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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研究 2011年第03期杂志 文档列表

民俗研究杂志民俗史论

“弃胜加冠”西王母——兼论顾颉刚“层累造史说”的加法与减法5-22

摘要：用顾颉刚“层累造史”理论分析西王母形象的变迁，我们看到，随着西王母政治地位的不断攀升，其居住条件、仪仗规格、座驾档次、侍从人数等各项生活待遇也得到大幅度提升，甚至连自身的音色、相貌等，也发生了由老变少、由野入文的巨大变化。可是，我们同样看到了层累造史的另一面：当西王母戴上“太真晨婴之冠”之时，也是“胜”被摘下之时；当身边站满关貌侍女之时，也是三足乌下岗之时。“层累造史”的过程中，虽然加法是主要方面，可减法也不可忽视。在历时的维度上，我们正是通过对各个局部“弃胜加冠”结果的有序排比，来完成对于整体“层累造史”的叙述。

世俗的兔子与神圣的兔子——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兔子形象的考察23-32

摘要：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赋予两种性质，一是世俗的，一是神圣的。常见的野兔是世俗的，主要作为食物；而古代罕见的白色野兔和赤色野兔则被看做祥瑞，具有神圣性。因此，为西王母或嫦娥捣药的兔子都是白色的。

七夕节的历史与七夕文化的乞巧内容33-49

摘要：古代较普遍的节日大体都是在农闲之时。“七”在《周易》的卦爻辞中有“反复”、“归来”的意思，故牵牛织女传说中以“七月七日”为相会之日。东汉中期以前，这一天称作“七月七日”，应劭《风俗通义》中最早称作“七夕”。乞巧之俗起于宫廷内彩女，因为宫廷彩女不可能突显爱情主题而庆牛女相会，因而由织女的“织”字引发出“巧”的主题，而开展“乞巧”活动。所以这个节俗传到社会上之后．妇女们借这个节日表达反对包办婚姻、争取婚姻自由等思想，但表面上仍以乞巧为主题，称作“乞巧节”。编成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西和乞巧歌》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七夕节的内容实际上十分丰富。或同牛郎织女传说有关，或同妇女的种种劳动有关。乞巧的方式也丰富多彩，各地不同，表现出两千年来广大妇女的创造精神。

宋代男子簪花习俗及其社会内涵探析50-64

摘要：宋代是中国古代男子簪花习俗形成和兴盛时期。宋代男子簪花习俗的形成，是对唐代以来重阳节男子簪花习俗和宫廷娱乐活动中男子簪花现象的继承，在其被推广和普及的过程中，又不断地被加进去了许多新的内容，社会内涵不断丰富起来，呈现出多元、多层次的特点。男子簪花习俗是宋代花文化成熟和繁荣的体现，是宋人自发的辟邪趋吉心理的表露，是宋人审美情趣和精神面貌的反映，折射着宋代时代特征和宋人的精神面貌，同时也寄托了统治者的政治意图。

《节日研究》稿约64-64

摘要：《节日研究》是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山东大学共同主办的社科类学术读物，由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组织编辑出版工作，主编李松、张士闪（执行）。本刊秉承学术性、开放性和实践性的原则，主要刊发国内外节日研究的学术论文、调查报告、学术批评等，旨在构建一个高端、开放、

被结构的时间：农事节律与传统中国乡村民众时间生活——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的探讨65-84

摘要：从表面看来，传统中国乡村民众之时间生活是杂乱无章、毫无规律可循的，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而是表现出一定的节奏性特征。一年之中。农业生产活动有涨有落，于是乡村社会生活诸活动也必然会随之起起落落，一年四季各有其时，各种活动也就会巧妙配合而又有序地分布于时间与空间之中．而这体现出的正是传统乡村民众对于时间的年度安排策略。当然这种节奏性特征并非是完全同一的，而是存在诸多差异性。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态势，是与农业生产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分不开的，并深刻影响到了整个传统中国民众时间观。

民俗研究杂志民俗学史

卜德与《燕京岁时记》85-90

摘要：《燕京岁时记》是一部记录北京岁时风物民俗的专书，1936年被首次翻译成英文出版，译者是正在北京进修的美国学者卜德。翻译基本采用直译。偶尔也有意译和省略。译本在海内外受到广泛的好评，同时学者们也提出了一些商榷意见，卜德将这些意见落实在1965年的第二版中。《燕京岁时记》英译本是卜德的第一部作品，此后他一直关注和研究中国民俗。

价值的？工具的？——仪式的意义指向91-106

摘要：关于仪式的意义，对价值和工具指向的探讨，超越了仪式功能的简单判定；从仪式的多种分析单元，即符号、话语、事件和组织方式来看其意义指向．我们将更为明晰地看到“价值”和“工具”意义如何以复合的方式存于仪式之中：对意义的探寻，导致对其意义的存留问题的追讨，现代社会为其提供的窘迫空间，明晰地呈现了意义存留的悖论性特征。

民俗学“生活世界”研究策略——从研究范式转化及常人方法学的启示谈起107-117

摘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俗学以“生活世界”为其研究领域和范畴，力图实现学科研究范式的转换，其中对作为民俗文化主体的“民”的研究成为“生活世界”研究的核心。然而，究竞如何研究民俗之“民”，学界至今尚未形成一套系统的理论与方法。常人方法学注重对“普通人”日常实际行动的探讨．并形成了“破坏性试验”、“会话分析”、“陌生化”、“行动索引性”分析等一套较为系统的研究方法．将对当前民俗学“生活世界”研究以有益启示。

民俗研究杂志田野报告

走西口移民运动带来的祖籍地与迁入地民俗文化变迁——以山西河曲、保德、偏关三县和内蒙古中西部村落为个案118-128

摘要：通过对晋西北河曲、保德、偏关三县和内蒙古南部村落的对应性调查．分析了走西口移民对祖籍地晋西北和迁入地内蒙古南部公平来的民俗文化变迁。从民俗学角度对走西口移民的生活进行了解读。

村落变迁与妙峰山香会浮沉——京西古城村秉心圣会研究与反思129-143

摘要：京西古城村秉心圣会从兴到衰的命运反映出村落变迁与妙峰山香会浮沉的复杂关系。最初，秉心圣会承载着古城村人祈福求善的心理期求。随着村落面临城市化的巨大压力．秉心圣会成为古城村人追忆村庄生活并表达利益追求的纽带，人们在积极投身香会活动的过程中激发出强烈的村庄意识，这成为民俗文化延续的心理动力。在村落拆迁的现实面前，秉心圣会的传统民俗活动逐渐难以为继，“非遗”陷入名实难副的困境。秉心圣会的兴衰浮沉，反映出当下“非遗”保护面临的困境，也为探讨妙峰山香会文化的未来提出了迫切要求。

清代湘西社会变迁与白帝天王信仰故事演变——以杨氏家族为例144-155

摘要：乾嘉苗民起义后，清王朝在湘西地区实行的屯政极大加剧了民间完粮纳税负担．使大众对风调雨顺、农业丰收更为渴望。白帝天王信仰的祈雨功能以及天王与龙神的关系由此凸显，并影响到乱后重建的杨氏家族。在结合其他家族世系和民间传闻后，一个与清前期家族叙事差异很大的故事被杨氏创造出来，并机缘巧合的进入地方志．成为晚清、民国时期一种普遍流行的地方话语。

地方神祇的发明:药王邳彤与安国药市156-180

摘要：基于多次对河北安国县药王庙会的考察，文章关注一个神圣符号是如何被不同的社会群体“复写”的历史，同时，一个宗教符号如何在变迁中发挥着不同的社会作用并获得地方合法性？作为一种文化的再创造．邳彤如何被安国县的地方精英及药商形塑，又是如何发挥它的符号暴力的。伴随着一个神灵符号的生产．安国逐渐成为了中国北方最大的药材集散地。在药王庙会的符号场域中．多种话语交织并不断协商，异质性的群体对于同一符号秉持着相异而又相生的仪式实践和阐释维度。作为历史主体的皮场王、药王及邳彤，在复线的历史进程中嬗变且相互杂糅。复写着一个框架性的符号。

村民信仰与村落里有权威的“边缘人”——以河北高村的“香头”为例181-195

摘要：高村村民在日常生活当中基于自己的感受形成两种不同的信仰模式，并在信仰实践过程中对本村香头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感受。一方面香头被塑造成神异性的权威形象，另一方面又在日常话语中将香头排斥在外，使得香头“被边缘化”。通过提出个体信仰和群体信仰两个概念，分析村民的日常信仰体系及其对香头看似矛盾的感受形成的原因。

从弥散型宗族到点缀型宗族——以浙江省福佑村鲍氏宗族为例196-205

摘要：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族文化，其产生和变迁的过程与具体的时代和社会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由传统社会到当代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宗族文化经历了由崇高到世俗，由实体到象征的变化，宗族与村落社会的关系也与这种变化相伴随。这种变化，概括地说，是由一种弥散型的宗族转变为点缀型的宗族。这种类型归纳的意义在于，对于具有弥散性的点缀宗族我们可以通过宗族意识唤醒人们的集体意识，村落意识。而对于纯粹的点缀型宗族，则要防止潜在的宗族力量变为显性的社会力量，从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现代都市里的花会组织与其活动——以天津市杨家庄永音法鼓会为例206-217

摘要：天津杨家庄永音法鼓这一凝聚乡情的传统民间艺术已流传了210多年。现代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尤其是随着城市生活对传统乡村生活冲击的加剧，这种传统民间艺术的继续和发展面临着种种困难。如何使其传承和发展下去，是每一个关心民族文化遗产的人应该思考的问题。

“公地”困境的中国经验——安徽省绩溪县仙人庵纠纷个案的在地化解读218-231

摘要：在仙人庵纠纷个案及其“前历史”中，宗族观念、历史记忆、道德表述、生存智慧、实践行动等要素动态地纠结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体现了当地村民一个整体性的核心在地范畴，即村界意识。我们尽力摆脱西方社会科学式的假设，将民俗语汇与学理解释有机结合起来，对仙人庵纠纷个案进行在地化解释。由此，可以将“公地”困境的中国经验概括为行政权力、资本与地方的资源共享机制，互惠、再分配和市场呈相互融合的整体实践形态。

成瘾消费品的多重身份——以湖南湘潭槟榔为例232-246

摘要：基于文献与田野资料，通过对湘潭槟榔社会文化意义的阐释，发现槟榔在当地存在的形式与合理性，即其在角色转换中对人们各种需要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