俗旅游和产业化角度进行研究与分析。

从民俗旅游角度对文化资源开发进行研究、分析的成果较多。王德刚的《民俗旅游开发模式研究—基于实践的民俗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探讨》(载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民俗旅游发展经验研究,总结出了民俗旅游开发的六种模式:品牌经营模式、社区一历史(传统)街区模式、乡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主题公园模式、节庆活动模式。同喜琴的《论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与防治)(载于《贵州民族研究》,X006,_年第1期),阐述了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由于过于关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导致民俗文化精神内核的丧失;伪民俗大量涌现,破坏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

和谐性等方面。李彬,包磊的《旅游商品化对民俗旅游本真性影响研究》(载于《商场现代化》2008年3月(下旬刊))文,着力探讨民俗旅游本真性和商品化的内涵,并力图寻求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提出解决的建议,以获得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徐赣丽的《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倾向及其影响》(载于《民俗研究》2006第3期),李正欢,黄远水的《解读民俗旅游本真性与商品化的内在张力》(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1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对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作了探讨与研究。

从产业开发角度进行研究的,主要有何学威的《民俗文化产业与振兴民族经济》,(载于《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6卷第2期),把民俗文化当作一种隐藏在人民生活与思想中的象征符号,研究民俗文化产业在振兴民族经济中的作用及可行性。姜继为,吕桂兰的《试论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融合》(载于《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主要论述了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民俗文化的生命力与市场经济的生长点的问题。此外,张来芳的《民俗文化产业化的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年第5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论文都相应分析了民俗文化产业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可实践性。新晨

(四)国外的研究状况综述

国外旅游产业发展较早,对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研究的论著也较多,美国旅游人类学家格林伍德(Greenwood.1977)就对旅游文化的商品化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认为,文化旅游的开展必然带来文化的商品化,但若是把文化完完全全按照商品来进行包装,就会带来极大的消极意义,因为这实际上“剥夺了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剥夺了构成文化的方方面面。商品化使文化失去真实性,使民俗生活置于舞台化和戏剧化之中,故格林伍德反对民俗文化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将民俗事项商品化,提倡对文化的市场持一种理性的态度。但是,也有学者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待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以色列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埃里克·科恩(ErikCohen)就认为,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使其真实性丧失的说法是不贴切和荒谬的。一种新的商品化了的民族文化,可以随时被接受为是真实的,哪怕仅仅只是市场化了的真实,同时这种商品还会得益于悠久的民族文化所赋予的深厚内涵,成为更具吸引力和市场的商品。由于有了商品经济效益带来的资金支撑,又反过来使文化产品的生产更加完善和进步,进而促进民俗文化的推广和发展。

民俗旅游文化论文篇(8)

大湘西地区主要是指湖南西部的张家界市、湘西州和怀化市等地,三个市州辖25个县市区,国土面积53196平方千米,居住着土家、苗、侗、瑶、白等30多个少数民族。在当地居民的共同劳作和生活交往中,大湘西地区形成了大批优秀且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资源,这些民俗文化资源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具体表现在居住、饮食、服饰、礼仪、节庆、民间艺术等各方面,湘西民俗文化经过不断的传承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一支。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作为一种高层次旅游产品,民俗文化旅游产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大湘西因其拥有丰富且独特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应旅游发展趋势也迅速加入到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进程中来,部分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得到了一定的开发并为大湘西地区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收益,但获得经济收益的同时也出现了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大批游客的涌入不仅打破了大湘西原有封闭的文化氛围,干扰了大湘西民俗文化原有质朴的秩序,还加速了大湘西地区服饰、语言、建筑以及生活习俗等民族传统文化的变异,导致某些传统文化特征被同化或消失等。主要表现在: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形式结构单一且雷同、开发设计层次低、市场调研环节薄弱、地域文化特色挖掘不够等,严重阻碍了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发展步伐。因此,如何解决好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成为促进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一、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的理念

(一)可持续旅游开发理念

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的是发展必须以不破坏或少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和资源为前提,维持生态环境的平衡性,提高经济、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协调性,保持经济效益的可持续获得性。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作为一种不可再生资源,一旦过度开发,不注重保护就容易受损乃至消亡,因此,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正切中可持续发展观的价值要求。当前,湘西旅游产品的开发依旧以粗放型的开发方式为主,部分地区将民俗文化旅游业的发展看成是一种数量型的增长和外延型的扩大再生产,促使开发者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在缺乏深入调查研究和全面科学论证、评估与规划的前提下,对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资源进行盲目和过度开发,导致大湘西地区的民俗文化旅游环境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基于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日益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可持续旅游开发理念的提出,对于指导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工作显得尤为迫切。可持续旅游开发理念所强调的是,通过对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在内的各种旅游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对旅游业发展方式和规模进行合理的规划和管理,保持旅游开发地环境的协调性和文化的完整性。可持续旅游开发理念在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中具体思想体现为以下三方面。

(二)可持续旅游开发理念的具体思想体现

1、保护与开发相结合思想

民俗文化旅游产品是在对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基础上开展旅游开发活动的,只开发不保护,无异于杀鸡取卵,最后只剩下没有灵魂的存在物。而只保护不开发,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就得不到有效利用,文化内涵得不到永续发展。因此,在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过程中,应坚持保护与开发相结合的思想,做到保护优先、有序开发。在遵守旅游社区土著居民的文化演进规律、、民族习俗等前提下,采取严格保护措施,以实现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保护最大化的目标,促进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业的良性发展。同时,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探索合乎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的规律,有序地对民俗文化旅游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只有适度的开发和有效的保护相结合,才能使大湘西民俗文化资源得到应有价值体现的同时实现当地人民求发展的长久愿望以及满足外地游客异彩纷呈的民俗文化旅游需求。

2、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兼顾思想

民俗文化旅游业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效益在可持续旅游开发理念中是相互影响,紧密结合的整体性关系。从经济角度看,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者要尽量用最小的投资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或在相同投资的情况下,能吸引到更多的游客;从社会效益看,为旅游者追求自我价值实现或人文素质教育创造条件;从文化效益看,开发是将区域民俗文化最有生命力的部分加以保护和保存。获取经济效益是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的重要目的,但决不能为了扩大民俗文化旅游业而片面、无视科学规律地开发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忽视社会效益、文化效益。而应在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过程中,注重不能损害当地的社会安定、人际关系的和谐良好的社会秩序,以可持续开发理念贯穿整个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的全过程,真正实现大湘西民俗旅游经济效益、文化效益、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发展。

3、科学统筹思想

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是一项涉及范围较广的复杂工程,开发的对象不仅仅局限于旅游客体,还包括旅游主体和旅游介体。因此,要协调好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减少甚至避免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中所产生的问题,则必须坚持科学统筹的思想,从整体的高度进行协调。一方面,既要协调民俗文化旅游产品主题的科学定位和形象宣传,还要协调好相关经济部门之间的配合;另一方面,又必须统筹到文化的内容与表现形式、资源本身与环境的和谐统一,还应涉及到基础设施、服务设施的协调配套。只有坚持科学统筹的思想,才能把旅游主体文化、旅游客体文化和旅游介体文化三者有条不紊地开发好,为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能。

二、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的模式

(一)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模式概述

模式(Pattem)是指解决某一类问题的方法论。模式是对某一类问题的一种指导,在一个良好的指导下,会得到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有助于完成任务,有助于作出优良的设计方案,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随着民俗文化旅游的兴起,如何选择一种行之有效的模式对民俗文化旅游产品进行合理开发,日渐成为学术界感兴趣的课题。通过对历年学者们关于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模式相关研究的认真梳理发现,传统的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模式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①原地浓缩模式。它属于一种原地模拟型开发模式,一些少数民族村落或民俗文化丰富且独特的地区,由于旅游进程的加快,已在建筑、服饰、风俗等方面有所淡化,使得游客不能完全领会当地民俗文化的风韵,故当地政府或开发商运用人工方式,有意识地修建一些反映当地民俗文化的主题公

园。②原生自然模式。以民俗文化村落为典型代表,它是一种就地展示型民俗村落,有村民的介入,是一座活生生的民俗露天博物馆。其特点是保留了原来的风貌、居住、饮食、节庆等,具有自然朴实的特色,能较好的满足旅游者欣赏和体验民俗文化的需求。③资源凝聚模式。以民俗博物馆为代表,它是一种静态的开发模式,对传播民俗文化,满足旅游者体验民俗文化需要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④短暂表现模式。由于一些特定的民俗文化只存在于很短的时间,如民俗传统的节庆活动、流动性的民俗文化表演活动等,采取此种模式,可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此外,一些学者提出了新的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模式,试图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吴必虎、余青提倡引人生态博物馆模式,即将整个社区作为一种开放的博物馆,对社区的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进行整体保护,以各种方式记载、保护和传播社区的文化精华并推动社区向前发展;马晓京“针对生态博物馆的模式”,提出了“建立民族生态旅游村的构想”,并提出了小规模发展、游客限制、局部开发的原则;师杨振之则根据美国社会人类学家马康纳得“前台、后台”理论,提出了“前台、帷幕、后台”的旅游开发模式,并主张通过利益再分配,用前台创造的“收入”补偿后台因丧失发展机遇而付出的代价。从实践来看,生态博物馆作为一种新型的博物馆形式,它忽视了市场化运作的重要性,所以效果不容乐观,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要实现既定的目标还任重道远。民族生态旅游村模式有其合理的部分,但其“局部开发”和“小规模开发”的局限性不能满足民俗旅游地发展经济的需求,也无法解决民族文化保护与民俗旅游开发的根本矛盾。而“前台、帷幕、后台”开发模式,由于其主张利益再分配方式,违背了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很难调动起前台开发民俗文化旅游的积极性和保护民俗文化的责任感,以及压抑后台保护区居民求进步和发展的需求,注定该理论在实践中得不到具体运用。因此,选择何种开发模式,还需要学者们以新的理论视角对民俗文化旅游进行探讨,使理论研究能够接受实践的检验。

(二)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一体化开发模式

无论是传统的原地浓缩模式、原生自然模式、资源凝聚模式及短暂表现模式,还是学者们提出的生态博物馆模式、民族生态旅游村、“前台、帷幕、后台”模式,通过对其认真的梳理和分析,都有其各自适应开发的优势及不足。而在具体的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实践中,由于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多样性及自身地域的特殊性。不可能完全套用哪一种开发模式,或教条地照搬书本上固有的开发模式,这样只会将民俗文化旅游业引入绝境,使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失去其赖以生存的土壤,最终造成资源的浪费乃至枯竭。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由于其自身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在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时,如何寻得一种既能发展地区经济,又能将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限度的旅游产品开发模式,是现阶段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业急需实现的主要目标。

鉴于上述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模式都存在自身的局限性,因此,在选择何种模式作为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模式时,应根据大湘西地区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禀赋状况及其将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结合考虑,在明确开发的内容、层次、重点等问题的基础上,有区别的、有针对性地进行民俗文化旅游产品一体化开发。民俗文化旅游产品一体化开发模式既不固定是一种开发模式的单独运用,也不是多种开发模式的简单叠加。而是根据旅游开发地具体的实际情况,有选择性地运用一种或多种旅游产品开发模式,分层次、有重点地进行综合开发,从而形成重点突出、层次分明,点、线、面全方位结合的一体化开发格局,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要素的功能,从而形成整体合力,更好地实现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民俗文化旅游产品一体化开发模式作为一种综合性的开发模式,不仅有利于丰富科研理论,提升旅游价值,还为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提供了一个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持续旅游发展模式。

三、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的机制

(一)改善经营管理体制,加强区域合作力度。

由于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品资源隶属于湘西州、张家界、怀化等三个不同行政区,缺乏一个涉及旅游发展各部门的统一管理机构,造成政出多门的现象,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空间协作性差,整个大湘西地区没有形成联动优势,从而影响民俗文化旅游规模的形成和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为此,大湘西地区要打破行政区划体制观念的束缚,促进三地市政府间交流合作,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指导能力,协调民俗文化旅游产品资源规划和开发,防止盲目和无序竞争。尽快建立一个涉及整个大湘西地区旅游业的主管机构,来参与制定和完善民俗文化旅游相关法律法规,协助地方政府编制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规划,加强对特色民俗文化的挖掘、整理以及对从业人员的管理,使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业向着法制化、规范化的道路迈进。在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经营方面,则根据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分布特征及市场属性进行综合规划,发挥区域联动优势,实现市场共享、共同经营。此外,可以利用整个大湘西的力量和联合优势,加快湘西州、怀化与张家界旅游资源优化整合,以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和民族风情旅游资源,来提高张家界旅游区的旅游资源丰富度、组合度和整体优势度,实现整个大湘西地区人、财、物和各种民俗旅游要素的最佳利用,为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业赢得广泛的市场和创造最大的效益。

(二)完善利益协调机制,明确产权所有关系。

社区居民作为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所有者和参与者,本应享受旅游开发所带来的实惠和成果。但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和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各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主体盲目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致使社区居民无法获取民俗文化旅游所带来的效益,挫伤了他们继承和发扬民俗文化的积极性,以至于使更多真实的民俗文化正悄然失去。为此,大湘西地区必须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完善民俗文化旅游相关者的利益协调机制。培育合格的利益相关者,使其各有其位、各司其职同时处理好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和利益协调;另外,建立合理的产权结构,做到权、责、利公平清晰,让社区居民直接参与民俗文化旅游的经营,通过享有完整的产权,行使使用收益。此外,政府还应建立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产权评估体系,对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资源进行合理有效评估,为社区居民参与产权划分提供明确的依据,从而保证社区居民应得利益不会被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强势主体所侵占,提高社区居民参与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的积极性,推动大湘西民俗文化旅游产业的健康、良性发展。

(三)坚持市场化运作机制,提升整体营销水平。

民俗旅游文化论文篇(9)

一、旅游展演

“旅游展演”借鉴“艺术表演”和“舞台真实”的理论与方法去研究旅游目的地、旅游产品、旅游者与当地居民等。旅游地文化的展演实际上是对社会态度和社会协商的展示,围绕这些展演的各种话语展示了人们对于认同、政治和社会的态度。所以,从旅游展演的视角重新审视民俗文化生态旅游中的文化保护与传承显得尤为重要。

二、民俗生态旅游

1.民俗的概念。高丙中在《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一书中认为:民俗是具有普遍模式化的生活文化和文化生活。陶立蟠在《民俗学概论》中认为:民俗是一种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是一种相沿成习的东西,简言之,就是民间风俗。我们可以认为:“民俗是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一定的群体为适用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而逐渐形成的,并以民族的群体为载体的,以群体的心理结构为依据的,表现在广泛而富情趣的社会生产与生活领域的一种程式化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惯制,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积淀,是人类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一个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2.民俗生态旅游的概念。由民俗的概念可以知道,民俗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文化是人类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旅游是“人们通过旅游或在旅游过程中了解和获取知识的活动”。而民俗旅游从性质上说就是文化旅游的一种。

三、天龙屯堡古镇开发民俗文化生态旅游的条件分析

1.天龙屯堡古镇简介。贵州省平坝县天龙屯堡古镇,具有600多年历史,全镇现有1250户,4080口人。自元朝起这里就成为顺元古驿道上的重要驿站,也是明朝朱元璋“调北征南”、“屯田戍边”时建设的屯堡村落之一。这些屯堡人多来自江苏南京、浙江、江西、安徽一带,他们来到贵州后,数百年来,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所形成的独特心境,使其在生活方式、语言服饰、文化爱好、祭祀礼仪等方面,至今仍顽强地固守着大明王朝的祖制和自己突出的个性,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贵州屯堡文化。这种屯堡文化是贵州不可多得的理想的民俗旅游资源,先后被评为“联合国乡村旅游观察点”、“全国农村旅游示范点”、“中国乡村旅游示范点”、“中国十大古村”。

2.天龙屯堡古镇的文化特征。“明代古风,江淮余韵”8个字是天龙屯堡演绎的文化的高度概括,具体表现在:语言、建筑、服饰、娱乐(地戏)、饮食习俗等几个方面。

语言:屯堡人的语言经过六百年变迁而未被贵州本土方言同化,至今仍保存着自己的江淮母语特征,发音中翘舌音和儿化音很明显,日常口语对话中大量使用谚语、歇后语和言旨话,显得生动活泼、幽默有趣。

建筑:屯堡村寨的房屋多为石木结构并沿袭了江南三合院、四合院式样,以石头营造的防御式民居构成了当地特有的地方民居风格。

服饰:屯堡妇女独特的装束沿袭了明清江南汉族服饰的特征,坚持古朴俊俏的“凤阳汉装”,长衣大袖、系青丝腰带、穿鞋尖翘起的单钩风头绣花鞋,拔“苦发”,挽圆髻,别银钗玉簪,完整地保存了江淮古风。

地戏:是屯堡文化中最具魅力的民俗奇观,它与屯堡人亦兵亦农的生活紧密相连,是屯堡人情感的张扬与寄托。被誉为“戏剧活化石”的地戏的面具,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饮食:屯堡人创造了自己的特色食品,如鸡辣子、腊肉血豆腐、油炸山药块和松糕、枣子糖等。

四、旅游展演视角下的天龙屯堡民俗文化生态旅游

1.民俗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保持。贵州政府把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为发展经济而不遗余力挖掘传统文化,由此恢复了许多中断或消失的民俗文化。民俗生态旅游的开发可以作为激活民间传统文化的“偶然的因素”,许多被遗忘的、消失了的传统习俗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得以再生。

2.民族认同感得以凸显和加强。民俗生态旅游的开发给予社区居民更多的机会接触“他者”,通过与“他者”的对比和向“他者”展演自身的文化,认知了自我文化的价值,对民族文化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强化了民族的自我认同意识,增加了相互间的亲和力和凝聚力,社区文化由“自在”状态转为“自觉”状态。正月的天龙屯堡,有很多古老的习俗,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明朝洪武年间,值得世人的关注。

3.催生文化和资源保护意识。文化和资源保护,离不开社区居民。在民俗文化生态旅游开发地区中的居民,对自身的文化有了自觉意识。他们对于那些原本在自己看来平淡无奇的景致,开始学习用旅游者的眼光来看待,逐渐意识到景观保持对自身长远发展的重要性。

4.民族传统文化生存空间得以拓展。很多人担心虽然通过具体的规划和良好的管理,民俗生态旅游可以促进对古老文化的保护,但往往会使当地的生活方式逐渐退化,变成了一种商业化的、廉价的、简单的自我模拟。但是,从旅游展演的角度来说,文化传统有着强大生命力,并不会轻易消失。无论人类如何选择生活方式,世界如何快速发生变化,传统将一直伴随人类世代延续。而且,人们为应对旅游的冲击,会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重构和解析,从而形成一些新的传统,拓展了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间。在民俗文化生态旅游中,应充分尊重社区的自我选择,相信社区有能力保护自身文化。

四、总结

“旅游展演”视角下的民俗生态旅游并未使原生文化的真实性丧失。在旅游业的开发中, 形形的文化被搬上了舞台。但我们注意到, 这些文化的基本形式并没有变。最关键的是当地人对自己文化的民族情怀和所产生的民族凝聚力没有变。反而通过展演的形式, 许多文化产品得到了创新和发展, 出现了民族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其可能出现的负面效应,应从多方面来看待“旅游展演”和民俗生态旅游的问题。总之, 要积极地看待旅游展演视角下的民俗生态旅游问题, 把它看作是动态的, 而不是静态的。这样, 我们就可以开发出既有传统文化内涵、又有现代特征的、能满足现代游客需求的旅游产品, 同时, 还可以使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等问题做出新的思考。这对旅游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和文化本身的保护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杨利慧,安德明.理查德・鲍曼及其表演理论――美国民俗学者系列访谈之一.民俗研究,2003,1.

[2]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陶立瑜.民俗学概论.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6,6.

民俗旅游文化论文篇(10)

一、旅游展演

“旅游展演”借鉴“艺术表演”和“舞台真实”的理论与方法去研究旅游目的地、旅游产品、旅游者与当地居民等。旅游地文化的展演实际上是对社会态度和社会协商的展示,围绕这些展演的各种话语展示了人们对于认同、政治和社会的态度。所以,从旅游展演的视角重新审视民俗文化生态旅游中的文化保护与传承显得尤为重要。

二、民俗生态旅游

1.民俗的概念。高丙中在《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一书中认为:民俗是具有普遍模式化的生活文化和文化生活。陶立蟠在《民俗学概论》中认为:民俗是一种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是一种相沿成习的东西,简言之,就是民间风俗。我们可以认为:“民俗是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一定的群体为适用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而逐渐形成的,并以民族的群体为载体的,以群体的心理结构为依据的,表现在广泛而富情趣的社会生产与生活领域的一种程式化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惯制,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积淀,是人类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一个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2.民俗生态旅游的概念。由民俗的概念可以知道,民俗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文化是人类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旅游是“人们通过旅游或在旅游过程中了解和获取知识的活动”。而民俗旅游从性质上说就是文化旅游的一种。

三、天龙屯堡古镇开发民俗文化生态旅游的条件分析

1.天龙屯堡古镇简介。贵州省平坝县天龙屯堡古镇,具有600多年历史,全镇现有1250户,4080口人。自元朝起这里就成为顺元古驿道上的重要驿站,也是明朝朱元璋“调北征南”、“屯田戍边”时建设的屯堡村落之一。这些屯堡人多来自江苏南京、浙江、江西、安徽一带,他们来到贵州后,数百年来,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所形成的独特心境,使其在生活方式、语言服饰、文化爱好、祭祀礼仪等方面,至今仍顽强地固守着大明王朝的祖制和自己突出的个性,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贵州屯堡文化。这种屯堡文化是贵州不可多得的理想的民俗旅游资源,先后被评为“联合国乡村旅游观察点”、“全国农村旅游示范点”、“中国乡村旅游示范点”、“中国十大古村”。

2.天龙屯堡古镇的文化特征。“明代古风,江淮余韵”8个字是天龙屯堡演绎的文化的高度概括,具体表现在:语言、建筑、服饰、娱乐(地戏)、饮食习俗等几个方面。

语言:屯堡人的语言经过六百年变迁而未被贵州本土方言同化,至今仍保存着自己的江淮母语特征,发音中翘舌音和儿化音很明显,日常口语对话中大量使用谚语、歇后语和言旨话,显得生动活泼、幽默有趣。

建筑:屯堡村寨的房屋多为石木结构并沿袭了江南三合院、四合院式样,以石头营造的防御式民居构成了当地特有的地方民居风格。

服饰:屯堡妇女独特的装束沿袭了明清江南汉族服饰的特征,坚持古朴俊俏的“凤阳汉装”,长衣大袖、系青丝腰带、穿鞋尖翘起的单钩风头绣花鞋,拔“苦发”,挽圆髻,别银钗玉簪,完整地保存了江淮古风。

地戏:是屯堡文化中最具魅力的民俗奇观,它与屯堡人亦兵亦农的生活紧密相连,是屯堡人情感的张扬与寄托。被誉为“戏剧活化石”的地戏的面具,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饮食:屯堡人创造了自己的特色食品,如鸡辣子、腊肉血豆腐、油炸山药块和松糕、枣子糖等。

四、旅游展演视角下的天龙屯堡民俗文化生态旅游

1.民俗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保持。贵州政府把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为发展经济而不遗余力挖掘传统文化,由此恢复了许多中断或消失的民俗文化。民俗生态旅游的开发可以作为激活民间传统文化的“偶然的因素”,许多被遗忘的、消失了的传统习俗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得以再生。

2.民族认同感得以凸显和加强。民俗生态旅游的开发给予社区居民更多的机会接触“他者”,通过与“他者”的对比和向“他者”展演自身的文化,认知了自我文化的价值,对民族文化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强化了民族的自我认同意识,增加了相互间的亲和力和凝聚力,社区文化由“自在”状态转为“自觉”状态。正月的天龙屯堡,有很多古老的习俗,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明朝洪武年间,值得世人的关注。

3.催生文化和资源保护意识。文化和资源保护,离不开社区居民。在民俗文化生态旅游开发地区中的居民,对自身的文化有了自觉意识。他们对于那些原本在自己看来平淡无奇的景致,开始学习用旅游者的眼光来看待,逐渐意识到景观保持对自身长远发展的重要性。

4.民族传统文化生存空间得以拓展。很多人担心虽然通过具体的规划和良好的管理,民俗生态旅游可以促进对古老文化的保护,但往往会使当地的生活方式逐渐退化,变成了一种商业化的、廉价的、简单的自我模拟。但是,从旅游展演的角度来说,文化传统有着强大生命力,并不会轻易消失。无论人类如何选择生活方式,世界如何快速发生变化,传统将一直伴随人类世代延续。而且,人们为应对旅游的冲击,会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重构和解析,从而形成一些新的传统,拓展了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间。在民俗文化生态旅游中,应充分尊重社区的自我选择,相信社区有能力保护自身文化。

四、总结

“旅游展演”视角下的民俗生态旅游并未使原生文化的真实性丧失。在旅游业的开发中, 形形色色的文化被搬上了舞台。但我们注意到, 这些文化的基本形式并没有变。最关键的是当地人对自己文化的民族情怀和所产生的民族凝聚力没有变。反而通过展演的形式, 许多文化产品得到了创新和发展, 出现了民族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其可能出现的负面效应,应从多方面来看待“旅游展演”和民俗生态旅游的问题。总之, 要积极地看待旅游展演视角下的民俗生态旅游问题, 把它看作是动态的, 而不是静态的。这样, 我们就可以开发出既有传统文化内涵、又有现代特征的、能满足现代游客需求的旅游产品, 同时, 还可以使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等问题做出新的思考。这对旅游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和文化本身的保护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杨利慧,安德明.理查德·鲍曼及其表演理论——美国民俗学者系列访谈之一.民俗研究,2003,1.

[2]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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