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经济发展篇（1）

进入“十五”时期以来，内蒙古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总量由全国的后列进入中列，在全国的位次明显提高。2000年，全区生产总值为1539.12亿元，位于全国第24位。西部第5位；人均生产总值仅为6502元，居于全国第16位，西部第2位。2009年，全区生产总值为9725.78亿元，较2000年增长531.91％，位于全国第15位，西部第1位，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由1.6％提高到2.58％。2000-2009年，内蒙古经济增长了2.66倍，年均增长17.6％，增速快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7.4个百分点。从2002年开始，内蒙古经济增长速度首次跃居全国第1位，此后8年，GDP增速蝉联全国之首。内蒙古以占全国1.8％的人口创造了全国2.58％的经济总量和3.85％的经济增量，经济综合竞争力明显提高。《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2007-2008)蓝皮书》显示，2007年内蒙古经济综合竞争力居全国第10位，西部第1位。其中产业经济竞争力、可持续发展竞争力、环境发展竞争力以及宏观经济竞争力等4项二级指标居全国前列。

在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内蒙古的资源拉动型、投资带动型等特色经济的发展在拉动全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中作用十分明显。

内蒙古抓住了国家进入工业化中期后对重化工业产品需求旺盛的机遇，以资源为基础，大力发展资源的延伸加工，能源、化工、冶金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到2009年，全区全部工业完成增加值4503.31亿元，较2002年增长685.51％。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4400.45亿元，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加值首次突破千亿元，达1028.7亿元，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23.38％。目前，内蒙古已成为全国大型煤炭基地、电力基地、重化工基地和绿色农畜产品基地。产业集中度提高明显，能源、化工、冶金、装备制造、高新技术与农畜产品加工这六大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内蒙古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90％以上。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09年实现利润653.17亿元，是2002年的17.52倍，年均增长76.7％，快于全国平均水平40个百分点以上。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非常明显。内蒙古是典型的投资驱动型经济，投资增长率连续多年高于经济增长率。2002-2009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27297.83亿元。2002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完成715.09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41.2％。到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7464.72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76.75％。从支出法核算的地区生产总值看，近几年投资(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稳定在70％以上。近年来内蒙古通过多元化的引资，不断加大固定资产投资的力度，“十一五”的前两年分别完成投资3300亿元、4400亿元，2008年完成了5600亿元，3年累计完成了投资13000亿元。2002-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由41.2％上升至76.75％，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由42.52％下降至29.36％。2009年，全区50万元以上项目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7380.57亿元。同比增长33.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55.31亿元，同比增长19.2％，增速低于同期固定资产投资14.6个百分点。

在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内蒙古经济运行质量也明显提高。作为政府增强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宏观调控手段之一，地方财政总收入2009年达到1378.12亿元，是2002年的10.37倍。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0年的6051元提高到2009年的15849元，增长161.92％，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11.9％，收入在全国的位次上升到第9位，在西部由第8位跃居到第1位。农村面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2000年以后，中央高度关注农村经济的发展，一系列惠农政策使农民得到更多实惠，充分调动了农牧民生产积极性，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由2002年的2086元提高到2009年的4938元。增长136.72％，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8.3％。收入水平居全国第12位，连续6年居西部第1位。

总体看，内蒙古经济步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上升期，其资源拉动型经济、投资带动型经济等特色经济的发展共同拉动了全区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

二、内蒙古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内蒙古经济在发展中也存在结构性问题与不和谐因素，自治区党委书记同志指出，内蒙古经济增长是在低水平上的高速度，欠发达地位没有改变，成为经济繁荣背后的隐忧。

(一)产业发展不协调

从产业结构看，第二产业“唱主角”的局面一直没有改变。2009年，全区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929.02亿元，增长2.3％：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5101.39亿元，增长21.4％；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3695.37亿元，增长15％。2002-2009年，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16.9％下降至9.6％，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42.1％下降至38％，而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41％上升至52.4％，第二产业不但增加值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增速也快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

从工业经济内部结构看，轻重工业发展不合理。多年来，内蒙古轻工业和重工业增加值的比例一直在20：80左右。六大优势特色产业中只有能源、农畜产品加工和冶金中的钢铁“两个半产业”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三大行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例也始终在70％-80％，特别是煤炭工业对工业增加值和工业利润的贡献率在2009年更是分别达到25.1％和55.7％，而其他产业的整体实力相对较弱，产业多元化水平较低，不利于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二)粗放经济增长方式与科学发展要求不协调

从经济增长方式看，资源型产业在自治区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依靠资源消耗和较为粗放的增长方

式没有根本性改变。在资源开发利用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把配置资源作为招商引资的唯一条件，部分企业甚至利用资源转化政策，圈占资源，转手倒卖，资源利用率大大降低：二是资源配置过度集中于煤化工和电力行业，资源配置环节的扭曲阻碍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三是仍存在不同程度的资源掠夺性开发，采富弃贫、采厚弃薄、采主弃辅等资源浪费严重；四是资源性产业对非资源性产业的挤出效应，致使非资源性产业发展缓慢；五是节能减排的压力增大。虽然2009年我区污染物减排12个盟市首次实现全部“双降”。二氧化硫排放量139.88万吨，下降2.25％，化学需氧量排放量27.85万吨，下降0.55％，首次超额完成了2009年全区确定的减排目标，但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压力依然较大。节能减排是刚性任务，我区资源型和重化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从需求结构看，投资需求的增速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大于消费需求和净出口需求，且呈拉大趋势。

(三)经济增长与人均收入发展不协调

从收入结构看，居民收入增速相对慢于经济增速，即使在收入主体内部，也存在着不平衡性，社会居民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城镇居民收入增量远远大于农牧民收人增量。2009年，全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6.9％，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0.7％，是1990年的近10倍。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9.8％，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个百分点：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增长6.1％，低于全国平均增速2.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增速明显滞后于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增速，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已由2002年的2.52：1上升至2009年的3.21：l。目前。全区仍有80万城镇低保对象，113万农牧区贫困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8％左右。高经济增长与低收入增长并存容易引发各种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也不利于促进消费的增长。

三、内蒙古金融发展基本情况

与辖区经济的快速发展相同，近几年内蒙古金融业发展良好，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全区银行业金融机构运行平稳，存贷款高位运行，利润增幅不断扩大，不良贷款大幅“双降”；证券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机构各项指标连年创历史新高；保险市场保持较快发展，市场主体快速增加，保费规模不断扩大，行业风险得到有效防范。

(一)机构发展情况

1　银行业金融机构。2009年内蒙古银行业金融机构共计4549家。比2004年增加2066家，增长120.19％。从业人员74809人，比2004年增加35579人，增长90.69％。资产总额达到10609.15亿元。比2004年增加7418.15亿元，增长232.47％。

2　上市公司和证券期货经营机构。2009年，内蒙古有境内上市公司19家，较2004年减少4家。全区共有法人证券公司2家，下辖营业部55家，期货公司1家，营业部4家。

3　保险业机构情况。2009年。全区共有25家省级分公司(财产险省级分公司13家，人身险省级分公司12家)；是2001年的6倍(2001年全区共有4家保险公司，其中财产险公司2家，人身险公司2家)，已开业保险分支机构1701家，是2001年的5倍；全区保险从业人员67704人，是2001年的4倍，竞争发展的市场格局初步形成。

(二)金融机构运行特点

1　各项存款持续快速增长。截至2009年，内蒙古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8373.70亿元，比上年增长32.06％，是2002年的4.83倍。增速超过全国增速4.38个百分点，居全国第6位。贷款余额629252亿元，比上年增长38.97％，是2002年的3.81倍。2009年，全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利润(税后)151.66亿元，同比增长37A9％。不良贷款余额250.30亿元，比年初减少1892亿元。不良贷款率4％，比年初下降2.08个百分点。

2　证券业规范健康发展。2002-2009年，内蒙古证券市场稳定发展，证券机构经营稳健，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盈利能力较强，市场融资功能逐步增强，资本市场环境不断得到改善。上市公司服务地方经济的功能不断增强，一些行业龙头公司在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增加农牧民收人等方面成为推动自治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截至2009年末，全区上市公司累计募集资金总额427.16亿元，其中上市公司成立至2004年累计募集资金206亿元，2004年当年募集资金1.4亿元。全区证券机构经营取得良好业绩。辖区证券机构各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2009年末，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余额68.50亿元，较2004年末增加59.86亿元，增长692.82％：托管市值351.30亿元，较2004年增加315.1亿元，增长870.69％。目前，维护市场稳定、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理念已深入人心，上市公司、证券期货公司诚信意识不断增强，长期以来治理结构不完善、关联交易不透明、信息披露不主动等问题得到显著改善，加之证券监管部门分类监管等措施的实施。极大地改进了内蒙古资本市场的形象。

3　保险市场平稳健康发展。2009年，全年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171.31亿元。全国排名第23位，西部排名第5位，同比增长21.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4个百分点，增速全国排名第6位，西部排名第5位。是2001年度全区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的7倍。累计赔付支出57.02亿元，同比增长31.03％，也是2001年度全区各保险公司赔付支出的7倍。保险功能不断发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逐步提高。保险业总资产293.22亿元。较年初增长20.54％，保险业整体实力稳步增强。保险密度710元，较2001年增加607元，保险深度1.77％，较2001年上升0.17个百分点，保险对国民经济的渗透能力进一步增强。

4　金融组织体系逐步健全。金融业不断发展。伴随着经济的起飞，内蒙古金融业不断发展壮大。一是金融组织体系日趋完善。近年来，全区累计引进金融机构30多家，地方性金融企业发展势头良好，包商银行在区内设立7家分行，区外宁波、深圳和成都设立分行，资产已达800亿元，正在向全国性商业银行发展。呼和浩特商业银行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增资扩股后更名为内蒙古银行，增资扩股到8，6亿元，成为省区级区域性银行。目前，46家全国性和区外金融机构在内蒙古自治区设立了分支机构，全区共有地方金融机构110家。中国保监会批准我区组建地方性财产保险公司，目前正在筹建中。政府推动、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多层次中小企业担保体系已经形成，成为扩大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支撑。二是金融改革有序推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工作进展顺利。2009年末，全区已经组建6家村镇银行、l家贷款公司和2家资金互助社，已批准设立249家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达152.2

亿元，覆盖了全区90％以上的旗县区。

四、内蒙古金融运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经济与金融互动之间长期存在的不协调性短期内仍将存在

当前，我区支柱产业产能过剩严重。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仍处于亏损状态，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等重点行业经营状况尚未明显好转，产品产销率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仍在低位徘徊，全区进出口贸易仍未走出低谷。2009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行业健康建设发展若干意见》，明确要求金融机构对钢铁、水泥、煤化工等行业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行业实施信贷禁入，因而使部分企业面l临的形势更为严峻。据调查，2004年以来全区六大产能过剩行业贷款同比增长较快，在企业经济效益未同步快速增加的情况下，存在不良贷款反弹的风险。近年来内蒙古煤炭、电力、交通等行业投资较大，基础设施明显改善，部分行业投资已接近饱和，下一步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可能呈边际递减趋势，又可能造成重复和低水平建设。

(二)资本市场发育不充分，市场化程度较低，服务地方经济功能不强

2009年，内蒙古有境内上市公司19家，总市值2366.90亿元，仅占全区GDP的24.40％，证券化率远低于72.36％的全国值。目前，上市公司总数已退居全国第27位，与自治区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不相适应。全区共有证券公司2家和期货公司1家，机构数量近5年没有变化。投资者开户数量不到59万户，其资产规模、业务收入、综合竞争力等方面在行业内不具有任何优势。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分化加剧，创新能力不足。多年来，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的问题仍然存在。新股发行上市进度缓慢。上市公司再融资能力不强。上市公司后备资源匮乏，发展后劲不足。辖区部分上市公司内控薄弱’连年亏损，风险因素正在逐步积聚。2家法人证券公司营业网点少，主要利润来源于经纪业务，盈利模式单一，业务和产品创新能力不强，缺乏核心竞争力，“靠天吃饭”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善。行业自律观念不强，违法证券交易的发现、处理机制还不完善，机构之间恶性竞争等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一些地区非法证券活动时有发生。

(三)保险业发展中一些风险因素值得关注

2009年，区内财险公司应收保费率和人身险退保率风险因素依然存在。从市场整体看，保险结构不平衡，人身险业务发展在增长速度、规模、全国排名等方面长期慢于财产险业务，结构优化的动因单一。保险行业在行业自律、市场竞争和风险管理方面长期存在一些问题。

近年来经济发展篇（2）

关键词：宏观经济   调控     市场销售   经济结构

Keywords: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marketing         economic structure

 

1.引言

中国经济在2004年第一季度延续2003年扩张趋势而加速增长。在国内需求主导的经济扩张过程中，经常项目余额逆周期运动而净出口需求大幅度减少。同时，针对固定资产投资和货币信贷规模过快增长以及重要原材料、能源、交通运输瓶颈制约加剧问题，一系列紧缩性宏观调控措施在第二季度出台。从第二季度起，中国经济景气开始收缩而逐步转折下行。不过，2004年中国经济保持高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的良好配合格局，在将CPI指数上涨率控制在3.5%左右的同时实现了9%以上的实际GDP增长速度。在2004年实际GDP水平已经接近潜在GDP水平的基础上，使2005年实际GDP增长速度进一步接近潜在GDP增长速度，促进潜在供给能力的充分利用。

2.2004 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主要有以下特征：

1). 经济走势前高后低。一季度经济增长偏快，投资增长过猛，部分行业投资过热。之后，中央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出台了控制贷款、缩减财政支出、暂停建设用地审批、清理投资项目和开发区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下半年经济逐步回落、趋稳。

    2). 进出口持续高速增长。全年进出口总额达 11548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35.7%。其中，出口 5934 亿美元，增长 35.4%；进口 5614 亿美元，增长 36%。贸易顺差 320 亿美元，比上年增加 65 亿美元，贸易顺差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下半年进口增幅回落。

    3). 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趋于稳定。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70073 亿元，比上年增长25.8%，增速比上年回落 1.9 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 19.1%。其中，城镇投资增长 27.6%，增速比上年低 1.5 个百分点。从走势看，年初城镇投资过快的增长势头在上半年已经明显回落。6 月底的累计增长速度已降至略高于 30% 的水平，下半年投资增速基本趋于稳定。

    4).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上升。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5395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3%，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 10.2%，增速比上年提高 1 个百分点。其中，城市消费品零售额 35573 亿元，增长 14.7%；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 18377 亿元，增长 10.7%。分行业看，批发零售业零售总额 44840 亿元，增长 12.5%；餐饮业零售额 7486 亿元，增长 21.6%；其他行业零售额 1624 亿元，增长 1.5%。

    5). 物价水平温和上涨。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 3.9%，商品零售价格上涨 2.8%，两者涨幅分别比上年提高 2.7 和 2.9 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 11.4%，是 1996 年以来涨幅最高的一年。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 6.1%，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 5.6%，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13.1%。从走势看，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峰值出现在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则快速走低。

    总体来看，2004 年中国经济依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各项经济指标均反映了经济运行的较高水平。在宏观政策的调控下，经济运行中一些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得到了有效抑制。但值得注意的是，受体制性因素影响，宏观调控的成果还需要进一步巩固，特别是在开放条件下，经济运行的外部影响在加大。

3. 2005 年第一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2005 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了较快增速，国内生产总值达 31355 亿元，同比增长9.5%，比去年同期低 0.3 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逐步向理性区间回落，工业生产和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消费增长加快，物价上涨呈现明显的结构性特征，经济运行态势基本良好。

1). 国内市场销售较旺

    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5112 亿元，同比增长 13.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1.9%，比去年同期加快 2.7 个百分点。其中，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0090 亿元，增长 14.7%；县及县以下 5022 亿元，增长 11.7%。分行业看，批发零售贸易业 12616 亿元，增长 13.6%；餐饮业 2063 亿元，增长 17.2%。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升级是带动消费需求增长的主要因素。

2). 固定资产投资增幅继续回落

   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0998 亿元，同比增长 22.8%，比去年同期回落 20.2 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9037 亿元，增长 25.3%；农村固定资产投资 1962 亿元，增长 12.7%。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开发投资 2324 亿元，增长 26.7%。分行业看，农业、能源、交通等行业投资得到加强，水泥、冶金等行业投资继续得到抑制。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 134 亿美元，同比增长 9.5%，增幅较上年同期高 2 个百分点。

3). 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一季度全国进出口额为 295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3.1%，增幅回落 15.1 个百分点。其中进口 1393.1 亿美元，增长 12.2%，增幅较去年全年回落 23.8 个百分点；出口 1558.9 亿美元，增长 34.9%，增幅较去年全年回落 0.5 个百分点。累计外贸顺差 165.8 亿美元，主要是进口大幅度回落所致，也反映了国内投资需求增势减弱。出口增幅虽略有所回落，但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这种格局意味着出口增长依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同时也意味着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有可能加剧。

4)．工业产出水平稳定增长

   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 14415 亿元，同比增长 16.2%，增幅较上年同期低 1.5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低 0.5 个百分点。其中，重工业增长 16.3%；轻工业增长 16.0%。分产品看，发电量、原煤、钢材分别增长 13.0%、9.1% 和 22.4%，微型电子计算机、移动电话机、传真机分别增长 57.5%、23.9% 和 34.1%。汽车生产增长 1.6%，其中轿车下降 2.8%。

5). 物价水平仍在可接受区间

   一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升 2.8%，涨幅与上年同期持平，较去年全年回落了 1.1 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涨 2.5%，农村上涨 3.5%。分类别看，食品价格上涨 6.1%，居住价格上涨 5.6%，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2.6%，其它类商品价格基本维持稳定或略有下降。一季度，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上涨 1.6%，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 1.8%，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 5.6%，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 10.1%。

6). 金融运行基本平稳

   3 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 26.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增幅比上年同期低 5.1 个百分点，比上年末低 0.6 个百分点。狭义货币 (M1) 余额为 9.5 万亿元，同比增长 9.9%，增幅比上年同期低 10.2 个百分点，比上年末低 3.7 个百分点。市场现金流通量 (MO) 为 2.1 万亿元，同比增长10.1%。3 月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 19.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存款余额为 26.9 万亿元，增长 15.6%。

以上情况表明，2005 年第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延续了上年的良好态势，投资、消费、外贸出口和外商投资均保持了较快增长，为全年经济增长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是也要看到，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因素依然没有完全消除，宏观调控成果有待进一步巩固。特别要注意克服经济运行中的体制“瓶颈”，应通过深化改革加强市场自主性增长的基础。

首先，由于经济结构中的深层矛盾，庞大工业产能一方面使 70% 以上的商品供大于求，并且不得不依靠投资增长和国际市场来消化，另一方面，重要能源、原材料以及土地等关键生产要素瓶颈的存在，难以支撑持续的投资高增长，而依靠国际市场则必然受到全球资源供给和需求状况的双重制约。

其次，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受国际市场资源类产品供求关系紧张和价格上涨影响，输入性通胀对国内经济运行的影响日益增大。在国内消费市场趋于饱和的情况下，上游产品价格上涨的压力要么转化为工业库存的增加，要么使部分生产能力被淘汰。

第三，以重化工业为主的经济增长吸收劳动力的能力相对较低，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就业压力始终存在，加上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国内消费难以实现大幅增长。要保证宏观经济健康稳定地发展，使GDP保持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小幅波动，就需要政府做好宏观调控工作，而目前的宏观调控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正确把握调控方向，选择调控目标十分重要。

4. 如何调控

在调控方向上，是继续抑制经济过热，防止反弹；还是反向操作，防止经济的加速下行；或是稳定现行政策，观察发展动态；这是目前需要作出的方向性判断。如何调控，取决于我们的调控目标，也就是说，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调控结果。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必须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权衡。一是短期和中期；二是内需和外需；三是总量与结构。尽管这三组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但确实要有所取舍。

第一个方面的权衡是短期和中期目标。

年初确定今年的增长目标是8％，可以有把握地说，没有极特殊的事件发生，实现这一目标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明年、后年的增速如何。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允许GDP增速回落的底部在何处？如何防止GDP增速的加速回落。从当前的情况看，如果仅仅是工业增长和工业投资放缓使GDP增速适度回落，对于防止今后几年的能力过剩和供大于求是有利的。也就是说，略微降低一点当前的增速，可能有利于今后两年保持相对高一些的增速。从持续稳定发展的角度看，可能是利大于弊的。当然，当前增速的回落应有一个底限，我认为中央确定的既定目标就是这个底限。另外，在消费增速相对平稳的条件下，有可能影响GDP增速加速回落的因素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出口增速加速回落，另一个是房地产市场的急剧收缩。所以，在权衡短期目标和中长期增长目标时，关键是要把握好对这两个部门的调控力度，以保持国民经济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而不是大起大落。

    第二个方面的权衡是内需和外需。

从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我国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一直保持双顺差。10年来，贸易顺差累计约3000亿美元左右，外商直接投资大体上每年在400亿－600亿美元之间。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今年上半年，贸易顺差396亿美元，考虑到去年同期近80亿美元的逆差，仅净出口就拉高GDP增量约3800亿元人民币。这样的结果对增长、就业的有利方面自不待言。如果这样的出口实绩是因为我国产业和产品的总体竞争力提高的结果，是在各种经济参数比较合理的条件下取得的结果，应该说不足为虑。问题是我国的生态、环境的成本在很多情况下没有计入，资源的价格偏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等社会成本也没计入，这就使出口高速增长的负面影响增大。一是贸易摩擦增多；二是资源配置恶化与资源环境的压力加大；三是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外汇占款增加，货币政策的操作难度加大；四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条件下，造成资本被动对外输出，从总体上看不符合国家的长期利益。因此，无论是维护当前的宏观经济稳定，还是促进经济的中长期发展，都有必要对内需与外需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加以评估。综合考虑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对战略与政策调整提出的要求，合理适度调整政策，改变粗放型出口扩张战略，限制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产品出口，提高出口的质量和效益。同时，提高消费率，切实增强内需对经济的拉动力，减少对外部需求的过高依赖和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负面影响。

第三个方面的权衡是总量与结构。

一般说来，在总量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调整结构比较难；在供大于求的条件下，结构调整的内在动力就会增加。从2002年底这轮增长进入上升通道后，结构性矛盾就日渐突出，主要表现是煤电油运等瓶颈制约增大，采掘业、资源型产业与原材料工业和制造业的矛盾加剧。今年1－5月，铁矿石原矿量、生铁、粗钢、钢材、铝材、焦炭、纱、布、硫酸、烧碱等产品以远高于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增长；而载波通讯设备、光通讯设备、程控交换机、移动通讯机站、电工仪器仪表、大气污染防治设备等产品都呈负增长。这表明，结构性矛盾还在加剧。很显然，在总量高速扩张的情况下，结构调整的收效不会太大，而且这种结构的扭曲从长远看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长期平均增速的降低。

5.总结

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需要为结构调整提供适宜的总量环境，需要在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国内需求上下大力气。当然，总量是影响结构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惟一的因素，调整结构还必须深化改革，理顺经济参数，校正经济主体的行为。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近年来经济发展篇（3）

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与此同时各类矿产资源均出现了大量的消耗，并且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矿产资源逐渐呈现出枯竭的状况，而这一问题也收到了全世界各国人士的共同关注。目前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各个国家已经达成一种共识，即在科学合理开发的大前提下， 不断加强矿产资源的保护力度，从而实现不可再生资源进行可持续发展。

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在寻求一种保证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其中煤炭资源更是影响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所以非常严峻。在我国煤炭资源在所有矿产资源中所占的比例最高，自开发以来便成为了主要的能源之一，因此一直主导者国民的经济发展。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国一直致力于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发展一惊人的速度前进的同时是以牺牲矿产资源作为代价的，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资料显示近年来国民经济发展对于煤炭资源的需求量剧增，因此为了满足市场的供求平衡，煤炭资源开采量也随之加大，统计资料显示，在我国一次性能源的开采利用率为80%，其次是石油和天然气，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石油天然气的开发也日趋增加，与之相应的煤炭资源的开采并没有因为石油天然气的缘故而缩减，反而呈现出增长的态势。由此观之煤炭资源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国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是其他类资源不可替代的，所以煤炭经济实施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而且必要。

二、目前我国煤炭经济发展中所暴露的问题

1、严重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

报告显示，在煤炭开采的过程中对于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非常明显，导致地方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加重。经过仔细的查访和分析发现造成环境污染严重的根本原因在于：①占用了山林和耕地。煤炭资源在开发的过程中势必要占用土地资源，在对农田和山林的占用和利用过程中造成生态系统失衡现象;②在准备工作就绪之后，进行工作面的巷道采掘时会将地下大范围内挖成空洞，比如大型的机械不断的挖掘，可能会在山体等下形成四通八达的隧道，而这些隧道会影响当地的地形和地貌，甚至严重濡染了地下水源，破坏地下水和地表水的平衡;③在开采原煤的过程中需要使用机械设备，因此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工业废水和大量的参杂有煤的污水，水质中不仅仅有煤尘还混合有毒性比较大的化学物质，在流经地表之后，如果居民和动物引用，均会发生中毒或者其他疾病。特别是某些乡镇或者地区的煤矿才开单位，没有对水资源进行净化处理，或者水资源净化系统比较落后，均不能完全实现除尘去毒处理，直接影响生物生长和生态平衡。④污染物处理系统功能落户。调查显示我国的大部分煤炭企业没有完整的污染物处理系统，很多煤矿企业由于资金实力限制、追求高额的经济效益等原因根本没有污染净化系统，因此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2、外部因素的影响

(1)采煤工艺落后。我国的采煤工艺主要有三种分别是综采采煤工艺、普通机械采煤工艺和爆破采煤工艺。由于就技术的限制导致大部分煤矿企业主要的业务是原煤的开采和生产，而且在没有技术作为支持的前提下更谈不上二次利用，所以煤炭经济的生产效益非常低，在煤炭的开采过程中，资源浪费较大煤矿工人的综合素质低下，高级技术型人才严重匮乏，所以根本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

(3)内部管理不到位。煤炭经济飞速发展，政府和相关部门缺乏对煤炭经济管理的经验，因此在煤炭资源管理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某些煤炭的经营者在受到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之下开始铤而走险经常利用非法手段实施圈地活动。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本来可以通过整体全面开发的矿产资源在利益的驱使下分成了若干小份，每一个小份分成不同的开发负责人，因此机械设备不同、生产技术的区别等均会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在煤炭的开采方面不能按照相关规定规范的使用适当的方式，一味的寻求眼前利益进行乱采和滥挖破坏了矿藏资源的整体性规划。作为政府和国家面对这种情况却不能拿出一套有效的方案和制度，导致该种事件和现象层出不穷，种种原因都导致煤炭经济不可持续发展。

三、推动我国煤炭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策略

近年来经济发展篇（4）

历史本来就是通的，经济是延续的，前后相承，其间本无“代”。经济史学上的古代、近代和现代，是学者们划分出来的。这种划分虽有某些客观事实作依据，但终究属于主观范畴。因而是相对的，具体年代是可变动的。以“中国近代经济史”与“中国现代经济史”的划分而言，在高等学校里，经济学系大都以1949年为界(之前为近代，之后为现代)，历史系大都以1919年为界(之前为近代，之后为现代)。1919—1949年这30年，在经济学系属中国近代经济史，在历史系属中国现代经济史。这是“代”的时限并非不可移，不可破的例证之一。经济发展的规律与历史走向，不因这种划分的改变而改变。

许多经济现象、经济事件与经济运动是长期延续的，或贯通于古代和近代，或贯通于近代和现代，或贯通于古代、近代和现代。研究这些经济运动，要求打破人们设定的古代、近代、现代的时间界限，使之“通”，才能获得对它们全过程的整体认识，才能认识其本质。如地主经济发生在古代，延续于近代，消灭于现代。欲认识其全过程，必打破古代、近代与现代的时限。又如资本主义经济萌生于古代，发展于近代，消灭于现代。故研究中国地主经济发展全过程者，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全过程者，必打破古代、近代、现代之代界。在中国经济史上，这类情况(诸如商品经济、市场、货币……)举不胜举。在这个意义上，只有破除古代、近代、现代的时间界限，才有真正的中国经济史学，从学科发展的目标来说，我们追求的是将古代、近代、现代融通为一体的中国经济史。经济史学要求通，没有通，便没有中国经济史。

如果研究对象贯通几“代”，而研究者却将它限于一个“代”，那会看不到对象的整体与全过程，看不到它在整体与全过程中的方位，看不到对象演变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不知其头尾，便容易陷入“瞎子摸象”的境地。以中国生产要素的形成为例。它是从中国大地上有人类之时开始，一直延续到今日。若以古代为界，很可能将其形成时期止于1840年或此之前的某年或某个时期。若以近代为界，很可能认为它的形成时期始于1840年，止于1840年之后的某一年或某个时期。若以现代为界，很可能认为它的形成时期始于1949年，止于1949之后的某一年或某个时期。这类认识都与历史事实不符。以生产要素中的耕地而言，它从大约7000年前中国有农耕之时开始，逐步增加与改良，到1949年才有20多亿亩耕地。以生产要素中的劳动力而言，中国的劳动力，无论是其数量，体质，生产经验，以及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关于人与人关系、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意识，都是始于神州大地有人之日，而至今不止。其他如社会财富、资金、科技等等的发展，都不是以古代、近代、现代的“代”界(1840年、1919年、1949年等等)为界的。

近年来经济发展篇（5）

一、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繁荣（1950―1966年）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科与整个历史学科一起进入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新时代，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完整系统的学科体系，呈现出一个新发展的高潮。

（一）学科发展的基本状况

第一，在党和政府的倡导下，科研、工商管理和教育部门共同努力，开始有计划地进行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1953年，由中央政府组织成立的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一套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书，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具体负责。1960年，毛泽东指出：“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同年，周恩来亲自把这一编写任务交给了当时在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的许涤新。(1)这两项倡导性部署，有力地促成了以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央和地方的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大学的有关教学和研究机构为核心的三支主力研究队伍，极大地推动了本学科的建设和学术研究。

中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组从1954年起，由严中平负责着手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1966年之前先后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以及工业、农业、手工业、外贸、铁路、外债、公债等专题资料。并在编辑这些资料的同时开始了各项专题研究，很快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核心力量。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从1958年起，与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合作，组织上海、青岛、哈尔滨等城市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开展“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的编辑工作，到1966年时已出版了5种史料。并从1960年起开始着手《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编写工作

其他有关的科研、教学和管理机构，也开始进行本学科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编辑出版了一些资料和教科书，有的大专院校开设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课程。如上海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王持编辑的“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已出版4种；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研究室编辑出版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15册。一些大学的有关系所和个人也越来越多地进入研究近代经济史的行列，编辑和撰写了一些颇有学术价值的资料和论著。

第二，增强了学科建设意识，明确了学科概念。有些学者指出厂加强近代经济史研究对深化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如严中平撰文指出：近代经济史是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等专史和通史的基础．但是这一学科的研究无论在经济学研究中还是近代史研究中都是薄弱环节，如果再不加强这一薄弱环节，其他专史和通史都很难深入前进了。(2)有些学者讨论了国民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及其与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如孙健提出；国民经济史的研究对象主要为国家生产关系演变的规律，虽然要研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相互作用，但其范畴不包括生产力，它与政治经济学及历史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3)其他学者也就经济史的学科概念发表了看法，虽然观点有所不同，但是都有这样的一个基本共识：中国近代经济史是一门运用历史学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生产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变化规律的，介于历史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学科。

第三，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17年中，出版专著61种、资料38种，570余篇。重要的著作有：吴杰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尚钺的《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钦本立的《美帝经济侵华史》、吴承明的《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傅筑夫和谷书堂的《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张郁兰的《中国银行业发展史》、杨培新的《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等。研究成果的内容结构，形成了两个研究重点。一是突出了揭露列强经济侵华，出版有关的著作和资料书14种，78篇，均占总数的14％左右；二是兴起了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热潮，出版有关著作和资料书56种，220余篇，分别占总数的56％和40％左右。研究的领域，除了对旧有领域作更加全面深入的探讨之外，还有不少新的开拓，有关资本原始积累、民族市场、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农产品商品化、新民主主义经济、少数民族经济，以及太平天国、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课题，几乎都是这一阶段才有较多研究的，并取得了程度不等的成果。

（二）讨论的主要问题

在这17年中，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开辟了不少新的领域，并展开了不同观点的热烈讨论，推进了各相关问题的研究。

第一，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这一讨论发生于　1956―1965年间。多数论者认为中国有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鸦片战争后，有一部分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流入新式工业；政府和官僚把一部分搜刮来的财富投资于工业；特别是一些买办和商人的资本转向工业投资；外资入侵也造成了中国的商品和劳动力市场。其特点是：有外资的参与；对小生产者的剥夺特别残酷；速度慢而不充分，规模大而数额少；原始积累和资本积累交叉并进。少数论者认为没有原始积累过程。因为农民和手工业者处于被压迫和破产的境地，不可能进行原始积累；官僚、地主、商人的货币财富绝大部分用于购买土地、从事商业和商利贷投机，即便有少数投入民族工业，也只是资本的转化和积累，不属于原始积累；政府则因其压制民族工业，不能充作原始积累的工具。另有论者提出，中国原始资本积累经过了两个阶段。鸦片战争之前为第一阶段，它与资本主义萌芽同时开始于16世纪中叶，其特点是民族的、自发的、零散的和迂回曲折的。鸦片战争之后为第二阶段，其基个特点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4)

第二，民族市场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在1961-1963年间，讨论的焦点是民族市场的形成与否，及其形成的时间和性质。多数论者认为近代中国已形成民族市场，但对形成的时间和发展的过程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自明代中叶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全国统一的民族市场已逐渐形成；有的认为1840年以后民族市场逐步形成；有的提出19世纪末开始形成，到20世纪20年代后有较大的发展；他们还指出，这种民族市场虽然带有半殖民地性，但是不能由此否定它的存在。也有少数论者认为，中国始终没有形成民族市场，只在1840年后出现了半殖民地性的国内市场，而且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货币和物价的不统一、帝国主义的争夺和军阀战争，使国内市场处于分裂的状态。(5)

第三，洋务运动与中国资本主义问题。这一讨论是由姜铎的文章引发的，他在1961年底和1962年初先后发表3篇文章，重点强调了洋务企业因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具有的对民族资本的刺激和促进作用。并认为“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制度，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资本主义初期发生阶段所必经的过程，有利于民族资本的发生和发展，并与外国资本存在着明显的矛盾。(6)

姜铎的文章很快引来了不同观点的商榷。如牟安世指出，洋务企业只是进行了技术改革，没有改变封建的生产关系，因此不能说是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官督商办制度不仅阻碍了民族资本的发生和发展，并且是封建买办官僚侵吞民族资本的一个有力工具。邵循正认为，洋务企业的官僚资本主义色彩是很清楚的，洋务运动庇护的主要是买办化官僚集团，其次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中下层得不到什么庇护。张国辉认为，官督商办制度是洋务派官僚与买办相结合的形式，其实质是官僚买办集团对近代企业的垄断和分肥，形成早期的官僚资产阶级。(7)

还有第三种观点。如夏东元认为，洋务军用工业虽然向官僚买办型发展，但已具有相当程度的资本主义性质。李运远和汪敬虞认为，洋务派创办各类企业的过程，并不单纯是官僚资本的形成过程，而需要注意到它的分化。中国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产生道路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纯粹商办的是一种，由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而转化的是另一种，且更为主要，更占优势。(8)

第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问题。这一讨论集中于考察近代机器工业的产生与资本主义萌芽和外国资本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与资本主义萌芽基本上没有关系。鸦片战争后，工场手工业遭到严重摧残，很少能向机器工业过渡，近代机器工业不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延续，而是在外国资本的刺激下，依靠封建国家的权力和官僚、商人、买办的投资创办起来的。(9)

另一种观点认为，两者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18―19世纪中国城市小手工业已很发达，许多地区已存在民营和官营的手工业工场。前者为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后者虽具有纯粹的封建性，但对19世纪后半叶近代工业的发生有着重要的作用。它们或继续存在，并逐步发展成为近代工业；或在洋货的竞争下转产；或虽被迫停闭，但其资金、技术和工人流向其他近代工业。因此，外资入侵不能切断资本主义萌芽与近代工业的联系，工场手工业是近代工业形成的重要途径。(10)

第三种观点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很密切，也不是没有。一些大工业基本上都是直接采用机器生产的，但多数行业经过了工场手工业阶段，有的还长期停留在这个阶段上。从企业家数上来说，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有80％是工场手工业。外资虽不能完全切断它们两者之间的联系，但使萌芽不能独立发展。中国社会经济的基础及其在外国侵略下的变化，是产生中国近代工业的第一位原因。(11)

第五，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问题。民族资产阶级的研究所涉及的，一是关于形成的时间，有19世纪70年代形成说和1895年前后形成说两种观点，他们都是通过考察民族资本的企业和投资者的数量而提出，后一种观点还以戊戌变法为据认定民族资产阶级已形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二是关于分层，有关研究都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有上、中、下三层之分。(12)

买办资产阶级的研究，一是把它的产生发展的过程，分为1912年之前的初步形成和发展阶段；1912―1927年的发展阶段；1927―1949年的发展为官僚资产阶级阶段。二是把它的性质和作用定为完全依附于外资的反动阶级，代表中国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和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但也有学者认为它与民族资产阶级有若干共性，有相互转化的可能。三是认为它是外资侵华的重要合伙者和支持者。(13)

（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

由上可见，在这17年中，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明显的进展，但是也存在着一种隐患，这就是不能很好地贯彻“双百”方针，不能正确地理解学术研究为现实服务的精神，使学术研究过多地受现实政治的影响，存在着从某些政治原则出发作简单逻辑推理的现象。

在关于在华外资的研究中，为了适应当时国际反帝斗争的需要，在较多地注重外资的经济侵略性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反动性的研究时，忽视了探讨外资输入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化的客观作用，不注意研究中外资本之间的正常经贸关系。

在关于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的讨论中，有些论者简单地从毛泽东提出的“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原则出发，对提出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主要发生在外资入侵之后观点的学者进行批判，甚至加之以“美化帝国主义”的罪名。

在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研究中，从为当时的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服务出发，较多地批判其剥削工人、抵制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动性和软弱性，很少探讨其在近代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和水平，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性出发，简单地认定为“日趋没落”，虽有短暂的发展也完全归结于人民反帝斗争和列强放松侵略的结果，很少从国际条件和国内社会制度、经济机制的变革等方面进行分析。

在关于近代中国政府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的研究中，存在着从政府的政治性质出发而完全否定的现象。如对洋务运动的研究，有些论者从阶级斗争和清政府的封建性、反动性出发，认为它只是一次清政府挽救封建统治地位的运动，是一次反动的卖国运动，不仅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且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毫无进步可言。又如对晚清和民国政府所制定的经济政策，也往往从政府的反动性和封建性出发，不是作简单的否定，就是以“徒具形式”论之。

指出上述这些倾向，并不是说近代经济史研究不需要为现实社会服务，也不是说这些研究的成果都是不正确的，而是意在总结经验教训。这些倾向的出现，从总体上说是时代所造成的，虽然难以避免，但应该引以为鉴。从研究方法上来说，带有教条主义的色彩，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用阶级性、政治性、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价值判别标准来衡量经济的落后或先进、衰退或发展，甚至取代经济标准和经济法则。从学术方向上来说，是没有很好贯彻双百方针的反映，为了迎合形势，论述畸轻畸重，尊己抑彼，对持不同研究视角和不同学术观点者，不能以民主平等的学术讨论方式对待之，更不能以开拓进取的精神鼓励之。这些倾向，到“文化大革命”时被利用、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对本学科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二、严重挫折阶段（1967―1976年）

正当本学科在已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即将进入全面发展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当时，极左路线猖獗，搞经济建设被视为“修正主义”；“影射史学”横行，儒法斗争史和阶级斗争史代替了整个史学。在这种背景下，以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近代经济史当然要被打入冷宫，上一阶段已经开始的所有研究计划都被迫中止，新的研究课题更无从着手，本学科的研究几乎处于完全停止的状态。

就研究成果而言，在这10年中，只有l本书和9篇文章问世，数量之少令人难以置信。如果再仔细看一看这些有幸出世的书和文章的内容，更显示出极左路线对本学科的摧残。这1本书就是197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出版的《江南造船厂史》，它的内容，主要是通过叙述该厂工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史实，反映近代中国无产阶级如何锻炼成长为最革命、最有觉悟的阶级。它的出版过程更显示了极左路线对学术研究的影响，该书原是1964年完成的《江南造船厂厂史》书稿中的一部分，因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将这部分抽出来经加工后先行出版，并在书中污蔑和攻击刘少奇，而有关该厂创建和发展过程的部分均被删除，直到1983年，原书稿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表的9篇文章中，有3篇是关于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和江苏、安徽农村的阶级和土地关系的；2篇是关于工人阶级的；2篇是关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资本主义剥削的；2篇是配合中苏边界争议而写的关于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经济开发问题的。显而易见，这些文章都只是由于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和或国际斗争有一定的可鉴之处才得以发表的。

就学术讨论而言，这一阶段已没有真正的学术讨论可言，而只有以极左面目出现的“批判”和“禁区”。如把洋务运动作为批判“洋奴哲学”的靶子，洋务运动和洋务派成了“祟洋媚外”和“洋奴”的同义语，无有敢持异议者，使洋务运动史几成研究的“禁区”。

三、从反思走向全面繁荣阶段（1977年以来）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本学科的研究工作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10年前已在研究而被迫中断的项目从新着手进行，已完成而未能出版的论著和史料得到解放，新的研究工作也很快起步。特别是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受全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高潮的带动，也由于历史学和经济学深入研究的需要，本学科的研究在继承和反思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旧课题，不断开拓新领域，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进入了日益欣欣向荣的全面繁荣阶段。

（一）学科发展的基本状况

第一，学科的意义和价值更加受到重视。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兴起和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近代经济史学科更加受到重视。1981年，刘大年首先发表文章，指出加强近代经济史研究对深入研究近代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中国近代经济史是整个近代史研究的基础，如果要把历史研究真正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就必须认真研究经济史。因此，近代经济史研究是当前深入研究近代史的最重要课题和突破口。1983年，经君健又从开展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指出了研究经济史的重要性。1986年，严中平在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在总结和反思本学科的研究经验教训后，提出本学科的目标和任务说：对内应发挥经济史学的社会效应，对外要走上国际讲坛，以我们的成果树立我国经济史学科在世界学术之林中的地位。(14)傅筑夫、丁日初、魏永理、张永东等学者，也先后就此发表了文章。他们所提出的有关加强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认识和观点，得到了学术界广泛认同和响应，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发展。

第二，研究队伍进一步增强。与近代经济史受到重视相应，从事本学科教学和研究的队伍逐渐扩大，构成益趋多元化。不少高等院校的历史系和经济系增开了近代经济史课程，有的院校和研究所陆续开始招收本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这些经过专业训练的新生力量陆续进入本学科的研究行列。同时，还有一批原来从事一般历史学、经济学、农林学、社会学，乃至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涉足本学科的研究；有些在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和地方志编写机构工作的研究和编写人员也陆续加入了本学科的研究、编写和资料整理工作。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以及有些地方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也逐步开创了工商资料专辑的编写工作。

本学科的学术团体组织也日益推广。1983年的全国史学规划会上成立了“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辑委员会”，并开展了一些促进学科发展的工作。1986年12月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内中设有近代经济史分会，13年来做了许多学术交流工作，对学术研究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地方性和专题性的学术团体也从80年代初开始陆续组建，至今许多省市成立了经济史研究会之类的学术团体，专题性的学术团体亦多有设立。这些学术团体，有的通过举行研讨会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推进学术研究，有的则组织和进行了相关专题的实际研究工作。

第三，研究方法不断创新。在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带动下，研究方法日益受到重视。如严中平、吴承明、彭泽益、张仲礼等不少学者，都撰文强调要改进研究方法，提出了要扩大视野，不能就中国论中国、就近代论近代、就经济论经济、就事论事；要采用经济学和统计学的方法，进行定量分析、计量研究；要注意典型解剖，以点观面。特别是吴承明对此贡献最多，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见解，如关于应当如何运用经济计量学、发展经济学、中地理论（中心地和边缘地区理论）、社会学、系统论等方法的意见，对改进经济史研究方法很有启发意义。刘佛丁对此也致力颇多，尤其重视采用各种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进行研究。(15)

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各种新的研究方法被日益广泛地采用。除了上述有关学者所提出的各种新方法均有不同程度的运用之外，还有一些新的理论方法被采用，如现代化理论、法学、城市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经济伦理学、市民社会理论、价格理论、房地产理论等。这些新理论方法的运用，对研究的视野扩大和角度创新，对分析的深化和合理化，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作用。

第四，研究领域不断扩展。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的逐步发展，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本学科的研究领域广泛拓展，呈现出总体研究开拓新思路，专题研究日益多元化的趋向。如关于工业化问题、企业制度、企业集团、生产技术、房地产业、价格结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市镇经济、农村经济、城市经济、区域经济、国际收支、华侨投资、人口经济、经济社团、经济政策、民国经济、战时经济、革命根据地经济、海关制度等以前几近空白的领域，都已有了一定的研究。

以前有所研究的领域，又开辟了不少新的研究课题。如农业史研究中的农垦事业、经营地主、农业近代化；手工业史研究中的手工业与现代工业的互助关系；商业史研究中的商业行帮和商事习惯；金融史研究中的信托、保险、证券和交易所；交通史研究中的公路、航空和邮电；市场研究中的教材、城市、区域、全国、生产资料、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房地产等市场；少数民族和边疆经济史研究中，不仅所涉及的民族和地区进一步扩大，而且开始探讨发展模式的问题。

关于中外经济关系、外国资本、官僚资本、买办资本、资产阶级、太平天国经济、洋务企业、地主经济等以前有较多研究的领域，不仅有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而且走出了片面和僵化的模式，向着系统全面和实事求是的方向前进。

第五，研究成果迅速增加，研究水平明显提高。上述这些客观和主观条件的改变，有力地推动了本学科的研究，研究成果持续快速增加。1979-1998年的20年中，本学科共出版著作约700种，约6000篇。其中1985年之前的7年中，出版著作近140种，近1600篇，分别占这一阶段总和的20％和27％，但其数量已大大超过前30年的总和，特别是论文数量超过了1.5倍。1986年之后的13年，研究成果以更快的速度增加。

涌现了一批高水平的、开创性的优秀著作。如50年代开始准备，80年代初着手写作的，由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2册，由汪敬虞接替主编的该书1895―1927年卷3册（即将出版）；50年代启动的由许涤新和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3卷本，均从1985年起陆续出版，代表了本学科总体研究的前沿水平。一些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专题研究也有大量著作问世。有些专题已有比较全面的研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如张仲礼、隗瀛涛、罗澍伟、皮明庥等主编的上海、重庆、天津、武汉等地的城市史；从翰香、苑书义、孔经纬、段本洛等编撰的华北、东北、江南等地的区域（农村）经济史；陈诗启、戴一峰等撰写的海关史；徐鼎新、马敏、朱英、虞和平等撰写的上海、苏州、全国的商会史；刘佛丁、王玉茹、陈争平等撰写的有关经济发展、价格结构、国际收支等方面的计量经济史。有些专题虽然尚为个别人所研究，成果比较单一，但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已显示了重要的发展方向。

资料工作也取得了相应的丰硕成果。除了第一阶段中的几项系列资料继续编辑出版外，新的综合性和专题性资料大量出版，所涉及的领域有：中华民国经济、根据地和解放区经济、行业经济、中外金融和工矿企业、商会和行会、海关及税收、华侨投资、南开经济指数、自贡盐业、盛宣怀、张謇，以及地方经济史志，等等。

（二）讨论的主要问题

与思想解放、研究方法创新和研究领域开拓相应，这一阶段本学科的学术讨论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对以往有关讨论的反思和深化，即旧题新论，二是对新领域研究中的重要问题的讨论。

就旧题新论而言，突出表现为不再机械地从社会政治状况和阶级政治属性的传统判断出发，对近代经济和资产阶级状况作推理性的论述，而是注意实际状况的考察，使政治与经济、政治与资产阶级的互动关系分析，更加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讨论的主要问题有下述几个：

第一，关于中外经济关系问题。对于中外贸易，丁日初、沈祖炜认为，它是暴力掠夺性贸易同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正常贸易交织在一起的，从长期的变化趋势来看，后者是主流，在客观上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了积极作用，诸如推动商品经济发展，加速自然经济分解，促进城乡经济的繁荣和近代工业的发展等。张仲礼、李荣昌认为，中美贸易具有较多的自由贸易色彩，有显著的比较利益，有促进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兴起和技术输入等作用。对于外国在华投资，丁日初认为，它向中国人提供的银行和运输服务、贷款、现代化机器设备和技术训练，是有利于中国资本的一面；它力图挤垮或兼并中国同类企业，是排挤中国资本主义的一面。然而后者只存在于某一时期或局部范围内，且到条件发生变化时就可能减弱以至于消失。曹均伟还认为，中外合资企业也有积极的一面，它扩大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缓和了中国的资本短缺等。(16)

第二，关于传统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问题。传统手工业，特别是棉纺织业、丝织业、井盐业、榨油业、陶瓷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不仅继续存在，而且有所发展，成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还为机器工业的产生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工人、技术和市场条件，有的更逐渐转化为机器工业。(17)传统商业在鸦片战争后就陆续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其经营的商品逐渐以资本主义生产为主要基础；其市场流通范围逐步扩大；其取得的利润已成为资本主义平均利润的一部分；其生产关系已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雇佣性质；其经营方式逐渐采用经销、代销、包销、拍卖、批发、信用结算等新方式。(18)农业经济虽然仍以传统农业为主体，但是新型的资本主义农业也在缓慢发展。如经营地主、富农、农垦公司在逐渐增加；耕种、灌溉、化肥、种籽等方面的新式技术和设备在逐渐推广；通商口岸附近和铁路沿线地区的农产商品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农业人均产出亦非一直处于下降状态，而是有升有降，且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农业总产值中的资本主义农业所占的比重也在逐渐提高，1936年时达到10％的最高水平。(19)

第三，关于国内市场问题。新的进展，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对农产品商品化发展状况的考察，论证了近代的农产品商品化呈现为加速度发展的状态，农产品的市场不断扩大。二是对国内贸易总值和市场规模的考察，对某些阶段和某些年份的国内贸易总值进行了估算，特别是吴承明估算出了1870、1890、1908、1920、1936年5个基期的市场商品总值和期间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4、l1.7、23.0、66.1、120.2亿两（规元）；l.20％、1.14％、6.28％、2.89％。(20)三是对各种类别市场的研究。如关于华北、四川、江苏、广西等农村市场的研究，探讨了市场的区域等级结构、商品流通渠道和交易规模，以及地方特点等。关于上海、天津、武汉、重庆等城市市场的研究，探讨了市场的发育过程、交易方式、功能作用和特点等。关于生产要素市场的研究，张仲礼等认为，在近代上海，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已完全形成，技术市场、信息市场也开始出现；王玉茹则认为，到40年代，生产要素市场在经济发达地区初步形成，但仍发育得很不完善；赵津探讨了全国主要房地产市场的经营方式及其与金融业和政府的关系。四是关于市场价格体系的研究，所涉及的内容包括：民国时期的价格变动及其规律；城市房地产价格变动规律及其对城市土地利用、城市“建筑革命”等方面的调节和促进作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并不存在，以及借贷利率下降、工农业工资差距扩大、土地价格上涨对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五是张东刚的关于市场需求的研究，认为近代中国总需求呈不断上升的总体趋势，其基本特征是低水平波动上升，增长幅度较小，结构变动也不尽合理，但也对经济的发展和结构变化产生了相应的促进作用。(21)

第四，关于洋务企业问题。有关论者人都认为官督商办民用企业具有资本上义性质，但属何种资本上义则见解不一。刘大年、黄逸峰、姜铎、汪熙、张国辉、黄如桐、樊百川等都坚持官僚资本的观点。丁日初、沈祖炜、李时岳、胡滨、张耀美等认为属于民族资本，或称国家资本。其理由是：这些企业的所有权属于国家，经营管理上虽然有封建性，但没有买办性和垄断性，与国民党政府的官僚资本不可相提并论。(22)汪敬虞、夏东元等则提出了早期官僚资本（雏形）与早期民族资本（胚胎）共存论，认为两者同时产生，彼此渗透，互相转化，分途发展。(23)

第五，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水平问题。新的研究不赞同以往那种政治日趋黑暗导致经济日益衰败的观点。不少学者通过大量的计量研究，认为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虽然是艰难曲折的，但总的来说是逐步增长的，而且指出一次大战结束至抗战爆发时期，中国的经济仍有程度不同的增长，并提出了近代中国经济增长周期的理论。(24)

第六，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新的研究认为：洋务运动时期不存在官僚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分野，丁日初则认为不存在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明确提出了“一个阶级论”；买办不仅可以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而且是其中的一部分；把民族资产阶级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并以此认定其政治态度，与历史事实不符，这是把政治态度和经济地位机械联系的结果。(25)

就新辟领域的研究而言，讨论较多的有下述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历届政府的经济法规和政策问题。对晚清政府所制定的工商法规和振兴实业措施，朱英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通过分析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具体内容和实施状况，在指出其弊端和缺陷之外，亦肯定其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法制建设的先导作用，对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和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作用。虞和平认为，就其制订过程、科学性和可行性而言，与资产阶级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尚有较大的差距，但对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产生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对民国北京政府所制定的经济法规和政策，虞和平的有关研究还认为，它初步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法制体系；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较多地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较大地改善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秩序，在近代中国经济法制建设进程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但是在实际的执行上，未能充分发挥其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对南京国民政府所制定的经济法规和政策，近年来有较多的研究。除了对其法规体系和基本政策进行比较全面的陈述和一分为二的评价之外，着重研究了一些重要的专项政策措施，如法币政策、关税自主政策、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统制政策等，认为它既有掠夺性和妥协性的一面，又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26)

第二，关于商会问题。徐鼎新、马敏、朱英、胡光明、虞和平等的有关研究，讨论了商会的产生发展过程、社会属性、组织结构、功能作用、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外交活动、中外比较等问题。其中讨论较多的问题有：对其性质，朱英认为清末商会具有“官督商办”的性质和特点；虞和平认为它是一种商办的法人社团。对其组织构成中的与行会的关系，马敏、朱英认为商会与行会是截然相异的；虞和平认为，两者在协调成员关系和官商关系、经济管理、利益自维等功能上，具有相同和互相依赖的关系，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其促进早期现代化的作用，朱英、马敏、徐鼎新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它的经济促进作用；虞和平还从改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有助于资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和民族独立运动，以及商人外交的产生和发展等角度，考察了商会的这一作用。对其与资产阶级成长的关系，朱英从商会的组织状况和政治活动角度，提出商会的诞生是资产阶级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虞和平则认为，清末各地商会的诞生使资产阶级进入从自在状态向自为状态转化的过渡阶段，民国初年全国商会联合会的成立，则使之进入基本自为的阶段。对其与政府的关系，虞阳平认为，在1904―1930年间，呈现为依法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向着超法的控制与反控制关系转变的趋势；朱英认为在清末民初时期主要是良性互动的关系。(27)

第三，关于经济现（近）代化问题。有关研究主要探讨经济现代化的促进因素、阻碍因素、总体状况、中外比较等问题。

四、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努力的方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79年以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缺陷和薄弱之处。

第一，关于运用新方法、开拓新课题与坚持马克思本义为指导相结合的问题。如前所述，引进国外学术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繁荣发展和走向世界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在某一理论、某一方法引进的初期，往往尚未很好理解消化就匆匆采用，不能很好地与相应的题材和史实相结合，曾出现过一些令人遗憾的缺陷。如生搬硬套某一理论模式或框架的现象；简单搬用某些新词汇和术语的现象；理论方法与研究内容缺乏必然的内在联系的现象；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脱节，以论取材，以偏概全的现象。这些现象使有些研究成果除了在表现形式和表述用语上求新之外，并无多少实质性的新意提出，即使有些新意亦难以令人信服；或者不能使新理论方法的运用发挥特有的效用，虽然用上了新的框架和名称，也进入了新的研究领域，但是不能形成新的研究体系和特色，只是停留在某种历史现象陈述的水平上，从而失去采用新理论方法的意义。进入90年代以后，这种现象虽然逐渐减少，但是仍然有所存在。

第二，关于时代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问题。许多新观点的提出和新课题的开拓，都不同程度地希望为现实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服务，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种为现实经济建设提供借鉴的服务，必须是科学的服务，也就是说所提供的借鉴是经过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而得出的，近20年来有不少这种时代性与科学性较好统一的研究成果，较好地发挥了本学科为当前的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功能。但是也存在着那种缺乏全面的科学研究，只从现实的某种经济变革及其需要出发进行简单比附或类推的现象，如从现在肯定引进外资的必要性出发，而去全面肯定近代在华外资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从现在需要发展对外贸易出发，而去过分强调近代中外贸易的平等性；从现在外资企业中有中方职员和工人出发，而去完全否定近代买办对外资的依附性和外资企业对中国工人的剥削性，等等。

第三，关于内容结构的问题。1979年以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虽然开拓了不少新的领域，但受原有研究基础和资料条件的制约，研究课题的布局不平衡，以至在有较多研究的领域内出现一些低水平重复研究的现象，而在一些较少研究的领域内则存在着诸多缺少研究的薄弱环节，甚至空白地带。从总体上来说，对社会经济、生产力、流通、消费等领域的研究比较薄弱。对房地产业、经济体制、经济法制、企业管理、企业集团、经济组织的研究则刚刚起步。市场、金融、商业、农村经济、商会等领域虽已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但研究主题不平衡。如对市场经济，研究农产品商品化、市场规模、市场区域结构的较多，研究生产要素市场和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的较少；对金融业，研究银行、钱庄等信贷机构的较多，研究保险、信托、证券的较少；对商业，研究商业资本和内外贸易的数量、性质和作用的较多，研究商事习惯、促销方式、财务管理的较少；商会研究主要集中于1927年之前的上海、天津、苏州三个地方商会的组织性质和结构、经济和政治作用，1927年之后的状况、其他重要的地方商会，以及商会的城市管理、商事仲裁、法律参与、国际交往及其与市场结构、市民社会的关系等则很少研究，甚或近于空白。

克服和弥补上述这些缺陷，加强内容结构中那些薄弱方面的研究，无疑是今后近代经济史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注释：

(1)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l卷“总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严中平：《中国近代史研究上的一个薄弱环节》，1956年7月17日《人民日报》。

(3)孙健：《国民经济史研究的对象、方法和任务》，《经济研究》1957年第2期。

(4)博筑夫、谷书堂：《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南开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从翰香成关于中国民族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历史研究》1962年第2期；黄逸峰：《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形式及其特点》，《江海学刊》1962年第3期；伍纯武：《中国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3期；关梦觉：《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初步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5)杨志信：《中国民族市场是明末开始的》，《学术月刊》1962年第10期；李家寿：《试论中国民族市场的形成问题》，1963年5月13日《光明日报》；孔经伟：《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是否形成了统―市场》，《学术月刊》1961年第5期；陈诗启：《近代中国有没有民族市场的形成》，《中国经济问题》1961年第5期。

(6)姜铎：《试论洋务运动对早期民族资本的促进作用》、《试论洋务运动的经济活动和外国侵略资本的矛盾》，1961年12月28日、1962年1月12日《文汇报》。

(7)牟安世：《关于洋务运动对中国早期民族资本的作用问题》，1962年5月17日《文汇报》；邵循正：《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关系问题》，《新建设》1963年第3期；张国辉：《中国近代煤矿企业中的官商关系与资本主义发生问题》，《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

(8)夏东元：《论清政府所办近代军用工业的性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李运远；《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财经科学》1957年第3期；任敬虞：《从上海机器织布局看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关系问题》，《新建设》1963年第8期。

(9)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

(10)孙毓棠：《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序言”，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11)吴承明：《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问题》，《经济研究》1865年第9期；戴逸；《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1965年8月20日《人民日报》。

(12)郭沫若：《中国史稿》第4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张万全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究竟何时形成的》，《学术月刊》1963年第9期；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4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13)黄逸峰：《关于旧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研究》，《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伍丹戈；《论旧中国买办资本的落后性和反动性》，1964年8月12日《光明日报》；聂宝璋：《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14)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1981年2月17日《光明日报》；经君健：加强中国经济史研究是发展经济学科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经济研究》1983年第10期；严中平：《在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开幕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

(15)严中平：《中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彭泽益：《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计量问题》，《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刘佛丁等：《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6)有关论者的文章参见章开沅、朱英主编：《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l990　年版；丁日初：《议经济现代化》，《上海研究论丛》第2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曹均伟：《对近代中外合资企业的再认识》，《广东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

(17)彭泽益：《近代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工场手工业》，《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汪敬虞：《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8)朱英：《近代中国民族商业资本的发展特点与影响》，《华中师范学院研究生学报》1985年第1期，黄逸平：《近代中国民族商业资本的产生》，《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中华书局1989年版。

(19)丁长清：《试论中国近代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南开学报》1984年第6期；刘克祥：《1895―1927年通商口岸附近和铁路沿线地区的农产品商品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11集，1988年12月；吴承明；《中国农业生产力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虞和平：《改造传统农业》，章开沅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0)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1993年版；曹中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杜恂诚：《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市场商品流通量的一个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沈祖炜：《1895―1927年中国国内市场商品流通规模的扩大》，《近代中国》（上海）第4辑（1995年）。

(21)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谢放：《清末民初四川农村商品经济与社会变迁》，《四川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唐文起；《清末民初江苏农村市场论述》，《江海学刊》1992年第5期；张仲礼《近代上海市场发育的若干特点》，《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赵津《中国城市房地产史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贾秀岩、陆满平：《民国价格史》，中国物价出版社1992年版；王玉茹：《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张东刚：《总需求的变动趋势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2)丁日初、沈祖炜：《论晚清的国家资本主义》，《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李时岳、胡滨：《李鸿章与轮船招商局》，《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

(23)汪敬虞：《论中国资本主义两个部分的产生》，《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夏东元：《略论洋务运动的多边关系》，《社会科学》（上海）1982年第9期。

(24)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中华学术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张仲礼：《关于中国民族资本在20年代的发展问题》，《社会科学》（上海）1983年第10期；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3卷；刘佛丁：《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近年来经济发展篇（6）

一、研究现状分析

1. 关于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的整体研究方面。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比较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万振凡、吴小卫著《近代江西经济研究》，系统的探讨了江西农村经济发展的历程、近代的江西农业生产、近代江西农业科技发展、近代江西农业的赋税、近代江西农业发展的手工业、近代农村阶级关系的演变、近代农业的自然灾害、近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多个层次的问题。

2. 关于近代江西农、副产品贸易的研究。这方面研究的主要学者有万振凡、胡水凤、吴赘、周海华等人。万振凡、吴小卫著《近代江西经济研究》对这一问题也有所涉及，探讨了农产品的贸易，对农产品的贸易量、商品率、农产品市场等具体问题进行了分析，最后对其商品率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胡水凤对近代江西茶叶、夏布两种农产品进行了一个研究，探讨了江西种茶面积的变化、茶产量的增减、茶价格的变化及夏布的生产和销售等具体问题。关于江西茶业研究，比较重要的还有周付华的研究，他从中长时段出发对九江开埠后，九江茶市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九江开埠后带来的九江茶市的发展与衰落。吴赘、周海华等对近代江西渔业进行了研究。吴赘重点探讨了民国时期，鄱阳湖湖区的渔业发展变迁以及鄱阳湖渔业发展与地方经济、社会、政治的关系。周海华则主要对江西的渔业进行了简单的述论，包括主要渔场分类及其区域、捕鱼方法、鱼产量的加工与贸易。此外，许金华还对近代江西的木材的外销进行了初探，分析了江西木材的外销情况。学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但主要仍集中在茶叶、渔业的研究上。

3. 关于近代江西农村市场的研究。主要的代表性学者有谢庐明、孙桂珍、游海华、白沙、万振凡等。谢庐明研究的重点在赣南，对明清赣南地区农村墟市的兴起、发展、特点以及与地方社会经济变迁关系进行了研究，也探讨了清代时期赣南地区独特的庙会市场、客家文化影响下的赣南农村市场，对赣南庙会市场的地域分布以及客家文化中的庙会、习俗在赣南农村市场中起的整合作用进行了分析。孙桂芳通过对江西农村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江西近代农村市场的嬗变过程、市场体系的特点，得出江西农村市场呈现出商品量及规模增大、市场网络日益形成并逐步完善、商品市场结构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土地市场形成、供求关系及竞争机制发育并其作用的一种复杂态势。游海华则主要研究了赣闽粤边区的市场及市场网络的传承与嬗变。白沙、万振凡分析了农村集市的发展，得出民国时期的农村集市设施普遍增加、规模扩大、周期变短、布局日益合理，并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4. 关于20世纪30年代江西乡村建设的研究。这方面研究是近代江西农村研究的热点之一，主要研究学者有温锐、魏本权、曾志文、吴小彬等。温锐分析了近代赣闽边区的传统乡村民间借债、抗日战争时期沿海人口、企业的入迁等因素对这一地区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魏本权则分析了1931至1949年江西农村的合作运动，江西农村合作运动是农村建设运动的主要内容。它担负着江西农村经济自治和社会自治的双重功能，是江西农村近代化的重要尝试和努力。经费的不足、理念的背离、环境的恶化制约了江西农村合作运动的开展。曾志文、吴小彬的硕士论文都把研究重点放在了民国时期的江西农村建设上来，曾志文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的江西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江西地方政府在危机预防、危机应急、危机的恢复等机制;吴小彬则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的江西出现的严重“三农问题”以及针对这一问题江西地方政府为此开展的农村合作运动、设立省农业院、建立农村实验区等一系列措施。曾、吴二者的研究具有许多相似性。

二、 评价与展望

通过上文对近代江西农村经济问题研究现状的梳理，我们可知，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丰富，研究的领域得到扩展。21世纪前，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度还较低，主要的研究人物就是万振凡、胡水凤，主要研究成果为1998年出版的《近代江西经济研究》。进入21世纪后，游海华、谢庐明等一批学者投入到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一批硕士研究生也以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的相关问题作为研究论文选题，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队伍得到壮大。研究队伍的扩大，也必然产生成果的增多，领域的扩展。现如今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涉及金融、市场、实验区研究等各个方面;从从时段来看，研究重心主要集中在民国时期。

虽然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非常不错的成绩，但仍有许多需进一步加强的地方，主要表现在：

1. 研究的视角急需扩展。关于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的研究，大多是从社会史的视角进行分析，虽有谢庐明从客家文化视角出发对赣南农村市场的研究，但总体仍是研究视角不够全面，更缺少多视角、多学科的交叉综合研究。学界关于这一问题还需引进经济史、政治史等其他的视角来扩展其研究。

2. 研究时段上忽略了晚清江西农村经济的研究。学界一直将研究时段集中在民国，而往往忽略了其他时段的研究。晚清，受外来经济的冲击、商路的变化、清政府为近代化而实行的改革，其必然也对江西农村经济产生影响，但是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不足。

3. 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虽研究成果多，但有影响力的成果少。关于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的研究取得很大成绩，成果虽多但普遍缺乏分量，启发性小，在学界影响力小。对这一领域的学者仍需深入研究，提高成果的质量，出几篇有影响力、高水平、有启发性的学术论文，甚至产生几部相当有分量的大作品。（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参考文献：

[1] 万振凡、吴小卫著：《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经济研究》，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论近代江西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

[2] 胡水凤：《近代江西茶叶的种植与加工》，《农业考古》，1998年底期;《近代江西的茶价》，《农业考古》1996年第2期;《略论近代江西r麻业》，《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近代江西夏布的产与销》，《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3] 周海华：《近代江西渔业述论》，《古今农业》，2002年第4期。

[4] 许金华：《近代江西木材外销的历史初探》，《农业考古》，2010年第1期。

[5] 孙桂芳：《近代江西农村市场研究》，江西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毕业论文。

[6] 白沙、万振凡：《民国江西农村集市的发展》，《南昌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7] 万振凡、宋青红：《民国时期江西农村发展实验》，《古今农业》，2005年第1期。

[8] 刘白杨：《近代江西乡村实验运动中的人物群体研究》，《农业考古》，2014年第4期。

[9] 万振凡、林颂华：《江西近代社会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10] 吴燕等：《战争对近代江西传统农业社会转型的制约因素分析》，《农业考古》，2009年第6期。

近年来经济发展篇（7）

内容提要：清代西北经济史的研究作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领域，长期以来倍受学者关注，尤其是近l0年来，该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但其研究述评却不见于文．本文就近lo年清代西北经济史的研究状况加以述评，以期对该领域的研究有所助益． 论文关键词：近l0年 清代西北经济 西北清代经济史是中国经济史的一个分支，近年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因此，本文试图对二十世纪九十二年代以来西北清代经济史的研究状况进行一些总结和分析，以图对该领域的深入研究有所助益。 一，研究规模与状况 1．研究专著．宁可主编《中国经济发展史》1999年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第三册为史志宏主编的“明清卷”；国家社会科学“七五”重点课题“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的“明代经济史”、“清代经济史”部分，由经济日报出版社《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于2000年出版，这两部分专著其中多涉及西北部分．李清凌著《西北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与《甘肃经济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分别系统勾勒了整个西北地区与甘肃从上古至晚清的经济发展轨迹，全面总结了该地区经济各时期的特点、经验与不足，对于全面了解西北与甘肃的经济发展历程以及当前的经济建设有重要作用。关连吉与赵艳林主编《西北开发思想史》 (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以及王三北主编的《西北开发决策思想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都对各历史时期的西北开发思想进行了研究。继光与高瑞主编《中国古代西部开发·人物志》(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对清代西北开发人物均有研究．赵俪生主编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 (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全书叙述了从汉代到清代屯田发展的全过程，是对西北屯田史迄今最为系统的研究。吴廷桢、郭厚安主编的《河西开发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与《河西开发研究》(古代卷)《甘肃教育出版社，1993年》将西汉至现代河西社会经济发展划分为五个时期，并从中总结了经验与教训．魏永理主编的《中国近代西北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全面介绍了西北近代的农林牧业的开发状况，尤其对西北近代水利开发、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以及农村合作事业的发展作了较详尽的论述．赵予征的《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从政治、经济等多角度系统记述了自古至今新疆屯垦的全过程．姜守鹏的《明清北方市场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对明清北方市场产生的物质基础、市场构成、主体与客体以及对明清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做了全面的论述．华立的《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再现了清代新疆农业开发的真实历程，以历史唯物史观客观地评价了清政府对开发新疆的贡献，并指出了不足．耿占军著《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从历史地理角度对区域经济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历史探索，该书对清代陕西的人口、地亩、农地垦殖活动、清代陕西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及其地区性差异以及清代陕西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状况和清代陕西农业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规律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都有论述，并进而在总结清代陕西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当今陕西农业的发展提出了若干条建议．翟松天著的《青海经济史》(古代卷和近代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专门论述了青海清代的农业及农村经济，尤其对藏区的社会经济形态作了研究与划分．杨重琦主编的《兰州经济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对兰州诸历史时期的经济状况有全面的论述．王希隆著《清代西北屯田》(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全面论述了清代西北屯田的情况，对其地屯田的演变探其规律找其原因，且多有精到之处．党诚恩与陈宝生主编的《甘肃民族贸易史稿》(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对甘肃历史上的民族贸易状况作了详细的论述。另外还有杨新才编著《宁夏农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穆相林等人编著的《新疆民族贸易》(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董庆煊与穆渊合著的《新疆近二百年来的货币与金融：1759～1949》(新疆大学出版社，1999年)、厉声著《新疆对 苏(俄)贸易：1600—1990》(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玉门石油管理局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张叔岩执笔的《玉门油矿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徐安伦和杨旭东合著的《宁夏经济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李刚著《陕西商帮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等多部专著。此外，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编《西北史研究》 (第一辑，上、下册，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二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汇集了一些清代西北经济史的文章．陈舜卿主编《陕甘近代经济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收录了16篇文章，对近代以来陕甘两省的农田水利、工矿业、金融业进行了论述． 2。史料的整理、编纂。西北各省区也先后编辑出版了一批资料集，主要有：《甘肃近代机械工业史料(1872—1949)》(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王连芳编《旧中国新疆石油史料辑要》(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政协甘肃省委员会编《甘肃近代工业》、《西北近代工业》(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张灏与张忠修编《中国近代开发西北文论选》 (上、下册) (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新疆金融学会与新疆金融研究所合编《新疆银行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青海省邮电史志编纂委员会1988年至1994年编印的《青海邮电史料选编》12辑． 3．研究规模。就清代西北经济史的研究范围来说，其涉及面广泛，农业、工矿业、交通运输、商业贸易、货币金融、财政税收等均有研究．同时研究主题也紧扣清代西北经济发展的特点，如对西北地区的民族贸易、畜牧业的多有关注。并且关于清代西北经济的研究文章总体呈上升趋势． 二．主要研究情况 1．总论性质的．李清凌(《元明清时期西北的经济开发》，《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对元明清时期西北的经济开发作了宏观的论述，指出此历史时期的经济开发人围绕着军需供应这个历史上的老课题展开，但此时期的西北经济开发思路、措施比前代有了较大的改进，成果显著。魏明孔(《历史上西部开发的高潮及经验教训》，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任重(《从大西北农牧历史演变思考其开发战略》，《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李春芳(《西北经济发展缓慢的历史研究及对策研究》，《甘肃理论学刊》2000年第4期)对历代西北经济开发的经验与教训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对当今的经济建设提出了建议；李宗植((近代西北开发特点述论)，(开发研究)1994年第5期)将近代西北开发特点概括为‘起步较晚”、“阶段性强”、“水乎低、局限性强”。并进一步指出近代西北经济开发无论政府还是个人都是由客观形势的变化被迫进行的，都是被动盲目的实践，又加之近代帝国主义国家的压迫，近代西北开发只是一句空话。杜常顺(《明清时期黄河上游地区少数民族经济浅论》，《青海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从区域经济史的角度对明清时期黄河上游地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和趋势作了综合性的考察与阐述．党瑜(《论历史时期西北地区农业经济的开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认为西北地区农业经济的开发始于西汉，在唐代获得很大发展．清代，新疆地区的农业经济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面河西走廊的农业经济却有所萎缩．西北农业经济在开发的过程中，服从于军事对抗的需要．因此，它对于生态环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当今继续开发大西北的进程中，应该引以为鉴．成崇德，孙喆(《论清代前期的西部边疆开发》，《清史研究》2001年第4期)从地理环境、人口迁移、政府决策诸多方面对清代前期开发的得失进行综合研究，为当今中国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提供历史借鉴．梁四宝、燕红忠(《清代边疆开发的经济动因及其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认为边疆经济价值的提高和利益机制的刺激是清代边疆开发的经济根源．而政府对边疆开发的实绩具有很强的影响，商人则在这一开发过程中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清代边疆开发在取得一系列经济绩效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童远忠(《乾隆帝与西北边疆开发》，《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认为清代乾隆时期，开始了对西北边疆地区的全面开发。乾隆帝在西北广兴屯垦，使清朝中央政府对西北地区的影响力超过了历史上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促进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 家的巩固和发展．耿占军(《试论清代陕西的经济开发》，《西北史地》1998年第4期)认为历史经验与现代科学均已表明，林地和草地具有保持水地、防止水土流失的效益，并对清代陕西的经济开发作了概要的论述．赵常兴、张小明、秦敏(《清代陕南移民及其对当地经济的影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认为由于外来移民的大量迁入，清代陕南地区的许多山区得到广泛开垦，耕地面积大为增加，土地开发利用程度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经济开发的速度明显加快，客观上促进了陕南移民迁入区的经济发展．但由于移民人口的过度增加和大规模的掠夺性开发，大肆毁林开荒，盲目扩大耕地面积，致使陕南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从而影响和制约了当地经济的持续发展。赵葆惠(《清代对新疆的开发》，《齐鲁学刊》2001年第3期)认为清政府完成了对新疆的统一后，为开发新疆采取诸如设立伊犁将军及之后的行省取代了军府制，以及屯田置牧、发展贸易、’开矿设厂、筑路兴学、培养人才、巡边守土等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对维护国家统一，抵制外敌入侵，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巨大作用。韩香(《清代察哈尔蒙古的西迁及其对新疆的开发》，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3期)认为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后，对清代新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亦促进了其自身的社会发展，在社会生活上表现为以牧为主、农牧兼营的经济结构及人口的增加，教育、宗教的兴盛和民族关系的改善．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察哈尔蒙古的自身发展， 自然也相应促进了新疆地区的开发．王东平、郭红霞(《清代回疆经济政策与法规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1期)依据文献资料，论述了清朝对回疆(天山以南地区)经济立法的原则，清朝制定的经济政策与法规的具体内容，分析了回疆经济法规中的地域文化特色及存在的问题，并对其历史作用作了客观的评价。樊如森(《西北近代经济外向化中的天津因素》，《复旦学报》2001年第6期)认为天津的开埠及其经济辐射力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使西北经济逐步与国际市场发生了联系，开始向外向化经济转型。 2．农牧业方面．向达之(《论近代西北地区的土地租佃制度》，《甘肃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认为近代西北土地租佃制度中货币地租甚不发育、实物地租占有绝对优势、劳役地租普遍存在是与近代西北农村较低的商品经济发展水乎相适应的．郑传斌(么清代西北回民起义中的人地关系}，《文史哲》2003年第6期)认为人地关系的广泛联系特征在回族的发展史上有突出的表现。西北回民起义发生在清代，从人地关系的角度讲绝非偶然．同时，西北回民起义对当地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环境也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艾冲(《清代雍乾时期陇中地区的水利开发与土地利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3期)论述清代雍正、乾隆时期甘肃省陇中地区水利资源开发的成就和小型农田灌溉工程的分布，探讨水利开发在此期间形成热潮的原因．同时指出正是多达136处的水利设施的出现，推进了河谷地带灌溉农业的发展，水浇地的面积则扩大到3641．5顷，从而直接影响着本区域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魏静(《浅析清代甘肃水利建设的若干特点》， 《开发研究》1999年第4期)着重论述了清代甘肃水利建设的若干特点，指出各流域在开发利用上存在的优势与不足．党瑜(《论兰州地区农牧业的发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期)对兰州地区历史时期农牧业情况进行了勾勒．梁新民(《民勤绿洲历史上农业的三次开发》，《开发研究》1993年第4期)对甘肃民勤县历史时期的三次农业开发作了论述。耿占军({试析清代陕西的折丁、折田问题)，《中国农史》2000年第l期)对清代陕西人口和土地统计中存在的折丁、折田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清代前期文献记载中陕西的人丁数并非实际人丁数，而是经过折算的下下人丁数，并提出了下下人丁数与实际人口数之比值；提出了延安、榆林等地的折田比例．这对反映当时的人口状况和土地状况具有很大的帮助．肖正洪(《清代陕南的土地占有关系与农业经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认为清初陕南农业生产水平低、规模小和区域内部市场发育不好，乾隆初年以后。随着外省农民大量迁入和农业拓殖的展开，陕南市场经济有了初步发展。胡波(《试析清代陕西黄土高原地区常平仓储粮规模的时代变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l期)认为陕西黄土高原地区常平仓的储粮规模在清代的不同时期是不同的．这种不同除与政 府对常平仓额储规模的规定有关外。还与生产力发展程度、社会安定状况及管理制度等因素有关．而且常平仓的实际规模与文献记载的规模并不一致，这就影响了对常平仓在仓储体系中的地位及其保障程度的评价．孟晋(《清代陕西的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的破坏》，《史学月刊》2002年第10期)认为清代陕西地区，在人口日益增长的压力之下，由于不顾后果的过度垦殖，森林、草原等天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并进而导致了干旱和水涝等自然灾害的日益频繁，耕地面积也随之减少。吴洪琳(《清代陕西社仓的经营管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指出清代陕西社仓与其他省不同，主要不是靠民间捐输而是用耗羡银为经费建立起来的．陕西社仓在管理体制上比较健全，其管理制度详细而且具体，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陕西社仓发挥作用并不是借助于放贷，而主要是采用赈济的方式．李建宁(《清代管理青海牧区的方略》，《青海民族研究》1996年第3期)对清代管理青海蒙古族与藏族牧区的政策与措施分别进行了探讨，并对清代前后两期作了比较．齐清顺(《清代新疆维吾尔族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期)认为清朝统治新疆时期，是新疆维吾尔族地区农业生产获得快速发展的时期，清代维吾尔族地区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不仅对清代新疆整个农业生产的大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为以后新疆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华立(《清代新疆屯垦方式的转移及其意义》， 《西域研究》1991年第4期)对新疆屯垦的方式转变作了论述，并探讨了其转变的意义．张丹(《内地汉人在清代新疆屯田开发中的作用》．《河海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认为大量从内地移人汉民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地汉人为近现代新疆的屯田开发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四个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董琳(《清代新疆移民屯田的历史作用与教训》，《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认为清代新疆移民屯田，稳定和加强了清朝对新疆的军府制统治，开发了天山北路大片土地，有利于新疆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祖国统一。但诸如重北轻南的经营方针、北路经营不平衡、兵屯对边军战斗力的负面影响等历史教训值得吸取．李敏(《论清代新疆屯田的重大历史作用》，《西域研究》2001年第3期)在概述清代新疆屯田发展状况、组织形式等基础上．重点对屯田的重大历史作用作了较充分的论述．周红(《论清代乾嘉年间伊犁的回屯》，《伊犁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通过对清前期乾嘉年间伊犁回屯的研究和剖析，展示了清前期伊犁地区的农业经济和政治、军事概况，有助于我们对新疆回屯的了解和认识．李磊、田华(《清代新疆建省后的田赋制度》，《新疆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考察了近代新疆建省到清朝灭亡这一时期的田赋制度，清晰勾勒了新疆田赋制度所包含的田制、税则税率、征收形式、耗羡、征收管理、定额收入等基本情况、变化及特点，并进一步研究了清代田赋制度与财政及社会经济的关系．杨琰(《清季新疆屯田对当地少数民族人口的影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认为清政府统一全国后，在新疆实行了内容不同、制度各异的屯田制．清季新疆屯田加速了新疆地区农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变化．刘锚涛(《议新疆清代农业技术，，《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认为在自然环境人文社会环境制约下的清代新疆农业技术在作物品种、生产工具等方面具有自己独特的粗放经营方式，如何评判及新疆未来农业的出路何在，很值得研究．钟萍(《近代新疆农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4期)对近代新疆农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情况有细致的论述．张岩(《论近代新疆维吾尔农村的封建庄园》．《西域研究)1998年第4期)对近代新疆维吾尔农村的封建庄园的形式、演变进行了论述． 3．工商手工业方面．魏丽英(《西北市场的地理格局与商路》，《甘肃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探讨了近代西北地区市场的地理格局与商路．认为任何地区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必然有其深厚的经济及地理原因．朱立芸(《论近代西北的药材与市场》，《开发研究》1997年第6期)认为兰州作为西北药材最重要的集散中心，早自明清已闻名海内，其就近代西北药材与市场的探讨，正是希望由此为甘肃及西北药材的生产及市场建设提供不容忽视的历史认识。朱立芸(《近代西北金属矿业开发简论》，《开发研究》2000年第5期)简要论述了近代西北甘、宁、青、新四省金属矿业资源蕴藏的情况和开发的历 史过程，并从其生产技术水平与管理方式等方面揭示出近代西北金属矿业开发的时代与地域特征。马啸(《左宗棠与近代西北蚕桑业》，《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认为左宗棠在西北期间，曾对甘肃和新疆的蚕桑业进行了一番颇具规模的振兴与开发，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取得了可观的成效，很值得总结与借鉴。杨丽萍(《清末地方官员在西北石油工业近代化中的作用》，《石油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认为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开始重视工矿业的开发，西北地方官员纷纷行动，积极规划开发西北石油资源，力图建立西北近代石油工业．在他们的努力下．西北石油工业的近代化得以启动。邹荣础(《清代陕南土特产生产及其对外贸易》，《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1年6月第18卷第2期)认为清政府调整的茶叶政策，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没，文章对木耳、桐油、生漆、蚕丝生产等的产区与经济价值作了分析。陈崇凯(《陕商在开拓“西西”汉藏贸易中的历史作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运用详实的汉藏史料从元以前陕商通过藏汉茶马贸易对“西西交流”的开拓，明代陕商与西南盐茶开拓“西西”贸易的关系，清代陕商对“西西”贸易的推动和清末民初陕西沙客与陕西街的形成几个方面，首次全面论述了陕商在历史上“西西”汉藏贸易中的作用和地位．徐晓萍(《清代甘肃的商业贸易》，《发展》1997年第7期)认为有清一代，甘肃地区的商业活动是相对繁荣的。甘肃实为整个西北地区商贸活动的中枢．清代甘肃商业贸易的繁荣，除受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客观因素影响外，还应归功于清政府大力发展官方贸易，并以此鼓励带动了私营贸易的兴起．段国正(《试论左宗棠三改甘肃茶法》，《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认为清代乾隆年间，西北茶马互市演变为茶叶贸易，到咸同时期茶法遂废；陕甘总督左宗棠除旧布新，于同治十三年仿淮盐之成例三改清廷同治十一年“议准”的茶法，从而形成其五条茶法．其茶法积极因素与弊端同在，但左宗棠五条茶法毕竟奠定了晚清甘肃茶法的基础．刘景华(《清代青海的商业》， 《青海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认为青海商业在明代由于自然条件和其他原因发展很不充分。但到了清代由于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也有了空前的发展，并形成了一些名噪一时的商品集散地与贸易中心．刘景华(《清代青海的手工业》《青海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对清代青海的手工业进行了描述，并对其特点进行了概括．房建昌(《历史上青海省的盐业》，《盐业史研究》1996年第4期)探讨了清代与民国年间今青海省范围内的盐业，指出这一时期青海省范围内的盐产以柴达木的湖盐为主，辅之以西宁地区东南部的土盐。尹伟先(《清代维吾尔族与藏族之间的商业贸易关系》，《中国藏学》1997年第2期)对清代维吾尔族与藏族之间的商业贸易进行了论述． 4．财政、城市与人口问题．杨尘(《清代伊犁军府制财政管理体制述略》，《伊犁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指出清代在伊犁实行中央集权管理下的财政管理体制，地方财政的收支范围均纳入国家预算管理，伊犁将军相当省级收支预算单位，但实际负责将军府本级和伊犁参赞大臣所属军府营及土尔扈特各部财政管理．将军府专设粮饷处管理财政。刘燕、穆渊(《试论清代新疆铜钱》，《新疆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指出从清统一新疆到新疆建省，实行南疆通行红钱、北疆通行制钱的双轨制，这既是政治上分区治理政策的需要，又有民俗物情的实际考虑．建省后以红钱统一新疆币制，则是全省行政制度统一的必然结果。牛海桢、李晓英(《清代南疆地区实行的普尔钱制度》，《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指出清朝重新统一新疆之后，顺应当地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传统和特色，实行了保护性的普尔钱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丁南疆地区的经济发展，稳定了南疆少数民族经济生活，也充分体现出清王朝“因俗而治”的政策特色． 李建国(《论近代西北地区城市的特点及其影响》，《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认为近代西北地区城市总体发展水平滞后，西北城市自身发展水平低下，造成了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带动能力差，而周边社会的不发达又严重制约了城市发展，难以形成良性循环，从而使整个地区经济受到严重制约和影响．陈新海(《清代青海的城市建设与商业经济》，《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认为清代是青海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城址的选择、城市的建设上，都深受军事因素的影响。但随 着城市居民数量的增加，消费需求的扩大，专业性较强的市出现并增加，城市的布局与结构渐趋合理，城市商业贸易与服务行业也兴盛一时．杜常顺(《清代青海蒙旗人口与经济问题探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认为同其它地区的蒙旗一样，青海的蒙旗也具有双重性质，即既是清朝封建国家体制内蒙古地区的军事行政单位，又是清朝皇帝赐给蒙古封建领主的世袭领地，是生产和经济单位。但青海蒙旗自建立始，就面临着严重且持续的人口减耗与经济凋敝问题，其结果是绝大多数蒙旗丧失了作为生产和经济单位的基础，作为军事行政单位也名存实亡．张建军(《论清代新疆城市的人口规模》，《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期)认为清代是新疆历史上经济开发规模最大、开发成效最显著的时期，也是新疆城市发展最快、城市地理变化最明显的时期。他分析了清后期新疆城市人口的统计原则，从清前期天山南北主要城市的人口数量及城市规模、清后期新疆主要城市的人口数量及城市规模等方面分别进行了述论，初步探讨了形成这种人口规模特征的主要原因．阚耀平《么历史时期新疆北部城镇的形成与发展》，《人文地理》2001年第4期)分析了新疆北部地区城镇的历史演变过程，提出其城镇萌芽于汉代前后，完善于清代后期，城镇的中心有一个从吉木萨尔一伊犁一乌鲁木齐的演变过程，并论述了新疆北部城镇形成与发展的特征和城镇发展的影响因素，对今天城镇建设与规划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司俊(《近代西北少数民族土地所有制结构的发展趋势》，《甘肃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认为近代西北少数民族土地所有制结构发展趋势是地权更加集中于地主富农和牧主手中。这是由继续废除农奴制、近代市场经济发展、土地进一步商品化所致。石志新(《清代后期甘宁青地区人口与耕地变量分析》，《中国农史》2000年第l期)讨论了清代后期甘宁青人口和耕地变量情况。认为人口和土地是两个互为依赖又互相制约的因素，如果作长期的历史考察，就会发现在旧中国，耕地是一个缓变量，增减波动趋势平缓；人口是一个激变量，波动趋势急剧，波动周期短而且人口表现为社会问题，它的发展与否，除受土地制约外，又要受到多种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制约。而土地主要表现为一个自然环境问题，它的增减变化主要受客观宜农土地状况及社会人口改造自然能力的制约．杨琰(《清代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经济环境》，《西北人口》2001年第1期)通过论述清朝政府在新疆地区推行的经济开发政策和新疆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分析了清代新疆地区经济发展对少数民族人口的影响，提出清代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具有良好的经济环境． 5．开发思想与实践，赵珍(《近代西北开发的理论构想和实践反差评估》，《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l期)认为近代西北开发从理论构想到实践，显现出了经济建设方略的转变，客观上给西北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带来了根本性突破，引发了社会变迁。但由于生态和独特的人文环境、民族构成，开发理念主客观的脱节，以及军阀各自为政的割据状况等因素的影响，使原本就微弱的开发力度少有可持续性．周向阳(《晚清开发西北原因探析》《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认为晚清时期，在解决西北边疆危机这一现实需要的直接刺激下，国人出于巩固国防、保护利权、富国、平衡地区发展等方面的考虑，强烈呼吁开发大西北，从而形成了近代历史上第一次西北开发的高潮．王劲、刘继华(《龚自珍、林则徐开发西北的思想》，《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认为龚自珍给后世留下的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之一就是开发西北的构想，林则徐则是近代中国开发西北的先驱者之一．他们把龚、林两位爱国者相联系，主要讨论他们开发西北的思想，以期对当前的西部大开发有所裨益。李伟、刘丹(《左宗棠开发西北的思想和实践》，《湖南商学院学报》2011年第l期)指出左宗棠在经略西北期间，提出了一系列开发、建设西北的思想。他在因地制宜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农牧并举、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教育，推广近代工业和商业贸易等方面进行了积极实践．马啸(《左宗棠对近代西北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青海师专学报》2003年第6期)也认为左宗棠是近代以来对西北生态环境给予深切关注和进行初步治理的第一人，在西北十余年中，他从植树造林、兴修水利、合理垦荒、改良土壤、美化城市等方面，对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进行了诸多有益的保护与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西北地区的生态状况。牛海桢(《徐松及其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甘肃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认为 徐松是清代研究西北边疆史地的学者中承先启后的人物，他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克服了前代学者研究西北囿于书本的局限，以实地覆勘与文献考证相结合，著述真实可信．其研究及其研究成果对于我们今天研究西北边疆史地具有突出的借鉴意义．张俊杰(《陈宏谋关于西部开发的经济思想与实践》，《桂林市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认为陈宏谋关于西部开发的经济思想与实践，主要为重农务本、以民养民，发展经济、自由贸易，培养人才、传播技术．这些都充分说明了陈宏谋不愧为我国清代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章育良(《刘锦棠与新疆农业》，《湘潭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对刘锦棠的经济思想与农业实践也有论述。 三、研究特点与不足 纵观近十年清代西北经济研究状况，其大致呈现了以下特点：第一，研究面广．就研究范围而言，其涉及面广泛，国民经济各部门均有论述，而且对某个领域、部门的研究有总体探讨清代西北社会经济的演变，也有对某个细微问题作个案研究的．人口经济、城镇建设、民族经济、经济行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等热点问题多有涉及．第二，研究论题紧密与现实结合．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以及“西部大开发”决策的提出，研究者多从实际出发，反观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尤其对近代西北经济的研究最为用力，研究成果也最为丰硕．当然在研究中也反映出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1)研究的不平衡性．首先是研究地域上的不平衡．在西北五省中，以研究新疆经济问题者最多，甘肃次之，陕西最少．其次是研究时段的不平衡．任何时段、任何时期都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环。同样，对其的研究不应厚此薄彼，而对清代西北经济的研究显然大都侧重于晚清时期，前期研究相对不足．(2)比较研究不够，量化研究、个案研究缺乏．所见文章大多是叙述性文章，或述其经历，或论其原委，很少见到比较、量化、个案研究．研究方法单一且多以传统为主，对于西北各省之间、西北与西南之间、．西北与东南之间，经济状况都存在着一定差异，对此研究者甚少；对于清代前后期的比较研究更属罕见，量化研究、个案研究实属少见．(3)学科间的交叉兼容性不够．经济史的是一个交叉性很强的学科，既有史的性质，又有经济学科的某些属性，这就决定了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不只是理论说教与史料堆砌，更应该有经济理论的运用．但目前的研究大多是纯历史的论文，研究者也多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很少有经济学者加入到清代西北经济研究的队伍中来．这难免使得目前对于清代西北经济史的研究缺少理论支持与深入分析。

近年来经济发展篇（8）

开封是一座历史悠久、底蕴丰厚的古都，但是步入近代它的发展却不尽人意，城市地位降低，经济发展缓慢。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加之整理的史料，对近代开封农业、商业的发展进行考察，分析其发展的制约因素，希望为故乡日后的经济发展提供借鉴。

一、开封经济近代化发展的背景

开封位于豫东平原，经济近代化的发展是在近代河南经济转型的背景下进行的，受近代河南经济发展的影响。

19世纪末以前，河南地处中原腹地，缺少近代交通条件，远离通商口岸，受近代资本主义冲击很小，人口在当时已达到三千三百多万，小麦产量占全国小麦总产的14%。但粮食产量只占全国粮食总产的3%，人口过多，加之过快的人口增长速度使得粮食人均拥有量少，粮食商品率很低。商业发展方面，河南当时资本主义成份微弱，商品交换极其不发达，对金融业务的需求也相对较少，造成当时总行设在开封的银行只有河南农工银行一家，资本额少。另外，由于远离通商口岸，直到1930年河南开放的商埠只有郑州一处。

开封邻近黄河，耕地面积大，气候适宜，千里平原，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经济的发展与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发展、破坏、重振中循环往复。北宋时的开封人口超过百万，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兼具着政治中心、经济中心两大职能，《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所描述的就是当时的盛况，令人神往。明朝时期，开封是河南省会，是文人雅士汇聚之所，商铺、餐饮、旅店业发达，品种全、档次多，适宜不同消费层次的需要。明末，开封城毁于黄河水患。清中叶开封商业开始迅速发展，各地商帮在开封建立众多会馆，比如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山陕甘会馆。朱仙镇也在清代成为全国著名的四大商镇之一，是河运的必经之地，“食货富于南而输于北”，粮食、烟草是朱仙镇商业经营的大宗商品，典当业、手工业是其商业的重要组成部门。明末清初建立的景文洲汴绸庄，在乾隆时期发展最为鼎盛，织机99张，雇工200多人，分号5个，民营手工业得到发展。

二、近代开封农业的发展

无论是传统经济时期还是近代社会经济转型的时期，农业问题在中国始终占有重要位置。近代，开封的农业是在缓慢发展的。1908年7月，河南商务农工局在开封禹王台附近设农事试验场，由官钱局按月供银3600两。1924年，开封油料作物以花生为主，为求商品化盈利，他们排挤高粱、小麦、大豆的种植，陈留地区花生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50%，1920年这一数据还仅仅是20%。据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记载，1921年―1925年，开封农产品出售部分占32.8%，家庭自用占67.2%，其中商品化程度最高的是油料芝麻，占92.7%，最低的是大豆，仅占13.7%。由此可见，开封农产品商品化程度不高，且各作物的商品化程度严重不均。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农政机关明显增多，职责细化，河南建设厅下设具有科研性质的农业机构。1929年，在各市设立7所农林实验场，其中1所就设立在开封尉氏；1931年，将开封尉氏农林实验场改组为专门试验场，改名为开封园艺试验场，各试验场职责包括调查、试验、推广三部分；1932年12月，又将各农事试验场和林务局合并，进行农业科研。为推动河南省棉业的发展，1935年4月，在开封添设河南省棉业改进所，并于同年5月将位于郑州的棉业指导所总部迁至开封，设在河南大学农学院。1935年8月，河南省共建立农村合作社1283所，股金21.04万元；1936年，合作社达到1684所，其中信用社362所。各级农政机关的设立，旨在改良和推广农业技术，同时通过设立农村信用合作社，解决农村及农业资本不足的问题，种植结构开始向农工商业转变，推动了开封的农业由传统向近现代的转型。

在这一时期，农具也进行了一定的改造，开封县农业推广所在旧式耕犁上增加新式犁盘，在旧式播种器上增加播轮，方便耕地深浅粗细一致，丢种疏密一致。不足的是，这些农具的改造，仅在农业试验场使用，并没有在农民耕作中普及，肥料的使用仍旧是农家肥为主，化学肥料不普遍，传统农业的技术变革并不突出。

三、近代开封商业的发展

自古以来，开封就是“出入大贾小商之地”，是政治、商业活动中心。清末民初，开封的商户多集中在城中，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专营商品，如北书店街多书籍、笔墨纸砚，西大街多绸缎布匹等。近代开封，随着交通方式、城市布局的演变，形成了四大商圈。其一为开封南关。1906年4月19日，开封火车站战线与汴洛铁道正线接轨，4月26日的竣工通车，加之1907年2月开封火车站转车场的建成，开封南关逐渐开辟为商埠。其二为马道街。1913年10月，开封修复马道街路面，并安装了电灯，吸引大批商户迁入，马道街由此逐渐发展成繁华的商业区。正大林茶庄、张麻子剪刀店、谦信洋行的相继开业，及外埠商号上海正兴长布店的迁入，进一步繁荣了马道街商圈。其三为相国寺市场。相国寺市场从北宋开始就已有雏形，正如《东京梦华录》中的记载，“相国寺内万姓交易”，1927年冯玉祥改相国寺市场为中山市场，将寺内配殿、钟楼等租赁给商民经营，商业摊点云集，是各种京广杂货批发、零售的主要集中地，汇集了开封各色风味小吃。其四为模范商场。1928年，冯玉祥下令没收开封南土街“桐茂典”当铺，改建为“国货商场”，后改为模范商场，整个商场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四角各有角门，主要经营时货、布匹居多，基本是零售业务。同时，场内还设有“华光影剧院”，已具备了现代商场的雏形。

在开封四大商业圈的发展历程中，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洋货入侵的冲击、军阀混战中的搜刮，不少商户因此或负债累累，或倒闭歇业，商民及社会各界曾进行多次抵制运动。据《开封市志》记载，1905年，开展抵制美货运动。1912年2月21日，开封商界组织抵制外货，振兴国货。1919年9月21日，在马道街丰乐园成立河南国货维持会，制定具体国货维持简章，包括：车站设立检查处、扣留日货、从重处罚销售日货的商户等。时至今日，随着现代商业的发展，开元广场、中山路商业街、大商集团等商业圈的冲击，开封马道街、相国寺市场仍旧汇集众多商贩，以平价、批发吸引着南来北往的商户，不改昔日的繁荣景象。

近代开封商业各行业的发展，以贩卖业为主，生活供应业次之，随后是金融保险业。贩卖业中，又以饭食品类占多数。1935年，对开封城各业商号数量进行统计，共计6856户，贩卖业5447户，其中单是饭食品就有1527户，约占商号总数的22.3%，可见，开封餐饮业在近代是快速发展的，1926年创建的第一楼包子馆、“五福”食品店等一大批老字号驰名中外。金融保险业140户，约占商号总数的2.1%，与同期省内各地市相比，发展比较充分，官办资本在金融业中有绝对的控制权，近代金融业转型痕迹较为明显。据统计，1933年，开封各银行现金共计约2090444.70元，存款共计6307756.59元，放款共计3460767.66元。

综上，作为反动统治的政治中心，附近农产品及商品的集散地，近代开封商业表面上是繁荣的，实际上却备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及反动统治的剥削。近代开封的商业虽有发展，但失去了交通枢纽战略地位的开封，其商业仍旧是落后的。规模小，资金少，主要集中在市内商业贸易方面，对外贸易交流不发达，与省内其他新兴的交通便利城市相比，发展甚是缓慢。

四、近代开封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作为消费型城市的开封，在近代，封建经济不断消沉，新型资本主义经济却因其发展缓慢，不足以推动整座城市的经济发展。总结其近展的特点，我们不难发现，影响近代开封经济的制约因素有以下几点。

其一，人口增长过快，制约开封经济的发展。据《开封简志》记载，1907年，开封人口为15万人，《河南统计月报》载，1925年，开封人口226758人，1936年为307071，仅十年间就增加了80000余人，1937年人口达到327949人。虽说开封位于黄河的冲积扇上，河道四通八达，物产丰富，棉花、花生、小麦种植丰富，但逃脱不了农业自给自足为主的状况，农产品大多被消耗掉了，商品化程度并不高。因而，人口增长因素不是开封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但一定是其制约因素之一。

其二，自然环境破坏的加剧，黄河水患的不断威胁。自金以后，开封自然环境的破坏日益加剧。1910年地理学家张相文游开封时感叹“白气茫茫，遥望之无异沙漠”；1923年，康有为登龙亭时题词“东京梦华销尽，徒叹城郭犹是，人民已非”。与此同时，黄河对开封的威胁并未缓解，1921年夏季的大雨，豫东数十县积潦为患，1922年春夏着手修浚从开封陈留向太平岗疏入下游；1938年6月军队更是扒开花园口，决黄河南泛入淮，开封的黄河干涸，惠济河断流。因而，开封的气候直接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生态的恶化又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

其三，失去交通枢纽，缺乏便利的对外贸易条件。1907年初，开封建设汴洛铁路，1914年改为陇海铁路至徐州，1930年又通至西安，这是开封对外交通的唯一铁路路线。1931年间修筑从开封至郑州、许昌、项城、菏泽、道口的公路，但是并不经常通车，朱仙镇的河运交通已然衰落，相比地处平汉、陇海铁路交点的郑州，开封交通区位优势不再，郑州成为农产品及外地工业品输入的转运中心，分流开封经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开封贸易的活力。

其四，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定。近代开封，本质上是一个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从清政府、北洋军阀、反动派的统治，开封经济繁荣的背后备受掠夺和剥削，近代开封的经济并不能获得正常的发展。开封位于中原，鲜有帝国主义的直接投资，因而殖民地经济特征并不明显，官僚资本在此时也忽略了开封及诸如此类的传统内陆城市。虽然在外国资本的影响下，修建了铁路等交通运输业，但帝国主义只是将其作为经济掠夺的手段，或是通过中国的统治阶级把开封作为销售商品和收购原料的据点，同时也是控制整个河南省的据点，并没有起到推动开封经济发展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1-48页.

[2]贾贵浩.河南近代农作物种植结构的调整与商品化发展.南都学坛，2005年第3期.

[3]黄正林.制度创新、技术变革与农业发展.史学月刊，2010年第5期.

近年来经济发展篇（9）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3-0089-06

一、引言

民国经济思想史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经济发展大波动、思想文化大转型的时期，因而经济问题和矛盾相当突出与尖锐，由此引发的经济思想也相当活跃与丰富。但在改革开放前以至改革开放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学术界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一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与重视。大致说来，改革开放前基本上没有专门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成果问世；改革开放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也只发表了少量涉及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相关成果；真正开始系统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成果出现于20世纪之初；此后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呈现出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热潮。

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首先是从通史型研究开始的，然后在专题型研究中得到进一步体现。在通史型学术成果中，胡寄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对民国经济思想的论述打开了当代学者研究民国经济思想的大门；此后，马伯煌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下册）》也阐述了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的部分内容。专题型学术成果相对略多一些，如郑学益的《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钟祥财的《法币政策前后中国的货币理论》、曹均伟的《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思想》、叶世昌和施正康的《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思想》、程霖的《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1859―1949》等。此外，一些研究人物或群体经济思想的学术成果也涉及到了许多民国时期的内容，比如胡显中的《孙中山经济思想》、钟祥财的《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经济思想史》、孙大权的《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和李翠莲的《留美生与中国经济学》。

专门对民国经济思想史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是在20世纪初出现的。严清华和邹进文的论文《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与构想》提出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中专题型研究民国经济思想的基本思路[1]，此后相关成果不断涌现。这方面已出版的著作如孙智君的《民国产业经济思想研究》、邹进文的《民国财政思想史研究》、李蓉丽的《民国对外贸易思想研究》、宋丽智的《民国会计思想研究》和张霞的《民国时期“三农”思想研究》等。

随着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回顾其研究状况的综述型论文也相继出现，其中有一些成果包含了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状况的内容。比如郑剑顺的《1949年以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2]、刘甲朋和魏悦的《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综述》[3]、程霖的《20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学术著作为主的考察》[4]、付志宇和缪德刚的《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总结与展望》[5]、张亚光的《近30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回顾和展望――对象、方法与学科建设》[6]、朱鸿翔和孙的《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基于学术论文的考察》[7]、苏全有的《对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8]。

近些年来，学术界形成了一股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热潮，因此有必要专门对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丰硕成果进行全面总结。而学术期刊作为研究成果重要的展示平台，其刊载的论文能够充分展现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状况。鉴于此，本文以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当代期刊论文为考察对象，探讨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展望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这不仅有利于今后的研究工作可以更好地以目前已有的成果为基础，也有利于推进和深化民国经济思想史乃至整个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为促进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与发展服务。

二、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

本文选取的考察对象全部来源于中国知网收录的期刊论文。由于中国知网并没有对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进行单独的分类，因此本文选取期刊论文的方法是首先在中国知网页面精确搜索全文中既包含“民国”也包含“经济思想”这两个重要词汇的期刊论文，的时间跨度为1979年至2011年①，满足上述条件的论文总共有2 530篇；然后根据这2 530篇论文的内容，筛选出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总共589篇。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有学者发表过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比如赵靖先生在1962年发表了《康有为的经济思想》，但是论文数量极少，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大规模研究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之初发表的期刊论文绝大多数是对之前研究成果的补充和延续，集中探讨“五四”之前的经济思想，研究对象和内容还没有出现广泛的扩展。因此，本文未将1979年以前发表的期刊论文纳入考察范围不会对整体性统计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另外，通过文章所含词汇搜索论文的方法难以搜集到本领域所有的论文，在考察对象的全面性上肯定存在一定不足。但是，对“民国”和“经济思想”两个词汇的搜索应该能够囊括大部分兼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期刊论文。为了尽可能消除589篇论文的样本误差，本文只将经过考察得到的显著统计结果作为期刊论文研究的整体特征进行阐述。

（一）人物经济思想是期刊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

在本文考察的589篇论文中，427篇论文对人物经济思想进行了研究。1979―2011年，每年发表的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占当年所有发表期刊论文的比例，除了2004年和2008年为40%～50%，其余每年均超过50%，详见图1。因此，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以人物经济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

在427篇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中，179篇对孙中山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探讨，占据41.9%的比例。赵靖的《孙中山关于在经济发展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理想》、《中国近代振兴实业思想的总结――论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和《现代中国对外开放思想的伟大先驱――论孙中山的开放主义》，陈可清的《试论孙中山的经济建设思想》，王功安的《论孙中山经济思想》，赵靖、陈为民和郑学益的《中国近代经济管理思想遗产中的珍品――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叶世昌的《孙中山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曹旭华的《孙中山货币理论述评》，吴景平的《孙中山建立近代银行的思想主张与实践》，严清华和李蓉丽的《论孙中山“引进来”“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战略思想》，钱津的《论孙中山建国大纲的经济思想》，《论孙中山民生思想的中国特色》和《孙中山节制资本思想辨析》，周建波的《孙中山的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思想评议》，孙智君和严清华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历史使命与时代价值》，钟祥财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的价值层面》，赵泉民的《孙中山的合作经济思想论》，孙智君和朱凯的《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研究》，张亚光的《现代化视野下的国家发展战略――孙中山〈实业计划〉释要》，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经济学说是中国百年来经济理论创新的三大里程碑之一[9]，以此为基石的孙中山经济思想涉及广泛的经济领域，并有着深厚的思想内涵，对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而言，具有丰富的研究内容和深远的研究价值。

（二）专题研究期刊论文的增多

经济思想史通史型著作基本以人物或者学派的思想为线索进行编撰，因此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初期，为了配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通史的编撰，几乎所有的期刊论文以人物经济思想作为研究对象。虽然专题研究“将一定历史阶段及其整个发展过程的思想全貌割裂开来，不符合史学著作的基本要求”，但是专题研究也“能给读者对每一专题有一个系统的理解”[10]。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工作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进行专题研究，以此更加系统地把握同一个专题内百花齐放的经济思想及其演变轨迹。

在本文考察的589篇期刊论文中，专题研究的论文总计143篇。由于当年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在当年所有中的数量占比可能在某些年份出现大幅波动，这会对趋势判断产生干扰，因此本文通过计算累计占比使统计结果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平滑，以此清晰地显示趋势的变动。累计占比的具体计算方法是将每年截至当年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累计篇数除以截至当年发表的所有论文累计篇数。1979―2011年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结果详见图2。图2清晰地显示，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呈现出上升趋势，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增多。

对民国经济思想史进行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涉及到了广泛的经济专题。刘方健的《民国时期的经济研究》在对民国时期的经济期刊和经济研究机构进行阐述之后，通过专题的形式对民国时期经济研究最多的七个领域进行了简要论述。在研究民国时期金融思想的论文中，程霖的《西方银行理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影响》和《近代中国中央银行制度思想演进》、朱华雄和李俊的《民国时期金融思想发展中的三大流派和三大主题》，都是研究用力深厚的作品。张秋雷的《中国农村土地经济思想研究概要（1924～1949）》、邹进文和王芸的《国民政府时期乡村经济建设思潮研究》、程霖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造模式与发展路径――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的探索》、彭立峰的《近代中国农业发展思想述评》、程霖和毕艳峰的《近代中国传统农业转型问题的探索――基于农业机械化的视角》，都对民国时期复兴农村、振兴农业的思想进行了深入探索。“统制经济”思潮曾经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引起过广泛争论，因此当代学者对此的研究也相当丰富。黄岭峻的《2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及其与杨宁一起撰写的《“统制经济”思潮述论》、郑会欣的《战前“统制经济”学说的讨论及其实践》、钟祥财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统制经济思潮》，是其中的代表作。民国时期的“立国之争”也是学术界研究较多的专题之一，钟祥财的《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立国之争及其理论影响》和《对20世纪上半期“以农立国”思想的再审视》、张霞的《现代化浪潮的经济思想回响――近代中国的三种立国思潮》，都是受到学术界肯定的成果。另外，一些学者在其他的专题领域也出产了一批优秀的学术论文，比如赵晓雷的《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工业化思想发展评析》、王同勋的《近代民族企业的经营管理思想》、赵泉民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合作主义思潮论析》、聂志红的《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保护思想》和《民国时期的工业区位思想》、黄岭峻的《中国现代“自由经济“思想钩沉》、宋丽智的《国民政府时期超然主计思想变迁研究》、孙智君的《民国时期产业结构思想的变迁》、阎书钦的《抗战时期经济思潮的演进――从计划经济、统制经济的兴盛到对自由经济的回归》、徐敦楷的《民国时期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邹进文和李彩云的《中国近代地方政府间财政分权思想研究》。

（三）政界人士经济思想的研究较多

由于人物经济思想研究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期刊论文中占据主要地位，因此对哪些人物的研究相对较多，对哪些人物的研究相对较少，这样的结构分析相当必要。民国经济思想的主体绝大部分来自于政界人士、知识界人士和商界人士，于是本文将期刊论文研究的具体人物按照上述三个群体进行分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一个人过去的经历是其思想形成的来源之一，但是当前从事的主要工作将会对其当前的思想立场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于群体分类模糊的人物，本文以其在民国时期主要从事的工作作为群体划分的依据。比如张謇，他既有知识分子的背景，也有过显耀的仕途经历，但是在民国时期，其主要工作是经营大生纱厂，因此本文将其划归到商界人士之中。

在本文考察的427篇研究人物经济思想的期刊论文中，288篇论文研究政界人士经济思想，77篇论文研究知识界人士经济思想，68篇论文研究商界人士经济思想。②每年发表的所有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中，分别以政界人士、知识界人士及商界人士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占比情况详见图3。③从中可以看出，每年发表的研究政界人士经济思想的论文占比始终不少于另外二者的占比。

由此可见，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人物主要集中在政界。除了孙中山，一些研究学者对其他政界人士的经济思想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尤学民和汤可可的《朱执信的财政金融思想》、姚家华的《略论朱执信的经济思想》、《廖仲恺经济思想述评》和《廖仲恺的中国贫富论》、吴传清的《论宋教仁的经济发展思想》、严清华和杜长征的《孔祥熙经济思想初探》、叶世昌和丁孝智的《孔祥熙的经济思想》、张霞的《阎锡山的“三农”思想研究》，都是对人物经济思想进行探析的优秀成果。

（四）对知识界和商界人士经济思想研究的增多

在分析知识界和商界人士论文占比的过程中，为了更清晰地展示趋势变化，本文采取与分析专题研究论文占比同样的统计方法，分别计算每年截至当年发表的研究知识界或者商界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的累计篇数除以截至当年发表的所有研究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的累计篇数的结果。图4显示了1979―2011年发表的研究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期刊论文累计占比情况，图中的曲线说明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均呈现出上升趋势。尤其对于知识界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1997年以来，其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始终处于上升之中。虽然图3说明民国时期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以政界人士为主，但是图4展示的趋势表明，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当代学者增加了对民国时期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

在研究民国时期知识界人士经济思想的期刊论文中，李文珊的《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叶世昌和苗欣宇的《陈翰笙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孙智君的《刘大钧的产业经济思想述评》和《民国经济学家方显廷的农业经济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吴传清的《论任美锷的中国工业区划方案》和《陈振汉的工业区位经济思想研究》、蔡志新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经济思想论析》和《著名会计学家徐永祚经济思想评析》、张霞的《“三农”视野下的〈农业与工业化〉――张培刚“三农”经济思想研究》和《民国农业问题研究的“技术派”：卜凯视野下的中国农村与农业》，都是非常优秀的成果。学术界对民国时期商界人士经济思想也进行了深入探讨，钟祥财的《穆藕初农业思想略探》和《穆藕初后期的经济思想》、姚家华的《略评张謇的实业救国论》、吴传清的《穆藕初的经济发展思想述评》、赵泉民的《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时期的经济乌托邦主义――薛仙舟的合作经济思想刍议》、赵波的《穆藕初科学管理思想及其实践论略》，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上述论文中所探讨的商界人士，普遍在知识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只是他们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商业经营。张謇是清末状元，国学功底非常深厚；穆藕初与董东苏翻译了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的名著《科学管理的原理》，对西方科学管理理论传入中国贡献很大；薛仙舟曾经任教于复旦大学，对国外的合作运动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他们各自知识的积累为他们的商业经营提供了理论上的帮助，同时知识和实践的互动也丰富了他们的经济思想。另外，近些年来，除了单个人物之外，群体研究也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涌现出不少佳作。孙大权的《中国经济学社的兴衰及其影响》、颜敏的《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农村派”研究综述》、吴敏超的《“中国经济派”考》、周建波和颜敏的《“中国农村派”的土地所有权思想探微》及阎书钦的《外资外贸与中国工业化――抗战后期国统区知识界关于战后建设问题的讨论》分别对某个知识界群体的经济思想或者整个知识界对于某个问题的思考进行了详尽的研究。

三、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展望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近代化转型时期，各种经济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留下了许多值得当代学者仔细探究、深入挖掘的经济思想遗产。改革开放以来，学术风气的逐渐开明为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从本文所考察的589篇期刊时间的分布来看，2000年以来，每年发表的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数量一直不少于20篇，而且2004―2011年发表的期刊论文篇数之和接近总篇数的一半。随着近些年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其研究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鉴于此，本文通过考察所选取的期刊论文，总结和归纳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趋势，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发展进行展望。

（一）进一步深入对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由于古代中国未能出现系统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西方经济学在清朝末年才传入中国，因此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基础薄弱。并且面对社会大变革和国家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民国经济思想以政策化的经济主张为主。于是，在当代学者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以政策化经济主张为表现的政治人物经济思想占据较大比重。而且民国时期的著名经济学家大多有过仕途的经历，比如马寅初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长，刘大钧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统计处处长，何廉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常务次长、资源委员会主任等行政职务。因此他们的经济思想中依然有着不少政策化经济主张的内容，这些内容受到了当代学者更多的关注。然而，经济学理论作为经济思想重要的组成部份之一，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得以创立，当时的经济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方法论和发展经济学等方面，也取得了不少理论成果。因此，民国经济学理论具有相当的研究内涵和理论价值，值得当代学者深入挖掘。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当代学者开始重视对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唐任伍的《“五四”前后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叶世昌的《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和《建国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赵晓阳的《西方经济学的传入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产生和发展》、李源涛的《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派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郑娟和梁捷的《中国经济调查与中国经济学的兴起：1927―1937》、钟祥财的《试析20世纪30年代有关中国古代经济方法论的歧见》、王的《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20世纪20～40年代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引进和讨论》、邹进文的《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孙大权的《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学与经济思想》，都对民国时期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或者经济研究的方法论进行了探讨。此外，杨永华的《20世纪中国经济学回顾》、林毅夫和胡书东的《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也有相当篇幅对民国经济学发展进行了追溯。

（二）考察视野的不断扩展

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考察视野也不断扩展，主要体现在视角和内容两个方面。在考察视角的扩展方面，民国经济思想史考察的视角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人物著作和人物讲话为主，近些年来，一些研究成果从新的视角去解读民国经济思想，挖掘出了更多的思想内涵。王欣瑞的《从〈东方杂志〉解读民国乡村建设思想》从民国时期期刊的视角来分析民国的乡村建设思想；吴传清的《民国时期工业区位、区划思想史料钩沉》对民国时期工业区位、区划思想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挖掘，从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的视角丰富了经济思想史料的搜集；张亚光的《民国金融思想的发展轨迹――对1910―1949年金融出版物的统计分析》和《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考探》分别以民国时期的金融出版物、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的创立和发展为视角研究民国金融思想的演进。另外在考察的内容方面，虽然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民国时期讨论最多的农业、土地、工业化道路、国际贸易、金融、财政和战时经济为主，但是考察的内容还是呈现出一定的扩展。杨兵杰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务员工资制度思想评析（1927―1937）》、毕艳峰的《20世纪20～40年代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思想评析》、周建波和马亦欣的《投资人力资本，重建乡村经济――晏阳初乡建理论的经济学分析》，分别对工资制度思想、农村剩余劳动力思想和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剖析，这些内容在2000年以前很少被学者进行系统的研究。

（三）重视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的融合

虽然，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可以抛开经济史的背景，对经济思想的演变轨迹进行梳理，利用现代的观点去分析历史上的经济思想，总结其中的优点和不足。但是也不能否认，任何一种经济思想的产生都会受到当时特定经济环境的影响。学者不应该仅仅以理性重构的方法探寻经济理论中的绝对真理，还应该充分考虑特定的经济环境和人物的立场，以历史重构的方法探究经济思想在当时产生的相对合理性[11]，这就需要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融入经济史的背景。

经典的经济思想都产生于某种特定的经济环境。《国富论》问世于工业革命的初期；新古典主义在经济学界发展和辉煌的年代正好是欧洲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期；如果没有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理论界主流学派的时间或许会推后。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会影响经济问题的产生和经济思考的广度、深度，而且经济思想对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制定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这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状况。因此，经济史不但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重要背景，而且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之间存在着互动。鉴于此，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需要将经济史研究融入其中。徐建生的《民国北京、南京政府经济政策的思想基础》、程霖和韩丽娟的《论国民政府时期关于农业金融制度建设的四种模式》、王的《传统中国社会农村地权关系及制度思想在近代的转型》、张忠民的《孙中山国家资本思想及其对南京国民政府国有经济政策的影响》、王和熊金武的《从“涨价归公”思想到土地增值税制度――兼论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的关系》、宋丽智的《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东方回应》都是将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相融合的优秀论文。

（四）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需要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经世致用的价值

从实践意义上讲，研究过去的经济思想能够借鉴人类在历史上各个时期对当时社会经济问题的思考，以此有助于为今天所面对的经济现状找到正确的解读，为今天面对的经济问题找到合理的对策。世界在发展，但是没有人否认历史存在重演的可能性。当现在和未来呈现出与过去某种相似的客观条件时，过去的经济思想也许可以给当前的经济研究者提供思维上的启发。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就给凯恩斯带来过这样的作用[12]。

虽然绝大多数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当代期刊论文都在为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或者经济政策提供借鉴，但这些论文的主要着力点是论述思想。因此，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体现了更大的理论价值，而对实际经济的指导作用并不突出。如果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能够对今天中国经济出现的具体问题给予更多有益的启发或者合适的建议，那么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必然会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这将有利于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民国时期不但是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经济大发展的重要时期，而且在民国中期，中国市场经济的框架体系已基本确立。由于经济发展主线决定经济思想的发展主线，因此民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主线应该是市场经济理论的演进，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中国当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具有历史借鉴意义[13]。当然，与民国时期相比，中国的国际地位、经济和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也需要充分考虑当前的时代背景与民国经济思想产生的背景之间的区别。研究者们只有扎实掌握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内容，深刻思考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且准确把握当前与民国客观历史条件的区别，才能够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给予当代中国经济有价值的借鉴。比如马涛的《孙中山的货币革命论及现代启示》阐述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一个货币锚问题，即纸币发行需要以商品货物作为保证，以此对我国当前货币无锚滥发的现状提出借鉴；熊金武和王的《“涨价归公”正义――对今日中国土地征收制度和房产税制度的反思》通过对孙中山先生“涨价归公”思想的探讨，给予了当今中国扭转土地财政困局一定的借鉴。

四、结语

民国经济思想史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受到学术界太多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涌现了不少优秀的学术成果。从本文以当代期刊论文为考察对象的统计结果来看，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人物经济思想研究为主、专题研究为辅进行展开，不过学者们进行专题研究越来越常见；研究的人物对象虽然以政界人士为最多，但是对知识界人士和商界人士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从近些年研究的发展趋势来看，学术界会进一步地深入探讨民国经济学理论，这将丰富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经济学理论内涵；另外，研究视野会在视角和内容两个方面不断扩展，这将有利于学者们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提出新思路和新观点；同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会重视与经济史研究的融合，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看待经济思想，有助于提升民国经济思想生命力的持久性；最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会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经世致用的价值，这将增强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从本文考察的当代期刊论文来看，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不足，理论框架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特征也不够明显。不仅是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学科体系方面”同样“存在着缺陷和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14]。由于经济思想史的学科特点，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理论框架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兼容。但是作为学者，应该在保持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特色和继承老一辈学者肯坐“冷板凳”、刻苦钻研经济思想内涵的基础上，以虚怀若谷的态度去借鉴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丰富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手段，“实现理论要素的提炼、理论演进的累积和理论线索的勾勒，揭示出随时间运动而演化的经济思想‘过程’的节奏和脉络”[15]，以此更加符合现代经济学的科学品质。并且，民国时期作为距离当代最近的历史时期，其经济思想中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因素并不少见。因此，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学者们可以尝试合理、合适地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这不但有利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焕发出新的活力，而且也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与发展。

注释：

①本文对于期刊论文的搜集工作截止于2012年2月23日。由于中国知网的论文收录时间较发表时间存在滞后，因此本文未能包括所有2011年发表的论文。

②有些论文对属于两个不同群体的人物进行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因而在此存在重复统计的情况。

③为了在占比计算中不影响作为分母的论文总篇数，因此对属于两个不同群体的人物进行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的期刊论文，在此统计为这两个群体各计0.5篇。

参考文献：

[1][13]严清华，邹进文.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与构想[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2]郑剑顺.1949年以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J].史学月刊，2002，（5）.

[3]刘甲朋，魏悦.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综述[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5）.

[4]程霖.20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学术著作为主的考察[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4）.

[5]付志宇，缪德刚.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总结与展望[J].上海经济研究，2008，（10）.

[6]张亚光.近30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回顾和展望――对象、方法与学科建设[A].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三届年会会议论文[C]，2008.

[7]朱鸿翔，孙.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基于学术论文的考察[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9，（4）.

[8]苏全有.对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学术探索，2010，（3）.

[9]严清华.中国百年经济理论创新的三大里程碑[J].经济评论，1998，（3）.

[10]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J].学术月刊，1986，（3）.

近年来经济发展篇（10）

济思想的理论来源

 

经济思想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尽管中国大量翻译、介绍、引进并普及了西方经济学，也分幵放地学习、消化、吸收各种学派的理论，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是中国&革幵放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理论基础。邓小平同志推动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宏大实践相结合，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就明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的革命”。全会还前瞻性地指出，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党才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党中央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个正式决定也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矛盾的环节和方面。这种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自我改造和发展。邓小平对该决定给予高度评价，称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政治经济思想一以贯之的主要理论来源，保证了改革开放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既没有固守“老路”，更没有走上“邪路”;还指导着中国在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中不断创造新的理论。诚如所指出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

 

既高度重视推动全党全国'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高度重视推动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要求全党在这一科学理论基础上，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追求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主动性、自觉性。2014年7月，在主持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就曾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2015年11月，他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专题的集体学习上讲话指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幵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等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国家治理特别是经济治理的指导意义。经济思想也充分体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最新成果，并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最优路径。

 

“新常态”论

 

经济思想的新判断，是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步入21世纪之后，中国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其中第一个十年处于下中等收入阶段，仍然保持了高速经济增长;第二个十年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除了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之外，也呈现了与以往大为不同的新的发展趋势和发展特点。2013至2014年，党中央提出了“三期叠加”的判断，即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同时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同志强调必须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切实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

 

在面临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的背景下，怎样看待经济增长?要不要像以往那样“踩大油门”扩大内需?2013年10月7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演讲时明确表示：“中国不再简单以GDP增长率论英雄，而是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2013年底，他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进一步谈了对经济增长率的看法：“我们要的是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速度，是民生改善、就业比较充分的速度，是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经济活力增强、经济结构调整有成效的速度，是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速度。”

 

而后，于2014年5月考察河南时首次提出新常态的判断，要求“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同年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在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以及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方面的九大基本趋势。进而又概括为四大特点：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和判断。他明确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这就是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政治经济学辩证法。他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还特别告诫全党：把经济新常态仅仅理解为数量增减、简单重复，是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如果看不到甚至不愿承认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仍然想着过去那种粗放型高速发展，习惯于铺摊子、上项目，就跟不上形势了。用老办法，即使暂时把速度抬上去了，也不会持久，相反，会使发展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积累、激化，最后总爆发。

 

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条件下，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宏观调控目标?是否能够既超越国际上通行的五大目标、五大指标，又能够不断地创新中国经济升级版?根据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中国逐渐形成了“2.0版本”的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体系：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城镇登记失业率;进出口增长率，国际收支;财政赤字率;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能耗强度下降;主要(四项)污染物排放减少;减少绝对贫困人口。这是一个相互促进又相互协调的多目标体系，并与国家五年规划的核心目标相匹配，从而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指挥棒”，再次演奏了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新乐章。

 

“两手合力”论

 

经济思想最重要的创新之一，是“两手合力”论，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如何正确认识并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始终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这是因为政府和市场是目前中国发展的两大推手，二者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发挥不同作用。改革幵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关系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实践和理论创新，这本身也是对经济与政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重大关系的探索、实践和理论创新，前人并没有给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因而必须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基于此，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简称“五十条”)。而后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以及十八大都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认识上不断深化。直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六十条”)，明确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对此指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同时他也指出，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

 

针对围绕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激烈辩论，不仅从中国的具体实践，而且还从唯物辩证法的视角，提出了“两手合力”论。20M年5月26日，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事实上，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还只有比较短的历史，不是一个长期演进、高度成熟、法治完备、充分竞争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对此，有着深刻认识。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他在作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的说明时指出，"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等”。我们既不能因为存在这些缺陷而放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也不能对此自由放任，这就需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作为东方巨人，的确需要“两只手”，即“看得见的政府之手”和“看不见的市场之手”。“两只手”总是优于“一只手”。政府和市场“两只手”要协调配合，政府“看得见的手”与市场“看不见的手”之间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要统筹把握、优势互补、有机结合、协同发力，要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各发所长。“两只手都要硬”，硬而不僵，更加尊重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两只手都要活”，活而不乱，充分发挥“两只手”各自的优势。“基本经济制度”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经过三十余年经济改革，我国已形成了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不同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存，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相互联系、相互外溢、相互合作、相互竞争的独特的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谐有序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载体的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运行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但也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关于国有企业，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是否要加强国有企业?如何更好体现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又如何进一步探索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效实现形式?对此给出了明确的回答。2014年3月，他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讲话指出，“国企不仅不能削弱，而巨要加强”，并且是“在深化改革中通过自我完善”实现加强;2014年8月，他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发表重要讲话时又指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2015年7月，他在吉林调研时将国有企业定位为，“是推进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要坚持国有企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动摇，坚持把国有企业搞好、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不动摇”;并提出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即“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明确提出“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并明确了下一阶段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前进方向。2015年9月，中央正式下发了“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标准，以提高国有资本效率、增强国有企业活力为中心”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方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事实表明，中国国有企业不仅没有像2000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所预期的“如果中国能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部竞争能够加速中国国有企业的消亡”，而且在国际竞争的大舞台上方显英雄本色，越做越强。在美国《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企业的名单中，中国国有企业已经从2000年的占据9家，上升到2014年的84家，显示了中国国有企业的集体崛起、加速崛起、大规模崛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实践表明：作为“经济巨人”，用“两条腿走路”总是优于“一条腿走路”，能走得更稳、走得更快、走得更长远。坚持“两条腿走路”，既要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还要积极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做精做细做活民营企业，使“两条腿”同等强壮、使两类企业都能健康成长，这就既不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只有公有制经济的“一条腿”，也不同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下主要基于私有经济的“一条腿”。“共同富裕”论。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曾经是世界上绝对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如何才能富裕起来?通过什么路径才能富裕起来?富裕起来之后要不要共同富裕?对此，中国共产党人也作出了不断探索。改革之初，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先富论”，从而为摆脱贫困，实现温饱，进而实现小康找到了一条务实之路。后来邓小平也多次谈到，共同富裕是中国发展的最终方向，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进人21世纪，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幵启了共同富裕之路，也为后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数创造了条件。

 

根据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的要求，明确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

 

如何确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目标?其薄弱环节在哪里?2012年底，在河北调研时指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3年3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再次强调，“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2013年至2015年，他在海南、云南、陕西等地调研时多次论及“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这就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定下了重在“全面”的基调。

 

共同富裕思想，特别突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短板”的重要性。就是要在“四化同步”过程中补农业现代化的短板，以工业化、信息化补农促农，让农业强起来;要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补农村社会发展的短板，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明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乡村规划和管理水平，特别是支持农村环境综合治理，让农村美起来;要在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进步中补农民收入增长的短板，确保农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继续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和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提高农村医疗和社会保障水平，让农民富起来;要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补1亿农民工身份转换的短板，鼓励各地方创新人口管理和户籍改革，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基本保障住房等常住人口全覆盖，让农民工落户城镇。在“补短板”的过程中，还要特别重视对农村人口中的各类贫困人口，对残疾人口中的贫困人口，对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聚居区、边疆地区、生态脆弱地区的贫困人口进行精准扶贫，采取有针对性如做法，因地制宜、因贫施策，补“短板之短板”，为经济极弱势群体也带去小康生活，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共同富裕。

 

2015年10月16日，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是全球最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同时向全世界宣布，未来5年将使中国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由于中国贫困线标准已经高于世界银行刚刚宣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那么中国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就意味着提前十年实现世界减贫目标(指贫困发生率小于10%)。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人口大国里，也只有社会主义中国，才敢于作出这一庄严的政治承诺。

 

“人民主体”论

 

经济思想的宗旨，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提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发展的根本目的。

 

这个大写的“人”不是油象意义的“人”，而是三亿多“人民”，是无数个人汇集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2013年8月，在沈阳会见参加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表彰会、全国体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表彰会的代表时指出，“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同年9月，他在“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动一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视频贺词时又指出，中国要“努力发展全民教育、终身教育，建设学习型社会，努力让每个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努力让13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造福人民的能力”。2014年12月，他在江苏调研时又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对国家发展与人民发展内在联系的深刻认识，也反映出国家对人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着眼于扩.大人的“总能力集”，即从延长人的自然生命和提高入的发展能力两个维度，实现社会人力资本总量的不断积累，进而获得社会进步、全民进步。

 

党中央谋划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上就是谋划如何更好地对十几亿人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这就使宏观上的国家发展规划与微观上的人民发展规划统一起来，将发展的社会主义本质具体化。中央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建议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作为发展的首要原则，体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指导思想，因此在国家“十一五”、“十二五”规划基本公共服务有关篇章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要实现“就业、教育、文化、社保、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更好地发挥人民发展规划的应有作用。

 

“五大发展”论

 

经济思想的理念创新，集中体现为“五大发展”。

 

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

 

中央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首次提出“五大发展”新理念：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这是具体指导制定“十三五”规划的思想灵魂和谋篇布局的主线，是经济思想的行动纲领。《建议》提出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舰开和共享念，每一方面都騰了经济麵贿关内容;《建议》文本对五Mfi念加以厮，効经济唐纖导经济发展实躕是出了具体

 

坚持创新发展，就是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梭心位置，使创新真正成为发展主动力。坚持协调发展，就是要使区域、城乡、经济和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关系更趋平衡。坚持绿色发展，就是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同时进行“绿色革命”，维护良好生态环境，给人民以绿水蓝天、美丽中国。坚持开放发展，就是在共臝主义原则下，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与世界深度融合、互利共赢，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引领者。坚持共享发展，就是突出人民主体地位，着力增强人民在发展中的获得感，切实保障民生、增进人民福祉，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五大发展”理念源于世界最大规模的改革开放发展实践，既总结了以往中国五年规划之创新和精髓、集前人之大成，又与时倶进。它倡导创新发展，将创新视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认为增长质量比经济体量更重要，这就超越了以往“三驾马车”的经济增长动力理论;它倡导绿色发展，推动经济社会“绿色革命”，这就超越了以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它倡导开放发展，开创共赢主义新型大国外交时代，这就超越了以往中国与世界互动的角色和定位;它倡导协调发展、共享发展，这就超越了以往包容性增长的理念。“五大发展”理念是中国原创性的发展新理念，是中国五年规划设计中的重大突破，指明了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路径，极大地丰富了科学发展观，使得科学发展的内涵进一步具体化，更具指导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同时又是一个宏大的发展框架，有着严密的发展逻辑、务实的发展思路，各方面发展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相互支撑。“五大发展”理念是中国版的发展经济学最新理论成果，不仅解决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也为21世纪全球南方国家寻找发展道路提供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知识和理念，必将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①《十八大以来同志关于经济工作的重要论述》，新华网，20彳4年2月22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