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汇总十篇
近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篇（1）
有关历史时期森林分布变迁的成果为数甚多，历史地理学家长期以来关注该方面的研究。史念海就我国历史时期森林分布进行长时段研究，指出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的不断变化，原来森林茂密的地区到现在有的已经变为草原、甚至沦为沙漠。①文焕然分别考察了历史上内蒙古、青海、新疆、两广南部及海南等地区的森林变迁。②近年来，学术界分不同区域、就不同时期、采用多种资料与方法进行具体探讨。朱士光考察历史时期华北平原等地的植被变迁，强调这一变迁与人类活动、气候变化之间的内在关系。他指出，西周之前，华北平原北部为亚热带种属的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南部则分布着亚热带落叶阔叶与常绿阔叶混交林；但西周以来，由于气候变得冷干及人类活动的影响，天然林几近消失，华北平原南北均成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的分布区。③蓝勇考察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的森林演变，认为明清以前三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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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史念海：《论历史时期我国植被的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3期。
② 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
③ 朱士光：《历史时期华北平原的植被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4年第4期；《历史时期东北地区的植被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4期。
地区保持着很高的森林覆盖率，明清以后由于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导致其大规模的丧失，指出退耕还林，恢复森林植被的重要性。①其他各区域如秦岭、黄土高原、祁连山区、福建等地均有关于该方面的论文。②关于植物分布的一些研究动向值得注意，比如研究野生作物分布，曹永生等考察了主要粮食作物野生种质资源的地理分布与特点，野生稻、大豆及半野生小麦的地理分布及其规律，阐述了保护野生种质资源的紧迫性。③还有考察木材采伐包括特种木材及薪柴供应对环境的影响。如明代长城沿线森林的采伐与禁伐，长安、北京城的薪炭供应，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等等。④这些研究在考察森林植被及其变迁的同时，大多强调人类活动对生态植被的负面作用与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呼吁以史为鉴，保护有限的森林植被。
相对于植物分布变迁而言，历史时期动物分布及其变迁的研究者较少。文焕然等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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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蓝勇：《历史时期三峡地区森林资源分布变迁》，《中国农史》1993年第4期；《历史时期中国楠木地理分布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期。
②如王守春：《明清时期黄土高原植被与环境》，王守春主编：《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5辑，海洋出版社1993年；周云庵：《秦岭森林的历史变迁及其反思》，《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 第1期。李并成：《历史上祁连山区森林的破坏与变迁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1期；林汀水：《明清福建植被的破坏与水土流失》，《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③曹永生等：《中国主要粮食作物野生种质资源地理分布》，《作物学报》1999年第4期。
④暴鸿昌：《明代长城区域的森林采伐与禁伐》，《学术交流》1991年第3期；龚胜生：《唐代长安城薪炭供销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期，龚胜生：《元明清时期北京城燃料供销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期；蓝勇：《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
行了一系列研究，就海洋动物、扬子鳄、孔雀、鹦鹉、亚洲象、大熊猫、马、驴、双峰驼、犀牛等动物的地理分布与变迁状况进行了深入考察，并探讨这一变迁的各种原因。①在该领域，珍稀动物受到格外重视。何业恒等研究指出，大熊猫近200年来的濒临灭绝，主要是由于人口增多、开垦土地，使得大熊猫向高海拔地区迁移，出现食物的种类与数量减少、大熊猫近亲繁殖引起的；野生水牛、四不像鹿、中国鼍距今2 500年以前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广泛分布，而到了东周至西汉时期则从这一区域相继退出。广泛分布是由于当时气候温暖多雨、河湖密布、人口稀少，适宜于这些动物栖息繁育，后来退出除了气候变得冷干之外，还与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口增多、植被减少、水土流失等存在密切关系。②何业恒的《中国珍稀动物历史变迁丛书》堪称这一领域的集大成著作。该丛书对我国165种珍稀野生动物在人类历史时期的分布状况、迁徙或灭绝等进行系统考察，并将这一变迁与自然环境演变、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区域差异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是作者集20余年潜心研究的结晶。③另外，蓝勇、刘正刚等分别撰文考察虎、犀象等动物分布的变迁情况，为今天合理利用和保护这些动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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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
②何业恒：《大熊猫的兴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期。周跃三、何业恒：《试论野生水牛、四不像鹿和中国鼍在黄河中下游的绝迹》，《第四纪研究》2002年第2期。
③何业恒：《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3年；《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4年；《中国虎与中国熊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中国珍稀爬行类两栖类和鱼类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中国珍稀兽类(ii)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并参朱士光：《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的奠基之作——评《中国珍稀动物历史变迁丛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
源提供了经验与教训。①
地表植被由植物变为沙漠景观则出现沙漠化。关于沙漠化的含义，董光荣等将其定义为，“原非沙漠地区出现以风沙活动为主要标志的类似沙漠景观的环境变化以及原系沙漠地区环境条件的强化与扩张过程”。②该方面在侯仁之等开创性研究的基础上，近年来又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沙漠化在中国主要出现在北方，学术界分别就各区域进行探讨。例如，李并成通过对河西走廊个案分析，就干旱区域沙漠化的规律性问题展开探讨，指出干旱区域沙漠化主要发生在内陆河流下游，沙漠化过程的途径主要有就地起沙、风蚀绿洲、流沙入侵和沉积物掩埋绿洲四种，并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沙漠化土地可以发生逆转；河西走廊绿洲边缘的植被破坏在西汉大规模开发之前即已存在，唐与西夏破坏更大，明清时期的破坏也引起了严重的沙漠化。③陈育宁则探讨了宁夏地区的沙漠化情况，认为干旱多风、近百年气候干旱是土地沙化的重要因素。④熊黑钢等通过对塔里木盆地南缘自然与人文因素的分析，认为当地生态环境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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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蓝勇：《清初四川虎患与环境复原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3期；蓝勇：《历史时期中国野生犀象分布的再探讨》，《历史地理》第12辑；刘正刚：《明清南方沿海地区虎患考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刘正刚：《明末清初西部虎患考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4期；刘正刚：《明清闽粤赣地区虎灾考述》，《清史研究》2001年第5期。
② 苏志珠、董光荣：《中国土地沙漠化研究现状及问题讨论》，《水土保持研究》2002年第3期。
③ 李并成：《沙漠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以我国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沙漠化研究为例》，《地理科学》1999年第3期；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时期绿洲边缘荒漠植被破坏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4期。
④ 陈育宁：《宁夏地区沙漠化的历史演进考略》，《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
迁的因子中， 自然条件决定了演变的特征与基础，并在早期起到了主导作用，而人类活动是最活跃的因素，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①
沙漠化的主因是自然还是人为因素，学术界的分歧较大。一种意见认为是人类活动。如杨根生指出，中国北方的沙漠地区在历史上曾是植被繁茂之地或商贸通道，沙漠化除了气候因素之外，主要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如破坏植被、不合理使用水资源造成的。②有人分析认为，历史时期塔里木盆地环境恶化是由自然因素与人类活动引起的，但后者更居主导地位，主要表现为人为改变水资源的地域分布与对植被的破坏。③另一种则认为主要是自然界自身演化的结果。如乌兰布和沙漠等，有人认为是由于西汉时期屯垦造成的。牛俊杰等研究认为，该沙漠北部的形成是在西汉之前，并非之后，其成因是由于黄河改道与湖泊干涸，而不是人为原因。④贾铁飞等人也认为，历史时期以来乌兰布和沙漠风沙活动主要受自然环境变化的制约，沙漠化过程是自然因素为主，人为因素为辅，后者只是一个叠加因素而已。⑤而董光荣等人就北方沙漠化过程及其原因进行分时段分析，其观点是：一万年前，人类活动对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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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熊黑钢等：《塔里木盆地南缘自然与人文历史变迁的耦合关系》，《地理学报》2000年第2期。
② 杨根生：《中国北方沙漠化地区在历史上曾是“水草丰美”或“林桑翳野”之地》，《中国沙漠》2002年第5期。
③ 吐尔逊·哈斯木等：《人类活动对塔里木盆地历史时期以来环境变迁的影响》，《新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0年第1期。
④ 牛俊杰、赵淑贞、任世芳：《历史时期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环境变迁》，《中国沙漠》1999年第3期。
⑤ 贾铁飞等：《历史时期乌兰布和沙漠风沙活动的沉积学记录与沙漠化防治途径分析》，《水土保持研究》2002年第3期。
环境的影响甚微，沙漠化出现或逆转主要是受万年以上尺度的气候变化所控制；近2 000年来，人类因素的作用在加强，但沙漠化仍主要受制于千年或百年尺度的气候波动；20世纪，沙漠化虽然受到数十年或数年尺度的气候干湿作用与人类活动的共同影响，但后者是主要原因。①景爱长期以来从事沙漠研究与实地调查，详细地考察了北方沙漠化的过程与影响；关于沙漠化的成因机制，他提出了“二重性”理论，即沙漠化既是自然现象又社会现象，是人类活动作用于自然的结果，历史时期沙漠化的主要原因是人类活动。②
在沙漠化研究渐趋深入的同时，绿洲学也逐渐兴起。黄盛璋就绿洲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内容和意义作了系统论述，呼吁大力加强该方面的研究。③谢丽以楼兰地区自然生态环境为背景，对楼兰古国和汉唐时期塔里木河中上游的绿洲农业及其影响进行分析，建立“绿洲废弃周期”理论模型。④李并成运用考古学和地理学的方法，实地调查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化区域，揭示绿洲沙漠化区域的若干特征、形成过程及内在机制。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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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董光荣等：《中国北方半干旱和半湿润地区沙漠化的成因》，《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2期。
② 景爱：《沙漠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景爱：《中国北方沙漠化的原因与对策》，山东科技出版社1996年。
③ 黄盛璋：《论绿洲研究与绿洲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2期。
④ 谢丽：《绿洲农业开发与楼兰古国生态环境的变迁》，《中国农史》2001年第1期。
⑤ 李并成：《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化的调查研究》，《地理学报》1998年第2期。
五、自然灾害及疫病史
自然灾害是自然界的异常变化对人类造成的损失与伤害。在人类社会之前实为自然现象而已，在人类历史时期则成为灾害，它反映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发生改变并对生产、生活造成明显影响。同时社会对灾害也有一系列被动或主动的反应，受灾程度除了与自然灾害的强弱有关外，还与自然、社会环境存在密切关系。例如同样是降水量异常，生态植被好坏、水利设施优劣、社会救济制度完善与否等等则会产生不同的后果。有的灾害引起饥馑、造成灾荒，或诱发疫病；有的则未必或未必如此严重。自从人类出现以来，有些自然界的异常变化部分来自于人类活动的干预，因而灾害往往是自然与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人类历史上的自然灾害及疫病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
灾荒是传统史学的重要内容，现代意义上的灾荒史研究至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现端倪，竺可桢、邓拓①是该方面的开拓者，两人不同知识背景及研究风格的差异，对此后的灾荒史研究路径与侧重点产生了深远影响。
20世纪末以来的有关灾害史研究概况，学术界相关综述已有专论，②这里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就已发表成果进行全面总结，在此仅围绕分析视角与若干学术成果举例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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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竺可桢：《直隶地理的环境和水灾》，原载《科学》第12卷12期(1927年)，此据氏著：《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
②例如：吴滔：《建国以来明清农业自然灾害研究综述》，《中国农史》1992年第4期；余新忠：《1980年以来国内明清社会救济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4期；阎永增、池子华：《近十年来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综述》，《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卜凤贤：《中国农业灾害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2期；朱浒：《二十世纪清代灾荒史研究述评》，《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
对各种灾害本身及发生规律的考察。一些研究落实到某个自然或行政地域与若干朝代。华林甫依据清代地方官员关于洪涝灾情的奏疏、方志以及洪水题刻等史料，考察长江三峡地区水旱灾害发生的规律，认为长江流域水旱灾害发生频率大，危害严重，而水灾更为严重，危害最大。①薛平栓通过对唐代关中地区自然灾害研究，认为该地区自然灾害暴发的阶段性特征极为明显，地震活动的活跃期和稳定期基本上是交替出现的，风灾、水灾和旱灾的发生则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②另外，王双怀对明代华南、张建民与卞利分别对明清江汉地区与清初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等进行考察与分析。③区域灾害、灾荒史已有系列论著出版，④此不赘述。另外，李文海等人出版了灾荒专题论著。⑤这类分析类型的论著在灾害史研究中最为普遍。
近年来，学术界加强了对历史时期灾害发生频率、周期、地域范围等方面的数理统计，
①华林甫：《清代以来三峡地区水旱灾害的初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②薛平栓：《唐代关中地区的自然灾害及其影响》，《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③王双怀：《明代华南的自然灾害及其时空特征》，《地理研究》1999年第2期；张建民：《明清时期的洪涝灾害与江汉平原农村生活》，卞利：《清初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及其治理对策》，均载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④袁林：《西北灾荒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王振忠：《近600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尹钧科：《北京历史自然灾害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
⑤李文海、周源：《灾荒与饥馑：1840—1919》，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分析各种灾害的发生特点与变化趋势。例如，陈家其建立了近2 000年来我国重大气象灾害的发生频率分布，发现11世纪之前是低发期，11—12世纪之后迅速增多，经两峰两谷于19世纪之后进入群发期；气象灾害群发期均在数百年气候变化暖(冷)的背景下的暖期(冷期)。①袁林就陕西隋朝至民国时期水涝灾害的类型、频次、周期、阶段、区域差异等进行数理统计与分析。②如此等等。
另一值得注意的方面是，以往研究薄弱的历史时期、灾害类型等得到了明显加强。例如，元代的灾害史学术界以前较少探讨，王培华等对元代的蝗、雹、水旱等多种灾害进行量化研究，并分析其时空分布规律；统计发现元代蝗灾暴发具有11年与60年周期，这与太阳黑子活动周期有关，与学术界通常认为的蝗灾无周期性、韵律性是不同的。③特大风暴潮，又称风暴增水、气象海啸，是由强风作用与气压剧变等引起的海面水平异常升降现象，以前的研究讨论也很少。潘凤英研究历史时期江浙沿海特大风暴潮，认为从唐代以来其发生有增多趋势，除了经济中心南移之后对该方面的记载重视因而史料增多之外，也与小冰期的气候变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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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家其：《近二千年中国重大气象灾害气候变化背景初步分析》、《全球变暖与中国旱涝灾害大势的初步分析》，均载《自然灾害学报》1996年第2期。
②袁林：《陕西历史水涝灾害发生规律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1期。
③王培华：《试论元代北方蝗灾群发性韵律性及国家减灾措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王培华：《元代北方雹灾的时空特点及国家救灾减灾措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期；王培华：《元代北方水旱灾害时空分布特点与申检体覆救灾制度》，《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3期；王培华：《元代北方桑树灾害及国家对策》，《殷都学刊》2000年第1期；王培华、方修琦：《1238—1368年华北地区蝗灾的时聚性与重现期及其与太阳活动的关系》，《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4期。
气象异常等存在对应关系；这种灾害的年际变率较大，其暴发与台风及天文大潮耦合、也受地球自转速度周期变化与太阳黑子活动周期的影响。①许炯心研究黄河流域历史上的泥沙灾害的宏观分布规律，指出发生频率与气候变化、人类活动、地震因子及地形因素之间关系密切。②
在灾荒的成因方面。从学理上讲，学术界大多既分析自然因素，也重视人为原因，但在具体分析中存在不同侧重点。灾荒的成因比较复杂，往往以不同类型、时期、地域等自然与社会条件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例如李德民、周世春虽然也分析了自然原因，但认为社会原因即吏治腐败是陕西近代旱荒发生的最主要与最终原因。③王日根讨论明清时期苏北水灾的成因，认为黄河改道、大土地所有制发展及官府的(河政、漕政)政策导向是主要原因；马雪芹从旱、涝、蝗、盐碱、风、沙、雹、震等方面分析明清时期河南自然灾害的发生情况、主要原因及其采取的对策，指出森林植被的破坏和水利事业的衰落是当时自然灾害频繁的主要原因。④有的文章指出灾害的暴发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常常出现恶性循环，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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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潘风英：《历史时期江浙沿海特大风暴潮研究》，《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1995年第1期。
②许炯心：《黄河下游历史泥沙灾害的宏观特征及其与流域因素及人类活动的关系》，《自然灾害学报》2001年第2期、第3期连载。
③李德民、周世春：《论陕西近代早荒的影响及成因》，《西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④王日根：《明清时期苏北水灾原因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马雪芹：《明清河南自然灾害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
态失衡导致灾害发生，而灾害又使得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从而使灾害进一步加剧。①灾害则直接涉及到国家的相关政策法令，以前人们多从政治制度、阶级斗争等方面寻找原因，批判统治者腐败无能、救灾不力，百姓死于灾荒。近年来关于荒政的某些观点已发生变化。例如，李向军在系统考察的基础上，认为清代的荒政已发展至中国古代的鼎盛阶段，只是道光之后收效甚微而已。而此前法国的魏丕信对清代的荒政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以18世纪中叶直隶救灾为例，对清政府的救荒制度、措施及其效果进行考察与评估，充分肯定当时国家在救灾过程中的组织与效率、政府对社会经济的正面作用；不过作者也指出，18世纪大规模地官方赈灾活动到嘉庆朝之后逐渐难以实行，救灾越来越依赖地方慈善事业及商人力量，其中既有经济、也有组织方面的原因。②
应该承认，在总体上就目前的灾害史研究现状而言，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取向还是有所侧重的。前者多强调自然灾害的地球物理、化学以及生态系统自身变化，分析灾害的成因、周期并预测其未来变化，以达到防灾、减灾的目的；③后者则重视社会因素与灾害过程，试图以灾害为视角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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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文海、康沛竹：《生态环境破坏与灾荒频发的恶性循环：近代中国灾荒的一个历史教训》，《人民日报》1996年6月29日。
②李向军：《清代救荒的制度建设与社会效果》，《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著、徐建青译：《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并参中文版《前言》，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法文初版于1980年)。
③请参陈家其：《1991年江淮流域特大洪涝灾害的太阳活动背景》，《灾害学》1992年第1期；陈家其：《全球变暖与中国旱涝灾害大势的初步分析》，《自然灾害学报》1996年第2期。
例如，李文海探讨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①王振忠将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联系起来，分析福州瘟神“五帝”信仰的区域地理背景。②夏明方从自然灾害与洋务运动之间的关系来把握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特点、规律与后果。他还系统地研究了民间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多重互动关系。③吴滔考察清代江南的社区赈济活动，分析其与地方仓储、交通水平、宗族、地方社会构成之间的紧密联系，认为当地基层赈济之所以长期存在实得益于其与当地社会资源的相互融合。江南社区赈济也反映了地方社会职能的多元化与地方社会组织的重新组合。④如此等等。
灾害史研究的技术方法、资料建设也受到学术界的注意，推动了灾害史研究。例如郑景云等尝试建立历史时期旱涝指数序列， 卜风贤探讨农业灾害史料灾度等级的量化方法。⑤王静爱等使用“受灾比”概念即流域内受灾县域占整个流域县域个数的比例，通过对清代中后期水灾的统计，指出黄淮海地区“受灾比”最高，向南北逐渐减少；“受灾比”月变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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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文海：《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②王振忠：《历史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以近600年来福州瘟神“五帝”信仰为例》，《复旦学报》1996年第2期。
③夏明方：《从清末灾害群发期看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条件>》、《中国早期工业化阶段原始积累过程的灾害史分析》，分载《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1999年第1期。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
④吴滔：《清代江南社区赈济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⑤郑景云、张丕远、周玉孚：《利用早涝县次建立历史时期旱涝指数序列的试验》，《地理研究》1993年第3期； 卜凤贤：《中国农业灾害史料灾度等级量化方法研究》《中国农史》1996年第4期。
南北各流域存在明显差异，南方的峰值多出现在6月份，而北方在7月份，这与雨带的南北推移有关。①在资料及工具书方面，199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水利电力部主持编辑的清代长江、黄河、淮河、珠江韩江流域、海河滦河流域等洪涝灾害史料集。李文海、张波等人先后出版了相关资料。②等等。
自然界的异常并对人类产生明显影响是自然灾害，人身出现异常或相互传染则为疫病。疫病史长期以来基本局限于医学、公共卫生界探讨研究，近10余年来，其他研究者也加入其中，成为新的学术热点。③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分析疫病时空分布。龚胜生等指出：近2 000年来，由于人为因素和气候变化，我国瘴病的分布范围具有逐步南移的趋势；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疫灾分布，魏晋南北朝与明清时期是发生的高峰期，与社会的治乱相关，在千年与百年尺度上，疫灾的多少与气候的冷暖成正相关；在疫灾的空间方面，城市多于乡村，区域开发过程与人地关系演变对疫灾发生有重大影响。④关于明清时期的传染病，梅莉等认为，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灾荒与战争、山地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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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静爱、方伟华、徐霞：《中国清代中后期(1776—1911年)水灾受害比动态变化及风险评估》，《自然灾害学报》1998年第4期。
②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张波等：《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③余新忠曾先后撰文从社会史的视角对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具体可参阅余新忠：《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世纪以来明清疾疫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这里仅与环境变迁相联系进行简单勾勒。
④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地理学报》1993年第4期。龚胜生：《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地理学报》2003年第6期。
流民移动是影响明代传染病地理分布的基本因素。例如明清时期的瘴病分布与变迁，除与气候本身的变化有一定的关系外，与人口增长、土地开垦、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改变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而恶性疟疾分布区的曰益缩小，正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从而使自然环境优化的反映。①范家伟以古代岭南为例，考察了地理环境与疾病及其认识方面的密切关系。②这种研究理路力图揭示人类疾病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
主要考察病疫传播防治史。如余永燕分别考察了中医眼科、喉科发展简史及猩红热病史与防治，詹心如、王文华概述了青海省以染疫藏羊为传染源的人间鼠疫流行史，徐建云介绍了人痘接种术发展简史，詹绍琛考察了福建鼠疫的死亡率、发病区、疫病监测防治等方面历史概况，为当今的疫病防治提出相应对策。③这类研究人员大多是医务、卫生防疫工作者，大致均重视研究对当代疫病防治的作用与意义。只有个别人员也注意结合自然环境与社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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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梅莉、晏昌贵：《关于明代的传染病的初步考察》，《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梅莉、晏昌贵、龚胜生：《明清时期中国瘴病分布与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
② 范家伟：《地理环境与疾病—论古代医学对岭南地区疾病的解释》，《中国历史地理丛》2000年第1期。
③ 余永燕：《近代中医眼科发展史略(1840—1949年)》，《中国中医眼科杂志》1997年第3期，余永燕：《近代中医喉科发展史略》，《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7年第4期，余永燕：《烂喉痧(猩红热)病史考略》，《中华医史杂志》1998年第3期；詹心如、王文华：《青海省以染疫藏羊为传染源的人间鼠疫流行史》，《中国共患病杂志》1995年第6期；徐建云：《人工免疫史上的光辉篇章——人痘接种术》，《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詹绍琛：《从福建鼠疫流行史看当前的鼠疫监测》，《中国地方病防治杂志》1994年第3期。
迁等方面来分析，例如，赖文、李永宸以现代流行病学为指导并结合中外文献，认为东汉建安年间的疫病流行是流行性感冒，联系到东汉末年的气候转冷，作者推断这种流感应属寒邪所致；两人还将清代岭南瘟疫流行放在当地历史的纵向比较之中进行考察，分析瘟疫种类、分布等与人口增加、兵乱、经济结构及中外交往之间的关系。另外，研究者还注意发掘传统医学史料，讨论这类史料的研究方法与价值，评估中华传统医学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影响。①
主要探讨疫病与生态环境、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这类研究当然也是建立在对疫病传播史、生态环境的具体考察之上，②但这只是手段、基础而非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其更重要的目的是揭示疫病与生态环境、社会变迁之间的有机联系。余新忠以清代江南瘟疫为中心的系列研究引入注目，《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书详细考察了清代江南瘟疫的社会生态背景、时空分布规律以及社会各界的应对策略，将疫病研究与社会变迁有机地联系起来。③杜家骥考察了清代天花病的流行及防治，并以皇族为例，讨论其影响及防治措施。①曹树基通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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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赖文、李永宸：《东汉末年建安大疫考——兼论仲景(伤寒论)是世界上第一部流行性感冒研究专著》，《上海中医药杂志》]998第8期；李永宸、赖文：《岭南古代瘟疫流行的社会背景》，《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12月创刊号；符友丰：《论古籍疫史资料研究的方法和意义》，《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8年第7期；李禾、赖文：《罗芝园（鼠疫汇编）在岭南鼠疫病史之地位及价值》，《中华医史杂志》1999年第2期。
② 曹树基：《地理环境与宋元时代的传染病》，《历史地理》第12辑；范家伟：《地理环境与疾病一论古代医学对岭南地区疾病的解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1期；李尚玉：《霍乱在中国的流行(1817—1821)》，《历史地理》第17辑。
③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析明代万历、崇祯年间华北鼠疫大流行情况，探讨其与生态环境、人口变化等方面的关系，指出明末华北社会变迁可视作生物圈变迁的一部分，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李玉尚、曹树基考察了鼠疫在和平、战争时期的传播情况，认为战争期间生态环境受到强烈干扰，人口大量流动，加速了鼠疫传播，因而战争也是一场“生态灾难”； 鼠疫流行模式的异同反映了各地社会结构与生态环境的异同；社会转型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概念，而且是一个生态概念；近代中国的变迁，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的变迁。②李玉尚还具体考察鼠疫在部分地区流行情况及官方、民间的防治措施及其变化。19—20世纪前期云、粤、闽三省鼠疫流行期间，面对这一传染病的高死亡率，在1940年之前官方与民间均为无效应付，民间采取隔离、消毒等措施作为最主要的防疫手段，1940年之后官方采取了现代防疫措施；近代民众与中医对鼠类活动及患者症状已有相当的认识，但尚未达到将其与其他传染病区别这一高度；民国期间疾病特别是传染病是造成西北人口高死亡率的主要原因，30年代虽然政府在防治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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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杜家骥；《清代天花病之流行、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的影响》，李中清、郭松义主编：《清代皇族的人口行为与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②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李玉尚：《和平时期的鼠疫流行与人口死亡——以近代广东、福建为例》，《史学月刊净2003年第9期；李玉尚、曹树基：《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与云南人口的死亡》，《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李玉尚、曹树基：《清代云南昆明的鼠疫流行》，《中华医史杂志》2003年第2期；李玉尚、曹树基：《18—19世纪的鼠疫流行与云南社会变迁》及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流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均载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传染病方面已有成效，但终未遏制急性传染病、产妇及婴幼儿疾病对人口造成的严重影响。①等等。
六、 生态环境与中国历史文化
在以上的探讨中，主要是从某一生态因子或自然景观来探讨自然环境的演化史及其与人类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另外，还有一些研究成果主要是从多种因子或生态系统来分析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这里谨就研究的思路与重要方面作一勾勒分析。
自然环境、生态变迁及其原因。就自然环境诸方面进行系统考察的论著数量较多，既有较大区域的，也有针对某一较小范围；既有纵向的大跨度综论，也有针对某朝某代细致分析。例如，唐亦功就京津唐地区展开考察，探讨金代至民国时期人类活动及对自然环境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分为人口变化、土地垦辟及植被破坏、河流变化、自然灾害等方面：于希贤从森林、城池、动物、饮食、水资源、积雪等方面分析北京市历史自然环境变迁。②程遂营研究唐宋时期开封的生态环境，认为以12世纪为界，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所处的生态环境前后不同，此前开封城生态环境优越，此后则逐渐恶化。③史念海系统考察历史时期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黄土高原的环境变迁，就河流的侵蚀、侧蚀、下切、堆积、流量，黄土高
①李玉尚：《近代中国的鼠疫应对机制——以云南、广东和福建为例》，《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李玉尚：《近代民众和医生对鼠疫的观察与命名》，《中华医史杂志》2002年第3期；李玉尚：《民国时期西北地区人口的疾病与死亡——以新疆、甘肃和陕西为例》，《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1期。
②唐亦功：《京津唐环境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于希贤：《北京市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沦丛》1995年第1期。
③程遂营：《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原的发育、生态环境演变及其治理等进行了深入分析。①赵冈则勾勒探讨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的变化。②
由于边疆、山区及生态相对脆弱地区环境变迁比较显著，故近年来的不少论著就这些地域的生态环境进行探讨。如在北方地区：梁四宝、李心纯分析了明代“九边”屯田及其所引起的环境问题，指出明代在北方边疆的屯田引起了大面积的水土流失、土地退化，土地资源遭到极大破坏，也加剧了该时期黄土高原的环境恶化。③陈可畏进一步指出，(晋陕蒙)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在遥远的古代就有，但是今天到处是荒山?岭、千沟万壑，主要是宋代以来违背自然规律、不合理地利用土地的结果，特别是明清以来，盲目的大规模毁林垦荒，从山坡一直开垦到山原，导致水土流失严重，环境迅速恶化。④王广智认为晋陕蒙接壤区环境恶化是秦汉、唐宋、清末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大规模屯垦造成的。⑤在西南地区。蓝勇对历史时期云、贵、川三省经济开发及由此引起的森林分布变迁、野生动物衰退灭绝、热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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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念海：《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与治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
② 赵冈：《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③ 梁四宝：《明代“九边”屯田引起的水土流失问题》，《山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李心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和加剧的祸根：明代的军屯与九边屯垦所导致的土地演替》，《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④ 陈可畏：《晋陕蒙黄土高原及邻近地区历史时期农牧变化、上地开垦与环境关系研究》，王守春主编：《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5辑，海洋出版社1993年。
⑤ ⑤王广智：《晋陕蒙接壤区生态环境变迁初探》，《中国农史》1995年第4期。
物南移与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增多等方面进行了系列研究。①秦巴山区及汉水流域，鲁西奇进行了系统纵向考察；该地区晚近以来环境变化显著，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兴趣，近年的论文有明显增加之势，主要是从经济开发、移民等方面考察生态环境的诸多变化。②
在探讨各地域生态环境变化的具体原因时，一般均有不同的侧重点。有的强调人为原因、人类活动的影响。如吴敌认为，明清时期长江流域自然环境恶化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是不合理的平面垦殖方式是。③有人分析所谓的“人口压力”、移民及其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④有的甚至强调汉代人为原因的明显影响，如认为两汉时期手工业特别是冶炼业、浮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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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② 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梁四宝：《清代秦巴山区的开发与环境恶化》，《晋阳学刊》1994年第5期；陈良学：《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三秦出版社1998年；邹逸麟：《明清流民与川陕鄂豫交界地区的环境问题》，《复旦学报》1998年第4期；耿占军：《试论清代陕西的经济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西北史地》1998年第4期；葛庆华：《试论清初中期川陕交界地区的开发与环境问题》《西北史地》1999年第1期；梁中效、陈小赤：《碑石所记明清时期汉中安康的环境问题》，《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其中张建民长期以来致力于该区域的研究，近年的成果如：《明清山区资源开发特点述论——以秦岭—大巴山区为例》(《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李根蟠等编：《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碑石所见清代后期陕南地区的水利问题与自然灾害》(《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等等。
③ 吴敌：《清代长江流域的农业开发与环境问题》，《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6期。
④ 汪润元：《清代长江流域人口运动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学术月刊》1994年第4期；龚胜生：《清代西湖地区人口压力下的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对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期。
之风及战争是破坏生态环境的主要社会因素。①而朱士光等人在肯定人为诱因的同时，亦把自然环境自身的演变纳入考察视野，指出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是黄土高原等地植被变化、沙漠化、水系变化直至环境恶化的两个基本因素，例如他与唐亦功的文章，探讨了2 000年来，丝绸之路沿线各地理单元自然因素演变(黄土高原的自然侵蚀、河流侧蚀及自然灾害等)与人类因素变化(人口增加、过度开垦、植被减少等)对环境变迁的影响。他总结自己的研究思路是：在总体上，在揭示某一区域生态环境变迁时既重视人类活动之影响，又注意自然因素自身变化的作用；探讨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变迁相互影响与制约关系。②
生态环境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人类活动作用于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也制约、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例如关于丝绸之路的衰落，王守春考察历史时期塔里木盆地的环境变迁后认为，塔里木盆地的消长与环境的变化关系密切，环境的变化是丝绸之路衰落的根本原因。③李建党通过对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三地的生态复原，考察生态环境对商代都城的分布、形制和布局产生的影响。④王建革从生态视角分析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经济变化，他认为：在传统社会末期，生态压力削弱了乡村亲和内聚力，增加了强制内聚力，从而严重制约了乡村新生产关系的发展：华北农业的发展不是“过密化”，而是一种生态变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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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业新：《两汉时期灾害发生的社会原因》，《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2期。
② 朱士光、唐亦功：《西北地区丝路沿线自然地理环境变迁初步研究》，《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年第6期；朱士光：《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自序》，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
③ 王守春：《历史上塔里木河下游的地区环境变迁和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期。
④ 李建党：《生态环境对商代都城的影响》，《殷都学刊》1999年第3期。
程；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受生态系统的制约，历史上的过度人口增长和生态破坏使中国的发展落后于西方。①在具体历史事件方面，曹树基认为生态环境的异常变化是造成明王朝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②葛全胜、王维强指出，人地矛盾、气候异常所带来的全国大范围连年歉收，对太平天国的爆发起到特别激发作用。③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变迁是互动的，有的论著即从这一互动过程展开讨论，例如李民从地理位置、气候、水文、地质地貌等方面研究殷墟的环境变迁，认为盘庚迁都的重要原因是由于人为因素影响了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破坏又反过来加重了社会因素，如此恶性循环才迫使盘庚迁都。④
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与交融。虽然近年来的大量论著均强调、讨论人与自然的矛盾，但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绝非只是处于对抗、冲突的层面，也存在着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与交融。例如，传统的农业技术选择与环境条件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萧正洪综合历史地理学、农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清代西部为例，就农业技术选择同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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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建革：《近代华北乡村的社会内聚及其发展障碍》，《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王建革：《近代华北的农业生态与社会变迁—兼论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不成立》，《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王建革：《资源限制与发展停滞：传统社会的生态学分析》，《生态学杂志》1997年第l期。
②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③葛全胜、王维强：《人口压力、气候变化与太平天国运动》，《地理研究》1995年第4期。
④李民：《殷墟的生态环境与盘庚迁殷>>，《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①李心纯也就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展开研究。②人类对荒茅之地的开发改造，既会出现稻香鱼肥，也会导致秃山浊溪，如明清两湖的农业开发使荆棘丛生，森林茂密的自然景观为田成片、村镇繁荣的人文景观所代替，在山区伴随着开发过程的却是水土严重流失。③明清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更是人类利用、改造自然并与之合谐相处的典范。④再以长安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为例，史念海指出，汉唐以长安为都，故有其政治与军事考量，但优良的生态环境是时人选择长安、并使其成为雄伟瑰丽都城的重要原因，这是天时、地利、人和取得的成就。朱士光认为，西汉历史发展证明，以长安作为都城是因为当地优越的生态环境，而西汉中央政府对京畿附近的重视也对关中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⑤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是处在一种相互影响的过程之中，人类既改造环境，生活其中也需要、必须适应环境。自然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之间也存在紧密联系，冯贤亮以明清江南地域社会为例，对此进行了系列研究。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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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② 李心纯：《黄河流域与绿色文明——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③ 张国雄：《明清时期两湖开发与环境变迁初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5期。
④ 该方面此前已有系列研究，近来的论文如赖作莲：《论明清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的发展》，《农业考古》2003年第1期。
⑤ 史念海：《汉唐长安城与生态环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朱士光：《西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⑥ 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近年来，一些学者重视并探讨生态环境与文化习俗之间的关系。葛剑雄撰文，论说并呼吁学术界应全面正确地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文化的影响。①于希贤以西周至南北朝文风演变为例，分析环境变迁与文学思潮更迭之间的对应关系。②李心纯从汉唐长安的岁时习俗，分析当时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探讨环境变迁与习俗传承之间的关系。③王玉德、张全明等通过对中国历史上生态文化、生态文化与其他文化及社会变迁互动关系的考察分析，揭示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的发展轨迹、生态与文化的内在联系。④张晓虹重视横向比较，她详细地考察了陕西文化地理的区域差异，并分析其原因及机理，揭示出自然环境具有文化现象的地域分异机制这一功能。⑤
七、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保护
如前所述，中国古代存在着“天人合一”观念与“三才”理论，历史上的环境保护具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另外，针对晚近或区域的生态失衡、环境恶化，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类是不会熟视无睹的，因而存在着各种层次的、各个方面的、效果或大或小的环境保护。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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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葛剑雄：《全面正确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复旦学报》1992年第6期。
②于希贤：《地理环境变迁与文学思潮更迭——西周至魏晋南北朝文风演变与地理环境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期。
③李心纯：《汉唐长安的岁时习俗与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增刊。
④王玉德、张全明等：《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上下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⑤张晓虹：《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陕西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年来学术界主要是从以下展开分析的：
考察不同时期的环境保护措施及环保行为，分析时人的环境认识水平。张建民指出我国有关自然保护的思想早已产生，先秦以至两汉，先哲们的思想紧紧围绕生物资源的保护、持续利用而展开，且往往与宣扬社会伦理道德结合在一起，以自然法则、规律比拟社会秩序，视天道与人伦为同一：魏晋以后则更多地注重资源破坏的影响；资源、环境意识决定于资源、环境的存在。①郭仁成也认为先秦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已相当深刻，其保护生态平衡的经验，已达到很高的水平。②倪根金通过分析秦汉时期存在的环境问题及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指出秦汉环境保护是构筑秦汉社会文明大厦的重要组成部分。③陈业新强调秦汉时期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和谐统一的思想已引起时人重视，并已提出保护土地、林业、动物资源等一系列具体措施，包括生态保护法令。④王子今考察了秦汉时期的护林、造林、育林制度。⑤李丙寅则先后发表文章就秦代、汉代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环境保护思想、机构、立法和建设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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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建民：《论传统农业时期的自然保护思想》，《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
② 郭仁成：《先秦时期的生态环境保护》，《求索》1990年第5期。
③ 倪根金：《秦汉环境保护初探》，《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
④ 陈业新：《秦汉生态法律文化初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秦汉时期生态思想探析》，《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
⑤ 王子今：《秦汉时期的护林造林育林制度》，《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
进行研究，揭示中国环境保护思想的发展轨迹。①邹逸麟以秦、汉时期为例，探讨了我国古代环境意识产生的地理背景和不合理的环境行为及其后果，强调古代人民所具有的环境意识。②刘华从环境保护机构及建设、森林资源保护、生物资源和水资源利用与开发等方面对唐代的环境保护情况进行考察。③张全明、刘华分别撰文考察宋代的自然环境保护，认为宋人在保护生物资源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既自觉而明确地采取保护措施，又带有朦胧模糊的生态意识。④明清时期的环境保护也有系列论文。杨昶则先后发表文章对明人的生态观念及有关环境保护的政治举措和政令律令进行系列研究。⑤王社教、赵珍重点分析西北地区清人的环境保护意识，指出面对不断恶化的环境，当地人的环保意识亦逐渐增强，并采取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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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丙寅：《略论秦代的环境保护》，《黄淮学刊》1990年第1期；李丙寅：《略论汉代的环境保护》，《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李丙寅：《略论魏晋南北朝的环境保护》，《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
② 邹逸麟：《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编委会：《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③ 刘华：《我国唐代环境保护情况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④ 张全明：《论宋代生物资源保护》，《史学月刊》2000年第6期；张全明：《论宋代生物资源保护及其特点》，《求索》1999年第1期；张全明：《简论宋人的生态意识与生物资源保护》，《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第5期；刘华：《宋代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⑤ 杨昶：《明代的生态观念和生态农业》，《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1期；杨昶：《明朝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变的政治举措考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杨昶：《明政令对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列相应措施。①罗桂环、舒俭民则纵向考察了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②
发掘利用古代文献、遗址及碑刻资料，考察其中所蕴涵的环境保护。古文献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先秦时期，论著大多认为这些典籍蕴涵着丰富的环境保护思想，指出中国自古以来都非常注重“天人”关系，主张“天人合一”。例如，陈瑞台对《庄子》，郭文韬对《月令》，胡远鹏、宫玉海对《诗经》、《山海经》，田龄对《周礼》以及屠承先对《盐铁论》，郑学檬对《状江南》诗组，高玄英、赵文姝对《聊斋志异》的考察分析。③叶坦就宋代帝王诏令中所包含的生态环境思想进行分析，认为宋代社会生产发展和富国富民的时代要求，使当时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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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社教：《清代西北地区地方官员的环境意识——对清代陕甘两省地方志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期；赵珍：《清代陕甘地区的森林生态保护意识和措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4辑，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② 罗桂环、舒俭民：《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冶金工业出版社1995年。
③ 陈瑞台：《〈庄子〉自然环境保护思想发微》，《内蒙古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郭文韬：《〈月令〉中的生态学思想初探》，《古今农业》2000第1期；胡元鹏、?m玉海《从〈诗经〉、〈山海经〉看中国古代的环境保护》，《文史杂志》1999年第5期；田龄：《试论〈周礼〉的环境保护意识》，《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屠承先：《〈盐铁论〉的环境思想及其对当代的启示》，《杭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郑学檬：《从〈状江南〉组诗看江南的生态环境》，《唐研究》1995年第1期：高玄英、赵文姝：《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的环境保护意识》，《内蒙古学刊》1996年第5期。
者在关系农业生产、组织合理经营、保护生态平衡方面较其它朝代具有明显进步。①倪根金、梁中效与陈小赤、胡同庆等或利用碑刻资料，或利用遗址残存来探讨相关时期、部分地域的环境保护。②
历史上的环境保护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例如，仅从上文提及的论著可以发现，关于宋代的环境保护水平、宋代与此前比如先秦至秦汉的环境保护水平，学术界的观点反差很大。如何正确看待、评估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保护、水平及环保历程，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③
八、主要存在问题与应加强的方面
从上文可见，近年来大陆生态环境史研究取得了可喜成绩，各个学科采用多种方法考察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努力揭示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与有机联系。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环境史专家伊懋可说到：“似乎在未来几年内将可见到更充分发展的环境史研究出现于大陆”。④面对成绩与前景，也应看到其中存在的不足与需要加强的方面，这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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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叶坦：《宋代帝王的经济观：君主诏令所反映的保护生产与生态的思想》，《中州学刊》1990年第6期。
②倪根金：《明清护林碑研究》，《中国农史》1995年第4期；倪根金：《明清护林碑知见录》，《农业考古》1997年第1期；梁中效、陈小赤：《碑石所记明清时期汉中安康的环境问题》，《汉中师院学报》1999年第2期；胡同庆：《初探敦煌壁画中的环境保护意识》，《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
③参本书的《清代至民国时期陕西南部的环境保护》部分。
④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第21页。
(一)加强学科整合，促进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生态环境史研究本身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有机体。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原本应具备多学科的学术素养与知识，但从我国的教育体制及研究者的经历考察，真正具有这一知识结构者恐怕还不是很多。研究中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往往从历史文献的找寻与解读出发，来探讨晚近时期生态环境的变迁，大都十分强调其中人为因素及其负面影响；而自然科学工作者则一般从实验分析、数理模式入手，讨论历史时期包括文献记载之前的自然环境变迁，大多强调自然环境自身的演变规律及非人为因素的影响。目前除了个别方面与学术小群体之外，学科之间的沟通不够。各种方法均有自己的优势与特色，或分辨率高、或误差小、或连续性强，一些学者正是注意跨学科研究而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受到学术界关注。①因此在以后研究中应继续加强联合研究与学科之间的整合，进行学术对话与综合研究，推动中国生态环境史建设。
(二)正确把握生态环境变迁及其原因、环境变迁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程度，深入揭示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由于当今现实生活中的环境恶化、有些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破坏环境，某些环境史论著也存在过分强调历史时期环境恶化及人为因素影响的倾向。生态环境演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自身的演变规律，自从有了人类以后，人类活动固然是重要因素且在现代社会其影响力愈益显现，但这只是环境演变的众多诱因之一，既不是唯一原因也未必是主因，人类对环境的影响也有自己的范围、程度与方向，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方面，其作用或大或小、或主或从，因此不能不加区分地将人类作为一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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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张德二就十分重视历史文献，该方面的专题论文如：《中国历史文献中的高分辨古气候记录》(《第四纪研究》1995年第1期)、《中国历史文献档案中的古环境记录》(《地球科学讲展》1998年第3期)等。
态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当然，人类对环境的破坏程度哪怕再小，也不能成为人类可以破坏、不重视环境的理由与借口。应该明晰，人类处于生态系统之中，是其中的一个链环，人类无法超越生态环境的演变规律而为所欲为，否则必将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另外，当今环境恶化是全球性问题，但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生态环境也不是任何时候、任何地区都趋于恶化，不能因为一些地区人为导致的环境恶化而无视人类合理干预、适度开发对维护生态平衡的积极意义。同时也不能因为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存在制约而认为所有的历史现象、事件也受到制约，处处标榜此乃环境所致，把人类历史描绘成一个近乎“自然”的过程。生活其中，人类社会当然与当时的生态环境存在联系，但这并不等于说任何事情都与环境存在必须联系，例如据资深学者的研究，长期气候变迁与粮价即无明显关系，冷期未见上升，暖期亦未见下跌。①因此，两者之间有无联系、是什么样的联系、相关程度若何等等均需具体分析，深入揭示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有机联系与互动关系是生态环境史研究的永恒主题。
(三)继续推动实证研究与理论建设。多年来，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与共识之一是学者们普遍认识到环境演变的区域差异性。在竺可桢等前辈科学家的开拓性研究基础上，还有许多领域、许多区域需要我们去开拓、去扎实研究，而现今的若干文章未免有人云亦云、观点雷同，以偏概全之嫌，在资料的发掘力度与认识深度方面还难尽人意。此外理论建设还存在严重不足，不少研究还停留在叙述史实这一层次之上，从而制约、影响了生态环境史的研究。因此，应该大力借鉴海外及其他学科知识，推进生态环境史研究中的理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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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业键、黄莹珏：《清代中国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与粮价的初步考察》，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四)加强学术史、学术动态与研究理路分析，重视资料积累，积极推进生态环境史研究。现在史学界不少论著增加了生态环境的相关内容，以所谓的生态环境为背景，但所描述的环境却是当代或是晚近的情况，与其所要论说的历史时期存在较大差距。当然某些环境因素在一定时期几乎没有变化，如地形地质，但气温降水则未必。不少区域研究论著还是以竺可桢70年代实际60年代已经完成的论文为基本依据，不求甚解，信息滞后，将所谓的气候变化与社会经济变迁相联系，但竺文是就全国的基本情况而言，而且以“冬季温度的升降”作为基本指标。现代气候研究证明，各区域的气温变化包括历史上的冷暖变化存在着迟早高低之分，季节间的气温变化既有一致的，也存在相反趋势，比如某年冬季异常寒冷并不意味着该年春季的平均温度也低于往年，不能简单地用某季代表全年，不能草率地用某一季节气候指标宋分析另一季节的农业生产。资料是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基础，目前除了个别环境指标外，对历史上的生态环境史料还缺乏系统整理；而且现在常用的资料，有人已指出其存在一定的问题。①如果还单纯利用某一资料进行分析，特别是利用某一存在严重缺陷的史料进行分析，尽管分析手段先进、精确度高，但其结论的正确性还是无法保证。因此今后应花大力气进行资料的收集与鉴别，利用多种资料与多种途径进行分析，建立中国自己的生态环境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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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宏伟：《利用历史文献资料研究华南气候变化问题刍议》，《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并参本书的《台湾故?m“史馆档”与〈清史稿·灾异志〉》部分。
近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篇（2）
气候趋于干旱，风沙加剧地区属于大陆性气候。总的气候特点是:干旱少雨、风大沙多、蒸发量大。盟降水量在40—200毫米之间，降水量从东南向西北递减，且年际变化大。从近40年来看，地区不同年代降水量以90年代最多，80年代最少，60和70年代相比，70年代多于60年代。蒸发量的地域分布是北部大于南部，年最高值为4170．6毫米。盟全年七级以上大风日数16－108天，其中春季大风约占全年大风日数的70%左右。盟年平均沙尘暴日数为7－26天。地区近40年的平均气温呈上升趋势，特别是80年代以后上升明显。从大范围来看温度升高2℃左右。虽然降水呈波动起伏，变化不明显，但潜在的蒸发量在增加，气候总体趋势是趋于干旱。气候趋于干旱是地区荒漠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野生生物资源过度利用依然严峻地区药用、经济价值较高的生物资源比较丰富，近几年由于人为乱采、乱挖现象严重，造成甘草、肉苁蓉、草苁蓉、锁阳和发菜等物种资源急剧减少。尤其肉苁蓉和锁阳，由于人的过度采挖，几乎没有繁衍机会。如果不尽快彻底地制止滥采滥挖现象，将对的野生生物资源带来极大的威胁。
局部地区土地荒漠化仍在加剧由于近几年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盟荒漠化速度有减缓趋势，尤其东南地区生态环境恢复治理速度已超过荒漠化速度。但干旱较严重的北部和西部地区荒漠景观多样性指数在下降，景观类型向单一荒漠景观发展，荒漠化仍在加剧。
虫、鼠害泛滥严重长期以来，鼠害一直是造成地区植被退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近年来，由于受干旱和生态环境恶化等因素的影响，盟鼠害连年发生，使植被遭受严重破坏，给当地畜牧业生产和草地生态建设带来了极大的危害。盟每年鼠害发生面积为13300km2，其中严重危害面积为5300km2左右。在地区梭梭林鼠害发生最为严重。根据虫害调查结果，盟境内草原虫害发生面积达12300km2，其中，严重危害面积6200km2左右。如沙冬青、霸王等植物受到灰斑古毒蛾等害虫危害，并且呈蔓延趋势。
提高生态环境建设的艰巨性认识
近年来，通过退牧还草、生态移民、禁牧减畜等措施的实施和生态保护建设的加强，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恶化趋势基本得到遏制。从地区整体看，年均变化不显著，且局部地区有明显好转趋势，如额济纳旗黑河流域、贺兰山及其周边地区。生态治理面积也首次超过了沙化扩展面积。但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生态保护与社会发展的矛盾依然存在，生态环境恶化因素并未彻底消除。例如，过度采挖野生药用植物、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等人为的生态环境破坏现象依然很严重。此外，随着气候的变化，干旱、风沙、鼠害和虫害等自然因素仍然威胁着生态环境。因此，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
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提高生态环境要性的认识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前提。生态环境保护也是一项需要全民参与才能取得成效的公益性事业。从职能部门、社会团体、企业到农牧民都要充分认识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并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保护生态环境的宣传教育活动，尤其面向青少年广泛开展生态环境的保护宣传教育，不断增强公民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的意识，使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将会得到全社会的支持，并取得显著成效。
继续开展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
近年来，地区已开展了多项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项目，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在以往生态建设成效的基础上，以应地制宜继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在极干旱地区，通过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力争生态环境自然恢复。沿河流或降水量较好的地区多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同时，通过林草建设加以治理。
近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篇（3）
1资料与方法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工作组最新完成的一份报告草案称[1],从l860年到现在,北半球的气温已经平均升高了0.4℃~0.8℃,其中的20世纪是l000年来北半球气温升高幅度最大的一个世纪,而l990年~1999年是l000年来北半球平均气温最高的l0年。20世纪的全球气候变暖己成为大气科学研究的热点。王绍武[2]利用中国气温等级资料研究了近l00年中国气温变化规律,表明中国的气温变化与全球有相同的时候,却并不总是一致。近百年来中国气温上升了0.4℃~0.5℃,略低于全球平均的0.6℃[3,4],中国与全球气温的相关系数在0.3~0.4之间。中国东北、华北及新疆的变暖可能与北半球一致,新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气温变化与全国、全球气候增暖趋势是一致的,也存在明显的季节差别和地区差别,冬季最为明显,北疆增暖幅度大于南疆。这里将利用艾比湖流域温泉、精河、博乐、阿拉山口、乌苏5个气象站在近40年的气温、降水逐年月资料,用相关分析及线性趋势分析等统计方法,分析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艾比湖流域气候与生态环境演变的趋势。
2结果与讨论
2.1艾比湖流域气候的年际变化艾比湖流域属中温大陆干旱气候,水资源缺乏但较为稳定,生态环境极脆弱,是经济开发的主要制约因素,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立体型的多态气候,自西向东,年平均气温从-3.8℃上升到8.6℃,年平均降水量从228mm下降到104mm,从而形成了山区、平原和荒漠等多种气候态,有利于合理开发多种产业。全球性气候变暖在艾比湖流域反映明显,呈明显变暖和变湿趋势,同时,春季低温冷害、夏季暴雨洪水等灾害性天气气候增多,洪旱频率增大,突发性天气气候事件增多,寒潮冷空气明显减少,沙尘暴减少。90年代平均气温与前30年平均气温相比,平均偏高0.6℃;20世纪90年代年降水量与前30年平均值相比,平均增长了9.4%。这将会对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干旱总体特征不会改变,原因是升温导致蒸发增加,可抵消甚至超过降水增加的作用,助于解决干旱缺水的程度。艾比湖流域的年平均气温具有缓慢上升的趋势,各区域振幅变化具有较好的同步性。表1中列出了艾比湖流域三大代表性区域年平均气温与降水量趋势方程及相关系数,在0.05的信度下,区域内的年平均气温趋势方程的相关系数均通过了显着性检验(t检验),说明了在艾比湖流域的增温趋势明显;山区、平原和荒漠地带年平均气温趋势方程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39、0.63和0.52;而它们的信度分别通过0.01、0.05的显着性检验。随着气温的上升,艾比湖流域年降水量也有所增加,且各区域振幅变化具有较好的同步性,年平均降水量的变化除了平原区外没有明显变化趋势,其年平均降水量趋势方程的相关系数很低,不能通过0.05的显着性检验,山区和荒漠区年平均降水量趋势方程的相关系数通过了0.01、0.05的显着性检验。通过艾比湖流域气温与降水量变化趋势方程可预测未来50年气温与降水量的估计值。未来50年艾比湖流域降水量的增加比例要大于其气温增加的比例,这表明未来气候变化趋势对平原荒漠植被的恢复有利。但随着气温的增加地面蒸发量也会增加,因此干湿变化总趋势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艾比湖流域是典型的干旱半干旱地区,水资源是生态环境系统的核心。水资源的补给主要是山区自然降水和冰川融水。由于气候变暖,艾比湖流域高山冰川融化量增加,水资源的增加将暂时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冰川如长期萎缩,将会严重影响冰川固体水库调节功能,并诱发灾害。90年代以后,艾比湖流域突发性大降水增加,造成洪水频发,1994年、1995年、1998年、1999年、2001年、2002年都出现了“暴雨、融雪型”洪水,这可能是地球气候变暖在艾比湖流域的反映。
近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篇（4）
(1)气候变迁。继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后，气候变迁的研究成果斐然。龚高法、张丕远、张瑾瑢等指出仰韶时期普遍较现今温暖，相应的气候带较现在偏北；历史时期亚热带的北界，在最温暖时曾达到华北平原，而在最寒冷时期却移至长江以南(《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的变迁及生物分布界限的推移》，《历史地理》第五辑)。倪根全认为历史时期气候变迁造成了我国北方湿润区和半湿润区由北向南的退缩，使得我国农业地区不断南退，这也是我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的重要原因之一(《论气候变迁对中国古代北方农业经济的影响》，《农业考古》1988年第1期)。满志敏《唐代气候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一文以八世纪中叶为转折点，把唐代气候分为两个时期，认为从七世纪初至八世纪中叶，气候冷暖特征与今相近，而八世纪中叶至十世纪中叶气候转寒，气候带要比现代南退一个纬度(《历史地理》第八辑)。吴宏歧从唐长安驯象的史实入手，对满志敏的上述观点予以反驳，认为其论断不足以否定隋唐温暖期的存在，而传统的关于隋唐温暖期的划分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唐都长安的驯象及其反映的气候状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4辑)。满志敏还就历史时期黄淮海平原的气候特征进行了探讨(《黄淮海平原仰韶温暖期的气候特征探讨》、《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历史地理》第十、十一辑)。邹逸麟对明清时期北方气候进行了研究(《明清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何业恒分析了近五千年来华南地区的冷暖变化情况(《近五千年来华南气候冷暖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辑)。王开发、韩昭庆就历史时期上海西部和太湖流域的气候状况进行了探讨(《根据孢粉组合推断上海西部三千年来的植被、气候变化》，《历史地理》第六辑；《明清时期太湖流域冬季气候研究》，《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蓝勇和于希贤则就西南地区的气候变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中国西南历史气候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辑；《苍山雪与历史气候冷期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期)。
(2)海陆变迁。李元芳分析认为：西汉黄河三角洲范围以孟村为顶点，自西向东北方向发展，其沉积特征与近代黄河三角洲相似(《西汉古黄河三角洲初探》，《地理学报》1994年第6期)。张忍顺指出，近岸沙州并岸是江苏滨海平原成陆的重要特征，十五世纪末黄河夺淮入海给江苏岸外沙州田暗沙、明沙、直至并岸造成了巨大影响(《历史时期的江苏岸外沙州及其演变》，《历史地理》第八辑)。张修桂、陈金渊分别分析了上海和南通地区的成陆过程(《上海地区成陆过程概述》，《复旦学报》1997年第1期；《南通地区成陆过程探索》，《历史地理》第三辑)。景爱探讨了科尔沁地的形成过程(《科尔沁地的形成过程及其影响》，《历史地理》第七辑)。冯季昌等则全面系统地描绘了科尔沁河地经历的四个变迁阶段(《论科尔沁河的历史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辑)。刘德岑撰文探讨了梁山泊的淤平过程(《从大野泽到梁山泊》，《西南师大学报》1990年第2期)；郑宝恒等则就连云港市的水陆变迁进行了研究(《连云港市的水陆变迁》，《历史地理研究》第二辑)。此外，林汀水、张修桂还探讨了海岸线的变迁(《辽东湾海岸线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2辑；《金山卫及其附近一带海岸线的变迁》，《历史地理》第三辑)。
(3)沙漠与沙漠化。李淼在《对历史时期乌兰布和沙漠成因的几点认识》一文中指出，乌兰布和沙漠属于非原生性沙漠，主要是在汉代以后形成和发展的(《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陈育宁考察了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认为自秦汉以来的过度开垦是引起沙漠化的主要人为因素(《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的形成和发展述论》，《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他又探讨了宁夏地区沙漠化的情况，认为干旱多风，近百年来气候干化是土地沙化的重要自然因素(《宁夏地区沙漠化的历史演进考略》，《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景爱、马正林也对引起沙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木兰围场的破坏与沙漠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辑；《人类活动与中国沙漠地区的扩大》，《陕西师大学报》1984年第3期)。李并成从敦煌文书中发现了古代瓜沙二州间的一块绿洲，并探讨了这块绿洲的沙漠化过程(《瓜沙二州间一块消失了的绿州》，《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他还揭示了河西走廊古绿洲沙漠化区域的分布特点和结构特征(《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文化的调查研究》，《地理学报》1998年第2期)。
(4)植被的变迁。对于历史时期植被变迁史的研究，史念海贡献最大。他认为黄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区在远古之时森林相当茂密；黄河中上游可以称道的森林亦不少；长江流域及珠江流域森林相当普遍；东北地区直到清代尚极繁多(《论历史时期我国植被的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3期；《历史时期森林变迁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总第6辑)朱士光《全新世中期中国天然植被分布概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总第6辑)和《历史时期我国东北地区的植被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4辑)两文深入分析了历史时期植被的更替情况。文焕然、周云庵、袁森坡、郭松平等分别探讨了历史时期新疆、秦岭、塞外承德及凌源的森林变迁(《历史时期新疆森林的分布及其特点》，《历史地理》第六辑；《秦岭森林的历史变迁及其反思》，《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辑；《塞外承德森林历史变迁及其反思》，《河北学刊》1986年第2辑；《凌源森林盛衰和自然灾害》，《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王守春《明清时期黄土高原植被与环境》一文指出，明清时期黄土高原天然植被受到人类的破坏比以前任何时期都严重(王守春主编：《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五集，海洋出版社1993年11月版)。
楠木是珍贵树种，蓝勇认为先秦时期楠木的分布比现在要偏北一些；唐宋时以今四川为多；明清时期由于采办皇木，加之气候趋冷，楠木资源日渐枯竭(《历史时期中国楠木地理分布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辑；《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我国古代黄河流域盛产竹子。文焕然指出华北西部历史上栽培竹林的分布呈面积大小不一，不连续的斑点状，汉代以前最北分布似在40°N，现今似在36°N(《二千多年来华北西部经济栽培竹木之北界》，《历史地理》第十一辑)。
(5)野生动物的变迁。关于历史时期动物的研究，何业恒成果颇丰。他先后出版了《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湖南科技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湖南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珍稀兽类(Ⅱ)的历史变迁》(湖南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珍稀爬行类、两栖类和鸟类的历史变迁》(湖南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他认为我国历史时期金丝猴的地理分布远比今天为广；我国是曾见朱鹮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国家；而大熊猫的地理分布范围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又缩小的变化过程；到十八世纪平原地区的华南虎相继绝迹；历史时期我国三种麝的分布范围远比当今广；而扬子鳄由于气候变化、栖息环境的破坏以及人类的乱捕滥猎，分布北界不断南移(《试论金丝猴的地理分布及其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辑；《论试朱鹮地理分布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3期；《试论大熊猫的地理分布及其演变》，《历史地理》第十辑；《试论华南虎在长江三角洲的绝迹》，《历史地理》第十一辑；《中国麝地理分布的变迁和麝香生产的消失》，《史念海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扬子鳄在黄河中下游的地理分布及其南移的原因》，《历史地理》第十五辑)。裴修碧、文焕然分别探讨了历史时期扬子鳄、野马野驴的分布变化(《上古时期扬子鳄分布地域考》，《安徽史学》1996年第3期；《历史时期中国野马野驴的分布变迁》，《历史地理》第十辑)。文焕然、王振堂、蓝勇对野生犀象的历史变迁进行了考察(《再探历史时期的中国犀象分布》，《思想战线》1990年第5期；《犀牛在中国灭绝与人口压力关系的初步分析》，《生态学报》1997年第6期；《历史时期中国野生犀象分布的再探索》，《历史地理》第十二辑)。此外还有刘洪杰《中国古代独角动物的类型及其地理分布的历史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辑)等。
(6)水文的变迁。对黄河的研究依然是水文变迁研究的重点。邹逸麟的《千古黄河》一书是继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之后的又一研究黄河的力作，是学术界有关黄河研究的最新总结(香港中华书局1990年5月版)。谭其骧等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认为黄河在东汉以后800余年间长期处于安流状态。赵淑贞、任伯平对此提出了疑议。他们认为决溢次数的多寡并不等同于洪水泥沙的多寡，东汉以后黄河河道行洪能力有所提高，水患史料的缺失均是导致“安流”局面的因素(《关于黄河东汉以后长期安流问题的再探讨》，《地理学报》1998年第5期)。徐海亮《历史上黄河水沙变化的一些问题》一文推测黄河在历史上的水沙变化可能存在更为宏观的环境背景(《历史地理》第十二辑)。史念海探讨了黄土高原主要河流及西安周围诸河流的流量变化(《黄土高原主要河流流量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2辑；《论西安周围诸河流量的变化》，《陕西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谭其骧、张修桂分别探讨了海河水系分合离聚的历史过程(《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发展》，《历史地理》第四辑；《海河流域平原水系演变的过程》，《历史地理》第十一辑)。此类文章还有邹逸麟《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湖沼变化变迁述略》(《历史地理》第五辑)；朱玲玲《明清时期滹沱河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1辑)；林汀水《辽河水系的变迁与特点》(《厦门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长江江流的清浊变化引起了周宏伟的关注，他认为历史时期长江干流出现过九次较为明显且持续时间较长的清浊变化，而人类活动和气候变迁可能是造成清浊变化的主因(《历史时期长江清浊变化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期)。对于河道变迁的研究有助于推动长江研究的开展。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编写的《长江中下游河道特性及其演变》一书是一部关于长江中下游河道演变的综合性论著，该书详细论述了全新世以来长江中下游河道的变迁情况(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张修桂撰文讨论了长江中游河床的演变过程，为三峡工程提供了背景资料(《长江宜昌至城陵矶段河床历史演变及其影响》，《历史地理研究》第二辑；《近代长江中游河道演变及其整治》，《复旦学报》1994年第6期)。周风琴对湖北沙市河段河道及荆江的历史变迁进行了研究(《湖北沙市地区河道变迁与人类活动中心的转移》，《历史地理》第十三辑)；《荆江历史变迁的阶段性特征》，《历史地理》第十辑)。张修桂推翻了荆江百里洲于十六世纪由水流切滩形成的说法，认为其演变过程是以渐变为主要形式(《荆江百里洲河段河床的历史演变》，《历史地理》第八辑)。满志敏对黄浦江水系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黄浦江水系的形成原因述要》，《复旦学报》1997年第6期)。
(7)灾害史。请参见卜凤贤《中国农业灾害史研究综论》(《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2期)，此不赘述。
二、关于环境史的综合研究
(1)对环境的综合评价。朱士光通过对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及目前残存的植被的考察，对历史时期农业生态环境变迁作了初步探讨(《历史时期农业生态环境境变迁初探》，《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0年第2期)。王乃昂则分析了历史时期甘肃的环境变迁(《历史时期甘肃黄土高原的环境变迁》，《历史地理》第八辑)。李民《殷墟的生态环境与盘庚迁移》一文指出，殷墟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盘庚迁殷的重要原因(《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唐亦功的《金至民国时期京津唐地区的环境变迁研究》(陕西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探讨了京津唐地区金到民国时期的环境变迁。此类文章还有徐海鹏《北京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地理环境》(《北京大学学报(专刊)》1992年7月)、于希贤《北京市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辑)、赵永复《历史时期黄淮平原南部的地理环境变迁》(《历史地理研究》第二辑)、张宝秀《滦河潮河中上游地区三百年来自然环境的变过(《环境变迁研究》1996年第5辑)、高俊虎《三百年来承德地区地理环境演变趋势初探》(《干旱区研究》1998年第2期)、张自强《江海平源的自然基础和先民文化之探讨》(《东南文化》1996年第1期)、马强《蜀道地带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成都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等。
(2)人地关系研究。90年代以来，人们在加强对环境诸要素研究的同时，也开始探寻人类活动对历史环境的影响。邹逸麟在1998年长江洪灾过后撰文呼吁：现在应该静下心来，实事求是地研究迄今为止的我国全部人地关系发展的历史，分析其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关于加强人地关系历史研究的思考》，《光明日报》1998年11月6日)。韩茂莉则对历史时期黄土高原人地关系研究作了总体性回顾(《历史时期黄土高原人类活动与环境关系研究的总体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10期)。朱士光、马雪芹、王建革、贾毅等也对黄河流域的人地关系进行了探讨(《我国黄土高原地区几个主要区域历史时期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变迁概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1期；《明清时期黄河流域农业开发和环境变迁述略》，《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马政与明代华北平原的人地关系》，《中国农史》1998年第1期；《白洋淀环境演变的人为因素分析》，《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2年第4期)。
关于长江流域人地关系的研究也有很大进展。蓝勇认为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以来长江上游地区的水土流失加重了中下游的洪涝灾害(《历史上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及其危害》，《光明日报》1998年9月25日)。刘沛林认为长江流域水灾频率的增强基本上是与历史上地区开发的进程同步的(《历史上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水灾的影响》，《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张润元、张国雄、龚胜生分别就长江流域各重点林区及沿江湖区的人地关系进行了探讨(《清代长江流域人口运动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学术月刊》1994年第4期；《明清时期两湖开发与环境变迁初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期；《清代西湖地区人口压力下的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对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期)。
此类文章还有祝功武等《广东水土流失历史变迁》(《历史自然地理研究》1995年第2期)，戴一峰《近代闽江上游山区的开发和生态环境》(《厦门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邓辉《全新世气候最宜期燕北地区人地关系研究》(《环境变迁研究》1996年第5期)、《全新世大暖期燕北人地关系的演变》(《地理学报》1997年第1期)，韩光辉《清代以来围场地区人地关系演变过程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等。
(3)环境保护史及古人生态哲学研究。罗桂环等《中国环境保护史稿》(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是一部系统论述中国环境保护史的专著。邹逸麟以先秦两汉为例，探讨了我国古代环境意识产生的历史地理背景、不合理的环境行为及后果(《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刘世芮分析了先秦文化中的生态文明观念(《先秦文化中的生态文明观念》，《社科纵横》2000年第4期)。倪根全《秦汉环境保护初探》(《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一文探讨了秦汉时期存在的环境问题、自然环境的保护措施及污染防治。陈业新则对秦汉时的生态职官进行了考察(《秦汉生态职官考述》，《文献》2000年第4期)。刘华介绍了唐代环境的保护情况(《我国唐代环境保护情况述论》，《河北师大学报》1993年第2期)。张全明探讨了宋代生物资源保护的特点和宋人的生态意识(《论宋代的生物资源保护及其特点》，《求索》1999年第1期；《简论宋人的生态意识与生物资源保护》，《华中师大学报》1999年第5期)。王风雷分析了元代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条款(《论元代野生动物保护条款》，《内蒙古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杨昶考察了明人的生态观念(《明代的生态观念和生态农业》，《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4期)。
(4)从文化角度研究生态环境的初步尝试。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状态，文化则是体现人类思想和实践的现象。两者相互影响，而其中生态对文化起着决定作用，这是王玉德、张全明提出的观点。他们的《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正是基于上述理论展开的。全书共十六章，分上下两编，从横、纵两个方面对五千年来中华生态文化进行了探讨。上编七章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代、清代七个阶段探讨了中华五千年的生态环境的变迁及其与政治、经济、民俗、学术的相互作用；下编九章分别分析了古代气候、土壤、生物资源、水文、矿产、灾害等诸生态因素的变迁和文化的相互影响，并探寻了中国古代生态旅游文化的特征及古代人们的生态思想。余论部分则从生态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决策、土地、人口、水、大气、森林、废物处理、噪音、珍稀动物、交通等十大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此书作为从文化角度探索我国长时段生态环境的初步尝试，无疑为我们开阔了视野，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
三、关于理论、方法及今后研究的方向
近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篇（5）
中图分类号：S77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60333161
1 我国林业生态建设的现状
人类的生存环境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势头迅猛，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随之不断提高，因此开始关注生活环境与森林环境，并逐渐对环境提出更高的环保要求。
近年来我国的森林保护政策的执法力度不断增强，政府与人民也开始通过组织和自发的形式参与到植树造林的活动中，这使得我国的森林生态环境得到了本质上的改善，使森林资源得到了明显的增长。
虽然我国林业生态建设在近几年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也应该清楚认识到，与西方发达的林业生态事业相比，我国的林业生态建设仍有许多不足与欠缺之处。
2 林业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作用
2.1 林业生态系统是重要的碳库
在陆地中碳储数量最多的地方就是森林，不仅在巨大的生物量中含有大量的碳，在森林系统的土壤中也是如此，并且相比之下，森林系统土壤中的碳储存量更多于生物量中的存储量。在单位森林面积中，其碳的存储量也多于农田的储存量，甚至在某些地区能多至100倍左右。
IPCC在近几年发表了一份环境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在全球范围内的陆地生态系统中，共计有碳储量24770亿t，其中植物系统中的碳储量是4660亿t，土壤系统中的碳储量是20110亿t。森林面积在陆地面积中，占据了27.6%的空间，而在森林植物系统中的碳储量却占全球植物系统的77%，且森林土壤系统中的碳储量占到了全球土壤系统中的39%。在中国的林业生态系统中，森林碳库的含量已经达到214～281亿t，与全球范围内的碳库相比，已经占据到全球碳库的1.87%～2.45%。由此可见，林业生态系统的碳储量是非常可观的，而碳储量直接影响着气候变化中的气温因素，因此林业生态系统的建设工作对气温调节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2.2 林业生态系统是大气CO2重要的碳汇
林业生态系统中的植物在生长中会出现同化的现象，而通过同化的影响，植物能将吸收的CO2转化在林业系统的生物量中。此外，森林里只要生产出1m3的木材，这些木材就可以吸收到约1.85t的CO2。
在陆地的植物系统中，其植物能在光合作用的影响下从大气里吸收到1200亿t碳，而这只是每年的吸收量。其中，植物系统呼吸返回的碳量可达600亿t，土壤系统在有机分解的作用下返回的碳量有500亿t，这样的返回现象实则是生态系统中的碳交换活动，而在这些碳交换活动中，林业系统的碳交换占比已经达到80%。
根据森林专家的研究可以看出，在最近的30a来，我国林业生态系统中的植物在吸收CO2活动方面，已经有明显的功能上的改善，其总吸收量已达到4.5亿t，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林业生态系统对总体生态环境，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而总体生态环境的改善，必然会影响着气候因素，并防止气候进一步恶化。
2.3 植树造林对温室气体有限排的作用
我国林业生态系统的建设离不开植树造林活动的支撑，而在植树造林的过程中，会对温室气体起到一定的限排作用，从而降低大气温室效益的发生几率。林业生态系统的建设工作一直是全球所关注的环境问题，其原因是如今人们已经意识到森林对气候变化的作用与影响，因此近几年在全球范围内的气候变化谈判会议中，林业生态系统与气候变化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会议讨论的重点。
在1997年，在《京都议定书》的作用下，我国开始通过植树造林、二次造林和林业管理活动来增加CO2的吸收量，以此减少温室气体对环境与大气带来的不良影响。我国也开始制定通过林业生态系统改善气候的计划，允许发达国家在其他国家大力建设境外林业工程，并将林业工程中产生的碳作为温室气体方面的限排目标。据统计，在未来的40a内，全球碳汇的生产潜力可实现每年15.3～24.7亿，这表明着我国的林业生态建设工作，已经对温室气体的减少与限制起到了实质性的效果，对气候产生了一定的良性调节作用。
3 结束语
气候变化是森林建设一直是人们关注的2大环境问题，而两者之间的互相影响的特质也是人们长期讨论的关键点。通过积极建设林业生态系统，可以对气候起到调节作用，而气候变化对林业生态系统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只有落实林业生态系统的建设工作，才能以此缓解全球的气候问题。
近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篇（6）
一、 全球视野下的生态环境研究进程
若干年来，伴随着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的消费需求亦得到很大满足，但同时也引起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如森林植被锐减、不少物种灭绝、淡水资源短缺、绿野变为沙漠、环境趋于恶化。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社会现实，不是局部事件而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只是存在区域差异而已。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维持生态平衡成为人类力图与环境合谐相处、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唯一抉择，也应该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理念与责任。20世纪后期与本世纪初，环境问题曰益受到人们关注、生态环境史研究方兴未艾。这一局面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现实与历史背景。
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这一理念的形成经过了数十年时间，其中既有民间的推动，也有政府的参与。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该书通过对污染物迁移、变化特别是滥用杀虫剂后果的描写，向人们阐述了海洋、天空、河流、土壤、动物、植物和人类之间的密切关系。该书指出，“地球上生命的历史一直是生物及其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污染这一罪恶的链环在不断地传递转移，环境污染及其恶果实际是人类自己创造的恶魔。该书唤起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逐渐重视，以致有人认为其出版标志着“生态学时代”的开始。①1972年，罗马俱乐部公布《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该报告由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丹尼斯·梅多斯领导的研究小组完成，分析世界人口、工业发展、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五种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以当时的人口与工业增长发展下去，世界将面临“崩溃”，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限制增长即“零增长”。虽然该报告对未来的估算及解决问题的途径消极悲观，但所提出的经济增长带来环境污染却引起了人们的思考与讨论，从而加强了对生态环境的重视。②1981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brown)出版《建立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提出必须从速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sustainable society)。1987年，第4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报告，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给出了如下定义，“人类有能力使发展持续下去，也能保证使之满足当前的需要，而不危及下一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该报告强调，一个经济发展的新时代“必须立足于使环境资源库得以持续和发展的政策”。③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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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卡逊(rachel carson)著，吕瑞兰译：《寂静的春天》，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6—7页及《译者的话》。并参考弗兰克·格雷厄姆(jr． frank graham)著，罗进德、薛励廉译：《〈寂静春天〉续篇》，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年。
②(美)d 梅多斯(dennis l meadows)等著，于树生等译：《增长的极限》，商务印书馆1984年。另一翻译本为李宝恒译：《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与此悲观论相对应的则是乐观论，如西蒙：《没有极限的增长》(julian l simon著，黄江南、朱嘉明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③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起草，国家环保局外事办公室译：《我们共同的未来》，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2页，第23—24页。张志强等：《可持续发展研究：进展与趋向》，《地球科学进展》]999年第6期。
一精神为此后的联合国大会所遵循(参下文)，可持续发展也逐渐成为媒体频繁使用、如今中国大众亦接受的词汇之一。
保护环境、加强生态环境研究也是各国政府的责任与义务。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通过《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文件。受秘书长委托，由巴巴拉·沃德和雷内·杜博斯执笔，在58个国家152位成员组成的通讯顾问委员会协助下提交了《只有一个地球》报告，从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探讨全球环境的前途问题，唤起各国政府对环境特别是环境污染的注意。①1980年3月5曰，联合国向全世界发出呼吁，“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确保全球持续发展”。②91983年第38届联大通过决议，成立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or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简称 wced)，次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gro harlem brundtland)出任该委员会主席，并以“持续发展”为纲领，制定“全球的变革日程”。1987年，第42届联大通过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交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提出到2000年乃至以后实现持续发展的长期环境对策”。③1992年6月，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和发展大会，把环境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树立环境与发展相互协调的观点与解决途径，倡导“可持续发展战略”。会议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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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巴巴拉·沃德(babara ward)和雷内·杜博斯(rene dubos)主编，国外公害资料编译组译：《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石油化学工业出版社1976年。
②张坤民：《可持续发展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4—15页。
③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编，国家环保局外事办公室译：《我们共同的未来·前言》。
《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文件，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协议。中国政府签署了协议，并在会后提出了环境与发展10大对策，作为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行动纲领。1994年3月25日，国务院第16次常务会议通过《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国家环保局为了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指导环保工作，特制定了《中国环境保护21世纪议程》。①环境与发展成为各国政府对世界、对人类负责的最高级别的政治承诺。
生态环境(史)研究受到全球变化研究的直接推动。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世界各国、不同地区均不同程度地被卷入其中：地球作为人类的共同家园，任何国家与地区均成为全球变化的一员。全球变化研究是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跨学科、综合性、规模宏大的国际合作研究活动，涉及自然与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该研究主要有：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和全球变化中的人类因素计划(hdp或hdgecp)。世界气候研究计划1980年开始实施，由世界气象组织(wmo)和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icsu)共同组织，主要研究气候系统中物理方面的问题，并探讨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1991年正式实施，由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组织研究，主要分析控制地球系统及其演化的物理、化学与生物过程，以及人类活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全球变化的人类因素计划由国际高级研究机构联合会(ifias)、国际社会科学联合会(issc)、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共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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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家环境保护局：《中国环境保护21世纪议程·前言》，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年。
定、组织，是在社会科学界模仿自然科学界的大规模集体合作精神，更好地了解导致全球环境变化的人类原因。1990年国际社会科学联合会第18界大会通过了《全球环境变化中的人类因素计划研究纲要》，指出该研究必须同时考虑人类活动对全球环境变化的作用及全球环境变化对人类的影响这两方面内容。①可以看出，上述这些研究计划各有侧重点，但在关注生态环境变迁及其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方面却具有一致性。中国科学家积极介入全球变化研究计划， 由中国的全球变化国家委员会(cnc-igbp)组织协调。中国科学家正式立项研究全球变化问题始于1985年，并于1995年10在北京承办了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科学咨询委员会第四次会议。②
生态与生态环境史研究也是中国学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革新、交流、学科整合的产物。应该承认，在中国的历史地理学、气候学等领域，数十年来几代人已进行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这些成果构成了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在本士的学术基础。上世纪后期以来，生态环境史在海外特别是美国逐渐兴起(参下文)，对大陆的生态环境史研究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近10余年来，大陆学术界的问题意识、学术视野也逐渐发生转移。在史学界，由帝王将相转向芸芸众生、由自上而下转向自下而上、由事件史考察转向长时段分析、由重视人与人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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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成权、张志强：《国际全球变化研究计划综览》，《地球科学进展》1994年第3期。1990年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正式加盟后，(hdp或hdgecp)计划遂更名为全球环境变化的人类影响国际研究计划 (international human dimensions program o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简称ihdp)。
② 孙成权、陈晔：《中国的全球变化研究项目述评》，《地球科学进展》1995年第1期。孙成权：《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科学咨询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简介》，《地球科学进展》1996年第3期。
系到同时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①对生态环境的曰益重视也不局限于史学领域，其他学科也加强了该领域的开拓，出现了所谓的生态文学、生态经济学、生态伦理学等等，而自然科学界对生态环境及其演变史的考察自不待言，并逐渐将研究重心放在人类历史时期之内并重视分析人为因素的作用与影响。在学科门类逐渐细分化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同学科的渗透与融合。在此形势下，大陆学术界明显加强了生态与生态环境史研究，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展开广泛探讨，开展国际合作，进行学科整合，试图打破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畛域之分、发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与有机联系，更深刻、全面地揭示人类社会及其生存环境的演变规律，生态环境史已成为学术前沿与新的学术增长点。
近年来大陆学术界所发表的一系列论著中(包括部分译作)，有的虽未贯以生态史或环境史之名，但却涉及历史上的生态环境，这里择要勾勒分析如下：②
①法国年鉴学派对中国影响较大，如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唐家龙等译：《菲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一部分用500余页的篇幅来分析“环境的作用”。
②近年来也有相关的专题综述，如张岂之：《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历史思考》，《史学集刊》2001年第3期：张国旺：《近年来中国环境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3期。但前者主要是从生态哲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后者基本上是对部分论著的叙述。这里试从主要观点、问题意识与研究思路出发，对重要的学术积累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初步勾勒与分析。
一、 关于生态环境史的概念、理论及方法
迄今为止，生态环境史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各种论著所使用的名称也不一致，如环境史、生态史、历史生态学、生态环境史等等，理论与方法研究相对薄弱。
一些研究者重点考察环境史在国外特别是美国的兴起与学术渊源。例如，包茂宏从全球视野对环境史的兴起、发展、理论、方法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分析，认为：“环境史的概念仍在发展变化中，其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环境史是以建立在环境科学和生态学基础上的当代环境主义为指导，利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历史上人类及其社会与环境之相互作用的关系”：他认为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应分三步走，一是有选择地学习和引介国外的理论成果和方法，二是实证研究中国的人与环境关系变迁史，三是从全球视野进行综合分析论证，形成中国的环境史学派。①侯文蕙多年来翻译了一系列相关著作。②另一些研究者则追溯、总结其在中国本土的发展轨迹。例如，王子今以秦汉生态史研究为中心，对20世纪中国生态史研究取得的进步及其意义进行分析；认为生态史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对生态条件本身历史的研究，另一个是生态条件对社会历史之影响的研究，涉及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作者指出，今后要继续深化理论建设和跨学科研究。③
关于环境史的性质，一种认为属于历史学范畴，是历史学的一门新兴学科。梅雪芹提出，“20世纪晚期在西方史学界兴起的环境史，属于历史学科而非其他学科的范畴”；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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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②如美国著名环境史专家唐纳德·沃斯特(d·worster)的著作：《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草原》，三联书店2003年。等等
③王子今：《中国生态史学的进步及其意义——以秦汉生态史研究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为一门学科，环境史不同于以往历史研究和历史编纂模式的根本之处在于，它是从人与自然互动的角度来看待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可分别以“人类文明”、“空间地域”、“生态适应”、“环境质量”等关键要素将其与地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相区别；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和学科建设，要以辨证唯物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理论和指导思想，充分借鉴西方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从人与自然互动的角度探讨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整个人类文明史，形成马克思主义环境史学研究范式；今后应重点研究历史时期的环境问题与环境保护思想。①另一种认为，环境史是一种新视角，研究内容更加广泛、全面。包茂宏引述唐纳德·沃斯特的话说，环境史并非新的分支学科，而是对历史及其核心问题的广泛的、新的再想像，它比以往的历史具有更宽阔的视野，即把整个社会和全部人类活动放在自然和自然过程中来观察。②还有一种认为，环境史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景爱认为，“环境史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是研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史，即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历史过程，主要涉及自然环境的初始状态、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新途径；运用多学科知识，掌握多种研究手段，进行野外考察是基本研究方法。侯文蕙认为是交叉学科。环境史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才兴起的一个“新兴学科”，是一门融生态学、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人类学、考古学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带有很强的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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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梅雪芹：《马克思主义环境史学论纲》，《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
②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环境史的研究对象不仅是人，还包括自然，所重点展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①
一些研究者根据自己所长与研究体会提出相应的研究视角。行龙主张从社会史的视野，利用跨学科的方法和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进行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史研究。②夏明方主张从人口、资源、环境与灾害等生态系统，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变动过程来分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余新忠主张从疫病社会史或疫病医疗社会史视角，不仅研究疫病史、医疗本身，而且从此入手，研究人类历史上的生存境况与社会变迁的轨迹。③围绕着传统人地关系理论展开的分析亦有不少成果问世。当今国内外大多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但传统中国却存在人与自然合谐的观念。吴承明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分析了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指出该学说认为自然界是整体合谐的，人类社会是同一有序的，天人之间可通，消极可以转变为积极，强调“天人合一”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意义。④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的“天人关系”论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中“三才”(天、地、人)理论比“天人合一”更能揭示这一关系，反映了中国传统的有机统一自然观，主张从“天人关系” 这一视角、从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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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景爱：《环境史：定义、内容与方法》；侯文蕙：《(尘暴)及其对环境史研究的贡献》，均载《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
②行龙：《开展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研究》，《山西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③夏明方：《自然灾害、环境危机与中国现代化研究的新视野》，余新忠：《疫病社会史研究：现实与史学发展的共同要求》，均载《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④吴承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
科整合来揭示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①鲁西奇评析了地理环境决定论、人地相关论以及或然论等人地关系学说，指出在思考人地问题时要重视“区域”观念的方法论意义与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提出以典型的“区域链”及“流域链”来考察区域人地关系的演进过程，总结出人地关系的演化模式。②王铮等分别从人口地理分布、区域经济与中国经济格局、政治疆域等方面具体分析了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明显影响，他们认为，人地关系形成一个链，而资源利用是其中的中心环节，人是以群体特征来响应环境如气候变化的，人地关系充满了不确定性，是受到社会经济与环境变化的多重影响，气候变化虽是一个强大因子，但它却不能产生确定性的影响。③
从文明观与认识论的高度，有学者认为环境史既非环境决定论，亦非人类中心主义观，而是一种生态中心主义观，这在国外学者中比较突出。④在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的讨论热潮中，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哲学界、(生态)伦理学界也展开了关于“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走入还是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大讨论。大多数学者从价值观的角度，将人类置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中心位置；不少人认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是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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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根蟠：《“天人合一”与“三才”理论——为什么要讨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② 鲁西奇：《人地关系理论与历史地理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2期。
③ 王铮、张丕远、周清波：《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兼论人地关系》，《地理学报》1997年第4期。
④ 包茂宏前揭文；刘耳：《当代西方环境哲学述评》，《国外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发展的环境伦理学基础；也有人赞同生态中心主义。①
总之，大陆学术界在生态环境史的概念、性质、主要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存在不少分歧，实际海外也是如此，唐纳德·沃斯特曾说到，“在环境史领域，有多少学者就有多少环境史的定义”。②但其中也有共同点：一是，均承认环境史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与研究意义；二是，均强调环境史要研究历史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三是，均主张采取跨学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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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覃明兴：《人类中心主义研究综述》，《哲学动态》1997年第6期；杨淑华：《人类中心主义问题研究综述》，《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6期；陈伟华、杨曦：《世界观的转变：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年第4期。
②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三、历史气候变化及相关问题1
一、 历史气候变化及相关问题
气候是自然环境要素之一。气候变化既是生态环境变迁的表现，也是引发环境变化的主要因子。历史气候在我国的研究起步较早，上世纪20—30年代，蒙文通、竺可桢、徐中舒、胡厚宣、王树民等人已发表了若干学术论文。70年代竺可桢发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以下简称竺文)，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历史气候研究。竺文认为：仰韶和殷墟时代气候温和，年平均温度高于当代2℃；周朝早期寒冷，春秋时期变暖，这一温和气候一直持续至西汉；东汉趋于寒冷，并延续至南北朝；隋唐至11世纪初气候温暖；12世纪初气候转寒并延至14世纪，其中13世纪初、中期存在短暂温暖；15至19世纪气候寒冷，其中17与19世纪更为寒冷；近5 000年来最低温度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1200和1700年，气温摆动范围1—2℃；在400至800年期间内，可以分出50至100年为周期的小循环。①
近年来，历史文献记载、物候、沉积、树木年轮、积雪冰川、动植物分布、地衣测量、孢粉分析等资料方法得到广泛应用，研究成果逐渐增多，研究进一步深化，并有相关研究著作出版问世。②
竺可桢关于中国近5 000年来气候冷暖变化的分析依据与具体观点得到补充、修改与完善，某些观点尚处于商榷之中。王绍武研究公元1380年以来的气候，发现华北第一个冷谷消失，揭示了小冰期气候在中国的区域差异。③于希贤研究认为，17世纪冷期的出现时间，比竺文的结论约早半个世纪，其变化幅度亦较竺文所说的1—2℃大得多；依据云南仓山山顶冰雪积融，并参照各个时期的物候状况，于氏指出，仓山雪所反映的云南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在总体趋势上与已有结论相似，但在具体冷暖幅度、出现时间上则呈现出区域性特点。④牟重行《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再考证》一书围绕着竺文展开，作者在尊重、肯定竺可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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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原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此据氏著：《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475—498页。
②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山东科技出版社1996年；文焕然、文榕生：《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③王绍武：《公元1380年以来我国华北气温序列的重建》，《中国科学〔b辑〕》1990年第5期。
④于希贤：《近四千来中国地理环境几次突发变异及其后果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期；于希贤：《仓山雪与历史气候冷期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期(初稿完成于1978年)。
学术贡献与基本观点的基础上，以翔实的资料与细致分析，就竺文的某些资料、观点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①张德二详细地论证了中国存在中世纪温暖期。②满志敏提出了另一个历史气候变迁序列，即仰韶温暖期、西周至西汉降温期、魏晋至五代寒冷期、北宋至元中叶温暖期、元后期至清末寒冷期；竺文认为公元600—1000年是温暖期即所谓的隋唐温暖期，学界亦有人通过物候等继续予以论证，满志敏指出，梅、橘、驯象等均不足以成为唐代气候温暖的指标，而有大量资料证明，8世纪中期气候由暖转冷，其寒冷程度甚至可以与明清时期的“小冰期”相比；满氏关于西周至西汉降温期、唐代存在寒冷期和中世纪温暖期的看法，与传统观点有较大差距。③不过王子今辨析说，以秦汉山川祭祀制度的史料为依据而断定“当时淮河每年冻结”、“气候比现代寒冷”，难免有证据不足之嫌、缺乏说服力，竺文关于秦至西汉气候“继续温和”、东汉“趋于寒冷”等观点仍值得肯定．陈业新从农事、物候、干湿三个方面对汉代的气候状况进行历史学分析，并就某些生物分布指标是否适用提出自己的看法；陈氏认为，汉代气温与现在无大差异，西汉略冷而东汉稍暖，东汉末年急骤转冷；两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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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牟重行：《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再考证》，气象出版社1996年。
② ②张德二：《我国“中世纪温暖期”气候的初步推断》，《第四纪研究》1993年第1期。
③ 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辑；《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历史地理》第11辑；《关于唐代气候冷暖问题的讨论》，《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1期；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52页；满志敏、张修桂：《中国东部中世纪温暖期的历史证据和基本特征的初步研究》，张兰生主编：《中国生存环境历史演变规律研究》，海洋出版社1993年，第95—103页。
时期干湿相间。①唐代前后的气候状况及其变化在学术界的分歧较大。吴宏歧、党安荣从唐长安驯象的史实入手，认为气候的转冷应大致在8世纪末期而非中期，此后至五代这一时段气候的转冷只是温暖期之中的气候波动，传统的隋唐温暖期的划分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后来两人又依据物候、动物分布、孢粉、雪线和海平面等相关资料，再次基本肯定隋唐温暖期这一说法，并将其起讫年限修正为公元550—1050年，其中公元800—950年气候相对寒冷。②蓝勇认为，8世纪中叶的气候确实有一个由暖转冷的过程，但从当前总的研究看，唐代温暖期的论证似乎更加充分。③费杰、侯甬坚基于历史文献记录，认为唐代黄土高原南部地区并不表现为一个稳定的暖期，公元799年前后存在一次百年尺度的气候转寒，以此为界，可划分为相对温暖且较稳定的阶段(公元620—799年)和相对寒冷且波动频繁的阶段(公元800—960年)。④尽管学术界在战国至汉代和隋唐时期的冷暖问题、中世纪是否存在温暖期、温度变化的幅度与速率、历史气候的变化周期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竺文关于历史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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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子今：《关于秦汉时期淮河冬季封冻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期；陈业新：《两汉时期气候状况的历史学再考察》，《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②吴宏歧、党安荣：《唐代长安的驯象及其反映的气候状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4期；吴宏歧、党安荣：《隋唐时期气候冷暖特征与气候波动》，《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1期。
③蓝勇：《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l期。
④费杰、侯甬坚：《基于黄土高原南部历史文献记录的唐代气候冷暖波动特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4期。
变化的基本轮廓，特别是关于冷期的判断，是基本正确、基本准确的。①
近年来的大量研究进一步具体化，区域缩小、分辨率提高、分析手段多样，区域性、时段性气候变迁研究得到明显深化。例如，王绍武等重建了中国东北等10个区近400—1 000年的10年平均气温序列，并分析区域相关性与差异；公元1880—1996年的年平均气温序列及其变化速率、35个站点的四季降水量序列及降水量异常的空间分布特征。②朱士光等通过对关中地区考古发掘、孢粉分析、史籍文献等资料的整理、利用，建立该地区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序列，即全新世早期寒冷、全新世中期暖温、西周冷干、春秋至西汉前期暖湿、西汉后期至北朝冷干、隋和唐前中期暖润、唐后期至北宋凉干、金前期暖干、金后期至元凉干、明清冷干等10个气候变化时段。③邓辉利用文献中的有关早、涝、冻灾记录，对公元928—1109年燕北地区的历史记录进行复原，指出辽代该地区的干湿变化过程是，早期以干为主，中、晚期则以湿为主，1080年前后为气候剧烈下降时期，比黄淮地区的变化要提前30年。④李平日和曾昭璇则利用史籍资料和香港近百年的气温记录，考察珠江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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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葛全胜、方修琦、郑景云：《中国历史时期温度变化特征的新认识——纪念竺可桢〈中国过去五千年温度变化(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引者注)初步研究〉发表30周年》，《地理科学进展》2002年第4期。
②王绍武、叶瑾琳、龚道溢：《中国小冰期的气候》，《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1期；王绍武等：《近百年中国年气温序列的建立》，《应用气象学报》1998年第4期；叶瑾琳等：《近百年中国四季降水量异常的空间分布特征》，《应用气象学报》1998年增刊。
③朱士光、王元林、呼林安：《历史时期关中地区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l期。
④邓辉：《论燕北地区辽代的气候特点》，《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1期。
1488—1893年小冰期和气候进入现代暖期的气候变化。①何业恒对20种热带、南亚热带动植物的分布和兴衰演变进行分析，探讨了5 000年来华南地区的气候冷暖和环境变迁。②葛全胜等重建了分辨率10至30年的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距平变化序列，分析了冷暖变化幅度与阶段性。③
近年来，区域性某阶段的历史气候变迁研究成果很多，研究更加深入，这里仅以秦岭及其邻近地区为例作一说明。在初春气温方面，刘洪滨、邵雪梅采用秦岭冷杉年轮宽度重建镇安公元1755年以来的初春温度序列，并指出，当地初春温度在1798年前后发生了一次较大幅度的降温，前后温差近3．0℃，1850年前后再次出现降温趋势，1884年前后出现明显的升温；利用秦岭树木年轮重建佛坪公元1789年以来1—4月份平均温度，并分析了其变化特征，其中1896年前后出现气温突变；两人还利用树轮重建秦岭地区历史时期初春温度变化序列，考察了冷暖变化在秦岭中东部的差异，结果显示1773—1804年初春温度相对较高，1805—1892年则相对较低且持续时间最长，秦岭地区西部初春季节变冷与增暖的幅度均大于秦岭的中东部地区。④在干湿程度方面，刘洪滨等利用华山松树轮宽度差值重建了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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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平日、曾昭璇：《珠江三角洲五百年来的气候与环境变迁》，《第四纪研究》1998年1期。
②何业恒：《近五千年来华南气候冷暖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期。
③葛全胜等：《过去2000年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变化》，《第四纪研究》2000年第2期；葛全胜等：《过去2 000年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变化序列重建与初步分析》，《地学前缘》2002年第1期。
④刘洪滨、邵雪梅：《采用秦岭冷杉年轮宽度重建陕西镇安1755年以来的初春温度》，《气象学报》2000年第2期；刘洪滨、邵雪梅：《秦岭南坡佛坪1789年以来i—4月平均温度重建》，《应用气象学报》2003年第2期：刘洪滨、邵雪梅：《利用树轮重建秦岭地区历史时期初春温度变化》，《地理学报》2003年第6期。
及周边地区公元1500年以来初夏干燥指数序列，指出1502—1511年、1570—1580年、1807—1814年该地区初夏存在三次较为严重的干旱。①在冬季气温方面，郑景云等建立了西安、汉中地区1736--1910年的年冬季平均气温序列，指出尽管两地平均气温变化趋势类似，但汉中“整个序列的波动幅度更大一些”。②这些细致、系统的考察分析，不仅大大地深化了区域气候史研究，而且为探讨该地区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变迁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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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洪滨、邵雪梅、黄磊：《中国陕西关中及周边地区近500年来初夏干燥指数序列的重建》，《第四纪研究》2002年第3期。
②郑景云等：《1736—1999年西安与汉中地区年冬季平均气温序列重建》，《地理研究》2003年第3期。
气候变化的原因及其相关性。气候变化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近年来厄尔尼诺与南方涛动(el nino-southern oscillation简称enso)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兴趣。enso是指影响全球的大气与海洋循环变化的一种异常现象，简单地说是强烈的海气相互作用事件。③龚道溢、王绍武分析公元1880年以来我国东部四季降水与enso事件之间的关系，认为近百年来，enso与35个站点的平均降水量没有关系；与一些地区秋、冬季节降水量关系显著，厄尔尼诺年江南降水偏多，北方偏少，反厄尔尼诺年(即拉尼娜年)则相反；与夏季降水量的关系不如秋冬明显，厄尔尼诺年黄河以北有干旱趋势；与春季降水量基本无关。在气温变化方面，enso对温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年际尺度上，对于气温的长期趋势与年代际变化率的影响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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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厄尔尼诺(el nino)是指中东太平洋赤道附近海水表层的异常增温变暖；与此相应，若降温变冷则为拉尼娜(la nina)现象或称反厄尔尼诺现象。南方涛动(southern oscillation)是指热带东太平洋与印度洋地区气压场反相。
若要研究后一问题，还需分析人类活动、气候系统内部变率、太阳黑子、火山等因子。20世纪气候变暖是气候的自然变化还是因为人类活动的影响，他们认为后者是主要原因，至少是主要原因之一。①张德二等分析了公元1500年以来厄尔尼诺事件与我国夏季降水的空间分布特征，指出，厄尔尼诺年全国大范围降水偏少，多雨地带在东北、黄淮与广东沿海，而干旱少雨带在内蒙——甘肃与长江中下游一带，此后的第一个非厄尔尼诺年则降水分布特征正好相反；厄尔尼诺年降水在不同百年尺度的变化是，黄河、长江流域的多雨、少雨带在南北位置与范围方面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②联系到历史上的具体旱涝灾害，如光绪三年我国北方干旱严重，满志敏认为是由于东亚季风减弱引发季风雨带的推进过程与降水特征发生变化，而后者正是由当时的enso现象引起的；气温冷暖波动也会导致海平面升降变化，如11至13世纪晚期华东海平面上升即与气候温暖存在对应关系。在植物分布方面，以柑橘为例，其北界大幅南北迁移的主要原因是气候的冷暖变化，其中南北朝后期、元朝前期与明朝后期的种植北界比现代还要靠北。③天文现象、地质灾害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刘洪滨、吴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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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龚道溢、王绍武：《enso对中国四季降水的影响》，《自然灾害学报》1998年第4期；龚道溢、王绍武：《近百年enso对全球陆地及中国降水的影响》，《科学通报》1999年第3期；龚道溢、王绍武：《近百年全球温度变化中的enso分量》，《地球科学进展》1999年第5期；王绍武、龚道溢：《对气候变暖问题争议的分析》，《地理研究》2001年第2期。
②张德二、薛朝晖：《公元1500年以来el nino事件与中国降水分布型的关系》，《应用气象学报》1994年第2期。
③滿志敏：《光绪三年北方大旱的气候背景》，《复旦学报》2000年第6期；《中世纪温暖期我国华东沿海海平面上升与气候变化的关系》，《第四纪研究》1999年第l期；《历史时期柑橘种植北界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复旦学报》1999年第5期。
定分析了黄河1922—1932年枯水期，认为这与太阳黑子与enso现象有关；于希贤探讨了长期气候变化周期与地震活动周期的相关性。①1988年成立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2001年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中指出：20世纪全球平均地表温度上升了0．6℃左右，冰盖、冰川减少，海平面升高，而且这种趋势还会继续；“正如现代气候模式预测的那样，过去100年的变暖很可能是气候自身的变化，过去1000年气候数据的重建亦指出，这种变化可能完全由自然因素引起”，而“过去50年观测到的全球性气候变暖主要由人类活动引起”；气候变化对自然与人类社会系统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②
农牧过渡带地区的气候变化及影响。史念海指出，司马迁规划的碣石及龙门农牧分界线是适合生态环境的，过分超越这一界线就会破坏生态平衡；他特别考察了这一农牧分界线及其至隋唐时期的伸缩变化，半农半牧地区的农业与畜牧业(养马业)生产及其兴衰，关中漕粮供应地的转移等等，认为农牧地区的变化促成了唐朝由盛转衰。③这一研究理路更多地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改造及其后果。另一种，则是主要揭示人类活动受到自然环境变迁的限制与影响。邹逸麟认为，15世纪初我国北部气候转寒，农耕无法维持卫所及其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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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洪滨、吴祥定：《黄河中游1922—1932年枯水段时空尺度分析》，《陕西气象》1996年第6期。于希贤：《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周期性与中国地震活动期问题的探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4期。
②孙成权、高峰、曲建升：《全球气候变化的新认识——ipcc第三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概览》，《自然杂志》2002年第2期。
③史念海：《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在黄土高原上的推移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l期；《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演变及其影响》(上、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期、第3期连载。
的生存，所以才南迁至长城以内，可见这一内迁除了学术界以前所认为的政治原因外，还与自然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到18世纪前期，北方气候一度转暖，农牧过渡带北移，出现康乾时代农业经济的盛世；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气候又有一段短暂的转暖期，又出现了光绪年间开垦蒙地。①由此可见，农牧过渡带的南北摆动幅度在根本上取决于自然环境如气候所允许的程度。在同一气候或气候演变条件下，会存在不同的生产形态，会出现不同的政权形式，会出现统一或分裂的政治格局，因而对自然环境变化产生的影响及如何产生影响还必须进行具体分析。满志敏等选取4个历史事例，即北魏平城迁都、元朝中叶岭北地区移民、12世纪初科尔沁沙地演变、明初无良哈三卫南迁，分析气候变化对农牧过渡带的影响与相应的社会变化，指出这一变化是通过社会系统发生作用的，不同的社会系统及政权格局会产生不同的后果。②这实际是揭示自然环境包括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产生作用的方式、方法是多样的，后果存在或然性，未必是一致的或统一的，最终结果还取决于政权体系及其外部环境。不过也有个别文章非常强调气候变化对政权更迭等近乎一致性的影响。例如王会昌认为，“纵观2 000多年的(中国——引者)历史，历代王朝的兴衰和游牧民族政权疆域南界的变化等，都与气候上冷暖干湿的波动变化之间呈现出大体同步的相关或共振关系，而且不只局限于一朝一代或某一特定时段”；尽管作者同时指出：历史发展包括王朝更迭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南进北撤等是“多种因素”影响作用的结果，气候变化只是“诱发因素”，只能决定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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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
② 满志敏、葛全胜、张丕远：《气候变化对历史上农牧过渡带影响的个例研究》，《地理研究》2000年第2期。
式、方向、速度和进程。①
气候变迁与社会经济变化。学术界大多选取不同时期进行具体分析，揭示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例如，王晖、黄春长探讨商代末期的气候变化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指出从新石器时代至夏商，气候温暖湿润，而商代末年，气候干旱，因而泾渭流域的周人屡次迁都并向南方发展，商王朝亦然。②王子今重点分析秦汉时期气候变迁对江南经济文化发展的意义，指出该地区经济与文化的进步与当时气候条件关系密切。③马新则以农作物布局的变化、农产量的提高以及农业经营方式的形成为切入点，具体阐述气候条件与两汉农业之间的关系。④有关明清时期的气候变化与各地农业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文章较多，讨论热烈。陈家其指出，该时期气候变化对太湖流域农业带来巨大影响：气候变冷则双季稻面积削减，粮食复种指数下降，自然灾害频发，粮食产量下滑，亚热带经济作物受到严重威胁。⑤王双怀则具体研究了明代气候波动、由暖转寒对华南农业的影响，指出气候振动、灾害频仍，伤害了劳动力资源，破坏了耕地和其他农业设施，扰乱了农业生产秩序，也使得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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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会昌：《2 000年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地理科学》1996年第3期。
② 王晖、黄春长：《商末黄河中游气候环境的退化与社会的变迁》，朱士光等主编：《黄土高原地区历史环境与治理对策会议论文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增刊)。
③ 王子今：《试论秦汉时期气候变迁对江南经济文化发展的意义》，《学术月刊》1994年第9期。
④ 马新：《历史气候与两汉农业的发展》，《文史哲》2002年第5期。
⑤ 陈家其：《明清时期气候变化对太湖流域农业经济的影响》，《中国农史》1991年第3期。
的地理分布发生改变，破坏植被、滥杀动物时有发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农业生态环境。①气候变化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互动关系还比较直观，与粮价等方面的关系则需要进行深入分析，王业键等考察清代气候的冷暖变迁、自然灾害、粮食生产与粮价的变动关系，指出华北、华东的气候冷暖变化与自然灾害多寡成正相关关系，长江三角洲的粮价高峰大都出现在自然灾害多的年份，但是长期气候变迁与粮价并无明显关系，即冷期未见上升，暖期未见下跌。②这说明自然环境演变与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包括有无联系需区别对待、具体分析，也说明两者之间的确存在联系，但未必处处、始终、事事存在密切关系。在气候变化与人口增减方面。周翔鹤、米红认为，粮食生产与人口之间存在关系，但由于明清时期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因而人口数量变化很难成为一条平滑的上升曲线，会存在曲折甚至是比较大的曲折。③李伯重就历史上气候变化对人口变化的整体影响进行分析，指出“20世纪以前的两千年中，气候变化是引起我国人口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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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双怀：《气候变化对明代华南农业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2期。
近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篇（7）
摘要河口海岸是地球四大圈层交汇、能量流和物质流的重要聚散地带。该区域经济发达、人口集中、开发程度高，导致严重的环境变异、资源破坏，对区域持续发展造成重大影响，特别是我国流域高强度开发对河口和邻近海岸带有直接和深远的影响。新世纪我国的河口海岸面临着四个方面的挑战：入海泥沙量急剧减少；入海污染物质显著增加；滨海湿地丧失；全球海平面上升对中国低海岸的严重威胁。为此，开展河口海岸环境变异的研究，为解决国家目标和海岸带资源可持续利用，无疑是非常重要而迫切的问题。关键词河口海岸人类活动环境变异资源利用巨大挑战引言河口是流域和海洋的枢纽，既是流域物质的归宿，又是海洋的开始；海岸是陆地和海洋的过渡带。河口海岸是陆海相互作用的集中地带，各种过程（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和地质的）耦合多变，演变机制复杂，生态环境敏感脆弱。河口海岸地带又是经济发达、人口集居之地，世界60％的人口和2／3的大中城市集中在沿海地区，日益加剧的人类活动增加了河口海岸地区的压力。同时，流域的高强度开发，如森林的破坏、高坝的建设、跨流域的调水、化肥的大量使用等直接影响到河口及其邻近海域，加上全球变化、全球变暖问题，如海平面上升引起的海岸侵蚀，从而导致严重的环境恶化、资源破坏和灾害频发，对人类生存环境安全和生存质量构成严峻的威胁。因此，河口海岸的研究、开发和保护是当前世界沿海国家和科学家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纷纷提出了研究目标、计划和治理对策「1—3。河口海岸带汇聚各种陆地（流域）物质：淡水径流、泥沙和化学物质，在海洋动力波、流、潮及其巨大能量的作用下，改变其例边界和底边界以及区域生态环境「4。入海泥沙及化学物质的75～90％归宿于海岸带。因此，以流域为纽带的人类高强度经济活动赋予流域环境的压力最终向河口转移、汇聚，通过物质和能量通量的变化对河口三角洲及其邻近海域的环境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海岸线长18000km，拥有37万km2的领海和约300万km2的海洋专属经济区。据20世纪80年代统计，我国入海河流总经流量，占世界人海径流总量的3.9％；总输沙量占世界总量高达10％以上。其中，长江、黄河和珠江三大江河的径流和输沙总量分别占全国的73％、82％左右。中国沿海地区城市化程度高、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占陆域国土13%的沿海经济带，承载着全国40％左右的人口，创造全国60％左右的国民经济产值，它的发展对海岸带资源环境有极大的依赖性，也使海岸承受沉重的环境压力。与此同时，面积约300万km2（占国土的31.4%）的长江、黄河、珠江三大流域聚居7一8亿人口，人类生存发展对流域资源的需求之切和赋予环境的压力之大不言而喻，它是人类活动最频繁而强烈的区域，植被破坏、建坝筑库、截流引水、工业和民用污水排放、农药化肥面源污染等产生的环境后果势必向河口及其邻近海域传递转移。近年来，大河口及其邻近海域已出现许多引人关注的问题。正在建设的三峡工程、小浪底水库和择日而举的南水北调工程还会进一步改变长江、黄河中下游的水沙过程及通量，所有这些会对东部沿海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冲击，也是当前我国河口海岸面临的严重挑战。1挑战之一：河流入海沙量急剧减少河口是流域物质入海的必经之地，是陆海相互作用的通道，陆地的物质流一水、沙、化学物质，通过这个通道输送海洋「5。在河口和邻近海岸陆海相互作用中，河流入海物质是海岸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据估算，每年由陆地进入海洋的物质约有85％是经河口搬运入海的，可见，河口在陆地物质入海中起着重要作用。陆海物质交汇、咸淡水混合、径流和潮流相互作用的河口地区，产生各种复杂的物理、化学、生物和沉积过程。其中，入海泥沙的变化是一个重要方面。河流入海物质在口外的扩散，形成的冲淡水飘浮在盐水层上面，形成河口锋，泥沙在河口沉积，形成三角洲。我国主要河口与世界上其它许多河口一样都面临着入海泥沙显著减少的现象。全球入海的泥沙总量为180一240亿t/a「6，在50～80年代，我国河流每年挟带20亿t的泥沙入海，占全世界人海泥沙的10％，其中主要是黄河和长江，两大河流占80％左右。黄河过去年输沙12亿t，素以多沙称著于世。黄河在1960年由于三门峡水库截流出现第一次断流，之后，自1972年起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黄河下游断流日趋严重（图1），1997年利津水文站就断流13次，累计226天，河口330天无水沙入海。黄河的断流导致入海泥沙锐减，近几年的黄河来沙仅相当于50年代的l／60，2000年黄河入海泥沙不到2000万t。长江年入海泥沙在70年代以前近5亿t，近30年来入海泥沙有明显的减少趋势（图2），90年代比60年代减少了l／3，比80年代减少21％，到2000年入海泥沙为3.4亿t。而长江的入海径流50年代以来呈波动变化，并没有减少的趋势。 珠江三角洲河道大量采沙，使得入海推移质泥沙大量减少。中小河流存在同样的问题，渤海湾沿岸许多入海河流成了有河无尾的现象，如滦河入海泥沙在引滦工程后减少了95%「7；胶州湾80年代的入湾河流泥沙量仅相当于50年代的2～3%。浙江一些山区河流因上游大量用水，河口航道由河控型转变为潮控型，引起了航道的淤积。可见，目前主要因黄河、长江入海泥沙通量变异，近年我国河流入海沙量比过去减少了一半以上。河流入海物质流是一个变数，变数的原因有自然的，有人为的，其中流域人类活动已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泥沙的变化有人为因素造成的植被破坏和恢复。中国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的植被破坏严重，水土大量流失。而近50年来，我国的森林覆盖率由1949年8.7％增加到2000年的16.55％，这有利于水土保持。我国海岸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河口众多，淤泥质海岸分布广泛。近年来流域开发日益加剧，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率不断增加，高坝占世界的一半，加上跨流域的调水工程实施，对河流入海沙产生明显的改变。河流入海泥沙的改变，直接引起河口三角洲及其邻近海岸的冲淤演变。水库的建设对水起到调控作用，而对沙则起了拦截作用。目前我国大中小水库有84944座，主要集中在三大流域长江、黄河和珠江，共计占75％以上，其中长江流域就有43948座，占一半左右，黄河及华北平原9842座，占11.6％，珠江主要部分10845座，占12.8%。当务之急要考虑的问题是，即将竣工的长江三峡工程对径流的调节和泥沙的拦截；即将实施的南水北调工程，东、中、西线分别调水130一170、130～140和120一170亿方，对长江口水沙条件的改变引起的生态环境变化。我国的入海泥沙从80年代以前入海泥沙的总量近20亿t，至20世纪末降至不足10亿t，甚至可能只有5一7亿t。入海泥沙锐减带来一个新的挑战就是，河口三角洲海岸岸滩在新的动力泥沙环境条件下发生新的冲淤演变调整，过去淤涨型河口海岸，淤涨速度减缓、转化成平衡型蚀型。黄河三角洲从过去年均造陆23km2，演变为大面积的侵蚀后退，使胜利油田受到潮淹堤坍的威胁；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滨海湿地大面积丧失和滩涂资源减少。尽管近年来长江口期间带滩地保持着较高的淤涨趋势，但水下三角洲堆积速率已明显趋缓，初步研究表明，近20年长江口水下三角洲已出现大范围的侵蚀，这一问题不容忽初。2挑战之二：入海污染物质显著增加河流入海物质流除了淡水径流及其挟带的固体径流一泥沙外，还包括化学径流（污染物和营养盐）。入海化学径流因为人类活动而呈现恶化现状，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农田大量施肥和城市工业化发展排出的大量污水。我国的农田面源污染严重，化肥施用量与年俱增，从1978年的884万t增加到1999年的4124.3万t，20年时间增加了4倍多（图3）。近年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十分快速，50年代我国城市化程度仅为10～12%左右。90年代中期近30％，而目前城市化程度已达36％。城市化导致城镇人口急剧增加，从而用水量也大量增加，1985年全国生活用水量仅51.9亿t，而1999年全国供水总量达467.5亿t，其中生活用水189.6亿t，生产用水236.5亿t。城市化导致了污染化，就陆地水而言，我国的水质污染非常严重。目前，我国七大水系和内陆河流约50％以上河段水质为IV类、V类或劣V类水「8。全国1997年废污水总排放量584亿t，城镇污水排放量达584亿m3/a「9。全国河流长度有70.6％受污染，根据10万km的评价河段，IV类以上47％，而1984年IV类以上21.8％。1999年长江总评价河段31106km，其中I类水质仅6.6%，Ⅱ、Ⅲ类水质39.5％和33.1％，IV类以上达20.8％。长江三角洲地区IV类及以上占82.5％，所以，长江口及杭州湾排海污水所引起的海水污染范围较严重。另外，人类快速增长的海洋开发利用，导致残水区域正经历废物排放、热与辐射污染、疏浚、海岸建筑、采矿和掠夺性开发的巨大影响。 由于大量污水排放入海，使得近海海域水质恶化。沿海不少河口、海湾以及大中城市邻近海域环境质量逐年下降，近海污染范围不断扩大，海域污染事件频繁发生。根据1999年全国近岸368个监测站位数据表明：我国近岸海域水质以劣IV类和Ⅱ类为主；主要污染因子是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总体上东海污染最重；其次是渤海、南海、黄海。报道称“沿大部分滨海地区，水质劣手I类海水水质标准的区域扩展至距岸10—30km，而江苏、上海、浙江以及辽东湾沿岸，已扩展至距岸120——200km处”。长江口营养盐入海通量和污染物排海量大幅增加，以致长江口及邻近海域成为我国沿海劣质水分布面积最大、富营养化多发的区域；长江口水质标准不到IV级。由于水质恶化，沿海赤潮频发。近年来，我国急速成为一个赤潮灾害多发的国家，自1972年起发生频率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每年损失以10亿元计。其中东海发生频率最高，其次为黄海和渤海、南海、长江、珠江口外海域都发现了底层缺氧区。富营养化是我国近岸海域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以无机氮、无机磷为代表性营养盐在我国四个海区均严重超标，特别是在城市集中和工业化发展迅速的近岸海域。所有这些都表明，由河流入海物质通量变异引起的河口海岸带的生态安全和人类生存环境正面临严重的威胁。3挑战之三：河口与滨海湿地丧失与修复湿地是生命之水，是人类最重要的环境资源之一，它具有多种功能，有降减污染、改善环境的作用。它是多种野生动植物，特别是许多濒危水禽赖以生存和繁衍的场所。保护和合理利用湿地资源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持生态平衡、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湿地面积（包括滨海、河口、河流、湖泊和沼泽）大约2500万ha，占全国国土面积的2.6%，其中河口和滨海湿地约为500万ha，是极为重要的两大生态系统。然而，由于对湿地保护认识不够，不当的人为活动使近年来我国湿地面积迅速减少，致使湿地的生产和生态功能迅速降低，湿地生态系统正面临衰退的严重威胁。海洋环境质量公报中反映出：芦苇、沼泽、泻湖等滨海湿地丧失约50%，我国红树林从50年代的5万ha降为目前的1.5万ha，丧失70％以上，珊瑚礁由于人为开采、电厂温排水、海上倾废、透明度下降等，近十年来，近岸珊瑚礁80％遭不同程度破坏。海岸侵蚀、滩涂围里等使得滨海湿地面积减少。如黄河三角洲原生湿地总面积约4500km2，其中潮上带湿地2000km2，潮间带1000km2，潮下带1500km2。80年代以来，随着黄河断流的不断加剧，下泄泥沙的锐减，黄河三角洲原生湿地不仅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正面临新的挑战和严重威胁，而且受海水侵蚀，大面积后退，期间带湿地范围减少。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使人类认识到，破坏湿地就是破坏自己的生存环境，保护湿地就是保护人类自己。保护湿地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专门签署了湿地保护公约。1992年我国加入了国际湿地缔约国，一方面在原有基础上加强滨海湿地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另一方面也加强了湿地的研究。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建立了各类自然保护区73个，其中部级的18个，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物资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湿地保护方面有下列问题需要注意：其一，我国海岸地带变化情况差异甚大，有的是淤进海岸，有的是依退海岸，有的相对平衡，而淤进海岸有快有慢。对于不同的海岸动态，湿地保护应有所差别，因此湿地需要采取动态保护；其二，目前国际上十分重视海岸湿地的修复工作，改善海岸生态系具有的特殊功能和恢复生物的多样性。这种恢复工作也是因地而异，如美国河口修复组织制定2010年100万英亩修复目标「10，其中也包括种草和群众教育等工作。我国沿海省市实际上已在做了一些湿地修复工作，如长江口九段沙生态工程，大米草种植以及多种形态的生态工程。今后在修复工作方面需要加强深化研究，有效地组织实施。4挑战之四：海平面上升及其影响目前，全球性增温和海平面上升及其影响已引起了世界沿海国家的高度重视。据IPCC（1995）对过去100年的海平面评估认为上升了18cm，对全球海平面变化的预测认为2050年时将上升20cm，2100年时上升49cm「11。根据近40多年的验潮资料分析，中国沿海海平面上升速率为1.4～2.0mm/a，与全球上升速率一致「12。对于局部地区来讲，海平面变化更重要的是其相对变化。相对海平面上升由三个因素叠加而成：全球性（绝对）海平面上升、区域地壳下沉和抽取地下水或沉积物密实等引起的地面沉降。我国沿海，尤其是几大三角洲地区，因人为原因地面沉降严重，区域性的相对海平面上升速率远大于全球海平面的上升速率。海平面上升对沿海地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海岸侵蚀后退、沿海平原低地的淹没和沼泽化、河口和地下盐水入侵、海洋动力增强，特别是风暴潮灾加剧、海堤失效等，这将严重制约沿海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尤其对我国沿海平原海岸城市群密集的地带，威胁很大。世界半数以上海岸受到侵蚀，这其中不同程度地包含有海平面上升因素的影响。从Bruun定律可知，微小的海平面上升可引起较大的岸线后退「13。海平面上升又为海水入侵提供了动力条件，海洋动力增强引起海岸侵蚀加剧「14。海平面上升，滩涂地带首当其冲，据估计「15，海平面上升0.5m，滩涂将损失24％～34％，如上升1m损失44%～56%，使低潮滩转化成潮下带。虽然我国重要的平原海岸地区有海堤的保护「16，海岸线受人工约束，海平面上升无法保持原状向陆位移，但会引起海滩的下蚀，危及海堤和海港等工程设施。同时，海平面上升不仅使沿海湿地面积减少，而且湿地受海水地下入侵而加剧盐碱化。目前海岸侵蚀的各种因素中海平面上升的影响比重较小，但海平面上升的影响具有长期性、潜在性和累积性。5结语中国的河口海岸是对外开放的前沿，也是开发海洋的重要基地。新世纪中国的河口海岸面临着巨大的资源和环境问题的挑战：入海泥沙的锐减、污染物增加、湿地丧失、海平面上升等。针对这样的挑战，首先需要加强基础研究，通过基础研究为我国海岸带和流域开发重大工程决策、海岸带环境保护与管理乃至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调整提供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其次，进一步通过对策研究，决定实施办法，以法律形式决定下来作为国策，有力促进新世纪沿海经济带和流域经济带的协调发展。
近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篇（8）
引言
河口是流域和海洋的枢纽，既是流域物质的归宿，又是海洋的开始；海岸是陆地和海洋的过渡带。河口海岸是陆海相互作用的集中地带，各种过程（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和地质的）耦合多变，演变机制复杂，生态环境敏感脆弱。河口海岸地带又是经济发达、人口集居之地，世界60％的人口和2／3的大中城市集中在沿海地区，日益加剧的人类活动增加了河口海岸地区的压力。同时，流域的高强度开发，如森林的破坏、高坝的建设、跨流域的调水、化肥的大量使用等直接影响到河口及其邻近海域，加上全球变化、全球变暖问题，如海平面上升引起的海岸侵蚀，从而导致严重的环境恶化、资源破坏和灾害频发，对人类生存环境安全和生存质量构成严峻的威胁。因此，河口海岸的研究、开发和保护是当前世界沿海国家和科学家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纷纷提出了研究目标、计划和治理对策[1—3]。
河口海岸带汇聚各种陆地（流域）物质：淡水径流、泥沙和化学物质，在海洋动力波、流、潮及其巨大能量的作用下，改变其例边界和底边界以及区域生态环境[4]。入海泥沙及化学物质的75～90％归宿于海岸带。因此，以流域为纽带的人类高强度经济活动赋予流域环境的压力最终向河口转移、汇聚，通过物质和能量通量的变化对河口三角洲及其邻近海域的环境产生深刻的影响。
中国海岸线长18000km，拥有37万km2的领海和约300万km2的海洋专属经济区。据20世纪80年代统计，我国入海河流总经流量，占世界人海径流总量的3.9％；总输沙量占世界总量高达10％以上。其中，长江、黄河和珠江三大江河的径流和输沙总量分别占全国的73％、82％左右。中国沿海地区城市化程度高、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占陆域国土13%的沿海经济带，承载着全国40％左右的人口，创造全国60％左右的国民经济产值，它的发展对海岸带资源环境有极大的依赖性，也使海岸承受沉重的环境压力。与此同时，面积约300万km2（占国土的31.4%）的长江、黄河、珠江三大流域聚居7一8亿人口，人类生存发展对流域资源的需求之切和赋予环境的压力之大不言而喻，它是人类活动最频繁而强烈的区域，植被破坏、建坝筑库、截流引水、工业和民用污水排放、农药化肥面源污染等产生的环境后果势必向河口及其邻近海域传递转移。近年来，大河口及其邻近海域已出现许多引人关注的问题。正在建设的三峡工程、小浪底水库和择日而举的南水北调工程还会进一步改变长江、黄河中下游的水沙过程及通量，所有这些会对东部沿海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冲击，也是当前我国河口海岸面临的严重挑战。
1挑战之一：河流入海沙量急剧减少
河口是流域物质入海的必经之地，是陆海相互作用的通道，陆地的物质流一水、沙、化学物质，通过这个通道输送海洋[5]。在河口和邻近海岸陆海相互作用中，河流入海物质是海岸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据估算，每年由陆地进入海洋的物质约有85％是经河口搬运入海的，可见，河口在陆地物质入海中起着重要作用。陆海物质交汇、咸淡水混合、径流和潮流相互作用的河口地区，产生各种复杂的物理、化学、生物和沉积过程。其中，入海泥沙的变化是一个重要方面。河流入海物质在口外的扩散，形成的冲淡水飘浮在盐水层上面，形成河口锋，泥沙在河口沉积，形成三角洲。
我国主要河口与世界上其它许多河口一样都面临着入海泥沙显著减少的现象。全球入海的泥沙总量为180一240亿t/a[6]，在50～80年代，我国河流每年挟带20亿t的泥沙入海，占全世界人海泥沙的10％，其中主要是黄河和长江，两大河流占80％左右。黄河过去年输沙12亿t，素以多沙称著于世。黄河在1960年由于三门峡水库截流出现第一次断流，之后，自1972年起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黄河下游断流日趋严重（图1），1997年利津水文站就断流13次，累计226天，河口330天无水沙入海。黄河的断流导致入海泥沙锐减，近几年的黄河来沙仅相当于50年代的l／60，2000年黄河入海泥沙不到2000万t。转
长江年入海泥沙在70年代以前近5亿t，近30年来入海泥沙有明显的减少趋势（图2），90年代比60年代减少了l／3，比80年代减少21％，到2000年入海泥沙为3.4亿t。而长江的入海径流50年代以来呈波动变化，并没有减少的趋势。
珠江三角洲河道大量采沙，使得入海推移质泥沙大量减少。中小河流存在同样的问题，渤海湾沿岸许多入海河流成了有河无尾的现象，如滦河入海泥沙在引滦工程后减少了95%[7]；胶州湾80年代的入湾河流泥沙量仅相当于50年代的2～3%。浙江一些山区河流因上游大量用水，河口航道由河控型转变为潮控型，引起了航道的淤积。可见，目前主要因黄河、长江入海泥沙通量变异，近年我国河流入海沙量比过去减少了一半以上。
河流入海物质流是一个变数，变数的原因有自然的，有人为的，其中流域人类活动已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泥沙的变化有人为因素造成的植被破坏和恢复。中国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的植被破坏严重，水土大量流失。而近50年来，我国的森林覆盖率由1949年8.7％增加到2000年的16.55％，这有利于水土保持。我国海岸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河口众多，淤泥质海岸分布广泛。近年来流域开发日益加剧，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率不断增加，高坝占世界的一半，加上跨流域的调水工程实施，对河流入海沙产生明显的改变。河流入海泥沙的改变，直接引起河口三角洲及其邻近海岸的冲淤演变。水库的建设对水起到调控作用，而对沙则起了拦截作用。目前我国大中小水库有84944座，主要集中在三大流域长江、黄河和珠江，共计占75％以上，其中长江流域就有43948座，占一半左右，黄河及华北平原9842座，占11.6％，珠江主要部分10845座，占12.8%。当务之急要考虑的问题是，即将竣工的长江三峡工程对径流的调节和泥沙的拦截；即将实施的南水北调工程，东、中、西线分别调水130一170、130～140和120一170亿方，对长江口水沙条件的改变引起的生态环境变化。我国的入海泥沙从80年代以前入海泥沙的总量近20亿t，至20世纪末降至不足10亿t，甚至可能只有5一7亿t。入海泥沙锐减带来一个新的挑战就是，河口三角洲海岸岸滩在新的动力泥沙环境条件下发生新的冲淤演变调整，过去淤涨型河口海岸，淤涨速度减缓、转化成平衡型蚀型。黄河三角洲从过去年均造陆23km2，演变为大面积的侵蚀后退，使胜利油田受到潮淹堤坍的威胁；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滨海湿地大面积丧失和滩涂资源减少。尽管近年来长江口期间带滩地保持着较高的淤涨趋势，但水下三角洲堆积速率已明显趋缓，初步研究表明，近20年长江口水下三角洲已出现大范围的侵蚀，这一问题不容忽初。
2挑战之二：入海污染物质显著增加
河流入海物质流除了淡水径流及其挟带的固体径流一泥沙外，还包括化学径流（污染物和营养盐）。入海化学径流因为人类活动而呈现恶化现状，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农田大量施肥和城市工业化发展排出的大量污水。我国的农田面源污染严重，化肥施用量与年俱增，从1978年的884万t增加到1999年的4124.3万t，20年时间增加了4倍多（图3）。近年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十分快速，50年代我国城市化程度仅为10～12%左右。90年代中期近30％，而目前城市化程度已达36％。城市化导致城镇人口急剧增加，从而用水量也大量增加，1985年全国生活用水量仅51.9亿t，而1999年全国供水总量达467.5亿t，其中生活用水189.6亿t，生产用水236.5亿t。城市化导致了污染化，就陆地水而言，我国的水质污染非常严重。目前，我国七大水系和内陆河流约50％以上河段水质为IV类、V类或劣V类水[8]。全国1997年废污水总排放量584亿t，城镇污水排放量达584亿m3/a[9]。全国河流长度有70.6％受污染，根据10万km的评价河段，IV类以上47％，而1984年IV类以上21.8％。1999年长江总评价河段31106km，其中I类水质仅6.6%，Ⅱ、Ⅲ类水质39.5％和33.1％，IV类以上达20.8％。长江三角洲地区IV类及以上占82.5％，所以，长江口及杭州湾排海污水所引起的海水污染范围较严重。另外，人类快速增长的海洋开发利用，导致残水区域正经历废物排放、热与辐射污染、疏浚、海岸建筑、采矿和掠夺性开发的巨大影响。
由于大量污水排放入海，使得近海海域水质恶化。沿海不少河口、海湾以及大中城市邻近海域环境质量逐年下降，近海污染范围不断扩大，海域污染事件频繁发生。根据1999年全国近岸368个监测站位数据表明：我国近岸海域水质以劣IV类和Ⅱ类为主；主要污染因子是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总体上东海污染最重；其次是渤海、南海、黄海。报道称“沿大部分滨海地区，水质劣手I类海水水质标准的区域扩展至距岸10—30km，而江苏、上海、浙江以及辽东湾沿岸，已扩展至距岸120——200km处”。长江口营养盐入海通量和污染物排海量大幅增加，以致长江口及邻近海域成为我国沿海劣质水分布面积最大、富营养化多发的区域；长江口水质标准不到IV级。由于水质恶化，沿海赤潮频发。近年来，我国急速成为一个赤潮灾害多发的国家，自1972年起发生频率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每年损失以10亿元计。其中东海发生频率最高，其次为黄海和渤海、南海、长江、珠江口外海域都发现了底层缺氧区。富营养化是我国近岸海域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以无机氮、无机磷为代表性营养盐在我国四个海区均严重超标，特别是在城市集中和工业化发展迅速的近岸海域。所有这些都表明，由河流入海物质通量变异引起的河口海岸带的生态安全和人类生存环境正面临严重的威胁。
3挑战之三：河口与滨海湿地丧失与修复
湿地是生命之水，是人类最重要的环境资源之一，它具有多种功能，有降减污染、改善环境的作用。它是多种野生动植物，特别是许多濒危水禽赖以生存和繁衍的场所。保护和合理利用湿地资源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持生态平衡、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湿地面积（包括滨海、河口、河流、湖泊和沼泽）大约2500万ha，占全国国土面积的2.6%，其中河口和滨海湿地约为500万ha，是极为重要的两大生态系统。
然而，由于对湿地保护认识不够，不当的人为活动使近年来我国湿地面积迅速减少，致使湿地的生产和生态功能迅速降低，湿地生态系统正面临衰退的严重威胁。海洋环境质量公报中反映出：芦苇、沼泽、泻湖等滨海湿地丧失约50%，我国红树林从50年代的5万ha降为目前的1.5万ha，丧失70％以上，珊瑚礁由于人为开采、电厂温排水、海上倾废、透明度下降等，近十年来，近岸珊瑚礁80％遭不同程度破坏。海岸侵蚀、滩涂围里等使得滨海湿地面积减少。如黄河三角洲原生湿地总面积约4500km2，其中潮上带湿地2000km2，潮间带1000km2，潮下带1500km2。80年代以来，随着黄河断流的不断加剧，下泄泥沙的锐减，黄河三角洲原生湿地不仅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正面临新的挑战和严重威胁，而且受海水侵蚀，大面积后退，期间带湿地范围减少。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使人类认识到，破坏湿地就是破坏自己的生存环境，保护湿地就是保护人类自己。保护湿地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专门签署了湿地保护公约。1992年我国加入了国际湿地缔约国，一方面在原有基础上加强滨海湿地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另一方面也加强了湿地的研究。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建立了各类自然保护区73个，其中部级的18个，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物资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湿地保护方面有下列问题需要注意：其一，我国海岸地带变化情况差异甚大，有的是淤进海岸，有的是依退海岸，有的相对平衡，而淤进海岸有快有慢。对于不同的海岸动态，湿地保护应有所差别，因此湿地需要采取动态保护；其二，目前国际上十分重视海岸湿地的修复工作，改善海岸生态系具有的特殊功能和恢复生物的多样性。这种恢复工作也是因地而异，如美国河口修复组织制定2010年100万英亩修复目标[10]，其中也包括种草和群众教育等工作。我国沿海省市实际上已在做了一些湿地修复工作，如长江口九段沙生态工程，大米草种植以及多种形态的生态工程。今后在修复工作方面需要加强深化研究，有效地组织实施。
4挑战之四：海平面上升及其影响
目前，全球性增温和海平面上升及其影响已引起了世界沿海国家的高度重视。据IPCC（1995）对过去100年的海平面评估认为上升了18cm，对全球海平面变化的预测认为2050年时将上升20cm，2100年时上升49cm[11]。根据近40多年的验潮资料分析，中国沿海海平面上升速率为1.4～2.0mm/a，与全球上升速率一致[12]。对于局部地区来讲，海平面变化更重要的是其相对变化。相对海平面上升由三个因素叠加而成：全球性（绝对）海平面上升、区域地壳下沉和抽取地下水或沉积物密实等引起的地面沉降。我国沿海，尤其是几大三角洲地区，因人为原因地面沉降严重，区域性的相对海平面上升速率远大于全球海平面的上升速率。
近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篇（9）
关键词 ：福安 城市化发展 生态环境 耦合度
城市化属于人口、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共同发展的综合产物，是一种难以逆转的必然趋势[1]。从20世纪初开始，世界各国的城市化进程普遍加速，在1800年时，城市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数量的2．5%，而到2010年时，全世界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在城市中工作与生活，预计到2030年时，这一比例更是会高达65%。在我国，城市化进程同经济与社会发展有较为密切的关注，在1949年时，城市人口和全国总人口的比值大约为1：9，而到2008年时，这一比值则改变为1：1.7。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得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比如城市自然环境、地理环境的转变，再比如资源结构、资源形态等方面的变革，这些都将造成最终的资源分配利用方面的问题[2]。这些问题已经为国内外学者所广泛关注，分析研究城市化同生态环境间的耦合关系，寻求出一条人和自然、社会和自然的优化协调之路，是目前我们所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议题。
一、研究区域基本情况
（一）城市概况
福安市地处福建省东北部，位于闽东中心地带，该市东邻柘荣县、西接周宁县，南与宁德市相接，北和寿宁县毗邻，东西距离37千米，南北距离80千米，是闽东北地区的活力城市。福安市是中国绿竹笋之乡、民间船舶修造基地，同时也是中国科技工作重点市、体育先进市，沈海高速、福泰高速等越境而过，使该地区形成了半小时交通圈。福安市目前辖有两个省级经济开发区，分别是福安经济开发区与福安畲族经济开发区，共有5乡、13镇、4街道，全市人口总数近70万人，其中有十分之一左右为畲族。
从地形地貌上来看，福安市位于鹫峰山脉、洞宫山脉及太姥山脉之间，山体走向大致是东北至西南，中部交溪河畔为平原与丘陵，地势由北到南方向倾斜，东西高，中间低，是南北走向谷地。从气候上看，福安市气候湿润温暖，是亚热带海洋季风气候。因为处在低纬度地带，又加之濒临东海，受到季风环流影响所致，四季明显而夏季稍长，雨量集中，台风频繁；又因为境内山地地貌的影响，气候还具有垂直分布特点。
（二）城市化发展概况
从改革开放以后，福安市各项经济与社会事业即取得了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渐渐增速。2013年，全市共完成生产总值136.02亿元，依可比价格来说，较2012年增加了12.9%，连续5年呈现出两位数高增长态势。城镇人口比重为41.2%，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907元人民币，较2012年增长8.7%。福安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93至2013的20年里，增长规模翻了15倍[3]。
（三）生态环境概况
随着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福安市第二产业所占的国民经济比重有所降低，可是依然占据相对重要的地位，其中船舶制造业、轻化工业等给环境造成的压力不可小视。在1993至2013年里，福安市工业废水排放量在1998年左右达到最高峰，之后开始逐步降低，可是固体废物排放量与工业废气排放量却未见降低，而是有所增加，到二十一世纪后进一步提升。直到最近三年，废气与废物的排放量才有所缓解，但是却远没有达到理想状态。特别是行业结构的相似性特点让重复建设问题与过度竞争问题显现，均造成了环境治理的高难度状态，环境问题依然不容忽视。
二、耦合理论与研究方法
（一）基本理论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各有其独立特征。
比如城市化的特征在于，首先，某一城市是人类生产生活活动的集中地区，城市持续扩张，农村用地量降低；其次经济结构出现新的变化，农业活动的主导经济状态发生根本性改变；而第二和第三产业则出现蓬勃发展；第三，出生率与死亡率一类的人口结构指标出现显著变化；第四，新兴城区规模较小，一般处在城乡交界地带。
再比如生态环境的特征在于，首先，生态环境内的各要素互相联结为一个整体；其次各要素的表现多样化[4]；第三，生态环境不断循环，只要合理利用，便能够持续应用，而肆意破坏则会显现出恶性循环的后果。
在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各自的特征研究基础上才能谈及二者的耦合。所谓耦合，原本是物理学中的概念，意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体系、运动形式利用相互作用关系而出现彼此影响的情况。因此城市化同生态环境间的耦合关系，实际上就是城市经济发展、人口变动、空间结构调整及生活水平状态几方面同生态环境各要素及特征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总和。
发达国家污染以后再治理的教训带给我们深刻的反思，就是说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一定要同时兼顾经济增长及环境保护两方面内容，二者的耦合度研究恰可以为两者兼顾的研究提供帮助。
（二）构建指标体系
一是城市化方面的指标体系，对于某一地区来说，城市化的过程也就是人口变迁、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升与空间范围扩张的过程，因此城市化方面的指标体系便可以从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社会城市化及空间范围城市化几个方面进行选择，并且全面考虑到各项数据的准确程度（具体如表1所示）。
二是生态环境方面的指标体系，生态环境里面所包含的内容较为丰富，如水质、土地、大气、生物、资源等皆不能忽略。从宏观上讲，生态环境能够被划分成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两个类别，本文侧重于探讨城市化同生态环境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协调，因此偏重于社会环境、人类活动对环境所造成的具体影响。
（三）研究方法与讨论
首先应用因子分析法，例如可以采取spss软件里面的因子分析法进行城市化水平及生态环境情况的综合评价分析。因子分析法能够按照变量间的有关程度予以原始数据的再度组合，并将其综合为几个有限变量，也就是公共因子。一个公共因子表示一组有关程度较高的最初变量。因为公共因子里面含有了最初变量中的很多信息，故而利用对公因子的再命名和解释，能够从中挖掘到变量间结构及特征，让分析结果更为科学与准确。具体的实施方法是：借助spss软件，对已经标准化完成之后的数据给予因子分析，得到每一个指标的贡献率，还有它们的累计贡献率，按照累计贡献率提取出前n个因子，当作它们的公因子，接下来按照公因子得分及标准数据，予以综合得分计算[5]。
其次应用耦合协调度方法，耦合度即为对系统及要素相互之间影响程度的准确描述，而协调度则意为系统里面耦合协调情况的定量模型。因此这种方法能够对城市化水平同环境承载能力间的协调程度予以描述。
按照上述方法分析可以知道，2013年福安市城市化发展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特点。其具体表现是：穆阳镇、穆云乡、康厝乡等地区的耦合协调程度较好。而其部分则相对偏弱，这些耦合协调程度较好的地区，一方面依赖于本地区的生态环境优势，另一方面也依靠先进的环境保护经验。这些区域需要保持这样的良好发展态势，其发展经验亦值得其他地区加以借鉴。白马港城区的耦合协调度不高，该地区下辖一个市级开发区、一个市级工业集中区，还有两个镇，工业发展水平较高，而耦合协调度状态不良，则直接说明该地区近些来的快速发展，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已经滞后，难以同城市化发展相协调，该地区需要注意环境保护工作的研究。对比而言，福安市中心城区虽然此前出现过一些环境问题，但是近些年的治理工作做得较好，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三、结论和讨论
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城市化发展同生态环境间存在的矛盾，已经是本世纪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最为显著的问题。本文利用对福建省福安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状态的变化予以分析，得出下述研究结论。
一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该地区化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是呈现不断变化的，以2000年为界，2000年之前协调度不够，耦合状态数据为负，说明这一时期的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生态环境情况也不够理想，社会发展速度较慢。2000年之后，协调度有所好转，耦合状态数据为正，这个阶段福安市城市化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都处在优化发展的状态，二者协调情况很好。
二是2012年福安市城市化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间的耦合协调程度有一定的地区差异性情况出现，除了穆阳镇、穆云乡、康厝乡等地区的耦合协调度表现较为理想以为，其余绝大多数地区都有待提升，特别是像白云山景区、溪塔葡萄沟、清泉洞以及瓜溪刺桫椤保护区等地，环境保护工作尤其应当做好，以便用环境带动经济发展。
三是当前福安市城市化发展进程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国内生产总值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人口结构及产业结构得以持续优化，同时百姓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另外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却不能不引起注意，比如资源与能源的粗放型应用，工业污染还在各区、乡镇普遍存在[6]，城市生活污染也迟迟未能得到根本性解决等等，这些环境问题反过来又会对城市化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直接导致福安市近几年经济增长减速，发展速度明显不如邻近的宁德市与寿宁县。为了满足福安市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要求，建议从整体大局出发，合理规划城市化同生态环境两者间的协调关系，做好产业结构调整工作；同时，要保证节能减排工作落到实处。要对目前已经创立实施的环保制度进行调整，在此基础上建立形成科学化监督管理体系，并利用各种宣传工作增强全市百姓的环境保护意识。要基于可持续发展的思维高度，对人口、社会、经济、环境等进行协调，让可持续发展进入到更合理的状态。
参考文献：
[1] 肖建峰.我国区域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D].暨南大学：统计学，2014.
[2] 严姗.北疆地区城市化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灰色关联性分析[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01），42.
[3] 高增芹.基于城市化质量的武汉市城乡一体化及其时空变化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自然地理学，2014.
[4] 安贵鑫.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对比分析研究——以青岛、深圳市为例[J].河南科学，2014，（09），19-20.
近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篇（10）
宁夏资源丰富,自然条件差异比较大,适合于发展各种特色经济产品。如何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机遇,大力发展宁夏经济,保护和改善宁夏的生态环境,实现宁夏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宁夏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过程中需要解决和处理的关键问题。只有很好地把握经济和环境二者密不可分的关系,解决和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各种矛盾,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一、宁夏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1、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多年来,宁夏人民艰苦奋斗,努力改善生态环境,缓减了生态环境恶化的速度,但由于宁夏是全国生态系统最脆弱的省区之一,森林覆盖率只有全国的一半,森林调节气候、涵养水分、防止水土流失与荒漠化功能较弱。加上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宁夏又地处中纬度内陆地区,变暖程度在0.8℃左右,尤其是近10年来全区平均气温已达到了有历史记录的最高阶段。在气温升高的同时年降水量逐渐减少,干旱日趋显著。干旱的频繁发生,加剧了荒漠化进程,也给生态环境的改善带来了巨大困难。生态环境整体改观的态势还没有形成,恶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从根本上改变恶劣的生态环境任重道远。
2、水资源日益紧缺,发展节水农业投入较大
宁夏是水资源极缺的地区之一,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不足全国人均水平的十分之一,也低于西北其他省区。据水文资料统计,近10年来,宁夏黄河来水与正常年份相比减少近30%,灌区遭遇了50年来最为严峻的缺水困难。面对严峻的缺水形势,全区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大灌溉设施老化失修、田间节水灌溉设施建设滞后、先进的节水措施难以推广等主要问题没有根本改变。加之近年来宁夏工业用水逐年增加,为加快工业发展,自治区采取农业水权转让的方式,提供工业用水。虽然农业节水潜力大,前景好,但从根本上改变引黄灌区灌溉条件,投资大,任务艰巨。
3、产业化经营水平低,特色产业优势发挥不足
尽管宁夏枸杞、清真牛羊肉、奶产品、马铃薯、粮食、蔬菜等产业比较优势明显,但因产业化经营水平较低,技术水平、资金投入、生产效率和营销管理比较落后,产品科技含量较低,品种、口味、保鲜、深加工和安全性不足,制约了优势特色产品产业的发挥。
4、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扶贫开发任务依然艰巨
经过近30年的扶贫攻坚工作,南部山区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2008年,宁夏山区8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578元,比上年增加388元,增长17.7%,已基本解决了温饱,群众的生产、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截至2007年底,宁夏全区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总数为33.6万人,西海固地区贫穷和落后的面貌依然存在,特别是中部干旱带还有20多万人居住在生态失衡、干旱缺水、偏远分散、不具备基本生存条件的地方,全区扶贫开发任务依然艰巨。
二、宁夏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之间的关系
1、抓住机遇,发展经济
宁夏必须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创造一切条件,大力发展经济。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才有可能使其他事业同步发展。经济的大发展,使科学、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等事业的发展有了经济保障,也使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也就有可能发展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才能使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得到广泛提高。因此,宁夏社会发展的根本是发展经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
2、宁夏经济发展与环境建设要统筹兼顾
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更要注重和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生态环境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它有其固有特征和发展变化规律,人类只有引导和顺应其发展变化,才能够从生态环境中不断获取人们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才能够与自然环境和睦相处,和谐生活。由于历史的原因,宁夏生态系统的调节能力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要更加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要做到时时、事事不忘生态环境保护。宁夏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二者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密不可分的关系。美好和谐的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只有生态环境和谐发展了,宁夏的经济发展才有了保障,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三、宁夏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的思考
宁夏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机遇和挑战并存,西部大开发为宁夏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机遇,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为宁夏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政策条件。当然,宁夏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也面临许多不利因素。如何抓住历史机遇,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处理好各种矛盾和冲突,大力发展经济,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使二者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显得非常重要。因此必须更新观念,创新方法、创新机制,加快宁夏经济社会的协调快速发展,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
1、进一步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和全体公民环境保护的意识
要通过对领导干部和公民环境保护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他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同时,要使各级领导干部和全体公民牢固树立环境意识,坚决防止那种将环境保护只挂在嘴边,只当作一句口号,而不付诸实施的错误做法。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要狠抓落实,真正做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合力,共同改善和恢复宁夏美好的生态环境。
2、加大生态环境建设资金的投入力度
充分发挥国家宏观调控作用,进一步增大国家财政和地方政府对宁夏生态环境建设资金的投入力度,发挥政府在生态环境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同时,动员各方的力量,通过引进外资、发行国债、发行国家生态环境建设债券等方式筹集资金,采用投资补贴、减免税收、财政贴息等政策,积极引导民间闲散资金、企业和个人投资,实现宁夏生态环境建设资金投资的多元化。
3、植树种草,增大绿地面积
森林、植被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气候、防风固沙的重要作用,对宁夏生态环境建设和经济的持续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和强化植树造林、种草种树工程,全民动员,开展植树造林,植树种草。进一步加强林地和草地管理,开展荒漠、沙漠土地的综合治理,逐步实现沙漠绿洲化,使宁夏人均绿地面积有大幅度的提高,以加快改善生态环境的步伐。
4、发展生态的循环经济
发展生态的循环经济是宁夏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宁夏资源丰富,人口稀少,有着发展生态经济的巨大优势和潜力。通过发展生态的循环经济,能够使宁夏的经济、环境统筹兼顾,使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得到充分发挥,能够把生态资源的社会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之间的正回馈,使宁夏经济社会发展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轨道。宁夏的经济发展必须打破常规,决不能重走以生态环境恶化作为代价换取暂时的“经济发展”的老路,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生态的循环经济,使宁夏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生态环境得到保护和改善,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的“双赢”。生态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注重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注重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循环利用,其基本概念是注重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经济。该模式是建立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建立在人类的环境和资源意识非常强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合理、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极大地发展社会经济,实现资源的经济、节约利用。环境优先,尽可能地保护人类居住的生态环境,实现工业发展和农业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实现生物物质链的循环利用,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得到很好的保护,实现资源利用、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友好发展,为人类生存创造美好的居住环境。
随着人类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当前的能源结构、资源结构、环境状态已不能支撑现有的发展模式,特别重要的是随着煤、石油等能源的耗竭以及环境保护的需要,如果没有基于科技进步的大力开发,能源和资源将难以支撑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不久的将来,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必定走到尽头,必须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道路。基于碳氢化合物的经济将逐渐转变为基于碳水化合物的经济,逐步地将工业革命世纪转变为生物技术世纪。在这种转变过程中,要依靠生物技术才能将来源于太阳能的可再生资源―碳水化合物转变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工业原料和能源。这种能源结构和资源结构的转变将直接关系到宁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宁夏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状况决定了宁夏的经济发展必须走生态的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
5、进一步加强生态产业经济的发展
在宁夏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注重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生产经营方式,根据本地区自然条件及资源特点,使产业结构与生态环境建设相结合,充分发挥产业市场的调节作用,大力发展生态的循环经济和绿色产业,真正实现宁夏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总之,宁夏生态环境的现状决定了宁夏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发展生态的循环经济。只有充分认识宁夏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预见性地提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策略并着力实施,才能使宁夏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保持协调、可持续发展。
注:本文为08校级课题《宁夏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良性互动机制研究》部分内容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