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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研究 2012年第06期杂志 文档列表

民俗研究杂志民俗学史

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教授访谈录5-12

摘要：2003年12月14—17日，应山东大学的邀请，国际著名汉学家、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李福清（R．RIFTIN）教授在山东大学进行讲学活动。在山东大学期间，时为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的李福清先生受聘为山东大学客座教授，并为山东大学师生作了“我的中国文学（民间文学）研究五十年”的学术报告。2003年12月16日，时任《民俗研究》杂志主编的叶涛教授对李福清教授作了专访，就他的学术成就和当时学术界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交流。

关系研究的典范：论李福清的民间故事研究——从《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谈起13-20

摘要：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编著的《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集故事文本与研究于一体，是故事学、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其对东干民间文学的介绍与《故事情节比较研究》呈现了移居国外的东干回族民间文学的特征，东干民间故事与突厥语族、蒙古语族及东亚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民间文学之间的相似性，并与中国古典小说密切相关。该研究代表了俄罗斯汉学的治学精神，体现了李福清在文化整体观视野下的故事研究对故事类型学、形态学、历史诗学等多种研究方法的融会贯通。

“生活世界”再认识21-29

摘要：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最早把“生活世界”引入民俗学领域，这是民俗学“研究”的一大幸事，是民俗学理论“研究”的一大建树。但多年来，学界对“生活世界”的认识存在误解。不过，户晓辉《返回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纯粹民间文学关键词的哲学阐释》的理解较为准确，学界应该结合胡塞尔现象学对“生活世界”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这将有利于民俗学和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

黄遵宪的日本民俗研究30-35

摘要：黄遵宪是中国近代民俗学研究的先驱，中国的日本民俗学研究的开创者。1877—1882年，黄遵宪出使日本，在日期间，他广泛考察日本民间风土人情，积极开展日本民俗研究，先后撰写《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他在两本著作中，就民俗学理论提出一系列精辟的见解，并将民俗研究付诸实践。黄遵宪的日本民俗研究，内容广泛，几乎涉及现代民俗学所包含的各个领域，在中日民俗学史上和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民俗研究杂志民间文学

荒谬与合理：民间叙事的文本、语境与叙事逻辑36-46

摘要：从外部的、研究者的角度观察民间叙事，会发现其外在形式荒谬；从内部的、民间叙事拥有者的角度探讨民间叙事的叙事规律及叙事逻辑，会发现其内在逻辑合理。民间叙事集荒谬与合理于一身，这是由其自身的口头性、叙事性、实用性、文学性等诸多特征共同决定的。只有在语境中理解文本才能了解民间叙事的叙事逻辑，进一步正确认识民间文学的价值。

白族螺女故事类型及文化内涵研究——以大理剑川石龙村流传的故事为例47-54

摘要：螺女故事在大理剑川石龙村的白族民众中有较广的流传，当地的螺女故事从类型上说有单纯的螺女故事型、螺女故事与龙女故事的复合型、螺女故事与洪水后人类再殖故事的复合型。当地的螺女故事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螺女故事的两大系统在石龙都有流传，螺女故事与龙女故事的复合体现了白族的崇龙传统和宗教信仰，螺女故事与洪水后人类再殖故事的复合则体现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区域文化特色，石龙的螺女故事还在细节变化中表现了白族的民族特性和白族文化的特色。

语境视域下的同源性文本研究——以《赵氏孤儿》为例55-62

摘要：本文以《赵氏孤儿》为切入点，借助语境理论和表演理论，即从横轴和纵轴两个向度，对不同时期的作家对这一传说故事的选择和运用来考察文本的“文化构成”，以期在历史性和当下性的双重维度下获取对同源性文本的新的阐释，得到一些如胡适所言的“文学史见解”。

神授天书与代圣立言：宝卷来源的人类学解读——以《香山宝卷》为中心的考察63-74

摘要：宝卷是一种古老的、在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中按照一定的仪轨演唱的说唱文本。作为在宗教活动中演唱的文本，宝卷具有宗教经卷和文学故事的双重属性。不论民间宗教的刊本或民间流传的抄本宝卷，各种宝卷的作者都难以探考。因此，宝卷的作者问题成为重要的文化现象。《香山宝卷》的作者，郑振铎和车锡伦都曾经做过研究，没有得出确切结论。从文学人类学的视角，宝卷作者问题的背后是源远流长的神授天书与代圣立言的神谕与劝世传统。这种传统源于代圣立言的神话仪式。神授天书正好迎合了下层民众对超常知识、能力、寿命的渴求需要，充分利用了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的差距，以及这一差距所深化了的书面典籍崇拜心理。

“新民谣”与旧国民性75-80

摘要：当前以手机、网络等现代媒介为主要传播途径的“新民谣”，与传统民谣不可同日而语。但民谣无论新旧，都是民众集体心理的一种折射，它们既体现着群体的模仿与盲从心理，又不乏天才般的独特创造，在看似平淡无奇的语言游戏中，将汉语的魅力发挥到极致。新民谣与时尚潮流紧密相连，其背后的传统因袭却更令人触目。透过它们风行过后留下的点点尘埃，我们总能窥见到那数千年恒久不变的文化心理积淀和传统思维定势。

民俗研究杂志民间艺术

广告创设中民俗元素的深度介入81-87

摘要：传统民俗文化模塑着受众的消费心理，成功的广告创设则往往渗透着迎合消费主体精神诉求的民俗文化因子。广告创设中民俗元素的深度介入，能为受众成功营造“我们感”，从而激活受众的传统文化记忆，诱启他们的消费欲望，使广告效应陡增。

创意与“变脸”：创意产业中民俗主义现象阐释88-96

摘要：在今天，创意产业在各国迅猛发展，已成为国际竞争的一个重要领域。作为民族文化基层的民俗文化，在创意设计中往往承担着胚体的作用，民俗元素经过剪辑、重构，融入现代科技，从而形成类型多样、新颖独特的创意产品。对于这样一种民俗主义现象，民俗学界并未予以足够的关注。无疑，它不是日常生活本身，而是一种艺术加工，是民俗文化的一种“变脸”。但这种“变脸”并不是虚构，而是一种艺术真实，并且仍源自民俗文化本身，因而对于创意产业中的民俗主义现象，我们不能一味加以排斥，而要正视并进行相应研究。对于仍处于边缘地位的民俗学来说，这或许是其融入主流学术、发挥更大价值的一个重要发展契机。

民间服饰中的“五福”意象及民俗寓意97-101

摘要：“五福”是中国民俗文化中的常见意象，与民间信仰紧密相连，源远流长，至今不衰。乡村妇女凭借手中针线，借助“五福”意象，将爱与希望、幻象和现实在民间服饰中表达出来。本文以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馆藏服饰品为例，归纳、分析民间服饰中具有代表性的“五福”意象，探讨民间服饰中“五福”的文化内涵，阐解其背后隐含的深层民俗寓意。

曲阜孔庙建筑装饰制式的民间审美体现102-106

摘要：曲阜孔庙是中国建筑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庙宇殿堂建筑形式，其建筑装饰形制充满无穷的意蕴。通过对曲阜孔庙的各部分建筑装饰制式的形式分析，以及装饰制式中所应用的视觉图像的解析，可以挖掘到装饰制式的民间审美形式与意蕴。民间象征符号的应用，反映了当时社会背景与文化现象。曲阜孔庙的建筑装饰在中国视觉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其建筑形式里的民间审美意识，作为中国传统装饰制式的具体体现，值得深入分析与研究。

民俗研究杂志田野报告

民众记忆与村落民俗传统传承107-111

摘要：传统上，我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村落”这一中国民众生活的基本单元。作为固定人群长期聚居、繁衍的空间，同时也是共同生产、生活的空间，村落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村落文化，是一种建立在广泛的民众基础之上的传承性文化，是最具有民间气息和民众情感的民俗文化。生活在村落里的个体集聚起来，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民众群体，并使得村落民俗文化随着代际更替而绵延传承下来。

民俗文化的遗产化、本真性和传承主体问题——以浙江衢州“九华立春祭”为中心的考察112-122

摘要：在生活中自由自在生存的民俗，一旦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必然会受到官方和媒体等外力的影响，变得官方化、商业化，表演色彩也会加重。遗产化后的民俗文化得以本真和活态传承的关键，在于确立一个实实在在的传承主体。民俗的传承，不仅有赖于个体的传承人，而且更加有赖于传承人之后的那个民众群体。

劳作模式与村落共同体——京南沿村荆编考察123-130

摘要：沿村荆编业的兴起，依赖京南房山一带丰富的荆条资源和明清以来的矿业发展，临近集镇的区位优势为荆编销售提供了便利。荆编是沿村人共享的手艺传统，是村民交往的重要纽带。相同的荆编劳作模式，从身体经验上加强了村民共同的信仰、知识话语体系和地方感，并且在市场交换体系中成为村落共同体的符号。

庙与庙会：作为关中农村区域社会秩序整合的中心——兼与川西农村、华南农村区域经济社会性质的对比分析131-139

摘要：关中农村的区域社会具有三大基本特征：自耕农为主，人地关系缓和，干旱灾害频发。立基于此，庙与庙会对于关中农民来说具有重要的存在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与施坚雅研究的川西农村和弗里德曼研究的华南农村等两个地方区域经济社会性质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基层市场体系理论和宗族范式都难以从根本上解释关中农村的区域社会秩序形成机制。进而提出了一个理解关中农村区域经济社会性质的理想模型，即“庙（会）是关中农村区域社会秩序整合的中心”的理论观点，并试图以区域经济社会理想类型的不断建构，逐步达到认识非均衡的中国农村社会全貌的目标。

香港海陆丰人的盂兰胜会——牛头角区第四十四届盂兰胜会调查报告140-153

摘要：香港牛头角第四十四届海陆丰盂兰胜会的仪式，包括迎神、启坛（庆土仪式）、挂榜、大士爷开光、早朝、午朝、恭迎圣驾、跑灵火、祭小幽、走五土、午贡、祭大幽、派筹派米、化大士爷、送神。其中，喃呒佬所表演的道教科仪为海陆丰式的盂兰胜会提供了基本的仪式框架，社区代表和老百姓的参与又赋予了盂兰胜会新的阐释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