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化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2-08-04 18:37:58

当代文化论文

当代文化论文篇(1)

二、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文化理论的显著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文化理论不仅有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而且从社会发展的整体性视野出发,从多维视觉对宗教文化进行论述。马克思与恩格斯宗教文化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系统化和体系化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理论体系。1、宗教文化的多样性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文化理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蕴涵了深刻的宗教哲学理论、丰富的宗教政治理论和大量的宗教伦理道德思想和宗教文化功能等理论,这些主要集中于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意识形态反映论、宗教精神慰藉论、宗教外衣论、宗教消亡论和宗教鸦片论等论述中。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宗教哲学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文化重要形态之一。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论意识形态的角度诠释了崭新的宗教哲学。马克思主要论述了宗教是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即宗教本质“自我意识”。“一切宗教不过是支配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宗教是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幻想的反映。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论述了宗教“反映论”。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讨论了犹太人、犹太教问题,阐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宗教道德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文化的又一重要形态。马克思恩格斯认可宗教的精神慰藉作用,认同宗教道德文化具有慰籍作用和规范作用。他们认为在原始社会混沌的意识形态中,道德与宗教几乎是浑然一体的。宗教的礼仪往往就是行为规范,它加强了成员的团结与患难与共,使社会生活有序地进行,宗教信条是维护社会道德不可缺少的手段,它使之更具普遍性和神圣性。再次,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伦理思想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文化的重要形态。马克思对宗教做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尖锐批判,指出宗教对人民的麻痹、欺骗,宗教是奴役人、束缚人的精神工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2、宗教文化的阶级色彩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文化外衣论蕴涵了丰富的宗教政治理论、体现了宗教文化的阶级色彩。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肯定了宗教的“外衣”功能和作为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的作用。“宗教外衣”主要是指马克思恩格斯惯常所指的宗教消极的政治功能,即宗教是统治阶级借以把自己的统治合法化、神圣化而采用的一种精神欺骗工具。“宗教外衣”用来指封建社会内部改朝换代的工具。例如,16世纪爆发的德国农民战争,中国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东汉末年的黄巾军起义,直到清朝的太平天国运动都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富人、统治阶级同样需要宗教,一方面要从神灵那里获得“安全感”和“长久感”用以安慰自己,另一方面,他们也用宗教来麻醉被压迫者,给他们安慰的同时也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列宁之所以认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一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同样源于宗教与俄国的阶级斗争的密切联系。3、宗教文化的民族性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文化理论认为宗教文化具有民族性。欧洲历史上曾出现过宗教控制政权或由封建君主担任教主的局面。如拜占庭当教会的保护者和宗教事务的主持者;俄国沙皇伊凡四世滥用权力干预教会事务;英国亨利八世规定教会必须服从君主等。政教合一制度是宗教和政治结合最密切的形式。德国人在宗教上具有明显的泛神论倾向,在哲学上则表现为唯心主义,“德国自古以来就显示出一种反对唯物主义的倾向,因此在这一个半世纪中成了唯心主义的真正的舞台”。英国民族的特点就是擅长抽象思辨和宗教唯心主义,比如,英国人是世界上最虔信宗教的民族,同时又是最世俗化的民族,他们一方面比任何民族都关心彼岸世界,另一方面又比任何民族都注重现世生活。这种矛盾特性造成一种内心的紧张,促使英国人积极进行殖民、航海和工业生产等一切大规模的实践活动,成为近代以来英国崛起的内在动力。4、宗教文化的渗透性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文化理论认为宗教具有排他性和狂热性,既能促进社会交往,又会进行社会干涉和渗透。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德国理论的彻底性从而其实践能力的明证就是:德国理论是从坚决积极废除宗教出发的。文艺复兴后的德国更是以宗教作为各小邦进行封建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宗教作为一种厚重的历史文化传统,几乎渗透了整个社会、家庭,乃至每一个个体。就德国而言,它几乎己经被基督教给浸透了,基督教的宗教原则成为社会事务的评判标准,德国已经成为典型的“基督教国家”。马克思生于犹太教的拉比世家,他的父母都保持了对上帝的虔诚信仰。恩格斯的出生地和成长地是北德意志虔信主义的堡垒,恩格斯的家庭笼罩着虔诚主义精神,他的学校也受到了虔诚主义精神的严重渗透。

三、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文化理论的当代反思

在我国特别是随着“”和“”的到来,“鸦片论”被冠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名义而盛行一时,宗教成为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的糟粕,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文化是密切结合他们那个时代的彼情彼景根据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宗教现实和特点进行的理论抽象和概括。要彰显和发挥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文化理论的当代价值,就不能不考察当今的时代局势、社会状况和宗教特点,不能不与当代的现实问题相结合。1、如何推进文化全面发展十关注文化建设,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为人民提供广阔文化舞台,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文化理论有利于促进社会交往和文化交流。在交往比较发达的条件下,同样的情况也会在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中出现。宗教文化作为大众文化与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和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密切相关,甚至能够丰富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和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因此,是否要推进宗教文化发展、如何推进宗教文化发展值得深思。2、如何处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宗教文化作为大众文化和非主流文化,在多数人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无论何种宗教,信徒们趋之若鹜,他们都是自愿的自发的,而且宗教信徒们越来越多,宗教文化几乎占据了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是什么力量在起作用呢?如何推进作为主流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呢?在此情况下,如何促使人们趋之若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何推进作为主流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是文化工作者和相关工作者值得深思的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本质上讲也是一种文化形态,其部分内容可以通过文化产品潜移默化地影响群众的文化观念和行为习惯。如何把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群众乐于参加的文体活动融为一体呢?内容丰富、面向大众的文化生活,包括文化的公益活动、公共服务和产品开发,是广大群众日见增长的精神需求及其寄托所在,也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宽广平台。因此要如何改变思想道德建设的教育方法,如何创作群众喜欢参加、体现自娱的文化形态,使思想教育带给人们以快乐和自信,如何让人们精神享受、身心愉悦,让群众享有丰富且快乐的文化生活,包括快乐的文艺、体育活动和休闲服务,如何保障群众文化利益,如何推进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说服力、亲和力是当务之急。3、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文化理论是否过时20世纪末期一系列重大事件,如社会主义事业遭受的挫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谷、资本主义的繁荣发展以及初露端倪的知识经济的冲击和从现代到后现代思潮的大转折等等,使西方一些自由主义思想家认为“马克思已经死了,共产主义已经灭亡”,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剧变后,非但没有冷却,反而升温起来。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更不会消亡,而作为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观同样也不可能过时,甚至消亡。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文化理论不是理论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们在整个历史长河中不是僵死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地发展、创新之中,不断的与时俱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品质,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的自身特点。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思想和理论是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而逐渐趋于完善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文化理论便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观为基础和指导而不断趋于完善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改革和建设过程中,在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与中国宗教的时代特征和具体实际密切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理论,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文化理论。4、中国共产党如何制定正确的宗教政策和解决宗教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是当今世界的一个敏感问题和热点问题,世界很多地方的社会动荡,都是由宗教引起。当今世界,宗教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成为国家对外交往的一个组成部分,要重视宗教在我国外交工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加强同世界宗教的对话,增强彼此之间的交流和理解,扩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影响;同时,又要坚决抵制国际和国内的敌对势力在宗教外衣掩盖下进行的渗透、颠覆和破坏活动。宗教文化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体系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当代我国正确处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关系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中国共产党应该继续坚持并不断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文化理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是马克思主义宗教文化理论不断中国化的新的理论结晶,同时也是我们研究和解决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理论依据。

当代文化论文篇(2)

    讨论文化问题,特别是当代中国文化问题,若离开学术史则不知所云。但“文化”问题的确是 20 世纪国际学术界比较棘手的问题之一。“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和欧美学术界的问题,是意味深长的。这应该从两个社会所处的特殊发展阶段找寻原因。19 世纪之前的欧美和中国社会未必没有出现“文化”问题,但是这个时期的文化问题是与社会问题例如贫富差距、妇女地位、政治民主、社会公平等一系列问题同时出现的,它的迫切性多少为社会问题所遮蔽。可以看出,那个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着作,之前的黑格尔、康德的着作,之后尼采的着作,文化问题不在他们研究的中心。问题出现在 19 世纪向 20 世纪过渡时期。关于这个时期欧美社会的过渡,列宁所描述的欧洲社会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理论仍然有效,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带来的重大后果之一,是不同地区和文化之间的交往、碰撞空前频繁。语言、习俗、民族、国家、宗教、身份等属性被一举置放在交往的前台。所谓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成为 19 ~ 20 世纪之交欧美国家在扩张自己势力范围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问题。在面对、反思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文化”成为学术界聚焦的中心。20 世纪欧美一流哲学家思想家很少不思考文化问题,这是 20世纪欧美哲学家思想家区别于 19 世纪同仁的重要特点。而 19 ~ 20 世纪之交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文化问题是被迫从另一个立场来触及的。欧美学术界面对“文化”的心态,是以强势文化拥有者来思考的,而19 ~ 20 世纪之交的中国学术界则处在文化存亡危机意识之中。伴随着文化问题凸显出来的重大事件是第一、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事件、甲午海战失败、义和团运动、圆明园劫难、慈禧出走西安、戊戌变法失败等,直到 1911 年帝制结束、民国草创。一系列失败,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割地赔款,使得文化问题凸显出来。对于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来说,文化不是简单的文化身份,而是民族种族存亡问题。这个时期,伴随着中国学术界的,是种族、民族、政权等话题,表明这个时期对中国文化的关注高度,远非欧美可比。回顾 20 世纪中国学术史,“五四”期间大规模讨论“文化”问题,这一时期的基本倾向可大致归纳为西方派和国粹派对峙。在 20 世纪中国思想史上,除去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20 ~ 30 年生中西文化走向相互竞争的局面,大致是西方派稍胜 ;1949 年到 1978 年,除了短暂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大部分时间里是苏制马克思主义理论、反传统文化和文化虚无主义交相占据上风,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中国传统文化,都没有得到真正理解和继承。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则可以描述为西方文化时期(1978 ~ 1989 年)和逐渐回归中国传统文化时期(1990年代以来)两个阶段。不过,这个划分仅仅是粗略的、大致的,具体个案则可能千差万别,在港台地区则未必如此。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三点极为重要 :一是 20 世纪中国学术界关于文化的理论研究和文化实践一直处于激烈的政治思想交锋之中,并未作为纯粹的学术问题来研究 ;二是 1989 年后向传统文化回归究竟属于一种悲剧性转身、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还是国际政治的外力作用,尚待认真研究 ;三是2010 年代中国经济实力提升加深了自 1989 年以来面向传统的回归,如果说,1989 年后的回归多少带有点被动、不得已的因素,在策略上可以表述为“收回来”的意思,那么,2010 年代的回归,则属于主动、强力回归,它的口号不仅包括阐扬中国文化,而且包括让中国文化“走出去”。虽然两次回归都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后者的意味更为深长。如何理解和处理好当代文化发展的中西关系,既避免文化民粹主义,又避免文化西方主义,是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

    20 世纪西欧学术界仍然可以归纳为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之间交换话语权。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与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为对应双方,围绕文化问题集中讨论,规模比较大的有两次 :一次是里维斯主义,面对通俗文化的潮流,扬起了英语文化的大旗,扞卫精英文化 ;一次是 20 世纪 60 年代缘起英国的文化研究思潮,以文化政治视野重新审视精英主义文化观。前者是扞卫英语精英文化,后者是解构文化的精英传统,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深刻的转身。在西欧学术界,关于文化的研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西方学术界文化中心意识和危机意识并存,文化问题日益融汇到国家政治话语中,两者互渗。特别是美国、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等大国,文化与国家政治话语形成了密切联系的网络。二是 1968年夏季的暴动,导致对传统文化思维模式的深刻怀疑,直接导致了对思维、现实和政治结构的拆解,导致了后结构主义和一系列后现代主义文化行动的诞生。三是文化政治视野的凸显,冷战时期的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战略,渗透在东西方对峙的方方面面。1989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冷战结束,文化冲突走向前台,进入所谓后冷战阶段。一方面,福山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历史终结论”;另一方面,赛义德、亨廷顿等学者提出了“未来文化冲突”的模式理论,对国际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西方学术问题链始终在关注西方文化的终极价值和未来发展,在纠正以往的偏向中调整,而不是各领风骚数十年的彼此颠覆中前行。

    可见,20 世纪至今,中国学术界和欧美学术界一个共同的走向,乃是文化与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相互裹挟,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文化形态。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文化,在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互涉中不仅拥有了综合性知识体系,而且具有了物质性和广泛的实践性。

    二、文化政治与“当代中国文化”问题

    研究这个问题的西方典型思路是“文化政治”视野。如何看待“当代中国文化”的内涵问题,既不属于一个单纯的文化建设问题,也不是一个脱离开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话语的单纯学术问题,而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问题。我理解,“文化政治”属于一个简单化的提法,它的实际内涵应该是把文化投放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学、艺术、国际交往、消费娱乐甚至军事战争中研究,从而进一步去丰富它的内涵。文化的研究,就是跨学科研究。

当代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文化市场 文化产业 文化需求

Key words:Cultural market culture industry culture demand

作者简介:纪衡尧,男,汉族,现任山东费县文化馆馆长。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069(2009)-09-0180-02

当代文化发展的崭新思路,使我国当代文化发展的观念发生了重大变革。长期以来,我国文化发展一直采用计划经济下由国家统一规划统一领导统一步调的“事业型”模式。国家财政统包,人员、资金、物资统分统配,一个“统”字将文化事业包容无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规模历史性变革,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日益增长的需求,使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问题极其鲜明地突现出来。国家由财政拨款的文化投资远远满足不了当代文化的高速发展的需要,必须探索新的更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发展模式。

一、我国文化市场的建立、发育和文化产业的发生发展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

首先,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相应的文化产业机制和文化发展规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有了持续高速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之相应的文化的发展则相对滞后。与发达国家甚至众多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产出仍有很大差距。这一方面表现为对文化作为产业已成为当代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的地位认识不足,没有从根本上转变办文化唯有“事业型”一种模式的传统思路和管理文化的计划行政机制;另一

方面,对文化与经济的长远协调发展认识不足,没有看到当代社会发展中正露端倪的“生态失衡”的潜在危机和文化滞后对今后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因此,当代经济转型的现实把文化转型,把经济与文化的综合平衡、持续高速发展的严峻课题摆在我们面前,现实迫切需要并呼唤新的文化发展的总体战略、管理方式、产业机制和市场运作体系。另外,经济流通

的世界化和当代传媒的高度发展,以及全球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要求我们重新审视西方及世界各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学习、沟通、批判与借鉴其市场模式的运作方式,以适应并掌握当代文化的世界往的经济(经营)方略,并逐步建立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体制。

其次,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全社会表现出日益高涨的文化需求。这种需求一是规模巨大,数量惊人。如影视制品、音像制品、商业演出、商业性体育竞技观赏,都表明我国当代社会对文化产品的需要无论在数量上、强度上,实现方式(规模、途径、媒介)上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二是需求的多层次多方位多类别。我国当代从普通市民到文化精英,从大众娱乐到艺术精品,各种不同层次的文化消费者,表现出对不同档次不同品位不同种类文化产品的强烈需求。这种需求既可能是对武打、言情等通俗文学及通俗音乐的渴求,又可能是对高品位艺术精品,如文学巨著、经典音乐、芭蓄艺术等的鉴赏与涵泳,既可能是生理感官上的颐养、休憩与享乐,又可能是心理精神世界的探寻追索;反映出一个不同等级不同档次的需要序列。三是当代社会浪潮式的文化时尚表明了当代文化需求的

迅速转换。由于当代传媒的高度发展,人们追求新颖追求刺激的文化心理得到高度张扬。文化热点频频移动,文化明星迅速代换。社会舞台经常演出时兴一时髦―时狂的文化新剧,以满足人们快速变换的强烈心理需求。因此,这种全社会日益高涨的大规模、多层次、快节奏的强势文化需求,单靠原先文化事业的“统管”模式已根本无法满足,它历史地要求与之相应的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运作模式。

第三,当代市场经济体制与文化发展的现有机制的严重矛盾造成了当代文化自身生存、发展的重大危机。由于经济体制的变革,我国当代社会中先前由国家财政统包的艺术团体、文化场馆(博物馆、文化馆)、出版发行行业、影视业,现在都面临着资金匾乏,入不敷出的尴尬境地,有的甚至面临着倒闭、解体的严重危机(实际上许多文化机构如新华书店、展览馆、博物馆已经转业)。当代社会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与文化行业的萎缩衰落形成了巨大反差,反

映了文化体制与文化发展的深刻矛盾。这种现状强烈要求冲破原有文化管理体制的固有模式,呼吁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方式.要求转换文化管理职能与文化经营机制,以新的产业和市场模式积累资金,改善文化自身存在和发展的物质条件,并在同当代科技的密切联系中开创文化产业大规模高速发展,文化技术迅速更新换代的崭新局面。

二、近十年来,我国文化获得了迅速发展。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战略决策大大解放了文化生产力,我国文化市

场迅速开拓,文化产业迅速壮大,呈现出充满矛盾又充满生机的新的发展景观。

首先是一大批文化市场从无到有,迅速开拓。十多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与国际接轨的文化市场。音像市场最早脱颖,初具规模;演出市场(以至商业体育比赛)渐趋成熟,冷冷热热;图书市场发展迅速,规模巨大;工艺美术品市场沟通海内外,机制健全;而文物市场与艺术品拍卖市场则从无到有,起点不凡;电影电视市场起起落落,交易热烈;娱乐、旅游市场遍及全国,迅速壮大;特别是文化广告传播市场,异军突起,势头凶猛。一系列文化市场的建立健全,开拓了文化发展的现实途径,为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准备了现实条件。

其次,与文化市场的逐步建立相适应,我国一大批文化产业也逐步建立起来。它们已打破改革初期以文补文,以多业助文作为文化“谋生”的权宜之计的思维框架,而开始全方位的文化产业改革。文化产业的经济实体迅速发展起来。其中音像业、图书业、高档娱乐业、影视业等率先走上产业化道路。与我国其它产业门类相比,我国文化产业起步晚、起点低,不仅有与其它产业相同的资金筹措、生产经营等方面的困难,还受到原有的“计划”文化观念的影响制约,因而在产业规模、经营水平、运作方式和经济效益上都无法与我国其它产业相媲美,也无法参与国际文化产业竞争。

三、随着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的兴起,与之相应的文化机制的变革也在不断发生发展。各业经纪人、制作人、拍卖人、人等新的文化经营者和经济流通经营环节逐步产生和建立,多种所有制形式的文化企业逐步发展,多种文化经营的运作方式也开始大胆探索、实验。可以说,我国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的发展困难重重而又生机无限

当代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建设的合理性并不能掩盖文化市场机制发展中的众多尖锐矛盾。比如文化产品的商品性与非商品性的矛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矛盾,市场运作方式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矛盾,市场规律与文化艺术自身规律的矛盾,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矛盾,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众多矛盾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多重矛盾之网。在众多矛盾中,最根本的矛盾就是当代市场条件下文化发展的产业性与文化性之间的矛盾。

如前所述,我国文化产业的兴起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崭新体制的产物。所谓产业性,当然是指它所具有的经济性质、市场运作方式和产业管理规范等一系列特征。作为产业,文化产业自然要进入市场,在管理体制、经营方式和经济效益上同市场经济接轨。它所面临的文化企业的生产与管理、文化产品的经营与销售、文化市场的开拓与培育、文化经济价值的估算与评定、文化消费的涵养与供给、文化广告的创意与运营―都必须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但文化产业毕竟姓“文”,它具有特定的观念性、精神性的特质,这就是文化产业的文化性。这种文化性是指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质,文化艺术作为精神产品的自身发展规律,文化艺术创作与接受的独特方式,实现精神功能的陶冶感染方式等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与哲学、历史、伦理、宗教、美学、法律等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作为一种精神形态,它背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与历史责任。它必须关注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弘扬时代精神,塑造积极向上的人文品格,构建厚重完善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同时,作为文化,它又必须遵循文化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

从市场机制来看,文化产业的产业性必然先天地导致文化产品的商品特性空前凸现,甚至造成商品性独尊的局面,从而忽略文化产品的精神性特质。同时,文化作为一种产业又必然要求相当程度的规模生产,只有规模生产才有可能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因此它必然依循大工业标准化、模式化的生产方式,追求大批量的投入和产出,这就导致了文化制作中大量复制、模仿、“膺品”和一次性消费商品,从而无视文化的艺术本性,使独一无二的文化精品创造趋于消亡。另外,文化产业的市场特性又与文化艺术所肩负的宏大历史使命和历史责任相矛盾,它当下的经济效益原则与构建完善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塑造积极向上、健康乐观的当代人文品格的长远文化战略相互冲突。无庸讳言,我国当代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既有着它兴起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合理性,又带有与生俱来的深刻内在矛盾。这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交给我们的悖论。在悖论中开辟我国文化发展的健康道路,是当代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四、如何解决好当代文化发展中产业性与文化性的矛盾,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迅速建立和健全当代文化保护机制。当代文化保护机制是保证市场条件下文化的全面综合均衡发展的根本制度,是解决产业性与文化性矛盾的重要配伍措施。

当代文化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5-0096-08

1960年代以来,西方文论发生了“范式”转换,即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向了文学的外部研究,希利斯・米勒描述道:“而今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回到更富于同情心和人情味的工作中来,论述权力、历史、意识形态、文学研究的“惯例”,阶级斗争,妇女受压迫的问题,男人女人在社会上的真实生活情况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我们还可以重新问关于文学在人生中和社会里的用途这类实用主义问题。”文学理论的关键词不再是传统文论所关注的“审美”、“价值”、“经验”和“作品有机体”,而是“符号系统”、“意识形态”、“性别”、“身份/认同”、“主置”、“他者”和“机构”。以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精神分析批评、生态批评、散居族裔批评乃至同性恋和酷儿理论为主体的当代西方文论颠覆了以“新批评”为代表的20世纪上半叶“文学性”研究的总体走势,都超出了纯粹“文学的”范畴,以突出的政治性、批判性、反思性、颠覆性、解构性、公共性而促使文学理论大规模地走向了“政治化”。

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归属于何种“政治”?文论政治化的原因何在?采取了哪些路径和策略?对我们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有何启示?其局限性何在?该作怎样的反思和超越?国内学界对此类问题尚未加以认真而全面的思考和总结,本文试图给予探索性的解答。

一、新社会运动、文化理论和文化政治的兴起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国家形形的“新社会运动”广泛兴起,包括民权运动、黑人运动、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反核运动、反堕胎运动、同性恋运动、城市运动、生态运动、女性运动、消费运动、和平运动、新左派运动、宗教运动、种族一民族主义运动,等等。新社会运动现身于西方政治舞台,构成了当代西方政治史上的一大转折。与旨在改变阶级剥削关系,摆脱专制权力,摆脱物质贫困或剥夺,实现自由、平等、正义等普世价值的“解放政治”不同,新社会运动隶属于“后现代政治”,如凯尔纳和贝斯特所说:“后现代政治在1960年代开始成形。……早先对转换公共领域和统治制度的强调让位于新的、对文化、个人身份和日常生活的强调,正如宏观政治被局部转换和主观性的微观政治所替代。”

新社会运动缘何而起呢?20世纪后半期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变化,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以及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潮流的推动,西方国家的生产模式转向“后福特主义”,劳动力的分层变得更加复杂化和多样化,中产阶级凸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逐渐模糊,阶级矛盾呈缓和之势,传统的工人运动渐趋衰落,性别、阶级、种族、地方团体、宗教、国家之间的差异开始成为重要的政治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以阶级斗争为主的“革命政治”开始转向追求价值多元化的“后革命政治”。所以说,“新社会运动是当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所进行的新的抗议和斗争,是异质于以往传统的工人运动和左翼运动的、集体和个人的新的社会组织行动。”此运动更关注社会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所表达的对抗主要不是阶级对抗,而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结构的广泛的文化挑战。兰格曼便指出:“这些运动都是文化性质的,它们代表了一种从‘利益’到生活方式、意义和身份的转折。”伴随新社会运动而来的,正是文化理论的兴盛,文化观念的转变,文化革命的推进,文化政治的兴起。

伊格尔顿认为,文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包括:拉康、列维一施特劳斯、阿尔都塞、罗兰・巴特、福柯、德里达、克里斯蒂娃、雷蒙德・威廉斯、皮埃尔・布迪厄、露丝・伊瑞格瑞、埃莱娜-西苏、詹姆逊、赛义德等人,据此,文化理论显然囊括了后精神分析主义、结构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流派。在他看来,文化理论大约兴盛于1965至1980年间,在此期间,“政治上的极左派在陨落得几乎无影无踪之前曾一度声名鹊起。新的文化观念,在民权运动、学生运动、民族解放阵线、反战、反核运动、妇女运动的兴起以及文化解放的鼎盛时期就深深地扎下了根。这正是一个消费社会蓬勃发展,传媒、大众文化、亚文化、青年崇拜作为社会力量出现,必须认真对待的时代,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各等级制度,传统的道德观念正受到嘲讽攻击的时代。社会的整个感受力已经经历了一次周期性的转变。”可见,文化理论的兴盛是与新社会运动交织在一起的,它必然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其重要作用就是推动文化观念的转变,赋予文化以政治批判的使命,从而将政治斗争推进到文化、日常生活、乃至个体的精神层面:“文化理论的作用就是提醒传统的左派曾经藐视的东西:艺术、愉悦、性别、权力、、语言、疯狂、欲望、灵性、家庭、躯体、生态系统、无意识、种族、生活方式、霸权。无论任何估量,这都是人类生存很大的一部分。”

当然,文化的政治地位的提高,与消费社会的到来和大众文化的崛起也有直接关系。当文化逐渐意味着电影、形象、时尚、生活方式、促销、广告和通讯传媒之际,文化就已经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突出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注重普世价值、道德情操、和谐、完美的精英主义文化观念被新左派文化马克思主义颠覆了,代之而起的是“文化是普通的”,“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这样全新的文化观。同时,在他们那里,“文化维度被看作与明确的政治维度同样重要。”为此,弗朗西斯-马尔赫恩曾经将“文化政治”的发明权归属于新左派,他指出,新左派文化政治打破了自由人文主义将文化超越于政治的传统看法,发展出相反的方向,“‘文化’被理解为社会关系中意义的重要时刻,显然不再是自由传统中置于神龛中的实体,而被一般地赋予了一种相似

的权威性。文化远不再受制于外在的政治考验,它本身已经是政治的了。据说这已经是一种更圆满的认识,是政党和纲领狭隘的习俗所无法理解的。”

以上可知,新社会运动和文化理论的兴起,提高了文化的政治地位,已经催生出一种新型的政治形式――文化政治,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化政治”呢?文化政治学者格林・乔丹和克利斯・威登认为,社会不平等关系的合法化以及为改变此不平等关系而进行意义版图的斗争,是文化政治关注的中心议题。文化政治要追问的是:“哪种人的文化是正统的?哪种人的文化则是臣属的?什么样的文化会被认为值得展示?而哪些需要掩藏?谁的历史要被记忆?谁的又要被遗忘?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形象要予以规划?而哪些则须被边缘化?什么声音能被听到?而哪些则保持缄默?谁可以代表人?其代表又基于何种基础?”克利斯・巴克也指出,文化政治是指文化意义与资源的竞争,“可以被理解为各种以阶级、性别、种族、性意识及年龄等因素为基础而形成的集体的社会抗争,试图以特定价值观及可欲的目标来重新描述社会。”在这些定义的基础上,我认为,大体而言,文化政治是指文学、音乐、绘画、舞蹈、影视等文化形式,乃至“整体生活方式”,都成为意识形态运作或权力斗争的重要场域,都具有政治性。它是一种泛化的政治形式,包括艺术和文学的政治,性别和种族的政治,日常生活的政治,等等。可见,文化政治正是后现代政治在文化和生活方式领域的一种表现形式。

二、文论政治化的学理解析

拉曼・塞尔登等人对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生态批评、散居族裔批评乃至同性恋和酷儿理论等当代西方文论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即这些“当代文学理论”都极大地超越了“文学的”范畴,而朝向“文化理论”发展,“文化理论”成了整个领域中学术研究的一个笼罩一切的术语,“这些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对一切话语形式的重新解释和调整,成了激进的文化政治的一部分,而‘文学的’(研究和理论)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多少有点意义的再现形式。”“文学理论”转向“文化理论”,成为“文化政治”的组成部分,可以说,这一观点深刻地阐明了当代西方文论的特质,进入后现代时期的西方文论的确大规模地走向了“理论化”,走向了“文化政治化”。

现在可以明确的是,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政治转向的历史背景是西方国家广泛兴起的新社会运动,文学理论逐渐成为后现代政治实施在文化和生活方式领域的“文化政治”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学理论政治转向的学理依据则要到与新社会运动相伴而生的“文化理论”中去寻找。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要弄清楚,文化理论是否具有政治性?它们对文论政治化的影响何在?

众所周知,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萨特和马尔库塞以左派激进主义思想为“五月风暴”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但是,随着“1968年革命”的失败,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影响式微。在此期间,文化理论的发展局势出现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英美新左派马克思主义的崛起。马克思主义学术成果的重心从德语或拉丁语地区向英语世界偏移,“英国或北美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对经济、政治、社会学和文化研究兴趣的绝对浓厚程度,及其衍生出来的刊物和论述,使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本身原有领地上的研究程度黯然失色。”当然,英国文化研究出现的“结构主义”范式和“葛兰西转向”也充分说明了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对欧陆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借鉴和吸收。二是后结构主义理论的盛行。佩里・安德森曾经以法国为例,对拉丁语区域的马克思主义的衰落加以考察,发现“战后法国文化从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到结构主义乃至后结构主义占主导地位的转变”。后结构主义的核心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在伊格尔顿看来,后结构主义也具有明显的反抗性和政治性,只不过从“街头政治”转向了“话语政治”,“后结构主义是从兴奋与幻灭、解放与纵情、狂欢与灾难――这就是1968年一的混合中产生出来的。尽管无力打碎国家权力的种种结构,后结构主义发现还是有可能去颠覆语言的种种结构的。……学生运动被从街上冲入地下,从而被驱入话语之中。”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的另一支力量则“把政治的经济的运作、意识形态的力量和社会控制与符号的指意过程联系起来”,加强了话语背后的权力分析。因此,总体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两大理论派系,葛兰西、阿尔都塞、雷蒙德・威廉斯、德里达、福柯等五人的理论对西方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之政治化的影响最大。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意味着: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不仅通过强制暴力工具,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文化领导权来控制市民社会,使其信仰统治者的道德观念、价值体系;另一方面,霸权只有通过占支配地位的集团和阶级与居附属地位的集团和阶级之间的“谈判”,并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才得以维持。因此,社会统治往往表现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几方面力量之间的进行“抵抗”和“融合”所达成的动态平衡。霸权理论对文化研究领域的影响极大。由于霸权学说“强调的是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域”,有助于打破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所具有的决定论的偏颇,同时,也可以克服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内部所包含的差异和抵抗的忽视,所以,它能够较好地解决“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两种范式间的对抗。“葛兰西转向”为大众文化研究开辟了新的、广阔的前景,并进一步发掘了大众文化的政治反抗潜能。霸权理论还可以推及性别、身份、种族等领域的文化政治斗争领域,“非常贴近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种族政治与同志/酷儿理论的需要,有助于它们在市民社会里进行持续的文化‘阵地战’。”

受结构主义、葛兰西“霸权”理论以及拉康的后精神分析主义思想的影响,阿尔都塞提出了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认为它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它表述的是“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统治阶级利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会、党派、工会、家庭、学校、传媒等)把个人传唤为对其臣服的主体,“我们看到,所有意识形态的结构――以一个独一的绝对主体的名义把个人传唤为主体――都是反射的,即镜像的结构。”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推动了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转向。他关于意识形态“询唤”和“建构”主体的理论对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中关于性别、种族和文化身份的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也促使后人重视起文学或文化的运行机制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

雷蒙德・威廉斯的思想精华是“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他将“文化唯物主义”视为“一种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强调文化与文学的物质生产之特殊性的理论。”取得了两点理论突破:第一,文化唯物主义颠覆了精英主义文化观和文学观,认为各种文化形式都含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承载着社会价值,没有高下之分。其二,他批判了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僵

化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二分模式,认为社会是一个整体的、复杂的“构成性的过程”,意识形态、文化、文学、艺术都具有社会特性和物质属性。“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对美国新历史主义和英国文化唯物主义文论影响很大,启发他们都通过解读意识形态的物质实践、风俗和惯例来检视意识形态系统。英国文化唯物主义对文学经典提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挑战,它“开放了战后英国的通俗文化与社会,使文化研究可以运用这样的历史主义方法对它们进行一种政治化的分析。”

正如马克・柯里所说,“从诗学到政治学的过渡亦可看成是解构主义的一大遗产。因为解构主义引进了揭示意识形态面目的新方法。”“意识形态”这一术语成为“后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批评共同兴趣的聚合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看成是一种等级体系,其中对立之一方有着对于另一方的特权,解构主义批评目标是这种等级特权。当然,解构主义不仅仅是一场话语革命,更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图。德里达如是说:“解构不是,也不应该仅仅是对话语、哲学陈述或概念以及语义学的分析;它必须向制度、向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向最顽固的传统挑战。”解构主义对后殖民主义文论家颠覆西方/东方、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白人/黑人、殖民/被殖民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殖民主义话语极有帮助,也与女性主义消解“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性政治意图不谋而合。

福柯的“系谱学”的革命性特征在于,它要颠覆总体性话语及其等级体系在理论上的特权地位,解构一切貌似合理的本质设定,揭露话语、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共谋同盟。系谱学带来了一种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它不再相信超历史的、恒定不变的“本质”,转而重视建构的“过程”;不再质问“是什么”,而是关注事件“如何发生”,权力“如何运作”,从而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域。系谱学视域中的话语、知识、真理、肉体以及性无不与权力相关,都带有政治性,因此,杜林指出,福柯之后的文学研究已经与外部世界建立起新的联系,不再投射出富有“美感的”和“崇高感的”光辉。

三、文论政治化的路径与策略

当代西方文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两大理论派系,特别是葛兰西、阿尔都塞、雷蒙德・威廉斯、德里达、福柯等人的文化理论的影响下,被“理论化”,也被“文化政治化”了。文学现在被视为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冲突的场域,文学研究几近成为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对文本的分析集中于种族、阶级、性别、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等非美学因素,文学理论也成为一个充满了意识形态和权力一知识共生的领域。当然,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生态批评等文论的政治化的路径并不相同,各自侧重与性别政治、种族政治、身份政治、(后)阶级政治、生态政治等后革命政治相关联。

譬如,文化政治在女性主义文论那里集中表现为“性政治”。“性政治”指明“性”是权力话语的体现。从性政治的角度,女性主义文论剖析和批判了由父权制带来的男性霸权通过文学语言、文学批评、文学史对女性所展开的性歧视和性压迫。她们认为,首先,父权制社会中的语言本身就对妇女构成了压迫,要父权制,必须进行一场话语领域的政治斗争。其次,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任务就是挑战资产阶级白人男性所制定的批评标准和批评话语。此外,她们还加强了对女性文学史的发掘和建构,探讨了女性著述的独特性,女性文学传统的演变和规律等深层次问题。

又如,文化政治在后殖民主义文论那里主要表现为“身份政治”。“身份”就是我们如何确定我们是谁的问题,在当代西方,非白种的、非欧洲的、非异性恋的、非男人的身份已经成为政治问题,“身份政治”尤其是后殖民主义的核心所在。后殖民主义文论对于身份政治问题的探讨集中体现在萨义德的“世俗批评”,斯皮瓦克的底层叙述和霍米・巴巴的“间性”批评之中。萨义德的“世俗批评”旨在强调文化批评与政治、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他对西方强势的学术、文化和文学如何建构“东方”身份等问题做出了开创性的考察与反思。斯皮瓦克对“底层人”和第三世界女性的身份政治问题尤为关注。“底层人”是指中心以外的、边缘化的、非主流的、无法表达自己的社会群体。其中,女性底层人实际上同时受到男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斯皮瓦克还对“国际女性主义”加以批判,并在相关文学批评实践中非常关切第三世界底层妇女的身份差异。霍米・巴巴将弗洛伊德、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与身份政治或后殖民批评联系起来,他认为,殖民者乃至被殖民者的身份是不稳定的、矛盾的、分裂的。他还从“杂交文化”的角度深入剖析殖民者、被殖民者、民族以及“散居族裔”的身份政治问题,突出了文化和身份的“间性”研究,进而解构了本质主义的文化身份观。

不过,虽然各家文论流派政治化的路径有所差异,其政治化策略却主要有以下两种:

第一,反本质主义。当代西方的政治化文论实际上就是产生于“理论时期”的被“理论”化了的文学理论。那么,“理论”究竟是什么呢?卡勒认为,“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是对被认定为自然的观念的批评”,“理论具有自反性,是关于思维的思维,我们用它向文学和其他话语实践中创造意义的范畴提出质疑”。可见,“理论”具有强烈的质疑和批判精神,其策略是揭示真理或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历史联系的过程,暴露真理或知识的建构性和生成性,将其还原为话语构成事件,从而揭示其政治性,并达到反本质主义的目的。例如,伊格尔顿指出,衡量什么是文学的标准完全取决于意识形态,取决于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构成文学的种种价值判断是历史地变化着的,这些价值判断本身与种种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在对“英国文学”学科的兴起过程进行考古学式的考察时发现,阿诺德之所以要倡导精英主义文化教育,一是因为他急于向新兴的英国中产阶级灌输传统的贵族的生活方式,促使他们能够承担起维护宗教衰败之后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统治阶级利益这一意识形态任务;二是因为这一策略的真正的优点在于它将会具有的控制和同化工人阶级的效果。如此看来,所谓的“普遍人类价值”、“永恒真理”、“美的高尚沉思”无非是用来欺骗大众、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华丽托辞而已。同样,利维斯、艾略特、瑞恰兹等人对“大写”文学的建构,也都是权力或意识形态驱使的结果。这就必然意味着,“所谓的‘文学经典’以及‘民族文学’的无可怀疑的‘伟大传统’,却不得不认为是一个由特定人群出于特定理由而在某一时代形成的一种建构。”像伊格尔顿一样,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论其实都采取了这种反本质主义的、解构的、颠覆传统的策略,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出隐藏在“文学经典”、“文学传统”背后的性别、种族、身份、阶级的歧视和压迫。

第二,边缘化叙述。“他者”是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常用的一个核心概念,意指在“男一女”、“西方一东方”、“白人一黑人”、“统治者一被统治者”等

一系列二元对立力量中受压制的后者,属于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当代文论就是站在弱者的一方开展政治批判的,体现出其鲜明的边缘化立场。鼓吹“次要的”、“非主流的”、“少数人的”、“亚文化的”的声音,正是当代文论思潮的主导精神。首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中,如布兰尼根所指出,文化唯物主义成功地取代了传统人文主义和形式主义阅读法,对能否确保将文学和文化争执中被压制的边缘化的团体加以充分再现等问题较为敏感,文化唯物主义揭示出保守批评对文学文本中的种族、性别和性态等问题的忽视程度,部分批评实践关注到再现“他者”的相关文本。文化唯物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对此的强调和支持促进了这类批评,它注重审查对妇女、同性恋、双性恋、殖民主义、社会边缘的再现。其次,后结构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旨在颠覆一切等级秩序的解构主义。解构主义可以对等级制度和官僚政治发难,“为边缘群体、妇女、非西方团体、黑人、被统治者、精神失常者、无家可归者和所有被资本主义压迫的人们指出了一条道路。”受其影响,女性主义用“DWEMs”来概括西方传统文化和文学观,即挑明“大写”的文化或文学无非限定于“已故白种欧洲男人”(Dead White European Males)的范围之内,包含着鲜明的男性霸权和欧洲中心意识,“基于这种认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刻不容缓的目标是,在历史的禁锢中代表妇女重新发现女性作者和女性文学传统”;而后殖民运动也向纵深发展,挑战“西方经典”和“殖民主义者”文学,“‘写作’或讲述未被言说的被殖民历史或经验,并以积极的术语探索后殖民对象的杂种性。”

四、文论政治化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在新社会运动和文化理论、文化政治的“合力”作用之下,当代西方文论大规模地政治化了,它们将文学与性别政治、种族政治、身份政治、(后)阶级政治、生态政治等后革命政治相关联,向极权政治、等级制度、男性霸权、种族歧视发难,从而充分发挥出文学在微观政治领域的批判功能。与以往强调文艺服从或服务于统治阶级政权的政治化文论形态相比,当代西方的文化政治文论极大地提高了文学理论的政治地位,使之具备自主性、反抗性的-特征,使之呈现出多样的、差异的样态。可以说,通过加强文学与微观的文化政治之间的关联,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为我们理解文学与政治之关系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野。

但是,毋庸讳言,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也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缺乏宏大的政治关怀。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从性别政治、身份政治、(后)阶级政治、生态政治等不同的文化政治路径,将政治斗争从经济、军事、国家、阶级领域推进到文化、文学乃至日常生活领域,为各类在野政治团体或弱势群体开辟了一片全新的政治言说天地,但是,文化政治的主体毕竟属于后现代政治,是对旨在改变统治制度结构,干预社会公共领域,实现自由、平等、正义等普世性的价值理想的“现代政治”的消解,它在总体上将我们从重大的伦理和政治问题引开了。后现代文化理论“在道德和形而上学问题上它面带羞愧,在爱、生物学、宗教和革命的问题上它感到尴尬窘迫,在邪恶的问题上它更多的是沉默无言,在死亡和苦难上它则是讳莫如深,对本质、普遍性与基本原则它固执己见,在真理、客观性以及公正方面它则是肤浅的。无论怎样估计,这都是人类生存失败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因此,凯尔纳和贝斯特强调,旨在改变经济和国家结构的宏观政治构架依然有效,文化政治只有在为了社会整体性变革的斗争中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否则,“文化政治和身份政治就依然限制在社会边缘,并且处在退化到自恋、快乐主义、唯美主义或个人治疗的危险之中。”近年来,伊格尔顿重新审视了他早年关于一切皆是政治的观点,认为这种政治的泛化“有掏空政治这一术语的意义的危险。”我认为,对于我们这样处于现代化建设关键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要注意后现代的文化政治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之间的差异,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仍然是我国文艺工作者所应坚守的宏大政治关怀。

第二,忽视文学的审美性和人文性。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的一个通病就是在突出文学的政治批判性的同时,忽略了其审美性和人文性。在文学的外部研究盛行之际,哈罗德・布鲁姆要强调的却是审美的“内在性”,“审美批评使我们回到文学想象的自主性上去,回到孤独的心灵中去,于是读者不再是社会的一员,而是作为深层的自我,作为我们终极的内在性。一位大作家,其内在性的深度就是一种力量,可以避开前人成就造成的重负,以免原创性的苗头刚刚崭露就被摧毁。”他还认为,文学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不在于它的功利性,而在于它的艺术价值,它的无功利性、陌生性、原创性、超越性、普遍性等特质,“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及丰富的词汇。”我国学者也纷纷指责文化政治文论对文学性的排斥,如曹文轩指出,“大文化批评的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使纯粹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已经几乎不复存在。大多数研究,只不过是将文学的文本拘来面前为神话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以及各种主义作注解而已”,“大文化批评的最大害处在于:它造成了我们对文学判断力的瘫痪。……大文化批评忽视甚至排挤了审美原则,从而丢失了文学,也丢失了文学性”。

当代文化论文篇(5)

    党的十七大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我党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一、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十七大报告对我国文化建设取得成就进行了概括的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扎实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成效明显;思想道德建没广泛开展,全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文化体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全民健身和竞技体育取得新成绩。”

    建国六十年,我国社会生产力取得了较大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建设有巾圉特色的社会主义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在思想道德文化上,我国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新发展,始终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促进了我国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在文化发展上,逐步提出文化产业概念,并将发展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党的十六大又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战略目标,从巾央到地方都积极贯彻党的会议精神,积极探索文化产业的发展;在文化体制上,党和同家政府一直强调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在政府的主导下,部分事业单位进行了企业化运作的改革,广播电视集团、报业集团、出版集团等纷纷建立,文化体制改革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同时我国颁布了诸多的政策,降低文化市场的准入门槛,大力鼓励民营经济参与到文化产业中来,活跃了文化市场,此外伴随着文化的资本运作的发展,全国各地文化企业的直接或间接上市公司不断增加,拓宽了文化企业的融资渠道,提高文化企业的竞争力。

    我国的当代文化建设,必须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改变传统的管理文化的模式,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实现整个文化事业和产业的繁荣有序。“即国家从整个文化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综合运用各种调节手段,把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经营、服务、消费等活动纳入国家所确立的文化发展方向和文化发展目标,以提高文化事业建设的整体效应,保障文化事业持续、稳定和健康地发展。”

    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所谓法律文化是指在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作用下,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利用其所掌握的权力创制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或者人们关丁法律现象的态度、价值、信念、感情、习惯以及学说理论的复合有机体。

    一般说来,中周古代有四大类法,即礼、乐、政、刑。现代人习惯将政、刑作为中国古代的正宗的法,而诸如礼、乐却被视为法外之物。然而从发展事实看,礼乐是中国封建社会君王平天下最重要的法。礼乐的体系的崩溃,才进而导致了整个社会的秩序混乱。而所谓的政刑其实仅仅为维护礼乐制度而设,对违反礼乐制度的一种震慑手段而已。“礼乐”和“政刑”相辅相成,共同维护着整个社会秩序有条不紊的运行。即《礼记》中所记载的,“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政刑,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与法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自从它们诞生就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稳定。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力量的积淀,它们存在于普通民众的心理、习惯、行为中,是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一种社会历史惯性机制,传统法律文化自始至终影响着整个社会长期发展的各个领域,以其特有的规范、凝聚、评判的作用,与社会生活交织在一起,制约着社会发展的进程。

    一个社会法律文化的形成,是不断修正其民族习性和法律传统的过程;也是不断消化,吸纳别国和其他民族的法律文化的过程。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古代贤人提出了适合他们时代的法律文化,而经过了几千年的积淀和延续后,虽然时代相距遥远,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精华部分可以为当代法文化引进一种新思维方式。作为一种价值观念,传统法律文化影响了数千年来的中国法律实践,左右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思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蕴涵了诸多对现代社会的有益内容,其中许多不乏对当代社会的法律文化建设有积极的作用,如“富而好礼”、“秩序和谐”、“义利诚信”、“贤人政治”等。而诸多的传统法律文化思想都是当今社会发展有益的借鉴,如“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思诚者,人之道也”、“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法立而无犯,刑设而不用”。

    三、当代文化建设中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在当代文化建设的指引下,建设和谐社会已经成为现代中国的基本治国方略,而和谐社会需要一种和谐的社会理念,也需要一种维护和谐的法律制度。建设和谐的法律制度,必须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将传统法律文化中进行现代转换。

当代文化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GO.5 文献标识码: A

Confucian Culture and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dernization in China

YIN Xiujiao, MIN Zhengqiao, TANG Xiao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4)

AbstractConfucian culture has abundant and profound content. We should take the essence and discard the dump in treating Confucian culture. If we can integrate its quintessence with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it will play an active role in promoting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dernization in China. Especially it has value morals, thought of hearts governance, fine tradition of paying importance to education and respecting knowledge, and spirit of strive constantly, which will provide thought resource and driving force for modern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Confucian culture; strive constantl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dernization

0 引言

关于儒家文化与我国科技发展的问题历史上曾有过著名的“李约瑟难题”的疑问,但对这个问题连李约瑟本人也始终没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人们也通常认为,近代中国科技发展缓慢与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因此,一些学者对于传统儒家文化在社会主义科技现代化中所起的作用表示了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但早在汉代,统治者们在总结秦速亡的经验教训时,就深刻认识到打天下与治天下的不同。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政策截然相反。经过历史的选择,儒家学说受到从未有过的重视。汉代之所以独尊儒学,说到底是因为儒家学说的精神实质是一种安身立命之学,是求社会稳定发展之说,符合中国血缘宗法社会发展的政治需要。

儒家文化精神中一些的积极成分,正如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①这是对中华民族精神从古至今最大共性的核心内容的概括和总结,也是对儒家文化中的优秀基本精神的概括和总结。所以,只要我们认真深入地进行研究,就可以发现儒家文化精神在当今科技发展中所具有的重大社会价值。特别是儒家文化中重视教育、尊重知识的优良传统;其“自强不息”的精神等方面对我国的科技现代化及其可持续性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1 儒家文化对我国科技现代化的积极作用

儒家文化在我国当代科技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儒家文化中重视人心治理的思想为我国科技现代化创造必要的和谐稳定社会提供借鉴意义。儒家认为,社会治乱的根本在于人心,要从根本上达到社会治理,就必须从人心的治理入手。很多社会问题的出现,归根到底都是由于缺乏人心治理而导致的。这也是为什么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之后,统治者在百家中把以重视人心治理的儒家思想定为一尊的原因之一,这一点是有其深刻的借鉴意义。它可以被历代统治者沿用两千多年,成为封建社会治国安邦的良策,为维持传统社会的安定和平发挥过重要作用,也同样可为我国当代的科技现代化的进程中创造必要的安定和谐的社会秩序起到借鉴和促进作用。②

(2)儒家文化重视教育、尊重知识的优良传统,为我国科技现代化提供积累知识的文化土壤。古老的中国历史深深地打下了儒家文化的烙印,儒家知识分子在我国科技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中国传统文化对知识与教育的重视,有利于文化知识积累和传播;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取得的。因此,文化知识的积累和传播是我国科技现代化的先决条件。所以,重视教育与知识的积累和传播,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宝贵财富;是提高我国国民的综合素质和顺利开展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是实现我国科技现代化的决定因素。

另外,儒家文化所强调的伦理道德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如忠心敬业、修己慎独、尊老爱幼等与我国科技现代化所需要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是基本一致的。这种文化对保持中华民族的高度统一、促进民族融合及加强凝聚力起到比政治法律更重要的作用,从而成为促进我国科技现代化进展的精神力量。同时,儒家文化中的人本主义,是一种非宗教的重智慧开发、重道德实践的理性型文化,这与科学文化的精神是一致的,也可以成为促进我国科技现代化提供的有利因素。③

(3)儒家忧患意识和自强不息的精神为科技现代化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易经》是儒家最重要的典籍。儒家一直提倡“自强不息”(“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 ,具有浓厚的忧患意识,并把“日新,日日新”看成是最大的美德。西方社会进步同残酷的殖民扩张联系在一起,利用先进武器去侵略他国,体现着霸权主义的价值观;而中国的儒家文化精神是追求天人合一、人我合一的圆融境界,体现着“和平共处、相安无事”的价值理念,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智慧的产物。如今,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霸权主义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霸权主义已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障碍。那么,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智慧,体现我们发展科技的目的是造福人类,在这方面则可以得人心,从而为我国在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方面提供理论借鉴,为我国科技现代化事业唤得人心,也有利于增强我国人民对发展现代化科技的信心。

(4)儒家“生生之为易”、“日新之谓盛德”等价值理性可与我国现代化的工具理性形成互补。随着高科技的发明和应用,现代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而儒家文化价值理性可与当代科技的工具理性形成互补,从而消解当代科技进入社会应用层面后而形成的一些负面后果。儒家文化的一些价值理性的介入,如重视人文、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可以为此提供有效的思想资源。当然,对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在解决上述问题时,我们应采取积极顺应科技发展的姿态,使得儒家文化与我国科技现代化事业的发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谨防出现反科学反现代倾向的滋长和蔓延。④

2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儒家文化精髓为我国的科技现代化事业服务

在我国当代科技现代化事业的进程中,对待儒家文化问题,我们应当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要避免对儒家文化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甚至道听途说的歪曲和批判。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强调:“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他强调说:“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这是归纳总结了我国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重要结论,是发展我国科技现代化事业的不竭动力。

综上所述,儒家文化不仅是我国古代社会发展的思想动力,也对我国当代科技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当然,儒家文化精神中还有一些保守、 落后的思想内容,诸如宗族观念、任人唯亲、特权思想、家长统治等。我们应当对传统的儒家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糠,将其中的精髓部分融入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文化精神,继续为我国科技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步提供精神食粮。同时,我们要提升和发展儒家文化的积极因素,消解儒家文化的消极因素,使之在当今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为此,我们应当鼓励和吸引一流人才投身于我国当代的科技现代化事业当中;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样才能坚定广大国民的信念,更有效地激发他们致力于我国科技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热情,从而使儒家文化的积极因素更好地发扬光大,促进我国现代化科技事业的更好更快发展。

注释

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N].人民日报,2002211218(1).

当代文化论文篇(7)

企业文化对企业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调查表明,我国民企的生命周期平均不到6年,许多快速发展的民企昙花一现,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企业文化。

一、企业文化的概念和功能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对自然和社会的所有意识形态的总和,包括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政治法律制度、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等,它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反映,同时又对人类的社会活动产生重大的影响。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的具有本企业特色并为本企业的股东、管理者、员工等共同认同的价值观、信念、行为准则。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文化的一个子系统,是企业成长中一只“无形的手”,对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其功能主要表现在:(一)、增强企业凝聚力的功能。企业文化是企业组成要素中所有者(股东)、管理者、员工等共同接受的价值理念,因而,它能够把企业内各利益主体的需要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各方为了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奋斗,产生共同的归属感和集体感,减少相互间因矛盾而形成的内耗现象;(二)、提高企业绩效的功能。优秀的企业文化强调社会、企业、员工之间均衡的利益分配,员工履行职责时有明确的需求导向,同时,强调尊重、相信每一个人,凡事都以共同的价值取向为出发点。因而,从物质上和精神上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性;(三)、增强企业协调力的功能。优秀企业文化使企业在物质利益分配、价值观培养、管理决策、战略决策等方面的认识都趋于一致,在共同目标的引导下,各利益主体间信息的沟通和交流也相对平等和透明,因而相互间的信任感大大增强,矛盾、误解、隔阂等容易消除,企业的各项活动更加协调;(四)、约束企业内各方行为的功能。企业文化中对价值观、行为规范、行为准则的认同感,潜移默化地对所有者(股东)、管理者、员工等各方行为产生一种无形的约束力;(五)、塑造企业形象的功能。优秀的企业文化要求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充分体现企业的社会价值,在管理上向大众展示企业成功的管理风格、良好的经营状况、崇高的企业家精神,从而为企业塑造良好的社会形象,为企业积累巨大的无形资产。

二、我国当代民营企业文化建设的现状

企业文化是与企业与生俱来的,人们对这一文化现象的认识和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首先提出并倡导企业文化理论的是美国的管理学者,上世纪70年代起,美国经济长期陷于停滞状态,而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其产品大量冲击美国曾居于优势的市场领域,这一严峻的挑战引起美国各界的深刻反思。经过比较研究,美国学者发现成功的企业管理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日本的企业管理方法中有不少是为美国企业界所忽视的,其根本差异表现在,美国企业注重管理的硬件方面,强调理性的科学管理。日本企业则不但重视“硬”管理,更注重“软”管理,即注重企业中的文化因素。比较的结果使美国学者认识到,文化是企业管理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对于企业的成功与否具有深刻的影响。随即,美国关于企业文化的研究迅速在世界范围兴起一股企业文化热潮。

我国的企业文化研究和建设远远落后于西方成熟企业,尤其是许多民营企业,基本谈不上企业文化建设,主要存在的问题有:

1.缺乏对企业文化的认识。我国民营企业的成长历史仅20余年,基本还处于一种粗放经营的状态,他们认为在企业创业初期,主要精力应放在产品开发、市场开拓、资金运作上,企业文化建设是进入成熟期后才需考虑的问题,是大企业的专利,民营企业没能力也没必要进行文化建设。还有的认为搞企业文化建设就要花钱,把企业文化看作一种锦上添花的东西,没有认识到其作为一种新型管理理论的价值和作用。

2.企业文化建设简单化,片面化。许多民营企业片面地理解为整几份材料,提几条口号,搞一两次文体活动,邀请培训机构老师作一场讲座,给员工一次外出旅游活动,出几期黑板报等就是企业文化建设。其实,这是对企业文化的简单化和片面化理解,上述的一些活动,仅仅是企业文化的表层部分或称之为“文化活动”,如果企业缺乏统一的思想指导,没有形成契合时代要求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并在经营过程中渗入到每个员工和所有者(股东)的内心,最终形成具有企业特色的产品观、服务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等共同的理念,所谓的文化建设只能是流于形式。

3.把广告宣传当成企业文化。许多民营企业认为把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及企业形象套上一、两句时髦的广告用语,在电视上播放,就是企业文化。

4.家族色彩浓厚,企业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民营企业大多是家族企业,特点是往往将其成员分为“自己人”和“外来人”,浓厚的以血缘和裙带关系为主的管理模式易淡化雇主与员工的关系,形成各自利益共同体,弱化了员工的责任感和归属感,不利于增强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团队优势无从发挥。

5.盲目效仿西方企业文化。由于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及企业文化的研究和管理领先于我国,许多民企认为只要引进国外先进的企业文化就可解决问题,甚至有人专门拿西文的企业文化与国内传统企业文化相比较,从中指出传统文化的缺点和弊端,进而对其进行否定和抛弃。事实上,企业文化是基于民族文化的根基之上,任何先进的企业文化如果不能与当地文化相结合,它就会水土不服,结果只能以失败告终。

三、传统文化与民企文化如何融合

1.中西方企业文化的差异

文化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其生存环境、发展环境、地理环境、历史成因、民族构成等因素的不同,必然产生不同的文化现象。而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个子系统,相应地,不同国家和地区或民族,其企业文化也就不同。

西方企业文化是在近代工业文明的大背景下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根本出发点就是把企业和个人看成一个纯粹的“经济人”,“经济人”都有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因此,西方企业文化的第一个特点是强调企业利益的最大化;“经济人”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可能会损害社会其他主体的利益,因而强调规则,所有“经济人”应在统一规则下实现自身的目标,注重制度、规则或契约是西方企业文化的第二个特点;西方企业文化的第三个特点是强调竞争,竞争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资源的有效配置是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保证,竞争导致优胜劣汰,是没有人情的,而所谓的人情是其他范畴的事情。因此,西方企业文化的最大特点即是利益文化、制度(规则或契约)文化、竞争文化。

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是一种“和”的文化,有时被认为是一种“中庸”文化,如“天人合一”、“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等。体现在思想的差异上,西方文化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是天经地义的,而中国文化则强调要“重义轻利”。西方文化强调以“制度为本”,一切要服从制度,以制度约束人,而中国文化则强调“以人为本”,以情动人、以情感人,讲究人情。西方文化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法则,中国文化则认为要“仁爱”治人,以“和”对待竞争对手。体现在行为方式上,西方文化在经济往来中直面利益,不同主体间主要以利益为纽带而结合,而中国文化除讲利益关系外,很大程度上渗入情感的结合,讲究人际圈;西方文化处理利益矛盾时往往对事不对人,更多依靠合约或诉讼解决争议,中国文化则更多“看人处事”,认为“退一步海阔天空”,不到万不得已是羞于在法庭上见的。西方文化勇于面对竞争,竞争中的成败,被认为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现象,而中国人,尤其是有一定成就的人士,一旦在竞争中失败,则认为是很丢脸面的事情。

既然中西方文化有如此大的差异,作为成长在中国土壤的民营企业,可否完全照搬当前盛行的西方企业文化呢?答案是否定的。橘在淮南为橘,到了淮北则为枳,口味坏得不可入口。有证据表明,现在全球合资企业是最难经营的企业,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价值观的差异和文化冲突,如中法合资的广州标志汽车公司因中外双方的文化差异,合资不过几年就宣告解散。美国许多著名的咨询公司在中国国内吃不开,弄坏了好几个案例,并不是人家的东西“不好”,而是不适合中国企业的缘故。

2.传统文化与民企文化的融合

我国传统文化强调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儒家反复告诫人们要摆正“义”与“利”的关系,要使个人的行为与仁义、道德、道义相符。孔子说:“君子明得大义,小人只懂财利”《论语・礼仁》,老子强调“无为而治”,等。这些思想表面上看,与当代西方主流企业文化是相冲突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矛盾的。实则不然,企业构成要素中除了资本、技术等物质的东西外,决定一个企业兴衰的根本是人,资本的运作靠人,技术的掌握和使用在人,生产要素的配置取决于人。我国传统思想中“和”的理念,“以人为本”的精神,不仅契合了世间万物发展的要求,也是所有社会活动必须遵从的最终法则,通过“和”,达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超越任何西方文化的人类最高思想境界。德治、仁爱、礼让等思想,并没有否定个人利益、社会竞争和社会法则,而是对以“功利”为导向,以“契约”管理为手段,以“竞争”促发展文化的一种修正和补充。

近年来,随着世界能源、环境危机不断加剧,“9.11事件”的爆发等,说明西方原有的唯我发展观、唯物质观、唯制度观已存在许多与社会趋势不相适应的地方,中国传统思想越来越受重视。目前日本不少企业把《论语》作为日本工商企业的“圣经”,把其中的思想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根本方针。被尊为“日本工业之父” 的涩泽荣在其所著的《实践论语》一书中坦言:“我的经营中虽饱含着辛苦和惨淡,但是由于常遵孔子之教,据《论语》之旨,故使经营获得了成功”。松下公司在其商业干部学校中,把儒家经典作为商业道德课的教材。韩国学者安炳周认为,儒家思想对韩国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他说:“儒家思想对防止现代化发展中产生的私欲、利己主义等不良倾向和社会思想的堕落,可以起到调节作用。因为在价值观方面,儒家文化倡导为别人作牺牲和忘我精神是受到普遍尊重和赞扬的良风美德,这些传统思想正是西方所没有的” 。美国学者彼得?伯格认为“儒家文化展现出了经济的动力”。1988年1月,世界诺贝尔奖得主法国巴黎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宣言中指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目前,西方对东方文化非常器重,认为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

那么,中国传统思想如何与当代民企业文化结合呢?这在国内有许多成功的案例,下面以我国厦门经济特区一家民营建筑企业――厦门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的成长历程为例,论证传统文化思想与当代民企文化的成功融合。

厦门建安集团的前身是一家成立于1974年的小型乡镇建筑企业,到1994年时,这家仅有临时四级资质的小企业因无法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陷入内无资金和技术,外无市场的困境,企业多次被主管部门停业整顿,员工半年发不上一分钱的工资。在这种情况下,上级领导希望公司现任董事长孙吉龙接手担当活企增效的重任。经过孙吉龙的努力,企业当年扭亏。1998年按上级政府要求实行民营改制,2000年公司组建为厦门建安集团,成为厦门市第一家晋升国家一级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的民营企业,2005年成为厦门市第一家获省级著名商标的建筑企业。如今,公司已成为以建筑工程施工为主,建材生产、房地产开发、园林绿化、实业投资并举的现代化企业,年产值突破15亿元,晋升福建民营建筑20强、厦门企业100强、厦门市重点民营企业和当地纳税大户行列,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居福建省行业领先水平。

为什么建安集团能在10余年的时间从一家濒临破产的小企业发展成为厦门市建筑行业的领军企业呢?董事长孙吉龙说:“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秉承中华传统思想的优秀企业文化”。

四、建安集团企业文化整合

建安集团的企业文化建设从一开始就深深地植根于我国传统文化,其基本思想是以“创建安品牌,做百年企业”为目标,倡导企业与社会、企业与员工、企业责任和社会责任三者的统一,构建以“和谐”为本的企业文化。

1.树立正确的利润观,强调企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和谐。

孔子要求“君子义以为上”,要求个人的作为必须符合社会道德规范。其实企业利益的实现也是不能违背社会道义的,恰恰是通过对社会的贡献才能体现企业的价值,违背社会道义的企业终将被公众、市场所抛弃,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是统一的。那么,创办和经营企业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利润最大化目标在企业长期经营过程中是否始终处于首要地位?当利润目标与社会目标冲突时,企业如何处理?美国著名的兰德公司通过对世界500家大公司的调查,发现百年不衰的企业具有的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树立了超越利润的社会目标,不以利润为惟一追求目标。建安集团很早就树立了企业利润必须服从社会目标的思想,强调企业必须有“利”,但“利”必须取之有“道”,企业若仅顾己利,而损社会之大利,则必不长久。为了表达对社会大利的责任,公司1996年就提出了“创建安品牌,做百年企业”的远大目标。当时在办理企业变更注册登记时,公司向当地工商局提出申请注册经营期限为100年,当时经办人从未遇到这样的先例,感到十分惊诧,经过请示后准许经营期限为50年。这件事说明了管理者要把企业当作一项长远事业来经营的精神。

为实现百年企业的目标,建安集团把“质量第一,安全第一”、“先奉献,后索取”、“做事讲信用,做人讲良心”等准则贯穿于经营的每一个环节。体现在企业行为上:建安集团强调决不为短期利益做偷工减料的“豆腐渣工程”,十几年始终保持竣工工程一次交验合格率100%,优良工程合同履约率达100%;建筑行业是高危行业,建安集团非常注重安全制度和安全文化建设,十几年安全生产达标率始终保持100%;在与客户的经济往来中,坚守不骗、不瞒、互利共赢的原则,连续12年被评为厦门市“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讲质量、重安全、守信誉,成为企业赢得客户的最大源泉。

2.以人为本,强调企业与员工的和谐

企业的发展要靠企业中每一个人的努力,因此将企业的发展与个人的成功和谐的统一起来,充分开发人力资源,是考察企业文化、企业价值观是否符合现代企业管理的科学性和先进性的重要方面。长期以来,建安集团始终把员工作为企业的第一财富,形成了完善的员工分配、激励、培训、提升机制。甚至对农民工的管理,公司也是无微不至。建筑行业是农民工最集中的行业,又是最艰苦的行业,公司董事长孙吉龙常说:“欠建筑工人的血汗钱,天理难容”。十几年来,公司从未拖欠过农民工一分钱的工资,这在业界是非常少见的。遇建设方工程款拨付不及时,公司都无条件先行垫付农民工工资,如,1998年春节临近时,公司承建的某房地产项目因业主资金困难无法按时拨付工程款,而公司本身资金又很紧张,面对焦急等待领钱回家过年的一大批农民工,公司董事长孙吉龙果断决定,向银行贷款50万元用来发放工资。“以人为本”的文化凝聚了员工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的赤诚之心。近年来,许多企业面临的“用工荒”问题,而建安集团却从未遇到过。

3.树立尽孝报恩理念,强调企业责任与社会责任的和谐。

“君子施恩不图报,知恩不报是小人”,“受人滴水之恩,他日当涌泉相报”,这些都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理念。

建安集团把感恩文化作为企业文化的核心内涵之一,董事长孙吉龙常说“没有父母,哪有我们,没有师长,我们就不懂‘礼义’和‘道理’,没有祖国,我们就没有和平安定的环境,没有人民,我们的衣食住行从哪来?所以,我们要懂得报恩,报父母之恩、师长之恩、祖国之恩、人民之恩”。企业发展了,个人富裕了,但孙吉龙从不忘却“俭”、“朴”之风,上班走路,出门坐班车,永远只抽三、四元的牡丹烟。但其个人和公司对社会慈善公益事业却从不吝啬,每年公司用于这方面的支出费用都在企业利润的10%以上,累计捐款已达一千多万元,还在全国各地资助贫困学生近500人。为了把公司对社会公益事业不定期、不定项的日常捐助行为,提升为一项专门事业,2007年公司还专门设立了福建省建设系统和厦门市第一家由企业发起的、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专业慈善机构――厦门建安慈善基金会。在公司感恩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员工自觉地形成了“我为公司服务,公司为社会服务,我们都在为社会服务”的理念和自豪感。5.12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不用通知,不用发动,5月13日公司总部大门口就自觉地排起了为灾区同胞献爱心的捐款长龙,跟着前来捐款的还有许多员工家中年迈的老人和尚未成年的小孩,5月23日公司组建援建灾区小分队时,因报名人数太多而只好采取抽签的方式。文化把一颗颗感恩的心凝在了一起。

厦门建安集团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企业文化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这就是企业文化的魅力。一个企业只有突出自身特色,建设一种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企业文化,才能具备强大的凝聚力和发展力。

参考文献:

[1]张一青孙春晓:民营企业文化与竞争力[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黄津孚:现代企业管理原理[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出版社,2002

[3]张运芳:最新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实用手册[M].长春:吉林音像出版社,2003

当代文化论文篇(8)

企业文化对企业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调查表明,我国民企的生命周期平均不到6年,许多快速发展的民企昙花一现,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企业文化。

一、企业文化的概念和功能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对自然和社会的所有意识形态的总和,包括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政治法律制度、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等,它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反映,同时又对人类的社会活动产生重大的影响。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的具有本企业特色并为本企业的股东、管理者、员工等共同认同的价值观、信念、行为准则。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文化的一个子系统,是企业成长中一只“无形的手”,对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其功能主要表现在:(一)、增强企业凝聚力的功能。企业文化是企业组成要素中所有者(股东)、管理者、员工等共同接受的价值理念,因而,它能够把企业内各利益主体的需要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各方为了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奋斗,产生共同的归属感和集体感,减少相互间因矛盾而形成的内耗现象;(二)、提高企业绩效的功能。优秀的企业文化强调社会、企业、员工之间均衡的利益分配,员工履行职责时有明确的需求导向,同时,强调尊重、相信每一个人,凡事都以共同的价值取向为出发点。因而,从物质上和精神上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性;(三)、增强企业协调力的功能。优秀企业文化使企业在物质利益分配、价值观培养、管理决策、战略决策等方面的认识都趋于一致,在共同目标的引导下,各利益主体间信息的沟通和交流也相对平等和透明,因而相互间的信任感大大增强,矛盾、误解、隔阂等容易消除,企业的各项活动更加协调;(四)、约束企业内各方行为的功能。企业文化中对价值观、行为规范、行为准则的认同感,潜移默化地对所有者(股东)、管理者、员工等各方行为产生一种无形的约束力;(五)、塑造企业形象的功能。优秀的企业文化要求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充分体现企业的社会价值,在管理上向大众展示企业成功的管理风格、良好的经营状况、崇高的企业家精神,从而为企业塑造良好的社会形象,为企业积累巨大的无形资产。

二、我国当代民营企业文化建设的现状

企业文化是与企业与生俱来的,人们对这一文化现象的认识和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首先提出并倡导企业文化理论的是美国的管理学者,上世纪70年代起,美国经济长期陷于停滞状态,而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其产品大量冲击美国曾居于优势的市场领域,这一严峻的挑战引起美国各界的深刻反思。经过比较研究,美国学者发现成功的企业管理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日本的企业管理方法中有不少是为美国企业界所忽视的,其根本差异表现在,美国企业注重管理的硬件方面,强调理性的科学管理。日本企业则不但重视“硬”管理,更注重“软”管理,即注重企业中的文化因素。比较的结果使美国学者认识到,文化是企业管理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对于企业的成功与否具有深刻的影响。随即,美国关于企业文化的研究迅速在世界范围兴起一股企业文化热潮。

我国的企业文化研究和建设远远落后于西方成熟企业,尤其是许多民营企业,基本谈不上企业文化建设,主要存在的问题有:

1.缺乏对企业文化的认识。我国民营企业的成长历史仅20余年,基本还处于一种粗放经营的状态,他们认为在企业创业初期,主要精力应放在产品开发、市场开拓、资金运作上,企业文化建设是进入成熟期后才需考虑的问题,是大企业的专利,民营企业没能力也没必要进行文化建设。还有的认为搞企业文化建设就要花钱,把企业文化看作一种锦上添花的东西,没有认识到其作为一种新型管理理论的价值和作用。

2.企业文化建设简单化,片面化。许多民营企业片面地理解为整几份材料,提几条口号,搞一两次文体活动,邀请培训机构老师作一场讲座,给员工一次外出旅游活动,出几期黑板报等就是企业文化建设。其实,这是对企业文化的简单化和片面化理解,上述的一些活动,仅仅是企业文化的表层部分或称之为“文化活动”,如果企业缺乏统一的思想指导,没有形成契合时代要求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并在经营过程中渗入到每个员工和所有者(股东)的内心,最终形成具有企业特色的产品观、服务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等共同的理念,所谓的文化建设只能是流于形式。

3.把广告宣传当成企业文化。许多民营企业认为把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及企业形象套上一、两句时髦的广告用语,在电视上播放,就是企业文化。

4.家族色彩浓厚,企业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民营企业大多是家族企业,特点是往往将其成员分为“自己人”和“外来人”,浓厚的以血缘和裙带关系为主的管理模式易淡化雇主与员工的关系,形成各自利益共同体,弱化了员工的责任感和归属感,不利于增强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团队优势无从发挥。

5.盲目效仿西方企业文化。由于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及企业文化的研究和管理领先于我国,许多民企认为只要引进国外先进的企业文化就可解决问题,甚至有人专门拿西文的企业文化与国内传统企业文化相比较,从中指出传统文化的缺点和弊端,进而对其进行否定和抛弃。事实上,企业文化是基于民族文化的根基之上,任何先进的企业文化如果不能与当地文化相结合,它就会水土不服,结果只能以失败告终。

三、传统文化与民企文化如何融合

1.中西方企业文化的差异

文化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其生存环境、发展环境、地理环境、历史成因、民族构成等因素的不同,必然产生不同的文化现象。而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个子系统,相应地,不同国家和地区或民族,其企业文化也就不同。

西方企业文化是在近代工业文明的大背景下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根本出发点就是把企业和个人看成一个纯粹的“经济人”,“经济人”都有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因此,西方企业文化的第一个特点是强调企业利益的最大化;“经济人”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可能会损害社会其他主体的利益,因而强调规则,所有“经济人”应在统一规则下实现自身的目标,注重制度、规则或契约是西方企业文化的第二个特点;西方企业文化的第三个特点是强调竞争,竞争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资源的有效配置是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保证,竞争导致优胜劣汰,是没有人情的,而所谓的人情是其他范畴的事情。因此,西方企业文化的最大特点即是利益文化、制度(规则或契约)文化、竞争文化。

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是一种“和”的文化,有时被认为是一种“中庸”文化,如“天人合一”、“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等。体现在思想的差异上,西方文化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是天经地义的,而中国文化则强调要“重义轻利”。西方文化强调以“制度为本”,一切要服从制度,以制度约束人,而中国文化则强调“以人为本”,以情动人、以情感人,讲究人情。西方文化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法则,中国文化则认为要“仁爱”治人,以“和”对待竞争对手。体现在行为方式上,西方文化在经济往来中直面利益,不同主体间主要以利益为纽带而结合,而中国文化除讲利益关系外,很大程度上渗入情感的结合,讲究人际圈;西方文化处理利益矛盾时往往对事不对人,更多依靠合约或诉讼解决争议,中国文化则更多“看人处事”,认为“退一步海阔天空”,不到万不得已是羞于在法庭上见的。西方文化勇于面对竞争,竞争中的成败,被认为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现象,而中国人,尤其是有一定成就的人士,一旦在竞争中失败,则认为是很丢脸面的事情。

既然中西方文化有如此大的差异,作为成长在中国土壤的民营企业,可否完全照搬当前盛行的西方企业文化呢?答案是否定的。橘在淮南为橘,到了淮北则为枳,口味坏得不可入口。有证据表明,现在全球合资企业是最难经营的企业,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价值观的差异和文化冲突,如中法合资的广州标志汽车公司因中外双方的文化差异,合资不过几年就宣告解散。美国许多著名的咨询公司在中国国内吃不开,弄坏了好几个案例,并不是人家的东西“不好”,而是不适合中国企业的缘故。

2.传统文化与民企文化的融合

我国传统文化强调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儒家反复告诫人们要摆正“义”与“利”的关系,要使个人的行为与仁义、道德、道义相符。孔子说:“君子明得大义,小人只懂财利”《论语·礼仁》,老子强调“无为而治”,等。这些思想表面上看,与当代西方主流企业文化是相冲突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矛盾的。实则不然,企业构成要素中除了资本、技术等物质的东西外,决定一个企业兴衰的根本是人,资本的运作靠人,技术的掌握和使用在人,生产要素的配置取决于人。我国传统思想中“和”的理念,“以人为本”的精神,不仅契合了世间万物发展的要求,也是所有社会活动必须遵从的最终法则,通过“和”,达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超越任何西方文化的人类最高思想境界。德治、仁爱、礼让等思想,并没有否定个人利益、社会竞争和社会法则,而是对以“功利”为导向,以“契约”管理为手段,以“竞争”促发展文化的一种修正和补充。

近年来,随着世界能源、环境危机不断加剧,“9.11事件”的爆发等,说明西方原有的唯我发展观、唯物质观、唯制度观已存在许多与社会趋势不相适应的地方,中国传统思想越来越受重视。目前日本不少企业把《论语》作为日本工商企业的“圣经”,把其中的思想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根本方针。被尊为“日本工业之父” 的涩泽荣在其所著的《实践论语》一书中坦言:“我的经营中虽饱含着辛苦和惨淡,但是由于常遵孔子之教,据《论语》之旨,故使经营获得了成功”。松下公司在其商业干部学校中,把儒家经典作为商业道德课的教材。韩国学者安炳周认为,儒家思想对韩国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他说:“儒家思想对防止现代化发展中产生的私欲、利己主义等不良倾向和社会思想的堕落,可以起到调节作用。因为在价值观方面,儒家文化倡导为别人作牺牲和忘我精神是受到普遍尊重和赞扬的良风美德,这些传统思想正是西方所没有的” 。美国学者彼得?伯格认为“儒家文化展现出了经济的动力”。1988年1月,世界诺贝尔奖得主法国巴黎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宣言中指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目前,西方对东方文化非常器重,认为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

那么,中国传统思想如何与当代民企业文化结合呢?这在国内有许多成功的案例,下面以我国厦门经济特区一家民营建筑企业——厦门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的成长历程为例,论证传统文化思想与当代民企文化的成功融合。

厦门建安集团的前身是一家成立于1974年的小型乡镇建筑企业,到1994年时,这家仅有临时四级资质的小企业因无法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陷入内无资金和技术,外无市场的困境,企业多次被主管部门停业整顿,员工半年发不上一分钱的工资。在这种情况下,上级领导希望公司现任董事长孙吉龙接手担当活企增效的重任。经过孙吉龙的努力,企业当年扭亏。1998年按上级政府要求实行民营改制,2000年公司组建为厦门建安集团,成为厦门市第一家晋升国家一级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的民营企业,2005年成为厦门市第一家获省级著名商标的建筑企业。如今,公司已成为以建筑工程施工为主,建材生产、房地产开发、园林绿化、实业投资并举的现代化企业,年产值突破15亿元,晋升福建民营建筑20强、厦门企业100强、厦门市重点民营企业和当地纳税大户行列,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居福建省行业领先水平。

为什么建安集团能在10余年的时间从一家濒临破产的小企业发展成为厦门市建筑行业的领军企业呢?董事长孙吉龙说:“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秉承中华传统思想的优秀企业文化”。

四、建安集团企业文化整合

建安集团的企业文化建设从一开始就深深地植根于我国传统文化,其基本思想是以“创建安品牌,做百年企业”为目标,倡导企业与社会、企业与员工、企业责任和社会责任三者的统一,构建以“和谐”为本的企业文化。

1.树立正确的利润观,强调企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和谐。

孔子要求“君子义以为上”,要求个人的作为必须符合社会道德规范。其实企业利益的实现也是不能违背社会道义的,恰恰是通过对社会的贡献才能体现企业的价值,违背社会道义的企业终将被公众、市场所抛弃,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是统一的。那么,创办和经营企业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利润最大化目标在企业长期经营过程中是否始终处于首要地位?当利润目标与社会目标冲突时,企业如何处理?美国著名的兰德公司通过对世界500家大公司的调查,发现百年不衰的企业具有的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树立了超越利润的社会目标,不以利润为惟一追求目标。建安集团很早就树立了企业利润必须服从社会目标的思想,强调企业必须有“利”,但“利”必须取之有“道”,企业若仅顾己利,而损社会之大利,则必不长久。为了表达对社会大利的责任,公司1996年就提出了“创建安品牌,做百年企业”的远大目标。当时在办理企业变更注册登记时,公司向当地工商局提出申请注册经营期限为100年,当时经办人从未遇到这样的先例,感到十分惊诧,经过请示后准许经营期限为50年。这件事说明了管理者要把企业当作一项长远事业来经营的精神。

为实现百年企业的目标,建安集团把“质量第一,安全第一”、“先奉献,后索取”、“做事讲信用,做人讲良心”等准则贯穿于经营的每一个环节。体现在企业行为上:建安集团强调决不为短期利益做偷工减料的“豆腐渣工程”,十几年始终保持竣工工程一次交验合格率100%,优良工程合同履约率达100%;建筑行业是高危行业,建安集团非常注重安全制度和安全文化建设,十几年安全生产达标率始终保持100%;在与客户的经济往来中,坚守不骗、不瞒、互利共赢的原则,连续12年被评为厦门市“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讲质量、重安全、守信誉,成为企业赢得客户的最大源泉。

2.以人为本,强调企业与员工的和谐

企业的发展要靠企业中每一个人的努力,因此将企业的发展与个人的成功和谐的统一起来,充分开发人力资源,是考察企业文化、企业价值观是否符合现代企业管理的科学性和先进性的重要方面。长期以来,建安集团始终把员工作为企业的第一财富,形成了完善的员工分配、激励、培训、提升机制。甚至对农民工的管理,公司也是无微不至。建筑行业是农民工最集中的行业,又是最艰苦的行业,公司董事长孙吉龙常说:“欠建筑工人的血汗钱,天理难容”。十几年来,公司从未拖欠过农民工一分钱的工资,这在业界是非常少见的。遇建设方工程款拨付不及时,公司都无条件先行垫付农民工工资,如,1998年春节临近时,公司承建的某房地产项目因业主资金困难无法按时拨付工程款,而公司本身资金又很紧张,面对焦急等待领钱回家过年的一大批农民工,公司董事长孙吉龙果断决定,向银行贷款50万元用来发放工资。“以人为本”的文化凝聚了员工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的赤诚之心。近年来,许多企业面临的“用工荒”问题,而建安集团却从未遇到过。

3.树立尽孝报恩理念,强调企业责任与社会责任的和谐。

当代文化论文篇(9)

二、民间文化的渗入

民间文化与正统文化是文化的两个组成部分,正统文化是国家统治者所倡导的一种文化,在文化中占有主导的地位。而民间文化则不同,它是在民间流传的文化,具有一定的民族性,受社会统治阶级的影响小,更多地反映了民众的心声。民间文化的特征主要有两个,第一,它的形式比较散,不同地区的形式是不同的,给集中管理造成了一定的难度。第二,它的灵活性较好,在社会风俗有所改变的情况下,民间的文化也会因而出现改变,最后它们还有驳杂性,往往出现相异的言论,不能做到实际上的一致,对于一个问题,不同地域的居民都会有着不同的文化见解。但尽管是这样,民间文化却仍然具有一种贴近人心的长处,它能够很好地体现出民众的生活习俗,是属于大众化地现代文学创作,内容贴进人们的生活,因此虽历经多个朝代而能被继承下来。在许多现代的武侠小说中,都融进了民间文化信息,这十分有利于民间文化的传承和推进。

当代文化论文篇(10)

2意识形态对当代文学的规约

2.1“榜样”的力量

一提到榜样,人们很自然的就会想起雷锋同志,想起“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可以说雷锋同志是所有中国人的道德楷模,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这一点是不容质疑的。而在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同样也有“雷锋式”的好榜样,榜样是如何产生并树立起来的呢?让我们先踅回当代文学的原点,可以说中国的当代文学始于20世纪40年代初的延安革命文艺,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奠定了中国新文艺的发展方向,从文学的政治性,文学服务的对象等方面规范了文学的时代使命,在《讲话》精神的指导下,解放区文学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都出现了崭新的容貌。特别是赵树理的小说创作因其鲜明的时代政治性以及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而成为文学创作上的“榜样”,文艺界权威人士对“榜样”如是评价:“是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进而,向榜样学习的活动马上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了,号召所有的边区文艺工作者向他“学习”、“看齐”,可以说是政治的需要造成了文学创作上“榜样”的产生,在那个年代政治压倒了一切,也掩盖了一切,文学的规律性和多样性自然不算什么,只要文学作品能很好的服务于政治就有可能成为“榜样式”的作品。而所谓的向“榜样”看齐其本质上就是向“政治”看齐。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正式的将的《讲话》精神确立为和平时期文艺运动的共同纲领,进而将解放区的文艺路线推广至全国,榜样仍在不断树立中,《红旗谱》、《创业史》等小说及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等等,这些作品都因其突出地表现了“时代风气”及“民族气派”而成为同时期文学创作中的“榜样”,在“榜样”的感召下,大批的文艺工作者们都积极的投身于向“榜样”学习的文学创作中,这样一来大量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趋同的文艺作品诞生了,比如说红色文学、政治抒情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然而,并非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能创作“榜样式”的作品,对于政治主流之外的“另类”作品,批评界及时并很有力度的对其进行批判和清算,比如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等等,在第一次文代会的一年以后,文艺整风及各种批判运动不断上演并且一切都进行的顺理成章,因为在第一次文代会将具有政治色彩的《讲话》精神推为文艺权威的同时就将这种批判政治化、合法化、规范化了。在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政治意识形态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控制、规范着文学的发展,对于那些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作品马上树立为“榜样”,并号召向之看齐,反之对于那些偏离意识形态要求的作品则加以严厉的批判和否定,这样一来,文学创作的个性被完全扼杀,文艺工作者们带着“镣铐”进行创作,文学的多样性成为梦幻,从而使50~70年代的当代文学走上了一体化的道路。面对当代文学那些近似于整齐划一的文学文本,我们不得不感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2.2行业的垄断

在当代,作家协会是唯一的作家组织机构,作家协会从产生之日起就已然异化为准官僚机构,可以说,这是一种潜在的“行业垄断”。作家进入到作协,通常有两种情况,大部分的作家进行专业写作,一小部分人担任文学刊物的编辑,而几乎所有作家都把自己的“户口”也迁到了作协,这就意味着作协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作单位,还是作家们在社会上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本。可以说所有的作家都在组织的掌握安排之中。在建国之初,就有几位“另类”作家(胡风、沈从文等人)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没能进入官方的法眼,没有被政府认可、安排,于是连起码的写作安全感都无法确立。这么看来,作家等于是被政府“养”起来了,被“养起来”的作家马上就会失去自由说话的能力,作协作为知识者专业组织应具有的独立性已经明显丧失,对于这种意识形态对作协的控制、垄断,一些有识之士也曾提出大胆的质疑,吴祖光曾指出“就文学艺术的角度看来,以为组织力量的空前庞大使个人的力量相对地减少了。假如是这样,对于文艺工作者的领导又有什么必要呢?谁能告诉我,过去是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莫里哀?”这种声音是积极而又可贵的,然而面对意识形态所构建的牢不可破的体制,又能如何呢?美国总统杰斐逊曾说“:出版自由比言论自由更重要,通往真理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出版自由。”伟大的导师马克思也曾强调:“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出版自由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然而当时的中国,意识形态把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作为一切工作的首要目标,一切都要为政治服务,出版自由作为其中一部分也被无情的牺牲了,早在1942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发出《关于统一延安出版工作的通知》,统一出版的体制从战时一直沿袭下来,1954年“出版自由”作为公民的权利被庄严地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但近半个世纪之后并无一部出版法将出版自由作出具体规定,更甚的是到了后来所有的出版物都被简单地划分为“香花”和“毒草”两大类了。可以说写作和出版是文学这一行业最为重要的两个环节了,然而这两种自由完全被意识形态所控制、管理,文学这一行业被意识形态粗暴地垄断,陷入了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失去了多元化发展的可能性。

2.3评价的权威性

文学批评从本质上讲,本应是一种艺术审美活动,别林斯基认为“批评家应当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这篇作品是优美的吗?这个作者是诗人吗?”普希金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认为文艺批评“是揭示文学艺术作品的和缺点的学科,它是以充分理解艺术家或作家在自己作品中所遵循的规则,深刻研究典范的作用和积极观察当代突出的现象为基础的。”普希金要求批评家保持“对艺术纯洁的爱”,“哪里没有对艺术的爱,哪里就没有批评……努力爱艺术家,发现他创作中的美吧!”然而别林斯基和普希金对文艺批评的论述我们也许只能从鲁迅、李健吾等人的文字中去印证了,当文学从属于政治时这种要求就显得尤为奢侈了,在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批评中,专业性的批评和非专业性的、政治的干预相互交错,很难加以区分,一些文学批评家本身又担任政治职务,这样暧昧的身份也使文学批评变得更加复杂,更重要的是对文学批评起决定性作用的往往不是这些文艺专家,特别是在涉及到一些重大问题时或是出现某些问题争议时,最终决定权掌握在政治权力拥有者手中,而这种评价(政治权力拥有者的评价)是绝对权威的,只要他们发表一下看法,问题就定性了,根本没有再讨论或商量的余地,剩下的问题就是在文艺界如何具体的贯彻了。这种权威的评价对许多文学作品的高低正误进行了一种近似于暴力的批判,比如对电影《武训传》、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戏剧《海瑞罢官》等等,这些都能反映当时文艺批评界的真实情况,这种批判发展下去差不多已经变成一种政治行为了,诗意的感觉和对文艺作品中美的强大感受力在这时也显得毫无意义,当然更谈不上爱艺术和爱艺术家了。可以说意识形态控制下的文学评价机制以其最有效也是最粗暴的方式引导当代文学走上了“一体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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