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曾经非常详尽地探讨过两种不同的社会规则各自的准确特性，他两者间划分出的最根本和重大的区别，类似于两种不同的社会秩序之间的区分(Hayek 1973: 35.)。两种秩序中第一类是自发秩序，第二类是组织，前者是由规则统治，而后者则是命令统治。在自发秩序下，个人“仅服从于普遍的正当行为之规则”，而在组织中，个人则要“屈从于权威的个别的指挥”。(1976: 85)不过哈耶克又补充说，这一定义还需加以限定，因为规则越来越具体了，而命令却越来越普适了，所以二者间几乎有点分不清彼此了，而且更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每个组织都需要依靠一些规则而不仅仅只是个别的命令”(1973: 48)考虑到适用于自发秩序中的“知识的运用”这一理由，对于组织也同样是根本性的。只有依赖于普适的规则而非个别的命令，存在于组织中无数分立的个体中的知识，才能得以运用，知识根本不可能为一个中央当局所收集和拥有。(Hayek 1964: 9) 但是在承认不仅是自发秩序，就是组织也得依靠规则的同时，哈耶克也强调，“两种秩序所必需的两类规则之间仍存在重大区别” (1973: 48)。事实上，他指出，两种秩序之间的区别，与它们所由以支撑的两种规则之间的区别是一体相关的。自发秩序与组织之间概念上的区别，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区分为实现组织目标所需之规则，与“正当行为的规则”。 哈耶克对此一论题的阐述并非没有含糊之处，因为他从来没有透过对这两种规则的发生学解释（他们是否是“自发地演进的”，抑或是“有意地设计的”），以厘清这两种规则间到底有哪些本质上的区别。尽管设想这两个方面之间存在某些实质上的相关性有点是似是而非，不过，哈耶克也承认过，它们也确与两个概念的不同维度有关，因此，两类规则本质上的差异应该可以从其各自发生模式上分别予以界定。 在“自发秩序的规则与组织的规则”一节中，哈耶克是如此解释他所理解之两种规则的区别的(同上: 48.)： 那些支配一组织内部的行为的规则，有着这样一个显著的特征，即它必定是履行组织所分派的任务的规则。它们的预设是，每个个人在一个确定的结构中的位置乃是由命令所决定的，此外，每个个人所必须遵循的规则，不仅取决于他在该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而且也取决于发号施令的权力机构为他所规定的特定目的。因此，这些规则所调整的只是政府任命的职能机构或执行机构的行动细节。(Hayek 1973: 49，见邓正来中译本，71-72页) 在有的地方，哈耶克则说，自发秩序所依赖的正当行为规则有许多特殊性质，使之“从逻辑上就有别于”组织中的规则(同上: 125)。 它们是普适的，也就是说“即使不是对全体成员，起码对某一类成员一律适用，而并不针对特定个人。它们必须是……适用于未知的和不确定的个人和事件的规则”(1973: 50)。“他们倾向于禁止某类行为，而非命令从事某类行为，在此意义上，”他们是“消极的”(1976: 36)。他们“只是限定被允许行为之范围”(1973:127;1976:124)，“保障一待确定之空间，个人可在其中按自己的意愿自由行动”(1976: 36)，从而使“众个体可在一可能的社会中和平共处”(1973: 72)。 如欲比较行为规则与组织规则，重要的是记住，组织所“遵从”之规则，体现在两个不同方面。其一，协调组织内部成员的行为的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组织的内部运作，它们尽其所能地支配作为组织成员的个体的行为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二，组织在作为一活动单位或法人团体采取“对外行动”时，也需遵从的“行为规则”，从本质上讲，这相当于个体（自然人）在与他人发生关系时之遵从行为规则。只有第一种内部规则才合乎上列之组织的规则的基本含义，而外部规则完全等同于普适的行为规则，用哈耶克的话说，它们是“规范个人之间行为，……划定每个人受到保障之界线的规则”(1973:122)。 确实，作为“法人”的组织与作为“自然人”的个体，在某种程度上会遵循同一组“行为规则”，如哈耶克所强调指出的，宪政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判定，作为法人的组织，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遵从那些不同于适用“普通的”的自然人的“行为规则”，是必需的和明智的。哈耶克曾明确地批评过关于公司法律地位大讨论中有人提出的一种观点，“即这样一种观念， 如果法人资格可赋予公司，那么，很自然地也可将其赋予任一由自然人所拥有的权力”(1967: 309)。他认为这之间绝没有本质的和明显的逻辑关系(同上)。在他看来，那些可被集中于组织或公司实体的权力，与现有法律所赋予这一“法人”的某种权利——尤其是有限责任的豁免权(同上: 306)——必然要求，组织受制于普适的法治的限制，要远严格于法律对分立的个人行为所必须施加之限制(1979: 90)。 政府的规则 在讨论某些特定组织，也即一般所说的“国家”或“政府”时，上述组织的（内部）规则与组织（对外）“行为”的规则之间的区别尤其值得注意。政府是这么一种组织，它的职责是保障自由社会所立基之普适的行为规则框架，而与此同时，它自己作为一个组织，也遵从自己的规则，如哈耶克所指出的，这就使人混淆其所涉及的不同类型的规则之性质。关于这一点，有几个问题需仔细地厘清。 首先，是区别“国家”（或“政府”）与“社会”。哈耶克曾指出，我们叫做社会的社会秩序是一自生自发秩序(1976: 103)，它是“个人及其所创设的组织之间自发地生成的关系框架”(1979: 140)。与此相反，国家则是“某一单一政府统治下的领土上的人们之组织”(同上)，这一组织为了发挥起能力，需要一个组织化的机构，此即政府。哈耶克解释说，在自发秩序下的“社会”，不仅包容很多组织，它也需要一个组织强制人们服从于（并且修改和完善）那抽象规则体系，这一规则体系则是形成一个整体自发秩序所必需的(1964:10)。这种组织即国家，施加于其成员即公民的影响，通常体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任务”(1973:131)，此即是“政府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职能”(ibid.: 48)，按照哈耶克的分类是“强制的功能”和“服务的功能”，按照布坎南的分类，则相应地分别叫做“保障性国家”和“生产性国家”(1975: 68.) 。 哈耶克强调说，“最重要的就是清楚地划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职能”，因为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力，政府必须被赋予强制的职能，而不应扩展其服务职能(1979: 42)。特别是，政府在其第一种角色，即作为“保障性机构”，必须垄断地占有“游戏规则”的仲裁和执行人的职责，在其第二种角色，即作为“生产性机构”，它只是游戏中的一位参与者而已，为履行其服务性职能，它毋须被赋予垄断性权力。所有公民都必须遵从政府在履行其“保障性职能”时所实施之规则，而在政府当局履行其“生产性”职能时，个人则不用服从其权力。在这一方面，政府所能要求得到的权力应严格地限定在，它只可控制“为履行委托给它的职能而必需的人力、物力资源的限度内”(1973:131)。因此，哈耶克指出，说政府“在控制着国家”——常常有人这么说——完全是不得要领，似乎整个社会都只是它所管理的一个组织而已（同上），如果真是如此，简单地说，它就是十足极权主义社会，在那里，政府必得控制一切资源，在那里，“国家”与“社会”的区别边得毫无意义。在别的地方，“社会”的自发秩序跟“国家”这一组织之间的本质区别，又可以体现为资源拥有方式，一种是屈从于政府控制的所谓的“社会资源共享”(1979: 16)，另一种则是，这些资源由分立或透过私人组织结合起来的个人拥有，在“保障性国家”实施之普适的行为规则范围内可自由地运用。 哈耶克关于“两种秩序”的区别的一般观点意味着，作为组织的国家和政府所立基之规则，“必然与构成社会自发秩序基础之普适的正当行为规则，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1973:125)。如哈耶克已阐明的，后一类规则本质上蕴涵于私法（包括刑法）之中，而政府的组织规则则是所谓的公法。决定政府之组织的公法(1976: 31)规定了成为“国家”这一组织之成员的条件，它也规定了作为公民之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它也规范“政府机构对于委托给他们的人力、物力资源的权力”(1973: 125)。仔细地分析“公法”这一范畴，尤其是蕴涵在惯例中的规则，从更狭窄的意义上讲，可以被称之为宪政规则 (1979:100)，也即是“关于政府权力之配置和限定的规则”(1973:134)，也即“主要关涉政府的组织及不同的权力在这一组织的各部分配置的规则”(1979: 37)。尽管如此，总的来说，“包含在宪法”中的规则可以被认为是组织的规则，这就可以更准确地区分，如上 所述，两种宪政规则，也即，一方面是涉及“国家”这一组织及其实施机构“政府”的组织（内部运作）的规则，另一方面，则是限制政府权力的规则，也即约束此一组织的行为之规则。换句话说，应该对组织的规则也做严格的区分，其一是宪法（或公法）的规则部分，它构建起超个人的“国家”及其决策和执行机构“政府”，其二则是则是对赋予国家及其政府机构所承担之决策和行动的范围和种类加以限定的规则。政府的组织性规则从根本上决定，政府怎样及以什么样的方式管理其所控制之资源，比如它们可以决定，面对各种事态，政府进行决策的程序，议员和政府官员如何选举或任命，决定他们如何“建立一个层级控制系统”，及“不同的政府机构所应负责之职责及其范围”(1973:125)，等等。These are rules that apply to individuals in their capacities as either members, i.e., citizens, or agents of the organisation state.这些都是适用于不管是作为其成员即公民，还是作为“国家”组织之，如果更宽泛地解释，应该说，这些规则也包括调节“个人运用公共资源”的规则，比如设计公共停车场的利用的规则，以及更要紧的关于“道路的规则”。 与此相反，政府的限定性规则关涉的是，国家作为组织可以干什么，而并不管它作为一组织如何运作。他们划定政府权力的界限。他们确定和限制由国家控制的社会资源共享的范围，他们约束国家透过其政府机构所能实施之决策和行为的范围和种类。制定此一限定性规则的最明显的理由，当然乃是为了解决是第一（the principal-agent）或者说列维坦难题，也就是说，怎样才能有效地预防他们实际掌握政府权力的人滥用他们的权力。此一问题，是我们鼓吹宪政政府理念的首要理由。不过，导致哈耶克关注这些限定性规则的，还有更深一层——或者很少人注意的——理由。同样的原因（如上所述）使得单个个人会明智地服从那些一般地说，适用于集体行为、尤其是国家和政府这一类组织的规则。基于此，规则对于单个个体多个连续性的决策和行为必须是前后一致的，而为了防止给连续性决策造成前后不一和不可欲的总体后果，规则就必须——甚至更重要的是——能够指导一群个体所做的决策。说“甚至更重要的”，乃是因为，在集体决策，特别是在多数投票决策过程中，根本就不存在单个个人作为决策者所具有的“天然的一致性”和跨时间的同一性(Hayek 1960: 110,111;1979: 7, 18,19)。 如哈耶克指出的，关于政府的组织性规则和限定性规则，与关于政府的两种理念，即自由主义和民主有关联，它们尽管在历史上是相互纠缠在一起，但也应该当作不同问题分开进行分析。民主思想主要关心的是政府的组织性规则，而自由主义思想主要关心的是政府的限定性规则。前者要问的是谁在控制政府权力，而后者要问的是政府权力如何能被有效地限制和约束——就是要使政府控制的权力分立和独立。哈耶克说，现代主流民主政府在宪政上的失误，症结就在于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两个互不相干的问题。哈耶克说(1979: 128)，17和18世纪宪政主义者的伟大目标就是“竭力牵制政府的权力”，而当人们错误地相信，只要权力的行使都处在民主控制下，就足以防范权力自身的扩张，把先贤的教诲抛却脑后了。由于这一“悲剧性幻觉”，用上面的区分说，构建现代民主政权的注意力就都集中在政府的组织性规则上，而忽视了设计限制政府权力的规则，其结果，哈耶克说，就是放任这些政权，最后没有人对其性质和所造成的后果觉得满意。 因此，哈耶克断言，欲改正现代民主制在宪政方面的错误不足，亟需复兴宪政主义者的理念，即“政府所运用的所有权力都必须处于严密规则的限定下，以使任何人都不可能为了一已之目的而改变或取消这些规则(1979: l29)。 规则的秩序与行为的秩序 与上述规则的作用论题同样居于哈耶克思想体系核心地位的重要论题，是个人行为的规则与行为的社会规则之间的相互影响。哈耶克曾特意指出，我们必须区分我们所说的社会秩序的两个不同方面，或者说不同层面，也即是“那些规范某一群体中单个成员行为的规则体系，和作为整体的群体在此一规则体系下所出现之行为的秩序或模式”(1967: 66)。在哈耶克看来，仔细 地区分规则的秩序和行为的秩序(1973: 98)，是我们理解规则如何影响社会秩序之形成，及所采用的规则的不同或变化将如何影响行为的秩序或模式的关键所在。 在讨论“人们所服从的规则与作为某种结果被型塑的秩序”(1967:112)的关系时，哈耶克本人主要关注的乃是自发秩序，那种完全立基于普适的行为规则的秩序。不过很显然，不同的规则如何影响作为结果之行为的秩序的讨论，也适用于组织类型的秩序，也就是那种建立在规则与命令二者基础上的秩序。实际上，哈耶克关于“两种秩序”和“两种规则”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尤其是他关于现代民主制度的失误的论述，表明了这样的分析可以普遍适用于不同类型的社会结构。 哈耶克指出，可以通过普通游戏活动的类推，来说明规则影响自发社会秩序的途径，及规则的性质影响作为结果之行为的规则的性质。他指出，导致自发秩序形成的规则，与玩游戏中所看到的规则有很多相同之处……游戏需要一套明晰的程序规范，而每位玩家则遵从共同的规则去追求不同甚至彼此冲突的目标，从而导致整体秩序。(Hayek 1988:154) 正式利用这种游戏和自发秩序之间的这种类似之处进行类推，哈耶克把市场秩序描述为catallaxy游戏，交换游戏。 在普通的游戏中，我们不仅可以明晰地区分出游戏的规则与在这些规则下行为之模式，我们也可以系统地分析，在不同的规则体系下，或规则发生变化后，所造成的行为秩序的差异和变化，我们还可以系统地比较，对于所关涉的人来说，何种规则体系是可欲的，不同的规则所产生的行为秩序，何种是可欲的。这种分析性观察，不仅适用于市场上的“经济游戏”及其他类型的自发秩序，也适用于被分成私立的和公共的组织等社会体制。 哈耶克认为，在普通游戏和各种社会协作制度中，“游戏规则”的特质——与相应的外部环境下起主导作用的条件一道，将决定回出现哪种行为的秩序，及这种秩序的性质为何(1967: 71)。因此，“适当的规则”是市场的自发秩序得以顺利运转的先决条件，哈耶克指出，18世纪古典自由主义的创始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根据哈耶克的理解，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就是，社会理论和社会政策所一直要处理的核心问题是，“何种行为规则将产生某一社会秩序，某一特定的规则将产生何种秩序”(1973: 44)。 在探讨我们如何知道或找到有益的或适当的规则问题时，哈耶克采用的论证正是他对规则的作用的解释（参看第一部分）。哈耶克指出，我们“不可避免的无知”使我们的理性不能够“掌握关于复杂现实的所有细节”，这一点使我们不得不依赖规则行事，更使我们必须大量地依赖不用怀疑的传统规则，而不必企图作出理性的选择，或去构建某种指导我们行动的规则体系。哈耶克提醒我们说，这一论证已为休谟所阐述过，他曾论证说： 个人的心智不足以充分理解复杂的人类社会的全部细节，[……]正是我们的理性的这种缺陷……迫使我们必须遵守抽象的规则；进一步看，任何单个个人心智都不可能创造出最合适的抽象规则，因为这些规则乃是从社会成长过程中演进而来的，包含着无数试错经验，远远超出个人心智之所能习得。(Hayek 1967: 88) 换句话说，哈耶克关注的“知识问题”有两个维度，其一是运用分散在生活于同一时代无数个人中之分立的知识这一横向问题，其二是受惠于先辈的经验这一跨时间的纵向的问题。关于知识运用问题之跨时间维度，哈耶克发展出了一种文化演进理论。应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理论并不意味着忽视批判的理性分析和对规则的有意识改革之可能效用。哈耶克曾明确表示，演进论的观点，并不会减弱我们对于“某些规则的特殊兴趣，，由于我们可以有意识地修改之，因而它们成为我们可影响作为结果的秩序之重要手段，此种规则即法律规则”(1973: 45)，而对下面一个事实，哈耶克也曾深表遗憾，就是，个人行为的规则是否可以被有意识地和按对我们有利的原则进行改进，同样，个人行为的规则在诸如立法之类的有意识的集体决策的干预或没有这种干预的情况下，能否逐渐演进，对于如此重要的一个问题，却很少有人作系统的研究”(1967: 72)。 宪政政治学的任务 哈耶克并没有否定理性分析和有意识地改革我们从中进行裁决的规则框架，他强调文化演进是要提醒我们提防两件事，而理性主义的热情常常会使我们忘记这两件事：其一，我们应该谦逊地和谨慎地对待流传下来的传统，因为他们蕴涵着无数经验，发挥出我们并不一定意识得到的有益作用。其二，我们应该谨记，改进规则框架，不要指望理性地重构整个结构，而应推进那种试验性的、零碎的变革。哈耶克论证道： 由于任何现有的行为规则体系都是建立在我们只能部分地了解的经验基础上的，……我们不能期望透过全新的重构而改进它。如果从传统规则中流传下来的经验如果已不敷使用，那么对于特定规则的所有批评和改进的努力，也必须在一个给定的价值框架内进行，唯有如此，其批评和改进才会被接受而毋须正当性的证明。(Hayek 1976: 24) 从这一意义上说，鼓吹“敬畏传统”(1960: 63)，如哈耶克解释的，并不意味着，“把所有传统视若神明永远维持，不能进行任何批判，而只是表明，对于传统的某一后果的批判之依据，其实常常只是我们所未质疑或不想质疑之传统的其他产物。”(1976: 25) 哈耶克又说，一旦我们谨记这些观点，“我们就必须经常反思我们的规则，并时刻准备质疑任一单个的规则”(1979: 167)，“我们必须不断努力改进我们的制度” (1960: 63)。哈耶克的进路并非为了体谅理性和有意识宪政政策，而是为其安排了系统的职责。在哈耶克看来，经济学所关注的应该是宪政分析，即，对各种规则体系中的综合运作特性进行比较研究，而不是局促于特定政策的具体效果上。通过提供各种供选择的规则体系所可能产生的行为模式之综合性特性的比较性分析结论，宪政经济学可为宪政政治学提供重要的参考信息。根据哈耶克的看法，唯有依靠这样的宪政政策，我们才可能“努力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好，也即我们更愿意生活于其中”(1973: 33)。 谈及自己的进路，哈耶克“所强调的是改进我们的制度的积极使命”(1960: 5)，他也批评“传统的自由主义理论”没有充分地注意到这一使命，从而也就“一直没有发展出一套足够明晰的理论，解释如何改进法律框架以维系某种有效的市场秩序”(1978: 145)。尤其是在1939年发表的小册子《自由与经济制度》（Freedom and the Economic System），在为《通往奴役之路》(1972: xix)所撰写的《导言》中，及1947年为朝圣山学社筹备会议上的致辞(《自由企业与竞争秩序》Free Enterprise and Competitive Order, 1948: l07.)，哈耶克为宪政政策或Ordnungspolitik确立了很积极的角色，远比他晚期著作更积极。他指出，反对建构理性主义的社会计划观念，并不是反对社会中任何形式的理性计划。他指出，要为“构造一个普遍的和持久的理性规则框架”留有余地，如此我们就“可以‘计划’一种普适的规则体系，他将提供一个宪政框架，在此框架内，应该干些什么的决策则留给个人来决定”(1939: 88)。 1970年代，哈耶克在评论当时正热闹的“国家计划”概念的争论时强调指出，“现代计划者及其反对者之间的争论，并不是争论我们是否应该在各种不同的可能的社会组织之间作出理智选择的问题”(1978: 234)，矛头毋宁是指向建构理性主义者，他们“声称，在获取事实的所有相关知识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正确的安排，获得一个可欲的社会秩序”(1967: 88)。对于这种想法，哈耶克视之为致命的自负，不过另一方面，毫无疑问，在哈耶克看来，我们不仅能够，而且应该努力通过改进我们借以个别地和共同地追求我们利益和目标之规则框架和制度，来“获致一可欲的社会秩序”。根据哈耶克的思想，“为试验和改良留有充足空间的稳定的法律框架，能够使一个自由社会更有效地运转”，他又说，“无论何时，我们都不要确定，我们已经知道了最完善的安排或制度”(1960: 231)。在哈耶克看来，在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中，对于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下，最可欲和最有效的规则体系的问题，比如应该为财产权利划定什么样的范围和限度的问题，并未引起应有的关注，哈耶克怀疑，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古典自由主义招 来不少怨恨的原因。在1947年朝圣山学社致辞中，哈耶克明显是欲修正此一不足，他强调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应该研究宪政政治学，以致力于改进“法律框架”(1948: 110)。哈耶克说，市场欲有效运转，必然要求防止强暴和欺骗，保障某些权利，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他也补充说，传统的探讨不尽如人意之处就在于，它似乎认为，确认财产权和合同自由原则，这样一些问题已然得到解决了，好象只要有了一部财产和合同法律，它就是终极和最恰当的形式了。(Hayek 1948: 111) 但是，哈耶克强调说，当我们追问在某种具体情况下，这些普适原则应包含哪些具体内容，这些内容应该如何适应变化了的环境，这种环境变化包括比如说新技术的发明等，从这一追问，我们才算触及到“真正的问题”。在这里，哈耶克列举了如下各种各样问题：“财产权和合同的法律，公司和社团的法律……税收问题，及国际贸易问题”等(1948: 113)，当然也包括那些涉及到“财产权延伸到诸如发明专利、著作权、商标权等权利上的问题”(同上: 113.)。哈耶克认为，在所有这些领域，对于规则和制度的理性分析与设计，换句话说，宪政政治学是大有作为的。尤其是在上文简单探讨过的“公司监管”问题上，哈耶克强调，“有必要经过深思熟虑创造出特别的法律制度”，他指出，“我们不应只满足于听任市场在合同自由的普遍原则下发展出恰当的制度”(1967: 306)。 结 论 如本文开头所已指出的，法律秩序，或者更一般地说规则制度，与社会模式或那些规则下的行为的秩序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哈耶克思想体系的一个中心论题，，也是宪政的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如哈耶克所指出(1969: 172)，这一论题应该是一组学科，即德国学术体系中所称的Rechts- und Staatswissenschaften（法律与社会科学），所探讨的核心问题。哈耶克曾指出，18世纪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David Hume and Adam Smith，既是法哲学家，也是经济秩序的研究者，他们关于法的概念与市场机制理论是密切相关的(1967: 136)。哈耶克认为，后来法与社会科学的分离，及此后学术训练的破碎，导致这样一种局面，就是再也没有人肯系统地研究这些不同学科曾所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1969: 173)。 在回顾自己的学术发展历程时，哈耶克说，他所感兴趣的乃是社会协作之规则的功能，这引导他由技术经济学进而研究通常被视为哲学的各类问题(1967: 91)，他认为自己的工作是重新系统地探究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探讨之核心问题，他奉献了一种全新的“自由的哲学、法学和经济学之融合”(1960: 6)。哈耶克指出，为了推进我们对与规则和社会秩序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理解——这正是成熟的宪政政治学的根本所在，就需要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哲学等方面的专家，比之当今(1967: 92)更紧密的合作， 在当代法学和各门社会科学训练高度专业化的背景下，哈耶克复兴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核心的关于规则秩序与之整体、系统研究的努力，为现代宪政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范式，在这一领域，以哈耶克在《规则与秩序》中的一段话作为座右铭是再合适不过了： 尽管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和伦理学都在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某种适当的社会秩序的问题，但唯有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才能有所成就。 (Hayek 1973: 4) ———————————————— 参考书目 1.自由与经济制度 Freedom & the Economic System (Public Policy Pamphlet no. 29),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9. 2.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Individualism & Economic Order,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48. 3. 自由宪章The Cons titution of Liber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4. 社会中之诸种秩序Kinds of order in society, New Individualist Review, Vol. 3, (2), 3-12, 1964. 5. 哲学研究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 Economics,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67. 6. 法、立法与自由Law Legislation & Liberty (Vol I, II, III Rules and Order), London & Henley: Routledge Kegan & Paul, 1973, 1976, 1979.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17）10-0005-12
当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被提高到学科高度，国内经济学界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展开了热烈讨论。本文对一年多来学者们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讨论进行梳理，以便把握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总体状况和前沿动态。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及学科特点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内涵的界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同时吸取中国历史优秀文明成果和世界上别国优秀文明成果的产物，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后为列宁毛泽东等继承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脉相承，是中国化、时代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理论渊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二者是源和流的关系②。从发展阶段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发展阶段，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体地说，它是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运行特殊规律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揭示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特殊属性，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它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并将在实践中继续发展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关于揭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因此也属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属性上是一致的④。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与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相结合的成果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另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差别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加突出了社会主义的实践性、创造性和民族性，贯彻的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方法论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方法；而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更多地贯彻的是一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演绎逻辑，也就是说，始终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理解为社会主义的终极标准。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多地采用一种规范的思维方法来研究，更多地侧重于说明社会主义“应该如何”，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更多地侧重于分析现实社会主义究竟如何发展、发展的必然形式、道路和规律等等问题⑥。
总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立足于中国国情和中国当前实践而产生的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相结合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的必修课。
2.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思想的讨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思想，学者们对此达成了共识。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学者们对于其中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上存在一定的分歧：一种观点笼统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基本原理和方法贯彻始终⑦，而没有严格区分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地位和作用；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加以区分，并强调其中方法论的作用，认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以其方法论为本，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发生矛盾时，应遵循其方法论原则修正其理论，而不是为了维护其理论而违背其方法论原则⑧；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具有内在统一性，二者都很重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不能把基本原理与方法论对立起来和分割开来，创新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方法论⑨。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義政治经济学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指导作用无疑都十分重要，但强调方法论的重要性对于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十分关键。如果不重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则容易陷入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只有重视方法论，才能联系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对原有的理论不断修改、补充、完善和创新，才能真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向前发展。正如有学者在谈到《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时指出，《资本论》构建体系结构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提出重要的借鉴，是借鉴而不是指导；而其方法论才是我们今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重在创新，不能照抄照搬⑩。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特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研究政治经济现象，探索基本经济规律，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属性，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本质上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的是社会基本经济规律，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具有一般政治经济学的普遍性，又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
具体地讲，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性有世界性和历史性。有学者认为其世界性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包含着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及可以与别国经济理论与实践相互学习和借鉴。另外，政治经济学具有历史性。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正因如此，有学者认为历史研究是构建政治经济学的基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稳固基础，只有把问题放在历史的坐标系中进行考察，才能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只有正确而充分地认识历史，才能总结经验教训，进而升华为理论。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政治经济学具有历史性，其研究对象在不同的国家、同一个国家的不同世代又各不相同，所以政治经济学从空间来说又具有每个国家的特殊性。有学者将其表述为民族性，认为民族性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以及决定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的基本国情、基本实践都具有特殊性。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该理论形成于中国、发展于中国、服务于中国，其主题是讲好中国故事，总结中国经验，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科学指导，因此具有中国特色。有学者将其特殊性表述为国家主体性，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国家主体性，是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的，强调的是中国。这里说的“特色”是相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的，其实讲的就是中国的国家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同时又是对中国道路的理论总结，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经济学的共性即历史性、世界性以及中国特色的个性即民族性、国家主体性。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观点符合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的哲学原理，是经济规律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4.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特殊性的分析
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其研究对象总是处于发展变化中，因此不同的时代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着全面改革和发展的重大课题，同时中国又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中华文明的影响，因此作为产生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必然具有相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的“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质。对此，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一些学者从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阶段性上讨论其特殊性。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阶段性上的学科定位是：在生产关系上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在生产力上属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学，该定位决定了研究层面：通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层面限于经济关系本质层面，即生产关系层面的分析，而在社会主义现阶段所面对的发展生产力问题，不只是生产关系的完善和发展这个层面，还涉及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都同生产关系相关，进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研究领域的拓展。有学者认为“初级形态”的社会主义是我们辩识“中国特色”的实践和理论问题的坐标或参照系的底色，“初级阶段理论”让我们获得了改革最迫切需要的历史方位感，“‘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市场经济”这是中国的伟大创举，也是中国对社会主义形态发展的最重大贡献。有学者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进行讨论，认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马克思主義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体现，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质。一些学者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实践内容的角度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质，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全面发展和全面改革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被称为改革的经济学、建设的经济学、发展的经济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具有了特殊的时代特征，正是由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发展生产力，我国才从单一的公有制逐渐形成了现阶段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计划经济逐渐形成了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以及其它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相适应的制度和体制。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这些因素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了独特的特征。另外，经济实践是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从理论的目的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肯定既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增加国民财富的途径的学说，是属于建设性的经济学，而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是在否定现存制度的前提下寻找更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好制度，是批判性经济学。可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了独特的时代特征。
说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是政治学说的挑战，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政治学理论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其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日益明显，然而，国内的政治学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矛盾，其实质则恰恰是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政治学发展。那么，当今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的困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缺乏解释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首先来源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现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学科，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政治学理论而言，注重对政治现实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探索并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需要、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来。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对现实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从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自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开创者们首先是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学体系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由于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移植存在着一个历史文化土壤的问题，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现象时，其科学性和解释力是令人怀疑的。不过，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的初创时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至今尚停留在恢复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甚至以此来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了种种所谓的标准。比如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市民社会、世俗化理论等等，根据这些理论观点作出的有关分析实际上不是对“中国社会”而是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因为像市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义上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与西方社会看起来相似的问题，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做法与上述做法一样削弱了它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解释力。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创建和发展始终是与研究者们整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整理和梳理工作中注解的成分多于创见的成分。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的研究，则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阶段上，致使我们的政治实践经常出现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实则非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及其关系不是搞得很清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之所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始终树立不起科学的政治大局观，其原因就在这里。政治学的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这两个具体表现，阻碍了我们对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正义问题、产权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还没能作出科学的研究和回答，而现有的政治理论在这些方面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
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结合。缺乏解释力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统一起来，致使政治学理论研究即使结合着现实政治也只能游离于真正的现实之外。
在政治理论中，对于政治现实的事实判断和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作出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但由于政治本来就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而不可能做到像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那样的“价值祛除”，因此，政治理论还必须同时实现这两种不同的判断的统一和结合。尽管政治事实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具有可解释、可预测、可检验性等特点，而价值判断则缺乏可资检验的公共准则，但是，如果不对政治事实的价值作出分析，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在我国当今的政治学理论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理论研究并没有从政治“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中推演出现实政治“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来。一方面，政治学更多地注重于描述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这种描述也不是很客观和科学的，但对于政治价值和利益，则没有形成独立的判断，这样，政治学没能提出有益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政治学在对政治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面对变化中的利益和价值的纠纷不能形成新的机制准则，至多是描述已有的政治价值，从而割裂了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上述两方面的割裂在政治学所回避的敏感的现实问题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事实和价值在政治理论中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与现当代政治学的方法论更新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也是方法论上的悖论。这种割裂或悖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早已出现了，而且直到现在，从传统的方法论到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后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发展，都没法克服这种悖论。由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步西方政治学之后尘”的，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而构筑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时，的确也很难克服这一悖论。问题是要使我们的政治理论具有解释力，具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功能，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时候就应该注意避免“引进”这种悖论，这一点我们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3.概念不清。“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实现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前提。虽然一说起政治，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东西，而要给它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确切定义，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这使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不能使政治学形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中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却相信经济是统帅，政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也是浅尝辄止。
在这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必要对几千年来众说纷纭的政治含义进行系统的分析，我们想说明，如果对政治的概念不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不单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它也不能对社会的现实和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政治的含义一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狭义的政治概念是就政治活动自身的特点和方式而言的，这类政治定义均指出政治是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家庭和社会活动等不同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通常都把政治与公共的权力、权威、控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与狭义的政治概念不同，广义政治概念是把政治看作与各种社会现象相联系的，涵盖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一切事务而且又高于这些事务的事物，是统率全局的东西。这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最高学术颇有神似之处，只是亚氏是就学问的问题而言，而狭义政治观与广义政治观的区分主要是就社会现实生活而言的。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众多的政治观如总体政治说、关系政治说、功能政治说、管理政治说、经济政治说、道德政治说等基本属于广义的政治概念。就广义的政治而言，它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获得权力、分享权力、支配权力和使用权力的问题，而是有着更重要的目的和更基本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既从狭义上、也从广义上使用政治概念。就狭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统帅、灵魂和大局。例如，列宁曾提出“经济方面的政治”、“国家建设的政治”等等，以区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很明显，前者是广义政治，后者是狭义政治。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总的来说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与西方学者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差别。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和界定政治的，而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孤立现象。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论述作为一般的政治定义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包含着特殊内容的丰富性的普遍。就政治与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就政治与社会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分化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现象，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任何政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就政治与军事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有时要诉诸战争或暴力的手段，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政治与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政治与科技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必须与政治上层建筑发生联系。总之，政治一经诞生，就位于社会生活的核心，联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即从广义上说，政治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政治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政治才是统帅、是大局。
尽管狭义的政治与广义的政治对于把握政治的内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对而言，在社会主义时期，广义的政治观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十分善于从广义上把握政治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所以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是由于他从来不是仅仅从狭义的政治看政治，从单纯的经济看经济，而是首先从政治的高度看经济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问题，因此才能得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的结论。
对政治的概念作出恰当的界定，还需要以政治的内涵为线索，找出政治现象的范围，并对这些范围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政治的这一领域称为政治的外延。政治的外延构成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包含十分广泛而又多样的领域，它包括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四个基本层面。这四个层面的外延构成了政治的丰富体系，了解政治、理解政治，尤其是实践中具体的政治运作过程，如果不是从这四个基本的层面把政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审视，或者仅仅从这四个层面的某一个层面来审视，那么政治的理论和现实都将有可能误入歧途。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政治”这一概念是什么没有搞清楚有关，在这一点上，政治学理论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
尽管政治学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困境，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的机遇，也许，挑战和困境本身就是政治学可得以发展的一个条件。
理论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但客观上需要把社会变革及其实践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理论变革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理论发展的机遇。就政治学理论而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过程看，我们发现，第一，在每次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前或之际，都必然发生某种重大的理论争论。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十三大”之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等。第二，每次政治理论的发展，既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这样，迄今为止的政治理论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例如政治理论的发展只是局限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缺乏整体协调，使政治学理论不成体系；同时，由于方法论的问题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政治学理论很难对政治现实作出真正科学的分析。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给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发展的问题。它要求社会能够协调发展，也要求政治学从整体上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因此，政治理论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分析政治对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这一点上，而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范围来研究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1.从现实政治的层面看，对于政治概念的阐明就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毋庸讳言，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论研究总的来说未能赶上时代赋予它的要求，现实政治总是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而理论研究常常落在时展的后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在社会政治领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变化、新趋向，这就赋予政治以鲜活的内容和意义，同时也等待政治学作出回答和探讨。比如，为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要强调讲政治？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腐败现象也增多了，这是不是一个必然现象？为什么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常常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这与政治问题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来回答，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政治的内涵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问题对于政治研究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如果政治学能回答这些问题，它就能够获得生机和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伟大的时代和活生生的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而是照本宣科，因循守旧，那么政治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2.当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过程，即使有的人想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也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由于政治与经济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使两者水融，虽然从学理上可以把政治与经济作出区分并分别加以论述，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政治与经济往往是难解难分的。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看到没看到政治与经济的交互作用，事实上是政治离不开经济，经济也离不开政治；政治之中有经济，经济之中也有政治。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经济工作和经济领域就更加包含着政治问题，因为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经济建设本身就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质。例如，怎样发展经济，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还是搞私有化？分配中要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依靠谁来发展经济？工人阶级还是不是国有企业的主人？近些年来，国有资产流失惊人，如何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些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反过来说，政治或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性的，如由政府所承担和进行的税收、能源保护、交通运输、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建设、经济的宠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等等。如果硬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以为经济问题就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些是纯粹的经济事务，那些是单纯的政治事务，就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而且可以说连一般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常识都没有，因而也不可能正确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7）02-0023-06
如何看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二者是统一的，还是分立的？这是任何一个研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学者都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纵观政治经济学说史及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史，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两条迥然相异的思维路线。一条路线以马克思为突出代表，认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统一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内在精神。另一条路线以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与前苏联政治经济学为代表，认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分立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外在于政治济学的另一个学科或领域，它在政治经济学之外形成，然后被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深入探讨这两条思维路线的经验教训，是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一个必要内容。
一、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相统一
马克思的《资本论》理论体系的系统性和辩证性，甚至让其理论对手都不得不折服。其原因就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根据刘永佶教授的研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的主要环节有：一是从实际经济矛盾出发，充分占有材料；二是实证与抽象的内在统一；三是以概念运动为核心；四是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统一；五是专题研究与系统研究的统一；六是以概念从抽象到具体转化为主干的论述体系；七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①
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的核心是概念运动，而《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正是对概念运动各环节的全部成果的系统总结。《资本论》一、二、三卷的理论体系可以总结为以下的概念运动链条：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工资―资本积累―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总产品的两大部类―利润―平均利润―生产价格―商业利润―利息―地租。这个概念运动链条，就是《资本论》理论体系的主干，也可以称之为概念体系。它是以剩余价值为核心概念的，其核心突出，主线清晰，环环相扣，层层推进。这个概念体系不是马克思灵感爆发的一时之作，而是他呕心沥血四十年才得以铸造成功的。纵观马克思四十年的研究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所呈现的只是概念运动全过程的最后环节，即多个概念的转化环节，而概念运动的全过程实则包括概念的规定、展开和改造以及多个概念的转化环节。以上概念运动链条上的每一个概念的规定、展开和改造以及概念间的相互转化都体现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以概念运动作为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的主干，马克思的这一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有两个理论来源：一是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二是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其中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对概念运动的强调是最突出的。马克思本人曾这样概括黑格尔的概念运动的思辨辩证法：“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整个体系。”②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以概念运动为主干的辩证法，但对其以意识为人的本质所导致的错误予以批判，在强调劳动为人的本质核心的基础上，通过对经济矛盾的实证抽象，形成了系统的实证抽象法，并与理论体系统一于规定经济矛盾的概念运动中。概念运动既是《资本论》方法论的核心，也是《资本论》理论体系的主干。方法构建体系，体系发挥方法，二者高度统一。
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分立在理论体系之外的数学技术或科学哲学方法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具有两种含义。一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即指现代西方主流的经济学家们在经济学研究中所运用的方法论，具体而言就是数学技术。第二种含义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独立出现的一个叫做“经济学方法论”的新学科，这个新学科的具体内容是用科学哲学的方法来评判西方主流经济学。欧美学者对于上述两种含义的方法论按首字母的大小写来加以区别。第一种含义的方法论首字母小写――methodology，第二种含义的方法论首字母大写――Methodology。不论是数学技术，还是科学哲学方法，都不是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内生的，而是分立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外的。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把数学技术作为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一种局部思维形式或技巧的做法很早就出现了，但将数学技术上升为主导整个学科理论研究的方法论的做法则是从边际学派的杰文斯、瓦尔拉斯等人开始的。这一企图随后受到了新古典学派的马歇尔的强力抵制。马歇尔主张经济学家应该将数学作为一种速记工具以启发和记录灵感，在正式出版物中则应该把数学全部放在脚注或附录中，甚至最好全部烧掉。
关键性的转折发生在1947年萨缪尔森出版的《经济分析基础》。萨缪尔森在此书的扉页上引用了一位美国数学物理学家的“数学是一种语言”的名言。在书中，萨缪尔森明确表达了他对马歇尔传统的不满：“就如许多时髦经济理论所表现的那种特征，对本质上很简单的数学概念作费力的文字说明，这不仅从科学进步的立场上看毫无裨益，而且所涉及的也只是一种特别无聊的智力体操。”③继而他将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消费理论和福利理论全部翻译成数学上的多元微积分求极值法，并尝试将动态均衡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翻译成数学上的微分方程和差分方程。坚持以文字语言为主要叙述方式的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理论阵地，就这样被萨缪尔森用数学形式主义攻占了，从此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正式将数学技术作为整个学科的方法论。这一事件可以称之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革命”。
自1947年以来，数学形式主义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愈演愈烈。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主流经济学的本科及研究生的教学，不仅纯数学技术类的课程以及与数学技术高度相关的理论课程的课时比重越来越大，而且主流经济学教材也依照所使用数学技术的复杂程度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层次，似乎数学技术越复杂经济学就越高级。二是美国主流经济学的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的数学形式主义倾向也越来越严重，连篇累牍的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论文占领了大部分版面。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将数学技术作为本学科的方法论，造成了理论体系与方法论的分立。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以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为典型代表，但这个理论体系并不是萨缪尔森本人的创造，而是他把马歇尔、张伯伦、希克斯等人的理论作为微观经济学，把凯恩斯的理论作为宏观经济学拼凑在一起的产物。后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经济学界的争论，萨缪尔森还把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些理论拼凑进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以《经济学》教科书的第19版为典型代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由以下的一系列主干概念搭建起来的：稀缺、效率、需求、供给、价格、均衡、效用、成本、收益、利润、竞争、垄断、劳动与工资、土地与地租、资本与利息、国民收入、消费、投资、总需求、总供给、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国际贸易、汇率、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经济周期等。可以看出，这些主干概念没有一个是笛Ц拍睿它们都是由在萨缪尔森之前的经济学家们通过使用非数学的定性研究方法才得以规定的。由此可见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与作为其方法论的数学技术之间的明显分立。这种分立表现为，数学技术都是数学家们在思考数学问题时创造出来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所能做的只是学习掌握并运用这些外在于经济学的数学技术。
这种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分立给西方主流经济学自身理论的发展制造了严重的障碍。自从数学技术被人为地提升为经济学方法论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便放弃了在经济学研究实践中内生发展经济学方法论的抱负，转而满足于从数学中寻找各种既有的技术，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某些既有概念进行演绎性的数学演算。这种做法可以对一些既有的经济学概念之间的数量关系进行分析，不能说毫无可取之处。但其最致命的缺陷是很难规定新的经济学概念，尤其是主干性的经济学概念。这是因为，数学技术与数学概念是统一的，用数学技术演算既有的经济学概念，可以实现既有经济学概念的数学化，也可以发现既有经济学概念在外延上的不完善性从而对之进行改造，甚至还可以用“既有经济学概念+数学概念”的方式规定出新的辅的经济学概念，比如说XX率、XX曲线、XX指数、XX乘数、XX函数、XX方程式、平均XX、边际XX、总XX等，但却很难规定出新的主干性的经济学概念。④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虽然在每一次更新版本时都会收入一些新的经济学概念，但这些新概念要么是用“既有经济学概念+数学概念”的方式规定出的新的辅经济学概念，要么就是由具体经济学科（如财政学、金融学、国际经济学、公共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提供的新的辅经济学概念，整个理论体系中的主干性概念并没有发生变动。总之，数学技术上升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后，并没有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贡献出一个新的主干性经济学概念，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长期僵化。
创建以使用科学哲学的方法评判西方主流经济学为具体内容的“经济学方法论”新学科的是马克・布劳格，创建的标志是1980年发表的《经济学方法论》一书。⑤参与这个新学科建设的欧美学者除马克・布劳格（证伪主义）外，还有考德威尔（多元主义）、麦克洛斯基（经济学的修辞学）、豪斯曼（新穆勒主义）、罗森伯格（大众心理学批判）、劳森（批判实在论）、汉兹（新经济学方法论）、博兰德（批判理性主义）等人。1994年他们还创建了《经济学方法论杂志》，作为这个学科论文出版的主要阵地。参与这个新学科创建工作的学者们大部分是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哲学家，也有少量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专家。总结归纳他们发表的著作和论文，可以看出绝大部分是在批评主流经济学家们使用的方法论仍停留在科学哲学的实证主义阶段，因而是不够科学或者不够先进的，因此需要根据他们的科学哲学方法――五花八门的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方法――加以改造。
这个所谓的“经济学方法论”新学科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分立是明显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基本拒绝与他们认真对话。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深知只有把时间花在钻研高深数学技术上才方便快速发表经济学论文，才能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和科学哲学家们讨论经济学中的实证主义问题则纯属浪费时间。萨缪尔森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这帮科学哲学家的鄙夷之情：“有科研能力的人，从事科学研究；没有科研能力的人，就闲聊科学方法论。”⑥
应该承认，这些科学哲学家所做的工作并不完全是无用功，他们中的有些人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方法论的批判是相当深刻和精到的，足以给我们以重大启发。但是，由于他们将“经济学方法论”视为是外在于经济学的另一学科，所以只能从外部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批评意见。这些科学哲学家们依据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可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让人眼花缭乱的批评意见，但终究没有一人能建立起替代性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种在理论体系的外部进行批评的局限性正如黑格尔所言：“真的驳斥必须在对手强有力的范围内，和他角力较量；在他以外的地方去攻击他，在他不在的地方去主张权利，对于事情是没有进益的。”⑦
三、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分立在理论体系之外的“唯物辩证法”
与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把数学技术提高到经济学方法论的方向相反，前苏联政治经济学家们则把哲学方法论――“唯物辩证法”直接作为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由此形成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其理论体系的另一种类型的分立。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以前苏联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和列昂节夫等人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典范代表。该教科书是在斯大林的倡导和关注下，以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指导，形成的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表述。该书第三版（1958年）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和认真学习。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第三版分为上下册。上册在简单叙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后，重点放在论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上，从内容上看是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缩编。下册则是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济的论证，但编者没有区分清楚“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一般，将其对“苏联模式”的论证混淆为对社会主义一般的论证。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理论体系是由以下的一系列主干概念搭建起来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然后教科书再结合前苏联当时的各项经济政策，分别叙述各部门经济，主要包括国营企业、集体农庄、商业、财政、金融、国民收入和对外经济交往。
这样的一个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五大经济规律”为主干的理论体系，具有浓重的先验性和强制性。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工作者们似乎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都是未卜先知的天才预言家。他们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产生和成熟之前就准确地预言了其中的各种主要经济规律。这样留给政治经济学工作者的任务就很简单了：只需要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中找出几条提炼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内容，然后以此为据，去注释苏联政府当前推行的各项经济政策，去向民众宣传这些经济政策是合理的、科学的就足够了。
纵观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史，虽然随着政治经学工作者们的世代更迭，政治经济学界又陆续推出了新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前苏联解体，这个理论体系的主干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随时代所变动的只是教科书所要注释的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20世纪60年代查果洛夫主编的教科书是用既有的理论体系注释赫鲁晓夫的“用20年时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政策。20世纪70年代鲁缅采夫主编的教科书是用既有的理论体系注释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政策。20世纪80年代梅德韦杰夫和阿巴尔金主编的教科书是用既有的理论体系注释戈尔巴乔夫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经济政策。
至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工作者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研究社会的经济制度。”⑧唯物辩证法是哲学方法论，前苏联政治经济学家将哲学方法论直接视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由此就造成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明显分立。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者们并不从事哲学研究，而科研院所的学科建制依照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划分，严格地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分开，方法论就成为了哲学的专属物。政治经济学工作者只能从哲学教科书中直接拿来哲学层次的“唯物辩证法”，再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去。
比较早地发现这种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分立现象并提出批评意见的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副岛种典。他在1961年由日本青木书店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判》一书中尖锐地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不是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结果，而是由于二十五年以上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仅是列宁指出的研究大量的实际材料，还包括对前人经济学说的细密的研究）方才可能。”⑨副岛种典据此判断出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存在严重的方法论上的错误。这是他的历史功绩。
由于将唯物辩证法直接视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工作者们主动放弃了对方法论的深入探讨，而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交给了哲学工作者们。而前苏联的哲学工作者中的绝大多数又固守着由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中对“唯物辩证法”的那几条干巴巴的规定，不去讨论具体学科的具体问题，因而不能丰富和发展辩证法，反而将“唯物辩证法”变成了一个专门用来批斗学术异端的紧箍咒，动辄以他人违反“唯物辩证法”为借口粗涉具体学科的方法论探索。在意识形态的高压电网面前，前苏联众多学术工作者们宁犯思想错误，不犯组织错误。唯上唯书的学风笼罩着哲学界和政治经济学界。
总之，由于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理论体系分立，前苏联经济学界既没能发展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也没能变革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既有理论体系。教条主义的阴影笼罩着整个政治经济学界。这种状况或许对贯彻前苏联领导人的意志是合适的，但却不能切实揭示和解决经济矛盾。这种比美国主流经济学还要庸俗和僵化的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最终在与美国主流经济学的全面较量中败下阵来，其留给中国政治经济学界的教训是极其惨痛和深刻的。
四、以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为原则探索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由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前苏联政治经济学将方法论外在于政治经济学，不仅方法论的研究不能深入、系统，更制约着理论体系的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必须克服这个缺陷，以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统一的思路展开对经济矛盾的系统抽象。
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学界在方法论上的苏联化、美国化的倾向依然存在。表面上看，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已然退出历史舞台，固守前苏联教科书“原理”的人在中国已经不多了。但实际上，目前很多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根据撰写论文并提出政策建议的人，其方法还是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教条主义方法，只不过其所依据的“原理”从前苏联教科书上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普遍真理”变成了美国教科书上的“市场经济的普世价值”而已。另外还有一批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学者，则把美国主流经济学的数学技术作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引入国内，并以此作为“学科规范”来改造国内的经济学期刊和经济学教育，结果在国内形成了一种竞相以使用和要求别人使用高深数学技术为能事的风气。有某大学学报的编辑将这些方法论上固守苏联化、美国化思维的经济学论文称为“八股倾向”，这种批判是入木三分的。⑩
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内在精神，中国经济学界如果不在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上克服苏联化、美国化的误区，那么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建立永远只是空话。作为有学术理想追求的中国经济学人，研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和发展中国政治经济学。探索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应该继承马克思的思维路线，坚持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相统一。统一的关键，还是在概念运动。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有自己的概念体系，探讨建立这一概念体系就是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任务。
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是对他的那个时代的欧洲（尤其是英国）经济矛盾的概念规定。我们应继承其中的辩证精神和原则，但不能将他的体系视为绝对真理和亘古不变的教条。当前中国的现实经济矛盾和《资本论》相比，既有国度性的差异，又有时代性的差异。机械地照搬照抄《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是不能对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作出恰当的理论规定的。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是原则，中国政治经济学工作者要依循这个原则，从探讨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以及相应的概念规定、展开、改造和转化入手，探索与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内在统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依循马克思开创的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原则，刘永佶教授于2015年12月出版了《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一书，该书的主要内容有：第一，清除了原来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克服了源自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关于上帝或物质为世界本原、本体的论证）传统；第二，明确了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因此其方法论也具有国度性；第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而非另一学科或领域，不是可用可不用，可用此也可用彼的外在工具；第四，中国政治经济学由主体、主义、主题、主张为基本构建；第五，系统规定经济矛盾八个层次；第六，明确“实证是对现象本质联系的抽象”，形成“实证抽象”的概念；第七，初步规定中国经济矛盾概念体系；第八，依据对中国经济矛盾的规定探讨其解决途径。这部著作全面贯彻了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原则，集中探讨了如何以概念运动规定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对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创新发展做了扎实的探索。
注释：
①刘永佶：《〈资本论〉逻辑论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2-143页。
③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增补版）》，何耀等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④凯恩斯提出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概念似乎是个例外。但仔研究就会发现，“总需求”和“总供给”概念并不是凯恩斯通过数学技术演算而规定出来的。从数学技术上说，将单个商品的个人需求曲线、企业供给曲线分别加总，只能分别得到行业需求曲线、行业供给曲线，而不可能得到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这也是一些西方学者一直抨击凯恩斯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的原因之一。但能规定出“总需求”和“总供给”这两个概念，恰恰体现了凯恩斯的思维层次和思维能力远高于他的同行。
⑤桂起权：《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之走向》，载于《经济评论》，2002年第2期。赵华，李建珊：《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哲学化》，载于《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8年第5期。
⑥D・韦德・汉兹：《开放的经济学方法论》，段文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⑦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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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32朝鲜语国家概况 9059韩文写作基础
限济南青岛烟台威海报考 050308 新闻学 专科 0002邓小平理论概论 0003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 0653中国新闻事业史 0034社会学概论 山东大学
0024普通逻辑 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040法学概论
0633新闻学概论 0530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100803 中药学 专科 0002邓小平理论概论 0003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 2976医古文（一） 2930中医学基础（一）（含中医基础理论与中医诊断学） 山东中医药大学
3042中药炮制学 2974中药学（一）
3040中药鉴定学 限医药系统在职人员 020116 金融管理 专科 0002邓小平理论概论 0009政治经济学（财）
山东经济学院 中英合作专业
限济南报考 020214 商务管理 专科 0002邓小平理论概论 0009政治经济学（财）
山东大学 中英合作专业
限济南报考 020104 财税 本科 0058市场营销学 0054管理学原理 0015英语（二） 0053对外经济管理概论 山东经济学院
0069国际税收
山东财政学院 020106 金融 本科 0058市场营销学 0054管理学原理 0015英语（二） 0053对外经济管理概论 山东经济学院
0079保险学原理
0078银行会计学
山东大学 020110 国际贸易 本科 0097外贸英语写作 0045企业经济统计学 0096外刊经贸知识选读 0099涉外经济法 山东经济学院
5844国际商务英语
青岛大学 020119 餐饮管理 本科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015英语（二） 0985餐饮经济学导论 烟台大学
0988食品营养学 0990宴会设计
限济南、青岛、东营、威海报考 020121 调查与分析 本科 0058市场营销学 0009政治经济学（财） 0015英语（二） 0140国际经济学 山东经济学院
0139西方经济学
2628管理经济学
020155 文化产业 本科 0642传播学概论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015英语（二） 4133地方文化资源开发与管理 山东师范大学
4138旅游文化 4129人类文明史 4135会展产业概论
020202 工商企业管理 本科 0151企业经营战略 0054管理学原理 0015英语（二） 0152组织行为学 山东大学
0150金融理论与实务 0153质量管理（一）
中国海洋大学 020204 会计 本科 0058市场营销学 0150金融理论与实务 0015英语（二） 0158资产评估 山东经济学院
0160审计学
烟台大学 020208 市场营销 本科 0185商品流通概论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184市场营销策划 0183消费经济学 山东大学山东经济学院
0150金融理论与实务
020210 旅游管理 本科 0198旅游企业投资与管理 0196专业英语 5034旅游地理学 0053对外经济管理概论 山东师范大学
0152组织行为学 青岛大学 020216 电子商务 本科 0058市场营销学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015英语（二） 0893市场信息学 青岛大学
0800经济学 3137计算机网络基本原理 9081电子商务数据库技术 9084电子商务实践 山东理工大学 020218 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 0800经济学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015英语（二） 0034社会学概论 青岛大学
6092工作分析 0054管理学原理 0041基础会计学
山东轻工学院
0277行政管理学
020222 物业管理 本科 0292市政学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015英语（二） 0176物业管理 山东经济学院
0054管理学原理 6570房地产营销学 9078物业公共关系 青岛大学 020229 物流管理 本科 5381物流管理软件操作 0009政治经济学（财） 0015英语（二）
青岛大学 020232 劳动和社会保障 本科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015英语（二） 0034社会学概论 山东轻工业学院
3327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与监督 3328公共管理
020259 企业管理 本科 0091国际商法 0054管理学原理 0015英语（二） 2628管理经济学 山东经济学院 山东轻工业学院
5125经济活动分析
0153质量管理（一）
030107 经济法学 本科 0231市场竞争法概论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258保险法 0226知识产权法 青岛大学
0232国际投资法
山东经济学院 030203 社会工作与管理 本科 0280西方社会学理论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015英语（二） 0284心理卫生与心理咨询 山东师范大学
0283社会行政 0282个案社会工作 0302人口社会学 9107老年社会工作
030302 行政管理学 本科 0024普通逻辑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015英语（二） 0034社会学概论 山东大学
0318公共政策 0315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0317国家公务员制度 0923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一） 山东师范学院 040102 学前教育 本科 0398学前教育原理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015英语（二） 0402中外学前教育史 山东师范大学
9002儿童社会性发展 9022幼儿教育政策与法规
临沂师范学院 040107 教育管理 本科 0452教育统计与测量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445中外教育管理史 0450教育评估和督导 山东教育学院
0455教育管理心理学
0453教育法学 鲁东大学 040110 心理健康教育 本科 6060个性心理学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015英语（二） 0284心理卫生与心理咨询 山东师范大学
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471认知心理 6059心理研究方法 聊城大学 050104 秘书学 本科 0523中国秘书史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015英语（二） 0511档案管理学 山东师范大学
0528管理信息的收集与处理 0524文书学 0527中外秘书比较 0525公文选读 曲阜师范大学 050218 商务英语 本科 0087英语翻译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832英语词汇学 0840日语 山东财政学院
0937政府政策与经济学
050302 广告学 本科 0037美学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015英语（二） 0034社会学概论 山东轻工业学院
0642传播学概论 0107现代管理学
0040法学概论 山东理工大学
0530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050408 音乐教育 本科 0730中外音乐史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015英语（二） 0735音乐教育学 山东师范大学
0732简明配器法
限济南考生报考 050432 室内设计 本科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015英语（二）
山东轻工业学院 050433 视觉传达设计 本科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015英语（二）
山东轻工业学院 080307 机电一体化工程 本科 2199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015英语（二） 2238模拟、数字及电力电子技术 山东大学
2245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2243计算机软件基础（一） 2197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
山东科技大学
2200现代设计方法
080702 计算机及应用 本科 2324离散数学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015英语（二） 2339计算机网络与通信 山东大学
2326操作系统 2197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
山东理工大学
2325计算机系统结构
080705 电子工程 本科 2199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015英语（二） 9033电子线路CAD 曲阜师范大学
2365计算机软件基础（二） 2358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2141计算机网络技术
鲁东大学
2354信号与系统
080708 计算机通信工程 本科 2199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015英语（二） 2364数据通信原理 山东师范大学
2372程控交换与宽带交换 2326操作系统 2197概率论论与数理统计（二） 2368通信英语 北京邮电大学 080709 计算机网络 本科 2335网络操作系统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015英语（二） 2364数据通信原理 山东大学
3139数据库技术 3137计算机网络基本原理 2354信号与系统
山东财政学院 080806 建筑工程 本科 2439结构力学（二）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015英语（二） 2442钢结构 青岛理工大学
9035工程监理 2446建筑设备 2275计算机基础与程序设计 6939建筑法规 山东科技大学 082208 计算机信息管理 本科 2375运筹学基础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015英语（二） 2628管理经济学 山东大学
2378信息资源管理 2326操作系统 2141计算机网络技术
山东经济学院 100702 护理学 本科 3202内科护理学（二）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3201护理学导论 3004社区护理学（一） 潍坊医学院 青岛大学
3200预防医学（二）（含流行病学）
3007急救护理学 限卫生系统在职人员 020226 商务管理 本科
0015英语（二）
青岛大学 限济南、青岛报考 030106 法律 本科 0249国际私法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015英语（二） 0226知识产权法 山东大学
0264中国法律思想史 0246国际经济法概论 0167劳动法 0233税法 青岛大学
0259公证与律师制度 0258保险法
0265西方法律思想史
030108 律师 本科 0247国际法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015英语（二） 0226知识产权法 山东师范大学
0249国际私法 0224律师执业概论 0167劳动法 0233税法 山东财政学院
0246国际经济法概论 0926司法鉴定概论
030401 公安管理 本科 0369警察伦理学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015英语（二） 0371公安决策学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0370刑事证据学 0861刑事侦查情报学 0859警察组织行为学 限公安系统在职人员 050105 汉语言文学 本科 0037美学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015英语（二） 0537中国现代文学史 山东师范大学
0812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 0821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0538中国古代文学史（一）
济南大学 050201 英语 本科 0087英语翻译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832英语词汇学 0604英美文学选读 山东大学 烟台大学
0831英语语法
0840日语
9057韩语
050202 日语 本科 0535现代汉语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612日本文学选读 青岛大学
0609高级日语（一） 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鲁东大学
6042日语写作
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需要从“问题”中升华出政治经济学的“最高理论”——马克思主义总体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以这一科学范式作为明确的理论指导。
二、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课题面临的发展环境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然而在这此满目疮痍的国度里，不仅面临着经济发展的任务，而且同样面临着政治发展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一些政治学家受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研究的启示，提出了政治发展的概念，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发展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进而产生了所谓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理论。这种理论致力于为新兴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模式和道路，使这此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逐步走向现代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许许多多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课题展示在我们的面前，需要我们积极稳妥地、合理有序地去研究解决的途径。因而，通过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研究，为我国的政治经济学发展提供一些理论上依据，既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任务，也是推进我国政治经济学稳定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
三、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的问题
1.规范分析缺乏研究深度，单纯进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范畴和规律对比
我国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受“苏联范式”的影响，在描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现象和本质时，往往运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简单对比来替代对其实证性的研究。实证性分析比重较少，规范性分析掩饰经济活动中的某些内在矛盾。有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行为的一些价值性判断立意不高，理论视野不宽，甚至过于武断。尽管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创阶段和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但这毕竟是弊端之处。
2.政策研究缺乏反思意识，一味地“唯上”和“跟风”
一国的经济政策同经济实态和价值判断是紧密相连的，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往往从不同的规范角度或实证角度推出相应的政策主张。问题在于，基于科学理论规范和实证描述之上的具体政策推导，同的“唯意志论”的政策推行，有天壤之别。倘若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时时刻刻围绕主观多变的经济政策转，并以此来推导出实证性的结论和理论模型，那就会葬送这门学科。学界与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往往是有联系，又有差别的。传统政治经济学演变的历史教训值得记取。
3.方法变革缺乏创新精神，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的范畴和理论
改革陈旧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需要进行方法论的拓展，其中包括科学地借鉴国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模型。但现有的某些中国理论经济学作品“食洋不化”，以为西方经济学讲的观点都是真理，用的方法都是科学的，以致在分析方法、范畴体系和理论框架上作单纯的模仿，甚至认为只要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添加一些中国经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社会主义、空想或批判的社会主义，也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社会主义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既然要从根本上反映作为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代表的工人阶级利益，那就必定要以马克思经济学为理论指南。如果对以往“左”的教条主义采取矫枉过正的学术态度，便容易形成一种善意的折中主义或保守的右倾思潮，以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只应进行“问题”，的实证分析，而无须进行含有“主义”的价值判断，或者以为当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都是普遍真理，只要加点中国经济实例即为创新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
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完善策略
1.在思想方法上做到哲学与经济学结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以成为科学，是因为她把唯物辩证的哲学思想与现实的经济理论研究高度统一和融为一体了。我们在分析研究经济学问题时，要坚持一分为二；在创立经济学理论时要坚持合二而一。没有一分为二，不可能发现新问题；没有合二而一，不可能建立新理论。因此，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熟过程，就是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不断分工合作和有机结合的过程。对改造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来说，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仍然是理论联系实际，即要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经济的具体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2.在指导思想上做到马克思主义与邓小平理论结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在揭示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本质区别的同时，科学说明了他们存在共性和历史联系的一般原理；邓小平的经济理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同时，正确解决了使他们的共性得以发展和历史联系得以实现的具体形式。可见，邓小平的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深化和具体化，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理论的互补性。因此，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邓小平的经济理论有机结合，并在指导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加以丰富和完善，才会形成科学的、成熟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3.在理论正误的判断上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结合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实践不仅是认识的唯一源泉，而且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实践对真理的检验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循环，才能最后完成。在对经济理论正确与否的判断上，更需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对经济理论正确与否的判断，必须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结合的方法。不承认理论分析的重要性，实质是否认前人的实践经验，容易重犯前人的错误，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是愚人之举，实不可取。只有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有机结合，相互补充，才能在加速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4.在发展进程中坚持量变的积累与质变的飞跃结合
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成熟，既要依赖中国经济自身的蓬勃发展，也要依靠无数经济学家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在外部要形成自由、民主的科学研究氛围，为深入的经济研究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内部要形成科学研究的动力和群体攻关的合力，把所有经济学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把无数分散的个人智慧和个别成果集中起来，在客观条件成熟的时候，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使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成熟最终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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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朱光磊：《政治学概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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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刘世明：《古今“德治”之比较》，载《理论与现代化》，2001年05期。
Reviving the Lost Tradition: The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from a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I）
Abstract: Political economy used to be the core of the early economics discipline, which emphasizes the political/economic benefit of the nation and the government’s regulation of the economy. However, since the 19th century, economics discipline broke up into two schools―the neoclassical orthodoxy which adopted pure deductive and mathematical/econometric methods and the historical/institutional school which prefer inductive and historical approaches. During the long-term debates, the historical/institutional school insisted that the national state must be placed on the first position, and also brought culture into political economy as an influential factor. The paper views the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ics in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inks that the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ics not only inherits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approaches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but also made new development by proposing the new term “culture-making power”. Keywords: political economy,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culture-making power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新古典范式的深度发酵，政治经济学已经日益不为人们所关注，取而代之的则是以纯粹演绎方法尤其是数理和计量方法为基础的经济学体系。尽管这种纯粹经济学体系具有很强的逻辑说服力，也更易于在大学课堂上讲授和传播；但演绎思维和数学方法的过度使用使得经济学研究越来越脱离了关注政治、文化等制度因素的传统视角，而专注于用数学关系来代替真实世界的因果关系，从而很容易遗漏一些实际上非常重要的因素；同时，新古典的均衡分析方法更多地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型，并不能真实地反映社会经济的动态发展过程。因此，在对很多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分析和预测上，经济学正在日益失去公众的信任。在经济学研究越来越数理化，经济学理论越来越与现实脱节的今天，新经济学理论的建立和向政治经济学的回归已变得十分重要。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提出了广义虚拟经济的理论体系，从二元价值容介态概念出发，指出人类社会并不是静态均衡的，而是在物质形态中不断容纳进新的信息介质后，整个社会状态不断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因此，要对社会经济体进行研究，就要从发展的过程中整体地理解和把握经济问题，回归到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思维方式上来。尤其在今天这个商品形式大爆炸、虚拟价值不断涌现的时代中，我们越是想机械地使用所谓纯粹经济学来看待和解决今天的经济问题，在理论上就越是有捉襟见肘之感，不让所谓的纯粹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回归，不把“政治”一词重新找回到经济学来，就难以真正建立有效的视角来指导我们的经济研究①。
本文将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方法及其演变的历史进程作一个总体的回顾，以此为背景，探讨广义虚拟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向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回归，以及通过“制文化权”理论的提出对政治经济学思想所做出的新发展。
二、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及其基本思想方法：兼与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比较
在我国，由于翻译等方面的问题，政治经济学常常被人们认为就是专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②。然而事实上，政治经济学的产生要更早的多，其所涵盖的内容和流派也更为复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应当被看作是政治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最早提出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是西欧的重商主义学派。当时，这些国家在政治上刚刚完成从封建社会向民族国家的转变，在经济上则正忙于海上贸易霸权的争夺。因此，重商主义者基本都 以民族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认为商业是财富之源，应当通过政府的力量积极干预经济生活，保护本国工商业，扩大出口以增加国民财富。1615年，在法国重商主义学者蒙克莱田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最早使用了“政治经济学（économie Politique）”这一名称。在这本书中，蒙克莱田明确反对外国人在法国从事经济活动和勘探法国的各种资源，同时建议政府保护和扩大本国商人的对外贸易，增强本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
蒙克莱田所提出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后来被其他重商主义学者所采用，他们又提出了诸如发展航运事业、拓展殖民贸易和增加公共工程等很多新的政策建议。但总的来看，重商主义者都以民族国家的利益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所强调的都是通过政府的调控职能，使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手段来夺取政治和经济的双重霸权；在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也都是从现实问题出发，根据本国具体国情，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而并不专注于提出某个抽象的理论。
在重商主义学者所提出政治经济学概念和相关思想的基础上，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在17~18世纪创建了比较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威廉・配第曾被马克思称为政治经济学之父。从《赋税论》和《政治算术》这两本名著来看，他研究的对象和目的与重商主义者如出一辙，仍然是为英国政府献策，怎样征收租税而不至于引起人民的反抗，怎样才能打败法国和荷兰这两个竞争对手，夺取政治和经济霸权。在研究方法上，配第也同样是着眼于解决现实经济问题而不是纯理论，他比重商主义者更加注重对于各国具体国情的把握。《政治算术》正体现了配第和重商主义者在这两方面的共同特点：“政治”强调的是民族国家的利益和政府调控经济的视角，而“算术”所指的就是对各国具体资源、产业状况的定量统计和把握，正是后者开创了社会经济统计这个学科。
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正式诞生。斯密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国富（Wealth of Nation）”而不仅仅是资本家的私人财富。在该书中，他明确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两个目标：“第一，为人民提供丰富的收入或生活资料，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为他们自己提供丰富的收入和生活资料；第二，为国家供应足够维护公共服务的收入”。
尽管很多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试图把斯密打扮成一个强调自由贸易和世界主义经济政策的大师，但事实上，对于民族国家利益和政府调控经济职能的关注是斯密从来都未曾放弃的。德国历史学派的创始人李斯特早就指出，斯密之所以提倡自由贸易，是因为英国已经确立了自己在工业技术上的国际竞争优势，在他“世界主义的表述和论证之下，为的是劝导外国不要效仿英国的政策……当一个人到达强大顶峰的时候，他就一脚把用过的梯子踢开，以免他人借助同样的手段跟着他爬上来”③。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尼科尔森也发现，亚当・斯密并不是世界主义经济学的倡导者，恰恰相反，斯密是一位爱国主义乃至帝国主义者。他曾经提出“防卫比富裕更重要”，允许保护幼稚产业，甚至还曾经建议建立一个联盟的强大帝国，对内实行自由贸易和帝国税制，对外采取统一关税壁垒④。
在研究方法上，《国富论》也十分注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并奠定了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方法论基石。书中的第一和第二编（占全书总篇幅的39%）采取了演绎为主的方法，但同时引用了大量历史资料和案例来使理论能够言之有据；而第三、四、五篇（合计占总篇幅的61%）以及他的另一本《道德情操论》则完全使用了历史实证的分析方法⑤，从现实经济状况出发，着眼于解决现实经济问题。正如熊彼特所评论的，“理论探讨与其事实材料以及事实材料所显示出来的一般发展趋势结合得很紧密……至今还没有人像斯密那样成功地把两者――外加一点政治社会学――结合在一起。”⑥
总而言之，在政治经济学的产生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这一学科在思想方法上的两大特点，即：（1）认为政治和经济是无法割裂的，彼此互为手段、互相服务，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是如何通过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增进国富，维护和拓展民族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利益；（2）在研究方法上，政治经济学注重面向现实而不是纯理论，首先对本国和外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具体情况进行全面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利于本国发展的政治经济政策建议。
而这两大特点，也正是今天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所特别强调和坚持的。
对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从二元容介态理论出发，进行了新的阐释。林左鸣（2009）提出，政治经济学是对政治和经济二元容介态的科学描述，“政治……是每个历史阶段中社会信息态的表现，而经济活动……则是物质态活动的一种集中表现，两者的有机融合和进化（容介态），其实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使命”。由政府设定的政策和制度可以作为信息基础来融入经济的物质态当中，推动经济的蓬勃发展，而国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在于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和制度，使政治和经济能有效地进入容介态，实现协调发展⑦。
早期政治经济学面向现实的研究视角也正可以看作是广义虚拟经济学派学者的座右铭。从《再造魂魄》和《看不见的心》开始，广虚学者就一直以现实经济问题作为自己的思想源泉，从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现象中发现问题，提出理论和对策；此后，他们又根据中国所面临的现实经济形势，提出了“中国新世纪发展战略需要虚拟经济定位”和“以广义虚拟经济的视角定位新经济”等一系列中肯务实的观点⑧。近年来，广义虚拟经济学者们在完善自身理论体系的同时，一直对文化产业、三农问题、旅游产业、金融、房地产、能源、物流、电子商务、传媒业等诸多现实经济问题保持密切的关注，提出了大量新的见解和政策建议；尤其是“制文化权”思想正是广义虚拟经济学派针对现实国际形势，从中国国家利益出发而提出的重要战略和对策。
三、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的转变
尽管政治经济学拥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亚当・斯密和他的《国富论》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在此之后，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却逐渐走向了分裂。
1805年，英国东印度学院聘请马尔萨斯担任历史、政治、商业和金融学教授，简称为政治经济学教授；马尔萨斯也就成为了第一个正式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他的研究继续坚持由斯密奠定的归纳与演绎并行、面向现实经济问题的思想方法。凯恩斯曾对此做过一段非常准确的描述：“（马尔萨斯首先）沉浸在经济史和当代世界的事实材料中，运用历史归纳的方法，使自己的头脑填满大量的经验材料。最后，他又回到先天的思想，但这一次是回到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家的纯理论。他最先寻求把形式思维方法应用于事件所呈现的材料，以便通过直觉选择与形式原则的结合来透视这些事件，从而解释问题并提出补救的办法。”⑨
然而，与马尔萨斯同时代的李嘉图则开创了另一套与之完全不同的、纯粹依赖抽象演绎的方法体系。尽管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以“政治经济学”为题，但李嘉图并没有真正从政治视角来考察赋税问题，甚至连对现实的关注都很有限。在该书中，李嘉图首先论证了他自己提出的一般理论原理作为前提，然后再运用这些原理对各种赋税和相关学术争论进行分析，从而推导出结论。这种模型分析方法“抽取一个问题的简明的基本要素，删掉不相干的细节，然后研究它的各个部分的相互作用”，它的优点在于逻辑上的简单明了和极具说服力，然而它也存在着巨大的危险，“即模型所遗漏的一些要素实际上可能是重要的，因而从模型得出的结论，往往会不符合于实际情况”⑩。
当时，继承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的理查德・琼斯就对李嘉图方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指出“政治经济学必须使所谓普遍适用的准则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只有通过反复观察各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才可能分析、研究和彻底了解”，而李嘉图学说则完全是抽象的推理和“妄想的假设”，并不具有真实性，这使得政治经济学成为了一种沉闷的纯理论体系，“一种对整个学科的厌恶情绪已经在潜入一部分公众的思想，人们已经不信任政治经济学” 。此后，包括约翰・穆勒在内的一些学者也试图对李嘉图模型分析法的不足进行弥补，以克利夫・莱斯利和约翰・英格拉姆为代表的另一些经济学者更提出了很多尖锐的批评。
但是，李嘉图式方法不仅具有极强的逻辑说服力，而且相对于历史实证的方法更加易于讲授、传播和掌握；这正适应了近代以来大学讲堂的教育方式。更为关键的是，模型分析方法还在实际上向所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者提供了一种诱人的承诺――这种以纯粹演绎为工具的理论体系是无所不包、置之四海而皆准的，可以用来解决任何经济问题。因此，在李嘉图以后，纯粹演绎研究方法在英国政治经济学中的影响力得到了不断的扩大。
1879年，在为《政治经济学理论》撰写的序言中，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提出，“Political Economy这一个双名是麻烦的，应尽早放弃……我觉得最好的名称是Economics，这个名称既与旧名称比较更近似，又在形式上与Mathematics、Ethics、Aesthetics及其他各种科学的名称可以类比” 。而对于这门新的“经济学（Economics）”，杰文斯认为，它应该成为一门数学的科学，应更多地使用微积分方法和演绎原理来进行研究。此后，随着马歇尔《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这一经典教材的流行，“经济学（Economics）”这个新名称被广泛接受，并在英语体系中逐渐取代了“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1932年，莱昂内尔・罗宾斯在《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进一步将经济学定义成了一门研究各种目的与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抽象科学；政治的视角和对于历史和具体现实情况的关注被完全剥离了。而与此同时，那些坚持政治经济学传统思想方法的学者们，则在牛津、剑桥和伦敦经济学院等主要大学经济学教授职位的竞争中纷纷落败，逐渐被排斥到了经济学科的边缘地位 。
到了1940年代以后，作为演绎法的深化，数理和计量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日益扩大，以英国约翰・希克斯和美国萨缪尔森、阿罗、德布鲁、弗里德曼、斯蒂格勒等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学者掀起了一场以一般均衡为基础的形式主义革命（Formalist Revolution） ，在将经济学的中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的同时，也最终确立了新古典范式在经济学科的统治地位，形成了今天的纯粹经济学体系。
四、回归政治经济学：从历史学派到广义虚拟经济理论
针对英国从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的转变，以李斯特、威廉・罗雪尔和后来的施穆勒、马克斯・韦伯等为代表的很多德国学者曾提出过严厉的批评，并形成了历史学派的政治经济学或“国民经济学（National-?konomie）”体系来与之抗衡。
历史学派的学者们系统地继承和发展了政治经济学的民族国家立场，认为政治经济学应当是研究某个民族国家的国民经济学，而没有所谓世界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维护和发展民族国家的利益和财富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标所在。他们明确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斗争从不停歇……只有那些被和平的外表所迷惑的人才会相信，我们的后代在未来将享有和平和幸福的生活……一旦涉及要作价值判断，政治经济学就必须受制于人类的某一特殊族系……一个德意志国家的经济政策，只能是一个德国的政策；同样，一个德国经济理论家所使用的价值标准，只能是德国的标准” 15。
在研究方法上，历史学派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有着明确的阶段性特征，而每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道路又各不相同，因此，各国政府应当根据本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具体国 情采取符合本民族利益的经济政策；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必须通过真实社会的历史资料来建立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而不是用逻辑或数学的方式进行因果解释。
这种历史阶段论的思路显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除了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以外，恩格斯还在《反杜林论》中对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阶段论进行了新的阐释，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广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来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在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16
除了历史视角以外，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历史学派的学者还对文化等制度因素与经济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要真正实现“国富”，这个政治经济学的目标，仅仅研究货殖学或致富术是不够的，更要把经济置于相关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制度框架中进行考察，将政治经济学和法制、政治以及文化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17。尤其是历史学派后期的一些学者，纷纷对文化因素在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性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例如，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儒教与道教》就把宗教文化现象纳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这一重要政治经济学问题中进行考察；另一位历史学派的维尔纳・桑巴特，也写作了包括《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和《奢侈与资本主义》等多部论述文化与政治经济学问题关系的书籍，无论他们的观点是否正确，这种研究思路都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很多启示。
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方法还直接影响了美国（老）制度学派的政治经济学研究18，如后文将探讨的，制度学派代表人物索尔斯坦・凡勃伦就特别关注制度因素尤其是文化因素与经济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尽管没有采用制度的视角，但也通过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理论框架把文化因素纳入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中，探讨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问题。
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固然有着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和思想内核――二元价值容介态，但从思想方法上来看，广虚理论是与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派―广义政治经济学这一学术脉络基本一致的。
针对当前处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纯粹演绎范式，广义虚拟经济学者也提出了明确的批评，认为单纯使用数学方法进行均衡研究是一种机械唯物论的经济学，用这样的方法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在理论上，“要么就会挂一漏万，将大量……重要因素弃之不顾，最后得出一个研究者自己也不知所云的结论；要么就会瞎子摸象，自说自话，最后给出一个以偏概全的错误描述”；在政策上则“会极大地损失掉社会制度和政策应有的含金量”19。当今的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了广义虚拟经济时代，这要求我们的经济研究必须回归到政治和经济二元容介态的轨道上来。
对于政治视角的强调同时也就必然意味着对于国家利益的关注。尽管二元容介态思想并没有国别的限制，但和历史学派一样，一旦涉及价值判断时，中国广义虚拟经济学者所采取的标准必然也只会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从以往广虚学者所做的研究来看，基本也都是立足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提出的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和历史学派、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一样，都强调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和动态性，并认为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到来本身就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但与历史学派强调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论略有不同的是，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更加重视政治领域中的历史因素，认为“政治是人们社会心理的聚集，是每个历史阶段中社会信息态的表现”20，更多是通过信息态而把历史阶段论的视角引入到作为 物质态的经济中，进而探讨信息大爆炸所塑造的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特性问题。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应当是彼此理论内核的不同，历史学派的经济历史阶段论源自于历史主义的方法论，而广虚理论的政治（信息态）历史阶段论则源自于二元容介态的理论内核，但结果是殊途同归的，都认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使命在于揭示出政治和经济的动态融合和演化过程。
最后，与历史学派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样，广义虚拟经济学派也高度重视制度尤其是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认为“对于一国乃至国内某一个区域的经济来说，……人们的观念和文化更为决定当地的经济发展程度和趋势”21。不仅如此，广义虚拟经济理论还把文化因素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认为文化不单纯是一种上层建筑，还有着经济基础的性质，并通过制文化权理论的提出对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体系做出了新的发展。
五、制文化权：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对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
早在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那里，文化就已经进入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野。配第在该书中探讨了作为文化因素的问题，建议英国政府通过实行宽容的宗教政策来吸引非天主教人士进入英国，以发展工商业和航运业，增强英国的国际竞争力22。显然，在他的眼中，宗教文化是可以被用作为英国政治经济利益服务的一种工具。
到了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学派时期，作为制度的文化成为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正式范畴。除了前述韦伯和桑巴特对于宗教和资本主义社会起源关系的研究以外，卡尔・波拉尼也对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进行过精彩的分析。他认为在16世纪以前，市场只是作为附属物而嵌入在人们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但在17世纪以后，欧洲社会出现了“大转型”，经济生活逐渐凌驾于其他社会生活之上，并作为社会的引擎拉动着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力量来为经济服务23。于是，在大转型之后的现代社会中，文化与经济也就形成了新型的更紧密的关系――文化为经济服务，因而在我们日常所看到的很多文化现象的背后，往往正隐藏着一些经济（或政治经济）的利益。
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也从另一个侧面讨论了文化背后的经济力量问题。他认为炫耀性奢侈消费其实是因为人们想要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支付能力，并通过这种歧视性对比的方式来保护或提高自己的尊严。而且，“每个阶层的成员都把上一阶层流行的生活方式作为其礼仪的楷模，并竭尽全力争取达到这个理想标准”24。于是，商家就会利用这种心理进行广告宣传，从而不断地将奢侈消费行为向下传递而形成整个社会的消费文化风尚。从近百年的经济史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越是遭受全球性经济危机而陷入萧条的时期，商家们越是会不遗余力地宣传消费文化，而文化产业也就越是会显得格外繁荣。
如我们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理论也对文化和经济的关系进行了阐述，认为经济基础对于意识形态有着决定作用，物质上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也会在精神上居于统治地位；同时，意识形态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可以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这在后来被葛兰西发展成为了著名的“文化霸权”理论，认为统治集团对于整个国家的支配和对于其它集团的控制不仅会诉诸武力和政治来实现，还要通过操纵社会文化包括知识、信仰、价值观等来进行规范和约束。
由于二元容介态理论强调信息态对于物质态的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动态融合和演化，而文化就是信息的重要载体，因此文化因素也就成为了广义虚拟经济所特别关注的一个理论范畴。
在微观层面，广义虚拟经济理论认为文化会携带信息融入到物质态的商品中，使之具有更高级的价值，从而不仅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更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越是高档的商品，其价值中所含有的信息态虚拟价值比例也就越高。通过引入“虚拟价值”这个概念，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把前述制度学派所探讨的经济力量驱动消费文化这一难以进一步分析的现象转化成了可以继续深 入探讨――如何向商品中灌注更多虚拟价值并诱使消费者接受――的问题。于是在此基础上，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又不断提出虚拟价值的核心问题在于维系商品的“人气”和消费者的信心，而后者又需要现代信用制度平台的支撑。最后，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实现了从微观到宏观的衔接，认为成熟的现代信用制度的建立，有赖于宏观层面上政府的行政力量支持和与虚拟经济时代相对应的社会观念和文化风气的塑造。
在宏观层面，广义虚拟经济思想认为作为信息载体的文化和政治一样，都会将新的信息不断纳入到经济中并进而实现动态融合和演化。因此，文化和经济的关系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正如波拉尼所观察到的，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今天，文化与经济之间已经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在《看不见的心》一书中，作者就明确提出，文化不单纯是一种上层建筑，而应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文化是上层建筑，而广义的文化则有着经济基础的性质25。
相比较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主要着眼于国内统治而言，广义虚拟经济对于文化所具有的经济基础性质的关注更突出在国际范围的竞争和控制权的问题上。广虚理论认为，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物质的拥有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控制信心和制造心理需求已成为了第一位的需要；各国之间靠占领土地来掠夺财富也已经时过境迁，军事行动更多是作为政治的极端形式而成为了最后的筹码；而掌握广义虚拟经济主导权的最好办法就是抢先根据本国的利益制定出一套世界各国都能够普遍接受的世界经济秩序和规则。要取得这种秩序和规则的制定权，首先就要具有控制文化观念的形成权，即“制文化权”，通过输出具有本国意识形态性质的文化来塑造出一种有利于本国利益的国际语境。
文化是一种国家的软实力，它可以潜移默化地把服务于本国或本民族利益的意识形态渗透到其他国家或民族，而使对方在不自觉间为文化的控制者服务；而文化所具有的信息载体的性质，更使得拥有制文化权的国家可以从中获得虚拟价值的形成权。从我国和欧洲的历史以及美国掌控当今世界广义虚拟经济主导权的现实经验来看，只有掌握了制文化权，通过文化渗透推广本国的意识形态，从而建立起文化、经济和政治军事三位一体的国际优势地位，才能够制定出有利于本国的国际游戏规则从而获得大量的财富26。
通过“制文化权”理论的提出，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而且把文化从“意识形态”或者“制度”的经济思想拓展成了一个面向现实国际环境的有力竞争武器。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同时，世界多极化的格局也正在酝酿之中，制文化权理论所倡导的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继承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进而参与和主导世界市场游戏规则的制定、夺取虚拟经济的主导权等思想理念，更加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 林左鸣.《广义虚拟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经济》第133、259页。
② 事实上，Political Economy这一名称在我国近代最早被译为“富国策”，后来采用了日本的“经济学”的译法，意指经世济民之学，本身就包括着政治和经济的两重含义；而把后来被引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译为“政治经济学”。这种译法很容易形成观念上的混淆，但由于已成习惯，难以重新更正，而随着后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传入，学界习惯的办法是把Economics译为经济学，而把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内的各种Political Economy译为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一复杂的过程，笔者将在另文中予以详细探讨。
③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269页。作为一个佐证，我们可以在亚当・斯密致邓达斯勋爵的信中发现这样经过深思熟虑后的表述，“即使允许爱尔兰实行自由贸易，我不相信，在今后一个世纪中，大不列颠的制造业将受爱尔兰制造业的竞争而遭受很大挫折，爱尔兰既少技术又缺原材料可以使她与英格兰相颉颃，即使这二者可以及时获得，但要完全得到充分的数量，几乎需要一个世纪的工作，爱尔兰无煤又无木材……要培植到英格兰同等程度需要一个多世纪”（欧内斯特・莫斯纳等编，《亚当・斯密通信集》第332页，林国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④ 杰拉德・库特.《英国历史经济学：1870~1926》第175页。
⑤ 事实上，亚当・斯密还和亚当・弗格森、约翰・米勒一同被视为是苏格兰历史学派的领袖。
⑥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283页。
⑦ 林左鸣.《政治经济学是政治和经济的二元容介态》。
⑧ 参见林左鸣，吴秀生.中国新世纪发展战略需要虚拟经济定位，《亚洲论坛》2005(3)；吴秀生，林左鸣. 以广义虚拟经济的视角定位“新”经济，《经济体制改革》2006(2)。
⑨ 凯恩斯.《经济学家的生活》第42页。
⑩ 琼・罗宾逊，约翰・伊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论》第14页。
11理查德・琼斯.《论财富的分配和赋税的来源》出版说明、序言第11-12、15页。
12斯坦利・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第6页。
13由于篇幅和主体所限，关于批评者的思想观点、他们与演绎学派之间的斗争以及被边缘化的过程，笔者将在另文中予以详细探讨；有兴趣的读者也可以参阅杰拉德・库特，《英国历史经济学：1870~1926》；杰弗里・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罗纳德・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第184-219页；以及Milonakis, Dimitris & Fine, Ben. From Political Economy to Economics。
14 Blaug, Mark. The Formalist Revolution of the 1950s；Yonay, Yuval. The Struggle Over the Soul of Economics。
15 马克思・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第75-109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60页。
17 威廉・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著者序。
18 关于美国制度学派与德国历史学派的渊源，可以参见杰弗里・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第157-179页。
19 林左鸣.《广义虚拟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经济》第252、260页。
20 林左鸣.《政治经济学是政治和经济的二元容介态》。
21 林左鸣.《广义虚拟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经济》第260页。
22 威廉・配第.《政治算术》第29页。
23 参见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24 索尔斯坦・凡勃伦.《有闲阶级论》第38页。
25 晓林，秀生.《看不见的心――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到来》第191-192页。
26 林左鸣.《广义虚拟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经济》第249、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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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一、明确当代中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目标
1、当代中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对中国经济学界提出的新时期新任务是：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这个新任务可以分解为三项具体任务：一是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实践中提炼和总结新概念、新范畴、新规律，形成中国自己的概念、范畴，也就是说出“中国话”，发出“中国好声音”。二是把这些反映中国经验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规律系统化为一个完整的经济理论或经济学体系，也就是“中国经济学”，或者说是经济理论的“中国话语体系”。三是构建的“中国经济学”或“中国话语体系”必须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结果，在经济学的一般知识、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等方面却充分吸收和包容了西方经济学的一切优秀成果。
2、当代中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要实现的目标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是从近现代中国共产党解放和建设中国的经验中总结而来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学会了从社会实践和发展经验中提炼、归纳、总结经验，并不断丰富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技能”。通过“实践——总结——再实践”的过程，一方面能够不断充实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也能够以此为基础，避免了今后国家经济政治发展“走弯路”。其次，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阶段，我党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社会主要建设经验，并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提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新概念、新范畴。尤其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理论联系实际”成为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政治学说的基础，并且在今后的改革开发和一系列社会实践中，为丰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诸多可借鉴的成果。最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中国为世界经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无可比拟，充分展示了大国应有的责任担当和国际价值。目前，中国已经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经济体，庞大的内部市场为外资经济的引进和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坚持“中国模式”，走“中国道路”，成为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持“中高速”发展的核心动力。
二、探究当代中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途径
1、以改革发展成功经验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理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最大价值在于实践。近年来，中国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经济增速始终保持在世界前沿水平，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而作为这一理论的应用者和实践者，中国共产党能够客观看待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认真分析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以此为依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行灵活变通和充分运用，使我国经济更好应对国际金融发展困境，实现经济增速的持续增长，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我国指导性理论的根本原因。从本质上来说，中国经济学与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脉相承的，两者都是从我国国情出发，所总结而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理论。
2、以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检验西方经济学
中国经济取得今天的国际地位，打破了西方经济学中“颠扑不破”的理论，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借鉴意义。西方经济学强调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这对于已经是发达国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但是对于全球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套西方经济学理论却具有片面性，如果不能根据本国国情，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必然会打破原有的市场秩序，反而不利于本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以中国为例，我国无论是在传统文化、历史基础还是政治体制上，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在引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时，也必须要纠正、修改其中不相符合的内容，剔除与我国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相矛盾的观点，以此来保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动力。
3、从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中总结和提炼新概念
这是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三个重要来源。我国几代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的长期曲折探索，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和惨痛教训，为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形成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经济理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条件。这是我们这一代中国经济学人的福分和历史担当。
三、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结构体系
以发展为主线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我认为应该包括以下七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发展理念。发展理念是引领和推动经济发展的价值体系、指导思想，要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解释我国的发展经验，总结和提炼经济发展规律，破解我国未来的发展难题，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二是发展目的。我国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要求和体现。三是发展道路。我国必须走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但在知识经济的新形势下，我国要走的工业化道路必须是新型工业化道路，努力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四是发展动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驱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创新包括三方面：观念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在三大创新中，观念创新居于重要地位，只有首先解放思想，才能最终深化改革，实现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为技术创新提供了激励和条件。
参考文献：
[1]程言君,程昊.全面深化改革能以“西方的理论为指导”套搬西方模式吗？——学习系列讲话等中央精神与吴敬琏教授商榷[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5(02):131-133.
政治经济学是深刻地反映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的一个理论基础。但是，随着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经济和社会的改革、发展中显露出来的种种不对称问题，使它对当代经济发展无法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如何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桎梏，满足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是发展好政治经济学理论并正确探析其价值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背景和内涵的演变
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经了一个非常长的历史过程，随着时代的进步，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表现和时代内涵也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这都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政治经济学理论产生的背景和过程
最早有“政治经济学”的提法出现于17世纪初，其源于希腊文中的“城邦”与“经济学”组成的复合词。而到了17世纪中叶以后产生了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主要代表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其后资产阶级为了继续保持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而促使了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产生。直至到了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伟大革命，成为了划时代的经济学典范。
（二）政治经济学理论内涵界定的演变
恩格斯曾说过“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所以，从诞生之日起，政治经济学理论就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的进行自我的完善，是发展的实践的科学理论。
1.古典政治经济学下政治经济学对财富的研究
第一个系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立者是英国的亚当·斯密。马克思说过：“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他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以国民财富的增长为中心构筑了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内容。而大卫·李嘉图在继承和发展了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的成果上，建立起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论为中心的理论体系。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立
在《资本论》第一版的序言中，马克思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人的生存和发展。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不仅比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而且也为西方经济学的资源配置理论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时代进步和挑战
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提出有它固有的时代特征，它深刻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理论对于现实无法提出根本性的改革意见和对策，在当代的发展也面临了许多挑战。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时代进步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的理论，它是解决人生存和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是同社会发展的方向相一致的。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批判和继承前人的优秀经济学成果而形成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来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说，是吸取了前人经济学研究成果而提出的经济理论，它也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劳动二重性学说，创立了无产阶级的劳动价值论，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无产阶级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主义并创立了新的经济学范畴，揭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规律，使政治经济学产生了划时代的变革。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现了现实发展的诉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它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经受住了一次次的实践检验。而在其后发展之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一直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基础理论，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面临的挑战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推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确实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桎梏也显露出来，在当今的理论和现实发展也面临了许多挑战。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性质不清晰
政治经济学不等同于一般的经济学理论，虽然承认政治经济学有其内在的阶级性，但是在实际研究中却把大量的并不体现其阶级性的内容纳入到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中，政治经济学已经不能单纯的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里面提出的一样，只讲阶级性，那样只会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失去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2.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已不适应当代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自从政治经济学产生以来，它在历史的发展中起到了巨大影响，但是，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当前的社会结构，甚至成为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它那些先验性地规定的各种社会主义形态都适用的经济规律，在当前实际的改革中显得更加空泛。
三、政治经济学理论价值的当代化发展
政治经济学固然是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但是，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分析社会问题的方法，而不是永恒的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不断地向前发展，不断地为人们解决当代的社会经济问题提供深刻而透彻的理论依据，才能创新政治经济学理论不断向前发展。
（一）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理论创新和发展
理论是实践的基础，如何改变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面，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理论的创新，也是探析政治经济学理论价值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1.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发挥方法论的优势
创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必须处理好继承与创新发展的关系，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最需要继承的基本原理有两个，一个是关于社会化大生产和货币经济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原理，而另一个是作为根本方法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前者是吸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利成份，后者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代替的必然性，使政治经济学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和科学。
2.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必须综合历史和中外一切经济理论的合理成分
对待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要进行挖掘、继承和扬弃，力求做到古为今用，同时，我们应该重视对西方经济理论的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经济学思想在数年的发展中形成了大量的对经济现实进行分析的工具和应用方法，这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建是大有好处的，在结合中外优秀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好适应本土的政治经济学。
（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现实发展取向
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当展，不仅要有理论化的指引，更需要有现实的发展途径，当代社会更注重的是人的全面发展，更多地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角度来考量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影响，只有发展好实践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才能更好的让它为当代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的观念应当转变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就是在吸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合理成分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是，把西方经济学一概排斥在科学的经济学之外的做法，就显得不合时宜了，西方经济学对市场运行机制的研究实际上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深入，因此，要想更好地研究市场，必须更多地借鉴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论，使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服务于中国的实际发展。所以，只有在吸收传统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才能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有一个坚实牢固的理论基础。
2.紧跟时展的步伐进而发挥政治经济学独特的优势
跟上时代的步伐，就是要关注当代经济全球化以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背景下提出的重大问题，得出科学的理论，丰富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对此，就一定要拓宽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抓住发展好政治经济学的机遇和条件，加强对重大实践问题的研究，加快理论带动实际的创新和发展。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