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自然资源研究篇（1）

资源是一个涉及范围广泛，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的课题。资源科学是研究资源复合系统中自然资源与劳动力资源相互关系、资源经济系统与资源生态系统相互关系的一门综合性科学，其具体内容包括[1]：研究资源复合系统的形成、演化、结构、功能及其物质转化与能量传递的原理，研究资源的调查、分类、评价的原理和方法，研究资源开发利用、保护、有效配置和科学管理的原理以及工程技术措施等。

改革开放后，我国改革资源计划配置方式，尝试资源配置市场化，使资源配置面临许多新的问题。一方面市场配置资源极大调动了社会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由于管理跟不上，法律不健全，造成资源过度开发，浪费和污染严重。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几部重要资源法的颁布（“森林法”、“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渔业法”、“水法”及“野生动物保护法”），福建省在组织上也加强了资源的管理，1986年成立了福建省土地管理局。在研究组织上，1989年福建省科协批准成立福建省自然资源学会，逐步成为福建省资源科学研究主要组织者。在技术上，采用资源调查评价方法、遥感遥测技术（RS）、全球定位技术（GPS）、地理信息系统（GIS）等现代化技术大大提高了资源科学的研究速度、规模和质量，实现了资源的动态监测，开展了新一轮以资源开发利用和生产力布局为中心的综合考察和研究。近年来，福建省资源科学研究主要在以下方面取得了较快进展。

一、土壤科学研究

福建省的土壤学研究长期以来在全国居于突出地位，深受国际同行的认可。20世纪90年代朱鹤健教授主持的福建山地土壤发生及其利用研究，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发表于国内外核心刊物的论文及中英文专著[2-4]，被国际同行专家认为是“国际上很有声望的中国土壤学家的一部力作”。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创新，而且为山地利用开发和定向改良提供科学依据；在土壤分类系统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绩，1986年朱鹤健教授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土壤地理》[5]，应用美国土壤系统分类制研究得出变性土类型[6-7]，曾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001年陈健飞、朱鹤健教授出版基于系统分类的《福建山地土壤研究》专著[8]。1992年朱鹤健教授等主编的土壤地理学全国高校教材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9]，该教材获全国高校教材一等奖；在土壤养分研究方面，邢世和等（1990-2000）利用动力学理论，在研究福建省主要耕作土壤钾素状况和含钾矿物的基础上，开展主要耕作土壤钾素释放动态、释放速率及其有效性等系列研究，为深化耕作土壤钾素供给及其有效性评价研究提供理论依据。近年来福建省土壤研究又取得了以下方面的进展：

（一）土壤质量调查与评价

邢世和（2000-2006）采用GIS、GPS与数学模型集成技术，在利用福建省第二次土壤普查成果和田间调查采样分析的基础上，分别开展了1：50万福建省耕地和林地土壤质量评价和1：5万荔城、同安和闽侯县（区）耕地土壤质量调查与评价系列研究，建立了福建省耕地土壤质量调查与评价的技术方法以及耕地和林地土壤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了福建省1：50万耕地和林地土壤质量空间和属性数据库以及1：5万荔城、同安和闽侯县（区）耕地土壤质量管理信息系统，出版学术专著两部，为福建省耕地和林地土壤资源的科学管理、质量动态监测、合理开发利用和改良提供了信息化手段。

（二）福建土壤―地体数字化数据库研究

SOTER是土壤-地体数字化数据库（Soil and Terrain Digital Database）的简称。SOTER把土地看作由地形和土壤个体组成的自然实体的组合，用地形、岩石、地表形态、坡度、母质和土壤的一种明确和常常重复的方式来对区域土地进行辨识。陈健飞、陈松林主持的国家教育部项目福建土壤-地体数字化数据库的研制和应用（2001-2005），以福建省1:20万中比例尺SOTER数据库和漳浦样区1:1万SOTER数据库为目标，分别编制地貌图、岩性图、坡度图及土壤图，并在GIS技术的支持下，生成地形体、地形体组分和土壤组分三级SOTER单元及建立相应属性数据库，并用AVENUE语言编程以实现两种比例尺SOTER数据库的连接。福建SOTER的研制，不仅可为福建土壤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规划、评价、管理提供依据，而且在验证我国亚热带山地丘陵区土壤与景观之关系、寻求区域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指标体系等方面可望取得新进展。福建SOTER的研制体现了我国亚热带东部山地丘陵区的鲜明区域特色，丰富了世界上SOTER应用的景观类型，填补了我国SOTER典型样区的空白。

（三）土壤养分与土壤污染

丁洪等（2003-2005）对不同土壤氮素的硝化与反硝化作用开展深入研究，对控制土壤氮素反硝化损失、提高氮肥利用率、减少土壤温室气体排放等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王果等（1995-2005）开展土壤重金属环境化学、作物重金属富集作用以及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研究，揭示了土壤重金属的吸附机理，提出了污染土壤控制作物对重金属吸收的对策，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四）植物营养与施肥

熊德中等（1999-2005）开展了福建省烟区土壤肥力状况调查、烟区土壤酸化控制、优质烤烟平衡施肥等系列研究，这些研究摸清了福建省烟区土壤的肥力状况和缺素状况，提出了烟区土壤酸化的调控技术和优质烤烟生产平衡施肥技术体系，取得系列研究成果，并在福建省烟区得到广泛推广应用，获得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李延（2000-2002）开展了龙眼和水稻镁素营养及缺镁调控技术的系列研究，揭示了龙眼和水稻镁素营养的机理，提出了龙眼和水稻的缺镁诊断标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了福建山地龙眼园土壤镁素淋失特点的模拟和福建山地龙眼园土壤镁素状况调查研究，提出了福建龙眼园土壤镁素状况及其调控措施；彭嘉桂等（1994-2005）开展土壤硅和硫含量状况及施肥效应系列研究，摸清了福建省土壤的硫素状况，通过施肥效应研究提出福建省硅肥和硫肥的合理施用技术，取得较显著的增产效果；章明清（2000-2005）开展作物平衡施肥的系列研究，包括花生一甘薯轮作制中磷钾肥施肥模型研究，大豆、稻田施用技术研究等，在施肥模型及其应用研究领域进行有益的尝试，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并在花生平衡施肥上得到成功应用，为合理施肥提供了科学依据。

随着土壤与植物营养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福建的土壤与植物营养科技工作者正立足于亚热带土壤资源优势和福建土壤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面临的问题，瞄准国际土壤与植物营养学科的研究前沿，呈现出宏观-微观相结合、多学科交叉渗透、信息化的发展趋势。

二、土地科学研究

（一）土地利用/覆盖变化(LUCC)研究进展

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已成为国际地理学联合会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近年来福建省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研究获得了长足进展。陈健飞教授主持的国家自然基金台湾海峡两岸土地利用变化的对比研究项目（2003-2006年）、福建省科技厅重大项目海峡两岸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对比研究―格局、过程及生态环境效应（2001-2006年），首次以地理学特有的综合性、区域性、格局与过程分析的视角对具有地缘、物缘、亲缘的福建与台湾两个区域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时空规律、变化模式进行系统的对比研究，将土地利用变化与经济发展阶段作耦合分析深刻地揭示了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探究了借鉴发达区域土地利用变化轨迹演绎次发达区域的土地利用趋势，并在不同区域土地利用分类参比和多源数据融合运用方面作了开拓性示范，在土地利用区域对比定量化方法的集成应用上通过实证得以推进。系列论文已分别在SSCI刊物Land Use Policy、IGU LUCC及国内权威刊物和学术年会上发表[10-13],2006年韦素琼、陈健飞教授出版《土地利用变化区域对比――以闽台为例》专著[14]，在国际国内学术交流中得到同行认可，对于丰富和深化土地变化科学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对于指导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实践价值。此外，福建师范大学承担的省科委火炬办重中之重项目基于三“S”技术的福建资源环境动态监测系统研究、福建省教育厅项目闽东南地区城市空间过程的机制和调控研究等，在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动态监测以及驱动力研究方面均取得了明显进展，为福建省资源信息化的发展作出贡献。

（二）土地分等定级与基准地价平衡研究

福建省是国土资源部开展全国城镇土地等级调整与基准地价平衡研究工作的试点省份，由福建师范大学自然资源研究中心和福建省国土资源厅合作开展的《福建省城镇土地分等与基准地价平衡研究》采用“以价验等，以等验价”的新技术，即“以城镇土地市场价格检验城市土地等别，以调整过的城镇土地等别平衡基准地价"，对全国的城镇基准地价平衡研究具有示范和指导作用。此项研究最终获得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二等奖，研究成果被列为国土资源部2004年国土资源重要科技进展。反映这方面研究的还有：MapGIS与ULC系统在城镇土地分等定级中的应用[15]、GIS支持下的城镇土地定级[16]。

目前福建省农用地分等定级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侯立春、张文开等以福州市仓山区为例进行了基于GIS的农用地分等研究，根据农用地分等的依据和原则，利用GIS 技术开展农用地质量分等研究，阐述了农用地分等技术路线，并进行了评价单元的划分，分等参数的计算以及成果图的输出等几项关键步骤[17]。

（三）土地利用规划研究

近年来土地利用规划愈加向着综合化、定量化、弹性化的方向发展[18]。作为全国土地利用规划试点――晋江市、福清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2-2005年)，体现经济发达地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理念有较大创新。晋江市的土地利用规划创新了耕地保护的理念，提出耕地保护的重点逐步从数量保护转向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保护，创新限制城镇规模理念，促进规划刚性与弹性相结合，增加规划的可操作性。同时利用GIS手段，分别讨论了在栅格模式和矢量模式下进行土地适宜性评价的技术路线与需要注意的问题，并对两种评价模式做了对比，分别指出其优缺点[19]；福清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了多目标适宜性评价，探讨了主导因素与因子的选取，专家知识系统的引入，层次分析法的应用，以及如何借助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分析功能及图形和属性的结合来实现多目标土地适宜性的评价[20]。

三、林业学科发展研究

福建省是我国南方重点林区，“十五”期间，我省林业学科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全国率先基本实现林业现代化，林业产权制度改革取得明显成效；全省森林覆盖率达62.96％，居全国第一；森林资源总量和木材等主要林产品产量也位居全国前列；森林生态体系逐步健全，初步建成多功能多效益相统一的森林防护体系。在科学研究、机制创新、成果转化、技术服务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林业科学研究取得丰硕成果

“十五”期间，实施省部级各类林业科技计划项目约600个，取得科研、推广成果150多项，获省科学技术奖和省优秀新产品奖105项，林业科技的研发能力和创新应用能力明显提高。竹材开发科技攻关和林木种苗革命取得重大成果，进一步丰富了我省林木种质资源和主栽树种、品种，为种苗基地建设和造林提供了优良的种质材料和良种壮苗，同时在理念创新、机制创新和管理创新等方面，也为我省林业科技发展提供了新的模式。目前，我省沿海防护林建设、杉木和马尾松育种、生物防火林带建设、大型人造板加工设备引进消化和吸收创新等技术，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福建省还建立了南平全国林业科技开发试验示范区、2个部级科技兴林示范县和12个省级科技兴林示范县、3个林业科技园区，以及一大批科技兴林示范乡（镇）、村、片。通过建立科技示范县、科技示范园、科技示范点等构建林业科技示范网络，促进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提高了成果的转化率，林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由1996年的33％提高到45％。

（二）林业标准化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

福建省加大林业标准化投入，完成制（修）定省地方标准38项，目前林业标准基本覆盖了林木种苗、造林、速生丰产用材林、生态林、森林资源管理与保护、名特优经济林、木材与竹材加工等林业生产建设领域，贯穿于林业生产与管理各个环节，并建立了全国林业标准化示范县（区）6个、全省林业标准化示范县（项目）18个，示范基地面积1万多公顷，辐射带动20多万公顷。

（三）林木种苗科技攻关成果显著

2003年以来正式启动实施了林木种苗科技攻关项目工程。根据福建省的实际情况，选定了短周期工业原料林、乡土珍贵树种、传统用材树种、沿海防护林树种等4个方面11个树种（类），设立了9个课题、53个专题，开展珍贵用材、速丰林、非木质利用、森林景观等多目标良种选育，工厂化快繁技术，种子加工贮藏技术等相关配套技术的系统科技攻关。

4年来，一方面整理、收集、保存了相思、红豆杉、三尖杉、樟树、楠木优良种质资源2608份，其中：新引进239个种源、597个家系/无性系，选择优树654株。重新整理保存优良种质材料1118份。收集速生、高产、高纤维、高产脂、红心材等优良种质材料1058个份，建成我省最大、最全的马尾松基因库；二是新建、改扩建良种基地8085亩。三是初选出118个优良繁殖材料，建园材料233个。四是组装整合了一批较成熟技术成果。如种子园高产稳产技术，杉木三代、马尾松二代种子园营建技术，木麻黄、红豆杉、三尖杉、光皮桦、西南桦等扦插技术，红豆杉、三尖杉催芽、播种育苗技术，芳樟采穗圃高产技术等。五是加快了林木良种的定向改良步伐。两年共提供各类良种11214公斤、优良苗木10788万株。这些新材料、新技术、新成果，大幅度改善了林木种苗质量，满足了八闽大地新一轮造林绿化热潮对优良种苗的急迫需求，为加快福建林业发展、建设绿色海峡西岸做出应有的贡献。

四、特色农业研究

农业是对资源依赖性很强的产业，资源作为农业生产的物质和能量输入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区域农业生产发展的方向和模式。福建省由于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和社会发展条件，形成了区域农业生产之间的差别。福建如何以当地条件为基础，以传统优势品种为龙头，以市场为导向，发展市场竞争力强、高效优质高产、具有一定规模或产业化经营的可持续农业，是福建发展特色农业的核心。由朱鹤健教授主持的省科技厅重点项目“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规模特色农业发展研究”（2000-2005年）获得国内领先水平。2004年，张文开、朱鹤健教授出版《福建特色农业研究》专著[21]。

特色农业的理念在漳州市获得实践。漳州市充分发挥自身独特的优势和潜力，以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为导向，构建适应多元市场的优质食品供应基地,形成极富区域特色的农业综合开发、对台合作开发、绿色食品开发和以工带农开发等发展方向，形成九条特色农业产业开发带：一是沿国道324线两侧龙海九湖至诏安分水关60万亩荔枝、龙眼带；二是沿九龙江西溪芗城至平和两岸的38万亩香蕉带；三是沿内陆山区丘陵山地的56万亩柑桔、柚子带；四是沿高海拔山地的40万亩柿子、青梅等杂果带；五是沿海平原地区的150万亩蔬菜带；六是沿九龙江西北面南靖、平和、长泰中海拔区的48万亩绿麻竹笋带；七是沿南靖靖城两侧的8万亩食用菌带；八是以沿海佛潭湾、旧镇湾、东山湾为中心的32万亩水产养殖带；九是沿国道324线两侧一公里范围内从百花村到漳浦5万亩百里花卉走廊带。

五、地质科学研究[22]

今年来，我省地质工作者通过艰苦的努力，在找矿理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技术上都取得了突破，同时也提出了今后对矿产资源尤其是隐伏矿床开发利用科技的进一步要求。

在找矿理论方面，⑴运用火山――次火山成矿的理论，实现了上杭紫金山地区铜、金矿找矿的重大突破，揭示了“紫金山”式铜、金矿与斑岩型铜矿是上下关系；⑵运用海底火山沉积变质――热液叠加改造成矿理论，先后发现建阳水吉、尤溪梅仙丁家山与峰岩、建瓯八外洋等大、中型铅锌矿以及众多小型铜铅锌多金属矿；⑶运用斑岩型矿床找矿模式找钼取得重大进展，探明了部分中小型矿床，发现了一批具有找矿潜力的普查基地；⑷运用推覆构造的研究成果寻找隐伏煤田取得重大突破，使永定高陂、大田广平隐伏煤田可作为新的煤炭接替基地。

在技术上，紫金山金矿采用大规模堆浸技术使大量低品位金矿得到充分利用，成为全国单个矿规模最大的矿山，经济效益显著。铜矿开采利用研究取得重大进展，采用生物氧化提铜技术，解决了铜精矿含砷高、易造成污染的问题。

但是，以下两方面研究急需加强：共伴生难选冶矿综合利用技术、尾矿综合利用技术、找矿方法和技术设备；隐伏矿产资源的寻找等。

主要参考文献：

[1]石玉林，陈传友，何贤杰等. 资源科学.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2]Zhu Heji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land utilization. Hong Kong:China Hong Kong Yearbook Press. 1997.

[3]朱鹤健著. 福建土壤与土地资源研究. 北京：农业出版社，1994.

[4]朱鹤健著. 土壤学与地理学研究.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5]朱鹤健编. 世界土壤地理.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

[6]朱鹤健，谭炳华，陈健飞. 福建变性土特性的研究. 土壤学报，1989,26（3）：287-297.

[7]朱鹤健，郑建闽，谭炳华. 母质和微地形条件对变性土形成的影响. 土壤学报，1992,29（2）：226-231.

[8]陈健飞，朱鹤健著. 福建山地土壤研究. 北京：（下转第56页）中国环境科学出版 社，2001.

[9]朱鹤健，何宜庚主编. 土壤地理学.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10]Jian-fei Chen, Su-qiong Wei, Kang-tsung Chang et al.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of cultivated land changes in Fujian and Taiwan. Land use Policy,2006.

[11]韦素琼，陈健飞. 闽台耕地非农化及关联因子的比较研究. 自然资源学报，2004.19（5）：568-576.

[12]韦素琼，陈健飞. 基于闽台对比的福建耕地变化趋势演绎. 自然资源学报，2005.20（2）：206-211.

[13]韦素琼，陈健飞.闽台建设用地变化与工业化过程耦合的对比研究. 地理研究，2006,25(1)：87-95.

[14]韦素琼，陈健飞. 土地利用变化区域对比研究--以闽台为例.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15]林建新，何建农. MapGIS与ULC系统在城镇土地分等定级中的应用.福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30(4)：518～520.

[16]林娜，李永实等. GIS支持下的城镇土地定级.佳木斯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23(3)：368～371.

[17]侯立春，张文开等.基于GIS的农用地分等研究---以福州市仓山区为例.福建地理，2003，18(4)：19-31.

[18]陈松林，刘强等.福州市晋安区土地适宜性评价.地球信息科学，2002，(1):61-65.

[19]王国杰，周沿海等.土地适宜性评价的GIS实践方法比较研究.安徽师范大学(自然科学版)，2003，26(3):294-297.

[20]伍世代.GIS支持的福清市多目标土地适宜性评价.福建师范大学(自然科学版)，2000，16(3)：87-96.

[21]张文开，朱鹤健. 福建特色农业研究.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

[22]福建省资源环境科技问题研究专题组. 福建省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专题报告之九--资源环境科技问题研究专题报告. 2005.

课题组成员

1.韦素琼：福建师范大学地理学院教授、博士，自然资源学会秘书长.

2.邢世和：福建农林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自然资源学会常务理事.

3.陈松林：福建师范大学地理学院副教授、博士，自然资源学会副理事长.

4.梁一池：福建三明学院副院长、教授，自然资源学会常务理事.

5.叶绿保：漳州市农业资源区划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高级工程师，自然资源学会常务理事.

6.蔡志发：漳州市水土保持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高级农艺师，自然资源学会常务理事.

国土自然资源研究篇（2）

前言

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房地产行业一直以来都在我国的经济体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国土资源部就是来自政府方面对于房地产行业的第一道的管理部门，其能否发挥充分自身的作用对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产生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因为房地产行业牵涉到的经济利益较为巨大、各个利益关系网络较为复杂，如果不能正确的处理好相关的行政审批流程，那么必然会导致一系列相关的问题无法解决，从而影响到我国土地使用方面的问题，进而进一步的限制到我国政治、社会、经济方面的发展。所以我国相关的国土资源管理者的从业人员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不断的转变自身的工作流程，以及加快对于相关新技术的转变落实速度，只有这样才能够不断的提高自身的工作效率，进而使得我国相关问题能够得到完美的解决。

1、我国国土资源经济科技在转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近年来随着我国国土资源管理模式的不断更新换代，我国国土资源的管理正在向着现代化迈进，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点就是我国国土资源管理在经济科技的相关转化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较多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我国国土资源管理现代化理念的落实。

1.1、相关国土资源管理的专业人员并不具备现代化的专业技能素养

作为实现我国国土资源经济科技转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国土资源管理的相关从业人员在实现国土资源管理现代化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从实际情况上分析，我国国土资源管理的相关从业人员并不具备足够高的职业技能、素养来满足我国国土资源管理的现代化。其次，我国研究国土资源经济科技转化的相关人员没有形成一个较为合理的人才梯队建设，很多地区的国土资源研究人员存在着青黄不接的现象，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我国新加入的国土资源研究人员并不具备足够多的从业经验，在实践的过程中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够融合到我国的国土资源经济科技转化行业中去，自然无法满足更高层次国土资源管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1.2、我国国土资源经济科技的相关研究与实践人员并不具备现代化的意识

其次，我国国土资源研究人员在从事国土资源研究的最初阶段并没有接受过系统、标准的国土资源研究方面的培训，往往是相关行业服从调剂的人员，这也就使得很多国土资源研究人员并没有具备实现国土资源经济科技成果转化的现代化的意识。首先，我国的国土资源研究人员普遍存在着年龄偏大的现象，这部分从业人员大部分对于我国国土资源研究现代化的理念不感兴趣，安于现在的管理模式。其次，陈旧、死板的国土资源管理体质会在一定程度上束缚到我国相关产业的更新换代，进而影响到我国国土资源经济与科技成果转化能够落实到实际。在国土资源经济与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中，因为我国的国土资源研究模式大多延续的国家行政体系，而在具体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中以行政化的思路去管理就会难免对经济运行的效率产生严重的掣肘。

1.3、相关地区并不具备实现国土资源研究现代化的条件

在我国很多地区国土资源的管理着存在着落后、偏远、荒芜的现象，这也就在客观条件上束缚了我国国土资源管理现代化在那些偏远地区的实施。首先，在这些相对较偏远的地区往往都是经济发展比较落后，收入较为困难的地区，这样他就不会投入资金资源去进行相关管理的升级换代，而且在短时间内，实现国土资源管理的现代化并不会使该地区的当地经济有一个较为显著的提升，这样就影响了这些地区的国土资源管理升级的热情。其次，我国的国土资源研究管理并没有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联网，这就使得在国土资源管理现代化中，无法实现各相关地区的资源信息交流。而实现信息交流的目标对于提升管理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2、如何实现我国土资源研究经济与科技转化目标的实现与落实

2.1、提高相关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水平

要想从根本上实现我国国土资源研究管理的现代化，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高我国国土资源研究相关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水平，而要想提高我国国土资源研究人员的技能水平，可以具体由以下两个措施来保证实施。首先要组织参与国土资源经济与科技成果转化的相关的专业技能人员，能够定时定期的对于国土资源现代化有关的专业技能进行学习培训，从而保证这些一线实践者的理论基础和业务能力。其次，就是要实现我国国土资源研究从业人员的人才梯队建设能够处于一个较为完善的状态，能够源源不断的为我国国土资源经济与科技的转化工作提供合格的人才。保证这一目标能够实现的前提就是要加强相关人员的关于行业忠诚度和职业道德的教育，从而保证我国国土资源自身人才的稳定，减少人才流失现象的风险。

2.2、加强对于国土资源研究人员现代化思维的培养

随着国民经济的大发展，现代化进程的不断进步，在加强国土资源研究人员职业技能水平的学习培养的同时，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加强国土资源研究人员关于现代化科研思维的培养。首先，可以组织相关工作人员去国土资源研究管理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进行学习与参观，使其明确我自身的不足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另外掌握我国国土资源研究管理现代化的优势所在。其次要着重提高在国土资源研究人员中专业人士的比重，并使专业的国土资源研究人员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技能水平，从而带动我国国土资源研究人员的思维向现代化跃进。

2.3、提高偏远落后地区国土资源经济科技转化的条件

我国很多地区因为地处偏远，交通不变，经济落后，对于实现国土资源经济科技转化的条件并不具备，这就导致国土资源研究的落实在这些地区进入一个较为尴尬的境地，其次，我国国土资源研究的现代化实施离不开全国国土资源研究信息的互通，缺少了这些地区的国土资源信息，在决策的过程难免会出现偏驳的现象。所以，我国的国土资源机构要不断提高我国偏远地区的办公条件，使其能够具备提升自身的国土资源研究现代化发展的有利条件，进而促使国土资源经济与科技现代化发展在全国更大范围内展开。

3、结语

我国的国土资源管理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习惯与旧有的运行模式，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点就是陈旧的管理模式已经无法再满足我国现阶段的国土资源管理的发展要求，这也就要求我国的国土资源管理者要主动转变自身的管理思维，提升追求国土资源经济科技转化的速度，从而实现我国国土资源管理的现代化。

国土自然资源研究篇（3）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3）-09-0113-02

《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2011）》明确指出：“各地都蕴藏着多种语文课程资源。学校要有强烈的资源意识，认真分析本地和本校的特点，充分利用已有的资源，积极开发潜在的资源。”课程资源是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核心概念，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推进，乡土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越来越受到众多专家、学者的重视。

一、国外乡土课程资源研究的相关历程

国外对课程资源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从40年代到70年代，对课程资源的开发曾存在过四种模式，即美国课程专家泰勒的目标模式，英国斯腾豪斯的过程模式，美国课程论专家和生物学家的实践模式以及英国教育学家斯基尔贝克的情景模式。其中，情境模式要求课程开发者全面、动态、系统的考虑特定的环境，把课程开发与当地的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更加广泛紧密的联系起来。这种把课程与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相联系的理念在实质上就是对乡土课程资源开发的另类描述。因此，可以说，国外乡土课程资源的研究最早出现在斯基尔贝克的情境模式之中。

在20世纪80-90年代，国外曾出现过多元主义教育价值观和主体教育观。多元主义教育价值观强调的是国际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张力问题，它认为国际性与民族性是相互依赖的，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国际性的生成是建立在尊重民族个性和文化的基础之上的，与此同时，只有在异民族、异文化的不断交往中，本民族、本文化的自我意识才能不断提升，其个性才能不断完善。其实，这种多元主义教育价值观在另一个层面上也体现的是对于国家性与地区甚至乡土性的辩证认识。主体教育观体现在课程内容上，即是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张力问题。我们知道，在发达国家的整个20世纪，科学世界在课程内容中是占主导地位的，受科学世界支配的课程体系严重脱离了生活世界，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直至世纪之交，人们才开始谋求科学世界向生活世界的回归与融合，当今时代，将生活世界、乡土资源作为课程内容已成为教育学改革的必然趋势。例如，近年来美国课程改革的特点之一就是从学生最易接受的家庭、邻居、社区等生活入手来安排课程。《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中指出：“为保证学校取得成功，我们要超越课堂，把眼光放到我们的家庭和社区上。我们每个社区都要成为可以进行学习的地方。”英国的新课改也十分重视乡土资源的开发利用对促进有效教学的作用，伦敦大学教育研究所的詹姆斯就认为，给小学生上课，应该从他们熟悉的事物，如一座年代久远的房子或一棵老树着手，一是激发孩子们的学习热情、兴趣和好奇心；二是促进学生对自己周围事物的了解，增强孩子们的乡土情怀。另外，英国的“学校委员会历史科计划13――16”推出的新课程大纲中单元设计的主题就包括“乡村房屋”、“教堂建筑与陈设”、“乡村景观形成”等。虽然，这是历史科方面的大纲计划，但至少，在课程内容里，人们已经有意识的将乡土资源纳入其中，可见，世界各国都普遍重视起了对乡土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

与此同时，国外对语文乡土课程资源的开发研究也相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日本在初中开设语言文化课，编写富有地方特色的乡土教材供学校使用，内容包括日语传奇故事、社区文学、乡俚说语、民间歌谣以及本地方言。加拿大在中学开设了爱摩斯基语言和文化的课程等等。这些都是国外开发语文乡土课程资源的积极表现。但是，从可以查询到的资料来看，国外对农村小学语文乡土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则表现得相当不足。

二、我国乡土课程资源研究的发展历史

我国的课程资源研究较国外晚，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课程资源的概念才被介绍进来，二十一世纪初，我国学者才对课程资源进行了比较广泛的研究，至于专门对乡土课程资源进行系统研究的情况还不存在。新课改之后，开始有部分学者对乡土课程资源进行研究，但为数不多。笔者在中国知网上输入主题为“乡土课程资源”，时间是“2000-2012年”的条件进行搜索，找到的相关期刊、论文的总篇数仅有50篇。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王颖莉写于2010年5月的硕士学位论文《农村幼儿园乡土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问题及对策的个案研究》，言玉梅、郑朝波、王向红的《海南乡土课程资源开发与地方课程、小本课程建设的思考》等。这说明，我国对乡土课程资源的研究力量还不够强大。不仅如此，国内对乡土课程资源的研究更多的是从学科课程资源的角度，诸如从历史、地理、政治、音乐、德育、美术等方面展开的，而对农村小学语文乡土课程资源的研究则呈现出严重稀缺状态。

虽然，我国对乡土资源的研究起步比较晚，但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有了乡土资源走进语文教学的影子，即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所提倡的生活教育理念。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包括：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生活是语文课程的不竭源泉，这生活也就内含了本乡本土的各种自然、人文及生产生活经验等资源；社会是语文课程活动的重要阵地，乡土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不能只局限于狭小的教室，我们还需要走进自然，走进社区、社会，去体验、感受和实践真正的语文，真正的生活。在这个“以青天为顶，以大地为底，以二十八宿为墙”的社会学校里，我们的教育材料，教育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会大大的增加，人人都可以做我们的老师，做我们的同学，随手抓来都是活书，都是学问，都是本领。因此，陶行知先生的这种教育思想是我们中国早期就潜藏着的乡土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的隐形概念。在原始社会里，我们的教学是完全寓于生活世界的，那个时候的教学只是一些简单的口耳相传，无文字、无教师、无教学场所。虽然我们无法将那些口耳相传的内容称为乡土资源，但实质上这些内容确实就是当时人们身边存在的事、景、物，用我们现代人的观念来看，不也就是我们当下所谈论的乡土资源吗？由此可见，我国乡土资源开发利用的历史是源远流长的。

国内外乡土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的历史虽很悠久，但当下对乡土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却不尽如人意，需要引起我们更多的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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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郝德永.课程研制方法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180-187.

[3]姬秉新，荀正斐.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历程与趋势[M].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79-181

国土自然资源研究篇（4）

当前，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国家试点工作虽已步人尾声，但不论是官方机构还是民间科研团体，对这一“新事物”的认识还未达成一致。理解的误差往往会导致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功能被随意“缩小或放大”。事实上，“小用途”或“大箩筐”等表征凌乱的背后皆有深刻的根源――对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功能的认识“不准确”。作为自然资源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编制自然资源负债表不能“闭着眼睛过河”，也不能为编制而编制，要有的放矢，要明确功能，要明晰基础。

一、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目的与意义

（一）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是生态文明制度创新的一项重要内容

党的十报告提出，“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如此高屋建瓴的生态意识在中共党史上前所未有。它不仅使生态建设跻身于包括“党建”在内的九大任务之列，而且站在了“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的位置上。《报告》还强调“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报告》为此在评价建设上有针对性地指出，“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

为落实贯彻十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精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明确提出，“要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决议》将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作为自然资源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不仅关注了现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缺乏“协调性、统一性、制度性”的问题，还注意到在现有政治生态下领导干部赋有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与义务。2015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对上述问题做出来说明。《意见》在“健全政绩考核制度”中，提出“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和环境责任离任审计”。值得思考的是，此处有关负债表的文件描述，还未对负债表与离任审计之间的关系作以详细论述。

2015年09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分别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目标”与“完善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中对“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功能予以了说明”。其中，在生态文明改革的目标中，提出到2020年“构建充分反映资源消耗、环境损害和生态效益的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着力解决发展绩效评价不全面、责任落实不到位、损害责任追究缺失等问题”。在“完善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中，为负债表设置了“建立生态文明目标体系、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的编制基础，并将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作为一个核算技术环节，用于“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方案》明确提到，“在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和合理考虑客观自然因素基础上，积极探索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目标、内容、方法和评价指标体系。以领导干部任期内辖区自然资源资产变化状况为基础，通过审计，客观评价领导干部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情况，依法界定领导干部应当承担的责任，加强审计结果运用”。

2015年11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试点方案》。该项方案对负债表编制的指导思想、编制原则做了详细说明，也可从中获得负债表的编制定位。《方案》提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全面加强自然资源统计调查和监测基础工作，坚持边改革实践边总结经验，逐步建立健全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制度”。并在试点目标的要求中提到，“通过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推动建立健全科学规范的自然资源统计调查制度，努力摸清自然资源资产的家底及其变动情况，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有效保护和永续利用自然资源提供信息基础、监测预警和决策支持”。同时，在试点工作原则中就整体设计原则中指出，“将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纳入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与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管控、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用途管制、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等重大制度相衔接。按照生态系统的自然规律和有机联系，统筹设计主要自然资源的资产负债核算”。

至此，从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的政策背景、任务提出及相关工作衔接等内容所作的“递进式”阐释中可知：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作为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不仅是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确权、调查、监测、用途管制的抓手，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有效保护和永续利用自然资源的信息支撑，还是实施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的重要依据，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

（二）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是国土资源管理不可或缺的工具

通过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可以消除国土资源管理中的“孤岛”现象，消解资源开发只计经济效益、不计环境代价的错误意识，弥合国土资源管理工作中全面反映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状况的信息“短板”，解决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评价“无抓手”的问题。在自然资源管理体制改革中，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作为基础性工作之一，可以弥补完善体制不足，有助于自然资源配置和生态国土建设的实施。

第一，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是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统一监管的抓手，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能够促进国土资源资产管理综合战略的实施。编制集自然资源资产调查、监测、核算及评价信息为一体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可以及时反映一定期间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质量及其管理状况，促进各级管理责任主体贯彻以“国土安全和谐、资源持续利用”为目标的国家可持续发展国土资源战略，实现“建立科学、多元、安全的资源供应及保护体系”，形成安全、和谐、富有竞争力的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

第二，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能够准确评价自然资源和国土规划的实施进展和实施效果。启动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可为统筹各类产业和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对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国土综合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及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在空间上的整合优化，实现“重构国土资源空间规划体系，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生态国土规划要求，解决“资源能源约束趋紧、生态系统退化加剧、区域和城乡差距继续扩大、陆海开发统筹协调不足、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等突出问题”，落实《全国国土规划纲要》工作，提供“自然资源资产损益及其生态环境损益信息”支撑。为各级政府和公众准确评价自然资源和国土规划的实施进展和实施效果提供可靠工具和依据。

第三，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能够创新自然资源管理模式。开展以“易落实、有抓手、衔接强”见长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工作，可促进整合“不动产登记、基础数据库建设、空间规划、用途管制、离任审计、差异考核”等自然资源管理工作环节，消解我国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分割，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管理分割的管理模式带来的弊病，倒逼厘清资源资产监管部门、使用部门和环境保护部门的责任、义务和权力，实施自然资源统一监管，创新资源资产管理模式。

第四，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是衡量自然资源资产运行机制是否完善，监管是否到位、高效的主要依据。通过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可利用其“事前预警、事中诊断、事后评判”的评价功能，服务国土资源评价机制和政绩考核机制的建设。它是健全完善土地和矿产等自然资源要素市场配置体系，加快转变国土资源利用管理方式，提高资源配置的质量和效益的“评价指挥棒”。

二、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的理论基础

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不是无源之木，也非凭空生成。事实上，我国政府一直重视“摸清资源家底”的工作，并为此开展了不少资源环境核算的探索工作。

（一）我国资源环境核算的研究历程

首先，消化起步阶段。早在1981年，于光远、金鉴明、孙仲连等学者就对资源价格严重背离其价值的不合理的现实进行了反思和探讨，不过当时尚未达到对资源展开核算的高度。1987年，李金昌等翻译了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雷佩托（Repetto）博士的《关于自然资源核算与折旧问题》、《挪威的自然资源核算与分析》等研究报告，由此引发了国内对资源核算的关注。此后，李金昌等又撰写了《实行资源核算与折旧很有必要》、《资源核算应列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空心化现象》等系列文章，探讨资源核算的意义与重要性，呼吁要尽早开展这项工作。1988年国务院技术发展研究中心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成立了资源核算及其纳入国民经济体系课题组。为了更好地开展该项研究工作，1989年国务院技术发展研究中心在伊春举办了国际自然资源核算培训班，众多专家从不同方面介绍了世界各国自然资源核算研究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这对增益我国有关科技工作者的知识，促进国际交流，进一步消化吸收资源核算思想，普及资源核算理论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理论建设阶段。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后，我国政府于1994年正式批准《中国21世纪议程》，强调要建立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之后，国土资源部（地矿部）、国家统计局、林业局、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务院发展中心等部门组织开展了一系列课题研究，比如完成了“中国典型生态区生态破坏经济损失及其计算方法”、“资源核算及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研究”等课题。这一阶段，李金昌、何贤杰、钟兆修、孔繁文、高振刚等学者共同完成的《资源核算论》是开创性的。它构建了资源核算的理论框架，研究了资源价值与价格问题，确立了资源价值基本理论和计算公式，确定了资源核算流程图，开展了水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草地资源、矿产资源核算理论的研究工作，研究内容涉及资源实物量和价值量核算的方法和理论。

第三，实践尝试阶段。以2004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开展的“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研究项目为标志，我国资源环境核算已步人实践期。例如，土地资源核算：以欧阳志云、陈仲新、谷树忠、郭中伟、谢高地、闵文庆、霍雅勤、庄大昌、孙玲等学者基于试点核算，在土地资源核算理论、核算体系与核算方法上积累了大量本土经验。矿产资源核算：自孙仲连、何贤杰先生提出核算思路之后，李裕伟、陈建宏、刘海滨、许家林、徐泓、孟凡利等学者，在“资源经济”与“环境会计”的研究视野下，对矿产资源实物量（储量）与价值量上进行了试算，积累了实在经验；在森林资源核算方面：继2004年启动第一期中国森林资源核算研究后，国家林业局与国际统计局于2013年联合继续深入开展了中国森林资源核算研究，现已初步完成中国森林资源核算模式的建构工作。水资源核算：自1988年水资源核算及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研究”课题组（主持人韩国刚、于连生）提出水资源实物量核算、水资源价值量核算、水资源水质核算等核算理论框架之后，胡昌暖、姜文来、沈大军、高敏雪、游进军、马忠等学者结合试点核算，在提升水资源价值理论与核算方法方面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回顾我国资源环境核算的研究进程，虽然我国的自然资源核算比发达国家起步晚，自然资源核算理论方法不够完善，尚未建立标准科学的、可操作性强的核算体系。但我国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在借鉴学习发达国家自然资源核算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有中国特色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数据资料，为开展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分类核算及综合核算奠定了基础。同时，前期尝试所生成的反思性经验，也为构建我国本土化资源环境核算体系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性参照。

（二）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是我国资源环境核算发展的新阶段

一脉相承于资源环境核算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是我国资源环境核算发展的新阶段。

第一，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是整体性核算的新尝试。当前我国资源环境核算研究成果不多，研究对象局限于单一资源类别，研究领域也多集中在核算经济运行中资源环境成本对GDP的调整、微观企业资源消耗及环境负外部性核算上，这就导致信息使用者无法从这些分门别类的研究成果中，把握一个区域资源环境经济综合核算应有的全貌。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将特定区域内矿、林木、水、土地等资源都作为核算对象，扩展了核算边界，融合了学科优势，整合了研究力量，规避了先前的单一不足。

第二，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是核算方法实现规范的一次突破。规范核算方法是资源环境核算实现突破的核心。目前，不仅资源资产价值量估价方法各异，而且相对容易的实物量核算表式也仍未达成一致：在实物量核算方法规范上，如何确立一套“规范的、切合需要的、与部门管理数据衔接的、可操作性强的”核算方法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价值量估价方法上，不同估价方法对同一资源资产进行估价也很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正是力图通过规范核算技术方法，建立“效度强、信度高、可操作”的核算体系，进而打破这一制约资源环境核算的技术瓶颈。

第三，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是资源环境核算在运用层面的创新。学术研究具有先天的实践品性，如何让研究成果“落地”是资源环境核算亟须反思的问题。我国资源环境核算虽已完成了从“外来借鉴”到“本土化”的过程，但研究成果在运用领域却无甚起色。这其中既存在研究理论与方法不成熟的原因，也有配套制度不完善、运用性设计不强的缘故。具有明确功能定位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联接了核算成果与各类资源资产管理与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绳索，在理论设计与实践运用前景上克服了“由核算到实践”的难题。

三、稳步推进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工作的实践基础

顺利开展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工作，不仅要有扎实的研究积累，还需要有良好的实践基础。

（一）政策支持力度大

良好的政策环境为深入推进编制工作提供了十足的保障。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工作，成立了负债表编制领导小组，由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环保部、国家审计署、国家林业局、水利部、农业部等相关部门共同参与。先后下发了《关于印发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方案（试行）的通知》（发改环资[2013]2420号）、《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试点方案》（[2015]82号）、《关于及时启动、扎实开展已出台改革举措落实情况督察工作的通知》（中改办发[2016]6号），确定了试点的时间表、路线图与保障措施，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等，诸多制度设计给予了编制工作充分支持。

（二）部门数据有基础

近年来，国土资源部、林业部、水利部、环保部等资源管理部门根据资源资产管理需要，积累了大量的实物量统计数据，为开展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比如：国土资源部的不动产登记系统、年度土地资源存量数据、土地资源利用变更登记数据、土地整治数据、全国矿产储量汇总表、全国矿产储量套改数据通报、全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情况统计年报、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率”数据、地下水监测数据等；国家林业局的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汇总资料、林业统计年鉴、各年度植树造林及封山育林、灾害损失等资料；水利部的中国水资源公报、中国水资源监测汇总资料、年度水资源利用及变动数据资料；环保部的河流环境监测、大气污染数据、固体废弃物污染数据等。

（三）地方有积极性

根据已经开展的国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试点情况来看，各试点地区对开展编制工作持积极态度。在参与积极性上，除北京怀柔区、河北省、赤水市、湖州市、延安市、呼伦贝尔市、天津蓟县、娄底市八个试点外，湖北省、安徽省、江西省、北京市等地区都主动开展了试编工作；在组织工作上，各地高度重视试编工作，成立了编制负债表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和指导小组，由省（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挂帅，建立了由国土资源、环保、水利、农业、林业、审计等部门“一把手”具体负责的工作制度；在执行力上，各参编单位以试点为契机，积极开展自然资源确权登记、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自然资源监测工程等业务工作，并对试编过程中出现的数据空缺等问题，实施了补充调查，保障了数据质量。

四、当前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的热点问题

（一）“资产”与“负债”内涵的争论

目前，初具形态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在理论方面获得共识的同时，也存有不少争议。争议主要聚焦于两个问题：

其一，“非经济”的自然资源能否作为资产核算对象。一类观点认为，自然资源资产的确认应当同时符合“国家所有（控制）、货币可计量、预期经济利益’三个原则”。比如：肖序等认为，“在自然资源资产核算范围内，并不是自然资源都能被确认为自然资源资产。如土地资源资产按其用途可分为耕地资源、林地资源、牧草地、建筑用地、城镇工矿用地等，但未开发利用的土地由于未给政府带来经济利益流人而不予确认为土地资源资产”。高志辉也提出“资产确定应遵守‘国家所有（控制）、货币可计量、预期经济利益’三个原则。以水资源为例，如果不能带来经济利益的水是不被认定为资产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资产部分还包含自然资源资产以外的非自然资源资产”。另一类观点认为，自然资源资产是“稀缺性、有用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及产权明确的自然资源”，将资产的概念聚焦于自然资源，包含了未进入经济活动的资源类型。自然资源资产是“稀缺性、有用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及产权明确的自然资源”，将资产的概念聚焦于自然资源，包含了未进入经济活动的资源类型。事实上，仅仅考察有经济价值的自然资源，那么势必会偏移负债表应当呈现的“生态账”。以土地资源为例，如果将未开发利用的土地不确认为土地资源资产，就会导致忽略未利用地中生态用地（尤其是宜林地）的资产流失。同样，如只将可商品化的水资源作为资产，也会削弱水资源的资产总量。因此，在资产确定上，不仅要关注资源的经济价值，还必须考察具有社会价值、生态价值的自然资源。

其二，“负债”是资源损耗还是管理约束？当前理论界对负债的界定主要有“负债即资源损耗与环境、生态损失”、“超出资源管理红线之外的过度消耗为负债”两种。上述思路无疑在负债表初探历程中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同时也有可商榷之处：其一，若将负债确认为资源损耗与环境、生态损失，那么在处理单项资源资产负债表与自然资源资产负债总表时，能否严格区别单项资源开发与整体资源开发之间导致的“环境与生态损失”。如若不能，必然产生负债交叉重叠的现象，进而出现因核算技术而增加“负债额”；其二，主张将资源管理红线作为核定负债的单一（或主要）条件，即某类资源开（采）发量超出这类资源管理涉及的“定额”之外的“量”作为负债。这种“负债观”恰当地把握了资源管理与生态责任账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在水资源与耕地资源资产负债表核算上较为实用，也颇具可行性。值得注意的是，在矿产资源管理政策上，政府除了可对企业“开发利用方案”、“矿产开发三率”有一定的要求外，矿产资源开采量的多少是企业合法的市场行为，政府无法干预。为此，本文认为“负债是集生态自然资源的损耗，及因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导致的环境代价与超出资源管理红线的过度‘量’为一体的信息账户”。如此考虑，尊重了不同类别资源的自然属性与现行管理制度，强调了导致负债产生的“资源开采原因”，关照了资源开发与环境代价之间的因果联系，衔接了负债表服务资源管理的功能定位，增强了负债表信息的使用信度与效度。

（二）负债表与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关系的讨论

试点地区对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与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之间的联系一直较为敏感。这样的“思想包袱”也为“填报数据有顾忌、领导牵头有压力、推进开展有阻力”等问题埋下了隐患。针对“是否挂钩”的问题，各方也有不同的理解。比如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工作指导小组的意见是，“通过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推动建立健全科学规范的自然资源统计调查制度，努力摸清自然资源资产的‘家底’及其变动情况，为推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有效保护和永续利用自然资源提供信息支撑”；具有社会普遍性、代表性的观点是，“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就是为了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国家审计署的意见是，“对领导干部实施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所需信息较为复杂，并非单一依赖于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其实，不同理解的背后存在着更为深刻的两个原因。

第一，公众并不清楚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能否直接支撑对领导干部实施的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工作。审计部门依据《审计法》、《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五十九条》对主要领导干部实施自然资源资产审计。该项审计的重点是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情况，它关注的主要信息是“国家自然资源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情况、自然资源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政府对自然资源管理的有效性、与自然资源有关的重大活动、重要自然资源的利用绩效”。可见，反映“数量与质量、存量与流量”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并非是开展审计所需信息的全部，而是在于“提供审计线索”。

第二，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制度有待完善。目前，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的前期工作主要聚焦于技术摸索，而对编制制度的重视程度还不够。由此，在编制责任主体缺乏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必会出现填报责任人的主观想法直接影响填报信息质量的问题。在试点调研中出现的地方数据“两本台账”正是这个问题的典型表现。编制制度建设关系到“能否明确信息供给链条责任、能否实现部门协调、能否保证负债表信息的客观性与严肃性”，建立以“督促责任意识、明确责任主体、规范编制流程”为基础内容的编制制度是十分迫切的。

（三）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大有可为”的探讨

如何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信息，实现其“大有可为”的功能，是当前政府与社会普遍重视的问题。一直以来，对这个问题的思考颇为炙热。比如：有从宏观评价的角度，提出“从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角度来评估特定区域内资源环境的健康程度”；有从资源开发利用的角度，认为“通过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研究不同类别自然资源资产、负债的变化，可以看出区域内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历史演变”；有从提升资源管理能力的角度，认为“借负债表编制工作逐步推进的契机，倒逼实现资源环境实物量动态监测、信息平台整合、资源质量标准建设等工作的开展”。可见，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本身作为“资源、环境信息的富矿”有着“大有可为”的潜力。不过，如何实现“大有可为”却是一个难题。就国土资源管理而言，开发与利用好负债表信息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思路：

第一，以资源管理信息平台建设为目的。以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工作为契机，推进土地、矿产、地质环境等资源数量与质量的动态监测进程，加速土地、地下水、矿产、海洋资源、地质环境“统一管理信息平台”的建设，打破部门数据无法共享的阻隔，提升国土资源综合管理信息的支撑能力。

第二，以服务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工作为目的。开发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蕴含的“数量与质量、存量与流量、实物与价值”资源资产核算信息，切实支撑“资源监测、不动产登记、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资源环境承载力监测预警、生态红线划定、国土规划”等工作的开展。

国土自然资源研究篇（5）

目前任教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地理与遥感学院的王国杰，2007年就获得中国科学院水文学博士，2011年获得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气象学博士，凭借深厚的专业积累和多学科背景，将工作着眼于土壤湿度产品的研发及其在气象预报和水文预报等领域的应用，致力于实现水文学与气象学的结合。每一个科研新项目都源自过往的积淀，对他来说更是如此，在多年的工作中，他脚踏实地、勤勤恳恳，用辛劳和汗水筑牢了科研的根基。

推动中国卫星产品参与国际合作

2013年，王国杰开始进行教育部国际合作项目“利用中国风云三号气象卫星遥感资料提取陆面土壤湿度”的研究。基于中国气象局风云三号气象卫星微波遥感资料，王国杰与荷兰合作方进行密切合作，采用合作研发的陆面参数遥感模型（LPRM）提取土壤湿度。LPRM模型是一个较为成熟的辐射传输遥感模型，在国际上有很高的知名度，已经被应用于多颗卫星资料来研发全球土壤湿度产品，包括SMMR、SSM/I、TRMM、AMSR-E、WindSat、AMSR-2等。利用成熟的土壤湿度反演技术和风云三号气象卫星微波亮温资料，王国杰已经研发了空间分辨率为25km、时间分辨率为12小时的全球土壤湿度产品，效果极优;并且基于WebGIS技术搭建了数据服务器，成立“信大遥感数据网”（http：//），供全球用户在线浏览、查询和下载土壤湿度数据。目前，这一产品已经用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德科学中心“中德合作组项目“水资源综合管理：模型模拟到适应措施”的工作之中。

王国杰介绍说，利用风云三号B星和最近发射的风云三号C星资料，可以把土壤湿度产品的时间分辨率提高到6小时;利用风云气象卫星多载荷融合技术，可以把土壤湿度产品的空间分辨率提高到1km。提高风云卫星土壤湿度产品的时、空分辨率，是王国杰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

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王国杰为后续的水文气象过程研究提供了高质量的基础数据。与此同时，他也与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和美国NOAA的土壤湿度遥感团队建立了长期、紧密的学术联系，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揭秘东亚季风区降水机制

东亚季风区是我国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过去30年来，随着全球气温变暖，东亚季风区极端降水的频率和强度显著增加。极端降水所导致的洪涝灾害，对社会经济和人们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使得人类对水资源的调控及洪水风险管理，对于大气降水尤其是极端降水的预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大气过程具有混沌特征，并且极端降水频率和强度增加，使得大气降水的可预报性降低。因此，在全球变暖的条件下，加强对我国东部季风区夏季降水的预报能力，是我国水文气象工作者迫在眉睫的任务。

众多研究表明，中国东部地区夏季土壤湿度对同期降水可能存在正反馈机制，但是尚无法厘清是直接反馈还是间接反馈。同时，东亚季风区春季土壤湿度对夏季大气降水的动力反馈，不仅会改变夏季风的强度，也可能改变其路径。因而，这种反馈机制对夏季降水的影响及其空间分布更加复杂。

近几年，陆面水文遥感技术快速发展，开始提供大尺度的土壤湿度观测资料。在对现有成果深入分析研究后，王国杰认为，以数值模拟手段研究土壤湿度对大气降水的反馈作用，不同数值模式输出的结果有很大分歧;而单纯采用数学手段则难以准确地分离出反馈信号并确定反馈机制。要厘清土壤湿度对大气降水的反馈机制，需要综合利用数值模拟和数据分析两种手段。

为了在这一领域获得突破，王国杰带领课题组成员开展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东亚季风区土壤湿度对大气降水的反馈作用研究”。在这项工作中，王国杰潜心科研，着重解决关键科学和技术问题，瞄准土壤湿度遥感产品的交叉验证和优化处理，为该项研究提供高质量的数据基础。土壤湿度与大气降水之间存在双向的相互作用，相关分析等传统手段无法捕捉和量化土壤湿度对大气降水的影响。为了有效地分析反馈信号，王国杰采用反映统计因果关系的Granger causality等方法分离土壤湿度和大气降水之间的相互作用，并试图提出新的数学方法以剔除外生变量如SST所导致的虚假信号。同时，王国杰领导的研究团队采用集合卡尔曼滤波等技术手段，把卫星遥感土壤湿度产品同化到WRF等数值模式中，进行陆面-大气相互作用的数值模拟。目前，这项研究还在进行中，王国杰说，项目进展非常顺利，东亚季风区土壤湿度相关研究初见成效。

同时，在手头工作量很重的情况下，王国杰不畏辛劳，与荷兰国际航天测量与地球科学学院、美国海洋与大气管理局开展合作，主持开展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项目“青藏高原春夏季土壤湿度热力效应及其对东亚夏季风和季风降水的影响”的研究。

青藏高原热力作用显著地影响东亚夏季风和季风降水。春夏季土壤湿度对高原热源有重要影响，但土壤湿度观测数据不足，学术界对土壤湿度的热力效应及其对东亚夏季风和季风降水的影响仍然缺乏研究。为此，王国杰带领团队利用高质量的土壤湿度遥感数据，综合利用诊断分析和数值模拟两种手段，研究青藏高原春夏季土壤湿度的热力效应，及其对东亚夏季风和季风降水的影响机制。

在这一过程中，王国杰将研究重点放在三个方面，集中优势资源优化现有多源卫星资料，建立全国最近20多年土壤湿度数据库。同时，他诊断分析青藏高原春夏季土壤湿度的热力效应，及其与东亚夏季风环流和季风降水的关系。除此之外，他以土壤湿度遥感数据驱动区域气候模式进行敏感性实验，揭示土壤湿度异常通过热力效应影响东亚夏季风和季风降水的具体过程和物理机制。

探索土壤湿度与气候变化之间关系的奥秘

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带来的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影响，是导致地表水资源短缺;而地表水资源短缺，尤其是土壤水分缺乏，又会通过反馈机制作用于大气过程，放大变暖的信号。那么，在我国东部地区，气候变化和地表土壤湿度之间有什么样的具体联系呢？2015年底，王国杰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项目资助，与加拿大谢布克大学合作开展“我国东部地区土壤湿度卫星反演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机制研究”，共同研究我国东部地区土壤湿度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机制。

王国杰认为，要认识土壤湿度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机制，需要从水平衡原理入手。地表土壤湿度，取决于大气降水和蒸散发的差值;大气降水的变化易于研究，而陆地蒸散发是陆地水循环中最大的不确定项，受太阳辐射、风速、气温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难以厘清并量化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因而，这是一个比较艰巨的任务。经过大量的文献调研，王国杰发现，“基于传统水量平衡原理计算过的干旱指数，并不能够准确反映气候变化对地表水资源及水循环的影响;只有采用大尺度土壤湿度观测资料开展研究，才能更加准确描述气候变化对我国东部地区水资源的影响，探明陆地-大气界面水循环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机制”。

那大尺度的土壤湿度观测资料又来源于何处呢？

基于近十年来，国际卫星遥感反演手段的快速发展，为获取大尺度长序列的土壤湿度数据提供了可行途径。王国杰很有信心：“可能当前土壤水分卫星遥感技术并不尽完美，但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独立于气象观测的地表土壤湿度数据集，这种客观的数据是极其重要的”，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建立土壤湿度数据库，并对其进行详细分析，可以量化气候变化对地表水循环的影响。

可是，问题又来了！是不是拟采用的卫星反演手段就一定能准确测定土壤湿度呢？

在查阅大量文献后，王国杰发现并非如此。每颗卫星的原始观测资料，都有自己的优势和缺陷;不同的土壤湿度反演算法同样如此。因此，采用多卫星、多传感器联合反演手段，可以整合各种卫星数据和各种反演算法的优点，提高土壤湿度的反演精度。另外，基于单颗卫星资料反演土壤湿度，其时间序列较短;采用多卫星资料融合，可以延长土壤湿度时间序列，更有利于分析气候变化对土壤湿度的影响。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加合作项目，可以充分利用双方团队的科研和技术优势，开发高质量的土壤湿度产品。王国杰领导的研究团队，擅长利用微波遥感技术反演土壤湿度产品。加拿大团队则擅长采用合成孔径雷达反演土壤湿度，尤其擅长利用L波段开发高植被覆盖地区的土壤湿度产品。

王国杰介绍说，欧美国家近年斥巨资研发专门卫星以探测土壤湿度。2010年，欧洲空间局（ESA）耗资3.15亿欧元，发射了“土壤湿度和海水盐度”（SMOS）卫星;2015年，美国NASA耗资9.16亿美元，发射了“土壤水分主被动探测”卫星（SMAP）。我国目前尚没有土壤湿度专门卫星。基于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风云卫星资料研发自主知识产权的土壤湿度和植被光学深度数据，可以满足并保障国家重大需求，也可促进我国卫星资料的深化利用，参与在该领域内的国际竞争。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并可借鉴和吸收SMAP和SMOS的优秀研究成果，为发展我国遥感反演土壤数据集提供技术支持和参考。

国土自然资源研究篇（6）

在理论上，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可以提供基础。在实践上，一线教师的文献中提及了很多方面，确信了实践的可能，而且主要说明了目前农村特色教学资源在小学科学课中的利用度低以及一系列存在的问题。本论文在此基础上，进行文献的梳理以及实地调研，以锦州地区为例进行农村特色小学科学教学资源的利用研究。

对农村特色小学科学教学资源的利用研究，一方面可以增进学生学习科学的热情和兴趣，另一方面也可以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通过小学科学课的学习，农村学生可以加强对家乡的理性认识和感性体验。不因乡村的落后而自卑，反以家乡的独特自然和人文景观为傲。增强学生对家乡的热爱，并以所学的科学知识为农业生产生活助力，形成农村服务的意识。在精神上实现乡土文化的回归。

二、研究概况

由于不同的国情，农村特色教学资源是中国特色的问题。国外与此相关的研究主要是关于乡土教学资源的。基于此，关于农村特色教学资源国外研究现状主要从乡土资源着手，国内部分依旧是介绍关于农村特色教学资源的研究

1.国外研究现状

1859年，斯宾塞提出了“科学知识最有价值”这一观点，并明确指出，科学不仅对于智力发展具有其他学科难以取代的价值，而且在品德和思想上有著无法比拟的教育意义。

自从美国课程专家 R.W. Tyler 在《国际教育百科全书》中明确提出“课程资源”的概念以来，国外关于课程资源的研究日趋细致、成熟与完善。与此同时，教学资源开发与利用也在各学科的教学实践中受到充分重视，并且得以较快发展。在整合资源上，美国走在前端。美国政府通过成立以科技领域杰出工作者为主导的民间联盟和发动民间企业赞助，为科学教育提供大量资金支持。

同时，乡土教学资源作为教学资源的一个分支，国外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国外的乡土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最初源于西方近代教育思想，卢梭在十七世纪后半期即主张地理教学须从一般儿童所日常目击与接触的乡土出发。卢梭的“自然生活教育”是一种关注于回归自然的乡村教育，儿童的生活就是教育，教育应当与儿童的生活经验密切相关。1920年，德国教育部提出“一切学校都应变为乡土学校”，通令“基础学校四年的课程都要以乡土教育为中心”，明确了乡土教学资源的重要性。在日本明治时期，已经开始重视乡土教育了。日本将乡土教育包含于小学历史、地理、理科、修身等课程中，每所学校都设有“乡土室”，还有“乡土展览”及“乡土调查”等。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在利用博物馆―学校和学校―商业两种模式利用乡土教学资源，这对于解决校内教学资源的短缺问题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世界上的一些发达国家也很重视乡土教育。由此可知，乡土资源是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种资源，乡土教学资源的利用与开发日益受到关注。

而我国对于教学资源的研究起步相对比较晚。 在新课程改革方案中，《科学（3-6年级）课程标准》明确提出：“为了使小学生的科学学习具有广阔的智力背景，科学教育不能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教材，必须利用与开发多种多样的课程资源。” 2006年，国务院颁发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中也强调了要“整合校外科学教育资源，建立校外科技活动场所与学校科学课程相衔接的有效机制。”由此可见，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得到了重视。关于课程资源的研究随着基础教育课程的改革越来越深入，而教学资源也随之被研究。教学资源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教学资源是指教学人员、教学内容、教学手段与教学时空等相互作用形成的主客观条件的总和。狭义的教学资源是指以客观条件为主要载体的支持教学活动的因素，如教学活动场所、教学时间、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在本研究中采用的是其狭义上的概念。

借助CNKI搜索引擎，在2000-2016的16年间，以“教学资源”为关键词，发表的文献有4343篇，其硕士论文246篇，其他文献4097篇。同时，关于教学资源的研究也在逐年递增（见折线图）。

通过文献梳理，得知以上这些关于教学资源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多媒体、数字化以及网络资源，地区也集中于城市，学科集中于语文、历史、美术、音乐、地理等。以“小学科学”、“教学资源”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时，仅有13篇相关文献。由此可知关于教学资源的研究鲜有农村地区的小学科学教学资源。农村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而小学科学的科学知识恰巧大部分都存在于大自然中。虽然不同地区的农村，自然资源存在差异，有着浓厚的地方特色，但对于小学科学的学习而言，却是相当有益的。既可以让学生通过科学教育了解家乡，提升家乡自豪感和归属感，同时也打破目前我国农村小学科学教学资源匮乏的僵局。我们应当挖掘农村学生世界中原本就具有价值的教育资源，弥补他们身处农村的一些劣势。因此，笔者认为对于农村特色小学科学教学资源的利用研究是很有价值的。

关于农村特色小学科学教学资源的利用研究，目前主要体现在一线教师的期刊论文中。而且研究维度主要呈现于三个方面：丰富自然资源的利用、农业生产生活资源的利用、独特的人文历史资源的利用。

（1）丰富自然资源的利用

农村学校有着特殊而丰富的教学资源，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可以促进小学科学的教学。比如丰富的自然资源，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大环境，自然中蕴藏着大量的科学教学资源。小到一草一木，大达到宇宙空间，都是科学课可以利用的自然资源。

李玉芳提出可利用的自然资源作为教学内容， 如家乡的地形、农作物、水域、池塘，及家畜家禽的饲养， 生物病虫害防治等，可以让学生在生活中学习、观察。周兵指出大自然蕴含着各式各样的飞禽走兽、千姿百态的花草树木、瞬息万变的天气变化等丰富的科学学习资源。所以，教师应让学生在自然中探究、寻觅、，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激发科学学习的兴趣。犹元云，、伍刚认为农村孩子司空见惯的虫鱼鸟兽、花草树木、岩石土壤等鲜活的素材，以及电闪雷鸣等自然环境现象的利用，能够提升学生学习科学的热情，激发学习兴趣。龙周艳提出在小学科学课程标准中，有关“生命世界”的内容占了很大比重，，对于农村孩子来说，这部分知识大多存在于与日常的生活当中，如家禽的饲养、花草的种植等，因此，利用学生生活中的这些资源充实科学教学，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章美琴指出农存村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本身就是一种科学教学资源，如植被、水文、气候、地形等都可以为科学教学所用，这些资源存在于与学生的生活中，与学生的生活经验密切相关，符合学生认知发展的规律。许兰，、李洁认为农村物种丰富可以为生命世界的而教学提供充足的教学资源，农村学生在学习这部分知识时，可以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在生活和活动中探究新知，明白事理。

在农村，多种多样的动植物资源以及独有的自然环境，为学生学习科学搭建了最为合适的平台。教师、学生、家长、学校以及农村社会各个方面都要为这个平台提供支持。

（2）农村生产生活资料的利用

农村地处偏僻区域，农村的生产生活也是独具特色。如农用工具和器械，、农作物，、农业养殖基地，、种植园等。

谢艳娟指出可以将教学活动和科技活动、生产劳动同时进行，安排课外实践课，组织学生到蔬菜种植基地、水产养殖基地、果园等地进行观察学习。陈秋虎认为利用农用工具和器械进行科学教学，收效甚好，因为学生非常熟悉自己家中的农用工具和器械，不仅可以观察，还可以实际使用，可以收达到知识与实际运用相结合的效果。刘志岗指出学生熟悉农业生产，可以把科学课堂知识和学生的劳动经验相结合，体会科学知识的神奇。王巧艳认为科学教材大都贴近城市生活，不利于农村学生理解，教师可以联系农村学生生活的实际，进行教学资源的替换，帮助学生理解科学知识。

农村的生产生活资料非常丰富。农民家里的农用工具，如锄头等；农村的采摘园、养殖场等，都是学生熟悉的事物。可以帮助学生基于自己的生活实际和农村的其他特有资源进行科学学习。

农村的采摘园、养殖场等，都师学生熟悉的事物。可以帮助学生基于自己的生活实际和农村的其他特有资源进行科学学习。

（3）独特的人力资源的利用

农村中存在大批的技术人员和养殖能手等，他们是农村中的科技领头羊。王军指出农村中关于现代农业技术的内容，如大棚种养殖技术、地区特色农业技术都可以作为教学资源进行利用。花的种植、品类知识等，抓住时机，多参加多彩的农业科技活动。何夫其、金华认为农村有经验丰富的种植和养殖业能手和农业技术人员，可以聘请他们作为学校校外科学指导老师，与校内科学教师一起制定活动计划，定期进行校外科学活动课程的学习。陈栋提出利用好农村的农业科技、新农村建设中的先进科技以及农村发明家这些资源，可以消除学生对科技的陌生感，拓宽科学学习的视野。宋庆军指出要发挥农村的人力资源优势，种植、养殖的行家里手恰好补了科学教师实践经验不足的遗憾。陈久辉也认为可以组织合学生参观农业技术推广站，、农业样板实验基地，聘请村农技员做农业科技知识讲座。

基于农村特殊的现实状况，行家里手是学生学习科学的有力支持，农业科技人员有着丰富的实践知识，可以弥补小学科学教师课堂教学的不足，也可以将学生的生活经验与科学学习密切联系，体会身处农村的优势。

三、研究小结

通过文献梳理得知，关于农村特色小学科学教学资源的利用研究并未足够深入。首先，关于教学资源的研究主要师在2000年之后开始的。2000前年后年课程资源的研究形成一股热潮，随之而来对教学资源的研究不断深入，且研究的文献逐年增多。但关于小学科学教学资源的研究并不是很多，进而关于农村特色小学科学教学资源的更是少之又少。

国土自然资源研究篇（7）

土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一切社会物质财富的源泉。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地矛盾越来越严重。我国陆地国土空间面积广大，居世界第三位，但山地多，平地少，约60%的陆地国土空间为山地和高原。适宜工业化城镇化开发的面积有180余万平方公里，但扣除必须保护的耕地和已有建设用地，今后可用于工业化城镇化开发及其他方面建设的面积只有28万平方公里左右，约占全国陆地国土总面积的3%。适宜开发的国土面积较少，决定了我国必须走空间节约集约的发展道路。不仅是我国工业工厂需要对于土地进行合理利用，许多娱乐设施和建筑同样是需要对土地进行合理的规划和利用，万达企业作为中国最大的商业集团，对于万达广场和其他设施的选址问题更是精益求精。

二、 国外研究进展

国外的土地资源评价工作最早是为土地税收做服务的。20世纪30年代，有许多国家提出相应的土地资源评价理论，例如：美国提出康乃尔评价系统（Cornell system）和“斯托利指数分等”（STR）。当时美国正受土壤侵蚀、土地沙化、水土流失等土地问题的困扰，所以一些土地学家同时提出了土地潜力分级系统的概念，形成土地资源评价的雏形，开创了土地资源评价的历史。为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和合理管理土地资源建立了理论框架；法国《农地评价条例》，是最早的农用地分等定级思想的出现；德国提出土地指数分等理论；研究土地资源分等定级理论的先驱是英国学者R・波（Bourne），他出版的《区域调查和大英帝国农业资源估计的关系》一书中就明确提出自然界存在三种等级不同的土地单位。同时期，墨西哥国家土地管理委员会，加拿大土地清查处，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也开始关注土地资源的评价工作。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苏联展开土地资源的质量评价工作，主要是对土壤质量进行评价；随后美国农业部土壤保持局出版了世界上第一个完整的，以农业生产为目的的土地评价系统。将土地生产潜力分为三级：潜力级、潜力亚级、潜力单元；加拿大与英国相继推出了土地利用能力分类系统和土地利用潜力分类系统。

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使计算机技术被广泛应用。遥感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在资源调查中的广泛应用。在遥感技术的帮助下，土地的各种自然要素可以制作成数据图方便土地资源的各种方面的研究。产生了土地资源信息系统。加拿大建立土壤信息系统，英国建立土地资源信息系统。土地资源评价从一般性评价向专门性评价过度，在此期间，联合国粮农组织通过各种实践并且总结经验，1976年，颁布了“土地评价刚要”。将土地划分为纲、类、亚类、单元四级。该“刚要”是从土地适宜性角度出发。使得土地分类系统的不足得以弥补，同时也促进了各国对土地资源评价的研究。同一年，苏联颁布了“全苏联土地评价方法”。这种方法在土地评价工作中起到了确定土地生产能力的作用。同时也能找到农业生产中的最佳利用途径。

20世纪90年代，1991年9月在泰国Chiang Rai举行了“发展中国家持续土地利用管理评价国际研讨会，1993年6月又在加拿大Lethbridge大学举行“21世纪持续土地利用管理国际研讨会”，许多学者从自然、环境、经济和社会等各个方面探讨了持续土地利用管理及其评价的指标和方法。

三、 国内研究进展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1951年，为了确定农业税率，我国开展了土地自然条件和经营条件评价工作，这时期的土地评价处于起步和尝试阶段。较系统的土地评价工作开始于荒地资源考察研究，到60年代前期形成了两套比较成熟的荒地评价分类系统：一是1962年农垦部荒地勘测设计院拟定的全国荒地分类系统。二是1963年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提出的将土地系统分为四级：土地类、土地亚类、土地等、土地组。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我国土地评价的工作进入一个新时期。许多国外的土地评价方法和系统被引进土地评价研究工作里来。土地评价的范围由荒地发展到了整个农用地。在此期间形成了两个全国性的土地评价系统：一个是仿照美国的土地潜力分类建立的土地评价体系，分级标准略有修改。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所采用的就是这个系统；另一个是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编制了《中国1：100万土地资源图》分类系统，将全国的土地按照生产力进行定级，分为潜力区（水热条件）、适宜类（适宜性）、适宜等（适宜程度）、限制性（限制因素）和资源单位（制图单元）等五个等级，为农用地分等定级奠定了理论和方法基础。

国土自然资源研究篇（8）

一、国外文献综述

Stieglitz（1974）研究了自然资本（即自然资源）怎样限制经济和人口的增长，并认为技术进步和人造资本可以对自然资本进行替代，这种替代有利于减弱自然资本的限制；Nordhaus（1992）以索洛模型为基础，将自然资源作为变量，纳入到索洛模型中，构建了有资源约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并与无资源约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进行比较，测算出美国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阻力；Noel（1995）分析了能源不足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并得出在能源不足的情况下，美国经济的增长要比在能源充足的情况下要低的结论；Bruvoll、Glomsroda、Vennen（1999）使用动态的CGE模型，来模拟由于环境阻尼引起的挪威福利的损失情况；并认为环境阻尼是环境约束而使社会所付出的社会成本；Romer（2001）提出了“growth drag”的概念，并建立了基于C―D生产函数的模型，考察了自然资源影响经济增长的阻力；Copeland和Taylor（2003）分别分析了土地和环境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认为由于土地资源的限制，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的程度，提出了如何最大化利用土地来促进经济增长；Brock和Taylor（2004）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四个简单的模型来理解经济增长和土地之间的关系。

可以看出，国外关于土地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研究较少，大部分都停留在对土地资源对经济增长约束的讨论上，而进一步测算土地资源对经济增长限制程度的大小的研究很少。

二、国内文献综述

比较而言，国内关于土地资源约束经济增长的研究相对较多，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探讨。

（一）关于概念的综述

关于土地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是采用“增长尾效”、“增长阻尼”或者是“增长阻力”，学者们持不同的意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学者们在翻译“Growth drag”时，采用了不同的词语罢了。薛俊波（2004）、谢书玲等（2005）、崔云（2007）、雷鸣（2007）、庞亮（2010）、王家庭（2010）等均使用了“增长尾效”这一词；杨杨（2008）、曾伟（2012）、万永坤等（2012）等均使用了“增长阻尼”这一词；王学渊等（2008）、李文杰等（2010）、李娟等（2011）均使用了“增长阻力”这一词。这些词只是在叫法上不同，它们的内涵都是一致的，都表示由于土地资源的限制，而导致经济增长降低的现象，在数值上等于“不存在土地资源约束”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存在土地资源约束”的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差额。

然而，杨杨（2007）认为，用“阻尼”一词比用“尾效”一词更贴切，因为“尾效” 一般是指一种滞后的效果或在当前没有发挥完毕的作用，其在后续阶段还会继续产生影响。本文采用了杨杨的研究成果，将土地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定义为“增长阻尼”。

（二）关于增长模型的综述

在模型的使用上，专家学者们也持不一样的观点，增长模型的采用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1、使用索洛模型的变形形式作为增长模型，测算资源（土地资源）对经济的“增长阻尼”或“增长尾效”

有些学者研究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或对城市化进程的约束。余江（2006）利用该模型，考查了可再生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并且假定可再生资源的可再生率为一常数；段东平（2010）、王伟同（2012）分别将水土资源和能源纳入C―D生产函数中，测算了水土资源和能源对城市化进程的约束。

谢书玲等（2005）、万永坤等（2012）将水资源和土地资源引入C―D生产函数中，分别分析了它们对中国和北京市经济的“增长尾效”或“增长阻尼”。

有些学者专门将土地资源作为变量，纳入C―D生产函数中，分析并测算土地资源对经济的“增长阻尼”或“增长尾效”。 薛俊波（2004）、崔云（2007）、曹中强（2008）、葛杨等（2010）、李文杰等（2010）分别研究了不同区域的土地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当然，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杨杨等（2007）、罗黎平（2011）、万永坤等（2012）认为土地资源的增长率并不为零，而是为一常数。其中，杨杨等（2007）、万永坤等（2012）认为随着技术的进步，未利用土地会被逐渐的利用，导致土地增长率并不为零；罗黎平（2011）认为由于土地的虚拟增长和土地的集约利用，导致土地的增长率不为零。

2、采用二级CES生产函数或改进的二级CES生产函数作为增长模型，测算土地对经济的“增长阻尼”

杨杨（2008）采用改进的二级CES生产函数构建经济增长模型，测算了土地资源对中国各省市经济的“增长阻尼”；李娟（2011）基于多要素二级CES生产函数分别构建了有土地资源约束的城市化模型和无土地资源约束的城市化模型，测算出土地资源的约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力；张琳等（2011）、曾伟（2012）分别采用二级CES生产函数构建的经济增长模型，测算土地资源对城市化进程的约束和土地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的“阻尼”效应。

3、使用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内生增长模型，测算资源（土地资源）的“增长尾效”

王海建（1999）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将耗竭性资源纳入模型中，构建了R&D增长模型，但缺乏实证分析；于渤等（2006）将能源耗竭和污染治理纳入模型，构建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模型；杨新梅（2010）在卢卡斯人力资本积累的内生增长模型中，引入水土资源要素，利用汉米尔顿函数，并根据增长尾效的概念，测算出中部地区水土资源的“尾效”；刘耀林等（2011）利用内生增长理论，将资源环境作为变量，纳入内生增长模型，并依据平衡增长解求出资源环境的“增长尾效”。

4、增长模型综述小结

由上述增长模型综述可知，增长模型主要来源于C―D生产函数、CES生产函数以及内生增长模型的变形。其中，C―D生产函数和CES生产函数都假定技术为外生，且都假定规模报酬不变；而内生增长模型将技术内生化，将技术进步视为内生变量。此外，内生增长模型重在考察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C―D生产函数和CES生产函数重在考察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三）关于变量含义界定的综述

在研究土地资源对经济增长约束关系的时候，涉及的变量主要有国内生产总值（GDP）、固定资产（物质资本）、社会从业人员（劳动力）和土地资源数量。在前三个变量中，学者们的意见较为一致，但对于土地资源数量的界定，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

谢书玲等（2005）将耕地面积作为土地资源总量，测算土地资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尾效”；刘雄兵（2010）将城市建成区面积作为土地资源总量，测算建成区的土地面积对武汉市经济的“增长尾效”；

李娟等（2011）、万永坤等（2012）以农用地和建设用地的面积之和作为土地资源的总量；张琳（2011）采用已经利用了的农用地和建设用地面积之和作为土地资源的总量；杨杨（2008）则是采用除未利用土地以外的土地资源数量作为土地资源的总量。

薛俊波等（2004）、余江（2006）、崔云（2007）、曹中强（2008）、聂华林等（2011）将耕地、林业用地面积和可利用草地面积作为土地资源的总量。

刘耀彬、陈斐（2007）将耕地面积、林业用地面积、可利用草地面积和城市建成区面积之和表示土地资源总量；李文杰等（2008）将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交通用地作为土地资源数量的总和；段东平等（2010）将耕地面积、林地面积、园地面积和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之和作为土地资源的总量；庞亮（2010）选用农作物播种面积和城市建成区面积之和作为土地资源投入量。

众多学者之所以会对土地资源总量的界定持不同观点，主要是因为学者们对土地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模糊不清以及数据获取较为困难。本文认为，只要某种土地利用类型对经济增长有作用或者有影响，都可以将其作为变量，纳入到模型中。因此，本文将除未利用土地以外的土地资源总量作为模型的变量。

三、关于研究展望的综述

薛俊波（2004）认为他测算的结果更适用于第一产业的情况，而将耕地、林业用地和可利用草地三者之和代替整个土地资源的数量较为粗糙，不能反映实际情况；杨杨（2008）认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应分别考虑它们各自对经济增长作用；曹中强（2008）认为土地资源对第一产业作用要比土地在第二、第三产业中的作用大，因此，应分别计算土地资源对第一产业和第二、第三产业的增长阻力；罗黎平（2011）虽然提出土地集约利用和土地虚拟增长会导致土地增长率不再为零，但是没有用实证分析土地集约利用和土地虚拟增长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了土地增长率。

从以上学者的研究展望来看，土地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关系还有待进一步厘清，特别是不同的土地资源类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同的。另外，从学者们的分析结果来看，在土地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关系缺乏理论上的统一认识，才导致各学者的分析结果迥异。另外，在部分国家或地区，甚至还会出现土地资源约束经济增长的伪命题，因为在这些国家或地区，土地资源根本不存在对经济的约束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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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分析[J]. 财经研究，2004，30（9）：5―14

[2]谢书玲，王铮等.中国经济发展中水土资源的“增长尾效”分析[J].管理世界，2005（7）：22―25

[3]杨杨，吴次芳等.土地资源约束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J].技术经济，2007，26（11）：34―38

[4]罗黎平.基于土地虚拟增长的土地资源增长尾效模型研究[J].求索，2011：95―96

[5]Stiglitz Joseph E.Growth

with Exhaustible Resource：Efficent and Optimal Growth paths[J].Reviews of Economic Studies，1974（41）：123―148

[6]Nordhaus W.D.Lethal Model 2：The Limits to Growth Revised[J].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1992（2）

国土自然资源研究篇（9）

1 概述

土地资源学是研究土地资源的组成、特性、分类、数量、质量、空间分异与时间变异规律以及合理利用与保护的科学。它是为解决土地资源问题，经过国内外土地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从其它相关学科研究中的一部分逐步组合、融合，在大量实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门独立学科。

福建省位于中国东南部，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境内山地丘陵面积约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80%以上，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土地资源人均占有量低，耕地质量差，同时地质灾害多发，制约着土地资源安全。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土地科技和管理工作者，积极开展土地分类、土地资源调查、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研究、土地适宜性评价、土地潜力评价、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土地生态安全评价等方面工作，为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使得福建省的土地资源学学科研究水平也在实践工作中获得长足进展，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为我国的土地资源学发展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宝贵的经验，在全国的土地资源学学科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地位。

现从土地分类、土地资源调查、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土地资源评价、土地开发整理复垦与保护等五个方面，对福建省土地资源学学科研究进展进行总结，并对福建省土地资源学学科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战略任务进行分析，提出学科发展的对策。

2 福建省土地资源学学科发展现状

2.1土地分类

土地分类是土地资源学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包括土地类型的划分和土地资源类型的划分。

2.1.1土地类型划分

福建省土地类型的划分研究工作始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系林振盛、陈珍皋、王行源等参与了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主持的全国1：100万土地类型图编制工作，主要负责福建省土地类型的划分研究。1978年～1985年的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把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列为第一项的研究任务，并且设立了全国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委员会，主持和推动此项工作，标志着我国的土地类型研究跨入了一个新阶段，形成了我国土地类型的划分原则、土地类型的等级和土地类型系统。《中国1：100万土地类型图编制研究》于1987年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三等奖。

根据中国1：100万土地类型划分与制图方案，对土地类型的划分，采用了土地纲、土地类、土地型三级制。土地纲。主要反映了水、热条件组合特征的地区差异，并根据这一差异，将全国土地共分为12个土地纲，福建省属于其中的湿润南亚热带和湿润中亚热带2个土地纲。土地类，主要根据引起土地类型分异的大（中）地貌因素将各土地纲分成若干类型，福建省主要的土地类有：滩涂（潮间带）、低湿河湖洼地、海积平地、冲积平地、沟谷河川与平坝地、岗台地、丘陵地、低山地、中山地等。土地型，主要反映小地貌，土壤和植物群系在土地类内的差异。

2.1.2土地资源类型的划分

土地资源利用分类系统是根据土地利用方式、结构及特点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按照一定的原则和依据，划分为一个不同层次的类型结构体系。1978年后，我国开展了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研究工作，制定了两套土地资源的利用分类系统，即中国1：100万土地利用图分类系统和县级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分类系统。中国1：100万土地利用图分类系统将土地利用分为三级类型，第一级类型共分11个，第二级类型共分42个。全国县级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分类系统初稿写于1980年，后经有关部门和专家讨论修改，载入《土地资源调查、土壤普查技术规程》中。经过各个土地利用现状调查试点县的实践，并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后，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土地资源土壤普查专业组于1981年7月提出了《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及其含义（草案）》，其中一级类型11个，二级类型48个。经过试行，又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于1984～F9月印发了《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技术规程》，其中一级类型改为8个，二级类型改为46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福建省开展第一次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及之后的年度变更采用的就是这一分类方案。福建省2007年以后开展的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采用的分类方案是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准（GB/T 21010-2007）《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土地分类》。

近年来，土地分类体系等理论研究已日趋成熟，基于遥感影像和GIg的分类技术与方法的土地分类日益得到应用。杨肖琪（1995）应用航片资料，建立了厦门本岛土地覆盖类型分类体系，对厦门市区的6个三级类型进行了详细解泽分析、界线勾绘和面积量算，揭示了厦门各个历史时期城市发展的特点、发展速度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亓兴兰（2006）以RS、GIS和GPS为主要技术手段，采用分层分类方法对闽江流域两期遥感影像进行土地利用分类，对其利用结构及空间格局变化进行了分析，并分别基于NDVI变换，采用阈值构造算法和基于缨帽变换采用非监督分类对两期遥感影像进行林地利用分类，研究了1986年～2003年闽江流域土地利用类型变化。陈小瑜等（2007）以福州市的城郊结合部一小块区域的土地利用分类为例，集成遥感影像的光谱特征、纹理特征和地形特征构建了多元空间数据库，利用C4.5算法从空间数据库的训练样本数据集中发现分类规则，进行分类实验，并与传统的监督分类和逻辑通道分类方法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基于C4.5算法的分类方法精度高于传统的监督分类和逻辑通道分类方法，是促进基于知识的遥感影像分类方法在土地利用分类中广泛应用的一项有效手段。

2.2土地资源调查

根据国发[1984]70号文件部署，福建省于1986年开始开展第一次土地利用现状调查，1996年完成调查任务。调查以县级行政单位为单元进行，通过县级调查，地区级和省级汇总，并利用航空遥感资料等，查清了土地资源的类型、数量、分布、利用现状和权属关系。调查的数据资料，准确性和可靠性强，为各级党政领导制定有关政策，编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指导生产提供了科学依据，为土地管理部门贯彻落实土地基本国策，建立全面、依法、统一、科学的土地管理制度，编制土地总体规划，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等提供了可靠的保证。PAck地利用现状调查成果为基本素材，在开展《福建土地资源人口承载能力》、《福建土地利用分区》和《福建土地利用评价》等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吸收有关土地资源开发与保护的历史和现状资料，于1999年7月编辑出版了《福建土地资源》一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从充分、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角度出发，进行综合分析，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福建省土地资源的自然和社会经济环境条件及对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影响，土地资源的现状分布与土地权属状况，土地资源评价与开发利用历史，土地资源的优势与问题，区域差异特点与土地利用分布，土地资源承载力与开发利用、保护战略，提出合理开发、利用、保护、整治土地资源的方向、途径和措施。这些研究对充分发挥福建土地资源优势，进一步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加强土地管理，合理进行生产布局，提高宏观经济效益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全省土地利用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有的土地调查基础数据已无法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为了摸清真实的土地家底，国务院决定开展新一轮土地调查。福建省2007年开始开展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工作.以便及时、准确、客观地掌握全省土地资源家底，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促进社会稳定、保护农民利益。同时，这也是扎实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为了按时保质完成调查工作，福建省构建了调查技术保障体系，制定《福建省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补充技术规定》、《福建省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库建设规范》等标准，明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工作的技术要求。制定了质量监督检查和技术咨询制度，调查组负责监督检查并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专家组负责调查工作技术问题的研究、咨询，以解决调查中遇到的重大技术问题。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工作专业性强、技术要求高，福建省国土资源厅通过举办培训班、以会代训等形式对各市、县（区）国土资源局和专业队伍的技术骨干进行土地调查规程规范、新技术应用等方面的培训，同时严格执行作业队伍资格认定和调查工程招投标制度，保证土地调查数据的可靠性。目前福建省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的农村土地调查工作已经完成，城镇土地调查也已展开。

2.3土地利用/覆被变化

近些年来，福建省关于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研究多集中于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及驱动力研究、LUCC的环境效应研究和LUCC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等方面。

2.3.1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及驱动力研究

近些年来，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研究被广泛关注。由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陈健飞主持，韦素琼、陈松林、朱鹤健、陈志强等参与的《海峡两岸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变化对比研究——格局、过程及生态环境效应》课题，通过建立海峡两岸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数据库、海峡两岸自然与社会经济数据库，对海峡两岸土地利用变化，尤其是耕地与建设用地变化（包括土地利用结构、分布以及数量与质量的变化）的时空规律、变化模式进行系统的对比研究，将土地利用变化与经济发展阶段作耦合分析，深刻揭示了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借鉴发达区域土地利用变化轨迹演绎次发达区域的土地利用趋势，并将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变化的研究与尺度联系起来，以闽台作为中尺度研究区域，福州、台北作为小尺度研究区域，分析不同尺度下LUCC的格局及过程、驱动力及景观生态环境效应。该成果2007年获福建省科学技术三等奖，出版了《土地利用变化区域对比研究——以闽台为例》专著，并获福建省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吴志杰等（2006）采用Landsat-TM遥感影像为基础数据源，基于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龙岩市新罗区的土地利用/覆被进行动态监测及变化分析，并运用模糊综合模型评价的方法对研究区的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空间进行分区，进一步探讨其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周淑玲（2010）利用遥感技术对经济快速发展的晋江沿岸地区的成片开发土地进行时空变化监测，并对变化的驱动力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晋江沿岸成片开发土地的剧增与当地经济、人口、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2.3.2 LUCC生态环境效应研究

生态服务价值是定量研究土地利用生态效应的重要指标之一。黄永才等（2009）以漳州市1985年1M和2004年AsTER影像解泽得到的土地利用现状图为基础数据，以气候生产力修正后的价值量评法为生态服务价值估算方法，运用ARCGIS软件空间分析功能和BP神经网络模型，对研究区各县（市、区）的生态服务价值进行估算、分析和预测，并提出提高生态服务价值的土地利用对策。陈加兵等（2009）对福建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生态系统结构变化及其导致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变化，探讨土地利用变化可能引起的生态问题。

2.3.3 LUCC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研究

杨志荣（2005）以漳州地区为研究区域，将特尔菲法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对研究～2003年的土地可持续性利用进行综合评价，根据综合评价的结论并结合土地利用结构变化趋势，以及该趋势对区域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影响，针对漳州市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发展提出调控方向和具体调控措施。

2.4土地资源评价

土地资源评价是对土地资源用于某种用途时的性能的评定，包括对土地资源组成要素和人类活动对土地资源的影响等方面的调查分析，以及按评价目的比较土地资源质量的优劣或确定可持续的土地利用类型和利用方式。土地资源评价具体包括土地适宜性评价、土地生产潜力评价、土地退化评价、土地质量评价、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土地生态安全及风险评价、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等方面。

福建省土地科技工作者通过3s技术、多种理论和数学模型方法的运用，积极开展土地评价工作，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2.4.1土地适宜性评价

陈松林等（2002年）以福州市晋安区为例，探讨了应用GIS技术开展土地适宜性评价的步骤方法，包括评价对象的选择、分类体系的确定，参评因子选择，参评因子指标分级、等级分值及权重值确定等，并在对福州市晋安区土地资源进行适宜性评价的基础上，提出了合理开发利用该区土地资源的建议。毛艳玲（2005）以福建省闽侯县为研究区域，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通过对未利用土地质量的分析，就未利用土地的适宜性作出评价，为该地区土地资源合理开发和科学管理提供参考依据。曹榕彬（2005）基于地理信息系统和数学模型集成技术，以福建省现状林地、牧草地、果园和茶园、坡度>25°的耕地及荒草地、沙地和裸土地为评价对象，对福建省林地适宜性及其质量、主要限制因索及其限制程度进行评价。王婉晶等（2011）在MAPGIS软件的技术支持下，综合处理研究区土地利用基础数据，针对低山丘陵盆地区土地资源现状特点，综合考虑自然、区位、经济、社会等因素，通过分析地形坡度、耕地等级和耕地区位条件，在常用潜力分级方法的基础上，构建了增加耕地面积、增加耕地系数和耕地区位指数的三指标综合分析模型，并将其应用于福建省明溪县农用地整理潜力测算研究。邢世和（2003）出版的《福建耕地资源》专著，介绍了GIS支持下的福建省宜耕地资源评价技术方法及其成果，探讨了宜耕地资源及后备耕地资源的数量、分布及其质量状况。邢世和、梁一池（2006）出版的《福建林地资源评价》专著，介绍了GIS支持下的福建省宜林地资源评价技术方法及其成果，探讨了宜林地资源及后备林地资源的数量、质量、分布状况和主要限制因素。

2.4.2土地生产潜力评价

邢世和（2003）出版《福建耕地资源》专著，介绍了GIS支持下的福建省耕地生产潜力评价技术方法，探讨福建省主要农作物耕地生产潜力及其分布规律。廖善刚（2001）选择闽东南地区和台湾为研究区域，全面分析两岸土地资源、农业气候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等农业自然资源状况，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支撑下，运用李世奎模式和AEZ模式对海峡两岸各地主要农作物及主要种植制度的光合生产潜力、光温生产潜力、气候生产潜力、土地生产潜力进行分析，并以各种种植制度现实生产力对光温生产潜力、气候生产潜力、土地生产潜力的利用率分析各种植制度对光热资源、农业气候资源和农业自然资源利用程度。张文开、朱鹤健（2003）测算了耕地的光合生产潜力、光温生产潜力、气候生产潜力和耕地生产潜力，结果表明无论是耕地光合生产潜力、耕地光温生产潜力、还是耕地气候生产潜力，闽东南沿海地区都位居前列，而武夷山脉、鹫峰山、戴云山等则排在后面。

2.4.3土地集约利用评价

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类型广泛，包括了城市用地、耕地、农用地、开发区等方面。杨明（2009）从宏观角度运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分别对福州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进行了实证分析。鄢丽娜（2008）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福建省1996年～2005年建设用地利用动态情况进行分析，采用模糊聚类及多因素综合评价等方法对福建省9个设区市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现状进行评价。张帅（2007）对福建农村土地利用进行分析，提出了在崎岖的地形环境下如何集约利用农村土地的对策方法。杨铄（2011）以福建省福清市为例，论述了福清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现阶段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2.4.4土地生态安全评价

范瑞锭等（2010）在PSR模型框架下，构建区域土地利用生态安全评价的指标体系，使用AHP法确定指标权重，采用综合指数法埘福建省及其9个设区市的土地利用生态安全状况进行评价。徐道炜等（2011）应用突变级数法对福建省土地生态安全（2000年～2008年）进行了定量评估和动态趋势分析。汤小华等（2006）在GIS软件支持下对福建省土壤侵蚀敏感性进行评价，评价结果综合反映了福建省土壤侵蚀敏感性的分布规律，为土壤侵蚀防治、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以及土地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提供依据。

2.4.5土地人口承载力及可持续利用评价

毛艳玲（1996）从福建沿海地区人多地少、资源有限的现状出发，研究2000年、2010年福建沿海地区土地资源的生产潜力及其人口承载力，为决策部门制定人口、粮食生产政策、土地利用规划等提供科学依据。谢钊等（2006）在对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内涵研究的基础上，通过选择合适的指标，建立层次分析模型，对福建耕地可持续利用状况进行综合评价。李丽纯等（2007）采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对福建省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评价。能值理论、景观生态学理论、生态足迹模型的广泛应用丰富了福建省土地可持续发展评价的方法与途径。

2.5土地开发整理、复垦与保护

随着福建省土地开发整理、复垦与保护项目的开展和研究的加强，土地开发整理、复垦与保护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主要的研究领域有以下方面：

2.5.1土地整理潜力和土地保护

姜志法、章浩等（2007）研究了长乐市土地整理现状及土地后备资源开发潜力、耕地整理潜力、居民点整理潜力的计算与分析。姜志法（2008）通过实地调查分析发现闽清县耕地保护中存在人地矛盾突出，分析了该县耕地减少的驱动因素，发现耕地变化的根本原因，对今后如何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进行了探讨，从法律法规、经济、行政、技术、理念等方面提出了耕地保护对策和建议。

2.5.2土地整理中存在问题的研究

福建省人地关系矛盾加剧，矿山土地复垦问题也越来越得到重视，赵汝荣（2009）通过分析矿山因开采而产生及诱发的地质灾害的类型及成因，总结了闭坑后潜在的灾害类型及其可能对已复垦土地产生的危害，提出了矿山开采与土地复垦规划应相互结合应用，采用矿山“开采和复垦工程同步”的现代治理模式。蔡国权（2008）从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规划设计角度出发，分析了福建土地开发整理工程建设存在的问题与隐患，剖析了问题与隐患的成因，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与措施。

2.5.3土地整理实施理论与方法探讨

叶艳妹等（2002）提出了农地整理项目工程设计的原理、基本方法和设计流程，对福建省长泰县雪美洋项目区进行工程设计，并对项目工程设计结果的可持续I生从生态可持续性、经济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三方面选择指标进行了评价。

3 福建省土地资源学学科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3.1机遇

3.1.1社会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对土地资源学有着强大需求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福建省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从粮食需求的角度对耕地的需求也在增加，城镇扩张、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占用耕地，而十分有限的耕地后备资源和脆弱生态环境对开发利用的制约，加剧了耕地资源的供需矛盾。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会带动建设用地需求增长，建设用地的供给将面临更大压力。这要求土地资源学学科研究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严格保护土地资源、保障科学发展用地、高效集约利用土地的原则指导土地利用，以实现基本农田得到有效保护、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得到提高、土地复垦开发全面推进、土地退化和污染防治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促进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3.1.2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需要土地资源学提供科技支撑

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是福建省全面推动自身发展壮大的战略，也是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和部署。必须在大发展当中注意环境保护，在保护前提下发展，要科学利用资源，用有限的耕地、自然资源，保证、支持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区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土地资源学的科技支持，为保证稀缺土地资源合理、高效利用，充分发挥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区域土地利用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尤为重要。通过对当前海峡西岸经济区区域土地利用分析，揭示该区域内土地利用存在的制约因素，合理规划土地可持续利用途径，探索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新道路。

3.1.3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呼吁土地资源学学科的崛起

福建省农村土地利用的基本现状是村庄建设用地布局散乱，农田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农业生产水平不高，使得村庄用地结构不合理、效率较为低下。另外，建设用地不断扩张，给耕地保护也带来了很大压力。土地整理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的基础，有利于增加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提高耕地产出，增加农民收入，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平台，土地整理已成为福建省解决用地矛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十分有效的途径之一。因此，福建省新农村建设迫切要求提供土地整理领域的研究与理论、方法作指导。

3.1.4 3s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土地资源学学科发展提供有力的工具

遥感（RS）、地理信息系统（GIS）和全球定位系统（GPS）技术（3s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为福建省土地资源学的学科发展提供了广阔前景。3s技术构成了对空间数据实时采集、更新、处理、分析及为各种实际应用提供科学决策咨询的强大技术体系，广泛运用在土地资源调查、土地利用规划、土地利用动态监测、土地整理、基本农田保护等领域中，彻底改变了传统落后的土地资源管理技术和模式，为土地资源学学科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必将提升福建省土地资源学学科的发展水平。

3.2挑战

3.2.1切实保障土地资源安全是新挑战

土地资源安全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全部土地资源对其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具有稳定的供给状态和良好的保障能力。土地资源安全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土地资源对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的保障研究。土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是人类社会不可替代的物质财富。土地资源正经受着养活众多人口、满足建设占用、保障农业发展等艰巨任务，土地资源安全已成为福建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因此，切实保障土地资源安全，对福建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未来的土地资源学学科发展应更加关注土地资源的安全理论研究、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及环境容量研究、土地资源安全测度与评价、土地资源安全动态研究、土地资源安全保持与管理研究等方面。

3.2.2土地资源学学科的不断发展对其基础理论和科技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

土地资源学学科发展必须满足福建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理论建设仍是土地资源学发展中面临的紧迫任务，必须切实加强土地资源学学科的基础理论与方法体系研究，尤其要深化土地资源分类、土地利用/覆被变化驱动力及其效应的研究，推进土地资源学学科体系的完善，提高针对重大资源、环境与灾害问题的跨学科研究能力；同时，要重视土地资源学学科的应用探索和土地资源规划管理的科技创新研究，为土地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整治、保护和管理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持。

3.2.3土地资源学的学科地位有待提升

土地资源学是研究土地类型的空间与时间的变异规律、调查及评价、区域生产潜力、合理开发与保护的应用基础科学，是土地科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基础学科也是一门应用性学科，具有综合性、系绕性、应用性、技术性等特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土地资源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其本身在基础理论和前沿问题研究方面仍需要不断加强。因此，必须提升土地资源学的学科地位，以促进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社会、经济、生态的协调发展。

4 福建省土地资源学学科发展的战略任务及对策

4.1加强土地资源学的基础理论研究

目前，福建省土地资源学学科的理论与技术仍有待加强，理论建设仍是福建土地资源学学科发展中面临的紧迫任务，应切实加强土地资源学学科的基础理论与方法体系的研究，尤其要深化土地资源分类、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驱动力及其效应，以及创新土地资源学学科体系研究。

为此，今后福建省土地资源学学科研究要重新寻求研究视角，更加注重人与土地的和谐相处，现实与未来的协调发展，在不断丰富实践的基础上深化认识；要加强与其它学利的联系，进行跨学科的交叉与渗透，实现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结合；要深化土地资源分类，开展土地整理的理论、方弘的研究，结合福建省特定地区环境，探索提升福建省土地资源综合生产能力的机制、模式和途径。

4.2深化土地资源调查监测、评价、可持续利用等关键技术的研究

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在土地资源调查监测领域缺乏对土地质量实现大规模快速监测的有效手段，遥感技术在土地质量监测方面的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土地资源调查、定位监测的方法和手段的提高和完善，使得研究工作能够获得更多的第一手数据，从而进一步提高福建土地资源学学科研究的创新水平。土地评价技术还需创新，土地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技术方法与典型案例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拓展，深入探讨实现区域土地利用优化配置的技术规范及区域与行业标准。同时要进一步发展多学科综合应用的土地评价模型技术开展土地评价指标体系自动构建、评价单元自动划分、评价指标自动量化等关键技术研究，为福建省土地资源合理开发整理和保护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4.3拓展土地资源学新兴研究领域

现阶段，福建省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正在逐步转移。为了解决福建土地资源的供求矛盾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有限的土地资源科学地配置于国民经济各部门，实现对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必将出现种种新情况、新问题，如耕地保护、后备耕地资源开发、土地复垦整理等。这些问题在福建未来的经济建设中，迫切需要通过科学研究，从理论上给予指导、技术上给予支持，深入探讨经济发展、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长效机制，促使福建省土地资源学学科逐渐向广度扩展其研究领域。

4.4强化新技术新方法在土地资源学中的应用

研究技术与方法的进步是学科发展的重要条件，新技术手段的出现给土地资源学学科注入强大的活力，使之得以迅速发展。

国土自然资源研究篇（10）

1.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的含义

社区共管在中国的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已不仅仅在理论上被广泛接受,而且也越来越被更多地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但是,同样也很难找到一个被广泛认同的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的定义。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的全球环境基金(GEF)中国自然保护区管理项目编写的《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指南》[1]中对社区共管所下的定义为:社区共管是指共同参与保护区保护管理方案的决策、实施和评估的过程,其主要目标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社区发展的结合。

2.共管的对象

无论实践中还是理论上,对共管对象的理解都是有差异的,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1)保护区资源。(2)社区资源。(3)保护区与社区资源。通过对很多案例的总结发现,虽然对共管对象的理解表述有几种,但实践中,共管的对象基本上是社区的资源(主要是周边社区的资源),保护区内属于集体或村民承包的土地及其上的资源,部分地进入了共管的对象(特别是当保护区内社区居民的土地都划在保护区中时)。而保护区中国家所有的土地及其上的资源,基本不在共管之中(除个别如林下生物资源采集等外)。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下,共管真的成了“管社区”(保护区管社区及村民对他们自己所有的资源的利用)[2]。对这一问题还未有学者进行深入研究:保护区中国有土地及资源真的应进入社区共管范围吗?这部分资源的利益和社区按照什么原则分享?

3.共管目标

对于社区共管的目标,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1)保护为主要目标,社区发展为次要目标(大多数的观点)。(2)保护与社区发展目标并重。对于此问题,研究中的局限主要在于:第一,从自然保护区的角度出发的。如果将保护区与社区及其他参与方看做合作的平等主体的话,社区共管的目标就应该包括保护区、社区及其他参与方的合作目标。第二,对保护区在社区共管中的经济目标未考虑。研究表明,国家有关主管部门肯定,发展产业是解决保护区经费的一条有效途径,并一直提倡推广和扶持。因此,保护区并不是真的不考虑经济效益,只是在社区共管中不考虑。

4.共管的原则

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的全球环境基金(GEF)中国自然保护区管理项目编写的《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指南》中,对共管的原则做了详细的总结。认为对于中国GEF 自然保护区管理项目,有四个条件可以作为共管的基本原则,即:扩大参与性、提供激励机制、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把保护和自然资源合理利用及社区持续发展联系起来。此外,共管的过程还应是简单和易行的。

5.共管的激励机制

社区共管项目对社区的激励方法有:(1)经济激励的方法。(2)其他激励方法。如提供信息服务;在项目中或项目外为社区提供一些就业的机会;对社区的人员进行技术培训;组织一些协调活动等。

6.乡土文化

对乡土文化(社区文化)在自然资源保护中的作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1)乡土文化有利于资源保护,(2)乡土文化不一定有利于资源保护。已有的研究中,很多研究者关注了这一问题,但进行深入研究分析的不多。

7.共管的参与方及利益分享

(1)参与方。在共管中,一般来说在共管计划实施中可能受到影响的人和组织机构都是共管的共同利益者。在共管中共同利益者的范围是比较广泛的,而且共管给共同利益者带来的影响可能是有利的也可能是不利的,利益的大小也是各不相同的。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在《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指南》提出,中国GEF自然保护区社区管理项目共管部分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促进所有共同利益者参与保护区内或周边一些特点区域的资源规划和管理。从对中国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案例的研究来看,共管中的参与方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保护区、地方政府及相关主管部门、保护区内及(或)周边社区;2)保护区、地方政府及相关主管部门、保护区内及周边社区、非政府组织;3)保护区、地方政府及相关主管部门、保护区内及周边社区、商业机构。第一种情况占大多数,在各参与方中,保护区起主导作用,包括争取国际项目及资金,通常还会有保护区配套资金。帮助社区制定资源管理计划等。政府及主要相关部门领导参与到社区共管领导小组中,部分社区居民得到共管资金并进行所选项目活动。第二种及第三种都比较少。对于共管中参与方到底应包括哪些人和机构,至今没有深入的研究。(2)共管的利益分享。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对社区共管的利益分享基本认识是:保护区获取保护效益,社区获取经济收益,有公司参与的,公司获取经济收益。从现有资料看,只有张琛[3]在其研究西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体制的案例中,提出考虑保护区在社区共管经济收益。在研究及实践中,很少有人关注、探讨保护区是否在社区共管中应有经济收益问题。

二、社区共管中土地权属问题

在自然保护区面临的众多的社区问题中,土地权属的纠纷最为明显。按照中国法律规定,土地所有权只能是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在20世纪80年代后,集体林地大部分分给了农民。中国大多数保护区的建设晚于当地土地权属的确定。造成许多保护区本身不具有自身的土地所有权,有些保护区的大致边界都没有确定,随着土地价值意识的提升,保护区土地争议不断。从全国范围看,保护区的土地包括国有、集体所有,其中的林木所有权包括国有、集体所有和农民个人所有。很多保护区在划建时,采用简单的行政命令手段,把一部分集体所有的土地划归保护区,按照法律规定,保护区拥有管理权。全国保护区普遍存在与社区森林重叠的问题。全国许多保护区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福建省划入保护区范围的集体林占保护区面积的68.8%[4]。国际上广泛认为,土地权属的安全性是森林共管

或其他森林管理方式的必要条件。世界自然基金会和其他保护组织已意识到没有生活保障(如权属的安全性以及土地和资源的可及性),当地的农村老百姓就不可能做出保护的承诺。 对于此问题研究的不足主要在于:第一,已有研究认识到,在社区共管中,产权是模糊和重叠的。而明晰产权的研究却进行得很少。第二,没有学者研究,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依据这些产权(法定的权利)及传统的权利,在社区共管的合作中,社区应有哪些权利?分享多少收益?目前很缺乏对这些重要问题的研究。

三、中国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的作用及存在的问题

1.共管的作用。许多研究分析了共管的作用,认为共管作用主要有:(1)缓解了保护区与周围社区的矛盾,使得社区从被防范者的地位变成了保护者。(2)使社区从单纯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受害者变成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共同利益者。(3)提高了村民的自然保护意识。(4)加速了实用技术的普及和推广,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5)增加了村民的收入,推动了示范社区经济的发展。(6)提高了保护区对共管工作的认识和工作人员的能力等。

2.共管存在的问题。许多研究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共管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1)社区参与程度不高。(2)在社区投资基金选项上,与现代农林牧等方面专家交流不够,从而使所选项目缺乏持续性。(3)社区考虑过多的是发展经济,而忽略对保护自然资源的责任。社区共管简单片面地理解成扶贫。(4)保护区也未将社区工作真正地纳入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随着国际援助项目的结束,社区工作基本被保护区所抛弃。(5)共管后续活动缺乏项目预算。(6)社区共管人员缺乏必要的相关背景知识和共管经验。(7)共管委员会不具有可持续性。

对于此问题研究中的不足主要在于:不少研究中指出了社区共管的试点在项目结束后可能不具有可持续性。但是对为什么不具有可持续性以及如何使其具有可持续性,目前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

四、对中国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政策法律背景的看法

许多学者探讨了这一问题,认为现有政策法规中在以下方面与社区资源共管的理念存在冲突和矛盾:(1)社区居民对自然保护区内资源使用权的丧失。因而造成保护区资源管理与利用上的很多冲突与矛盾。(2)政策或法规实施的一致性问题。(3)野生动物破坏庄稼的补偿机制没有形成等。

李小云等通过研究提出关于中国自然保护区的政策与法律建议如下[5]:充分考虑中国农村社区的特点和需要,采用多样化的适应性强的保护区域类型设定;明确保护区建立过程中与社区有关的程序,尊重和保障社区的合法权益。

五、结论

1.从研究的角度看

关于自然资源社区共管,国内外都有相关着述,国外的研究相对较多,国内处于起步阶段。就国外来说,有许多这方面的论述,这些文章着作多集中笔墨于发展中国家社区林业、参与式发展及社区共管等问题上。内容主要是对资源社区共管的原则、主要形式、基本经验及共管的组织过程、共管的作用及不足等。在这些论述中,都强调社区的参与,参与的平等性及如何看待农民,强调社区文化的重要性。如在《社区参与湿地管理,国际湿地与发展大会第三研讨会(湿地、当地人民与发展)论文集》中,特别强调把社区居民看做是合作的专家。从国外的研究资料来看,他们并没有特别把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与其他自然资源社区共管区别开来看。究其原因,可能正如《社区参与湿地管理,国际湿地与发展大会第三研讨会(湿地、当地人民与发展)论文集》中戈尔东?克拉瑞奇,贝纳德?奥卡拉甘所说,一般来说,共管方法都假定资源不属于私有,而受国家控制或所有,但是承认社区是资源的主要用户,社区的需求一般处于优势地位。在国外和保护区有关的社区共管案例中,尽管也有的提到了因为保护区的建立,社区居民的行为受到了限制而对保护区及其成员产生了敌意[6],但受到限制的是社区居民的传统权利而不是法定权利,所以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帮助社区发展替代谋生来源以补偿为保护生物多样性价值而对以前的谋生来源设置的限制。

就国内而言,对中国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问题研究的有不少文章,中国保护区社区共管的思想基本是从国外借鉴过来的,国内对社区共管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对于什么是社区共管,共管的对象是什么,怎样共管,共管的目标等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说法。共管的基础是什么,共管中的权利义务如何配置等,都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社区共管思想脱胎于参与式扶贫与社区林业等,但学术界忽略了研究社区共管与参与式扶贫及社会林业有什么区别。此外,虽然不少研究中指出了社区共管的试点在项目结束后可能不具有可持续性,但解决这一问题的策略更多关注的是资金的持续投入及寻找进一步的项目支持等。尚无人进行深入的研究以找到科学的、可持续的模式。

经分析总结,国内对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问题的研究体现出四个主要特点:一是研究的项目色彩较浓(尽管有学者强调社区共管是过程而不是项目)。因为国内的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实践主要是在国际援助项目的推动下开展的,学者的研究也基本是在这些项目的基础上甚至就是在项目的支持下开展的,因此,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的实践以及对这些实践的总结、分析、研究也就根据援助项目的不同而带有不同的特点,对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也就有依据项目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理解。而且研究大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二是案例研究较多,缺少规范研究,深入、定量的实证研究也很少。从目前研究现状看,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一些期刊杂志、社区共管项目研讨会论文集乃至网络、报刊上的文章,着作很少,而且这些文章大多是对案例的总结,大多论述的是操作性的问题,在理论层面上探索和整体性设计比较欠缺,理论支撑不足,对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的核心问题缺乏分析,描述性、陈述性的成分居多,理论分析、逻辑分析与思辨不足。三是部门利益色彩较浓。主要是站在保护区的立场从保护的角度进行总结、研究的。因为国内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的主要推动者是保护区,而社区、地方政府等是被动方,因此很多案例总结及研究大多是站在保护区的立场上,从保护的角度阐述、分析问题和设计方案,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全面衡量、评价这一事物的较少,因而程度不同地存在部门性缺陷。四是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比较少。社区林业、社会林业是社区共管的经验、理论主要来源,在国外社区林业、社会林业研究的带动下,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早于社区共管研究,因此,在国内的研究中,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比较多,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比较少。

2.从实践的角度看

从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的实践来看,国内外都处于探索阶段,还没有完全成功的、可持续的案例可供研究。目前国内的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实践,项目只涉及到很少的保护区以及社区中很小一部分居民,虽然有一些成功经验,但总的来说,还不能说有完全成功、可持续的社区共管案例可供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