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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举香祭拜,几乎为汉人宗教信仰的特色。香于汉唐之时由西域与南洋传入中国,逐渐在原有的佛教用香文化之上,发展出中国文化中独特的"香火"观念与象征。香灰与香炉也成为神圣的结晶与器物而受信徒珍惜与膜拜。台湾民间庙宇流行前往老庙或大庙谒祖进香,仪式过程中,庙方或信徒无不向老庙神明进贡高级香材,也迎回珍贵的老庙香灰回去供奉。进香仪式核心价值在于香火传承,在于获取老庙的历史记忆与象征的灵力。让老庙与新庙得以建立尊卑关系,让民间信仰中的人情伦理与知识技术得以永续传承。
摘要:生态人类学关注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人类群体如何适应其生存环境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相应的经济生活、社会文化及风俗习惯。古往今来,围绕"人与自然"这一主题,羌族民间形成了种种信仰及习俗,其中蕴含着积极的生态意识,这种意识跟当今世界人类崇尚的生态理念不乏相通之处,值得我们关注和重视。
摘要:明清两朝,由于漕运成为关系国家命脉的大事,运河两岸的庙宇建造往往都带有国家与地方共同作用的色彩。除了民间团体不断依托漕工与商贾建构新的神灵之外,皇权对水利的关注也使得他们参与到地方祭祀空间的改造中来。而民间社会也会根据他们的需求对皇权的介入加以利用,体现了当地独有的生态、水利、皇权、官僚体系与民间社会的多元互动关系。运河沿线庙宇皇家化与地方化的过程在苏北皂河镇安澜龙王庙身上有很好的体现,据此可以进一步解读出皇权将地方神庙皇家化所面临的道德困境,以及民间将皇家庙宇加以地方化的策略与文化逻辑,这两者背后都与治水的实践和对治水的想象存在内在关联。
摘要:南岳是湖南地区香火最为兴旺的宗教圣地,女性香客也很多。这些女性信仰者的信仰动机及对神祇灵验程度的认同,深受各自社会经历、教育程度以及年龄等因素的影响,她们在朝香频次和修行方式的选择上,私人化倾向明显。社会价值多元化使更多知识女性和年轻女性加入朝香队伍,她们选择信仰神灵但不皈依,从而拥有了更多自由的个人空间。
摘要:梅花拳作为民间社会的一种武术传统与信仰组织,在冀南广宗乡村地区有着长期稳定的传承。梅花拳文场组织形态的自秘性与社会实践的灵活性,是其在乡村社会中的立身之本。作为一种乡村自治方式,它是对中国社会礼治传统的承接与活用,并试图以"在野之礼"的角色对国家政治有所助益,因而能够不断地焕发生机。深描其文化形态与实践运作机制,对于如何在当代国家治理与地方民俗发展之间建立良性的共生互动关系,促进中国礼治传统的合理重构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梅花拳作为中国传统武术的重要拳种之一,过去曾广泛流行于河北、山东、河南等一带的乡村。清末义和团运动期间,梅花拳一度成为这一运动的中坚力量和主力军。在河北省广宗县北杨庄,梅花拳属于名副其实的"庄稼拳"。近百年来,当地村民不仅注重和热衷于梅花拳的文场、武场修炼,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也借助乡村梅花拳独特的组织管理和运作机制,使其在推行基层村落社区的公益观念、净化社区道德秩序、维持地方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摘要:黄飞鸿电影系列中的民俗元素,作为文化记忆载体,随着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变动而经历了从具象到抽象的变化,体现了制作者和观众的文化认同。1950与60年代的早期作品中,围绕着市井武师黄飞鸿有大量具体而精确的民俗描写,体现了制作者和观众之间的文化默契;1970年代,随着香港文化的形成,建立在广东文化基础上的民俗从黄飞鸿电影中消失;1990年代后制作的黄飞鸿电影则将民俗抽象化,消解了黄飞鸿与乡土的文化联系,使其实现了从市井武师到民族英雄的转化,完成了记忆的重新建构,又在电影的影响下反过来建构新的"传统"。
摘要:厉祭在我国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但当时主要流行于社会上层。此后,历代王朝大多沿袭了这一传统。不过,直到明代才开始按照"里"为单位设置厉坛,从而将厉祭推行到了乡村,开启了厉祭"庶民化"的趋势。至清代,"分坛"的出现使得厉祭在乡村中更为普遍,其意义也随之产生了变化。今天所看到的闽西四保乡村中的"无祀"习俗,正是由此而来。此个案展示出礼化为俗的过程,为理解中国历史上的礼俗互动问题提供了线索。
摘要:墓志是丧葬习俗演变的结果,结合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可以确定墓志起源于东汉早期;随着佛教在中国兴起,北朝为营造石窟及造像而培养了大批石匠,这为墓志的兴盛创造了条件。墓志文书写的发展,受到润笔的影响,更受到士风嬗变的干扰。
摘要:辛壬之际的政治变革促使历书的制作原则发生剧变,清廷时宪书变通办法十九条就是此种剧变的结果之一。而由清廷、革命党人和袁世凯政府制定的五部历书,则见证了官定历书蜕变的过程:历书历谱编排从阴历为主转向以阳历为主,历注内容则从带有神秘主义的信仰知识转化为现代科学知识及社会政治常识。这也导致了历书制作的官民分野与新旧对立。官定历书制作取向及知识系统的变化,既源自清末民初知识转型的影响,也来自于政治文化转型与重建的需要。
摘要:在多国、多维视角下考察了与星期四有关的民俗,探究了星期四文化的起源、内涵、礼俗互动、地理差异和历史变迁。首先,就其源起而言,世界多地同源,始于对星辰的自然崇拜,并渐增神话色彩。其次,宗教和传统不断给星期四注入了新的内涵,多重仪式具有敬神、聚众、教化、怡情等多种功能。另外,自下而上催生了与星期四相关的制度变迁,继而带动了民间风俗的流变。此外,近年来星期四风俗的娱乐休闲色彩和商业色彩日益增加,中国受全球化影响呈现出相似倾向,但值得思考如何建设中华民族自己的星期四文化。
摘要:我国学者对民间故事的语言研究积累了一定的成果,在对讲故事的结构要素、互动序列和话语性质进行分析时,可以引入雅各布森、萨克斯、巴赫金的语言理论,关注多种实际语境、不回避局内人视角的研究视点。从调查时间的角度,可以将对故事讲述活动的田野调查分为三种作业法,录音的文字转写则是田野调查十分重要的一环。
摘要:神灵信仰具有资源供应性质,可转化为有形或无形的资源,如庙宇、巫觋、传说等。凡人成神的信仰发生过程同时伴随着资源的"首次"分配:随着信仰的确立,与该神灵有关的个体和群体将获得明确的身份定位并建立对应关系。此一过程由灵验法则、精英法则和亲属法则主导。其中,灵验法则是本质性的,是信仰资源分配的第一推动力;精英法则和亲属法则将在灵验性前提下发挥作用。"首次"分配的结果并不稳定,可能持续进行"再分配"过程。
摘要:作为网络社会中的新叙事文本,IT笑话是在信息技术引入中国、技术群体逐渐崛起、专业知识术语开始出现以后产生的一种新民间叙事体裁。IT职业群体以内部形成的专业知识结构为框架重新解释日常生活实践,进而把对信息技术本身、人、自然以及世界的思考和认识传达给行业内部以及行业外部群体,对于这一知识的讲述和阅读就是IT笑话的生产过程。IT笑话重返了技术与民俗的关系这一主题,技术与民俗并不是一组相对立的范畴:技术并没有终结民俗,相反技术却进入到民俗的叙事结构中。网络社会所创造的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相叠加,一并成为民俗传承的空间,民俗因技术而获得了历史的连续性。
摘要:以年节和村落为表演时空的落子活动,在组织者、表演者和观众的"戏乐"参与下凸显为一种乡土村落的民间狂欢。在不同历史时期,落子表演的运行机制和发生过程有很大差异,表现出民间舞蹈与社会情境的密切关联。落子展演的仪式活动特性具有活动组织的秩序性、人员构成的随意性、表演要求的严格性与年节展演的娱乐性。"跑落子"活动被反复展演的目的,出于乡民群体在年节期间的仪式性庆典活动中对"戏乐"的追求,人与人、村与村的互动关系一起建构了落子活动的内在秩序。
摘要:狮子在汉代传入中国后,其形象经过漫长的演化成为具有深厚传统和影响力的民俗信仰对象,也是重要的民间美术创作题材。直到20世纪初,"醒狮"形象被革命者用作号召国民反抗外敌、奋发强国的有效宣传形式,并由此成为国民认可的中国国家形象的象征,写实的狮子形象则成为当时许多艺术家热衷表现的对象。以中国画技法结合写实风格描绘的"狮子"形象,作为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中国画新题材,区别于虎、鹰等已在古代绘画史中发展出各自造型或内涵传统的动物题材,也与在古代民俗文化、民间美术中成型的狮子样式和内涵截然不同。然而,狮子这一题材在近现代中国画体系内的特殊性并没在美术史的研究中引起足够的重视,缺乏专门的讨论。有鉴于此,这里将专题讨论近现代中国画中"狮子"题材的成立及其图式与观念特征。
摘要:神马作为一种民间信仰符码,受到了民俗学、人类学、艺术学和宗教学等领域的普遍关注。云南腾冲的神马信仰有较完整的传统性,通过田野调查和资料的考察与分析,对神马的种类和功能进行了梳理,了解了云南腾冲神马的使用方法和仪式,阐释了其蕴含的民俗信仰和宗教意涵,并揭示了云南神马的艺术、宗教和民俗价值。云南神马作为民间信仰的图像物证和民俗符号的载体,其视觉符号体系和与之对应的传统村落文化语境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摘要:民间故事研究在中国民间文艺学的研究中有着悠久的学科传统,特别是近几十年来,随着新的研究方法的引入,人们对民间故事的研究又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但同时,对于民间故事研究本身的理论反思和范式建构等方面的问题,研究者却缺乏足够的关注,这一方面使得人们对民间故事研究中所积累的研究成果缺乏必要的总结和提炼,另一方面则使人们对民间故事研究本身所存在的各种问题缺乏足够的洞察,从而不利于民间故事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立足于中国学者民间故事研究的系统性的故事学理论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