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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研究 2012年第04期杂志 文档列表

民俗研究杂志非遗论坛

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需要统一认识5-7

摘要：文化强国和文化强省都需要国家文化精神。国家文化精神需要的是一大批经典的文化作品作为支撑，对待传统文化我们尤其要珍视。在倡导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国家战略中，我们首先应该厘清文化产业和文化遗产的关系。从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和文化保护的角度出发，文化遗产是不能产业化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民众的支持和参与，民间文化应该还给人民。

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主体及其权利行使主体8-13

摘要：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源头，其著作权主体与一般著作权主体相比，有共性也有特殊性。依据独创性获取著作权之最基本原则，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主体应该是对其做出创造性贡献的来源地群体；但由于来源地群体是一个抽象的客观集合体，不可能自己行使该权利，故其权利行使主体应该是来源地政府、群体代表组织或国家。

日本的“庙会法”及其相关问题14-22

摘要：日本“庙会法”的诞生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庙会法”的立法宗旨和基本内容，“庙会法”的实施效果和社会影响等值得深入分析。在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所确定的“合理利用”原则与之相比较的基础上，探讨了日本“庙会法”的实施经验对我国开发与合理利用地域传统艺能和庙会等民俗文化资源时所可能具有的参考性启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田野思考——中国北方民间布老虎现状反思23-29

摘要：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始成为一场全民的文化运动，在看似热闹的保护背后却隐藏着对文化的无视甚至无知。如广泛地存在于中国北方的布老虎文化，作为原始图腾文化的一部分，其蕴含的文化内涵正随着市场化和产业化的诱惑而遭到破坏，其本源的民俗文化内容和手工制作技艺不断遭到削弱。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的行动不仅仅是一场文化寻根，更重要的是试图通过对文化源头的记录，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寻找一种有效的工作框架。抢救和保护不能忽视文化本源，对于精神文化的源头记录已成为当务之急。

民俗研究杂志民俗学史

作为文化批评的“当代传说”——“当代传说”研究30年（1981—2010）30-36

摘要：“当代传说”研究是国际民俗学界面向现代社会的重要研究领域。对国际民俗学界“当代传说”研究3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有助于在深入了解国际传说研究的历史与前沿的前提下，清醒认识中国当代传说研究的特殊性与可能性。

地方志与北京历史民俗研究37-46

摘要：北京拥有大量的地方志，不同历史时期修纂的地方志对北京民俗的记述，为当下进行北京历史民俗研究提供了比较系统、翔实、可靠且时空确定的宝贵资料。通过对地方志中民俗资料的发现与解读，可以进行北京民俗史、北京历史民俗形态、不同区域历史民俗的比较、不同历史时期的风俗观以及民俗志文本写作等诸多方面的研究。利用地方志民俗资料进行北京历史民俗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主要是由地方志文体的特点以及修志者的观念、水平、工作态度等决定的。因此，进行北京历史民俗研究，不能仅仅依靠地方志，还需要其他类型的文献作为资料来源。本文之所以主动舍弃其他材料而专注于一种，主要是为了肯定和提倡它，使其在北京民俗研究中获得与其价值相当的位置。同时，这样做有利于对这类型资料的优缺点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以发现、提炼使用这一类型资料进行研究时的合适方法。如果不同类型的资料都得到了比较透彻的分析，在综合应用时就可以更好地扬长避短，取长补短，从而将北京民俗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平。

美国民俗学领域物质文化研究的兴起与现状——印第安纳大学民俗学与音乐人类学系杰森·拜尔德·杰克逊访谈录47-56

摘要：物质文化研究是印第安纳大学民俗学与音乐人类学系教学和研究的重要部分。印大的口头艺术研究已为中国同行所熟知，但学界对其民俗学领域内的物质文化研究引介不多。杰森·拜尔德·杰克逊在印大长期致力于物质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此次访谈中，他梳理了美国民俗学领域和印大民俗学与音乐人类学系物质文化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历史。物质文化研究具有很强的跨学科特征；同时，民俗学领域对于物质文化的研究又具有其自身的学科独特性。杰克逊教授对此作了细致深入的介绍。在访谈的最后，他还分享了他在美国物质文化及公共民俗教学与专业训练方面的经验与体会。

民俗研究杂志民间文学

再论《黑暗传》——《黑暗传》与敦煌写本《天地开辟已来帝王纪》57-64

摘要：鄂西民间长诗《黑暗传》于上世纪80年代初被发现后，曾因它是否为汉民族神话史诗激起争议，受到海内外学界热烈关注。本文作者从发表对《黑暗传》的初评开始，对此进行了20余年的追踪研究。在本诗近期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之际，本文就《黑暗传》的原生态特征及其文化价值特别是就它和敦煌写本《天地开辟已来帝王纪》的关联给予评说，并指出在中国文化研究中应重视中国历史文化的特色。

柳毅：从小说人物到民间神灵65-74

摘要：《柳毅传》是唐代李朝威的一篇传奇小说，它借用“人传神书”的情节框架，融入“龙女报恩”母题故事，塑造出柳毅、龙女等人物形象。后来柳毅故事被反复改编，宋代成为艺人说书的题目，剧作家还将它改编成戏曲，在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上不断融合创新，从而扩大了柳毅故事的影响，并推动了对柳毅的神化。柳毅信仰主要分布在泾河流域、洞庭湖地区、太湖地区、山东潍坊等地，其中以洞庭湖流域最为集中。在传承过程中，柳毅信仰形成了一些共同特点。

民间故事价值回归的采录方法研究——以刘德方故事采录为例75-84

摘要：本文以民间故事家刘德方的故事采录为例，分析了民间故事文本制作的多样性及其原因，阐释了不同故事文本涵括的思想与追求，提出了民间故事回归科学采录方法的路径。

民俗研究杂志女性民俗专题

论女性在血缘亲属体系中的“外人”身份——以榆钱村春节家祭为个案85-92

摘要：在中国农村汉族社会，女性在其生长的血缘亲属体系中被看作“外人”，其最突出的显示语境是春节期间的祖先祭典活动，“外人”禁忌使这种身份被极端强化。绝大多数妇女通过婚姻完成从自己血缘家族到夫家家族的身份转换，并据此确立在亲属体系中的地位。血缘家族体系中的“外人”身份使得女性的家族身份因失去先赋性而带有被动色彩，影响其家庭、家族乃至社会地位的确立。榆钱村的调查可为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个案。

在自我与家庭之间：纪村女性与两种邻里圈的建构与维持93-100

摘要：在除亲属关系之外的乡土社会女性人际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们注意到了邻里关系之于女性自身的重要意义。笔者在鲁东南纪村的调查支持了这一结论，同时发现，在更深层次上，主要由女性建构与维持的邻里关系也有两个层次的区分：一方面，纪村女性在通过婚姻踏入新的家庭之后，都致力于建构与维持一个关系相对亲密的情感性邻里圈，来实现其自我情感需求；另一方面，她们也谨慎地主导建构与维持一个工具性邻里圈，它主要发挥着维护其家庭在村落社区中的面子与地位的功能，它通常由仪式性的交往来维持。

族群性别文化与讲述活动——以花莲客家族群讲述人为例101-115

摘要：根据2006至2007年期间，于台湾花莲地区客家族群进行的民间文学调查及搜集的资料发现，在花莲地区的客家族群中，男性似比女性更擅长讲述。这样的倾向，一方面或缘于客家族群的经济生产条件、性别权力关系等结构性因素，而使得客家族群的男性可走南闯北，有较女性更丰富的人生阅历、更多元的人际关系，故有较多的口传来源与讲述机会。而相较于男性，客家妇女因须肩负家务劳动与生产劳动的双重责任，不但限缩了女性的生活空间与生存场域，并限制了女性讲述人的讲述活动；另一方面则可能又与在客家族群中，“讲古”的行为容易让人对其产生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等“不正经”的联想，由于家庭、宗族或舆论的压力，以及传统社会的族群性别规范，因而影响这些客家女性讲述人的讲述意愿。

美国女性主义民俗学研究的理论之路——20世纪70至90年代116-127

摘要：美国女性主义民俗学研究从上世纪70年端以后就被认为是一个经验性的领域。在此以后的二、三十年间，理论化的重要性被一些民俗学家提出。评析反思这期间的重要研究，特别是围绕女性民俗中所体现出的女性权力问题，一方面帮助我们勾勒出女性主义民俗学研究的理论发展轨迹；另一方面引导我们去思考这样一个新的视角如何与美国整个民俗学科对话、这个领域对民俗学的贡献、其自身潜在的局限性以及理论化究竟意味着什么等问题。

民俗研究杂志民间信仰

“天齐仁圣帝”和“碧霞元君”两个名号的来源与发展考论——兼及《水浒传》的成书时间128-134

摘要：明初，朱元璋夺去了泰山山神的帝王封号。在当时残酷的文字狱和严酷的礼法的控制下，文学作品中不可能再出现称谓泰山山神“天齐仁圣帝”或与之相类似的帝号的情况。碧霞元君信仰在元代和明初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其在民间的普及范围极为有限。明中期，随着统治者政治文化政策的松弛，文学作品中称呼泰山山神的帝号已不再视为犯忌。成化十九年（1483）之后，碧霞元君信仰由于得到了皇室贵族的认可，而逐渐广泛普及于民间，达到了与泰山山神信仰并列，甚至超越之的地位。《水浒传》中多次称谓泰山山神“天齐仁圣帝”之封号，而且书中“万民朝拜碧霞君，四远归依仁圣帝”这句赞语，反映了碧霞元君与泰山山神享有同等地位，接受四方万民顶礼膜拜的盛况，这都应当是发生于明代成化十九年以后的事情。因此，《水浒传》的成书时间大体应当在明中期的成化十九年之后。

嗟吁击鼓兮，祈甘霖——岷县十八湫神崇拜135-143

摘要：以“九州”、“九服”划分世界的“天下观”为中华帝国行政之基础。族群杂居的岷县（古岷州）地处远离中华帝国政治中心之“雍州”，从异域到边疆，中央王朝以卫所、屯垦、赐姓、羁縻等手段管理之。此外帝国统治者深谙意识形态对基层社会的治理作用，利用本地民间信仰——十八湫神崇拜的民间基础和“日常性”，于信仰符号和意义中强化“礼”的主流文化认同。汉藏因共同信仰的神明——“分巡圣母”而产生族群间的交流与互惠，国家则将民间信仰视为帝国边疆管理之“利器”。而民间社会为获得更多的主动权，开始有意识纳入“规范”，在仪式层面模仿国家，于是神的膜拜即成为国家观念的外化表现。

民间宝卷的抄写144-152

摘要：宝卷可分为宗教宝卷和民间宝卷，其流通则分口头传播和文本传播。明清以来，刊印宝卷逐渐盛行，但宝卷的抄写，特别是民间宝卷的抄写也一直长盛不衰，传世宝卷在版本上以抄本为多。民间宝卷的抄写者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它与宝卷的宣演和流布联系密切。而民间宝卷抄写的流行，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更与民间之功德意识直接相关。

民俗研究杂志学术评论

民俗学视域中丧葬文化研究的范式转换——评陈华文、陈淑君《浙江民间丧俗信仰研究》153-156

摘要：作为一种极富特色的社会文化现象，丧葬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按照学界对于“文化”内涵的理解，可将其大致划分为三大部分：其一是丧葬的物质文化层面，即能够体现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物质文化面貌，甚至某些与之紧密相关的自然地理因素中以“物化”形式体现的丧葬内容，如葬所（包括坟地和墓穴）、葬具（棺、椁、殓尸用具）、随葬器物等；其二是丧葬的制度文化层面，主要是指丧葬礼制风俗以及某些少数民族“依俗行丧”的不成文法等；其三是丧葬的精神文化层面，亦即通过上述两个方面所反映出来的灵魂观念、祖先崇拜、宗教信仰等当时人们的精神文明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