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经济发展篇（1）

二、农村经济近年发展措施探讨――以乐白道街道办事处为例

（一）乐白道街道办事处基本情况简介

乐白道街道办事处位于云南省红河开远市，全处面积414.9平方公里。乐百道村下辖9个村民委员会、2个农村社区居民委员会、7个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96个自然村，121个村民小组。常住人口27518户共计78051人，全处在册耕地面积51693亩，人均耕地1.26亩。国道323、326线、滇越铁路从辖区内经过。

（二）乐白道村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近年来，我国农村综合改革的持续推进，在土地管理、农村集体经济、项目征用地、农民再就业等方面机制更加灵活，为乐白道街道办事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契机。乐白道街道办事处近年来经济获得了稳步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受到资源、环境、制度等因素的限制，还存在一定的困难与问题。

1.发展的有利优势。（1）在建设新型社区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乐白道街道办事处五年间开展了两次集中农转城工作，涉及45个自然村，转户29415人，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累计流转土地9505.166亩，以农房、林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等产权抵（质）押贷款3亿元，完成了5个村（居）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工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2）“美丽家园”建设为乐白道村发展提供了条件。五年来，辖区30个自然村先后被列为州、市“美丽家园”建设示范村，4616户农户参与“做特民居”项目，其中拆除重建1611户、改造提升3005户，累计兑现建房补助资金4405万元，为1758户农户协调贷款1.12亿元。投入3180万元实施示范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村庄美化亮化，人居环境大大改善，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一起享受到了发展的红利。（3）确立了正确的经济发展思路。结合乐白道街道办事处特点，确立了“种植、养殖、加工一体的山区半山区”的发展思路，带动农户增收。结合山区自然条件，种植万亩核桃示范基地、万亩杉树林，推广发展中草药产业，打造蜜桃、冬桃等优质特色水果产业。这种独特的发展模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2.存在的困难与问题。（1）面临管理转型问题。目前，乐白道街道办事处还处在村民向居民过渡的阶段，新型社区的管理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包括群众对新的就业、生活方式不够适应，“村民变市民”过程中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有待进一步转变等问题，在社区管理转型的过程中，还存在许多矛盾有待解决。（2）存在很多民生问题有待解决。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民生问题还面临严峻的考验。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再就业等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征地、拆迁等问题引发的矛盾还很突出，建立健全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机制等诸多问题还存在。（3）山区发展有待加强。乐白道街道办事处地处山区，发展受到地理环境限制：一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业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较弱。二经济来源单一，结构不尽合理，市场竞争能力不强；三是劳动者素质偏低。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制约了乐白道街道办事处的发展。

（三）乐白道街道办事处经济发展的对策探讨

1.做好村庄重点工作。（1）做好精准扶贫工作。针对目前乐白道街道办事处还有不少贫困户的问题，做好精准扶贫实施方案的部署，完善帮困脱贫方法，积极协调人员、项目、资金，督促指导贫困村、贫困户实施好扶贫项目，帮助加快脱贫步伐。（2）大力发展四项指标工作。四项指标工作指的是固定资产投资、招商引资、项目编制和向上争取资金这四项工作。通过招商引资有利于盘活乐白道街道办事处经济发展，引进发展资金，为项目提供帮扶，是推动乐白道街道办事处经济发展的重点途径。基于此，应当高度重视项目工作，继续推动四项指标工作做大做好。（3）积极做好维稳工作。在乐白道街道办事处发展的过程中，在征地、拆迁等的过程中，难免存在一定的不和谐因素，必须做好维稳工作，帮助群众疏通矛盾，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首先，应认真排查和梳理重大矛盾纠纷和不稳定因素，控制和减少越级上访、集体上访、重复上访，配合市级职能部门做好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与服务工作。其次，应做好重点群体和重点人员的稳控工作，开展全处基层安全联防队建设工作，定期开展联防队员轮训工作。

2.抓好农业生产建设。首先，通过改良品种、推广增产增效的实用技术来提高单产和品质，做好蔬菜产业合理分区。其次，做好市场调查研究和预测，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蔬菜种植区分为服务开远城市菜区和外销菜区。此外，打造优质特色水果产业。突出以甜脆蜜桃为特色的温带水果种植，进一步改善产品品质，不断扩大市场空间，逐步实现与乡村旅游和观光农业的成功对接。最后，实施好科技兴农工程，做好农业科技入户新技术推广工作以及各项试点示范工作。

3.夯实基础设施建设。首先，进一步改善农村道路通行条件，加快山区干线公路的升级改造，加快推进山区农村客运站建设，解决山区群众的出行安全问题。其次，加大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积极配合申报水利工程项目。此外，进一步做好有线电视网络修复改造工作，更换老化的有线电视干线和入户线，做好模拟信号转数字信号的各项移交工作。

4.有序推进社会事业。首先，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加快建设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进农村文化体育活动室建设工作，认真做好自然村“四位一体”阵地建设工作。开展好传统节日期间节日文化活动，组织社区、村委会举办群众文化体育活动，文艺联欢，广场文艺演出活动等。其次，进一步加强对低保、五保、孤儿、老年人、优抚对象等困难群体的管理，按时足额发放补助金。加大救灾救济资金投入力度，及时开展受灾群体救济工作。此外，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培训工作力度，为失地农民再就业创造更多岗位。举办失地农民再就业技能培训，做好劳务用工协调工作，做好新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组织、管理等工作，确保全面完成年度征缴目标任务。

近年经济发展篇（2）

进入“十五”时期以来，内蒙古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总量由全国的后列进入中列，在全国的位次明显提高。2000年，全区生产总值为1539.12亿元，位于全国第24位。西部第5位；人均生产总值仅为6502元，居于全国第16位，西部第2位。2009年，全区生产总值为9725.78亿元，较2000年增长531.91％，位于全国第15位，西部第1位，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由1.6％提高到2.58％。2000-2009年，内蒙古经济增长了2.66倍，年均增长17.6％，增速快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7.4个百分点。从2002年开始，内蒙古经济增长速度首次跃居全国第1位，此后8年，GDP增速蝉联全国之首。内蒙古以占全国1.8％的人口创造了全国2.58％的经济总量和3.85％的经济增量，经济综合竞争力明显提高。《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2007-2008)蓝皮书》显示，2007年内蒙古经济综合竞争力居全国第10位，西部第1位。其中产业经济竞争力、可持续发展竞争力、环境发展竞争力以及宏观经济竞争力等4项二级指标居全国前列。

在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内蒙古的资源拉动型、投资带动型等特色经济的发展在拉动全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中作用十分明显。

内蒙古抓住了国家进入工业化中期后对重化工业产品需求旺盛的机遇，以资源为基础，大力发展资源的延伸加工，能源、化工、冶金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到2009年，全区全部工业完成增加值4503.31亿元，较2002年增长685.51％。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4400.45亿元，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加值首次突破千亿元，达1028.7亿元，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23.38％。目前，内蒙古已成为全国大型煤炭基地、电力基地、重化工基地和绿色农畜产品基地。产业集中度提高明显，能源、化工、冶金、装备制造、高新技术与农畜产品加工这六大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内蒙古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90％以上。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09年实现利润653.17亿元，是2002年的17.52倍，年均增长76.7％，快于全国平均水平40个百分点以上。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非常明显。内蒙古是典型的投资驱动型经济，投资增长率连续多年高于经济增长率。2002-2009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27297.83亿元。2002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完成715.09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41.2％。到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7464.72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76.75％。从支出法核算的地区生产总值看，近几年投资(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稳定在70％以上。近年来内蒙古通过多元化的引资，不断加大固定资产投资的力度，“十一五”的前两年分别完成投资3300亿元、4400亿元，2008年完成了5600亿元，3年累计完成了投资13000亿元。2002-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由41.2％上升至76.75％，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由42.52％下降至29.36％。2009年，全区50万元以上项目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7380.57亿元。同比增长33.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55.31亿元，同比增长19.2％，增速低于同期固定资产投资14.6个百分点。

在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内蒙古经济运行质量也明显提高。作为政府增强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宏观调控手段之一，地方财政总收入2009年达到1378.12亿元，是2002年的10.37倍。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0年的6051元提高到2009年的15849元，增长161.92％，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11.9％，收入在全国的位次上升到第9位，在西部由第8位跃居到第1位。农村面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2000年以后，中央高度关注农村经济的发展，一系列惠农政策使农民得到更多实惠，充分调动了农牧民生产积极性，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由2002年的2086元提高到2009年的4938元。增长136.72％，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8.3％。收入水平居全国第12位，连续6年居西部第1位。

总体看，内蒙古经济步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上升期，其资源拉动型经济、投资带动型经济等特色经济的发展共同拉动了全区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

二、内蒙古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内蒙古经济在发展中也存在结构性问题与不和谐因素，自治区党委书记同志指出，内蒙古经济增长是在低水平上的高速度，欠发达地位没有改变，成为经济繁荣背后的隐忧。

(一)产业发展不协调

从产业结构看，第二产业“唱主角”的局面一直没有改变。2009年，全区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929.02亿元，增长2.3％：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5101.39亿元，增长21.4％；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3695.37亿元，增长15％。2002-2009年，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16.9％下降至9.6％，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42.1％下降至38％，而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41％上升至52.4％，第二产业不但增加值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增速也快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

从工业经济内部结构看，轻重工业发展不合理。多年来，内蒙古轻工业和重工业增加值的比例一直在20：80左右。六大优势特色产业中只有能源、农畜产品加工和冶金中的钢铁“两个半产业”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三大行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例也始终在70％-80％，特别是煤炭工业对工业增加值和工业利润的贡献率在2009年更是分别达到25.1％和55.7％，而其他产业的整体实力相对较弱，产业多元化水平较低，不利于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二)粗放经济增长方式与科学发展要求不协调

从经济增长方式看，资源型产业在自治区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依靠资源消耗和较为粗放的增长方

式没有根本性改变。在资源开发利用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把配置资源作为招商引资的唯一条件，部分企业甚至利用资源转化政策，圈占资源，转手倒卖，资源利用率大大降低：二是资源配置过度集中于煤化工和电力行业，资源配置环节的扭曲阻碍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三是仍存在不同程度的资源掠夺性开发，采富弃贫、采厚弃薄、采主弃辅等资源浪费严重；四是资源性产业对非资源性产业的挤出效应，致使非资源性产业发展缓慢；五是节能减排的压力增大。虽然2009年我区污染物减排12个盟市首次实现全部“双降”。二氧化硫排放量139.88万吨，下降2.25％，化学需氧量排放量27.85万吨，下降0.55％，首次超额完成了2009年全区确定的减排目标，但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压力依然较大。节能减排是刚性任务，我区资源型和重化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从需求结构看，投资需求的增速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大于消费需求和净出口需求，且呈拉大趋势。

(三)经济增长与人均收入发展不协调

从收入结构看，居民收入增速相对慢于经济增速，即使在收入主体内部，也存在着不平衡性，社会居民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城镇居民收入增量远远大于农牧民收人增量。2009年，全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6.9％，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0.7％，是1990年的近10倍。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9.8％，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个百分点：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增长6.1％，低于全国平均增速2.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增速明显滞后于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增速，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已由2002年的2.52：1上升至2009年的3.21：l。目前。全区仍有80万城镇低保对象，113万农牧区贫困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8％左右。高经济增长与低收入增长并存容易引发各种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也不利于促进消费的增长。

三、内蒙古金融发展基本情况

与辖区经济的快速发展相同，近几年内蒙古金融业发展良好，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全区银行业金融机构运行平稳，存贷款高位运行，利润增幅不断扩大，不良贷款大幅“双降”；证券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机构各项指标连年创历史新高；保险市场保持较快发展，市场主体快速增加，保费规模不断扩大，行业风险得到有效防范。

(一)机构发展情况

1　银行业金融机构。2009年内蒙古银行业金融机构共计4549家。比2004年增加2066家，增长120.19％。从业人员74809人，比2004年增加35579人，增长90.69％。资产总额达到10609.15亿元。比2004年增加7418.15亿元，增长232.47％。

2　上市公司和证券期货经营机构。2009年，内蒙古有境内上市公司19家，较2004年减少4家。全区共有法人证券公司2家，下辖营业部55家，期货公司1家，营业部4家。

3　保险业机构情况。2009年。全区共有25家省级分公司(财产险省级分公司13家，人身险省级分公司12家)；是2001年的6倍(2001年全区共有4家保险公司，其中财产险公司2家，人身险公司2家)，已开业保险分支机构1701家，是2001年的5倍；全区保险从业人员67704人，是2001年的4倍，竞争发展的市场格局初步形成。

(二)金融机构运行特点

1　各项存款持续快速增长。截至2009年，内蒙古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8373.70亿元，比上年增长32.06％，是2002年的4.83倍。增速超过全国增速4.38个百分点，居全国第6位。贷款余额629252亿元，比上年增长38.97％，是2002年的3.81倍。2009年，全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利润(税后)151.66亿元，同比增长37A9％。不良贷款余额250.30亿元，比年初减少1892亿元。不良贷款率4％，比年初下降2.08个百分点。

2　证券业规范健康发展。2002-2009年，内蒙古证券市场稳定发展，证券机构经营稳健，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盈利能力较强，市场融资功能逐步增强，资本市场环境不断得到改善。上市公司服务地方经济的功能不断增强，一些行业龙头公司在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增加农牧民收人等方面成为推动自治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截至2009年末，全区上市公司累计募集资金总额427.16亿元，其中上市公司成立至2004年累计募集资金206亿元，2004年当年募集资金1.4亿元。全区证券机构经营取得良好业绩。辖区证券机构各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2009年末，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余额68.50亿元，较2004年末增加59.86亿元，增长692.82％：托管市值351.30亿元，较2004年增加315.1亿元，增长870.69％。目前，维护市场稳定、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理念已深入人心，上市公司、证券期货公司诚信意识不断增强，长期以来治理结构不完善、关联交易不透明、信息披露不主动等问题得到显著改善，加之证券监管部门分类监管等措施的实施。极大地改进了内蒙古资本市场的形象。

3　保险市场平稳健康发展。2009年，全年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171.31亿元。全国排名第23位，西部排名第5位，同比增长21.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4个百分点，增速全国排名第6位，西部排名第5位。是2001年度全区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的7倍。累计赔付支出57.02亿元，同比增长31.03％，也是2001年度全区各保险公司赔付支出的7倍。保险功能不断发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逐步提高。保险业总资产293.22亿元。较年初增长20.54％，保险业整体实力稳步增强。保险密度710元，较2001年增加607元，保险深度1.77％，较2001年上升0.17个百分点，保险对国民经济的渗透能力进一步增强。

4　金融组织体系逐步健全。金融业不断发展。伴随着经济的起飞，内蒙古金融业不断发展壮大。一是金融组织体系日趋完善。近年来，全区累计引进金融机构30多家，地方性金融企业发展势头良好，包商银行在区内设立7家分行，区外宁波、深圳和成都设立分行，资产已达800亿元，正在向全国性商业银行发展。呼和浩特商业银行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增资扩股后更名为内蒙古银行，增资扩股到8，6亿元，成为省区级区域性银行。目前，46家全国性和区外金融机构在内蒙古自治区设立了分支机构，全区共有地方金融机构110家。中国保监会批准我区组建地方性财产保险公司，目前正在筹建中。政府推动、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多层次中小企业担保体系已经形成，成为扩大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支撑。二是金融改革有序推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工作进展顺利。2009年末，全区已经组建6家村镇银行、l家贷款公司和2家资金互助社，已批准设立249家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达152.2

亿元，覆盖了全区90％以上的旗县区。

四、内蒙古金融运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经济与金融互动之间长期存在的不协调性短期内仍将存在

当前，我区支柱产业产能过剩严重。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仍处于亏损状态，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等重点行业经营状况尚未明显好转，产品产销率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仍在低位徘徊，全区进出口贸易仍未走出低谷。2009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行业健康建设发展若干意见》，明确要求金融机构对钢铁、水泥、煤化工等行业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行业实施信贷禁入，因而使部分企业面l临的形势更为严峻。据调查，2004年以来全区六大产能过剩行业贷款同比增长较快，在企业经济效益未同步快速增加的情况下，存在不良贷款反弹的风险。近年来内蒙古煤炭、电力、交通等行业投资较大，基础设施明显改善，部分行业投资已接近饱和，下一步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可能呈边际递减趋势，又可能造成重复和低水平建设。

(二)资本市场发育不充分，市场化程度较低，服务地方经济功能不强

2009年，内蒙古有境内上市公司19家，总市值2366.90亿元，仅占全区GDP的24.40％，证券化率远低于72.36％的全国值。目前，上市公司总数已退居全国第27位，与自治区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不相适应。全区共有证券公司2家和期货公司1家，机构数量近5年没有变化。投资者开户数量不到59万户，其资产规模、业务收入、综合竞争力等方面在行业内不具有任何优势。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分化加剧，创新能力不足。多年来，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的问题仍然存在。新股发行上市进度缓慢。上市公司再融资能力不强。上市公司后备资源匮乏，发展后劲不足。辖区部分上市公司内控薄弱’连年亏损，风险因素正在逐步积聚。2家法人证券公司营业网点少，主要利润来源于经纪业务，盈利模式单一，业务和产品创新能力不强，缺乏核心竞争力，“靠天吃饭”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善。行业自律观念不强，违法证券交易的发现、处理机制还不完善，机构之间恶性竞争等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一些地区非法证券活动时有发生。

(三)保险业发展中一些风险因素值得关注

2009年，区内财险公司应收保费率和人身险退保率风险因素依然存在。从市场整体看，保险结构不平衡，人身险业务发展在增长速度、规模、全国排名等方面长期慢于财产险业务，结构优化的动因单一。保险行业在行业自律、市场竞争和风险管理方面长期存在一些问题。

近年经济发展篇（3）

(一)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金融中介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方面开创性的工作是从金融功能的角度人手，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最优化方法研究金融中介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King等从77个国家1960-1989年的数据中进行采样，并且系统地控制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选取人均实际GDP增长率、物质资本积累率、国内总投资与GDP的比率、经济效率增进即物质资本的使用或配置效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选取Depth指标(其等于M2/GDP)用于衡量金融中介的规模，选取Bank指标(其等于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除以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与中央银行国内资产之和)用于衡量一国商业银行相对于中央银行的规模，选取Private指标(其等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除以国内信贷总量减去银行间贷款之差)和Privy指标(其等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除以GDP)两个指标用于衡量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结果表明金融中介的测度指标和经济增长的测度指标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同时尝试地考察了1960年的金融深化程度是否能够用来预测此后30年的经济增长率差异，运用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表明。初期的金融深化率确实可以作为预测此后30年经济增长水平的有效预测因子。因此，该研究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解释和预测能力(1993)。

Beck等运用工具变量法研究其因果关系，首先将法律起源指标作为工具变量，以去除金融中介体发展中的外生性因素，然后对71个国家1960-1995年间的纯横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同时使用差分动态面板估计量和系统动态面板估计量去校正纯横截面估计量所引致的误差。在此基础上，用广义矩方法对71个国家1961-1995年间的以5年为单位进行分段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工具变量法的结果表明，金融中介发展的外因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很强的关系，金融发展在经济学意义上对经济增长有较大的影响。

Benhabib运用面板数据，分析了金融中介机构发展指数与经济增长、投资和总产出增长因素之间的关系。发现金融机构的发展与总产出增长因素、人力与物质资本投入的累积因素有很强的相关性，而且不同的金融机构发展指数与不同的经济增长因素有关(Benhabib等，2001)。短期中银行信贷是金融危机和经济停滞的重要指标(Loayza等，2006)。

(二)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1993年，Atie和Jovanovic研究了1980-1985年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40个国家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股票市场发展有明显的相关关系，股票上升的时期同时也是经济增长率提高的时期(Atie等，1993)。

由于Atie和Jovanovic提出的衡量股票市场的指标单一，其他学者采用多指标研究，提出了六个较为全面的指标，在这基础上提出四个总体指标，运用这些指标并以44个发展中工业化国家1986-1993年的数据进行横截面跨部门分析得出：一般说来，在人均实际GDP较高的国家，股票市场发展程度也较高(Demirga Kunt，1996)。

对于股票市场发展和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许多学者也做了相关的研究。莱文和泽沃斯(1996)使用41个国家1976-1993年的数据，把整个样本期以1985年为界划分为两个子时期，得出在股票市场总体发展和长期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相关关系的结论。莱文(1996)细化了选取的指标，采用GDP增长、资本形成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采用股票市场规模、成交量、交易率、国际一体化水平和股票市场波动率等6个指标来衡量股票市场的发展水平，用47个样本国1976-1993年的数据回归分析后，发现股票市场成长与现在及未来的经济增长、资本形成及生产率提高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股票市场不只是反映经济增长的变化，而且股权交易能力的提高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分配、资本的形成和经济的快速增长。

(三)整个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些学者致力于从整个金融体系角度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莱文和泽沃斯(1998)在King和Levine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反映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对金融功能从不同侧面给予研究。实证结果表明，银行指标和股票市场指标都与同期经济增长率、资本积累率以及生产率增长率有着显著正相关关系，是经济增长率、资本积累率以及生产率增长率很好的预测指标。

虽然Levine和Zervos在这方面的研究很具有代表性，但遗憾的是这个研究并没有为我们指明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之间因果关系的方向，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法发展下，有学者使用时间序列数据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法检验巴西1980-1997年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首先通过Dicky-Fuller检验来判断经济增长率和金融发展指标这两个时间序列是否平稳，以避免出现由非平稳变量带来的伪回归，紧接着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来判断影响关系及其方向，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互为因果关系(Akerlof，1993)。

以上研究所选用的金融发展指标无法刻画出各国金融体系的差异，因而无法解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在一些国家具有因果关系，而在另一些国家却不具有因果关系或者回归结果不显著的现象。于是，有学者把金融体系划分为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来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在金融部门发展的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金融部门不发达时，银行主导型所起的作用要大于市场主导型所起的作用；而在金融部门相对发达时，市场主导型所起的作用则要大于银行主导型(Ta-desse，2002)。另外，有学者使用VAR模型实证研究了两种金融体系的经济绩效，结果发现一方面股市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远远小于银行部门发展的效应(Arestis等，2001)。这些研究正好解释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某些国家显著，而在另一些国家却不显著的结论。

以上研究中，不管是对横截面数据还是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因遗漏了一些变量而产生的偏误，以及应用联立方程组去描述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可能存在的联立性偏误。新近的研究成果采用了面板数据和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研究，这些方法能更好的控制不同时期其他影响因素，可以提高数据的差异，较精确地证明因果关系。较著名的研究是通过对40个国家1975-1998的数据进行面板回归，用广义矩方法消除差分统计量潜在的估计

有偏问题，同时为了从长期的角度来考察股票市场、银行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将时间按每五年划分为一个阶段后再取平均数，实证的结果表明，股票市场发展和银行发展对经济的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股票市场的规模与经济增长率之间不存在紧密的联系(Beck等，2004)。这表明并不是公司上市本身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是经济个体能否在市场上交易以及能否带来高生产率的生产技术所有权，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还有学者采用一个差分面板估计量去消除由尚未观察到的国家特定因素所引起的偏误。并力图消除由联立性偏误所引致潜在的参数的非一致性。在此基础上，利用面板分析技术对47个国家1980-1995年间的年度数据所进行的计量分析表明，银行和股票市场的发展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经济增长(Rousseau等，2000)。

从前面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出，金融中介的发展有利于经济增长，股票市场的发展也有利于经济的增长，从金融中介与股票市场结合的角度看金融中介与股票市场都能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金融中介的促进效应大于股票市场的促进效应，同时，如果股票市场波动较大不利于经济的增长，这也暗含股票市场如果发展好的话即波动不大的话将会对经济产生促进作用。

二、西方学者从样本国家选取角度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第一部分从金融体系角度综述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在实证研究中，样本的选取对实证结果存在影响，在此研究中，不同国家金融发展状况不同，可能对经济增长影响不同，因此，有必要从样本国家选取角度进一步分析。

(一)对发达国家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关于发达国家跨国数据的分析，有的学者使用单位根检验、VAR模型中的Johansen协整检验和弱外生性检验考察了德国、美国和韩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样本为1979年第四季度-1991年第四季度，德国和美国检验结果相似即股市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而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是互相促进的。韩国的金融发展用金融抑制指标来测度，样本为1956-1994年，检验结果显示韩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两个协整关系，金融抑制指标是弱外生变量，这表明韩国的金融自由化进程促进了经济增长(Arestis等，1997)。

有的学者选取美国、英国、加拿大、挪威和瑞典五个国家的三变量系统(GDP、货币基础和由金融部门资产值度量的金融密集度)1820-1929年的数据进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因果关系检验和水平VAR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这两种方法检验了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这五个国家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都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而反馈效应并不显著(Rous-seau and Waehtel，1998)。有的学者进一步拓展了关于金融发展在美国经济增长中的历史性作用的研究，加进了股票市场，并对1790-1850年的数据采用多变量时间序列方法进行分析，考察了银行、股票市场同投资、进口和建立公司之间的关系，结果支持金融发展导致经济增长的理论(Rousseatl等，2005)。

由于各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存在差异，有的学者选取德国、美国、日本、英国、法国五个工业化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德国、日本和法国的金融体系是银行主导型的，美国和英国是市场主导型的。结果发现在德国、日本和法国这三个银行主导型的国家中，金融发展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而在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市场主导型的国家中，经济增长微弱的影响金融发展。另一方面，日本、法国和英国股票价格多变性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在德国不显著，只有在美国有正面影响(Arestis等，2001)。这说明股票价格多变性可能增加了实体经济的不确定性，进而削弱了经济增长。

(二)对发展中国家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有的学者使用71个发展中国家1960-1980的年度数据，选取实际GDP增长率、劳动力增长率、投资与GDP之比、对外出口增长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选取金融深化即金融体系流动性负债与GDP之比作为衡量金融中介的指标。将样本数据分为三组，使用最小二乘法，分别进行了估计。首先，对所有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其次，将国家按地区分为不同的组分别进行回归，最后，单独对每一个国家进行回归。实证结果表明：一是跨国和跨地区的面板分析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二是85％的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强的、正相关关系；三是低收入国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影响强于高收入国家；四是金融中介与出口扩张、资本形成率对经济增长所发挥作用比劳动力增长因素更为重要；五是金融中介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主要存在于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有趣的是，结果发现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金融中介促进增长的模式却是相同的。即研究结果间接的说明了金融发展导致经济增长(Odedokun，1996)。

由于最小二乘法的局限性，有的学者采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和面板协整分析，考察了10个发展中国家1970-2000年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是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而短期不存在这种因果关系(Christopoulus等，2004)。有的学者则对样本数据划分了层次，选择14个中、低收入国的数据，利用时间序列和动态异构面板方法进行跨国研究，分析不同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敏感性。他们利用自举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这些样本国家存在金融发展、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显著的异构性(Luintel等，2008)。

(三)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同时作为样本进行的实证研究

从Atie和Jovanovic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40个国家实证研究已表明经济增长与股票市场发展有明显的相关关系。除此之外，有的学者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了41个国家1960-1993年金融发展对投资和产出的增长效应。实证结果拒绝了金融发展的需求跟随型假说，支持供给导向型假说(Xu，2000)。即拒绝了经济增长导致金融发展的假设，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的长期增长作用显著。

有的学者则运用面板VAR模型和Geweke分解技术检验了109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1960-1994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通过分别回归得出：一是把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结合在一起得出金融发展一般都能导致经济增长；二是把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分为两个样本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都是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三是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显著强于发达国家；四是样本区间越长，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越明显，这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长期的；五是金融发展通过促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增长，且该效应在发展中国家强于发达国家(Calder6n C6sar等，

2003)。

另外，有的学者对74个国家1966～1995年的数据选择不同的分位数作为高低两个分界点，把每个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分为高、中、低三个区域，采用广义距方法对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在金融发展的低水平阶段，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确定的；在中级阶段，金融对经济增长具有比较大的正向作用；而在高水平阶段，作用虽然也是正向的，但是比中级阶段小(Rjoja and Valev，2004)。

从以上分析看，对发达国家的研究中，有力证明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是，尽管发达国家资本市场非常发达，银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仍然明显大于股票市场的作用；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其结论也支持了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在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同时作为样本进行的实证研究中，其结论也支持了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但是，部分研究证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发展中国家(低收人国家)要大于发达国家。

三、中国学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综述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借鉴西方学者的的研究方法，检验了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形成了一批成果。

(一)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我国这方面的研究不管从时间上还是技术方法上都比较落后，早期的研究采用1993-1998年的时间序列季度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线性回归分析，以检验在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否有某种程度的线性关系。其中金融发展用金融深化指标(其等于金融中介的流动负债M2与当季GDP的比率)和存款货币银行在配置国内信贷过程中相对于中央银行的重要性指标来表述，经济发展指标用季节调整后的GDP环比增长率和当季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当季GDP的比率来表述，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金融中介特别是存款货币银行在配置国内信贷过程中相对于中央银行的重要性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谈儒勇，1999)。

考虑到谈儒勇没有进行因果关系检验及选取的样本比较短，有的学者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其研究进行补充检验，结果显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并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金融资产数量扩张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的(曹啸，吴军，2002)。后来又有学者扩大了样本，利用中国1952～199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了一个多变量向量自回归模型系统实证研究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金融中介发展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任何方向的因果关系，金融中介效率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金融中介规模的扩大对经济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促进投资规模的增长；而金融中介效率的提高与国有、非国有工业的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李广众等，2002)。

以上学者都是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而对中国金融发展与地区差距方面的探讨比较少，有的学者利用中国1988~2002年期间金融中介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的时间序列数据，分东、中、西三个地区分别对他们之间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实证结果表明，金融中介的规模指标和金融中介的效率指标与经济增长指标之间在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显著的长期相关性。另外，东中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不同的，在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关系，而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显著(周好文，钟永红，2004)。还有学者对中国大陆除和重庆29个省1978-200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单独对各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运用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和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就长期而言，中国金融发展是供给导向型的，即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就短期而言，中国金融发展是需求跟随型的，即经济增长带动了金融发展(孙力军，2007)。

(二)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我国学者仿照Demirgu-Kunt和Levine(1996)的做法用1993-1998年的季度数据得出在样本区间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谈儒勇，1999)。对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定量的分析运用一些传统计量经济学方法，且以经验性的单方程为主，在确定自变量和因变量方面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在应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时，在滞后期的选择上存在很大的任意性，因此得出的结果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鉴于此，有的学者又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框架下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冲击响应方法对中国1995-2001年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分析，选取季度人均实际GDP的对数值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选取资本化率、交易价值、季度周转率作为衡量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实证结果表明，中国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只存在着由经济增长到股票市场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而股票市场规模扩张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十分微弱(冉茂盛，张宗益，陈梅，2003)。有的学者得出反映股票市场规模的指标与经济增长有正的相关关系，而反映股票市场流动性的指标与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冀志斌，彭克强，2004)。有的学者采用1996―2005年的季度数据运用序列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一方面，代表经济增长的GDP增长率指标和代表股市规模的资本化指标、代表股票市场流动性的交易价值指标以及代表股市流动性的换手率指标之间都存在正向的协整关系，并且存在由GDP增长率到资本化和交易价值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但经济增长指标GDP增长率和换手率指标之间不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李冻菊，2006)。

(三)整个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对于中国金融市场、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我国学者也做了相关的研究。有的学者对指标做了改进，选取家庭部门所持有的直接证券数量和企业部门所发行的直接证券数量作为衡量金融市场的发展指标，选取银行对家庭部门的主要负债额一储蓄总额和对企业部门的资产一信贷总额作为衡量金融中介发展水平的指标。实证结果表明，尽管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发展都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但相比较而言，金融中介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重要(战明华等，2002)。有的学者采用带有控制变量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运用中国1981～2002年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密切联系且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王志强等，2003)。

有的学者则使用单位根检验和Johansen协整检验技术对1994―2002年的季度数据检验了中国信贷市场发展和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信贷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显著效应是通过信贷比重的增长起作用的，而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赵振全等，2004)。有的学者在控制股市流动性和波动性的情况下，采用多元VAR模型对1991-2004年的季度数据对中国股市发展、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而且相关关系为正，说明银行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然而，股市发展和股市流动性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均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在考虑银行发展的情况下，股市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着负面的影响。考虑到系数的非显著性，认为股市发展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任何促进作用。相反，股市的波动性与经济增长和银行发展之间有着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而且相关关系为负(粱琪等，2005)。

近年经济发展篇（4）

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与此同时各类矿产资源均出现了大量的消耗，并且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矿产资源逐渐呈现出枯竭的状况，而这一问题也收到了全世界各国人士的共同关注。目前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各个国家已经达成一种共识，即在科学合理开发的大前提下， 不断加强矿产资源的保护力度，从而实现不可再生资源进行可持续发展。

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在寻求一种保证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其中煤炭资源更是影响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所以非常严峻。在我国煤炭资源在所有矿产资源中所占的比例最高，自开发以来便成为了主要的能源之一，因此一直主导者国民的经济发展。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国一直致力于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发展一惊人的速度前进的同时是以牺牲矿产资源作为代价的，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资料显示近年来国民经济发展对于煤炭资源的需求量剧增，因此为了满足市场的供求平衡，煤炭资源开采量也随之加大，统计资料显示，在我国一次性能源的开采利用率为80%，其次是石油和天然气，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石油天然气的开发也日趋增加，与之相应的煤炭资源的开采并没有因为石油天然气的缘故而缩减，反而呈现出增长的态势。由此观之煤炭资源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国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是其他类资源不可替代的，所以煤炭经济实施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而且必要。

二、目前我国煤炭经济发展中所暴露的问题

1、严重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

报告显示，在煤炭开采的过程中对于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非常明显，导致地方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加重。经过仔细的查访和分析发现造成环境污染严重的根本原因在于：①占用了山林和耕地。煤炭资源在开发的过程中势必要占用土地资源，在对农田和山林的占用和利用过程中造成生态系统失衡现象;②在准备工作就绪之后，进行工作面的巷道采掘时会将地下大范围内挖成空洞，比如大型的机械不断的挖掘，可能会在山体等下形成四通八达的隧道，而这些隧道会影响当地的地形和地貌，甚至严重濡染了地下水源，破坏地下水和地表水的平衡;③在开采原煤的过程中需要使用机械设备，因此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工业废水和大量的参杂有煤的污水，水质中不仅仅有煤尘还混合有毒性比较大的化学物质，在流经地表之后，如果居民和动物引用，均会发生中毒或者其他疾病。特别是某些乡镇或者地区的煤矿才开单位，没有对水资源进行净化处理，或者水资源净化系统比较落后，均不能完全实现除尘去毒处理，直接影响生物生长和生态平衡。④污染物处理系统功能落户。调查显示我国的大部分煤炭企业没有完整的污染物处理系统，很多煤矿企业由于资金实力限制、追求高额的经济效益等原因根本没有污染净化系统，因此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2、外部因素的影响

(1)采煤工艺落后。我国的采煤工艺主要有三种分别是综采采煤工艺、普通机械采煤工艺和爆破采煤工艺。由于就技术的限制导致大部分煤矿企业主要的业务是原煤的开采和生产，而且在没有技术作为支持的前提下更谈不上二次利用，所以煤炭经济的生产效益非常低，在煤炭的开采过程中，资源浪费较大煤矿工人的综合素质低下，高级技术型人才严重匮乏，所以根本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

(3)内部管理不到位。煤炭经济飞速发展，政府和相关部门缺乏对煤炭经济管理的经验，因此在煤炭资源管理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某些煤炭的经营者在受到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之下开始铤而走险经常利用非法手段实施圈地活动。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本来可以通过整体全面开发的矿产资源在利益的驱使下分成了若干小份，每一个小份分成不同的开发负责人，因此机械设备不同、生产技术的区别等均会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在煤炭的开采方面不能按照相关规定规范的使用适当的方式，一味的寻求眼前利益进行乱采和滥挖破坏了矿藏资源的整体性规划。作为政府和国家面对这种情况却不能拿出一套有效的方案和制度，导致该种事件和现象层出不穷，种种原因都导致煤炭经济不可持续发展。

三、推动我国煤炭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策略

近年经济发展篇（5）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6-0-01

一、佛山与无锡主要经济指标比较

自2003年以来，佛山与无锡在经济总量、发展速度、经济结构等方面的差距经历了一个从缩小到扩大的变化过程，形成了目前相对差距较大的竞争格局。

1.总量比较

2003年两市18项主要经济指标中，佛山有进出口总额、出口总额、省市两级公共预算收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等8项指标总量高于无锡，而无锡则有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服务业增加值、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投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旅游业收入、实际利用外资等10项指标总量高于佛山。而到了2012年，两市18项主要经济指标中，佛山只有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一项总量指标高于无锡，另一指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与无锡的差距收窄，其余指标无锡高于佛山，而绝对差距在扩大。

2.增速比较

两市18项主要经济指标平均增速中（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税为9年平均增速，其余指标为10年平均增速），佛山7项指标平均增速快于无锡，分别是：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税、工业投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利用外资等平均增速。无锡11项指标平均增速快于佛山，分别是：服务业增加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旅游业收入、进出口总额、出口总额、省市两级公共预算收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等平均增速。

二、佛山与无锡经济发展差距形成的表现

10年来，两市经济社展都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与无锡相比，佛山的差距较为明显，两市经济发展的差距，既有总量的绝对差距，又有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造成了两市不同的社会发展水平，而这一切又与产业结构优化、生产要素升级和政府的制度变革等密切相联。需求边动力就是经济学提到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从佛山来看，由于市场开放步伐比较早，30多年来形成的市场意识强于无锡，导致佛山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因政府的引领和推动力较弱，在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方面略显不足。

1.佛山投资需求的差距与无锡越来越大

2003年佛山与无锡在一、二、三次产业方面的投资差距分别为12.84、329.94和126.11亿元，投资的差距带来的经济贡献使得当年佛山与无锡的经济总量相差254.96亿元。

2.佛山居民消费额及消费环境不如无锡

佛山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低于无锡，尤其是消费品零售总额绝对差距在逐步拉大。从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看，2003年佛山与无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差距仅为122.7亿元，到2012年这一差距扩大为408.4亿元。同时，佛山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连年大幅增加，表明佛山居民消费率短时间内很难有较大提高，最终影响了佛山居民的消费水平。

3.外贸差距

10年间，佛山的外贸平均增速为17.5%，而无锡达到了24.1%，无锡高于佛山6.6个百分点。从出口数据看，两市出口额都在增加，在2003―2005年佛山出口额比无锡有优势，2006年以后被无锡反超且出口差距随着外贸总量的增加在不断扩大。

三、佛山与无锡经济发展差距形成的原因分析

供给边动力的不足，是形成佛山与无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的根本原因。供给边动力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生产要素和政府制度等方面，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也是经济发展的“三大发动机”。从供给边动力而言，佛山与无锡10年发展的差距，与产业结构优化、生产要素升级和政府制度变革密切相关。

1.佛山的产业结构优势不及无锡，使得佛山财政收入比无锡少

产业总体结构所存在的差异，导致佛山的财政总收入和一般预算收入均低于无锡。10年来，在财政总收入和一般预算收入方面，佛山均低于无锡。特别是在2011―2012年，佛山与无锡的财政差距在不断扩大，每年均超过100亿元，主要体现在来源于地方税收的三大主体税种的差距。

2.无锡经济发展由一般要素向高级要素升级的步伐快于佛山

使得无锡的产业发展层次高，经济效益好。经济发展效益的高低与行业增加值率、工业利润额、制造业增加值全员劳动生产率、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指标密切相关，而经济发展效益的提高，是生产要素全面升级的必然结果。

3.无锡创新驱动促转型步伐和力度大，导致科技创新水平高于佛山

无锡2010年成为国家创新型城市示范市，无锡以此为契机，紧抓人才、科技和生态，出台了一系列创新的政策，加快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推动了无锡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也拉开了与佛山的差距。

（1）在人才重视度方面，无锡力度更大。进入新世纪以来，无锡不惜代价吸引人才并为落户的高端人才提供大量优惠条件的“530”计划、及之后推出的泛“530”计划、“”等既为无锡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撑，又为无锡摸索出了一条有别于佛山的一整套自主创新模式。

（2）在科技创新水平方面，无锡优势凸显。从2012福布斯中国大陆创新能力城市25强榜单中看出，无锡创新驱动实施多年积累的结果成就了无锡位居“大陆创新能力城市”第4名的成绩，而佛山则排在第20名。

总之，10年来导致两市经济社会发展形成差距的原因固然很多，而政府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和能力、驱动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产业内部结构性差异、人才优惠政策、科技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是佛山经济社会发展目前滞后于无锡的原因所在。

参考文献：

近年经济发展篇（6）

目前,国内共有煤炭企业11000家,年均产量30万吨,比较分散;资源回收率35%左右,小煤矿回收率只有15%左右,实际上数字更低;生产效率低,环境污染较严重,安全事故较多;勘探开发秩序比较混乱,矿区缺少统筹规划,越界开采情况时有发生。

“十二五”期间,国家计划用三年时间,通过兼并重组将煤炭企业由当前的11000家减少到4000家,煤炭企业平均产量达到80万吨以上,煤炭资源回收率提高到40%,技术水平明显提升,环境保护和治理能力加强。

国家鼓励企业以产权为纽带,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兼并重组,鼓励在被兼并企业所在地注册子公司。到2015年,国内年产亿吨以上的大型煤炭企业集团达到6~8个,年产5000万吨~1亿吨企业达10个以上,特大型煤炭企业产量占国内总产量的一半以上。

二、知识管理趋势

1、企业知识管理就是将知识资源和知识资本当作管理的基础和核心,分析企业知识的存在形态和运行规律,以知识资源和知识资本当作提高其他资源和资本使用效率的枢纽,以实现各种类型资本同时增值的管理思想、管理过程和管理方法。就一个企业而言,知识有内部知识和外部知识两种形态,企业可以借助现代的信息技术和手段,建立公司外部知识网络和企业内部网络,以建立递增收益网络;并通过设立知识仓库、建立专家系统、建立决策支持系统和建立知识联盟,有效地管理、利用现有的和潜在的知识资源,增强企业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而提高其竞争力。

2、知识经济下,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知识经济发展的主导要素是人才,人对知识的掌握和驾驭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企业管理创新,使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加突出和重要,把人当作一种使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发展,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特殊资源来最大限度地发掘、科学地管理已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的一项重大使命。这些变化表明:知识经济条件下,以人为本,个人与企业共同发展是企业管理的新理念,企业管理的核心是如何研究和开发知识密集型产品,如何积累和应用知识,更好地发挥人才的作用。

3、知识经济将使企业的管理战略发生变化。知识经济的兴起,使得企业的战略管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首先,在投资战略上,要由过去主要投资于厂房、设备、生产线等有形资产,转到大量投资于人才培训、激励创新方面,生产和分配要向知识产品及服务倾斜;其次,在竞争战略上,要注意拿起保护知识产权这一武器,把蕴含在产品或服务中的知识含量作为竞争中取胜的关键;再次,在成长战略上,要由过去主要依靠规模经济谋求企业发展,调整到大力依靠无形资产的创造和增值来实现企业的壮大和发展,即依靠智力扩张、知名度的提高、信誉的增强、形象的完善和最佳经济效益使企业经久不衰。

三、企业管理网络化

 
1、企业管理的重点已从内部控制性管理转向了外部适应性管理,要素效率不再成为企业追求的惟一目标。如何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先进手段来重新设计企业内部组织和企业之间的界面关系,充分关注企业的顾客资本以及客户关系管理,这些课题都对企业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2、企业竞争优势的核心已从物转向人,再转向知识,知识管理成了企业管理的重要领域。由于其收益递增的使用特征,知识资本比实物资本具有更强的收益性和灵活性。设计合理的知识治理机制,形成基于创新和共享的知识型文化,是提高现代企业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人力资源作为知识的主要载体,其管理方式也出现了前网络经济时代无法比拟的个性化和高效率的特征。

四、加强成本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1、增强成本管理意识。意识、需要、动机、行为是相互关联,彼此密不可分的。其中意识是先导,只有意识提高,需要才能明确,动机才能坚定,行动才能快速,这是现代心理学揭示的基本规律。因此,提高企业群体成本意识,统一思想,形成共识,对降低成本极为重要。

2、积极推行'成本控制法'。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企业要变单位核算型管理为综合控制型管理的成本管理办法,实行目标成本管理,即按照'制造成本法'的核算原则,对企业生产经营中发生的与企业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原材料、燃料、动力、工资等直接成本和制造费用等计入产品成本费用,实行定额控制。对

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等间接费用计入当期损益,实行指标或比例控制,完善成本预测、成本核算、成本考核、成本决策和成本分析等管理办法。做到事前成本有预测、事中成本有控制、事后成本有考核和分析。
3、完善成本管理手段。首先,要建立以财务部门为核心的综合管理、统一核算体系。成本总控制在成本控制中心,他对上以落实企业目标总成本为目标,向企业领导层提供目标成本的执行情况和管理决策建议,对下以企业分解的定额成本为管理控制目标,对企业所属的部门、车间、班组实施定期考核、分析和监督,形成企业内部纵横连锁的成本管理核算体系。其次,实施成本全面预算管理。根据企业生产任务和销售计划,制定企业总的目标成本,把总目标成本分解落实到各部门、车间、班组,实施定额或指标成本预算管理,同时,狠抓原材料供应、产品生产和销售环节的成本预算定额管理。再次,严格成本控制。在制定和完善企业各项成本费用和消耗定额的基础上,严格各种原材料的计量验收和出入库手续,做到原材料领用按定额、费用开支按标准、批准手续按规定、审核考察按程序,加大全方面考核制度。

4、加强采购管理,降低采购成本。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买方市场的形成,不少企业在采购环节中,出现收受回扣和贿赂,舍贱求贵,损公肥私等现象,造成企业大量资产流失,经济效益严重下滑,甚至亏损,因此,要加强采购管理,规范采购行为。

近年经济发展篇（7）

历史本来就是通的，经济是延续的，前后相承，其间本无“代”。经济史学上的古代、近代和现代，是学者们划分出来的。这种划分虽有某些客观事实作依据，但终究属于主观范畴。因而是相对的，具体年代是可变动的。以“中国近代经济史”与“中国现代经济史”的划分而言，在高等学校里，经济学系大都以1949年为界(之前为近代，之后为现代)，历史系大都以1919年为界(之前为近代，之后为现代)。1919—1949年这30年，在经济学系属中国近代经济史，在历史系属中国现代经济史。这是“代”的时限并非不可移，不可破的例证之一。经济发展的规律与历史走向，不因这种划分的改变而改变。

许多经济现象、经济事件与经济运动是长期延续的，或贯通于古代和近代，或贯通于近代和现代，或贯通于古代、近代和现代。研究这些经济运动，要求打破人们设定的古代、近代、现代的时间界限，使之“通”，才能获得对它们全过程的整体认识，才能认识其本质。如地主经济发生在古代，延续于近代，消灭于现代。欲认识其全过程，必打破古代、近代与现代的时限。又如资本主义经济萌生于古代，发展于近代，消灭于现代。故研究中国地主经济发展全过程者，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全过程者，必打破古代、近代、现代之代界。在中国经济史上，这类情况(诸如商品经济、市场、货币……)举不胜举。在这个意义上，只有破除古代、近代、现代的时间界限，才有真正的中国经济史学，从学科发展的目标来说，我们追求的是将古代、近代、现代融通为一体的中国经济史。经济史学要求通，没有通，便没有中国经济史。

如果研究对象贯通几“代”，而研究者却将它限于一个“代”，那会看不到对象的整体与全过程，看不到它在整体与全过程中的方位，看不到对象演变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不知其头尾，便容易陷入“瞎子摸象”的境地。以中国生产要素的形成为例。它是从中国大地上有人类之时开始，一直延续到今日。若以古代为界，很可能将其形成时期止于1840年或此之前的某年或某个时期。若以近代为界，很可能认为它的形成时期始于1840年，止于1840年之后的某一年或某个时期。若以现代为界，很可能认为它的形成时期始于1949年，止于1949之后的某一年或某个时期。这类认识都与历史事实不符。以生产要素中的耕地而言，它从大约7000年前中国有农耕之时开始，逐步增加与改良，到1949年才有20多亿亩耕地。以生产要素中的劳动力而言，中国的劳动力，无论是其数量，体质，生产经验，以及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关于人与人关系、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意识，都是始于神州大地有人之日，而至今不止。其他如社会财富、资金、科技等等的发展，都不是以古代、近代、现代的“代”界(1840年、1919年、1949年等等)为界的。

近年经济发展篇（8）

根据近年来发表的著作、文章和一些学校的讲义或提纲来看，对于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大致有下列几种意见：

(一)把1840年鸦片战争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的经济发展分成八个时期：1840～1895年，1895～1912年，1912～1919年，1919～1927年，1927～1931年，1931～1937年，1937～1945年，1945～1949年。“以上的八个时期又分成两个阶段，从1840年到1919年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到1949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①

(二)在好几个学校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讲义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分期意见，但在讲义编章的安排上和内容的叙述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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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杰：《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6页。

致是把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分为七个时期：1840～1864年，1864～1894年，1895～1914年，1914～1927年，1927～1937年，1937～1945年，1945～1949年。①，

(三)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农业、手工业的资料中，都采取了一定的分期办法。虽然由于各个经济部门的具体情况不同，采用的分期不尽相同，但是也可以看出其中共同的地方，如都采用了1927年和1937年为断限的时间，都没有以1919年作为一个时期的断限等等。

从上面分期年限上看，当前的几种意见有共同之处。如都以1840年为起点，1949年为终点；其中大都采用了1894(或1895)年、1927年、1937年为分期点。但是，分歧的地方也是很大的，需要通过讨论，得出一个比较妥当的、切合历史实际的分期意见，以便有利于这门学科的建设和教学工作。几年来，由于共同的努力，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发展过程的面貌，已经弄得比较清楚，使我们有可能进行切实的讨论，以取得一致的意见。

二、正 名

在讨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时，首先要对下面一个问题取得一致意见，这就是：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应从何时起到何时止，换言之，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内容是什么，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那一个阶段的历史。这个问题也是和中国现代经济史的内容和起点问题是密切相连的。

几年来，这个问题是一直存在的。对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起点，大家都同意在1840年；然而对止点，意见就不一：有主张1919年的，有主张1927年的，还有主张1914年的，而从公开的著作文章来看，大多同意以1949年为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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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湖北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

版。

吴杰先生在“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问题”①一文中，认为中国现代经济史应以1919年为起点，而“终点”，吴先生没有明确指出，但是从他提出的“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的几个重点”中，包括“要加紧研究解放十年来的经济史”，以及文中其他地方，都可以看到吴先生所认为的现代经济史，是包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史。这种把1919年为界划分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和中国现代经济史的意见，我们认为是值得商榷的。

对于世界史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历史来说，所谓近代史，一般来说(不是很精确的)是指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历史。“近代”，一般是资本主义时代。所谓现代史，一般来说，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这是现在在世界史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史上共同习惯的用法。②在我国，由于历史发展的特殊情况，没有经过正常的资本主义经济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但是，从鸦片战争后，我国就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我国近代史就应当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它的起点应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终点应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认为，把中国近代通史或近代国民经济史看成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通史或国民经济史，是科学的，符合历史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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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杰：《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问题》，《学术月刊》1959年第⒎期，第56页。

② 如在苏联来说，近代史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现代史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对世界史来说，近代史就是资本主义胜利时代的历史。现代史就是从十月革命开始以来的历史。

以通史来说，在1956年的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许多同志都感到必须明确中国近代史的范围应是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以经济史来说，在解放以前，进步的经济史学家，一般都把鸦片战争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称为“近代经济史”或“近百年经济史”。解放以后，一般习惯于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史称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就是吴杰先生在195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绪论中，也是主张鸦片战争为起点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点的。因此，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民经济史，统一称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用“中国近代”这个习惯用语来代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概念，既符合一般称为“近代”所代表的科学含义，又符合经济史学界习惯的用法，没有改变的必要。

吴杰先生在上述文章中改变他原来的看法，提出中国现代经济史从1919年起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吴先生的这种意见值得商榷，除了上述的原因外，还因为：

第一，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史上来看，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在1919年的前后，是两个不同的阶段，其中有了质的变化：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把鸦片战争到以前的历史称为近代史或近代革命史．把以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称为现代史或现代革命史，尚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种名称的区分表明了革命发展史上质的区别。但是从经济发展史上来看，虽然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上爆发的，同时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重大的影响。然而，应该指出，前后我国社会经济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从而以区分经济史为近代与现代两个大阶段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第二，1919年至1927年，中国还完全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就是在1927年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开始产生新民主主义经济以后，从全国范围来说，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1949年以后就不同了，社会经济起了根本的变化，1949～1959年的历史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历史。所以把1840～1919年划为近代经济史，把1919年到现在划为现代经济史，就缺乏理论上和逻辑上的一贯性：1840～1949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史的整体被划成近代和现代两个阶段；而1919～1949年和1949～1959年两种不同社会性质的经济史又都被划人了“现代”经济史的范围。①

这里还需指出：有人认为中国现代经济史应从1914年起，这当然是不妥当的。还有一些人认为现代经济史应从1927年开始，主要理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产生的。我们认为这种意见也不妥当。主要理由已如上述。1927年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萌生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表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开始瓦解，但是，它并不表明中国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以1927年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分期的一个年限是可以的，作为区分中国近代和现代经济史的年限则是不合适的。

总之，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民经济发展史，包括的时间是从1840～1949年；中国现代国民经济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史，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国民经济发展史，包括的时间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

三、标 准

要正确分期，必须有正确的分期标准。只有根据正确标准划出的时期，才能表明国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某些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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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近代史”和“现代史”，“近代经济史”和“现代经济史”……等等中的“近代*和“现代”是一个沿用的习惯称呼。“近代”和“现代”是具有相对意义的时间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指的绝对年代是不相同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不是按年代的久远来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而是按社会经济形态来划分历史时期的，因此，它都赋予习惯用的“古代”、“近代”、“现代”以社会经济形态的内容。

整个社会经济史应以生产方式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根据(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阐明了的。至于在同一社会经济形态历史时期内，如何划分历史阶段，应根据什么标准，需要根据经典作家们的指示进一步讨论和明确。

苏联国民经济史学者过去和现在都讨论过同一社会经济形态内部国民经济史分期的标准或原则，许多意见可以作为我们讨论的参考。我国近几年来关于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对我们的讨论也有很大的帮助。必须吸取这些讨论中的积极成果。但是，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分期的标准，必须结合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这门学科本身的特点，找出一个最切合实际的标准。

现在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是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和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标准是否应当一致?我们认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和近代史的联系是极密切的，但是，作为两门独立的学科，二者在研究的对象、内容及所担负的任务上是不相同的。中国近代史必须研究国民经济的变化，因为经济的变化是阶级斗争、政治、思想、文化等等变化的基础。但是，作为近代通史，不仅它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广泛得多，而且它的主要任务和基本线索，不能不是叙述和分析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发展。以此为它的主要内容。因此，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标志，应当是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是一门专史，它的对象是社会经济整体的发展过程，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和统一的发展过程，也就是生产方式演变的过程，虽然不可能也不应该离开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和其他社会现象，但是它的主要内容和任务是叙述和分析经济发展过程的。这是它和近代通史的主要区别。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的分期标准，应当是国民经济变化的重要表现和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标准是有区别的。

在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内部，以国民经济变化的重要表现作为分期标准，看来是很明显的。问题在于：我们必须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特征，分析和找出这些重要表现是什么。这正是运用这一标准能否正确划分历史时期的关键所在。

我们认为，这些重要表现是：

第一，在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内，国民经济变化的重要表现，首先是国民经济在各个时期发展的快或慢，生产力的增长或破坏，经济的高涨或危机，工、农、商、交等部门的发展或停滞、倒退，等等。这些表现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状况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各个时期的表现，是在决定经济史分期时必须考虑的因素。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这些表现不是显示或表明各个时期某些质的区别的主要因素。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此外，在旧中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农业由于分散经营，技术停滞，又受到几重残酷的剥削，生产表现为长期的慢性危机的过程。如从1873年到1933年，耕地面积和单位产量并没有什么增加，①1933年以后耕地面积还在缩小；同时，落后的分散的小农生产，对自然灾害抵抗的能力极弱，产量的增减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很大，所以农业生产量这一年与那一年的增减，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并不完全表明社会生产关系或生产力有什么重大的变化。如抗日战争以前几年，农产量有所增加，但并不能说明这几年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有什么重大的变化。至于资本主义工业，虽然其生产的发展或危机是能较明显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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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各时期22个主要农业生产省份的统计的计算，如以1873年为lOO，1893年、1913年、1933年的耕地面积指数都为101。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5页．

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之间的变化；但是，我国资本主义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小，它的发展与衰落虽与其他国民经济部门有密切关系，可是也有变化趋势不一致的时候。因此，工业的变化趋势也不能完全代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趋势。企图以资本主义工业的迅速发展或停滞、危机的表现来划分我国近代经济史的时期，是不妥当的。范文澜同志曾经正确指出：由于中国近代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不能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把近代史等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从而“仅仅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划分中国近代史的阶段是不全面的，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①

第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种特殊的过渡性社会，是居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一种过渡性社会，是居于独立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过渡地位。从而社会经济成分特别复杂，国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表现有性质的逐渐变化。指出：“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②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性质的某些逐渐的变化，主要的表现在新的经济成份的生产和发展、各经济成份间关系的变化上。诸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一步一步地”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经济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势力开始侵入中国，中国人民遭受双重经济剥削，半殖民地城市和商业买办阶层开始产生，一些地区自然经济受到破坏，……等等。但是资本主义仍然处于萌芽状态。只是到19世纪6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生产，资本主义才由“萌芽”发展成为经济成份。“中国自从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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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8年，第100页。

②：《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20页。

以来，中国社会就逐步改变了性质，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变成了半封建社会，虽然封建经济还是占优势。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封建经济说来，它是新经济。”①这个时期，外国资本主义已经侵入中国，但还没有全面控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只是当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在中国攫取了投资特权，把大量“过剩”资本侵入中国国民经济各主要部门，这样，外国垄断资本就控制了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社会经济性质又有了某些变化，殖民地的性质加深了。1931年日本垄断资本主义在中国建立公开的直接统治以后，很大一部分地区变成殖民地经济，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经济，由于这些变化表现社会经济发展中某些性质(质)的变化，所以是国民经济发展变化中最重要的表现。

在以上述的经济表现作为分期标准时，还必须十分重视下面两种情况：

首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要特点之一，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②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各地各民族的经济变化在速度上、程度上以至趋势上都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在考察整个国家经济的变化并决定经济史的分期时，必须全面地研究各地区和各民族经济的变化，同时又必须善于找出那些能够表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趋势与程度的因素来，特别是那些能够表明经济发展趋势与性质变化的新因素。如19世纪6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最初只是限于少数地区，但它却表明中国经济发展中封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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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民主主义论》。《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88页。

②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25页。

瓦解的趋势。在这里，特别要着重指出，由于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及其他因素，决定我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民主革命首先是在一个地区取得胜利，逐渐发展扩大以至取得全国的胜利。所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崩溃与灭亡也表现为一个逐渐的和不平衡发展的过程。1927年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的进行，新型的、经济上“有社会主义的因素”①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就表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崩溃和灭亡的开始。因此，1927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进入崩溃阶段的开始。

其次，经济发展的过程与阶级斗争的发展比较起来，一般表现为一个逐渐的过程(当然，如经济危机的爆发等等是表现为突然的激烈的形式)，其新的产生和旧的死亡总不如阶级斗争事件那么形式激烈和阶段明显。具有特殊过渡性特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更是如此。因此，要从一个经济发展过程的各种表现中找出一个事件发生的年代(如工厂建立年代，危机发生的年代等等)，就作为分期断限的年代，往往是不恰当的。如要以1871年中国第一个民族资本创办的工厂产生的年代来划分时期。是不能确切表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正由于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很残酷，所以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都很激烈。这些斗争对于经济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影响经济变化的趋势、前途与发展的速度等等；一些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往往揭示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时期的开始(如1840年和1927年)；或者直接引起经济的重大变化(如1894年与1931年)。而且，这些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本身又是经济变化一定阶段的表现。如19世纪6。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资产阶级在19世纪末开始走上政治舞台领导革命斗争，使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准备时期转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特别是辛亥革命后的迅速发展，工人阶级的成长，才为工人阶级力量壮大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准备了一定的条件，使中国革命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使中国经济发展前途发生变化。故我们在经济史分期时，不仅要十分重视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发展，而且要采取那些对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并能表明一定阶段经济发展实质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事件发生或终止的年代，作为经济史分期断限的年代。在经济史分期上忽视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是十分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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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民主主义论》，《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72页.

综上所述，我们在以国民经济变化的重要表现作为分期标准时，就必须充分地考虑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民经济的特点，全面分析国民经济变化的各种重要表现，诸如新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经济成分的产生，经济发展的速度以及停滞或危机，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发展变化等等。在这些因素中，特别要重视那些表明和引起社会经济性质某些变化的经济因素的产生、变化和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

关于划分国民经济史的标准，吴杰先生曾提出：“国民经济史划分时期，主要是以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为主要标志的”。这是可以同意的。可是吴先生在论证国民经济关系的变化的具体表现时，只是认为“有时表现为阶级斗争的高潮和爆发，有时斗争的结果被巩固于国家和法律之中，有时反映在人们的意识里，而阶级斗争尤其是最重要的标志”，①并进而得出结论：“我们考虑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时，更必须把革命斗争作为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最重要的具体表现”。②吴先生在这里分析国民经济关系的变化的表现时，是有一些严重的缺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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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杰：《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3页。

② 同上书，第14页。

第一，吴先生在这里根本没有指出“国民经济关系”，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化本身的最直接的最明显的表现(诸如新生产力的产生、发展，新经济成分的产生，以及经济危机等等)，而是完全撇开这些，认为只表现在阶级斗争、法律、意识等方面。大家知道，后面这些方面，虽然与经济关系有密切的联系，但究竟不是国民经济变化本身的表现。阶级斗争、法律和意识对经济变化的表现或反映，并不是一步一趋的，在时间上也不总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在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中也就会或迟或速地发生变革”。①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也完全是如此。如我国资本主义工业在]9世纪60年代以后开始产生，但资产阶级激烈的政治活动，却到19世纪9。年代才开始、又如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始于1919年，但新民主主义经济却产生在1927年以后。我同意范文澜同志下述意见：“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是没有什么重大联系的”。“革命的进行，不依靠资本主义的发展或停滞而发展或停滞。”②由于吴先生忽视了国民经济本身的表现，所以吴先生分期的标准，实际上不是“国民经济关系的变化”，而是“阶级斗争”，这从吴先生的具体分期意见上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诸后吴先生没有把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产生的前后划分为不同的时期，又如吴先生把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也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后来进而把1919年以后定为现代经济史等等。把国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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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1954年版，第340～342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着重指出：“经济情况改变以后”政治情形，或是早，或是迟． ……也总是要被改变的。”(重点号都是引者加的)

②《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8年，第101页。

济史完全与革命史等同起来，看不出国民经济分期的特点。吴先生主张的国民经济史分期标准的表现，与近年来有些同志主张的中国近代史分期应以阶级斗争为标准的表现是完全一样。①我们认为以阶级斗争作为近代通史的分期标准或许是正确的，但作为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标准就不能被同意了。因为这两门学科的对象和内容是有区别的，从而分期标准就不应当相同。

第二，吴先生在分析国民经济变化的表现时，根本没有分析和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特点，特别是没有考虑到过渡性社会经济的特点，从而在分析分期标准的标志及具体分期上，没有指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某些性质的变化。这从吴先生对各个时期的命名和说明中看得很清楚。吴先生没有能够明确地指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加深和崩溃的阶段，以及一个时期和另一个时期某些质的区别。使人不理解分出一个时期的意义和原因何在，分期的目的何在。而这些，都是在划分经济史发展时期时极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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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8年，第5、13页。

四、分 期

根据上述分期标准，我们考虑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民经济史，划分为下述三大阶段九个时期。

(一)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之年(1840年)起，到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之年(1895年)止，为第一阶段，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本特征形成的阶段。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起点。从此以后直到19世纪末，在此时期中，中国的经济面貌起了根本的变化，已由封建社会经济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具体说，到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基本面貌或基本特征已经形成。这些特征是：①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逐步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土地制度及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仍然存在，并且占着优势。②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产生，并且有了某些发展，但是没有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也随之产生。③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在中国拥有很大的经济力量，并且开始操纵中国对外贸易、金融和航运等部门。中国经济依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成为侵略国家的商品市场和原料掠夺地。买办阶级随之产生。④中国广大劳动人民遭受外国侵略者、封建地主阶级以及本国资产阶级的剥削，首先是外国侵略者和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农民大量破产，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封建的斗争从未间断。⑤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出极大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在性质上、程度上，都与过去的不平衡有很大的区别。

这个阶段又可以分成两个时期：

1．1840～1864年。这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经济特征与4O年代以前和60年代以后都有重大区别。基本上仍然是封建经济和自然经济，但是外国资本主义已经侵入，在五个通商口岸已产生几个小型机器工厂，通商口岸附近的家庭手工业开始破坏，半殖民地城市及商业买办阶层开始产生，中国人民遭受双重的剥削，社会经济已经开始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方向发展。这就是说，与鸦片战争前不同，中国经济已不是独立的封建经济，而已经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同时，与6O年代以后也不同，封建自然经济还保持相当完整的形态，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还没有产生。

2．1864～1894年。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本特征初步形成的主要时期。社会经济的重要变化是：①外国商品大量输人，数量迅速增加，及于中国各地；外国资本非法地在沿海设立一些工厂、银行，开始在金融、航运、对外贸易中处于优势；并且开始向清政府贷放政治和铁路借款。②广大地区的农村家庭手工业和城乡手工业生产者，在外国商品的竞争打击下破产；农业生产商品化有了发展；土地兼并产生一系列新的特点(土地更加集中，土地流转更加迅速，外国资本占有和兼并土地，官田之变成民田……)，半殖民地性质，半封建性质的土地制度开始形成；大批农民及手工业者破产，自然经济结构初步瓦解，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推销商品的市场和掠夺原料的基地。③民族资本主义的工、矿、交通运输企业产生(包括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企业)，并有了某些发展；部分地区的一些手工业部门中的手工工场有了增加，资本主义的作坊和包买商有了发展；农业中资本主义开始萌生；旧式的商业和钱庄逐渐转变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资本主义已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成分。④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各部门之间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这首先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结果。与上述变化相适应，新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产生，农民阶级发生激烈与复杂的分化；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二)从中日甲午战争结束(1895年)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1927年)，为第二阶段，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本特征发展的阶段，或者如某些学者所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加深”或发展的阶段。①在这个时期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各基本特征，都发展到更加典型的形态。主要表现在：①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资本输出迅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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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种特殊的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崩溃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而不是五种基本社会形态之一。在这个特殊阶段中，没有一种新生产方式占着主导地位。因此，严格说来，它不可能有什么形成时期和发展时期。不过，这种社会又有它自身的基本特征，就这些基本特征来说，是有它们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或时期的。

加，成为经济侵略的主要方式，控制了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外国的垄断资本主义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内部一个具有支配力量的恶毒成分。由于德国、美国、 日本等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更加明显地成为“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国家”。①②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业、交通运输业有了发展，农村的富农经济和各种“农垦公司”有了增长，银行是在这个时期产生并有了迅速的发展。资本主义开始在国民经济中占着重要地位，发生重要作用。③农村商品经济继续发展，地主经济和买办经济日益结合，大多数富农和农垦公司的土地都带有半封建性质，侵略分子在中国抢占大量土地，进行封建剥削，土地更加集中，农村阶级分化空髓激烈，大批农民破产流亡。④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影响，由于辛亥革命后军阀的混战，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统一的特征更加显著。由于上述一系列的变化，新的富农阶级产生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发展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日益贫困悲惨，革命斗争由一个高潮到另一个高潮，由单纯的农民战争到资产阶级领导的斗争，到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这个阶段又可以分成三个时期。

1．1895～1911年。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帝国主义开始大量向中国输出资本，控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通过条约特权、借款、直接投资、吞并等手段，外国资本控制了国内关税与海关、交通运输、对外贸易和国内商业、工矿业，金融业和中国政府的财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的投资场所。国际垄断资本侵入中国经济内部，成为一种经济成分，并在各部门中占有优势。帝国主义由此得以支配中国的政治军事力量。与此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对自然经济的猛烈打击和影响，农村商品经济大量发展，广大地区的农民变成小商品生产；由于人民反帝斗争的推动，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得到初步发展，农村出现少数农垦公司。资产阶级的力量壮大起来，它领导的和辛亥革命都先后爆发和相继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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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37页。

2．1912～1919年。这个时期经济变化的主要特征，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强和资本主义经济比较迅速的发展。国民经济变化总的趋势，仍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强，自然经济进一步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前后各时期比较来说，显得比较突出。这是国内外各种经济政治变化所促成的。首先是由于中国人民反对封建统治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所直接推动的，同时也由于世界几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忙于相互厮打的世界大战。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在近代工矿业、城乡手工业、商业、银行和农业各个部门，主要是在轻工业方面。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程度还是很有限的。尽管如此，由于国外经济的影响和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危机开始出现；由于广大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活动领域的扩大，它们的作用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现象。

3．1919～1927年。是中国经济由发展到衰落的转变时期，是中国经济有可能走新民主主义道路，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转变时期。经济的发展到衰落，表现在农业、工业、手工业和贸易各个方面，而工业最为明显。1922年以后工业发展进入停滞和危机阶段。在工业、银行、贸易的发展和危机过程中，同时出现资本集中和官僚资本、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结合的过程，产生了带有地区垄断性或行业垄断性的资本集团。更重要的在于：中国是在这个时期才找到经济发展的现实出路一一新民主主义道路．。在此以前，先进的中国人，想使国家富强，认为只有走独立的资本主义道路，事实上这是走不通的，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没有可能。只是在这个时期，中国才具有物质条件和政治条件，走新民主主义之路。不仅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姿态，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且使中国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这个革命为中国经济带来新的、可能实现的最好出路，如斯大林在1926年所指出的，“中国走向非资本主义的发展”。①指出：“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②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的领导革命，是中国经济走这条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基本保证。1925～1926年，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地区，开始要改变土地制度。1927年以后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土地革命的进行，中国经济就开始走上新民主主义发展的现实道路。

(三)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1927年)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崩溃的阶段，也是新民主主义经济胜利的阶段。1927年革命根据地建立，土地革命开始，新民主主义经济萌生，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开始崩溃。以后中国经济变化的过程，虽然形式极为复杂和曲折，但是，它的主要内容，就是这新旧两种经济对立斗争和相互消长的过程，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在全国范围内胜利，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完全崩溃。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崩溃的，还有社会生产力遭受长期的破坏，经济危机日益严重、深刻，经济生活极端紊乱，以破坏性和腐朽性为特征的中国垄断资本主义一一官僚资本主义的产生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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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44页。

②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42页。

这个阶段又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1．1927～1931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开始崩溃的时期。首先，是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土地革命的进行，工农民主政府的公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社经济的产生。这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的因素和半封建的因素”，①产生了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和半社会主义的成分，从而“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②它是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根本对立的，并是其代替者。其次，是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开始产生，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中的垄断资本主义，是在掠夺和破坏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的，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和腐朽性；它集中起来的财富，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准备了物质基础。所以，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瓦解过程的产物，并是其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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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打退第二次高潮的总结》，《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785页。

② ：《井岗山的斗争》，《选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80页；另见：《我们的经济政策》，《选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27页。

2．1931一1937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进一步崩溃的时期，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开始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时期，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开始发展的时期。首先，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我国东北，在占领区内建立日本垄断资本的直接统治，使经济半殖民地化。指出，“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①其次，各革命根据地从1931年后有了较紧密的联络，1931年11月7日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统一的经济政策，革命根据地扩大了，并有了比较固定的地区，土地革命逐步深入，公营经济有了发展，并开始了可能的必要的经济建设。最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地区，1931年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工矿企业大量倒闭、停工，农村急剧破产，对外贸易逆差迅速增加。由于集团卖国反人民的政策，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结合，发展十分严重。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主义是在这几年中基本上建立起来的。

3．1937～1945年。基本的趋势和上述时期一样，主要不同之点，是全国都卷入了战时经济，国民经济遭受更严重的破坏。首先是日本占领的殖民地经济地区扩大，大部分地区直接受到战争的破坏。日本帝国主义经济在中国的直接统治和破坏，发展到了最高峰，也是它被赶出中国的时期。其次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地区内，四大家族利用民族灾难和独裁政权，通过掠夺的办法，发展官僚资本主义经济，造成本身统治的危机。这个经济地区是在曰益缩小的。最后，新民主主义经济及其地区得到空前的发展，占有全国五分之一人口的地区，由于抗日战争的关系，新民主主义经济一部分地区的经济结构和以前有某些不同(由于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的原因)，为抗日的胜利准备了物质基础。

近年经济发展篇（9）

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表现在许多方面，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初步考察：

（一）几种主要农产品的商品量值的增长和商品率的提高

我国农业中，种植业占绝大的比重，种植业中主要是粮棉油料等的生产。所以粮棉油等几种主要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基本上可以反映出我国农业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根据徐新吾和吴承明同志的研究，粮、棉、大豆、烟叶、茶叶、柞蚕茧、桑蚕茧、土丝等几种主要农产品的商品值，1840年为24，987．2万元，1894年为78，574.9万元，1919年为217，171.9万元，1936年为450，000万元。这几种主要农产品的商品值从1840—1894年增加了近2倍，约合年率1.5％，若按不变价格计算，则增加76．6％，从1894—1919年增加了1．76倍，年率接近5％，若按1894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增加143.4％。从1919—1936年增加了1．07倍，约略保持年率5％的速度。

1936年，几种主要农产品的商品率约为29.7％。

1952年，社会农副产品的收购总额为140．8亿元，当年农业总产值为461亿元，其商品率为30．5％。

从上面的数字看，1952年农副产品的商品率和1936年几种主要农产品的商品率基本相同。但实际上是降低了。因为1952年农副产品的收购范围不仅包括粮棉等几种主要农产品，而是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全部产品。林、牧、副、渔的产品的自给部分较小，而出售的部分比较大。

为了排除物价的干扰，我们还可以粮食、棉花等农产品的商品量在其产量中所占比重的变化来加以观察。据吴承明同志估计，“我国粮食的商品率1840年约为10％，1895年约为16％，1920年约为22％，1938年不到30％”，（吴承明：《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52年我国粮食的商品率约为20．3％，若减去返销农村的部分，　则为17．2％。

我国棉花的商品率，据徐新吾等同志文稿中的资料计算，1840年约为27％，1894年约为38％，1920年约为42％，1936年约为51％。据国家统计局数字计算，1952年我国棉花的产量为130．4万吨，收购量为108．7万吨，商品率为83％。

总之，从1840年—1936年的近百年间，我国农产品的商品量和商品值，一般都是在增加着的，虽然各个阶段的增长速度有所不同。

（二）农产专门化区域的形成

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还表现在农业生产的专门化上，即表现在一些区域专门生产一种市场生产品，另一些区域又专门生产另一种市场生产品，并且农业的其它方面也都适应于这种主要的生产品。

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十九世纪末年以后，我国农产商品化的过程加速了。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全国不少地方已形成了许多新的农业生产的专门化区域。如东北是生产大豆的主要区域，河北、江苏、湖南和湖北等地已成为棉花生产的中心；江浙、广东等地是蚕丝的生产中心；山东、河南等地是烟草和花生的集中产区；内蒙等地是盛产皮毛的畜牧区域等等。

这些新的专门化农业区域已不象过去那样完全是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所造成的，它主要是由国内外经济的发展所促成的。这表现在：1．它与新式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如东北原是人烟稀少的荒僻之地，后来由于中东铁路的兴建而变成了一个粮食生产基地，其大豆远销国内外。2．它与近代工业的发展息息相关。江苏、河北等地棉花商品生产的发展与上海、天津、武汉等大城市棉纺织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其它如蚕丝、烟草、花生、畜牧业商品生产的发展也都与丝织、卷烟、榨油、毛纺织业所需原料的日益增长有关。3．它与城市工商业人口增加有关。一些商品粮生产和贸易中心就是受城市工商业人口增长的刺激而发展起来的。4．它与外国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以及对外贸易的发展有关。如日本对东北大豆的掠夺，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对烟叶、棉花等的掠夺，往往促进这些农作物的畸形发展，形成一些专门化区域。对外贸易的发展，世界市场对某些农产品需要的增加，也会促进某些农作物商品化的发展，使之出现一些专门化农业区域。

这些专门化农业区域的出现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同时它又是农业商品生产发展的一个动力。这种专门化农业区域的形成，“不仅引起农产品与工业品间的交换，并且引起各种不同的农产品之间的交换”（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0页）。

我国近代农业专门化虽有发展，但程度不高。首先，从地区上看，其分布是很不普遍、很不平衡的。它主要集中在沿江、沿海等一些交通比较发达的区域。其次，从农作物上看，主要是大豆等几种农产品商品化程度较高，而粮食作物商品化程度则很低。再次，这些区域内仍是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它们受到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受到封建的买办的商业高利贷网以及帝国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并没有很大的发展。

（三）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比例的变化

粮食作物的商品率一般是比较低的，经济作物的商品率是比较高的，因此，这两类作物种植面积的比例变化也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指标。

据北洋政府农商部编的《第四次农商统计表》中的资料，1914年时，粮食作物面积占各种作物总面积的88.9％，油料作物面积占8．8％，棉花面积占1．9％，烟叶面积占0.4％。

根据《中华民国统计提要》中有关资料计算，1937年，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河南、陕西、甘肃、青海、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宁夏等15省粮食作物面积占作物总面积的83％，油料作物面积占13％，棉花面积占3％，烟叶面积占1％；1946年，粮食作物面积占作物总面积81％，油料作物面积占15％，棉花面积占3％，烟叶面积占1％。由此可见，从1914—1938年间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比重稍有减少，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比重略微增加，从1937—1946年情况基本仍如此。这说明，二十世纪前半期，我国农村商品生产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粮食作物面积占耕地总面积最高达89％，最低也为81％，即始终占80％以上，其它各类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占耕地总面积，一直没有超过20％。这又反映出我国农村商品生产不够发达。

（四）农村各阶层对市场依赖程度的加深

农村各阶层与市场的关系也是衡量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一个指标。

首先，货币在农民经济收支中已占有相当的比重。据有人调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安徽等七省十七处2，866田场支出中，现金部分占47.6％，田场收入中，现金部分占58．1％。其次，各类农户的生活用品都有相当一部分要购诸市场。据调查，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安徽等六省十三处农户生活费用中购买部分占34.1％，绥远一些地方农民生活费用中购买部分占54．7％。由此可见，农民对市场的依赖程度已经较深。这反映出，我国农村商品货币经济已有相当的发展。

不同地区的不同类型的农户与市场的关系不尽相同，甚至有很大差别。

1．除东北以及沿海地区外，许多交通不便的地区的农民与市场的关系不那么密切。如：四川峨嵋山一带田场，货币支出仅占全部支出的31．29％，货币收入也仅占全部收入的39．03％。

2．各类不同农户对市场的依赖程度也不相同。如黑龙江流域，耕作面积在15垧以下的农户，每垧出售的农作物占全数的56．9％，购买的饮食费占其饮食品总值的58．7％。耕作面积在15—30垧的农户，每垧出售的农作物占全部的55．5％，购买的饮食费占其饮食品总值的16．4％。耕作面积在30—75垧的农户，出售部分占58.2％，购买部分占15．2％。耕作面积在75垧以上的农户，出售部分占61．9％，购买部分占6.4％。一般说来，低类和高类农户的农产商品化程度是比中间类农户高些。

3．总的来说，我国农民经济的商品性是比较低的。孙晓村在《中国农产商品化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引用马札亚尔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中的话说：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农村中农民经济的商品性，在任何地方都不低于百分之四十，即是说，农民出卖自己的生产物不少于百分之四十，并且在市场帮助之下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也不少于百分之四十。”这说明，农民经济的商品化程度还不到50％，农民经济生活基本上仍保持着半自给状态。

（五）我国城乡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的变化

列宁说：“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表示日益众多的人口之与农业分离，即表示工业人口之由于农业人口减少而增加”（《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1页）。我国城乡人口比重的变化也是测量我国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一个标准。据徐新吾同志估计，我国农村人口占城乡人口的比重，1840年为95％，1894年为92％，1920年为90％，1936年为88％。

1949年全国人口54，167万，其中乡村人口48，402万，占89．4％：1952年乡村人口占87．5％。

总之，我国近代乡村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重是不断减少的，即1840—1952年，从95％减少到87．5％；而市镇人口的增加比乡村人口和全国总人口的增加则快些，即从2，000万增加到7，183万，增加了258．2％，而全国人口从40，000万增加到57，482万，增加43．7％，乡村人口从38，000万增加到50，319万，增加了32．4％。这说明，从1840年后的百余年间，我国市镇总人口是不断增加的。它是我国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反映。但在1936—1949年间，我国市镇人口从5，400万增长到5，765万，仅增加了365万，即增加6．8％。而乡村人口则从39，600万增长到48，402万，增加了8，802万，即增加22．2％。这个时期我国城市人口增长较慢，从而使其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重有所下降的事实，反映出这个时期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迟滞。我国市镇人口虽由乡村人口之相对减少而增加，但我国市镇人口所占的比重仍是很小的，如1925年世界城市人口约为4.05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1%，而我国1920年市镇总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0%；1950年世界城市人口约为7.24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9%，而我国市镇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2.5%。这又反映出我国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是比较缓慢的，其程度也是不高的。

综上所述，无论从主要农产品的商品率、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比重、农村各阶层对市场的依赖程度以及城乡人口的比重来看，自1840—1952年的百余年间，我国农村的商品经济是在发展着的，其趋势大致如下：从1840 —1894年，发展缓慢；从1894—1936年，发展较快；从1936-1952年基本上没有什么进展。我国农产商品化的程度也有所提高。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3页）。但是我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还是比较低的，农村经济生活在许多方面仍保持着半自然经济的状态。

二、关于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原因

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是有所发展的，但它又很不发达，其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我国近代农村生产力水平很低，且有衰落之势，整个农业生产不发展，商品生产和交换也就不可能有长期稳定的发展。在我国耕地少、产量低的情况下，我国近代粮食总产量始终徘徊在两千多亿斤左右，这些粮食大部分被农村人口消费掉了，运销城镇的真正商品粮占的比重很小。由于我国的交通阻塞，运输不便，对外贸易又处于不利地位，广大农民不易通过外贸和内贸取得自己所需要的粮食，所以他们极力发展粮食的自给生产，有时为了保证粮食的自给，甚至不惜放弃经济效益较高的经济作物的种植。因此，我国近代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在总耕地面积中所占的比重始终不超过20%，而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一直占80%以上。我国粮食的商品率既没有很大提高，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又不可能有很大增长，这是我国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程度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我国近代交通通讯事业不发达以及频繁的侵略反侵略的战争和国内战争都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严重影响。商业的发展，是把治安与交通作为它的外在条件，把交通媒介的确定，交换对象的增殖，作为它的内在条件。这就是说，统一和平的环境，交通的改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相反，战争和动乱则有碍于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中国古代是这样，近代也是如此。如前所述，抗日战争前农村商品经济发展较快，而抗战爆发后直到全国解放这段时期则较慢，就是明显的例证。在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环境中，农村商品经济之所以不能发展，是因为战争的参加者都必须首先保证粮棉的供给，因此都极力发展粮棉的自给生产，相对缩小其商品生产部分。抗日战争时期，广大抗日根据地是强调生产自给的，机关工作人员甚至部队都要尽可能自力更生，力求生产自给。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粮食、棉花等的供给也是最迫切的任务，因此，在日本统治下的沦陷区也不得不实行粮食的配给制，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所谓大后方，也实行什么经济统制政策。生产中的自给、流通中的统制和分配中的配给政策和制度，虽然其性质各不相同，但它们都从各个不同的方面限制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战时交通阻塞，货币金融制度不统一，这更加阻碍商品的流转，并进而影响商品生产。

再次，中国农产品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市场旋涡之中，一方面使适应外资需要的某些农产商品畸形发展，另一方面，许多农产商品因受到世界市场的竞争而衰落。中国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小商品生产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被动的地位，其前途是暗淡的。中国国内因为交通不便、政治不统一、帝国主义的划分势力范围政策的影响，而没有形成完整的统一的民族市场。中国因为工业不发达，城镇人口增加有限，所以城镇对工业品原料和商品粮的需求有限，广大农民因受帝、官、封的压迫剥削而十分贫困，购买力萎缩，许多农民为了交纳赋税、还债、购买其它必须品而不得不干新粮下来时忍痛将其出卖，然后又于青黄不接时借钱到市场上高价购粮。显然，农民的这种购买力是一种虚假的购买力，不可能促进农产品的扩大。

最后，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分工不发展，在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制的阻碍。中国近代农村经济中，耕织结合、纺织结合、农牧结合、生产和运输结合，纺织、畜牧、运输等都还没有从农业中独立出来，没有专业化，没有形成大量的专业户。在农民自耕自织、自养猪、自运输的情况下，社会分工不发达，商品经济也就不可能发展起来。

总之，我国近代农村的商品生产是在农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不发达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这是一种“饥饿的商品生产”；商品流通是在市场购买力萎缩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这是一种虚假的商品流通。这种缺乏基础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显然不可能有高度的正常的发展。

三、关于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的性质

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的性质如何，这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在二、三十年代一些人首先夸大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然后又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等同起来，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在三十年代又有人夸大中国农村经济商品化的程度，认为中国已是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即在农村也不能不随着这个资本的势力所达到的地方，顺应外来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之整个的体系而改变它旧有的经济结构”，即农村经济也已资本主义化了。

这些人都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完全等同起来，他们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就是资本主义化的程度。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因而是错误的。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系。我们承认，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鸦片战争后，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加速发展，为中国资本主义（包括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前提。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段时间内，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比较快的，伴随着这种发展，不仅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和手工业发生和发展了，而且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发展了。自抗日战争发生直至全国解放这段时期内，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停滞和衰退，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呈现出衰落的趋势。这充分反映出农村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联系。但是，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又是不同的，把资本主义经济和商品经济混同，从而夸大中国近代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错误在于，把小商品生产误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诚然，小商品生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但小商品生产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事实上，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生产主要是小商品生产，而不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如前所述，我国近代粮食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主要是由于农民小生产者为了买粗粮而卖细粮的粮食品种调剂和为了交纳租税、偿还债务而于收获之后贱价出卖，然后再于青黄不接之时到市场上高价购买粮食所促成的。农民小生产者为买而卖的这种商品生产，显然是小商品生产。这种商品生产的发展，不是中国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表现，而是农民小商品生产者逐步走向饥饿贫困破产深渊的表现。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增加，是我国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的又一个主要表现，但其中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即有些经济作物的种植在农民小生产的经营中反比在富农、地主的较大经营中普遍些。例如“在陕西、四川、云南等省的鸦片区域，农民经营的规模愈小，这种鸦片的成份倒愈大，原因是鸦片税额太重，贫农兼种粮食，必致更无力量纳税，反之，较富的农民，却能划出一部分农田种植自给的粮食”（陶直夫：《中国农村现阶段性质之研究》，转引自《中国农村经济论》第200页）。在山东的烟草种植业中也有这种情形。凡此种种都表明，中国近代农村小商品生产占显然的优势，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所占的比重是很小的。

近年经济发展篇（10）

建国以来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大致上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各个阶段所关注的问题及其所研究的取向不同，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1949年至1966年，学术界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虽然论文不多，但质量很高。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中国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工业的关系、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研究工作表现了更多政治取向，尤其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谴责和批判。1966年至1976年，十年，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庸，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虽然幸免于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但由于学术界移情于革命史、阶级斗争史，这一领域的研究事实上无法展开，倒是国外汉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走在了我们的前面。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逐渐细化与深化，领域逐步拓宽，新观点不断出现，既有跨区域、跨行业的宏观性的总体观察，也有分区域、分行业的具体入微的探析，强烈的学术关怀与现实关怀成为学者们的主要研究取向，讨论更加趋于理性与客观。

迄今为止，虽然尚无一部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专著，但相关著作中的探讨并不少见，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是国内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棉纺织业的专门性著作，其中相当篇幅分析了近代以来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生产关系的蜕变，为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再版本）分析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生、发展过程。全慰天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全面评述了手工业的发展概况及其与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段本洛、张圻福著《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虽然主要以苏州城镇手工业为讨论对象，但乡村手工业亦有涉及。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在分析机器缫丝工业的同时，也附带论及手工缫丝业。黄逸平著《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对手工业的兴衰状况及其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汪敬虞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在第十三章中纳入了由王翔撰写的手工业，对这一时段的手工业经济进行了总体评析，并对十个行业作了示例性研究。苑书义、董丛林著《近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变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将乡村工副业纳入小农经济体系中，分析了农民家庭工副业中的主要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织业、草帽辫、花边、发网业及其他家庭副业的兴衰概况。中青年学者王翔、彭南生分别出版了《中国近代手工业的经济学考察》（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和《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从宏观上论述了手工业在近代中国兴衰演变的原因、地位及其作用。但是上述著作未将近代乡村手工业从城市手工业中分离出来，看不出手工业在近代农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大多数研究者将手工业作为机器工业的一个配角，看不出乡村手工业自身的变迁。

与此同时，区域性的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史专著或专门性的行业史著作也非常关注区域内的手工业经济状况。乡村手工业是行业史研究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否则，区域社会经济史或行业史的整体性将受到影响，因此相关著作都或多或少地迁涉到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朱新予主编的《浙江丝绸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徐新吾主编的《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主要分析了近代江南城乡丝织业的演变。徐新吾主编的《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分上、下编，上编缕述了近代上海地区手工织布业与土布商业的变化，下编辑录了江苏江阴、常熟、常州、无锡、苏州、南通以及浙江慈溪、平湖、硖石等地的土布史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四部分以“手工业与乡村经济”为题对近代河北、山东、河南的主要乡村手工业进行了分析。曹幸穗著《旧中国苏南农村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充分利用满铁的“中国农村实态调查”资料，讨论了农村工副业生产及其在农家经济中的地位、农副产品及其生活资料的商品化。苑书义、任恒俊、董丛林等著《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以“传统手工业的变迁”为题粗线条地概述了华北乡村手工业的兴衰。庄维民著《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中华书局2000版）从山东工业化进程的角度分析了传统手工业结构的嬗变、农产品加工业的工业化进程。林刚在《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重点探讨了家庭棉纺织业、蚕桑业与近代机器大工业之间的关系。王笛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2001年版）描述了传统手工业到近代工业的发展历程。张利民等人合著的《近代环渤海地区经济与社会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将手工业纳入该区域工业体系中，分别讨论了辽宁、天津、山东工业体系的特色，肯定了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及其与近代工业的关系。侯建新著《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解放前国内外有农村调查资料，从农村产业结构变化的视角，对冀中11村工副业经济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徐浩的《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方志资料，以织布业为例，简略地分析了华北农村工副业的扩张。马俊亚在《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以专章对江南农村手工业与机器工业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新近唐致卿推出了《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篇幅达72万字，其中第四章第三节以2.5万字的篇幅简要地探讨了“农村手工业和副业”的存在领域。不过上述研究除个别较为深入外，大多将乡村手工业视作行业史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绕不过去的“坎”，讨论停留在浅层次上，有些只是点到为止。不仅如此，这类研究普遍存在着行业的不平衡性与地域的不平衡性，就行业而言，棉纺织业、丝织业等是讨论中的重点，其他众多行业较少，有些则根本尚有触及，就地域而言，除华北、江南考察较为充分外，其他广大地区探讨较为薄弱。

相比之下，无论是成果的数量，还是学术质量，亦无论是研究的深度，还是讨论的广度，论文都大大超过了专著，对推动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更大的贡献。虽然有些论文并非专门以乡村手工业经济为题，但大量利用了乡村手工业经济史料，其结论无疑也是适用于乡村手工业的。

1956年陈诗启探讨了近代中国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第4期），稍后他又撰文分析了甲午战前中国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成长（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彭雨新以丝棉手工业为例，剖析了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我国原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光明日报1961年8月2日）。1962年，樊百川撰文揭示了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1965年戴逸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人民日报1965年8月20日）希望将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推向深入，然而随后10年“”使这一讨论进程中断了十余年之久。这一时期讨论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专文虽然不多，但质量较高，视点集中，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与重点。

改革开放后的最初几年中，学术界对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仍然乏力，学术论文仅见李炳东对广西近代手工业兴衰演变的宏观概述（广西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夏林根以地方志史料为依据，对上海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所做的分析（中国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1期）。鉴于这种状况，彭泽益呼吁重视中国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他认为忽略近代手工业、尤其是工场手工业，“使得中国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形象不够完整，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因此专门撰文“希望能够引起重视，充实这方面的调查研究”（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此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论文渐渐多了起来，唐文起探讨了营口土布市场的兴衰对南通土布业的影响（江海学刊1985年第5期）。潘景隆、谭禹对光宣年间吉林蚕业的兴衰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讨论（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李达三从微观角度剖析了近代河北高阳土布的盛衰情形（河北大学学报增刊，1985年）。1986年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进入兴盛时期，无论是宏观探讨，还是区域研究，亦无论是手工业经济整体，还是若干重要手工业行业，都成为学者们探讨的对象，出现了一系列的新观点。

就宏观研究而言，李荣昌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近代工业与传统手工业之间的竞争（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7年第3期）。张学君对19世纪后期的四川工场手工业进行了实证研究（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第3期）。陈玉环、刘志伟利用《沙滘楚旺房陈氏家谱》、从个案角度讨论了清代后期广东的丝织工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乡村手工业的兴衰变化与近代社会运动密不可分，张思从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破产的角度考察了北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原因（《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汪敬虞就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提出了新的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徐新吾从总体上考察了近代中国自然经济加深分解与解体的过程，已经注意到了这一发展过程的不平衡性（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王方中以大量丰富的史料探讨了1930～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织业的衰落及其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谢放以四川为例，讨论了近代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中青年学者将研究视野聚焦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这既是手工业经济史受到重视、研究工作进一步细化的表现，也是农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受到关注、进而带动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一种反映。曹幸穗站在农民家庭经济的微观角度分析了近代苏南地区农村手工业副业的存在状况及其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陈庆德论述了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的社会基础（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及其发展趋势与归宿（求索1991年第6期）。史建云以华北地区抗战之前的情况为依据，从市场角度分析近代农村手工业对近代民族工业的促进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对20世纪30年代初期农村手工业衰退现象及其原因提出了新看法（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并论述了华北手工业生产力的变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王翔探讨了近代中国行会手工业的演变（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危机（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手工业经济结构等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彭南生发表了系列论文，其中《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传统工业的发展与中国近代工业化道路选择》（华中师大学报2002年第2期）、《包买主制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史学月刊2002年第9期）、《半工业化：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进程的一种描述》（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论近代乡村半工业化的兴衰》（华中师大学报2003年第5期）、《“地方能人”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进一步深化了这一研究，提出了“半工业化”分析框架，明确肯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并分析了发展的多种因素。此外，他还撰文评价了晚清、民国政府的手工业经济政策与措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华中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2000年第1期），以及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的互补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万振凡、孙桂珍重新评价了近代中国农民家庭手工业（江西师大学报2003年第1期）。

陈西平从区域研究的角度、以清末湖南为横截面，透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展，并探讨了它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90年第10期）。张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农村地方工业的演变及其趋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他后来将这一研究扩大到近代长江沿江城市周边农村的非农产业，明确肯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第3期）。刘华明按时段顺序对1840－1949年间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情况进行了描述（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胡水凤对近代江西几种主要手工业的兴衰变化进行了考察（江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史若民则探讨了近代山西部分手工业的变迁（山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戴鞍钢研究了开埠后的近代上海与周围乡村手工业的关系，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近代城乡经济关系的内涵（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李先富探析了清末民国时期广西手工业的发展及其在市镇发展中的地位（广西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宾长初揭示了广西近代手工业的变化（社会科学家1996年第3期）。乡村手工棉纺织业在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等红色区域中十分重要，刘宏探索了晋察冀边区的棉纺织业（河北学刊1998年第1期）。刘萍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妇女纺织运动进行了考察（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张静以草辫、花边、发网业为例，探讨了近代山东农村手工业的外向型发展（史学月刊2002年第2期）。李靖莉评述了黄河三角洲地区近代手工业的商品化倾向（东岳论丛2003年第2期）。杨华论述了清末民初黑龙江手工业的发展情况（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更多区域性的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是从行业史反映出来的。

就手工业行业史而言，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等多有专文探讨，其中棉纺织业是讨论重点，研究的视角既有整体性的行业史，也有区域性的行业史。夏布是近代乡村重要的纺织业，胡水凤探讨了近代江西夏布的产销问题（江西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林顿等简要考察了清末四川的手工棉织业状况（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2期）。刘灿河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山东手工棉纺织业的考察，提出了对“自然经济解体论”的新认识（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88年第6期）。陈惠雄提出了近代中国家庭棉纺织业多元分解的历史解说（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李金铮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的家庭棉纺织业进行了实证研究（河北学刊1991年第3期）。陈美健具体分析了清末直隶工艺总局在高阳织布业兴起中的历史作用（河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刘华明对近代百年间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描述性的讨论（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张思对清末直鲁地区农村手工纺织业的曲折经历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载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清王朝的建立、阶层及其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他后来将视野扩大，以直鲁地区农村手工业为例，考察了19世纪末中国农村手工业的曲折经历（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阚维民对民国初年山东手工棉纺织业中的生产关系进行了具体入微的探讨（民国档案1996年第2期）。林刚就1927～1937年间的中国近代手工棉纺织业提出了新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

在蚕丝业研究中，严学熙论述了蚕桑生产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的关系，肯定了蚕桑业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姚玉明深入挖掘了近代浙江丝织业生产的演变及其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王翔从近代化的角度论述了中国传统丝织业的发展过程（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李平生着重就1929～1933年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对中国蚕丝业的生产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徐秀丽对近代浙江湖州地区蚕丝业生产的发展及其局限进行了全面考察（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张晓辉探讨了广东近代蚕丝业的兴衰及其原因（暨南学报1989年第3期）。黄慰愿从生产力角度分析了广东近代蚕丝业畸形发展的原因（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徐新吾、张守愚综述了江南丝绸业的历史状况（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王翔的研究更为深入，他对近代江南丝绸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迁进行了分析（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又考察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中国丝绸业近代化的促进作用（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彭通湖对抗战前四川纺织业的兴衰状况进行了初略探讨（档案史料与研究1992年第4期）。李平生对晚清蚕丝业改良进行了重新考察，既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所存在的局限性（文史哲1994年第3期），周从平探索了浙江近代的蚕丝改良（浙江学刊1997年第3期），汪敬虞从中国近代生丝贸易的变迁入手，评述了缫丝业中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

在制茶业研究中，苏鑫对近代安溪制茶业进行了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汪敬虞从对外贸易的视角研究了中国近代茶业的现代化问题（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戴鞍钢对近代中国植茶业的盛衰进行了全面考察（史学月刊1989年第1期）。张笃勤对近代汉口与俄国间的茶叶贸易进行了探讨（江汉论坛1994年第2期），杜七红论述了茶业对晚清汉口市场的影响（江汉论坛1999年第6期）。胡赤军全面考察了近代中国与西方的茶叶贸易（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陶德臣发表了系列论文，深化了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史研究、揭示了其发展阶段及其特点（中国农史1996年第2期）、出口茶业的经济结构（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以及伪劣茶对近代中国制茶业的负面影响（中国农史1997年第3期），他还从中外对比角度对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中印制茶业进行了比较研究（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对近代中国茶叶生产中的高利贷金融资本（中国农史2001年第3期）、茶农经营状况等（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进行了分析。唐文起则细致分析了我国近代茶叶交易中的初级市场（江海学刊1994年第5期），刘淼探讨了民国时期祁门红茶的产销统制问题，涉及到这一时期乡村制茶业中的政府行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周翔鹤探讨了晚清台湾乡村制茶业（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2期），皮学军讨论了民国时期湖南安化制茶业走向衰落的具体原因（益阳师专学报2002年第5期）。贺琤则通过对1886－1896年间中国红茶出口的考察，探讨了中国近代茶业出口衰落的原因（福建论坛2003年第1期），林齐模以华茶对英出口为中心，具体考证了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的衰减（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其它乡村手工业行业也略有探讨，如林仁川对民国时期福建纸的生产与运销进行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胡水凤简要考述了近代江西的苧麻业（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魏娅娅从出口贸易入手，分析了近代中国榨油业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6期）。李志英分析了近代中国传统酿酒业的发展，填补了该行业史研究的空白（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郭大松、庄慧娟肯定了传教士在近代山东花边、发网业兴起中的历史作用（烟台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梁勇对近代四川桐油外销与市场整合问题进行了讨论（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有关农村集市、贸易等方面的论文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多有涉及，限于篇幅，本文不一一介绍。

与此同时，国际汉学界成为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赵冈研究了鸦片战争后进口棉货与手工纺织业的关系，他与陈钟毅合著的《中国棉业史》（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印行）对中国近代手工纺织业的生产制度、技术条件以及其他有关因素进行了探讨，此外，他在《现代纺织工业的成长及其与手工业的竞争》（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5年）、AlbertFeuerwerker（费维恺）在《1870～1949年的中国经济》（密执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1968年、）《1871～1910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与机器纺织业》（经济史杂志第30卷第2期，1970年6月）等文中，深入分析了机器纺织业与手工纺织业的关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若孟关于中国近代农民经济的研究中，对农村手工业多有涉及，他还发表一些专题性的论文，如《手工棉纺织业和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经济史评论1965年第3期），从中、日比较的角度分析了手工棉纺织业在两国工业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美国联合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容国石探讨了中国手工纺纱的衰落与演变（美国《清史问题》1974年第2期）。此外，美国学者李明珠的《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中译本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出版），作者将乡村蚕丝业置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大背景下，探讨了江南及其他地区蚕丝业的发展及其在农民家庭经济中的作用。黄宗智探讨了华北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乡村工业，他的学生、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叶汉明分析了山东潍县近百年农村社会经济的演变，潍县乡村手工业是其探讨的重点之一。日本学者森时彦新近推出了《中国近代棉业史之研究》（日本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1年），“着眼于中国传统棉纺织业与来自西欧的近代棉纺织工业相碰撞而发生变化的过程”。

从总体上看，近五十余年的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研究，在中外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无论是整体性的概论，行业性的专论，还是区域性的分论，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以后该领域的深入研究积累了良好条件。但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薄弱环节仍然很多，需要我们在总结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视已经形成共识的观点，正视研究中尚存在的分歧，整合力量，在新的起点上将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研究推向深入。二现有研究中的主要观点及分歧

综观现有研究，学术界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其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关于传统手工业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关系，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之间有着内在的、前后相承的关系，这等于说中国既有的手工业存在着向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发展的历史趋向。早在60年代，戴逸在《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一文中提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是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由以产生的出发点和内在根据。离开了这个出发点和内在根据，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就会成为不可理解的事情。”（1）吴承明在20世纪80年代进一步呼应了这个观点，他从劳动力、资本市场等方面阐明手工业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社会条件，指出：“在中国，也有些同志认为，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断了。鸦片战争后近代工业的建立是另起炉灶，与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无继承和发展关系。这可称为‘中断论’。”（2）（P128）那种认为我国资本主义是鸦片战争后从外国移植来的，“更站不住脚，这种理论是否定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只把使用机器和机械动力的近代工业算作是资本主义。”（3）（P758）但是樊百川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洋务运动时期出现的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不但不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而且恰恰是随着手工业的破产，在这种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的情形下，由于外国机器工业的刺激，一部分从封建势力控制下的官办军事工业逐步演变而来，一部分在托庇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之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4）80年代后期，汪敬虞针对这一观点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原有的手工业并没有中断，绝大部分在鸦片战争后继续存在，但并不是向手工工场发展、也没有向大机器工业转化，“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以至整个经济，还远没有为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准备必要的条件。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条件下产生的”，大机器工业与手工业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依赖、荣损与共的关系，但是，“中国大机器工业和手工业的''''长期共存''''，并不是由于工厂和手工业在机械化程度方面彼此互相接近，而是由于中国工厂和手工业同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在外国资本的强大势力面前，有着共同的命运。这种‘长期共存''''，不是发展中的共存，而是两者都得不到发展的并存。”（5）

笔者认为，在传统手工业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上产生上述分歧，既有概念上的混乱，也有理论与史实上的脱节。从概念出发，机器工业不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手工业中也存在着“资本主义”，这里的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生产关系，严格意义上说就是一种雇佣关系，既然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内部已经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鸦片战争后也没有中断，那么就没有理由将近代资本主义限制在民族机器工业这种生产力层次上。这样，在分析传统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产生的关系时，就不必上升到它与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之间的关系了。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完全有可能产生机器工业，但在事实上，中国近代民族机器工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由晚清政府通过引进机器技术创办起来的，与原有资本主义萌芽似乎没有什么关系，这并非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

不过，民族机器工业与手工业的长期共存是事实，两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明显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充分肯定民族机器工业与近代手工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肯定手工业从附属于传统农业经济到附属于大机器工业的进步作用。吴承明认为，“大体在1920年以前，手工业与近代化工业并行发展的，现代工业发展较快的时候也是手工业尤其是工场手工业发展最快的时候，乃至在同一行业中也是这样，两者间的互补作用超过两者间的对抗。”（6）樊百川认为近代手工业与大机器工业之间是一种依附关系，认为：“一方面，大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通过加工订货，收购和赊销，统率着广大的小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所有各种手工业，从工场手工业到农民家庭手工业，又都依附于大机器工业，甚至成为大机器工业的厂外附属部分。中国手工业，从这时开始，再也不是孤立于资本主义之外而独立发展了，它已经逐步纳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范围和轨道。”（4）彭泽益也指出，鸦片战争后的手工业，“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改组，这种个体经济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为资本主义服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和必要的补充形式。”（7）黄逸平也肯定了这种补充意义，“这种补充，不仅在于大量手工业产品满足了市场的需要，弥补了大工业产品的不足，也在于它是大工厂产品某些工序的在外协作者。”（8）（P245）史建云着重从农村市场的视角分析了乡村手工业与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认为农村手工业使用近代工业生产的原料或工具，农村手工业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同时大多数农村手工业不存在与机器工业的竞争关系，因此，“在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商品生产，在市场问题上，对民族工业的发展既有促进的一面，也有与之竞争、对抗的一面，促进作用是主要的，而竞争、对抗则是将要的。”（9）戴鞍钢还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了再考察，他充分挖掘地方志中所蕴藏的大量经济史资料，分析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特色，认为：“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生发展有其历史的独特性，它并不意味着以往很多人所认为的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没落和破产’，而是通过后者生产结构的内部改组，逐渐与近代工业形成一个互补互动的经济关系。”（10）彭南生更具体地揭示了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之间多层次的互补关系，包括结构性互补、市场关联性互补、市场水平性互补以及劳动技术性互补。（11）林刚以大生纱厂与南通农村家庭纺织业的实例，指出“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产生……是在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中建立起大工业的产品市场，农民家庭手工业也同时得到改进与更新”（12）（P54）。马俊亚通过对江南农村手工业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尽管在许多方面，手工业对现代工业有抵触的一面，现代工业对手工业有挤压的一面，但不管怎样，现代工业的发展不是完全悖离中国手工业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利用了这种得天独厚的资源。”（13）（P197）但是，另一种观点不同意将两者间的互动作用估计得过高，相反，认为两者之间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关系，或提出民族机器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农民家庭手工业被破坏的基础上的，或主张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存在构成了机器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国外有学者认为，手织业使用了改良的手织机，增强了同近代工业的竞争能力，反而阻碍了近代工业的发展（14）（P179－186）。马若孟也认为清末手工棉纺织业的调整挡住了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15）（P295－308）。黄宗智也持大体相同的观点，农民家庭手工业不过是家庭式农场的经济支柱，“这种商品化了的手工业，与其说是象有的人说的那样成为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的跳板，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因为“旧式家庭农场吸收了商品性的手工业生产，使它成为自己的附加支柱。在这个过程中，商人耗去了一部分可能投入工业的资本，也占去了一大部分可以支撑近代工业的市场。”（16）（P203）

第二，关于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关系，学术界普遍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手工业经济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战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对手工业经济造成了复杂的影响，在洋货的打击下，农村手工业一败涂地，此为“压迫论”或“破坏论”。陈诗启针对此前学者一般侧重于外国资本主义机制棉纺织品对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破坏面，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棉纺织业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破坏了中国颇大地区的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自给生产的特点在迅速衰退；另一方面“促进了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成长”，尤其是“资本主义家庭工业”在农村中成长起来了，这甚至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里程碑。”（17）樊百川则站在近代中国百年历史的长时段对鸦片战争后中国手工业的遭遇和命运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认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原有手工业中已经存在着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截断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正常道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强大势力面前，中国固有的手工业大量破产，“手工业的破产，摧毁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所依以生长的基础，从而也剥夺了中国在正常情况下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所谓“正常道路”，当然是指从手工作坊到手工工场再到大机器工业这样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另一部分手工业在外国资本和买办商人资本的控制下，变成出口原料的加工手工业从而依附外国资本主义的命运”，这类依附型的手工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和近代家庭劳动，一小部分过渡到机器工业，“这在中国手工业的发展史上，无疑地应该说是一种很大的进步。”（4）徐新吾认为传统“破坏论”是可以成立的，他以手工棉织业为例指出：“帝国主义的机制布是破坏农民手织业的更较重要的力量”（18）。也有学者认为，简单地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影响两分为“破坏”或“发展”均有失偏颇，他们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从充当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不自觉的工具，变为阻碍中国工业向资本主义工业转化的势力”，“外国资本家利用中国的特殊国情，阻碍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过渡。”（19）戴逸认为，“外国的侵略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和速度，但是不可能一刀斩断这个进程。”（1）新近张思撰文指出，“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农村手工纺织业既经历了一段衰落破产的悲惨遭遇，又迎来重获新生的复兴机遇”，强调“应辩证地看到与遭遇同在的机遇及其历史意义，还应对传统农村经济在机遇面前的对应和表现给予关注”（20）。国外学者则普遍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影响局限在通商口岸附近的农村地区，对广大内地农村的传统手工业影响甚微，使其一直得以维持下来。美国学者费维恺认为：“整个手工业在1870～1911年间并没有受到严重破坏”，并称以往中国学者的观点是“最粗浅的公式化的指责”（21）（P338－378），过分夸大了外国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赵冈也以手工棉织业为例，论证了传统的“破坏论”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手工织布业迅速发展的有案可查的阶段是发生在现代棉织品进口与国内生产都有重大增长的期间”（22）（P174），这即是说，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手织业即便没有促进作用，至少也没有太大的破坏性。

第三，近代乡村手工业与农家“耕织结合”模式的分解。棉纺织手工业不仅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手工行业，而且也是作为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象征的“耕织结合”模式的典型，因此，棉纺织手工业成为学术界讨论最多、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也是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亮点。传统的主流观点认为由于洋纱洋布大量倾销，近代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总趋势是逐渐衰落，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模式不断走向解体。近年来，学者们对传统观点提出了不同认识。徐新吾首先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错觉，如过去一般认为洋纱的入侵是由通商口岸的沿海地区开始，然后逐步深入内地的，然而“事实是洋纱的入侵先从非植棉地区（主要是闽广）开始”的，又如过去一般认为，洋纱的侵入土布是在全国范围内由土经土纬过渡到洋经土纬，再过渡到洋经洋纬，徐新吾认为“如果笼统地从总的发展进程来看，也不妨可以这样说，而具体考察则并非完全如此”，各地在发展中存在着差异，“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是需要加以注意的。”（23）陈惠雄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论中的单线史观进行了挑战，“提出了家庭棉纺织业的多元分解乃是朝向经济近代化、商品化进步的历史解说”，他在概述大量史实的基础上，“认为中国传统丝织业在资本主义外力冲击下只呈单线性萎缩、并没有多元发展进步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24）同样对这种单线史观提出挑战的还有谢放，他在《近代四川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及其局限》一文中认为：“洋纱倾销的主要作用不过是改变了''''耕织结合‘的形式，即由原来的自纺自织改为买纱自织。在广大农村地区，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仍然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带来了不利于其进一步分离的消极影响”，在与外国资本的不等价交换中，“''''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亦由此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时而分离，时而结合”，因此不能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估计过高（25）。李金铮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实证分析，认为农村耕织结合的解体“并非来自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动力作用，而是来自外来侵略势力的影响，是一种历史的畸形。”但是，也有学者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自然经济结构并未真正分解，如刘灿河在分析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时，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东手工棉纺织业、包括当时颇为名气的潍县织布业为例，指出“这些当然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丝毫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气味”，“不可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进而得出结论认为乡村手工织布业的发展“正是反映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的坚固性特点。说它''''解体''''了，那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它非但没有解体，而且还有所强化。”（26）

第四，关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前途。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双重冲击下，近代手工业兴衰起伏、历经曲折，但毕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长期存在下来了，某些行业、某些地区的手工业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何看待和理性分析这一历史现象。陈庆德认为近代手工业发展的内在基础是农民经济的贫困化，“中国近代手工业的这一特殊发展过程，完全是在社会经济贫困化的强大推动下形成的”，也正因为如此，鸦片战争后“无论是传统手工业，还是新兴手工业，都未曾改造旧有的基础。因此无论这种生产组织形式与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多么相似，但它同资本主义生产结构本身仍有本质的区别”，“与其说中国近代工场手工业是一种资本组织的生产单位，不如说它更靠近前资本主义的小商品生产基础。整个手工业总体发展趋势中这种个体性质的保持，使其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转变，尚有相当大的差距”，“它总是不能向前更进一步转化为机器生产”，并断言“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已完全建立起来的近代的世界性历史联系中，以手工业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其说是向着近代化转变的自然累积过程，不如说是近代化历史转变的道路受到阻塞。”（27）但是大多数学者仍肯定近代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即使是个体手工业，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一般地讲，在鸦片战争前的封建社会，它为封建主义服务，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改组，这种个体性质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为资本主义服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和必要的补充形式。”（7）张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农村传统农家手工业，认为近代农村地方工业显示了中国农村摆脱贫困，摆脱传统小生产，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方向。作者在该文中力图穿透历史时段的限制、找寻历史的启示，提出90年代东南沿海的乡镇企业“乃是前近代农村家庭手工业的逻辑延伸，它们在存在和发展的动因、基本条件以及亲缘关系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和内在的逻辑联系；由近代而后瞻，近代农村的地方工业毫无疑问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自70、80年代蓬勃发展的农村乡镇工业的先声。”（28）作者的这种研究取向对探讨中国式的乡村工业化道路具有重要意义。彭南生近年来发表多篇论文明确肯定近代乡村手工业在清末民初以来的发展，并将若干地区、若干行业中以技术进步为依靠、以区域外市场为依托的乡村手工业的发展称之为“半工业化”，半工业化存在着向工业化发展的趋势，尽管由于外力的影响，未能最终完成向工业化的转化，但这种与技术改造为主的渐进性工业化模式与引进机器技术为主的突发型工业化模式一道构成中国近代的二元工业化道路。

第五，关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衰落的认识。如何看待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外力影响下出现的乡村手工业经济状况的变化，学术界主要存在着两种对立观点。王方中列举大量史实，说明从1930年至抗日战争前夕，中国手工棉织业明显衰落了，但是，“手织业的衰落主要不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强制造成的。”（29）夏林根以方志等地方文献为基本史料，对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原因进行了补充分析，认为“既是资本主义商品倾销所引起，也是中国社会内部新陈代谢的结果。”尽管棉纺织手工业很早就开始衰落，但“又为什么延续百年而被大量保持下来呢？”夏林根认为棉纺织手工业衰而不落的原因“主要在于农民生活的贫困和小农经济思想的劣根性”（30）。但是，近年来也有学者不同意将近代手工业的命运看得过于悲观，史建云认为20世纪30年代农村手工业的衰落只是暂时现象，“并不意味着农村手工业的根本衰亡”，原因就在于“无论是农村手工业自身的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水平，近代工业的发展程度，还是整体的社会经济环境，都不足以使农村手工业全面衰亡，30年代农村手工业衰退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31）林刚以1927～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为例，对中国传统手工业中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门类进行了定量的实证研究，澄清了学术界一些固有的认识，作者估计直至抗战前的1930年代中期，中国棉纺织品中（包括布匹、针织品和其他棉织品），机纱约占77～79％，土纱约占21～23％，棉布中的手织布约占71％，机制布约占29％。这说明手工业尚未到“垂死的边缘”（32），这种量化分析更具说服力。其实，用“衰落、衰退、衰亡、垂死边缘”等描述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命运，是否贴切，在语义学上似可进一步斟酌＊。但如果是从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角度看，用上述词语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命运作定性描述似乎都不恰当。因为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远远未到乡村手工业退出其历史舞台的时候，持“衰落论”的学者也不能不承认，它不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所造成的。因此，笔者认为更为科学的定性描述是，在外力的影响、主要是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随后相继发生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日本侵华战争的打击下，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陷入了严重困难时期。在外力解除后，手工业仍可恢复其原有的活力，并会向前继续发展，直至这种增长方式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为止。

三几点思考

近50余年的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无论是论著数量，还是学术质量，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问题也不少，表现在宏观研究不足，分歧较大；区域与行业研究上，存在着很多薄弱环节。今后该领域的研究应在现有基础上，针对上述不足与薄弱环节，进一步拓宽视野，更新方法，加强实证分析，推动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迈向新的高度。

首先，加强定量研究。数字是经济史科学性的最好体现。然而，从总体上看，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存在着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吴承明、徐新吾等老一辈学者虽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但离全面弄清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状况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尚有距离。这虽然与近代统计落后、数字缺乏有关，但也与研究队伍自身素质有关。我国现有经济史研究队伍分属于历史学科和经济学科两大类，前者占主导地位，普遍存在着经济学修养不足、数学训练缺失的问题，使得他们大多长于定性分析，疏于定量研究。要克服这种状况，一方面亟需经济史学界深入挖掘、整理史料，另一方面需要从长远着眼，加强经济学、数学修养，借鉴现代计算工具，强化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量化研究。

第二，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所谓整体研究，是指站在宏观角度，将近代乡村手工业史进行区域性、行业性的整合，作为一个经济整体，探讨它的长期存在状况及其原因，分析它在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地位、全面评价它在近代农村社会经济中的作用，等等。所谓区域研究，是指站在中观或微观的角度，对一村、一乡、一县或更大的区域如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乡村手工业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尤其应加强对若干近代手工业发展较好的农村地区如河北高阳、宝坻、定县等织布区、山东潍县织布区、江苏通海织布区、山东平湖针织业区、环太湖蚕丝业区、华南缫丝业区等的研究，准确把握不同区域的乡村手工业经济的特点。所谓行业研究，是指对若干重要的乡村手工业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榨油业、造纸业、制糖业、编织业、针织业、陶瓷业等，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弄清不同手工业行业间的差异及其在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上的地位。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整体研究比较落后，区域与行业研究中又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在区域研究中，现有成果大多集中在江南、华北乡村手工业经济史，其他地区研究较为薄弱，有些地区如西北、东北等区域尚缺乏最基本的研究。在行业研究中，乡村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的研究较多，其他手工业行业如榨油业、制糖业等行业研究不足。这种研究状况与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广泛性及复杂性不相适应。因此，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要求我们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整体研究只有建立在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把握地区、行业间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区域研究、行业研究只有上升到整体研究，才能克服微观研究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憾，否则，研究结论就会走向片面，给人造成错觉和误解。

第三，更为客观与理性。求真求实不仅是史学精神，也应是史家品格，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也不例外，客观与理性应是所有研究工作者的共同追求。秉持客观与理性，既要避免以理论、经济模型代替实证研究，又要尽可能防止研究主体受到情感影响，既要超脱于时代，又要避免过多的主观色彩。只有建立在客观与理性的基础上，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才是真实的历史，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才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既往研究中的某些分歧往往就是由于客观与理性不足所造成的。如对近代手工业与外国资本主义关系解释上的分歧，起源于如何拿捏评价外国资本主义的尺度。拿捏分寸的准确与否，不仅与研究主体的民族情感息息相关，而且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一方面，对百余年来深受外国欺凌的中华民族来讲，憎恶外国资本主义的情感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建国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内，西方国家封锁、扼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残酷现实，更加深了我国学者对历史上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全面否定，这种现实的情感色彩便被自觉不自觉地倾注到历史研究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西方关系改善，人们开始正视并理性评判外资的作用，学术界又出现了肯定外国资本主义的观点。因此，建国以来史学界在评价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关系时先后出现“破坏论”与“发展论”的观点，此乃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民族情感的反映。但是，历史研究毕竟应该建立在理性与客观基础上，任何过度否定或过度肯定的解释，都可能使其滑向反面。如站在民族的立场上，揭露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近代经济的侵略似乎天经地义，无论怎样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破坏作用，也似乎并不过分。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殆尽，被中断了，这岂不是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似乎又有“外铄论”之嫌，虽然强调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手工业的破坏之罪，却又不自觉地肯定了它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之功，否定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自主性。因此，有学者提出外国资本主义虽然破坏了中国手工业，但并不严重，除棉纺业等少数行业外，大多数手工业行业存在下来了，近年来，更有学者在肯定外国资本主义对促进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模式分解的不自觉的工具时，强调了它在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转化中的阻碍作用。摒弃这种偏执一端的观点，唯有秉持史家品格，既不因民族情感而过于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对近代手工业的负面影响，也不要因当代吸引外资的需要而一味肯定它在历史上的正面作用。

从理论或所谓规范认识出发，也会造成研究中无谓的分歧。如在对“耕织结合”与自然经济解体问题评价上，为什么面对同样的情形，会形成完全相反的观点呢？仔细揣摩既往的研究，笔者认为，学术界已经将“耕织结合”的经济性质固定化了，形成了所谓的规范理论：即“耕织结合”模式是自然经济的象征，它的分解标志着自然经济的解体，在这里，“耕织结合”已经概念化为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典型。其实，这种规范认识存在着缺陷：首先，“耕织结合”作为农家的一种经营模式，并不是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全部，手工棉纺织业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农村手工业行业，棉纺织业衰落了，还会有其他乡村手工业代之而起，在新的基础上形成与农业的新结合。因为，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是近代中国小块土地经营制度所决定的，只要耕地不足，农户就不得不进行多种经营，将农业、手工业、家畜饲养业等结合在一起，以维持家庭的延续。其次，“耕织结合”的经营模式也未必一定就是自然经济，随着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变化、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内容、方式的不同，农业与手工业经营方式的变化，名称上虽然还是“耕织结合”，但其经济意义已悄然发生了改变，它可能是商品经济，也可能是资本主义，关键取决于农家与市场联系的程度及其经营方式的变化。可见，“耕织结合”不仅具有较大的弹性，可以容纳不同类别的手工业，而且具有不同的经济意义。因此，不加区分地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农家织布业看作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其实只是看到了乡村手工织布业与农业相结合的表面现象，而没有对该业的具体形态作更精细的分析。在这里，“耕织结合”虽然没有解体，但统统斥之为自然经济，显然是忽视了近代农民家庭手工业在生产技术、经营形式、与市场的联系等方面的变化，及其手工业在农家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因此，对近代农家耕织结合模式尚须作更深入、更细化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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