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论文篇（1）

一、原子化与集体行动困境

乡村秩序主要指农村社会结构要素之间平稳有序地互动，乡村社会处在相对稳定和均衡状态。一般来说，乡村秩序主要由国家和农村社会的二元整合而实现的。虽然政府的合法性迅速增强，农村社会自我整合能力也得到了快速提升，但其它影响乡村秩序的一些深层负面因素并未因经济发展而消除。相反，经济发展与乡村秩序的悖论越来越突出，乡村秩序的弱质性将在今后表现出来[1]。

在众多深层次负面因素中，原子化与集体行动的困境是影响乡村秩序基础的基本因素之一。农村的这种原子化关系有着其自身的特殊性。相比之下，城市工作者在工作之外是原子化的，日常交往很少；而农民是工作上的原子化。这一点在组织合作上得以体现。农村的这种原子化，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即发展到个人生产力可以解决自身问题，但又没有产生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分工合作需求。这反映了当地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因此，在东部农村，这个问题并不明显。

吴思红对农村目前所反映出来的这个特点做了确切的描述。原子化，即社会上个人与个人的联系很少，主要通过与一个共同权威的联系才得以建立，而不是直接发生联系，不是生活在一个互相依赖的群体之中。孙立平在此基础上确定了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个人间社会联系的薄弱，二是在追逐自己利益时，是以个人而不是以群体的形式行动的。

这一理解相对淡化了“差序格局”中传统文化的因素，而强调个人利益的动机性。从目前农村的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工具性差序格局”不是在减弱，而是处于不断加强的态势中。虽然农村各种礼俗习惯和人情往来并未减少，并且以内在道德的评判表现出来，但实际上个人利益的至上藏着世态炎凉的真实背景。[2]

这种农村“原子化”关系的存在不仅不能强化农村的合作能力，反而使集体行动陷入了困境。奥尔森强调，理性的、自我利益中心的个体一般不会为了集体利益而行动，因为此类公共物品不会按照集体成员是否做出过贡献来进行分配，扣留没有做出贡献者的那一份。因此，理性的行动者将会是一个“搭便车者”；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想搭便车，那么集体行动则无法可能实现。

二、文化关联的缺失

农村的这种原子化，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文化断裂，即从合作化至中，消除传统文化中的整合因素，强行用一个新的整合因素。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强有力的打击成功地将传统表层的东西瓦解掉了[3]。另外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断裂，这就导致新旧文化之间的误读，特别是对改革开放的误读。在今天的农村，可以听到过去历史上从来不存在的这种日渐单一的评价：谁会挣钱，谁就了不起，且令人钦佩[4]。

在传统社会中，也即弱国家强社会整合模式时期，以儒家文化为主导思想的宗族自治和农村社会关系结构的特殊性产生了持续的整合力。这种社会，人的行为有着传统的礼制管束着，从俗即是从心，稳定的文化传统是有效的保证[5]。因此社会自我整合促进了村庄集体认同的形成，为村庄社会的集体行动提供了内生动力。

在村庄场域中，由于传统文化影响逐渐减弱，通过契约产生的内生强制力十分弱小，普通村民和体制外精英即使拥有明确的共同目标，仍然难以采取有效的一致行动[6]。

村庄社会的文化关联之所以能形成村庄集体认同、引起村庄集体行动、实现村庄社会整合， 是因为它一经形成便能将村民纳入到同一文化场景之中，让村民在同一文化场景中体验并遵从村庄文化网络的张力，使村民在村庄社会中的活动越来越体现村庄文化网络的要求[7]。但是，随着市场化力量对村庄社会生活影响的不断加深，乡村社会传统文化的支撑力在市场化过程中不断减弱，村庄文化网络的张力逐渐弱化，村庄社会的文化关联不足以形成集体行动和社会整合。

生活在同一村落活动空间的村民原本极易形成特有的文化关联，但是村民之间的交往活动中曾经存在的遵守共同

规范的默契和自觉性发生了关键性的断裂， 这些最终导致文化关联的缺失，从而无法形成集体认同，也就不能进一步形成集体行动。

三、集体合作的可能

化解农村原子化，从直接目的来说是要达到社会活动中的“技术”集体如分工协作，但最终这个目的还是通过要达到文化认同与“心理”协作如强调共同的心理素质等方面的情感相依来实现，也就是重新实现农村的社会整合。

科利尔认为不管是政治社会资本还是民间社会资本，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通过克服集体行动困境而解决社会秩序问题的。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从这个定义，我们得出，村庄内村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具有可以共同遵守的规范以及具有凝聚力的社会支持网络对于克服当前原子化以及集体行动困境，提高整个村庄的社会资本，达成集体合作都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贺雪峰认为，在传统社会中，村民们团结起来，共同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依靠的是建立及强化以宗族组织为代表的传统组织体系。在传统社会中，也不是不存在有强烈搭便车欲望的“落后分子”，但是因为存在一套相对有效的惩罚机制，也就是将不合作者边缘化的办法，使大部分人不愿意(或不敢)变成那种事事搭便车的懒汉，从而使有限的合作进行下去了[9]。但是这个办法最终要依托的是传统社会中的传统组织及传统文化。

总的来看，有条件是能实现合作的，条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体系，因为合作需要起码的信任氛围，需要谈判，要有合适的沟通话语。但是在转型时期，农民合作赖以发生的诚信社会制度不存在了，早已没有了传统的文化基础，而现代价值还未建立。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人生意义的重建、农民整体人生价值的建构，从而形成农村的文化传统。

四、文化何为

在许多社会中，个人并不是唯一的行动者，尤其是在中国农村社会，社会行动单元是多元化的，而且具有强烈的文化性。文化的重要性在于，它保护创造力，让个人独立地发展，却又发挥凝聚力，让个人在多元中结合成社会。化解原子化，文化一方面是提高农民素质，引导其重新构建生活意义；另一方面是为农村社区的整合提供文化支持。

文化对社区的整合作用在农村社区整合中是不可忽视的。文化是依靠价值、规范以及风俗习惯等发挥作用的。由于文化整合属于深层次整合手段，所以它对集体认同感，个体意识有着深刻、深远的影响。采纳一个集体行动框架，则涉及到了文化体系（即一个特定的关于世界的分享理解）的产品和个体意识的相互拼合。一个持续的、用于维持社会运动参与者忠诚和承诺的集体认同感的创造，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成就。因此农村文化的内容以及文化内容的有效组织则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方面。

首先，农村文化内容涉及到了农民的生活意义和农村社区的意义共建，因此是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原有的文化底蕴和价值观念确立了农民自身想当然的、不自觉的认同对象。但是，当文化背景发生变化时，农民原有的认同对象和认同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出现了个体权利的不断膨胀，人际交往的异化，公共善的丧失。在社会学和人类学里，“价值观”常被用作表示共享文化的标准。而这些有效的共享价值观即普遍价值观必须在学校教育体系进行中进行。梁漱溟认为，无论广义还是狭义的教育，平时皆为“绵延文化而求其进步”，换言之即为“不使文化失传，不使文化停滞不进”，而“所谓文化者，一切文物制度，礼俗习惯莫不属之”；即“着意在改造文化、创造文化，而不是绵续文化”[10]。只有这样才能在农村形成新的文化传统，从而在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能够获得集体行动的条件。

其次，对文化内容进行有效的组织是进行文化扩散的一个重要方面。文化内容应该在农村的信息构成即一种等级制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文化内容在农村要使用最强的中心服务器，并建在传统知识扩散的中心，这样可以保证内容的质量。农村文化内容组织的不足，在现代化冲击之下，现代社会成员丧失了共享的政治和文化传统，每个人都将自身想象成为完全自由、独立的自我，其进入社会、接受社会责任，只是为了减少冒险，保证自己的安全、利益的实现。这样在各种思想的冲击之下，村庄内部的文化联系就被逐渐削弱，因为农村文化表现形式的增加就随即增加了联系社区的纽带，文化纽带的凝聚力是抵御由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不稳定的盾牌和必备的平衡力。以先进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的可继承部分作为文化内容的主要内容在农村社区的中心位置进行传播，同时对于文化的组织方式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要以农民最容易接受以及最乐意接受的方式。目前各地的文化中心户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这也正是对文化组织方式的一种调整。

再次，农村文化活动是农村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动力，没有活动，农村社区的凝聚力就得不到提升。一些民俗活动在内部具有特殊的维护内部秩序和自我生存的作用，对其自身来说，是有特殊价值的，是村民自我文化价值的实现。许多古老的神话故事、节日仪式、古歌、古物等，被现代化趋势冲击着生存地位，现在又重新为人所捡拾。在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进一步借助乡土文化来重新建构农民的日常交往方式，使得村落公共空间的文化网络得到恢复和发展。而且通过运用一些现代话语体系的解释， 使传统文化的自我体系纳入到现代科技社会和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可以使传统文化得到更好的延续。

最后通过发展地方文化，实现文化产业化来化解原子化，在传统文化日益消减和衰微的现代社会，通过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产业，并且作为当地的发展优势，能够唤醒村民的文化自觉， 即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势，使其村民意识到自己的文化重要性，重估文化的价值，从而会更珍惜和保护自己的传统。这样可以延续传统文化，增强社区“领域”感，培养认同意识，形成社群共识；同时也可带动地方发展，提高地方经济效益，提升地方认同。

[参考文献]

[1][2][6]吴思红.乡村秩序的基本逻辑[j].中国农村观察,2005,(4).

[3][4]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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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曹海林.村落公共空间:透视乡村社会秩序生成与重构的一个分析视角[j].天府新论,2005,(4).

[8]贺雪峰. 乡村治理研究的三大主题[j].社会科学战线,2005,(1).

[9]贺雪峰.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1).

乡村文化论文篇（2）

二、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swot分析

尽管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使南京乡村饮食文化开发得到初步的成效，但其开发依旧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所以本文采用swot的分析方法对南京乡村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条件进行分析，进一步增加南京乡村的旅游吸引力，同时为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提供参考。

1、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优势

（1）饮食文化资源丰富，种类多样。南京地区被称作“鱼米之乡”，食材丰富、选料新鲜、形成自然质朴的的乡村饮食风味，如种类繁盛的鸭肴、野意野趣的早春四野、旱八鲜和水八鲜，肉质鲜美的各色河鲜、高淳的螃蟹与六合的猪头肉都是地道的乡土风味。除去饮食选材的乡土性和地域性，还有伴随着饮食菜品而不断传颂的传说典故、逸闻趣事，代代相承的传统加工工艺，朗朗上口的民谚和歌谣都是在饮食文化旅游开发中不可忽略的元素。例如，南京地区传承600多年的板鸭制作工艺、状元豆的故事、寒食节食赤豆元宵的传统和历史背景等等都将为游客带来不同的旅游体验。（2）南京地区乡村游发展迅速，示范效应明显。南京一直走在乡村旅游发展的前沿。近年来，南京已经出现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乡村旅游示范点，根据南京旅游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截止到2012年，南京地区一共拥有12家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江宁区“五朵金花”、六合区“六朵茉莉”，还有高淳等地均已成功打造出了乡村旅游品牌。作为乡村旅游体验中极其重要的一环，乡村旅游活动的开展使乡村饮食也得以进一步的推广和发展，许多传统饮食也借助旅游体验的进行而广为人知。如南京地区以茶文化为主打旅游品牌的黄龙岘茶文化村就利用现有的资源，打造融茶道、茶艺、茶俗、茶浴体验、茶叶展销研发生产、茶宴调理、特色茶制品购买为一体乡村茶文化旅游点，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在2013年国庆节期间，仅10月1日一天，该村已投入经营的茶餐厅的收入就达到18万元。（3）代表性的美食节庆产生强有力的经济社会效应。美食节庆活动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对相应的饮食文化进行全面而集中的展示，并迅速吸引公众关注度，提高资源影响力，实现经济、文化、社会的综合效应。以六合区龙袍镇为例，其蟹黄汤包节自2001年起已经开办了13届，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前来龙袍镇品尝美食、观光旅游的游客达到20万人，整个蟹黄汤包产业链所产生的收入约为2亿元。“汤包经济”的繁荣不仅带动了当地农民增收，同时对于汤包制作技艺的传承和汤包文化的保护产生积极带动作用。除此之外，在南京桂花鸭节和南京美食节同样产生了巨大的综合效应。

2、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劣势

（1）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处于初级阶段，缺乏深度文化内涵和参与体验性的挖掘。通过在江心洲等地的实地调研，发现在大部分的乡村餐饮经营点，游客对饮食的体验大都集中在品尝成品的部分，也有部分数量的农家乐推出了采摘和垂钓为代表的传统基础体验项目，对于历史传说、制作工艺、饮食习俗等方面很少有涉猎，缺乏趣味性和必要的创新，而与此同时有相当大比例的游客在饮食文化深度体验方面存在需求，实地调查显示深度体验产品在供与求方面的脱节。现阶段，农家乐在饮食文化开发方面雷同普遍而特色不足，对饮食文化内涵的挖掘和延伸不足。总体来说，南京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面临深度不够、体系不全、特色不明的问题。（3）南京乡村饮食文化的宣传普及营销力度不足。目前，对于乡村饮食文化的推广大多依托于乡村旅游点进行，缺乏独立的宣传和推广平台。同时，在相关的乡村旅游网络推广平台上，饮食文化信息的和传播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滞后和缺失，这将为游客的信息掌握造成困扰。以“五朵金花”之一的石塘人家景区网站为例，其对于当地特色饮食文化资源的介绍就仅停留在名称和图片的阶段，缺乏更深入的介绍。宣传营销工作的不足给南京传统乡村饮食品牌的树立和吸引力的提升造成了障碍。我们曾在江心洲、前石塘村等农家乐经营较集中的地方就饮食文化资源宣传推广的途径媒介向游客进行调查，结果显示除了通过网络进行信息采集外，通过亲朋好友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相关产品的宣传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而这种方式在宣传范围和宣传效率的缺陷说明了目前宣传旅游资源宣传营销上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3、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机遇

（1）国家鼓励乡村游发展，基础设施的完善为乡村旅游和饮食文化体验提供条件。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等会议在新农村建设、城镇化原则等方面做出安排，为乡村旅游的发展开拓了空间。另外，针对之前南京众多乡村旅游点由于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的限制影响游客的出行选择的问题，南京在2013年开通了市区直达江宁石塘人家、世凹桃源、汤山七坊、溧水傅家边、高淳桠溪国际慢城、六合竹镇大泉村等6个著名乡村旅游景点景区的美丽乡村旅游直通车，大大提高了各大乡村旅游点的可进入性。（2）饮食文化的公众关注度提升。传统饮食本身以及其独特的制作手法、加工方式、历史典故等都具有重要的传承和保护价值。2012年，一部舌尖上的中国，将博大精深的中华美食与蕴藏其中的文化内涵和人文背景一一展现，引发了大众对饮食文化新一轮的关注与思考；而近期武汉热干面的申遗更是引发了对饮食文化保护的热烈讨论。日前，以盐水鸭领衔的南京饮食文化代表——“三菜一茶”（南京盐水鸭、绿柳居素食、马祥兴清真菜和雨花茶）也加入申请非遗的行列。虽然有许多声音对将传统饮食文化进行申遗的举动存在质疑，但将有价值的饮食文化资源用遗产名录的形式进行保护，对饮食资源的宣传推广和进一步的旅游体验开发的确起到助推作用。（3）青奥会等大型赛会在南京的举行为南京饮食形象的推广和普及提供平台。即将举办的2014年南京青奥会将吸引大量的国际国内客流汇集南京。这对于南京地区的旅游接待能力的提升和旅游形象的推广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南京传统饮食文化也可以借助这一契机扩大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纵观世界奥运史，东京奥运会让寿司广为人知，汉城奥运会让大家记住了泡菜，北京奥运会使北京烤鸭大受欢迎，南京的青奥会举办也必将为南京的传统饮食文化发展提供新的平台。

4、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挑战

（1）周边城市乡村饮食旅游产品竞争激烈。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和气候等自然条件的相似使得南京与周边城市和浙江、安徽等地的饮食习惯存在共同之处：南京乡村善制河鲜，而周边的镇江则以“长江三鲜”备受关注；南京的糕点工艺与苏州的糕团文化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竞争；另外还有“竹笋之争”、“茶叶之争”等。如以南京地区颇为热衷的吃活珠子的风俗为例，就在江苏的高邮、淮安等地同样流行。由此，如何在各个竞争对手中打造自己的特色饮食文化形象，是南京在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中的重要问题。（2）其他地区的饮食文化对南京本土饮食文化的冲击。从国内范围来看，随着各地文化交流的频繁和加深，川菜、湘菜、粤菜等其他的地域饮食文化在南京站稳脚跟，并迅速了占据了相当一部分的市场份额，对南京本地的饮食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冲击；从国际范围看，KFC、麦当劳等国际连锁快餐品牌在中国的持续风靡和大量外来饮食种类的进驻也对中国本土饮食文化的发展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朴实自然的乡村饮食文化如何在国内国外各种饮食文化的夹击中突围而出，继续传承和发扬，增加资源吸引力，是亟待研究的课题。

乡村文化论文篇（3）

关于中国文化的改良和建设问题，自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经过甲午战争的惨痛失败，逐渐成为人们思考的焦点。许多志士仁人主张从文化改革入手来探索中国社会的根本出路。梁启超提倡“兴民权”，严复介绍“群学”，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作为思想启蒙的核心内容。鲁迅继承了这一思想传统，把思想和创作的重点放在对国民的思想启蒙上。强调“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1}，即社会的解放应以个人的解放为前提条件，认为人的觉醒只能随着思想文化素质的提高，不断消除传统文化的禁锢，才能逐步完成现代新文化的建设，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2}。小说《风波》以其生动的形象和画面揭示了这一点。

《风波》以1917年张勋复辟为背景，描写这一事件在浙东一个偏僻小镇里所掀起的细微波澜。过去人们一直把它作为反映张勋复辟这一政治事件的小说。事实上，小说里没有一个人属于复辟集团的成员，甚至赵七爷也始终未曾从维护张勋复辟政权的角度出发去推行辫子政策，他的直接目的就是公报私仇。因此，张勋的“种辫子”更多的是在当时愚昧落后的乡村文化基础上得到的“响应”的，而数千年封建专制统治下的愚民政策，正是这种落后社会文化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小说真实地展示了无知无识的农民被野蛮欺骗、肆意蹂躏的生活图景。

这是一群饱受封建专制奴役，挣扎在生活底层的贫民们。他们没有知识，不懂科学，连见过世面的七斤也只会愚昧地传播一些纯属无稽之谈的街谈巷语。甚至名字也是承袭几代相传的习惯，以出生时的斤两充当自己的小名。对此鲁迅指出：“我们的劳苦大众历来只被最剧烈的压迫和榨取，连识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惟有默默地身受宰割和灭亡”{3}。正是在这片文化的沙漠上，赵七爷粉墨登场了。赵七爷究竟是什么人？历来有着不同的分析。许多人认为赵七爷代表了革命后封建势力在辫子问题上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的反动政治势力。其实赵七爷不过是一个普通乡村酒店老板而已。但他何以成为“三十里方圆以内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呢？关键在于他有“文化”，能“一个字一个字地读”金圣叹批评的《三国志》，能说出五虎将姓名。这是多么可笑又可怜的文化啊，然而小说的悲剧意蕴正是由此生发开来。就是这样一个所谓学问家，却赢得了鲁镇人们的无上尊敬和信任。借着张勋复辟，赵七爷演出了一幕借索要辫子，公报私仇的活报剧。

两年前，生性胆小的七斤借酒大骂赵七爷是“贱胎”，他容忍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宽恕了这一切，只是一方面出于政治经济上无权无势，不敢贸然行事；另一方面出于封建礼仪的约束，不可公然报复，便一直耐心等待时机。张勋复辟消息传来，犹如天赐良机，赵七爷立即闻风而动，穿起那件轻易不穿的宝蓝色竹布长衫，借辫子名正言顺地向七斤“雪耻”了。在此作者生动地刻画出一个虚伪，具有强烈报复心的乡村富户形象。他恫吓七斤：“辫子，这倒是要紧的事，你们知道，长毛时候，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他明知七斤们没有文化，却故意欺诈说：“没有辫子，该当何罪，书上都一条一条明明白白写着的”，几句话便使七斤一家和在场的农民怵怵危惧。实际上关于辫子问题，清朝政府早在宣统年间便有明确规定，康有为在稍后为朝廷起草的一份诏书中又声明：“凡我臣民，无论已否剪发，应遵照宣统三年九月谕旨，悉听其便。”可见这时皇帝并非定要辫子不可，但七斤们认为赵七爷识文断字，有见识，说的都是千真万确。赵七爷正是利用了农民的这个弱点，故弄玄虚，连骗带吓，达到其卑鄙的个人目的。透过这一闹剧，鲁迅明确揭示出必须使文化的主要载体，即广大劳苦大众真正获得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认为这是他们最终走向觉醒的第一步。

不仅如此，作者基于对农民生活的深切体察和了解，较常人更敏锐地认识到，由于没有文化知识，使广大农民在长期传统文化禁锢中形成了封建保守落后的风俗与习惯，它们仿佛是一张无形的大网，任何生活于其中的人都难以逃避。长期以来，中国“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因此“每个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每个时代的统治思想。”{4}。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专制主人的主导精神线索，像道德伦理与政治观念通过多种途径的折射与渗透，逐渐成为体现出正统儒家思想的风俗和习惯，广大下层人民就深受风俗与习惯的深刻影响，“体质和精神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5}。因此鲁迅提出要最大幅度地改革传统文化，建设现代新文化，必须首先改变和消除使广大民众趋于“硬化”的风俗习惯，认为“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6}。于是鲁迅将他的如椽巨笔直指生活在旧农村的中国老儿女们，通过对农村风俗习惯的细微描写，揭示封建传统文化统治的牢固性和腐蚀性。在《风波》中，鲁迅是从多样复杂、蕴含着浓重时代氛围的人际关系来表现的。

在家庭关系的描写中，作者以直面生活的勇气，掀开遮盖于家庭的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还其裸的生活原色。先看婆媳关系，这是最充分地体现封建礼教中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一种关系，婆婆对于媳妇具有绝对的不可辩驳的权威。随着“五四”时代的思想解放浪潮给封建礼教以强大的冲击，作为家里的最长者九斤老太，已全然没有贾母那样至高至尊的威严，但传统的习俗又使她对孙媳极尽挑剔。她一时骂六斤是“败家相”，吃穷了一家子；一时又抱怨“一代不如一代”。句句话饱含机锋，逼得七斤嫂将满腔的怨气发泄在丈夫身上，骂他“死尸”，明咒丈夫，暗骂婆婆，且一番伶牙俐齿把九斤老太的抱怨扯得七零八落，毫无回辩之力。在她们婆媳之间，无敬无爱，只有积久的怨恨和不满。再看夫妻关系。恩格斯指出：“只有建立在互相热爱基础上的婚姻才是道德的。”但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妇女只是男子的占有物，而男子也只是女子衣食住行的保障。对此鲁迅悲哀地感叹说：“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中国的男女大抵一对或一群——一男一女——地住着”{7}。所以作为劳动妇女的七斤嫂，她根本无法想象要将爱情作为婚姻的首要前提，在她与七斤之间仅仅是经济上的依附关系。因此，对于外界任何威胁到家庭经济实利的蛛丝马迹，她都分外敏感。一看到赵七爷的光滑头皮，乌黑发辫，以及他那件竹布长衫，便立即感到家庭的危险，吓得“心坎里突突地发起跳来”。而当听到赵七爷的恫吓时，她不是安慰七斤，却马上想到他带累了一家子，埋怨他，咒骂他，亲情、乃至爱情在可能的灾难面前全部脆弱得不堪一击。可见男女经济上的不平等，多么严重地扼杀了人们的自主意识，给精神带来多么深重的创伤。

不仅如此，《风波》还通过社会关系的形象描写，给我们展现出浸透着封建传统文化精神影响的古老风习。

小说中，当赵七爷一跨进临河土场这个特定的舞台，人们便纷纷起身，盛情邀请：“七爷，请在我们这里用饭”，七斤们也不敢怠慢，连忙招呼，表现出一般农人对乡村富户恭顺和驯服。鲁迅以他高超的艺术才能，寥寥几笔，便渲染出一股浓郁的气氛，活画出封建主义精神压力下积淀而成的浓厚奴性。更可悲的是，由于封建主义的愚民政策，人们缺乏分辨和独立认识的能力，因此封建文化最终表现为超经济剥削的专制地位。勇敢地维护自己权利的爱姑就因为把希望寄托在七大人那样“知书达理”“专替人家讲公道话”的人身上，结果一败涂地。受尽磨难的祥林嫂认为“我”是个“识字的，见识多的出门人”，信赖地询问人死后有无灵魂的问题，都表现出浓厚的奴性意识。七斤们也不例外，尤其是七斤嫂，她是一个泼辣厉害，自私巧滑的农村妇女。她对婆婆公开顶撞，对丈夫咒骂不休，对八一嫂“恨棒打人”，算得上是那个社会里的一个不谐和音，但她也无法冲破奴性思想的罗网。当她听到赵七爷的威吓时，这个平日精明厉害的女人竟然没有一点思想的能力，只觉得“有学问的赵七爷这么说，事情自然非常重大”，吓得说不出一句话，最后听说书上写着没有辫子要杀头时，她更是“完全绝望了”，只好拼命咒骂丈夫。封建的奴性思想和习俗在这里好似一个无形的指挥棒，引导着臣服于它的善男信女们上演着一幕又一幕的人间悲喜剧。

传统文化秩序的强大还表现在一般群众间的关系上。在《坟·灯下漫笔》中鲁迅尖锐批评：“有贵贱，有大小，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小说中主要表现为对弱者的欺凌和摧残。八一嫂是唯一的“好心肠”的人，也是唯一还保持着较清醒头脑的人。她同情七斤的遭遇，极力为他辩解，并提醒人们“衙门里的大老爷也没有告示”。这句话恰恰击中赵七爷的要害。惟其如此，赵七爷才异常恼怒，这时若有人听从八一嫂的意见，那么赵七爷的报复便不可能得逞。但八一嫂是个寡妇，在人们眼里没有说话的权利。因此众人只怪八一嫂多事，不守妇道，对她的意见置若罔闻。而七斤嫂被八一嫂当众揭了老底，也一扫在赵七爷面前的谦卑驯服，对她一阵唇枪舌剑，指桑骂槐，甚至把自己的女儿——小说中的最弱者也作为泄愤对象。在这些人中，人的价值和尊严被践踏，剩下的只是恃强凌弱。不仅如此，封建专制文化还使农民间的关系完全建立在势利的基础上，没有对人的同情和理解，一切都随着经济地位的变化而变化。七斤倒了霉，村人不但没有同情，反而幸灾乐祸，并像躲瘟神一样回避七斤，就连七斤嫂也没有什么好脸色，整日咒骂不休。然而，风波过去，七斤嫂和村人们便又恢复了对七斤的尊敬，重新恭敬地回到他身旁，令人不禁想起果戈理笔下那善变的“变色龙”。

可见，也许鲁迅有些偏激，一些认识过于灰暗，但他以自己对农村生活的熟稔，对农民的描写竟达到淋漓尽致、令人叹为观止的真实程度。他总是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构筑自己的小说创作，从不把自己的目光停留在政治解放的层面上，而更重视人的自由意识和独立精神。《风波》是在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发生的，但由于人民群众尚未真正摆脱封建专制文化的束缚和影响，封建的遗风陋俗犹如鬼魂一样还游荡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窒息着人们的生机。因此，鲁迅提出“必须先知道习惯和风俗，而且有正视这些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仅大叫未来的光明，其实是欺骗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听众的”{8}，强调必须将改革与广大民众关系最为密切的风俗与习惯作为建设新文化的重要基点，否则，即使革命成功，仍将贻害无穷。这就是小说给予人们的深刻启示。

①鲁迅.坟·鲁迅全集[M].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②⑥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M].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③⑧鲁迅.二心集·鲁迅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乡村文化论文篇（4）

40年代是赵树理创作的成名期，也是其创作的高峰期。赵树理创作于40年代的小说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批判是其“乡村小说”的重要创作指向。其文化批判有如下三大特点。

一、“平视”的批判态度

人们一般认为赵树理继承了文化革命先驱普迅的批判精神，然而，由于时空的差异，鲁迅、赵树理二人面对农民文化采取了不同态度。

鲁迅以文化先知的身份审判农民文化。在普迅看来，要实现“立人救国”的思想，文化精英们得完成两大任务:一是摧毁宗法文化，二是改造古老国度民众的灵魂。因此，农民成为普迅等一批早期乡土作家关注的对象，这是由于农民既是宗法文化的重要寄主，又是构成“沙聚之邦”的主要成分。于是，阿Q、闰土、七斤、祥林嫂、鼻涕阿二、骆毛等一批灵魂麻木的国民成为作家剖析的对象，农民文化成为早期乡村小说攻击的靶的。

赵树理以平视的目光审视农民文化。如果说鲁迅是农民文化的审判者的话，那么赵树理就是农民文化的自我检讨人;普迅在否定的前提下批判，而赵树理则在认同的基础上批判。造成二人批判态度差异的原因有二。一是不同的时代背景。普迅面对的是辛亥革命之后的农民文化，在整个古老的东方农耕文化向现代工业文化转型的起步之际，农民文化的基本内涵是腐朽的宗法文化，因而突进的“五四”狂扭精神促使普迅对农民文化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赵树理面对的是处于解放区文化氛围中的农民文化，此时此地的农民文化正处于急剧的变化中:传统的宗法文化正在隐退，新民主主义文化正在改造农民文化;加之当时的主流政治也选择了农民文化，所以赵树理对农民文化采取了基本认同的态度。二是对农民文化的体认差异。普迅的童年、少年在农村度过，当奋笔疾书批判农民文化时，他已成为“城市人”多年了，—从《呐喊》到《朝花夕拾》，农村在普迅的笔下一直是一种记忆:当他受到乡情的“蛊惑”时，他就写出了《社戏》等小说，当受到历史使命感的鞭策时，他就把乡村作为批判的靶的，于是他造就了阿Q、闰土等人物;由于时空的久远和描写的概括性，农民在普迅的笔下只能成为一个抽象的符号，一种被他赋予了封建文化内涵的符号。赵树理的前半生基本上是在农村度过的，长期的农村生活使他对农民产生了特殊的亲近感，而农民兼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又使他对农民文化有了更透彻的了解，—特殊的生活经历与特殊的身份决定了赵树理对农民的体恤、理解和对农民文化的认同与宽容，使他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农民文化。赵树理文化批判的前提是认同农民文化。肯定农民文化中某些传统道德精神、赞美乡土精神中的积极因素、肯定在外来因素刺激下产生的新的文化质素、顺从农民的审美观念，等等，是赵树理文化认同的主要表现。例如，“勤劳”是农民用来衡量人格人品的重要标准，也是传统的农民高尚人格的核心内涵，赵树理认同了这一价值观念，并从这一价值标准出发塑造了一批具有勤劳品格的人物形象，如孟祥英、金桂、陈秉正、潘永福等。乡土精神是在土地的依托与哺育下而形成的农民人格精神，如勤劳勇敢、质朴善良、诚信谦和、安土重迁、保守狭隘、务实求稳，等等。赵树理肯定了乡土精神的闪光面，唱出了一曲曲土地的恋歌:《地板》肯定了农民劳动的价值，《福贵》、《田寡妇看瓜》展示了作为农民的衣食之源和精神依托的土地的双重价值，《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歌颂了农民为土地而进行的抗争……。赵树理的这种认同实际上是对农民文化品格的肯定，他以自己ao年代的乡村小说表明:农民文化是一种质朴、单纯、向上而具有自我更新能力的文化。他的所有艺术描写都隐含着对东方农耕文化的主要缔造者—农民—的歌颂与赞美。—这一艺术行为与鲁迅乡村小说的文化批判形成鲜明的对比:每迅展示了工业文明东渐时的农民文化的可悲境地，在普迅的笔下农民文化是一种受到伦理化的政治权力和政治化的道德观念的双重籍制而缺乏本体自主能力、本体体认能力的象昧文化。

对农民文化的基本认同使赵树理的文化批荆失去了普迅批判笔锋的尖刻与犀利，而由革命理想所致的自信与优越感又使其批判消洱了普迅的激愤、淡化了普迅的优患愈识。对待农民文化的消极面，赵树理多以喜剧的手法展示其荒诞和存在的不合理性。对待二诸葛、三仙姑、老秦、李成娘等落后的人物，作者总是在普意的调侃中指出他们的精神块陷;而对待新旧两代人的意识冲突，作者一般不让其白热化，且冲突多以进步的一方大获全胜、落后的一方获得思想进步的喜剧形式结束。对待小元、小昌等“翻得商”人物，作者总不忍心丑化;对于德贵、小毛、小旦、“老驴”等一类比较特殊的人物的描写，作者也没有顺从时俗将其妖魔化，而是既揭示其丑恶的本质，又最后给予“出路”。这种沮和的批判充分显露出身为“农民作家”的赵树理对乡土的依恋之情。对待农民文化肌体上生出的毒瘤，作者采取了冷静客观的态度。赵树理习惯于以客观而真实的描写平和地展示封建宗法文化的腐朽和地主反动势力的丑恶。例如，对于阎恒元、李如珍、王光祖等地主恶场的描写，作品既不像早期“革命小说”那样激愤，也不像后来的“三突出”小说那样夸张，而是在真实可信的叙述中展示人物的罪恶。冷.与平和并非竞味着宽容，而是显露出作者对反动力量的蔑视和对正在发生质变的农民文化的自信。

二、双重文化批判视角

赵树理的文化批判有两大视角。

一是五四人文精神。五四人文精神是一种高度理性的文化批判精神。赵树理继承了普迅的文化批判精神，从启泉和反封建的角度出发，揭示了封建文化对农民的精神毒害，展现了一代农民的精神变化历程。作者塑造了两类具有典型意义的农民形象。一是深受封建思想毒害、背负着沉重的历史传统的老一代农民，如二诸葛、老秦、李成娘、刘聚才等。作者通过对这些农民的言行的剖析，展现了封建文化在他们心灵烙下的印痕。二是受到封建思想残余侵害的新一代农民，如小元、小昌等。通过对这一类人物的描写，作者一方面展现了延续千年的封建文化对一批先知先觉的农民的思想侵害，另一方面揭示了农民阶层自身的思想局限性，从而提出了农民文化改造的艰巨性问题。同普迅一样，赵树理格外注重人的个性解放与人的灵魂觉醒，但由于文化参照、文化指向等方面的差异，普、赵二人对农民文化关注的重心并不完全一样。如果将普迅的乡村小说创作与他写于20世纪初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论文以及他后来的杂文创作结合起来考察，我们不难发现，鲁迅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从由“立人”而“立国”的文化思路出发而审视农民文化的，—要改变中国的现状就必须先改造“国民性”，“国民性”的病根是奴性，而奴性是包括封建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所浸淫、所熏陶的结果，因此，要改造国民性必须批判传统文化。于是，在《故乡》、《阿Q正传》、《祝福》等作品中，作者既指出封建文化的腐朽与没落，又无情地揭示了闰土、阿Q.祥林嫂等农民的怯儒与麻木，对他们用“瞒和骗”制造“奇妙的逃路”的心理行为深恶痛绝。赵树理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构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当时的目标、任务出发而审视农民文化，因而，他出于促进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健康发育而批判封建文化、揭示封建文化对农民的精神毒害，为了使农民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可靠的同盟军而敦促农民自身的人格升华、强调农民文化的改造。—由于文化批判的指向差异，二人对整个传统文化的批判侧重也不完全一样:鲁迅把以宗法文化为核心的封建正统文化作为批判重点，而赵树理则既批判民间化、民俗化、乡土化的封建正统文化，又批判乡村文化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腐朽的文化观念和陈旧的价值意识。

二是阶级论视角。阶级论是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核心。从阶级对立的角度出发，赵树理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在农村的代表—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政治压迫、经济压榨和精神奴役与精神籍制。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经历过新旧两重天的农民知识分子，赵树理对乡村宗法势力有着透彻的了解。《李家庄的变迁》真实地描写了李如珍、小喜之流对农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福贵》等作品揭示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算计与盘剥，《邪不压正》、《刘二和与王继圣》等作品则形象而深刻地展现了乡村宗法势力对农民的精神奴役和精神控制。赵树理对反动的村政权有着深刻的认识。他通过生动的描写向读者展示:政权与封建伦理道德的紧密结合和伦理道德的法律化、政治化是乡村反动政权的本质，依靠上层反动政权压迫农民和以封建伦理观念束缚农民、控制农民则是其政权的基本操作模式，而掠夺农民、维持自己在农村的特殊地位是其政权运作的最终目的。在描写阶级对立的过程中，赵树理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展示了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本质及其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同时也展示了农民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威力。应该说，赵树理小说的阶级论视角是鲁迅小说所不具备的。—尽管鲁迅小说的文化批判在客观上展示了阶级对立，但从《呐喊》、《仿徨》整体创作上看，鲁迅并不是有意从阶级论出发展示阶级对立或阶级斗争，而是从批判封建文化出发的。

当然，多数情况下这两种视角在赵树理小说中是重合的。在《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中，作者既从阶级的角度描写了地主阶级或封建残余势力对农民的政治讹诈与政治压迫，又从五四人文精神的角度揭示了农民自身的精神缺陷。例如，老秦对老杨的前恭后踞反映了他的封建等级观念，小喜三棍子加一句“草灰羔子”镇压住了铁锁媳妇的气势、后来又用两块钱雇来一个穿制服的陌生人毫不费力地捆走三个“小字辈”，这些事件充分展示了封建宗法意识对农民的精神控制以及这种控制对农民的精神驯化状况。在《孟祥英翻身》、《邪不压正)等作品中，立足于五四人文精神的“人的解放”命题与依托于阶级论的民族解放、社会变革主题合为一体。

任何一种批判都意味着一种建构，暗示着一种理想，双重的文化批判视角使赵树理小说的文化批判达到了批判与建构的统一。五四人文精神视角使赵树理的文化批判具有鲁迅的反叛精神，而阶级论视角又使其批判具有明晰的建构理想。—时代的局限、“五四”时期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的影响、对农民的失望所致的优愤等诸多因素，使鲁迅乡村小说的反叛精神覆盖或淡化了其建构指向，以致批判大于建构。赵树理面对的是正在转型的农民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在40年代的解放区迅速发育，就是在这样一种特殊时代氛围中，农民文化开始发生质变:以宗法文化为主干的旧文化逐渐退隐，而以无产阶级思想为精髓的新文化不断进人农民文化。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与解放区政治体制及生产关系的变更为赵树理小说的文化构建指明了构建目的与构建标准，因此，赵树理小说避免了鲁迅小说文化建构的困惑。

三、形而下的批判格调

与以鲁迅为代表的早期乡村小说相较，赵树理小说的文化批判显现出一种“平易”批判格调。

鲁迅的乡村小说从“立人救国”的精神哲学出发而展开描写，其人物塑造、情节设置、主题提炼都具有高度的隐喻性与概括性。例如，阿Q这一形象的塑造旨在“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而阿Q挑衅王胡、欺负小尼姑等行为的描写意在概括“怯者愤怒，却抽刀向更弱者的”卑怯国民性;(狂人日记》用富有深意的语言概括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尽管学者们反复论证鲁迅小说描写的生动性、形象性与周密性，但实际上其小说以“写神”为主，作者跨越政治学和浅表的社会学层面，从哲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层面观照农民的生活，“白描”构成其作品描写的写意性，暗示象征构成其描写的隐喻性，所有描写围绕着精神哲学的内核铺展。因此，我们认为鲁迅乡村小说的描写是一种具有高度抽象性的“隐喻书写”。赵树理小说的描写格调与鲁迅大不一样。对农民文化的认同、战时文化的特殊需要和他自己的艺术旨趣使他舍弃了隐喻书写。与鲁迅小说相较，赵树理小说的文化批判格调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以故事负载文化批判内涵。赵树理对“穷哥们”听不懂他朗读(阿Q正传》一事深有感触，他认识到小说的“通俗”在启蒙农民和进行文化批判中的重要性，因而决定用直白的语言来写“故事”。于是，以直白的语言“讲故事”，“故事”中蕴涵着“间题”，不同的观照角度产生不同的“问题”，不同的问题负载不同的文化批评命题，这就是赵树理小说的基本描写方式。

(二)以直觉思维构建文本。赵树理小说舍弃了批判命题的概括性与抽象性，寄寓质朴的文化评价、文化思考于凡俗琐事的铺陈与叙述之中。例如，同样是展示封建等级思想在农民身上打下的烙印，鲁迅以闰土的一声“老爷”来展示人物精神世界的可悲，而赵树理则通过老秦要老伴给老杨做白面条、当着老杨的面骂儿子、给老杨下跪等一系列生动而具体的事件描写来展示人物精神世界的可笑;两个人物形象在各自的作品中都不是重点描写对象，但鲁迅的寥寥几笔就把人物所负载的文化意旨抽象到哲理高度，读者若要解读人物，非得要有一个“解码”过程，而赵树理的直接表达则使形象与“思想”对等，且二者处于同一思维层次，因而读者仅需通过直觉思维即可把握作者的全部思想。

(三)文化批判主要在政治学与社会学的表层展开，作者一般不将作品的文化内涵提升到哲学的高度。我们说普迅从精神哲学层面观照农民文化，主要是指鲁迅对农民文化的观念文化或文化心理的哲学思考，即对国民的思维方式和民族个性在近现代的变异的哲学审视，对封建文化的哲学依托的考察。—从哲学角度观照农民文化是普迅小说文化批判的形而上特色的主要表现(笔者认为，在普迅小说中农民就是“国民”的代名词或象征)。然而，宁摆“文摊”而不上“文坛”的为文宗旨和创作的现实功利性使赵树理放弃了对艰深的哲理内涵的刻意探求，其文化批判主要在与“时事性”紧密关联的政治学社会学层面展开，作者的文化审视停留在农民文化的行为文化和物态文化层面。当然，其小说不乏哲理内涵，但这种质朴的哲理主要来自作者对乡村生活的透彻感悟和对农民文化的深刻了解，作者往往是无意得之。

以故事负载文化批判内涵，以直觉思维构建文本，在政治学和社会学层面展开文化批判，这种批判操作模式使赵树理小说具有一种形而下的批判格调。

形而下的文化批判格调使赵树理小说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鲁迅乡村小说的文化批判的重大历史意义不可否定，但仅就对当时的农民阶层的直接启蒙作用而言，鲁迅小说的文化批判是不太成功的，因为普迅批判精神的精英性、前卫性和那种高度抽象的隐喻写作，使其小说不可能直接对农民文化产生作用。

上述三大特点正是赵树理小说文化批判的成功之处。然而，我们在肯定其小说文化批判的长处时，也不可忽视与这三大特点密切关联的局限性。其文化批判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乡村文化论文篇（5）

宗族、宗族文化研究向来是学术界研究中国社会的一个切入点。农村改革使农村的面貌大为改观，农民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许多农民对祖宗神灵（化身为菩萨）的信仰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笔者对江西F村宗族文化活动的调查，或许能透视宗族文化兴起的内在根源。

一、宗族文化及其复苏

1.宗族文化概念

宗族文化在很多专著或文章中有所论述，比较代表的有钱杭、谢维扬和周大鸣。张善斌认为，宗族文化有其特定的内涵，一般是指以家族的存在和活动为基础，以家族的认同和强化为特征，注重家族延续与和谐并强调个人服从整体的文化系统。宗族文化通常包括家族的结构、功能、行为、伦理、观念、心理精神和礼俗等层面（张善斌，2002）。笔者认为，宗族文化是在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中生长出来的，经过长期社会化过程相对稳定地积淀在族人心理层面的宗族观念、外显或内隐的行为模式和价值传统。

2.宗族文化在乡村的复苏

宗族文化在乡村的复苏主要表现为祭祖联宗、编撰族谱、修建祠堂、组织农村乡俗活动等。F村是宗族文化活跃的典型村，全村不足四百人，以傅姓为主，刘姓只有少数几家。傅姓族谱早已编撰完毕，2000年重修傅氏宗祠并且有宗祠的组织机构——傅氏宗祠神部，在神部的组织下开展了一系列宗族文化活动，如重要节日的祭拜活动等。

在农村重大节日，特别是春节期间，全村每户（包括刘姓）村民都要派代表去宗祠祭拜，这种祭拜活动是村民自愿参加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希望神灵保佑，以求平安富贵。正月初一，宗祠尤为热闹，全村男女老少欢聚一堂，欣赏燃放爆竹的“精彩”，喜饮新添男丁家庭赠送的甜酒，畅谈外出打工的喜怒哀乐。

正月初六是众菩萨拜年的日子。这一天上午年轻的小伙子在神部负责人的组织下，在锣鼓声中，扛着菩萨走门串户，给家家户户拜年。菩萨拜年，每户须准备一个红包、两包香烟和其他祭品，并且菩萨到门口时有持续时间较长的爆竹迎接。如不这样将被视为对神的不敬，定有灾难降临。

二、乡村宗族文化复苏的深层原因

关于宗族文化复苏的原因，学界说法颇多：有的学者认为国家控制的松弛和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施行是其复兴的制度环境；有的把它归结为中国社会还没有形成足够的力量（强大的物质生产力）冲击根深蒂固的宗族文化。这些原因不无道理，但却不能解释经济发达地区为何会大量修建宗祠或宗庙的现象。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宗族文化复苏呢？通过调查，笔者发现，宗族文化复苏的深层原因在于人们对祖宗神灵（化身为菩萨）的信仰，即对祖宗神灵存在心灵上的路径依赖。

在谈及为何修宗祠时，一位神部负责人显得很激动。他说，你们年轻人不知道，我们祠堂里菩萨可灵验啦，特别是那个傅老将军能帮助我们驱鬼避邪，保护我们的平安。我亲眼所见，那将军附在人身上有神奇的威力。你想，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平时走路都困难，老将军附体于他，他就会行走如飞，近一米高的村栏，他轻轻一跳就过去了。另一位神部负责人说，邻村有一对夫妇生了几个女儿却没有儿子，于是夫妇就到祠堂向观音菩萨祈祷，不久果然生了一个儿子，后来为了感谢观音还特意包了一百多块钱作为回报。他补充说，你说巧不巧，不去求就是女儿，一去求就是儿子，观音真灵。

可见，宗族文化复苏的根源在于人们对祖宗神灵的信仰，这种信仰成了村民开展宗族文化活动的路径依赖。众所周知，思想支配人的行为，人的行为反映人的思想。在对祖宗神灵共同的信仰支配下，宗族文化活动才有可靠的信仰支撑，人们的行为才能一致。这种信仰，无论多大的物质力量都难以摧毁，经济发达地区发达的物质力量并没有阻止大量宗祠或宗庙的建立及大量信男信女们的祭拜活动。

三、宗族文化复苏的评价、启示和历史性的消解

（一）宗族文化复苏的评价

对于广大农村发生的宗族文化复苏现象，学界争议颇多。有人认为是封建主义回潮，是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如肖唐镖、幸珍宁认为，宗族势力的发展已成为影响农村社会改革、发展与稳定的一股不可忽视的破坏性力量，它危及到农村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的稳定，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肖唐镖、幸珍宁，1997）。

有的学者把宗族文化活动视为中性，如刘小京认为，宗族组织具有很强的适应力和内聚能力，是一种中性的社会组织，并非对社会有害无益（刘小京，1993）。还有的学者认为，宗族文化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满足了村民的需要。如钱杭、谢维杨认为，宗族的出现和持续存在，从根本上说，是汉人为满足对自身历史感和归属感需求的体现，是汉人的本体性需求（钱杭、谢维杨，1995）。

笔者认为，宗族文化活动是基于对祖宗神灵的信仰而开展的活动，它要求人们为善、趋利避害。从这个意义上说，它能满足村民的精神需要，化解村民日常生活中的困惑与不安，具有合理性。而且，村民开始从对宗族文化活动的关注到重视事关村民切身利益的公共卫生和道路建设：在F村宗族负责人的领导下，村里修起了水泥路、翻新了公厕，村容村貌大为改观。由此观之，宗族是一股建设性力量，促进了农村的发展。（二）宗族文化复苏的启示

宗族文化复苏在许多乡村已是一种不可回避的现象，正确正视这一现象对探索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宗族文化复苏给我们以下启示：

1.民主推选的集体领导机制

F村宗族文化活动得以顺利开展，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有较有力的组织机构。神部的七位负责人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他们自愿为村民服务，他们的活动要经集体讨论决定，并接受村民的监督。

2.宗族文化活动的阳光机制

F村宗族文化活动中涉及村民切身利益时采取的是阳光操作，活动所花费用和捐款都非常清楚，不存在贪污挪用现象，宗祠门口常有捐款的详细数字公布。如神部功德箱于2005年6月15日（农历）公布了一组捐款数字：共得捐款379.2元。神部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公布捐款，这也就保证了宗族文化活动的持续性。所以，村民对神部组织的活动比较放心。

3.共同的信仰支撑

无论是民主选举的集体领导机制还是开展活动的阳光机制都基于村民对祖宗神灵的共同信仰。他们在心中已形成了这样一种信念：祖宗神灵是至高无上的，任何人干坏事都会受到神的惩罚。祖宗神灵的潜在威力使村民不敢妄为，这种无形的力量约束着村民和负责人的行为。

（三）宗族文化复苏的历史性消解

然而，宗族文化活动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基于年轻人对祖宗神灵的信仰发生动摇，那些神灵的威力和影响在他们身上正在淡化和消失。年轻人对菩萨的信仰提出质疑。当对“神会保佑你吗？”展开辩论时，一位老妇人说，神会保佑的，要不还有那么多人进庙求菩萨，电视上不是经常看到有人到庙里求神拜佛吗？一经常外出打工的小伙子则反驳说，你说神会保佑人，那为什么神部的首位负责人会得癌症？按理说，他是最虔诚的，早晚都去祠堂祭拜，菩萨们应尽力保护他的健康才是。另外还有村里一老奶奶也经常去祠堂祈祷，那为什么还会在祠堂拐角的地方摔坏了脚，卧床三个月不起呢？不过，从目前情况来看，有些乡村还会重新出现宗族文化活跃的现象，他们正在仿效已经有声有色开展宗族文化活动的村庄。

[参考文献]

[1]张善斌.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传统宗族文化与农村社会发展[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2.

乡村文化论文篇（6）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旅游不仅成为了人们精神生活消费的一种形式，也成为各地区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新时代的产物，以乡村文化风俗体验为主体，在传统的农村休闲游的基础上，拓展其项目，打造成自然、文化、建筑为一体的新型旅游模式。贵州省要充分利用本省丰富的旅游资源，不断开发旅游住宿项目，以旅游和住宿的相互促进共同提升贵州的旅游市场形象。

一、乡村文化旅游住宿品牌化的现状

1.1 缺少品牌经营管理，与地方环境不协调

当今时代，同质化现象已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而品牌经营、特色服务营销已经越来越成为获得竞争优势的有效手段。乡村住宿业在特色服务营销方面理念保守，缺乏立足地区优势做大做强特色住宿服务业的长远眼光。地区分散经营，没有形成建设地方特色住宿产业、共同打造乡村文化旅游住宿品牌的长期、合理规划,只是地区性的分散管理和各自建设，难以树立统一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旅游住宿品牌。贵州住宿业在的品牌建设和特色服务营销上需要加大投入，努力建设自身行业品牌，以良好的特色形象促进住宿、旅游的协调发展。此外，开展生态旅游对旅游区周边环境的要求很高，而其中良好的旅游住宿环境有助于让游客体会到原始、自然的美丽风光，获得原生态自然环境带来的身心满足。

1.2缺乏地方发展重点，难以区别地区特点

在众多旅游景区中无论是旅馆的建筑外形还是内部的管理系统，内容服务同质化现象严重，无法给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贵州旅游区的旅游住宿没有形成个性与层次差异，难以满足生态旅游游客高品位、多样化的需求。除了部分村寨还保留久远而古老的特色建筑外，有些旅游景区建筑更出现了抄袭或模仿现象，文化同化现象严重，例如镇远古镇，虽有一定的地方特色，如山地间的四合院，但同时也出现了与徽派建筑相似的建筑群落，而国外成功的生态旅馆都是各有特点：如洪都拉斯首都伯利兹城的黑石旅馆、斯里兰卡的泥屋、澳大利亚生态SPA村、印度水上船屋以及莫桑比克的沙滩旅馆等等，这些都切合了生态的观念，构建不同主题的旅馆，使游客能够在于自然和环境的融合中得到释放和满足。与其相比，贵州的旅游住宿缺乏地区特色的有效利用，没有形成地区特点。

1.3缺乏特色服务内容，没有地方风情

国外成功的生态旅馆，大都是极力突出自身特色来吸引游客。例如西奈半岛的天窗小屋、中美洲岛屿打造的茅草屋等等，都是紧密结合当地自然生态特点，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主题旅馆，让游客在浓郁的地方风情中获得身心的放松。贵州在发展乡村旅游地方住宿时，没有有效利用当地的民俗文化、本土资源，形成地方特色的规范推广。贵州乡村旅游区的旅游住宿几乎看不到任何个性与层次，无论是旅馆的外形特征、装潢设计还是内部的服务设施，都向现代城市的宾馆住宿看起。没有充分利用贵州深厚的民族文化资源，住宿服务的形式和内容也与邻近的云南省相比基本雷同，缺少地方差异，体现不出地方特色内容，因此也无法给客人留下深刻印象。

二、乡村文化旅游住宿的品牌化构建

2.1 增强品牌经营理念，避免服务同质化

当今时代，同质化现象已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而品牌经营、特色服务营销已经越来越成为获得竞争优势的有效手段。乡村住宿业在特色服务营销方面理念保守，缺乏立足地区优势做大做强特色住宿服务业的长远眼光。地区分散经营，没有形成建设地方特色住宿产业、共同打造乡村文化旅游住宿品牌的长期、合理规划,只是地区性的分散管理和各自建设，难以树立统一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旅游住宿品牌。贵州住宿业在的品牌建设和特色服务营销上需要加大投入，努力建设自身行业品牌，以良好的特色形象促进住宿、旅游的协调发展。

2.2合理规划住宿，构建原生态特色

统一规范的行业品牌建设和管理，一方面可以协调住宿旅馆的建造运营，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建筑、服务风格，从而建立地区生态住宿品牌，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制止民居住宿的混乱搭建，保护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和地区民俗特点，例如，黎平县的地扪村，作为一个拥有7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至今保持着侗族原生态风貌，无论是老木屋的建筑形态，还是侗族人民的风俗文化，都一直被延续下来，这也使之成为当之不愧的国际侗族生态博物馆，来这里游玩的游客，都居住在当地居民家中，体验不一样的民族乡村风情；再如，中国最后一支部落――岜沙苗寨，这里的旅游住宿都以苗族特有的木板房居多，分布在村头区域，房屋里的床单坐垫展现了苗族人民精湛的刺绣工艺，墙壁上挂满了枪支，不仅保存了千年来岜沙的原生态面貌，还体现了这里所特有的地域性特色。只有对旅游住宿行业进行规范化的地区品牌经营，才能将分散经营的居民旅馆集中起来，树立统一协调的地区民俗风格。对外可以形成良好的地区住宿品牌形象，对内有利于进行行业的集中整治和规范管理。

三、乡村文化旅游住宿的品牌化传播

3.1保持乡土风情,彰显地方特色

欧洲乡村旅游注重以展会、节庆、体育赛事为载体，开展联合促销，扩大旅游消费。欧洲节日众多，乡村旅游正是充分利用各种节日、事件来组织开展，利用当地资源制造节庆来吸引旅游者。例如，在西班牙巴伦西亚地区的布尼奥尔小镇,每年八月最后一个星期三举行传统的西红柿节，吸引了大量的旅游者。节庆事件的品牌效应使越来越多的地区重视利用节庆事件等开展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法国乡村旅游注重保证乡村旅游的本土化和原真性，给游客提供的餐饮原料都由农庄自己生产、加工、制作，以保证庄园产品各具特色; 为了体现本土原生态特点，游客在庄园品尝葡萄美酒的同时，还可以参观整个葡萄酒的酿制过程，由乡村旅馆的主人亲自介绍农庄的历史发展等知识，让游客体验不一样的绿色农业旅游。这类活动有助于让旅游者获得独特的旅游体验和亲切的归宿感，促进了乡村旅游回头客的增长。

乡村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乡村旅游 文化传承 对策建议

随着人类保护环境意识的不断增强，乡村旅游应运而生。所谓乡村旅游，顾名思义是在乡村地区开展的，以特有的乡村风光、乡村经济活动、乡村自然景观、乡村生态环境和乡村民族风俗文化为根本的旅游活动。乡村旅游的目标群体主要是城市居民，通过吸引城市旅游者进行乡村农耕体验、绘制乡村自然景观、拍摄乡村自然景色、乡村度假的一种新型旅游活动。

文化对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性

乡村旅游是相对于城市而言的，其以乡村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为依托而开展的旅游活动，在进行旅游的同时，可以满足城市居民求新、求异的需求，还可以促进城市和乡村的交流。环境不断恶化，空气不够新鲜，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生活压力大等等，使得生活在城市的居民渴望回归安宁、自然，乡村旅游成为城市居民追求修身养性的方向。

旅游与文化一脉相承，文化体现了旅游的灵魂，乡村旅游也不例外。乡村旅游中所蕴含的文化，不同于城市旅游所蕴含的文化，这是乡村旅游吸引旅游者的重要原因。旅游者选择乡村旅游，不是因为其价格便宜，而是在享受乡村旅游中的文化特色，乡村旅游体现的文化，可以让旅游者享受到不同于城市的文化体验活动，如乡村的农耕、采摘活动等，还可以让旅游者享受城市不具有的自然风光，如乡村自然景观，这两者是人们旅游中必不可少的两个不同方面，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人们更加享受并体验深层次的文化活动。此外，乡村旅游可以让城市旅游者远离城市的繁华和喧闹，可以让其寻求回归大自然的亲切感觉。

开展乡村旅游，其所依赖的资源，不是依靠恢复、模仿而再现的人造景观，不是对失去原有自然环境高度浓缩的民俗风情，而是伴随人类繁衍、进化而世代留下的、富有朝气的可以让旅游者融入其中的环境、氛围和活动。“越是自然的才越是人类的，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而现今，人们无论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其内容都比以前要丰富的多。然而，当人们对这样相同或相似的文化氛围开始厌倦时，为了寻求不同的文化氛围，寻求一种让人精神可以得以放松，体验自然的文化氛围时，许多城市居民来到乡村，在寻求能够满足自身需求的全新生活体验时，可以对其身心进行放松。对于这些城市人来说，由于乡村所蕴涵着的文化是城市所没有的，这就成为了最具吸引力的焦点。因此，脱离文化开展乡村旅游，宛如没有地基的高楼，最终会走向消亡，所以在发展乡村旅游时，必须要走与文化相结合的道路，使乡村旅游中的文化得以继承和发展。

乡村旅游的文化内涵

（一）乡村物质文化

乡村物质文化，是指由乡村生活创造的物质产品所表现的文化，如具体的器具，以及其生产工艺和生产技术。乡村物质文化体现了乡村居民集体或个体的智慧，可以通过视觉和触觉进行欣赏和享受，包括乡村田园文化、乡村山水文化、农耕文化、乡村饮食文化、乡村建筑文化、乡村手工艺文化等。

第一，乡村田园文化。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地形、地貌、气候等多样化，因此人们因地制宜，以不同的耕作方式进行田园生活，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田园文化形态。依据地理位置不同，有江南水乡、沿海渔业、畜牧草原、丘陵盆地、高原等不同类型的田园文化形态；依据农作物不同，有花卉园、果园、林园、茶园、竹园等。乡村田园文化，体现了安宁、和谐、淳朴、自然的生活韵律，因而成为城市居民所追求的放松休憩地。

第二，乡村山水文化。它源自于最原始的乡村自然地形地貌景物，是乡村旅游资源的重要部分。乡村山水文化，依赖于优越的乡村自然地理条件，丰富多样的自然山水景物，组成了多姿多彩的山水文化。借助于这些自然赋予的环境，人们设置了凉亭台、楼阁等观赏平点，促进景与情的交融，以唤起人们对大自然的自然情感，在享受自然生命的同时，赋予了山水特殊的文化内涵，这逐渐成为人们追求大自然的所在。

第三，农耕文化。在我国，农耕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以商鞅为代表的农耕思想，以及“重农抑商”的儒家思想，经历数千年的相传和浸润，形成了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农耕文化。乡村中的农舍、篱笆、河流、鱼塘、鹅塘等，宁静舒适平稳的生活节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节奏，修渠灌溉、打井饮水、围湖造田、采果摘茶等农事活动，充满了浓厚的乡土气息，这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富有活力的田园农耕画面图，勾起旅游者强烈的怀旧情感，使其陶醉于世外桃源般的回归生活中。

第四，乡村饮食文化。“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体现了典型的乡村饮食文化特点。简单朴实的农家风味，由于其材料天然、味道鲜美、色泽鲜亮，成为人们追逐的饮食之一。农家自制腌菜、农家自蒸窝头、红薯烙、农家田地野菜等等，能够满足现代旅游者追求不同口味的需求、追求天然食物的心理，在品尝这些乡村美食时，人们能够闻到其中渗透的乡村的清香，吃到天然的食物滋味，给日常生活增添了不寻常的体验和感觉。此外，由于乡村饮食的独特制作风格、方法，使得这些饮食更加美味、纯真，满足人们追求天然韵味的情感等，这些无一不吸引城市游客积极主动参与和亲身体验。

第五，乡村建筑文化。乡村建筑是一种土生土长的乡村文化，其体现了建筑与自然相融合的意境，人景之美、人文之美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我国，乡村建筑各有千秋，如客家五凤楼和土楼、西南少数民族的竹楼、陕西黄土高原的窑洞、青藏高原的碉房等乡村建筑，以及高大挺拔的文笔塔、高大威武的佛像、气派恢宏的祠堂等乡村宗祠建筑。

第六，乡村手工艺文化。与乡村生活紧密相关的乡村手工艺，直接反映了乡村的文化特性和审美观念，这对游客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如乡村的剪纸、手编花篮、手工刺绣、皮影、泥人工艺、彩灯等。为了感受这种手工艺所包含的文化，有的游客主动参观手工艺品的生产制作，同时购买手工艺品，因为这是他们亲身体验的成果，具有自己难以忘怀的情感，其购买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手工艺品自身的价值。

（二）乡村制度文化

为了保证乡村的稳定、秩序正常，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乡村约定并形成多种多样的伦理道德以及礼仪规范，其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这组成了当地乡村的制度文化，其主要有乡村聚落权力制度、乡村礼仪文化。

一是乡村聚落制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乡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制度规范体系，即为了保障乡村的集体凝聚力，为乡村树立自我形象而逐渐形成的具有权威性的规范，其中乡村聚落权力体系体现了该点。乡村聚落权力制度，一般由权力人，即村长或族长等，权力组织，奖惩体制等组成。在乡村，如果村民间存在矛盾，权力人就会主持公道，对其进行协调解决，若协调解决未果，可以在组织内部进行解决。如西南地区独具特色的客家土楼聚落，其聚落生活既体现人际关系中权威的一面，又体现了和谐相处的一面。通过对乡村聚落权力制度的了解和认识，可以让游客感受到乡村群落的集体凝聚力，为其人际交往和关系维护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现实依据和来源。

二是乡村礼仪文化。素有“礼仪之邦”盛誉的我国，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礼仪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我国，乡村礼仪多样化，如诞生礼、婚礼、寿礼等人生礼仪。尽管礼仪多样化，但是每种礼仪都有完整的程序和规范，如孩子诞生后的大喜、小喜、满月礼、百日礼等；婚礼有提亲、选吉日、迎亲等；丧礼有头七、一七、二七、三七、三年等，这些淳朴的礼仪与生活节奏快且机械化的城市生活形成了强烈鲜明的对比，因此对游客来说具有陌生感与新鲜感。

（三）乡村精神文化

一是乡村节日文化。乡村节日体现了特定地域的风土人情，是长期积淀的结果。如盛行于汉族的传统节日，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中元节、腊八节等；苗族传统节日，农事活动节庆、物质交流节庆、男女社交、恋爱、择偶节庆、祭祀性节庆、纪念性、庆贺性节庆等；彝族传统节日火把节；畲族传统节日，农历三月三、分龙节等，以及每年农历二月十五、七月十五、八月十五是畲族的祭祖日。傣族传统节日泼水节等。节日不同其民俗活动也不同，如春节贴春联、贴年画、贴福字等，端午节悬艾叶和菖蒲、赛龙舟、吃粽子，中秋节赏月、吃月饼、家人团聚，重阳节插茱萸、登高、饮酒等。

二是乡村家庭生活文化。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是家庭，因此若社会文化体现的是共性文化，则家庭生活文化体现的就是个性文化，它由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劳作分工、饮食、家庭用语、婚丧嫁娶、生儿育女等组成。快节奏文化的城市生活文化，与慢节奏文化的乡村家庭生活文化差异很大。因此，在乡村旅游时，游客在享受乡村家庭生活文化的同时，会感受到浓厚的家庭亲情关系，这可以增进其家庭成员间的深层次了解，有利于感情更加融洽和家庭更加和睦。

三是乡村艺术文化。乡村艺术文化具有浓厚的乡土审美特征。乡村书法家、乡村作家等的创作，具有特色的乡村审美想象，游客在欣赏时，既可欣赏到世外桃源般优美的乡村自然风光，又可体会到与世无争的心境。与此同时，在乡村长久流传的音乐、戏曲、舞蹈、杂技等艺术文化，种类多种多样，在体现古朴纯真清新乡村味道的同时深受城市游客的喜爱。

乡村旅游文化传承的对策思考

（一）在发展乡村旅游时，注重与乡村生态环境和文化相结合

在发展乡村旅游时，政府政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政府政策应该倾向在发展乡村旅游时，注重乡村生态环境和文化的结合，以促进乡村旅游所体现的文化传承，进而有利于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具体做法有：地区不同其扶持政策不同，在改善乡村基础设施的同时，限制对乡村自然环境景观进行任何改变，以保证其特色；颁布符合当地建筑风格的管理办法和标准，在保障乡村建筑文化的前提下，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二）突出乡村特色文化，少开发、多利用

处于起步阶段的我国乡村旅游，加之各地区经济基础不平衡，因此发展乡村旅游必须统筹规划，因地制宜。由于旅游发展的阶段局限性，以及乡村资源基础薄弱，所以乡村旅游发展必须少开发、多利用，避免盲目开发毁坏乡村旅游当地的自然环境。乡村旅游发展，不能为了短期经济效益，丢掉乡村中最本质的东西，使乡村“城市化”，那就失去乡村旅游的根基。如新西兰旅游人类学专家科林•比姆在2004年举办的中国贵州乡村旅游国际论坛上所说：“一个地方的独特之处就是这个地方的主要财富，你们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好这些财富。如果你们有山有河，那么让它们永远干干净净，绿油油的；如果你们有独特的建筑，那么就让它们永远保持古雅的模样；如果你们有独特的音乐、歌谣或舞蹈，那么就保护它们，并熏陶他人。”

在乡村旅游发展的初中期，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趋于大众化，或者失去乡村本地特色。因此，开发乡村旅游项目或产品设计，必须要具有当地特色，挖掘当地乡村乡土文化，真正给游客不同的体验和感觉。以乡村旅馆为例，可以用现代生活设备为内饰，但是外观形状必须采用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乡村民居形式，如陕西延安窑洞、福建客家土楼等。因此，我国在乡村旅游时，要在不断创新的前提下，保证乡村旅游的文化内涵不走味，使其得以在乡村旅游发展中传承，促进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朱月双.论乡村旅游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现代商业，2009.5

2.赛江涛，乌恩.乡村旅游文化内涵的界定.河北林果研究，2006，21（3）

乡村文化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1）026(C)-0155-02

一、乡村文化危机的表现

1、农民朴素的价值观转为功利化的价值观

过去的农民满足于进行农耕的生活，完成繁衍后代的任务，而现在的农民更多的是追求自身的社会性价值，也就是农民更加注重在村民、邻里以及朋友等人际关系中所获得的认可和评价，这个还包括他们对认可和评价的自我感受。而在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今天，农民的社会性价值更多的体现在物质财富的拥有，并不是精神文明的发展，反倒是精神文明的倒退。例如，现在在乡村进行的红白喜事更多讲究的是排场和面子。每户办丧事的时候却都要请吹鼓班子，而且要在火化遗体时多雇车送行，有的甚至有10多辆小车，排场很大。举办婚礼时也很注重排场，讲究多少桌酒席，安排名牌婚车。

2、权威的乡村道德规范成为一文不值的口头说教

由于受到市场经济和功利价值观的影响，农民将那些传统的约定俗成的乡村道德规范抛之脑后。赡养老人、邻里和谐、互帮互助这些优秀的道德不再具有约束性，农民之间的亲情淡化、家庭关系淡漠，取而代之的是功利化、利益化。可是一旦农民不再受其内在道德规范的约束，不再在乎村民的舆论，那样失信的问题，甚至丧尽天良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当前在乡村中出现了很多骗取同村人财物，甚至谋财害命的案件，而且儿女虐待老人的情况也是层出不穷。

3、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生活变为单调乏味的游戏

乡村的文化生活越来越被金钱充斥着，剪纸艺术、皮影戏、放映露天电影、举办具有乡村特色的文化艺术表演等这些传统的文化艺术形式在当前的乡村生活中逐渐消失，有的甚至早已失传、不复存在。原本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现在变得单一、乏味，农民的娱乐活动更多的是局限于电视，或者是三五成群地凑在一起打麻将、玩扑克。另外，乡村的文化设施很破旧，有的甚至已经废弃了。

二、乡村文化危机的症结

危机的出现并不是单一的因素所造成的，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府所倡导的“城市化”和农民本身“非农化”的强烈要求迫使农民离开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去外面谋求生活，最根本的还是乡村教育的缺失。

1、城市化使得乡村文化失去了发展繁荣的土壤

城市化是指人口及生产要素不断向城市集聚，农业产业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生活方式逐步向城市生活方式变换的过程。在城市化过程一方面，促进了农村和城市的紧密联系，加快了农村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却使农民被迫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收入，不得不寻找其他的谋生之路。有统计显示，在过去13年里，由于征用土地，全国已有2000多万农民从土地上撤离。而从2000年到2030年，我国计划占用耕地将超过5450亩，这就意味着有1.1亿以上的农民将要失去土地。

特殊的文化需要有特定的土壤才能繁衍发展的。乡村文化是伴随着农业发展应运而生的，可是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耕地的不断减少，使得乡村文化的土壤面积在逐渐缩小，另外，农民为了生存不能完全依附于土地，更多的选择外出打工，于是乡村文化土壤的营养也不再那么丰富，变得更加贫瘠。

2、非农化意识加强了农民脱离依附土地的强烈愿望

一方面，土地面积的减少，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使得农民的收入大幅度减少，甚至有的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另一方面，农民外出打工多年已经完全适应了城市的生活方式，有的青年也很向往城市的生活方式，减少了对乡土的认同感。于是，农民自身产生了强烈的非农意识，迫切需要改变靠天吃饭、单一的生活方式的现状，想要更快的融入城市的氛围里。

3、乡村教育的缺失无法为乡村文化的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

政府为了尽快步入“城市化”行列，大力发展经济，投资新兴产业，可是由于资金短缺往往忽视了乡村教育的投资，因此，学校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改善学生的读书环境，提高学生的素质；学校也无法为当地的教师提供良好的待遇，甚至有的学校无法保证教师的基本工资，这样就导致了大部分的教师流失。教师的大量流失无疑给乡村的教育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在教育资源匮乏、信息闭塞甚至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他们知识和教育的唯一来源就是老师，可是老师的流失致使学生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教育无法正常进行，这样就为农村青少年犯罪埋下了隐患。国务院1993年2月31日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指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包括：各级财政对教育的拨款，城乡教育费附加，企业用于举办中小学的经费，校办产业减免部分）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百分之四。可是，已经到了21世纪，我国的教育资金的投入还是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另外，有数据显示，农村中学生是城市中学生的4倍，可是享受到的国家中学教育经费仅占38%。

三、解决乡村文化危机的对策

乡村文化现在岌岌可危，可是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优秀的乡村文化是乡村文明的象征，是农民的精神文明的精髓，是农民行为的导向。因此，我们不能让乡村文化在这里终结，要重建乡村文化的辉煌，造福农民。

1、政府引领乡村文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一方面，国家要加大对乡村教育的投资力度，以保证每一个农村子女享受平等的教育资源。同时，健全和完善乡村教师的待遇机制，尽量使乡村教师与城市教师得到同等的待遇，减少差距。另一方面，鼓励和帮助农民引进新的种植技术，发展科技农业，实行生产―深加工―销售一体化的发展模式；根据地方的资源优势发展旅游业和服务业，采取各种有效手段来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的幸福指数。最后，发展高技术产业，既能解决当地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又能为乡村的发展吸引大量的知识型和技术型的人才，为其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

2、兴建乡村文化设施，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政府和村委会大力翻新原有的已经废弃的文化设施，充分调动农民的娱乐积极性。根据农民的现实需要，兴建一些文化设施，使得农民积极参与，丰富乡村的文化生活。另外，乡村可以和其他乡村、城市建立文化交流的桥梁，经常可以互相表演、接触新的文化，例如，举行送电影、表演下乡；举行文艺汇报表演；成立本村的特色文化节。

3、大力宣传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

为了农民们可以继承那些优秀的传统文化，每一个村里可以搞一些类似赡养老人、互帮互助的活动周，逐渐改变村民的观念，提高道德水平。另外，为了防止村民们只是三分钟热度，村里可以开展文明家庭、模范家庭的竞选活动，这样，大家就不会一时兴起，而是在生活的点滴中发扬着这些优秀文化，长此下去，和谐、文明的氛围营造了出来，村民身上的淳朴、善良的精神就会熠熠放光。

作者单位：渤海大学研究生学院

参考文献：

乡村文化论文篇（9）

全县农业人口为106.28万人,乡镇地方财政收入为10706万元,地方财政支出为16716.15万元,预算外收入为257.6万元,上级补助收入为7321万元,由乡镇发放工资人员为9663人,其中编外人员为492人。随着农村改革尤其是税费改革的逐步深入,乡村两级债务问题凸显出来。据了解,全县2007年底乡镇级债务总额18391.45万元,债权总额为7141.18万元,净债务为11250.27万元;村级债务总额为8487万元,债权总额为2602万元,净债务为5885万元。

2乡村债务形成的原因

乡村债务的形成有其复杂的原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经济发展滞后与公益建设需求不断增长之间的矛盾是引发债务的主要原因苍山县是农业大县,乡镇财政收支历年来主要依靠农业税收维持,缺乏大宗而又稳定的税源。为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村公益设施,保证农村稳定,相当多的乡镇在财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不得不举债建设、改善公共服务设施。目前,乡村基础条件有了较大的改观,但长期形成的债务又对乡村今后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2.2多年来不合理的财政体制是债务规模逐渐扩大的直接原因上级要求乡村办的事情很多,但上级却很少给予相应的财力保证,给基层政府运行造成了很大压力。乡镇政府为了保证基层政权正常运转,保证干部教师工资发放,保证社会稳定,保证完成上级交办任务,就只好大量举债,事事举债,日积月累,造成基层债务越来越大,形成恶性循环。

2.3一定时期的行政号召和部分行政干预是债务造成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以前各级号召大办乡镇企业,大搞达标升级活动,不少乡镇本论文出自为出政绩树形象,盲目举债上项目、办企业。而多数企业经营管理不善,产品质量差,不能适应市场发展变化,因而企业建成之后,也是亏损到来之时。留下来的都是一堆债务,为了挽回败局,再贷再生产,越贷越赔,最终不得不关门破产。

2.4人员膨胀、乡镇机构庞大以及现行干部管理体制对债务的形成有直接关系近年来,随着农村社会矛盾的不断增多,乡村工作量日益加大,客观上为增人提供了前提。因此,财政供给人员逐年攀升。为了解决不断膨胀的人员供给问题,乡村两级不得不靠借贷至高息集资保障供给。举债度日与人员膨胀现象并存,这是基层债务越来越多的重要因素。

3化解乡村债务的主要措施

这些历史上长期积累形成的乡村债务,已成为乡村沉重的包袱不能解脱,成为农村经济发展、县域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予以解决。从当前来看,我们认为要按照制止新债、搞清旧债、分类处理、逐步消化的思路,采取以下几方面措施来推进乡村债务化解。

3.1大力发展地方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消化乡村债务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壮大地方经济。近年来的实践证明,大凡经济发展较快的地方,债务一般较少,一般形不成对财政预算正常执行的冲击。因此,只有大力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才能有条件逐步化解历史债务。目前必须抓住各级重视基层经济发展的有利时机,发挥自身优势,调整经济结构,增加经济总量,壮大财政实力,为逐步偿还债务奠定坚实的基础。

3.2区分债务渠道,分类化解债务根据乡村债务的性质,划清地方政府和乡村各自应对债务承担的份额。在分清性质的基础上,确定以下偿债的基本原则:对于挥霍浪费、非法占有等形成的债务由当事人负责;乡村经营举债以及提留形成的债务由乡村负责偿还;因地方政府转嫁负担形成的债务由地方政府负责;举办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举债以及教育达标等所形成的债务,按事权由各级财政承担;由部门政策或者法规导致的负债,由部门负责偿还。超级秘书网

3.3加强乡村债权清理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尾欠,严格按照税法的规定进行,以保证基层财政收入和税法的严肃性;村提留、乡统筹尾欠,要根据数额大小和农民实际承受能力,制定分年度计划,逐步进行清收;对农户普通欠款,可区别对待。对有偿还能力的农户,可通过各种办法,促其主动偿还,不还的可运用法律手段进行清收。对贫困户欠债应通过国家救济的方式偿还。

3.4实行债权债务重组对于乡村与单位和群众个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可通过乡村协调和群众自愿相结合的办法,让债权人与债务人协商挂钩,进行债权置换。对于以乡村名义为乡村企业贷款或担保形成的债务,企业尚在运转的,划拨给企本论文出自业;企业已经合并、改制的,由接收单位或者兼并单位负责偿还。

3.5盘活乡村资产对经营不善的乡镇、村组的集体企业,可通过公开拍卖变现;对集体的荒地、荒山、荒湖、荒坡等可采取产权转让、承包、租赁和拍卖等方式来开发利用。

4参考文献

[1]王翾锋.破解乡镇债务困局—刍汉乡镇债务的现状和对策[J].浙江经济,2007(3):11-13.

[2]宋崇豪.农村债务成因探析[J].产业与科技论坛,2008(1):144-145.

[3]谢志杰.浅谈县乡财政风险及政策[J].现代商业,2007(30):183.

乡村文化论文篇（10）

1．2因地制宜的原则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并不是一定要人为地将乡村和城镇割裂开来，将“黄土地”的传统乡村地区全盘变成“水泥地”的现代城镇，而是在充分保留乡村意象的前提下，有选择性地依托旅游中心村培育具有综合服务功能的新城镇，将散落的农村居民点适时适度聚集发展为新社区［6］，实现土地资源的高效集约化利用，以体现出“因地制宜”的务实思想。缺少了乡村意象，乡村地区也就丧失了原有的旅游吸

1．3生态优先的原则生态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条件，良好的生态环境是衡量生活品质的重要内容。坚持“生态优先”原则，就是要树立建设“生态城镇”的理念，在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进程中始终重视生态环境的治理与改善，重视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以契合新型城镇化对“质”的要求。一方面，要明确空气环境质量、水资源环境质量、噪声环境质量等的控制目标和保护措施;另一方面，应以景观生态学理论为指导，科学处理好乡村地区生态斑块、生态廊道和生态基质之间的关系。

1．4利益均衡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必然是一个多方参与建设的过程，地方政府、当地居民、旅游企业、旅游者等群体都扮演着重要的参与角色，同时也构成了多元化利益主体之间利益交织的局面，如果不能有效协调好其间复杂的利益关系，势必将阻碍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的健康、稳定发展［7］。只有遵循“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群众受益”的思路，构建起利益均沾、兼顾公平的“利益均衡”机制，才能保障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最终走向“和谐城镇”。

2湖北省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模式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国乡村地区的旅游城镇化建设伴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在全国各地反复实践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现在的黄山市、张家界市、武夷山市等都具有典型的旅游城镇化特征［8］。当然，除了这些相对成熟的景区依托型旅游大市镇之外，还有更多各具特色的旅游小城镇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9］。湖北省在2008年和2009年先后启动了“湖北旅游名镇”创建和“湖北旅游名村”寻访工作，对纳入创建扶持名单的镇、村分别给予600万元和100万元的扶持资金，从而拉开了全面推进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的大幕。截至目前，全省已有26个镇和100个村入选创建扶持名单，这些村镇已经走在旅游城镇化的前列，通过分析其发展路径，总结其成功模式，可以为其他起步较晚的地区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所谓模式就是指一定地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过程，每一种模式都具有典型的意义，能够为解决同一类型的问题提供参考性的建议和思路［10］。本文从旅游产业作用机理的视角，提出四种具有代表性的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模式。

2．1产业带动模式———十堰“紫霄模式”以十堰市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紫霄村为代表。紫霄村位于武当山核心区域，方圆约90平方公里，与金顶、南岩、紫霄宫等著名景点比邻相依。在当地政府的规划安排下，紫霄村依托武当山道教圣地丰富的人文和自然景观，大力发展旅游服务业，在“旅游富民”和“旅游强村”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村民80%从事旅游服务，通过开办个体农家宾馆、农家乐餐馆和经营商业摊位实现了致富梦想，旅游生意做得最好的村民家庭年收入逾百万元;村集体也投资旅游业，旗下的旅游酒店和花轿公司每年可为村里增加10多万元收入，收入所得均用来为村民提供福利。据统计，2011年全村旅游收入达2100万元，人均纯收入7300元。同时，紫霄村旅游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也大幅度提升了村民的人居环境和生活水平。目前，全村户间道路已全部完成硬化，生活垃圾及时清运下山，清洁安全的自来水通到家家户户，农村超市、卫生室、图书室、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停车场、游客接待中心等服务设施一应俱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参合率达到100%［11］。紫霄村是一个典型的依靠旅游业作为产业引擎带动城镇化发展的村庄，旅游业替代了农业的位置，让村民从地头走向街头，农民的身份逐渐褪色，变身为店主、员工，收入也有了成倍增长，其成功在于充分发挥了背靠武当山景区“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利优势。产业带动型的旅游城镇化模式以旅游服务业为绝对主导，适宜于在地理区位上依附于著名旅游景区的村镇。

2．2产业转型模式———大冶“坳头模式”以大冶市灵乡镇坳头村为代表。坳头村是驰名荆楚的矿业大村，曾一度依托村内丰富的铁矿和石膏矿资源富显一方，但与富裕形成反差的是由于对矿产资源的过度开采和大量排废造成的水土流失与环境破坏。在面对日益严峻的“资源枯竭危机”的现实挑战时，坳头村鲜明地提出“依托资源创业、超越资源发展”的转型理念，并将旅游业作为产业转型的主导选择，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发展。在旅游发展资金方面，依据“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通过村集体参与、鼓励村民入股、吸引个体业主或外来企业投资等方式多管齐下，持续投入;在旅游产品开发方面，立足本地资源特色，通过矿冶景观建设和矿井探险体验产品设计，开发出满足游客求知100和探秘体验的旅游产品，使游客能够获得丰富的矿冶知识和独特的旅游互动体验;在旅游设施建设方面，先后大手笔引资建成4A级景区、四星级酒店投入运营，具备较强的旅游吸引力和市场接待能力［12］。2012年，坳头村被湖北省政府授予“湖北旅游名村”称号。旅游业大发展的同时也强力带动了坳头村硬件设施的改造、配套与升级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对优化村庄环境质量、提升村民生活水平及加速其城镇化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对比产业带动模式与产业转型模式，两者同样都是以旅游业为主导促进乡村地区城镇化发展，但前者产业结构单一，主要是通过向村镇所依附的著名旅游景区提供旅游配套服务实现经济发展;而后者涉及到产业结构的大规模调整，村镇自身应该演变为旅游目的地，从而实现全旅游价值链收益。

2．3产业融合模式———钟祥“彭墩模式”以钟祥市石牌镇彭墩村为代表。彭墩村自2006年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来，与湖北青龙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实行产业联姻，由彭墩村提供土地和人力，青龙湖公司提供资金和管理，实行“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将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进行有机融合，大力发展规模农业和乡村旅游，走出了一条“迁村腾地、村企共建”的特色发展之路，仅数年时间就由一片穷山荒水的“贫困村”跃升为享誉全国的“明星村”，先后荣获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全国生态文化村、亚太地区乡村旅游观察点等称号。“迁村腾地”使彭墩村可利用的土地资源大幅增加，依据统一规划建设，全村9个组317户陆续迁入附带庭院和车库的两层小别墅集中安置区，腾置出来的宅基地经土地整理后新增3000亩耕地;“村企共建”使彭墩村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发展生产，借助产业融合拉长增粗产业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目前已建成6000亩优质稻、2000亩有机蔬菜、2080亩生态水莲、2000亩健康水产养殖、10万只蛋鸡、12万只种鸭、2000万只鸭苗孵化的高效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园和国家4A级彭墩乡村世界旅游景区。2011年，彭墩村集体经济收入200万元，全村人均纯收入1．5万元，与2005年相比，6年翻了3番［13］。彭墩村高效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离不开关联企业的主体作用和产业融合的增值效益。产业融合型的旅游城镇化模式强调传统农业生产与现代旅游服务的联动并举，适宜于具有一定农业基础和资本介入的乡村地区。

2．4产业集聚模式———黄陂“木兰模式”以武汉市黄陂区北部旅游特色乡镇群为代表。近年来，黄陂区坚持旅游兴农富民战略，充分利用北部地区乡镇资源、品牌和区位优势，推行党政主导、企业主角、农民主体、行业主管、品牌主打的“五主模式”，着力打造“木兰山水之乡”、“木兰杜鹃之乡”、“木兰泥塑之乡”、“木兰茶香古镇”、“木兰民俗古镇”、“木兰明清古镇”等一批特色旅游乡镇，通过“名镇效应”推动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使北部地区城镇化率达到45%以上，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大区向旅游强区、名区的蝶变［14］。目前，北部地区乡镇已建成华中地区最大的生态旅游景区———木兰景区群，其中国家4A级旅游景区7家，3A景区3家，现正在合力创建国家5A级景区;已建成休闲特色集镇6个，休闲专业村58个，休闲山庄168家，星级农家乐579家，其中五星级休闲农庄9家，位列全省第一。2013年，全区旅游接待人数达1007．9万人次，创旅游综合收入30．2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45%和50．55%;有10万农民吃上了旅游饭，涉及旅游产业的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15%。黄陂区北部旅游特色乡镇群如同一个有着强大磁力的“旅游场”，吸引了大量民营企业家们纷纷回归投资，景区数量不断增加，旅游人口不断聚集，形成了良好的规模效益。产业集聚型的旅游城镇化模式需要“资源、资本、市场”三大要素共同提供原生动力，适宜于大城市周边环城游憩带上的村镇打造“旅游卫星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