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1 17:0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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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使国际经济立法和其相关领域的立法形成更加紧密的联系不断加强的全球化趋势促使各经济领域的国际法在功能方面实现了有效的整合，并且，国际经济立法和其相关领域的立法形成更加紧密的联系。其联系主要表现为两种：策略性联系和规范性联系。所谓的规范性联系主要是指不同领域的国际法在对法律原则本身以及各自的对象进行调整时会促使其相互牵连。那么策略性联系主要指的是部分国家或者是国家集团，在交换投票权的过程中因为考虑到谈判结果而促使各国经济法产生联系[3]。比如，在某个领域当中，与其他国家相比较而言，一个国家具有优势，这个国家希望能够在这个领域内签订对其有帮助的国际协议；然而别的国家虽然在这个领域不具备优势，但有可能在别的领域就具备相对的优势，所以，如果谈判双方的出发点都是本国的利益，那么可能永远都达不到一种双赢的谈判结果。如果能够将两个领域中互有优势的两国有机结合起来并且进行打包谈判，那么就会有较大的可能性出现双赢的结果，这样一来，在这种互有优势的领域中，两国签订的协议以及条款就可以在国际组织制定的协议体系中顺利成章地出现，从而促使国际经济法与相关立法形成更加紧密的联系。
（三）促使国际经济法和国内经济法实现更加深入的融合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导致国际法和国内法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国际条例一般情况下都是在主要的几个国家或者是国际集团进行谈判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只要哪个国家或者国家集团拥有越高的谈判技巧以及越强的综合实力，那么其国内的法律就会对国际法产生越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一旦国际法成型，那么其就会反作用与成员国的国内法。在不断总结各国的经济法之后得出了一种清晰度越来越高的规律，即国际法和国内法之间界限的模糊度已经越来越高，国内和国际经济法之间的融合度正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回答了斯密绝对优势理论无法回答的问题，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上的比较成本差别呢?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简称H—O理论)对此作出了解释。该理论认为，在不同国家同种商品之生产函数相同的条件下，比较优势产生的根源在于各国或区域生产要素相对禀赋的不同，以及不同商品生产在要素使用密集型式上的差别。因此，各国应当生产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充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这一逻辑得以成立的前提假定是各国之间单位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都是相同的，即各国的生产函数都是相同的。与此不同，李嘉图的理论则认为各国比较成本的差异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之差别造成的，也即各国的生产函数是不同的，而且一定时期内这类不同性保持不变。在斯密和李嘉图的贸易理论中，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生产技术是给定的外生变量，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这两个理论被称为“古典贸易理论”。在H—O理论中，劳动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产规模报酬仍然不变，市场结构仍为完全竞争。H—O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
无论是“古典”的，还是“新古典”的贸易理论(我们不妨将这两者合称为传统贸易理论)，所强调的比较利益结构都是建立在一国产业之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的。通常的情况是，发展中国家缺资本和技术，而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便宜的优势。发达国家则具有资本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因此，比较优势的贸易格局一般表现为：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或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则进口后者，出口前者。应该说，上述理论在解释现实中的某些贸易格局上是相当成功的，并曾在相当长时期内构成了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的主流，但它们终究存在着局限性。
无论是以劳动生产率差异为基础的相对优势理论，还是以生产要素供给为基础的资源禀赋理论，其比较利益产生的前提是各国的供给、生产条件不可改变，资源和生产要素不能在国际间流动，这种传统比较优势具有静态的特征。但处于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生产要素、资源可以在国际间流动；自然资源通过技术进步可以被改良、人工合成或被新材料所替代，人力资源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而以“质量”上的优势弥补“数量”上的劣势。这表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静态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并不一定具有动态的竞争优势。
新贸易理论的形成与不足
由于传统贸易理论是以“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为基本假定的，故很难解释二战到1975年间出现的大量新现象：国际贸易的垄断竞争、新技术保护主义、产业内贸易等。事实上，这些现象都可以用“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不完全竞争”予以概括。
瑞典经济学家林德尔于1962年提出，即使不同地域之间要素禀赋条件及生产函数并无不同，但由于需求偏好的区际差异也可引致互利的贸易。他指出，许多国家相互出口的往往是种类相同、但品牌不同的产品。它们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利益在多数情况下表现为消费者由于买到了所希望的特定品牌的工业品而获得了效用。故产业内贸易可以得到解释。在这类贸易中，产品差异化具有重要作用。所谓产品差异化是指在同类商品或服务中，厂商通过质量、功能、款式、品牌、广告、售后服务等环节上的努力使自己经营的一种具有某种特色。它与不完全竞争，尤其是垄断竞争相联系。在垄断竞争的市场中，产品之间的类似性会使它们互相替代的可能性增大，从而导致竞争；而产品之间的差别性则导致一定程度的垄断。产品差异程度越高，产品的可替代性越小，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越低，其结果是厂商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产品的价格。而这是以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的传统贸易理论所无法解释的。针对传统贸易理论的不足，以不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除了产品差异化以外，该理论中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规模经济。即指企业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因参与国际贸易导致市场扩大从而使长期平均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下降。与传统贸易理论相比，新贸易理论大量运用产业组织、市场结构、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概念和思想来构建新的理论模型，使国际贸易理论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然而，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建立在规模经济基础之上的新贸易理论仍然没有兼容传统的比较优势，故其对贸易现实的解释能力仍然没有一般化。1985年，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新贸易理论趋于成熟。该书综合了各种新的贸易理论，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从而把新贸易理论提升到基础理论的高度，使其适用性进一步增强。该书提出的一个贸易模型不仅导入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因素，符合垄断竞争假设的条件，而且还兼容了传统比较优势，从而使新贸易理论更一般化，解释力更强。该模型表明，第一，产业间贸易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基础之上的，劳动力资源丰富国之所以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净出口国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净进口国，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因素仍然是比较优势。第二，产业内贸易则是建立在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基础上的，即使两国具有同等的技术水平和相同的资本—劳动比率，两国同产业的厂商仍将生产异质产品，消费者对外国差异制成品的需求仍将引致产业内贸易。由于对规模经济的追求，贸易双方一般只能生产种类有限的产品，然后通过产业内贸易来增进双方的社会福利。第三，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产业间贸易和以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为基础的产业内贸易是可以共生并存的。
新贸易理论的上述改进使其成为当今的主流贸易理论。但由于该理论是产生于市场经济相对发达国家的背景之下的，故其并没有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来看问题。对一些可能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对外贸易的线索也没有进一步研究。例如(1)新贸易理论假定各国市场制度基本健全，以一般均衡为基本理论分析框架，从成熟的市场经济运行之角度考察国际经济和贸易，因而对正处于经济转型的中国来说，缺乏针对性和适用性。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国内资源的优化配置是由产权清晰的企业和市场机制自动实现的，国内贸易机会假设已完全被利用故不再予以考虑。(2)新贸易理论揭示了技术对贸易之间的正面促进作用，但对后起发展国家如何利用技术因素实现“赶超”没有深入探讨。(3)新贸易理论并没有为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跳出“比较利益陷阱”指明方向。
比较优势内涵的三个层次
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显然，中国经济要迎接经济全球化及加入WTO带来的严峻挑战就必须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但是我们认为，要避免落人“比较利益陷阱”，这种比较优势的内涵不可局限于传统的狭义的层次，而应突破现有理论的窠臼，拓展为以下三个层次。
1．比较优势I：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
任何一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都会受到其国内资源禀赋和比较成本的制约，这是无可争议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处于“初级阶段”。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按照传统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和贸易还不能过早地放弃，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利益驱动观念普遍增强，市场机制将经济资源更多地配置到能体现和发挥中国劳动要素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通过这些产业之产品的出口，实现了大规模的“资源转换”，即以本国的低位资源换取国外的高位资源，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当前及今后中国仍需继续充分利用传统的比较优势，其理由有：
(1)当前全力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出口尚受到要素投入的约束。
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若目前全力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出口，将面临严重的要素投入约束，这些要素包括资本、技术、人才等。继续发挥传统的以要素禀赋和比较成本为核心的比较优势可以为新兴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积累资金、技术，培养企业家才能，从而为技术创新、突破生产要素的投入瓶颈和促使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升级打下基础。
(2)继续发挥传统的比较优势有利于中国提高资源在宏观层次上的配置效率。
宏观经济学的原理表明，宏观层次上的资源利用不足和利用过度都是经济缺乏效率的表现。居高不下的非自愿失业(不论其是隐性的还是显性的)意味着实际GDP低于潜在的水平。目前我国农村有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的资金、技术相对稀缺，成本较高，劳动力相对充裕，成本较低，而一国经济竞争力与它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的成本高低紧密相关，过早地放弃传统的比较优势，只会导致欲速则不达。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将至少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得到保持。我们应充分利用发达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将其技术相对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生产环节转移过来。为此，要破除认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一定是技术落后产业，以及认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就不能利用我们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旧观念。随着现代技术，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等向越来越多的产业渗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含量也会大大提高。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资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中，包括高新技术产业中也有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故发展技术含量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生产环节是发挥中国经济比较优势的努力方向之一。此外，我国企业在任何一种产品的生产中，都应重视在更重要的生产经营环节中积累，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例如，在纺织品生产中，我国企业已经在加工环节具有比较优势，但在高质量面料及辅料、设计等生产环节尚不具有优势。再如，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既取决于生产环节，也取决于流通环节，有时后者的附加值更高。在这种情况下，努力开拓自己的国际营销渠道就更为重要。
2．比较优势Ⅱ：外部经济与后发优势
从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现有的建立在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将逐步减弱。一方面，中国人均占有资源数量本来不丰裕，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国内资源消耗显著上升，导致国内不少资源性产品(包括农产品)的价格已接近或甚至已超过国际市场。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工资水平必然会不断上升。可以预料，国内市场化进程愈快，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改变也愈快，转换出口商品结构的要求愈迫切。同时，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收入弹性低，随着中国外贸规模的迅速扩大，外部市场需求的约束力显著上升。低档、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从长期来看呈不断恶化的趋势。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格局在今后不会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因此，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选择必须着眼于享有贸易促进技术进步的动态利益。
一般而言，技术变动的源泉有二：一种是经过专门研究开发而产生的，这种技术变动是一种革新(1nnovation)，它一般是R&D的结果。另一种则是通过贸易等经济行为接受“技术外溢”(Spillovers)而学来的，称为“干中学”(Learningbydoing)。这里所说的技术不光是生产技术，还包括管理知识。在大多数情况下，所谓技术进步并非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发明，而只是通过接受“技术外溢”学到了别人已有的先进技术。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有时也并非有意转让他们的技术，而是在贸易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地输出了技术。不管什么技术，都有一个外溢的过程。“干中学”式的技术进步大部分是从技术外溢中获得的。国际贸易具有重要的“技术外溢”效应和“干中学”效应。通过贸易活动可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营理念，并将其“外溢”到国内产业。实际上，贸易是与企业家及技术专家的进进出出相关的。由于他们的进出，信息流更快地形成了，技术穿过国界得到了更有效的转移。此外，出口商品必须了解国外的市场需求，外国买主的订单往往涉及需求商品的设计、款式、生产工艺、用料，成本等多种有价值的信息。这类“外部经济”与“后发优势”可构成中国经济广义比较优势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后发优势是指在世界上存在众多发达国家的条件下，较落后的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已走过的经济发展道路(或轨迹中)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或教训)，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作出更明智的发展战略选择，从而避免走“先发”国家已走过的“弯路”，以更短的“捷径”、更快的速度缩短自己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水平上的距离。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仅仅依靠从内部演化出现代经济结构的过程是极其缓慢的，恐怕等不到演化成功之日就已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出局了。因此，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自己的国情，更好地利用外部经济与后发优势是发挥中国原有比较优势的重要举措。为此，中国今后在发展经济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重视国内的区际贸易。
中国地域辽阔、区际间资源禀赋差异显著，国内贸易发展尚有很大潜力，国内区际分工和贸易可以降低中国出口产品的成本，成为其国际竞争力的一个来源。为了加快国内统一商品与生产要素大市场的形成，提高资源在空间上的配置效率，应大力发展全国区际交易网络，允许企业跨地区发展和兼并，切实推行政企分开以使地方政府失去保护本地企业的利益冲动，从而降低自然及人为原因引起的区际交易成本。
(2)重视扩大开放，积极与国际上的跨国公司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
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东道国。这实际上是国际经济社会对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健康发展的肯定。我们要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从产业结构调整角度出发，把利用外资与国内经济结构升级紧密联系起来，以此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是跨国公司，特别是大的跨国公司。在“入世”、外资跨国公司大量进入情况下，我国企业与外资跨国公司的相互关系，既有激烈竞争的一面，又有密切合作的一面，外资企业的当地化战略往往需要寻求中国当地企业作为合资合作伙伴。在合资、股权多元化的前提下，我国企业有可能通过股权纽带与外资跨国公司形成某种“激励兼容”机制，从而加快我国企业进入国际销售网络的步伐和创新进程。
(3)重视用现代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高技术是一个动态、相对的概念，对于传统产业，应该利用现代适用技术，技术创新是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和试金石的，它不仅是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特征，也是传统产业增强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技术成果在技术上最优并不自动等于经济上也是最优。如果某项成果实施成本过高或难以产业化，就只能处于“样品”阶段。在产业内贸易量趋于增加的背景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与出口什么产品已不是最重要的事，更重要的是要看运用什么技术和方法来生产这种产品。例如，同是生产谷物，既可以用刀耕火种的方法生产，也可用机械甚至生物基因工程技术去生产。欲将我国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有两条途径。其一，通过技术创新，将高新技术，包括从国外引进后消化、吸收的技术与我国的劳动力结合，生产在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品，这时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同是高技术产品，但在我国生产的成本更低，因而具有价格竞争优势。其二，通过技术创新，对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行深加工、细加工，提高其附加值，形成易被市场接受的产品差异特性。这时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同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我国企业生产的更具特色，因而具有非价格竞争优势。这两条途径也可兼而用之。
3．比较优势Ⅲ：竞争优势与制度创新
在不完全竞争的当代世界经济中，国际贸易是按包括了竞争优势在内的广义比较优势进行的。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建构在完全竞争的世界里，而竞争优势则建构于不完全竞争的基础之上，这是传统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区别所在。在现实世界中，传统比较优势仅仅表明了价格竞争的一种潜在可能性。事实上，比较利益的获得是要以产品实现价值为前提的。在完全竞争的世界里，不存在规模经济与公司活动，产品是同质的，不存在非价格竞争，故比较优势直接体现为价格竞争优势。因而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是完全一致的。但在不完全竞争的世界里，价格竞争优势不但来源于比较优势，还可能来自于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因素。我们认为将竞争优势概念纳入到广义的比较优势体系中去，有利于从理论上更好地指导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
影响一国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是由美国经济学家M·波特提出来的。他认为一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取决于四个基本因素：即生产要素需求、相关支撑产业、企业的经营战略、组织结构与竞争方式。除此之外，还有两个辅助因素，即机遇和政府作用。
波特提出的有关竞争优势的上述决定因素对于一国提高其产业国际竞争力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同时也对广义比较优势概念内涵的拓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但是，波特竞争优势理论的局限性在于视制度因素为给定的前提而没有予以关注。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可以由制度创新来推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构成了中国经济广义比较优势内生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1)制度创新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与有形资本一旦形成后可重复地产生收益相类似，人们通过教育和培训投资后，一旦拥有了熟练的技术，也可凭借技术不断获取较高的收入，故可把劳动技能视为一种资本，即人力资本。克鲁格曼在阐述新贸易理论的论著中多处引用“人力资本”的概念，但他基本上将人力资本视为某种“存量”。经济理论中的另一概念“学习曲线”也内含着人力资本的积累可导致动态生产效率提高的观点，但这一概念没有把技术进展与科研支出及教育或培训方面的投资联系起来。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如果一国的制度因素制约了该国人力资本的积累，那么该国的社会发展和财富积累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反之，则可能形成某种良性循环，即一国的制度创新可更多地激励社会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投入，由此导致该国经济竞争力的增强和财富的增多，能使它有更强的能力增加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投入。因此，由制度创新所致的人力资本增多可以构成一国经济增长和外贸发展的“内生变量”。
在企业层次，人力资本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企业家作用的发挥上。在国际商务领域，交易比国内商务更加复杂，履约保障也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交易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企业家才能。新贸易理论将规模经济视为贸易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因，而企业的规模实际上是企业家能力的函数。企业家能力的发挥是企业规模发展的基本前提之一。可见规模经济的重要来源之一是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因此，若一国的制度因素能对企业家拥有的特殊人力资本形成提供足够的激励，就可以更快地产生一大批熟谙国际贸易和海外市场的企业家，从而直接影响该国国际贸易的发展，促进其原有比较优势的发挥。
经济史表明，在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各种制度安排中，产权明晰界定且可得到明确保障是最有效的。萨伊曾指出：“安稳地享用自己的土地，资本和劳动的果实乃是诱使人们把这些生产要素投入生产用途的最有力动机。”从理性预期的角度来看，产权明晰的制度可为人们进行人力资本自我投资和积累提供确切的预期，故可对一国具有国际水准之企业家群的产生提供可持续的有力激励。欧洲诸国早年大批具有国际水准的企业家的涌现及由此导致的海外商贸的发达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笔者认为，在当前中国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中，注意用创新的制度将货币收入、股权、住房、福利等一揽子综合经济利益与企业员工(尤其是企业家)的贡献业绩紧密联系起来并予以保障是极为重要的。对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既应看到相当一部分人口素质差、就业人口文化程度低这个严峻事实，也要看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可塑性。通过制度创新加强全社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更加重视教育和职业培训，无疑是培育中国经济竞争优势的战略举措。
(2)制度创新有利于改善企业的组织结构，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要提高国际贸易的效益，必须改善中国企业的组织结构，由单纯的买卖观念转变为全面市场介入的现代国际营销观念，建立信息来源准确、渠道通畅、反映灵敏的国际营销网络，从原来只能把产品卖给中间商、转口商，转变为把产品直接卖给进口商、批发商，甚至大型超级市场和连锁店，努力提高单位出口额的利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目的的企业组织结构演进需要遵循两条原则。其一是产权明晰的原则。企业组织结构自我演进得以进行的根本条件和逻辑起点是允许并鼓励经济主体(包括企业和个人)对自身利益的正当合法的追求，并通过制度对人们以贡献性努力而得到的正当利益予以维护。舍此，经济主体就会失去追求降低交易费用的动力，企业组织结构自我演进的活力源泉就会被堵塞。产权明晰有助于中国企业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而不断探索建立一种更能节约交易费用、生产费用和组织费用的新的组织结构。其二是资产重组的效率导向原则。在市场经济中，无论是托拉斯还是康采恩，其形成的主要动因就是人们对提高经济效率的追求。对于参与国际经贸的大批中小企业而言，可以股权或契约等方式将自己的产销活动纳入大企业(集团)的经营体系，还可以通过商会、行业协会等机构建立相互支持、补充、服务的横向联系，以形成某种“群效应”(clustering)，从而大大降低参与国际商务的交易成本与风险，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3)制度创新有利于政府更好地发挥引导作用，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战后50余年的经济史表明，政府不再是斯密意义的“守夜人”。刘易斯曾指出“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积极刺激下取得进步的。”对于中国而言，通过制度创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第一，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总体上经济欠发达，但从局部看，仍有经济上较为发达的地区。只要政府积极予以引导和扶持，可以使这些地区率先成为对发达国家高新技术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地区。这些地区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出口高技术产品和转移技术的机会，加快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和适用技术并加以吸收、消化和创新，结合本国的资源优势，进行规模经营，降低成本，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以争取更大的比较利益。
第二，政府可通过加大经济对外开放的力度提高本国已经拥有之要素的品质。例如，外贸的发展不仅可以更多地引进及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而且能使本国企业由此掌握国际市场上更多的经贸信息，更多地了解国外的技术、生产和市场需求态势，感受国际市场竞争的压力，激励技术创新的增多。这在高新技术变化与更新速度快、产品生命周期短的现代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1.国际贸易争端领域的新特点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最容易发生国际贸易争端的领域为货物贸易领域，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争端领域发生了变化，由单一的贸易领域扩展到服务贸易领域、知识产权领域、投资领域。服务贸易领域之所以会得到快速的发展，是因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服务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专业化分工的程度越来越深，由此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所以服务贸易领域的争端就逐渐的多了起来。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交易不再是单纯的货物，非货物也变为交易的对象，由此争端就扩展到了知识产权领域。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逐渐增强，促进了间接投资和直接投资的发展。基于此，国际贸易争端的领域发生了新的变化，体现出了新的特点。
2.国际贸易争端内容的新特点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争端的内容主要是削减关税壁垒，而在经济全球化之后，争端的内容变为拆除非关税壁垒。国际贸易在八十年代之前，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平稳发展的影响，一直呈现出贸易自由化，因此争端就主要集中于关税壁垒上。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国际贸易中，出现了非经贸领域的问题，使得国际贸易争端的内容呈现了新的特点。
3.国际贸易争端主体的新特点
在过去，发生国际贸易争端的主体多为发达国家，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壮大，在争端主体中，出现了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一般来说，贸易主体之间的贸易量越多，那么发生争端的频率越大，反之则频率越小。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国际贸易，因此发生争端之后，解决争端的规则也是由发达国家来决定，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其经济实力得到了大大地提高，在国际贸易中逐渐出现了发展中国家的身影，当发生国际贸易争端时，发展中国家会利用已有的争端机制来保护自身的合理利益。由于主体的变化，导致国际贸易的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
4.国际贸易争端原因的新特点
各国在发展的过程中，经济水平各不相同，这种差异性导致在国际贸易中会会发生争端。以农业为例，美国和欧盟的农业都比较发达，但是美国的农业发展水平要高于欧盟，在美国与欧盟争夺世界农产品市场时，欧盟为了取得争夺的胜利，就制定了一系列出口补贴政策，这样一来，美国与欧盟之间就发生了争端。除了经济水平的差异之外，各国之间的政策、国内法、国际法之间都存在着差异性，在国际贸易中都会形成争端。
二、WTO解决争端机制的完善
1.引进“否定协商一致”原则
在解决争端的过程中，会遇到程序性或者实体性方面的问题，对于这类问题的解决办法，如果出席会议的成员国没有一致的反对，那么该问题的决定予以通过。这样一来，争端解决得到了有效的保证，不会因一方的阻止而终止或者拖延。
2.建立统一的争端解决程序，设立专门的争端解决机构
在关贸总协定中，国际贸易争端解决由理事会负责，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对这种状态做出了改变，争端解决不在由理事会负责，而是设立了专门的解决机构———DSB。争端解决的规则及程序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DSB负责执行，另外，在协定中磋商和争端解决条款也由DSB来负责。
3.引入自动程序
国际贸易争端解决由多个阶段组成，各个阶段都有具体的工作时限，这在谅解及附件中做出了明确的固定，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未磋商出结果或者不理会磋商，那么在进行第二次争端解决申诉时，就会自动成立有关的专家组。专家组成立之后，会向DSB提出报告，DSB要在60日内通过该报告，这样的规定是为了阻止其中一方当事人有意上诉。报告通过之后，如果没有“否定一致同意”的情况，那么就会引入自动程序。通过自动程序，减少了人为因素的干预，进而促使争端得到有效的解决。
4.引入交叉报复
对于中止和减让的问题，专家组在进行审理时，要与专家组处于相同的部门中，然而，在同一个部门中，中止和减让比较难以实现，因此，当事人就会用其他的办法将另一有关协议项下的减让中止，这就是交叉报复。通过这个做法的引入，可以更好地执行裁决结果。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国际贸易争端的应对对策
1.中国要积极地加入国际贸易中
近年来，国际贸易争端的数量急剧增加，并且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我国加入国际贸易后，会产生一定的风险，但是我国不能因此就拒绝加入，反而要积极地加入到国际贸易中。对外开放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为了提高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我国的实力，就需要大力推行对外开放，加强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科技、文化的合作与交流，并积极地吸收先进的东西。不过，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切忌盲目乐观，要对国际贸易争端有一个清晰地认识。
2.加强与发展中国家、亚洲国家的合作
实际上，国际贸易争端的本质为利益之争，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达成协作、协同利益。我国也属于发展中国家，在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贸易时，由于分工定位趋同导致争端的发生，对于这类型的国际贸易争端，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实行产业升级，或者进行地区间的合作，进而有效的减少争端。
3.发挥行业协会在避免和解决争端中的作用
所谓行业协会，是指一种特殊的中介组织，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属于民间组织，WTO规则无法直接管辖行业协会。在解决国际贸易争端时，行业协会可以直接或间接代表会员企业参与其中，利用其自身的优势促进争端解决。
4.完善我国的产业救济体系
在WTO中倡导贸易自由，但这并不能说明其一概排斥贸易保护，在法律框架中，设定了许多的例外，主要目的在于允许成员国实施国内产业救济。有些国家为了在国际贸易竞争中胜出，会采取不恰当的倾销、补贴措施等，通过法律框架中例外条例，成员国就可以采取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等。完善的产业救济体系，可以保证我国的国际贸易，并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
5.培养国际贸易人才
作为国际贸易人才，不仅需要懂得相关的国际贸易知识，还需要掌握国际贸易法律法规、规则，同时还要精通外语，通过国际贸易人才，可以促进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我国应建立严格的国际贸易人才上岗制度，避免非专业人士上岗，让其在国际贸易中发挥成分发挥自身的技能。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必然会带动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和规范。我们通常所说的国际经济法不仅仅只是指国际经济关系，其中还包括了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和规范势必也会使国际经济法中的际法规范与国内法规范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首先，经济全球化的一大标志就是“WTO”组织的建立，WTO的建立让一些原本属于国内控制与管理的经济活动归置于WTO的管理之下，国际经济法的应用更为广泛。其次，经济全球化要求经济发展与规范尽量能够保持一致，其中就要求国际法规范与国内法规范尽量的能够达到基本一体化，努力使全球的经济法都处在步调一致、目标一致的要求上，使全球的经济发展也趋同化，从而能够使经济全球化做到更好。第三，国际经济法规范的范围变得更加广泛，目前，经济全球化得到了各国的大力支持与发展，WTO的建立也使得经济全球化有了保障，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与WTO的不断发展，国际经济法规范的范围也变得更加广泛。
(二)国际经济法各部门间的联系也更为密切
经济全球化之所以受到了关注与支持，正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提倡经济自由化，促进了各国各种经济交易与活动相互融合、作用、甚至相互促进，从而有效的刺激了经济增长。经济全球化为各种形式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广泛的、自由的交流平台。在这样的平台之上，国际经济法也必须顺应发展，相互部门之间的联系也更为紧密，以确保各类经济的融合与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贸易与投资措施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贸易与投资措施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投资作为向市场提供货物与服务的主要途径，能够有效的影响着贸易的规模以及构成，还能够决定着贸易的发展方向。同时，贸易的发展也能够反过来影响投资的规模与方向等。其次，金融服务、服务贸易与投资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目前，金融业的发展已经逐步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核心，金融服务作为服务贸易当中的一种，是金融业的主要工作内容和方向，金融服务涉及的领域较广，例如银行、保险、证券等等，这些领域都与投资贸易有着紧密的关系，金融服务采取的相关措施与政策和投资贸易的发展往往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第三，投资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为密切。环境问题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了国际性的问题，现如今，人们无论做什么都要考虑到环境问题，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务必要考虑到其对环境的影响。目前，环境问题已经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绑在了一起，WTO也将环境问题作为了讨论的一大重要议题。贸易的发展可以促进全球经济的发展，但是也可能由于其发展导致资源开发过度或资源滥用加速而导致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因此，投资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如何让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互协调是目前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二、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执行机制
在经济全球化之前，国际经济法中的国际法规范往往缺乏强有力的执行机制，但是经济全球化使得全球的经济格局发生了变化，国际经济法的作用越来越具有实践意义，这就要求国际经济法要有相应的机制来保证有关规则的实施。
(一)WTO规则的实施方式
WTO组织的建立对于协调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的之间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其规定的一些规则就可见一斑，特别是WTO对其规则的实施方式，WTO要求各国的经济法措施不得与其规则相冲突，以此来保证其他国家的利益。同时，WTO要求也必须秉承“统一、公正、合适”的原则来实施其规则。
(二)WTO争端解决机制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要实现不同国家的经济交流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不同的国家法律不同、信仰不同、习惯不同，这些差异通常容易使各国在经济贸易的过程中产生争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WTO建立了强有力的解决争端机制。这个解决争端机制的建立是国际经济法发展当中的一个重大突破。在解决争端机制的监督之下，那些违反国际经济法的国家无疑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从而使其经济发展受到影响，还有可能会受到相应的经济制裁。
2我国外汇风险管理中暴露的诸多问题
受我国外汇政策限制和金融市场的一系列影响，在外汇风险管理的实际发展中还是不可避免地凸显出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2.1企业面临外部环境的制约首先，企业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汇政策的限制，众所周知，中国金融市场资本项目本身没有彻底开放。恰当地说，我国外汇市场目前的发展十分不成熟，与西方发达完善的资本主义外汇市场还有一定的差距，并不能称之为完全市场条件下的金融性外汇市场，资金流通就受到必然程度上的限制；并且，我国外汇经营实行较为严格的管制，滞后了我国外汇市场的发展，加之人民币不允许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外汇市场以几家国有银行为主体，也毋庸置疑地造成了外汇市场的垄断性和排他性，偏离了国际化完善外汇市场的发展方向。其次，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我国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服务设施不配套，外汇风险规避工具品种单一、结构也相对有限，自然在企业遭受外汇风险的摧残时，不能为企业外汇风险管理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立法机关至今也没有正式出台一部十分完善的关于涉外企业国际经营的风险管理法律或条例，这无疑加剧了企业在海外市场拓宽国际经营时所面临的外汇风险，法律的缺失不仅仅限制了企业的发展，更给国家相关部门的执法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2.2企业对外汇风险管理的认识有待提高在外汇风险管理中，国家毫无疑问应该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给企业提供良好的避险环境，而企业作为外汇风险承担者的主体，更应在外汇风险管理中一马当先，但是目前企业对外汇风险管理的认识水平及成本支出都不容乐观。由于长期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直处于一个单方面上涨的稳定态势，且我国的涉外企业、外贸公司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庇护下运行，在国家政策帮扶下成长，缺乏自负盈亏的经营理念与文化管理氛围，因此企业规避外汇风险的意识比较淡薄，不愿意在外汇风险治理上投资，普遍缺乏外汇风险管理的积极性和强烈的危机感，因此提高企业风险管理意识可作为企业风险防治的一道突破口。同时我国风险管理的教育起步较晚，在应对实际的外汇风险问题时，必然缺乏一些能够从战略制高点出发应对外汇风险的管理人才，从而导致外汇风险防范达到的效果常常不能尽人如意。此外，受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在外汇风险防范中，企业总体对汇率工具不够了解，企业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认知也存在误解和偏差，简单地把衍生工具等同于炒汇工具，企图在汇率的波动中投机获利，一味盲目操作，并不把风险管理放在第一位，结果是便导致更大程度上的亏损。企业只有牢固树立起风险防范意识，才能积极主动管理外汇风险，而不是将汇率风险完全归咎于一些政策性因素，以及一些非人为因素，从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3外汇风险管理的应对策略
3.1强化企业外汇风险管理的意识企业只有充分认识到外汇风险所带来的重大影响，才能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在实际业务中积极主动地应对可能出现的汇率损失，这也是应对外汇风险的根本所在。为此，要加大汇率风险防范的宣传力度，大力普及国际金融知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让企业广大员工理解汇率风险，明白企业不是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机分子，不能在盲目押赌中承受汇率波动所带来的收益或损失，想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更好地利用外资，提升我国涉外企业竞争能力，就要脚踏实地搞经营，通过产品盈利，为我国企业开辟更为广阔的成长空间。
3.2企业发展中礼聘高级外汇管理人才准确地预测汇率变化趋势是有效防范外汇风险的前提条件，而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投资自由化的升级，使得汇率更加复杂多变，准确地预测汇率趋势无疑是一项高技术含量的业务活动。这就更需要外汇管理人才熟练掌握各类金融衍生品的使用方法，具有渊博的国际金融知识、敏锐的政治感知能力、专业化的财务分析能力，能够及时根据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采取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技术性人才是国家发展的动力源泉，是一个国家最优质的生产力，积极培养尖端外汇风险管理人才是防范外汇风险的重中之重。因此，聘请以及培养高级外汇管理人才对于汇率风险的防治研究工作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3.3调整企业内部结构，设立风险防范部门我国绝大部分中小型涉外企业虽然面临着严峻的外汇风险问题，但是由于风险意识的薄弱、外汇技术人才的稀缺，都没有设立起相应的外汇风险管理部门以及汇率波动预警机构。正是由于内部风险管理机制的不健全，才致使外向型企业在面临外汇风险时不能及时采取合理的方案措施加以补救，增加了外汇风险管理的难度。所以企业内部应当建立健全外汇风险管理机构，有效规避外汇风险在企业内部的发生，之前国内企业在经营发展中并未重视这一方面的问题，今后的发展计划中应将这一方案措施提上日程。
3.4加强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合作联系，实现互利共赢外汇风险管理是一场持久战，需要企业源源不断地投入大量财力物力与智力，如果只是企业单打独斗，势必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黯然失色。而金融机构有着得天独厚的政策优势和专业优势，对汇率波动风险的实际掌控能力较强，所以企业应充分利用国内金融机构的优势，在实际经营发展中，与金融机构建立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利用金融机构推出多样化的外汇管理及服务项目，辅之以合理的金融衍生工具、避险工具，如此定能在外汇风险管理的道路上有所收获。同时合作关系的建立，可以给企业提供借鉴金融机构风险防范经验、策略的机会，从而进一步增强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加入WTO为我国提供了新的改革动力。加入WTO是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全面开放阶段，逐步放开包括金融、保险、电讯、会计、咨询、旅游等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我国加入WTO，目的是通过开放市场来解决经济转轨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开放倒逼改革是未来几年我国经济转轨的新特点，以全面开放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大破除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以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从而在改革开放中提高国家的竞争力。
加入WTO，给我国经济改革留下的时间和空间都十分有限。进入新世纪，改革更具紧迫性。加入WTO，参与经济全球化，我国经济转轨的紧迫性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烈，改革受到严格的时间限制。同时，改革又要面临国内外的双向压力。既有国内压力，又有国际压力。前20年我们的改革虽然存在国际压力，但是因为没有加入WTO，一些规则的遵守带有很大弹性，今后不遵守就要受到惩罚。因此，改革的内容必须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则。从这个意义说，加入WTO是我国的第二次开放，第二次改革。
二、经济全球化将促进经济转轨国家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的结构性重大变化。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我国应当积极推进结构性改革
我国按照WTO的规则参与经济全球化，必然使原有的产业结构、体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为此，未来几年，我国经济转轨的重要任务在于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在保持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抓住机遇，适时地实施和推进结构性改革，就能加快体制创新，从而为促进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的较快发展提供真正动力。
结构性改革是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它强调制度框架的改革和经济调控规则的改变，主要目的是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及规制环境。我国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经济体制转轨正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和挑战：其一，我们采取的渐进式改革的方法在实践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同时改革中积累和遗留下来的深层次问题、结构性矛盾日益集中地突现出来，日益对改革进程和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形成制约；其二，无论是在宏观经济层面或经济运行层面，结构性调整和结构性改革交织在一起，结构调整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为结构调整注入新的动力与活力。这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重要特点；其三，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和我国正式成为WTO成员，从外部对我国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和进程提出新的要求，带来新的动力和压力。
由于体制性的结构问题成为改革的突出矛盾，因而实行并加快结构性改革是新形势下改革的重要选择。推进结构性改革，对我国“十五”时期的经济结构调整，对促进经济的较快增长，对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都会产生重要的作用。应当说，20多年的改革实践已为结构性改革创造了很好的基础。在当前宏观经济和社会都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实施结构性改革的条件也是比较有利的。
推进结构性改革是实现制度创新的关键所在。经济转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仅仅是一种运行机制代替另一种运行机制，它实质是体制创新与新体制结构逐渐积累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又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转轨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整体。实施并推进结构性改革，就是面对新旧两种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加快培育发展新体制因素，并逐渐形成新体制的合理结构，以充分发挥新体制结构的整体优势和作用。因此，结构性改革阶段既同以往的改革相联系，又表现出这一阶段改革的重要特征：
——强调体制创新在推动经济改革中的根本性作用。结构性改革不仅仅在于注重一项新制度的安排，更重要的是重视制度结构的合理性。因为任何一项制度都有其结构性，都以其他制度安排为补充。制度的互补性及其合理结构是一项新制度充分发挥效应的基础和前提。
——强调改革的配套性。由于体制的结构性特点，配套改革的结构性改革阶段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结构性改革注重整体改革的配套性、系统性。我国现阶段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国有企业要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相配套；深化农村改革要与加快城市化改革相配套；经济体制改革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结构性改革既要求经济体制改革的相互配套，同时也要求与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密切结合。伴随经济改革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已超越了经济本身。全面的配套改革将成为一个大趋势。
——强调法制化建设对推进改革的作用。以立法来保证体制创新的自觉性和目的性，同时制度化、法制化又是结构性改革的基本目标。没有法治的体制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就难以确定。保护已有的改革成果，规范未来的改革行为是结构性改革对法制化提出的基本要求。一是与产权保护（包括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制建设对结构性改革的成败具有关键作用；二是依法行政，用法律和制度约束政府行为是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任务；三是加快与重大改革措施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例如，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这对我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十分重要。
经济体制转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仅是一种运行机制代替另一种运行机制，它本质上是体制创新与新体制结构因素不断积累的过程，并且这个转变过程必然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结构有机结合、整体转变的过程。顺应效率和发展的要求逐步推进和实现这种结构性的调整和改革，对经济转轨国家来说最具实质意义。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适应于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推进结构性改革，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寻求出路，也是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正在共同致力实现的目标。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和经济体制转轨国家，我国推进结构性改革既有与其他国家相同的共性，又有特殊的规律性。当前，我们既要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矛盾，比如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但更要关注在我国经济转轨的特定时期，优化制度性结构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根本性作用。
三、把握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转轨的特点，我国应当通过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标
实践证明，经济全球化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即如何防止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我国的经济转轨已把缩小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差距提到重要议程。为此，要把对重大社会利益关系进行有效协调作为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并由此使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政治结构之间相适应。经济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和重新调整，在此过程中必然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关键是经济改革能够兼顾利益相关各方，并通过相应的社会改革对利益受损者以及社会弱势群体给予合理的补偿和救助。伴随改革开放的过程，我国原有的社会利益机制、利益格局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改革新阶段，迫切需要对重大社会利益关系做出主动的、积极的调整。这已成为当前我国改革所面临的突出矛盾。
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将在新时期改革进程中更加突出。使人民群众在改革过程中受益和得到实惠，是过去20多年我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我国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广大百姓的共同富裕。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原有的利益格局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现实生活中与人民群众利益相背离的现象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严重影响了人们对改革的预期，挫伤了人们理解、支持和参与改革进程的积极性。这突出地表现在各种收入差距不合理拉大；政府部门利益集团化和非公共机构倾向突出，腐败蔓延；伴随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口增多，城市贫困人口增加；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并由此产生种种结构性矛盾和问题。
在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下，在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我们的改革更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这是进一步推进改革，并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实施并推进结构性改革，应当客观地分析改革的基础和条件，注重分析和把握改革的主要推动力。新时期推进结构性改革，需要格外强调广大群众在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高度重视广大群众拥护改革的程度和参与改革的热情。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应当始终是改革的根本出发点。
市场经济的优势在于它在不同社会及文化中的差异性及适应性。在某种意义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人民市场经济，是广大人民群众作为主要获益者的市场经济。因而它的根本优势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不断获取利益基础上的广泛参与。作为顺利推进我国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保证，明确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增强改革的透明度，让广大群众了解改革的进程和内容，并使他们中的多数在改革中获益，过去是、下一步仍然是我们顺利推进结构性改革应予坚持的重要原则。
(一)生产活动全球化。生产活动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传统的国际分工正在演变成为世界性的分工：1国际分工的内容发生变化。国际分工从传统的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分工逐步发展成为以现代工艺、技术为基础的分工；从产业各部门间的分工发展到各个产业部门内部的分工和以产品专业化为基础的分工；从沿着产品界限进行的分工发展到沿着生产要素界限进行的分工；从生产领域分工向服务部门分工发展。2国际分工的形成机制在变化。即由市场自发力量决定的分工，向由企业，主要是由跨国公司经营的分工和由地区经贸集团成员内组织的分工发展，出现了协议性分工。3水平型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其内容为产品型号的分工，产品零、部件的分工和产品工艺流程的分工。4形成了世界性的生产网络。5世界性的国际分工使各国成为世界生产的一部分，成为商品价值链中的一个环节。它有利于世界各国充分发挥优势，节约社会劳动，使生产要素达到合理配置，提高经济效益，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
(二)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形成。1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拉动作用增强。它表现为国际贸易增长率大大高于世界经济增长率。如以1990年为100，世界货物出口值指数从1985年的56，上升到1995年的144，同期世界生产指数从86上升到107；世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同期从85上升到106。1990-1995年间，世界贸易出口量年均增长率为6％；同期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2服务贸易发展迅速。世界服务贸易额从1985年的3809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11，678亿美元，在国际大贸易(货物与服务)中的比重同期从163％上升到188％。3国际货物贸易交换品种多样化。在世界贸易中，占世界出口1％以上的货物从1980-1981年的11种增加到1993-1994年的21种。在发展中国家出口货物中，80年代中期，制成品所占比重开始超过一半；在出口中占1％以上的货物种类从1980-1981年的6种增加到1993-1994年的19种。4发达国家同类货物相互交换增加，主要的经济贸易大国一般既是某类商品的主要出口国，也是该类商品的主要进口国。5国际贸易趋同化。
它表现为：电子化贸易手段普遍使用，EDI(电子数据交换)已在国际贸易中广泛使用，其他如电子商务(EC)，电子贸易撮合(ETM)，电子资金转账(ETF)等已在许多国家开始使用；ISO9000系列成为国际贸易商品的共同标准；贸易合同标准化。6世界贸易组织建立，多边贸易体制正式确立。1995年1月1日诞生的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世界贸易进一步规范化，世界贸易体制开始形成。作为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组织和法律基础的世界贸易组织，以其法人地位对所有成员方都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因此，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标志着一个以贸易自由化为中心，囊括当今世界贸易诸多领域的多边贸易体制大框架已经构筑起来。
（三）各国金融日益融合在一起。1金融国际化进程加快。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大银行根据《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开始了大规模合并、收购活动，以提高效益。如法国里昂信贷银行买下了大通曼哈顿银行在比利时和荷兰的附属机构。德意志银行、巴克莱银行和国民希敏寺银行也吞并了一些欧洲其他国家的小银行，以扩大在欧洲的网络。为了提高本国银行的竞争能力，很多国家对于大银行的合并表示了支持的态度，1993年以来，世界排名在200名之内的大银行之间至少发生过25次合并。2地区性经贸集团的金融业出 现一体化。欧盟统一大市场建立后，银行、证券公司和投资基金等金融机构可在欧盟内经营不受国界限制的保险和投资业务；美国和日本的银行则可通过收购、兼并等形式加紧渗透欧洲市场，欧洲的金融市场将演变为真正的国际金融市场。3金融市场迅猛扩大。到1995年，外汇交易额已上升为世界贸易额的60倍，全球外汇日交易额已超过12万亿美元。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国际信息的网络化，外汇市场的资金交易正以"光的速度"从一个市场转移到另一个市场。
(四)投资活动遍及全球，全球性投资规范框架开始形成。其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投资成为经济发展和增长新支点。国际直接投资额年均额与年均国际贸易额的比例在缩小，国际直接投资额年均增长率高于国际贸易年均增长率。1990-1996年年均世界出口贸易额为41，14571亿美元；同期，世界各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为2，56535亿美元，二者之比为160∶1，差距进一步缩小。1991-1996年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为118％；而同期世界出口贸易额年均增长率为7％，后者大大低于前者。 第二，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据统计，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已从1985-1990年年均1，55578亿美元增长到1996年的3，46824亿美元。
同期，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45005亿美元增长到2，94732亿美元，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从932％下降到849％；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0554亿美元增长到51469亿美元，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从67％提高到148％。同期，全球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从1，41930亿美元增长到3，49227亿美元，其中，发达国家从1，16744亿美元增长到2，08226亿美元，在全球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中的比重从822％下降到596％；发展中国家从24736亿美元增长到1，28741亿美元，所占比重从174％上升到369％。第叁，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并行，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发达国家中主要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同时也是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国家。
1995年，德国、法国、瑞典、英国、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荷兰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占当年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56％；同年，除日本以外的上述国家占当年世界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53％。与此同时，一些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1985-1995年，有2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吸收者。第四，国际借贷资金流动量增长很快，证券股权投资迅速发展。1993年流动金额为8185亿美元，1994年增加为9534亿美元，1995年增加为12，584亿美元。与外国直接投资一样，证券股权投资依然偏向于少数新兴市场国家，1995年亚洲就占了流向新兴市场的外国证券股权投资净流量的53％。此外，外国证券股权投资的来源存在一定程度的集中性。1992-1994年，流向新兴市场的这种投资35％以上来自美国，15％来自日本，11％来自英国。近几年来，香港特区和新加坡的投资者也向新兴国家进行这种投资。
第五，投资自由化成为各国国际直接投资政策的目标，国际直接投资规范安排提上日程。90年代以来，保护和促进投资的双边投资条约数量大幅度增加，截至1997年1月1日，全世界已签署这种条约1330个，涉及162个国家，在5年里条约数增加了2倍。1991-1996年，各国政府共对外国直接投资管理体制进行了约600次调整，其中95％是放松对外资管制的措施。1995年，在64个国家的112项立法变化中，106项属于趋于自由化或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立法。国际社会为达成国际性的投资协议开始行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第一次将投资问题纳入多边贸易的体系，并达成《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出现通过协商建立一个综合性多边国际直接投资框架的行动，1996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第九次会议 对未来多边投资框架进行了探讨，并已达成协议。
(五)跨国公司作用进一步加强。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蓬勃发展。第一，跨国公司的数目剧增。据统计，1996年跨国公司已达到44，508家，在全球的附属企业已达到276，659家。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增加到36，380家，所占比重下降到817％；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增加到7932家，所占比重上升到178％。第二，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基地的最大跨国公司日益全球化。按外国资产排列的1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在它们的外国附属企业中拥有17万亿美元的资产(控制了约1/5的全球外国资产)。第叁，跨国公司开始结成新型的"战略联盟"。面对竞争压力、自由化浪潮和新投资领域的开放，越来越多的企业，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采取各种办法参与全球化经济的活动，通过各种形式结成联盟。通过兼并与收购在国外建立自己的生产设施，以保护、巩固和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1988年到1995年间，全球跨国兼并与收购总额增加了一倍，达到2290亿美元。1996年，有45起跨国兼并与收购的规模超过10亿美元。与此同时，一些跨国公司以协定(股份和非股份)方式加强联合。1995年缔结了近4600项这样的协定，而1990年只有1769项。1990年以来，跨国公司之间在核心技术(信息和生物)方面也加强了战略性研究与开发伙伴关系。第四，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规模和重要性日益增加。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在其国家贸易中的比重提高，出现了无国界经济。
(六)经贸文化、人才出现世界性。以全球化、高速化、个体化为特征的多媒体网络正在覆盖全球；出现了经济生活和贸易文化的全球性趋同现象；"国际人"开始走俏，全球性的共同发展目标形成。为了在经济竞争中取胜，"国际人"正在成为各个国家、各大公司的首选目标，培养"国际人"、寻找"国际人"已成为世界性的人才战略潮流。日本公司率先提出"国际人"战略。他们认为，国际人应具备以下10个基本条件：积极肯干，但是不蛮干；人际关系融洽，不以自我为中心；兴趣广泛，知识丰富；外语出色，乐意结交外国人；行动迅速，快食、快眠、快便；迅速适应并爱上异国他乡；意志刚强，富有忍耐性；深谋远虑，但不优柔寡断；安排、处理好家庭生活关系；身体健康，精神焕发。此外，绿色主义、环保哲学，共同反黑、扫黄、打白(毒)和反腐败，共同致力于发展与和平，共同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均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二、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传统的衡量国家之间经济贸易权益的概念与统计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一)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相互依存与互动加强。 1.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经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相互依存进一步加强。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发达国家之间货物、服务、资金、技术和市场高度融合，而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上述关系也在加强。 2.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相互传递障碍在减少，互动性加强。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下，对外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在各国之间的经济传递中的作用在加强。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对外贸易与投资逐渐变成双向传递渠道，发达国家把经济发展与衰退通过对外贸易与投资传递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金融波动也将影响到发达国家。1994年底，墨西哥金融危机震动了全世界；1997年7月由泰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并未使发达国家幸免。
(二)经济全球化迫使人们的概念在创新。1大国际贸易概念出现。在经济全球化下，一国对外经济交往合作中，不能只考虑货物贸易，还要把货物贸易与直接投资、金融、服务、技术综合考虑。因为，货物贸易与投资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两个支点。2将大国际贸易概念与本国经济的调整优化、改革开放密切地结合 起来；"贸易立国"、"贸易为本"的传统信条已让位于"经济接轨"和"市场融合"。3变被动接受经济全球化为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是科技革命作用的结果，是大势所趋，纷纷主动改革本国经济体制，发展开放性经济，推行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为跨国公司创造投资条件，并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和活动。4变单边制裁为求得"双赢"。在经济全球化下，一国对另一国单方面采取"贸易保护"、"贸易摩擦"、"贸易制裁"等以邻为壑的措施，已开始由自我保护的工具变成了双刃剑，在制裁别国的同时也会使自己受到伤害。其上策是通过谈判，达成互惠互利的协议，促进双方的经贸发展，取得"双赢"。
(三)经济全球化使国家主权受到冲击，相互协调成为时代主旋律。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传统的国家主权内容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原本是一国独有的权利，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同拥有的权力。各国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遵循国际条约、协定、规范和惯例来运作；跨国公司在各国经济生活中地位的提高，使国家对产业政策的干预作用在减弱。在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出现了主权让与，但它是以对等为原则的。当今世界各国都是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共享是让与的前提，没有共享也就不会有让与。经济全球化迫使各国把二者结合起来，出现了相互协调，使它逐步成为各国处理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基石。随着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束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和运行，协调管理贸易政策在国际上和各国贸易政策中开始成为主流。
(四)经济全球化要求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一体化。20年来，面对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产业内部贸易的增长，新贸易理论将产品差异、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等工业组织理论引进传统的比较优势框架，为国际贸易理论分析做出了贡献。但它仍然假定企业只在某一个区位生产商品和服务，将对外直接投资排除在分析之外。同时，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公司)理论成功地解释了不同类型跨国公司直接或间接地创造的各类贸易流动，但仍是以单个企业为依据的投资分析，未推广到国家层次。80年代初以来，经济全球化要求把贸易与投资理论结合在一起分析贸易与投资利益与效益，出现了新的理论分析，其理论模式主要集中于纵向或横向一体化。在这些理论分析中，产品增值链活动的不同假定可以在不同地理位置上进行，在不同的国家可以进行完全相同的生产加工。
在贸易与投资一体化理论中，企业行为被分为两大类型： 第一，总部行为。总部行为包括工程、管理和金融服务，以及信誉、商标等甚至可以无偿转让给远方生产区位的服务，这类行为有时被简化概括为研究与开发。 第二，实际生产行为。实际生产行为又可再分为上游生产(中间产品)和下游生产(终极产品)。所有这些行为都被假定为具有规模收益递增效应。由于总部服务的运输成本极低，企业可以将生产行为从总部分离出去，但为了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企业将某些生产行为集中在某一区位。在贸易分析中典型采用的两国均衡框架，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企业在两个国家进行活动时，可以将总部行为安排在母国进行，但其实际生产或转移到东道国进行(纵向一体化)，或者既安排在国内，又安排在国外进行(横向一体化)。因此，现在的企业不仅通过价格和质量进行竞争，而且还通过生产的组织进行竞争。这些理论模型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单个企业的经营活动决定了国内、国际经营企业的总格局。这一问题属于理论分析中的国际化生产部分。
一旦国际化生产活动分布格局形成，国际贸易的格局便随之确定。贸易与投资理论的一体化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能以单纯的贸易行为来衡量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 (五)经济全球化对表明国家之间经贸权益的传统概念和统计方法提出了挑战。1传统的对外贸易差额概念未能反映经济全球化下国家之间实际的贸易利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经贸利益出现了几种变化。第一，在产业内部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大量增加下，按总贸易和专门贸易划分的国家之间的进出口掩盖了国 家之间在产品价值上的实得；第二，母国公司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母国公司对东道国的商品直接出口，变相地进入了东道国的国内市场，因此，母国公司在东道国国内的投资和商品、服务的销售收益应计入母国的经贸收益；第叁，在一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情况下，把该国进出口贸易额作为该国的贸易利得，更加失实。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下，在计算各贸易国的贸易收益时，上述几个现象不能忽略。
2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际贸易统计滞后于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应予修正。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际贸易统计制度来源于美国，并逐渐成为世界贸易各国的贸易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对之都有相应的条款和协定。在国际贸易局限于产业间和投资不普遍的情况下，按原产地进行统计基本上可以反映贸易国的贸易利益。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按原产地统计则会出现两种误差。第一，未能如实反映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大规模的直接投资活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全球化经营，它们生产的零部件、产品的进出口，按价值链、资本所有，理应属于母国，但却计入东道国的贸易统计。
2.增加产品的让渡价值，降低企业成本。产品让渡价值是指顾客感受产品或服务的性价比，是对总价值与总成本之间的差异主观评价。让渡价值是影响客户购买与否的重要因素，提高服务产品的让渡价值的途径主要有以下三个：降低总成本，增加总价值，或者两者同时进行。跨国酒店如果除了提供舒适洁净的客房这一核心产品，还能最大限度地满足顾客的个性化需求，从友善的服务态度、方便的交通、网上订房和支付等附加产品方面提供差异化产品，降低顾客使用产品的成本，同时提升整个服务产品的价值。采购管理是降低成本的关键，可靠低廉的供应源能够大幅度地降低酒店经营成本，为经营活动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跨国酒店经理人必须认真分析和强调目标客户看重的产品属性。服务产品传递方式和组合方式是与同行酒店区别开来的标志，也是提高服务产品市场竞争力的有效方法。
3.创新经营模式，扩大品牌效应。连锁经营提高酒店的知名度的有效途径。从国内外的酒店发展经验来看，连锁经营是跨国酒店实现快速扩张的必由之路。提高酒店的连锁经营能力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向其他行业如快餐业、零售业等学习先进的连锁管理经验，做到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摸索出符合跨国酒店连锁的发展道路。二是聘用当地具有丰富连锁管理经验的酒店高级管理人才，在遵循总店服务宗旨和运行模式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管理。另外，要想在当地树立品牌效应，扩大酒店知名度，必须充分利用媒介通道，进行广泛宣传。了解当地的媒体形式，增加与客户和媒体之间的沟通，获得充分的信息。制定沟通目标，对传递内容、宣传方式、沟通预算作出决策，选择适当的媒体、时间段。宣传不但要达到提高现有顾客对酒店的记忆强度的目的，而且还要使潜在的顾客能够顺利获得关于本酒店的充分信息，达到广而告之的效果。最后，加强酒店的产品服务质量是建立品牌的核心要素。在提高酒店知名度的同时，为客户提供新颖、舒适的服务内容，长久地维持良好的客户关系，从而扩大自身在行业中的影响力。
4.制定风险预警机制，提高酒店经营的灵活性。在当代经济发展环境下，市场形势变化多样、复杂，酒店捕捉市场信息的能力和对危险信号的反应速度对于赢得超额回报及建立竞争优势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跨国酒店风险主要包括物理风险、道德风险、和心理风险等。物理风险又称为物质风险，是指酒店的建筑、设别、人员等引起的风险，尤其是火灾事故，对酒店造成巨大的威胁。道德风险与人的道德修养有关，是指酒店遭受盗窃、抢劫和欺诈等事件的影响。酒店顾客多而复杂，人员流动性大，不仅涉及到卫生、安保、消费等服务内容，而且与社会安定有着密切的联系，管理难度大。心理风险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其中，内部因素是由于企业自身经营不善、决策失误和管理欠缺造成的风险。财务风险、股市风险、筹资风险、融资风险等是常见的内部风险，规避方法主要有确定适当的负债规模和合理的负债结构等，根据酒店的销售状况，适当增加资金净现金流量。外部因素是指国家宏观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处理以上风险酒店需要制定风险控制体系，包括以下几点：①制订损前经济目标、安全目标、社会责任目标，减少和避免风险形成，定期检查检修酒店设备设施，同时加强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②制定损后处理措施。事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酒店应承担社会责任，减轻事故对顾客、员工、债权人、供应商等带来的伤害和损失，树立良好的社会信誉；酒店负责人要尽快地对现有资产作出评估，预计酒店恢复运营所需要的资金和时间，减少生存危机；酒店管理人员还应在酒店重建的过程中，客观估计客户源损失，拟定新的盈利目标，加强营销手段，做出连续经营策略。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重复征税的表现
(一)经济全球化是国际重复征税的重要前提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等，相互依存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整体，是实现各国市场分工协作，相互融合的过程，其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和经济关系国际化发展的客观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生产经营活动的分工协作日益精细，国与国之间经济交往日益密切，跨国公司不断增多，国际贸易不断发展，国际经济关系更加复杂，加速了资本在国际上的流动，使资本不断多元化和国际化，促进了各种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各国间相互依赖的程度大大加深，这些变化都促使越来越多的跨国所得和收入的产生。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出现之前，各国经济活动只发生在本国境内，各国政府的征税对象主要是本国的公民企业或组织，国家税收没有涉外的因素，国家税收问题也是国家和本国纳税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但经济全球化的出现和发展，使得跨国经济活动日益增加，从事跨国经济活动的纳税个人和企业的所得不仅仅来自于一个国家，其所得和收入也变得国际化和多元化。此外，跨国投资等经济活动日益增加，投资者为获得最大收益，超越国界进行跨国投资，为跨国商品、资本和劳务往来创造了条件。在这样的前提下，由于各国经济政策、税法制度的都是基于本国国情而制定，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会使各国间产生很多经济利益矛盾，跨国纳税人和跨国所得及收入的出现也可能引起国际重复征税的产生。
(二)国际重复征税的新现象国际重复征税现象的出现，使得世界各国对于本国对外经济政策和经济政策关系的不断调整，国际上出现了一些有关重复征税的新现象。1、国际税收协定的变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世界各国联系日益密切，各国对外缔结税收协定的步伐不断加快，国际间的税收协定对国际重复征税问题的解决已经并且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由于各国都不愿削减本国的税收管辖权，因此国家间关于重复征税问题的税收协调就显得至关重要。税收协定的新变化主要表现为世界上缔结国际税收协定的国家数目不断增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税收协定有双边性多边发展已成为必然趋势。此外还表现为国际税收协定的内容更加充实，从而可以应对更多矛盾和问题。同时，《OECD协定范本》和《UN协定范本》为大多数税收协定提供了依据和支持。2、区域经济集团的发展区域经济集团是经济全球化发展一段时期的产物，其内部以及各区域经济集团之间的税收协调有了较大发展，推动了区域性乃至国际性税收一体化活动的进程，这将有助于国际重复征税等矛盾的协调。在刚刚结束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以及G20峰会上审议通过的一些成果对重塑现有国际税收规则体系，完善各国税制，以及对促进我国税制改革，建立与我国对外开放和税收现代化相适应的国际税收制度与征管体系都有着重大意义。这都体现着世界区域经济集团的不断发展和进步。3、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虽然在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下，国际重复征税现象有了一定的缓和，但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世界各国间资本流动日益剧烈，各国境外直接投资不断增加，使各国间依赖程度更高。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外直接投资额大幅度地持续增长，2013年我国投资额已达1078亿美元，表明我国已从资本输入大国变为资本输出大国，而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必将引起国际重复征税现象的频繁和普遍发生。4、房产税中的重复征税现象现如今，很多国家都存在用对房产税的征收来抑制房价上涨的现象，但实施效果不尽相同。有的国家有的确起到了调控房价的作用，例如：美国每年都要缴房产税，房屋的空置问题得到了有效遏制，投机性购房减少，房价得到控制。但也有国家并没有达到控制房价的效果，例如韩国为抑制房地产市场泡沫,多次增加房产税税负,最终导致一些房价较高地区业主承担了大额房产税,从而未能有效抑制房价。我国在征收房产税的试点工作的中，由于现有的存量住房中，城镇土地使用税本身在购房者购买住房时就已经缴纳，这使得即将开征的房产税中存在重复征收的问题。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重复征税的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影响体现在可持续健康发展上。可持续发展是人类追求的长远目标。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是一切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故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就不能只顾眼前利益，所以国际经济法要为这种可持续发展提供相应的法律和制度保障。
(二)国家经济受到了削弱。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各国的合作与发展都会多方平衡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需要。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其发展的现实情况在某些时候往往所受到的限制比发达国家要多，发达国家在经济资源，技术资源等各方面的优势势必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造成一定的侵害。而且，现在不断增加的国际经济组织也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受到影响。
(三)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加强了经济的公平互利原则。法律与规则是促进公平的制度保障。在市场中，公平交易一直都是人类追求的目标，所以为实现全球经济的共同繁荣发展，对贸易的公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合作与共同发展原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历史的进程看国际合作的进程一般为多边合作，这样也提高了国际合作的效益，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双边合作和区域地区的合作也逐渐成为了新形势下的合作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