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文化论文篇（1）

（一）和合文化有利于民族高校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在不同时代也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但却总围绕着国家的统一、人际关系和谐，个人道德实践为主题。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它是调节个人与祖国之间关系的道德要求、政治原则和法律规范，也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中介和基础。国家认同首先从文化认同教育开始，和合文化中的“融突论”在某个意义上是“变化论”。“突”就是冲突、对恃、交易，“融”就是变化之化到了一定的限度，便进入变。加强对和合文化的认识，既能激发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又能激发他们对文化的认同，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吸引力，从而上升为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只有具有共同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对祖国的责任感，爱国主义才具有了生命力，才能使少数民族大学生具有国家主人翁的精神，把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冲突协商解决，各族大学生共同自觉地把爱国主义之情化为报国之行，为建设祖国而奋斗。

（二）和合文化有利于民族高校加强人生理想教育

和合文化中渗透着丰富的中国式人生精神，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和合文化强调以自身和谐为基础，然后家庭和睦，达到天下太平，这也是中国无数文人志士的最高理想和志向。和合文化中有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知其不可而为之”，明知不可，却要在面临种种困难曲折下“为”，这就需要巨大信念的支撑。对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精神的缺乏导致部分学生难以承受“挫折”，难以面对生活中的逆境。和合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导，铸就了一种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部分大学生出现精神空虚与颓废的现象就是由于缺乏对传统文化中“立志”与“志向”的认识。个人理想的实现要同国家、民族命运相联系，引导学生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个人追求与国家需要结合，才有意义。

（三）和合文化有利于民族高校提高个人修养教育

在和合文化中要求人从自身修养做起，个人修养的提升能动作用于社会道德提升。礼让和谐，加强个体的自我修养是中国和合文化的一大亮点。孔子以“温、良、恭、俭、让”的美德，树立了知礼、守礼的形象。和合文化中的和爱原理、和立原理都讲到“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些主观自律的精神，都有“克己”思想，随时注意约束自己，克服种种不良习性和私心，做到“克己复礼”。这为我们民族高校思想道德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很好的教育资源。“诚”是人际关系和谐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个人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合文化中提到“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礼记•中庸》)，人们修养到“至诚”的境界，就懂世间一切道理，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作为新时期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要在完善自身修养中发挥自己能动作用，注重道德修养的个人实践，也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全面发展。

二、在民族高校开展和合文化教育的基本途径

和合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核心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和而不同”的思想，体现在政治观上，就是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注重“协和万邦”，注重民族团结统一，强调中华民族万众一心、自强自立的民族精神。在民族高校加强和合文化教育，主要就是表现在加强民族团结教育，以此来加强民族高校思想道德教育。

（一）充分认识在民族高校加强和合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和合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民族高校的思想道德教育课程体系顺应时代需要。和合文化中的很多思想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得益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左传•隐公六年》)的社会和谐思想，“养心莫善于诚”（《荀子•不苟》）的诚信思维方式都是我们应该具备的。长期以来，民族高校一直非常重视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团结教育。认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特点，增强民族自豪感，提高巩固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是我们肩负的历史重任。和合文化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规律是不同而和，和而不同，同而不断，继而不同，继续不断，生生不息。要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增进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的认同，促进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共同繁荣。我们要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提高各族学生民族自尊心、自豪感、自信心，激励各族学生把爱国热情化作振兴中华的实际行动，以热爱祖国和贡献自己全部力量建设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祖国利益和尊严为最大耻辱。

（二）和合文化应积极融入到民族高校大学课堂教育中

和合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文化，应积极融入到民族高校课堂教育中去。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和合文化更要进课堂。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为例，几乎各章节都渗透着和合文化，比如，在第一章“继承爱国传统，弘扬民族精神”的章节中，从解释爱国主义的科学内涵，到新时期的爱国者，到做忠诚的爱国者，都在进行和合文化的“天下为公”的爱国主义教育。在第四章“加强道德修养锤炼道德品质”的章节中，更是把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作为重要的一个章节来特别强调。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工作中应当结合新的形势向少数民族大学生讲解祖国的荣辱兴衰与各族人民的兴旺发达紧密联系在一起。课堂教学中，要运用和合文化加强思想道德教师队伍建设。和合文化中有一个基本思想，就是道德教化是为政治国之本。“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就更加说明了在位者身教的作用尤为重要。这些观点，作为民族高校思想道德教育工作者应当从中受到启发。和合文化中强调了“推己及人”的思想，运用到现代民族高校的思想道德教育工作中，就是要求我们教育者平等对待学生。教育者用爱心用真诚去感化学生，塑造学生，这样才能对被教育者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教育者的自身业务水平是体现其教学能力的一个方面，但其人格魅力、道德水准也直接影响道德教育的效果。教师所给予学生的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去感染学生。

道德文化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B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6―0148―07

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的关系问题迄今为止还没有被提出来深入研究。笔者曾探讨“边界道德”概念。费耶阿本德则提出过“边界文化”概念，但他没有对之做出充分解释。文章试图通过比较“边界道德”和“边界文化”概念，论析其内在关系及其生活蕴涵，呈现道德和文化共同进步的矛盾和张力，并从这一角度揭示人的全而发展逻辑。

一、“边界道德”、“边界文化”概念的理解

“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是高度相关的概念，二者深层制约着道德和文化的共同进步，制约着人的全面发展。只有从哲学的高度对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的关联性进行研究，才可能认识它们在哪些方而阻碍道德和文化的共同进步。

1、“边界道德”概念的深入理解

由于人的类生活及其需要的观念尺度出现了模糊化，人的传统生活及其需要的理智标准出现了碎片化，人的公共生活及其需要的公正原则出现了抽象化，出现边界道德的现象。笔者曾指出：“边界道德是指现实的人在扭曲、变异道德意识心态、道德理想信念、道德信仰人格基础上以深层化的潜存、表象化的虚存或隐蔽化的实在等方式存在于人的生活世界，并与显在的正常化、规制化的实体道德相依存又相区别的道德虚践形态”，因而它不是“虚幻的道德”或“道德的虚幻性”，它也不是“非存在的道德”或“边缘的道德”。这是对边界道德的消极意欲和积极意欲分别做存在论证明和认识论证明所引出的结论。如果说这个研究是从人的内在意识层面为探究道德进步和人的发展的关系作出了初步概括的话，那么进一步研究边界道德就要上升到文化哲学层面，通过分析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的内在关联，揭示阻碍道德和文化进步的深层原因。

边界道德不是反道德，不是反对全部道德，但它也不全部、一致地履行道德规范，因而它使行为主体显得“缺德”。但不加细致研究，就说不出它为何“缺德”、在哪里“缺德”。边界道德试图建立一个道德边界，竭力让人们承认它有道德性，但这一“道德性”是欠缺道德精神的。因为一个值得称道的道德一定是完整、连贯的德行和不可怀疑的德性的统一。边界道德够不上这样的道德，所以它是欠缺文化精神的。欠缺文化精神的边界道德是应该批判的。批判边界道德，其实质是批判边界道德行为主体，其目的不仅在于揭发其固有的虚伪性、两面性、不稳定性而增加其自省功能、反思意识，也在于帮助其他主体建立合理生活、幸福生活的观念，进而揭示实现文化进步和人的发展的正确路径。

2、关于“边界文化”

边界文化的“边界”，是生存论意义上的边界。这样的边界主要有两类：一是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交接之边界，二是不同文化交叉影响的边界。两类都和主体的生存边界相关。

就第一类边界来看，对主流文化而言，它是指国家政治文化、大众媒介文化和休闲文化。其中，媒介文化又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服务于国家政治的、与相适应的文化，一类是服务于公民日常生活的文化。前者高度关联国家政治文化，后者高度关联世俗文化。对边缘文化而言，它是指个体文化、口传文化和漂泊文化。但边缘文化更根本性的东西在于：它在与主流文化接触、碰撞中动态地生成。所以，边缘文化不能被看作静态意义上的个体文化、口头文化、漂泊文化，而是主体与国家文化、媒介文化、休闲文化等发生接触、交流、碰撞所产生的文化。因此，由主流文化和边缘文化所产生的边界文化，既不属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又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大众文化、世俗文化。

就第二类边界来看，主要是指在国内文化与国外文化之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政治文化与科学文化之间、不同地域文化之间交叉影响的边界，即在这些互为对象的、可以比较的文化之间形成的过渡性地带。虽然边界文化是从那些不同种类的文化之间发展出来的，但它却不属于某一个文化圈层，它来自两个或多个文化的“交集”，却游离于这些文化之外。无论它是来自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交界之边界，还是来自不同文化交叉影响的边界，边界文化都找不到属于它的归宿地。黑格尔所谓“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骛于外界”，并且反映了“生活的浮泛无根”、“兴趣的浅薄无聊”、“意见的空疏浅薄”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具有交叉生成性、内在矛盾性、偏离主流性特征的边界文化。

文化是人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样态，应当有麦金太尔所说的“道德德性”和“理智德性”的滋养，或斯密所说的“正义和仁慈的美德”，边界文化却缺失这些，而使其“文化气息”变味。考察文化要考察道德，考察边界文化也要考察边界道德。边界文化与边界道德在生存上具有互渗性。两者互相转化，转化的中介在于现实的生活主体。

3、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的生存方式

人是生活者。生活于主流文化中的人，或生活于边缘文化中的人，都可能成为边界文化中的人。边界文化中的人也是边界道德中的人。生活于边界文化和边界道德中的人有其独特的“文化”样态和“道德”气象。

一个处于边界文化中的人并不是一个不自觉的或缺乏自我意识的人。因为人总是“具有意以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这样的人即使起初并不自觉其处于一个边界文化地带，但他对处于这一文化地带是有丛本的道德判断的。只要他进入了一个文化圈层，就会做符合其文化情景的道德判断。这种道德判断与主体处于主流文化、边缘文化、大众文化等情景中的判断不同，因而这种道德就不同于理想道德、规范道德和风俗道德。这种道德处于理想道德、规范道德和风俗道德之间，但又游离于这些道德之外。对于这种情况，人们往往认为这样的主体只是其道德立场不坚定罢了。问题的实质则在于：这样的主体是在边界道德中过活，而类同于这样的主体一旦形成一定的数量、规模，变成一个具有边界道德特征的生活共同体，这时边界文化就生成其中了。由此可见，边界道德是边界文化生存的精神土壤，而边界文化是边界道德发育的精神环境。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具有互渗性、共生性。一个边界道德主体会从其身上生长出边界文化的质料，而一个边界文化主体则会从其精神中发酵出边界道德的因素。所以，一个靠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而生存的主体是应当批评的，一个靠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而生存的共同体是应当批揭的，一个靠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而生存的社会是要批判的，一个沉浸于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 而生存的共同体社会则是值得警觉的。

因此，面对这样的边界道德气象和边界文化样态，就要对那样的主体、共同体和社会进行有效的批评和有力的批判。不过，这样的工作有赖于通过正确揭示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

二、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的两维关系

理论之维和生活之维是考察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的基本维度。既考察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的边界“是什么”，又考察边界的道德和边界的文化“何以生成”，才能廓清它们二者的本质联系及其对主体的深层影响。

(一)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的理论之维

从理论上辨明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的存在根据、衍生方式和深层矛盾，这是发现它们二者内在关联的必然要求，又是找出那些阻碍道德和文化进步之因素的理论前提。

1、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的存在根据

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的存在是一种事实存在、现实存在和理论存在的复合体。在这种复合体中，存有它们力图建立的“道德理论”和“文化理论”。但这些“既非真，亦非假”的道德理论和文化理论，并不敢在公开场合、公共领域上榜宣传，而是走小道贴金、挖暗道张扬、抄近路拷贝。

首先，作为事实存在的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是一种确凿的道德事实，而不是道德现象。在日常生活领域、非日常生活领域及其二者的边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样那样有待解释的道德事实。尼采就指出：“道德现象是不存在的，只存在对这种现象的道德解释”。石里克也指出，伦理学的任务就是解释，解释人类行为的动机、解释道德的意义，等等。作为一种不争的事实，它们有两个变化方向：对边界道德而言，它意欲使自己更加“现实化”，进而形成一套适应现实需要的“道德理论”；对边界文化而言，它意欲使自己更加“文化化”，进而建立一套体系化的“文化理论”。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的事实存在是其后续的现实存在的逻辑起点和扩展基础。

其次，作为现实存在的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以真实的假象呈现于生活过程中。其一，它们都现实地存在于一些生活过程中。生存于其中的生活主体不断在道德边界和文化边界活动，不断扩大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的“势力范围”，竭力拓展“那些在道德的名义下一向被尊崇、甚至被顶礼膜拜的东西”。其二，那些自认为成功的生活主体不断总结边界活动的经验，有意识地点缀边界道德的形象，装饰边界文化的外观。套用福柯描述思想史所说的话来说，他们用那些“漂移不定的语言，无定形的作品”，甚至无关联主题的东西，讲述边缘的历史，树立不负责任的“影子哲学”。可以说，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的现实存在是其事实存在的扩大化、集中化。

再次，作为理论存在的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混淆了真理、歪理和无理的界限。它们把“真理不会白说”的可能替换为“让真理说了也白说”。显然，这种理论并不是掌握了真理的科学理论。在培根看来，知识是导向真理的条件，有知识才能掌握真理；在福柯看来，权力是真理的化身，有话语权就能掌握真理。对于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的主体而言，他们把实用有效性、聪明技巧性、成功得利性等实在性看作真理；他们所有的理论建立在对真理的无原则的解读上，建立在对权力的无立场的运用上。在他们那里，歪理就是真理，而真理变成无理。因此，用歪理看世界、用无理闯世界，就是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的存在论根据。

2、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的衍生方式

边界首先与边界文化的存在论根据，就是“真真理无用”、“假真理大用”、“有用是真理”的实用论、庸俗论。从实用论角度看，它们要的不是道德价值，而是道德边界；从庸俗论角度看，它们要的不是文化价值，而是文化边界。这样，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就形成只要“边界”、不要道德价值和文化价值的衍生方式。但是，边界、规范与道德和文化是结合在一起的。人为地把道德、文化拆分或解构，它们的完整性就不复存在。只要“边界”不要道德的边界道德和只要“边界”不要文化的边界文化，就成了双面人那样的“双重的看客”。

首先，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承认存在作为规范的道德边界和文化边界。问题在于，它们都不把作为规范的道德边界和文化边界看作规范，不把规范用于规范自身的伦理行为。相反，它们把这些已所不欲的规范用之于要求他者。它们不是看不到作为规范的道德边界和文化边界对于实现道德进步、文化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意义。相反，它们不但尊崇“坏的东西，错的东西，没有精神的东西，或者甚至是荒谬的东西，无意义的东西”，而且提防、规避甚至有意消解这些边界，以免束缚自己、以免伤害自己的最大化利益。这是实用主义道德的衍生方式。

其次，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力图建立作为“道德规范”和作为“文化规范”的边界。它们既意欲利用这些“规范”所具有的力量去削弱那些理智者的反思能力，去剔除那些真诚者的怀疑精神，又试图用它们在边界生存的特例、经验、成功作为“经典”、作为“盛宴”毫不保留地演示出来。它们力图证明：不道德至少不够道德依然能够生存，甚至生存得比一般人要好；没文化至少不需要太多文化就能生存，甚至生存得不比一般人要差。它们就是要用那样的“边界”规范达到规劝他者并使他者屈从。这是庸俗主义文化的衍生方式。

再次，真正的道德规范和文化规范不会屈从于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的意志。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之于实用道德和庸俗文化具有内在一致性。道德毕竟是人与人之间必不可少的表达正气的东西，文化毕竟是人与社会之间必不可少的表征正义的东西。这些都不是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所能为、所能实现得了的东西。相反，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之共同所为，它们“那种理直气壮的规劝对于那些善于反思并且富于怀疑精神的人则很可能失去效力，他们不会因为传统、风尚或权威的力量而承认某种规范”。正气终归要压倒邪气，正义终归要压倒邪恶，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生活真理观。

当然，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的衍生方式是存在矛盾的。这些矛盾揭示：正气要归还给正气的人而不是邪气满身的人，正义要归还给正义的事物而不是邪恶遍体的事物。但是，这些在理论上可以阐明的命题在生活中却不断遭遇困难。要破解这些困难，就要揭示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的深层矛盾。

3、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的深层矛盾

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的深层矛盾是其存在根据的矛盾，也是其衍生方式的矛盾。这些矛盾体现为道德边界和文化边界的矛盾、道德规范和文化规范的矛盾，即道德边界和道德规范的矛盾、文化边界和文化规范的矛盾。

第一，道德边界和道德规范的矛盾是“边界”引导“规范”与“规范”引导“边界”的矛盾。

首先，对于道德边界而言，它指向道德界限，明确一个“下限”，即一个道德底线。因而它的存在是让主体明白生活有其道德性的界限。但在边界道德主体那里，道德边界不是“界限”，反而是起点，是挑 衅、侵蚀道德化生活的界线。其次，对于道德规范而言，它指向一套规则，明确人们的行为准则。这些规范从具体规则到行为过程具有同一性，即规范的制定要求主体行为的实际表现与之基本一致。两者比较而言，前者是潜在的、隐形的规则，后者是显在的、实体的规则；前者没有或至少没有上升到文字层面明确要求主体践行，后者则是多数人取得共识之后建立的行为准则。因为如此，道德边界和道德规范就必然发生“谁带头”的矛盾。假设“边界”能够引导“规范”，这就说明这些“规范”是弱规范，是形式规范。一种形式规范，与其说是不经协商、未成共识而立下的规范，毋宁说是小集体话语霸权下的产物，或者是唯我论的主观臆断的产物。相应地，由道德边界主导道德规范是行不通的，因为它“不可能是对人们的共同生活有约束力的规则”。反之，“规范”能否引导“边界”呢?这里要区分两个层次：其一，如果“规范”明显地包含并指示了“边界”，那么“规范”是高于“边界”的，这样的道德规范就能引导道德边界；其二，如果“规范”只是抽象笼统的规范，是模糊表达的规则，那么“规范”就降格为“边界”，这样的道德规范就不能引导道德边界。可以说，“边界”引导“规范”还是“规范”引导“边界”的矛盾，本质上并非“边界”与“规范”之争，而是主体对选择道德边界生活还是道德规范生活的不同生存状态的“烦闷”与“焦虑”。这些烦闷与焦虑反映了“没有标准的选择”的时代性矛盾，这个矛盾也反映了文化边界和文化规范的矛盾。

第二，文化边界和文化规范的矛盾是“道德共识”与“文化共识”的矛盾。

道德共识是指基于共同生活实践的现实的人在道德规范、道德信念、道德理想上所形成和建立的最基本的看法。这里的道德共识，不是“无人身”的乌托邦理念。在斯宾诺莎看来，人们“遵循理性而生活”就是一种道德共识。在费希特看来，一个“人的最高意向就是力求同一，力求完全自相一致的意向；为了使他能永远自相一致，还要力求使他之外的一切东西同他对这一切东西的必然性概念相一致”，也是一种道德共识。无论是在道德规范上，还是在道德信念上，或者是在道德理想上，斯宾诺莎和费希特的观点都有共通之处。因为，对于道德共识而言，一个遵循理性而生活的人，就必然在遵循道德规范、坚守道德信念、提升道德理想上实现同一。反之，一个在道德生活上力求实现道德规范、道德信念和道德理想同一的人，必然是一个尊循理性而生活的人。但对边界道德而言，主体所要的不是理性、道德价值和道德生命，而是非理性的、违背道德真理的苟且偷生。

文化共识的“文化”不是指广义上的人类全部文化，而是指狭义上的社会文化，是指不同种类的、不同生活领域的文化。因此，“文化共识”是特指不同生活领域的文化认同、文化信任、文化合作、文化共享而形成的共存、共享、共荣的价值观。对内域文化而言，文化共识意味着具有亲近感、信任感的本土文化能够提高生活信心、促进社会关系和谐。对外域文化而言，文化共识意味着具有优越感、超越感的多元文化能够开阔心灵视野、提高世界交往水平。正如“任何文化都有它独特的精神和灵魂贯穿其中，任何主义都有它的核心信仰，任何社会也有它的核心价值观念”一样，文化共识也有核心的精神、理念。只有那些自觉倾向于合理生活、健康生活的社会主体，才能建立文化共识。但对边界道德而言，行动主体所获得的不是亲近感、信任感、也不是优越感、超越感，而是疏离感、异化感。

基于这样的理解，道德共识是道德共同体的共识，是文化共识的组成部分。在道德共识里，道德边界就是文化边界。而文化共识是群体主体对内域文化和多元文化的价值共识。在文化共识罩，文化边界指明道德边界。在这些共识里，文化规范包含文化边界，文化边界包含道德边界；而价值共识包含文化共识，文化共识包含道德共识。

因此，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的矛盾实质是要不要规范的矛盾。有规范才有价值，好规范才有好价值。不要道德边界就是不要道德规范，不要文化边界就是不要文化规范。而不要道德规范而依凭“边界”的道德并不是真正的道德，不要文化规范而依凭“边界”的文化也不是真正的文化。一种不要规范的边界道德是一种不要道德共识的道德虚伪主义，一种不要规范的边界文化是一种不要文化共识的文化虚无主义。不要道德共识和文化共识的边界道德、边界文化都不能产生好的生活价值。

(二)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的生活之维

生活是人的始基，也是道德和文化的根基。人以生活为始基，说明人要合理安排自己的生活，使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充满幸福意义。道德和文化以生活为根基，说明道德和文化的进步要服务于人的健康的生活、适应于人的发展的生活，使人变得更有道德和更有文化。一个生活得丰富多彩、充满幸福的人而又变得有道德和有文化的人，是懂得生活真理的人，也是获得好的生活价值的人。

1、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的生活机制

道德作为生活之可能，就是将道德贯通生活，建立起道德生活而不是边界道德生活；文化作为生活之可能，就是将文化渗透生活，建立起文化生活而不是边界文化生活。一种道德生活和文化生活相一致的生活是理想生活，反之，一种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相关联的生活是要批判的非理性生活。非理性生活当然不是理想生活。

一方面，道德生活和文化生活互相关联、互相促进。这样的道德生活和文化生活形成理想生活。有道德的生活是有文化的生活，有文化的生活也要求过有道德的生活。有道德的生活提升文化生活，有文化的生活促进道德生活。但“有”就有“多少”、“高低”、“长久”的区别，“多少”区别出数量问题、“高低”区别出境界问题、“长久”区别出水平问题，以上问题则体现不同主体在道德和文化上的综合能力、素质问题。一个在数量多、境界高、时间长等尺度上经得起考验的主体必定是把道德生活和文化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生活主体。这样的生活主体，有道德又有文化，是有好道德的文化人，又是有好文化的道德人。这样的生活主体，用好道德去提升好文化，又用好文化去催生好道德。这样的生活主体，着意于建设高文化和好道德，用高文化去建设好道德，又用好道德去建设高文化。这样的生活主体，是懂得把“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紧密结合的主体。然而，理想生活是主体自觉把握和主动创造出来的。在到达理想生活境界前，如果主体在观念、行动和手段上偏离厂理想目标、扭曲了理性方式、误用了理智手段，造成理性生活设计的改道，主体的生活就由理想生活改道走向非理想生活。这种生活就下滑并为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所宰制。

另一方面，边界道德生活和边界文化生活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它们二者形成边界性和非理性的生活。这利，生活由“人必须生活在他想要改变的生活中”这个观念所支配。首先要承认，这个观念含有理想生活的成分。一个人想要改变的生活是 他所向往的、意欲实现的新生活，这种生活当然是一种理想。但他理想的生活不一定是理性的生活，他“想要改变的”东西、想要狭得的东西不一定与其能力、环境相符合。即便他具有获取他想要的东西的能力和环境，但如果把这种能力、环境用错了对象或用错了地方，那么他就是把自己的才智、能力等文化条件边界化，就是去寻求实现其理想生活但并非理性生活的边界。这个边界，可能是游离了道德规范的边界，因为它或背离理想道德、或悖逆职业道德、或扭曲家庭道德、或破坏公共道德。这个边界，也可能是游戏在文化边缘的边界，因为它或宣传文化而未作坚持、或依凭文化而大肆钻营、或附会文化而大量造作、或煽情文化而大胆滥用。这样的主体，一边对他者讲道德信仰、讲文化进步，另一边却在找寻制度缺陷和管理空白的边界，在边界挥洒个人的利益想象，游刃有余地把其“道德”和“文化”的边界推向“极致”。

2、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的生活边界

边界道德有其生活边界。这一生活边界是以道德为道具、为形式的边界，主体只是在“道德”之名下过活。边界文化也有其生活边界，这一生活边界是以文化为道具、为旗子的边界，主体只是在“文化”之名下过活。这里的“文化”是庞杂含混、自欺欺人的东西。它以他人搞不懂为高深，以沾边各类文化为博大，以为演练久了就是文化。其实，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的生活边界都是它们二者共有的边界，只不过前者冠以“道德”符号，而后者冠以“文化”符号罢了。

首先，边界道德力图以道德感建立生活边界的“界碑”。本来，道德感是使人感动的感受力、使人变得崇高的影响力，它在正向增强人们践行义务的道德能力，在反向增强人们反思实践的耻感能力。但在边界道德的主体那里，道德感被挪用为一个似装代表正道和正义的“界碑”。正是这个“界碑”，让他者面对那一个作为崇高者、博大者、超群者的主体望而却步、油然而生敬畏，让普遍者服从于无规则的规则、屈从于无立场的立场，让卑微者无限内疚、以致怀疑自身走向解放的能力和条件。其实，～个真正的主体是一个“大写”的他者。他者是自我的外在。自我是他者的内在。道德感不能靠自我来维持与巩固，它更需要他者的支持、信任和呵护。没有他者的情感给予供养，自我的道德感是贫血的。一种被挪用的道德感，不仅是贫血的，而且是虚无的。贫血而虚无的道德感显然不能行使代表正道和正义的权力，因而道德“界碑”就意味着一种抽象的、虚伪的边界文化在一些群体主体中暗中席卷。因此，可怕的足这种有“界碑”的边界道德使人失去信任能力，而信任能力的缺失又更可怕地使边界道德到处涌冒，并造成道德和文化的真实边界模糊不清。这种结果进一步使边界道德混淆了各类道德的正确标杆，遮蔽了群体主体的伦理视界。由于这些内在缺陷，边界道德难于达致理想道德的境界。

其次，边界文化力图以文化力建立生活边界的“牌坊”。没有道德感的“道德”充其量是以众所周知的守旧的规则和虚弱的符号来展示。但没有文化力的“文化”，则极可能以貌似摧毁旧文化那样的凌厉力量来保仝边界文化，也极可能以“文化力”的概念系谱来建立种种边界，建立让人景仰不止的“牌坊”。对于这样的“牌坊”，主体非常明白，只要称之为“文化”就要侮辱文化，只要对之“膜拜”就要贬损人格。然而，主体却希望由于边界文化的边界模糊不清，他更容易操控作为普遍者、卑微者的生活神经，操控他们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但是，游走在国家文化、媒介文化、大众文化之边界上的边界文化，其所谓的“文化力”某种程度上是模拟、盗用上述文化的力量，其并非具有那些文化的实力和底蕴。要害的是，它以边界道德为开路力量，这种力量由于其天生的虚弱和游移不定的边界使人难于捉摸，因而那种所谓的边界文化生活是可疑的。由于这种可疑的“软肋”，边界文化无法问鼎科学文化的合法地位。

这样，在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之间就出现了两类生活边界，即边界道德边界和边界文化边界。这两类边界在大开放时代面临着种种生活危机。透析这些危机，才能给道德和文化的进步指出具体的正确方向。

3、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的生活危机

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之间发生的危机是生活危机，是主体非理性生活的危机。由于人陷于道德的、文化的、精神的和信仰的非理性境地，因而这种危机可区分为道德边界危机和文化边界危机、人的精神危机和社会信仰危机。

首先，道德边界危机和文化边界危机是道德文化的价值危机。它足道德危机和文化危机的显露，是人的生存危机的征兆。道德边界和文化边界之间发生的危机是道德生活边界和文化生活边界之间发生的危机，因而它是道德文化生活的危机。道德文化构成文化的核心价值。道德何以有价值?因为它对人的幸福生活有意义。文化何以有价值?因为它使“人成为人”、使“人更是人”。文化出问题，文化有危机，其外在的表现在于文化形式，深层的表现则在于道德精神，在于文化道德精神。道德精神出问题，文化危机就不可避免，且短时难于救治。道德文化是生活的内在精神，是构筑健康、合理的生活的最为重要的东西，是“一种被我们称为文化价值或‘人’的意义的东西”。可见，道德边界和生活边界之间发生的危机，是文化的道德危机和道德的文化危机。文化生活失去了道德根基，道德生活失去了文化底蕴，这样，边界道德就操纵了人的道德文化生活。

其次，人的精神危机和社会信仰危机是主体的道德生活危机。道德生活是物质生活的上层建筑，是精神生活的核心层次。在生活意义的内在结构中，物质生活富足、精神生活充实和道德境界升华是由低到高的层次。道德生活出问题，所谓充实的精神生活并非安稳的充实，所谓富足的物质生活并非称心的富足，所谓升华道德境界也根本不可能。对人而言，行走在道德生活边界上，反映了其道德精神上的危机，反映字其自由主义的道德品性。就像“自由主义宣称其目的是一视同仁地尊重所有宗教、所有种族、所有性别、所有历史文化传统，但其结果实际则是使得所有宗教、种族、性别、历史文化传统都失去了意义，都不重要了，都是可有可尤的东西”。失去生活意义，这是人的最大的精神危机。对社会而言，每一个体人的道德行为，都体现一定社会价值，都反映某种社会信仰，都能给人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但边界道德行为和边界文化行为都是欠缺道德的，前者不是生产性的行为，后者也不足创造，它们不仅不利于人类丰富情感的生产，也不利于社会精神信仰的提升。

因此，在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上发生的危机只有靠主体的道德勇气和文化志气走出“边界”，推倒虚伪道德的“界碑”，花样文化的“牌坊”，求真务实的道德和文化的共同进步之路才能开辟出来。

三、走出边界：道德和文化的进步之路

走出边界，就是不沉迷无规范的边界，不支持无立场的边界，不附和无原则的边界。走出这“三无” 边界，这是道德和文化的进步之路，也是人的生活进步之路，而现实的人的全面发展逻辑与此路同行。

道德文化论文篇（3）

企业文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企业管理学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新理论。它是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逐步形成与发展的企业经营哲学、行为规范、道德准则、风俗习惯和传统的有机统一。企业文化分为企业道德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三个层次。道德文化是企业文化中最根本的，它决定着其它文化活动以及员工的实践活动方向。

一、充分认识企业道德文化的深远作用

企业文化对外是一面旗帜，对内是一种向心力。一个企业真正有价值、有魅力、能够流传下来的东西，不是产品，而是它的文化。优秀的企业文化能够为员工确立一种具有群体心理定势的指导意识，建立共同的文化氛围，树立共同的价值观；能激发员工爱岗敬业、奋发向上的工作热情，使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地加以发挥，从而产生归属感、使命感、凝聚力和向心力。

道德文化体系的核心是正确处理效益目标与责任目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企业道德文化建设要以生产经营活动为中心，以保证企业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为目标，以提高员工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技术、技能水平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建立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内容的统一的、系统的、协调的道德文化体系，以期在员工中形成对企业共同价值观的认知、认同，使其在思想感情上、价值取向上和行为规范上都保持高度一致，以产生较大的凝聚效应和震撼效应，因此，企业道德文化具有导向、约束、凝聚、融合、辐射等功能。导向作用，即把企业员工引导到确定的价值目标上来；约束作用，即成文的或约定俗成的厂规厂风对每个员工的思想、行为都起很大的约束作用；凝聚作用，即用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信念使整个企业上下团结；融合作用，即对员工潜移默化，使之自然地融合到群体的统一的价值观中去；辐射作用，指其不但对本企业，还会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企业道德文化建设的范畴

当前企业道德文化建设的范畴主要包含四个方面：质量第一，用户至上；诚实守信，以人为本；团队合作，整体优势；学习创新，争创一流。“质量第一”，即以优良可靠的产品质量与服务质量取信于市场，这就使得企业行为的出发点落到了“利他”的道德上；而保证质量的优良可靠，离不开企业员工的合理构成，这就需要管理者以“人”全面发展为重心的道德化管理来处理内部各种关系，增强向心力与凝聚力，调动全体员工讲求质量信誉的积极性。“用户至上”，则是在质量可靠的基础上，进一步为消费者着想，以更优质的商品售前、售中、售后服务使消费者满意。其出发点与实施的全过程，本身就突出了企业行为的道德性。

目前，市场竞争已全面进入企业间的“形象竞争”时代，新一轮的竞争不仅仅停留在经济效益上，而是体现为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竞争，是精神文化、伦理道德、文明程度的竞争。这类竞争的实质，促使现代企业进行新的形象定位，即除了以利润为标志的经济效益，还要更重视它所承担的社会政治和道义责任。这包括：对政府的责任，遵守国家的法规和法令、按期纳税；对社会的责任，体现为提供就业机会、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保护并美化自然环境；对顾客的责任，则包括价格合理、质量可靠、服务热情周到；对职工的责任，在于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合理的劳动报酬、和谐的人际关系、公平的发展机会；对投资者的责任，包括保障投资的安全、股息的获得等等。在现阶段，规范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企业的道德伦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个企业越是讲求道德，就越有可能赢得市场及社会公众的信任与赞誉，就越能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形成巨大的无形资产，并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主动。

三、建立企业道德文化规范要求

道德的规范性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增强职业道德规范对员工行为的约束力和影响力，使之真正内化为他们的道德自律，成为其自觉行动；二是指注重职业道德规范建立和操作过程本身的规范性和合法性，使組织的职业道德规范与社会公众利益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协调一致。前者涉及职业道德规范的外在功能，后者涉及职业道德建设和操作过程的“自律”问题。建立企业道德行为规范，明确道德标准体系，形成既与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相一致、又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行业特色的“企业道德文化”，将道德标准细化为行为规范，促进职工养成文明的语言和行为习惯；并通过各种不同方法深入广泛地宣传教育培训，强化道德说服力和道德劝导力的作用。使文字化的要求变为具体的、可视的言行规范，起到导向示范作用；同时也可在道德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地纠偏、扩展，保证企业道德文化建设正常进行。

四、强化企业人性化管理

企业领导者的模范行动是一种无声的号召，对下属成员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因此，要塑造和维护企业的共同价值观，领导者本身就应是这种价值观的化身。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行动向全体成员灌输企业的价值观。首先，领导者要扮演“布道者”和“育才者”的角色，通过向员工传达企业的愿望、核心价值观，关注员工的成长，为员工的全面发展提供指导和服务，以提高企业凝聚力和激发员工的潜能。其次，领导者要坚定信念，要在每一项工作中体现企业的价值观。其三，领导者要注意与下属成员的感情沟通，重视感情的凝聚力量。以平等真诚友好的态度对待下属成员，就会取得他们的信任。让管理亲和于人，管理者与员工彼此间在无拘束的交流中可以互相激发灵感、热情和信任。

道德文化论文篇（4）

个体道德能力的提升对高雅校园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

道德文化论文篇（5）

二、佛教文化客观上有利于培育道德自觉

事实上，佛教文化无论从其基本观念、历史内涵，还是文化效应、民族心理影响方面，都与以德治国关系甚大。正所谓“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形之，而器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8]佛教文化与以德治国在历史渊源、文化内涵、精神实质上不约而同地产生出许多交集。撇开佛教文化来谈论以德治国，那么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基因也就必然残缺不全，社会精神文明的偏残缺废也就在所难免。再往后看，人类的精神文明要想进一步飞跃，也必须找到人类文明的道德芯片，找到道德衍生的源头活水。因为人的修身向善之心未能普遍推行于世，人的欲望就会失去道德准绳的规范与制约，而这必然也会引起社会的动荡。正如春秋战国时晋文公欲发动称霸战争，狐偃劝导说时机还不成熟，因为道义、信用、礼仪等道德自觉尚未深入人心。于是，晋文公广行道义教化，经过几年的准备后，一举称霸诸侯。佛教之所以有利于培育道德自觉，除了自身理论外，很大程度上还在于传入中国后汲取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社会伦理的核心价值理念，以及关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道德规范，并将其沉淀为佛教处理社会关系的道德准则。佛教宣扬“五戒即五常”说，并将五戒和儒家的五常调配起来。因果报应说作为佛教道德伦理的核心价值观念，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的自作自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理念建立了行为与动机之间的良性循环，给人们在道德与行为上提供了一种带有规律性的选择路径。这种路径进而成为驱动人们自觉进行道德实践的内在力量，激发人们通过向上、向善来实现人生的理想价值，不言而喻，将其应用于社会道德建设，有利于形成道德自觉，促进道德实践和社会进步，有利于社会健康发展。吸取因果报应说的合理内核，在当代道德建设中也能发挥积极作用。从道德修养的角度看，道德自觉发挥着心的功能与作用，佛教称为“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善恶之事，由人心作。”[7]有了道德自觉才能产生善行、善念，才可能“其心和顺，不相妨碍，离于妒嫉、斗诤、嗔恚”[8]。相反，没有道德自觉，心中的善念必然泯灭，也就不可能有真正善的道德行为，即使有，也是伪善。具体来说，佛教将形成道德自觉的修炼描述为“明心”、“净心”、“摄心”、“治心”等道德自觉，通过内心的善来抑制、克服、消除内心的恶，在心灵中形成高强度的道德防火墙，用佛家的话说就是离烦恼心、善调顺心、善寂静心、善修治心等。在此基础上，还有以“四摄”（布施、爱语、利益、同事摄）和“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和智慧）为核心的“菩萨行”善业。以此种道德体系所构筑的底线是为世间善之根本。由此可见，佛教文化体现出培育道德自觉的强大的内生动力，佛教的十善以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三种身善业；以不妄语、不恶口、不两舌、不绮语四种语善业和不贪欲、不嗔恚、不邪见三种意善业，在观念、语言和行为上都以善为准则。这些都会在灵魂深处对每一个皈依佛教的人产生作用。印度杰出政治家尼赫鲁曾说：“人们必然会问，佛陀的教诲对当今世界究竟能有多大的作用呢？它或许能起到很大作用，也或许不能。问题是如果我们处处能够遵循佛陀的教导，我们必将能为世界赢得和平和安宁。”

道德文化论文篇（6）

道德作为人们共同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是构成社会文明的重要因素，是维系和谐人际关系、良好社会秩序的基本条件。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有所不同。法律具有强制性，是由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并靠强制手段来实行的；道德则靠人们的理想信念，社会舆论、传统习俗以及教育等力量来维持的。道德诉诸人的内心自觉，而法律则诉诸国家的强制。

目前我国政策法规的监督体系缺乏独立性，有时显现出权威性不强。实施监督时受到干扰和阻力太多。对已发生的违法违纪案件往往大事化小、避重就轻、将功抵过，减少了者的风险，强化了违法违纪者的侥幸心理。

今天我们要倡导和建立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就显得非常重要。

一、加强“组织文化道德建设”的历史依据

从历史上看，我国有三种典型的治国方略：儒家的德治；法家的法治；道家的无为而治。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著名思想家孔子就说过：“仁者爱人”。确立儒家“为政以德”、讲求“德治”的政治思想和理念，主要是指以德治君治吏，认为治君治吏是以德治国的关键。自汉武帝确定“唯儒独尊”后，礼义道德教化被置于治国的首位，从而确立了中国古代几千年占统治地位的“德治”传统。儒家讲求“明道、修身”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条件。

中国古代的法家讲究“术”、“势”、“权”，视百姓为刁民，主要是重刑，使用强制手段。道家的无为而治往往兴盛于历经战乱之后，百姓需要休养生息，对民众的压榨有所收敛，采取无为而治。

总的来说，儒家文化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改善了民族关系，加强了民主团结，对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历史上有“德治”传统，人们对此有较多的认同感。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与中国的德治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总书记提倡的亲民爱民措施，也是注意到了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当然，我们应当在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同时，实现传统德治的现代转换。

二、加强“组织文化道德建设”的法律依据

（一）《宪法》和“以德治国”方略要求必须加强干部从政道德建设。

我们党历来重视道德在治党、治国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倡导树立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新型道德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序言”中明确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治国”中的领导地位，并具体规定了“国家机构”的“治国”职能，党和国家机构的公职人员是接受人民的委托，担当并成为“治国”的决策者和执行者。我国《宪法》在总纲中规定：公民必须“尊重社会主主义公德”；《民法通则》也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这就把尊重社会公德确认为基本法律原则。实现以德治国，就必须坚持不懈地提高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构以及广大公职人员的“治国”能力，其中包括思想道德素养，尤其是要在国家公职人员中加强以“三个代表”为核心内容的道德修养教育。

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道德历来成为人们修身养性，完善自我乃至治国安邦的重要工具。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化积淀，其中关于人的道德修养的智慧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丰富和全面。传统道德修养强调“忠、孝、悌、礼、义、廉、耻”等若干准则，极力培养“智、仁、勇”三者兼备的健全人格。2001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是落实“以德治国”战略的重要举措，是指导道德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二）党规、党纪要求必须加强干部从政道德建设。

“道德不倡，天下不宁”。道德兴则国兴、家兴、业兴；道德不振，于国于家，于人于己都意味着一种潜在的灾难。

古人把道德操守提高到了极致，提倡“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者，把道德看得比生命更重要。

早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就倡导干部的道德教育。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就于1952年开始了“三反”、“五反”运动，使干部从政道德有了明显提高。面对改革开放新形势，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文件及规定来强化官员的道德建设，在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还高度重视用法律手段进行反腐败斗争。近几年来中央查处的若干大案要案更充分显示了我党反腐败斗争的坚定决心。1990年中纪委提出《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意见》。另颁布有《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进一步从制度上给加强干部从政道德建设提供了保证。《中国共产程》中也明确规定：“对党员还要进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教育，抵制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扫除各种社会丑恶现象。”

三、加强“干部从政道德建设”的现实依据

（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伟事业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干部从政道德”建设。

同志曾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着枪的敌人征服过，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明确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现实生活中，有些干部的行为（如之流）大有失德之举和无德之嫌，买官卖官，诚信缺失，发生问题就把问题推给下级等现象大量存在。所以要倡导干部“常修为政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常弃非分之想，常思贪欲之害”。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力求“德”字当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诚信”为本，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公仆”为先，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从而为加强干部从政道德建设提供世界观领域的理论支撑。

（二）我们目前肩负的历史任务迫切需要加强“干部从政道德”建设。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重大的历史任务、历史责任要求我们必须有一支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队伍。和低效率是一对孪生兄弟，官员是国家利益的代表者，是国家公力的执行者，每个官员都或多或少地、或大或小地掌握人民赋予的权力，这些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谋福利。

（三）我们目前的干部构成现状尤其需要加强“干部从政道德”建设

在目前，加强“干部从政道德”建设，强调干部素质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

1.作风漂浮,做表面文章

一些领导干部作风漂浮,坐而论道,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致使一些本来应该解决的问题久拖不决;有的爱摆架子,满足于听汇报,走过场,做表现文章。有的为了骗政绩，骗荣誉，弄虚作假，不惜“花钱买吆喝”；有的急功近利，沽名钓誉，不着边际地宣传鼓吹跨越式、快节奏，不切实际地勾画蓝图。

2.群众观念淡薄，宗旨意识淡化

有的领导干部打着“群众意见”的招牌，干着欺下瞒上的勾当。不断侵害群众利益，“嘴大嘴小”问题时有发生。传统文化的重“情”讲“礼”，往往被一些领导干部变成感情投资的方式和获取利益的手段。有的领导干部把群众的利益当儿戏，主观臆断，我行我素，为了确保自己的个人“威信”而坚持错误。有的干部漠视群众的呼声与意见，不愿甚至不敢见群众，身上保留流氓习气，凸显痞子作风。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一哄二骗三坑四蒙五糊弄”，恶搞高压政策，甚至肆意欺压群众，使一些可以缓解的矛盾逐步激化升级。新一代的年轻领导既不是打天下的一代人，又不是开国后艰苦创业的一代人，他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如果以为有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或者是无所不为，必将夭折。群众对领导干部如何去实践党的宗旨，能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有个“察其言，观其行”的过程。因此，有的领导干部就更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增强人格魅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拥护。

领导干部组织文化工作中道德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究其主要原因有：新旧体制转型过渡，东西文化并互碰撞，构成了领导干部作风问题的外在诱因。一方面由于制度的重建，不可避免地带来体制的缝隙和机制的碰撞，导致领导干部权力和价值的本位化、私有化和功利化。另一方面由于道德重构的滞后，加之西方腐朽思想乘虚而入，封建残余思想沉渣泛起，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容易使处于社会特殊地位的领导干部受西方自由主义、享乐主义思想的侵蚀，经不起名利、地位和金钱的诱惑和考验。个别领导干部在工作事务的缠绕中放弃了理论学习，在交际应酬的忙碌中丢掉了思想改造。局限于用狭隘的思维定势和片面的思想方法来观察处理问题，不能积极主动地进行科学的判断和理论思考，正确的东西得不到及时总结和弘扬，错误的东西得不到及时澄清和纠正，以至于犯盲动主义、形式主义及错误错误。

加强组织文化工作中的道德建设必须贴近现实生活，有时仅仅依靠良心和舆论还不足以防范违背道德的行为发生。我们要积极营造有利于扶正祛邪的良好社会氛围，宣传科学理论，。塑造美好心灵，倡导科学精神，激励人们追求真善美，抵制假恶丑。进一步确立公民道德建设在“以德治国”进程中的基础性作用。

参考文献

[1]高原.领导干部必知法律法规百问百答[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6.

道德文化论文篇（7）

二、写文章，将道德感悟升华为检察干警规范化行为模式的理论指导

传统道德教育一定要贴近工作实际、贴近生活感受进行，在交流感悟和理论升华中促进理念的形成，从道德感知上升到理论认同，并最终对行为模式产生影响。红桥区检察院紧扣“三个环节”，督促干警将读书感悟转化为理论成果，为检察队伍职业道德建设提供了全面的智力保障。一是紧扣活动环节。要求干警在研读传统道德书籍后，撰写读书体会、心得感悟，并鼓励干警运用多类型文体，结合多种主题，在文章立意和形式上尽量做到不拘一格。在道德体会文章的基础上，鼓励干警结合“天津检察精神”“读书最美”等主题参与征文活动，让干警带着主题读书，带着思路写作，极大增强了检察干警读道德、写感悟的自觉性。今年以来，全院干警共上交心得体会文章80余篇，30多篇文章随笔被区级、市级以上报刊、网络刊发。其中，由我院干警撰写的《检察人也需要温情》一文被登载在《天津检察》上，引起广大干警的共鸣。二是紧扣交流环节。充分利用现代网络媒体，在院局域网开辟读书专栏，专门刊登干警的读书心得体会，为干警提供一个自由、开放的分享平台。通过撰写和交流读书体会，使干警充分感受到到传统美德在强素质、砺品质方面的突出作用，从而加深对检察官职业道德的理解和文化认同。三是紧扣激励环节。为调动广大干警的创作积极性，区检察院制定出台了调研、宣传奖励办法和职级晋升加分制度，不但对多写、能写的干警给与物质奖励，更将文字成果转化为职级晋升时的重要加分条件，鼓励干警多思考，勤动笔，实现了由“要我写”到“我要写”的根本转变。

三、比奉献，以道德熏陶为动力带动全院创先争优的整体氛围

注重发现、培养和宣传践行传统道德的先进典型，可以带动广大干警自觉践行检察职业道德，形成良好的职业风貌。红桥区检察院注重强化典型示范的效果，牢牢把握“三个契机”，将传统道德转化为促进全院工作的“柔性动力”。一是牢牢把握争创契机。将忠诚爱民、敬业爱岗、公平正义、清正廉洁等传统道德内涵分解到各类先进评选活动中，鼓励干警在日常工作中比奉献，在争创活动中看成绩，涌现出一批先进个人、道德模范和文明岗位。红桥区检察院先后荣获天津市五一劳动奖状、天津市精神文明单位、连续14年被评为天津市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先进单位，控申科被评为全国文明接待窗口，未检科被授予天津市青年文明岗、天津市新长征突击队称号，侦查监督科被评为“三八”红旗集体，1名干警被评选为“天津好人”，作为道德模范代表接受表彰，53名干警在全国、市、区级各类比赛、评选中获得荣誉称号。二是牢牢把握宣传契机。对道德高尚、事迹突出的检察人员和集体，及时宣传、优先宣传、重点宣传，用“看得见的鼓励”带动示范效应。在全市检察机关首批教育培训精品课程评选中，我院报送的两门课程均入选了首批精品课程。为此，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春明专门作出批示，号召广大干警向获奖干警学习，批示刊载在院局域网显著位置，极大地鼓励了干警，特别是青年干警的工作热情，在全院营造了“弘扬道德做好人，比追赶超学先进”的良好氛围。三是牢牢把握选人用人契机。将道德考核作为选人用人的重要指标，严格贯彻“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理念。将对职业道德的考核列入领导班子、部门和个人年度考核。这些规定涉及到干警的政治思想、工作纪律、业绩考核、生活管理等各个方面，按照每个人的工作岗位定岗定责，结合德、能、勤、绩、廉等五个方面的要求，细化量化职责，层层分解目标，将责任落实到人。考核结果列入个人档案，与年度奖励挂钩，并作为职务聘任、晋级晋职的重要依据。

四、创举措，用弘扬践行传统道德带动检察工作整体上水平

道德文化论文篇（8）

2网络文化下提升大学生思想道德的对策

2.1利用网络文化拓展大学生社会道德关系

首先，应当监督与引导网络文化下大学生建立正确的社会道德关系。大学生在处理社会关系时，往往会为其形成一种正确的道德意识与行为奠定基础，在这种社会关系的处理过程中，大学生在心理、情感、道德等思想层次上实现与外界的交流，并受到外界的影响与启发，对不断充实与丰富其自身道德意识与行为具有重要作用，并逐渐摆脱一些消极的思想道德意识与行为，最终引导大学生在网络文化下建立正确的、积极的社会社会道德关系。其次，应当监督与引导网络文化下大学生协调好与自我的关系。大学生思想道德意识与行为在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的同时，更重要的还是受到自我本身的约束与影响，协调好网络文化下大学生与自我的关系，是保障大学生能够正确认识其他事物的基础，同时能够促进大学生自身各要素的协调发展。大学生在网络中的一切活动，实际上也是通过别人来认识自己的一种重要方式，这种方式不需要大学生直面的去处理与他人、与自己的关系，而是为大学生认识自己提供了一定的空间，让他们能够在与外界的交流中不断的反思自己，提高其认识能力。通过对网络文化下的大学生进行积极的引导，使其能够正确认识理想与现实中自我之间的差距，并能够在正确的道德意识指导下完善自己，改造与提升自己。

2.2促进大学生道德实践能力的发展

首先，应当努力提升网络文化下大学生的道德学习能力，即大学生参与网络活动并认识与引导自我发展的一种能力，这也是信息化时代对当代大学生提出的新的要求。网络文化为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与渠道，为大学生提升其道德判断力、思维力及注意力提供了条件，同时促进了大学生道德兴趣、知识与方法的养成，这些都将有力的促进大学生道德学习能力的提升，在网络文化下充分利用网络提升大学生道德学习能力。其次，应当努力提升网络文化下大学生的道德实践能力，这也是提升大学生网络道德素质的核心，随着网络文化的深入，大学生实践的广度与深度也在逐渐加强，这就为其提升自身的道德实践能力提供了平台，对大学生正确处理网络文化中各种关系能力、信息交流能力、改造网络文化的能力等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教育工作者应加强对学生多方面的品质与素质的培养，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提升其道德实践能力。

道德文化论文篇（9）

师德是教师素质的核心部分，师德建设的成败决定着我国教师队伍建设的成败。有研究者指出：“教师的存在是文化的存在，文化是教师发展的目的、手段、内容、表现，教师是由文化构成的有机体。”［1］因此，文化或道德文化是加强高职院校师德建设的有效路径，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从文化景观来看，社会主义道德文化、民族传统道德文化和西方道德文化构成了当代中国道德文化的基本格局。高职院校师德建设是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多元并存的道德文化，为高职院校师德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

加强高职院校师德建设，是当前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当代中国道德文化建设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继承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精华，同时积极汲取西方道德文化的优秀成果，不断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据此，高职院校师德建设必须以社会主义道德文化为价值主导，以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为历史底蕴，以西方道德文化的优秀成果为外来资源，并使其融合互动而开创新的师德文明。

一、社会主义道德文化是高职院校师德建设的价值主导

社会主义道德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主义道德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中华优秀道德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升华，也是中国革命道德传统文化的直接继承与发展。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在当代中国多元的道德文化格局中居于主导地位，起着统领和导向作用。从道德内容而言，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包括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核心、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五爱的基本道德要求、公民道德基本规范及社会主义荣辱观，涵盖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等四个方面；从道德体系建设来看，社会主义道德文化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相协调，与中国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从道德建设目标来看，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着力于培育“四有”新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道德文化是高职院校师德建设直接现实的思想文化资源，并且起着价值主导作用。

高职院校师德建设是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的时代主题是以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为指导，批判继承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精华，改革既定的道德文化观念中一切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分，努力实现道德建设与民主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的和谐发展。因此，高职院校师德建设以社会主义道德文化为价值主导，不仅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求，而且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特质。在社会发生重大变迁之际，“往往是以新的政治文明为其鸣锣开道，并由此开创新的道德文明”。［2］民主和法制、平等和正义、权利和义务等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伦理道德的共同范畴。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求看，高职院校师德建设在内容上，要求教师树立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意识、平等与正义精神和权利与义务意识等。2001年9月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坚持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积极作用，不断增强人们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质来看，高职院校师德建设在内容上，则要求教师拥有积极的竞争进取品质、公平效率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等。

二、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是高职院校师德建设的历史底蕴

中华传统道德文化是在世代传承中积累和发展起来的，它是民族道德文化的根底，也是维系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一般来说，是指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并包括墨家、道家、法家等学派的思想在内的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精华。从道德的历史继承性来看，社会主义道德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过去人类一切优秀道德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从文化哲学来看，文化的传承性是文化自身的自我扬弃或辩证否定过程。无疑，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文化，也必然是中华优秀传统道德的继承和发展。如果抛弃民族传统道德文化，在方法上就犯全盘否定的错误，其结果会导致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就是中华民族优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正确处理好中华传统道德文化与高职院校师德建设的关系，是当代高职院校师德建设的重要研究课题。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道德文化，是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和高职院校师德建设的必然要求。

中华传统道德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家国同构的历史产物，具有显著的历史局限性，是一个具有民主性精华和封建性糟粕并存的矛盾文化体系。因此，对待民族传统道德文化既不能全盘肯定，又不能全盘否定，而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辩证否定的哲学观和批判继承的原则，合理解析其精华和糟粕，并将传统道德的精华有机地融入到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内容博大精深，意蕴深奥。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家罗国杰认为，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主要有：“强调整体精神，强调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的爱国主义思想”、“推崇仁爱原则，强调‘厚德载物’和人际和谐”、“提倡人伦价值，强调每个人在人伦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追求精神境界，向往理想人格”及“重视修养践履，强调道德的主体能动作用”。［3］从此出发可衍生出谦虚谨慎、爱国爱民、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尊老爱幼等德目。高职院校师德建设与中华传统美德相承接，最为直接、关键的要求就是要继承与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可见，批判继承和弘扬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是高职院校师德建设不可或缺的思想文化资源。

三、西方道德文化的优秀成果是高职院校师德建设的外来资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多元文化的相互激荡，对当代中国道德文化建设来说，最为紧要的问题就是正确处理好道德建设中的本土意识和世界眼光、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在全球化时代，一个民族是不能离开与其他民族、与国家社会、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往而独立发展的，共生与和平将成为文化交往中的重要价值准则。说：“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4］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当今时代，我们应当以开放的心态和包容的情怀，自觉地把中国的道德建设同世界道德文明的发展紧密地联系起来，从世界道德文明发展的高度来思考中国的道德建设。因此，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就要在批判继承本民族优秀传统道德的基础上，积极汲取西方道德文化中的合理成分或优秀成果，并融入到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中，以体现世界道德文明发展新气象。积极汲取西方道德文化的优秀成果，是高职院校师德建设的应然要求。

西方文化是指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化，且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内容的欧美文化。从总体上看，中华文化是以道德为本位的伦理型文化，其价值取向求“善”，比较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西方文化是以知识为本位的哲理型文化，其价值取向是求“真”，比较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对立，追求个性自由与独立的理想境界。从道德层面上看，儒家道德文化重谦和，西方道德文化重竞争；儒家道德文化以整体为本位，西方文化以个人为本位；儒家道德文化强调重义轻利，西方道德文化主张利即义。社会主义道德文化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当代西方道德文化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价值。可见，西方道德文化与中华道德文化具有质的差异，两者形成互补的优势。正义、功利、竞争、独立，以及自由、平等、博爱及人权等都是西方道德文化中的固有德目或道德规范。西方有意志主义伦理学、生命哲学伦理学、存在主义伦理学、人道主义伦理学、情感主义伦理学及功利主义伦理学等众多的伦理学派或伦理思潮，其中不乏有真知灼见或真理性的颗粒。积极汲取西方道德文化的优秀成果，剔除其糟粕，以充实本民族的道德文化，为高职院校师德建设提供可供借鉴和启发的思想文化资源。

四、结语

高职院校师德建设，是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院校师德建设，要立足于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的现实，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道德文化的传统，吸收人类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道德文化成果，加以融会贯通、综合创新，从而使高职院校师德建设在社会主义道德文化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西方道德文化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创造出既不属于古代又不属于西方，既包含有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又富有现代性的道德价值取向，体现出我们时代根本精神的新的师德境界。

从社会主义道德文化、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和西方优秀道德文化三维度，建设高职院校师德具有重要意义。坚持社会主义道德文化为价值主导，才能确保高职院校师德建设的先进性和时代性；坚持批判继承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才能彰显高职院校师德建设的传统性和历史性；坚持积极汲取西方道德文化的优秀成果，才能显示高职院校师德建设的开放性和世界性。可见，从道德文化视角，加强高职院校师德建设，从而使高职院校师德内涵体现出先进性与时代性、传统性与历史性、开放性与世界性之统一的理论特色。

参考文献：

［1］龙宝新.教师教育文化创新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37.

［2］翁世平.简析政治文明与道德的相融互动.道德与文明，2002，5.

道德文化论文篇（10）

2.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加强职业道德培养的原因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大中型企业鉴于企业文化建设与职业道德的建设的重要关系，都将企业文化建设和职业道德培养视为企业自身建设的重要任务。在这项重要任务实施的时候，必须了解我国企业自身为何会出现这些情况。（1）我国企业的发展要远远的晚于欧美发达国家欧美国家的企业发展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时候就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渐走向了成熟，其自身的文化建设也越来越受到企业领导者的重视，所以现在欧美国家的企业必然把企业文化建设和职业道德培养视为自己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的根基。而反观我国企业的形成与发展，真正是在改革开发的时代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发展的时间上晚于欧美国家一百多年，在企业发展的成熟度上也是差距很大，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去弥补这一百多年来欠下的旧账，这也是我国企业在发展中必须思考的问题。（2）我国经历了一个很长时间的专制社会虽然封建专制社会已经被了，但是落后的封建思想并没有完全的得到铲除，而是根深蒂固的保留在我们身上。这些毒瘤式的落后思想，在关键时候必然成为我国企业文化建设和职业道德培养的一颗掩埋式的定时炸弹，关于这个如何真正的处理和铲除这些落后思想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的问题，也是值得企业的领导者必须思索的问题。（3）文化的建设需要人的参与社会文化如此，企业文化更是如此。如何真正的调动企业人员参与企业文化建设的积极性，这是企业文化形成的一个重要性步骤。现在的企业文化建设不是几百年前的一种专制式服从文化，而是一种平等、民族的原则，鼓励企业人员参与文化建设中来真真正正的形成一种共同的文化观念，以此，来带动企业文化建设真正的发展。关于这个问题的探索与思考，已经成为了我国所有企业的领导者必须思考的重要的问题。

3.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加强职业道德培养的对策

鉴于上述中存在这么多制约我国企业建设的现实性问题，笔者在这里深思熟虑，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意见，希望能达到对症下药的效果，有助于企业的文化建设和职业道德培养方面的建设。第一，必须对发达国家的企业道德建设的案例加以借鉴。我国的企业在起步上要晚于以美日为首的发达国家，所以在发展企业文化的环节上往往处于弱势地位。然而可喜的是鉴于企业发展的客观需要，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加强职业道德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企业文化的塑造。然而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坚持长期的指导方针和策略。如何在短时间内形成自己的企业文化，唯一的捷径就是借鉴国内外成功企业的文化发展的案例。例如一些企业的总裁为了让企业传递在自己子孙的手里，就借鉴美国石油大亨洛克菲勒家族的管理文化模式，特别重视培养孩子的经营管理观念，让其知道每一分钱不是上帝的赐予而是自己的赚取。所以一些企业的子女成功把父辈的企业创造出自己的辉煌。其次，对于一些优秀民族的企业的管理的方式和理念要有必要的加以继承和创新。美国民族血液里存在优良的民主作风，这一作风不仅在美国的政治上有所体现，同时在美国的企业上也能体现出来。美企在公司重大问题的决策上，不是以最大股东专制决策方式决定的，而是以董事会形式集体决定公司的重要抉择，从而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和企业的效率。然而这一管理模式不仅仅国外企业有，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也有着这样的企业，如北汽集团。在改革开放之初，北汽集团不仅仅继承了我国之前现有的一些公司和企业的优秀的部分，而且肯借鉴国外企业的管理经验，充分让员工参与企业的管理，同时还致力于创新的角度，对公司的开发战略等加以详细周密的计划，为集团注入了许多的新的活力因子。这就使得北汽集团在经营和发展战略上获得了充足的优势和经验，也使得他未来的长足发展有了一定的根基和保障。所以说批判的继承传统是我们一直必须秉承的，只有推陈出新，才能革故鼎新。在继承原有的优秀经验和实践的基础上有加以创新，企业才能够拥有强大的发展内动力，这是一直以来企业甚至是做任何事情都必须坚持和认定的信念。最后，以文化活动为平台。职业道德的培养是在平时一点一滴的过程之中积累出来的。我们也知道，文化是人类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对于传承人类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有着极大的作用。而对于职业道德的建设来说，我们也应该致力于将其放在文化建设的大平台之上进行建设和发展。这样一方面能够更有效的加强文化领域建设与发展，同时也能更好地加强道德文化的大力建设和发展。我们可以邀请文化界的一些名人来做相关的道德方面讲座和学术报告，让大家都能从中了解到文化建设对于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从而在文化建设中更好的认识道德的实际价值。还可以开展一些文化建设和交流的相关活动，让员工们一起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文化活动中来，自己亲身体会并实践，从中了解到文化的真正魅力，并以此激发他们对于文化道德价值的认识。这样对他们的职业道德价值观念产生了不知不觉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