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研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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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研究杂志 CSSCI南大期刊 北大期刊

Folklore Studies

  • 37-1178/K 国内刊号
  • 1002-4360 国际刊号
  • 0.86 影响因子
  • 1-3个月下单 审稿周期
民俗研究是山东大学主办的一本学术期刊,主要刊载该领域内的原创性研究论文、综述和评论等。杂志于1985年创刊,目前已被万方收录(中)、北大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等知名数据库收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的国家重点学术期刊之一。民俗研究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影响力,该期刊发表的文章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实践价值,为读者提供更多的实践案例和行业信息,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广泛关注和引用。
栏目设置:民俗史、民俗学史、非遗论坛、民间文学、学术前沿、实践民俗学、田野报告、黄河文化研究、民俗观察、礼俗社会研究、武术民俗研究、佳作赏析

民俗研究 2013年第02期杂志 文档列表

民俗研究杂志女性民俗专题
社会性别研究中的“父权制”概念探讨5-11

摘要:“父权制”是社会性别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不同的女性主义理论对它有不同的理解。在厘清激进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双重体系理论中“父权制”内涵的同时,还要注意到,虽然在分析性别现象时,这一概念存在一定的缺陷,但它毕竟揭示了“女性从属男性”的社会原因及其系统化特征,从而为之改变提供了理论基础。

“抗争”之辩:多重能动性、性别和马拉维政治12-25

摘要:近年来,学者们对“压迫问题”的研究逐渐转向更为细致地理解人如何在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内生存。许多研究不再仅仅把底层民众看作是被压迫的受苦人,而是更倾向于考察人们如何创造性地利用手中的资源以增强自身力量,并藉以表达自己意见、改善经济处境,或者瓦解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统治者们的企图。受莱拉·阿布·卢格霍特和雪莉·奥特纳的启发,我对学界过分强调“抗争”的问题提出批评,一些学者的研究过分关注寻找抗争者和解释抗争行为,而不是审视权力不公的复杂性。在此基础上,文章以马拉维政治领域中的表演者为研究焦点,从特定语境出发,对现存的权力网络进行民族志的调查,总结了底层民众应对统治的多种方式:逆来顺受/消极被动、功利性接受、抗争和反叛,并详细分析了民众在其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动性,藉以讨论权力如何得以协商,尤其是底层民众如何体验和应对统治。

妇女当家:对农村家庭分工与分权的再认识——基于五省一市的6个村庄调查26-35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妇女在家庭权力博弈中逐步取得优势,其家庭地位不断提高。从家庭分工看,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逐步演变为男赚钱、女当家的普遍现象;从家庭权力的分割看,传统的夫唱妇随逐步转变为女人做主的普遍现象。这种转变的身后是农村的社会结构正在逐步发生改变,血亲在农村社会中的作用正在逐步削弱,姻亲的作用正在逐步增强;农村社会中的互助合作、人情交往、人际往来也随之绂生变化。

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近代女神信仰36-43

摘要:人与自然之间、男女两性之间的内在关联是生态女性分析视域的重要基础,也是分析女神信仰的有效路径。历史上,中国女神的起源与流变、女神信仰活动均与自然界关系密切。神秘化的自然界在与人类的对比中获得了巨大的优势,使人类创造出第三方——具有超自然法力的女神。女神信仰虽然给女性信众创造了进入社会公共空间和社会交往的机会,却没有改变她们在父权制社会中的从属地位。

构建生命之美:女性民俗与当代江南女性44-52

摘要:女性民俗对当代江南女性的日常生活及成长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两者的互动关系可以从女性个体生命民俗、女性生产生活民俗、女性信仰禁忌民俗等三个维度展开。女性个体生命民俗的传承与流变体现出江南地区女性真实的生命意识,女性生产生活民俗是江南女性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呈现,而女性信仰禁忌民俗的传承及消亡则反映出江南女性个体精神建构的曲折性与复杂性。对女性民俗的合理扬弃有利于提升当代女性的内在潜质,发挥女性民俗应有的当代社会价值。

民俗研究杂志民俗史
“耳听为圣”与先秦乐官的听风习俗53-60

摘要:上古之时,乐官因精于听声,能在部落的农业生产中授时制历,从而被尊为圣人。其具体操作方式,即通过听四方风而确定时令。殷商的甲骨卜辞中,就已有乐官听四方风的记载,这说明在当时已经有较为系统的四时观念。至西周,随着耕藉礼的废除,乐官之听风职能亦随之衰微,发展成为听声职能,更多表现在政治活动和艺术活动中。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新考61-68

摘要:《汉书·艺文志》所言“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确为于古有征的可信论断。“左史”、“右史”,是上古实有的史官设置,出现时间不晚于商武丁时期。“记言”“记事”在内容上大体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的变化,最初记传言和时事,其后记言诰誓命和天下大事,汉代以后流变为记“言语”和“行动”的起居注之类。史官“记言”“记事”的形式亦有其阶段性变化与发展。就“记言”还是“记事”的职责分工来说,《周礼》系统所栽史职,大史、内史、外史、御史均有涉于“记言”,太史(冯相氏、保章氏)、小史、外史,包括御史,皆有与于“记事”。

地方社会孕育的习俗传说——以明清湘潭食槟榔起源故事为例69-78

摘要:湘潭人嗜食槟榔,于当地形成槟榔文化。但槟榔并非产自本地,而是自海南等地贩运而来,并于明清时期逐渐成习。在对湘潭食槟榔起源故事进行民俗学考察的基础上,对外地食俗如何进入当地社会进行了研究。并在湘潭地方历史背景下,通过起源故事来还原食俗的形成过程,对食俗形成原因作了进一步探讨。

岁时习俗的生态民俗学考察——以江南“照田蚕”为中心79-86

摘要:“照田蚕”是太湖流域的典型岁时习俗之一,南宋以来,“照田蚕”风俗在江南地区长期延续,这一习俗是人们对江南水乡地区稻田湿地、苎麻地和芦苇滩地等进行农田管理的一种有效手段,具有独特的生态民俗学含义。

逝去的水神世界——清代山西水神祭祀的类型与地域分布87-100

摘要:山西地方史志资料表明清代山西水神祭祀地域分布广泛、数量较多,其类型大致分为人格水神和自然水神两大类。从山西水神祭祀类型和地域分布可以看出,山西的水神祭祀多受国家祭祀政策和地域历史环境因素的影响。同时山西民众又根据自身的现实需要,结合当地的历史文化和信仰传统,不断建构和丰富着属于自己的水神世界。

传统中国乡村民众时间生活的类型划分及其结构关系——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的研究101-110

摘要:借鉴现代时间生活分类方法,可将传统乡村民众年度时间生活分为生活必需时间、家务时间、工作时间与自由支配时间四个类别,其下又分别包含不同时间类型。四者之中,以工作时间最为紧要,其中的农事时间安排更是在整个乡村年度时间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在具体安排与组合过程中,除生活必需时间及家务劳动时间因具刚性、每日性等特点而较为特殊外,其他社会活动时间安排,均以农事时间为核心展开进行,分别依其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意义之不同而依次镶嵌于年度时间线条之上,并表现出非连续性、相对集中性、稳定性及循环往复性等特点。不过在实际社会生活中,这一结构原则会受性别、经济发展状况、行政力量、活动空间等多用因素的制约与影响。

民俗研究杂志田野报告
本主崇拜的村落记忆——对滇西南石龙村大黑天神信仰的个案考察111-119

摘要:石龙村本主崇拜的村落记忆是村民依据现实的想象力对过去体验的一种选择性建构,若将其分为口头解释与仪式行为两个层面,那么在第一个层面,以本土化的方式重述本主来历与造像,以及展示本主的存在与神迹成为集体记忆的热点;在第二个层面,无论是具有纪念性质的集体仪式,还是以祈福和赎罪为主的个体仪式,都凭借其高度的程式化和固定性操作,暗示着对过去的延续。老年人作为传统的护卫者,在其中扮演了异常活跃的角色。

苗族村落社会中的文化生态嬗变研究——以纪巧村1989年以来春节习俗的渐变为例120-128

摘要:春节尽管并非苗族传统习俗中的“原生单元”,但在文化融入与相互采借的进程中,它事实上已经完成了对苗族传统文化的结构性嵌入,成为表征苗族文化生态信息的重要载体。文章较为详细地描述了苗族村落社会中春节文化实践的仪式过程,并通过与90年代以前的苗族春节文化事象相比较,来探讨苗族村落社会发生的文化生态嬗变之因。

民俗研究杂志应用民俗学
现代语境下的民俗艺术传播129-134

摘要:在经济快速发展、科技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民俗艺术所赖以生存发展的各种条件都已发生改变,对于民俗艺术传播来说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传播主体的多层级性、传播信息的丰富内涵、传播环境的嬗变与拓展、传播媒介的有效利用,对于推动民俗艺术的传播和传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动漫·角色·符号:日本当代都市民俗的意义表达135-146

摘要:日本动漫角色在社会现实生活中不断被神化、被偶像化、被娱乐化甚至被商品化,而由动漫角色所演绎的故事和行为规范已经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导向标。国家、政府、企业、民众对动漫角色的认同和依赖,使得角色以及角色认同在日本已成为个人、群体以及各种经济社会组织的标识和交流的介质。日本动漫、动漫角色以及由角色意蕴所形成的符号表达系统已经具有了民俗的意义并成为当代都市民俗的一种表征。

多元互动中的旅游展演与民俗变异——以丽江东巴文化为例147-154

摘要:以旅游为导向的社会语境中,地方传统资源向经济资本的转换成为政府、精英、民众、游客的共谋,这些多元力量之间的互动既构成了旅游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构成了旅游展演的场域。当文化差异可以操弄为商品价值时,往往把文化差异予以放大,并进行大批量复制生产、规模化经营,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东巴文化的同质化,从而消减了传统文化的特质性,使东巴文化的民俗功能呈现出世俗化、展演化、碎片化、庸俗化、城镇化等变异事实。

民俗研究杂志学术评论
浪漫主义传统与中国民俗学者的责任——评周星主编《国家与民俗》155-158

摘要:民俗学者习惯于把“民间”定位于下层民众,从而把民俗与国家政治完全割离开来。事实上国家和民间之间的关系并非绝对对立,而是紧密相连,民俗学者在其中恰好可以起到沟通二者的作用。中国民俗学在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并未像德国等欧洲国家那样建立起一种可称之为浪漫主义的传统。目前应国家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之需,正有必要重拾和发展这一传统,让民俗研究能更好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现代国家的文化建设服务。

《民俗研究》来稿须知160-160

摘要:《民俗研究》常设学术前沿、民俗史论、民间文学、田野报告、学术评论等栏目,并不定期开设各种专题栏目。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中国学术期刊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的要求,凡来稿务请按照下列规范并提供下列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