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农业发展篇（1）

会议亮点：确保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稳定农村土地承包政策。大力发展市场需要的种植业、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继续走产业化经营的道路。

1997年党的十五大以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在农业连续丰收的好形势下，一定要保持更加清醒的头脑。对农业，在思想上必须始终重视而不可有任何麻痹，在工作上必须切实加强而不可有半点放松，在投入上必须不断增加而不可有丝毫减少。当前，顺利实施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做好各项经济工作，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自觉地重视农业。要着力优化农村经济结构，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进一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确保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稳定。要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主要是稳定农村土地承包政策，继续落实减轻农民负担政策和粮棉收购政策，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要积极稳妥地推进粮棉购销体制改革，尽快建立有利于粮棉产销协调发展的新的流通体制和价格形成机制。要进一步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农田基本建设，搞好农业生态环境治理，强化农业的科技基础，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要优化农村经济结构，在确保粮食稳定增长的同时，大力发展市场需要的种植业、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继续走产业化经营的道路，促进农业增值增效。

（二）199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亮点：增加农民收入和保持农村稳定。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调整和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

199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稳定和加强农业。1999年的农业和农村工作，要全面贯彻落实十五届三中全会的部署，稳定农村基本政策，下大力气抓好增加农民收入和保持农村稳定这两个突出问题。要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科技进步为动力，调整和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广泛开辟农村就业空间，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乡镇企业，建设小城镇，努力使农民收入稳步增加。减轻农民负担，扎实推进扶贫开发。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搞活农产品流通。同时要全面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促进农村社会安定团结。

（三）199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亮点：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走出一条在政府引导下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建设小城镇的路子。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199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调整地区经济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西部开发要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植树种草，有计划、有步骤地退耕还林，调整产业结构，优先发展科技教育。

会议要求，发展小城镇是一个大战略。小城镇建设要合理布局，抓紧规划，规模适度，注重实效。要注意运用市场机制，更多地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走出一条在政府引导下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建设小城镇的路子。会议还要求，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是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要从调整优化结构、增加农业投入、扩大以工代赈、促进农产品流通等方面采取综合措施，开辟农民增收的新途径和新领域。

（四）200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亮点：把加强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放在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注意安排—些有利于农民直接增收，有利于提高农业抗灾能力和改善农村市场条件，有利于提高农业竞争力的建设项目。认真搞好乡镇机构改革。

200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把加强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放在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九五”以来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现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折。现在突出的问题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把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件大事来抓。继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紧紧依靠科技，优化农产品品种结构，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大幅度提高农业的整体素质和效益，要积极稳妥地实施城镇化战略，加快乡镇企业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农业产业化是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引导农民进入市场的有效途径和农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带动力量，应当大力推进和扶持。要正确处理调整农业结构与稳定粮食生产的关系，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不能放松粮食生产继续贯彻落实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保护农民的利益和种粮积极性。粮食播种面积要保持相对稳定。要进一步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支持农田水利建设、农业生态建设和农业科技推广。注意安排—些有利于农民直接增收，有利于提高农业抗灾能力和改善农村市场条件，有利于提高农业竞争力的建设项目。要加快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村金融改革。高度重视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认真搞好乡镇机构改革，下决心精简财政供养人员，健全农村金融体系，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加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持。还提出，加强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特别是农业，需要继续增加投入。

（五）200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亮点：大力调整农业结构，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是新阶段农村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尽快把畜牧业发展成一个大产业。要把食品质量、卫生和安全工作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

200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调整农业结构，深化农村改革，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大力调整农业结构，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是新阶段农村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继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是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要大力开发优质专用农产品，尽快把畜牧业发展成一个大产业。要把食品质量、卫生和安全工作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加快建设农产品质量标准和检验检测体系。加强农产品市场建设和管理，大力发展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无公害食品。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促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途径，要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中一件大事来抓：扶持产业化就是扶持农业，扶持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民。进一步扩大退耕规模，认真落实各项政策，加快宜林荒山荒地造林步伐，要继续抓好水利、公路、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建没，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同增加农民收入结合起来，多搞一些小型基础设施。今年出台的粮棉流通体制改革，对于健全农产品市场，促进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的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各地和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向前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2002年要在总结经验，完善政策，加强指导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中央和省级财政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重点向粮棉主产区和贫困地区倾斜，保证农村教育和基层政权运转的必要开支。稳定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是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业发展的制度基础。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土地流转必须坚持“自愿、有偿、依法、规范”的原则，不能刮风，不能下指标，不能强制推行。继续抓好农村“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活动。

（六）200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亮点：国债资金使用要向农村倾斜，向生态环境建设倾斜。要切实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加快城镇化进程。

200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调整和优化国债资金的使用方向和结构，着力提高使用效益。其中要求：向农村倾斜，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民收入；向生态环境建设倾斜，加快实施退耕还林，促进可持续发展。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农业基础地位不能动摇。围绕发展优势农产品，调整区域布局，切实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加快城镇化进程，广开就业门路，拓宽增收渠道。

（七）200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亮点：必须坚持“四个始终重视”。坚决遏制乱占耕地的现象。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力度，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200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强农业基础地位，高度重视并认真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们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以贯之的战略思想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我们必须始终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始终重视严格保护耕地和保护、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始终重视维护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的利益，始终重视增加农民特别是种粮农民的收入。要坚决遏制乱占耕地的现象，继续调整农业结构，巩固退耕还林成果，推进优势农产品合理布局。要加大政府投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力度，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要加强农业科技储备和技术推广，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要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要完善扶贫开发机制，做好农村扶贫工作。

近年农业发展篇（2）

一、从“农业合作化”到“大农合”

党十分关注农业生产问题。土地革命之后，农民成为了土地的主人并独立自主经营土地。这种经营方式尽管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但对农业生产力却没有实际的发展。毛泽东指出：“克服这种状况的惟一办法，就是逐渐的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2]只有开展农业合作社，才能解决农业发展的这种困境。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三大改造，实现的土地由农民私有制转化到集体所有制，农业合作社发展了农业生产，农产品实现了增收，为当时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些思想和经验为农业发展思想提供一些借鉴，是党和人民宝贵的实践和精神财富。

十分关注农业现代化的建设和农村生活状况。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 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村必须富”。[3]在主持地方工作时，考察当地的农业生产状况和农业发展形势，发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营方式阻碍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这种分散的生产方式效率低下，使得农业发展停滞不前。要想改变这种困境，只有进行生产集中制的改革，实现大农合，扩大农业生产和经营的规模。指出：“小农经济的命运是不会太长久的，我们要的是抓大农业”。[4]

从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思想”到提出“大农合”的战略，尽管两者提出的背景解决的主要矛盾不一样，但是清楚的是，也坚持集体经营的组织形式。两者都认为只有采用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形式可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二、从“农业机械化”到“科技兴农”

毛泽东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5]实行农业合作化是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基础，要“先合作后机械化”。[6]毛泽东主张农用机械工具的生产和制造要符合中国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点，不能生搬硬套别的国家的技术和经验。并且农业机械工具的价格要合理，要让农民用得起。在他的领导下，中国进行了几十年的农业机械改造和改良的运动。经过改良农业机械，农业生产效率得到提高，农产品得到增收。此外毛泽东还总结出“以深耕为中心的水、肥、土、种、密、保、工、管”这一著名的“农业八字宪法”，[7]并在实践中发展了这八个方面。如毛泽东提出：“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由于年代特殊性泽东农业机械化思想并没有能贯彻下去，但这些思想和实践经验给农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多次指出：“要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8]当前中国农村地区的农作物的种植、培育和收割的过程很大程度上依然依赖人力，这样的生产方式不仅生产效率低下，浪费了大量人力。指出：“要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农业技术创新步伐，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9]用科学技术改造的最大限度人性化的农用机械可以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减轻农民劳作的负担和经济负担，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其他产业的生产创造，同时还可以吸引大量年轻人投入农业生产中。强调农村要实行科学种粮的方法，以增产增重为原则，促进农业技术集成化。利用科学的手段来提高种粮效率和产量。[10]

从毛泽东的农业机械化思想到的科技兴农思想反映了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尽管社会背景相比毛泽东时代法发生了很大变化，但都面临着农业生产用具原始，生产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的困境。“科技兴农”的战略体现了对毛泽东“农业机械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三、从“提高农民素质”到“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农业要发展，不仅要改进生产经营方式，发展农业生产技术，更要提高农民思想素质，实现农民自身的发展。新中国成立时期农业发展“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11]农民素质不高，不可能实现农业发展的飞跃。农村要发展，农业要想取得现代化的成就，根本的是提高农民的知识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从1949年12月，毛泽东就开始下达“扫盲”的工作任务。据1983年的统计，新中国成立35年中，有3.8亿工农子弟（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子弟）受到小学教育，扫除青年文盲1.5亿人。[12]农民素质的提高推动了农业机械化的顺利进行，为农业的发提供了发展需要的发展人才。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提供了一批富有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中坚力量。

十八大以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科技兴农”的推进，农村迫切需要掌握农业科技新型职业农民来从事农业生产。而当前农业生产的主要队伍还是老一代的农民，他们农业生产的观念比较陈旧，学习应用新技术的能力较为困难。农业生产需要注入新鲜血液。“要适时调整农业技术进步路线，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培养新型职业农民”。[13]培育新型職业农民不仅要把当前正在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民作为培育对象，更要把培育青年农民作为重要目标。而当前农民社会地位较低，收入不高，且农业生产艰辛，很多年轻人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因此要加强培育青年农民，首先要提高农民社会地位，增强农民的自豪感。还要鼓励青年人学习农业科技，成为专业的职业农民。

近年农业发展篇（3）

作者简介：徐颖（1974-），女，中原工学院广播影视学院基础部讲师，历史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与研究。

中图分类号：G7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3）04-0094-03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历来都受到重视，且农业素来发达；但是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传统农业急剧衰落，引起清朝统治者的忧虑和关注；甲午海战的失败，进一步促使清廷颁布了一系列兴农规章制度，兴办农务学堂，发展农业教育，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变。

一、创设农务学堂，发展农业教育是晚清历史条件下的必然

经过两次惨痛的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已经渗入到中国内地，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经济逐步解体，广大农民生活日渐贫困，流离失所。面对这种情况，不少有识之士呼吁采取新措施发展中国农业，振兴农业经济。如晚清维新派陈炽在他的《续国富策》提出：“劝令考求培壅收获新法，购买机器，裨用力少而见工多”[1]。很明显，就是要通过向外国购买机器，采用近代先进的农业机械代替手工劳作，提高农业生产率。当时许多报刊也刊载了许多介绍西方国家使用大型农业机器发展农业的文章，介绍西方农学知识。不仅如此， 许多有识之士还看到了中国农业日趋落后的最主要原因是“学者不农，农者不学”，中国只有传统经验的农业知识，没有科学实验，严重阻碍了农业的发展，因此提出讲求农学，发展农业知识，开展农业教育。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北洋军队全军覆没，振动朝野上下，单纯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并不能挽救中国，要想中国富强必须寻找新的出路，在重视工商业对于国家利益固有价值的前提下，清王朝有远见的知识分子痛感改革和振兴农业的必要，重新认识到农业经济的社会价值，强调农业是中国的立国之本、富强之道。1897年，张謇在《请兴农会奏》一文中指出：立国之本不在兵和商，而在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相因之势，理所固然”[2]；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奏：“夫富民足国之道，以多出土货为要义，无农以为之本，则工无所施，商无可运。近年工商皆间有进益，惟农事最疲，有退无进，…… 欲图本富，首在修农政。欲修农政，必先兴农学”[3]。他们还提出翻译外国农书，尤其是和中国土地风俗相近的日本农务书籍。在这些士大夫的呼吁下，清朝统治者也认识到要想在新形势下扭转农业的衰败，必须采用新的政策措施，修农政，兴农学，推行近代农业教育。

二、农务学堂是农业教育发展的有效载体，顺应了晚清振兴农业的形势需求

在各界人士的大力推动下，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发展近代农业的政策，如设立官办机构农工商局和民间社团农会。鼓励编印外国先进农书、引进介绍西方近代农学，此外，还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发展农业等等措施，但最根本的仍然是办学堂，培养懂知识、懂技术的人才，发展农业教育。1895年，王文韶上奏，赞同盛宣怀“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的建议，认为中国要想达到国富民强，必须向外国学习，广开学堂，“不特陆军海军将取材与学堂，即外部出使诸员及制造开矿等工亦皆取材于学堂”[4]；其后张之洞也提出：“查自强之策以教育人才为先，教育之方，以设立学堂为本”，奏请开设农务工艺学堂暨劝工劝商公所[3]。到了时期，清政府在多方奏请下，多次谕令各省创办新式农务学堂，我国的新式农业教育在这一时期终于得以实现。最早兴办农务学堂的是杭州知府林迪臣，1898年3月，林迪臣在杭州创办蚕学馆；1898年春，张之洞在湖北设立农务学堂，开设农林牧三科；1901年，江苏开办江南蚕桑学堂；山西省在农工总局附设农林学堂，后改为山西高等农林学堂；1902年，直隶省在保定开办农务大学堂；1903年，湖南督抚成立农务工艺学堂；1905年，新任湖南巡抚端方将其分为工艺学堂和农务学堂，命名为湖南省中等农业学堂[5]；1906年，清朝学部奏请在京师设立高等农业学堂和工商学堂各1所，“以为全国模范”。经过清政府有关政策的促动和民间教育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农务学堂的发展在清末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各种新式农业学堂在各省普遍设立，尤其是湖北、山东、江苏、四川、河南、直隶等省成效最为显著。如湖北到1910年，所设立农务学堂有48所，其中有农业教员讲习所1所，中等农业学堂5所，初等农业学堂41所，蚕业学堂1所[6]，到1911年四川的农务学堂有47所之多[7]。根据清学部总务司编《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统计，截止1909年，全国共有高等农业学堂5所，中等农业学堂31所，初等农业学堂111所，随后两年全国各地兴办农务学堂为数更多，在清末达到了高潮。这些农务学堂的设立，开辟了中国近代农业教育的先河，顺应了晚清振兴农业的形势需求，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三、农务学堂设置分级合理，课程安排灵活，教学内容丰富，体现了当时农业教育的创新和实用

在创办农务学堂、发展近代农业教育上，清政府1903年开始陆续制定和颁布了一批政策和规章。如《奏定实业学堂通则》规定，农业学堂分为初等、中等和高等三级，分别招收不同年龄和学历的学生；《奏定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奏定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及《奏定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则具体规定了高等、中等和初等农业学堂的开设办法及课程设置。如规定中等农务学堂和高等农务学堂分为预科和本科，其中本科又分成农业、林业、蚕业、兽医等等不同专业，各专业也制定了相当全面的的课程设置，以高等农业学堂的农学专业为例，所设课程包括农学、园艺学、植物病理学、昆虫学及养蚕学、畜产学、兽医学大意、水产学大意、土壤学、肥料学、测量学等21门课程[8]。除此之外，清政府还规定实业补习普通课堂可附设小学堂或中等学堂及各种实业学堂，学制三年，分为农、商、水产等4科，其中农业科开设农具、害虫、养蚕、园艺、家畜等14门课程。

从农务学堂的课程设置可以看出，农务学堂的教学主要是讲述近代农业科学技术知识，体现了近代教育的特征和发展趋势。如湖北农务学堂初创设初期，农科招收学员30 名，主要讲授化学、农机、植物与土壤等课程；第二年增招蚕科学生30名，开设了算学、电学、种植等近代农业技术课程。1903 年湖北农务学堂购地迁建，仿照日本农业学堂形式建设新校区，不仅有教学楼，还建有化学试验室、养蚕室、育种房及其它教学建筑，扩大教学规模。同时增添近代化教学设施，在化学实验室里可以进行无机、有机和定量分析等各种实践实习，养蚕室设备全部仿照日本最新标准，可以调节室内温度等等。农务学堂学生在教员指导下，陆续完成《蚕桑实修成绩》及《养蚕收蚕表》等实验结果，为近代农桑试验及蚕丝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当时的许多农务学堂都附设农业试验场，涵盖农、林、桑园、水产等各学科，并且学堂有人工剥麻机、轧花机等大型农产加工机具，学生可根据教员授课，学习外国新法，试种五谷、棉麻、杂粮、果木、花卉、蔬菜等，观察其生长并作出试验记录。这些课程的教学奠定了农务学堂试验的科学基础，体现了新式农业教育的创新与实用。

四、农务学堂之于近代农业教育意义与作用

晚清农务学堂的建立和发展，吸收了国外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教学方法和教育制度，培养了大批农学人才，为中国新式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农务学堂的毕业生大多参与到农场实验工作，促进了近代农业技术知识的推广和传播， 讲求农学蔚然成风，为中国近代农业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首先，农务学堂为各地培养了许多懂得农业科学和技术的人才。1909年，清学部总务司的《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统计：直隶高等农业学堂的在校生149人，奉天农业学堂有314人，河南中等农业学堂有512人，四川的一所中等农业学堂人数也达到了157人，全国各类农业学堂的在校生人数多达6028人，其中以中等农业学堂学生人数最多，约占二分之一以上。 1909、1911 两年的农务学堂办学达到了高潮，扩大了数量和规模。截止1912 年，全国共有各类农业学校 263 所，在校人数达 15379 人[9]。各级农业学堂皆以“教授农业上所必需之知识、应有之技能，用中国之成法，参东西洋之新理，使学者实能从事农业为宗旨”[10]。由此可见，农务学堂注重传授给学生近代农业科技理论，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为中国传统“无学之农”转向近代“有学之农”做了初步的人力资源准备。农务学堂人才的不断培养，改变了封建士大夫“看重”农业而又轻视提高农业科学技术的传统心理，有利于近代中国农业教育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其次，农务学堂推广和传播农业新科技，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吸引更多的人自觉地参与近代农业教育。晚清农务学堂和农事试验场在教书同时还进行农产品的改良试验，研究土壤，着力引进西方新型农具和培育良种，出版农书和报刊，设立农产品陈列所等。如直隶高等农务学堂1905年创办的《北直农话报》就起到了振兴农业、开通民智的目的，农话报有22门类，每期包含10门，涵盖社说、肥料、土壤、蚕学、森林、作物、畜产、农艺化学、气象、园艺、农产制造、 病虫、格致、算学、调查、来稿等内容，且“凡报内各门均演成白话，俾阅者易晓”[10]。当时的地方农务学堂往往也与各类农业科学试验机构结合，开办各种农务知识培训班，甚至派教员下乡演讲、到田间地头辅导新式播种耕作技术；农务学堂中的林学专业对于树木的播种、移植、防病等进行了专门研究，专门引进了外国的白杨、梧桐、树等种子和树苗，进行繁育和栽植，并积极向农民推行。直隶顺天府农学堂成立后，还规定每年冬季开一次农业讲习会，凡远近农民，不拘年龄资格，都可以来堂听讲，也可咨询农事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山西农务学堂教员在校试验场栽种榆树苗，让农民领种，不取分文。四川省的农务学堂试验场将外国种籽分类说明，发给农民试种等做法不仅使农民从中学到很多前所未有的农业科技知识；而且将科学试验、教学活动与田间生产有机地融为一体，不仅提高农务学堂学生的实践能力，还增加了农事活动中的科学因素和科技含量，尤为重要的是这些活动和农民具体生产实际的结合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中国传统农民在征服自然、农事生产过程中的盲目、被动状态，有力地促进了近代农业技术知识的推广和传播，也使更多的人了解到科学种田能够提高生产效率，从而自觉地参与农务学习和农业教育。

第三，农务学堂的发展促使农业知识和新品种的不断传播，推动中国近代农业从传统的经验农学向实验农学转变，讲求农学蔚然成风。如1900 年，张之洞聘请罗振玉出任湖北农务学堂监督，1901年罗振玉在武昌创办《农学报》，积极提倡和宣传近代农学，1910 年，湖北农务总会创办的《湖北农会报》“以研究农学，改良农业，补助农政”为宗旨，该刊除了设有图画、谕旨、章奏、主张、论丛、文牍、译丛、讲演、纪事、报告、农话、问答等栏目，还有中外农业历史、农业新书、 世界农业、农学问题等专刊。凡此种种，都对近代农学发展及农业教育起到了推动作用。在这种讲求农学发展的形势推动下，1898年清廷在农工商总局中专门设立农业行政事业机构，任命由端方主持。1907年末又颁行农会简明章程，规定各省设立农务总会，在府厅州县设立分会，其余乡镇、村落、市集等可以设立分所。一切桑蚕、纺织、森林、畜牧、渔业各项事情，农会均可酌量地方情形，随时条陈农工商部，次第兴办。凡此种种对推动中国近代农业技术的进步，促进农业的改良都有积极意义。

总之，晚清新式农务学堂的创办是近代农业教育的肇始，它是培养崭新农业人才的载体，为我国近代农业教育的发展起了奠基作用，促进了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的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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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苏云峰.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M].台北近代史研究所，1976年：137.

[7]朱英.辛亥革命前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53.

近年农业发展篇（4）

一、近郊村的现状

1.农村劳动力已从过去的单一的农业生产加快向二、三产业转移。4个近郊村共有农民2771户，农业人口约9900人；现有耕地509公顷，人均占有耕地0.051公顷。4个村有劳动力5230个，约占人口总数的53；其中以土地为生的有2606人，占劳动总数的49.8；而从事二、三产业、进城打工等方面的人员有2624人，占劳动力总数的50.2。其中：进城打工的有920人，占劳动力总数的17.6，发展种养殖业的有1470人，占劳动力总数的28.1，从事个体经营或自谋做生意的有476人，占劳动力总数的9.1，在村办企业就业的有640人，占劳动力总数的12.3。种点地半年闲的有1724人，占劳动力总数的32.9。从调查情况上看，以土地为生的农业供养人口与从事二、三产业人口基本持平。

2.二、三产业已经发展成为近郊村主要的经济支撑。从调查情况看，20__年这4个近郊村的农民人均收入总合为6930万元。其中：一产收入为713万元，约占10.3；二产收入为2638万元，约占的38.1；第三产业收入为3579万元，约占51.6。随着我区在近郊村大力推进“退一进二增三”步伐，二、三产业已发展成为构成近郊村经济的主导成份。

3.在城区购房或按规划自建农民规范小区已成为发展必然。4个近郊村有2771户农民，在城区购买住房的有260户。其中，一个自建了两个高标准的规范农民居住小区，全村212户农民有96户进楼；一个村有40余户农民在市内购房，有80余户农民居住在村自建的规范小区内。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近郊村的土地在逐年减少，农民在城区购房或村集体筹资规划自建高标准农民居住小区已经成为发展趋势。

4.建成了一批服务城市和与完善城市功能相配套的二、三产业项目。近3年来，有2个村，通过多方筹资9300多万元，先后建成了兴隆和建华2个供热中心，并按市规划要求完成了与城市供热系统的扩网改造，按照设计能力总供热面积将达到700万平方米(兴隆400万平方米、建华300万平方米)；还有一个村于20__年至20__年筹资近1200万元，建成了体育公园。此外，各村还根据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需要，加大了投入，积极改善村屯道路交通环境，使城乡公路建设水平有了新的提高，实现了村村通高标准水泥公路。使农村工业化、产业化和城市化建设具有了一定的基础。

二、制约近郊村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因素

通过调查，目前影响和制约其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因素，集中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现行管理体制落后。随着近郊村城市化建设进程的推进，目前，4个近郊村，一产业收入只占农民人均收入总合的10.3；而二、三产业收入却占农民人均收入总合的89.7。随着工业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面对农业萎缩、农民失业和农村城市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农村从事二、三产业人员的迅速增多，原有的农村管理模式和落后的管理机制，已经不能够适应新形势下农村城市化建设的需要了，亟需探索与农村城市化建设相适应的新的管理模式。

2.农民就业技能低、适应性差。主要表现为大多数农民文化素质低，缺少一技之长，就业本领不强，与快速发展的形势不相适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近郊村农业人口向城市转换速度。近年来，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和市区的快速扩建，4个近郊村的土地大量被征用。由于在征地过程中对农民基本上是采取货币安置，不能使农民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再就业。目前，这4个村共有劳动力5230人，其中从事二、三产业的只有2624人，约占劳动力总数的50.2，有一半农民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就拿城市化、工业化条件最好的村来说，通过货币安置后，仍有60以上的农民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

3.相关的扶持政策不配套。一本稿版权属于青年秘书网是金融政策不够灵活。目前，银行对新办企业，尤其是农民办的企业原则上不予贷款，就是给予贷款，也需要多方协调，且审批手续十分复杂。二是税收政策扶持不到位。对刚刚失去土地的农民靠有限的资金筹建 起来的企业来说，都负担着巨大的资金压力，国家应该在税收政策上给予一定的照顾，减缓企业压力。尤其是对村办集体企业应积极扶持，促进其快速发展，让失去土地的农民看到生活的希望。

4.受市控制规划影响。由于这4个村地处近郊受市整体规划控制，使村里一些有潜力的计划项目得不到及时开发，影响了近郊村的城市化建设进程。4个近郊村共有农民2771户，在城区购买住房或居住在村自建规范小区的户数约占村民总数的10。

5.工业发展速度还不够快，缺少骨干项目。从调研情况分析来看，近年来虽然近郊村在工业项目建设上有了一定的发展，对加快推进城市化建设进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总体看，还存在质量不高、规模较小、增幅不快的问题。尤其是缺少具有形成支柱产业和拉动能力的骨干项目，缺乏过得硬、叫得响的拳头产品。

6.农民思想观念陈旧，眼界不宽。通过调查了解到，一部分农民过多地看重眼前利益，在土地征占问题上期望值过高，打走了一些有发展潜力的项目，失去了发展机遇；再就是思想不解放、观念陈旧，缺乏重商意识和发展意识，想富不会富，热衷于小打小闹、小富即安。有的农民不愿离土离乡另某出路，老守田园，忙完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便无所事事，一年闲半年。调查数据显示，从事农业生产与从事二、三产业的从经济收益上相差7至8倍。如果能够把农村富余劳动力加快分离到二、三产业之中，近郊村的经济增长幅度和城市建设进程将进一步加快。

三、加快推进近郊村城市化建设的建议

农村城市化建设，是指随着城市的扩张和农村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使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过渡的过程。具体衡量标准为：农村人口城市化，居住环境社区化，生产方式工业（二、三产）化，农民职业非农化，经济收入多元化。

1.以创新村政管理体制为重点实现利转民。创新现行的村政管理体制，是实现农村城市化发展的迫切需要。随着近郊村农业的逐年萎缩和二、三产业的逐年增加，以及城市化进程的逐步加快，原有的村政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需要了，要从过去以地管人向以钱管人的手段转变。4个村要通过村集体创办实业，建立独立法人，村集体控股、村民参股的股份制企业，把村集体和村民的利益紧紧地捆在一起，实行民主监督、集体管理、鱼水相依、互利互惠。

通过这种方式不仅使农民在失去土地后和农村向城市化过渡过程中实现充分再就业，也实现了对农民的有效管理。

2.以发展工业和与城市功能配套的三产项目为重点，实现农转非。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是实现农村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要通过大力招商引资，发展工业及农副产品深加工和服务城市的三产业。在优化产业结构的同时，形成规模化建设、产业化发展、集约化经营、市场化运作，实现农工贸、产加销多位一体的集群化发展模式，为农民创造出更多、更广泛的就业空间，尽最大可能把农村富余劳动力都转移到工业和多种经营产业中去，实现农民身份真正意义上的非农化和农民收入的多元化。

近年农业发展篇（5）

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表现在许多方面，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初步考察：

（一）几种主要农产品的商品量值的增长和商品率的提高

我国农业中，种植业占绝大的比重，种植业中主要是粮棉油料等的生产。所以粮棉油等几种主要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基本上可以反映出我国农业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根据徐新吾和吴承明同志的研究，粮、棉、大豆、烟叶、茶叶、柞蚕茧、桑蚕茧、土丝等几种主要农产品的商品值，1840年为24，987．2万元，1894年为78，574.9万元，1919年为217，171.9万元，1936年为450，000万元。这几种主要农产品的商品值从1840—1894年增加了近2倍，约合年率1.5％，若按不变价格计算，则增加76．6％，从1894—1919年增加了1．76倍，年率接近5％，若按1894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增加143.4％。从1919—1936年增加了1．07倍，约略保持年率5％的速度。

1936年，几种主要农产品的商品率约为29.7％。

1952年，社会农副产品的收购总额为140．8亿元，当年农业总产值为461亿元，其商品率为30．5％。

从上面的数字看，1952年农副产品的商品率和1936年几种主要农产品的商品率基本相同。但实际上是降低了。因为1952年农副产品的收购范围不仅包括粮棉等几种主要农产品，而是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全部产品。林、牧、副、渔的产品的自给部分较小，而出售的部分比较大。

为了排除物价的干扰，我们还可以粮食、棉花等农产品的商品量在其产量中所占比重的变化来加以观察。据吴承明同志估计，“我国粮食的商品率1840年约为10％，1895年约为16％，1920年约为22％，1938年不到30％”，（吴承明：《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52年我国粮食的商品率约为20．3％，若减去返销农村的部分，　则为17．2％。

我国棉花的商品率，据徐新吾等同志文稿中的资料计算，1840年约为27％，1894年约为38％，1920年约为42％，1936年约为51％。据国家统计局数字计算，1952年我国棉花的产量为130．4万吨，收购量为108．7万吨，商品率为83％。

总之，从1840年—1936年的近百年间，我国农产品的商品量和商品值，一般都是在增加着的，虽然各个阶段的增长速度有所不同。

（二）农产专门化区域的形成

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还表现在农业生产的专门化上，即表现在一些区域专门生产一种市场生产品，另一些区域又专门生产另一种市场生产品，并且农业的其它方面也都适应于这种主要的生产品。

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十九世纪末年以后，我国农产商品化的过程加速了。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全国不少地方已形成了许多新的农业生产的专门化区域。如东北是生产大豆的主要区域，河北、江苏、湖南和湖北等地已成为棉花生产的中心；江浙、广东等地是蚕丝的生产中心；山东、河南等地是烟草和花生的集中产区；内蒙等地是盛产皮毛的畜牧区域等等。

这些新的专门化农业区域已不象过去那样完全是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所造成的，它主要是由国内外经济的发展所促成的。这表现在：1．它与新式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如东北原是人烟稀少的荒僻之地，后来由于中东铁路的兴建而变成了一个粮食生产基地，其大豆远销国内外。2．它与近代工业的发展息息相关。江苏、河北等地棉花商品生产的发展与上海、天津、武汉等大城市棉纺织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其它如蚕丝、烟草、花生、畜牧业商品生产的发展也都与丝织、卷烟、榨油、毛纺织业所需原料的日益增长有关。3．它与城市工商业人口增加有关。一些商品粮生产和贸易中心就是受城市工商业人口增长的刺激而发展起来的。4．它与外国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以及对外贸易的发展有关。如日本对东北大豆的掠夺，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对烟叶、棉花等的掠夺，往往促进这些农作物的畸形发展，形成一些专门化区域。对外贸易的发展，世界市场对某些农产品需要的增加，也会促进某些农作物商品化的发展，使之出现一些专门化农业区域。

这些专门化农业区域的出现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同时它又是农业商品生产发展的一个动力。这种专门化农业区域的形成，“不仅引起农产品与工业品间的交换，并且引起各种不同的农产品之间的交换”（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0页）。

我国近代农业专门化虽有发展，但程度不高。首先，从地区上看，其分布是很不普遍、很不平衡的。它主要集中在沿江、沿海等一些交通比较发达的区域。其次，从农作物上看，主要是大豆等几种农产品商品化程度较高，而粮食作物商品化程度则很低。再次，这些区域内仍是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它们受到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受到封建的买办的商业高利贷网以及帝国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并没有很大的发展。

（三）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比例的变化

粮食作物的商品率一般是比较低的，经济作物的商品率是比较高的，因此，这两类作物种植面积的比例变化也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指标。

据北洋政府农商部编的《第四次农商统计表》中的资料，1914年时，粮食作物面积占各种作物总面积的88.9％，油料作物面积占8．8％，棉花面积占1．9％，烟叶面积占0.4％。

根据《中华民国统计提要》中有关资料计算，1937年，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河南、陕西、甘肃、青海、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宁夏等15省粮食作物面积占作物总面积的83％，油料作物面积占13％，棉花面积占3％，烟叶面积占1％；1946年，粮食作物面积占作物总面积81％，油料作物面积占15％，棉花面积占3％，烟叶面积占1％。由此可见，从1914—1938年间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比重稍有减少，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比重略微增加，从1937—1946年情况基本仍如此。这说明，二十世纪前半期，我国农村商品生产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粮食作物面积占耕地总面积最高达89％，最低也为81％，即始终占80％以上，其它各类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占耕地总面积，一直没有超过20％。这又反映出我国农村商品生产不够发达。

（四）农村各阶层对市场依赖程度的加深

农村各阶层与市场的关系也是衡量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一个指标。

首先，货币在农民经济收支中已占有相当的比重。据有人调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安徽等七省十七处2，866田场支出中，现金部分占47.6％，田场收入中，现金部分占58．1％。其次，各类农户的生活用品都有相当一部分要购诸市场。据调查，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安徽等六省十三处农户生活费用中购买部分占34.1％，绥远一些地方农民生活费用中购买部分占54．7％。由此可见，农民对市场的依赖程度已经较深。这反映出，我国农村商品货币经济已有相当的发展。

不同地区的不同类型的农户与市场的关系不尽相同，甚至有很大差别。

1．除东北以及沿海地区外，许多交通不便的地区的农民与市场的关系不那么密切。如：四川峨嵋山一带田场，货币支出仅占全部支出的31．29％，货币收入也仅占全部收入的39．03％。

2．各类不同农户对市场的依赖程度也不相同。如黑龙江流域，耕作面积在15垧以下的农户，每垧出售的农作物占全数的56．9％，购买的饮食费占其饮食品总值的58．7％。耕作面积在15—30垧的农户，每垧出售的农作物占全部的55．5％，购买的饮食费占其饮食品总值的16．4％。耕作面积在30—75垧的农户，出售部分占58.2％，购买部分占15．2％。耕作面积在75垧以上的农户，出售部分占61．9％，购买部分占6.4％。一般说来，低类和高类农户的农产商品化程度是比中间类农户高些。

3．总的来说，我国农民经济的商品性是比较低的。孙晓村在《中国农产商品化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引用马札亚尔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中的话说：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农村中农民经济的商品性，在任何地方都不低于百分之四十，即是说，农民出卖自己的生产物不少于百分之四十，并且在市场帮助之下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也不少于百分之四十。”这说明，农民经济的商品化程度还不到50％，农民经济生活基本上仍保持着半自给状态。

（五）我国城乡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的变化

列宁说：“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表示日益众多的人口之与农业分离，即表示工业人口之由于农业人口减少而增加”（《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1页）。我国城乡人口比重的变化也是测量我国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一个标准。据徐新吾同志估计，我国农村人口占城乡人口的比重，1840年为95％，1894年为92％，1920年为90％，1936年为88％。

1949年全国人口54，167万，其中乡村人口48，402万，占89．4％：1952年乡村人口占87．5％。

总之，我国近代乡村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重是不断减少的，即1840—1952年，从95％减少到87．5％；而市镇人口的增加比乡村人口和全国总人口的增加则快些，即从2，000万增加到7，183万，增加了258．2％，而全国人口从40，000万增加到57，482万，增加43．7％，乡村人口从38，000万增加到50，319万，增加了32．4％。这说明，从1840年后的百余年间，我国市镇总人口是不断增加的。它是我国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反映。但在1936—1949年间，我国市镇人口从5，400万增长到5，765万，仅增加了365万，即增加6．8％。而乡村人口则从39，600万增长到48，402万，增加了8，802万，即增加22．2％。这个时期我国城市人口增长较慢，从而使其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重有所下降的事实，反映出这个时期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迟滞。我国市镇人口虽由乡村人口之相对减少而增加，但我国市镇人口所占的比重仍是很小的，如1925年世界城市人口约为4.05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1%，而我国1920年市镇总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0%；1950年世界城市人口约为7.24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9%，而我国市镇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2.5%。这又反映出我国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是比较缓慢的，其程度也是不高的。

综上所述，无论从主要农产品的商品率、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比重、农村各阶层对市场的依赖程度以及城乡人口的比重来看，自1840—1952年的百余年间，我国农村的商品经济是在发展着的，其趋势大致如下：从1840 —1894年，发展缓慢；从1894—1936年，发展较快；从1936-1952年基本上没有什么进展。我国农产商品化的程度也有所提高。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3页）。但是我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还是比较低的，农村经济生活在许多方面仍保持着半自然经济的状态。

二、关于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原因

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是有所发展的，但它又很不发达，其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我国近代农村生产力水平很低，且有衰落之势，整个农业生产不发展，商品生产和交换也就不可能有长期稳定的发展。在我国耕地少、产量低的情况下，我国近代粮食总产量始终徘徊在两千多亿斤左右，这些粮食大部分被农村人口消费掉了，运销城镇的真正商品粮占的比重很小。由于我国的交通阻塞，运输不便，对外贸易又处于不利地位，广大农民不易通过外贸和内贸取得自己所需要的粮食，所以他们极力发展粮食的自给生产，有时为了保证粮食的自给，甚至不惜放弃经济效益较高的经济作物的种植。因此，我国近代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在总耕地面积中所占的比重始终不超过20%，而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一直占80%以上。我国粮食的商品率既没有很大提高，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又不可能有很大增长，这是我国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程度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我国近代交通通讯事业不发达以及频繁的侵略反侵略的战争和国内战争都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严重影响。商业的发展，是把治安与交通作为它的外在条件，把交通媒介的确定，交换对象的增殖，作为它的内在条件。这就是说，统一和平的环境，交通的改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相反，战争和动乱则有碍于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中国古代是这样，近代也是如此。如前所述，抗日战争前农村商品经济发展较快，而抗战爆发后直到全国解放这段时期则较慢，就是明显的例证。在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环境中，农村商品经济之所以不能发展，是因为战争的参加者都必须首先保证粮棉的供给，因此都极力发展粮棉的自给生产，相对缩小其商品生产部分。抗日战争时期，广大抗日根据地是强调生产自给的，机关工作人员甚至部队都要尽可能自力更生，力求生产自给。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粮食、棉花等的供给也是最迫切的任务，因此，在日本统治下的沦陷区也不得不实行粮食的配给制，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所谓大后方，也实行什么经济统制政策。生产中的自给、流通中的统制和分配中的配给政策和制度，虽然其性质各不相同，但它们都从各个不同的方面限制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战时交通阻塞，货币金融制度不统一，这更加阻碍商品的流转，并进而影响商品生产。

再次，中国农产品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市场旋涡之中，一方面使适应外资需要的某些农产商品畸形发展，另一方面，许多农产商品因受到世界市场的竞争而衰落。中国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小商品生产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被动的地位，其前途是暗淡的。中国国内因为交通不便、政治不统一、帝国主义的划分势力范围政策的影响，而没有形成完整的统一的民族市场。中国因为工业不发达，城镇人口增加有限，所以城镇对工业品原料和商品粮的需求有限，广大农民因受帝、官、封的压迫剥削而十分贫困，购买力萎缩，许多农民为了交纳赋税、还债、购买其它必须品而不得不干新粮下来时忍痛将其出卖，然后又于青黄不接时借钱到市场上高价购粮。显然，农民的这种购买力是一种虚假的购买力，不可能促进农产品的扩大。

最后，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分工不发展，在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制的阻碍。中国近代农村经济中，耕织结合、纺织结合、农牧结合、生产和运输结合，纺织、畜牧、运输等都还没有从农业中独立出来，没有专业化，没有形成大量的专业户。在农民自耕自织、自养猪、自运输的情况下，社会分工不发达，商品经济也就不可能发展起来。

总之，我国近代农村的商品生产是在农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不发达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这是一种“饥饿的商品生产”；商品流通是在市场购买力萎缩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这是一种虚假的商品流通。这种缺乏基础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显然不可能有高度的正常的发展。

三、关于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的性质

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的性质如何，这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在二、三十年代一些人首先夸大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然后又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等同起来，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在三十年代又有人夸大中国农村经济商品化的程度，认为中国已是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即在农村也不能不随着这个资本的势力所达到的地方，顺应外来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之整个的体系而改变它旧有的经济结构”，即农村经济也已资本主义化了。

这些人都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完全等同起来，他们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就是资本主义化的程度。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因而是错误的。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系。我们承认，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鸦片战争后，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加速发展，为中国资本主义（包括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前提。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段时间内，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比较快的，伴随着这种发展，不仅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和手工业发生和发展了，而且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发展了。自抗日战争发生直至全国解放这段时期内，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停滞和衰退，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呈现出衰落的趋势。这充分反映出农村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联系。但是，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又是不同的，把资本主义经济和商品经济混同，从而夸大中国近代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错误在于，把小商品生产误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诚然，小商品生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但小商品生产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事实上，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生产主要是小商品生产，而不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如前所述，我国近代粮食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主要是由于农民小生产者为了买粗粮而卖细粮的粮食品种调剂和为了交纳租税、偿还债务而于收获之后贱价出卖，然后再于青黄不接之时到市场上高价购买粮食所促成的。农民小生产者为买而卖的这种商品生产，显然是小商品生产。这种商品生产的发展，不是中国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表现，而是农民小商品生产者逐步走向饥饿贫困破产深渊的表现。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增加，是我国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的又一个主要表现，但其中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即有些经济作物的种植在农民小生产的经营中反比在富农、地主的较大经营中普遍些。例如“在陕西、四川、云南等省的鸦片区域，农民经营的规模愈小，这种鸦片的成份倒愈大，原因是鸦片税额太重，贫农兼种粮食，必致更无力量纳税，反之，较富的农民，却能划出一部分农田种植自给的粮食”（陶直夫：《中国农村现阶段性质之研究》，转引自《中国农村经济论》第200页）。在山东的烟草种植业中也有这种情形。凡此种种都表明，中国近代农村小商品生产占显然的优势，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所占的比重是很小的。

近年农业发展篇（6）

(一)近郊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尚未突显。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逐渐由劳动型转向休闲型，对观光旅游的需求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公园绿地休闲活动空间与设备不足，人们对休闲游憩的需求增加，加上道路交通的改善，公共运输及私人车辆的普遍化，都为近郊农村的多样化发展提供了可能。但是目前实际上，近郊农村的发展正处在不被认可的瓶颈期。以安徽省的岭脚村为例，此处游客多是为了黄山景区的游览，但它处在黄山市旅游区的边缘地带，发展不受重视，虽然村内有多处人文景观、自然景观，风景优美宜人，有着发展近郊农业、旅游业的先天优势，但目前处于尚未开发的状态，当地村民对其发展心有余而力不足。

(二)近郊农村的发展尚缺乏科学有效的政府管理组织和管理方法。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当休闲娱乐越来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时，政府就必须承担相关的责任。因此，提供形式多样、内容健康的休闲机会是很重要的。目前，我国大多数近郊农村产业都是在自发状态下发起来，普遍存在认识不清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缺乏科学合理规划、政府宏观调控与指导不力、不全面考虑可进入性和可持续发展;盲目开发、活动内容单调，游客逗留时间短，消费不足;卫生状况不容乐观，城市居民容易产生反感心理。黄山市的整体规划中以发展旅游业为主，很多近郊农村在建设生态旅游、休闲项目，各地的农家乐也纷纷建起。但是在组织中缺乏整齐划一的指导方针，建设方向参差不齐，建设步伐也前后不一，各地独成一派，功能重复、景观特色缺乏，更有很多人文类景观被忽视的现象。

(三)近郊农村产品的品牌化意识不强。在全球化背景下，品牌在市场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产品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品牌的竞争。消费者对某种产品的认可、依赖，也往往表现为对该品牌的认可和依赖。而在当前近郊农产业的发展中，“自由化”无疑是最大的特点，产业方向、理念、管理组织，乃至实施都是自由化的，毫无“品牌”可言，散乱状态下的中国近郊农村亟需整体化的先进“品牌理念”。无疑，“黄山”已成为黄山市的一张名片，而且已形成了充分的名牌效力。但是对于岭脚村而言，八百岁的红豆杉、古色古香的千年古道等多处标志性景观仍未作为品牌被重视起来。就算是在村民的有意识认识下，千年古道已作为标志开始宣传，但是投入力度尚显不足，仅限在岭脚村周边。

(四)近郊农村的休闲文化理念发掘不够。农业是一种文化，农村饮食、穿着打扮、节庆、婚嫁、房舍建筑、民歌民谣、古传工艺等乡土文化的差异对都市居民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据有关资料调查表明，在发达国家休闲农业是一种较高层次的、稳定性较强的主要休闲方式之一，其最稳定的客源主体是受教育水平较高，经济条件也比较好的人，也有远离农村生活缺少生活体验的在校学生。从市场需求的角度看，这些市场都是应该开发的市场，其中以学生和老年市场为主。但是就目前中国市场来说，休闲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却仍旧存在了解不深入、开发不彻底的状况。榆村乡的休闲农业有榆村等成功的范例，但也有岭脚村等想发展却投入资金不足、技术不到位、规划不完整的问题。本村村民在自身的资源方面就存在认识不清、发掘不足的现象，尤其对“休闲”的理念模糊不清。

二、近郊农村产业发展的建议

(一)正确选择产业模式。对于城郊农村来说，选择恰当的产业模式就等同于迈出了现代化的第一步。而现代化对于农村人则是致富的前奏，是对党的“共同富裕”的号召的响应。在城市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反而更向往一种返璞归真的自然状态，所以各种农家乐、体验式农业应运而生。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农村产业进行了“深加工”。榆村以近郊旅游、休闲农业为主打，发展起了休闲、体验的整体规划园，建筑风格以徽派建筑为主，建成了大量人文、自然景观。在农业方面正在种植大型的果园以供游客体验采摘乐趣，岭脚村的发展却显得有些粗糙，开发步骤过于缓慢。

近年农业发展篇（7）

[作者简介]　朱理峰，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吉林四平136000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1)08-0126-03

晚清时期，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发展的桎梏。在西方经济的冲击下，中国社会经济危机愈来愈重。为挽救民族危机，争取生存发展，一批先进的中国人提出了发展工商，走富国强兵之路的主张。一股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重农思潮开始兴起。

一、重农思潮兴起的历史背景

(一)　土地数量与人口迅速增长的矛盾日益突出。中国进入近代之初，全国耕地面积约15亿亩，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全国耕地面积没有多大增加，而近代的人口却增长很快，从乾隆十八年(1753)年的1亿多，到咸丰元年(1851)年增至4亿。人口数量成倍的增长，使本来就存在的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尖锐。同时，水利长期失修，水土流失严重，森林滥伐等，使原有耕地质量普遍下降，土地单位面积产量减少。农业劳动力数量的相对过剩和耕地不足且质量下降，使中国传统农业丧失了其发展的潜力，急需变革。

(二)　农业生产工具落后，种植方法陈旧，农作物产量低下。近代中国社会，全国广大农村所使用的农业生产工具，以犁、锄、镢、钯、镰为主，“所用齿钯、锄、犁等具，均甚笨拙，翻土既不能深，碾土又不能细；所用牛耕大车，蹇缓无力”。很多地区由于耕畜的缺乏，只能用人力代替畜力。农业生产工具、技术的落后，导致农作物产量低下。致使广大农民生活困苦不堪，有的甚至连勉强糊口的水平都达不到。农民的贫苦严重摧残了农业经济，影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三)　国际市场竞争能力的严重挑战。鸦片战争后，中国农业作为半殖民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被卷入国际市场，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此时，各西方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已相继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有了飞跃的发展。而中国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却停滞不前，在中外贸易关系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丝茶是我国对外贸易中的主要输出物资，据统计，1867年丝茶占中国商品出口总值的82.59％，1873年87.17％。由于印度、锡兰、日本茶的竞争，日、意、法等国丝的竞争到了1893年，中国丝茶出口额下降到48.31％。与此同时，中国的甜菜、糖、华棉等曾在国际上颇有竞争力的商品，也“有一落千丈之势”。主要产棉国美国、印度、埃及皆为华棉劲敌。中国农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是中国科学技术和农业经营方式落后。当时的《申报》就曾指出，中国出口丝茶日减，“皆因外洋亦讲求种桑育蚕，采茶培炒之法，且有胜于中国者”。盛宜怀也认为外国制茶“悉用机器制造，价本既轻”，“中国产茶业户，则蹈常袭故，于种植、烘制各法未肯讲求”。显然，要使中国农业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仿效西法，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经验，对中国传统农业进行彻底的改良。

二、重农思潮的兴起和主要实践活动

(一)　重农思潮的兴起。近代中国是屈辱的百年。昔日的“天朝上国”在列强的船坚利炮之下威信扫地、颜面无存。如何摆脱侵略、富强国家就成了先进人物思考的主要问题。中国近代有识之士认识到要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必须建立市场化的新型现代化农业，从而掀起了一股较浓厚的近代重农思潮。

鸦片战争前后，在传统农本思想自我认识和改造中，近代重农思想萌生滥觞。魏源初步提出了以发展工商业为导向的重农思想。冯桂芬进一步改造了传统农本思想，他所重视的已经不是自然经济条件下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而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型农业。这种主张不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且表明近代的重农思想已经开始萌芽。以王韬等为代表的有识之士主张改造传统农业要吸收西方农业文明的合理成分来为我所用，强调“农事日盛”“皆非崇尚不为功”。这标志着近代重农思潮在西方农业思想的冲击下开始兴起。

甲午战争失败的沉痛教训使梁启超从中认识到，农业是其他产业发展的基础。他在为《农学报》作序的时候说：“劝商固之急图也，然闻之万国商务赢绌之率，则恒视出口土货之多寡为差，工艺不兴，而欲讲商务，土产不盛而欲振工艺，是犹割弃臂胫而养指趾，虽有圣药，虽有胜药，终必溃裂。”他还批判片面仿效西方国家一味强调商业而轻视农业生产的错误思想，指出西方国家在大力发展商业的同时仍将农业作为根本产业，“论者每谓西人重商而贱农，非也”，“西人富民之道，仍以农畜牧为本”。因此，他极力主张采用西方先进的农业科技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张謇等人也指出农业的基础作用。

由于众多有识之士的认识和呼吁，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也引起了统治者的注意，要求重视和大力发展近代农业成为一项政府的经济政策。1898年总理衙门两次颁布上谕昭告天下，宣称“农务为富国要本，极宜振兴”，并且各地要“切实兴办，不得空言”，并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这些使重农兴农成为当时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二)　重农思潮的主要实践活动。重农思潮的倡导者和力行者顺应潮流，对农业改良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案和举措，其主要表现有：

第一，提倡重农教育，开设农务学堂等普及大众近代农业知识。清朝末年，在政府的倡导下，新式农业学校以较快的速度发展起来。到1909年，设有高等农业学堂5所，学生530人；中等农业学堂31所，学生3226人，初等农业学堂有59所，学生计2272人。截至1911年，全国开办的各类农业学校和设有农科的实业学校达112所左右。这些农校大多聘请外籍教师，或中国留学生任教。所开设课程都是与农业有关的近代自然科学课程。农业学堂的开设，有利于农业专门人材的培养，有力地促进了传统农业向近代新式农业的转化。

第二，振兴农务，通过设立农会，办农报来讲求农政。1896～1897年，张謇先后撰写了《农会议》《农工商标本急策》等文，建议政府设立农会，广刊农报，振兴农务，推广商力，实行“听民自便，官为维护”的政策，其目的是为了农情的互通及农业改良的统一筹划。1897―1898年间，他又呈递了《请兴农会奏》等数折，再次呼吁各省效仿英美等国广立农会，或者开办公司，或者筹集官款，兴办和推广农政。1896年春，罗振玉等人在上海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探讨农业的民间组织――农务会，随后又开设农报馆，聘请外人翻译欧美、日本的近代农报农书来传播外国的农业知识。全国各地农会、农务总会等纷纷成立，其在传播新的生产方式、技术、

信息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倡行科技兴农，通过派遣留学生，聘请外国农教习，广译西方农书来振兴农业。陈炽在《庸书•农政》中指出，“农事有书，植物有学，进更化分土质，审别精粗，故能百产蕃昌，亩收十倍”。他主张吸取中西农学中的精华，合而为一。1901年7月，张之洞、刘坤一在上奏中指出，必须大量翻译西方农书，加强中外农学间的沟通，使民众知晓“物性土宜之利弊，推广肥料之新法”。并针对读书人所形成的“不为功名不读书”的传统心理因素，建议政府采取“习农授官”的方法，给予愿赴日本农务学堂习农者，视其学业等差，分别奖给不同的官职，愿意赴欧美国家的，奖励更为优厚。可见，此时国人在农业方面观念已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向西方寻求发展中国农业的方法和道路的积极性更加增强。

三、晚清重农思潮的评价

晚清重农思潮的核心内容是改良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使中国农业早日走向近代化。

(一)　晚清重农思想与传统的农本思想不同。近代重农思想绝对不是对历史上重农抑商之故辙的复归，而是新形势下，参照西方经济体系对农业基础地位重新认识的产物。近代中国社会积贫积弱，特别是19世纪中后期，西方商品充斥国内市场，使本来就很脆弱的国民经济受到巨大的冲击。战败的巨额赔款，土地贫瘠程度的加剧，频发的自然灾害，农业产业的递减，农民的生存都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忧国忧民之士在探讨如何解决中国社会的危机时，提出了工战商战的思想，但实践证明没有农业的根基支持，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失败，所以他们提出了发展农业的重农思想。这种重农思想与传统重农思想的区别在于，“传统农本思想重视的是封建性质的农业，维护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封建农业生产关系；近代重农思想则注重发展资本主义农业，力图在农业中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借以促进中国农业产生实质性的飞跃，转变为近代农业”。

近年农业发展篇（8）

开封是一座历史悠久、底蕴丰厚的古都，但是步入近代它的发展却不尽人意，城市地位降低，经济发展缓慢。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加之整理的史料，对近代开封农业、商业的发展进行考察，分析其发展的制约因素，希望为故乡日后的经济发展提供借鉴。

一、开封经济近代化发展的背景

开封位于豫东平原，经济近代化的发展是在近代河南经济转型的背景下进行的，受近代河南经济发展的影响。

19世纪末以前，河南地处中原腹地，缺少近代交通条件，远离通商口岸，受近代资本主义冲击很小，人口在当时已达到三千三百多万，小麦产量占全国小麦总产的14%。但粮食产量只占全国粮食总产的3%，人口过多，加之过快的人口增长速度使得粮食人均拥有量少，粮食商品率很低。商业发展方面，河南当时资本主义成份微弱，商品交换极其不发达，对金融业务的需求也相对较少，造成当时总行设在开封的银行只有河南农工银行一家，资本额少。另外，由于远离通商口岸，直到1930年河南开放的商埠只有郑州一处。

开封邻近黄河，耕地面积大，气候适宜，千里平原，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经济的发展与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发展、破坏、重振中循环往复。北宋时的开封人口超过百万，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兼具着政治中心、经济中心两大职能，《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所描述的就是当时的盛况，令人神往。明朝时期，开封是河南省会，是文人雅士汇聚之所，商铺、餐饮、旅店业发达，品种全、档次多，适宜不同消费层次的需要。明末，开封城毁于黄河水患。清中叶开封商业开始迅速发展，各地商帮在开封建立众多会馆，比如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山陕甘会馆。朱仙镇也在清代成为全国著名的四大商镇之一，是河运的必经之地，“食货富于南而输于北”，粮食、烟草是朱仙镇商业经营的大宗商品，典当业、手工业是其商业的重要组成部门。明末清初建立的景文洲汴绸庄，在乾隆时期发展最为鼎盛，织机99张，雇工200多人，分号5个，民营手工业得到发展。

二、近代开封农业的发展

无论是传统经济时期还是近代社会经济转型的时期，农业问题在中国始终占有重要位置。近代，开封的农业是在缓慢发展的。1908年7月，河南商务农工局在开封禹王台附近设农事试验场，由官钱局按月供银3600两。1924年，开封油料作物以花生为主，为求商品化盈利，他们排挤高粱、小麦、大豆的种植，陈留地区花生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50%，1920年这一数据还仅仅是20%。据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记载，1921年―1925年，开封农产品出售部分占32.8%，家庭自用占67.2%，其中商品化程度最高的是油料芝麻，占92.7%，最低的是大豆，仅占13.7%。由此可见，开封农产品商品化程度不高，且各作物的商品化程度严重不均。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农政机关明显增多，职责细化，河南建设厅下设具有科研性质的农业机构。1929年，在各市设立7所农林实验场，其中1所就设立在开封尉氏；1931年，将开封尉氏农林实验场改组为专门试验场，改名为开封园艺试验场，各试验场职责包括调查、试验、推广三部分；1932年12月，又将各农事试验场和林务局合并，进行农业科研。为推动河南省棉业的发展，1935年4月，在开封添设河南省棉业改进所，并于同年5月将位于郑州的棉业指导所总部迁至开封，设在河南大学农学院。1935年8月，河南省共建立农村合作社1283所，股金21.04万元；1936年，合作社达到1684所，其中信用社362所。各级农政机关的设立，旨在改良和推广农业技术，同时通过设立农村信用合作社，解决农村及农业资本不足的问题，种植结构开始向农工商业转变，推动了开封的农业由传统向近现代的转型。

在这一时期，农具也进行了一定的改造，开封县农业推广所在旧式耕犁上增加新式犁盘，在旧式播种器上增加播轮，方便耕地深浅粗细一致，丢种疏密一致。不足的是，这些农具的改造，仅在农业试验场使用，并没有在农民耕作中普及，肥料的使用仍旧是农家肥为主，化学肥料不普遍，传统农业的技术变革并不突出。

三、近代开封商业的发展

自古以来，开封就是“出入大贾小商之地”，是政治、商业活动中心。清末民初，开封的商户多集中在城中，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专营商品，如北书店街多书籍、笔墨纸砚，西大街多绸缎布匹等。近代开封，随着交通方式、城市布局的演变，形成了四大商圈。其一为开封南关。1906年4月19日，开封火车站战线与汴洛铁道正线接轨，4月26日的竣工通车，加之1907年2月开封火车站转车场的建成，开封南关逐渐开辟为商埠。其二为马道街。1913年10月，开封修复马道街路面，并安装了电灯，吸引大批商户迁入，马道街由此逐渐发展成繁华的商业区。正大林茶庄、张麻子剪刀店、谦信洋行的相继开业，及外埠商号上海正兴长布店的迁入，进一步繁荣了马道街商圈。其三为相国寺市场。相国寺市场从北宋开始就已有雏形，正如《东京梦华录》中的记载，“相国寺内万姓交易”，1927年冯玉祥改相国寺市场为中山市场，将寺内配殿、钟楼等租赁给商民经营，商业摊点云集，是各种京广杂货批发、零售的主要集中地，汇集了开封各色风味小吃。其四为模范商场。1928年，冯玉祥下令没收开封南土街“桐茂典”当铺，改建为“国货商场”，后改为模范商场，整个商场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四角各有角门，主要经营时货、布匹居多，基本是零售业务。同时，场内还设有“华光影剧院”，已具备了现代商场的雏形。

在开封四大商业圈的发展历程中，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洋货入侵的冲击、军阀混战中的搜刮，不少商户因此或负债累累，或倒闭歇业，商民及社会各界曾进行多次抵制运动。据《开封市志》记载，1905年，开展抵制美货运动。1912年2月21日，开封商界组织抵制外货，振兴国货。1919年9月21日，在马道街丰乐园成立河南国货维持会，制定具体国货维持简章，包括：车站设立检查处、扣留日货、从重处罚销售日货的商户等。时至今日，随着现代商业的发展，开元广场、中山路商业街、大商集团等商业圈的冲击，开封马道街、相国寺市场仍旧汇集众多商贩，以平价、批发吸引着南来北往的商户，不改昔日的繁荣景象。

近代开封商业各行业的发展，以贩卖业为主，生活供应业次之，随后是金融保险业。贩卖业中，又以饭食品类占多数。1935年，对开封城各业商号数量进行统计，共计6856户，贩卖业5447户，其中单是饭食品就有1527户，约占商号总数的22.3%，可见，开封餐饮业在近代是快速发展的，1926年创建的第一楼包子馆、“五福”食品店等一大批老字号驰名中外。金融保险业140户，约占商号总数的2.1%，与同期省内各地市相比，发展比较充分，官办资本在金融业中有绝对的控制权，近代金融业转型痕迹较为明显。据统计，1933年，开封各银行现金共计约2090444.70元，存款共计6307756.59元，放款共计3460767.66元。

综上，作为反动统治的政治中心，附近农产品及商品的集散地，近代开封商业表面上是繁荣的，实际上却备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及反动统治的剥削。近代开封的商业虽有发展，但失去了交通枢纽战略地位的开封，其商业仍旧是落后的。规模小，资金少，主要集中在市内商业贸易方面，对外贸易交流不发达，与省内其他新兴的交通便利城市相比，发展甚是缓慢。

四、近代开封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作为消费型城市的开封，在近代，封建经济不断消沉，新型资本主义经济却因其发展缓慢，不足以推动整座城市的经济发展。总结其近展的特点，我们不难发现，影响近代开封经济的制约因素有以下几点。

其一，人口增长过快，制约开封经济的发展。据《开封简志》记载，1907年，开封人口为15万人，《河南统计月报》载，1925年，开封人口226758人，1936年为307071，仅十年间就增加了80000余人，1937年人口达到327949人。虽说开封位于黄河的冲积扇上，河道四通八达，物产丰富，棉花、花生、小麦种植丰富，但逃脱不了农业自给自足为主的状况，农产品大多被消耗掉了，商品化程度并不高。因而，人口增长因素不是开封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但一定是其制约因素之一。

其二，自然环境破坏的加剧，黄河水患的不断威胁。自金以后，开封自然环境的破坏日益加剧。1910年地理学家张相文游开封时感叹“白气茫茫，遥望之无异沙漠”；1923年，康有为登龙亭时题词“东京梦华销尽，徒叹城郭犹是，人民已非”。与此同时，黄河对开封的威胁并未缓解，1921年夏季的大雨，豫东数十县积潦为患，1922年春夏着手修浚从开封陈留向太平岗疏入下游；1938年6月军队更是扒开花园口，决黄河南泛入淮，开封的黄河干涸，惠济河断流。因而，开封的气候直接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生态的恶化又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

其三，失去交通枢纽，缺乏便利的对外贸易条件。1907年初，开封建设汴洛铁路，1914年改为陇海铁路至徐州，1930年又通至西安，这是开封对外交通的唯一铁路路线。1931年间修筑从开封至郑州、许昌、项城、菏泽、道口的公路，但是并不经常通车，朱仙镇的河运交通已然衰落，相比地处平汉、陇海铁路交点的郑州，开封交通区位优势不再，郑州成为农产品及外地工业品输入的转运中心，分流开封经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开封贸易的活力。

其四，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定。近代开封，本质上是一个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从清政府、北洋军阀、反动派的统治，开封经济繁荣的背后备受掠夺和剥削，近代开封的经济并不能获得正常的发展。开封位于中原，鲜有帝国主义的直接投资，因而殖民地经济特征并不明显，官僚资本在此时也忽略了开封及诸如此类的传统内陆城市。虽然在外国资本的影响下，修建了铁路等交通运输业，但帝国主义只是将其作为经济掠夺的手段，或是通过中国的统治阶级把开封作为销售商品和收购原料的据点，同时也是控制整个河南省的据点，并没有起到推动开封经济发展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1-48页.

[2]贾贵浩.河南近代农作物种植结构的调整与商品化发展.南都学坛，2005年第3期.

[3]黄正林.制度创新、技术变革与农业发展.史学月刊，2010年第5期.

近年农业发展篇（9）

一年来，洪洞县农机中心深入学习贯彻党的精神和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不断深化农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出绿色发展理念，加强农机化服务能力和基础设施建设，扎实推进主要农作物全程机械化生产，推动全县农机化全程、全面、高质、高效发展。

一、深入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的报告的灵魂和主线。学习贯彻党的精神，重中之重是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一）集中学习。每周二、五召集机关和乡镇中心站全体人员参加集中学习，发放专题学习笔记本，要求做到学习有记录、有心得。一年来,重点学习了党的报告及辅导读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十讲》、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新时代“三农”工作思想、乡村振兴战略等重要论述。

（二）通过干部教育在线、法宣在线、智慧党建等平台进行自学。引导干部职工利用业余时间持之以恒开展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活动，不断增强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高度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全体干部职工通过干部教育在线、法宣在线、智慧党建等平台，不断加强自学，重点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根据相关要求，完成必修科目学习，达到规定学时，并通过考试。

（三）创新学习方式，丰富学习内容。邀请市、县专家来农机中心进行授课辅导，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带头讲党课制度，系统讲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今年以来，党总支书记贾宏海围绕党的精神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了题为《红船精神的科学内涵和时代价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新时代合格党员》、《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开启新征程》的党课辅导。其他班子成员作了《学习贯彻党的精神》、《学习践行新党章——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践行者》、《遵从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等党课辅导。同时，我们建立了农机中心工作群、党员群、三支队伍群，实时推送党政要闻、法律法规、业务知识，丰富学习内容。

二、用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党的最重大的理论成果，就是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深刻领会、全面贯彻党的精神，重中之重就是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思想上的源头活水，自觉把这一理论成果作为“定盘星”“压舱石”“导航仪”，做到学思践悟、融会贯通、落地落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一）认真贯彻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在夏收工作中，坚持绿色生态导向，加快“机器换人”步伐，大力推广秸秆粉碎还田、打捆离田、精量播种、免耕播种等机械化作业技术，扩大绿色生产面积。特别是大力推行“机收—秸秆处理—机播”复式作业，防范焚烧秸秆现象发生，实现小麦秸秆还田、离田全覆盖，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在“三秋”工作中，大力组织开展玉米机收秸秆还田作业，出动玉米联合收割机500余台，机收还田面积达35万亩以上。推广应用玉米茎穗兼收技术，为实现秸秆离田、综合利用探索新的途径。

2018年8月28日，全市农机新技术（装备）现场培训会在我县召开。此次培训会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为广大农民提供了一次学习新技术、了解新装备的机会。演示现场，秸秆捡拾打捆机、玉米青贮收获机等节能环保类机具发挥主力示范作用，始终贯穿绿色发展主线。

（二）认真贯彻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做好农机安全生产，对于促进农机化安全发展，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洪洞县农机中心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责任感，通过加强源头管理、年度技术检验、安全生产宣传月、安全隐患大排查和专项整治、抓主要生产季节、关键环节安全等工作，确保农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2017年10月13日，全省农机事故应急处置演练现场会我县成功举办，全面检验和展示了我县农机安全生产成效。

2018年6月，洪洞县农业机械发展中心紧扣“生命至上，安全发展”活动主题，通过“进村、进合作社、进户、到农机作业一线”，全力开展安全生产月农机行活动。

2018年9月28日，为了宣传农机安全法律法规政策，进一步落实省市关于“放管服”改革的要求，我县成功举办了临汾市农机安全监理业务知识竞赛。通过这次竞赛，农机监理人员进一步提升业务本领，强化工作规范，争做行业标兵，为农机安全发展保驾护航。

(三)认真学习“三农”工作思想，扎实做好各项农机化工作，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强大的农机技术、装备支撑。

严格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农机购置补贴是国家强农惠农政策的重要载体，在提高农机化发展水平、优化装备结构、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等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洪洞县农机中心围绕提升产业、强农惠农的总体目标，严格执行国家、省、市有关规定，不断完善工作方案、优化操作方式、严肃工作纪律，确保了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高效精准实施。全县农机化水平稳步提升，实现了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目标。近三年来，共落实农机购置补贴资金3120万元，带动农民投入7800万元，扶持2600余户购置各类农业机械3700余台件。

精准实施农机化项目。一是认真开展农机深松整地作业补助。2017年完成作业面积6.4万亩，惠及12个乡（镇）73个村7000余户。2018年作业任务4万亩。目前，已完成3.75万亩。根据全县实际，严格制定了项目实施方案和验收办法，参加作业机械全部安装深松网络监控设备，实现了农机深松整地作业网络监控全覆盖。二是实施机械化免少耕播种作业补助试点项目。补助资金160万元，实施面积8万亩，在全县十个乡镇实施。目前，已完成7.2万亩。三是突出抓好新型职业农民（农机操作手）培训。按照“科教兴农、人才强农、新型职业农民固农”总体要求，通过精心组织，采取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形式，确保培训到位、学时保证、资金使用合理。2017年、2018年共完成培训任务160人次。

近年农业发展篇（10）

一年来，洪洞县农机中心深入学习贯彻党的精神和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不断深化农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出绿色发展理念，加强农机化服务能力和基础设施建设，扎实推进主要农作物全程机械化生产，推动全县农机化全程、全面、高质、高效发展。

一、深入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的报告的灵魂和主线。学习贯彻党的精神，重中之重是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一）集中学习。每周二、五召集机关和乡镇中心站全体人员参加集中学习，发放专题学习笔记本，要求做到学习有记录、有心得。一年来,重点学习了党的报告及辅导读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十讲》、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新时代“三农”工作思想、乡村振兴战略等重要论述。

（二）通过干部教育在线、法宣在线、智慧党建等平台进行自学。引导干部职工利用业余时间持之以恒开展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活动，不断增强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高度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全体干部职工通过干部教育在线、法宣在线、智慧党建等平台，不断加强自学，重点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根据相关要求，完成必修科目学习，达到规定学时，并通过考试。

（三）创新学习方式，丰富学习内容。邀请市、县专家来农机中心进行授课辅导，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带头讲党课制度，系统讲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今年以来，党总支书记贾宏海围绕党的精神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了题为《红船精神的科学内涵和时代价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新时代合格党员》、《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开启新征程》的党课辅导。其他班子成员作了《学习贯彻党的精神》、《学习践行新党章——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践行者》、《遵从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等党课辅导。同时，我们建立了农机中心工作群、党员群、三支队伍群，实时推送党政要闻、法律法规、业务知识，丰富学习内容。

二、用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党的最重大的理论成果，就是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深刻领会、全面贯彻党的精神，重中之重就是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思想上的源头活水，自觉把这一理论成果作为“定盘星”“压舱石”“导航仪”，做到学思践悟、融会贯通、落地落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一）认真贯彻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在夏收工作中，坚持绿色生态导向，加快“机器换人”步伐，大力推广秸秆粉碎还田、打捆离田、精量播种、免耕播种等机械化作业技术，扩大绿色生产面积。特别是大力推行“机收—秸秆处理—机播”复式作业，防范焚烧秸秆现象发生，实现小麦秸秆还田、离田全覆盖，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在“三秋”工作中，大力组织开展玉米机收秸秆还田作业，出动玉米联合收割机500余台，机收还田面积达35万亩以上。推广应用玉米茎穗兼收技术，为实现秸秆离田、综合利用探索新的途径。

2018年8月28日，全市农机新技术（装备）现场培训会在我县召开。此次培训会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为广大农民提供了一次学习新技术、了解新装备的机会。演示现场，秸秆捡拾打捆机、玉米青贮收获机等节能环保类机具发挥主力示范作用，始终贯穿绿色发展主线。

（二）认真贯彻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做好农机安全生产，对于促进农机化安全发展，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洪洞县农机中心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责任感，通过加强源头管理、年度技术检验、安全生产宣传月、安全隐患大排查和专项整治、抓主要生产季节、关键环节安全等工作，确保农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2017年10月13日，全省农机事故应急处置演练现场会我县成功举办，全面检验和展示了我县农机安全生产成效。

2018年6月，洪洞县农业机械发展中心紧扣“生命至上，安全发展”活动主题，通过“进村、进合作社、进户、到农机作业一线”，全力开展安全生产月农机行活动。

2018年9月28日，为了宣传农机安全法律法规政策，进一步落实省市关于“放管服”改革的要求，我县成功举办了临汾市农机安全监理业务知识竞赛。通过这次竞赛，农机监理人员进一步提升业务本领，强化工作规范，争做行业标兵，为农机安全发展保驾护航。

(三)认真学习“三农”工作思想，扎实做好各项农机化工作，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强大的农机技术、装备支撑。

严格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农机购置补贴是国家强农惠农政策的重要载体，在提高农机化发展水平、优化装备结构、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等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洪洞县农机中心围绕提升产业、强农惠农的总体目标，严格执行国家、省、市有关规定，不断完善工作方案、优化操作方式、严肃工作纪律，确保了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高效精准实施。全县农机化水平稳步提升，实现了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目标。近三年来，共落实农机购置补贴资金3120万元，带动农民投入7800万元，扶持2600余户购置各类农业机械3700余台件。

精准实施农机化项目。一是认真开展农机深松整地作业补助。2017年完成作业面积6.4万亩，惠及12个乡（镇）73个村7000余户。2018年作业任务4万亩。目前，已完成3.75万亩。根据全县实际，严格制定了项目实施方案和验收办法，参加作业机械全部安装深松网络监控设备，实现了农机深松整地作业网络监控全覆盖。二是实施机械化免少耕播种作业补助试点项目。补助资金160万元，实施面积8万亩，在全县十个乡镇实施。目前，已完成7.2万亩。三是突出抓好新型职业农民（农机操作手）培训。按照“科教兴农、人才强农、新型职业农民固农”总体要求，通过精心组织，采取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形式，确保培训到位、学时保证、资金使用合理。2017年、2018年共完成培训任务160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