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论文篇（1）

“一提到民间艺术，很多人立即会想到各种各样的民间工艺制作。”的确，较之其它层面的艺术活动，民间艺术具有更为明显的物化特征。民间艺术是艺术的审美形式与实用工艺相融合的产物，是劳动者自己，而非专业美术工作者创造的在乡村城镇中广为流传的艺术，它寄托了民众的美好理想和心愿，它在人们的生活当中无处不见。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在自己身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观念和艺术形式。民间艺术的审美形态和形式种类非常地丰富多彩，其文化内涵丰厚，他的许多造型、图式可以上溯到华夏民族的起源与中国文明的源头。民间艺术按照材料工艺分类有：雕塑、绘画、刺绣、印染、编织、金属工艺、漆艺、陶瓷、木版年画、剪纸等。按照使用功能分类有：家具、建筑、服装、环境装饰、节令用品、玩具、文房四宝等。

（二）民间文化中保留着大量原始成分

讨论民间艺术，不能不谈原始艺术。民间艺术的源头与母体，无疑是原始艺术，直到现在，很多偏远地区相对闭塞的少数民族中，具有他们民族特色的民间艺术仍保持着较浓的本民族原始艺术风貌。从人类出现早期包含了强烈生存欲望而由现实生活方式中产生的原始装饰艺术，自身具有顽强的历史时代特征，从产物上来说是名副其实的原生状态民间装饰艺术，同时它本身一直延续影响着今天的民间艺术，因此，我们现在依然能够或隐或现、或淡或浓地看到从原始艺术中承袭着的文化思想、民族情感、审美标准、艺术形式等，甚至还有为数不少的具体图形和艺术词汇。这一特点与人类社会发展中其他社会层面发展变化时所表现出来的较为鲜明的断代性颇有不同。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陕西安塞一带民间剪纸中将大块平面纸张刻剪成线条后形成的蛙形象与新石器时代彩绘陶器上所描绘的蛙形象在造型方面非常近似；还有陕西民间刺绣如“双鱼连生贵子图”的图制与在半坡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彩绘陶器上所绘“双鱼生人图”也有着显而易见的沿袭特征。他们都是原始艺术中出现的富有象征意味的图示和词汇。在民间艺术中，我们可以鲜明地感受到原始艺术。

二、民间艺术对当代绘画的影响

在美术史中，各个民族的传统艺术元素都或多或少地被传承了下来，并且很多被运用到了当代艺术创作当中，以下就是说明国内外民间艺术对当代绘画的一些影响。

（一）西方当代绘画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当代绘画与民间艺术相融合出现新的表现形式，无论是当代绘画还是民间艺术都得到了新的升华。在当代西方社会充斥着各种非理性思潮、革新思潮、反叛工业文明及现代主义思潮、颓废与虚无的思潮、反抗资本主义体制的思潮、怀旧即传统回归的思潮，这些新旧思想相互碰撞、相互融合，构成了当代艺术五光十色、令人眼花缭乱的拼版图，成为当代或后现代西方文化艺术新的重要绘画艺术创作思想。其中传统回归也是其特点之一，对现代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使很多人重新认识传统文化。文丘里是视觉艺术领域早期突出的代表之一，认为建筑师应当是“保持传统的专家”。他提出了“对艺术家来说，创新可能就意味着到旧的或现存的东西中挑挑拣拣”的大胆观点。文丘里以非理性的态度坚持和继承性地应用传统，他提出在当代保持传统的做法应该是“利用传统和适当引进新的部件组成独特的总体”和“通过非传统的方法组合传统部件”。在文丘里、霍莱因、斯特林等后现代主义建筑师的作品中，出自古希腊、古罗马、文艺复兴等历史时期的建筑部件和符号被大量挪用，并且进行了颠倒、转换、异变等方式的重新构合，利用这些传统元素融合新的技术使其产生了新的意义。具象回归是20世纪60、70年代以后西方架上绘画艺术创作的重要倾向之一，其保持和挪用传统的方式同建筑艺术极为相似。在此风格的创作中，传统的民间艺术元素被有机地分割成不同符号化的元素并分别加以应用，进行重新打破再组合和造型上的异化，而非学院式的忠实复制和虔诚模仿。在当代西方艺术特别是绘画艺术的创作中,“挪用”现象极为多样化，有的被衬托表现气氛，有的被用以强调精神或文化的联系，还有的则单纯只是一种形或思想的“戏似”。对于很多现代西方艺术家而言，在作品中引用传统元素，是审美观念趣味的轮回，也是在创作中试图寻找新的艺术语言和出路的一种方式。如高更、马蒂斯、鲁奥等人都是突出代表。高更早期的作品中虽然表现出追求形式的简化和色彩的装饰效果，但并未摆脱印象派的表现手法。之后画家多次前往法国布列塔尼的古老村庄绘画写生，对当地的自然风情、民间版画多有涉猎，之后又对东方绘画的风格感兴趣，逐渐摒弃了之前绘画中的写实表现法。高更的艺术思想总是向往着远方，喜爱具有不同民族风格和异国情调的艺术特色，他提出绘画艺术应抛弃古典文化和现代文明冲突产生的矛盾阻碍，回到最简单、最原始的基本生活方式，因此他在作品中抱着极大的生活热情真诚地描绘土著民族人物形象及他们的生活状态。《神日》是高更的代表作，作品用线条和强烈的色块组成，具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和装饰效果，整幅画面简洁、色彩强烈、活泼鲜明、富有想象力。在中国的当代艺术发展过程中，我国的绘画也将西方先进的艺术思想同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相结合，创作出了新的艺术风格。

（二）我国当代绘画运用民间文化元素

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的生命线，我国的当代绘画应当对民间文化元素进行有效的利用。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圆浑的整体，例如在历经多个时代的古城陕西，无论是目前科考已出土的周、秦、汉、唐文物，还是民间保留的风土民俗、服饰剪纸、戏曲民歌等。中国的民间艺术更富有东方高层次的艺术品质。在我国的传统民间装饰图案中，有许多恒久不变的常用主题，并越来越具有相应的世界认知度，如中国的吉祥图案龙、凤、牡丹、麒麟、鲤鱼、莲花、福字等，这些具有相同主题和意义的图案虽然会随着每个历史朝代的更替具有形象的变化，但是具有鲜明中国民族特色的表现形式及造型没有较大差异，这些具有传统民族特点的图案纹样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在绘画中，逐步形成了中国当代的艺术特点。对民间文化艺术重新认识、全面认识、并广泛重视，是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文化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撞击，使中国艺术从“现代艺术热”转向对传统文化反思后的“寻根热”，激发了人们对民间文化的空前热情。不少美术家吸收民间艺术元素，使自己的作品风格为之一变，更加具有原始味、民间味，并不断有思想独特、形式新颖的作品出现，创造出了新的艺术风格，同时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艺术家。顾黎明就是当代中国新艺术风格的代表画家之一。他以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结构的造型符号为作品构成基础，以中国民间广泛且多远的艺术词汇为作品母体，在深入进行文化思考前提的同时，对中国民间艺术的造型符号进行文化的创造性解构，开辟了中国油画后现代主义意识探索的新思路。在作品的造型上画家采用审美造型，参考民间传统造型中的创作形象，汲取中国意象造型的特征，追求似与不似之间的精确刻度把握。色彩观念方面则大胆地将当代因素、时代特征带入民间传统绘画色调，以富有文化感、历史感的情绪表达画面中每块色彩的情感倾向性，以期改变以往绘画中一旦借鉴传统中国民间年画风格即在画面中大量使用红、绿、黄、蓝等直接色和强对比色组合的简单化的表达。他创作的《门神—线版•色版》系列的文化感塑造得极为深刻。画家从山东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刻印制作过程中，由民间年画的意象表现认识民间艺术的文化内涵，从而感悟中国民间艺术工艺操作的文化内涵，领悟中国民间艺术在本质上是以操作、实用过程获取审美满足感的人文艺术。画面中传达出的高冷艺术与民间画工制作的矛盾交融，透露出历史感、文化感的灰色与民间艺术艳丽色彩的互补，使画面表现出富有极强思想性的艺术水平。

当代艺术论文篇（2）

爱美是人类的本性，人类通过观察或品尝作出比较，使感觉到的均衡、和谐、真善、生动产生好感、、美感，产生兴奋愉悦，激发人向往健康、向往生活、向往发展、向往前进。

美和丑是对立统一的审美观念，人类的审美观点是随着人类的文明史发展和升华的。在审美史的发展过程中，基本上划分为三大派系：即美是主观的；美是客观的；美是主客观的统一。美是自然的存在，人类生存在大自然的环境中，一切有利于生命的健康和精神的阳光，有利于人类的进步和发展的事物，都是美好的。大自然所给予的一切，是艺术家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审美材料。艺术美是艺术家根据这些材料进行艺术再创造所产生的美，它应该达到比自然美更美的境界，俗话说：“风景如画”“美如画”就是这层意思。

绘画作品中的美是通过作品的内容、形象、形式、功夫（即术），思想、学养、意境来体现的，同时又掺合了画家的主现意识和倾向性，所以，绘画作品的美又体现为浅层次的“表象美”、“形式美”，又包含于深层次的“内在美”、“本质美”。忠实于自然的即谓写实主义，比喻之书法，即是楷书；在自然的基础上加以升华结合浪漫的，为浪漫主义，可比作行书；此外，抽象、意象、变形、似与不似等均可比作草书、篆书，但不管是楷书、行书、草书、篆书，不具有表象美，就应具有本质美。绘画作品还有雅与俗，新与旧的区分，雅与俗、新和旧都是相对统一的，都具有时代性，艺术美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其中。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诸君莫奏前朝曲，爱听新翻杨柳枝”。新旧代谢，是事物的发展规律，天经地义，亘古不变。喜新厌旧是人的本性，但新必须是美的，而美不一定都是新的。前段时期美术界的原始风，倾向反朴归真，是越古越时尚，愈久愈新潮，原始的岩画，良渚的文化，殷周的青铜，汉代的瓦当，都是新潮者的至宝；敦煌的壁画，在当时都是民间画工，下里巴人的东西，而现在，那个文人雅士敢说它俗？是什么原因，因为这些古老的文化艺术中具有强烈的民族传统之美。这些年“连、年、宣”不香了，代之而起的是农民画，儿童画，很多专业画家反朴归真进去，有多少美、多少价值？我不说，且待时日。

何谓旧，见得最多惹人生厌的“旧”往往是时代的昨天。新旧交替，亦有循环，有轮回，月缺而圆，寒尽复春，旧的只要是美好的，有去还有来，时间和面貌稍变而已。任何事物都是曲折地发展的，但真善美这一审美规律是永恒的。

在西方，“现代”“后现代”已闹腾了半个多世纪，种种新潮已被前卫艺术家们演绎穷尽，“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胡作非为和恶作剧已再无新鲜感，到了黔驴技穷、日薄西山的境地。很多人都已从人的本性中清醒过来，当东方人唱响“真善美”这一重新振奋时代的强音之时，世界上将会有更多的人从愚昧中觉醒。我们要大力歌颂真善美，宣传真善美，使正义之歌响彻全球。我们要趁唱响真善美的大好时机，大力推出我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用真善美的思想和作品去开拓，去感化世界、“与世界接轨”，让博大精深的中国画走向世界。

我们再不要扔掉自己的筷子，去捡人家用剩了的叉子，用接近西方的现代水墨，和前卫艺术去推销，那是正中“后现代”主义的下怀，为频临死亡的“后现代”注射强心针和制造口实，我们再不要失去自己的灵魂，或麻木不仁地去盲从皇帝的新装了。

下面再谈谈“术”。

美术，美是目的，术是手段，中国绘画几千年的发展史，始终围绕着“笔墨”二字，因为笔和墨是中国画特有的工具和材料。用毛笔和水墨表现的中国画，几千年的发展和积累形成了我中华民族有别于世界（特别是西方）的“笔墨”，笔墨二字由工具的名字转化为技法和效果的代名词，它已成为中国绘画的精髓，成了中国画的灵魂，它虽然是一种技法，但已和汉字毛笔书法中的笔画一样，既有其整体性，又有其独立性，本身就具有美的成份，美中有术，术中有美，美和术纵横交错，贯穿融合于作品之中，所以绘画作品称之谓美术。任何缺乏美的术，不应该称谓美术，应该归类于美术之外。

作为美术家，美术评论家，推崇美，歌颂美，创造美，才是自己的本分，扬美抑丑永远是天职，而正确地识别美与丑，则更为重要。当代美术无论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都不能与美无关，我们且不说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而至少也得为人民大众的大多数服务。而要使大多数人喜欢和接受，就得美，就得讲真、善、美、而艺术只有真善、才是美，只有真善美才能生气勃勃，健康向上，才能得到大数人的喜欢，才能是主旋律，任何高深度的艺术美学，也都是人类为同类所创造，应该为人类所接受，至少应该为专业圈内的大部人所接受，认为对艺术品的认知者越少越好，越少越阳春白雪，甚至只有自己看得懂，看得美，孰或自己都无法解释，要叫别人去破译、解读、去诠释的观点，实质上跟追求病态扭曲，追求惊世骇俗的怪异表现，追求哄动效应的“后现代”主义并无两样。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当今的中老年艺术家都经历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专制主义时代，都淡化政治，远离政治，为艺术而艺术，但殊不知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离不开政治，而主要要看是专横的政治，还是民主的政治。作为一个艺术家，难道没有感到自己是生活在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发展的中国，一个千载难逢的开放的太平盛世，一个空前良好的文化环境之中，当代的画家特别是著名画家，都达到了小康以上的富足水平，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都和历代不得志的潦倒文人墨客无可比拟，“以心写形”的精神寄寓，应该是生气勃勃、奋发向上的，还有什么满腹牢骚去画“白眼看世界”，去画凋谢的荷花，糜烂的牡丹，不去画时代的英雄，而画变形的、扭曲的小脚女人，丑化的畸形侏儒，难道高深的笔墨只能适宜于画颓废，没落的题材？我说这一切倾向都不是画家要歌颂和表现的本意，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现代”和“后现代”的影响所致，要不他们家中还供养什么鲜花？他们娶妻怎么不娶畸形或侏儒？

毕加索自己也并无料到，他的作品能得到如此的吹捧，能吹到如此的高度。“人们对西方现代派鼻祖毕加索的走红百思不得其解，王文芳先生在访欧期间曾就此与多位西方著名画家进行探讨，才知是毕氏当年同一些居于垄断地位的画廊经纪人，艺术评论家三位一体的炒作所得到的结果”。而这一结果竟是如此的残酷，它几乎把整个世界的艺术引导到了死亡的边缘。同时也暴露了资本罪恶的一面。

真善美是时代精神，是主旋律，我们时代更需要真善美，需要正大气象、洪钟大吕的真善美，也需要清逸潇洒、阴柔婉约的真善美，审视当代，尤为迫切的是需要时代精神的正大气象和洪钟大吕。最能体现时代的作品，莫过于人物画，长期以来，人物画得不到很好的发展，这和没有提倡真善美的思想有关；和过度淡化政治，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有关，有时代精神的人物画，又莫过于画当代的英雄、模范、社会各阶层的代表，画生活气息，而此类题材的表现，却和一味追求的“天人合一”“物我为一”，变形和似与不似的风格大相庭径，一个一直以体现“丑中美”为能事的大画家，他的笔墨技巧再高，他也没有这个胆去变形画国家领导人，这个最普遍的最能说明“真善美”的问题，为什么一直被忽视，明知者不肯说，知之者不愿说，怕落个庸名。充塞画坛的所谓“小脚女人气”，“小儿麻痹症”，“太监气”，“酸楚小文人气”，代表的只能是衰败气象。人物画的衰败现象，实际上从宋代已经开始，这和宋初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中，将逸品由四品之末提升到四品之首不无关联，这一提升迎合了历代主宰画坛的文人雅士、达官贵胄的吟风弄月，隐遁出世的思想，也附合于儒、道、佛的理教，逸品的理念又适宜于笔墨发挥的更大自由，“逸、神、妙、能、”四品的排列，得到共识，一直至今，无人质疑。

提倡真善美统一的思想，不但认为逸品是好画，同时认为神品也是好画。只有形象、传神的作品才能“生”，才能“活”，生和活更能体现出真善美，生和活的神品对中国画的笔墨自由度必然受到限制，所以就要求更高的质量标准，这就要求我们时代的画家以强大的勇气，不曲不挠的精神，去攻克笔墨和形神高深度相结合这一最高难度的课题，使中国画的精髓和灵魂在真善美的基础上进行突破，再上一层楼。在这一方面，李伯安和毕建勋已是先行者，我希望更多的画家投入到这一既高难又伟大的工程中去，去实践“真善美统一”这一伟大的永恒的审美思想，使中国的美术，更具美、更有术。

【参考文献】

①《美术》2001.7期，王仲先生《重振人类艺术追求真善美统一的伟大审美理想》

②《人民日报》1996年11月28日蔡若虹先生《美术作品一定要美》

③《美术》2002.3期范曾先生《自然、众芳之所在——论20世纪美的误区和古典主义复归》

④《美术》2002.6期何子恺先生《坚持真善美的审美标准，是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唯一选择》

⑤《美术》2002.6期《什么是好画——回望20世纪中国画发展研讨会综述》

⑥《美术》2002.8朱晓红女士《从中国传统画学“品第”观看审美理想的重建》

当代艺术论文篇（3）

生活在黑桥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项全方面的锻炼与挑战。在黑桥的居民区中，狭窄的巷子，无章的商业招牌，以及乱搭乱建的现象，使原本规整的二三层楼群变得鳞次而无法栉比。除人口基数大以外，人口分布密度却呈现出严重的失调。在地理空间上划分，位于黑桥村西偏北部的居民区，一间60平米的两室一厅民宅除了主卧、次卧要独立为单位出租外，仅有的客厅也要装修成隔断间对外租售，就这样无论是幸福的三口之家还是新婚的二人世界，都要面临至少6人生活在60平米的公共空间里。由此可见，无论是从人口居住密度，还是煤气、水、电的能源消耗方面，亦或者说是二氧化碳和氨气的排放量来看，都是严重超标的。而位于村子北偏东以及东南部、南部的仓储区、工作室区则呈现出地广人稀的景象，对于这一区域的艺术家们来说，工作室的租金在每日每平米0.5到1元之间不等，自来水基本为臭的近几年有所改善，供电为工业标准，每度约在1.5元左右。在黑桥，餐饮行业曾经是一个问题，一来是像样的餐厅很少，二来是卫生无法达标，因此每次就餐后也最好订制一份与药店止泻专柜搭配的套餐，而随后开业的蓝房子酒吧，小美厨房和后院披萨，当然还有著名的六道院烤全羊，也填补了黑桥村餐饮业正规军的空缺。

2矛盾黑桥

黑桥是一个矛盾体，他的矛盾来源于其中各个方面的差异。大量的现居人口和恶劣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是杂乱的村落，退一步是繁华的望京城市；接受过高等教育思想前卫的艺术家与来源于乡土思想保守的务工人员这一对对差异促成了黑桥社会关系中的复杂性于多元性。黑桥村与其他的城乡结合处有着相同的特点，只不过与它比邻的是北京这个巨无霸的世界大都会，因此各方面的对比会显得更加尖锐。前文笔者描述了黑桥的人口分布，而巨大的生活消耗也促使黑桥村出现了大量的生活垃圾，通过雨水的渗透导致地下水资源污染，从而进一步影响人们的生活，因此，日益增长的社会人口与不断下降的生存环境成为了黑桥村的客观矛盾。除此以外，房地产开放商的风吹草动，也成为黑桥人民最关注问题，一方面看重房租便宜，文化集群努力的挤入黑桥。另一方面，因担忧随时可能发生的拆迁而惴惴不安，这似乎加重了黑桥人民生活中危机感，也成为很多艺术家创作的灵感。因此，希望长期稳定的居住诉求和国家频繁的房地产开发成为了黑桥村更大的现实矛盾。

当代艺术论文篇（4）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但近年来，随着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大量西方设计观念和设计作品涌入我们的视野，相当一部分人一味的推崇西方现代设计流派，漠视中国传统文化，轻视本土文化资源，做一些肤浅的形式上的挪用、拼凑甚至抄袭，使我们的设计丧失了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和个性。这对于中国当代艺术设计的发展是有害无益的。艺术设计国际化不等于美国化，也不等于欧洲化。它不以某一国、某一地区的艺术样式为标本，它同样处于发展之中。任何一种所谓的“国际化”的艺术设计，都不可能脱离其赖以生存的民族文化土壤和根基。所谓“民族性”是指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设计者应有意识地挖掘民族文化的精华，应将民族文化放在全球的背景上，以全球的视角来俯视民族文化，这样才能设计出为全球所认同的精品来。“民族性”是艺术设计的灵魂，继承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和超越。没有民族灵魂的设计作品最终是无法矗立于世界设计之林的，大民族才是真正的国际化。

对于中国设计的发展方向也要注意如何正确理解“民族性”与“全球性”的关系。“民族风格”的形成并非简单的模仿，而是一个创新的问题。这种创新必须依赖全球性的视野，对其他民族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以现代的思维方式反思传统，以提取传统中的神韵。“全球化”也不等于盲目引进西方潮流，而应认识到本民族是全球所有民族中不可缺失的部分，树立自己的信心，避免在学习和借鉴中迷失自我。面对先人留下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我们在此基础上，将如何努力发掘传统文化，合理运用传统文化对艺术设计进行提升、利用和重构，创造性的理解民族文化精神，创造出既具有鲜明的中国气派，又具有国际性的中国当代设计，是摆在当下艺术设计及艺术设计教育面前的重要课题。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先辈在漫长的岁月中向往美好、追求光明而上下求索的精神沉淀，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生命线。传统的文化价值对于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度来说是一种巨大的资源，不仅体现为一种对过去历史的怀旧情节，对传统的历史记忆，一种可以安慰、表现和确认自身历史性的东西，而且也体现为一种传统的人文精神和价值体系及展示某种能够体现自我、民族和国家身份的文化形象。其范围广而丰富，如中国的哲学思想、古典文学、艺术精神、审美境界、书画篆刻艺术、民间艺术、汉字、园林、建筑、陶瓷、雕塑、木刻以及音乐、诗词、戏剧、典故、传说、民间故事，另有中药、针灸、武术、围棋、饮食、茶道……这些都是我们当代设计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的文化资源和中国元素。纵观在国际上有影响的设计国家，如德国、意大利、日本、法国、英国、芬兰、美国以及中国香港的设计风格和在国际上有影响的设计大师作品，在他们所谓的“国际化”设计语言中都不难窥探出其所透射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传统文化根基。

德国是现代设计诞生的国家，对世界各国的现代设计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世界设计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德国的现代设计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和风格，其设计风格受其严谨的哲学思维方式影响，赋予理性设计的传统特征，这与德意志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情调有着密切的关系。德国设计大师冈特.兰堡的设计风格被设计史家称为“视觉诗人”，他那极具震撼力的独特风格的形成，正是他热爱德国古典诗歌、戏剧以及作风的严谨所致。

意大利视艺术设计为一种文化和哲学。在现代设计和“国际化”风格时代，他们坚定自己鲜明的文化立场和民族传统，不盲目抄袭，强调设计与传统的关联，强调设计中人文主义的重要性，专心地发展自己的设计体系，被称为“意大利路线”。因此，意大利现代设计具有异常鲜明的民族特色，在国际现代设计中独树一帜。意大利的这种设计精神和经验是值得那些一昧追求所谓“国际风格”而丧失自己民族特色、民族传统的设计者好好学习和研究的。

日本的艺术设计用3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其设计融汇了大量的日本传统视觉文化因素，同时又带有强烈的时代感，形成了独特的“日本风格”。他们在吸取外来文化的同时，更加强烈地意识到弘扬本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性，如强调平面性，注重留存空间，追求平淡内敛的阴柔美的意境等。因此，日本设计既有强烈的国际语言和时代感，又蕴含着深邃的东方文化精神。我们从日本设计大师龟仓雄策、福田繁雄、田中一光、五十岚威畅、一川屯仓、荒田矶崎那里可以清晰的感受到其深厚的日本民族传统文化底蕴和民族人文精神的火花。他们在国际上设计地位的奠定一方面依赖于自身的天赋及对新材料、新工艺、新科技的深刻理解，另一方面也得力于他们注重设计中发掘日本民族最具深远意义的传统文化。

法国的艺术设计呈现着一种融设计与艺术精神于一体的鲜明特色。我们从法国设计大师的作品中也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法国的人文精神以及幽默、风趣、自由、浪漫的传统文化气息。从芬兰、瑞典、丹麦等北欧国家的设计作品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出其社会、历史、人文思想、传统文化、民族特色等在作品背后振荡的涟漪。

中国香港设计大师靳埭强，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非常注重延续中华人文精神的文脉，他挖掘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韵致并巧妙的运用于现代艺术设计中，使用中国传统水墨与现代几何纹形产生独特的韵律，创造出了极具中国精神和现代感的优秀作品。

分析以上各国以及设计大师的成功案例，对中国当代设计的定位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随着现代主义观念的崩溃，设计更强调人情味和幽默感，设计也由标准化转向追求个性化、多样化，传统又被重视，民族风格再次得以强调。中国当代惟有放眼世界，把握自身的民族特色，将传统文化注入现代设计中，才可能创造出富有中国民风的又具时代精神的好的设计作品。中国的设计才能真正走向世界并在国际设计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

众所周知，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吸收了东方乃至非洲原始艺术的精华，但西方艺术没有被东方艺术淹没。我们今天吸收、借鉴他民族的艺术精华，必须具有明确目的，即为了促进本民族艺术的发展。艺术世界的缤纷多彩由无数不同民族、不同艺术个性的艺术家组成。我国五千年灿烂的文明史，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缔造了个性鲜明、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这些不正是构成设计丰富内涵的独特资源吗？因此，对传统文化认识越深，设计才越有深度和魅力。

同志曾指出“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在某一点上有独特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中国文化应该发展。……要向外国学习，学来创作中国的东西。……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给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展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艺术设计并不反对有益于设计的借鉴和模仿，但也仅限于在学习阶段，长期倚靠必将抑制创造能力的生成。因而，“借”要借的适时，对设计初级阶段而言，要学会创造首先要学会借鉴和模仿，它是人类一种重要的自学能力，是一种认识规律的有效途径；“借”要借的适当，并非生搬硬套，削足适履，否则就如“东施效颦”；“借”要借的适度，这里所指借鉴和模仿不是抄袭或克隆，是建立在理解基础上的模仿，借鉴过程中的再创造。

艺术设计要做强做大，光靠虚心学习和甘为绿叶的谦虚态度是不够的；光凭一腔热情高呼口号，只说不做也是不行的；安于现状、不谋发展，在外来文化的渗透与垄断攻势下，我们只有坐以待毙。现代艺术设计的母体原型是文化，富有生命力的设计作品必须是建立在文脉的基础上的，否则就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感染力和竞争力。随着艺术设计的发展，以及人们对艺术设计民族性认识的深入，只有在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民族艺术，才能使艺术设计作品具有真正的民族性。

设计具有民族性，更具社会性，它是人类活动的精神延续。设计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特征与价值诉求。当代艺术设计已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消费标准化、人性化，而是在此基础上对设计本身所追求的一种精神上的升华。所以设计所创造的物品，不但体现了生活方式的全部，更体现了这个时代赋予它的特殊的人文主义民族风韵。在全球走向一体化之前，设计语言来自民族内部，因而民族风格非常鲜明，比如中国传统的建筑设计大都是木架结构宫殿式的风格，供君王居住；其他民族如希腊神殿、伊斯兰建筑、哥特式教堂等，主要用石质材料，供养神灵。这种民族风格的形成，都是由中华民族的实践理性精神决定的。

面对这个现代化、数字化的时代，为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创造性的设计人才，中国当代艺术设计高等教育，应充分重视和加强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努力构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课程设置和教学体系，以便创造出更具中国元素的国际性设计作品。

参考文献

[1]王受之.世界现代设计史[M].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当代艺术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J0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3-72-1当代艺术是怎样界定的呢？当代艺术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从时间概念，类型或风格概念，评价概念上来界定。首先，西方通常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艺术统称为当代艺术；从艺术风格上来看，某个时代的艺术风格发生了变化，人们会考虑到它有别于以往的艺术，因此，给予新的命名。当代的艺术，如：表现主义，大地艺术，极少主义等，以及装置艺术，行为为艺术，数字数码艺术，影响媒体艺术等。从评价概念上说“当代艺术”就意味着是最前沿，最接近当下的艺术，是紧跟时代步伐的。结合课上老师讲解我对当代艺术的理解是：当代艺术主要是用心想把它抽象的表达出来。它具有多元化、观念性、情感、文化、心理的特点。在看过今天所谓的装置设计，行为艺术，数字图像艺术，影像艺术，它们没有古典主义绘画创作中讲究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主题与题材的统一等。

今天是什么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呢？从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是科学技术速发展，摄影、电视、电影等艺术门类的介入再次使得艺术创造的主体概念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人们可以用多种辅助工具来完成自己的创作，打破了绘画与雕塑，绘画实物艺术的界限。如：劳申伯提出“用真实的世界创作从而创作真实的世界”的理论。他用一个破旧的轮胎套在安哥拉羊的身上，以实物的拼贴直接构成了作品。布莱希特强调对工艺的运用通过对灯光投影、电影片段等来突破 传统“美学”的表现手法，他认为运用技术改变审美效果的做法会影响到艺术观众的体验，即艺术生产关系中的消费者，从而加强艺术的社会功能。在本雅明看来，技术决定艺术生产力的水平，同时，他也很重视艺术生产力的技术部分，指出现代技术对艺术的影响不仅改变艺术的表现形式而且改变艺术观念。2011北京新媒体艺术年展――“虚实同源”中“天狗电子宠物 网络下载游戏”主人先去“狗饲养场”领养不同品种的狗进行喂养或共同喂养，领养后可长期护理：可取名、遛狗（散步）、玩耍、参加比赛、抚慰。经心喂养便会长大，与真狗的品性极似，若不抚养会导致宠物死亡。未来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越来越淡漠，情感不真实与信誉缺失形成的人与人不确定关系，使后人类精神虚空而物化加剧，琴、棋、书、画在90后新新人类都开始陌生，很多人将时间打发在网络、时尚、娱乐等虚拟物质追求上，不关心政治，不关心大事件，对于娱乐游戏倍加喜欢，人类对于传统喂养花鸟虫鱼开始淡化，在网络上寻求另一种领养和喂养方式，把电脑当成一个生物园区，喂养虚拟生物而达到精神补给，未来儿童成人化、网络人群陌生化、丁客家族和单生贵族时尚化都会增剧这种喂养方式。我们更大胆的设想未来陌生的“儿童”之间或单身贵族之间，丁客家族之间，同性之间，近亲之间、地在网络上并领养、喂养一个或几个虚拟的“孩子”，组建第二虚拟家庭寻求虚拟情感，将又是一个怎样的构想？这就是电脑技术模拟的虚幻的艺术化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服务。

本雅明指出现代技术对艺术的影响不仅改变艺术的表现形式而且改变艺术观念。比如迈克・克雷格・马不《一棵橡树》它不是在以事物具象或抽象的形式，它是在不改变一杯水的非本质属性的前提下，将这杯水变成了一棵繁茂的橡树。当时我不明白是它在这个过程中它发生了改变，当完成之后它还是一个杯水，没有任何的变化，人们怎么去理解呢，甚至开始我觉得很荒诞。迈克・克雷格・马不《一棵橡树》它不是在以事物具象或抽象的形式，它是在不改变一杯水的非本质属性的前提下，将这杯水变成了一棵繁茂的橡树。当时我不明白是它在这个过程中它发生了改变，当完成之后它还是一个杯水，没有任何的变化，人们怎么去理解呢，甚至开始我觉得很荒诞。后来在查阅书籍之后我对观念艺术上有了转变，观念艺术注重为艺术而艺术的这种纯粹的思想。因此，生产力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对审美的观念，那种能够适应几十代人的审美模式，渐渐地让位于多变异的审美样式。

纵观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中国当代艺术在形成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有的艺术家一味的模仿追随西方，缺乏“根植于传统文化和信仰”。中国当代艺术不能一直沿着西方的文化走向世界，我们需要创造出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化形态与价值观。郎绍君在关于中国画的解析中提到国画的当代艺术时，有的人会说中国画是传统艺术，抛弃了民族文化传统，还能谈得上现代性与当代性吗？国画的发展正在走向多元化的道路，同时，国画的发展要考虑时代与传统之间的融合，全球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国际性与民族之间的关系。继而创造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艺术语言，从而立足于世界之林。

参考文献：

[1]顾丞峰，贺万里.装置艺术[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6，7.

[2]栗宪庭.重要的是不是艺术[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0.

[3]张晓凌.观念艺术[M].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2000.

[4]郎绍君.现代中国画论集[M].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1995.

[5]陈池瑜.艺术的大众性与当代性[J].湖北社会科学，1998，（03）.

当代艺术论文篇（6）

改革开放以后，西画体系的水彩艺术在我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我们的水彩队伍空前壮大，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都有了相当的影响，以至上世纪末的第九届美展第一次将水彩作为一种画种与国、油、版、雕一样单列展出，登上大雅之堂。近几年来，中国水彩沿着良好的态势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国内举办了多次有影响的展览，他们得到了全国美术界、文化界的关注。但我们还应实事求是地看到，在当代艺术语境中，水彩艺术还远未达到理想的境界，它的分量还不够，对观众的号召力也不够，在人们的观念中还不能与其它画种并列，依然难以摆脱附属的小画种地位。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摆在我们面前，水彩艺术在前两年火热的艺术市场中并未像其他画种那样成为宠儿。在国内外的国油版雕其它艺术领域，当代性问题已成为热门话题。遗憾的是，水彩艺术自身对当代没有更多的反思与探索，很难看到有人在认认真真做当代艺术这一块，历届画展中当代性题材的作品几乎没有，没有触及当代艺术的本质问题。

水彩艺术的当代性不足必然引发对培养准艺术家的美术学院的教育体制和水彩画教学进行反思。目前一些本科院校的水彩画专业学生的创作存在以下不足：其一，水彩画创作“中国性”不够，在吸收中国传统绘画的精华过于表面、肤浅，中国传统笔墨还未在水彩艺术中进行有效的渗透，有中国文化精神的水彩太少。其二，题材单一，水彩艺术创作一直徘徊在风景静物题材方面，人物水彩创作过于滞后，水彩艺术中那种干预社会，触及社会问题的重大题材、历史题材、风俗题材等太少，水彩艺术作品中缺乏那些包含当代人视觉感受和精神反应的作品，缺少对社会深层次的关注。缺失对现实的人文关怀。其三，重视技术，忽视意识。大部分创作者仍然沉浸于对某些最基本的技术问题的摸索和训练之中，满足一般性的写生、小风景的反复摹写，是艺术长期陷于俗套之中。水彩艺术当中，传统写实的作品过多，磨照片的作品比比皆是，无论从技术层面还是艺术观念方面有创新的作品太少，对艺术语言和艺术样式的实验性、探索性不够。水彩艺术创作除要有深刻而真实的个性体验外，还要具备独特的艺术语言。另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就是作者能通过某种过人的敏感捕捉到个人与时代、传统与变化、主体言说和个性表达之间的微妙的关系，从而使自己的艺术创作站在为时代精神代言、为群体生存代言的高度，仅仅把水彩艺术作为个人样式的创造，在今天已失去意义，等等。我认为水彩画教学该从下面几点做出反省，更新观念。

一、强化水彩艺术的中国性

水彩艺术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以往我们有盲目地随着西方潮流走的迹象，没有把水彩艺术的创新真正扎根于本土文化和民族文化中，没有形成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绘画艺术。中国水彩的当代性转型，要反对文化后殖民主义，割裂自己文化艺术传统的历史，无视地域性、无视自己的文化。我们提倡中国水彩的当代性转型要具有“中国性”，要具有国族精神，制造自己本土的当代性，不盲目跟风，从文化的根性入手，真正反映中国文化个性，具有中国艺术精神。中国水彩艺术家必须深刻理解中国艺术传统，认识整个中国艺术发展的格局，还要研究世界各民族艺术的现状与趋势，而不能仅限于研究水彩画本身。中国有着博大精深的绘画传统，其中意象论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中心范畴，也是中国美学最具有世界贡献的一个突出典范，中国水彩应该体现中国文化艺术精神、体现中国人的艺术审美价值，吸取其精华。

二、拓展水彩艺术的创作题材

现代主义非常关注画面形式问题，极度张扬个性，很少注重画面的精神内涵，步入当代艺术语境中，“画什么”与“怎么画”同样很重要。中国水彩长时间徘徊在风景静物题材，很少触及重大题材，水彩画业内对当下发生的事情不够敏锐，对时代精神的认识和把握能力差，缺少一个大画种应有的人文关怀。任何艺术形式应该都是时代文精神、时代审美的一面镜子，水彩画家应该积极了解自己的时代，感知、了解表现当代事物，从人的当下状态的体验与把握入手,关注时代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兼顾艺术的“个性”与“时代性”。对艺术而言，问题意识是当代性的核心，水彩画家还需树立问题意识，当代是一个充满问题的时代，生态问题、人权问题、底层问题、女性主义问题和多元文化问题等这些在当代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在中国都有十分突出而又独特的反应。任何学术命题都需要意义，基于文化层面的当代艺术，其意义建构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必须关注当下；必须是针对当下的反思与批判应该；具有一定的艺术智性。当代水彩艺术的意义应该来自对当代一些问题的反应、反思与反省而不是回避，对问题的体验集结着水彩艺术家艺术良知和批评责任。

三、水彩艺术写生创作化

为了训练学生的造型基本功，我们常常把写生当成手段。它不失为一种好手段，可是水彩画写生教学现状却非常令人担忧。很多学生“为写生而写生”、“为技法而技法”，只把写生当练习，把写生当成训练基本功的一种手段，割裂了写生与创作之间的关系，认为只有具备了扎实的基本功才能去着手搞创作。这样往往导致学生在搞毕业创作时茫然失措。水彩画教学中出现的这种写生练习、技法材料训练与毕业创作这种先修与后续后续课程脱节。4年本科学习下来学生创作能力得不到提高的弊端使我们不得不更新水彩画教学的观念与思考水彩画教学程序方面的问题。为此，我们提出水彩艺术写生要创作化，把对景写生改为对景创作，要“为创作而写生”、“写生即创作”、“为创作表现而技法材料”,而不是“从写生到创作”，要拉近写生与创作的距离。当然，以这种观念实施教学，并不是扬此抑彼去忽视基本功的训练走向另一个极端——学生创作能力后劲不足，而是培养学生自觉把创作的因素和手段融入写生训练，在写生的基础上做更概括更深入的艺术创作，以创作带动基本功训练，使学生在创作中发觉基本功的不足，然后针对性地、目的性地加以增强。写生之前就要做好创作构思，以创作的高要求去写生，即“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再到“手中之竹”。为此，对于美术学水彩方向的课程，我们可以把水彩艺术创作放第一位，“从创作到技法”，强调创造意识贯穿水彩画教学始终。以培养学生创造能力为核心内容，力求课程之初就得通过较为系统的水彩画历史、水彩画鉴赏方面的教学提高学生的眼界，明确水彩艺术创作的当代性要求，水彩技法材料实验练习、不同题材的速写、写生练习都得围绕创作高要求而开展。先谈创作然后进行针对性的技法材料训练与实验，而后者都是围绕为创作表现而服务的，即阶段目标必须为终极目标服务，基本功训练、技法材料实验与探索必须指向创作。

四、加强培养学生主观能动性

粗线条地看，20世纪以前西方水彩画家看世界的方式都是物我对立模式，画面都是尊重客观，画面物尽其形、其色、其态、其情，旨在栩栩如生地模拟客观世界，20世纪以后西方水彩画家看世界的方式逐渐向物我相融式转变，画面更多关注直觉，心灵的独特体验，音乐的律动，纯粹的形式本身，质地的感染力，等等。水彩艺术西学东渐后，国内对西画体系的水彩的教学，长期以来，沿用物我对立式，侧重表现客观对象。相比之下美国的学生强调表现主观，美国的大学非常重视短期作业，重视性情自然流露，注重训练学生的艺术感受力和表现力，他们的学生没有我们学生写实基本功扎实，但他们思维活跃，手法多样，作品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创造力。现在大多数院校的水彩画教学主干课程多是以题材命名课程内容，如《水彩静物》、《水彩风景》、《水彩人物》等。学生依赖客观对象即“画什么”太多，这样很容易造成作画客观描摹而不主动主观、全班画两组静物风格雷同、学老师却太像老师千人一面等不良现象。其一，遵循多元化原则，重视主观表现，张扬个性，避免趋同而力求多样，关注“画什么”的同时更为关注“怎么画”。如本课程强调技法材料实验、色彩整合练习（图底关系不变，更换物象色彩或提调和降调，目的都是建立和谐的色彩关系和使色彩表达某种情感）等在培养学生在水彩画写生与创作中变得主观主动方面发挥的作用；其二，加强意象、抽象风格的水彩画教学。水彩艺术技术性太强，尤其写实水彩更为艰难（如写实人物水彩）。传统本科水彩画教学以写实水彩画教学为主，这样其一，教学没有遵循艺术创作多样化原则，在具象写实风格水彩方面耗时太多，学生无暇进行本课程针对不同学情加强意象抽象等方面的训练。其二，没有遵循因材施教原则。学情是多样和多变的，本课程一方面从具象到意向再到抽象，加强意象抽象等方面的训练。另一方面针对视觉型、触觉型两种不同类型的学生因材施教，视觉型的进行偏向具象方向的训练，触觉型的进行偏向抽象象方向的训练。第三，根据学生基础不同进行具象、意象、抽象方面的训练。

五、大力提倡新媒介的实验、新技法的探索

当代艺术论文篇（7）

二、艺术体制理论之源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西方艺术开始求新求变，这种转变速度之快、角度之大，让观赏者震惊。艺术不再只是传统的美学精神，从杜尚的现成品、沃霍尔的波普艺术、约翰•凯奇的“无声音乐”到奥兰的“整容”行为艺术，这些与传统的艺术大相径庭，打破传统艺术美学意义上的中规中矩，转而以千奇百态的现代及后现代艺术实践，剧烈地冲击着人们对于传统意义上的艺术理解。这些新的艺术实践促使人们开始质疑习以为常的艺术常规，反思艺术的本质。在这种转变中，人们对艺术产生了各种争论：有人认为强化观念弱化审美的现当代艺术是在虚张声势、哗众取宠，本质是利用艺术的哲学化外衣掩盖其粗制滥造、胡乱剽窃行为；也有人认为这种后现代艺术的兴起是艺术界利益机构联手精心炒作出来的艺术泡沫而。在这种后现代艺术大潮的冲击之下，既有的艺术理论已经远远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到底何为艺术？何为艺术家？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何在？这些问题在众多亟待辨识和阐释的艺术作品面前显得急迫而重要。在传统艺术理论遭遇冲击的情况下，艺术体制理论或称艺术界应运而生。面对现当代艺术，艺术哲学家们开始重新审视艺术的定义。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说：“当旧的美学理论无法充分阐明已被相关学术界中具有丰富知识的成员所接受的艺术品的优势时，新的理论应运而生，与过去的理论相抗衡，并对其进行扩充和修正。当一个既定的美学原理不能使作品在逻辑上合理合法、而此作品却已然通过其他方式取得了合法地位时，总会有人构架起一个能使之合法化的理论。”受到这一启发，20世纪60年代，艺术哲学家们在美学内部开启了从艺术和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出发，探讨艺术品的资格问题。

三、合作与冲突

早在19世纪，就有了从艺术体制来分析研究艺术的雏形，许多历史学家也加入了这样的讨论。他们通过考察艺术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强调社会制度、时代精神、地理环境、自然气候以及种族和宗教等外部因素对于艺术风格、内容、形式和艺术流派的影响，同样的，后者也会反过来反映和影响前者。马克思曾提到艺术是一种掌握世界的方式，“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维的整体出现时，是思维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掌握的。”在这里，马克思已经将艺术提升到世界观的高度，明确了艺术和哲学、宗教等内同样作为意识形态和方法论的思想地位，主张艺术品反映社会阶级关系，正是社会阶级关系马赋予艺术品美学形式和内容。受马克思的艺术主张影响，一大批艺术学者们将艺术品与艺术家的生活研究结合起来，从中分析社会阶级结构及生产经济模式，这一主张成为艺术社会学研究的新标准。与此同时，对于艺术体制的经验社会学研究也开始展开。将艺术的关系属性理论展开并加以分析的第一人是美国的哲学家、社会学家阿瑟•丹托。与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社会史不同，丹托回避常规的审美评价和审美内容并对价值判断保持一定的疏离，他更注意公众在行为和体制上的艺术实践。虽然艺术界理论注重了艺术作品与社会语境之前的关系，但从另一个方面说，它也在哲学话语的框架消解了激进思考的可能性。布迪厄从“艺术界”理论出发又不局限于此，而是用社会学方法建立了一整套分析“艺术制度”的理论。他通过将审美判断的特殊性、艺术品的意义和价值等美学问题放到“体制”中思考，从而为社会文化活动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学基础。贝克则认为，无论是艺术品的价值还是艺术家的成就和声誉，都需要通过“艺术世界”获得，这源于艺术家的具体行为，也是艺术世界各类行动者的集体作用的结果，他向我们说明，艺术的审美和艺术家的地位并不是天生的、自然的，而是需要艺术世界的运作，因而打破了传统美学的中的艺术幻象。

当代艺术论文篇（8）

和广东的地理边缘化和政治边缘化的现状相似，广东的当代艺术创作也呈现出一种边缘化的状态。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艺术界经历了现代艺术运动，从“星星画会”，到“85运动”，到89现代艺术大展，各种艺术团体不断涌现。八十年代的资讯不像今天那么发达，艺术院校由于成为当时传播西方现代艺术资讯的主要阵营，其艺术运动领军人物也大多从学院里出来。批评家易英这样形容当时的情形：“1985年前后，从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中央美术学院、浙江美术学院和湖北美术学院等院校毕业的一些研究生和本科生走向社会，参与现代艺术，抨击守旧势力，对规范和传播现代艺术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然而，在这场浩浩荡荡的美术思想解放运动中，广州美术学院（下简称广美）的师生并没有表现出积极的姿态，而是更多地把精力投在经济建设的大潮中，俗称“下海”。而当时的“下海”更像是学院表现出来的一种集体需求，“我们想建成一种开放型的教学单位。……艺术也是一种事业，办任何事业都是需要钱的，我们的教学改革需要经济做基础，国家经费有限，书生清淡不能解决报销开支问题，于是八五年夏，我们油画系成立了‘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公司’。”“通过办公司：我们要老师和同学明确建立艺术是可以多样途径为四化建设服务的思想。……我们的改革目标正在于改变那除了油画之外什么都不会的现状。”“我系建立的‘环艺公司’短短一年多的历程在完全不影响正常教学的情况下，完成和正在进行着数十乃至上百万的艺术工程任务”[2]从当时油画系主任的这一段总结来看，广美当时的教学目标定位过分商业化是造成广美遗憾地缺席“85’运动”的重要原因。

走向国际的一群

当代艺术团体“大尾象”和“阳年”在广东的当代艺术中显得比较孤单，他们前面没有人，后辈又跟不上。“大尾象”和“阳年”的成员大多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毕业于广美，他们和陈侗的博尔赫斯艺术空间（1992年成立）、策展人侯瀚如的关系很密切，在他们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当代艺术合作关系。九十年代初期这两个团体几乎每年都有展览，其展览形式大多以行为和装置为主。1991年1月“大尾象”在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展览厅举办了“大尾象工作组艺术展”。九十年代初正是新潮美术向新生代艺术过渡的时期，这样的展览在当代行为艺术历史中具有先锋的意义，行为和装置展显得和当时的艺术氛围形成鲜明对比。九十年代中期，“大尾象”的成员均以个人的身份在海外做展览。而当时和他们几乎同时成立的博尔赫斯艺术空间，至今仍然作为凝聚广东当代艺术势力的一个重要场所，例如为“大尾象”的成员不定期地举办展览。成名稍晚的曹斐可以说是典型的广美出品，从附中到本科，她接受过完整的广美教育。近几年，曹斐受到海内外的高度关注，她和上述两个广东当代艺术团体的关系颇为密切，但其创作方式却完全不同于她的前辈。我们很难界定曹斐到底属于哪一类型的艺术家，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她对艺术的媒介和材料非常敏感。她的作品多少体现出广州人的典型特征：更加关心生活本身。曹斐参加第二届广州三年展的作品《珠三角枭雄传》依然令人印象深刻——无论是她的作品内涵的丰富性和幽默感，还是她作为导演的出色的个人魅力。在短短的三个月内曹斐组织了一班完全没有受过专业表演训练的广美学生，在广东美术馆上演了一场关于广州市民生活的小话剧。回顾一些她早期的短片，如《Cosplay》、《Hit－Hop》等，同样反映南方城市有的流行文化与本土市民生态之间的各种不确定的关系。

提起这些九十年代从广州走向国际的艺术家，总觉得他们的学院背景和他们的艺术成就并没有太大的关联，正是当代艺术和学院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使外人在谈论广美的时候会产生一些神秘感。

前卡通和后卡通

这里要说的前和后并非又要创造一个关于卡通艺术的新名词，仅是用于描述在广美发生的和卡通有关艺术事件的先后顺序。前卡通也就是指九十年代以广美老师黄一瀚为代表所提出来的“卡通一代”。用他的表述：卡通一代是指具有生存平面化，卡通玩偶化、中性化，网络数字化等特征的一代年轻人，并不是简单的卡通画作者。[3]“卡通一代”是黄一瀚等人在90年代提出的一种社会学命题，其本意是有针对当时社会的新生文化现象，并以此作为艺术创作的主题，当时造成不小的轰动效应，有批评家高呼“有了‘卡通一代’，我们如梦初醒生活原来已经这样！”[4]，但在艺术界最为持久的影响应该是“卡通”这个词。后卡通也理解为在“卡通一代”之后，如近两年广美出现的以“飘一代”为主的年轻艺术家团体，其主要策展人陈国辉认为：“以‘飘一代’为艺术团体的‘80年后’青年艺术家，其精神图式明显存在着卡通化、漫画化、平面化、符号化、寓言化的倾向。”可以说从“卡通一代”到了“飘一代”，一种“卡通”符号化的延伸，除此之外，作品形式和主题的已经没有多大联系。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互联网开始在中国疯狂蔓延，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广东历来作为中国南大门的地缘优势逐步淡化，某种角度而言互联网使得我们的生活方式、知识来源的差异大大减少。除了广州，中国各大城市也有“卡通”，更有人戏言，这一两年来四川美院盛产“卡通”。一下子，“泛卡通”的创作似乎成了当代艺术市场的新贵，图式化和样式化的卡通作品很容易被市场接受，只是这种泛卡通艺术类型越来越像吃了问题奶粉长出的大头怪婴，容易夭折。后卡通的勃兴和繁荣，尽管他们以“自动肤浅”、“主动肤浅”的口号为自己的艺术正名，但是这些艺术家应该清醒认识到不可能“卡通”一辈子，卡通被看作是人生经历中一个很短暂的符号，这些艺术家是否能把“卡通”进行到底，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其实黄一瀚在广州发起“卡通一代”确实是深切反映了当时青年人的某种生存状态，但他也完全没预料到“卡通”可以泛滥到今天的这种地步，“卡通”被过度地被重复阐释和利用，以至于在十几年之后的今天，当我们谈论起“卡通一代”时就像谈论着一个过气老明星。

软现实主义在广东

把软现实主义放置于上述广东的当代艺术之后，可以发现并没有呈现出一种文化上的连贯性，气质也大不相同，无论是上述的当代艺术作品或者团体，多少带有草根精神和江湖气，而软现实主义有着学院派的气势。从艺术本体的角度思考，软现实主义被视作艺术哲学或者方法论的话语对象，而上述的当代艺术大多是以艺术语言的实验作为主要目的。软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艺术理念，在广东出现已经一年多，其面貌呈现从一种艺术批评思维逐步发展出文化研究的可能性，对话和来自美学、哲学、文学和艺术史领域的文本不断组织出新的理论面貌，并且具有被不断建构、增补、修改等特征，可以看到参与建构软现实主义的艺术家或诗人的作品，并没有呈现出一个整齐的艺术风格，例如赵峥嵘和罗奇两人的绘画就在艺术语言上有着很大的区别。如果我们提起卡通一词，都有一种印象图式，而软现实主义艺术则没有，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期待，它的核心理念（不批判、不妥协、不逃避、不代表）在艺术阐释上存在巨大的空间，上述的种种都透露出，软现实主义是一种更具有韧性的理论结构体系。

结语

当我们用一种切片式的方式观察广东的艺术状态时，软现实主义被放置其中和广东其他的当代艺术方式格格不入，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广东的当代艺术创作从来都是四分五裂的状态，广东艺术家不跟随全国的艺术思潮，也很少以整体的面貌出现在全国，这种态度或者策略，似乎成为广东艺术家或者理论家的一种有意无意的集体行为。如果说在广东的内部得出这样的结论有失客观，那么最明显的例子是，在广州会时常冒出一些新的艺术空间，却没出现过北京的798或者上海的莫干山路，正是这种特殊和不确定的氛围，构成了广东多元和不可预测的当代艺术现状。

[1]《从英雄颂歌到平凡世界》，易英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32页。

当代艺术论文篇（9）

从上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女性主义研究日渐升温，伴随着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涌动和女权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女性主义吸引了很多思想界精英在这块重要的阵地上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理论笔伐。解构主义思想家德里达与心理学家拉康则分别从解构逻格斯中心主义和主体性质询出发，颠覆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并为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奠定哲学基石。法国女性艺术批评家露丝·伊丽格瑞创造性的将后现代和后解构主义理论应用于女性主义研究领域，取得了很高的学术声誉。在她的代表作《非“一”之性》中，她认为女性经验的多元化、差异性和丰富性远过于男性，但是前者在传统哲学话语中被完全边缘化了，强调性别差异即是与启蒙理性对立。美国怪异理论的代表朱迪斯·巴特勒重点研究了性别主体的文化属性，进一步质疑了传统女性观和女性本质主义倾向。

在女性主义研究不断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西方女性主义艺术在美国和欧洲也遍地开花，“这是一场真正‘女性为了女性的革命’。女性艺术家以明确的自我意识、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激进的行动，以独特的视角观察生活和世界，运用多样的材料、媒介和手法表达自己的感受、心理和思想，极大地拓展了艺术表现的主题、内容、空间和形式。”而且，随着当代文化的后现代转型，女性艺术也出现了自身的历史演变，即由一种现代主义式的女性艺术转向一种带有后现代特征的女性艺术。整体上看，学术界的理论成果带给女性艺术家们以充实的勇气和无边的灵感。同时一些女性主义学者正在利用女性艺术的成果来论证自己的假设，并持续挖掘更多的价值。

一、早期女性主义艺术家的创作中的本质主义倾向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早期女性艺术家强调“性别差异和独特性”。她们开始认识到，女性应该表现自我，以女性特有的语言来创作，尝试建立自己的语言系统，寻找女性艺术的个性化空间。她们强调从与男性的差异即女性特质出发的以女性的生活经验、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想象及自我剖析为题的艺术表现，抛弃以男性本位主义、男性的感觉所建构的视觉艺术体系。从主体表现上，女性的器官、身体、身体语言成为女性身份的普遍化象征。她们同时是以一种女权斗士的形象出现，通过牺牲自身的传统女性形象实现女性的政治理想。如朱蒂·芝加哥、米丽安·夏皮洛、汉娜·威尔克等人的创作，当然也要包括那位更早的女性艺术家的先驱者乔治亚·奥基芙。纵观这些艺术家的创作，可以看到较为显著的共同点，即她们普遍关注纯然女性的视觉和思维的表达。一些艺术家直接运用身体进行表演和行为的创作，往往在一种异常情境中以极大的力度破除男性中心主义的女性观，污染存留于男性脑海中的完美女性形象并极力展现女性独特的身体观念；另一些艺术家虽没有直接运用身体，但是却使用了很多边缘化的材料和技巧，通过某些象征性的手法和视觉形象达到隐喻女性意识的目的，向内在挖掘女性原始的生命感，诠释新的女性价值。这群早期艺术家显然非常执著于女性性别的独特性，强调女性的特殊体验和自我意识的表达，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本体论方向上的自我力量的建构和异己力量的破除上，企图寻求外在于男性意识的女性本质，树立全然女性的美学原则，其实质仍是类似于男性中心主义的女性权威化过程。早期女性艺术家面临男性强权，尽管作了艰苦的斗争，但无论他们的工作所依赖的理论基础还是实践方式都遭到后来者的质疑。尽管在知识界取得了重要战果，但在实际生活中，女性的从属和边缘化并没有大的改观，而这是这一代女性主义艺术家最不愿看到的现实。

二、新一代女性艺术家的创作中的解构主义倾向

辛迪·舍曼作为当代女性艺术家的重要代表，在70年代后期创作了一系列以自己为模特拍制的摄影作品。她本人在这些作品中扮演了不同类型的女性，置身于不同的通俗戏剧的场景中。这些自拍作品是极富有针对性的，其锋芒直指媒体文化中的女性形象背后的真相。通过充满机智的戏仿那些泛滥于媒体中的女性经典形象，揭示潜藏在照片之后的一种暗合男性审美和欲望化表述的隐蔽存在——一个庞大的以牺牲女性价值为代价的社会文化操作系统。大众传播媒介一直作为男性权利的帮凶，参与了按照男性中心主义塑造女性形象的过程。舍曼利用自己的照片印证了这一事实。作为一名视觉艺术家，她没有向那些女权运动的积极分子通过激烈的文字和呐喊示威，也没有如早期女性主义艺术家运用极端的身体表演或象征性手法。她所做的工作是一种具体的视觉解密，一种图像解剖学。她的作品针对的不是现实，而是一种图像的戏仿和重构。她对形象和道具的选择基于一种对文化现实的真切体验和理解，基于对美术史和二十世纪传媒图像史的再阅读。其作品在虚假和戏虐化的外表下，隐含着对性别，身份和权力文化的思考，表明了一个女性艺术家对于男性文化体制的批判态度。美国女性主义艺术家巴巴拉·克鲁格是全球最有影响的女性主义艺术家之一。通过大型装置作品，广告牌和海报的创作进入公众空间，文字是她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她曾为1989年在华盛顿举行的女性维权示威活动涉及的招贴画“你的身体是战场”，显露出作为权力的知识系统的意识形态性质。她的作品通常有一种美国式的单纯精炼。她的很多作品都是采用答复黑白摄影和一些简短有力、观点鲜明的语句结合，构成视觉冲击力极强的画面，把处在西方男性中心主义社会中的女性处境、反抗心态和批判态度提炼出来，有力的抨击了这种社会状况与制度。巴巴拉·克鲁格的方式有与早期女性主义艺术迥然不同的特征，她没有囿于某种女性特质的表达，所采用的形式手法也不是那么女性化，她作品中强有力的矛头直指整个社会文化现实，试图触动每个人的神经。她说，“我谈论女性主义是因为我认为有那么多的方式通过你的社会性别来定义你自己”。显然，他的性别观念是社会化的，关键在于社会意识形态的作用和女性群体、个人的反作用，这是文化层面的问题，也是社会性别矛盾的焦点。还有另外一些重要的女性主义艺术家如美国摄影家南·戈尔丁、黑人艺术家威姆斯、意大利的比克罗芙特、英国的哈托姆和怀特里德等，她们都以各自的方式表明自己对于当代社会中性别问题的态度并提供了重新认识的角度。其中如戈尔丁的摄影作品记录了她自己和她周围人们的日常生活，富于力度的探讨了当代社会中两性地位、性别的不确定性、性与家庭和个人独立等多方面的问题，他的很多作品揭示了存在于社会主流生活暗面的亚文化。一些珍贵的边缘生活的写照似乎为流行于欧美的“酷儿理论”提供了视觉佐证。有一点尤其要指出，即当代很多女性艺术家不愿始终围绕女性问题发言，有不少女性艺术家甚至不愿谈及女性主义，相当多的女性艺术家的作品也触及了其他广泛的文化现实，而这一点恰恰表明新一代女性主义艺术不同于早期的特点。这些艺术家更愿意从文化的角度来看问题，通过方式各异的创作介入到对社会文化系统的结构中，当然，涉及到至关重要的性别问题，她们决不会放过像这种文化现实发难的机会。其实，社会性别矛盾的症结不能完全依靠张扬某种女性特质和富于正义感的牺牲行为来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这个文化传统是以男性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几乎在每个领域里都深层渗透了贬抑女性的观念。因此，放弃对于女性自然属性的强调，转入到从文化结构和社会符号系统的层面，进行解剖麻雀式的甚或是地毯式的具体工作，从局部到整体，直至达成对这个社会文化现实的颠覆和革新，这才是更加有效的方式。很多新一代女性艺术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认识到现实问题的所在，从而避免继续采取一些看似激烈实则收效甚微的行动，开始关注社会意识中女性“他者”身份的成因以及凝结在文化细节中的“无意识”，这就会真正触摸到女性地位边缘化和男性权威化的运作结构以实现女性艺术创作的有的放矢。

女性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巨著《第二性》中对女性特质形成有重要思辨，她认为：“没有永恒固定的‘女性特质’‘人非生为女人，而是变成女人’，女性特质是男性所建构，用以箝制女性的圈套，因为男性认为：控制女性的最上策即是去建构关于她的神化，解释那些‘不可解释的’以及将‘不合理的’合理化。”随着早期女性主义者激烈的身体艺术活动的沉寂和国际解构主义思潮的推波助澜，新文化意义实际上是以男性意识为主体的符号运作的结果。因此，积极借助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理论研究成果和更加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段，从文化的层面上剖析多种领域里的将女性类型化（将女性降为男性附庸并边缘化）的意识形态系统，表明了性别并非仅仅是一种生理的构成，同时也是社会制度的历史性产物。她们着重于女性作为“他者”身份的去蔽，解构被男性权威所构建的女性角色的社会文化意义，一种反讽、幽默、潇洒的气息代替了前期女性主义的愤怒情绪，但实质上却更为激进、自由和具包容性。

参考文献：

[1]露丝·伊丽格瑞.《非一之性》[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当代艺术论文篇（10）

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现代美术教育体系于20世纪初出现在中国。而且，很快在中国发展起来。最早，在北洋师范学堂和两江师范学堂中分别开设了美术科，并且聘请外籍教师教授油画。当时一些留洋画家在回国以后也分别创办了自己的学校。从1912年到1928年之间，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等人分别创办了上海美专、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和杭州国立艺专等艺术学校。而到了解放前，全国已有高等艺术院校18所。新中国成立以后，各高校院系通过不断地调整和重组，到现在已有各类高等艺术院校三十余所。此外，全国各类综合性大学和师范类院校也先后成立了不同类型的艺术专业科系。90年代，国内一些著名的大学还先后建立以研究艺术为主并进行综合人文素质教育的艺术学系，如南京东南大学艺术学系和北京大学艺术学系。而上海大学、山西大学、贵州大学等学校则在此基础上，先后成立了以二级学院为性质的艺术学院。

艺术学院自出现以来，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对于学院教育的培养目标和要求都不尽相同。但是，在艺术教育中，学院始终扮演着一个正统的官方角色。从19世纪开始，学院艺术教育体系却开始引起越来越多的质疑和争议。原因是在西方，各种新的体系和思想慢慢出现在公众视野，如现代艺术博物馆和画廊体系的建立等等，许多思想创新和风格前卫的艺术家已经不必再依靠学院权威来获取认同。

解放以后，尤其在50年代初，苏联模式影响了中国的各个阶层和制度。中国当代艺术教育也是其中之一，这就导致了整个教育体系格局过于僵化，只强调对口专业教育，而不考虑人才培养上对全面素质的要求。尤其在教育思想上，完全忽视人文素质教育和对其他学科知识的掌握，只重视专业技能训练，过于强调艺术为社会政治服务的功能。

现在，中国已从计划经济走向了市场经济。当代艺术也发展成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类型。传统的艺术形式已经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与新艺术类型结合而成的产物。比如绘画、雕塑和建筑之间装置艺术，雕塑与自然环境、城市环境结合出现的大地艺术和都市环境艺术，图像、音响和电脑技术结合出现的多媒体艺术等等。使得各类艺术学院不能只关注过去的艺术和传统，而应该与时俱进，对当下正在发生的艺术现象，以及未来艺术发展的趋向做一个正确的研究与把握。避免再发生19世纪中期以后，欧洲美术学院曾经出现过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