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理论论文汇总十篇
政治经济学理论论文篇（1）
哈耶克曾经非常详尽地探讨过两种不同的社会规则各自的准确特性，他两者间划分出的最根本和重大的区别，类似于两种不同的社会秩序之间的区分(Hayek 1973: 35.)。两种秩序中第一类是自发秩序，第二类是组织，前者是由规则统治，而后者则是命令统治。在自发秩序下，个人“仅服从于普遍的正当行为之规则”，而在组织中，个人则要“屈从于权威的个别的指挥”。(1976: 85)不过哈耶克又补充说，这一定义还需加以限定，因为规则越来越具体了，而命令却越来越普适了，所以二者间几乎有点分不清彼此了，而且更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每个组织都需要依靠一些规则而不仅仅只是个别的命令”(1973: 48)考虑到适用于自发秩序中的“知识的运用”这一理由，对于组织也同样是根本性的。只有依赖于普适的规则而非个别的命令，存在于组织中无数分立的个体中的知识，才能得以运用，知识根本不可能为一个中央当局所收集和拥有。(Hayek 1964: 9) 但是在承认不仅是自发秩序，就是组织也得依靠规则的同时，哈耶克也强调，“两种秩序所必需的两类规则之间仍存在重大区别” (1973: 48)。事实上，他指出，两种秩序之间的区别，与它们所由以支撑的两种规则之间的区别是一体相关的。自发秩序与组织之间概念上的区别，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区分为实现组织目标所需之规则，与“正当行为的规则”。 哈耶克对此一论题的阐述并非没有含糊之处，因为他从来没有透过对这两种规则的发生学解释（他们是否是“自发地演进的”，抑或是“有意地设计的”），以厘清这两种规则间到底有哪些本质上的区别。尽管设想这两个方面之间存在某些实质上的相关性有点是似是而非，不过，哈耶克也承认过，它们也确与两个概念的不同维度有关，因此，两类规则本质上的差异应该可以从其各自发生模式上分别予以界定。 在“自发秩序的规则与组织的规则”一节中，哈耶克是如此解释他所理解之两种规则的区别的(同上: 48.)： 那些支配一组织内部的行为的规则，有着这样一个显著的特征，即它必定是履行组织所分派的任务的规则。它们的预设是，每个个人在一个确定的结构中的位置乃是由命令所决定的，此外，每个个人所必须遵循的规则，不仅取决于他在该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而且也取决于发号施令的权力机构为他所规定的特定目的。因此，这些规则所调整的只是政府任命的职能机构或执行机构的行动细节。(Hayek 1973: 49，见邓正来中译本，71-72页) 在有的地方，哈耶克则说，自发秩序所依赖的正当行为规则有许多特殊性质，使之“从逻辑上就有别于”组织中的规则(同上: 125)。 它们是普适的，也就是说“即使不是对全体成员，起码对某一类成员一律适用，而并不针对特定个人。它们必须是……适用于未知的和不确定的个人和事件的规则”(1973: 50)。“他们倾向于禁止某类行为，而非命令从事某类行为，在此意义上，”他们是“消极的”(1976: 36)。他们“只是限定被允许行为之范围”(1973:127;1976:124)，“保障一待确定之空间，个人可在其中按自己的意愿自由行动”(1976: 36)，从而使“众个体可在一可能的社会中和平共处”(1973: 72)。 如欲比较行为规则与组织规则，重要的是记住，组织所“遵从”之规则，体现在两个不同方面。其一，协调组织内部成员的行为的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组织的内部运作，它们尽其所能地支配作为组织成员的个体的行为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二，组织在作为一活动单位或法人团体采取“对外行动”时，也需遵从的“行为规则”，从本质上讲，这相当于个体（自然人）在与他人发生关系时之遵从行为规则。只有第一种内部规则才合乎上列之组织的规则的基本含义，而外部规则完全等同于普适的行为规则，用哈耶克的话说，它们是“规范个人之间行为，……划定每个人受到保障之界线的规则”(1973:122)。 确实，作为“法人”的组织与作为“自然人”的个体，在某种程度上会遵循同一组“行为规则”，如哈耶克所强调指出的，宪政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判定，作为法人的组织，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遵从那些不同于适用“普通的”的自然人的“行为规则”，是必需的和明智的。哈耶克曾明确地批评过关于公司法律地位大讨论中有人提出的一种观点，“即这样一种观念， 如果法人资格可赋予公司，那么，很自然地也可将其赋予任一由自然人所拥有的权力”(1967: 309)。他认为这之间绝没有本质的和明显的逻辑关系(同上)。在他看来，那些可被集中于组织或公司实体的权力，与现有法律所赋予这一“法人”的某种权利——尤其是有限责任的豁免权(同上: 306)——必然要求，组织受制于普适的法治的限制，要远严格于法律对分立的个人行为所必须施加之限制(1979: 90)。 政府的规则 在讨论某些特定组织，也即一般所说的“国家”或“政府”时，上述组织的（内部）规则与组织（对外）“行为”的规则之间的区别尤其值得注意。政府是这么一种组织，它的职责是保障自由社会所立基之普适的行为规则框架，而与此同时，它自己作为一个组织，也遵从自己的规则，如哈耶克所指出的，这就使人混淆其所涉及的不同类型的规则之性质。关于这一点，有几个问题需仔细地厘清。 首先，是区别“国家”（或“政府”）与“社会”。哈耶克曾指出，我们叫做社会的社会秩序是一自生自发秩序(1976: 103)，它是“个人及其所创设的组织之间自发地生成的关系框架”(1979: 140)。与此相反，国家则是“某一单一政府统治下的领土上的人们之组织”(同上)，这一组织为了发挥起能力，需要一个组织化的机构，此即政府。哈耶克解释说，在自发秩序下的“社会”，不仅包容很多组织，它也需要一个组织强制人们服从于（并且修改和完善）那抽象规则体系，这一规则体系则是形成一个整体自发秩序所必需的(1964:10)。这种组织即国家，施加于其成员即公民的影响，通常体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任务”(1973:131)，此即是“政府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职能”(ibid.: 48)，按照哈耶克的分类是“强制的功能”和“服务的功能”，按照布坎南的分类，则相应地分别叫做“保障性国家”和“生产性国家”(1975: 68.) 。 哈耶克强调说，“最重要的就是清楚地划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职能”，因为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力，政府必须被赋予强制的职能，而不应扩展其服务职能(1979: 42)。特别是，政府在其第一种角色，即作为“保障性机构”，必须垄断地占有“游戏规则”的仲裁和执行人的职责，在其第二种角色，即作为“生产性机构”，它只是游戏中的一位参与者而已，为履行其服务性职能，它毋须被赋予垄断性权力。所有公民都必须遵从政府在履行其“保障性职能”时所实施之规则，而在政府当局履行其“生产性”职能时，个人则不用服从其权力。在这一方面，政府所能要求得到的权力应严格地限定在，它只可控制“为履行委托给它的职能而必需的人力、物力资源的限度内”(1973:131)。因此，哈耶克指出，说政府“在控制着国家”——常常有人这么说——完全是不得要领，似乎整个社会都只是它所管理的一个组织而已（同上），如果真是如此，简单地说，它就是十足极权主义社会，在那里，政府必得控制一切资源，在那里，“国家”与“社会”的区别边得毫无意义。在别的地方，“社会”的自发秩序跟“国家”这一组织之间的本质区别，又可以体现为资源拥有方式，一种是屈从于政府控制的所谓的“社会资源共享”(1979: 16)，另一种则是，这些资源由分立或透过私人组织结合起来的个人拥有，在“保障性国家”实施之普适的行为规则范围内可自由地运用。 哈耶克关于“两种秩序”的区别的一般观点意味着，作为组织的国家和政府所立基之规则，“必然与构成社会自发秩序基础之普适的正当行为规则，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1973:125)。如哈耶克已阐明的，后一类规则本质上蕴涵于私法（包括刑法）之中，而政府的组织规则则是所谓的公法。决定政府之组织的公法(1976: 31)规定了成为“国家”这一组织之成员的条件，它也规定了作为公民之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它也规范“政府机构对于委托给他们的人力、物力资源的权力”(1973: 125)。仔细地分析“公法”这一范畴，尤其是蕴涵在惯例中的规则，从更狭窄的意义上讲，可以被称之为宪政规则 (1979:100)，也即是“关于政府权力之配置和限定的规则”(1973:134)，也即“主要关涉政府的组织及不同的权力在这一组织的各部分配置的规则”(1979: 37)。尽管如此，总的来说，“包含在宪法”中的规则可以被认为是组织的规则，这就可以更准确地区分，如上 所述，两种宪政规则，也即，一方面是涉及“国家”这一组织及其实施机构“政府”的组织（内部运作）的规则，另一方面，则是限制政府权力的规则，也即约束此一组织的行为之规则。换句话说，应该对组织的规则也做严格的区分，其一是宪法（或公法）的规则部分，它构建起超个人的“国家”及其决策和执行机构“政府”，其二则是则是对赋予国家及其政府机构所承担之决策和行动的范围和种类加以限定的规则。政府的组织性规则从根本上决定，政府怎样及以什么样的方式管理其所控制之资源，比如它们可以决定，面对各种事态，政府进行决策的程序，议员和政府官员如何选举或任命，决定他们如何“建立一个层级控制系统”，及“不同的政府机构所应负责之职责及其范围”(1973:125)，等等。These are rules that apply to individuals in their capacities as either members, i.e., citizens, or agents of the organisation state.这些都是适用于不管是作为其成员即公民，还是作为“国家”组织之，如果更宽泛地解释，应该说，这些规则也包括调节“个人运用公共资源”的规则，比如设计公共停车场的利用的规则，以及更要紧的关于“道路的规则”。 与此相反，政府的限定性规则关涉的是，国家作为组织可以干什么，而并不管它作为一组织如何运作。他们划定政府权力的界限。他们确定和限制由国家控制的社会资源共享的范围，他们约束国家透过其政府机构所能实施之决策和行为的范围和种类。制定此一限定性规则的最明显的理由，当然乃是为了解决是第一（the principal-agent）或者说列维坦难题，也就是说，怎样才能有效地预防他们实际掌握政府权力的人滥用他们的权力。此一问题，是我们鼓吹宪政政府理念的首要理由。不过，导致哈耶克关注这些限定性规则的，还有更深一层——或者很少人注意的——理由。同样的原因（如上所述）使得单个个人会明智地服从那些一般地说，适用于集体行为、尤其是国家和政府这一类组织的规则。基于此，规则对于单个个体多个连续性的决策和行为必须是前后一致的，而为了防止给连续性决策造成前后不一和不可欲的总体后果，规则就必须——甚至更重要的是——能够指导一群个体所做的决策。说“甚至更重要的”，乃是因为，在集体决策，特别是在多数投票决策过程中，根本就不存在单个个人作为决策者所具有的“天然的一致性”和跨时间的同一性(Hayek 1960: 110,111;1979: 7, 18,19)。 如哈耶克指出的，关于政府的组织性规则和限定性规则，与关于政府的两种理念，即自由主义和民主有关联，它们尽管在历史上是相互纠缠在一起，但也应该当作不同问题分开进行分析。民主思想主要关心的是政府的组织性规则，而自由主义思想主要关心的是政府的限定性规则。前者要问的是谁在控制政府权力，而后者要问的是政府权力如何能被有效地限制和约束——就是要使政府控制的权力分立和独立。哈耶克说，现代主流民主政府在宪政上的失误，症结就在于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两个互不相干的问题。哈耶克说(1979: 128)，17和18世纪宪政主义者的伟大目标就是“竭力牵制政府的权力”，而当人们错误地相信，只要权力的行使都处在民主控制下，就足以防范权力自身的扩张，把先贤的教诲抛却脑后了。由于这一“悲剧性幻觉”，用上面的区分说，构建现代民主政权的注意力就都集中在政府的组织性规则上，而忽视了设计限制政府权力的规则，其结果，哈耶克说，就是放任这些政权，最后没有人对其性质和所造成的后果觉得满意。 因此，哈耶克断言，欲改正现代民主制在宪政方面的错误不足，亟需复兴宪政主义者的理念，即“政府所运用的所有权力都必须处于严密规则的限定下，以使任何人都不可能为了一已之目的而改变或取消这些规则(1979: l29)。 规则的秩序与行为的秩序 与上述规则的作用论题同样居于哈耶克思想体系核心地位的重要论题，是个人行为的规则与行为的社会规则之间的相互影响。哈耶克曾特意指出，我们必须区分我们所说的社会秩序的两个不同方面，或者说不同层面，也即是“那些规范某一群体中单个成员行为的规则体系，和作为整体的群体在此一规则体系下所出现之行为的秩序或模式”(1967: 66)。在哈耶克看来，仔细 地区分规则的秩序和行为的秩序(1973: 98)，是我们理解规则如何影响社会秩序之形成，及所采用的规则的不同或变化将如何影响行为的秩序或模式的关键所在。 在讨论“人们所服从的规则与作为某种结果被型塑的秩序”(1967:112)的关系时，哈耶克本人主要关注的乃是自发秩序，那种完全立基于普适的行为规则的秩序。不过很显然，不同的规则如何影响作为结果之行为的秩序的讨论，也适用于组织类型的秩序，也就是那种建立在规则与命令二者基础上的秩序。实际上，哈耶克关于“两种秩序”和“两种规则”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尤其是他关于现代民主制度的失误的论述，表明了这样的分析可以普遍适用于不同类型的社会结构。 哈耶克指出，可以通过普通游戏活动的类推，来说明规则影响自发社会秩序的途径，及规则的性质影响作为结果之行为的规则的性质。他指出，导致自发秩序形成的规则，与玩游戏中所看到的规则有很多相同之处……游戏需要一套明晰的程序规范，而每位玩家则遵从共同的规则去追求不同甚至彼此冲突的目标，从而导致整体秩序。(Hayek 1988:154) 正式利用这种游戏和自发秩序之间的这种类似之处进行类推，哈耶克把市场秩序描述为catallaxy游戏，交换游戏。 在普通的游戏中，我们不仅可以明晰地区分出游戏的规则与在这些规则下行为之模式，我们也可以系统地分析，在不同的规则体系下，或规则发生变化后，所造成的行为秩序的差异和变化，我们还可以系统地比较，对于所关涉的人来说，何种规则体系是可欲的，不同的规则所产生的行为秩序，何种是可欲的。这种分析性观察，不仅适用于市场上的“经济游戏”及其他类型的自发秩序，也适用于被分成私立的和公共的组织等社会体制。 哈耶克认为，在普通游戏和各种社会协作制度中，“游戏规则”的特质——与相应的外部环境下起主导作用的条件一道，将决定回出现哪种行为的秩序，及这种秩序的性质为何(1967: 71)。因此，“适当的规则”是市场的自发秩序得以顺利运转的先决条件，哈耶克指出，18世纪古典自由主义的创始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根据哈耶克的理解，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就是，社会理论和社会政策所一直要处理的核心问题是，“何种行为规则将产生某一社会秩序，某一特定的规则将产生何种秩序”(1973: 44)。 在探讨我们如何知道或找到有益的或适当的规则问题时，哈耶克采用的论证正是他对规则的作用的解释（参看第一部分）。哈耶克指出，我们“不可避免的无知”使我们的理性不能够“掌握关于复杂现实的所有细节”，这一点使我们不得不依赖规则行事，更使我们必须大量地依赖不用怀疑的传统规则，而不必企图作出理性的选择，或去构建某种指导我们行动的规则体系。哈耶克提醒我们说，这一论证已为休谟所阐述过，他曾论证说： 个人的心智不足以充分理解复杂的人类社会的全部细节，[……]正是我们的理性的这种缺陷……迫使我们必须遵守抽象的规则；进一步看，任何单个个人心智都不可能创造出最合适的抽象规则，因为这些规则乃是从社会成长过程中演进而来的，包含着无数试错经验，远远超出个人心智之所能习得。(Hayek 1967: 88) 换句话说，哈耶克关注的“知识问题”有两个维度，其一是运用分散在生活于同一时代无数个人中之分立的知识这一横向问题，其二是受惠于先辈的经验这一跨时间的纵向的问题。关于知识运用问题之跨时间维度，哈耶克发展出了一种文化演进理论。应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理论并不意味着忽视批判的理性分析和对规则的有意识改革之可能效用。哈耶克曾明确表示，演进论的观点，并不会减弱我们对于“某些规则的特殊兴趣，，由于我们可以有意识地修改之，因而它们成为我们可影响作为结果的秩序之重要手段，此种规则即法律规则”(1973: 45)，而对下面一个事实，哈耶克也曾深表遗憾，就是，个人行为的规则是否可以被有意识地和按对我们有利的原则进行改进，同样，个人行为的规则在诸如立法之类的有意识的集体决策的干预或没有这种干预的情况下，能否逐渐演进，对于如此重要的一个问题，却很少有人作系统的研究”(1967: 72)。 宪政政治学的任务 哈耶克并没有否定理性分析和有意识地改革我们从中进行裁决的规则框架，他强调文化演进是要提醒我们提防两件事，而理性主义的热情常常会使我们忘记这两件事：其一，我们应该谦逊地和谨慎地对待流传下来的传统，因为他们蕴涵着无数经验，发挥出我们并不一定意识得到的有益作用。其二，我们应该谨记，改进规则框架，不要指望理性地重构整个结构，而应推进那种试验性的、零碎的变革。哈耶克论证道： 由于任何现有的行为规则体系都是建立在我们只能部分地了解的经验基础上的，……我们不能期望透过全新的重构而改进它。如果从传统规则中流传下来的经验如果已不敷使用，那么对于特定规则的所有批评和改进的努力，也必须在一个给定的价值框架内进行，唯有如此，其批评和改进才会被接受而毋须正当性的证明。(Hayek 1976: 24) 从这一意义上说，鼓吹“敬畏传统”(1960: 63)，如哈耶克解释的，并不意味着，“把所有传统视若神明永远维持，不能进行任何批判，而只是表明，对于传统的某一后果的批判之依据，其实常常只是我们所未质疑或不想质疑之传统的其他产物。”(1976: 25) 哈耶克又说，一旦我们谨记这些观点，“我们就必须经常反思我们的规则，并时刻准备质疑任一单个的规则”(1979: 167)，“我们必须不断努力改进我们的制度” (1960: 63)。哈耶克的进路并非为了体谅理性和有意识宪政政策，而是为其安排了系统的职责。在哈耶克看来，经济学所关注的应该是宪政分析，即，对各种规则体系中的综合运作特性进行比较研究，而不是局促于特定政策的具体效果上。通过提供各种供选择的规则体系所可能产生的行为模式之综合性特性的比较性分析结论，宪政经济学可为宪政政治学提供重要的参考信息。根据哈耶克的看法，唯有依靠这样的宪政政策，我们才可能“努力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好，也即我们更愿意生活于其中”(1973: 33)。 谈及自己的进路，哈耶克“所强调的是改进我们的制度的积极使命”(1960: 5)，他也批评“传统的自由主义理论”没有充分地注意到这一使命，从而也就“一直没有发展出一套足够明晰的理论，解释如何改进法律框架以维系某种有效的市场秩序”(1978: 145)。尤其是在1939年发表的小册子《自由与经济制度》（Freedom and the Economic System），在为《通往奴役之路》(1972: xix)所撰写的《导言》中，及1947年为朝圣山学社筹备会议上的致辞(《自由企业与竞争秩序》Free Enterprise and Competitive Order, 1948: l07.)，哈耶克为宪政政策或Ordnungspolitik确立了很积极的角色，远比他晚期著作更积极。他指出，反对建构理性主义的社会计划观念，并不是反对社会中任何形式的理性计划。他指出，要为“构造一个普遍的和持久的理性规则框架”留有余地，如此我们就“可以‘计划’一种普适的规则体系，他将提供一个宪政框架，在此框架内，应该干些什么的决策则留给个人来决定”(1939: 88)。 1970年代，哈耶克在评论当时正热闹的“国家计划”概念的争论时强调指出，“现代计划者及其反对者之间的争论，并不是争论我们是否应该在各种不同的可能的社会组织之间作出理智选择的问题”(1978: 234)，矛头毋宁是指向建构理性主义者，他们“声称，在获取事实的所有相关知识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正确的安排，获得一个可欲的社会秩序”(1967: 88)。对于这种想法，哈耶克视之为致命的自负，不过另一方面，毫无疑问，在哈耶克看来，我们不仅能够，而且应该努力通过改进我们借以个别地和共同地追求我们利益和目标之规则框架和制度，来“获致一可欲的社会秩序”。根据哈耶克的思想，“为试验和改良留有充足空间的稳定的法律框架，能够使一个自由社会更有效地运转”，他又说，“无论何时，我们都不要确定，我们已经知道了最完善的安排或制度”(1960: 231)。在哈耶克看来，在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中，对于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下，最可欲和最有效的规则体系的问题，比如应该为财产权利划定什么样的范围和限度的问题，并未引起应有的关注，哈耶克怀疑，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古典自由主义招 来不少怨恨的原因。在1947年朝圣山学社致辞中，哈耶克明显是欲修正此一不足，他强调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应该研究宪政政治学，以致力于改进“法律框架”(1948: 110)。哈耶克说，市场欲有效运转，必然要求防止强暴和欺骗，保障某些权利，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他也补充说，传统的探讨不尽如人意之处就在于，它似乎认为，确认财产权和合同自由原则，这样一些问题已然得到解决了，好象只要有了一部财产和合同法律，它就是终极和最恰当的形式了。(Hayek 1948: 111) 但是，哈耶克强调说，当我们追问在某种具体情况下，这些普适原则应包含哪些具体内容，这些内容应该如何适应变化了的环境，这种环境变化包括比如说新技术的发明等，从这一追问，我们才算触及到“真正的问题”。在这里，哈耶克列举了如下各种各样问题：“财产权和合同的法律，公司和社团的法律……税收问题，及国际贸易问题”等(1948: 113)，当然也包括那些涉及到“财产权延伸到诸如发明专利、著作权、商标权等权利上的问题”(同上: 113.)。哈耶克认为，在所有这些领域，对于规则和制度的理性分析与设计，换句话说，宪政政治学是大有作为的。尤其是在上文简单探讨过的“公司监管”问题上，哈耶克强调，“有必要经过深思熟虑创造出特别的法律制度”，他指出，“我们不应只满足于听任市场在合同自由的普遍原则下发展出恰当的制度”(1967: 306)。 结 论 如本文开头所已指出的，法律秩序，或者更一般地说规则制度，与社会模式或那些规则下的行为的秩序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哈耶克思想体系的一个中心论题，，也是宪政的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如哈耶克所指出(1969: 172)，这一论题应该是一组学科，即德国学术体系中所称的Rechts- und Staatswissenschaften（法律与社会科学），所探讨的核心问题。哈耶克曾指出，18世纪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David Hume and Adam Smith，既是法哲学家，也是经济秩序的研究者，他们关于法的概念与市场机制理论是密切相关的(1967: 136)。哈耶克认为，后来法与社会科学的分离，及此后学术训练的破碎，导致这样一种局面，就是再也没有人肯系统地研究这些不同学科曾所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1969: 173)。 在回顾自己的学术发展历程时，哈耶克说，他所感兴趣的乃是社会协作之规则的功能，这引导他由技术经济学进而研究通常被视为哲学的各类问题(1967: 91)，他认为自己的工作是重新系统地探究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探讨之核心问题，他奉献了一种全新的“自由的哲学、法学和经济学之融合”(1960: 6)。哈耶克指出，为了推进我们对与规则和社会秩序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理解——这正是成熟的宪政政治学的根本所在，就需要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哲学等方面的专家，比之当今(1967: 92)更紧密的合作， 在当代法学和各门社会科学训练高度专业化的背景下，哈耶克复兴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核心的关于规则秩序与之整体、系统研究的努力，为现代宪政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范式，在这一领域，以哈耶克在《规则与秩序》中的一段话作为座右铭是再合适不过了： 尽管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和伦理学都在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某种适当的社会秩序的问题，但唯有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才能有所成就。 (Hayek 1973: 4) ———————————————— 参考书目 1.自由与经济制度 Freedom & the Economic System (Public Policy Pamphlet no. 29),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9. 2.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Individualism & Economic Order,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48. 3. 自由宪章The Cons titution of Liber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4. 社会中之诸种秩序Kinds of order in society, New Individualist Review, Vol. 3, (2), 3-12, 1964. 5. 哲学研究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 Economics,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67. 6. 法、立法与自由Law Legislation & Liberty (Vol I, II, III Rules and Order), London & Henley: Routledge Kegan & Paul, 1973, 1976, 1979.
政治经济学理论论文篇（2）
电视剧可以说是中国大众最喜爱的一种虚构性叙事形态，它一方面成为当代人生活、情感和社会演化的“见证”，同时它的发展过程也成为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组成部分。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处在有中国特色市场与行政双轨运行的背景下，一方面受到国家政权的控制、干预和引导，同时又受到市场消费文化的强力冲击，成为当代中国媒介在各种权力角逐中演变历程的缩影。它不仅反映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分化和冲突，同时也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时代风尚、价值观念、文化潮流产生着复杂和深刻的影响。我们只有分析了中国电视剧在国家和市场的双重制约下特殊的生产和流通方式才能真正探讨中国电视剧的政治经济学处境及其在中国媒介变革、社会变革中的角色和地位。
从教化工具到大众文化的移位
中国电视剧诞生于1958年，当时是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以后的第9年。这以后，中国经历了多次影响甚巨的政治运动，继与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全面对抗和隔绝之后，60年代又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分裂，随后则经历了重新调整权力结构的的动荡。处在实验阶段的电视剧始终是整个国家政治文化的一部分。由于电视媒介的发展在中国还刚刚起步，所以这一时期的电视剧并没有能够成为大众文化，对当时社会现实没有产生广泛影响，即便作为政治宣传工具，电视剧也不能与当时中国的印刷媒体和广播、电影等媒体的重要性相比。
1976年以后，中国进入了以“改革开放”为途径、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的“新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展、全球化政治经济文化的冲击和消费社会的逐渐形成，中国电视剧在中国电视成为大众媒介的同时，也在国家和市场的双重制约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国家意识形态和大众意识形态相互冲突、互相妥协、相互融合，反映了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实。中国电视剧也因此经历了从宣传工具到大众文化的转变，不仅体现了电视剧本身的历史，同时也体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正是“历史”，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电视剧的生产，流通和意义。
在这一时期，电视媒介经济运作方式的变化，对电视剧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播出了一则1.5分钟《参桂补酒》的广告，这是中国电视历史上的第一条广告，这意味着市场经济力量开始进入一直被看作“党和政府喉舌”的电视运作之中，电视节目制作在政府资金以外获得了新的资金渠道，电视也开始受到政府以外的市场力量的制约和影响。1979年12月，中央电视台开始播出广告，广告作为一种力量，在推动中国电视剧的大众化转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由于电视观众对电视剧节目需求量的急剧增加以及电视融资方式从过去的单一财政拨款发展到可以广告融资，1979年，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在第一次全国电视节目会议上，建议各地电视台凡有条件的都可以制作电视剧，并在国庆30周年时举行全国电视节目联播。这是中国电视剧的第一次飞跃点，1980年全年电视剧生产达131集，是前一年电视剧产量的6倍以上。1983年，中央电视台成立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电视剧产量再次大幅度提高，比上年提高100%。从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由于政府投资、广告经费支持和企业的赞助，电视剧的生产规模开始加速扩大，电视剧的数量明显增加。从1978年到1987年的10年，中国电视剧总产量已经达到5875集，是从1958年到1978年前20年的近30倍。在电视剧产量急剧增加的同时，与中国电影观众从1979年开始逐渐下降的趋势成反比，电视剧的观众则在不断增加，电视剧取代电影成为了中国最具大众性的视听叙事形式。
如果说，在80年代以前，中国电视剧还没有形成广泛的受众的话，那么，从8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出现真正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流行电视剧了。当时，中国多数人都刚刚体验了历史的政治动荡和家庭、个人的苦难经历，而且正在经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政治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过渡的转折阶段，所以一批叙述人们在政治动荡中的曲折命运的所谓“伤痕电视剧”以及后来叙述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改革电视剧”如《新星》等最早受到人们的关注。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在80年代初，中国开始制作采用情节剧模式的通俗电视剧，电视剧从最初所理解的“纯艺术”形式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看作一种流行文化娱乐。1980年2月5日，中央电视台开始播出的9集《敌营十八年》具有一种标志性的意义。这是中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也是第一部采用情节剧模式制作的最早产生广泛影响的通俗电视连续剧。这部电视剧与其他重视政治批判、艺术风格的电视剧不同，不注重对人物个性的开掘，也不强调对政治思想的演义，而是突出了情节性、戏剧性、惊险性、离奇性，具备了娱乐性作品的基本特征。中国制作通俗电视连续剧显然受到了国外境外电视剧的影响。70年代末，长期被排斥的国外境外文化、包括美国、日本、香港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通俗电视剧的引进，为电视剧从一种单纯表达政治诉求的政治文化向提供娱乐消费的大众文化的转型提供了参照和启示。尽管这些娱乐性电视节目在当时受到了正统立场的批评，《敌营十八年》甚至被一些人看作是“资本主义精神污染”的例子，26集《加里森敢死队》播放到第13集便迫于政治舆论的压力而中途停播⑴，但是通俗娱乐电视剧的出现仍然对中国的电视剧观念提出了挑战，电视剧的政治意义开始淡化，其消费意义开始被重视，通俗电视连续剧形式逐渐成为中国电视剧的主导形式。
此后，1984年5月6日，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香港亚洲电视台的武打连续剧《霍元甲》，在中国大陆轰动一时，这带动了后来中国一大批武打动作电视剧的出现。1984年，以家庭伦理和血缘关系为题材的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巴西电视连续剧《女奴》、墨西哥电视连续剧《诽谤》等在中国相继播放，也对后来中国的家庭情节电视剧带来了明显影响。80年代是中国电视剧从舆论宣传工具向大众传媒形式转化的开始，许多观众和部分电视制作生产者已经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意识到电视剧是一种可以寄托现实梦想和宣泄心理欲望的娱乐叙事形式。这种观念的转变当然不仅仅是来自外来文化的影响，应该说，当时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宗旨的思想解放运动为电视剧突破原来单一政治教育功能的束缚创造了思想条件，中共中央提出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替代“为政治服务”的政治口号也为电视剧题材、主题、风格、样式、效果的多样化作出了有限的政治保障，而城市电视文化消费的需要则成为通俗电视剧发展的土壤。
如果说，在欧洲国家，电视从70年代开始从公共电视向商业电视转变，⑵那么，在中国，这种转变是80年代以后开始的。从总体上说，当时中国的所有电视台仍然是政府管理，电视的定位仍然是“党和人民的喉舌”，电视剧也基本上还是由电视台或者直属电视台的电视剧制作机构用国家的计划拨款制作。但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电视媒介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的性质正在被人们所认可，尽管在中国大陆，电视的商业化趋向远远不像当时在韩国、日本、台湾那样彻底，但是，电视广告的出现标志了商业力量开始影响电视业发展，电视已经不仅是宣传的“传声筒”，同时它也是为大众提供资讯服务、娱乐服务的公共媒介，是人们交流和共享文化信息的公共平台。
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力量
1987年，中共中央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改革目标，市场在社会的总体发展中被确立了重要位置。虽然这些经济政策并不完全适用于文化传播业，但是从这一年开始，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对电视的影响明显强化。1987年，中央电视台广告收入已达2700万元，高出1300万元的国家拨款2倍以上，而到了1994年，中央电视台获得的广告收入则已经达到了12亿元；1998年，全国电视广告的收入已经高达133.6亿元。正是由于广告收入的急剧增加，电视媒介在经济上主要并不是依靠政府而是依靠市场来推动发展⑶。因而，从80年代末期开始，电视台的经济运作体制开始出现多样化趋势，电视剧的生产和流通也越来越受到市场规律的支配。我们可以认为，是市场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一起构成了电视剧发展的双重驱动力量。
尽管由于的影响，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政府加强了对电视的控制，一度电视剧也出现了明显的政治化倾向回潮。但是，1990年中国“第一部长篇室内电视连续剧”《渴望》的出现，却标志了通俗电视剧进入了中国电视剧主流。《渴望》显然“受到港、台、日本、巴西电视连续剧和电视小说的启示”，⑷它利用社会赞助资金，采用基地制作、室内搭景、多机拍摄、同期录音、现场剪辑的工业化制作方式，用善恶分明的类型化人物、二元对立的情节剧模式和扬善惩恶的道德化手段来叙述普通家庭中普通人的悲欢离合。这部当时中国最长的电视剧在中国各地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多家电视台轮流播放，正处在文化消费匮乏时期的数亿中国观众收看了这部电视剧。此后，《渴望》的制作模式成为了一种范本，随后出现了大量的表现普通家庭传奇故事的电视情节剧，如《爱你没商量》、《东边日出西边雨》、《皇城根》、《京都纪事》、《海马歌舞厅》等等。
1991年，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拍摄的电视系列剧《编辑部的故事》，也采用企业赞助的融资方式，并首次将广告随电视剧捆绑播出，同时还在电视剧中利用剧情为赞助企业做隐性广告（后来被人们称为“软广告”），这种生产方式为电视剧的商业化运作开辟了一种途径。《编辑部的故事》用指桑骂槐的喜剧方式，宣泄了当时中国大众对于当时社会情态的某种不满和对于社会思潮的复辟倾向的嘲弄，在当时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共鸣。这种系列喜剧的形式带动了后来中国电视喜剧创作，也对后来《我爱我家》等情景喜剧的出现带来了推动。事实上，情节剧样式的连续剧和喜剧样式的系列剧从此以后就成为中国通俗电视剧的两种最重要的形式。
正是因为市场因素的增加，电视剧的制作体制也出现了变化。过去，中国的电视剧制作主要由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电视台制作，后来一些电视台的制作部门开始陆续成为独立的电视剧制作机构，如从北京电视台分离出来的中国第一家电视制片厂北京电视制片厂（即后来的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于1982年9月17日成立；1983年，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的电视剧制作部、广播艺术团电视剧团和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部合并成立由中央电视台隶属的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而从80年代后期开始，经过国家广播电影电视管理部门批准，一些社会企业也可以制作和发行电视剧，甚至一些私营企业也可以通过与具有电视剧拍摄权的机构合作生产电视剧。电视剧日益成为社会投资热点，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投入电视剧制作的资金已超过10亿元人民币，社会节目制作经营单位制作的电视剧占全年生产电视剧总量的比例已由1998年的19.6%上升到1999年的24.9%，而各电视台制作电视剧的比例正在下降。电视剧制作成为一个潜力巨大的产业，电视剧制作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
应该说，在90年代，中国电视剧的生产和流通是一种非市场性与市场性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相当数量的脱离市场体制的电视剧，有的是由各级政府或政府部门直接或间接投资拍摄，有的则是由企业赞助拍摄，而且两种制作方式都产生了一些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和较高收视率的电视剧，除了《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等以外，《围城》、《情满珠江》、《上海一家人》、《英雄无悔》、《人间正道》、《和平年代》、《儿女情长》、《宰相刘罗锅》、《三国演义》、《水浒》（1997）、《雍正王朝》（1998）、《还珠格格》（1998）、《牵手》（1999）、《康熙微服私访记》（2000）等都成为中国最流行的电视剧，而这些电视剧的“流行”本身就是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折射和记录。
生产与流通的“准市场化”
在中国，从80年代开始，电视剧的生产资金越来越多地来自于社会、来自于企业、甚至来自于国外和港台地区，越来越多的非电视台机构制作电视剧，政府对电视剧生产的直接控制减小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电视剧生产是一种自由产业。事实上，电视剧生产是处在政府宏观监控之下的半产业状态。
中国政府一直认为，电视剧是一种意识形态事业，政府必须给予引导、管理和监督，用政府官员的话来说，“中国电视剧，有着覆盖面广、反映迅速、接受便捷、不受时空限制的优势，它对陶冶人们的情操、提高审美情趣、丰富文化生活，引导人们追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在繁荣和发展电视剧的同时，还要加强管理，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坚持出艺术、出精品、出效益、不出问题，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后代负责的强烈责任感来进行电视剧创作。”⑸而政府对电视剧“加强管理”的主要手段包括三方面：首先，实行电视剧制作许可证制度。任何机构拍摄电视剧必须得到广播电影电视政府部门颁发的电视剧拍摄许可证。许可证分为甲乙两种，甲种是长期许可证，乙种是临时许可证。一般获得许可证的机构应该是能够在政府和党的有效控制下的国营机构。中国大约有150家电视剧制作甲种许可证单位和约400家获得临时许可证的单位。其次，进行电视剧规划审批。在中国，电视剧拍摄必须由具有电视剧拍摄许可证的单位将题材上报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审批，获得批准以后的电视剧才具有合法身份。而规划审查部门则根据当年的政治形势和上报电视剧的题材倾向来决定哪些电视剧可以投入拍摄。第三，实行发行播出审查制。中国的电视台都是政府主办的官方电视台，中国不允许外资进入中国电视台，也不允许建立商业电视台，所以电视剧的发行和播出必须通过当地党和政府的宣传部门审查才能播出。总之，政府通过电视剧的规划、生产、流通等整个传播环节来完成管理和控制，保证电视剧生产符合国家的政治利益和政治要求。
当然，政府的电视剧管理与电影那种集合式的管理相比，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在保证国家的基本政治利益的前提下，电视剧管理也在不断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例如，允许非电视台制作电视剧，允许社会资金参与电视剧拍摄，允许外国或海外企业、资金合作拍摄电视剧，允许地方各级政府部门自行审查电视剧而不采用中央集中审查等等，这些相对宽松的行政管理，使电视剧的生产逐渐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比较良性的生产机制。现在，中国的电视剧生产机构既包括主流的中央和地方电视剧制作机构，如电视台、受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直接管理的电视剧制作中心，也包括各种国营的文化公司，如北方文化音像出版社、中北电视艺术公司等等，还包括各电影制片厂的电视剧部，此外，现在还有许多各种电视剧制作企业。
中国电视剧制作的资金来源有三种：一种是政府拨款。中央和地方政府出于政治宣传需要，往往会选择一些特殊题材电视剧提供无偿投资，如所谓的“行业剧”（即表现某个由政府部门管理的行业业绩的电视剧）和“主旋律”政治宣传剧⑹；这类主旋律电视剧大多是作为宣传品制作，一般都缺少市场回报。90年代后期，这种单纯的由政府投资拍摄的电视剧逐渐减少，更多的是一种政府资金和社会资金混合的投资模式。第二种是赞助资金。企业为了通过电视剧的播出提高知名度和生产间接的广告效应，赞助全部或者部分电视剧拍摄资金。电视剧用署名、鸣谢以及各种软性广告来回报赞助，如《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等多数通俗电视剧采用都是这样的生产方式。对收视率的预期是获得赞助的必要前提，但是在投资和回报之间并没有确定的商业利益的保证。这在90年代前期是主要的电视剧资金来源。随着电视广告本身的成熟，电视竞争的加剧，“赞助”的方式对企业逐渐失去了吸引力，这种资金方式也越来越少。第三种是商业投资。电视剧制作方从银行或者企业获得商业投资生产电视剧，电视剧发行以后再提供经济回报，这在90年代后期以后，成为中国电视剧生产的主要资金来源。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电视剧的生产经历了从计划生产（政府拨款）到转型（赞助资金）再到市场化（商业投资）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国电视剧的发展过程。正是生产方式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中国电视剧的大众化转型。
与电视剧生产方式的变化相一致，中国电视剧从发行方式来看，也经历了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最早，各电视台都是自己制作电视剧供自己播出，后来各电视台则用自己生产的电视剧去交换其他电视台的电视节目。电视剧在各种电视台播出在当时基本上都是无偿的或者只是得到象征性的补偿，电视台并不采用市场购买的方式获得电视剧播映权，也就是说，电视台利用自己垄断的频道资源创造了一个不平等的买方市场。但是，90年代初期，由于《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在播出后所产生的巨大的广告效益，电视剧的经济价值开始被重视，随着各电视台对具有流行可能的电视剧需求的增加和具有收视潜力的电视剧的缺乏，电视台被迫通过竞价方式来争取具有广告赞助潜力的电视剧播映权。于是，电视剧的生产和流通开始逐渐走向市场化。1992年，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投资200万元制作41集电视连续剧《爱你没商量》，北京电视艺术中心贷款150万美元拍摄《北京人在纽约》，这种投资性的生产方式意味着电视剧具有了明确的商业回报指标，必须通过市场价值来补偿制作成本和获得利润。1992年中央电视台以350万元购买《爱你没商量》的播映权，用黄金时段的广告时间换取《北京人在纽约》的播映权，这意味着电视剧买方和卖方互惠互利的市场格局雏形开始出现。随后，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以1000万购买30集电视剧《武则天》的国内版权，随剧征集广告，用电视台的广告时间来交换电视播映权，这种贴片广告的形式在很长时间都是中国电视剧市场化的重要途径⑺。于是，一些电视制作单位和广告公司开始将广告和电视剧捆绑销售给多家电视台，在90年代中期形成了最主要的电视剧发行方式，如中北电视艺术中心拍摄的百集电视剧《京都纪事》以每集都附带90秒广告的方式提供给全国137家电视台播出⑻。北京电视剧艺术中心拍摄300多部剧从1996年开始以《长青藤剧场》为名带广告在全国多家电视台播出。电视剧随片广告成为电视剧市场化的重要途径。但是，90年代后期，随着电视台和电视频道的增加、随着广告竞争的加剧，电视台需要优质节目来获得广告效益，这种出售广告时间的方法逐渐减少，许多电视台都开始按照市场规律来直接购买电视剧的播映权，电视剧交易越来越走向市场化。从1986年开始，举办上海电视节、四川电视节，后来举办北京电视周，在这些电视节上，真正具有电视交易市场性质则是在90年代中期以后。1996年9月，当时的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与北京广播电视局首次主办“全国国产电视节目展示交易会”。在这些电视交易市场上，电视剧是最主要的交易品种。随着一些电视台广告经营业务的成熟，所以，尽管现在中国多数的电视节目都没有能够做到制作播出分离，一般来说多数电视节目都是各电视台自产自销，很少形成市场交换，但是电视剧在所有节目形态中是最早实行制作和播出分离体制的节目，也是中国电视节目中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节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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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与输出的文化接近性现象
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剧的产量一直居高不下，年产量都在6000部集以上。据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社会管理司统计，1998年，国产电视剧的生产制作数量为682部9780集，约7335小时，1999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授权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汇编的该年度《全国电视剧题材规划》中，共收入118家持有电视剧生产甲种（长期）许可证和195家有电视剧生产乙种（临时）许可证的制作单位上报的规划剧目共989部15812集，当年全国共实际通过审查、投入发行（包括播出）的电视剧数量为371部6227集，约4670小时。到2000年，中国的电视剧产量则超过了20000部集，而2001年的电视剧规划数量年初就达到了22000部集。但是，中国电视剧的需要量可以说并没有得到完全满足。中国有3000余座电视台，中央、省、地、县四级电视台播出，而且四级往往分为有线电视台、无线电视台，许多电视台还同时拥有一个以上的频道。中国是世界上电视剧消费量最大的国家。按目前每台每天平均播出7小时计（这还远远没有充分利用频道资源），全国每天就要播出2万多小时的电视节目。一年全中国的节目需求量就是730多万小时。节目重播减去一半的时间，也仍然还有360多万小时。多数频道都播出电视剧，每天播出总量在6000部集以上，但是电视剧全年产量却只有6000集左右，共计不到6000小时⑼。有时一部电视剧竟能同时出现在若干家省级台的“卫视”上。在同样的城市和区域的多家电视台，观众将看到同样的电视剧。这说明电视剧资源仍然相当匮乏。
由于电视节目制作能力的普遍不足，各台外购节目倾向加剧。据国外人士估计，中国每年进口节目1万到2万小时⑽。所以，在中国的电视剧播出中，境外电视剧占有相当比例。从1984年开始，个别地方电视台开始引进电视节目，如《神雕侠侣》、《侠女十三妹》等，而大规模引进是从80年代末开始的，年引进量最初大约在1千部集。后来，中国政府规定，电视台播出的黄金时间（18点—22点）境外电视节目不能超过15%，境外节目在无线电视台的播出总量中不能超过3分之一。此外，政府还规定，每年全国只有60个电视剧进口指标，每个指标为1部电视剧，每部电视剧的总时数为30小时（后缩减为20小时），因而全年境外电视剧进口总量为1200小时至1800小时⑾。1999年经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审查批准引进剧216部1543集。按照有关规定，引进电视剧的总量必须控制在国产电视剧总量的25%之内，所以一些境外电视剧还采取与内地合拍的方式进入中国，1999年政府核发合拍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的共41部763集。总数2300集的量，意味着中国大陆平均每天都有6集以上的引进或者合拍电视剧首次播出。从播出率上看，境外节目大约占播出节目总量的一半以上。
所以，在90年代，国外境外电视剧的引进仍然是中国电视剧的重要现象。值得提出的是，在外来电视剧引进中，呈现了一种“文化上的接近性”现象⑿，中国减少了欧美、拉美等与中国和东方文化差异明显的国家的电视剧的引进，而香港、台湾以及新加坡、韩国等东亚地区的电视剧则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而且得到了中国观众的普遍欢迎。据统计，从1990到1995年，中国大陆引进的台湾电视剧就达90部左右⒀，其中《星星知我心》、《昨夜星辰》等都陆续对内地观众形成了冲击：以香港金庸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神雕侠侣》、《鹿鼎记》等在内地播出之后，出现了较高收视率。共同的文化渊源、共同的地理空间、共同的价值标准和共同的遗产使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电视剧在中国大陆具有明显的文化亲和力。
随着电视剧市场的国际化，中国大陆电视剧从80年代末开始也陆续向国外和港台地区输出。《红楼梦》、《西游记》、《包公》、《武松》、《诸葛亮》、《努尔哈赤》等电视剧都相继在香港、东南亚，包括美国、法国等地区和国家播出。据有关人士介绍，香港亚视以每集1500美元的价格购买《红楼梦》的播映权，后来台湾和日本则以每集8000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三国演义》的播映权，到1997年《水浒》播映权在台湾每集价格则达到了16000美元，接近了国际电视台市场标准⒁。此外，《北京人在纽约》、《唐明皇》、《末代皇帝》、《水浒传》、《雍正王朝》等电视剧都在不少东亚国家和地区播出⒂，中国电视剧在东亚地区具有一定的国际市场。
中国的电视剧生产在继续发展，而且这种发展除了面向广阔的本土电视剧市场以外，还将面向国际电视剧市场，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电视剧市场以及全球华语电视剧市场。在亚洲地区，华语电视剧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尽管美国节目在这些地区有一定影响，但是在那些有着丰富选择的地区，最流行的电视剧往往不是美国电视剧，而是那种与本土文化有着渊源和现实联系的电视剧。而中国文化在漫长的历史中对亚洲各国有着深刻的影响，这实际上为中国电视剧的输出提供了文化基础，多部历史题材电视剧在亚太地区的成功发行表明中国电视剧可能在全球的区域市场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电视剧的发展仍然有潜力，毕竟不仅中国大陆有12亿人口，台湾还有2100多万华人、香港有1400多万华人，另外还有2000万华人在东南亚各国，400多万华人分散在世界其他地区⒃，而受到华语文化历史和现实影响的人口数量就更是难计其数，虽然人们处在已经改变过的物理空间中，但共同的文化、语言和历史仍然能够为他们带来或多或少的联系，正像有学者在讨论这种电视文化的亲同现象时所指出的那样，“观众将倾向于选择那些与他们自己的文化最接近和更紧密的节目”⒄。应该说，这样一个巨大的已有或者潜在的消费群对于中国电视剧产业的发展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当然，中国目前的电视产业化程度与这样的发展前景相比还有巨大差距，中国实际上还没有形成真正具有全球化运作的电视剧产业集团，甚至也没有形成工业化的电视剧生产基地，当然更缺乏现代文化产业的管理经验，所以，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如同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一样，要经过相当一段过程才能真正参与全球的文化产业竞争。
中国电视剧消费量如此巨大，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电视频道众多，另一方面还是因为电视剧在观众电视消费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多家媒介调查公司的调查都表明，电视剧是电视观众选择中仅仅居于新闻类节目之后的节目类型，实际收视率也仅次于新闻类节目。电视连续剧在中国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可以说远远超过了电影、小说、戏剧等其他叙事形式，电视剧在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它远远不只是肥皂剧、情景喜剧，而是人们生活中最基本、最主要的“叙述故事”和“消费故事”的渠道。电视连续剧所具有的这种文化地位与东方人的家庭化生活方式及社会公共服务条件都有密切关系，加上人们文化消费的选择空间比较小，电影市场萎缩，社会生活水平不高，都决定了电视剧在人们的娱乐生活中的重要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剧应该被我们看作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化现象。
注释：
⑴张大勤《辉映历史激励当代――50年回眸：国产电视剧发展概观》，《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9年第8期，第9页。
⑵G.Murdock,RedrawingtheMapoftheCommunicationIndustries:ConcentrationandOwnershipintheEraofPrivation,Ch.1inMarjorieFerguson(ed.),Publiccommunication:TheNewImperatives,BeverlyHills:Sage,1990,pp.1-15.
⑶参见《中国广播电视年鉴》（1994），第66-67页。
⑷郭镇之《中国电视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第124页。
⑸参见本刊记者《2000年全国电视剧题材规划会综述》，《中国电视》2000年第5期，第59页。
⑹“主旋律”是80年代中国政府提出的一种文化口号，其主要意义是要求文化艺术、文化产品要“歌颂党、歌颂人民、歌颂社会主义”。其价值观念的核心内容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
⑺参见黄艾禾《电视剧步入市场》，《市场报》1996年9月14日。
⑻杨君《现在：与12位媒介人的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2-225页。
⑼参见《中国广播电视年鉴1996》，第319页。
⑽资料来源于《世界广播电视参考》1995年第8期，第2页。
⑾史瑞丽《关于引进境外电视节目的几点思考》，《晋阳学刊》1998年第4期，第301页。
⑿李天铎编著《重绘地平线：当代国际传播全球与本土趋向的研究》，台湾：亚太图书出版社2000年，第328页。
⒀汪子锡《由本土、区域到华人传播圈：台湾电视剧的产销分析》，台北：辅仁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硕士论文，1996年，第85页。
⒁龙耘、朱学东编《走向21世纪的中国电视台：台长、专家访谈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636页。
政治经济学理论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17）10-0005-12
当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被提高到学科高度，国内经济学界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展开了热烈讨论。本文对一年多来学者们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讨论进行梳理，以便把握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总体状况和前沿动态。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及学科特点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内涵的界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同时吸取中国历史优秀文明成果和世界上别国优秀文明成果的产物，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后为列宁毛泽东等继承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脉相承，是中国化、时代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理论渊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二者是源和流的关系②。从发展阶段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发展阶段，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体地说，它是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运行特殊规律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揭示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特殊属性，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它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并将在实践中继续发展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关于揭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因此也属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属性上是一致的④。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与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相结合的成果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另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差别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加突出了社会主义的实践性、创造性和民族性，贯彻的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方法论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方法；而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更多地贯彻的是一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演绎逻辑，也就是说，始终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理解为社会主义的终极标准。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多地采用一种规范的思维方法来研究，更多地侧重于说明社会主义“应该如何”，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更多地侧重于分析现实社会主义究竟如何发展、发展的必然形式、道路和规律等等问题⑥。
总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立足于中国国情和中国当前实践而产生的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相结合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的必修课。
2.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思想的讨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思想，学者们对此达成了共识。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学者们对于其中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上存在一定的分歧：一种观点笼统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基本原理和方法贯彻始终⑦，而没有严格区分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地位和作用；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加以区分，并强调其中方法论的作用，认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以其方法论为本，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发生矛盾时，应遵循其方法论原则修正其理论，而不是为了维护其理论而违背其方法论原则⑧；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具有内在统一性，二者都很重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不能把基本原理与方法论对立起来和分割开来，创新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方法论⑨。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義政治经济学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指导作用无疑都十分重要，但强调方法论的重要性对于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十分关键。如果不重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则容易陷入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只有重视方法论，才能联系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对原有的理论不断修改、补充、完善和创新，才能真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向前发展。正如有学者在谈到《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时指出，《资本论》构建体系结构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提出重要的借鉴，是借鉴而不是指导；而其方法论才是我们今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重在创新，不能照抄照搬⑩。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特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研究政治经济现象，探索基本经济规律，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属性，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本质上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的是社会基本经济规律，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具有一般政治经济学的普遍性，又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
具体地讲，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性有世界性和历史性。有学者认为其世界性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包含着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及可以与别国经济理论与实践相互学习和借鉴。另外，政治经济学具有历史性。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正因如此，有学者认为历史研究是构建政治经济学的基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稳固基础，只有把问题放在历史的坐标系中进行考察，才能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只有正确而充分地认识历史，才能总结经验教训，进而升华为理论。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政治经济学具有历史性，其研究对象在不同的国家、同一个国家的不同世代又各不相同，所以政治经济学从空间来说又具有每个国家的特殊性。有学者将其表述为民族性，认为民族性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以及决定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的基本国情、基本实践都具有特殊性。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该理论形成于中国、发展于中国、服务于中国，其主题是讲好中国故事，总结中国经验，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科学指导，因此具有中国特色。有学者将其特殊性表述为国家主体性，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国家主体性，是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的，强调的是中国。这里说的“特色”是相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的，其实讲的就是中国的国家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同时又是对中国道路的理论总结，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经济学的共性即历史性、世界性以及中国特色的个性即民族性、国家主体性。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观点符合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的哲学原理，是经济规律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4.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特殊性的分析
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其研究对象总是处于发展变化中，因此不同的时代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着全面改革和发展的重大课题，同时中国又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中华文明的影响，因此作为产生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必然具有相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的“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质。对此，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一些学者从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阶段性上讨论其特殊性。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阶段性上的学科定位是：在生产关系上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在生产力上属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学，该定位决定了研究层面：通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层面限于经济关系本质层面，即生产关系层面的分析，而在社会主义现阶段所面对的发展生产力问题，不只是生产关系的完善和发展这个层面，还涉及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都同生产关系相关，进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研究领域的拓展。有学者认为“初级形态”的社会主义是我们辩识“中国特色”的实践和理论问题的坐标或参照系的底色，“初级阶段理论”让我们获得了改革最迫切需要的历史方位感，“‘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市场经济”这是中国的伟大创举，也是中国对社会主义形态发展的最重大贡献。有学者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进行讨论，认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马克思主義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体现，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质。一些学者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实践内容的角度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质，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全面发展和全面改革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被称为改革的经济学、建设的经济学、发展的经济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具有了特殊的时代特征，正是由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发展生产力，我国才从单一的公有制逐渐形成了现阶段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计划经济逐渐形成了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以及其它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相适应的制度和体制。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这些因素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了独特的特征。另外，经济实践是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从理论的目的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肯定既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增加国民财富的途径的学说，是属于建设性的经济学，而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是在否定现存制度的前提下寻找更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好制度，是批判性经济学。可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了独特的时代特征。
政治经济学理论论文篇（4）
说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是政治学说的挑战，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政治学理论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其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日益明显，然而，国内的政治学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矛盾，其实质则恰恰是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政治学发展。那么，当今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的困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缺乏解释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首先来源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现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学科，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政治学理论而言，注重对政治现实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探索并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需要、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来。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对现实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从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自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开创者们首先是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学体系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由于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移植存在着一个历史文化土壤的问题，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现象时，其科学性和解释力是令人怀疑的。不过，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的初创时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至今尚停留在恢复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甚至以此来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了种种所谓的标准。比如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市民社会、世俗化理论等等，根据这些理论观点作出的有关分析实际上不是对“中国社会”而是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因为像市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义上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与西方社会看起来相似的问题，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做法与上述做法一样削弱了它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解释力。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创建和发展始终是与研究者们整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整理和梳理工作中注解的成分多于创见的成分。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的研究，则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阶段上，致使我们的政治实践经常出现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实则非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及其关系不是搞得很清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之所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始终树立不起科学的政治大局观，其原因就在这里。政治学的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这两个具体表现，阻碍了我们对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正义问题、产权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还没能作出科学的研究和回答，而现有的政治理论在这些方面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
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结合。缺乏解释力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统一起来，致使政治学理论研究即使结合着现实政治也只能游离于真正的现实之外。
在政治理论中，对于政治现实的事实判断和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作出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但由于政治本来就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而不可能做到像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那样的“价值祛除”，因此，政治理论还必须同时实现这两种不同的判断的统一和结合。尽管政治事实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具有可解释、可预测、可检验性等特点，而价值判断则缺乏可资检验的公共准则，但是，如果不对政治事实的价值作出分析，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在我国当今的政治学理论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理论研究并没有从政治“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中推演出现实政治“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来。一方面，政治学更多地注重于描述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这种描述也不是很客观和科学的，但对于政治价值和利益，则没有形成独立的判断，这样，政治学没能提出有益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政治学在对政治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面对变化中的利益和价值的纠纷不能形成新的机制准则，至多是描述已有的政治价值，从而割裂了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上述两方面的割裂在政治学所回避的敏感的现实问题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事实和价值在政治理论中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与现当代政治学的方法论更新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也是方法论上的悖论。这种割裂或悖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早已出现了，而且直到现在，从传统的方法论到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后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发展，都没法克服这种悖论。由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步西方政治学之后尘”的，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而构筑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时，的确也很难克服这一悖论。问题是要使我们的政治理论具有解释力，具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功能，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时候就应该注意避免“引进”这种悖论，这一点我们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3.概念不清。“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实现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前提。虽然一说起政治，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东西，而要给它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确切定义，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这使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不能使政治学形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中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却相信经济是统帅，政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也是浅尝辄止。
在这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必要对几千年来众说纷纭的政治含义进行系统的分析，我们想说明，如果对政治的概念不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不单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它也不能对社会的现实和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政治的含义一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狭义的政治概念是就政治活动自身的特点和方式而言的，这类政治定义均指出政治是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家庭和社会活动等不同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通常都把政治与公共的权力、权威、控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与狭义的政治概念不同，广义政治概念是把政治看作与各种社会现象相联系的，涵盖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一切事务而且又高于这些事务的事物，是统率全局的东西。这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最高学术颇有神似之处，只是亚氏是就学问的问题而言，而狭义政治观与广义政治观的区分主要是就社会现实生活而言的。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众多的政治观如总体政治说、关系政治说、功能政治说、管理政治说、经济政治说、道德政治说等基本属于广义的政治概念。就广义的政治而言，它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获得权力、分享权力、支配权力和使用权力的问题，而是有着更重要的目的和更基本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既从狭义上、也从广义上使用政治概念。就狭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统帅、灵魂和大局。例如，列宁曾提出“经济方面的政治”、“国家建设的政治”等等，以区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很明显，前者是广义政治，后者是狭义政治。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总的来说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与西方学者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差别。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和界定政治的，而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孤立现象。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论述作为一般的政治定义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包含着特殊内容的丰富性的普遍。就政治与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就政治与社会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分化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现象，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任何政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就政治与军事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有时要诉诸战争或暴力的手段，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政治与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政治与科技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必须与政治上层建筑发生联系。总之，政治一经诞生，就位于社会生活的核心，联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即从广义上说，政治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政治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政治才是统帅、是大局。
尽管狭义的政治与广义的政治对于把握政治的内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对而言，在社会主义时期，广义的政治观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十分善于从广义上把握政治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所以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是由于他从来不是仅仅从狭义的政治看政治，从单纯的经济看经济，而是首先从政治的高度看经济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问题，因此才能得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的结论。
对政治的概念作出恰当的界定，还需要以政治的内涵为线索，找出政治现象的范围，并对这些范围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政治的这一领域称为政治的外延。政治的外延构成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包含十分广泛而又多样的领域，它包括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四个基本层面。这四个层面的外延构成了政治的丰富体系，了解政治、理解政治，尤其是实践中具体的政治运作过程，如果不是从这四个基本的层面把政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审视，或者仅仅从这四个层面的某一个层面来审视，那么政治的理论和现实都将有可能误入歧途。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政治”这一概念是什么没有搞清楚有关，在这一点上，政治学理论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
尽管政治学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困境，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的机遇，也许，挑战和困境本身就是政治学可得以发展的一个条件。
理论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但客观上需要把社会变革及其实践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理论变革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理论发展的机遇。就政治学理论而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过程看，我们发现，第一，在每次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前或之际，都必然发生某种重大的理论争论。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十三大”之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等。第二，每次政治理论的发展，既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这样，迄今为止的政治理论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例如政治理论的发展只是局限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缺乏整体协调，使政治学理论不成体系；同时，由于方法论的问题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政治学理论很难对政治现实作出真正科学的分析。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给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发展的问题。它要求社会能够协调发展，也要求政治学从整体上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因此，政治理论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分析政治对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这一点上，而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范围来研究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1.从现实政治的层面看，对于政治概念的阐明就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毋庸讳言，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论研究总的来说未能赶上时代赋予它的要求，现实政治总是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而理论研究常常落在时展的后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在社会政治领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变化、新趋向，这就赋予政治以鲜活的内容和意义，同时也等待政治学作出回答和探讨。比如，为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要强调讲政治？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腐败现象也增多了，这是不是一个必然现象？为什么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常常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这与政治问题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来回答，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政治的内涵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问题对于政治研究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如果政治学能回答这些问题，它就能够获得生机和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伟大的时代和活生生的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而是照本宣科，因循守旧，那么政治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2.当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过程，即使有的人想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也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由于政治与经济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使两者水融，虽然从学理上可以把政治与经济作出区分并分别加以论述，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政治与经济往往是难解难分的。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看到没看到政治与经济的交互作用，事实上是政治离不开经济，经济也离不开政治；政治之中有经济，经济之中也有政治。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经济工作和经济领域就更加包含着政治问题，因为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经济建设本身就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质。例如，怎样发展经济，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还是搞私有化？分配中要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依靠谁来发展经济？工人阶级还是不是国有企业的主人？近些年来，国有资产流失惊人，如何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些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反过来说，政治或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性的，如由政府所承担和进行的税收、能源保护、交通运输、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建设、经济的宠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等等。如果硬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以为经济问题就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些是纯粹的经济事务，那些是单纯的政治事务，就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而且可以说连一般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常识都没有，因而也不可能正确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
政治经济学理论论文篇（5）
2.政治经济学批判功能的当代价值
3.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逻辑
4.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路径
5.政治经济学现代化的四个学术方向
6.分布理性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新拓展
7.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8.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9.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及未来展望
10.从经济学再到政治经济学:理解包容性增长
11.从古典到现代: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演变——兼评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12.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13.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历史唯物主义
14.全球气候治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15.以创新的理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16.欧洲一体化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方法
17.中国经济模式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18.低碳经济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分析
19.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
20.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演进逻辑
21.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基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话语的思考
22.为什么和怎么样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
23.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还是社会经济学?——兼谈中国新制度经济学未来的发展
24.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
25.论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意义
26.从政治经济学到新政治经济学——西方政治经济理论的演变
27.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28.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缺陷与出路
29.理性选择、比较方法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30.新政治经济学的渊源及其研究方法
31.创新与发展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
32.政治经济学的复兴——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主题与意义
33.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
34.关于新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定位
35.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论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演进与新发展
36.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
37.中国出口退税政策的决策和形成机制——基于产品层面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3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39.试论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
40.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学科地位及相关问题思考
41.全球化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超越“范式”之争?
42.汇率制度选择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综述
43.政治经济学创新应从高校教学改革入手
44.基于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问题领域、理论突破和学科弥合
45.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
46.“我们不自由的传播”: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精髓
47.中国建构新政治经济学的实质——重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48.汇率的政治经济学——基于中美关于人民币汇率争论的研究
49.《体育政治经济学》评析
5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法
5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演变——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贡献
52.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几点认识
53.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挑战
5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溯源和生成背景
55.正确认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56.我们需要怎样的政治经济学
57.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问题
58.霸权稳定论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59.住房的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新视界
60.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困境与出路
61.构建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框架——基于四种“关联性”的分析
6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议题与深化的方向
63.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64.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现状与发展
6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
66.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创新与发展
67.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一种分析框架
68.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经验方法
69.论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
70.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进路
71.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源
72.什么是政治经济学?
73.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世界观形成的关系
74.我国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国
75.再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问题——兼论“研究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关系
76.政治与汇率:人民币升值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77.金融发展与政府退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78.理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
79.为什么仍应重视李嘉图?——兼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80.试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构建
81.新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旨趣
82.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几个难点及其出路
83.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本现象学——《资本论》的哲学革命
84.“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研究
85.发展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引领经济新常态
86.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思考
87.蒂莫西·贝斯利对新政治经济学的贡献
88.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跨大西洋分歧
89.毛泽东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90.金融危机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派、范式与议题
91.西方新政治经济学述评
92.经济思想: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
93.货币危机的政治经济学解释:文献评述
94.“政治经济学”教材改革:历程、争议与共识
95.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学生感受差异性研究
9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想
97.新政治经济学的复兴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政治经济学理论论文篇（6）
一个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许多高校经济学教学中被淡化甚至被边缘化。这是源于随着西方经济学思想影响的上升，西方经济学被认为是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纯粹经济学，是唯一科学的、学术含量高的经济学，是符合大学生认知水平、有助于大学生形成科学理性的经济学思维能力的不可缺少的经济学学科，而政治经济学则被认为是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严重的规范经济学，是缺少科学性和学术含量的不能令人信服的经济学，这种带有普遍主义的倾向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发展，也成为目前国内高校在深化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中面临的一个普遍，必须加以纠正。
在2014年7月8日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对当前经济形势和做好经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他强调，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这一方面是党中央对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作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性理论的重新认定，充分肯定了政治经济学科的基础学科地位;另一方面也是给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的教学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让政治经济学重回高校经济学教学的主流地位，重新成为学生热爱学习的课程之一，那么当前我们要做的重点工作之一就是提升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的学术含量。
一、对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中学术含量的认识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方法是将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介绍清楚，与学生做一些最基本的互动即可，这种教学方法已经不能够适应目前信息时代学生培养和大学生们追求自身发展的要求，不能够很好地诠释政治经济学是一门能够与时俱进、对现实有着卓越解释力的课程，从而也就不能激发学生对该学科的兴趣。但如果能够通过政治经济学的课堂教学，给学生提供一整套在复杂形势下深入认识经济现象和发掘经济规律的机理和方法，那么我们就可以重新让这门课程在高校经济学课程门类中散发活力和吸引力。
一般来说，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课堂教学中的学术内容应该包含该学科的前沿理论动态、最新学术成果和方法论等，也包含教师本人目前的关于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科研课题成果。将这些内容融入到政治经济学的课堂教学当中，用该学科最新的理论成果和方法论去解释当今中国和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新问题，以此来解答学生疑惑，帮助学生形成理解当今世界和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摆脱并改变这门课程因传统教学方法所导致的学术缺乏学习兴趣的不良状况，从而增强学生主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兴趣。
下面，是我们随机对云南省昆明市5所高校的已经学习过《政治经济学》课程的经济管理类专业本科在读学生所做的《关于<政治经济学>课程课堂教学中讲授前沿学术理论的必要性》的问卷调查结果。其中，发放问卷600份，收回588份，无效8份，有效580份。问题设置如下：问题A：你是否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课程中一门基础性的、兼具工具性的学科？问题B：你们学院《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中老师有讲授过前沿理论等学术问题吗？问题C：你认为老师在课堂教学中所讲授的这些前沿理论有助于你形成理解经济问题的相关思维方式和方法吗？问题D：通过对前沿理论等学术问题的学习，你觉得有助于你对《政治经济学》这门课产生兴趣吗？问题E：你觉得任课老师有必要在备课当中认真准备与这门课有关的学术问题并在课堂教学中讲授吗？问题所设计的答案包括三项：有/是;无/否;其他（没办法给出明确态度）。
从表1中可以看出，一方面是曾经听任课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讲授过前沿理论等学术问题的学生更容易对政治经济学这门课产生兴趣，二者之间有显著的正比例递增关系;另一方面被调查的学生中超过78%的学生还是认为任课老师有必要在课堂教学当中讲授前沿理论等学术问题的。
二、提升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学术含量的途径
在实际教学过程当中，要提升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的学术含量，任课老师在课堂教学中，首先要能够并善于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前沿理论和方法对当前我国经济转型期遇到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基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问题解决方案;其次要能够很好地区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作为两门理论分析立足点不同的学科，它们的区别和联系以及互补性是不能轻视任何一门课程学习的。笔者认为，解决了这三个问题，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中的学术水平，改变学生长期以来对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作用大于学术研究的片面认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1、课堂教学要注重前沿理论和方法与解释实际经济问题相结合
由于我国高校在政治经济学教学方面师承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学体系，主要内容包含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经济学理论及其中国化以后被我们继承和发展的新观点、新理论和新方法，当然也包含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方针和政策等内容，因此人们普遍将其视为基本等同于大学之前我们所听到的思想政治等政治课程，缺乏经济学所应该拥有的适用于解决新问题的理论和方法，认为这一点是不能和主流的西方经济学等课程相比。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首先，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经济学思想和理论的产生都是源于阶级和政治需要，但为政治服务并不妨碍其理论创新和发展，这一点在经济思想史上已经体现的较为明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思想史上重要的一个分支，理应属于该范畴。其次，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构建自己经济学体系时，所依据的正是当时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这一点奠定了日后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思路，即着眼于经济发展实际，解决实际经济问题。事实正是如此，如此次金融危机以后，世界范围内关于分析危机起因和解决方案的文献层出不穷，其中大部分文献均是提倡回到马克思找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等现实问题的超强解释力胜过主流经济学，它可以较好地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发生的一些问题，即使《资本论》已经发表了一个半世纪多了，但经济危机理论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关注，经济危机理论也得到了持续发展和持续创新。当然，这仅仅只是政治经济学传统理论在当今经济发展形势下的创新发展点之一，政治经济学前沿理论还有很多，比如劳动价值论的创新、价值转型问题等等，都可以很好地解释当今中国经济转型和经济体制改革时期我们所遇到的很多问题，并能够给出恰当的解决方法或方案。高校政治经济学任课老师在课堂教学当中可以突出这些前沿理论，告知学生如何运用这些理论来认识和解决经济现象和问题，以此帮助学生认识并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工具，形成完善的经济学思维能力和逻辑，用学术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兴趣。
2、课堂教学要很好地兼顾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两个学科的异同和互补性
笔者认为，任课老师在课堂教学中要兼顾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异同，不是要向学生们划清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有哪些不同，或强调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有多么的强，而是将二者作为理解和解决现实问题的两种工具加以介绍。
鉴于各学科都会有自己的不足或理论无法解释的一些问题存在，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比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之上的发达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种社会制度之下，所实行的应该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所以政治经济学理论还不能很好地解决我们在经济转型和改革期的一些问题，我们要从西方经济学中找到理论依据，这些理论可能更符合实际需要。西方经济学解释不了的经济危机，我们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解决。两者互补显而易见，强调任何一方重要都是不合时宜的，都有可能招致学生情绪上的抵触。同时，政治经济学的任课老师在课堂教学中也必须强调，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在我国属于主流经济学，并非完全因为是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所以必须坚持这一意识形态，事实上是政治经济学前沿理论发展融合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能够更好地切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
三、结论
对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中学术含量提升问题的探讨，相关文献资料不多，这可能源于在目前中国高校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边缘化现象和政治经济学地位的二重性。但是，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之一，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学术价值和指导意义对当代大学生的成才和发展来讲却一直是不容被忽视的，更好地传播这一学术价值和意义依赖于高校政治经济学的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提升课堂教学质量首先要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而这又依赖于政治经济学任课教师提升课堂教学的学术含量，这应该是目前值得我们去探讨和研究的课题。
（基金项目：云南师范大学2011年党建、思想政治理论研究项目《研究生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机制研究与实践》资助。）
【参考文献】
[1] 谷书堂：论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位置和功能[J].经济纵横，2008（5）.
[2] 王守义、罗丹：后金融危机时代政治经济学教学方法探讨――基于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思考[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12（6）.
政治经济学理论论文篇（7）
山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2007年4月份考试专业科目一览表
报名时间：2006年12月18-24日 代码
专业名称
类别
时 间
主考院校
4月21日
4月22日
8：30-11：00 14：00-16：30 8：30-11：00 14：00-16：30
020103 财税 专科 0002邓小平理论概论 0003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 0041基础会计学 0020高等数学（一） 山东经济学院
0999政府预算管理 0009政治经济学（财） 0062税收管理 0060财政学
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061国家税收
020105 金融 专科 0002邓小平理论概论 0003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 0041基础会计学 0020高等数学（一） 山东经济学院
0073银行信贷管理学 0009政治经济学（财） 0074中央银行概论 0060财政学
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072商业银行业务与经营
020109 国际贸易 专科 0002邓小平理论概论 0003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 0041基础会计学 0020高等数学（一） 烟台大学
0058市场营销学 0009政治经济学（财） 0094外贸函电 0093国际技术贸易
0091国际商法 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089国际贸易
020118 餐饮管理 专科 0002邓小平理论概论 0003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 0177消费心理学 0980烹饪原料学（二）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0984酒水知识 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限济南、青岛、东营、威海
0054管理学原理
020201 工商企业管理 专科 0002邓小平理论概论 0003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 0041基础会计学 0020高等数学（一）
0058市场营销学 0009政治经济学（财） 0145生产与作业管理 0144企业管理概论 山东省广播电视大学
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中国海洋大学
0146中国税制
020203 会计 专科 0002邓小平理论概论 0003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 0041基础会计学 0020高等数学（一） 山东经济学院
0157管理会计（一） 0009政治经济学（财） 0155中级财务会计 0144企业管理概论
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146中国税制
020206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专科 0002邓小平理论概论 0003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 0171房地产投资分析 0020高等数学（一） 聊城大学
0168房地产经济学 0009政治经济学（财） 0174建筑工程概论 0175房地产开发
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176物业管理
020207 市场营销 专科 0002邓小平理论概论 0003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 0041基础会计学 0020高等数学（一） 山东大学
0058市场营销学 0009政治经济学（财） 0177消费心理学 0144企业管理概论
0179谈判与推销技巧 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178市场调查与预测
020211 饭店管理 专科 0002邓小平理论概论 0003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 0015英语（二） 0193饭店管理概论 山东大学
0058市场营销学 0009政治经济学（财） 0187旅游经济学 0194旅游法规
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20228 物流管理 专科 0002邓小平理论概论 0003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 5364物流企业会计
青岛大学
5361物流数学 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20231 劳动和社会保障 专科 0002邓小平理论概论 0003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 3313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制建设
山东轻工业学院 020258 企业管理 专科 0002邓小平理论概论 0003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
0020高等数学（一） 山东经济学院
0009政治经济学（财）
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山东轻工业学院 030202 社会工作与管理 专科 0002邓小平理论概论 0003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 0266社会心理学（一） 0034社会学概论 聊城大学
0272社会工作概论 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277行政管理学 0276人类成长与环境
030301 行政管理 专科 0002邓小平理论概论 0003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 0277行政管理学 0040法学概论 山东师范大学
0292市政学 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107现代管理学
040101 学前教育 专科 0002邓小平理论概论 0003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 0387幼儿园组织与管理 0383学前教育学 山东师范大学
0384学前心理学 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392学前儿童体育
0394幼儿园课程 0385学前卫生学 0396学前儿童美术教育
0413现代教育技术 0397学前儿童音乐教育
040103 小学教育 专科 0002邓小平理论概论 0003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 0415中外文学作品导读 0416汉语基础 山东师范大学
0405教育原理 0406小学教育科学研究 0417高等数学基础 0418数论初步
0413现代教育技术
040106 教育管理 专科 0002邓小平理论概论 0003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 0447教育行政学 0443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一） 山东教育学院
9027中国教育史 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2111教育心理学
0107现代管理学
050102 秘书 专科 0002邓小平理论概论 0003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 0510秘书实务 0034社会学概论 山东师范大学
0535现代汉语 0315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0040法学概论 曲阜师范大学 050214 外贸英语 专科 0002邓小平理论概论 0003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 0094外贸函电 0795综合英语（二） 聊城大学
0091国际商法 0089国际贸易 0096外刊经贸知识选读
0595英语阅读（一）
0522英语国家概况
050303 公共关系 专科 0002邓小平理论概论 0003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 0645公共关系策划
鲁东大学
0058市场营销学 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642传播学概论 0107现代管理学
050402 服装艺术设计 专科 0002邓小平理论概论 0003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 0677服装材料 0683服装市场与营销 山东轻工业学院 050405 室内设计 专科 0002邓小平理论概论 0003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 0688设计概论
山东轻工业学院 050406 视觉传达设计 专科 0002邓小平理论概论 0003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 0688设计概论 0716印刷工艺 山东轻工业学院 050407 音乐教育 专科 0002邓小平理论概论 0003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 0504艺术概论 0727民族民间音乐 山东师范大学
0728中学音乐教学法
080306 机电一体化工程 专科 0002邓小平理论概论 0003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 2185机械设计基础 0022高等数学（工专） 山东大学
2183机械制图（一） 2234电子技术基础（一）
2205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080701 计算机及应用 专科 0002邓小平理论概论 0003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 2141计算机网络技术 0022高等数学（工专） 山东大学
2316计算机应用技术 4730电子技术基础（三）
2323操作系统概论
2318计算机组成原理
080704 电子技术 专科 0002邓小平理论概论 0003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 2275计算机基础与程序设计 0022高等数学（工专） 曲阜师范大学
2340线性电子电路 2344数字电路 2353办公自动化设备 2361通信技术基础
080801 房屋建筑工程 专科 0002邓小平理论概论 0003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 2386土木工程制图 0022高等数学（工专） 山东建筑大学
2391工程力学（二） 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2394房屋建筑学 2389建筑材料
2393工程力学（一）
082207 计算机信息管理 专科 0002邓小平理论概论 0003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 0041基础会计学 0020高等数学（一） 山东大学
2316计算机应用技术 2384计算机原理
2382管理信息系统
2650组织与管理概论
100701 护理学 专科 0002邓小平理论概论 0003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 2864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基础 2899生理学 山东大学 潍坊医学院
0488健康教育学 3000营养学
3003儿科护理学（一） 限卫生系统在职人员
2997护理学基础 3179生物化学（三）
100703 中医护理学 专科 0002邓小平理论概论 0003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 2864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基础 2899生理学 山东大学
2997护理学基础 2931中药学（二） 3012中医基础理论（二） 3013中医诊断学（二） 限卫生系统在职人员
3021医院护理管理学
100801 药学 专科 0002邓小平理论概论 0003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 2175分析化学（一） 3027植物化学 山东大学 潍坊医学院
2068人体解剖生理学 2911无机化学（三） 3034药事管理学 3029药剂学 限医药系统在职人员 100901 卫生事业管理 专科 0002邓小平理论概论 0003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 3056卫生经济学 0152组织行为学 山东大学 潍坊医学院
3057社会医学 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3058卫生法规
限从事卫生管理在职人员
0107现代管理学
030111 律师 专科 0002邓小平理论概论 0003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 0920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一） 0923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一） 烟台大学
5679宪法学 0919刑法原理与实务（一）
5677法理学
030112 法律 专科 0002邓小平理论概论 0003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 0260刑事诉讼法学 5677法理学 山东大学
0247国际法 0245刑法学
5679宪法学
030403 公安管理 专科 0002邓小平理论概论 0003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 0260刑事诉讼法学 0360预审学 山东警察学院
5679宪法学 0245刑法学 0357治安管理学
限公安、武警在职人员
0355公安秘书学
050114 汉语言文学 专科 0002邓小平理论概论 0003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 0506写作（一） 0532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 山东师范大学
0024普通逻辑 0530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0535现代汉语
050207 英语 专科 0002邓小平理论概论 0003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 0522英语国家概况 0795综合英语（二） 山东大学
0595英语阅读（一）
中国海洋大学 050208 日语 专科 0002邓小平理论概论 0003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 0843日语阅读（一） 6043商务日语 山东师范大学
0605基础日语（一） 0607日语语法
鲁东大学 050211 朝鲜语 专科 0002邓小平理论概论 0003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 0628朝鲜语基础（二） 9058经贸韩语 山东师范大学 青岛大学
0632朝鲜语国家概况 9059韩文写作基础
限济南青岛烟台威海报考 050308 新闻学 专科 0002邓小平理论概论 0003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 0653中国新闻事业史 0034社会学概论 山东大学
0024普通逻辑 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040法学概论
0633新闻学概论 0530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100803 中药学 专科 0002邓小平理论概论 0003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 2976医古文（一） 2930中医学基础（一）（含中医基础理论与中医诊断学） 山东中医药大学
3042中药炮制学 2974中药学（一）
3040中药鉴定学 限医药系统在职人员 020116 金融管理 专科 0002邓小平理论概论 0009政治经济学（财）
山东经济学院 中英合作专业
限济南报考 020214 商务管理 专科 0002邓小平理论概论 0009政治经济学（财）
山东大学 中英合作专业
限济南报考 020104 财税 本科 0058市场营销学 0054管理学原理 0015英语（二） 0053对外经济管理概论 山东经济学院
0069国际税收
山东财政学院 020106 金融 本科 0058市场营销学 0054管理学原理 0015英语（二） 0053对外经济管理概论 山东经济学院
0079保险学原理
0078银行会计学
山东大学 020110 国际贸易 本科 0097外贸英语写作 0045企业经济统计学 0096外刊经贸知识选读 0099涉外经济法 山东经济学院
5844国际商务英语
青岛大学 020119 餐饮管理 本科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015英语（二） 0985餐饮经济学导论 烟台大学
0988食品营养学 0990宴会设计
限济南、青岛、东营、威海报考 020121 调查与分析 本科 0058市场营销学 0009政治经济学（财） 0015英语（二） 0140国际经济学 山东经济学院
0139西方经济学
2628管理经济学
020155 文化产业 本科 0642传播学概论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015英语（二） 4133地方文化资源开发与管理 山东师范大学
4138旅游文化 4129人类文明史 4135会展产业概论
020202 工商企业管理 本科 0151企业经营战略 0054管理学原理 0015英语（二） 0152组织行为学 山东大学
0150金融理论与实务 0153质量管理（一）
中国海洋大学 020204 会计 本科 0058市场营销学 0150金融理论与实务 0015英语（二） 0158资产评估 山东经济学院
0160审计学
烟台大学 020208 市场营销 本科 0185商品流通概论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184市场营销策划 0183消费经济学 山东大学山东经济学院
0150金融理论与实务
020210 旅游管理 本科 0198旅游企业投资与管理 0196专业英语 5034旅游地理学 0053对外经济管理概论 山东师范大学
0152组织行为学 青岛大学 020216 电子商务 本科 0058市场营销学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015英语（二） 0893市场信息学 青岛大学
0800经济学 3137计算机网络基本原理 9081电子商务数据库技术 9084电子商务实践 山东理工大学 020218 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 0800经济学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015英语（二） 0034社会学概论 青岛大学
6092工作分析 0054管理学原理 0041基础会计学
山东轻工学院
0277行政管理学
020222 物业管理 本科 0292市政学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015英语（二） 0176物业管理 山东经济学院
0054管理学原理 6570房地产营销学 9078物业公共关系 青岛大学 020229 物流管理 本科 5381物流管理软件操作 0009政治经济学（财） 0015英语（二）
青岛大学 020232 劳动和社会保障 本科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015英语（二） 0034社会学概论 山东轻工业学院
3327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与监督 3328公共管理
020259 企业管理 本科 0091国际商法 0054管理学原理 0015英语（二） 2628管理经济学 山东经济学院 山东轻工业学院
5125经济活动分析
0153质量管理（一）
030107 经济法学 本科 0231市场竞争法概论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258保险法 0226知识产权法 青岛大学
0232国际投资法
山东经济学院 030203 社会工作与管理 本科 0280西方社会学理论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015英语（二） 0284心理卫生与心理咨询 山东师范大学
0283社会行政 0282个案社会工作 0302人口社会学 9107老年社会工作
030302 行政管理学 本科 0024普通逻辑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015英语（二） 0034社会学概论 山东大学
0318公共政策 0315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0317国家公务员制度 0923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一） 山东师范学院 040102 学前教育 本科 0398学前教育原理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015英语（二） 0402中外学前教育史 山东师范大学
9002儿童社会性发展 9022幼儿教育政策与法规
临沂师范学院 040107 教育管理 本科 0452教育统计与测量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445中外教育管理史 0450教育评估和督导 山东教育学院
0455教育管理心理学
0453教育法学 鲁东大学 040110 心理健康教育 本科 6060个性心理学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015英语（二） 0284心理卫生与心理咨询 山东师范大学
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471认知心理 6059心理研究方法 聊城大学 050104 秘书学 本科 0523中国秘书史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015英语（二） 0511档案管理学 山东师范大学
0528管理信息的收集与处理 0524文书学 0527中外秘书比较 0525公文选读 曲阜师范大学 050218 商务英语 本科 0087英语翻译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832英语词汇学 0840日语 山东财政学院
0937政府政策与经济学
050302 广告学 本科 0037美学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015英语（二） 0034社会学概论 山东轻工业学院
0642传播学概论 0107现代管理学
0040法学概论 山东理工大学
0530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050408 音乐教育 本科 0730中外音乐史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015英语（二） 0735音乐教育学 山东师范大学
0732简明配器法
限济南考生报考 050432 室内设计 本科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015英语（二）
山东轻工业学院 050433 视觉传达设计 本科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015英语（二）
山东轻工业学院 080307 机电一体化工程 本科 2199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015英语（二） 2238模拟、数字及电力电子技术 山东大学
2245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2243计算机软件基础（一） 2197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
山东科技大学
2200现代设计方法
080702 计算机及应用 本科 2324离散数学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015英语（二） 2339计算机网络与通信 山东大学
2326操作系统 2197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
山东理工大学
2325计算机系统结构
080705 电子工程 本科 2199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015英语（二） 9033电子线路CAD 曲阜师范大学
2365计算机软件基础（二） 2358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2141计算机网络技术
鲁东大学
2354信号与系统
080708 计算机通信工程 本科 2199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0015英语（二） 2364数据通信原理 山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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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理论论文篇（8）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做出了深刻反映，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它针对现实并没有提出根本性改革建议与对策，面临了很多严峻的挑战。
1、时代进步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在对前人优秀经济学成果的批判继承中发展而来的，主要来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者相关经济学说，它首次提出劳动二重性概念，在创立无产阶级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无产阶级剩余价值学说，创立了揭示社会经济发展基本规律的新的经济学范畴，标志着政治经济学的划时代变革。另一方面，它表达了现实发展的诉求，始终坚持与时俱进，揭示出了可以经受实践检验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并被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理论基础，给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2、面临的挑战。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促进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同时，其不足也日益显现，在当下的理论与现实发展当中面临了各式各样的挑战。一方面，其学科性质不够明晰。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学理论，政治经济学在承认其内在阶级性的同时，将很多并不带有阶级性的内容在实际研究当中归入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当中，当代的政治经济学必须区别于传统的只讲阶级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否则将会导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指导意义的缺失。另一方面，传统政治经济学已不再符合当展的要求。在现代化时代的不断发展中，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已经不再适应当下的社会结构，并且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传统的适用于各个社会主义形态经济规律的相关规定在当代实际改革当中越来越空泛。
二、政治经济学理论价值的当代化发展
(一)理论创新与发展
作为实践的基础，理论的改变与创新是探究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代价值过程当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首先，我们应当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进行继承，充分发挥方法论的优势。在对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创新与发展时，应当切实处理好继承、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最值得继承的基本原理包括吸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利成分的关于社会化大生产与货币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原理，以及作为根本方法论的揭示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从而更好地保证政治经济学的真理性与科学性。其次，我们要结合古今中外所有经济理论当中的合理成分来构建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一方面要对中国的传统经济思想进行深入的发掘、继承与创新，以实现古为今用，另一方面，对西方的经济理论的学习与借鉴也不容忽视，西方经济学思想在长期发展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多分析经济现实的工具与方法，给我国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带来了很好的借鉴。
(二)当代现实发展的取向
政治经济学的当展既离不开理论化指导，也不能缺少现实的发展途径。当代社会更为重视人们的全面发展，立足于人们生存、发展的立场上去考虑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意义，只有真正将政治经济学理论付诸实践，才能使其更好的服务于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来，我们要改变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唯一科学的经济学观念，摒弃将西方经济学一律排除在科学的经济学以外的错误做法，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我们应当汲取其中科学的理论，促使我国经济学构建能够更好为我国实际发展服务，通过对传统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中合理成分的吸收来给现代经济学理论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来我们必须紧跟时代潮流，发挥出政治经济学的独特优势，积极拓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抓住发展政治经济学的一切机遇，加大重大实践问题的研究力度并加快理论促进实际的创新发展步伐，以获得科学的理论，丰富并发展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内容。
三、讨论
综上所述，作为一套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旨在解决人们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与社会发展方向始终保持着一致。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不断地与时俱进，才能为人们解决当代社会经济问题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从而促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满足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更好地解决我国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政治经济论文范文二：地方政治经济学研究
一、财政联邦主义
我国的国体是单一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上级与下级政府是直接的委托关系，经济上则是实行分权制度，具体表现为分税制，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财政包干。与纯正的单一制或联邦制国家不同，我们国家是财政联邦主义。中央政府执行稳定宏观经济、社会收入的财政再分配的经济职能并提供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地方政府执行资源配置职能并提供地方性的公共产品。地方政府之间是竞争关系，争项目、争资金、争资源、争能源、比经济增长率、比财政收入等。地方政府与辖区内的微观主体之间是交换性的社会契约关系，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经济、提高社会福利来获取选票、获得支持和权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微观主体的效用函数是不一样的，中央政府效用函数的主要变量有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地方政府效用函数的主要变量有上级政府满意、辖区内的微观主体、财政收入、经济发展等;微观主体的效用函数主要变量有公共产品和服务、税赋水平、生产生活环境等。财政联邦主义有优点，中央与地方政府、上级与下级政府进行明确的分权，地方与地方展开竞争，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有利于各级政府的制度创新，有利于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但是在软化的制度环境约束下，地方政府之间的过度竞争，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不同效用函数之间的冲突也会使资源配置扭曲，地方政府陷入囚徒困境，投资行为异化等问题。
二、软化的制度环境
1、信息不对称
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的直接的委托关系是一个多任务、多目标合同，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效用函数不同，由于信息不对称、信息传递链条长，作为理性经济人，从成本和效率考虑，委托人(中央政府、上级政府)一般会抽象一些显性指标考察下级政府，每年各级政府在人代会所做的报告主要的指标是五个：123(总量，增速、人均)、财政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失业率、人口出生率，近来增加了事故亡人率、万元能耗指标等，这些指标也作为地方官员评价和奖惩的主要依据。人(下级政府)在人大监督缺位的情况下，经过成本收益计算，往往会把主要精力放在上级易于观察的政绩工程上，如大广场、大马路、大草坪等。由于对地方政府而言，企业是纳税主体，企业的效用要远大于居民的效用，真正的人民群众成为弱势群体。
2、人大监督缺位
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下级政府行政首脑由上级决定，群众对政府、下级对上级、同级人大对同级政府往往不能进行有效和及时的监督。
3、预算软约束
如同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所论证的那样，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预算软约束。预算软约束问题在我国地方政府身上表现尤其明显。很多专家认为，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是由地方政府主导并投资推动的。投资冲动和财政压力使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地筹集资金，尽管《预算法》明确禁止地方政府自行举债或提供贷款担保，各级地方政府仍然积累了大量债务。
4、模糊产权
我国现行体制下，存在大量公共产权和公地资源，公有和国有、政府所有是不同的概念，公有产权界定模糊。土地法规定，土地国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但政府可以征用公共用地。地方政府滥用公益土地征地权，垄断土地供应和经营，运用行政权利保护违法征地。在经营城市的理念下，开发区热高烧不退，地方政府违法违规征地，农民失地、失业、失语。
三、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异化
1、招。为了扩大当地投资规模、加快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开出各种优惠政策，零地价、税收减免，放宽市场准入条件，降低环保标准，舍弃自然或人文资源的保护。由于交易成本增加、资源配置扭曲，其结果导致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政府招商引资活动演变成零和搏弈。
2、卖。地方政府低价从农民手中征用土地，高价卖给开发商，出现大量违法征地、违法拆迁情况，造成大规模的失地农民和拆迁户上访。
四、地方政府机会主义投资行为的危害分析
1、破坏宏观调控。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机会主义行为重复和循环出现，使我国的宏观调控反复在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中徘徊。
2、政府治理成本提高。在经济转轨阶段，我国政府的治理成本不断提高，一方面表现为官民比居高不下、老百姓不堪重负;另一方面表现为政令不通。这些年，中央政府推动了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改革，整顿吏治，裁撤冗员。同时，从机构设置上，改变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委托关系，工商、税务、质检、土地、纪检、统计纷纷由省级政府垂直管理对一些重大案件、恶性事故，国务院频频派出调查组直接查办。
3、干扰了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四次经济周期，在每次周期的波峰前后都出现投资过度增长和高通胀。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周期的条件波动性不同，我国的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即地方政府换届的周期是基本吻合的。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始终以投资推动为主，体现在统计数字中的高资本形成率。在投资结构中，政府投资特别的投资是主体。刘宝全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经济运行的波动性和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具有溢出效应。
4、影响了社会稳定。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经济大起大落，经济增长方式简单粗放，陷入通胀或通缩的怪圈，失地农民和拆迁户不断上访，国有银行形成巨额的不良资产，地方政府大量隐性举债，重视经济增长忽视社会发展，土地等资源不断遭到破坏以及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带来一系列问题，影响了社会稳定，影响了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的贯彻落实，延滞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步伐。
五、政策建议
政治经济学理论论文篇（9）
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需要从“问题”中升华出政治经济学的“最高理论”——马克思主义总体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以这一科学范式作为明确的理论指导。
二、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课题面临的发展环境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然而在这此满目疮痍的国度里，不仅面临着经济发展的任务，而且同样面临着政治发展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一些政治学家受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研究的启示，提出了政治发展的概念，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发展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进而产生了所谓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理论。这种理论致力于为新兴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模式和道路，使这此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逐步走向现代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许许多多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课题展示在我们的面前，需要我们积极稳妥地、合理有序地去研究解决的途径。因而，通过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研究，为我国的政治经济学发展提供一些理论上依据，既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任务，也是推进我国政治经济学稳定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
三、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的问题
1.规范分析缺乏研究深度，单纯进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范畴和规律对比
我国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受“苏联范式”的影响，在描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现象和本质时，往往运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简单对比来替代对其实证性的研究。实证性分析比重较少，规范性分析掩饰经济活动中的某些内在矛盾。有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行为的一些价值性判断立意不高，理论视野不宽，甚至过于武断。尽管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创阶段和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但这毕竟是弊端之处。
2.政策研究缺乏反思意识，一味地“唯上”和“跟风”
一国的经济政策同经济实态和价值判断是紧密相连的，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往往从不同的规范角度或实证角度推出相应的政策主张。问题在于，基于科学理论规范和实证描述之上的具体政策推导，同的“唯意志论”的政策推行，有天壤之别。倘若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时时刻刻围绕主观多变的经济政策转，并以此来推导出实证性的结论和理论模型，那就会葬送这门学科。学界与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往往是有联系，又有差别的。传统政治经济学演变的历史教训值得记取。
3.方法变革缺乏创新精神，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的范畴和理论
改革陈旧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需要进行方法论的拓展，其中包括科学地借鉴国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模型。但现有的某些中国理论经济学作品“食洋不化”，以为西方经济学讲的观点都是真理，用的方法都是科学的，以致在分析方法、范畴体系和理论框架上作单纯的模仿，甚至认为只要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添加一些中国经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社会主义、空想或批判的社会主义，也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社会主义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既然要从根本上反映作为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代表的工人阶级利益，那就必定要以马克思经济学为理论指南。如果对以往“左”的教条主义采取矫枉过正的学术态度，便容易形成一种善意的折中主义或保守的右倾思潮，以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只应进行“问题”，的实证分析，而无须进行含有“主义”的价值判断，或者以为当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都是普遍真理，只要加点中国经济实例即为创新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
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完善策略
1.在思想方法上做到哲学与经济学结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以成为科学，是因为她把唯物辩证的哲学思想与现实的经济理论研究高度统一和融为一体了。我们在分析研究经济学问题时，要坚持一分为二；在创立经济学理论时要坚持合二而一。没有一分为二，不可能发现新问题；没有合二而一，不可能建立新理论。因此，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熟过程，就是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不断分工合作和有机结合的过程。对改造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来说，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仍然是理论联系实际，即要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经济的具体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2.在指导思想上做到马克思主义与邓小平理论结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在揭示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本质区别的同时，科学说明了他们存在共性和历史联系的一般原理；邓小平的经济理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同时，正确解决了使他们的共性得以发展和历史联系得以实现的具体形式。可见，邓小平的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深化和具体化，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理论的互补性。因此，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邓小平的经济理论有机结合，并在指导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加以丰富和完善，才会形成科学的、成熟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3.在理论正误的判断上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结合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实践不仅是认识的唯一源泉，而且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实践对真理的检验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循环，才能最后完成。在对经济理论正确与否的判断上，更需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对经济理论正确与否的判断，必须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结合的方法。不承认理论分析的重要性，实质是否认前人的实践经验，容易重犯前人的错误，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是愚人之举，实不可取。只有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有机结合，相互补充，才能在加速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4.在发展进程中坚持量变的积累与质变的飞跃结合
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成熟，既要依赖中国经济自身的蓬勃发展，也要依靠无数经济学家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在外部要形成自由、民主的科学研究氛围，为深入的经济研究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内部要形成科学研究的动力和群体攻关的合力，把所有经济学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把无数分散的个人智慧和个别成果集中起来，在客观条件成熟的时候，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使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成熟最终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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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理论论文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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