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林业经济增长的意义及内涵
林业产业在环境保护过程中占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不仅仅关乎着环境生态的平衡，更是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发展。林业经济增长是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重要内容，我国的经济学研究者们根据国际的经济增长理论对我国的林业经济增长内生机制以及内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提出了林业经济增长指的是国家及地区的林业经济所产生的劳务和物质在一个较长时间内的实际总产支出的持续增长。随着当前世界经济向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发展，林业产业也已经成为了当前我国贸易发展的主要趋势，林业经济的增长将对经济的变革和社会的进步产生深远的影响。林业经济增长能够把国家的经济带向一个新的高度，将国家林业与地区林业有形或者无形的限制打破，使林业产业达到统一化、合理化、科学化、规范化和严谨化的产业高度，林业产业通过经济的持续增长，对扩大就业、保障生态安全等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林业经济的增长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就业增收甚至于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有着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
3林业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研究探讨
3．1林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整理，总结出影响林业经济增长的因素可以分为以下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单因素对林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主要指的是科技投入、主要投资以及劳动力等单独因素对林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二个层面，多因素对林业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有关学者研究分析，认为经济增长主要为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主要包括技术、资本、劳动力等三大要素，这三大要素的配置方式以及投入水平都能够对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水平产生一定的影响。林业经济增长的多方面影响因素除了这三方面，还包括经济市场、运行制度，以及国家政策等其他影响因素。从不同角度的研究结果来分析，普遍存在着一个观点，那就是学者们一般都认为经济增长是各种要素综合贡献的结果。
3．2林业经济发展的问题我国林业经济发展的问题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3．2．1稳定性较差根据相关的林业经济增长分析相关文献，总结出我国林业经济现阶段的运行状况良好，总体是呈现着增长的趋势发展，但国民经济增长远低于林业经济波动，造成了林业经济发展稳定性较差的现象发生。
3．2．2地区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由于我国的林业经济发展较快，但是地区却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这就导致有些地区的发展速度远远高于其他地区，虽然有些地区在本土资源拥有量上具有着绝对的优势，但是却没有完全对其进行利用，直接影响了发展，造成了全国区域的林业发展难以达到统一的水平线上，进而令各区域的资源拥有量的利用率不高。3．3林业经济发展的问题对策针对于林业经济发展问题的合理化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几点。3．3．1调整发展策略国民经济的发展与林业经济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我国应该根据国民经济的运行新机制对现行的林业发展政策加以调整，现阶段，我国实行的是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型与资源节约型社会，因此可以在这个大前提下对林业经济的发展策略进行合理科学的调整，进而推动森林资源的有效性利用，令林业得到快速稳步的发展。
3．3．2加大林权改革的力度如果想要实现林业经济的发展就要加大林权改革的力度，继续推进以林权改革为基本核心的林业改革，大力建立和完善林地使用权的相关制度体系，同时也要相应对林业行政管理机构制定更为严谨的监督管理体制，这样才能在根本上对林业经济发展的问题进行整治，进一步促进林业发展脚步。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收录日期：2014年4月9日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演变过程
20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哈罗德和多马分别根据凯恩斯的思想提出了经济增长模型，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产生。这一模型假定，一个经济只生产一种产品，而资本-产出比保持不变，同时，储蓄率、人口增长率保持不变，并且不存在技术进步和资本折旧。基本形式为G=s/v。式中，v为资本-产出比；s为储蓄率。模型表示，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成正比，与资本-产出成反比。哈罗德-多马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当实际经济增长等于资本家愿意的经济增长率并且等于人口增长率时，经济才能处于稳定增长状态，但同时认为，这一增长路径是一“刀锋”。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各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模报酬不变，认为经济是稳定增长的，而且这种稳态增长率是外生的，独立于储蓄率。索洛模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和改变资本-产出比率为常数的假定，发展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但索洛仍然没将技术进步作为重要因素纳入模型，这是一个重大缺陷，因为技术进步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是现实中一个明显的事实。1960年，索洛和米德对该模型进行补充，在原有模型中引入了技术进步和时间因素。修正后的模型被称为“索洛-米德模型”，其基本公式为：
G=aK/K+（1-a）L/L+T/T
上式中T/T代表技术进步。索洛模型和之后的索洛-米德模型不仅体现了凯恩斯主义，而且体现了新古典学派的经济思想，常被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所阐述的增长理论被称为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技术进步率外生的假定不符合现实，储蓄率外生化且与稳态增长率无关结论受到质疑，这些与人们对经济增长问题的实证研究经验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产生内生增长理论，弥补上述的三个缺陷。
20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经济学认为，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到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期增长率是正的结论。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弥补了新增长理论的缺陷。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
内生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支，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解释经济的持续增长时导入了外生的技术进步，但是外生的技术进步率并没有能够从理论上说明持续经济增长的问题。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率是正的，这种正的经济增长率能够解释为什么收益是递增的。内生增长理论的观点是把知识和人力资本引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中，认为是由于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引起收益递增，强调了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罗默在阿罗的“干中学”基础上，提出了知识溢出模型，这种模型以知识生产和知识溢出为基础的。罗默假定代表性厂商的产出是该厂商的知识水平、其他有形投入（物质资本和原始劳动等）和总知识存量K的函数，而对于个别厂商的投入该生产函数表现出规模收益不变。但如果考虑K，这一生产函数对于代表性厂商和整个经济会产生不同的含义。对于代表性厂商，它将总知识水平K看作给定的变量，所以生产函数才表现为规模收益不变，但对于整个经济，假定整个经济是由N个同质的厂商组成的，生产函数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在此，把总知识水平K作为外部性的来源。除此之外，罗默还假定了k的增长率取决于k水平和投资数额。因此，罗默模型和“干中学”模型都是通过知识积累产生收益的性质和知识存量产生的外部性得到了内生的经济增长。卢卡斯认为，技术变化是由于教育部门引起的，如果社会能向教育部门配置一定的资源，就能形成新知识或人力资本，形成的新知识能够提高生产率，并且能够被其他部门免费获得，从而提高了产出。所以，根本不需要外在的增长发动机，仅仅依靠人力资本的积累就能够带来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
新古典增长理论是把技术看成是外生的，而内生增长理论把知识或技术看作是一种生产要素，是与传统的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是一样的，而且还是内生的，是由厂商的知识积累推动产生的。一国的经济要实现长期增长，主要是靠内生化的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水平来决定的。此外，知识和人力资本还具有外部效应，可以把投资与资本收益率作为知识存量和资本存量的增函数。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一个国家当前的知识存量越大，那么其投资与资本收益率越高，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也就越高。
三、内生增长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知识经济的兴起，各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国经济能否实现持续稳定的增长主要取决于知识的发展。内生增长理论把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强调了知识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应逐步完善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政策措施。
（一）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措施。现在中国一般劳动力并不缺乏，特别是在农村还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但缺乏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只有通过发展教育来加快人力资本的形成，促进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教育投入不断增长，但总体投入水平仍然不足。因此，应进一步完善我国教育财政支持政策，加快人力资本的开发与积累。首先，政府应直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使财政在教育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其次，政府应该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最后，要优化教育资金的分配结构，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
（二）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的政策措施。在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创新过程中，由于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具有正的外部性，私人成本会大于社会成本或者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从而使创新活动难以继续维持下去。因此，政府应该制定促进技术创新、弥补私人收益的激励措施。这种措施可以通过产权保护、政府补助、政府和企业签订协议来实现。对于产权保护，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由于知识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特征，其他厂商只需花很少成本就能从别人的知识中获得利益。比如，当某人完成了一个新的发现，并由此产生更大的经济生产力时，其他的人（或公司）会从中获利。虽然发明者能通过价格收费，但他得到的仅仅是社会从这项发明中得到的全部利益中的一部分，其他厂商会模仿学习他。在个人研究者承担完成发明时，社会得到正的外部利益。如果从发明中得利的每个人都必须向发明者付费，那么将产生远比现在更为强烈的发明动机。因此，当新技术出现时，应通过专利和政府法律保护开发者的产权，增加其收益，提高创新的积极性。对于政府补助，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企业在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载体。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具有外溢效应，能够促进技术的扩散和发展。因此，政府应制定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比如免除其应缴的全部或部分税款，或者按照其缴纳税款的一定比例给予返还等。这些税收优惠能够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私人成本，从而能够抵消由于知识和技术外溢带来的收益减少，能够激励企业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企业在技术的创新和研发过程中，新产品由于具有“投入大、周期长、风险大”的特点，因此研发创新就成为一种持续过程，产品回报期较长，容易面临资金短缺困境。所以，政府应通过直接向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或者通过财政补贴，减缓企业开发新技术过程中面临的资金短缺的困境，提高企业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的积极性。通过政府与私人企业签订协约，积极引导和推动技术创新活动。对一些基础设施等社会收益率较高的产业或项目，由于其回收期长，前期回收率低，流动性差，又缺乏一定的盈利模式，很难吸引企业去投资，对这些项目应由政府直接投资研究与开发。同时，知识、技术的内生积累与外生扩散是相互促进的，因此政府不仅要对基础研究予以资助，还要对企业的应用研究和技术改造提供财税方面的优惠，从而推动新技术的广泛扩散。
（三）坚持长期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不仅能通过自主研发实现技术创新，并且能够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利用技术的后发优势获得和接触新技术。卢卡斯认为，各国的经济增长是由于产业革命科技扩散引起的。通过引进技术，并在本国积极传播，能大幅度地节约成本尤其是减少时间成本。自主创新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合理利用引进的大量技术资源，会大大提高我国的生产力水平，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当然，我们在引进技术时，要进行科学的选择，避免重复引进，经过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有效扩散，提升产品的竞争力。为了能更有效地引进技术，政府应制定相关的贸易和税收政策，为对外技术交流和合作提供广阔的平台。然而，从引进技术到在经济中扩散、使用，并不是一个简单重复的过程，必须要有制度作保证。因此，政府要构建一个吸收、使用、消化新技术的制度环境。比如，对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加大资助，提供诸如技术信息、技术培训等公共服务，促进新技术的广泛传播和使用；在人才队伍结构方面，既需要高层次的创新人才，更需要大批有文化、有知识并能够将先进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职业技术人才和高素质的劳动者。因此，除了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外，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也成为提高劳动者知识水平和技术素养的重要途径。这对于引进和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开发本国技术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制定和运用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应该侧重于推动技术进步，政策不能把注意力都集中在经济周期的治理上，而忽视促进发展新技术的各种政策。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我国经济增长的格局将会发生变化，会由物质资本主导逐步转变为由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主导。与此相适应，国家应积极调整包括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在内的经济增长政策，构建促进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机制。但研究表明，我国目前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的贡献率非常低，经济增长主要还是由资本和劳动投入决定的。因此，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既要能够刺激资本积累的形成，又能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促进技术进步，就是把促进二者共同发展经济政策结合起来。宏观经济政策应同时关注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主要关注的是短期的经济增长，而内生增长理论更加关注的是长期经济增长以及相关的因素，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不是由外生因素决定的，而是由内生的技术进步决定的，同时强调政府的宏观政策在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一、引言
在我国当前阶段中，虽然资源总量非常的丰富，但是由于人口众多，将这些资源平均分配到每一个人手中时，分配的就会非常的少，在世界中占据中下游的位置。而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中，是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为主，虽然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是对资源的消耗也会非常多，实际的经济效益不是很高，而且，还会对我国人均资源的分配数量造成严重的影响。所以，最近几年中就开始逐渐的对其进行转型，向着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发展，可以有效的满足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针。而经济增长转型只是最近几年才提出的，效果还不是很好。因此，加强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理论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为国我经济增长转型提供重要的依据。
二、加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提升人力资本的积累
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哪一个领域当中，人力资源都占据重要的地位，因此，在发展的过程中，就要加强对人力资本的重视。西方发达国家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很早就对其产生了认识，所谓的人力资本，如果使用相应的公式体现出来，也就是A=B×C的形式，其中，A表示人力资本，B表示一个国家的总人口，C表示人口教育程度的均值。而在经济可持续增长理论中，物质资本及货币资本的相对关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对人力资本更加的重视，在其中的重要性逐渐的提高，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因此，为了使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就要加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提升人力资本的积累。
三、提高对R&D的投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在近现代中，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进行了多次科技的革命，而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科技革命在其中具有重要地位，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基本动力。在当前最新的科技革命中，就是高新技术的出现，其对以往的产业进行了一定的冲击，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升级，而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就推动了生产要素的升级，从而对资源的需求情况进行了重新的分配；并且，在经济增长中增加新的产业，具有有更高的发展空间。因此，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论是在资金上，还是政策与技术上，国家都要加大对高新企业的支持力度，形成相应的产业集群，增加其在经济市场中的地位，为过我可持续增长提供了有效地帮助。
四、可以的使用资源，保证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
众所周知，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经过长时间对各项资源的开发，也导致了我国各项资源逐渐匮乏的现象，为了能够改善这一现象并充分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在各个领域中实现合理利用资源的目标，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第一，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实现资源可循环利用；第二，减少高消费现象，并在生活及工作中注重资源节约，如利用太阳能来代替传统的矿物能源等；第三，完善生态农业建设，在农业生产中为了能够提升产量，从而提升经济收益，往往需要进行施肥等措施，然而此种措施虽然可以促进农产品增长，却会对生态造成一定影响，为了避免此种情况继续恶化，我国近年来一直提倡开展生态农业，使农业生态系统能够发挥出其真正的作用，促进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五、增强对外开放的程度，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快，我国各个领域均渐渐与国际接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的整体发展，尤其在我国正式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增长可以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促使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一直畅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因此我国在今后的发展中应继续坚持此国策，并不断进行深入、全面的改革开放，争取在各个领域中均能够应用到国外先进技术，在与我国技术综合应用的过程中不仅可以提升质量及效率，也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实现我国技术的更新和完善。另外，为了能够使我国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应在国际市场中建立起中国的产业部门，积极加入到国际高科技产业的创造中，以便于在我国建立起战略性产业，同时要注意与生态之间的关系，尽量避免对生态环境产生恶性影响。
六、总结
综上所述，在我国经济的增长过程中，经济可持续增长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保证我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前提下，不仅对环境进行了一定的保护，而且还大大减少了资源的利用，使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针得以更好的进行。在本文中只是作者个人的一些见解，其中还会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为了使我国经济更好的发展，本文只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期待更多的专业人士来对其进行研究，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使我国更好地进行经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6-0052-02
由于新古典增长理论无法解释实现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重新思考的基础上，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修正和发展，建立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综述
20世纪80年代中期，罗默研究了内生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认为，生产要素包括四个方面：资本、非技术劳动、人力资本和新思想。在这四个要素中，特殊的知识即新思想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他指出，一般知识能产生外在经济效应，使全社会都能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专业化知识可以产生内在经济效应，使率先使用知识的厂商获得垄断利润。内在和外在效应表明，知识不仅本身的收益是递增的，而且可以带动劳动和资本投入的收益递增，给厂商带来递增收益。他认为知识是经济体系的内生变量。知识积累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为长期稳定增长提供保证。
罗默认为知识积累是现代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新源泉。他认为，由于知识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超过物质积累的作用而处于支配地位，研究和开发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他还认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可以使知识在全球范围内加速积累，从而提高全世界的总产出水平。国际贸易可以使落后国家引入新技术来提高本国的劳动生产率，还可以通过引入新技术节约资源，把节约下来的资源用于新投资，这样就可以迅速发展经济，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卢卡斯把资本作为内生变量，建立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卢卡斯模型）。他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因素引入索洛模型，认为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他还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获得：一是通过脱离生产的学校教育，使人的智力和技术得到提高，从而提高职工的劳动生产率；二是通过边干边学来提高人力资本。这一理论拓宽了人力资本积累的途径，为缺乏教育经费的落后国家和地区找到了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方法。
除了研究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等内生因素以外，一些西方经济学者还通过探索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建立了一系列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分析模型。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阿施尔、巴罗等人的研究成果。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全面的修正与发展，它标志着体现外生技术变化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向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融合。这一融合强调经济增长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作用的结果。通过对技术进步、“边干边学”、知识积累、人力资源、政府支出等新问题的研究，从而解决了经济学中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内生经济理论已经在理论和实践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尽管目前还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中，但它从不同的分析角度，不同的分析模型，来解释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问题。综合起来有如下五类模型。
（一）AK模型
通过假定产出是资本存量的线性函数，将生产函数的关系式表述为Y=AK（A是反映技术水平的常数，K代表包括人力资本、知识和公共设施在内的广义资本）。这一模型揭示了产出与资本存量的线性递增关系，否定了资本收益递减的假定。在Y=AK模式下，经济是可以实现持续增长的。因此，从长期来看各国经济不会出现增长的极限问题，这就很好地解释了新古典理论遗留下来的增长极限的问题。
（二）知识的外部效应与“知识溢出”模型
罗默在《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论文中指出，经济增长除考虑劳动和资本两个因素外，还应加进第三个因素即知识。他认为，知识能提高投资收益，可以实现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知识也是一种生产要素，要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必须要在知识上进行投资。同时，知识具有外部效应或溢出效应。知识的运用具有共享性即非竞争性，这也是实现收益递增的关键因素。
（三）R&D模式
罗默在他的论文《内生的技术变化》一文中指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源泉是专业化的投入，即研究和开发部门（R&D）。他指出，专业化的投入是一种需要特别付酬的活动。技术进步与创新实际上是厂商旨在获取垄断利益的有意识活动，生产的规模收益递增是由技术的非竞争性与排他性决定的。用于技术研究和开发的资源的投入决定着经济率的高低。一个企业或一个国家要提高经济增长率，就必须增加用于研究和开发的资源投入。
（四）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
卢卡斯认为，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是具有特殊的、专业化的、表现为劳动者劳动技能的人力资本。卢卡斯将人力资本生产部门引入模型，提出通过教育积累人力资本的内生模型。他通过建模得出的结论是：人力资本积累决定着经济增长率。因此，一个企业或一个国家要提高经济增长率，就应集中人力物力生产和出口具有人力资本优势的产品。
（五）阿罗的“干中学”模型
阿罗认为，人们是通过学习而获得知识的，技术进步是知识的产物、学习的结果，而学习又是经验的不断总结，经验的积累体现在技术进步之上。企业在从事生产活动的同时，会逐步积累起有效的生产知识，这些知识反过来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阿罗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除了脱离生产岗位到学校学习外，还可以在工作中以积累经验等方式获得。
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湘南地区经济发展的启示
湘南地区是指湖南的南部地区，包括郴州、衡阳、永州三个市。湘南地区地处湖南的南大门，位置得天独厚，战略地位重要，区位、资源、产业优势突出。当前，国家的政策措施以及湖南发展的大环境，都给湘南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借鉴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促进湘南地区经济发展的启示。
（一）加强教育培训，提升人口素质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知识积累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提供保证。人力资本的正外部性，不仅取决于人们掌握知识的总体水平，还取决于人们对知识的吸收和消化能力。湘南地区应通过加强教育培训，提升人口素质。一是推进教育均衡发展。加大对偏远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力度，提高农村教育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推进教育资源均等化，提高城乡整体受教育水平；二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整合现有的职业教育资源，建设一批公共实用技术培训基地。以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重点行业和重点专业为纽带，以需求为导向，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链条深度融合，优化专业设置，提高职业教育水平；三是广泛开展在职培训。加强企业职工技能培训，提高职工队伍技能水平；四是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倡导终身学习观念，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提升全体公民素质。
（二）开发人力资源，建设创新型人才队伍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具有外溢效应。这种外溢效应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能够实现持续增长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湘南地区应以各类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为重点，以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为导向，推动人力资源开发。一是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在引进聘用理念上，坚持以需求为导向，讲求成本、注重效益。在引进聘用方式上，坚持市场配置为主，重点引进本地区的重点产业、重点行业和重点学科的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人才。积极探索选聘结合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加快培养一大批具有全球视野、现念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二是建立健全高技能人才管理服务体系。完善职业技能评定办法，实行职业技能资格认证制度；完善人力资源中介机构服务，规范人力资源中介服务组织行为，引导人力资源的合理有序流动。
（三）坚持自主创新，加快科技进步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的作用，认为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湘南地区要立足本地区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围绕特色产业、重点产业发展，大力引进和推广先进适用技术，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步伐，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以郴州为例，要依托有色金属资源优势，尽快突破一批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用科技创新驱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要制定和完善与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相配套的制度，构建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双向运行机制，将经济发展转变到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的发展上来，以促进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
（四）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承接产业转移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技术外溢效应，是消化和吸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最有效平台。湘南地区应利用国家和省里给予的各种优惠政策，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一是构筑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洼地。要主动策应国家实施的“中部崛起”战略、湖南省实施的“湘南大开发”战略以及承接产业转移“34条”政策，把湘南地区打造成产业转移的首选地，在承接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中抢占先机。二是加大承接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设立承接沿海加工贸易产业转移基础设施建设扶持基金，加快构建现代物流平台，推进以物资储备、商业配送、海关监管、集装箱中转、保税业务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物流园区建设。三是提高承接产业转移的质量。要充分发挥本地区的比较优势，增强产业转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提高承接产业的竞争力。要依托综合成本优势，积极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依托区位、交通优势，积极承接市场在外产业转移；依托产业优势，积极承接配套产业转移。
（五）推进制度创新，增强发展活力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制度作为一种支配经济活动并决定经济效率的重要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所以，政府应该积极推进制度创新，改革政府机构。一是建立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转变政府职能，规范办事行为，简化审批程序，提高服务质量和行政效率；二是健全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主要是完善政策法规制度，营造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法律环境；三是规范市场发展环境。主要是加强市场监督和管理，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参考文献：
[1]龚六堂.经济增长理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2-0017-02
一、以色列经济概况
位于中东的以色列国内自然资源极其匮乏，与邻国家关系恶劣，在其复国后六十年的时间里，人口总量从80万增长到720万，但经济却实现了50倍的经济增长，2011年人均GDP为31100美元，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并且成为军事、农业和科技强国，瞩目的成就值得我们探究。
以色列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历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是从1948—1970年，在此期间，以色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几乎翻了四番，人口增长至原来的3倍，这归功于以色列的企业家型政府，经济增长主要由政府发起并管理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所驱动，接下来是十多年的滞涨期。第二次飞跃是从1990年至今，在此期间，以色列成为全球创新的先驱地，这次飞跃中政府采取激励手段，促进企业家型私人部门的繁荣。以色列的创业公司在世界上密度最高，在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超过其他任何国家，2008年以色列的人均风险资本是美国的2.5倍，欧洲国家的30余倍，高科技产业成为以色列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本文所谈的是以色列第二阶段的经济增长。
二、技术创新和创造力是以色列经济增长的动力
每个国家都有天然的限制因素，以色列极有创造性地解决所面临的自然劣势，使问题变为资产。在干旱缺水的沙漠地区，以色列成了沙漠农业、滴水灌溉以及减少土壤盐分领域的领航者，20世纪60年代开发的滴水灌溉技术，发展成为耐特菲姆公司，现在其技术销售全球110多个国家，同时以色列的农业生化技术、土壤曝晒和工业废水持续利用等领域走在世界前列。同样，面对外部战争威胁和压力，以色列以技术占得先机，投入大量的研发费用，解决军事上的问题，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个实用反导弹系统，生产出最安全、最先进的坦克，不仅使其成为军事强国，而且具备强大的出口创汇能力，是第三大军工产品出口国。同时，以色列国防工业也是国家最成功高科技公司的孵化器，许多用于解决军事问题的技术被转化为民用技术，包括语音识别技术、网络安全技术、通信技术、医疗电子等，这些促成了以色列的跳跃式启动，培育并维持了民用高科技的高水平。
近二十年世界上大部分技术突破是在以色列孕育和开发的，如电脑芯片、USB钥匙、即时消息、语音信箱、微型吞咽相机等。英特尔位于以色列的研发中心成为芯片设计领域的领导者，思科公司最高级的路由器由以色列的研发机构研究，盖茨曾说过：发生在以色列的创新对未来科技的发展至关重要。
三、20世纪的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是全人类面临的问题，更是每个国家领导人密切关注的问题，2012年5月G8峰会发表《戴维营宣言》，开宗明义说明：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是八国集团面临的最为迫切的任务，也是经济学家研究的主题之一，18世纪的马尔萨斯提出“人口论”，指出人口增长快于生活资料增长，会导致人类贫穷的命运，这个理论影响深远。20世纪全球人口快速增长，但是经济增长速度同样迅速，人类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经济理论也百花齐放。
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g=αg1+βgk+ga
g1、gk、ga分别代表劳动增长率、资本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α和β分别代表劳动和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比例。这一模型的含义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是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在其他因素既定的条件下，只要有技术进步，就会促进经济增长，尤其当参数α和β都小于1时，技术水平的提高最为有效，这一观点曾对美国政府的教育投资的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但该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外在决定的、偶然的、无成本的资源，对工业化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解释不能令人满意。
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早在20世纪初提出创新理论，从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的角度，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该理论认为创新有五种情况：引进新产品或某种产品的新特性，采用新技术，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的供给来源，实现企业的新组织。创新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创新是生产过程中内生的，创新必须能够创造出新的价值，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创新是一种“革命性”变化，同时意味着毁灭。在凯恩斯的经济增长理论大放光彩的年代，熊彼特的理论几乎被忽略，如今政府主导投资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但创新作为经济增长动力的国家却可以保持持续的增长，致使人们重新审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发现创新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有影响的美国经济理论家保罗·罗默等人提出新增长理论，揭示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该理论首次把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列作经济增长模型的内生变量，认为教育、知识与经验积累、基础研究产生的外部效应，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20世纪90年代后罗默、格罗斯曼等人提出研究与开发（R&D）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或创新是企业有意识进行R&D投资的结果，来自创新的垄断利润则为企业从事R&D获得提供了市场激励，如微软、苹果等公司。
1 经济增长理论与模型的起源
早在18世纪，古典经济学家就对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20 世纪40 年代后期，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分别提出了含义完全相同的经济增长模型，故称哈罗德-多马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是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典型代表，其标准表达式为：
G=Sσ
G表示经济增长率，S表示储蓄率即资本积累率，σ是资本产出系数即资本的生产率。
由于σ被假定为不变，S就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这种对资本积累作用的强调，形成了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资本决定论”。
2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模型
1956年，在仔细研究了哈罗德的理论后，索洛指出哈罗德模型的问题在于隐含了资本与劳动不可替代的假定，并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这一模型同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主要区别在于： (1) 在哈罗德-多马模型中，资本-劳动比率和资本-产出比例都是固定不变的；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这两个比率可以按需要进行调整和变化。(2) 新古典增长模型假定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工资和利润的水平由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决定，充分就业均衡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调整生产中劳动与资本的组合来实现，因而资本和劳动都可以充分利用；而哈罗德-多马模型则不包含这样的假定。(3) 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存在着技术进步，但它是一个具有固定趋势的常数。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表达式为：
Y/Y=λ+α（K/K）+β（L/L）
ΔY/Y 、ΔK/K 、ΔL/L分别为经济增长率、资本增长率和劳动力增长率
λ表示技术进步的增长贡献率
α是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
β是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系数
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率不但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长率，而且还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对产量增长相对作用的权数，取决于技术进步。把资本、劳动、技术甚至土地等生产要素都引入经济增长模型， 因而使分析较为全面，这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优点。
当然，新古典理论也存在着明显缺陷。主要表现在：第一，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人均投资收益率和人均产出增长率是人均资本存量的递减函数，第二，索洛在其后来的篇幅中虽也论及技术的作用，但它仅将其作为一种外在变量，在技术如何对资本、劳动发生作用方面并未谈及。
3 新经济增长理论与模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和卢卡斯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摒弃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核心假设，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思想，被称为新增长理论。比较典型的是：
3.1 罗默的内生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
罗默是新增长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的增长模型有三个基本前提或假定： 第一，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 所谓技术就是将投入转换成产出的方式； 第二， 大部分技术进步乃出于市场激励而致的有意识行为的结果， 亦即， 技术进步是内生的， 创意或知识品改进了生产技术， 因为一种创意将会使给定投入产生更多或更好的产品； 第三， 创新能使知识成为商品。
罗默模型中的经济可分成三个部门： 最终品部门、中间品部门和研究部门。
最终品部门由许多完全竞争性企业组成， 投入有劳动L y、若干资本品Xj ( j= 1，?，A ) (中间品)
Y（产出）=L1-aY∑Aj=1xaj=L1-aY∫A0Xajdj
这一函数的特点是， 所有资本品都对产出有可加性。对于中间部门， 它买进创意或知识品且消耗一定量耐用资本设备， 中间部门将产出――耐用资本设备x (j) ―― 租给最终产品部门， 收取租金P(j)X(j) (这里P(j) 为租金率)；对于研究部门。假设对第j 设备的设计， 仅为一家研究单位， 且该单位拥有该设备设计的专利权。发明者将出售专利给中间品部门进一步开发使用。
新增长理论首次突破了新古典模型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 论证了垄断竞争条件下带有外部经济效果的一般均衡的存在性。 这一工作进展无论对于发达国家
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政策的制订，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3.2 卢卡斯的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模型
最早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是由日本经济学家宇泽弘文提出的。1988 年，罗伯特•卢卡斯在美国《货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论经济发展的机制》一文，将宇泽的技术进步方程作了修改，建立了一个新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
卢卡斯假定，每个生产者都将用一定比例u 的时间从事生产，如果该生产者从事生产和学习的时间为一单位的话，则每个生产者将用(1 - u) 比例时间从事人力资本h 的建设，因此，技术进步就可表示为：
H（t）=h（t）δ［1-u（t）］
其中H ( t) 为人力资本的变化率，δ为正常数，上式表明人力资本变化率取决于现有人力资本水平及从事人力资本建设的时间。在这一基础上，卢卡斯推演出他的生产函数：
Y（t）=Ka（t）［u（t）h（t）N（t）］1-ahxE（t）
其中N( t) 为t 时刻的劳动数量， hE( t ) 为t 时刻人力资本对生产过程的外部效用，r为正常数。在这一生产函数下，可得到均衡增长条件为：
g=H（t）/h（t）=（1-a）［δ-（ρ-n）］/σ（1-α+r）-r
这一模型强调的人力资本是脱离生产、通过学校教育的途径而获得的，即人力资本是需要专门化时间来建设的；同时，该模型还把人力资本分为社会生产中的一般性、基础性的知识与劳动者个人所特有的技能，即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现有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建设时间长短决定了技术进步的速度以及经济增长速度。这样，卢卡斯揭示了人力资本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源。
新增长理论突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单纯论述劳动与资本的局限性，突出智力投资，强调知识外溢、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有意识的劳动分工以及研究和开发，直至将政府作用内生化，从全新的角度论述了经济增长的根源，无疑是增长理论的重大创新。
尽管新增长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古典理论的疏漏，合理解释了新古典理论所无法回答的问题，但难免也有不成熟之处，其中最典型的问题便是规模效应问题。根据外部性原理，人口规模越大，有效人力资本的比例就越大，经济增长率也就越高，这一结论显然有悖于事实。像印度这样的人口高密集度国家，并未产生较高的增长率，而西欧一些人口处于零增长(或负增长)的国家也存在着稳步增长的情况。可见，现实中的经济增长并未像新增长理论中的模型描述的那样简单，所以我们要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来研究各种经济问题。
参考文献
［1］左大培.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增长模型［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5，（3）.
一、李嘉图的经济增长理论
1.关于什么是财富。李嘉图认为国民财富是一国所生产的商品生产物总量，这与斯密的观点基本相同。但他着重论述了价值与财富的不同特性。他认为价值和财富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财富取决于商品数量的多寡，而价值取决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使单位商品的价值减少，却会使商品数量成倍增加。所以，财富不取决于价值，而取决于产品数量。
2.关于财富增长的途径。李嘉图认为财富的增加可以通过两种途径: 一种是增加劳动者。这不仅增加商品的数量，而且可以增加其价值。另一种是不增加任何劳动量而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只会增加商品的数量，但不会增加商品的价值。李嘉图尤其推崇第二种方法，即不增加劳动者人数，而是提高劳动者效率。
3.对外贸易对财富的增长的影响。从李嘉图的思想来看，在人口保持与资本比例增长，技术进步难以抵消土地收益递减的状况下，一国的经济发展前景是暗淡的。但是，当一国经济处于开放的条件下，经济增长的前途未必如此。他指出，经济达到了增加资本和增加人口限制的国家，借助于国际贸易，也可以无止境地继续增加财富和人口。显然，李嘉图实际上是把对外贸易置于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地位上。其依赖自由贸易推进经济增长的实质是用开拓世界市场的方式，在一个规模更大的市场范围内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稀缺与相对丰裕的资源间的置换，其最终目的在于克服国内狭小市场规模下由于土地资源衰减而造成工资难以下降，地租比重上升，利润减少的增长中的利益障碍。
4.承认经济增长过程是一利益变动转移的过程，增长问题必然与分配问题相联系，从利益分割变化与增长主体的关系分析持久增长的条件，是李嘉图增长思想的基础和精髓，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由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引起需求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和重新组织，各种要素价格也随之发生变化，这就必然导致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原有利益格局发生变动和转移。李嘉图则主张改变市场结构和规模以达到利益调节来促进经济增长。
二、李嘉图经济增长理论的意义和价值
李嘉图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提出的观点，成为现代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渊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第一，从经济发展思想的演变来看，李嘉图否定经济增长是在资源无限供给的条件下进行，无疑是一个进步。在李嘉图以前，亚当·斯密并没有把资源的有限性作为增长的制约条件来考察，很少考虑到人口总量相对于有限资源而产生的压力问题。但从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来看，任何经济增长都是在这一客观基础上进行的，所以李嘉图的理论更接近经济增长的客观现实，这无疑是一个进步。
第二，指出一国经济长期发展必须是一个对外开放，与世界经济不断溶合的过程，是李嘉图对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李嘉图认为对外贸易可以推动经济增长的论述揭示出，当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然与世界经济相融合，对外贸易和国际分工将成为一国经济增长机制的组成部分。如果能充分利用它，就可以发挥本国生产要素的优势力量，缓解某些短缺生产要素对经济的妨碍作用；反之，一个封闭的国内市场，无论怎样巨大地充满竞争力，也不可能达到资源所允许的国民财富的潜在增长。因此，任何追求发展的国家都应自觉地置身于世界经济范围内，把国际分工和贸易中的比较利益转化为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李嘉图的这一论点已经为多数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史实所证明。
第三，李嘉图提出社会财富是积累的源泉，积累又是引起社会财富增加的决定因素。这一观点，至今仍然有科学意义。同时，李嘉图提出的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思想，对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都有借鉴意义。在一国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都是以生产要素的高投入、高消耗为代价，追求经济在数量和速度上的扩张，而不太注重发展的质量和由此带来的其它经济和社会问题。高投入、高消耗带来的高速度，在短期内引起物价上涨，从而加剧人口、资源、经济与社会的矛盾，引起经济发展的恶性循环。这种增长方式是不可取的，是经济的不可持续发展，不但滥用资源，而且泱及社会。由此可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在我国的意义何等重大而深远。
第四，承认经济增长过程是一利益变动转移的过程，增长问题必然与分配问题相联系，从利益分割变化与增长主体关系分析持久增长的条件，是李嘉图增长思想的基础和精髓，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从各国的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来看，由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引起需求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和重新组织，各种要素价格也随之发生变化，这就必然导致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原有利益格局发生变动和转移。要使经济持久稳定增长势必了解利益分配的变化趋势，从一些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状况恶化、社会动荡，以致增长过程中断的情况来看，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内在相互关系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在这方面，李嘉图主张改变市场结构和规模以达到利益调节来促进增长的思想，不能不说没有借鉴意义。
三、李嘉图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缺陷
李嘉图的经济增长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它适应了英国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发展的要求，为工业资产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提供了理论武器，特别是反对《谷物法》，为促进英国工业生产和经济增长作出了突出贡献。但是李嘉图对经济增长的一般过程的分析有很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
第一，缺乏历史的观点，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化、绝对化，以个别代替一般，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规律看成是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规律，忽略了经济发展的历史性。第二，李嘉图受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认为经济增长、工资上升，必然造成人口膨胀，这一点是不成立的。经济史证明，经济增长并不必然伴随人口膨胀，而有可能给人们带来更高的物质文化水平。第三，他是以“土地报酬递减规律”作为基础的，这一规律忽视了技术进步等因素，只有在静止状态下才具有真实的成分，它不适用于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第四，李嘉图否认资本积累有可能导致资本过剩和普遍的商品过剩。这是萨伊理论的翻版。第五，李嘉图通过演绎的方法，运用他所认为可靠的例证和不言自明的原理为前提，推导出普遍适用的经济规律。其结论的可靠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用做前提的东西必须是真实的，而这恰恰是十分危险的。第六，为了获得具有直接实际意义的结果，李嘉图把把整个经济体系分成一部分，而且尽可能地把大部分当成“既定的”，然后把使事情简单化的假设一个个堆砌起来，剩下几个变数，在他们之间根据假设建立起关系，并以此去分析问题。这种在绝对假设之下形成的理论和推理，不仅不够真实，而且意义不大。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3）12-0284-01
当前，以 Daron Acemorglu 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制度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经济增长从根本上依赖于制度发展，制度优先于经济发展并决定经济增长。随着现代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发展，政治制度决定论已经摆脱了单纯理论阐述为主的研究模式，正逐步朝着研究框架体系化、研究方法模型化以及研究结论可检验化等规范模式发展。由于新颖和独特的研究思路，政治制度决定论的许多研究成果很快便在学术界广为流传。
一、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
1.制度安排决定经济增长能力
1.1制度的两种作用。一般认为，制度会产生两种利益：首先，制度会增进长期增长。其次，制度还能使经济在面对外来冲击时进行调节，从而让经济具有一定的恢复能力。
1.2制度是决定经济增长能力的首要因素。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存在强有力的系统性关系。制度可能是决定经济绩效最根本性的因素，不同的制度安排是决定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能力的首要因素。
2.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增长方式
政治制度决定论以政治制度作为分析的出发点，认为在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同的国家，政治制度环境的差异可能导致他们选择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和经济增长方式。一般来说，拥有丰富的资源禀赋应该不是什么坏事，它可以缓解经济增长中的羁绊并增进福利。然而，在一个政治体制和产权制度存在先天不足，以至于资源的发现过程被大量耗费在无效率的活动上时，情况却有可能出现逆转。经济主体只有通过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来刺激社会投资和技术进步才能实现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从根本上依赖于政治制度的发展。
3.利益集团影响政治制度与经济增长
在现实世界中，有许多因素阻碍着政治科斯定理的实现，其中，利益集团就影响着政治制度的选择并决定经济增长。
3.1承诺问题。在大量的政治经济交易中，国家往往是合同方之一，这导致了国家或控制国家的社会团体与其他人签订的合同很难有效执行。由此，政治权力的配置产生了固有的承诺问题，阻碍了潜在的经济绩效的实现。
3.2社会冲突问题。控制政治权力的利益集团往往因获取自身的利益而选择错误的政策与制度。在能力弱小的国家，追求自利的政治精英群体往往因为未来预期收益的有限而游说国家甚至直接做出公共物品不足投资的决策，不会对提高经济产出能力而进行必要的投资。在能力强大的国家，统治者和政治精英不倾向于设计权力分立制衡的机制，通过实施高税收政策以获取最大化的收益。由此，民间的投资激励大大受损，经济增长受阻。此外，由于政治家和选民政治信仰的不同及偏差，社会往往选择符合政治家和社会团体利益但缺乏效率的政策和制度。
4.民主制度影响经济增长
4.1民主制度呈现阶段性特征。民主制度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效率呈现出阶段性特征，民主改革虽然能够引导一国经济更加开放和经济自由，但若经济处于较低层次和较低发展阶段，民主转轨却可能导致经济衰退甚至是经济崩溃。
4.2民主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民主程度并没有成为增长的关键决定因素，但存在非线性关系。当只有少量政治自由的时候，更多的民主会促进增长，但如果已经获得可适度的自由，更多的民主会遏止增长。
4.3民主制度本身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不确定性。
二、政治制度效果的实证检验
政治制度效果的实证检验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检验方法
政治制度效果的实证检验主要借助经济学和统计学的方法，使其论证结论更具说服力。其中涉及的方法主要有普通最小二乘法、使用匹配估计和倾向分值因子来放宽线性假设、工具变量法以及基于Heckman 的参数选择修正法等 。Persson 和 Tabellini 使用上述方法对制度（主要为选举规则和政府形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进行实证分析。
2.先验理论和实证分析的比较研究
政治制度决定论尝试在先验理论和实证分析之间进行比较研究。下面以选举规则和政府形式对经济政策和经济绩效的影响加以说明：就选举规则的影响而言，现有的理论观点强调选举规则影响的不同方面，预测多数选举制与比例代表制相比将引致更少的福利。但实证数据分析表明，多数选举制能带来更小的政府支出规模和财政赤字。就政府形式的影响而言，大部分理论预测总统制国家比议会制国家较少受政治抽租（腐败）所困扰，政府支出规模也小的多。与理论预测不同的是，议会制国家的腐败与无效问题并不总是更严重。相反，总统制政体则因其不良的政策与更差的经济绩效相伴随。但是，总统制的影响与民主制度的质量相关。在民主制度较好的国家中，总统制对腐败的负面影响是存在的，假如民主充分发达，则能限制腐败；在民主制度较差的国家中，总统制对生产力和经济增长政策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
三、结论
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制度决定论特别是政治制度决定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1.正确认识制度，积极运用制度促进经济增长
制度对于经济增长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有效的制度促进经济增长，而无效的制度则阻碍经济增长。由此，国家应该增加有效制度的供给，减少和消除无效制度的创生。
2.正确处理民主制度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民主改革之路
我们不能因为民主制度改革促进经济增长的他国经验而一味注重政治体制改革，忽视其他制度的配套改革。同时，我们也不能因为某些国家因民主制度改革反而遭受经济衰退的历史而动摇我们进行民主制度改革的决心。民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需要配以良好的产权制度才能发生。
其次，对于如何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Smith认为主要取决于分工程度和资本积累的数量，因此分工协作和资本积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因。基于分工可以使得劳动者的熟练程度提高，减少工作转换所造成的损失，利于机器的发明，所以，分工使得单位劳动的产出量增加，进而导致收益递增。至于分工的程度，他认为分工取决于交换，交换又取决于交换的能力，而交换能力的大小由市场容量加以刻画。这样一来，分工程度受制于市场容量的制约。所以，Smith认为市场容量的扩大导致分工加深，而分工又促使劳动效率的提高，并最终导致经济增长。
除此之外，Smith也注重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他认为，资本积累可以使得资本存量扩大，与之相联系的劳动数量增加，从而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资本积累往往与专业化和分工相联系，从而也会借助于分工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
总之，Smith指出了分工和资本积累对劳动效率的提高以及经济的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由于这些因素都有赖于投资，而投资又受到利润的驱动，因而以自由竞争为理念的政府政策成为Smith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所有这些思想，包括收益递增、分工利于机器发明（技术进步）并导致劳动效率的提高、市场容量的扩大导致分工程度的加深等思想，都成为了后来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源泉。正如在上文理论模型的综述中所归纳的那样，Smith的经济增长思想涵盖了分工、贸易（交换）、技术和制度（政策）四大类因素，所以说，新增长模型无不与这位古典大师的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不仅仅是分工模型才与Smith思想有关。
Richado（1817）对于经济增长的分析是围绕着收入分配展开的。在考察了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关系、变动以及影响这些分配比例变量的外部因素后，认为长期的经济增长趋势在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而停止。他认为，土地的数量是有限的，而土地上生产的产品（谷物）也是有限的。随着人口的增加，人们对土地上生产的产品需求增加，这将导致生产向肥力较低的土地上扩展。这就意味着，随着土地投入的增加，土地上产出的增加越来越小，从而出现边际收益递减现象。收益递减趋势使得土地上产出的价值提高，从而又导致劳动的工资上涨，进而使得资本家的成本提高，利润降低。由于利润是投资的引导器，致使投资下降，最终导致资本积累减少。同时，由于土地产出的价值提高，这将引起有限土地的地租增加。但地主只进行非生产性消费而不进行投资，因此上述过程必将导致资本积累停止。
由此可见，Richado更注重Smith增长分析中的劳动量增加和资本积累的作用。但由于土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这两个因素对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小，因而资本主义的增长是有限的。不过Richado在这所论述的收益递减与现代经济学所讲的收益递减是有区别的。现代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是基于数量取向的，意指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随着某一要素（投入）数量上的增加（同时质量保持不变），该要素的边际报酬将逐渐下降。但Richado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是基于质量取向的，他指出收益递减的原因主要是土地的质量将逐渐降低（而数量是不变的）。这也说明某些资源具有可耗竭的特征。关于这一点本文将进行一定的讨论。
Malthus（1798）对经济增长的讨论是与他的人口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看来，人口增长与产出增长是不同步的。人口以现有的人口数量为基数不断增长，而其增长率会随着产出的增长而进一步增大。由于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来源于土地上的产出，但土地上的产出却遵循收益递减规律。当土地全部被使用时，对土地的每一次改良，土地上的产出增加量逐步降低，因而“人口的增长有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经常的趋势”。所以，以人均产出表示的经济增长会受到人口增长的限制。
如果人口得到增长，在边际收益递减的作用下，产出增加量减少，从而生活水平下降，进而导致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在均衡状态下，人口增长率为零，从而经济增长也为零。这种不愉快的结果是因为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受到两个不同规律的作用，任何耕种土地的数量扩大或技术进步都将导致超过产出增长的人口增长，即人口灾难是不可避免的。可见，Malthus的人口增长是内生决定的，即人口增长取决于人均收入。同时，在经济系统之外采用限制人口增长超过经济增长的政策便是的事了。
综上所述，古典经济学家已经指出了经济增长的规模性动因（资本、技术、土地）以及拓扑性机制（分工），也注意到了自然资源在增长中的特殊性。但他们的分析侧重于农业生产占主导地位的经济，肥力递减等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被过分地强化了。同时，技术进步的连续性则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样，他们的分析显得有些悲观，即经济增长不具有持续性。
十九世纪后半叶，以“边际分析”为特征的新古典经济学得以兴起，标志着西方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成长阶段。不过，新古典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其分析工具（边际分析、一般均衡）的改进上，而不是经济思想的提供上。值得细说的是Marshall对规模收益递增的分析以及Shumpeter对创新的分析。
在对经济增长动力的探源上，Marshall同样认为，人口数量的增加、财富（资本）的增加、智力水平的提高、组织（分工协作）的引入等，都会提高工业生产，促使经济增长。这些因素对厂商生产的全体影响表现为收益递增。所以，经济增长与收益递增相联系。
另外，Marshall还区分了厂商的收益递减与行业的收益递增。在长期均衡过程中，代表性厂商主要表现为收益递减，而行业产出的变动则可以使得代表性厂商出现收益递增。一方面，行业的扩大可以借助于厂商的内部经济发挥作用，从而使厂商成本下降，呈现规模收益递增；另一方面，行业产出的扩大也产生外部的经济，也使得厂商出现规模收益递增，这便成了后来经济增长理论的“外溢”模型的思想渊源。
尽管Marshall对规模收益递增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但他的基本理论分析仍是静态的和局部的。所以，他更强调经济中规模收益递减现象，这与整个新古典理论相一致。直到1928年，A.Young在《收益递增和经济进步》一文中，才进一步论述了Smith和Marshall的分工、规模收益递增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把Marshall对规模收益递增的解释推广到了全，并对持续的规模收益递增给出了一个内生化的解释。
Marshall和A.Young对规模收益递增、分工与经济增长所进行的分析对新增长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在理论模型的综述中作了较多的说明。Shumpeter.J对过程的独辟蹊径，为新增长中的技术创新模型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
Shumpeter使用“创新”概念来解释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他认为，在一个简单再生的静态经济中，当所有的生产资源达到最佳使用状态时，经济处于均衡。如果经济中各种投入量能维持给定的数据，这种均衡就会自行重复。不过，在静态均衡中，没有超额利润、没有积累、也没有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来自于静态均衡的破坏，而打破静态均衡的关键乃在于超额利润诱发的创新。
创新是指家对生产要素实现的新组合，包括：引进新产品、采用新生产、开辟新市场、获取新资源、建立新组织等。Shumpeter认为，创新是企业家特有的职能，其目的是为了获取超额利润。他们的工作，既不同于发明家，也不同于资本家和劳动者，虽然他们没有创造什么，但他们实现了新的组合。企业通过创新获取垄断地位，从而得到超额利润，这便打破了原有的均衡状态，于是经济中的总收入增加，经济出现增长。
同时经济中存在着对创新的模仿。在超额利润的诱使下，许多厂商开始模仿创新厂商，从而使得创新在整个经济中展开，并使创新厂商的超额利润逐渐减少并最终消失。此时，经济来到了新的均衡状态。在Shumpeter看来，创新是企业家特有的职能，而企业家的创新往往不能连续出现。由一次创新到另一次创新之间的演进，正是经济的一个周期性变动。与传统经济理论不同，Shumpeter认为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是伴随着经济周期（经济波动）而出现的。总之，他的创造性破坏的思想及其波动性增长的思想以及创新性垄断的思想是独具匠心的，这给后来的新增长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
至此可知，新古典经济学并不仅仅局限于“边际分析与一般均衡”工具上的贡献，其理论思想上的贡献同样是不可忽视的。
经济学源于Keynes， J.M.（1936）的“有效需求”革命。与新古典的倚重于供给分析不同，Keynes则倚重于需求分析，从而给始于1929年的“大萧条”一个有力的解释。
Keynes本人认为，他的《通论》同传统理论（新古典理论）之间的根本区别是：第一，传统经济学认为我们对有关未来的知识非常清楚，而事实上我们有关未来的知识是含糊的、不确定的和被动的；第二，传统经济学信奉Walras的一般均衡和萨伊法则识深化、组织创新活力，认为供给能自动创造需求，整个社会的总供求能自动达到均衡的状态，而事实上是需求决定了供给水平，结果传统学派由于缺乏有效需求理论，无法解释就业水平和总产量的波动。所以，Keynes的经济分析重心从经典学派（新古典）的供给层面转移到了需求层面。基于此，现代经济学才有了真正的均衡（两种力量的交汇点）分析范式，而不是经典学派的恒等（单种力量的生长线）分析范式。
关于这一点，Keynes说：“经典学派所谓‘供给会自己创造自己的需求’——这句笼统话，是在对此二函数（注：总供给函数和总需求函数）间之关系，作了一个特殊假定。因为‘供给会自己创造自己的需求’这句话，一定是说：不论N取何值，即不论产量与就业量在何水准，f(N)与φ(N)常相等。故当N增加，Z（＝φ(N)）增加时，D（＝f(N)）亦必与Z作同量增加。换句话说，经典学派假定着：总需求价格（或收益）常与总供给价格相适应；故不论N取何值，收益D常与总供给价格Z相等。这就是说，所谓有效需求，不是只有一个唯一的均衡值，而是有无穷数值，每值都同样可能；故就业量变成不确定，只有劳力之边际负效用，给予就业量一个最高限度。”
所以，用Keynes的总供给函数和需求函数来解释“均衡”与“恒等”的概念差别就是：“均衡”表征总供给函数与总需求函数相互交叉的一个点；而“恒等”表征总供给函数与总需求函数处处重合的整个一条线。其实，关于均衡分析方法早已被Marshall使用过，只不过他是使用的是局部均衡分析，而Keynes是在总体水平上使用均衡分析。顺提一句，倒是Walras的一般均衡概念具有实质上的“恒等意义”，因为它是萨伊法则（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翻版，并且Walras定理（总超额需求价值为零）就是Walras本人的观念性原则。
基于Keynes的理论，Harrod.R.(1939)和Domar.E.(1946)分别独立地建立了经济增长理论。尽管二者所建立的模型存在着一些差异，但基本思想是一致的。
Harrod-Domar模型的关键假定是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不能相互替代，即总量生产函数具有固定的比例。在储蓄率、人口增长率不变且不存在技术进步和资本折旧的情况下，得出有保证的经济增长率为gw=s/v，其中s为储蓄率，v是资本－产出比。模型的结论是：经济增长率随着储蓄率的增加而提高，随着资本－产出比的扩大而降低。
不仅如此，引起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他们对稳定增长条件的说明。按Harrod的说法，经济实现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增长稳定性取决于实际经济增长率gA 、有保证的经济增长率gw 和人口增长率gN 三者之间的吻合度，要实现完全稳定增长，必须要求gA＝gw＝gN 。但在于，这一条件不能自发实现。按Harrod的解释，gA与gw 的差异来自经济现实的与投资者意愿的资本－产出比之间存在的差异，且这种差异并不能依照经济体系本身自发地加以调节，从而使得经济出现不稳定。如果gA>gw ，则实际资本－产出比低于投资者意愿的资本-产出比，从而投资者会进一步投资，这会进一步提升实际经济增长率，直至受到劳动量的制约才会停止。相反，如果gA
鉴于Harrod-Domar模型得出的结论过于悲观，且不稳定性的结果与二战后西方国家实际经济波动也不完全相符，因此许多西方学者尝试建立新的模型，以便说明经济增长的动力。
Solow-Swan(1956)建立的增长模型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该模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经济增长理论的正统地位。
Solow模型修正了Harrod模型的生产技术假定，代之以资本和劳动可平滑替代的“新古典”生产函数，从而有效地解决了Harrod模型中经济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之间的不能自发相等的困难。在既定的劳动数量下，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保证经济增长稳定在一个特定值上。而有保证的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之间的不稳定则因该模型没有投资的预期而被回避掉了。这样便可得出经济稳定增长的结论。
不过，Solow模型中的储蓄率仍是外生给定的。Cass-Koopmans(1965)将消费者最优化分析引入到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从而内生化了储蓄率，这样便建立了一个更为一般的经济增长模型。
Cass-Koopmans采用的数学形式来源于Ramsey(1928)的论文。在该论文中，Ramsey构造了一个动态优化的模型，并运用古典的变分法得出了决定储蓄率的Keynes-Ramsey规则，从而奠定了研究最优积累和增长问题的基础。
尽管实现了储蓄率的内生化，Ramsey-Cass-Koopmans模型与Solow-Swan模型对长期稳定增长状态的结论是相同的，即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取决于外生的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基于这种不愉快的情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出现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对新古典模型做了根本性的修正。
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相比，新增长理论从不同侧面探究了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机制，并在更大范围内解释了经济现象，也提出了促进经济增长的相关政策。这在本文的增长模型综述中作了详细的介绍，在此只作简述。
依照Larry·Jones(1997)的分类，从模型中对生产函数刻画的角度来看，新增长理论可划分为凸性模型和非凸性模型两大类。凸性模型强调生产过程中的规模收益不变特征，其代表作是Sergio.Rrbelo(1991)。这类模型可以认为是AK模型的推广。
非凸性模型则设定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特征。该类模型认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有赖于持续的规模收益递增，而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动力（因素和机制）却各有千秋。所以，本文正是从经济增长的动力角度来综述各种经济增长模型的。
从动力角度看，新增长理论可以分为四类：技术类（外溢和发明）模型、分工类模型、贸易类模型和制度类（制度、分配制度、产权制度）模型。可见，新增长理论已突破了传统增长理论所强调的动力因素（劳动数量、资本存量），转而强调比较“软”的动力因素（人力资本、分工、贸易和制度等）。同时，新增长理论也突破了传统的增长动力机制（完全竞争机制）提出了垄断性竞争机制和正费用交易（协调）机制。
就供给层面效应的假定（规模收益递增）与外部机制（完全竞争等）之间的匹配上，新增长理论做了不同的选择。如技术外溢模型用溢出效应平抑了收益递增与完全竞争之间的紧张；而分工模型（Borland和Young）引入交易费用来冲消收益递增性，进而使收益递增与完全竞争得以相容；另外一些模型（Aghion和Howitt）则放弃了完全竞争，代之以垄断竞争，让需求力量进入了增长模型中，即以需求层面的递减性来抑制供给层面的报酬递增性。这个思路体现了重大的变化：由Walras的恒等分析范式向Keynes的均衡分析范式的转变，但这个转变是不彻底的，没有涉及到最终需求。
中图分类号：F09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1-0-01
经济理论的不断产生和发展为寻求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国民财富的增加和经济的增长。根据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突破经济增长瓶颈的主要方法就是提高专业话水平和加强社会分工，以此来扩大市场容量，增加劳动和产品的供给和需求，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因此，研究分工理论成为研究经济增长的出发点和关键点。
一、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分工思想
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Adam Smith）将物质财富的增加即国民经济的增长归因于两个方面：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数量的提高。一方面，劳动数量取决于国民人口数量，而人口数量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除自然灾害、瘟疫等除外）；另一方面，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取决于劳动分工。因此可得，国民经济的增长和物质财富的增加源于劳动分工。他归纳了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机理：第一，劳动者的技能因业专而日进；第二，分工免除了工作转换造成的时间损失；第三，机器的发明和使用使一个人能做许多工作。他认为：分工之起，由于交换力，分工范围，亦首先于交换的范围，也就是市场容量的大小所局限，这就是著名的斯密定理。在生产实践中，机器的产生替代了劳动、经验的积累和协作的提高促进了分工，分工的产生提高了生产效率，这就为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斯密的分工理论是一种循环累积的过程，经济的增长拓展了新的市场，市场的扩大促进了分工的产生，分工的产生进一步加快经济增长的步伐，这就是斯密分工理论的精髓。
二、马克思的分工理论
马克思的突出贡献是将分工划分为自然分工和社会分工，并在此基础上说明了生产组织运行的原理。自然分工是人类分工的起点，就是在劳动过程中按照性别和年龄进行分工；社会分工是指人类从事各种劳动的社会划分及其独立化和专业化，它包括一般分工，特殊分工和个别分工三种分工形式，其中个别分工是组织内部分工，特殊分工和个别分工为组织外部分工。马克思使用辩证的观点看待分工与组织理论：一方面，由社会分工和组织相结合而产生的组织理论使组织成为有机的分工系统，这样的分工系统使组织内部运行的更加有效率；另一方面，分工也进一步为组织的分化和整合创造了条件。组织可大可小，将整个社会看成一个组织，各行各业就是这个组织的分工部门；将一个行业看成一个组织，每一个生产部门就是这个组织的分工部门，分工的产生在促进这些生产部门形成的过程中这些生产部门也进一步促进了分工的发展。马克思认为：随着劳动工具的分化，生产工具的行业也分化，一旦工厂手工业的生产扩展到这样一种行业，分离和独立的现象就会发生；一旦工厂手工的生产扩展到某一种商品的特殊生产阶段，就又会变成一个独立的行业。这就是马克思提出的产业结构发展的原理。
三、杨格的报酬递增与经济发展理论
杨格在前人的基础上开辟了分工、报酬递增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分析思路，提出了著名的杨格定理：市场规模扩大引致分工深化，分工深化又引致市场规模的扩大，这是一个循环累计、互为因果的过程，即经济发展。在杨格定理中，市场规模内生于经济增长而不是外生的约束力量。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迂回生产和产业间分工。迂回生产即先生产生产资料，再用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生产消费品，迂回生产的过程提高了生产效率，产业间的分工是将复杂的过程转化为一组简单的过程，而在这一系列简单的过程又导致了机器的使用，使分工进一步发展。杨格认为：报酬递增的特征主要是资本化或迂回化的经济，运行机理为：随着产业分工的发展，企业内部经济分解成为专业化程度更高的多个企业的内部经济和他们所产生的外部经济，报酬递增通过产业分工产生，产业分工又使资本化或迂回化的生产方式得到实现。重点在于：当这种迂回生产方法在整个社会而不是在单个企业内部运行时，报酬递增和经济增长得以实现。他从宏观角度把报酬递增的主要实现归因于迂回的生产方法和产业间分工，产业间中间产品的产业和迂回程度的增加，能产生整体的报酬递增，这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条件，也是产业结构不断演进的条件。
四、三种不同分工理论的比较
第一，斯密较多的分析了工厂手工业内部的分工，没有具体的分析社会分工，马克思对社会分工做出了详细的分析，指出工场手工业的内部分工要求社会内部分工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形成，同时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又会反作用于社会分工，促进社会分工的发展；斯密分工理论认为在市场无限大的情况下，分工的不断发展可以促进经济的不断增长，但马克思从无产阶级角度出发，看到了分工产生的消极作用，分工的产生是劳动产品分配不均衡、所有制产生的根源。
第二，在斯密的分工理论中，专业化的分工与经济增长呈现出互相促进的关系，但由于市场容量不能无限扩大，分工的发展又受到市场容量的制约，杨格使用“分工一般取决于分工”这一动态思路将市场范围内生于经济发展后便解决了这一难题，在经济不均衡的过程中，生产方式的不断变化改变了生产活动而影响生产，而这样的变化是不断积累，经济就以这样的方式内生自我演进。
第三，杨格的分工理论不局限于单个企业的产出-投入，从系统化和动态化的角度对“斯密定理”中的市场规模做出了界定，强调整个社会、产业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将迂回生产的方式等同于“资本化的生产方式”，杨格的分工理论继承了斯密的研究成果，也与马克思的分工理论成功实现对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