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思想篇（1）

1.1适应市场需求的必然途径教学的实质是帮助学生尽快融入到社会实践中，因而加强教学的实用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前提。电子商务及国际贸易不断发展，极大地增加了各大企业的经营风险，在这种复杂的经济环境下，要及时融入新思想，以更好地帮助企业适应当前的经济环境。传统的经济学教学理念无法满足当前的市场需求，加强经济思想的渗透可改善教学现状，适应市场的发展需求。

1.2经济学教学质量提升的有效方法经济学教学的目的是通过培养专业性人才，帮助人们客观分析当前的经济环境，为下阶段的经济活动做准备。虽然当前的高校教学中现代化程度有所提高，但实际教学质量仍然存在较大不足，教学内容滞后、教学方法单一等弊端，导致经济学教学的优势无法有效发挥出来。经济思想的渗透可以很好地改善经济学的教学现状，突破传统的经济学教学。

2经济学教学中的不足

教学质量的提升需要多方面因素的共同配合才能实现，教师个人的专业素养、学生对于知识的吸收能力、教学设备及教材等都会对教学质量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2.1教师自身不足这种不足不仅表现在专业能力上，同时也表现在教学方法与教学理念上。教师自身的专业经验对教学而言也是十分重要的，高效的经济学教学需要教师依据自身经验，全面理解并合理安排教材内容。这就对专业教师提出较高要求。

2.2学生个人意识的影响经济学在高校中比较普遍，其作为一门基础性较强的学科往往无法得到学生的重视，学生仅出于对学分的需求，侧重于对考试技巧的掌握，而在系统性知识与思维的培养中存在较大。

2.3经济学自身教学特点的影响经济学对师生的要求比较高，且涉及的知识面也非常广，在实际教学中，部分理论知识过于抽象，学生不能很好地掌握。受教师个人教学习惯的影响，无法充分发挥当前先进教学设备的优势，在营造课堂氛围方面存在一定不足，不利于学生个人兴趣的培养。

3经济学教学中经济思想渗透的措施

3.1加强重视，改进教学理念经济学是一门较为实用的学科，在具体的教学中可结合实例具体分析，从而让学生直观地感受到经济学的作用，转变意识。经济思想的渗透可帮助学生了更好地实现角色转变，主动承担相应责任，从而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

3.2教师的自我完善由于经济学是一门重要的基础性学科，因而在实际教学中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优势，提高教学效果。定期扩充专业知识，更新教学理念，发挥先进教学设备的优势，重视新思维的学习与分析，加强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从学生感兴趣的地方着手，有针对性的进行经济思想的渗透，营造活跃的教学氛围，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3.3教学重点转移到经济思想和原理方面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在这两门课程的教学中，应将教学重点转移到经济思想和原理方面。对低年级的学生来说，在讲授经济学课程时应把教学重点放在经济学经济思想和原理方面。在经济学课堂上多穿插一些经济思想方面的内容，包括近来的经济学思想与早期理论的联系。

3.4采取融合的教学思维模式教师在讲授原理之前要为学生提供各种背景材料，在解释过去文献的基础上介绍最新的理论，并依据不同背景点评经济学家的处境和思想，从而引出东西方经济思想的差异性。结合原理揭示经济现象的本质特征，据此讲解经济学基本原理，使学生掌握经济学的基本定义和实质，总结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和模型，利用简单的方法和模型解读经济学原理，理解其内在规律。

经济学的思想篇（2）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8）36（c）-0121-02

一、中西经济思想的比较

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在约公元前三世纪虽然发现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存在和作用，并且初步论证了社会分工，但他们却鄙视手工业和商业。中国也是一个中农轻商的国度，经商被人们视为“贱业”。中国古代有“士农工商”四大行业，“商”被排在了最后，甚至有时一提起商人，人们便会想到“无商不奸”、“为富不仁”等贬义词。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和西方古代经济思想中均有“重农轻商”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认为，生财之道有两种：一种是属于家务管理的一部分，一种是“货殖”，即无限制地追求货币增殖。前者是把大自然提供的生活资料安排好，积累对家庭具有使用价值的财富，取得这些财富是为满足消费，这种财富是有限并合乎自然的。后者的目的是增加货币，因而这种财富是无限的，也是违反自然的。而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写道：“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它的意思是根据市上货物的多与少，就知道是贵还是贱。贵的上涨到极度反而要贱了，贱的下跌到极度反而要贵了。贵了就要把它像大粪脏土一样出掉，贱了就要把它像珍珠宝玉一样取进。钱财一定要让它活动、运转、流通如同流水一样。

由此可以看出不管是亚里士多德还是司马迁都非常重视货币流通的作用。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一书中从分工出发看到了分工、交换、货币和商人之间的关系。强调了社会分工的重要性。中国古代的范蠡早在公元前400多年就提出了“农末兼营”的经商思想。范蠡在齐国经商时，聘请了木工、丝工以及一些各具专长的男女女仆，并把他们分成各个不同工种的小组进行劳作。可见范蠡很早就意识到社会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并在自己的经营实践中对工人进行分工劳动。

二、中国经济在实践中总结的观点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联系

（一）关于“经济人”假设与自由经济主张。包括司马迁在内的许多古代学者与巨商肯定人的经济欲望本能，并主张自由经济政策。他们认为，现实社会是普通人的群集。要讨论现实社会的经济，就要勇于承认普通人所共有的欲望，应把人的物质欲望当作已知条件来讨论经济。司马迁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沦，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就是说，人的经济欲望是自然的东西，它作为原动力，产生想要提高生活水平的欲求，从而经济活动也就活跃起来了。经济政策顺应人的经济欲求，使经济活动自由扩张，是最上者；运用权力予以压抑和限制，继而与民争利，则是最下者。西方经济学即研究人类经济欲望与稀缺性的关系的学问。离开对人的经济欲望和“经济人”特征的肯定，经济学难以确立。西方经济学开山鼻祖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论述了市场经济中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这只手就是“价格”。他认为价格可以调节资源的合理流动与配置，同时主张政府采取放任的自由经济政策。这也是基于经济人假设的判断而得出的结论。

（二）关于供求原理。生于战国时代的商祖白圭晚年总结了他的经商理论。例如“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这句话的意思是：当货物过剩，人们低价抛售时，他就收购；当货物不足，人们高价索求时，他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他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他买进绢帛棉絮，出售粮食。后世的吕不韦的《吕氏春秋》中说：“民之情，贵所不足，贱所有余。”有句俗话可以用来加以注释：物以稀为贵。白圭与吕不韦都深谙经济学中的供求原理。

西方经济学对此阐述是先通过分析需求定理，再分析供给定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市场的均衡价格。而均衡价格的变动是因为供给或需求曲线的移动引起的，也就是供求不平衡引起的。又因古代经商的环境基本上可以认为是自由经济环境，在没有垄断存在的条件下，货物的价格是由市场所决定的。

（三）关于信用的论述。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中国古代商人认为：以诚信作为人生的准则，这是对商人的根本要求，也是儒家先哲子贡所提倡的美德。诚信是立身之本，也是经商之本，是商业活动顺利进行和企业稳步发展的必要前提和条件。在《论语・颜渊》篇中，子贡与孔子有这样一段对话，叫做“子贡问政”，也就是子贡向孔子请教治理国家的办法。子贡问政时，孔子说：“一个好政府应该有充足的粮食，充足的军备和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子贡问道：“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还是要去掉一项，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人都难逃一死，但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那就什么都谈不上了。”在这段对话中，孔子强调了一个“信”字。“信”是本，没有“信”，一个政府立不起来。再具体地说，没有“信”，一个人也立不起来，那么一个企业无信自然也会没有商家和他合作。把诚信二字分开来解释，诚就是真诚、诚实、虔诚之意，信就是信用、信誉、守信之意。诚偏向于内在，偏向生命主体，而信则偏向于外在，偏向行为表现。诚为体，信为用，以诚为本，方能有信用和信誉，方能言行一致，一诺千金。

在西方社会发展的历程中，经历了多种货币形态：实物货币、金属货币、纸币、信用纸币。信用纸币具有三个特点：一是由国家发行；二是国家强制使用；三是纸币仅是货币符号，本身没有价值。信用纸币之所以能在经济社会中充当一般等价物，完全是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之上的。微观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对市场类型的论述有些基本假定。例如完全竞争市场存在的条件有：市场上有大量的卖者和买者；参与经济活动的厂商出售的产品具有同质性；厂商可以无成本地进入或退出一个行业；参与市场活动的经济主体具有完全信息。这些基本假定也都是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没有信用作为支撑，则这些基本假定都是空中楼阁，包括市场理论在内的许多微观经济学理论也就失去了假定基础。

所以，中国古代经济实践以信用经济为基础；微观经济学的许多理论亦以信用为基础。

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阐述方法与西方经济学理论阐述方式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许多经济思想很先进、很发达，完全可以与西方经济理论相媲美。中国古代的经济实践也较西方社会更早、更丰富。但这些宝贵而丰富的经济思想没有形成象西方经济学那样系统的经济理论。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中国传统思想的禁锢。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自汉“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封建统治者就对文化领域进行思想清洗，限制其他自由思想的发展。用道德、仁爱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纲五常”等儒家思想来教化民众、治理社会。在这样的土壤中很难诞生“经济人”假设这样的经济思想。中国传统思想的禁锢还表现在近代社会对自然科学研究的缺乏，这使得中国古代对经济学概念的表述很模糊。比如本末、奢俭、兴利、除弊、富民、长技、商战、轻重、子母等，都没有明确的公认的定义。这说明经济理论范畴和经济概念的非确定性。非确定性就极大阻碍了经济学理论的传播、理解与创新。

其二、近代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并没有经历资本主义这个社会形态。而西方经济学理论经历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数百年实践的洗礼。许多重要的假设、推断、理论都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检验、修正，故其系统性渐强。而中国自明代以来经济社会一直在走下坡路，经济观点的实践基础和环境较弱。

其三、疏于理性思维。司马迁以后，先秦典籍如《管子》中许多优良传统，例如，重视用数字、重量、尺度统计方法研究经济问题，重视理论探讨和充分说理的学风等，都没有被继承下来。中国历代经济思想家从来没有想到通过深入研究、仔细观察建立真正“以不变应万变”的理论体系。两汉以后，经济思想的实用更加明显，他们在理论上很少突破先秦经济思想基本框架。著名学者甘乃光说：“我国经济思想除了先秦以外，汉以后的思想家实不能越先秦思想家的雷池一步；汉后的经济思想不过是延先秦的余绪罢了……汉后什么王莽、李觏、王安石，以至最近谭嗣同等实在无特别研究价值。”这个说法虽然过激、绝对、片面，但从理论成就上说，决不是毫无道理的。经济思想的实用性，大大妨碍了它本身的一般性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苏州校区工商管理系

参考文献：

[1]陈岱孙.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郭庠林.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研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3]濮阳华子.中华商圣[M].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

经济学的思想篇（3）

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没有现成经验可循的事情，唯一的办法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实践中进行探索。陈云同志的杰出贡献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科学地总结和概括出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原则和规律，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些原则和规律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下列十大原理。

发展经济是第一位的大事。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代，陈云同志就指出：“技术、经济、事务工作有其政治意义，政治工作也会带有技术、经济、事务性。”（《陈云文选》第1卷第256页）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更加强调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来抓。他说：“现在全国解放了，人民民主政权建立了，如果还不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则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没有保障的”，“应该首先考虑国家的需要，也就是首先考虑如何加速国家经济建设的问题”。（同上，第2卷第183页）他把经济建设提高到关系人民的命运和政权性质的高度来认识，强调指出：关系全国人民经济生活的事是第一位的大事，一定要抓紧管好，“不看清楚这些，便不可能认识我们的责任”。（同上，第61页）1956年后，“左”的倾向开始抬头，以至蔓延成的错误，我国社会经济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对此他十分着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他由衷地高兴，并立即出来主持全国经济工作，对经济调整和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现代化建设要从国情和国力出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这是陈云的一个基本观点。他有一句名言：“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只要弄清了情况，不难决定政策。”“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同上，第3卷第46页）他强调：“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现代化用人少，就业难。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四化。这个现实的情况，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同上，第250页）当西方国家指摘中国穷的时候，他说，穷，这是应该承认的，要看到穷，底子薄，要把这一基本实际作为我们制定方针政策的出发点与立足点。

真正的问题是农民问题。陈云同志一再告诫我们，我国“真正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业问题是全国的大事”，“对于这样关系全国六亿多人民的大事，关系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事，是不能不关心的”。“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同上，第257、194、236页）因此，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必须坚持以农轻重为序，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工业不能挤农业，城市不能挤农村，而要让农业，让农村”，任何时候“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同上，第164、236页）

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而且要留有余地。这是陈云同志总结我国经济建设多年的经验教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国力，主要是指国家在一定时期拥有的物质技术基础。国力要首先满足人民基本生活和简单再生产的需要，并留下应付自然灾害和突然事故等的必要储备。余下部分，才能用于新的基本建设，扩大再生产。“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同上，第52页）他认为，没有一定的发展速度，不好；但基建规模超过财力的可能，压下来就不那么容易，还会造成严重浪费。由此，他提出了建设规模和国力相适应的五大原则，即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略有节余；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人民购买力提高的程度要与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基建规模要考虑农业的约束力；基建规模和财力、物力间的平衡不仅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

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陈云同志指出，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他强调：国民经济应该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全面安排。综合平衡要从现有的经济水平出发，不能从发展的愿望出发，更要注意留有余地。他提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时刻关注、研究农轻重的比例，工业内部基础设施与加工工业的比例，民用工业与军用工业的比例，大厂与小厂的比例，生产与消费的比例，以及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比例，既要研究那些已经形成的比较合理的比例关系，更重要的是研究暴露出来的矛盾。他强调，好事要做，但要量力而行，许多好事是不能一下子办到的。这一基本观点，揭示了社会发展过程中一条最重要而又易为人们所忽视的基本经济规律，继承与丰富了马克思关于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基本原理。

集中与分散相结合，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力。陈云同志强调，现代化建设必须有全局观点，从大局出发，“加强全国的平衡工作”，“因为经济单位是分散的，没有全局、整体的平衡”，就办不成大事，就会造成经济不稳定和比例失调。（同上，第75页）财政、金融、大项目、大企业，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命脉的事要集中，“集中统一的管理还要保持”，但集中统一也要因地制宜。他早就发现我国原有体制的一些弊端，提出应给地方和企业以权利。1951年，他提出统一管理下因地制宜的原则，主张“将工厂分一部分给地方管理”，在财贸、税收上也要划一下。（同上，第2卷第133页）1957年，他主持起草了关于工业、商业和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给地方和企业下放了一系列权力。他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先驱者之一。

“三个主体，三个补充”。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陈云同志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著名设想：在工业生产经营方面，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是补充；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进行自由生产是补充；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主体，一定范围的市场调节是补充。他十分注重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他的这一构想，既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强调允许和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既注重宏观调控，又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是对原有僵化体制的创造性突破。可惜后来在极左思潮的干扰下这一构想被忽视了。1978年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并大大发展了陈云同志的构想。

怎样对老百姓有利，就怎么办。为人民谋福利，为人民的利益着想，是陈云经济思想的出发点。早在1945年他就指出：“头一条是人民，第二条是党，第三条才是个人。”（同上，第1卷第294页）这话成为他终生的座右铭。他说：“没有群众观点，没有政治观点，就很容易出毛病。”（同上，第2卷第95页）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指针，加上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使陈云经济思想成为符合中国实际和客观发展规律的科学。

坚持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陈云同志指出：“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他提出，在进行经济建设的时候，必须始终重视精神文明建设，这样才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把经济搞上去。他告诫我们：“如果忘记或放松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也不可能搞好。严重的，甚至会脱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这是很危险的。”（同上，第347页）这一点我们要永远记取。

大处着眼，细处着手，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陈云同志认为，经济工作应“树立整体思想”，考虑战略性问题，（同上，第61页）这样才能抓住根本性的东西，做大事。同时又要做细，踏踏实实，这样才能把工作抓好，因为经济建设是很具体的。他提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特别要听反面的话”，“听一听不同的意见。如果没有不同的意见，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同上，第3卷第371、372页）这些论断深得唯物辩证法的真谛，是我们观察思考问题和科学进行建设的极其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重大现实意义

与陈云同志主持经济工作的时期相比，我国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由于陈云经济思想带有全局性、客观性和普遍性，因而对我国今天及今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我们时刻不要忘记陈云同志所强调的我国现代化建设一定要从国情出发的理论。经过50多年的发展建设，我国经济基础厚实了，国力增强了，国内生产总值已上升到世界第6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升到1000美元，这是一个人人称道的巨大变化。但是，人口多的情况没有变，底子薄的情况也没有完全变。尽管我国经济增长很快，但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不足5％，与我国发展的要求及大国的地位还很不相称。特别是判断国情和制定政策时，不能光看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总量，更要看经济质量和人均经济量。我国经济总量排在世界第6位，人均水平则排在世界109位，仅相当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3．6％，中等收入国家的一半。人均收入低，根本原因是劳动生产率低，人均创造的物质财富少。我国经济增长仍属于粗放型、劳动密集型的，技术含量低，技术密集型产品少。我们必须立足于这一实际，既要充分发挥人口多、经济已有较好基础的优势，又要着力解决人口多、人口素质低、人均资源少带来的矛盾与问题，趋利避害，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这样，才能更快更好地把我们国家建设好。

陈云同志关于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首要问题的论述仍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工业，发展城市，发展科学技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固然十分重要，但这些建设都离不开农业这个基础。工业、城市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只有立足于我国农业和广大农民，围绕着解决“三农”问题，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和提高8亿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服务，才有广阔的天地，才能促进其自身的现代化，进而实现全国现代化。现在我国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多数地区实现了初步的低水平的小康，但总体水平还很低，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不仅与发达国家农民差距很大，与城市居民的差距也很大，甚至还有一部分农民没有脱贫。现实情况告诉我们，我国农业的地位和重要性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不能仅从第一产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来看农业，而应从农业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的再生产过程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关系来看农业；不能仅从经济上看农村，而应从农村面貌的变化、“三农”问题的解决是关系到我国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和政权的巩固的角度来看农村；不能狭义地理解城市化，把城市化单纯地看成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城市化更重要的是要求农村向更高水平发展。然而，并不是所有同志都能够认识这一点。近年来，有些地方大量侵占农田，耕地总量和人均耕地迅速下降；农业增产不增收，农民收入多年增长缓慢。有的同志将城市化与发展农业对立起来，以为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农业变工业。城市化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城市化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城市化要建立在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基础上，决不是农村人口盲目向城市集中。种种现实情况说明，牢记陈云同志关于农业地位的思想是多么重要。

陈云同志关于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基本建设要与国力相适应等思想，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国民经济比例主要决定于生产力水平、结构、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生产力的水平和结构以及科学技术有了变化，生产的客观条件和环境有了变化，主要经济比例必将出现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宏观调控，防止出现比例失调。今天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部分生产交换活动是由市场调节的。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通过宏观调控对市场经济进行综合平衡。有人认为，市场是经济调节器，能够自动高效地促使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实践表明并不是这样。市场对经济运行有调节平衡作用，但它又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滞后性，在促进过程中包含着比例的破坏过程，一旦发现比例失调，再来调节就晚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搞了几百年，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也十分注重加强国家管理和宏观调控。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要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基础上加强宏观管理和综合平衡，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

陈云同志关于“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已有很大发展和突破，但他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基本论断是必须坚持的。陈云同志一再强调，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要求是一个客观规律。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促进中国繁荣富强，给广大人民带来共同富裕和文明幸福的生活。“社会主义建设，包含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者是不能分离的”。“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坚持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体”。所有这些，都涉及到改革和建设的根本方向问题，直到今天依然闪烁着它的真理性的光芒。

学习陈云同志抓经济工作的品格和精神

陈云经济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内容丰富，内涵深刻，反映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读陈云同志的经济著作，深深为他思想的深邃、论述的严谨和求实的文风所折服。从陈云同志的经济著作中，不仅可以学习他的丰富、精辟的经济思想，而且可以学习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他的高尚的精神品格。我们需要向陈云同志学习的方面很多，在当前：

经济学的思想篇（4）

晚清经世实学思潮，是鸦片战争后在中国士人阶层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提倡研究当前社会政治、经济等实际问题的实政之学的思潮。目的是探讨天文、地理、河槽、山岳、风俗、兵革、田赋、典礼、制度等“实学”，以期匡救时弊。受晚清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晚清经世实学思潮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点。而各个不同阶段经世人士的经济思想也不尽相同。

一、晚清经世实学思潮各个发展阶段的经济思想

1.传统经世实学经济思想的再现及发展

鸦片战争后，在中国开始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以魏源、龚自珍为代表的一部分地主阶级改革派成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发展的开拓者。他们成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起点上的最先具有对外开放意识的、爱国主义的启蒙思想家。这一阶段经世实学思想家的经济思想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首先是经济发展中的“本”和“末”关系问题。“本”和“末”的关系问题, 其实质是对待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态度或立场问题。“重本抑末”思想是自然经济的反映, 是一直占据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支配地位的观点。鸦片战争后, 地主阶级顽固派仍然敌视商品经济的发展, 墨守封建的“重本抑末”的教条。地主阶级改革派虽然也同样把封建关系下的农业看作是“本”, 并且同样主张“重本”, 经世派人士大都属于传统的重农主义。但就其大多数代表来说, 却不主张或不怎样强调“抑末”。如包世臣认为，农工商三者缺一不可，但同时也认为三者的关系决不是平起平坐的。他坚持强调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第一等的重要性。“然而握金珠、枕钱布，餐之而不能饱也，衣之而不能温也，然则天下之富，在农而已！”虽然地主阶级改革派对“本”和“末”关系问题的思考，还没有能够冲破传统经济观念关于“本”、“末”区分的界限, 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思想成为了后来地主阶级改革派经济思想过度到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阶梯。

其次是“除弊改革”的问题。晚清经世实学思潮的一大思想特色就是揭露时弊，要求“更法”与“改革”。经世派人物既以匡济天下为己任，一般都能直面现实，揭露矛盾，抨击时政。揭露矛盾是为了解决矛盾。经世思想家极力要求“更法”，呼吁“改革”。龚白珍认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形移。”魏源认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亦无穷极不变之法”。反对因循守旧．主张因时变法，实行改革。改革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改革漕、盐、河诸政，以利于国计民生。二是进行吏治改革，培养有用的人才。

漕粮、盐务、河工是清朝的三大政。清中叶之后，吏治的腐败使其弊端丛生，而“三大政”中日益增加的“弊端”又反过来促使吏治越发的腐败，严重地影响着国家税收与人民的生计。为了革除这方面的积弊，经世人士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包世臣著《海运南沼议》，主张改河运为海运，改官运为商运，并主张在北方“置官屯”种水稻，改变南粮北运的局面。魏源认为，海运南漕“优于河运者有四利：利国、利民、刮宫、利商”。在盐政方面，经世人土主张改变官商垄断的局面，实行票盐制，允许私商领票，自由运销，以利人民生活，增加政府税收，减少“中饱私囊”现象。经世人士主要针对封建社会“三大政”实行的改革，并没有能够提出一些现代工商业发展所需要的条件和先进思想。改革只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维护其统治。经世派经济改革的这些特点无疑由封建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这些思想家的经济地位决定的。

最后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问题。鸦片战争的失败，使经世思想家们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们认真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惨痛教训，努力研究世界形势，积极探寻应变求强之路。魏源首先明确指出，要抵御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必须先做到熟悉夷情。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作了比较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口号从。而开启了中国的有识之士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兴办中国新式工业的经济思想的道路。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指引下，经世人士认为中国只有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和工业技术，才能使中国富强和，才能有效地反抗外来的侵略。这一主张无疑是对中国传统观念的一个重大冲击和突破。“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要旨，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进工业设备和技术，在中国以自设造船厂和火器局为开端，建立和发展我国独立自主的新式工业，以求实现富国强兵。不仅如此，魏源还认为，建立的新式工业不能仅限于军火的生产，也要制造民用的工业品，而且不能只限于官办，应该允许商民自行设厂以发展新式工业。经世人士的经济思想已经从商业流通领域扩展到了工业生产领域，这有利于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2.经世实学的变革――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为挽救内外交困的危局，统治阶级内部主张“采西学”的人士，掀起了―场以“求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给经世实学注入新内容。洋务派是一批新旧杂陈的过度型人物，在清王朝的中枢，以恭亲王奕沂为代表；在地方上操持实务的，则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封疆大吏和地方要员。此外，还包括思想界、工商界、科技界的一些人士，如盛宣怀、容闳等。洋务运动以“自强”为口号，将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口号真正变为大规模的经世实践。张之洞是近代中国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下文以其为例来介绍洋务派的经济思想。

张之洞(1837年～1909年)，清末洋务派首领,曾创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督办芦汉、粤汉铁路等,宣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理论,著有《张文襄公全集》。张之洞的经济思想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重视工业。认为工业发展是枢纽，是“本”，是近代中国国强民富的根本之路，同时他也强调农、工、商业三者应该协调发展，相互联系。第二，大力发展交通事业，特别是铁路的发展。认为交通运输业是农、工、商三者发生联系和不断前进的基础。张之洞将“求强”和“求富”结合起来，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大力推进铁路建设，为工业、商业和农业发展铺好道路。其经济思想和实践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对工业、交通运输业、农业、商业等各方面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张之洞处于近代中国的转型时期,纵观其一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历程,这在其经济思想和实践中有着明确的体现。而这种特点正是整个洋务派的特点。洋务派倾向于资本主义,崇尚西方的科学技术,提倡建立近代机器工业和现代运输业,强调工、农、商业协调发展,并视其为富民强国的根本措施,颇有改革精神,这一经济思想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积极意义。但同时，他们作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其思想根植于封建主义,忠实于传统。张之洞归纳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论模式,代表了大多数洋务派的观点。他们主张用西方先进机器工业来维护封建主义经济，这最终导致了他们强国富民之梦的破灭。

早期维新派，是一个主张变法以求富强的思想家群体，虽于洋务运动兴起颇有渊源，但两派的思想明显不同。洋务派主张“变器不变道“，只“布新”而不“除旧”，早期维新派则主张“布新”同时“除旧”，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还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学说和制度，实行更深刻的社会变革。虽然洋务派兴办了一批近代民用企业，但他们的着跟点依然是传统的理财、开源和裕饷，早期维新派则不同。他们突破传统思想的范围，以近代西方社会为蓝本，提倡“重商富民”，把“商”放到了国民经济的枢纽地位。而且早期维新派的“重商”思想，其含义已不是简单的重视商业，而是提倡和大力发展工矿、贸易、交通、电讯、金融等近代实业。事实上，就是要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以机器化大生产为主导的近代工业社会为参照，来改造中国的社会经济构成。

3.经世实学的终结

甲午战争中方的惨败，彻底宣告了洋务派自强运动的失败。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的推动下，一场声势洁大的变法运动迅速在全国兴起。向西方学习，也从器物层面上升到体制。虽然持续的时间很短，经世实学真正被新学取代，要到1901年的“晚清新政”，废科举，办新学。但也正是由这场维新变法掀起的文化变动，从学理逻辑上结束了晚清经世实学。

维新派与早期维新派一样，在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引进机器生产方面，与洋务运动是一致的。但在本质上，它仍是否定洋务运动的。而且他不仅突破了洋务派的把科技知识、机器生产的应用限制在为维护封建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服务的范围内的尺度，还超越了早期维新派的范围。维新派站在时代的高度上，认识到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同时他们也为中国勾画了一幅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发展蓝图。尽管这个蓝图是粗线条的，既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撑，也缺乏最基本的民众或统治阶级的力量支撑。但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具有崭新的社会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色。虽然维新派的一系列政策主张因变法失败而没有实现，但他们为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全面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宣传和准备。

二、晚清经世实学思潮中的经济思想的影响

晚清经世实学思潮代表的是中国传统经世文化发展的最后高潮，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都带有明显的传统性。同时，经世实学思潮，作为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之路的最初尝试，从学习西方的器物即工艺制造，到后来意识到中国社会在深层次的制度上的不足，必须变法维新，学习西方的以社会科学为主的“西政”。经世人士的经济思想也在不断的向现代靠拢，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其应有的贡献。

第一，晚清经世实学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出来的治世药方。在16到19世纪初叶的两三百年里，西方国家相继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走过了“萌芽――夭折――再度萌芽”的曲折道路，相对的中国文化也举步维艰。宋学的好高骛远，考据的细碎烦琐，几乎无一关注实政的“有用之学”。在这种情况下，当19世纪三四十年代，列强入侵，能对这一危急局面做出反映的也只有经世实学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经世派所能做到的便是尽力发掘中国固有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变幻出“变法图强”的种种经世方略。经济发展关注的重点也主要集中在河工、漕运、盐法、农事等传统“大政”上。以这帖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出来的治世药方来试图挽救清王朝这座将倾的大厦，首举经世旗帜的都是而且也只可能是封建的官僚士大夫，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问题就在于他们并不是为了从根本上现有的社会，为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发展排除障碍，而是从其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揭露社会的积弊，谋求改革，使社会长治久安，至少使它不至于灭亡。因此，经世实学思潮中的经济思想几乎都不能跳脱出自然经济的范围，带有明显的传统性。

第二，晚清经世实学中的经济思想处于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 “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首先从传统思想宝库中找到了一个似乎有用的武器――“经世之学”。虽然经世实学思潮本质上是一种封建的思想体系，但是“经世派”了解外情，兴办实学，反对侵略，师夷以制夷，这些使得经世染上了某种程度的近代色彩。从传统的小农经济到洋务运动的开办近代工业，最后是维新派的构建现代工业社会的蓝图；从“重农抑商”的本末思想到农工商协调发展，最后到“重商”的经济思想的转变。固然这一转变是深受西学的刺激和影响，但晚清经世实学的经济思想绝不简单的只是西学的复制品。而是中国人民在近代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的一种创造，是中西学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产物。伴随着中国社会不断向近代的转化，晚清经世实学的经济思想也在不断的向近代靠拢，并为中国经济的近代化转变提供了条件。

参考文献:

经济学的思想篇（5）

关于“循环经济”一词，目前理论界普遍认为是美国经济学家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其实，马克思在《资木论》第三卷中以大量篇幅分析了排泄物的资源化和再利用，实际上已经说明了循环经济的一些原则，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循环经济”概念，但是，他的循环经济思想已经十分清晰。

一、马克思循环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应用是减少工业和生活废物的有效手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讨论“生产排泄物的利用”问题时特别强调，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改造过的工业，可以充分利用工业废料，变废为宝，减少工业废料对环境的污染。“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需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马克思认为，这种再利用的条件有三个：一是由于生产规模庞大。大规模社会劳动所生产的废料数量很大，这些废料才重新成为商业的对象，从而成为新的生产要素。二是由于机器的改良。机器改良的结果，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态。三是由于科学的进步。马克思说：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马克思的上述思想与我们今天大力提倡的“利用可持续的科学技术来支持和支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见解是一致的。

第二，马克思认为，利用科学技术改进生产工艺可以提高生产资料的使用率，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减轻对生态环境的压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列举了大量的生产实例，对生产工艺的提高在充分利用工业废物、减少排泄物方面的作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的生产工艺水平也日益提高。工艺的进步，改变了对生产原料的利用途径和方式，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生产中的各种废料，获得了一种在新的生产工艺中可以再利用的形式，废料成为了新工艺的原料。现在，循环经济学家常说的一句话是：“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原料”。其实，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明确地说过类似的话：“所谓的废料，几乎在每一个产业中都起着重要作用。”马克思用实例说明，当时由于生产工艺水平的低下，在英格兰和爱尔兰许多地方的农场主不愿种植和很少种植亚麻，一个主要理由是：在靠水力推动的小型梳麻工厂里，粗糙落后的生产工艺导致了在加工亚麻时产生了很多废料，损失高达28%到30%，工人们经常把这些废麻拿回家当柴烧，可是这些废麻是很有价值的。后来，人们采用了先进的生产工艺，用水渍法和机械梳理法对亚麻进行精细处理，使亚麻的损耗大大减少。

第三，马克思还看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大批新型生产工具的问世，而生产工具的革新同样可以提高工业废物的利用率，变废为宝，减少资源的浪费。马克思多次指出：“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废料的减少，部分地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的质量”。在马克思看来，“在生产过程中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原料变为废料，这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和工具的质量。而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我们都知道，生产工具是“物化”了的科学技术，用科学技术手段改造我们的生产机器和工具，的确可以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率，从而节约自然资源，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废物，减轻生产废物对生态环境的污染。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循环经济思想的论述不仅具有前瞻性，而且具有深刻性，对我们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二、马克思提出的循环经济思想，对现实经济生活仍具有指导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并非仅仅提出生产排泄物的利用问题，还进一步阐述了解决生态问题的社会机制。马克思认为，劳动总是在一定社会形式下进行，因而具有一定的社会性质。如果撇开一定的生产关系谈劳动，那么它就“只是一个幽灵”。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是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它在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劳动和人的异化。因此，马克思进一步展望了未来在代替了资本主义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内，会更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情况。“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从而为我们阐明了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生态问题，需要消除造成生态破坏和劳动异化的社会制度，在自由人联合起来共同调控“物质变换”中，实现最小消耗下的最大效益。

在现代化的今天，我们回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中，重温经典作家关于资源节约和生产、消费的排泄物利用的观点，就会发现，马克思在100多年前的分析和论述，离我们的现实生活是这样的近。马克思的理论不仅使我们更全面地理解《资本论》的科学内涵，同时还指导我们正确认识循环经济模式，理解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可能性，而且，对我们自觉参与循环经济的实践，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生态先天脆弱的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不断增加，努力缓解资源不足的矛盾，不断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我们十分紧迫的任务。目前，循环经济，成为我国的主流经济概念之一；循环经济模式，成为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首选模式；发展循环经济，成为全社会上下关注的热点。国家“十一五”规划要求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建设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并明确提出指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因此，在今后的生产和消费中，我们必须把人口、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作为一个大系统来认识，考虑到资源的承载能力和环境容量，积极发展循环经济，理性地选择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经济效益好的发展模式，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与和谐，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经济学的思想篇（6）

济思想的理论来源

 

经济思想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尽管中国大量翻译、介绍、引进并普及了西方经济学，也分幵放地学习、消化、吸收各种学派的理论，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是中国&革幵放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理论基础。邓小平同志推动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宏大实践相结合，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就明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的革命”。全会还前瞻性地指出，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党才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党中央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个正式决定也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矛盾的环节和方面。这种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自我改造和发展。邓小平对该决定给予高度评价，称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政治经济思想一以贯之的主要理论来源，保证了改革开放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既没有固守“老路”，更没有走上“邪路”;还指导着中国在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中不断创造新的理论。诚如所指出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

 

既高度重视推动全党全国'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高度重视推动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要求全党在这一科学理论基础上，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追求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主动性、自觉性。2014年7月，在主持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就曾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2015年11月，他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专题的集体学习上讲话指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幵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等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国家治理特别是经济治理的指导意义。经济思想也充分体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最新成果，并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最优路径。

 

“新常态”论

 

经济思想的新判断，是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步入21世纪之后，中国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其中第一个十年处于下中等收入阶段，仍然保持了高速经济增长;第二个十年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除了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之外，也呈现了与以往大为不同的新的发展趋势和发展特点。2013至2014年，党中央提出了“三期叠加”的判断，即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同时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同志强调必须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切实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

 

在面临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的背景下，怎样看待经济增长?要不要像以往那样“踩大油门”扩大内需?2013年10月7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演讲时明确表示：“中国不再简单以GDP增长率论英雄，而是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2013年底，他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进一步谈了对经济增长率的看法：“我们要的是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速度，是民生改善、就业比较充分的速度，是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经济活力增强、经济结构调整有成效的速度，是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速度。”

 

而后，于2014年5月考察河南时首次提出新常态的判断，要求“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同年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在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以及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方面的九大基本趋势。进而又概括为四大特点：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和判断。他明确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这就是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政治经济学辩证法。他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还特别告诫全党：把经济新常态仅仅理解为数量增减、简单重复，是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如果看不到甚至不愿承认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仍然想着过去那种粗放型高速发展，习惯于铺摊子、上项目，就跟不上形势了。用老办法，即使暂时把速度抬上去了，也不会持久，相反，会使发展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积累、激化，最后总爆发。

 

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条件下，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宏观调控目标?是否能够既超越国际上通行的五大目标、五大指标，又能够不断地创新中国经济升级版?根据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中国逐渐形成了“2.0版本”的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体系：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城镇登记失业率;进出口增长率，国际收支;财政赤字率;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能耗强度下降;主要(四项)污染物排放减少;减少绝对贫困人口。这是一个相互促进又相互协调的多目标体系，并与国家五年规划的核心目标相匹配，从而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指挥棒”，再次演奏了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新乐章。

 

“两手合力”论

 

经济思想最重要的创新之一，是“两手合力”论，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如何正确认识并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始终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这是因为政府和市场是目前中国发展的两大推手，二者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发挥不同作用。改革幵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关系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实践和理论创新，这本身也是对经济与政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重大关系的探索、实践和理论创新，前人并没有给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因而必须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基于此，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简称“五十条”)。而后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以及十八大都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认识上不断深化。直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六十条”)，明确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对此指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同时他也指出，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

 

针对围绕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激烈辩论，不仅从中国的具体实践，而且还从唯物辩证法的视角，提出了“两手合力”论。20M年5月26日，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事实上，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还只有比较短的历史，不是一个长期演进、高度成熟、法治完备、充分竞争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对此，有着深刻认识。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他在作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的说明时指出，"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等”。我们既不能因为存在这些缺陷而放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也不能对此自由放任，这就需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作为东方巨人，的确需要“两只手”，即“看得见的政府之手”和“看不见的市场之手”。“两只手”总是优于“一只手”。政府和市场“两只手”要协调配合，政府“看得见的手”与市场“看不见的手”之间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要统筹把握、优势互补、有机结合、协同发力，要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各发所长。“两只手都要硬”，硬而不僵，更加尊重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两只手都要活”，活而不乱，充分发挥“两只手”各自的优势。“基本经济制度”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经过三十余年经济改革，我国已形成了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不同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存，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相互联系、相互外溢、相互合作、相互竞争的独特的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谐有序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载体的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运行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但也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关于国有企业，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是否要加强国有企业?如何更好体现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又如何进一步探索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效实现形式?对此给出了明确的回答。2014年3月，他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讲话指出，“国企不仅不能削弱，而巨要加强”，并且是“在深化改革中通过自我完善”实现加强;2014年8月，他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发表重要讲话时又指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2015年7月，他在吉林调研时将国有企业定位为，“是推进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要坚持国有企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动摇，坚持把国有企业搞好、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不动摇”;并提出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即“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明确提出“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并明确了下一阶段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前进方向。2015年9月，中央正式下发了“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标准，以提高国有资本效率、增强国有企业活力为中心”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方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事实表明，中国国有企业不仅没有像2000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所预期的“如果中国能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部竞争能够加速中国国有企业的消亡”，而且在国际竞争的大舞台上方显英雄本色，越做越强。在美国《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企业的名单中，中国国有企业已经从2000年的占据9家，上升到2014年的84家，显示了中国国有企业的集体崛起、加速崛起、大规模崛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实践表明：作为“经济巨人”，用“两条腿走路”总是优于“一条腿走路”，能走得更稳、走得更快、走得更长远。坚持“两条腿走路”，既要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还要积极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做精做细做活民营企业，使“两条腿”同等强壮、使两类企业都能健康成长，这就既不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只有公有制经济的“一条腿”，也不同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下主要基于私有经济的“一条腿”。“共同富裕”论。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曾经是世界上绝对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如何才能富裕起来?通过什么路径才能富裕起来?富裕起来之后要不要共同富裕?对此，中国共产党人也作出了不断探索。改革之初，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先富论”，从而为摆脱贫困，实现温饱，进而实现小康找到了一条务实之路。后来邓小平也多次谈到，共同富裕是中国发展的最终方向，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进人21世纪，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幵启了共同富裕之路，也为后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数创造了条件。

 

根据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的要求，明确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

 

如何确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目标?其薄弱环节在哪里?2012年底，在河北调研时指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3年3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再次强调，“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2013年至2015年，他在海南、云南、陕西等地调研时多次论及“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这就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定下了重在“全面”的基调。

 

共同富裕思想，特别突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短板”的重要性。就是要在“四化同步”过程中补农业现代化的短板，以工业化、信息化补农促农，让农业强起来;要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补农村社会发展的短板，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明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乡村规划和管理水平，特别是支持农村环境综合治理，让农村美起来;要在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进步中补农民收入增长的短板，确保农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继续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和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提高农村医疗和社会保障水平，让农民富起来;要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补1亿农民工身份转换的短板，鼓励各地方创新人口管理和户籍改革，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基本保障住房等常住人口全覆盖，让农民工落户城镇。在“补短板”的过程中，还要特别重视对农村人口中的各类贫困人口，对残疾人口中的贫困人口，对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聚居区、边疆地区、生态脆弱地区的贫困人口进行精准扶贫，采取有针对性如做法，因地制宜、因贫施策，补“短板之短板”，为经济极弱势群体也带去小康生活，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共同富裕。

 

2015年10月16日，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是全球最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同时向全世界宣布，未来5年将使中国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由于中国贫困线标准已经高于世界银行刚刚宣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那么中国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就意味着提前十年实现世界减贫目标(指贫困发生率小于10%)。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人口大国里，也只有社会主义中国，才敢于作出这一庄严的政治承诺。

 

“人民主体”论

 

经济思想的宗旨，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提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发展的根本目的。

 

这个大写的“人”不是油象意义的“人”，而是三亿多“人民”，是无数个人汇集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2013年8月，在沈阳会见参加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表彰会、全国体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表彰会的代表时指出，“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同年9月，他在“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动一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视频贺词时又指出，中国要“努力发展全民教育、终身教育，建设学习型社会，努力让每个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努力让13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造福人民的能力”。2014年12月，他在江苏调研时又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对国家发展与人民发展内在联系的深刻认识，也反映出国家对人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着眼于扩.大人的“总能力集”，即从延长人的自然生命和提高入的发展能力两个维度，实现社会人力资本总量的不断积累，进而获得社会进步、全民进步。

 

党中央谋划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上就是谋划如何更好地对十几亿人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这就使宏观上的国家发展规划与微观上的人民发展规划统一起来，将发展的社会主义本质具体化。中央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建议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作为发展的首要原则，体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指导思想，因此在国家“十一五”、“十二五”规划基本公共服务有关篇章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要实现“就业、教育、文化、社保、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更好地发挥人民发展规划的应有作用。

 

“五大发展”论

 

经济思想的理念创新，集中体现为“五大发展”。

 

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

 

中央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首次提出“五大发展”新理念：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这是具体指导制定“十三五”规划的思想灵魂和谋篇布局的主线，是经济思想的行动纲领。《建议》提出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舰开和共享念，每一方面都騰了经济麵贿关内容;《建议》文本对五Mfi念加以厮，効经济唐纖导经济发展实躕是出了具体

 

坚持创新发展，就是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梭心位置，使创新真正成为发展主动力。坚持协调发展，就是要使区域、城乡、经济和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关系更趋平衡。坚持绿色发展，就是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同时进行“绿色革命”，维护良好生态环境，给人民以绿水蓝天、美丽中国。坚持开放发展，就是在共臝主义原则下，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与世界深度融合、互利共赢，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引领者。坚持共享发展，就是突出人民主体地位，着力增强人民在发展中的获得感，切实保障民生、增进人民福祉，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五大发展”理念源于世界最大规模的改革开放发展实践，既总结了以往中国五年规划之创新和精髓、集前人之大成，又与时倶进。它倡导创新发展，将创新视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认为增长质量比经济体量更重要，这就超越了以往“三驾马车”的经济增长动力理论;它倡导绿色发展，推动经济社会“绿色革命”，这就超越了以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它倡导开放发展，开创共赢主义新型大国外交时代，这就超越了以往中国与世界互动的角色和定位;它倡导协调发展、共享发展，这就超越了以往包容性增长的理念。“五大发展”理念是中国原创性的发展新理念，是中国五年规划设计中的重大突破，指明了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路径，极大地丰富了科学发展观，使得科学发展的内涵进一步具体化，更具指导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同时又是一个宏大的发展框架，有着严密的发展逻辑、务实的发展思路，各方面发展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相互支撑。“五大发展”理念是中国版的发展经济学最新理论成果，不仅解决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也为21世纪全球南方国家寻找发展道路提供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知识和理念，必将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①《十八大以来同志关于经济工作的重要论述》，新华网，20彳4年2月22曰。

 

经济学的思想篇（7）

一、产生

富民思想的产生，主要源于西周初期“敬德保民”的思想。周公在分析夏桀、殷纣亡国的原因时，深刻意识到保民思想的重要性，提出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春秋左传·僖公五年》）的主张。这种主张体现在统治思想中就是“敬德”。“敬德”的中心意思就是令小民生息繁衍，即“保民”。总体而言，当时的统治者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得国之道在于得民；而得民之要则在于保民，保民的核心正是富民。此外《尚书·大禹》中也有“政在养民”的说法。这些萌芽成为后来管子富民思想的最初来源。

管仲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以人为本”的思想家。《管子·治国》中有“足民有产，则国家丰矣。凡治国之道，必然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治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说明了民富则国安、民贫则国乱这一深刻的道理。《管子·五辅》中有“古之圣王，所以取明名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偿闻……故曰：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说明只要执政者坚持“以人为本”，就能创建丰功伟业，显赫于天下，因此说，“人”是至关重要的，是取得天下的根本。

诸如此类的记述均表现了管子的人本思想：民众是政权稳定、国家兴亡、战争胜负和称霸天下的决定性因素，统治者首先必须做到“爱民”“惠民”“利民”“富民”。只有“以天下之才，利天下之人”，百姓生活才能安定，政权才能巩固和稳定。

二、历史实践

管子的富民思想多是从实用角度出发，虽然有“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说法，把富民提升到社会道德的高度，但是其富民思想绝不仅仅是为了推行道德，更多的是为了便于统治和利用人民，以此实现霸业。正因如此，这一思想在实践中也有很多的体现。

齐国是先秦时期实践富民思想的主要国家。在齐国的治国实践中，以管子为首，提出了一系列的富民方略，主要包括：“务本饰末”的积财富民之道、“取民有度”的富民之术、“富上足下”的分配之制、“贫富有度”的保障富民之法。这些方法在当今也有很多可供借鉴之处。

“务本”即指加强农业生产，“饰末”是指管理控制工商业。即：富民必须从发展经济、增加社会财富入手。管子认为，农业和工商业都是财富的主要来源，是缺一不可的，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早期并无重农抑商的思想，工商业也被视为财富的来源之一。这一点，也是齐国统治者比先秦其他诸侯国的政治家更高明和睿智之处。关心粮食生产，促进百姓生活的改善，同时，采取“四民分业定居”的方式，促进工商业的不断发展，不仅如此，对外贸易也如火如荼地展开，为齐国的强大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取民有度”则是说国家在取财于民时，必须度量和考虑人民的负担能力，不能无节制地向人民征收。管子认为，只有“取民有度”，才能不断减轻百姓的负担，才能真正做到富民。国家应保证国富与民富可以同步进行。“取民有度”的富民之术实质就是藏富于民，这一措施不仅在当时有积极意义，对于现今的经济发展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分配制度是经济关系的基础和核心。在这一问题上，管子认为国富与民富是相辅相成的，因此提出了“富上足下”的富民分配制度。这一制度主要体现为“按绩定食”的政策、对特殊贡献的人的特别奖励政策等。的确，国家的富足是个人富足的保证，而个人的富裕又是国家富裕的基础。处理好二者在财富分配方面的关系，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发展意义重大。

在实施“按绩定食”的同时，管子也不忘调节贫富差距。管子认为，如果不能及时调节贫富差距，民间的收入就会过大，社会的运转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不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因此，通过政治和经济的各种手段控制财富的分配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富者，主要通过国家的政权进行干预，主要表现为抑制官商合资、向富者征收消费税、限制富人进入某些行业与民争利。同时运用行政手段促使夫人散其财物，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避免两极分化现象的加剧，有效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实现“贫富有度”的保障富民之法。

三、对当今的借鉴意义

历史上关于“富民”的种种做法，对于当今消除贫富差距、推动共同富裕，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务本饰末”的积财富民之道在当今主要体现为关注农业和工业的协调发展，促进国民经济。关注农业生产，增加第一产业对于国民经济的贡献，解决粮食问题，使中国人可以养活自己；促进工业的发展，保证国民经济的发展向着工业化的方向进行；增加两大产业对于国民经济的贡献程度，推动经济的发展，初步实现国民财富的积累。

“取民有度”的富民之术和“富上足下”的分配制度，则意味着我们应积极调整税收政策，在保证人民生活富足的基础上征税，从而真正实现“藏富于民”。同时针对那些对社会有特殊贡献的人，又应给予一定的奖励，从物质和精神上鼓励他们不断积极进取。

经济学的思想篇（8）

当前，生态问题已成为困扰我们人类自身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重大问题，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生态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是建立在对生态问题的思虑之上的。借用余谋昌先生对生态哲学的定义，生态哲学是“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观察现实事物和理解现实理论界的理论”。［1］要想对于生态哲学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可以从自然人化和人化自然这两方面，以及它们双向的运动中去达到自然、人、社会的统一乃至和谐。

马克思在其著作之中并未提及“生态哲学”这个词，但是他对生态问题的思考还是很多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马克思的重要的代表作，在说明经济学、美学、科学技术哲学、文化哲学及社会历史理论等众多的理论的同时，还有大量对于生态哲学的深刻论述。虽然未成系统，却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不可忽视的大作。

一、生态哲学的对象：自然、人和社会

任何一门学问，都不能是没有对象的胡乱阐述，否则便难以称之为学问，也难以让世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也同样如此，马克思早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是的思考》中就开门见山地说道：“自然本身给动物规定了它应该遵循的活动范围，动物也就安分地在这个范围内活动，不试图越出这个范围，甚至不考虑有其他什么范围的存在。”［2］虽然此时受到历史时代和自身的局限性，他对于生态哲学对象的认识有极大的缺陷，但是至少说明早在17岁时马克思便已经在思考自然这一问题了，并将自然作为生态哲学的对象来进行研究。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由于自身阅历的丰富、知识的健全及世界观的逐渐转变，马克思的生态哲学的研究对象不仅仅单纯局限于自然，而是以自然、人、社会为研究对象。这三个研究对象向我们展现了四重关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一，从自然方面来说，马克思并不是仅仅局限在对自然单纯的论述上，而是通过对人和自然的相互关联来说明自然的。这就说明了三个问题：自然、人、人与自然。马克思首先认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3］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自然界是人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双重的生活资料，一方面是劳动加工的对象性资料，另一方面又给予工人维持其肉体生存的资料。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进一步表明：“自然界，就它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身体。人靠自然而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不致为了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4］这便表明了自然和人的亲密不可离的关系，“人靠自然而活”就是对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的绝佳说明。最后，马克思将自然作为人类“无机身体”的延伸来看待，因而“人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5］同时，“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6］这是对人和自然的依赖关系开门见山式的说明。总之，人是一种自然的存在物。人生活在自然之中，受到自然界的制约；反过来人的能动性的活动又会影响着自然。是故，人和自然理应成为环境哲学研究的对象。

第二，从社会的角度而言，和自然一样，也是和人联系起来说明的。不过不同的是马克思在论述人与社会的关系时，还加入了社会和自然这一重关系。马克思认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现实生活的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7］这表明人是一种社会的存在物，自然和人在社会之中达到了统一，自然、社会和人三者是一种具有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本质统一”。［8］

环境，浅显地理解应该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那么，自然和社会理所当然地成为环境哲学的研究对象。而人作为联系自然和社会的中间环节，也必然会卷入环境哲学的研究对象之中。

二、环境哲学的目标：自然、人和社会的和谐

马克思之所以被称为伟人，不仅是因为他心系天下，为人类的福祉作出自己的贡献，更在于他的理论对实践具有非凡的指导意义和接受实践检验而不衰的能力。他在中学毕业论文里写道：“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9］表明他是有心怀全人类的雄心的。同时更说明马克思也不是那种“只为自己劳动”的“著名的学者、大哲人、卓越诗人”，他是一个“完美无疵的伟大人物”。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关自然、人和社会的论述，其目标是希望通过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的双向运动之中达到自然、人和社会的和谐。而这种和谐不仅仅是停留在理论上的和不可实际操作的，而是有其实现的可能的。依据《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相关论述，这种可能性是存在于共产主义之中的，即自然、人和社会三者在人化自然和自然人化的双向运动过程之中能够进入和谐状态，而这一和谐状态最终是在共产主义中体现出来的。

对于达到自然、社会和人的和谐状态这一目标，自然人化和人化自然的双向运动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和关键。我们需要有一种在“自然人化和人化自然的双向运动中去理解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10］双向运动乃是“一种自觉能动的活动”，“它不是静止而是动态的过程，永不停息，长时间的积淀”。［11］人化自然是指自然界由于人的相互作用而发生的一种属人关系，是从人与自然对立到人与自然统一的辩证过程。作为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便不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去界定说自然、人和社会不能达到和谐的状态。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是：在关注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放眼长远，放眼这其中对立面的此消彼长，进而把握住这个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和谐。

在“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就是彻彻底底的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相统一的社会”。［12］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共产主义有精辟论述：“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3］通过马克思的深刻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共产主义是自然、人和社会三者的高度发展和极大成熟，代表的是“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和“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的统一。同时，人的完全的复归，标志着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的解决，而这些矛盾一旦得以真正解决，加上三者达到最高的统一，便是达到了和谐的状态。

三、环境哲学的实现：劳动、异化劳动和异化劳动的扬弃

马克思哲学不同于以前的哲学，其关注的不是“解释世界”的问题，而是“在于改变世界”［14］的问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人类的实践活动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提出了人与自然之间天然的对立与统一的新的认识理论。通过对“劳动-劳动的异化-异化劳动的扬弃”的运动过程的分析，表明了他对于解决环境新陈代谢过程的思考。

（一）劳动：人化自然和自然人化的自由自觉统一。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对于黑格尔的批判，马克思得出了结论：那些所谓的“原动力”并不是“绝对精神”，也非“自我意识”，而是人本身，是人的劳动。人类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是“创造人本身”和“人猿相揖别”的标志。［15］

劳动一方面将人和自然界、动物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劳动是对于自然界的改造，虽然改造过程之中的消极作用不可避免，但还是瑕不掩瑜。由于主体的能动的实践活动，才会“再生产整个自然界”，从而也“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在人的劳动的作用下，自然已经不是那个天然的自然了，而是深深打上了人的活动足迹的自然界。正是人类有意识地劳动，才创造了克服了动物的片面的生产，才能创造“对象世界”和改造现存的“无机界”。这是人对于动物的超越也是动物无法企及的。这个过程便表现为自然界的不断人化。

此外，对于劳动的改造作用的理解不能片面地认为人的力量是无穷的，劳动是对自然纯粹积极的改造。我们还应该看到人的劳动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人终究还是免不了要“靠自然而活”，还是要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在人类的劳动过程之中，我们不仅要学会“处处都把内在尺度运用于对象”［16］，而且要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从而构造出符合“美”的东西，达到自然、人和社会的统一之美，即和谐。这便是自然不断反作用于人本身，使人不断自然化的过程。

总之，人通过自由自觉的劳动，在遵循自然规律的作用下能动地改造自然，在自然的不断人化和人的不断自然化过程之中，使自然、人和社会达成一种自由自觉的和谐。

（二）异化劳动：人化自然和自然人化的自由自觉统一的变异。

对于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原初的统一，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就像历史不会停留一样。社会的发展总会出现曲折，这是避免不了的。在资本主义到来之后，作为自由自觉的劳动发生了异化。

“异化劳动”夺去了工人的“生产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们的类生活”，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资本家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活动，赚取更大的利润是他的唯一目标。正是因为建立在这样的一种需求上面，劳动已不是原来的劳动了，而是变了味的异化了的劳动，从而使劳动产品和劳动者，劳动行为本身和劳动者，人的类本质和人，以及人与人相异化。异化劳动“主体活动的后果成了主体的异己力量并反过来危害或者支配主体本身”。［17］“异化既是对自身劳动的异化，又是人类自身改造自然的积极作用的异化。他不仅是人同自己身体，同他的之外的自然界，同他的精神本质及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还表现为一种社会的异化”。［18］在这种情况下，人越是想通过自己的力量改变自然，使自然为自己所用，反而越受制于自然，而不能达到目的。异化劳动使得原本的自然、人和社会三者能够达到统一的那种平衡界限被打破，不仅使人和自然间的辩证统一的情况不复存在，而且越来越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对立。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城市环境污染普遍，对大城市里的工人而且空气、光、清洁不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被“文明污浊毒气污染”。［19］

虽然异化劳动的确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种种不幸，但是我们又不能忽略其积极的一方面。首先，它让我们明白虽然异化劳动不是实现自然、人和社会统一的条件，但却是在实现自然、人和社会统一的道路上必经的阶段，是达到自然、人和社会更高层次统一的前提。其次，既然我们能够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就应该去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至少应该点出问题的实质所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把人的一切的需要压缩为对物的贪求。对于物质财富的贪求，不断地刺激资本主义扩大生产，大肆消费，大量废弃”。所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从根本上揭示了环境危机的实质”。［20］

（三）异化劳动的扬弃：人化自然和自然人化自由自觉统一的复归。

在讨论了异化劳动的问题后，马克思即着手探讨共产主义的问题。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是马克思所说的“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21］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探讨了一系列的问题之后，又回到了他理论的落脚点――共产主义。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扬弃了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是从私有财产的普遍性来看私有财产关系，因而是共产主义”。［22］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和“完成了的自然主义”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它是人向人合乎本性的复归，是消除了异化的劳动，是人的本质即与自然的本质相一致。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不是为了追求利润而不择手段，而是在人的发展和自然的发展中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是人化的自然和自然的人化的自由自觉统一的复归。人能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出符合“美”的东西，这样人与自然的对立就得到了合理的控制和解决。“自然界不再是人的异化的媒介，而是成了人道主义实现的纽带；人也不再是自然界异化的根源，而成了自然主义实现的基础”。［23］这样的社会中，人化的自然和自然的人化在双向的作用中体现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自然、人和社会应该是达到了最大限度的统一。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劳动（抑或是说实践）作为关键点，探讨了自然、人和社会三者的关系，在对这三者的研究中不仅找出了环境问题的症结所在，而且为我们指出了一条解决这些问题的明路。就像韩永进先生所言，他找出了“以‘人与人的和解’为前提，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用无愧于人的方式对待自然，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的根本出路”。［24］

参考文献；

［1］余谋昌.生态哲学［M］.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33-34.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人民出版社，1982.5：3.

［3］［4］［5］［7］［8］［13］［16］［19］［2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2002：53、56、105、83、83、81、58、121、78.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人民出版社，1971：38-39.

［9］［2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人民出版社，1982.5：7.

［10］［11］陶德麟，汪信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论域［M］.人民出版社，2005.8：71.

［12］曾建平.马克思环境哲学思想论要――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J］.井冈山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M］，2009.5，VOL30，（5）.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5.6（第2版）：57.

［15］李秀林，王于，李淮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五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45.

［17］黄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8.

［18］［美］John Bellamy Foster著，刘仁胜，肖峰译.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83.

经济学的思想篇（9）

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前551～前479年）认为，人口、财富、教育是立国的三大要素。

春秋战国之际，思想家墨子（约前468～前376年）主张，要提高生产，必须施之以教。

战国时期思想家孟子（约前372～前289年）也相当详尽地阐述过经济和教育的关系，他在《孟子・滕文公上》中记述了后稷教民稼穑的传说：“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他主张“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否则“奚暇治礼义哉？”可见，孟子将君王保障民众发展生产，使之丰衣足食，与施以善教、礼义和实施政权统治、归顺民心的关系放在何等重要的地位。

可见，我国古代思想家们早已认识到教育的经济问题。近代以来，魏源、龚自珍等开始看到教育对改良社会和国家富强的作用。洋务派张之洞等人提倡“新教育”、“自强”、“求富”。康有为建议国家也应大量筹集教育经费，并“鼓励绅民，捐创学堂”。孙中山、蔡元培、黄炎培等人提出发展教育促进国家富强的主张。陶行知对教育与经济的作用、教育与生产发展等也发表了有价值的看法。

1.靳希斌主编《从滞后到超前》一书，向人们揭示了20世纪教育经济学研究在中国鲜为人知的开端，并介绍了代表当时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最高水平的三个研究者及其著作。邰爽秋的《教育经费问题》和陈友松的《中国教育财政改造》对中国上世纪20、30年代的教育经费筹措、分配和使用问题进行了研究。邰爽秋在文章中不仅阐述了教育机会均等、广开教育经费筹措途径、育经费行政等思想，而且开创性地提出了教育经费独立的八个办法，包括确定教育基金、划分教育税源、预算制度独立、加税权力独立、征收机关独立、保管机关独立、用款权力独立和审核机关独立。古的《中国教育之经济观》分析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教育与生产的关系，认为当时教育与生产的关系脱节，提出要切实考虑居民的经济能力，提供适合生产需要的教育。古还采用问卷调查了中山大学本部、预科、附中、附小学生私人教育支出结构及其数量。古的研究涉及到教育的经济效率，提出教育者应当在经费、劳力、时间与机会方面谋求最小限度的浪费，在生产的效能与事物的利用方面取得最大限度的经济效果。

教育经济学研究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曾出现过萌芽，但由于后来连年的战争，教育经济学并没有在当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普遍的观点认为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其系统的介绍和专门的研究在中国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出。

从20世纪80年代教育经济学学科在我国建立以来，教育经济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内容涉及到了教育发展和教育改革中的各方面、各层次的经济问题，其中许多成果在政府的教育管理决策中得到了运用。

2.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按照考察的层面和角度，教育经济学可分为宏观的、微观的、结构的、制度的四个研究方面。宏观的教育经济学着重分析教育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关系、教育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关系、教育投资与财政收支的关系。微观的教育经济学研究着重运用教育投资的投入产出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收益分析研究教育经费的合理使用、受过教育的劳动者报酬确定的依据、教育单位的规模经济、家庭教育支出的变动趋势等问题。结构的教育经济学是对教育的区域结构和各级各类学校之间的合理比例关系问题的研究。这两类结构又同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就业结构和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关。制度的教育经济学研究着重分析教育经济方面的制度环境、制度条件，以及在制度结构上所引起的后果。

3.王善迈以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为研究工具，研究教育中的经济问题，逐步形成了他独特的教育经济学学术思想，其中具有重要创新价值的思想主要体面在以下五个方面：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教育资源配置方式与教育体制改革、教育财政和教育财政制度、教育成本与效率、教育经济学学科建设。

在教育资源配置方式与教育体制改革方面，王善迈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运用公共产品理论界定三级教育服务的性质及其适用的资源配置方式；二是教育服务不应市场化；三是对民办学校分类管理。

在教育财政和教育财政制度方面，其主要思想如下：一是教育经费单列；二是改革高等教育拨款制度；三是建立规范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四是探讨公共财政框架下的教育财政制度。

在教育成本与效率方面，王善迈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在国内外首次提出了在现行收付实现制的会计制度下，按权责发生制原则，将大学财务会计信息经过调整转换成教育成本的计量方法；他从高等教育服务是准公共产品这一定位出发，认为学费是高等教育服务成本的分担和补偿，学费的标准应由政府制定；他设计了人、财、物资源利用率的各单项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以教育资源投入替代产出质量的评价方法，提出和分析了教育资源投入的数量和质量、学校规模经济、教育和学校管理制度等因素对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同时为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在教育经济学学科建设方面，他提出要明确界定教育经济学的对象、方法与学科性质；他疾呼要重视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他主张中国学者对舶来品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理论创新；他主张对计量模型要视其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方法。

4.在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上，张楚廷先生反对功利地对待教育。他认为教育是人的生活必需品，“教育是自己的需要，人或人群自身的需要。”“人并不只是为‘吃喝穿住’而活着，人活着，就想让自己的本性（可获得性、可自反性、可发展性）显示出来，教育直接产生于这种本性。”“从仅仅发自人的心灵最深处的东西那里，往往看不到任何的功利，如艺术，如文学，如那些艺术般的最抽象的科学。”张楚廷先生基于人性自由发展的教育理念是否排斥市场？市场是否就意味着金钱？市场机制引入教育是否就意味着教育本真意义的丢失？

经济学的思想篇（10）

1.确立要培养学生能力的教学思想

 

教育特别是高中教育，要围绕以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为中心这个宗旨，此种理念现已为大众所接受。但在实际的操作中，无论是在中、小学还是在大学，又因升学率高低的评价的客观存在，最终还是陷入了人人厌倦而又人人不得不去应对的应试教育中。我们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确曾把眼光只放在考试的需要上，为考概念而讲概念，为考原理而讲原理。这样做的结果，学生可以理解教师的煞费苦心，却提不起学习兴趣，更少去关注教材以外的经济现象。更让我们做教师感到迷惑的是反复讲解的许多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学生们仍是死活理解不了，考试自然是只有死记硬背了。经过与学生的广泛交流及自己的思考后，从而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固然少不了要以教材中列举的经典为教学内容，要从经典中援引思想资源，但也不应忽略现实问题。不断发展的现实生活，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带着这些问题去重新审视经典，自然会使学生有新的感受、新的理解，获取新的思想资源。有些现实问题，只要善于发现，加以提炼，就会引发出学生学习、研究的话题，甚至会激发大学生们早一些走向学术领域。这样既有利于学生理解原有理论体系，又丰富了学生们的思想，提高了学习兴趣。反之，把教学内容仅局限于纯而又纯、玄而又玄的经典中，于学生、教师、社会，均无益处。因而教学中改革传统的经典阐释的教学观念，着重于培养学生的理解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应成为当前政治经济教学的基本理念。

 

2.创造宽松民主的课堂教学环境，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宽松民主的课堂教学环境，不仅能使学生热爱知识，乐于接受知识，而且使学生主动地追求知识，创新知识，唤起学生的创造热情和欲望，培养学生的创造人格品质和创新精神。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指出：“人的先天潜能是无比优秀的，后天的教育就是创造一种适宜的环境和条件，使之得以实现。”因此在政治课课堂教学中实施创造性教育首先必须创设良好的课堂教学环境，尤其要创设安全自主的心理环境，这是培养学生创造精神的前提。

 

传统的应试教育，过分强调“教师权威”、“师道尊严”、把学生看成教师的“附庸”。有的教师甚至采用简单的粗暴的手段对待有不同看法的学生，这不仅挫伤了学生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进取心，而且很容易给学生造成恐惧的心理。学生害怕失败、嘲笑和惩罚，对教师“惟命是从”，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问一个为什么，在这样的环境下，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就要求教师要树立正确的师生观，改革课堂教学管理中的“惟师”、“一言堂”、“家长式的统治”的作风，实行民主的平等的教学管理，创设宽松民主的教学目标。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积极思考，大胆探索，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教师应欢迎学生提出与自己或书本不同的看法，形成一个互相讨论、互相促进的教学相长的良好环境和气氛。对学生大胆探索、敢于质疑的表现，教师一定要给予积极的评价。要让学生看到自己的点滴成功，要平等地对待学生。

 

知识经济时代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就是要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素质的一代新人，因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新课程改革紧紧围绕“教育创新”这个主题，强调在教学过程中要十分重视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要求教师自觉转变教学方式，并努力引导学生形成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其目的就是为了激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让学生成为知识的发现者和探究者。因此，作为政治老师要在不断学习和深刻理解新课程标准的同时，切实转变教学行为，大胆用新课程理念指导课堂教学实践，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搭建平台，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上有所作为。

 

3.要注重教学模式的多样性，创设多种模式的教学方法

 

3.1将“讲授法”和“启发式”教学法结合起来。所谓讲授法是教师运用语言系统向学生传授知识的方法，能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但有一定的局限性，即以教师活动为主，不易发挥学生的积极和主动性，容易形成注入式教学。

 

启发式是指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以学生为学生的主体，引导学生积极思考，使他们自觉地完成学习任务，从而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总是的能力。教师根据教学目的要求和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通过师生间的问答对话而使学生获得知识、发展智力的方法。

 

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事物和方法，所以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将这两种教学方法结合起来，这样既可以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又能让学生主动的来思考问题，从而牢固的掌握所学的知识。

 

3.2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政治经济学”教学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多给学生讲解社会上正在发生的能与政治经济学挂钩的新闻时事，然后我们教师把书本中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观点、原理等与这些东西结合起来,引导学生学会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来分析现实事件。教会学生通过从现实中具体发生的事件来联想到自己所学知识,从而牢固的掌握所学知识的方法。而不是一味的“读死书、死读书”。

 

3.3采用多媒体教学，图文并茂，能够增强“政治经济学”教学的生动性、直观性，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增强教学效果。多媒体教学在政治经济学的并不仅仅是作为教师的备课工具和彩色黑板,更多的应该是让学生与社会热点新闻、时事焦点等等现象的沟通。为学生多打开一扇通向现实社会的窗户。

 

无可质疑，任何一种单一、长期运用的教学模式，都必定会引起学生的“审美疲劳”，所以我们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要特别注重教学模式的多样性，创设多种模式的教学方法，用以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

 

4.提高教师自身综合素质，不断学习先进、优秀的教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