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1）

认识这一问题之前，必须强调幼儿道德教育的必要性，这不仅是因为后者是前者的逻辑前提，而且没有对这一必要性的科学认识或者根本上认为幼儿德育没有必要，那么在思想上就不会有幼儿德育应有的地位，从而实践上也就不会有幼儿德育的现代性。幼儿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构成，是终身教育的奠基阶段，因此幼儿德育也就是人完整道德教育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幼儿时期是个很特殊的时期，这一点从心理学研究即可证明。对道德教育来说，这也是个很重要的时期。幼儿时期心灵纯净，各种思想观点还没有形成，不论受到好的教育与环境影响，还是不好的教育与环境影响，都会在心灵上留下深深的烙印，所谓“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正因如此，自古以来就不乏仁人志士尤其是教育家十分重视儿童早期的道德教育，从古罗马的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普鲁塔克（Ploutarkos）到近代大教育家夸美纽斯（Johann Amos Comenius），从中国古代的颜之推到近代鲁迅等，他们都是早期道德教育的倡导者，其有关思想也早已成为德育思想史中最可宝贵的财富。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些思想难免会带有与各自时代、社会结构相一致的印痕。然而，对历史的批判和继承正是现代德育重建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德育现代性发展的必然要求。传统德育给予现代德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其思想内容和方式方法方面的影响非常深远，至今在部分教育者的观念里还余迹犹存。比如，以讲究“使为则为，使止则止”（《颜氏家训·教子》）为核心特征的重命令轻理喻、重权威轻个性、重控制轻选择、重规训轻德性、重服从轻体验等道德教育思想和方法在家庭和幼儿教育里还大量存在，道德教育内容有教（习俗教化）无德（道德）现象仍较普遍等。应该说，这些都与德育现代化发展方向不相一致。现代社会已在工业文明基础上凭借现代科技的强力推进，正大步朝向现代化，而社会现代化必然要求人的现代化，道德教育在帮助人完成现代化并进而促进社会现代化方面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道德教育本身要尽快完成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以适应社会发展和人自身发展的现代性需求。在这一过程中，幼儿道德教育同其它各级各类道德教育一样，增强自身现代性是当前的首要使命，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更具有基础性作用。

现代性是相对于传统性而言的，从存在方式或表现形式上看，它体现于道德教育的性质、目标、功能、价值、内容、过程、方法、手段、途径等方方面面，而从存在特性上看，道德教育现代性则是现代德育（相对于传统德育）综合特征的表征，含有科学性、民主性、终身性、全面性、主体性、发展性、全民性、世界性等特性，其核心特性是主体性与发展性。“现代德育以促进人的德性现代化为中心，或者说是以促进主体现代德性发展为根本。主体性、发展性是现代德育的本质规定。”[1]幼儿德育现代性就是坚持以幼儿为德育主体，在发展性德育理念指导下，通过幼儿教育工作者的启发、引导与幼儿的认知、体验、践行的互动，促进幼儿德性健康发展。德育现代性要求对幼儿的道德教育必须走出以往片面主知、主情或主行的德育模式，走向知情行协调发展的德育模式。在现代性的吁求下，幼儿教育工作者不仅要使自身工作更贴近幼儿心理特点，而且要不辱使命，认真反思在社会现代化背景下幼儿德育的发展理路及其功能价值。因此，幼儿教育者就要从理论上来充实幼儿德育的现代性基础，即道德教育哲学和道德教育心理学。

二、幼儿道德教育现代性的哲学基础

从哲学视角观照道德教育已有几千年的历史，道德总是哲学在思考伦理价值时的首要选择。道德哲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是引领一个时代道德发展的航标。美国著名道德教育家柯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曾说：“道德哲学和道德心理学是研究道德教育的两个基本领域，道德心理学是研究道德发展是什么的问题，道德哲学探讨道德发展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在我们为道德教育找到一个合理的基础之前，必须把心理学上的‘是’和哲学上的‘应该’这两种研究结合起来。”[2]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直到今天道德实践领域并没有很好地实现这两者的联姻，不仅如此，教育者的观点和行为也较少明确从道德教育哲学和道德教育心理学出发。这种现象在基础教育包括幼教阶段的学校道德教育中非常明显，直接表现则是道德教育的人为痕迹随处可见。“如果说人们对道德哲学家很少直接就道德教育问题发表言论还只是感到遗憾的话，那么教育工作者不能或很少自觉利用道德哲学的成果，则可称之为教育的不幸了。”[3]实际情况正是这样，教育工作者还缺乏对道德教育价值深刻的反思，对当前如何进行道德教育和进行什么样的道德教育等问题的思考和解决也缺乏主动寻求道德教育研究成果的意识。一百多年来，道德教育在现代化的征程中已取得丰硕成果，它们对更新教育者的教育观念以及推进道德教育现代化进程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正如著名教育哲学家乔治·奈勒（G·F·Kneller）所言：“哲学解放了教师的想象力，同时又指导着他的理智。教师追溯各种教育问题的哲学根源，从而以比较广阔的眼界来看待这些问题。教师通过哲理的思考，致力于系统地解决人们已经认识清楚并提炼出来的各种重大问题。那些不应用哲学去思考问题的教育工作者必然是肤浅的。一个肤浅的教育工作者，可能是好的教育工作者，也可能是坏的教育工作者——但是，好也好得有限，而坏则每况愈下。”[4]因此，与所有教育工作者一样，幼儿教育工作者首先也应是一位道德哲学家，对幼儿道德发展应有自己的且符合时代要求的思考，从而使人的德性在生命的幼年就能得到深深的培植。

现代化和多元化发展的社会对人已从多方面提出了要求，而最根本的是要求人从唯知是求、唯知是德的“知性人”困境中解脱出来，将人的发展融入社会、自然及环境和谐发展之中，建构起全面发展与和谐发展的德性人。自然，要完成人自身这一伟大转变的任务就要从幼儿抓起，要让幼儿德育走出传统重智轻德、重护轻养（修养）、重教轻育等诸多一重一轻的怪圈，真正使幼儿德育建基于现代性之上。从道德教育哲学的角度来看，当前幼儿德育要认真反思并处理好以下若干重要问题：

一是道德教育与习俗教育的关系。学界普遍认为，道德与习俗同属社会规范，但习俗是非道德性社会规范，道德既有个性也有共性，而习俗则是特定社会的一致性认同或权威的规定。对幼儿道德教育来说，如何看待道德与习俗的关系，涉及到对幼儿德性价值的不同认识。有些幼儿教育工作者倾向于认为幼儿还处在道德睡眠时期，对幼儿谈道德不切实际，有“小题大作”之嫌，他们往往以习俗教育代替道德教育，认为幼儿需要的只是遵守。显然，“单纯服从并不是道德，道德不只是盲目地接受习俗和传统”。[5]

二是道德、社会准则与个人选择的关系。幼儿是否需要自己的道德选择？不少人认为幼儿太小，还不懂得选择，其实这是对幼儿作为道德主体这一事实的极大漠视。无视幼儿的道德选择，道德教育就只能是成人的意志，是成人的随意干预和强迫控制，所培养的也只是一种“听话”道德。作为道德哲学的一个公设，“‘道德的’不仅指服从和适应特定社会所认可的习俗和规则的行为，而且指个人在面临各种不同原则和行为时所作的选择行动”。[6]道德哲学家弗兰克纳（William·K·Frankena）也说：“道德的产生是有助于个人的好的生活，而不是对个人进行不必要的干预。道德是为了人而产生，但不能说人是为了体现道德而生存。”[7]与这一现代德育思想相映照，教育部2001年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明确规定，幼儿园必须“提供自由活动的机会，支持幼儿自主地选择，计划活动，鼓励他们通过多方面的努力解决问题，不轻易放弃克服困难的尝试”。（关于此点还可见下文道德心理学的进一步分析）

三是纪律与道德发展的关系。教育者习惯将纪律诠释为对外在强加的各种社会准则的服从，是控制孩子的一种手段。这种纪律观值得认真反思。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认为“纪律是整个教育过程的结果，而不是个别的特殊的方法”，作为一种教育的结果，其目标状态表征为“自觉纪律”（即不论有无监督，主体能始终做出正确的行为）。[8]比较上述两种不同的纪律观，可以发现包含于其中的各自不同的道德主张和明显不同的道德教育取向，在前者纪律是一种工具，有很强的成人取向，而在后者纪律则成为发展的目的，是一种儿童取向，纪律不再是束缚儿童自身的一种手段，而成为有益于儿童发展的发展性纪律，即实现了纪律教育由外在控制到内在自我调节的恰当转换。

以上三方面相互联系，集中到一点就是道德哲学要求人们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对幼儿道德教育的建设路向、德性培养等问题予以重新思考和判断。

三、幼儿道德教育现代性的心理学基础

正如柯尔伯格所言，道德心理学主要是研究幼儿道德发展是什么的问题。对幼儿教育工作者来说，研究这一问题就是要了解和掌握幼儿道德发展的心理特点和规律。幼儿有灵有情也有智，他（她）不是行为主义者手中操纵的机器，也不是认知主义者所解读的那样冰冷的理性，甚至也不可以当作等待解读的“文本”。幼儿道德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既不是成人经验的总结，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随幼儿生活的发展一起发展，随幼儿的成长一道成长的。幼儿生命的鲜活性使得他对生活有着无比的热爱，对人类道德有着不尽的探索兴趣，他对道德有着一份天然的情感，这种情感就是善。幼儿对这个世界的感受会构成他对道德理解的一部分，也是今后道德自我建构极为重要的内容。因此，教育者有责任呵护并珍视幼儿对待世界的这份情感，并使对幼儿的道德教育能很好地适应其自身成长的特点和规律。

作为道德心理学领域的旗帜性人物，皮亚杰（Jean Piaget）和柯尔伯格已于上个世纪先后研究了儿童以道德认知为核心的道德发展规律，从总体上揭示出了道德发展遵从由他律到自律的发展路向。而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以及人本主义心理学和建构主义心理学的启示，道德心理学领域关注的问题更为转向儿童自身及其与社会相互作用方面，这使得传统单向度的社会决定论道德教育彻底走向它的尽头。突出的表现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关于体验、移情与社会行为，二是关于选择、建构与道德发展。这两个方面的理论及其应用对于提高幼儿德育现代性水平，增强其实效性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首先，当代道德教育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转向之一是确立道德品格自我建构的普遍范式。根据建构主义心理学关于“学习是一个积极的建构过程”[9]的观点，人的道德品格就不再是一些固定不变或与情景无关的特质，正如“人们并不像拥有一定的眼睛颜色和身高那样，拥有人格特质和道德德行”，[10]道德品格是儿童对情景选择并与情景相互作用而整合的结果。自我建构观强调品格建构的主体性和情景性特征，突出了品格变化形成过程中的自我选择、情景支持等因素的作用，应该说对幼儿道德教育富有指导意义。皮亚杰对幼儿的研究表明，幼儿到晚期时已有自律道德的萌芽，而我国学者的研究也表明，我国幼儿4岁时就已经基本能摆脱成人的影响，做出许多独立的判断，7岁时主观性判断已有明显发展，到9岁时这种判断基本取代了客观判断（李伯黍，1981）。既然幼儿时期已有初步自律道德的意识（康德认为真正的道德是一种自律的道德），那么发展幼儿自律道德就要尊重其自我选择的权利。其实，儿童心理学家格塞尔（A·L·Gesell）早已提出“2岁危机期”这一概念，埃里克森（E·H·Erickson）对此解释说是幼儿向父母寻求自我选择的反抗，在他的理论中，主动性与自主性被视为幼儿阶段发展的核心任务。

其次，体验正被学界认为是道德生成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和途径。就幼儿来说，研究表明，幼儿一般还不会明确考虑行为的道德后果与做出道德上的自我批评或自我反思，其道德体验源于行为的直接结果。这种特点的体验方式连同成人对他的处置方式一起共同决定了幼儿是一个“愉快的生活者”还是一个成人眼中的“侵犯的快乐者”。心理学家吉尔·诺姆（Gil Noam，1993）的研究很好说明了这一问题，他认为“一些儿童早期不良的经验会导致一种‘不良意愿’模式的建构，而长期的伤害和同伴的拒绝则会扭曲儿童道德互惠的建构，以至于这样的孩子感到‘有权力’以攻击和剥削的方式对待别人”。[11]显然，对教育者来说，防止幼儿建构“不良意愿”模式并代之以“良好意愿”模式是件极为重要的事，否则当幼儿将这种不良模式整合到道德自我建构中时，就会在以后生活中，尤其是解读社会道德情景时形成个人偏见。

最后是移情（empathy），一种替他人着想的道德能力。目前，国内外大量相关研究一致表明，儿童亲社会道德行为同移情能力密切联系在一起，而禁止性道德行为则同负疚、羞愧以及厌恶感联系在一起。这说明移情有助于儿童做出亲社会道德行为或利他行为，而且它同儿童的道德判断、道德推理甚至道德习惯的形成是整合在一起的，是影响儿童道德图式建构的重要因素并成为其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这种研究喻示了幼儿道德教育新的方向，并成为培养幼儿合作意识的道德心理基础。

总之，发展幼儿道德教育现代性要求幼儿教育工作者在尊重幼儿道德心理发展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积极转变观念、改革教育模式，从而不断增强道德教育对幼儿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注：

[1]班华：《现代德育论》，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2][美]柯尔伯格著，魏贤超、柯森译：《道德教育的哲学》，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3][6]鲁洁、王逢贤：《德育新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4]陈友松：《当代西方教育哲学》，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35页

[5][7][美]威廉·弗兰克纳，黄伟合等译：《善的求索：道德哲学导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7页

篇（2）

认识这一问题之前，必须强调幼儿道德教育的必要性，这不仅是因为后者是前者的逻辑前提，而且没有对这一必要性的科学认识或者根本上认为幼儿德育没有必要，那么在思想上就不会有幼儿德育应有的地位，从而实践上也就不会有幼儿德育的现代性。幼儿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构成，是终身教育的奠基阶段，因此幼儿德育也就是人完整道德教育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幼儿时期是个很特殊的时期，这一点从心理学研究即可证明。对道德教育来说，这也是个很重要的时期。幼儿时期心灵纯净，各种思想观点还没有形成，不论受到好的教育与环境影响，还是不好的教育与环境影响，都会在心灵上留下深深的烙印，所谓“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正因如此，自古以来就不乏仁人志士尤其是教育家十分重视儿童早期的道德教育，从古罗马的昆体良（MarcusFabiusQuintilianus）、普鲁塔克（Ploutarkos）到近代大教育家夸美纽斯（JohannAmosComenius），从中国古代的颜之推到近代鲁迅等，他们都是早期道德教育的倡导者，其有关思想也早已成为德育思想史中最可宝贵的财富。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些思想难免会带有与各自时代、社会结构相一致的印痕。然而，对历史的批判和继承正是现代德育重建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德育现代性发展的必然要求。传统德育给予现代德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其思想内容和方式方法方面的影响非常深远，至今在部分教育者的观念里还余迹犹存。比如，以讲究“使为则为，使止则止”（《颜氏家训·教子》）为核心特征的重命令轻理喻、重权威轻个性、重控制轻选择、重规训轻德性、重服从轻体验等道德教育思想和方法在家庭和幼儿教育里还大量存在，道德教育内容有教（习俗教化）无德（道德）现象仍较普遍等。应该说，这些都与德育现代化发展方向不相一致。现代社会已在工业文明基础上凭借现代科技的强力推进，正大步朝向现代化，而社会现代化必然要求人的现代化，道德教育在帮助人完成现代化并进而促进社会现代化方面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道德教育本身要尽快完成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以适应社会发展和人自身发展的现代性需求。在这一过程中，幼儿道德教育同其它各级各类道德教育一样，增强自身现代性是当前的首要使命，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更具有基础性作用。

现代性是相对于传统性而言的，从存在方式或表现形式上看，它体现于道德教育的性质、目标、功能、价值、内容、过程、方法、手段、途径等方方面面，而从存在特性上看，道德教育现代性则是现代德育（相对于传统德育）综合特征的表征，含有科学性、民主性、终身性、全面性、主体性、发展性、全民性、世界性等特性，其核心特性是主体性与发展性。“现代德育以促进人的德性现代化为中心，或者说是以促进主体现代德性发展为根本。主体性、发展性是现代德育的本质规定。”[1]幼儿德育现代性就是坚持以幼儿为德育主体，在发展性德育理念指导下，通过幼儿教育工作者的启发、引导与幼儿的认知、体验、践行的互动，促进幼儿德性健康发展。德育现代性要求对幼儿的道德教育必须走出以往片面主知、主情或主行的德育模式，走向知情行协调发展的德育模式。在现代性的吁求下，幼儿教育工作者不仅要使自身工作更贴近幼儿心理特点，而且要不辱使命，认真反思在社会现代化背景下幼儿德育的发展理路及其功能价值。因此，幼儿教育者就要从理论上来充实幼儿德育的现代性基础，即道德教育哲学和道德教育心理学。

二、幼儿道德教育现代性的哲学基础

从哲学视角观照道德教育已有几千年的历史，道德总是哲学在思考伦理价值时的首要选择。道德哲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是引领一个时代道德发展的航标。美国著名道德教育家柯尔伯格（LawrenceKohlberg）曾说：“道德哲学和道德心理学是研究道德教育的两个基本领域，道德心理学是研究道德发展是什么的问题，道德哲学探讨道德发展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在我们为道德教育找到一个合理的基础之前，必须把心理学上的‘是’和哲学上的‘应该’这两种研究结合起来。”[2]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直到今天道德实践领域并没有很好地实现这两者的联姻，不仅如此，教育者的观点和行为也较少明确从道德教育哲学和道德教育心理学出发。这种现象在基础教育包括幼教阶段的学校道德教育中非常明显，直接表现则是道德教育的人为痕迹随处可见。“如果说人们对道德哲学家很少直接就道德教育问题发表言论还只是感到遗憾的话，那么教育工作者不能或很少自觉利用道德哲学的成果，则可称之为教育的不幸了。”[3]实际情况正是这样，教育工作者还缺乏对道德教育价值深刻的反思，对当前如何进行道德教育和进行什么样的道德教育等问题的思考和解决也缺乏主动寻求道德教育研究成果的意识。一百多年来，道德教育在现代化的征程中已取得丰硕成果，它们对更新教育者的教育观念以及推进道德教育现代化进程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正如著名教育哲学家乔治·奈勒（G·F·Kneller）所言：“哲学解放了教师的想象力，同时又指导着他的理智。教师追溯各种教育问题的哲学根源，从而以比较广阔的眼界来看待这些问题。教师通过哲理的思考，致力于系统地解决人们已经认识清楚并提炼出来的各种重大问题。那些不应用哲学去思考问题的教育工作者必然是肤浅的。一个肤浅的教育工作者，可能是好的教育工作者，也可能是坏的教育工作者——但是，好也好得有限，而坏则每况愈下。”[4]因此，与所有教育工作者一样，幼儿教育工作者首先也应是一位道德哲学家，对幼儿道德发展应有自己的且符合时代要求的思考，从而使人的德性在生命的幼年就能得到深深的培植。

现代化和多元化发展的社会对人已从多方面提出了要求，而最根本的是要求人从唯知是求、唯知是德的“知性人”困境中解脱出来，将人的发展融入社会、自然及环境和谐发展之中，建构起全面发展与和谐发展的德性人。自然，要完成人自身这一伟大转变的任务就要从幼儿抓起，要让幼儿德育走出传统重智轻德、重护轻养（修养）、重教轻育等诸多一重一轻的怪圈，真正使幼儿德育建基于现代性之上。从道德教育哲学的角度来看，当前幼儿德育要认真反思并处理好以下若干重要问题：

一是道德教育与习俗教育的关系。学界普遍认为，道德与习俗同属社会规范，但习俗是非道德性社会规范，道德既有个性也有共性，而习俗则是特定社会的一致性认同或权威的规定。对幼儿道德教育来说，如何看待道德与习俗的关系，涉及到对幼儿德性价值的不同认识。有些幼儿教育工作者倾向于认为幼儿还处在道德睡眠时期，对幼儿谈道德不切实际，有“小题大作”之嫌，他们往往以习俗教育代替道德教育，认为幼儿需要的只是遵守。显然，“单纯服从并不是道德，道德不只是盲目地接受习俗和传统”。[5]

二是道德、社会准则与个人选择的关系。幼儿是否需要自己的道德选择？不少人认为幼儿太小，还不懂得选择，其实这是对幼儿作为道德主体这一事实的极大漠视。无视幼儿的道德选择，道德教育就只能是成人的意志，是成人的随意干预和强迫控制，所培养的也只是一种“听话”道德。作为道德哲学的一个公设，“‘道德的’不仅指服从和适应特定社会所认可的习俗和规则的行为，而且指个人在面临各种不同原则和行为时所作的选择行动”。[6]道德哲学家弗兰克纳（William·K·Frankena）也说：“道德的产生是有助于个人的好的生活，而不是对个人进行不必要的干预。道德是为了人而产生，但不能说人是为了体现道德而生存。”[7]与这一现代德育思想相映照，教育部2001年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明确规定，幼儿园必须“提供自由活动的机会，支持幼儿自主地选择，计划活动，鼓励他们通过多方面的努力解决问题，不轻易放弃克服困难的尝试”。（关于此点还可见下文道德心理学的进一步分析）

三是纪律与道德发展的关系。教育者习惯将纪律诠释为对外在强加的各种社会准则的服从，是控制孩子的一种手段。这种纪律观值得认真反思。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认为“纪律是整个教育过程的结果，而不是个别的特殊的方法”，作为一种教育的结果，其目标状态表征为“自觉纪律”（即不论有无监督，主体能始终做出正确的行为）。[8]比较上述两种不同的纪律观，可以发现包含于其中的各自不同的道德主张和明显不同的道德教育取向，在前者纪律是一种工具，有很强的成人取向，而在后者纪律则成为发展的目的，是一种儿童取向，纪律不再是束缚儿童自身的一种手段，而成为有益于儿童发展的发展性纪律，即实现了纪律教育由外在控制到内在自我调节的恰当转换。

以上三方面相互联系，集中到一点就是道德哲学要求人们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对幼儿道德教育的建设路向、德性培养等问题予以重新思考和判断。

三、幼儿道德教育现代性的心理学基础

正如柯尔伯格所言，道德心理学主要是研究幼儿道德发展是什么的问题。对幼儿教育工作者来说，研究这一问题就是要了解和掌握幼儿道德发展的心理特点和规律。幼儿有灵有情也有智，他（她）不是行为主义者手中操纵的机器，也不是认知主义者所解读的那样冰冷的理性，甚至也不可以当作等待解读的“文本”。幼儿道德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既不是成人经验的总结，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随幼儿生活的发展一起发展，随幼儿的成长一道成长的。幼儿生命的鲜活性使得他对生活有着无比的热爱，对人类道德有着不尽的探索兴趣，他对道德有着一份天然的情感，这种情感就是善。幼儿对这个世界的感受会构成他对道德理解的一部分，也是今后道德自我建构极为重要的内容。因此，教育者有责任呵护并珍视幼儿对待世界的这份情感，并使对幼儿的道德教育能很好地适应其自身成长的特点和规律。

作为道德心理学领域的旗帜性人物，皮亚杰（JeanPiaget）和柯尔伯格已于上个世纪先后研究了儿童以道德认知为核心的道德发展规律，从总体上揭示出了道德发展遵从由他律到自律的发展路向。而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以及人本主义心理学和建构主义心理学的启示，道德心理学领域关注的问题更为转向儿童自身及其与社会相互作用方面，这使得传统单向度的社会决定论道德教育彻底走向它的尽头。突出的表现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关于体验、移情与社会行为，二是关于选择、建构与道德发展。这两个方面的理论及其应用对于提高幼儿德育现代性水平，增强其实效性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首先，当代道德教育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转向之一是确立道德品格自我建构的普遍范式。根据建构主义心理学关于“学习是一个积极的建构过程”[9]的观点，人的道德品格就不再是一些固定不变或与情景无关的特质，正如“人们并不像拥有一定的眼睛颜色和身高那样，拥有人格特质和道德德行”，[10]道德品格是儿童对情景选择并与情景相互作用而整合的结果。自我建构观强调品格建构的主体性和情景性特征，突出了品格变化形成过程中的自我选择、情景支持等因素的作用，应该说对幼儿道德教育富有指导意义。皮亚杰对幼儿的研究表明，幼儿到晚期时已有自律道德的萌芽，而我国学者的研究也表明，我国幼儿4岁时就已经基本能摆脱成人的影响，做出许多独立的判断，7岁时主观性判断已有明显发展，到9岁时这种判断基本取代了客观判断（李伯黍，1981）。既然幼儿时期已有初步自律道德的意识（康德认为真正的道德是一种自律的道德），那么发展幼儿自律道德就要尊重其自我选择的权利。其实，儿童心理学家格塞尔（A·L·Gesell）早已提出“2岁危机期”这一概念，埃里克森（E·H·Erickson）对此解释说是幼儿向父母寻求自我选择的反抗，在他的理论中，主动性与自主性被视为幼儿阶段发展的核心任务。

篇（3）

德育即政治、思想和品德教育，它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特征。邓小平德育思想内容丰富、系统、深刻，构成了一个适合中国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具有时代特征的比较完整的德育思想体系。邓小平紧密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阐明了现阶段重要的德育理论和德育实践问题，为继承、丰富和发展德育思想做出了突出贡献。邓小平德育思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有力保证，奠定了培养跨世纪接班人，全面提高人才素质的坚实基础。邓小平德育思想来自实践，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对于我们认识新时期德育工作的战略地位，坚持正确的德育工作指导方针，发挥德育工作的服务、导向和保证作用，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新时期做好德育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

一邓小平德育思想是对德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历来重视德育工作，马克思、列宁、的德育思想为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从他们早期的革命活动开始，就倾心于工人运动的宣传鼓动工作，十分重视对青年的关心教育。马克思指出：“最先进的工人完全了解，他们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1]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道德的起源、道德的历史性和阶级性、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共产主义道德原则的论述，关于人的社会本质、社会道德在个体思想品德形成中的作用以及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论述，关于根据未来社会的要求努力把青年一代培养成为一种全新的人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等，都是马克思、恩格斯重要的德育思想。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德育思想，强调青年学生要把培养共产主义世界观当做首要任务，指出：“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这就是共产主义教育、训练和学习的基础。”[2]列宁从建设共产主义的高度，论述了培养一代新人的任务、内容和途径，阐明了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在青年成长中的地位作用，开创了无产阶级执政党德育工作的实践。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有关于德育的论述，诸如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政治教育是中心环节；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青年要防止和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要警惕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要引导青年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成长，德智体全面发展等等。对德育理论和实践的许多精辟论述，成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烈的党性和实践性。

邓小平是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邓小平德育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是同中国革命和建设战略全局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基本特征。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是党的军事战略家，他是从革命战争和战略全局的高度来考虑德育工作的。收入《邓小平文选》的开卷之作《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一文，提出了政治工作、思想教育在部队建设中的意义和作用，以及部队政治工作、思想教育所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战略家，他是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战略全局的高度来看待德育工作的。50—60年代，邓小平多次强调共青团的任务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用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青年一代。“”后期到拨乱反正期间，邓小平始终站在斗争第一线，在整个国家处于百废待举的关键时刻，高瞻远瞩，自告奋勇抓科技教育方面的工作，打开了科技教育工作的崭新局面。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中，邓小平对德育工作的探索进入了新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全局的高度来抓德育工作的。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后，我国面临着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面临着前苏联和东欧的巨变，面临着国内坚持还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严峻考验。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教育好下一代，如何培养好接班人，就成了摆在全党面前的十分重大而紧迫的德育课题。邓小平紧紧抓住这一事关大局的关键问题，以极大的理论创新勇气，根据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新形势，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和长远目标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阐明现阶段重要的德育理论和德育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时期德育理论观点和重大决策，其内容涉及新时期德育的地位、作用、培养目标、原则内容、途径方法、领导管理等各个方面，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科学体系的基本框架和理论基础。邓小平明确地提出了新时期德育工作要服从、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的德育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为德育工作排除“左”和右的干扰，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邓小平正确处理了现阶段讲理想、讲纪律和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之间相互依存、协调发展的辩证关系，揭示了搞好德育工作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意义和功能。邓小平及时准确地把握社会各方面呈现出的复杂态势，充分肯定了德育工作的重要作用。邓小平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思想；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思想；关于特别要教育好青年，教育好后代，青年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思想；关于新时期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习马列主义、思想要精，要管用的思想；关于要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党的优良传统，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的思想；关于人才优势和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可能使我国到下个世纪中叶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思想等等，都为德育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邓小平新时期德育思想是对德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使马克思主义德育思想在当代中国进入了新的境界，达到了新的高度。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是《邓小平文选》的压卷之作。这些谈话直接涉及我国十多年来改革发展关键时期的重大问题，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邓小平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3]。邓小平的谆谆告诫寄托了他对我国德育工作者的殷切希望，他丰富、深刻的德育思想是值得我们永远珍惜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邓小平德育思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亿万中国人民正在从事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邓小平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总设计师，其思想的深刻性在于，它紧紧把握了现时中国社会的脉搏，为中国未来现代化竖起了一个结构合理、功能协调的总体理论构架，使中国的现代化真正成为社会整体的现代化。邓小平在规划中国现代化建设宏伟蓝图时，除了强调生产力标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外，特别注意到了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共同建设。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根据邓小平理论，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紧密配合、互相促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这次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所谓精神文明，就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人们的主观世界也得到改造，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也得到发展，这方面的成果就是精神文明，它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和人们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4]。这里对精神文明的科学解释，展示了精神文明的广阔领域。人们主观世界的改造，包括思想意识的改造，也包括人们认识及其能力的发展和改造，人们情操、意志、美感的发展和改造。精神文明既包括知识文化和思想道德两大方面，又包括从个人的文化修养、科学修养、道德修养、审美修养、精神境界到社会的精神生产、精神生活和习俗风尚两大范围，是人类整个精神世界的发展和改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人类文明历史的高度发展，它的产生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料、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坚实的社会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精神文明自身发展的规律去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它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通过社会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和进步，通过人们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促进社会物质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过去一切精神文明不同，它特别强调社会的主体——人的建设，把提高人的素质，特别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新人作为根本内容和根本目标。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根据邓小平理论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论述，不但明确规定了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同时也高度概括了德育工作的重点所在，体现了德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

首先，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核心问题的德育工作，解决的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问题。精神是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自觉的心理状态。良好的精神能表现出巨大的活力、能量和高尚的品德，能变为强大的不可战胜的物质力量，对个人、集体和民族都十分重要。德育工作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力量，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断提高思想道德修养水平，特别是把中华民族的爱国热情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融化和渗透到人民群众中去，使之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行为准则和精神支柱，成为凝聚亿万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

第二，对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加强思想品德教育，是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基础工程。精神文明建设，说到底就是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直接反映社会主义的性质，规定着精神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对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青年是祖国的未来，人民的希望，是承担跨世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他们成长的重要时期，加强德育工作，帮助他们树立远大的理想，培养良好的思想品德，将对其一生产生重要的影响，也将促进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为搞好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三，充分发挥党的德育工作的政治优势，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需要。邓小平规划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归根到底，是物的发展和人的发展，以及物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有机结合，并将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目标最终落实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之上。德育工作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依靠真理和人格的力量，动员和团结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实现中国整体现代化，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德育既是核心内容，又进直接动因和重要保障。现阶段充分发挥党的德育工作的政治优势，就能保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有团结稳定的社会环境，有统一的意志和行动，保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推进。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到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也不可能取得胜利。中国革命离不开这个政治优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离不开这个政治优势。

三邓小平德育思想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有力保证

近二十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我们党制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是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共同理想的根本保证。在邓小平德育思想中，包含了丰富的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容，能使全体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牢固树立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起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从而团结一心为夺取现代化事业的更大胜利而努力奋斗。

首先，明确了新时期德育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实事求是是邓小平一贯倡导的我们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运用于新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德育实践之中，在德育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新时期德育工作基本指导方针是什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把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指导方针规定为“三个必须”，即：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促进全面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文明建设。这也是邓小平所始终坚持的新时期德育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党全部工作的中心。邓小平曾尖锐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本质体现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德育必须服从、服务于这个中心，紧紧围绕这个中心开展工作；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强国之路，德育工作必须支持改革开放，为适应改革开放促进人们思想观念的根本转变，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和健康发展；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的立国之本，新时期保证德育工作的正确方向，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德育只有紧密围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开展工作，才能保证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一基本指导方针，规定了德育要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且要通过德育工作，充分发挥德育的政治导向作用，保证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动员和团结全体人民积极投身改革开放。这一基本指导方针，摆正了德育在全部党的工作中的正确位置。我们既不能搞德育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又不能忽视德育，淡化、取消德育。坚持这一基本指导方针，就能使我们在德育工作中更坚定地同“左”和右的错误思想干扰作斗争。实践证明，这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上的科学的指导方针。

其次，始终强调把握德育工作的重大原则问题。面对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邓小平始终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这也是新时期德育工作的重大原则问题。邓小平早在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提出，要把青少年培养成为忠于社会主义祖国、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优秀人才。他强调，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根本立场上决不允许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此之后，根据国内出现的和国际风云的急剧变幻，邓小复强调，青年教育“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作为基本内容，加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要努力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青年一代的侵蚀。

邓小平还始终强调要把抵御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和“分化”的图谋作为德育工作的重要任务，这一任务是长期的、艰巨的和复杂的。邓小平认为，在改革开放条件下，不让青年人接触西方的东西，不仅不可能，也不必要，关键在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强调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要适应开放的形势，既能学到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又能经得起风浪，不作资本主义思想的俘虏。青年学生由于对中国的国情和工农大众缺乏了解，缺乏实践锻炼，世界观和人生观还在形成之中，容易为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所影响。因此，一定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多关心和帮助青年，增强他们抵制错误思潮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

四邓小平德育思想奠定了培养跨世纪接班人、全面提高人才素质的坚实基础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是一代人的事业，是需要几代人继承、接力和发展，并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才能实现的百年大业。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是我党一贯重视的问题，在我国第二代党和国家领导人谋划跨世纪的宏伟目标，谋划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百年大计宏观思维中，培养接班人的问题被摆在极为重要的地位。邓小平站在关系到党、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为观察和思考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明确指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5]，“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6]。邓小平紧紧抓住要把当代青年培养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这个主旨，特别关心青年一代的茁壮成长。他认为，未来无论是哪个层次、行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都应该具有德才兼备的共同品质，都应该是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并愿意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奉献聪明才智的人，对他们一定要打好坚实可靠的思想政治基础，引导青年从国情的实际出发去思考国家的发展问题，真正弄清楚“中国现在干的究竟是什么事情”，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大局观，“要把是非讲清楚，要把利害讲清楚。是非是涉及我国根本利益的是非，利害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能不能达到本世纪目标和下个世纪目标的重大利害。这才是对青年的爱护，对青年的真诚引导”[7]。

全新的事业需要全新的人才。邓小平鼓励当代中国青年珍惜跨世纪的历史机遇，肩负起跨世纪的历史责任，争做跨世纪的合格人才，增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充分发挥在现代化建设中的生力军作用。邓小平还清楚地看到，国际间的经济竞争依靠的是科技和人才，对人才的全面素质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跨世纪人才对于推动新世纪的社会全面发展是责无旁贷的。面对世界经济的激烈竞争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青年不仅要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还要培养坚强的意志品质、积极进取的观念意识、健康的心理素质和审美情趣、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协作能力。在全面提高人才素质中，德育的根本任务是提高青年的政治、思想、道德和心理素质。德育对于引导青年一代树立崇高的理想，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倡导开拓进取的思想观念和确立正确的生活方式，都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全新的事业需要拓展德育工作思路。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中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里的教育，除了指文化知识教育，也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面向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要面向的世界是各种不同社会制度并存的世界，我们要面向的未来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发展的未来。人的德育素质是人诸种素质中最根本的素质，决定着人才的政治方向，是智育和体育素质发展的内在动力。邓小平的教育要三个面向的思想，不仅为智育和体育提出了新的任务、内容和方向，而且蕴含了丰富、深刻的德育思想。邓小平把德育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来认识，对德育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内容和方法，也对德育工作者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德育工作者要找准自己的工作立足点，不断增强工作责任感。我国现代化建设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进行的，任务十分艰巨。我们面对的国际国内环境是纷繁复杂的，必须以高度的工作责任感，加倍关注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思想道德建设，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作为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8]。德育工作者还要不断拓展自己的工作思路，充分认识在改革开放环境下成长的青年特点，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问题。要尊重、关心、理解青年，贴近青年思想，进行充分的说理教育，还要勇于继承、借鉴和发展，改进德育方法，讲究德育艺术，探索德育新路，不断提高德育的质量和水平。

五邓小平德育思想是新时期德育工作实践的根本指导思想

伟大的实践是产生伟大理论的沃土。邓小平德育思想的一系列基本原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实践的科学总结，是从德育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科学理论。邓小平德育思想之所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是由于它是新时期德育工作实践的根本指导思想。

在我党的历史上，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保证。早在1934年红军第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即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科学论断。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始终重视结合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党把在革命战争年代积累起来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经验运用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理论和实践上继续向前发展。50年代末60年代初，针对当时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和政治生活方面发生的复杂情况，党在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加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宣传，加强艰苦奋斗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宣传以雷锋、焦裕禄为代表的英雄模范人物的光辉事迹，对青年一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由于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在德育工作指导思想上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在“”十年间，党的德育工作无论是在指导原则上，还是在工作方针方法上，都存在着许多违背科学规律的东西，诸如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往往把思想认识上的问题说成是政治立场问题，在思想教育中随意上纲上线；思想教育完全违背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搞大轰大嗡，一刀切，形式主义等。特别是在、“”鼓吹的“精神万能”、“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大批判开路”等许多违反科学的思想和口号鼓动下，党的德育工作的优良传统被破坏，德育工作者的声誉被败坏，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这些曲折给我们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领导我们集中力量批判了“左”的东西，特别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德育工作摒弃了过火的思想批判，取消了“冲击一切”不讲实效的政治运动，纠正了“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等简单化、庸俗化的形式主义倾向，打破了“左”的思想枷锁，同时又坚决地维护和继承了过去我们在德育理论和实践中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德育工作从不间断的政治运动转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正常的思想政治教育上来。广大德育工作者在认真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德育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积极的研究探索，并遵循德育工作对象的思想特点和教育规律，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地开展各项德育工作。可以说，没有反对“左”的干扰，就没有今天的德育工作的大好形势。另一方面，新时期德育工作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改革开放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必然引起人们思想上的强烈反响，尤其是青年人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上产生了种种思想困惑。为排除右的干扰，邓小平多次强调，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思想政治工作绝不能削弱，而是应当加强和改进。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重申了“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这个思想的基本观点，要求在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开展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加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特别是1989年那场之后，加强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中心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着力澄清青年学生的混乱思想，解决青年学生思想中深层次的问题，引导他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以邓小平德育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坚持正确的工作方针，德育工作在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献身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树立良好的道德品质、遵纪守法和团结协作的观念，大力宏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精神，在全社会形成讲理想、讲奉献、讲责任、讲道德、讲文明的良好风气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德育工作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并为德育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国近十多年的德育实践证明，邓小平德育思想是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促进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直接、最现实、最富成果的科学指南。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党的十四大之后已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非常重视德育工作，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集中体现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必须把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作为一项基础工程认真抓好。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指出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在这期间，中共中央还先后印发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等德育工作的纲领性文件，这些都是在邓小平德育思想指导下取得的新成果，是党的德育工作的新发展。我们相信，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伟大实践中，通过进一步深入学习理解邓小平德育思想，通过认真务实的工作，新时期德育工作一定会更加卓有成效的开展，邓小平德育思想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一定会得到更加充分的展现。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217页。

[2]《列宁选集》第4卷，355页。

篇（4）

时代面貌的更新，国际政治集团之间斗争格局的变化，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发生的变革，使一代年轻人的思想观念呈现出全新的特点。教育专家和教育实践工作者对年轻一代的思想状况、基本特点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他们做出的判断性结论，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出现对立性的分歧。那么，如何正确认识和估价年轻一代的思想状况、基本特点以及产生的根源，本文谨就这些问题作些分析。

一、年轻一代思想的基本特点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主义这一关于存在和意识关系的基本原理，是我们研究和认识年轻一代思想状况、基本特点的指导思想。循着这一思想去分析，年轻一代思想的基本特点表现为：

（一）经济体制转型——使年轻一代道德取向呈现出多元性

道德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为社会经济关系服务的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道德作为人们的行为规范或准则，其作用是调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集体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身完善之间的关系。道德的基本问题是道德和利益的关系，其中分为两个基本方面：一是，物质利益和道德哪一个方面起决定作用；二是，个人、集体、社会三者的利益如何对待。道德的实质是义与利的问题。用当代年轻人最流行的话来概括，就是“讲奉献还是讲索取”。在奉献和索取二者之间的取向不同，使道德观念呈现出千差万别，导致道德取向的多元性。

年轻一代道德取向的多元性，可以具体分为：只奉献不索取；多奉献少索取；少奉献多索取；不奉献不索取；不奉献只索取。有奉献就应有索取，多奉献就应多索取，是当代大多数年轻人道德的主要信条。这种奉献与索取并重的观念，是对新中国建立后50～60年代道德取向的一种否定和超越。那些年代只能讲奉献，不能谈索取，只重视人的社会价值，忽视人的自身价值。这种道德取向的单一性和片面性，是同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并以其为基础的。

在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意识形态的嬗变中，年轻一代道德取向呈现多元性的状况，不仅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也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是实现道德观念更新的一种进步趋向。如何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人们道德观念的要求，建立起新的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道德观念，是当前社会主义德育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思想战线的现状——使年轻一代思想观点存在兼容性

新中国建立后，经过长期斗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战线的指导地位。但是，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迄今封建阶级的思想、资产阶级的思想依然存在，并同无产阶级继续进行较量。

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一代，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尚未形成，对于处在嬗变中的真善美、假恶丑不仅没掌握正确的识别标准，也缺乏相应的识别能力。他们在学校里接受的是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在家庭和社会活动中却无法避免地受到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特别是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封建阶级陈旧落后的思想观念借机沉渣浮起，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腐朽的生活方式也乘机渗入，原有的单一计划经济思想尚在发生作用。先进与落后、新生与腐朽，总之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思想影响并存。年轻一代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现实面前，头脑中有无产阶级思想，也有资产阶级的思想，还有一些封建阶级的思想。这些不同阶级的对立的思想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均未形成体系，也未构成对峙的矛盾冲突，是一种兼容并存的状态。如何发挥德育的导向作用，用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占领年轻一代的思想阵地，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清除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观念和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思想观念，是德育工作者的一项长期的任务。

（三）国际政治斗争新形式——使年轻一代政治方向带有模糊性

“两大社会之间的斗争，必然会成为政治斗争。……在阶级反对阶级的任何斗争中，斗争的直接目的是政治权力。”政治对于个体来说，是他们的政治观点、信念和信仰的表现。由于国际、国内历史的、现实的诸多因素的影响，也由于年轻一代尚未成熟的主观原因，对年轻一代来说，应坚持什么样的政治方向带有模糊性。具体表现为：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还是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为什么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和分裂是以共产党失去政治权力和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为标志；社会主义最后战胜资本主义是不是历史的必然，为什么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进入低潮；中国建立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唯一的选择，为什么历史和现实有许多令人疑惑的问题等等。这些从理论到实践带有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年轻一代还没有真正地解决。因而，他们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思想上还不是坚定不移，在行动上也不是坚持不懈。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观点、观念、信念、方向尚不是他们中间大多数人的自觉意识和行为。

二、思想特点产生的社会根源

一代人的思想状况及其特点，总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综合作用的反映。“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下，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

（一）道德观念是伴随着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和人才规格质量的变化而改变

新中国建立后，在近三十年的时间内，我国在经济领域推行的是计划经济模式，在分配方式方面，搞的是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在政治领域，一切活动由一个意志来决定，在人才规格方面塑造的是依附性人才。社会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才生产都限定在严格的政策范围之内。道德观念也因适应计划经济和统一意志的要求产生局限性。那种年代，社会只为人做奉献开辟道路，同时却关闭了人可以索取的一切途径。于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只讲奉献，不讲索取。奉献被视为是品德高尚公而忘私的光荣行为，索取则被看作是思想落后自私自利的可耻行径。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最终导致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享受相近或相同的物质待遇，逐步消磨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助长了人们的消极性、被动性和依附性。这种只强调人的社会价值，无视人的自身价值的片面的道德观念，在艰苦的战争岁月中有其必然性和积极作用，而在进行全面建设要发挥人的才能时期则显示出明显的局限性。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给人们开辟了根据自己的专长选择职业的蹊径，人可以进行独立思考，在较广阔的空间内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一切由上级组织安排的僵化的人事制度开始被打破，依附性的人格也向独立性人格演化。转型中的社会现实，为年轻一代具有新的道德观念提供了基础。他们在人的社会价值、人的自身价值；在奉献、索取等方面观点的突破，使道德取向呈现出多元性。而这种多元正是形成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的一元道德观念，改变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旧的道德观念规律性的过程。

（二）思想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各种思想在人主观上的反映

我国的年轻一代在学校中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他们的头脑中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阵地，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还可能是主阵地。

我国有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封建阶级传统的思想影响和习惯势力根深蒂固。新中国建立后，封建阶级被消灭，而它的思想影响依然存在。年轻一代从出生起就生活在充斥封建意识、传统习惯势力的环境之中，受其影响和熏陶，头脑中有封建意识、迷信思想是不难理解的。

对外开放的十几年来，我国在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设备的同时，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思想也被作为学术观点介绍进来。如萨特的以极端强调个人存在和个体自由的“存在主义”，尼采、叔本华的以意志为宇宙本体、意志高于理性为核心的“唯意志论”，弗洛伊德的从性的本能中寻找人类动机的“精神分析理论”，都在年轻一代，特别是大学生中产生了影响。这些现代唯心主义的思想流派被介绍进来，对于促进东西方文化融合，改造我国传统的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文化成分有积极作用，但同时也有不可忽视的消极作用，加剧了年轻一代思想上的混乱。

（三）政治方向只有在某种观点、信念、信仰使人坚定不移时才是明确的，反之，必然出现方向模糊

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发生过一些失误，尤其是象那样严重的错误，损害了党的形象，降低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这些失误和错误虽然都得到了修正，但是在人们心中留下的创伤还难以短期内平复。特别是近年来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走入低谷。这些历史、现实问题的综合作用，使年轻一代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对共产党的领导，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景产生疑虑，出现政治信念、信仰危机。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是，资产阶级为缓冲同无产阶级的矛盾，为摆脱周期性的经济衰退，不断转换斗争策略以维持其统治。特别是二战之后，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使资本主义经济依然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美、英、日、德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迄今在物质文明方面还优于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扩大国际之间的交往交流，改变了过去闭关锁国时期的一些片面的政治宣传，大众传播媒介的广泛普及，使人可以成为远方信息的直接接受者，这又使年轻一代接触了西方的资产阶级的精神文明。从赞赏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向往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到接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腐朽没落生活方式的诱惑，又使年轻一代中的不少人产生“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错误认识。

国际政治斗争形势的剧烈变动，国内改革开放发生的深刻变化，人们在思想上要有一个认同过程和适应过程。新旧思想、新旧体制的矛盾碰撞反映在人们的思想上，使人产生迷惘、困惑，出现心态失衡，情绪不稳，活动方向不明等一系列问题。这是社会经历深层次变革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现象。

三、学校德育的对策

同志说：“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深刻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集中体现了党和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是对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支柱，是我们夺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指针，也是德育思考对策的根本指导思想。

（一）用邓小平同志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武装头脑，转化观念，建立现代科学的德育观

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必然发生变化。学校德育工作者要审时度势，首先在理论上要全面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它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作用，然后，进一步弄清当前思想政治工作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共性和个性；市场经济给德育带来的正向效应和负向效应；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西方现代思想文化，从建立新的思想文化出发怎样批判、继承、借鉴；在国际国内社会转型期间怎样坚持学校德育的导向作用；按改革开放、建设现代化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要求，年轻一代应具有什么样的素质和人格特征；学校德育怎样在实践的过程中改革创新，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德育体系；学校德育工作者应具备哪些新的素质，以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等等。这些具有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德育工作者不仅应在理论上真正弄清楚，而且要以正确理论和认识指导德育的实践。

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及其特点，要求学校德育工作者确立全新的德育观，即现代科学的德育观。包括：德育的社会观，即克服把德育看作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孤立的社会活动的狭隘德育观，建立开放性的与社会生活相联系的全方位的大德育观；德育的目标观，即克服以培养依附性人才为目标的传统德育观，建立既培养高尚人格，又发展有个性、自立性、竞争性人格的现代德育观；德育的素质观，即克服不问教育对象身心发展水平，都施以同一教育，脱离实际的德育观，建立既有统一素质要求，又分层次，成为系统工程的德育观；德育的效益观，即克服追求表面整齐划一，把外显行为作为评价成果的形而上学的德育观，确立讲内化效应，讲长远效应，终身受益的辩证发展的德育观。

（二）研究社会变革时期人们道德、思想、政治观念多元的状况，找准德育的战略位置

在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面前，学校德育工作者转化观念，端正思想，明确方向，找准德育的战略位置，是正确有效开展德育工作的前提。

找准德育战略位置的工作之一，是面向社会生活，深入实际，进行多侧面、多层次的调查研究。了解人们在道德、思想、政治等方面的心理动态和行为取向；了解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和热点问题；了解人们思想意识的倾向及构成要素；了解社会舆论对于年轻一代的正向影响和负向影响；了解年轻一代已有的思想基础和发展趋向，选准开展德育工作的起点。

找准德育战略位置的工作之二，是研究学校德育的总目标和各级各类学校德育的具体任务。围绕德育总目标和要求，从各自的层级出发，从教育对象的实际出发，选择有效形式，完成既定任务。每一层级的德育都以低一级层级为基础，并为高一级层级的德育打好坚实的基础，在系统工程中不出现薄弱的环节。

找准德育战略位置的工作之三，是正确把握形势，增强全局观点，坚定不移地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从培养“四有”新人的根本目的出发把德育放在工作的重要地位，深入持久地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进行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教育，使年轻一代的成长发展与国家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德育要在坚持正确方向的前提下，处理好德育内部和外部的关系；一是德育内部道德教育、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各自的任务和相互依附渗透的关系；二是德育作为一种教育实体，有相对独立性，同形势变化、社会焦点、热点问题的关系；三是德育坚持教导、疏导、诱导原则同严格制度、严格要求、严格管理的关系；四是学校德育的核心作用、规范作用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关系；五是德育的社会效益与德育工作者自身修养的关系。

（三）构建学校与社会全方位的德育网络，形成德育工作的社会合力

同志说：“政治思想工作，各部门都要负责任。”现代科学的德育观是大德育观，要求学校德育与广泛的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形成一个既有党委、政府、工会、共青团、妇联、关心下一代协会参与的纵向德育工作体系，又有由学校和家庭、社会相配合的横向德育关系。各方面都围绕培养“四有”新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构建成多经纬、多频道、多方位的德育组织网络。目标一致，相互沟通，形成合力，打一场持久的思想政治品德教育“攻坚战”，在实践中体现无产阶级德育的革命性、战斗性和科学性。

学校德育从古至今在年轻一代思想观念的形成中居于重要地位，具有主渠道作用、导向作用和规范作用。

学校德育的明显特点之一，是它的主渠道作用。学校德育的方向性、目的性，以及在施教过程中严密的组织性、计划性、恒常性，是其它任何教育单位、渠道无法比拟和不可取代的。社会变革时期，学校德育主渠道作用“只能大大加强，不能有丝毫削弱；只能改进提高，不能止步不前。”如果学校放弃了主渠道作用，社会对年轻一代的期望和要求就失去了全面贯彻、系统实施的唯一阵地，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也失去了相互配合的核心。

学校德育明显的特点之二，是它的导向作用。这是由学校德育的先进性、科学性和权威性决定的。社会主义学校的德育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党和国家最新的道德、思想、政治观念最积极、最彻底的宣传者和维护者。学校德育历来在人们的心目中是最先进的和最正统的，是年轻一代选择正确人生道路和自我修养的客观依据。

学校德育明显的特点之三，是它的规范作用。学校德育总是反映社会共同的期望和要求，用社会准则去规范年轻一代的思想和行动。提供什么、允许什么、限制什么、反对什么，都态度严肃，旗帜鲜明。代表的是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想观念。特别是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观念出现多元的形势下，学校德育的规范作用更有其现实和长远意义。没有学校德育一元规范的作用，就不可能消除多元思想文化的局面，也不可能在新的基础上形成新的道德、思想、政治一元的观念。

总之，在当今社会变革过程中，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呈现出多元化，社会影响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并存，年轻一代受到的是来自四面八方，各种思潮的冲击，处在一种迷惘、困惑之中，也使学校德育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遇到严峻的挑战。学校德育在新形势下对年轻一代思想观念的形成还能不能发挥主渠道作用、导向作用和规范作用，怎样才能发挥这些作用，已成为德育理论家和实际工作者思考的重要课题之一。严峻的挑战，往往也是改革德育最好的机遇，德育工作者必须振奋精神、开拓前进，徘徊不前或知难而退不是社会主义学校德育工作者的本色。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70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84页。

篇（5）

    一、什么是现代德育

    德育是教育的组成部分，现代德育自然是现代教育的组成部分，这是无可争议的。虽然德育学已经成为一 门独立学科，作为该学科的核心概念德育应有新的研究视角，但德育作为教育的组成部分始终如一。

    现代教育是什么可作三种不同理解，一是从现代教育的专用术语说起，那就是由杜威代表的现代教育与以 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教育之分而来；二是按时代特征划分，把现代教育与古代教育相对应，资本主义和社会 主义的教育被称为现代教育；第三，现代教育即培养现代人的教育。与之相应，现代德育也可作以上三种不同 的划分。

    任何分类都是有针对性的，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透过现象，寻求规律，为现实服务。当前，现代化已经成 为时代主题和世界性的潮流。我国也不例外，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选取现代德育就是培育 现代人的德育的依据。现代人是相对于传统人而言的，与之相应，现代德育相对于传统德育而言。因此，现代 德育的内在意义即如何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德育工作，继承发扬传统德育的优秀传统，吸收西方 德育的优秀成果，充分发挥德育的功能，促进人类和社会进步。

    从严格意义上说，现代德育与德育现代化是有区别的。德育现代化是一个过程，现代德育是这一过程的结 果。一个是动态的，一个是静态的，本质上是一致的，对德育现代化动态的考察必须在现代德育的静态上把握 。现代德育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阶段性的，是一个随着德育现代化进程深入不断更新的体系。因此， 我们对现代德育的理解不必拘泥于德育现代化指向的最终目标。

    二、现代德育的特征

    现代德育的特征是什么，这必须要从现代德育的内在意义上去寻找。胡厚福在《关于现代德育特点问题探 讨》［（1）］一文里对现代德育的特征进行探讨，这是把现代德育确立在与古代德育的相对取向上作出的。 我们所持的现代德育观是确立在现代社会的取向上，大致有如下一些特征。

    1．现代化要求现代德育培养人的现代观念。

    现代化代表着人类进步，德育功能是促进人类的进步，因此德育与现代化是统一的。同时，德育只有追寻 本身的现代化，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化是以科技知识为基底，以工业社会为归趋的社会 变迁过程，具有工业化、科技化、世俗化，普遍的成就取向，高度的功能专业化特征。”［（2）］对现代化 概念的理解，存在很多争议，但从两个方面考察现代化的标志却是共识，即现代科技在生产中的应用及经济发 展水平；人的观念的现代化。对现代化研究作出重大贡献的亨廷顿说：“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从 心理的层面讲，现代化涉及到价值观念、态度和期望方面的根本性转变”。［（3）］对人的现代化观念，是 众说纷纭的，伊克勒思和史密斯概括了十二种特征：［（4）］（1）勇于履行新的尝试；（2）对社会变化 具有思想准备；（3）善于倾听多方面意见而不唯我独尊；（4）能动地获取情况，事实和信息，并在此基础 上提出观点和意见；（5）立足于当今和未来而不是过去；（6）具有能改造自己周围世界的信念；（7）无 论对待公共事业还是个人生活，均有一个长期计划的观念；（8）对周围世界持信任态度，并相信他人及组织 能履行其责任和义务；（9）高度尊重科学知识和技术，并将其作为领取社会报酬的基础；（10）高度尊重 教育和学业，并具有获取高的学业和专业成就的抱负；（11）尊重他人优点；（12）理解社会经济活动的 规律和逻辑。

    这是对现代观念的一种概括。现代德育的任务要有意识地培养人的这些现代观念，以促进具有现代观念的 人推动技术和经济向现代化发展，这对我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属于外推型。所谓外推型是 与内生型相对而言的。社会学家认为现代化过程有两种类型，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是社会内部逐渐发展的结果， 社会各个因素的变化包括人们的观念都同时生长起来，我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列强大炮轰开中国大门开始的， 传统的观念和现代的观念发生了尖锐的对立，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大障碍，因此要消除这种对立，培养 现代观念，德育是主要承担者。

    当然，强调后者并不是观念决定物质，而是说现代观念的形成对落后国家特别是我国现代化起“催化”作 用，更好地吸收先进的技术、价值、道德观念，加快现代化进程。日本的现代化就是一个典型的经验，有人说 日本文化是一种“变异体”文化，善于立足自己基础，学习国外最先进的成果，迎头赶上。因此，德育在这个 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作用。

    2．我国现代社会是现代化的起点，要求现代德育面临价值多元的实际，正确导向。

    德育是有阶级性的，这不仅要求我们按阶级分析的观点考察德育发展史，更重要的是要求我们在德育建设 时正视我国目前的社会政治、经济现状。

    德育是培养人的德性，价值观是德育的核心，我国目前价值观呈多元趋势，这是一定政治、经济条件使然 。

    我国现阶段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以个体经济、合作经济和私营经济为补充的多种形式经济格局和以按劳分 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处于不同经济结构中的人就有不同的价值需求和价值追求，即使处在同一个结构中 的人，由于知识水平，受教育程度、思想觉悟等因素不同，他们也具有不同的价值需求和追求，形成多种多样 的价值观。

    面对这一形势，要求我们德育工作，一方面注意德育目标的层次性。新时期德育基本目标是培养社会主义 合格公民，即具有爱国爱民、遵纪守法、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品质的公民，这一层次与法律是一致的 ，维护了法律原则，就达到了起码道德。在此基础上第二层次是培养模范公民，应具备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具有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献身精神。四有新人属于这一层次。由此，德育工作可以有高层 次的目标导向，但不能以此要求每一个人，否则，德育工作便流于形式主义，收不到实效，甚至适得其反。另 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新旧价值观冲突激烈，德育要培养学生适应冲突、处理冲突的品质能力， 不是单方面传授品质知识。

    3．现代社会是改革开放的社会，要求现代德育建立在对传统伦理扬弃和对西方伦理选择性吸收的高度统 一上。

    改革开放是统一的，与之相适应，对传统伦理的扬弃和对西方伦理吸收也是统一的。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看 ，中西文化日益交流、融合。东方的传统伦理是集体本位的，西方的伦理是个体本位的，合理的集体本位和个 体本位是辩证统一的，德育必须在这高层次的统一上进行。

    集体本位和个体本位的伦理观都有两面效应，极端的集体本位会抹杀人的个性，极端的个体本位就是个人 主义，都是社会病态。相反，合理的集体本位和个体本位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因此，德育也不能走入极端，从 西方德育发展看，现阶段，西方倡导一种新的德育导向，即学会关心，这实际是由于个体本位的极端化给社会 造成了无情冲击，个人利己主义盛行，社会责任感失落而采取的一种积极导向。与之相适应，西方的德育理论 也就形成两大倾向［（5）］，一是全球本位和社会本位，此发源于当代科技革命和现代化生产所造成的负面 后果，如全球生态严遭破坏，能源近于枯竭，核毁灭朝夕莫测，南北贫富日益悬殊，社会矛盾明显加剧，人口 超越经济增长，由此产生了生态伦理学、科学人道主义论、学会关心教育哲学。另一种倾向是个体本位倾向。 学说有斯金纳、班图拉、艾里克森学说。从严格意义上说，西方文化是以个体本位价值为核心的，之所以产生 社会本位的理论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结果。中国也一样，传统的伦理社会本位，在封建社会并不是集体内部的和 谐，而是相互背离。现阶段，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改变，如追求个性、追求独立意识、开拓精神等。因此，德 育应在立足个体本位和社会本位的高度统一的理论前提下开展，做到既达到集体内部的和谐，又能充分发展个 体的个性。这是德育的一个重要观念。

    4．现代思维是现代德育不断完善的方法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过程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主、客体的辩证统一过程。因此，实践活动中即强调 人的主体性，主观能动性。而主体性的充分发挥处决于作为主体的心理状态成熟程度，而思维是其心理状态的 最核心方面。

    现代德育要求现代思维，一方面是现代人必须具有现代思维人格，另一方面作为教育者又必须以现代思维 指导德育工作，方能收到成效。

    现代思维相对于传统思维而言。人们将现代思维归纳成各种类型，如系统思维、立体思维、模糊思维、创 造性思维、模型思维等，之所以被称为现代思维，是由于它们具有共同的特点——科学系统性和动态创造性。 ［（6）］所谓系统性是指思维主体的系统性与客体的系统性，所谓科学系统性是相对于古代朴素直观的系统 性而言，现代人思维方式的系统性之所以被称为科学系统性，是因为这种系统性充分体现了整体与部分分析与 综合的辩证关系。动态性指思维的流动性、调整性和开放性，体现时代社会发展节奏，创造性是思维方式的非 逻辑性、思维成果的创新性。传统思维铸造了中华民族自满、守旧的民族性格，缺乏进取创新的民族精神，恪 守中庸，循规蹈矩，“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的生活态度。

    无论是德育工作，还是德育理论建设，都要以此作为指导，强调动态创造，强调科学系统。如在构建德育 学体系时，现代思维不满于在“原理—目标—原则—方法—途径”的套路上打圈圈，而是从系统、动态、创新 的眼光，创造性地构建新体系。如在德育实践中有人强调道德内容从单一化转为层次化，从理想化向基础化转 变，强调德育的大环境，强调德育的整体功能，强调面向世界等等，都可以看作现代思维的结论。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93级研究生

    责任编辑：文黎明

    注：

    （1）胡厚福：《关于现代德育特点问题探讨》，载入大复印资料《教育学》，94年，第3期。

    （2）高力克著：《历史与价值的张力》第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0页，生活·读书·新三 联书店1988年版。

篇（6）

＊＊＊

时代面貌的更新，国际政治集团之间斗争格局的变化，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发生的变革，使一代年轻人的思想观念呈现出全新的特点。教育专家和教育实践工作者对年轻一代的思想状况、基本特点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他们做出的判断性结论，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出现对立性的分歧。那么，如何正确认识和估价年轻一代的思想状况、基本特点以及产生的根源，本文谨就这些问题作些分析。

一、年轻一代思想的基本特点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1]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主义这一关于存在和意识关系的基本原理，是我们研究和认识年轻一代思想状况、基本特点的指导思想。循着这一思想去分析，年轻一代思想的基本特点表现为：

（一）经济体制转型——使年轻一代道德取向呈现出多元性

道德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为社会经济关系服务的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道德作为人们的行为规范或准则，其作用是调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集体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身完善之间的关系。道德的基本问题是道德和利益的关系，其中分为两个基本方面：一是，物质利益和道德哪一个方面起决定作用；二是，个人、集体、社会三者的利益如何对待。道德的实质是义与利的问题。用当代年轻人最流行的话来概括，就是“讲奉献还是讲索取”。在奉献和索取二者之间的取向不同，使道德观念呈现出千差万别，导致道德取向的多元性。

年轻一代道德取向的多元性，可以具体分为：只奉献不索取；多奉献少索取；少奉献多索取；不奉献不索取；不奉献只索取。有奉献就应有索取，多奉献就应多索取，是当代大多数年轻人道德的主要信条。这种奉献与索取并重的观念，是对新中国建立后50～60年代道德取向的一种否定和超越。那些年代只能讲奉献，不能谈索取，只重视人的社会价值，忽视人的自身价值。这种道德取向的单一性和片面性，是同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并以其为基础的。

在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意识形态的嬗变中，年轻一代道德取向呈现多元性的状况，不仅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也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是实现道德观念更新的一种进步趋向。如何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人们道德观念的要求，建立起新的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道德观念，是当前社会主义德育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思想战线的现状——使年轻一代思想观点存在兼容性

新中国建立后，经过长期斗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战线的指导地位。但是，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迄今封建阶级的思想、资产阶级的思想依然存在，并同无产阶级继续进行较量。

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一代，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尚未形成，对于处在嬗变中的真善美、假恶丑不仅没掌握正确的识别标准，也缺乏相应的识别能力。他们在学校里接受的是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在家庭和社会活动中却无法避免地受到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特别是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封建阶级陈旧落后的思想观念借机沉渣浮起，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腐朽的生活方式也乘机渗入，原有的单一计划经济思想尚在发生作用。先进与落后、新生与腐朽，总之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思想影响并存。年轻一代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现实面前，头脑中有无产阶级思想，也有资产阶级的思想，还有一些封建阶级的思想。这些不同阶级的对立的思想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均未形成体系，也未构成对峙的矛盾冲突，是一种兼容并存的状态。如何发挥德育的导向作用，用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占领年轻一代的思想阵地，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清除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观念和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思想观念，是德育工作者的一项长期的任务。

（三）国际政治斗争新形式——使年轻一代政治方向带有模糊性

“两大社会之间的斗争，必然会成为政治斗争。……在阶级反对阶级的任何斗争中，斗争的直接目的是政治权力。”[2]政治对于个体来说，是他们的政治观点、信念和信仰的表现。由于国际、国内历史的、现实的诸多因素的影响，也由于年轻一代尚未成熟的主观原因，对年轻一代来说，应坚持什么样的政治方向带有模糊性。具体表现为：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还是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为什么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和分裂是以共产党失去政治权力和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为标志；社会主义最后战胜资本主义是不是历史的必然，为什么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进入低潮；中国建立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唯一的选择，为什么历史和现实有许多令人疑惑的问题等等。这些从理论到实践带有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年轻一代还没有真正地解决。因而，他们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思想上还不是坚定不移，在行动上也不是坚持不懈。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观点、观念、信念、方向尚不是他们中间大多数人的自觉意识和行为。

二、思想特点产生的社会根源

一代人的思想状况及其特点，总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综合作用的反映。“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下，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3]

（一）道德观念是伴随着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和人才规格质量的变化而改变

新中国建立后，在近三十年的时间内，我国在经济领域推行的是计划经济模式，在分配方式方面，搞的是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在政治领域，一切活动由一个意志来决定，在人才规格方面塑造的是依附性人才。社会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才生产都限定在严格的政策范围之内。道德观念也因适应计划经济和统一意志的要求产生局限性。那种年代，社会只为人做奉献开辟道路，同时却关闭了人可以索取的一切途径。于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只讲奉献，不讲索取。奉献被视为是品德高尚公而忘私的光荣行为，索取则被看作是思想落后自私自利的可耻行径。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最终导致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享受相近或相同的物质待遇，逐步消磨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助长了人们的消极性、被动性和依附性。这种只强调人的社会价值，无视人的自身价值的片面的道德观念，在艰苦的战争岁月中有其必然性和积极作用，而在进行全面建设要发挥人的才能时期则显示出明显的局限性。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给人们开辟了根据自己的专长选择职业的蹊径，人可以进行独立思考，在较广阔的空间内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一切由上级组织安排的僵化的人事制度开始被打破，依附性的人格也向独立性人格演化。转型中的社会现实，为年轻一代具有新的道德观念提供了基础。他们在人的社会价值、人的自身价值；在奉献、索取等方面观点的突破，使道德取向呈现出多元性。而这种多元正是形成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的一元道德观念，改变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旧的道德观念规律性的过程。

（二）思想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各种思想在人主观上的反映

我国的年轻一代在学校中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他们的头脑中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阵地，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还可能是主阵地。

我国有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封建阶级传统的思想影响和习惯势力根深蒂固。新中国建立后，封建阶级被消灭，而它的思想影响依然存在。年轻一代从出生起就生活在充斥封建意识、传统习惯势力的环境之中，受其影响和熏陶，头脑中有封建意识、迷信思想是不难理解的。

对外开放的十几年来，我国在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设备的同时，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思想也被作为学术观点介绍进来。如萨特的以极端强调个人存在和个体自由的“存在主义”，尼采、叔本华的以意志为宇宙本体、意志高于理性为核心的“唯意志论”，弗洛伊德的从性的本能中寻找人类动机的“精神分析理论”，都在年轻一代，特别是大学生中产生了影响。这些现代唯心主义的思想流派被介绍进来，对于促进东西方文化融合，改造我国传统的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文化成分有积极作用，但同时也有不可忽视的消极作用，加剧了年轻一代思想上的混乱。

（三）政治方向只有在某种观点、信念、信仰使人坚定不移时才是明确的，反之，必然出现方向模糊

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发生过一些失误，尤其是象那样严重的错误，损害了党的形象，降低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这些失误和错误虽然都得到了修正，但是在人们心中留下的创伤还难以短期内平复。特别是近年来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走入低谷。这些历史、现实问题的综合作用，使年轻一代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对共产党的领导，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景产生疑虑，出现政治信念、信仰危机。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是，资产阶级为缓冲同无产阶级的矛盾，为摆脱周期性的经济衰退，不断转换斗争策略以维持其统治。特别是二战之后，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使资本主义经济依然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美、英、日、德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迄今在物质文明方面还优于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扩大国际之间的交往交流，改变了过去闭关锁国时期的一些片面的政治宣传，大众传播媒介的广泛普及，使人可以成为远方信息的直接接受者，这又使年轻一代接触了西方的资产阶级的精神文明。从赞赏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向往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到接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腐朽没落生活方式的诱惑，又使年轻一代中的不少人产生“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错误认识。

国际政治斗争形势的剧烈变动，国内改革开放发生的深刻变化，人们在思想上要有一个认同过程和适应过程。新旧思想、新旧体制的矛盾碰撞反映在人们的思想上，使人产生迷惘、困惑，出现心态失衡，情绪不稳，活动方向不明等一系列问题。这是社会经历深层次变革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现象。

三、学校德育的对策

同志说：“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深刻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集中体现了党和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是对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支柱，是我们夺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4]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指针，也是德育思考对策的根本指导思想。

（一）用邓小平同志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武装头脑，转化观念，建立现代科学的德育观

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必然发生变化。学校德育工作者要审时度势，首先在理论上要全面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它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作用，然后，进一步弄清当前思想政治工作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共性和个性；市场经济给德育带来的正向效应和负向效应；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西方现代思想文化，从建立新的思想文化出发怎样批判、继承、借鉴；在国际国内社会转型期间怎样坚持学校德育的导向作用；按改革开放、建设现代化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要求，年轻一代应具有什么样的素质和人格特征；学校德育怎样在实践的过程中改革创新，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德育体系；学校德育工作者应具备哪些新的素质，以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等等。这些具有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德育工作者不仅应在理论上真正弄清楚，而且要以正确理论和认识指导德育的实践。

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及其特点，要求学校德育工作者确立全新的德育观，即现代科学的德育观。包括：德育的社会观，即克服把德育看作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孤立的社会活动的狭隘德育观，建立开放性的与社会生活相联系的全方位的大德育观；德育的目标观，即克服以培养依附性人才为目标的传统德育观，建立既培养高尚人格，又发展有个性、自立性、竞争性人格的现代德育观；德育的素质观，即克服不问教育对象身心发展水平，都施以同一教育，脱离实际的德育观，建立既有统一素质要求，又分层次，成为系统工程的德育观；德育的效益观，即克服追求表面整齐划一，把外显行为作为评价成果的形而上学的德育观，确立讲内化效应，讲长远效应，终身受益的辩证发展的德育观。

（二）研究社会变革时期人们道德、思想、政治观念多元的状况，找准德育的战略位置

在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面前，学校德育工作者转化观念，端正思想，明确方向，找准德育的战略位置，是正确有效开展德育工作的前提。

找准德育战略位置的工作之一，是面向社会生活，深入实际，进行多侧面、多层次的调查研究。了解人们在道德、思想、政治等方面的心理动态和行为取向；了解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和热点问题；了解人们思想意识的倾向及构成要素；了解社会舆论对于年轻一代的正向影响和负向影响；了解年轻一代已有的思想基础和发展趋向，选准开展德育工作的起点。

找准德育战略位置的工作之二，是研究学校德育的总目标和各级各类学校德育的具体任务。围绕德育总目标和要求，从各自的层级出发，从教育对象的实际出发，选择有效形式，完成既定任务。每一层级的德育都以低一级层级为基础，并为高一级层级的德育打好坚实的基础，在系统工程中不出现薄弱的环节。

找准德育战略位置的工作之三，是正确把握形势，增强全局观点，坚定不移地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从培养“四有”新人的根本目的出发把德育放在工作的重要地位，深入持久地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进行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教育，使年轻一代的成长发展与国家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德育要在坚持正确方向的前提下，处理好德育内部和外部的关系；一是德育内部道德教育、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各自的任务和相互依附渗透的关系；二是德育作为一种教育实体，有相对独立性，同形势变化、社会焦点、热点问题的关系；三是德育坚持教导、疏导、诱导原则同严格制度、严格要求、严格管理的关系；四是学校德育的核心作用、规范作用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关系；五是德育的社会效益与德育工作者自身修养的关系。

（三）构建学校与社会全方位的德育网络，形成德育工作的社会合力

同志说：“政治思想工作，各部门都要负责任。”[5]现代科学的德育观是大德育观，要求学校德育与广泛的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形成一个既有党委、政府、工会、共青团、妇联、关心下一代协会参与的纵向德育工作体系，又有由学校和家庭、社会相配合的横向德育关系。各方面都围绕培养“四有”新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构建成多经纬、多频道、多方位的德育组织网络。目标一致，相互沟通，形成合力，打一场持久的思想政治品德教育“攻坚战”，在实践中体现无产阶级德育的革命性、战斗性和科学性。

学校德育从古至今在年轻一代思想观念的形成中居于重要地位，具有主渠道作用、导向作用和规范作用。

学校德育的明显特点之一，是它的主渠道作用。学校德育的方向性、目的性，以及在施教过程中严密的组织性、计划性、恒常性，是其它任何教育单位、渠道无法比拟和不可取代的。社会变革时期，学校德育主渠道作用“只能大大加强，不能有丝毫削弱；只能改进提高，不能止步不前。”[6]如果学校放弃了主渠道作用，社会对年轻一代的期望和要求就失去了全面贯彻、系统实施的唯一阵地，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也失去了相互配合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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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这一问题之前，必须强调幼儿道德教育的必要性，这不仅是因为后者是前者的逻辑前提，而且没有对这一必要性的科学认识或者根本上认为幼儿德育没有必要，那么在思想上就不会有幼儿德育应有的地位，从而实践上也就不会有幼儿德育的现代性。幼儿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构成，是终身教育的奠基阶段，因此幼儿德育也就是人完整道德教育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幼儿时期是个很特殊的时期，这一点从心理学研究即可证明。对道德教育来说，这也是个很重要的时期。幼儿时期心灵纯净，各种思想观点还没有形成，不论受到好的教育与环境影响，还是不好的教育与环境影响，都会在心灵上留下深深的烙印，所谓“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正因如此，自古以来就不乏仁人志士尤其是教育家十分重视儿童早期的道德教育，从古罗马的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普鲁塔克（Ploutarkos）到近代大教育家夸美纽斯（Johann Amos Comenius），从中国古代的颜之推到近代鲁迅等，他们都是早期道德教育的倡导者，其有关思想也早已成为德育思想史中最可宝贵的财富。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些思想难免会带有与各自时代、社会结构相一致的印痕。然而，对历史的批判和继承正是现代德育重建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德育现代性发展的必然要求。传统德育给予现代德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其思想内容和方式方法方面的影响非常深远，至今在部分教育者的观念里还余迹犹存。比如，以讲究“使为则为，使止则止”（《颜氏家训·教子》）为核心特征的重命令轻理喻、重权威轻个性、重控制轻选择、重规训轻德性、重服从轻体验等道德教育思想和方法在家庭和幼儿教育里还大量存在，道德教育内容有教（习俗教化）无德（道德）现象仍较普遍等。应该说，这些都与德育现代化发展方向不相一致。现代社会已在工业文明基础上凭借现代科技的强力推进，正大步朝向现代化，而社会现代化必然要求人的现代化，道德教育在帮助人完成现代化并进而促进社会现代化方面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道德教育本身要尽快完成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以适应社会发展和人自身发展的现代性需求。在这一过程中，幼儿道德教育同其它各级各类道德教育一样，增强自身现代性是当前的首要使命，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更具有基础性作用。

现代性是相对于传统性而言的，从存在方式或表现形式上看，它体现于道德教育的性质、目标、功能、价值、内容、过程、方法、手段、途径等方方面面，而从存在特性上看，道德教育现代性则是现代德育（相对于传统德育）综合特征的表征，含有科学性、民主性、终身性、全面性、主体性、发展性、全民性、世界性等特性，其核心特性是主体性与发展性。“现代德育以促进人的德性现代化为中心，或者说是以促进主体现代德性发展为根本。主体性、发展性是现代德育的本质规定。”[1]幼儿德育现代性就是坚持以幼儿为德育主体，在发展性德育理念指导下，通过幼儿教育工作者的启发、引导与幼儿的认知、体验、践行的互动，促进幼儿德性健康发展。德育现代性要求对幼儿的道德教育必须走出以往片面主知、主情或主行的德育模式，走向知情行协调发展的德育模式。在现代性的吁求下，幼儿教育工作者不仅要使自身工作更贴近幼儿心理特点，而且要不辱使命，认真反思在社会现代化背景下幼儿德育的发展理路及其功能价值。因此，幼儿教育者就要从理论上来充实幼儿德育的现代性基础，即道德教育哲学和道德教育心理学。

二、幼儿道德教育现代性的哲学基础

从哲学视角观照道德教育已有几千年的历史，道德总是哲学在思考伦理价值时的首要选择。道德哲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是引领一个时代道德发展的航标。美国著名道德教育家柯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曾说：“道德哲学和道德心理学是研究道德教育的两个基本领域，道德心理学是研究道德发展是什么的问题，道德哲学探讨道德发展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在我们为道德教育找到一个合理的基础之前，必须把心理学上的‘是’和哲学上的‘应该’这两种研究结合起来。”[2]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直到今天道德实践领域并没有很好地实现这两者的联姻，不仅如此，教育者的观点和行为也较少明确从道德教育哲学和道德教育心理学出发。这种现象在基础教育包括幼教阶段的学校道德教育中非常明显，直接表现则是道德教育的人为痕迹随处可见。“如果说人们对道德哲学家很少直接就道德教育问题发表言论还只是感到遗憾的话，那么教育工作者不能或很少自觉利用道德哲学的成果，则可称之为教育的不幸了。”[3]实际情况正是这样，教育工作者还缺乏对道德教育价值深刻的反思，对当前如何进行道德教育和进行什么样的道德教育等问题的思考和解决也缺乏主动寻求道德教育研究成果的意识。一百多年来，道德教育在现代化的征程中已取得丰硕成果，它们对更新教育者的教育观念以及推进道德教育现代化进程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正如著名教育哲学家乔治·奈勒（G·F·Kneller）所言：“哲学解放了教师的想象力，同时又指导着他的理智。教师追溯各种教育问题的哲学根源，从而以比较广阔的眼界来看待这些问题。教师通过哲理的思考，致力于系统地解决人们已经认识清楚并提炼出来的各种重大问题。那些不应用哲学去思考问题的教育工作者必然是肤浅的。一个肤浅的教育工作者，可能是好的教育工作者，也可能是坏的教育工作者——但是，好也好得有限，而坏则每况愈下。”[4]因此，与所有教育工作者一样，幼儿教育工作者首先也应是一位道德哲学家，对幼儿道德发展应有自己的且符合时代要求的思考，从而使人的德性在生命的幼年就能得到深深的培植。

现代化和多元化发展的社会对人已从多方面提出了要求，而最根本的是要求人从唯知是求、唯知是德的“知性人”困境中解脱出来，将人的发展融入社会、自然及环境和谐发展之中，建构起全面发展与和谐发展的德性人。自然，要完成人自身这一伟大转变的任务就要从幼儿抓起，要让幼儿德育走出传统重智轻德、重护轻养（修养）、重教轻育等诸多一重一轻的怪圈，真正使幼儿德育建基于现代性之上。从道德教育哲学的角度来看，当前幼儿德育要认真反思并处理好以下若干重要问题：

一是道德教育与习俗教育的关系。学界普遍认为，道德与习俗同属社会规范，但习俗是非道德性社会规范，道德既有个性也有共性，而习俗则是特定社会的一致性认同或权威的规定。对幼儿道德教育来说，如何看待道德与习俗的关系，涉及到对幼儿德性价值的不同认识。有些幼儿教育工作者倾向于认为幼儿还处在道德睡眠时期，对幼儿谈道德不切实际，有“小题大作”之嫌，他们往往以习俗教育代替道德教育，认为幼儿需要的只是遵守。显然，“单纯服从并不是道德，道德不只是盲目地接受习俗和" 传统”。[5]

二是道德、社会准则与个人选择的关系。幼儿是否需要自己的道德选择？不少人认为幼儿太小，还不懂得选择，其实这是对幼儿作为道德主体这一事实的极大漠视。无视幼儿的道德选择，道德教育就只能是成人的意志，是成人的随意干预和强迫控制，所培养的也只是一种“听话”道德。作为道德哲学的一个公设，“‘道德的’不仅指服从和适应特定社会所认可的习俗和规则的行为，而且指个人在面临各种不同原则和行为时所作的选择行动”。[6]道德哲学家弗兰克纳（William·K·Frankena）也说：“道德的产生是有助于个人的好的生活，而不是对个人进行不必要的干预。道德是为了人而产生，但不能说人是为了体现道德而生存。”[7]与这一现代德育思想相映照，教育部2001年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明确规定，幼儿园必须“提供自由活动的机会，支持幼儿自主地选择，计划活动，鼓励他们通过多方面的努力解决问题，不轻易放弃克服困难的尝试”。（关于此点还可见下文道德心理学的进一步分析）

三是纪律与道德发展的关系。教育者习惯将纪律诠释为对外在强加的各种社会准则的服从，是控制孩子的一种手段。这种纪律观值得认真反思。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认为“纪律是整个教育过程的结果，而不是个别的特殊的方法”，作为一种教育的结果，其目标状态表征为“自觉纪律”（即不论有无监督，主体能始终做出正确的行为）。[8]比较上述两种不同的纪律观，可以发现包含于其中的各自不同的道德主张和明显不同的道德教育取向，在前者纪律是一种工具，有很强的成人取向，而在后者纪律则成为发展的目的，是一种儿童取向，纪律不再是束缚儿童自身的一种手段，而成为有益于儿童发展的发展性纪律，即实现了纪律教育由外在控制到内在自我调节的恰当转换。

以上三方面相互联系，集中到一点就是道德哲学要求人们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对幼儿道德教育的建设路向、德性培养等问题予以重新思考和判断。

三、幼儿道德教育现代性的心理学基础

正如柯尔伯格所言，道德心理学主要是研究幼儿道德发展是什么的问题。对幼儿教育工作者来说，研究这一问题就是要了解和掌握幼儿道德发展的心理特点和规律。幼儿有灵有情也有智，他（她）不是行为主义者手中操纵的机器，也不是认知主义者所解读的那样冰冷的理性，甚至也不可以当作等待解读的“文本”。幼儿道德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既不是成人经验的总结，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随幼儿生活的发展一起发展，随幼儿的成长一道成长的。幼儿生命的鲜活性使得他对生活有着无比的热爱，对人类道德有着不尽的探索兴趣，他对道德有着一份天然的情感，这种情感就是善。幼儿对这个世界的感受会构成他对道德理解的一部分，也是今后道德自我建构极为重要的内容。因此，教育者有责任呵护并珍视幼儿对待世界的这份情感，并使对幼儿的道德教育能很好地适应其自身成长的特点和规律。

作为道德心理学领域的旗帜性人物，皮亚杰（Jean Piaget）和柯尔伯格已于上个世纪先后研究了儿童以道德认知为核心的道德发展规律，从总体上揭示出了道德发展遵从由他律到自律的发展路向。而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以及人本主义心理学和建构主义心理学的启示，道德心理学领域关注的问题更为转向儿童自身及其与社会相互作用方面，这使得传统单向度的社会决定论道德教育彻底走向它的尽头。突出的表现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关于体验、移情与社会行为，二是关于选择、建构与道德发展。这两个方面的理论及其应用对于提高幼儿德育现代性水平，增强其实效性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其次，体验正被学界认为是道德生成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和途径。就幼儿来说，研究表明，幼儿一般还不会明确考虑行为的道德后果与做出道德上的自我批评或自我反思，其道德体验源于行为的直接结果。这种特点的体验方式连同成人对他的处置方式一起共同决定了幼儿是一个“愉快的生活者”还是一个成人眼中的“侵犯的快乐者”。心理学家吉尔·诺姆（Gil Noam，1993）的研究很好说明了这一问题，他认为“一些儿童早期不良的经验会导致一种‘不良意愿’模式的建构，而长期的伤害和同伴的拒绝则会扭曲儿童道德互惠的建构，以至于这样的孩子感到‘有权力’以攻击和剥削的方式对待别人”。[11]显然，对教育者来说，防止幼儿建构“不良意愿”模式并代之以“良好意愿”模式是件极为重要的事，否则当幼儿将这种不良模式整合到道德自我建构中时，就会在以后生活中，尤其是解读社会道德情景时形成个人偏见。

最后是移情（empathy），一种替他人着想的道德能力。目前，国内外大量相关研究一致表明，儿童亲社会道德行为同移情能力密切联系在一起，而禁止性道德行为则同负疚、羞愧以及厌恶感联系在一起。这说明移情有助于儿童做出亲社会道德行为或利他行为，而且它同儿童的道德判断、道德推理甚至道德习惯的形成是整合在一起的，是影响儿童道德图式建构的重要因素并成为其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这种研究喻示了幼儿道德教育新的方向，并成为培养幼儿合作意识的道德心理基础。

总之，发展幼儿道德教育现代性要求幼儿教育工作者在尊重幼儿道德心理发展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积极转变观念、改革教育模式，从而不断增强道德教育对幼儿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注： [2][美]柯尔伯格著，魏贤超、柯森译：《道德教育的哲学》，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3][6]鲁洁、王逢贤：《德育新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5][7][美]威廉·弗兰克纳，黄伟合等译：《善的求索：道德哲学导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7页

篇（8）

德育价值要回答的是德育究竟“能做什么”的问题，它既是现代学校德育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也是现代学校德育的一个非常现实的实践问题。现代学校德育活动的开展，其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个体和社会道德需要的满足，也就是学校德育价值的实现。不论是现代学校德育制度的建立、德育目的的确定、德育内容的取舍、德育结构的设计，还是现代学校德育方法的选择、德育手段的运用、德育进程的调控，都必须以德育价值及其实现为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

一、现代学校德育价值的本质意蕴

关于现代学校德育价值的本质意蕴，我国学者大都是以马克思关于“价值”的内涵解读为依据的。马克思认为：“‘价值’这个普通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的属性。”[1]这里蕴涵着两个基本判断：其一是主体与客体的价值关系是在价值主体改造价值客体的实践活动中并通过实践活动得以实现的，离开了价值实践活动就不会有价值；其二是价值应当是主体需要与客体属性的辩证统一，单有主体的需要或客体的属性，都不能称其为价值。基于这种理解，有学者认为，德育价值是具有一定需要的主体与德育发生的相互作用过程产生的、符合主体目的和满足存在与发展需要的结果[2]；有学者则认为，德育价值是指德育的属性、功能对德育价值主体的需要之满足所产生的效应[3]。上述关于德育价值的定义，其根本点与着重点都认为德育及其所固有的功能是德育价值产生的客观基础，德育价值赖以维系的必要条件在于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都强调社会和个体对道德、品德、德性发展的需要是德育价值得以产生并发挥作用的根本动力。由此，可以把现代学校德育价值理解为是一种作为德育价值客体的学校德育实践活动以及其所内蕴的德育功能满足德育价值主体内在道德需要的属性。

现代学校德育价值与德育功能两者既有一定区别，又紧密联系。其区别在于：德育功能主要是德育活动内部诸因素之间、德育活动与外部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它反映的是德育活动内部诸因素、德育活动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因果性”关系，具有社会性与客观性等突出特征；而德育价值反映的则是德育价值主体的道德需要与德育实践活动的功能作用之间的“合目的性”关系，具有为我性和主体性的鲜明特点。其联系在于：一方面，德育功能是德育价值得以顺利实现的重要手段。现代学校德育价值不是凭空想就能实现的，它一刻也离不开丰富多彩、鲜活生动的德育实践，正是因为德育功能的充分作用，现代学校德育价值能得以实现。另一方面，德育价值是德育功能的目的旨归。任何一种德育活动的开展，其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社会和个体道德需要的满足。在现代学校德育实践活动中，德育各种功能的完成和发挥都指向于不同德育价值的实现和彰显。如果离开或违背了德育价值，德育功能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现代学校德育活动就有可能偏离符合社会、个体道德需要的正确方向，其结果只能导致德育的低效、无效甚至负效。

现代学校德育价值具有以下鲜明特点：首先，主体性与为我性。现代学校德育价值不仅是一种客观性存在，而且是一种主观性认识和体验，其具体形态和作用的发挥都离不开人，人是德育价值的承载者、实现者和享用者，表现出主体性和为我性的特点。其次，客观性与多维性。现代学校德育价值回答的是“德育能够做什么”，即德育的“本然”问题，德育从产生的第一天开始，其价值也就客观存在了，它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或德育形态的发展变化为转移的，表现出较为突出的客观性特征。不仅如此，由于现代学校德育价值是价值主体的道德需要与价值客体的功能属性之间的关系，而德育价值主体的道德需要又是丰富多样的，不仅有求真、求善、求美、求利的需要，表现出德育的科学价值、道德价值、审美价值和功利价值，而且有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需要，表现出德育的政治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等多维价值。再次，直接性与间接性。现代学校德育价值的直接性是就德育所具有的个体价值而言的，它对个体的生存、发展与享用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现代学校德育价值的间接性更多地是就德育所具有的社会价值来说的，它旨在通过个体品德发展和德性成长的促进，从而间接地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生态发挥积极作用。最后，自在性与自为性。即现代学校德育价值的自在性是指不管人们认识到还是没有认识到，德育价值都是客观存在的，是以一种自发的和没有自觉目的的“自在”形式发挥作用；现代学校德育价值的自为性是指为了达成德育实践活动所预期的价值作用，对诸如德育目标、德育内容、德育结构、德育进程、德育方法及德育途径等所进行的积极主动设计。

二、现代学校德育价值的实现策略

现代学校德育价值的实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牵扯到的影响因素具有多维性，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综合考虑。

1.现代学校德育目标设计要具有合理性

现代学校德育目标是指通过德育活动在学生品德发展和德性形成上所要达到的总体要求，是德育活动期望达成的预期结果或目的的质量标准和规格，它是教育目的和德育目的的具体化与规范化。德育目标不仅是现代学校德育实践活动的出发点，而且也是现代学校德育实践活动的最终归宿。它上涉教育目的和德育目的，实际地承担着对其分解与落实的具体化工作；它下及具体的德育实践，是现代学校德育工作的根本方向和总体要求。只有制定了具体、明确、合理、适度的德育目标，现代学校德育价值的顺利实现才具有了正确的方向指引。鉴于此，为了超越传统德育目标的“理想化”、“政治化”、“成人化”以及“无类”、“无层”、“无序”的弊端，应对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法纪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等设计不同类别的亚层次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再设计出不同德育目标内部以及不同德育阶段的序列性目标。自我国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实施以来，学校德育课程标准的研究与试行已取得一些重要成果，坚持这种研究就能使德育目标逐渐走向“生活化”、“实体化”和“合理化”，现代学校德育价值也才能在德育目标的达成过程中得以顺利实现。

2.现代学校德育内容选编要具有现实性

现代学校德育内容是指德育活动中教师所要传授和学生所要接受的道德价值、道德规范及其体系，它是现代学校德育价值顺利实现的重要载体。要实现德育价值，一定要激发学生对德育价值要求的需要和认同，而德育价值一旦超越了现实的要求，它就不可能为大多数学生所接受。每当生活现实在与社会要求出现差距或发生冲突时，学生在心理上往往更愿意趋向生活现实的要求。这主要是因为生活现实是人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支撑性条件，生活现实所表现出的对人的制约，进而对人接受德育内容的制约也是非常强大的。社会要求对德育实践活动的目的而言，是德育对象认同和接受德育内容，并外化为道德行为的基础和前提。德育内容一旦超越了现实的要求，其德育价值与作用就会大打折扣，社会的目的也就会落空。根据现代学校德育内容现实性这一客观要求，社会道德需要及所提出的德育要求既不能高不可攀，也不能完全游离于学生丰富多彩的实际生活之外。现代学校德育内容的现实性不仅要求德育内容必须源自于学生鲜活多样的现实生活，而且也要求德育内容必须能够跟得上时展的脚步，能够适应现实生活的水平和要求。

3.现代学校德育过程运行要具有科学性

现代学校德育过程是指教师根据一定社会的德育要求和受教育者品德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对学生施加有目的、有计划的系统德育影响，从而使学生形成一定社会所期望的良好思想品德的过程。现代学校德育过程必须在德育价值的支配和调节下才能顺利运行，而德育过程的结束也正意味着德育价值的完全实现。如果离开了德育过程，现代学校德育价值也就失去了实现的可能。但现代学校德育价值能否在德育过程中得以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如何，则必须依赖于德育过程的科学化水平。也就是说，现代学校德育过程必须遵循自身运动变化的客观规律，才能使德育价值得以更好地实现。现代学校德育过程的规律主要包括：德育过程是培养受学生知、情、意、行诸品德心理因素和谐统一发展的过程；德育过程是引导学生在活动和交往中接受各方面德育影响的过程；德育过程是促进学生思想品德内部矛盾的积极斗争转化过程；德育过程是教师的教育与学生的自我教育辩证统一的过程；德育过程是一个长期的、反复的、逐步提高的过程。遵循上述规律并严格按照其基本要求来设计、运行和调控德育过程，德育过程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才能得以保证，现代学校德育价值的实现也才能真正转变为现实。

4.现代学校德育途径组织要具有整合性

德育途径是指为完成德育任务和实现德育价值而开展的一系列德育活动和工作，是德育实践活动的具体组织形式或渠道。就现代学校德育而言，其途径除了包括思想品德课程教学这一主要途径和各科教学这一基本途径之外，还包括少先队或团委会活动、班主任工作、课外活动与校外活动、社区服务或社会实践活动等，表现出多维性、多层次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其中每一种德育途径都蕴含着独特的德育价值。要想充分发挥各种德育途径的德育价值，就需要使它们密切配合，协调一致，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内耗”，形成一个立体的德育“网络”，产生德育“合力”和“正能量”。从近年来我国有关德育途径的实践状况来看，有些学校充分利用校外德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社区教育以及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一体化”等开展试验，为整合与优化德育途径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这些都对现代学校德育价值的实现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5.现代学校德育方法选用要具有适切性

现代学校德育方法是指为了完成德育任务，实现德育目的，教师和学生在德育实践活动中所采用的各种方式和手段的综合。现代学校德育方法直接为德育任务和德育目的服务，其实也就与德育价值及其实现存在着直接联系，离开了适切性的德育方法，德育价值也就难以实现。现代学校德育方法的适切性要求必须对德育方法进行恰当的选择与正确的运用，应摈弃那些注入式、灌输式、强制性的德育方法，坚持启发性、诱导性和民主性的德育方法思想，灵活地、综合地和创造性地运用说服教育法、榜样示范法、陶冶教育法、实践锻炼法、自我修养法、品德评价法等多种行之有效的具体德育方法，才能获得良好的德育效果。不仅如此，由于上述这些德育方法都有其独特的适用对象和范围，有其不同的方式手段和操作程序，它们对完成某种德育任务都有其特殊作用，当然也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选择和运用德育方法时应加以组合优化，使之产生整体效应和最佳效果，从而有助于现代学校德育价值的实现。

6.现代学校德育主体自身要具有能动性

现代学校德育主体是指德育实践活动中最积极、最活跃的人的因素，它既包括教师，也包括学生，甚至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家。首先，教师在德育实践中起着主导作用，他把学生作为“传道”对象，对其施加系统的德育影响，把引导和促进学生的品德发展与德性成长作为根本追求。如果教师在德育实践活动中不能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不能积极、主动、创造性地对学生施加德育影响，现代学校德育价值就会失去顺利实现的一个重要条件。其次，学生在德育实践中不仅是教师的教育对象，而且也是道德学习和道德修养的主体。如果离开了学生对德育实践活动的积极参与，离开了其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德育实践就会变成教师自己的“独舞”，也不可能获得良好效果。学生受教修养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程度，是现代学校德育价值得以顺利实现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最后，作为德育主体的国家，既决定着现代学校德育目标与内容，也拥有、提供和利用现代学校德育资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家是现代学校德育价值实现的决定者，其能动性如何及发挥程度对现代学校德育价值实现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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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篇（9）

孝慈精神的产生、特点及其作为形上依据的合理性

毋庸置疑，孝慈精神来源于中华先民的需要。人的需要，可以依据不同标准划分出不同类型，例如，依据价值的不同，马斯洛（A•H•Maslow）将人的需要划分为生理的、安全的、归属和爱的、尊重的和自我实现五种类型。对于中华先民而言，生理的需要、爱的需要等无疑是存在的，然而中国古代社会的两大结构特征决定了中华先民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需要就是存活下去。在哲学层面，存活下去这种基本需要可以有两个层面：一是个体的存活，二是整体的存活。中华先民的存活方式是家庭或家族式的整体存活，而不是个人性的，且最终表现为父系血缘生命存在与绵延。这就是说，父系生命的存在与绵延成为中华先民的基本需要。基于这种需要，中华先民开始了自己的价值自觉意识的生产过程。这个过程的产生是以对人性的理解为前提的。中国人对于人性的理解与西方人有着明显的不同。西方人着重“找出某种人才有的现成能力，以区别人与其他存在者，而中国的人性观则不特别关注这种能力，而是重在理解人在万物中的地位。”[6]中华先民认为，人与万物相比，力不如牛，走不如马，在很多天赋能力上都不如其他的动物，但却有着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非现成性，即人能够通过某种力量而达成某种可能的状态。在中华先民看来，这种力量就是人生而有之的良知、良能，即人之为人所拥应有的本能。孟子认为：“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无不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孟子是在表明，人的良知良能不是别的，就是人在幼年养成的“爱其亲”、“敬其长”，以及在血缘亲情中所习得的、生存所需的天赋能力。人类学事实告诉我们，人作为生命个体，其生存经历变化多舛，两端分别表现为养小和养老难题。前者表明，子女须在父母深长之慈爱中才能长大成人，后者表明，父母须有子女的孝爱方可颐养天年。中华先民借助于自己的天赋能力，将孝爱和慈爱的基本知识积累起来，经过思维、抽象、概括等过程，使之升华为中华先民关于家庭生活的价值自觉意识即孝慈精神。从这个意义而言，孝爱、慈爱之人类情感就是孝慈精神的源头。如此，孝慈精神必然具有如下特征：一是血缘为本的“亲亲”情感性特征。自然界中，一切动植物均能产生后代，形成广义上的亲子关系，但这种亲子关系却难以长久。与此不同，人类的亲子关系是通过两媾而受孕、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而实现的，而且，所产之子两三岁前须完全依赖父母。此外，“老来难”的生存实际也时刻提醒着父母依赖子女度过艰难的老年生活。这种人类学事实借助于主体的天赋能力形成亲子之间“亲亲”的情感，即父母与子女相互亲近、相互依赖的亲亲之情。二是亲子关系失衡的权利义务性特征。基于“亲亲”情感而产生的孝慈精神无疑逻辑上具有指向亲子两极的权利义务性特征。然而，人类社会对秩序的需要又使得中华先民将亲亲尊尊确定家庭道德教育的总原则。亲亲尊尊原则确立了父母的独尊地位，导致了亲子关系的失衡，即父尊子卑。于是，亲子之间的权利义务也出现了失衡，双向的权利义务性更多地表现为子女对于父母的单向义务性。三是家庭本位的家庭社会双重性特征。在孝慈精神中，孝首先要指向在世父母，其次还要指向去世的父母及祖先。而在后者，当孝的指向依此类推至久远时，就与宗族的祖先的孝相关联；更由于宗法制度下的宗子是宗族祖先的象征，宗族性的“追远”往往表现为对宗子的孝。再者，在具有氏族属性的宗法社会中，养老与养小依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共性，即宗族在这些方面要承担一定的义务。因此，在家国同构的社会中，孝慈精神不仅具有家庭伦理维度，也同样具有社会伦理的属性。上述特征源于孝慈精神自身，也是孝慈精神与中华先民生存事实相适应的集中体现，因此，孝慈精神作为传统社会家庭道德教育的形上依据无疑具有其内在的合理性。概括而言，孝慈精神作为传统社会家庭道德教育之形上依据的合理性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可靠、普遍的形成基础。孝慈精神之形成基础的可靠性与普遍性，首先表现在家庭生活上。我们知道，“‘家庭生活’（在我们赋予这个词组的意义上）在人类社会的长河中都是存在的”[7]，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当然也包括中华先民的基本生存方式。其次，表现在亲子关系上。父母双亲的结合，产生了人类关系中“最亲密、最自发、最纯粹的”[6]亲子关系，而且与其他关系相比，这种关系中有更充沛、更纯真的爱。其三，表现在人类学事实中。“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说明子女之成长须依赖父母的慈爱，而“老来难”的生存经验又表明，父母之晚年生活须依赖子女的孝爱。亲子之间的慈爱与孝爱构成了人类存在与绵延的必然要素。总之，上述一切表明，孝慈精神具有一个可靠、普遍的形成基础。第二，对传统社会结构的适应性。广义上，中国传统的社会包括小农经济结构、宗法政治结构、血缘伦理文化结构三部分。此三者，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一个超稳定的农业社会。在狭义上，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包括士农工商等四个社会群体。孝慈精神，一方面作为血缘伦理文化的一部分，属于上层建筑，既由这个社会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所决定，也维护和促进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作为社会的价值自觉意识指导着“士农工商”的价值实践，致使“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农工商，乡别州异。是故农与农言力，士与士言行，工与工言巧，商与商言数”，（《淮南子•齐俗训》）各守本分，又彼此超越，共同构成整个古代中国社会。这一切表明，孝慈精神是适应传统社会结构要求的。第三，稳定的利益实现机制。人类学事实告诉我们，相对于其他动物，人具有较长的寿命。这个事实使得亲子双方能够在不同的时间履行自己的义务和享有自己的权利，从而使得双方的义务和权力得以在有生之年实现统一。在孝慈精神中，这一点是通过亲与子的本分体现出来的。孝慈精神对于亲子之本分的规定，莫过于《礼记•礼运》的“父慈、子孝”，即慈是父（母）的本分，孝是子（女）的本分，而父子双方各自须应尽到自己的本分。这就使得孝与慈既可以在一定的时间里分离开来，又能够在人生长河中得到统一。可见，孝慈精神巧妙地把“此时此地”的利益追求转换为“今生今世”的、甚至“来生来世”的利益追求，最大限度地缓和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冲突和矛盾，从而为家庭生活的稳定有序提供了机制保障。第四，现实与超越的统一性。孝慈精神内蕴着人之生存的两个时间向度：一是指向过去的时间向度，即指向父辈、祖辈，乃至久已不在的祖先，二是指向未来的时间向度，即获得能够继承血统的男丁。这两个时间指向貌似不同，实则一致，共同表示着对血缘生命之存在与绵延的价值期望。因此，在人的生存中，父母前辈的生命总是以死亡的方式进入子辈的生存时间，子辈以同样的方式进入自己的子辈，形成了一种往来古今纠结于生存者自身的生存时间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们不是“以个体的方式面对自身的死亡，而是以亲情的、家庭的和家族的方式经历之”[5]，因而将生与死、现实与超越统一到家庭生活中。可见，孝慈精神内蕴着亲与子、此与彼、生与死、现实与超越的统一，为中华先民的家庭生活提供了充足的超越空间。第五，孝慈道德规范的有效性。孝慈精神的外显，构成了传统家庭生活的孝慈道德规范。孝作为指向子女的道德规范，包含不违背父母的意愿、对父母要生养死葬、子女爱惜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子女当知道父母有错误时要劝谏、子女继承父母的志向、年轻人尊重关心老年人、子女后代要“慎终追远”等内容。与孝相对，慈作为指向父母的伦理规范则包含有父母要亲爱子女、父母有义务养子女成人、父母肩负对子女实施道德教育的责任、父母要帮助为子女成家、父母有义务带领子女立业、父母作为长辈要爱护年轻人等内容。数千年间，这些道德规范有效地规范着中华先民的家庭生活，保证了中华民族的存在与绵延。这个历史事实足以证明孝慈精神作为中国传统家庭道德教育的形上依据具有无可争议的合理性。

篇（10）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观的完整性

“大德育”观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的核心概念，反映其内在属性和重要特征。无论是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思想内涵属性研究，还是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的整体属性来认识，其核心概念都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同志和党中央领导集体，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德育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时代特征相结合，与当代中国德育实践相结合，指导解决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党的德育面临的新问题、新情况、新矛盾，科学回答和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实践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围绕提高中华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发展性地回答了新时期党的德育领导、地位、目标、方针、任务、原则和育人实践等德育的重大问题，内在形成了发展性、指导性、整体性的科学思想体系，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思想首先表现为“大德育观”思想。邓小平同志依据“两个大局”，从整体上设计了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对党的德育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总体布局。他说：“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1]306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当代中国所处的时代特征，确立了他的政治观：“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他运用唯物史观和政治观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观。他再运用唯物史观、政治观和经济观，分析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实际，确立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2]168的民主观。邓小平同志再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运用其政治观、经济观和民主观，分析新时期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重点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归宿点，确立了“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1]64，“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63的社会观等。这就构成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完整的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在这一完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内，当然也内含着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观。他说：“精神文明建设，说到底，是要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3]626这就科学表达了在新时期大变革、大开放、大发展时代特征下，党的德育思想是一种完整的“大德育观”。

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坚持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坚持从深化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出发，开创党的德育工作新局面。江泽民同志说：“越是改革开放，越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4]他要求全党同志站在“四个认识”高度来认识党的德育工作，即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进程，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如何认识当今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他强调这是新时期党的德育工作创新发展的根本基础，“这方面的问题认识清楚了，处理好了，我们进行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有了一个根本的切合实际的基础。”[5]76他还提出了“四人”的德育任务，“四信”教育的重点内容。在这样一个认识基础上，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以德治国”思想，这就从治国的战略大局，提升了党的德育工作治国安邦的战略地位。胡锦涛同志在新世纪新阶段把党的德育工作放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来谋划。他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推进的事业。”[6]“我们党始终把文化建设放在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重要战略地位，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7]3正是在这样的大势大局条件下，胡锦涛同志提出坚持“以人为本”的大德育观，着眼于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大局，阐述党的德育工作服务大局的极端重要性。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兴国之魂，强调它“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必须强化教育引导”[7]11。“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7]11-12这就强化了党的德育工作治国理政的全局理念，提升了党的德育工作对于打牢全党全社会共同思想基础的战略地位;彰显了进行理论武装的极端重要性，突显了开展共同理想教育、强大精神力量凝聚、基本道德规范教育和引领的重要作用。

习近平同志坚持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从发展的历史观出发，把握时展的大势，深刻阐述党的德育工作大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思想保证，增强人民和国家的精神力量。他在2013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特别强调作为党的德育工作重中之重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他说：“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8]重点提出了“两个巩固”的思想。充分表达了“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党的德育工作的大局、大势和大事。习近平同志在新常态下还强调，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大德，他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9]这实际上就回答了以怎样的大德来治理国家，构建和谐社会，教育全党同志和广大人民。综上所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观是一种完整的大德育观。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育人思想的整体性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道路、理论、制度作出了整体性的全面深刻阐述。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党的德育思想，内在地也必然反映其思想体系的整体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伟大实践的客观存在，必然反映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德育理论与德育实践的全面性。

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内在表达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育人思想的整体性。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反映了党的德育目的属性和本质，体现了为党和国家事业培养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规格和要求。邓小平同志说：“为了培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的人才，这也就是把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方针贯穿到底。”[2]106-107在改革开放初，邓小平同志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数以亿计的合格人才，一定要把我们的教育和科学技术搞上去。特别注重党的事业人才培养和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他说：“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1]380这就明确回答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培养人，培养全面发展的“四有”新人。邓小平同志还强调：“最根本的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1]28“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2]256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同志也反复强调：“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5]294“不断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3]647-648党的十六大以后，胡锦涛同志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际出发，提出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10]。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顶层设计，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战略高度，科学地进一步回答了党的德育工作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的问题。这就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培养人，培养“有梦想”、有担当、有本领、有大德、能实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领导集体一再强调要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打牢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就要求全党同志注意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用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引领社会风尚。他说：“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党，来引导我们前进。”[2]44“一定要让我们的人民，包括我们的孩子们知道，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1]112江泽民同志说：“中央一直强调，全党同志首先是高级领导干部，必须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11]他还强调：各级党委要进一步认识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的极端重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这是党的德育工作一项根本任务，一件大事。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重点论述了理论武装的重要性：“坚持不懈地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党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指出：用“四有”教育全党全国人民，以科学理论武装人，以高尚精神塑造人，以正确舆论引导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人、培养人。党的德育工作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承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制相协调。要切合实际，注重实效，要“接地气”，要“抓铁有痕”。这就针对性解决了怎样培养人、用什么培养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