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职业的要求篇（1）

从2002年开始，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将法律职业道德纳入考试范围，但是考核的分值始终徘徊在5分左右，与其他的内容动辄几十分相比较很难引起人们的重视。目前，很多高校在确定本校的法学专业教学计划时主动向司法考试中考核内容较多的科目倾斜。暂且不论这种做法的对错，但在实践中却直接导致了法律职业道德课程的虚设，甚至有的高校根本就不设这门课程。有关法律职业道德的内容，却在法理学、诉讼法或者司法制度概论等课程中讲解。这一点也显示了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在高校法学专业课程设置中地位较低。此外，很多高校在法学本科专业教学计划中设置思想道德修养课程，作为必修课，但没有专门设置系统学习法律职业道德的课程。思想道德修养课程主要是讲解公共道德的课程。法律职业道德虽然属于道德的范畴，但不同于公共道德。法律职业道德具有主体的特殊性、规范的明确性和具有较强的约束力的特征。法律职业道德适用的主体主要是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法律职业人员，对于非法律职业人员没有约束力。法律职业道德不能停留在一般道德准则层面，必须形成具有明确权利义务内容的、具体的标准和可操作的行为规范。如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约束法官行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的约束检察官行为的《检察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试行）和中华律师协会通过的约束律师行为的《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这些基本规则都对相关法律职业的道德作出了特别的要求。而且，这些规范均具有实质性的约束力。如果违反了职业道德规范，均要求追究相应的纪律责任，甚至是法律责任。所以，思想道德修改课程不能完全取代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再加上思想道德修养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陈旧，教学效果欠佳，根本不能满足法学专业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要求。

2.法律职业道德领域的专业研究人员较少，师资缺乏

目前在法律职业道德领域内进行专业研究的人员较少，各高校中从事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师资严重缺乏。这也直接导致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开设的困难。部分高校在法学教学计划中将法律伦理学作为法学选修课程。但是因为缺乏专业的师资，该课程一直没有真正开设。有些高校虽然开设了该课程，但是多由法理学或诉讼法学方面的教师担任主要教学工作。这些人员没有真正研究过法律职业道德，因此，该课程的教授也只能限于对有关职业伦理规范的讲解。另外，法律职业道德课程方面的教材和资料也相对较少，对于该课程的开设也有较大的影响，直接制约了法学本科阶段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发展。

二、完善法学本科阶段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措施

1.明确法律职业道德在法学本科阶段的目标和定位

我国目前司法改革中提到了“审判分离”，对于司法官不但要求具有成熟的司法经验、深厚的法学知识背景和一定的修养，还要求司法官具有公正清廉、忠于法律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者必备的素养之一，因此，法学教育必须重视法律职业道德的教育。我们应该改变目前对法律职业道德的忽视态度，在设立法学本科阶段的培养目标时，明确法律职业道德的内容。在确定法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时，法律职业道德应该成为核心课程之一。

2.加大法律职业道德在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中的考核比重

设置法律职业道德门槛法律职业道德一直是各国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对法律职业群体具有重要的意义。英国大学的法学院除了比较重视对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培训外，还有重点地安排教学计划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如道德、法律伦理、职业素质、律己意识等。美国大部分州要求学生在获得律师职业资格之前必须通过律师职业道德考试。在通过律师职业道德考试和律师资格考试后，美国法科毕业生仍须通过由各州律师公会主持的“道德品格”考察和面试才能宣誓成为正式律师。与英美等国家对法律职业道德的要求相比较，我国对法律职业道德方面的要求是比较低的。就律师职业来说，只要品行良好，没有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和被开除公职、吊销律师执业资格，就可以取得律师执业资格。没有对法律职业道德做特别的要求。这也直接导致了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在实践中得不到重视。因此，笔者建议应加大法律职业道德在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中的考核比重，提高相应的分值，改变目前各高校中不设或者虚设法律职业道德课程的现状。另外，在取得有关职业资格和执业资格时，提出高于普通大众公共道德的要求。

3.探索多种形式的教学方法，提高法律职业道德课程的教学效果

法律职业道德的教学必须使法律职业道德要求内化成法律职业人人格的一部分。虽然不同的法律职业，具体的职业道德并不完全相同，但法律职业道德包括忠于法律，忠于职守，廉洁公正以及行为端正自重等，这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共同遵守的职业伦理。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容决定了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单纯地对学生进行伦理道德说教，而是应该通过收集大量的法律实践资料，创设生动的法律职业场景，通过多种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大学本科阶段是法律职业道德培养和教育的关键时期，是法律职业人形成法律职业道德的重要阶段。在教学方面上，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法、模拟法庭和法律诊所等教学方法，为学生提供道德情感体验的环境，使法律职业道德真正内化成他们的信仰。此外，也可以聘请具有较高的法律威望的专业人士为学生做法律职业道德方面的专题讲座，提高学生的道德认同。

法律职业的要求篇（2）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职院校认识到培养学生职业道德的重要性，并积极探索培养学生职业道德的有效途径。高职学生毕业后要完全胜任工作和得到用人单位的认可，就要不仅具有基本的专业技能，还必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能够自觉遵守相关行业的职业道德。高职院校要积极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只有这样，学生的职业化水平才能得到充分提高，学生才有可能成为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劳动者。笔者基于对法律思维方式以及法律与道德的密切关系的认识，试图探讨法律思维方式在高职学生职业道德培养方面的作用。

法律思维方式之辨

所谓法律思维方式，是指按照法律逻辑（包括法律的规范、原则和精神）观察、分析和解决涉法性问题的思维方式。作为法律实践活动方式的观念形态，法律思维方式是伴随法律职业化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独特性思维定势和思维模式的固化和凝结。不同于经济思维方式偏重于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政治思维方式偏重于不同利弊的权衡和道德思维方式偏重于善与恶的评价，法律思维方式则偏重于合法性的分析。作为法律思维方式的本质特征，合法性强调要以法律为准绳来思考与处理涉法性问题，面对任何涉法性社会矛盾和纠纷，基本任务在于做出合法与非法的判断，并依照法律，以权利与义务分析为线索，最终做出权利安排和义务界定。合法性是对法律思维方式特征的最高抽象，把握了合法性，也就从根本上把法律思维方式与其他非法律思维方式区分开来。

现代社会的发展，使“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这一判断日益成为社会的共识。法治的实现离不开一系列复杂的条件，如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的完善、法律体系的健全、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等，也离不开全民法治观念的确立。“只有当人们能够自觉地而不是被动地、经常地而不是偶尔地按照法治的理念来思考问题时，才会有与法治理念相一致的普遍行为方式”，鉴于此，“法治本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法律思维方式成为人们处理涉法性问题的基本思维方式，是法治得以真正实现的必要条件。

法律思维方式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的思维方式基础，也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基本资质的内在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思维方式仅为法律职业共同体所独占。从思维主体的角度来说，法律思维方式大致可以分为狭义、中义和广义三个层次。狭义的法律思维方式是法官的思维方式；中义的法律思维方式是法律人的思维方式；广义的法律思维方式则是社会大众的思维方式。作为广义法律思维方式的思维主体，社会大众是遵从法律行为规范的一般社会成员，他们的法律思维方式是未经专门职业训练而逐渐养成的一种法律价值观和法律判断力，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和一个国家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可见，法律思维方式既是专业的，又是大众的。法治的实现需要经专门职业化训练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也离不开未经专门职业化训练而具有一定法律思维能力的普通社会大众。高职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培养面向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第一线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重要使命。高等职业教育当前已占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应自觉培养高职学生的法律思维方式，这既是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的需要，也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职业道德与法律之互助共生

在现代社会，法律和道德共同构成两大基本的行为规范，两者共同为社会的有序运行保驾护航。在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法律，既是人们思考和认识法律问题的前提，又是人们思考和认识的对象。没有法律，也就无所谓法律思维方式。什么是法律？按照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有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反映着统治阶级意志的规范系统，这一意志的内容是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它通过规定人们在相互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确认、保护和发展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道德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由经济关系最终决定、按照善恶标准来评价并依靠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维持的规范、原则和意识的总称。职业道德是社会道德在职业领域的具体体现，它是从事一定职业的人们在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循的，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来维持的行为规范的总和。职业道德内容丰富，具体包括职业理想、职业态度、职业义务、职业良心、职业纪律、职业荣誉、职业作风等基本构成要素。职业化是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任何职业活动都包含着复杂的社会关系，涉及多方面的利益，其发展也必然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这样，职业道德规范也就应运而生。职业道德是职业活动发展的产物，它要求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必须自觉承担相应的职业责任，履行职业义务，遵守职业纪律，展现职业作风。随着经济全球化、知识化、信息化的不断发展，整个社会对从业人员的道德要求越来越高，职业道德素质已经成为各行各业录用人才的必要条件之一。按职业道德标准行事，是各行业从业者应具备的一种最重要的职业素养。

作为职业生活的两种基本行为控制方式，法律和职业道德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互助共生。一方面，遵纪守法常常构成社会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道德是法律的灵魂，法律规范中的一些条文也是道德规范所要求的内容，从业者职业道德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促进法治建设的发展。另一方面，法律是职业道德的重要载体，职业道德所提倡的内容会在一些法律规范中出现，同时，法律制裁的威力也有助于职业道德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当某一行为冲破了职业道德的底线，做出了严重危害他人、用人单位和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时，为了维护用人单位及社会的正常秩序，就要动用法律手段对这一行为进行强制制裁和惩罚。

法律思维方式是培养高职学生职业道德的重要保障

尽管人们对职业道德的具体规范理解可能各有不同，但在基本范围内也存在着深刻的共识，敬业、诚信、公道、纪律等方面成为各行业职业道德的一般要求。高职院校要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必须在敬业、诚信、公道、纪律等方面加大教育力度，积极探索提升高职学生职业道德的有效途径，努力促使学生形成契合职业化要求的职业道德素质和职业道德行为。

按照一般德育理论，道德的培养是一个知、情、信、意、行相互作用的过程，“知”是基础，“行”是关键。这样，帮助高职学生深刻理解职业道德基本规范的含义，是培养其职业道德的内在要求。由于职业道德与法律互助共生，任何违法犯罪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强制制裁和惩罚。因此，努力挖掘敬业、诚信、公道、纪律等的法律意义，必将为高职学生职业道德的培养提供法律思维方式的保障。

敬业是一切职业道德基本规范的基础，也是做好本职工作的重要前提。敬业就是要尊重、尊崇自己的职业岗位，以负责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做到尽职尽责，要有强烈的职业责任感和职业义务感。职业与责任如影随形，一个敬业的从业者，必须强化自身的责任意识，其中包括道义责任，也包括法律责任。具体来说，一方面，从业者要做好分内的事情，如履行职责、完成任务等；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则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或强制性义务。履行职责，是敬业的具体体现，也是职业责任的本质要求。如果遇事临阵退逃，不仅谈不上敬业，还可能违背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甚至触犯国家的法律法规。

法律职业的要求篇（3）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职院校认识到培养学生职业道德的重要性，并积极探索培养学生职业道德的有效途径。高职学生毕业后要完全胜任工作和得到用人单位的认可，就要不仅具有基本的专业技能，还必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能够自觉遵守相关行业的职业道德。高职院校要积极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只有这样，学生的职业化水平才能得到充分提高，学生才有可能成为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劳动者。笔者基于对法律思维方式以及法律与道德的密切关系的认识，试图探讨法律思维方式在高职学生职业道德培养方面的作用。 

法律思维方式之辨 

所谓法律思维方式，是指按照法律逻辑（包括法律的规范、原则和精神）观察、分析和解决涉法性问题的思维方式。作为法律实践活动方式的观念形态，法律思维方式是伴随法律职业化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独特性思维定势和思维模式的固化和凝结。不同于经济思维方式偏重于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政治思维方式偏重于不同利弊的权衡和道德思维方式偏重于善与恶的评价，法律思维方式则偏重于合法性的分析。作为法律思维方式的本质特征，合法性强调要以法律为准绳来思考与处理涉法性问题，面对任何涉法性社会矛盾和纠纷，基本任务在于做出合法与非法的判断，并依照法律，以权利与义务分析为线索，最终做出权利安排和义务界定。合法性是对法律思维方式特征的最高抽象，把握了合法性，也就从根本上把法律思维方式与其他非法律思维方式区分开来。 

现代社会的发展，使“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这一判断日益成为社会的共识。法治的实现离不开一系列复杂的条件，如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的完善、法律体系的健全、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等，也离不开全民法治观念的确立。“只有当人们能够自觉地而不是被动地、经常地而不是偶尔地按照法治的理念来思考问题时，才会有与法治理念相一致的普遍行为方式”，鉴于此，“法治本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法律思维方式成为人们处理涉法性问题的基本思维方式，是法治得以真正实现的必要条件。 

法律思维方式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的思维方式基础，也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基本资质的内在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思维方式仅为法律职业共同体所独占。从思维主体的角度来说，法律思维方式大致可以分为狭义、中义和广义三个层次。狭义的法律思维方式是法官的思维方式；中义的法律思维方式是法律人的思维方式；广义的法律思维方式则是社会大众的思维方式。作为广义法律思维方式的思维主体，社会大众是遵从法律行为规范的一般社会成员，他们的法律思维方式是未经专门职业训练而逐渐养成的一种法律价值观和法律判断力，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和一个国家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可见，法律思维方式既是专业的，又是大众的。法治的实现需要经专门职业化训练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也离不开未经专门职业化训练而具有一定法律思维能力的普通社会大众。高职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培养面向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第一线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重要使命。高等职业教育当前已占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应自觉培养高职学生的法律思维方式，这既是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的需要，也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职业道德与法律之互助共生 

在现代社会，法律和道德共同构成两大基本的行为规范，两者共同为社会的有序运行保驾护航。在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法律，既是人们思考和认识法律问题的前提，又是人们思考和认识的对象。没有法律，也就无所谓法律思维方式。什么是法律？按照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有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反映着统治阶级意志的规范系统，这一意志的内容是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它通过规定人们在相互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确认、保护和发展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道德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由经济关系最终决定、按照善恶标准来评价并依靠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维持的规范、原则和意识的总称。职业道德是社会道德在职业领域的具体体现，它是从事一定职业的人们在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循的，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来维持的行为规范的总和。职业道德内容丰富，具体包括职业理想、职业态度、职业义务、职业良心、职业纪律、职业荣誉、职业作风等基本构成要素。职业化是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任何职业活动都包含着复杂的社会关系，涉及多方面的利益，其发展也必然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这样，职业道德规范也就应运而生。职业道德是职业活动发展的产物，它要求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必须自觉承担相应的职业责任，履行职业义务，遵守职业纪律，展现职业作风。随着经济全球化、知识化、信息化的不断发展，整个社会对从业人员的道德要求越来越高，职业道德素质已经成为各行各业录用人才的必要条件之一。按职业道德标准行事，是各行业从业者应具备的一种最重要的职业素养。 

 　作为职业生活的两种基本行为控制方式，法律和职业道德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互助共生。一方面，遵纪守法常常构成社会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道德是法律的灵魂，法律规范中的一些条文也是道德规范所要求的内容，从业者职业道德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促进法治建设的发展。另一方面，法律是职业道德的重要载体，职业道德所提倡的内容会在一些法律规范中出现，同时，法律制裁的威力也有助于职业道德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当某一行为冲破了职业道德的底线，做出了严重危害他人、用人单位和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时，为了维护用人单位及社会的正常秩序，就要动用法律手段对这一行为进行强制制裁和惩罚。 

法律思维方式是培养高职学生职业道德的重要保障 

尽管人们对职业道德的具体规范理解可能各有不同，但在基本范围内也存在着深刻的共识，敬业、诚信、公道、纪律等方面成为各行业职业道德的一般要求。高职院校要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必须在敬业、诚信、公道、纪律等方面加大教育力度，积极探索提升高职学生职业道德的有效途径，努力促使学生形成契合职业化要求的职业道德素质和职业道德行为。 

按照一般德育理论，道德的培养是一个知、情、信、意、行相互作用的过程，“知”是基础，“行”是关键。这样，帮助高职学生深刻理解职业道德基本规范的含义，是培养其职业道德的内在要求。由于职业道德与法律互助共生，任何违法犯罪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强制制裁和惩罚。因此，努力挖掘敬业、诚信、公道、纪律等的法律意义，必将为高职学生职业道德的培养提供法律思维方式的保障。 

敬业是一切职业道德基本规范的基础，也是做好本职工作的重要前提。敬业就是要尊重、尊崇自己的职业岗位，以负责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做到尽职尽责，要有强烈的职业责任感和职业义务感。职业与责任如影随形，一个敬业的从业者，必须强化自身的责任意识，其中包括道义责任，也包括法律责任。具体来说，一方面，从业者要做好分内的事情，如履行职责、完成任务等；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则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或强制性义务。履行职责，是敬业的具体体现，也是职业责任的本质要求。如果遇事临阵退逃，不仅谈不上敬业，还可能违背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甚至触犯国家的法律法规。 

法律职业的要求篇（4）

一、法律职业化的知识论基础

法律职业化作为法制 现代 化进程中的一种特定现象,有其深刻的知识论基础,释明这种知识论基础的基本方面,对于现代司法制度的完善和 发展 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认为,法律职业建构其上的知识论基础一定程度上也是推进司法现代化进程的一种重要动力。

对于法律职业化运动的知识论基础的基本内涵,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简要界说。首先,法律职业化对应于法律知识的类别属性要求,是法律这一本性上属于实践理性知识所要求的法律实践活动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亚里士多德曾将人类的知识划分为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技艺三种基本类别,法律属于实践理性知识的范畴,界说法律是一种实践理性知识,是将其与纯粹理性知识进行的一种必要区分。实践理性这一概念意味着:“理性不仅是一种理论观念或认识能力,而且也是一种行动者的实践能力和意志能力,是实践着的理性。”[1]波斯纳则将实践理性概念很实用主义地理解为“不轻信者对无法为逻辑或精密观察证实之事物形成种种确信时使用的各种方法”,[2]它用于解决人们面对现实问题时如何作出行动。在波斯纳看来,法律作为一种知识类别系统,它更多地不是一个数学式、逻辑般和 科学 论证型的知识形态,而经常是一个依赖直觉、常识、记忆、习惯、内省、想象等力量资源的过程。Www.133229.COM因此,作为实践理性知识的法律,如何创造知识和传播知识,势必需要通过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方得以可能,而法律职业化正是这种实践理性范畴的法律知识创造和传播的恰当社会组织形态,这种组织形态表现为一个共同经受法学理论 教育 和技能训练、并共奉法律信仰且专长于法律实务技能的法律职业家共同体的形成,他们坚持法律至上立场并恪守法律思维作出法律行动。

其次,法律职业共同体在认同法律知识之实践理性本质的同时,并不放弃对纯粹理性知识本性的应然法律的追寻。系统的法学理论学习作为一种经历是法律职业家区别于行业匠人的根本标志,“学识法律家集团的内部尽管存在着职能分工,甚至存在着(例如检察官与律师之间)对抗活动,但是他们具有共同的知识背景,必须以共同的法理语言来交谈。他们构成了一个有关法律的解释共同体。”[3]这个具有共同知识背景的法律解释共同体的形成,没有经过正统的大学法学理论思维训练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个法律家共同体内部,作为成员之一的法学家更是注重对应然之法的追问,没有发达的法学理论根据,便不可能出现一个共享法律价值的法律家共同体。因此,法律职业化正是因为这种对纯粹理性属性的法学理论的开放,才得以区别于以单一的技能传授为特征的行业匠人。尤其重要的是,法律职业家对应然之法或正义法律的追问,并非一种思想实践或形而上学游戏,因为法律职业家追问应然之法和正义法律的过程重合于法律实践行动,即便是法学家的学理思辩,也是很实用主义的。

第三,法律职业化顺应社会 经济 发展所引发的法律知识增长要求,担负起市场条件下国家权力和市民权利之间关系架构的中介。知识的增长一方面决定于社会关系的不断分化和日益复杂,另一方面决定于社会主体对这种不断分化和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所内在的 规律 及其本质的追问和探寻。导致社会关系分化和复杂化的一个重要动力是人类经济行为的多样化和经济关系的日趋复杂,这种复杂和多元关系状况必然地要求产生大量以调整人们经济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法律规范,这种法律规范对于那些必须将其作为行为约束和结果预见根据的社会经济生活主体而言,显然就是一类重要知识。但是,就社会个体而言,任何人都只拥有该类法律知识的十分有限的部分,哈耶克指出:“我们对于那些决定社会进程的大多数特定事实的无从救济的无知,正是大部分社会制度之所以采取了它们实际具有的那种形式的原因之所在。”[4]因此,因经济市场化发展所引发的人类行动规范之重要一种——法律规范知识的不断增长,客观上要求社会形成一定机制以保证这种知识的创造、传输和服务,这样,法律职业才应运而生。由此可见,法律职业的兴起,根本上是以对社会经济交易活动所引发的利益当事人对日益增长和复杂的法律知识的需求为依据的,经济的市场化发展必然地要求法律职业化进程的开始。法律职业家共同体按照角色分工,按照创造法学理论、解释法律规则、提供法律服务、主导司法程序、进行事实陈述和举证等多种游戏规则,使得法律职业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权力和市民权利之间关系架构的一个重要中介和桥梁,“在这种体制下,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之间保持着适度的联系和交流;市民的个人选择可以反映到行政的制度选择上去,而实证的法律规范也可以渗透到自生的民间秩序之中。”[3](222)

第四,法律职业化按照其内在规则处理法律知识,使得法律知识始终能够保持一种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作为知识系统和行动规则的法律,存在一个如何保持其事实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张力问题,实在之法是一个事实性问题,法律如何合法是一个有效性问题。保持法律之事实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张力,根本上是一个法律的合理化问题。一方面,已经制定的法律应得到普遍的服从,而为人们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就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亚里士多德语),这样,就存在一个如何实现法律的合理性问题和怎样保证法律合法的合法性问题。对实在法律的实现,实际上就是将既有的法律规则适用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事实之上;对法律合法性的保证,则成为一个为实在法律的前提根据提供理由并进行合法性论证的事业。应当认为,法律职业化所内在的职业规则暗合于保持法律事实性和有效性张力之要求,对于法律职业处理法律知识的规则,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归结:(1)法律职业区别于缺失理论根据和价值引导的技艺,法律职业家按照理论和概念思维指导行为并通过专业术语进行对话和交流。上升为科学学科的法学,其理论原理和概念体系始终是职业法律家赖以为生的专业养分。(2)职业法律家因循法律解释学进路,在处理事实的同时也解释规范。守旧的法律与新生的事实之间始终对立存在,弥补这道鸿沟的正是职业法律家以三段论思维为基础的法律解释学方法,通过这种法律解释学方法,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范获得了新的表述(法官造法),作为小前提的争议事实被赋予规范内涵(法律判决)。(3)法律职业家崇尚形式法律并持以对道德涉入的审慎立场,通过法律维系职业家共同体的自治和团结。道德、伦理、政策、习俗等外在于法律的权力话语并非绝对地无涉于法律,它们对法律这一社会行为规则系统也存在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仅仅只是法律规范系统的外部环境,它们影响着实在法律的实际内容,但没有为实在法律所吸纳的内容并不能成为法律事实结论作出的根据。(4)法律职业形成准入制度,这种准入制度强化了法律职业家对法律知识内容的熟悉范围和处理法律事务的能力。资格 考试 成为法律职业准入制度的基本形式,通过资格考试而促成的法律知识掌握和法律技能熟练,使得法律职业家能够胜任法律知识供给和法律服务之社会责任。

二、现代司法制度合理化的基本要求

法律职业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仅仅为法律职业本身的目的追求和实现而出现的法律实践现象,法律职业化本质上没有自己的目的,其意义根本上在于推进法治进程。司法现代化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特殊地位,法律职业化更多地是通过对司法现代化进程的作用而推进法治进程,其中,法律职业化之知识论内涵在为法律职业化进程提供坚实基础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出了现代司法制度的合理化要求。

首先,作为实践理性属性的 法律 知识所要求的社会组织形式的法律职业,要求司法独立。法律职业作为法律知识创造、传播和运用的社会组织形式,意味着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学家共同成为法律知识的主体,他们推进司法活动过程或解释和评价司法活动现象只按照实践理性的法律知识所内在的规则行事,为法律职业家所共享的法律价值成为司法原则,为法律职业家所拥有的实在法律知识成为处理具体法律事务的直接根据, 政治 权力知识、道德知识、伦理知识、 经济 知识等,既不是法律职业家所求取的对象,也不是司法运行的决定性力量和司法结论作出的根据。司法权力话语的力量之源来自法律知识本身,任何非法律知识话语的权力形态均不得成为左右司法活动的主导。

其次,法律职业家对应然之法的追问及对正义法律的答案提供,要求司法判决理由的合理化。“判决理由是司法权合理化的最重要的指标,也是法官思维水平的最典型的表现。在学识性、合理性较强的法律体系下,判决书不阐述和论证把法律适用于案件事实的理由的事情是绝对不可想象的。”[3](229)法律知识之前提根据尽管有其客观性一面,也有其主观性一面,其客观性在于社会关系的法权要求,其主观性在于法律职业家(尤其是法学家)对这种法权要求按照怎样的方法和标准作出了识别和回答。因此,在抽象性层面上,司法判决理由应为法律职业家所共识的法学理论知识;在具象性层面上,司法判决理由应为实际参与诉讼个案的法律职业家意见。

第三,回应法律知识增长之社会需求的法律职业,要求司法成为权力控制和权利维护的中性力量。以经济市场化 发展 为主要动力所引发的法律知识的增长,一方面意味着国家控制社会权力的强化,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市民为实现其利益而对抗强制和摆脱束缚之权利依据的渴求。权力——权利作为一种二元对立构造,催生了以法律知识生产和服务为使命的法律职业,而这种法律职业所表现出的法律知识生产和服务行为的权力内涵是权力控制和权利维护,即作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中介,架构秩序与自由之间的通道。从而,以回应法律知识增长之社会需求的法律职业,实际上为司法权力的目的作出了定位——社会整合,也对司法权力的性质作出了限定——中性力量。诚如马克思所言:“独立的法官既不属于我,也不属于政府。”[5]

第四,为法律职业共同体所遵循的处理法律知识的基本规则,要求司法程序的正义品格。如上文所述,法律职业遵循“理论和概念思维指导行为并通过专业术语进行对话和交流”、“法律解释学进路处理事实和解释规范”、“崇尚形式法律并持以道德涉入的审慎立场”、“职业准入制度”等职业规则处理法律知识,这就要求司法制度必须确保司法程序的正义品格。为 现代 司法制度所一致确认的司法程序正义性价值标准,诸如参与、自治、对抗、依法、合理、效率等司法价值标准的具体要素,很大程度上是对法律职业共同体所遵循的处理法律知识的基本规则之要求的规范化确认。

法律职业的要求篇（5）

    一、法律职业化的知识论基础

    法律职业化作为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特定现象,有其深刻的知识论基础,释明这种知识论基础的基本方面,对于现代司法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认为,法律职业建构其上的知识论基础一定程度上也是推进司法现代化进程的一种重要动力。

    对于法律职业化运动的知识论基础的基本内涵,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简要界说。首先,法律职业化对应于法律知识的类别属性要求,是法律这一本性上属于实践理性知识所要求的法律实践活动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亚里士多德曾将人类的知识划分为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技艺三种基本类别,法律属于实践理性知识的范畴,界说法律是一种实践理性知识,是将其与纯粹理性知识进行的一种必要区分。实践理性这一概念意味着:“理性不仅是一种理论观念或认识能力,而且也是一种行动者的实践能力和意志能力,是实践着的理性。”[1]波斯纳则将实践理性概念很实用主义地理解为“不轻信者对无法为逻辑或精密观察证实之事物形成种种确信时使用的各种方法”,[2]它用于解决人们面对现实问题时如何作出行动。在波斯纳看来,法律作为一种知识类别系统,它更多地不是一个数学式、逻辑般和科学论证型的知识形态,而经常是一个依赖直觉、常识、记忆、习惯、内省、想象等力量资源的过程。因此,作为实践理性知识的法律,如何创造知识和传播知识,势必需要通过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方得以可能,而法律职业化正是这种实践理性范畴的法律知识创造和传播的恰当社会组织形态,这种组织形态表现为一个共同经受法学理论教育和技能训练、并共奉法律信仰且专长于法律实务技能的法律职业家共同体的形成,他们坚持法律至上立场并恪守法律思维作出法律行动。

    其次,法律职业共同体在认同法律知识之实践理性本质的同时,并不放弃对纯粹理性知识本性的应然法律的追寻。系统的法学理论学习作为一种经历是法律职业家区别于行业匠人的根本标志,“学识法律家集团的内部尽管存在着职能分工,甚至存在着(例如检察官与律师之间)对抗活动,但是他们具有共同的知识背景,必须以共同的法理语言来交谈。他们构成了一个有关法律的解释共同体。”[3]这个具有共同知识背景的法律解释共同体的形成,没有经过正统的大学法学理论思维训练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个法律家共同体内部,作为成员之一的法学家更是注重对应然之法的追问,没有发达的法学理论根据,便不可能出现一个共享法律价值的法律家共同体。因此,法律职业化正是因为这种对纯粹理性属性的法学理论的开放,才得以区别于以单一的技能传授为特征的行业匠人。尤其重要的是,法律职业家对应然之法或正义法律的追问,并非一种思想实践或形而上学游戏,因为法律职业家追问应然之法和正义法律的过程重合于法律实践行动,即便是法学家的学理思辩,也是很实用主义的。

    第三,法律职业化顺应社会经济发展所引发的法律知识增长要求,担负起市场条件下国家权力和市民权利之间关系架构的中介。知识的增长一方面决定于社会关系的不断分化和日益复杂,另一方面决定于社会主体对这种不断分化和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所内在的规律及其本质的追问和探寻。导致社会关系分化和复杂化的一个重要动力是人类经济行为的多样化和经济关系的日趋复杂,这种复杂和多元关系状况必然地要求产生大量以调整人们经济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法律规范,这种法律规范对于那些必须将其作为行为约束和结果预见根据的社会经济生活主体而言,显然就是一类重要知识。但是,就社会个体而言,任何人都只拥有该类法律知识的十分有限的部分,哈耶克指出:“我们对于那些决定社会进程的大多数特定事实的无从救济的无知,正是大部分社会制度之所以采取了它们实际具有的那种形式的原因之所在。”[4]因此,因经济市场化发展所引发的人类行动规范之重要一种——法律规范知识的不断增长,客观上要求社会形成一定机制以保证这种知识的创造、传输和服务,这样,法律职业才应运而生。由此可见,法律职业的兴起,根本上是以对社会经济交易活动所引发的利益当事人对日益增长和复杂的法律知识的需求为依据的,经济的市场化发展必然地要求法律职业化进程的开始。法律职业家共同体按照角色分工,按照创造法学理论、解释法律规则、提供法律服务、主导司法程序、进行事实陈述和举证等多种游戏规则,使得法律职业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权力和市民权利之间关系架构的一个重要中介和桥梁,“在这种体制下,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之间保持着适度的联系和交流;市民的个人选择可以反映到行政的制度选择上去,而实证的法律规范也可以渗透到自生的民间秩序之中。”[3](222)

    第四,法律职业化按照其内在规则处理法律知识,使得法律知识始终能够保持一种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作为知识系统和行动规则的法律,存在一个如何保持其事实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张力问题,实在之法是一个事实性问题,法律如何合法是一个有效性问题。保持法律之事实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张力,根本上是一个法律的合理化问题。一方面,已经制定的法律应得到普遍的服从,而为人们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就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亚里士多德语),这样,就存在一个如何实现法律的合理性问题和怎样保证法律合法的合法性问题。对实在法律的实现,实际上就是将既有的法律规则适用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事实之上;对法律合法性的保证,则成为一个为实在法律的前提根据提供理由并进行合法性论证的事业。应当认为,法律职业化所内在的职业规则暗合于保持法律事实性和有效性张力之要求,对于法律职业处理法律知识的规则,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归结:(1)法律职业区别于缺失理论根据和价值引导的技艺,法律职业家按照理论和概念思维指导行为并通过专业术语进行对话和交流。上升为科学学科的法学,其理论原理和概念体系始终是职业法律家赖以为生的专业养分。(2)职业法律家因循法律解释学进路,在处理事实的同时也解释规范。守旧的法律与新生的事实之间始终对立存在,弥补这道鸿沟的正是职业法律家以三段论思维为基础的法律解释学方法,通过这种法律解释学方法,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范获得了新的表述(法官造法),作为小前提的争议事实被赋予规范内涵(法律判决)。(3)法律职业家崇尚形式法律并持以对道德涉入的审慎立场,通过法律维系职业家共同体的自治和团结。道德、伦理、政策、习俗等外在于法律的权力话语并非绝对地无涉于法律,它们对法律这一社会行为规则系统也存在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仅仅只是法律规范系统的外部环境,它们影响着实在法律的实际内容,但没有为实在法律所吸纳的内容并不能成为法律事实结论作出的根据。(4)法律职业形成准入制度,这种准入制度强化了法律职业家对法律知识内容的熟悉范围和处理法律事务的能力。资格考试成为法律职业准入制度的基本形式,通过资格考试而促成的法律知识掌握和法律技能熟练,使得法律职业家能够胜任法律知识供给和法律服务之社会责任。 

    二、现代司法制度合理化的基本要求 法律职业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仅仅为法律职业本身的目的追求和实现而出现的法律实践现象,法律职业化本质上没有自己的目的,其意义根本上在于推进法治进程。司法现代化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特殊地位,法律职业化更多地是通过对司法现代化进程的作用而推进法治进程,其中,法律职业化之知识论内涵在为法律职业化进程提供坚实基础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出了现代司法制度的合理化要求。

    首先,作为实践理性属性的法律知识所要求的社会组织形式的法律职业,要求司法独立。法律职业作为法律知识创造、传播和运用的社会组织形式,意味着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学家共同成为法律知识的主体,他们推进司法活动过程或解释和评价司法活动现象只按照实践理性的法律知识所内在的规则行事,为法律职业家所共享的法律价值成为司法原则,为法律职业家所拥有的实在法律知识成为处理具体法律事务的直接根据,政治权力知识、道德知识、伦理知识、经济知识等,既不是法律职业家所求取的对象,也不是司法运行的决定性力量和司法结论作出的根据。司法权力话语的力量之源来自法律知识本身,任何非法律知识话语的权力形态均不得成为左右司法活动的主导。

法律职业的要求篇（6）

    众所周知，道德是一种关于是非、善恶的判断，是一种诉诸于人的良知和内心确信才能真正发挥作用的东西；道德实践包括道德教育则是一种求于内（道德认同）、达于外（道德行为）的活动。就法律职业道德教育而言，如果在法律职业道德重要性的认识上不贯彻一种“内在视角”，如果不能揭示法律职业特性与法律职业道德之间的内在关联，使从业者发自内心地感受到职业道德对于其事业的至关重要，那么，就不可能使他们形成内在的道德确信，并基于道德认同在自己的行为中表现出道德自觉。

    在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中，单纯的“外在视角”、仅仅从时势政策的需要来阐说法律职业道德的意义，显然忽视了法律职业自身的需要和特性，忽视了法律职业作为道德判断的主体地位。它向职业者传达的信息是“社会有需要，你（们）不得不”，而不是“你（们）有需要，你（们）应该”，因而很容易使从业者从心底里产生隔膜，并进一步造成道德上的压迫感或强制感，使人如有重负。因此，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必须兼顾内、外两种视角，在对法律职业道德重要性的认识上，既考虑时势政策的要求，更顾及职业主体的需要和职业的特性。

    那么，什么是“内在视角”下的法律职业道德的意义呢？从法律职业的形成来看，法律职业道德在其中具有不可缺少的作用，可以说，没有法律职业道德的支撑，就不会有现代法律职业。因此，法律职业道德对于法律职业的重要性，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的一个基本的构成因素。对此，我想从法治社会中法律职业的特有品质的角度，做一点具体阐述。

在《法治社会中的法律职业》一文（见本报2001年11月23日第三版）中，我曾提到，现代法治社会中的法律职业必须具备四种有机联系的品质，即掌握专门的法律知识和技能、致力于社会福祉、实现自我管理、以及享有良好的社会地位。法律职业道德之所以重要，从“内在视角”来看，就在于它与法律职业的这些品质密切联系。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知识和技能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为社会服务的职业精神的具体体现，是法律职业实现自我管理的一个基本途径，是法律职业享有良好社会地位的有效保证。

    作为法律知识和技能的基本内容。从事法律职业必须掌握专门的法律知识和技能，这种知识和技能是一种“习得的艺术”，其中就包括法律职业道德的内容。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者在自己的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循的判断是非、善恶的准则。要成为一名法律职业者，其先决条件之一，就是要通过专门的教育培训和资格考试，掌握基本的职业道德知识和技能。对法律职业道德的认知，为从事法律职业活动所必需，它应该属于法律职业者必须具备的最低限度的能力的要求。法律职业者必须知道自己的责任，知道一个社会的法律事务应该如何来完成。具体地说，他应该知道道德是关于是非、善恶的判断，它不同于美丑、真假、神圣和世俗、称职和不称职等价值判断；知道决定职业行为对错、好坏的标准，以及证明职业行为和道德主张为正当的适当理由；知道职业上的“善”为何物，其依据何在：知道在面临道德争议时如何形成自己的立场，将不同的道德理由整合为连贯一致的形态，以及解决道德争议的办法是什么。

法律职业的要求篇（7）

我国教育部在《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以下简称“教育部十二五规划”）中对提出要“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要求通过“加强行业指导能力建设，有效发挥行业在建立健全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机制、行业人才规格标准和行业职业教育专业设置改革机制等方面的指导作用”。这一提法，明确了职业教育应该加强与行业的联系，而行业也应该主动发挥对职业人才后备力量培养的作用。在这方面，美国法律界最大的行业组织美国律师协会对美国法学教育的指导与规范为各国法律行业如何指导其职业教育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在中国，近十年来的高职法律教育也在积极谋求与行业的紧密合作，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但是仍然有需要改进的方面。因此，加强对中美法律职业教育中的行业指导作用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美国律师协会对美国法学教育的重大影响

成立于1878年8月12日的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缩写aba），是美国的全国性律师组织，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已是世界上最大的法律职业组织。该协会于1879年成立“法学教育与律师资格常设委员会”，1893年正式建立“法学教育分部”，开始制定法学院设置标准，并进行法学院认证工作。截止2008年，一共有200所法学院通过了协会认证。自1921年第一份法学院设置标准以来,其间几经修改，最近的是2012-2013年版的法学院设置标准　。据此，美国律师协会对法学院的设置涉及以下内容　：

第一，对法学教育项目的要求。美国法学教育的项目有三年制的法律博士（jd），还有一年制的专业硕士（llm）以及学术性的法学博士（jsd/sjd）。其中，法律博士是主体项目。为此，“标准”首先要求获得认证的法学院在没有得到协会法学教育分部同意之前，不能设置法律博士以外的其他学位项目，以此保证该项目的主体地位。以笔者亲历的纽约大学法学院2011年毕业典礼看，当年获得法律博士的有500人，获得专业硕士（llm）的有500人，获得法学博士的（jsd）的只有10几人。其次，“标准”还对法律博士的教学内容作了规定，涉及法律知识、法律技能、职业伦理三个层面。如：有效而负责任地参与法律职业所需的实体法知识；法律分析与推理、法律检索、问题解决与口头交流；法律文书写作；有效而负责任地参与法律职业所需的职业技能；法律职业的历史、目标、结构、价值与规则（标准302）。再次，还对法律博士的教学时间和学习期限、学习途径、学分等做了明确规定。如最低学习天数不得少于130天且不少于8个月，每周不得超过5天，最长学习期限为7年。除了课堂学习之外，还有课外学习、远程教育和海外学习，但这些都有着更为严格的限定条件。

第二，对教师和学生的规定。总体来讲，协会希望教师具备良好的教育背景、丰富的教学与实践经验、较好的教学效果和一定的学术研究实力。专职教师的主要职责是授课，还有从事学术研究，发表相关研究成果；为法学院与大学尽职，参与法学院管理；承担公共职责，参与公益活动。另外，还有图书馆馆员、教务管理人员及从事法律文书写作、法律诊所教学的非终身教师，但不得超过专职教师的20%。为给教师创造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标准要求法学院建立学术自由和终身教职制度，以吸引和保留优秀教师。标准按学分将学生分为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类。一学期之内，注册学分少于10学分，视为非全日制学生；每学期注册学分超过13学分的，视为全日制学生；在计算师生比时，非全日制学生按2/3折算为全日制学生。合格的生师比为小于或等于20:1；大于或等于30:1的视为不合格；介于两者之间的，认证委员会将综合考察其教学资源，包括教学质量、班级规模、小班授课与研讨、师生接触、公共服务等因素，来决定其生师比是否合格。

第三，对图书资料与教学设施的要求。首先，该标准明确要求每个法学院都应该有一座法律图书馆，要积极有效地支撑法学院的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其次，要求图书馆馆长应具有法学学位和图书馆或信息科学学位，具有丰富的图书管理知识与经验。再次，还要求馆藏内容必须提供某些至关重要的核心资料，如法院判决汇编、法律法规与裁决文本、研究性著作等。

第四，管理模式。美国法学院的任务不是培养法学研究人才，而是合格律师。美国律师协会自成立以来便以整顿法律服务市场、统一律师培养标准为己任，除了设置法学院的建设标准，还有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组织律师资格考试，其中最重要的一点限制是要求考生必须毕业于由美国律师协会评估认证的法学院。这一制度的建立保证了全国法学院的毕业生在法律知识的掌握、对法律的理解、以及法律意识的形成上达到相同或相近的水平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使美国各州在律师资格考试制度采取统一行动有了可行的基础。

美国律师协会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法学院设置标准来改善法学教育和确立从业管理标准，对美国的法学教育实施一整套教育质量监控标准，使美国的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紧密地结合起来。加之美国的法学院相对有效地教授了现代法律职业应该具备的四项技能，即信息型知识、言辞文书技术、法律方法和伦理信仰，　使美国的法学教育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职业教育之一。

二、行业参与下的中国高职法律职业教育

在我国，法律的教育可以分为以传授学科知识为主的理论教育和以传授操作技能为主的职业教育。目前，高校法学院或政法大学主要承担法学理论教育，高职法律专业或院校主要承担法律职业教育，即以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操作能力为特色，为从事法律职业及其辅助岗位培养合格法律人才为目的的教育形式。这里，“法律职业”除了通常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这些需要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的职业以外，还包括通过当地人事考试或招聘从事公安及司法警察、司法助理员、人民调解员等岗位的基层一线法律工作者。

法律职业教育所针对的行业及其岗位，决定了它的发展离不开公、检、法、司、监狱等部门的支持，特别是在全国法学专业本科毕业生连续十年就业率处于倒数地位的情况下，法律职业人才规格标准、需求预测等更需要来自行业及其协会的指导，才能摆脱人才培养与就业的巨大差距。在这方面，高职法律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要远高于普通高等院校的本科毕业生，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及教学实践更侧重于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而这又与法律职业院校在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中广泛吸纳行业专家，并积极听取行业一线实践专家对人才培养的意见分不开。

法律职业的要求篇（8）

    1.正当性。正当性是一个语境多样、歧义丛生的概念,它不是专属于某一学科的专有术语,而是法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个学科的核心概念,近年来哲学和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伦理学都十分关注正当性问题的研究。在伦理学中,一般而言,正当是指社会的应该,是“基于社会需要、目标而形成的社会领域的善,而其客体则必须是人的行为。”[7]无论在个人道德层面还是社会道德层面,正当性都是“关于道德行为的价值的正肯评价,其基本含义是符合或满足某种道德价值标准(善或者社会正义)。”[8]在法学中,与正当性相对应的词,在英文中是legitimacy,该词除“正当性”译法外,还有学者将其译为“正统性”、“合法性”,意指某种公共权力或政治秩序符合某种抽象的法则或原理。它与“合法律性”相对应的legalit有着明显的不同,其强调的合法律性应直接归位于某种实在法依据或具体规定。正当性的社会学或经验主义解释始于韦伯,其后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中将其界定为“对于一个政治秩序所提出的被认可为对的及公正的这项要求实际上存在着好的论证:一个正当的秩序应得到承认,正当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9]从而赋予了正当性以规范性和有效性含义,而不仅仅是法律程序性的含义。政治学语境下的正当性的提出和演进是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建构紧密相连的,主要与政治制度合法性基础问题和对政治制度的道德辩护问题密切相关。在综合上述各学科关于正当性论述的基础上,我们主要从价值评价或价值判断角度来理解正当性概念,所谓正当性,是指“基于社会需要、目标而形成的社会领域的善,而其客体则必须是人的行为或包含着对行为的规范性的制度、规范、章程等。”[10]由此,首先,正当是一种善,是一事物或现象(包括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事物或现象)由于其具有的一定属性或性能,而能满足主体某种需要的有用性,体现的是一种正价值。其次,正当是一种社会的善。价值具有主体性特征,是一种以主体为尺度的关系,它在根本上体现的是主体的需要和创造性本质。但此处的主体并非单纯指个人或群体,从更深层次上说,是指人类社会和人类主体,价值因此是一种社会的善,其最终和最高的衡量标尺是整个人类主体的根本利益,是社会的需要和目标。再次,正当评价的客体是人的行为和各种规定、规范和制度,在本文中则是指作为制度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

    2.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基于制度目标设计的正当性。所谓制度,是指组织人类共同生活、规范和约束个体行为的一系列规则或规范,因此,也可以说,制度就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协调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约束。[11]制度作为一套比较稳定系统的规范和准则,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方面并总是针对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需要或多种需要而产生的,体现了人类的理性选择和价值追求。在设计过程中,制度总是会以某种价值预设为基础,预先假定一些与人们现实利益密切相关的价值,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制度的设计、选择、改革和创新以有效地满足主体的利益和需要,实现和维护社会某种价值追求和价值目标。由此,制度目标设计的正当性,就是指一项制度在目标设计上所具有的善,或一项制度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所具有的善,它所表明的是如何使设计出来的制度能最终达致和实现作为主体的人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满足价值主体的利益、追求和需要。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是指为保证和提高法律职业人员素质,加强法律职业人员管理、保障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保障法律职业人员依法履行职责,保障司法公正而由国家统一组织的从事特定法律职业的资格考试制度。《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申请律师执业和担任公证员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它表明,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其价值追求就在于通过建立起一种规范体系,整合原律师资格考试制度和初任法官、检察官考试制度,建立起一种形式理性化的法律职业准入控制措施,为法律职业者的选拔提供科学合理的选拔标准、考核体系、考核程序和选任方式,经由司法考试,选拔符合法律职业要求的法律人才,推动当代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由此,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及其目标设计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依据,就在于促进和推动当代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

    二、对作为一种职业准入控制机制的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基于制度目标设计正当性的考察

法律职业的要求篇（9）

二、英国法律职业教育简介

英国的法律学术教育（academiceducation）与职业教育（practicaleducation）是分开的。也就是说，在英国学习法律，可以选择职业课程，也可以选择本科和研究生课程。

学术教育主要由普通大学来承担，将法学作为一门学问来传授和研究，其理论性和学术性特色较为突出。教师都是研究有素甚至造诣深湛的法学专家、教授，学生通过学习可掌握法律的基本构架、主要内容、基本原理和原则。学校可自由的制定相应的教学大纲和规定学科课程，为学生打下法学理论基础，并引导学生进行一定深度的学术思考。在学术这条路上，学生可以逐步深入的攻读LLB（BachelorofLaw，法学学士，学制为三年）、LLM（MasterofLaw，授课式法学硕士，学制大多为一年）和Ph.D（三年制的研究型法学博士）课程。

如果学生希望在日后从事与法律相关的职业，那么除了接受必要的法律学术教育以外（至少要获得LLB或者与之相当的学位），还必须完成规定的职业教育课程。职业教育的内容是非常实务的，由相应的律师协会根据行业和职业的需求联合或分别制定，项目教学由独立的职业教育机构提供，教师多是资深出庭律师或其他实务经验丰富的法律工作者，而且都是兼职的。主要对学生进行实务技能方面的教育和训练，如怎样会见当事人、怎样起草法律意见书、怎样出庭辩护、怎样举证和质证等。因此，毕业生多数都有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最后，毕业生还要在律师事务所实习两年（trainingcontract），才能在律师行业协会注册并获取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英国法律教育的这种设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将高校从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的挣扎中解脱出来，将职业教育的标准交给行业制定，并由专门的机构和教师完成，使得职业教育具有更强的实用性和实践性。一方面使有学术能力的人能够专心的做学问，另一方面使愿意从事实践性法律工作的人也能得到实用的职业技能培养，从而使教育发挥最大的效能。

三、英国法律职业标准的制定

英国的法律职业教育是由行会主导的，其教学内容和测试标准都是由相应的律师行会来制定的。英国律师分为两类：事务律师（Solicitor）和出庭律师（Barrister）。两类律师分别办理不同的法律事务，大致来说，前者做非出庭的所有业务，而后者负责出庭辩护。因为职业导向不同，事务律师和出庭律师各自具有独立的组织管理机构和职业标准，事务律师由英国事务律师协会（LawSociety）管理和制定职业标准，而出庭律师则由出庭律师公会（GeneralCounciloftheBar）管理和制定职业标准。而职业标准指导和规范了职业教育（PracticalEducation）以及实习（TrainingStage）的主要内容。

英国出庭律师公会在2006年将其规范和代表的职能分开，将其规范出庭律师行业的职能独立出来，成立了出庭律师规范理事会barstandardboard（下称SBS），由SBS来具体制定有关出庭律师准入制度和职业标准，其中最重要的职业规范为《出庭律师执业标准》CodeofConductforBarrister和《出庭律师执业指引》BarCouncilGuidance，从律师执业须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职业道德，保护当事人利益的要求，出庭、辩护、为公众提供法律意见的规范等各个方面进行规范。学生完成了法律学术专业学习后，须到SBS认可的职业培训机构进行职业培训vocationalstage。根据出庭律师职业标准要求，SBS每年制定《出庭律师执业培训课程标准和指引》BarProfessionalTrainingCourse—specificationrequirementsandguidance，各个培训中心必须按照课程标准和指引的要求设置培训内容、教学大纲、教学标准、考核方式和评价标准。出庭律师职业培训的主要技能包括案例分析技巧CaseWorkSkills，法律调查LegalResearch，一般写作技巧Generalwrittenskills，法律文书写作Opinion－writing（thatis，givingwrittenadvice），客户沟通技能ConferenceSkills（interviewingclients），人际关系技能InterpersonalSkills，庭外和解程序ResolutionofDisputesOutofCourt（ReDOC），辩护技能Advocacy（courtortribunalappearances），培训的主要知识内容包括民事诉讼及救济措施CivilLitigation&remedies，刑事诉讼及判决CriminalLitigation&sentencing，证据学Evidence，职业道德ProfessionalEthics等内容。对于评估的方式，SBS并没有做出强制性规定，而是交由各个培训中心自行掌握。通常而言，专业知识的考核方式为考试（从2012年起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职业道德三门考试将由SBS统一出题），写作技巧的考核方式为论文，而实践技能（如辩护、庭外和解技能）的考核方式则为实操录像评估。SBS对相关的培训中心进行监督和定期外审，以确保教育内容和教学质量符合《出庭律师执业标准》和《出庭律师执业指引》的要求。由于从事法律服务的内容不同，事务律师的准入程序与出庭律师略有不同。按照事务律师公会的要求，学生必须完成法律专业学术教育（degreeinlaw）、法律职业培训课程（LPC，legalpracticecourse，时间为1～2年，培养学生的民商事诉讼、刑事诉讼、辩护等法律专业职业能力）、实训课程（Practice-basedtraining/trainingcontract，通过与律所签订实习合同完成1年的实习）、专业技能培训课程（PSC，Professionalskillcourse，20天左右的课程，一般与Practice－basedtraining同时完成，培养学生沟通、客户服务等通用职业能力）等几个阶段的学习，才有资格申请成为事务律师。事务律师公会下属的事务律师规范机构SolicitorsRegulationAuthority（SRA）每一年都会制定相应的规范，对事务律师的执业标准、准入制度、法律职业培训的内容做出具体的要求。SRA的规范确定了法律职业培训的标准，培训课程的大纲和内容，以及实训合同（trainingcontract）的内容都必须依此制定。按照SRA的规定，法律职业培训课程LPC和专业技能培训课程PSC既包括由执业事务律师讲解的关于与客户接触、洽谈、接受委托、签署委托服务文书，以及提供法律建议、审查起草法律性文件和执业中查询法律资料等与具体法律业务有关的实用技巧，同时也向学生介绍律师事务所的财务和纳税制度等。实训课程（trainingcontract）则是要求学生到律所实习一年。通过实习，接触事务律师实务，并且能够在有资格、有经验的事务律师的指导下，运用在LPC阶段学到的职业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甚至是独立承办案件。最后由学生所在的律所为其提供实习鉴定，以判断学生是否通过实习。所有的实训合同都要使用SRA的标准格式并向SRA注册，接受SRA的监督。

综上所述，英国对于法律职业能力的培养是非常重视而且非常实务的。学生在取得律师执业资格以前起码要经过一年以上的职业培训师实习的过程。英国的这种法学教育制度，保证了学生在完成法律专业和职业的学习以后，能够迅速的适应律师职业的岗位需求，为客户提供专业、高质量的法律服务，维护律师行业的执业水平。可以说，英国的律师行业享有很高的信誉和地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严谨、专业的职业培训制度。

四、我国的法律职业教育现状分析与反思

1．法律职业教育和职业准入制度的现状

严格来讲，我国现在不存在英国的法律职业教育。我们的法律教育主要是学术教育，并且主要由普通高校来承担教学任务，学历可以分为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四种。虽然我国各个行政级别都设有相应的律师行业协会，但是律协基本上不介入法律职业教育。根据我国《律师法》和《律师资格考核授予办法》，学生取得本科以上的法律学历以后，可以参加全国统一的司法考试，考取由司法部统一颁发的《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如果通过司法考试可以申领律师资格证和实习证，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满一年后可申请律师执业证书。

2．现行法学职业教育的缺陷

（1）教学内容过于注重学术，忽视了法律实务教学。法学是世俗的学问，甚至很多是实践性的、技术性的，因此单靠课堂讲授是不够的。但我国的法学教育基本上停留在理论分析、法律诠释，因此距离司法实践的要求差距较大。虽然近年来法律职业能力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但上大课讲授仍然是法学教育的主导方式。这与英美的法学院职业导向教育形成了鲜明对比。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法学教育普遍受市场的压力，法学教员参与法律实务日益增多，法学院才普遍开始聘请律师讲学；法律援助也开始了（1994）；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一部分法律院校开展了法律诊所教育（2000年）；所有这一切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法学院的法律实务教育。但由于上大课；由于绝大部分教员仍然缺乏法律实务经验；由于担任过兼职律师的，也往往是做法律咨询，缺乏出庭经验，缺乏审判的经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没有根本性的改观。

（2）考试制度过于单一，难以全面考核学生的专业职业能力。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守成教育”传统就决定了其考试制度更看重知识的记忆，这已经成为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重大难题之一。但法学教育可能是受其影响最大的学科之一，因为法学更讲求知识的灵活运用，很难实行有效的、标准化的书面考试。书面考试难以全面体现学生的知识广度、专业深度和分析思考问题的能力，难以考核学生思辩的专业职业技能，难以体现法律人保护客户利益的职业道德要求。

3．法律专业职业化的必要性

近10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法制意识迅速提高，因此我们面临着法律职业专业化，以全面提高法律职业者的专业素质，为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法律服务。法律职业专业化，指从事法律职业的人需要有专门的法律训练、掌握专门的法律知识、遵守专门的职业道德。职业专业化要求建立完善的职业准入、职业培训、职业道德、职业保障等制度。法律职业专业化须通过成熟的法律职业教育来保障。

4．借鉴和改革

通过上述的讨论，作者认为，我国可以学习和借鉴英国法律职业教育的传统和经验，从以下方面对法律职业教育进行改革：

（1）明确法律职业教育的教学标准，学习英国由行业制定职业标准的方式，明确规范律师执业须掌握的知识、技能和职业道德标准。

法律职业的要求篇（10）

作者简介：杨永志（1976-），男，河北政法职业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法学、法律高职教育；李兴刚（1976-），男，河北政法职业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高职教育管理。

课题项目：本文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十二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我国法律高等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研究”（编号：11YB116；主持人：杨永志）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32－0011－03

一、法律高职教育基本属性辨析

高等职业教育肩负着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的使命。[1]根据高职教育的根本任务，结合法律事务工作实际，法律高职教育应当具有以下基本属性：

（一）高等性

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中的一个类型，是使受教育者取得某种职业资格，能在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或基层从事技术应用工作的高等教育。[2]法律高职教育应当具有高等性，培养目标应当符合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总目标。在学历层次方面，从应然的角度来讲，可以包括专科、本科、研究生，应用性法律本科教育、法律硕士教育也应属于法律高职教育。从实践来看，基于国家对高职教育的整体定位，法律高职教育被约定俗成地限制在专科层次，“法律高职教育”的概念通常被在狭义上使用。应当构建法律职业教育体系，搭建法律职业应用性人才成长的“立交桥”。[3]在人才素质方面，应当着力培养“高素质”。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应当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较强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这要以较高的综合素质为基础，综合素质对于做好工作具有更加深刻、更加持久的意义。根据法律事务工作的要求，法律高职教育中综合素质培养尤为重要，忽视综合素质的培养，就不能强化法律事务工作技能，不能适应法律事务工作人文性内涵的要求，不能使学生增强发展后劲和提高发展层次。

（二）面向法律事务。法律事务不是直接适用法律的司法工作，而应属于社会管理与服务工作，它可以分为四类：一是法律应用工作，如司法助理、刑事执行、民事执行、行政执行、法律顾问等工作；二是司法技术工作，如刑事侦查、司法鉴定、安全防范、司法信息等工作；三是法律应用服务工作，如书记员、法律文秘、司法警务等工作；四是各行各业中涉及法律应用的其它工作，如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商务谈判、投资理财、人力资源管理、社区管理等工作等等。

（三）面向基层一线。“基层”一般是指基层机关、企事业单位，也可以指基层工作岗位，即“第一线”。有人认为“第一线”就是最低级别的工作岗位，这种认识是片面的。“第一线”是指直接从事业务实际工作，区别于宏观管理工作。法律高职生毕业后一般应当从初级工作岗位干起，但并不是说他们只能在初级岗位上工作，他们经过努力和经验积累可以不断升职，升职后继续直接从事业务实际工作，仍然属于“第一线”。高职教育所面向的工作岗位应当有一定前瞻性，是学生就业后若干年内能达到的预期岗位，而不是起点岗位。[4]而且，对起点岗位不能绝对化，它们应当是与法律高职教育培养目标相适应的起点岗位。

（四）高端技能型。专科层次高职教育培养的人才不仅是应用性的，而且还是以技能为重的技能型人才。技能是指对工作规程、方法和技巧的掌握，技能型人才就是主要通过实践工作规程、方法和技巧来完成工作任务的人才。“技能”的概念过去一般用来描述从事理工类技术应用操作工作的人员，随着社会工作分工的细化，从事社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文员应当具备的技能逐渐明确，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操作技能（如速录技能）；一类是具有一定“思维”含量的高技能（如会议服务技能、接待服务技能）；一类是具有较高“思维”含量的高端技能（如谈判的技能、起草法律文书的技能），即能够灵活运用“思维”应对不同情境，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是介于决策管理和操作执行之间的较高水平工作，法律事务工作技能应当属于高端技能。法律事务工作的对象主要是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完成好法律事务工作对职业技能的“思维”含量要求较高，要靠个人长期形成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综合素质。

二、法律高职教育诸多困惑解析

（一）毕业生与法律职业难以直接对接

法律职业准入的要求是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而司法考试的报考条件是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只有少数经济欠发达地区允许专科学历）；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考试虽然允许具有专科学历的人员报考，但限制条件是工作满5年，其中从事企业法律或经济工作满3年。法律事务、司法助理等法律高职专业没有专门对应的职业资格。每年公务员招录，政法机关允许法律高职毕业生报考的职位很少。举办法律高职教育的初衷主要是适应社会对法律辅助职业人员的需求，但这种人才培养的超前性在社会现实面前显得过于理想化。政法队伍和法律服务队伍未严格按照法律职业人员和法律辅助职业人员的区别分类用人，聘用法律辅助职业人员大多也要求具有本科以上学历。

（二）毕业生就业形势非常严峻

进入21世纪后，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许多本专科院校都开设了法学类专业②、法律类专业，毕业生数量大。据统计，截至2010年，全国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有1246所，开设法律类高职专业的学校有300余所，2009年底在校生数为228694人，是本科法学专业在校生数的一半；设置法律实务类、法律执行类和司法技术类三大类13个专业和一批新设专业组成的专业教学体系。[5]法学本科生、研究生都很难就业，法律高职毕业生就业更是难上加难。201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政法类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生半年后的就业率在各类别高职高专院校中位列倒数第一。法律文秘专业、法律事务专业被列为高失业风险型专业，被以“红牌”预警。[6]

（三）相关工作岗位设置的科学化水平较低

目前，政法队伍的职业化程度还不高；地方法律服务行业整体发展水平不高，法律服务机构的专业化管理水平不高，法律服务的领域和内容不够全面，因此，对法律辅助职业人员的需求较少。近年来，我国逐步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但尚处于探索阶段，社会管理和服务工作人员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程度不高，而且，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有关政策不同，在不同区域有较大差别。一些大型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实行了企业法律顾问制度，而大量中小企业尚未足够重视和强烈需求从事法律事务工作的人员。

（四）落后的教育方式“根深蒂固”

高职教育大发展的时间还不长，而且，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教育方式还不能很好地适应人才培养的需要。尤其是法律高职教育，不像工科高职教育那样，在人才培养上与本科教育有比较明显的区别。法律事务专业人才的核心职业能力也不像工科专业人才那样具体、可见、容易衡量。这就使法律高职教育很难与法律本科教育及法学本科教育有明显的区分，区分往往在于学历“身份”、学习态度和方法及基于自我评价造成的学习精力投入。这也造成了法律高职教育往往沿用多年来形成的教育模式，很难走出一条特色之路。法律高职院校的大多数教师毕业于法学高等院校，长期接受了传统教育模式的熏陶，已经潜移默化为自己的教育习惯，加之没有系统、深入地学习过教育理论，很难想像和把握具有质的区别的其它教育模式。而且，一些教师没有法律事务工作实践的丰富经验，既没有较强的实践能力，也不精通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也成为制约教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障碍。有的教师虽然具有司法实践经验，但由于对培养目标定位把握不准以及忽视了学生的就业现实，“市场”意识不强，对职业化、专业化的认识不足，按律师、检察官、法官的标准，对学生思维的深度要求过高，对学生实用技能的培养薄弱，对学生知识面的拓展不够，难以达到应有的教学效果。

（五）法律高职与工科类高职在办学规律上差别较大

国家大力发展高职教育以及对高职教育培养目标的定位主要是与我国现阶段工业化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高职教育主要是培养工科高技能人才，国家对于高职教育的政策也主要是以培养工科高技能人才为导向的，对于少数文科高职人才的培养也主要是围绕生产经营过程培养相关的管理、服务人才，也就是说，文科高职人才就业导向也主要是企业。当然，高职教育并没有忽视文科专业人才的培养，专业设置覆盖了财经、旅游、公共事业、文化教育、公安、法律等大类。但是，法律高职教育与工科类高职教育相比，在社会需求、思维和行为方式以及由其决定的知识、能力、素质培养要求和模式方面存在较大差别。以工科类高职教育一般办学规律为基础制定的有关政策对于文科专业人才培养的“蹩脚”之处是显而易见的。法律高职教育是文科高职教育中的一种，而且是在职业准入方面有特殊要求、在工作内容上具有“国家刚性”的特殊一种，落实高职教育政策的部分要求难度很大。

三、法律高职教育科学发展的路径探析

我国法律高职教育存在的诸多困惑，其根源可以分解为社会、学生、学校三个方面的原因。三者立场不同、角度不同，产生矛盾是正常的，三者在根本上是统一的，产生困惑是因为还没有深刻认识到建立在三者统一性基础上的核心结合点，以及没有很好地把握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方法。

长期以来的教育思维往往忽视了学生的需求。习惯以教师的认识来判断学生的需求，以及用简单说教的方式将这种认识强行植入学生的头脑，落实于教学过程之中，可总是难以实现理想的效果，学生不满意。一般来说，教师的认识方向是正确的，但由于教师的角度和学生的角度毕竟不同，师生的认识在全面性、深入性上还存在差距，在将认知传递给学生这一复杂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还不够有力。

长期以来的教育思维也不够重视社会的需求。往往强调以学科为基础的专业性和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忽视了培养学生实际工作能力；大量一线工作岗位需要有实践经验的复合型人才，而不是主要从事科研工作的专业技术人才，有的学校现有的知识、能力、素质培养体系的结构还不够合理；有的学校缺乏社会需求调查，或者调查不够全面、细致、深入，不能做到科学分析社会需求，教师还不能洞察社会需求的发展变化，不能准确把握教学重点、方法和灵活性，难以培养学生过硬的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现实中，学生需求与用人单位需求之间存在着矛盾。有的学生及家长不能比较合理地规划职业生涯，期望值过高，选择专业具有盲目性。有的学校不能科学地判断社会需求，设置、发展专业和设计人才培养方案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学生有多样化的需求，有的学生接受高职教育主要是为了提高素质，实现学习愿望和生活理想，就业需求不强烈；有的学生为等待合适的工作在毕业之初不愿意就业；在学历文凭是社会对文科类职业人才评价的重要标准的情况下，许多学生愿意继续深造；有的职业是社会急需的，单位有强烈的用人需求，但由于其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较低，或者不是与学生所学专业相对应的职业，也不是与学生所学专业相关的同一待遇水平的职业，学生不愿意从事该职业。因此，必须深刻认识学生需求与社会需求关系的复杂性，统筹考虑层次的高等性、类型的职业性、素质的全面性、就业的有效性、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及学生的个性。

社会、学生、学校三者统一的纽带是“需求”，必须用科学的教育将社会和学生的需求协同起来，切实解决供与需的对应问题。应当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高职教育方针和规律为遵循，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实现社会、学生、学校协调发展，为社会、学生、学校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法律高职教育不能简单套用以培养工科高技能人才为导向的高职教育有关政策，而是应当领会政策精神，遵循基本办学规律，探索出适合自身发展的特色道路。

应当正确认识难以对应法律职业和毕业生就业率较低这两个困扰法律高职教育的关键问题。专科层次的法律高职教育对应的不是法律职业，而是社会对具有法律素养人才的需求，不应脱离实际，将法官、律师和检察官作为培养目标，甚至将立法人员、法律研究人员和教学人员作为培养目标。法律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应当既包括从事法律辅助职业的人员[7]，也包括从事行政执法、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法律事务工作的法务人员，对应的工作单位在性质上可以概括为政法机关、法律服务机构、一般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制建设推进，各行各业工作都会涉及到遵守和应用法律，各行各业都需要具有法律素养的管理和服务人才，法律思维方法、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能够在各种工作中发挥独特作用。随着企业经营管理者法律意识的增强，懂法律懂管理懂经营的人才，将在企业涉法业务、管理决策、争端解决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法律高职教育可以对应各行各业，培养法律素养+职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法律事务专业可以针对不同行业确定若干专业方向，以增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毕业生就业的有效性。统计法律高职毕业生的就业率，判断法律高职毕业生的就业质量，不能局限于是否进入政法机关、法律服务部门，或者是否专门从事法律工作，只要到能够发挥法律素养作用的工作岗位都是成功就业。关于法律事务工作岗位对应的职业资格问题，吴昊先生提出，可否借鉴类似于会计师、助理会计师、会计员分级的职业资格考试制度。资格考试可设定多个层次，第一级设定为律师资格（可以从事律师、检察官、法官资格）；第二级设定为法律事务师（可以从事一般法律事务性工作准入资格等）。[8]我们十分赞同设定法律事务师资格的建议。

法律高职教育必须高度重视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法律高职教育是知识、能力、素质、人格培养的高度统一。应当特别注重培养学生坚定的政治立场，确保学生政治合格；应当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法律素养，用社会主义法治所特有的“民主、理性、规范、和谐”精神来教育学生，使学生树立公平正义和民主法治观念，引导学生自觉守法护法，成为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应当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使学生强化德行修养，形成健康人格，担当社会责任；还应当特别注重培养吃苦精神、意志品质和自我管理的习惯。总之，法律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工作应当做到“政字当先，法涵其中，高在素质，强在技能”，从而形成鲜明特色。

法律高职教育必须精心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应当坚持“感悟职业，激发热情，自主成长，全程育人”的方针，将整个大学生活作为树立职业理想，修养职业道德，锻炼职业能力，拓展职业素质的理性空间。充分发挥各种载体的文化育人功能，将社会主义文化、法律文化、职业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校园文化，营造浓厚的法律工作氛围，培育优良教风学风，使学生在点滴之中感悟职业的要求，并内化为自身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应当搭建了学生自主学习、自主发展、自主实现的平台，使学生感到被重视、被尊重，感到学习任务的应用价值，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法律高职教育必须强化人才培养工作与法律事务工作的结合。在教学中，应当遵循从感性到理性、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认识规律，必须改变先讲理论、再搞实践的传统模式，从实际工作过程出发，认真研究教学内容的有效组合，提高实训实习的时间、次数、内容、形式、方法安排的效率，做到“实”与“训”、“习”深入结合。法律高职院校应当加强与用人单位多方面的合作，实现学生、用人单位、学校“三赢”。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Z].2006-11-16.

[2]董大奎.示范性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建设[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93.

[3][5]全国高职高专教育法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2011年年会暨“十二五”期间高等法律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研讨会综述[Z].（法高职委〔2011〕3号）.

[4]徐国庆.职业教育项目课程开发指南[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7-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