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相关理论篇（1）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6－0121－08

20世纪70年代麦金农和肖提出的金融深化理论奠定了金融自由化的理论基础，由此也揭开了发展中国家以金融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金融改革的帷幕。与此同时，为摆脱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窘境，主张放松管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成为发达国家金融改革的主流。于是，金融自由化就成为了世界金融改革的主流内容。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频发，且主要出现在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由此人们不禁要问：金融自由化是否就意味着风险？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必然会发生金融危机吗？而政府又应如何推进金融自由化？

针对上述问题，许多经济学家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包括：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的扩展、反对与完善M-S的理论、有关金融脆弱性的现论研究、金融危机理论与模型、金融自由化排序理论。本文依照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发展脉络，对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发展及其相关理论进行梳理，系统介绍这一领域的主要研究进展。

一、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

麦金农和肖在格利和肖、戈德史密斯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格利和肖①是最早对发展中国家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深入研究的一批学者，他们开创性地指出，发展中国家不成熟的金融制度是经济发展的障碍，并得出结论：经济的发展是金融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金融发展则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手段。[1]戈德史密斯在1969年对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为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

1973年麦金农和肖在《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部著作中，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现状进行剖析，得出了相同的结论。麦金农的互补性假说揭示了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自由化的内在原因，以及如何在不造成较大的社会与经济代价的前提下实现金融自由化。在两个经济学假设②前提下，储蓄倾向会强烈地影响实际货币余额的需求；而在任何确定的收入水平下，实际货币余额与投资之间存在互补性。麦金农认为，投资与实际利率水平也呈正相关。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实行利率管制，实际利率被压得很低，因此会出现因实际货币积累减少而阻碍投资进行的情况，从而使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肖的债务中介观不认为实际货币余额与投资之间有互补关系，而认为这种互补关系是经济单位局限于“自我融资”的结果，即只要金融中介发挥作用，经济单位就不会仅限于自我融资。他强调银行体系自由准入和竞争的重要性，并将此作为金融自由化成功的前提。肖同时也认为，发展中国家合乎逻辑的发展道路就是解除对利率的人为抑制，深入推进金融自由化改革。[3-4]

根据M-S模型，在利率受到压抑的情况下，储蓄水平下降，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不能获得，有效率的项目可能无法获得资金，从而使得经济总体水平无法提高，同时还滋生了银行业的腐败与低效率。解决这些相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取消利率管制，③让市场机制来决定利率水平，同时减少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过度干预。麦金农和肖都倾向于实行金融自由化，并提出了系统的金融改革和金融深化的基本模式，主张应当尽可能地减少政府对金融的干预。这是麦金农和肖金融深化理论的一大突出贡献。

但是，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只注意到货币在集聚金融资源中的作用，忽视了金融体系通过信息生产有效配置资源及管理风险等功能。在其理论中，经济依然被割裂为实质部门和金融部门，金融部门并不创造财富；金融发展只能影响资本形成，并不影响全要素生产力，这大大削弱了其理论的自身价值。

二、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的扩展

以1973年麦金农和肖的经典著作出版为标志，“麦金农-肖金融深化框架”正式形成。此后，许多经济学家在麦金农和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麦金农-肖金融深化框架”进行了诸多重要拓展。理论界将这些研究成果称之为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的扩展。④

1. 卡普和马西森的投资规模理论

Kapur（1976）和Mathieson（1979）的论述一改封闭经济状态的前提，主要集中在开放经济状态下，并且突出了金融机构在影响储蓄规模上的作用。此外，他们对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经济增长及经济稳定这三者的关系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适当的经济政策和金融体制改革来同时实现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这一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刻的阐述。[5]

2. 加尔比斯的投资效率模型

Galbis（1977）认为，即使总的实际存款对利息没有弹性，高利率仍会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因为高利率能使资本存量在质量上得以改善。我们可以将其理论精髓概括为：金融自由化是通过改善投资质量来提高经济绩效的。[5]

3. 内生增长理论

内生增长理论⑤是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其基本观点是：经济增长是经济体系内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非外部力量推动的结果。继罗默、卢卡斯之后，理论界掀起了有关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讨论的高潮，发表了一系列具有高学术价值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重新强调了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了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都是内生的）效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这为进一步研究金融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Marco Pagano（1993），他运用“AK”模型对金融自由化后的金融发展对实际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富有价值的研究，认为实施金融自由化（最初步骤是解除利率管制）可提高储蓄水平和投资效率，增加流向产业部门的可贷资金量，从而提高银行效率，改进资源配置效应，促进经济增长。[5]内生金融增长模型所探讨的是稳定状态下的金融发展，对金融条件发生变化情况下的动态变迁路径没有提供任何深入的分析，这是内生金融增长模型的不足。

上述理论为金融深化理论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为金融深化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实践带来了巨大灾难――金融危机。理论主张与实践检验的巨大冲撞激发了人们对M-S理论的质疑，结果导致M-S理论的反对派――新结构主义、新凯恩斯主义、新制度主义等流派的相继诞生。随后，麦金农不得不对其理论重新进行修正，于1993年提出了金融控制论。进入20世纪90年代，又产生一个新的流派――金融约束论与M-S理论相抗衡。

三、反对与完善M-S的理论

1. 新结构主义理论

为了能够多角度认识金融自由化实践的失败，以及对金融部门提供有益经验，新结构主义者Van Wijnbergen（1983）、Taylor（1983）和Buffie（1984）等对金融自由化的逻辑首先提出了质疑，开始分析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独特制度结构。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存在明显的二元经济特征――现代意义的正规金融市场（正规信贷市场）和落后的场外金融市场（非正规信贷市场）并存。由于正规金融市场要缴纳法定准备金，所以会发生资金“漏损”。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保护好已经效率很高的非正规信贷市场，而不要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6-8]

2. 金融约束理论

进入20世纪9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成就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很多经济学家分析了在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金融领域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由此Stigilitz（1981，1996）提出金融约束论，发起了对金融自由化理论的猛烈攻击。他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不完全信息或不完全市场，因此不具有帕累托效率。在那里，有限的政府干预能大大提高单个经济体的效率，因此政府干预不但能使金融市场运行得更好，还会改善经济绩效。他特别主张通过政府干预使利率低于市场均衡利率水平，并认为适当的金融压制反而能够提高资金配置的效率。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引起利率迅速上升的金融自由化不仅会导致银行贷款投资的恶化，还会危及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由此推论出，因金融自由化而导致的利率上升是导致金融不稳定的罪魁祸首。[9-10]金融约束论提出后不久，1997年东南亚国家便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因此，该理论立即得到了相当部分人士的赞同，但也引起了众多经济学家特别是极力鼓吹金融自由化改革的经济学家的批评。

3. 新凯恩斯主义理论

对于金融自由化理论的科学性，凯恩斯主义也提出了批评。该理论反对实行以高的实际利率为核心的金融自由化理论，主要从有效需求的观点来反驳M-S理论。该理论认为：高的实际利率因增加了企业筹资成本或超过企业实际利润率而必然抑制投资，投资的缩减将通过乘数效应降低经济增长率；实际利率提高后，实际储蓄可能增加，从而导致居民的实际消费下降，减少社会消费需求；金融自由化往往伴随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放松和自由化，外资流入追求高收益，通常会导致汇率高估，抑制出口，使出口需求下降；实际利率提高可能使银行减少项目融资或促使银行从事高风险项目融资，这样容易引发银行亏损，增加金融业的不稳定性。[11]

4. 新制度主义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麦金农和肖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理论，坚持的仍是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活动中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而作为金融市场中降低交易费用的经济组织形式――金融机构，在金融深化过程中的作用被严重地忽略了。也就是说，M-S理论忽视了制度的作用和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新制度学派区分了需求引致型金融和供给主导型金融。他们认为，金融供给及金融机构能够自主地促进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特别是对经济不太发达的国家更是如此。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政策是否一定导致资金来源短缺、投资不足等问题，还取决于银行行为和市场结构。新制度学派认为，在利率不上升的情况下，金融深化也可能出现，从而否定了金融自由化的必然性。[12]

5. 金融控制论

鉴于拉丁美洲国家激进式金融自由化的失败，麦金农对其金融自由化理论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和完善，提出了“金融控制论”的观点。其核心思想是强调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应适当控制节奏，要循序渐进。然而，并非所有的新古典主义学者都同意这一观点。雷特和桑德勒简（1990）提出，采取渐进式自由化改革会导致自由化自身的扭曲，并且增加这个过程中政治支持能力的难度。更为普遍的观点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实施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政治意愿将会衰减，因此，在改革的政治热情尚未退却时立即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效果会更好一些。[12]

新结构主义等流派的诞生及金融控制论、金融约束论的提出，对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金融危机爆发，从外因角度有了一定的解释力，但又有各自的局限性。这些理论假设比较贴近现实，提出的政策主张比较符合各国的实际，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理论研究和金融发展实践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但这些理论对金融体系发展的负面影响，特别是金融发展不当所导致的危害认识不够，既没有很好地研究金融动荡和金融危机的根源，也没有研究金融发展转化为金融动荡和金融危机的机理。随着金融自由化、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深入，金融危机不断爆发并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传统的从外部宏观经济角度来解释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越来越缺乏说服力，这迫使人们从内因的角度即从金融制度自身来解释新形势下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金融脆弱性概念应运而生。

四、有关金融脆弱性的现代研究

金融脆弱性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20多年来对该问题的研究虽日益深入，但尚处于一个比较初期的阶段，对金融脆弱性的含义、分类存在着不同的看法。Minsky（1982）最先对金融脆弱性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解释，⑥形成了“金融脆弱性假说”。他认为金融内在脆弱性是金融业的本性，是由金融业高负债经营的行业特点所决定的。[13]这在早期得到了理论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狭义的金融脆弱性，以区别广义上的金融脆弱性。⑦

Stiglitz and Weiss（1981）、Bernanke and Gertler（1990）、Mankiw（1986）认为，有关经济出现严重信贷紧缩以及作为其结果出现的经济紧缩现象，都与不对称信息相联系。[14]1991年Mishkin提出“不均衡信息论”，认为借贷者之间的信息不均衡将导致债务契约、名义道德公害和反向选择等问题。Hellman、Murdock and Stiglitz（1994）在探讨了金融自由化进程中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内在原因后指出，利率上限取消以及降低进入壁垒所引起的银行特许权价值降低，导致银行部门的风险管理行为扭曲，从而带来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15]Davis（1996）提出“监测预警论”，认为金融脆弱性可能导致信贷市场或资产市场架构和流量发生无法预测的变化，使金融公司面临倒闭的危险；这种危险反过来又不断地威胁着支付机制及金融体系提供资本的能力。他建议引进更多的金融监测和业绩评估系统，以避免由于个人投资决策失误而引起金融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16]Kaminsky和Reinhart（1996）认为，在多数情况下，金融自由化伴随着对资本管制的解除。由于从国际市场上借入外币资金并将其贷给本国借款者，本国银行就承担了外汇风险。[17]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对金融脆弱性的研究出现了新的高潮。Kregel（1997）引用了“安全边界说”（Margins of Safety）来解释金融的内在脆弱性。他指出，即使银行和借款人都是非常努力的，但这种努力也是非理性的，对于金融脆弱性也是无能为力的，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理性运作的自然结果。[18]Krugman（1998）认为道德风险和过度投资交织在一起，导致了银行的脆弱性；而政府对金融中介机构的隐形担保和裙带资本主义，也是导致脆弱性的主要原因。[19]Mckinnon and Pill（1998）的研究强调了过度借债的作用，特别是当非银行部门出现盲目乐观时，会出现信贷膨胀导致宏观经济过热，从而导致银行系统的不稳定。[20]Corsetti、Pesenti and Roubini（1999）则认为，投资者意识到银行与公司债务的基本面出现了问题才会引发金融危机。[21]Demirg-Kunt and Detragiache（1998）的研究发现，金融自由化降低了银行特许权价值，进而加大金融脆弱性。[22]Stanley（1998）指出，资本流动可能会不断地引发金融危机。Krugman（1999）提出“金融过度”（Financial Excess）的概念。他认为，在金融市场中存在着市场操纵，从而形成金融过度。金融体系在金融不稳定中发生崩溃，并非是由于先前投资行为失误，而是由于金融体系本身的脆弱性。导致金融体系可能发生崩溃的直接原因，是低边际进口倾向和相对出口而言的大规模的外债。[16]Koskela and Stenback（2000）构造了银行信贷市场结构与风险关系的模型，认为通过贷款市场的竞争来降低贷款利率，不但有利于投资规模的扩大而不增加企业的破产风险，而且有利于银行的稳健经营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同时也使社会净福利得到增加。[23]

形形的金融脆弱性研究，对人们认识金融危机的内因提供了较好的认识渠道。但是，现代金融脆弱性理论的研究是以实体经济波动规律为基础的，虽然对解释传统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可贵的价值，但是随着虚拟经济的迅速发展，金融运行模式的改变，金融脆弱性理论难以解释新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它们既无法解释虚拟经济中经济主体的异常行为，也难以说明影响金融脆弱性的各种短期因素的作用。随着原有理论解释力的不足，现代金融脆弱性理论面临着新的挑战。

由于近代金融危机频发，原有理论已无法解释危机引发的复杂性，由此理论界提出了第三代、第四代金融危机模型。它们均是以“脆弱论”为核心，来研究危机爆发的原因。

五、金融危机理论与模型

20世纪70年代以前，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一直比较平稳，没有发生过较大的货币危机，所以危机理论一般围绕着“经济危机”开展，关于货币危机的理论则是零星而不成体系的。

1. 第一代、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⑧

克鲁格曼于1979年提出了关于货币危机的第一个比较成熟的理论流派，并由Fload和Garber在1986年建立了线性模型加以完善。⑨该理论较好地解释了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拉丁美洲的货币危机。该理论认为，政府过度扩张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会导致经济基础恶化，它是引发对固定汇率的投机攻击，并最终引爆危机的基本原因。[24]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投机性资金流动对宏观经济的冲击越来越大，往往在经济基本面还比较健康时，也会引发货币危机，于是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认为，投机者之所以对货币发起攻击，并不是由于经济基础的恶化，而是由贬值预期的自我实现所导致的。固定汇率制是否能够维持，是政府和投机者各自权衡成本收益比较分析的结果。[24]

2. 第三代金融危机理论

针对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的新特性，理论界提出了第三代金融危机理论。该理论开始跳出汇率机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公共政策等宏观经济分析范畴，着眼于金融中介、资产价格变化方面，强调金融中介在金融危机发生过程中的作用。第三代金融危机理论还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其主流观点有以下五种。

（1）道德风险论。在金融危机中，“道德风险”⑩表现为政府对存款者所作的担保（无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使金融机构进行风险很高的投资行为，造成了巨额的呆坏账，引起公众的信心危机和金融机构的偿付能力危机，最终导致金融危机。麦金农和克鲁格曼是这种观点的重要代表。道德风险论的结论是：政府隐性担保导致的道德风险是引发危机的真正原因，货币价值的波动只不过是危机的一种表现而已。[25]

（2）基本因素论。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理论界对传统的基本因素论进行了修正，增加了其解释力。Dominick Salvatore和Corsetti、Pesenti、Roubini等学者就是这一学说的重要代表。其基本论点是：第一，一国的基本面因素是决定危机是否会爆发的最关键的因素，是导致危机蔓延和恶化的根本原因；第二，基本因素的恶化包括外部不平衡和内部不平衡，可以由多重宏观和金融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进行量化，据此可预警危机的爆发；第三，基本面因素不能准确地预测出金融危机爆发的时间，但能表明危机的趋势；第四，在许多条件下，投机攻击、政治危机或政治问题是金融危机的催化剂。[25]

（3）金融恐慌论。Dybvig-Diamond（1983）等经济学家指出，“金融恐慌”{11}会导致并恶化危机。美国经济学家Steven Radelet and Jeffrey Sachs在1998年对金融恐慌论进行了修正。新一代金融恐慌论认为，恐慌源于一国的基本面恶化，由一系列突发性金融和经济事件引发，并由于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对危机的处理不当而不断膨胀，导致大规模的资金外流，最终导致并恶化危机。同时，金融恐慌论还提出了政策建议：要对金融体系进行改革，以防患于未然；国际金融市场必须由一个公平有效的组织充当最后贷款人，及时防止金融恐慌的爆发和扩大；政策制定者必须全面而又谨慎地制定和采取措施，并在危机初现端倪时采取微调的手段，防止因短期行为对市场情绪产生不利的影响。[25]

（4）危机传染模型。危机传染模型强调金融危机的传染性，这类模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银行同业市场中流动性危机的传染。Chen（1999）的模型说明，由于需求存款合同所导致的收益外部性和信息的溢出效应，即使帕累托最优均衡或基于协调失败的银行挤兑均衡不会发生，流动性危机也会在银行之间进行传染；Freixas、Parigi and Rochet（2000）的模型说明，就银行系统的传染风险而言，“分散借贷”结构比“信贷链借贷”结构有更强的稳定性；Dasgupta（2000）认为，债权人银行将来的收益是债务人银行经营绩效的函数，这种溢出效应使得银行之间的传染成为可能。二是国际金融危机的传染。Kodres和Pritsker（1998）认为，信息不对称和跨市场套期保值能力是金融危机传染的根本原因；IMF（1998）认为，大型全球性机构在许多不同市场和国家进行经营，产生了在似乎不相关市场之间出现溢出效应的潜在可能性，而该效应是金融危机传染的原因；Masson（1999）则在简单两国模型的多重均衡基础上，讨论金融危机的传染机理，证明了“季风效应”{12}和“波及效应”的存在；Hausken and Plümpler（2002）认为，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与流行病在人群中的传染有相似的机制。[26]

（5）“外资诱导型”货币危机模型。World Bank（1997）和Calvo（1998）提出了由外资导致的货币危机模型，认为大规模外资的流入、波动和逆转是导致货币危机的重要原因，强调外资通过银行业信用过度扩张这一传导机制，使本国的宏观经济和金融业脆弱性增强。[27]Chang and Velasco（1999a，1999b）提出，当一国经济有外国资本输入时，短期外债是国外投资者之间协调失败的根源，使经济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均衡。[28-29]

3. 第四代金融危机模型（雏形）{13}

2000年初，克鲁格曼和Aghion先后在第三代危机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解释。他们认为，如果本国的企业部门外债的水平很高，外币的风险头寸越大，资产负债表效应越大，经济出现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大。第四代危机模型可能是一个更一般的金融危机模型。这一模型的重要之处，在于它指出了对国内资产价格的信心效应，就可以导致由自我实现的悲观主义引发的投资崩溃和金融危机。[30]

第一代、第二代危机理论由于各自所存在的缺陷，虽然对当时所发生的金融危机有着一定的解释力，但对于经济全球化下所发生的金融危机则无法解释。从总体上看, 第三代模型虽还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分析范式，尚不能对金融危机有全面的经济解释，但在发展倾向上存在一些共性：把金融危机置于一个完整的宏观经济周期框架中来理解，这对于理解现代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复杂性有着一定的解释力。不过, 这些新的理论大多把政府的政策目标外生于理论模型, 从而同样不能解释清楚金融危机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第四代金融危机模型虽然还只是一个雏形，但其可能会是一个更一般的金融危机模型，这对分析及应用来讲将会更加方便。

从金融危机理论的发展来看，理论本身的解释从简单一般――复杂――更加一般化，正是适应于经济发展所引致的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的愈益复杂性。因此从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来理解金融危机现象，多方位分析，正是今后金融危机理论发展的方向所在。从危机理论的发展还可以看出，新的危机爆发会引致新的危机模型的产生，而每一个模型也都只限于事后对危机作出解释，却无法预测危机。由此可见，金融危机理论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

六、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又一发展――金融自由化排序理论

20世纪80年代南美国家金融自由化的失败，引发了在决策圈和学术圈内激烈的辩论，以确定这一失败的原因到底是由于政策设计本身，还是由于改革的排序有误。而90年代前后东欧转型经济体的改革浪潮，使这一辩论再度为人瞩目。

Funke（1993）对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总结。[31]关于经济改革和政策措施排序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大多数学者把财政与货币的稳定放在第一位，同时有学者还把国内金融体系的改革放在了第一位；除Lal（1987）把资本账户自由化放在第二位外，大多数学者均把资本账户自由化放在改革的最后一位。对于转型经济国家来说，大多数学者把体制改革置于改革首位，同时认为财政与货币稳定也应首先启动，而资本账户自由化应最后启动。经济学家对转型经济国家的建议不同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因为对于存在金融压抑的一般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内金融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是一个中心任务；而对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经济体而言，改革还要包括放开价格、私有化以及要素市场的培育和发展等内容。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在进行国内金融改革之前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状况，无论是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对转型经济国家都如此。

20世纪90年代中期，更重要的争论是发生在John Williamson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之间的、关于经济改革的大震荡方案和渐进改革方案的争论，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对渐进改革持肯定的态度（Ries and Sweeney，1997）。[32]Williamson（1997）特别指出，过早开放资本账户还会引起资本的大量外流，而大规模的资本外流会把本国利率抬得过高，以致大部分企业无法获得融资，从而无法生存。他强调，把资本账户开放安排在改革后期进行是正确的。[33]

但Guitian（1997）对此不予赞同。他认为，排序归根结底取决于初始条件和一国的经济结构，如果外部条件稳定而国内政策健全，则可以不按先后次序，而是同时实行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开放；如果一味等待条件成熟，可能会导致永久的资本管制，因此资本账户开放应没有先决条件。[34]Wihlborg和Dezseri（1997）认为，对于完全可兑换的限制因素，主要来自于市场失灵和政策失灵。他们反对那种认为应在结构改革和贸易改革已经完成、金融部门已实行自由化并能有效地配置信贷、财政政策变得灵活、经济体已达到有公信力的稳定之后才开放资本账户的观点，并认为最优的政策应当是逐渐地放松管制。[35]

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自由化排序理论又有了新发展，综合改革日益受到重视。Johnston等人（1997）的研究，对资本账户自由化与金融危机的关联给予了高度重视。他们认为，资本账户自由化应当融入到结构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设计中；证券资本流动的自由化，要同国内金融部门的自由化和改革相协调。在金融体系较弱的国家应在实行资本账户自由化之前或同时，解决结构性的弱点。这种综合性的改革战略，也要求确立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政策的配合。[36]Nsouli and Rached（1998）进一步指出，如果一国存在对内和对外的大规模失衡，应优先采取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信贷和汇率政策。在处理结构性问题时，必须考虑到各项结构性改革与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促进性，以及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及其执行时所需的先导时间。[37]在Toye（1999）提出的排序规则中，也体现了协调改革的思想。[38]

亚洲金融危机后，学术界也逐渐达成一些共识。正如Edwards（2002）指出的：在大部分情况下，应首先处理财政上的重大失衡；在改革刚开始的初期，便须达到最低程度的宏观经济稳定；在贸易自由化已执行之后，进行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在一个有效的现代银行监管框架建立以后，才进行金融改革；在改革中应尽早放松劳动力市场的管制，等等。[39]

最新趋势把金融体系的改革作为了自由化排序的中心问题。Johnston（1998）提出了评估排序战略的方法，即对各种不同排序直接按其对金融改革广义目标的贡献来评估。[40]此外，Ishii and Habermeier（2002）的最新报告也主张，资本账户的排序应基于对资本管制、宏观经济和金融部门的脆弱性来评估，并以此来设计资本账户自由化和金融改革以及其它政策之间的排序。[41]

对具体排序的研究是排序理论中的一项新进展。Nsouli、Rached and Funke（2002）认为，排序牵涉到在部门间推行改革的次序，以及在某一部门内进行改革的次序。[42]Ishii and Habermeier（2002）指出，排序一般应遵循的原则为：强调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性、选择合适的汇率制度、优先进行旨在支持宏观稳定的金融改革；必须对资本账户自由化和其它金融政策加以协调；要考虑到金融和非金融机构的初始条件，以及管理与国际资本流动有关的风险能力；评估现有资本管制的有效性，识别并执行同改革有关但要有较长先导时间的应变措施；努力保证改革的持续性和自由化过程中的透明度。[41]

最新发展的自由化排序理论脱开了僵化的排序要求，更强调在金融自由化中政策次序与实际情况的协调，所以理论上并无一个通用的次序提供给各国的自由化开放（张志超，2003）。[43]

七、结束语

如上所述，金融自由化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始终处于社会实践需要的推动中。从以上对金融自由化及其相关理论的概括中可以看出，这些理论从内因和外因、宏观和微观多角度对金融自由化进行了研究。但对于实践来说，理解金融自由化的关键就是：为什么频发的金融危机主要出现在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这是一个复杂而广阔的问题，要理解它，就要动态地、多方位地进行研究。总之，从整个金融自由化发展的进程中多角度地来理解金融自由化，而不是单纯地用任何单一的方法来研究这一复杂的课题，应当是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发展方向。

中国金融自由化所采用的渐进方式，虽也取得了许多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但其所导致的众多疑难问题的堆积，随着入世过渡期的结束而到了亟待解决的地步。而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自由化推进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全面对照西方经济理论的不可行。因此，今后中国金融自由化的深化和推进，需要我们在汲取国际上金融自由化及其相关理论可用之处的基础上，吸取各国金融发展的实践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深化金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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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早在1955年9月格利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1956年5月肖在美国《金融杂志》上发表的《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过程》两篇文章中，就已经从全新的角度对经济和金融关系、各种中介机构在信用创造过程中的作用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新观点。

② 麦金农的模型采用了两个经济学假设：（1）所有经济单位都局限于自我融资，储蓄者和投资者没有实质性区别；（2）投资支出具有不可分性，因此在进行一项投资之前必须进行较大规模的储蓄和积累。

③ 金融自由化理论框架中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利率与经济增长具有正相关关系。

④ 卡普和马西森的投资规模理论和加尔比斯的投资效率模型属“麦金农-肖金融深化框架的第一代拓展模型”。以帕加诺为代表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被学术界称之为“麦金农-肖金融深化框架的第二代拓展模型”。在第一代拓展模型中，影响最大的是Kapur-Mathieson模型。这个模型应用于劳动力富裕的发展中国家。

⑤保罗・罗默（Romer）1986年的论文《递增收益与长期增长》和罗伯特・卢卡斯（Lucas）1988年的论文《论经济发展机制》的相继发表，标志着内生增长理论的形成。

⑥ 1982年Hyman．P．Minsky在《金融体系内在脆弱性假说》一书中，对金融脆弱性问题作出了解释。Minsky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可以解释这种金融体系内在脆弱性特征：一个是代际遗忘解释；另一个是竞争压力解释。

⑦广义上的金融脆弱性，指一种趋于高风险的金融状态，泛指一切融资领域中的风险积聚，包括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

⑧奥波斯特菲尔德（Obstfeld）是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因此我们又把该模型称之为奥波斯特菲尔德模型。

⑨该模型后来被合称为“克鲁格曼-弗拉德-戈博模型”，简称克鲁格曼模型。

⑩所谓道德风险，是指因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不相匹配而可能导致他人的资产或权益受到损失。

{11}所谓“金融恐慌”（Financial Panic），是指由于某种外在的因素，短期资金的债权人突然大规模地从尚具有清偿能力的债务人那里撤回资金，这是一种集体行为。

{12} “季风效应”，即指一国对一次经济冲击所作出的政策调整可能迫使与之有紧密联系的国家采取相似的政策。这样，危机就很有可能在两国间传输。

{13}第四代危机模型尚有待完善，因此称其为第四代金融危机模型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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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相关理论篇（2）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 家庭保险理财

家庭理财基本原理

所谓家庭理财，是指科学的运用家庭资产，使家庭支出产生最大的效用，从而最大限度的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也就是利用家庭金融方法进行计划和管理，增强家庭经济实力，提高家庭风险防御能力。从技术层面讲，家庭理财就是在开源节流原则支配下，以科学的方法实现家庭的经济目标。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已有部分家庭拥有了大额的资产，对这些家庭而言，如果不能运用科学的理财方法运作家庭资产，很有可能使家庭的财富在通货膨胀中受损。当前，国内外学者公认家庭理财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家庭成员职业计划。即通过对家庭成员能力、性格、喜好的正确评估，根据社会的人才需求，确定家庭成员的职业目标和实现该目标的计划。

消费和储蓄。家庭有了收入以后，就要面对家庭收入的分配，家庭应该按照经济生活现状，合理安排家庭的消费和储蓄比例。

家庭债务水平的管理。有时候为了实现某些目标，家庭不得不举债。因此，必须将家庭债务控制在适当的水平，避免家庭面临债务危机。

家庭保险计划。随着家庭财富的累计，家庭需要利用保险来保证家庭财产和家庭成员生命安全。为子女教育购买教育保险；为固定财产安全购买财产保险；为应对疾病和意外伤害，需要购买医疗和意外伤害险等等。

家庭的投资计划。为了使家庭财产保值增值，家庭需要从收益性、安全性和流动性三方面考虑家庭的投机组合。

家庭的退休计划和避税计划。这是指家庭为了满足成员在退休后的生活消费需求，在正常购买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在还能工作的时候积累一笔足够家庭成员退休后的资金作为补充。在此基础上，家庭还要考虑通过购买避税型保险等合理手段减少税务支出，增加家族财富总额。

保险的特性

当前，国内外学者关于保险的性质，还没有统一的认识，主要的争论集中在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的同一性问题上。有日本学者以财产保险和人生保险为界，将保险学理论分为“损失”、“非损失”和“二元说”，并指出保险的损失补偿、风险共担和储蓄补偿二选一的性质。事实上，无论为人还是为物投保，从家庭资产分配的角度看，保险都具有金融资产的属性。

之所以将保险列为家庭的金融资产，主要是因为当代家庭的保险产品不仅可以为家庭防御风险提供保障，更重要的是，还具有储蓄和投资的效用。目前各大保险公司所推出的多种保险产品都承诺若干年后会有红利返还。以中国平安为例，该公司的万能险就承诺客户保障风险的同时，在保期内保户不发生意外条件下，保期结束后会从保险公司获得高于银行利率的红利返还。保险的这种投资功能，在实质上将现代保险与古典的保险方式彻底的区分开来。也正是如此，保险理财才能成为当代家庭理财工具的重要选择。

保险理财的收益特性

（一）保险是合理避税的合法途径

根据我国税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公民所缴纳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等法定的社会保险费用，是可以在税前扣除的。虽然目前国家对于法定保险之外的人寿保险没有免税规定，但根据国外经验，今后我国在这方面也有免税的可能。因此，家庭的寿险购买支出部分是不用计算在个人所得税总额中的。税法还规定，家庭投资的企业或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如果投保于财产保险或运输保险的，可以准予税收减免，这对于家庭来说，可谓一举两得，既为家族企业资产投了保，又节省了税收开支。另外，基于保险本质，当投保人的保险受益金发生继承时，我国法律保障国家不会对这部分资金征收遗产税。但是如果家庭资产没有用于购买保险，那么家庭财产的继承人就要面临50%-70%的遗产税，如果家庭资产巨大，这将是一项客观的“损失”。因此，对于家庭而言，保险是积累家族财富的重要方式之一。

（二）保险可以调节家庭的现金流

由于资本具有稀缺性，为了使家庭资产的配置效率最高化，家庭必须平衡当前和未来的收支。正如理财规划师在帮助家庭设计投资计划一样，家庭投资时必须考虑家庭的收入资产和家庭负债状况，确保家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能够实现收入大于支出的状态。因此，现金流在家庭理财中处于核心的地位。家庭应合理配置购买保险的现金支出在家庭现金支出中的比例和日后保险收益在家庭收入中的比例。

（三）保险可以拓宽家庭的融资渠道

特别是家庭购买的长期寿险，当家庭面临资金困难时，可以将寿险保单进行质押，获得资金。在我国当前的法律规定中，家庭理财产品中，可以用于质押的，保险也算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之一。由于保单质押是作为保险的一种增值服务，因此无需提供其他抵押品就能换得与保单数额相当的短期融资。

（四）保险投资预期收益稳定

虽然目前我国可用于投资的理财产品名目繁多，诸如储蓄、债券、基金、股票等，但是这些投资方式或多或少都会受到通货膨胀和利率变动的影响。有别于这些理财产品，作为分散风险的一种方式，保险理财的稳定性较强，对市场利率变动的敏感性不强，并且其预期利率具有前瞻性，能够帮助家庭稳健的实现理财目标。

保险理财的误区

虽然保险理财有众多比较优势，但却经常被投资者误解，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心理因素。由于保险公司和银行都具有负债经营的特点，所以家庭在投资时，无论储蓄还是购买保险，都是与另一方建立了债权债务关系。但是，储蓄所便显得债权债务关系很明显，存款人能够明显感觉银行对他们的负债行为。但是，保险的债权债务关系只有当保险事件发生的时候才会显现出来，显得比较隐蔽。因此，家庭投资者会更倾向于选择储蓄或者股票债券等理财工具。

缺乏风险防范意识。由于对保险原理的理解不足，导致有很多人认为有了保险就可以毫无顾忌了，失业了也不注重增强自身的再就业能力等等。殊不知，一方面由于我国还处于发展过程中，社会保障水平还不够全面，保障能力还不够强；另一方面由于风险时间发生概率的增加，会使保险的原始功能丧失殆尽。

历史因素。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保险业进入了原始资本积累期，由于这时期一些保险公司采取了不规范的运作行为，使得保险公司在群众心目中留下了重投保、轻理赔的印象。

认为保险就是投资。由于对保险本质的不了解，投资者时常忽视保险自身的风险防范功能，而热衷于能够在将来每月或每年能够有资金返还的险种。在这种心理影响下，投保人往往会选择保费比较高的人寿保险，忽视了能够在突发事件发生时为投保人带来保障的意外伤害险、健康险、家庭财产保险等等。实际上这是保险市场不成熟的表现。由于人寿保险对突发灾难的保障功能有限，所以意外发生时，投资者只能自己承受。由于风险事件的发生频率极低，大多数人认为购买这种保险等同于浪费钱，实际上，意外保险的保费往往是价格低廉，保障作用突出。家庭选择保险理财时，应该认清保险的风险保障本质，在此基础上，再考虑其理财作用。

后危机时代家庭保险理财的策略选择

（一）家庭建立阶段

在家庭建立阶段，家庭成员事业多处于起步阶段，面临购房和养家的压力，一般情况下，家庭都是支出大于储蓄。但此阶段的家庭成员也正值壮年，身强力壮，对各种风险的承受能力较强，因此，这一阶段的家庭投资者应选择购买储蓄投资型的保险产品，在获得保障的同时也实现了财富的积累；如果选择健康险，应该以低费率的中短期险种为宜。当然，如果工作环境危险，应当购买意外伤害险，以备不测。

（二）家庭稳定成熟阶段

在家庭稳定成熟阶段，家庭成员收入逐渐稳定，并逐步达到峰值，但家庭的消费也会随之高升。伴随年龄增加，家庭成员要同时面对家庭和事业的双重压力，家庭成员的身体素质也开始下降。这个时期家庭的保险理财应该考虑四个方面：一是购买中长期健康保险，为家庭安全提供保障；二是未雨绸缪，购买死亡保险，为其他家庭成员提供临时性经济保障；三是购买教育储蓄投资型险，安排子女的教育资金；四是购买商业保险，保障生活。

（三）家庭衰退期

伴随着年岁增加，家庭构建者的身体每况愈下，医疗支出在家庭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此阶段家庭应该选择在健康保险和养老保险上增加支出，保障自己晚年生活。此外，家庭构建者还应选择将自己的遗产购买免税保险产品，为自己的子女继承遗产合理避税。

相比其他理财产品，虽然保险理财具有其独特的优势，但是这并不能使保险成为家庭理财的唯一选择，其只能是家庭投资理财组合中的因素之一。当前，我国正处于利用低利率促进经济恢复增长时期，保险费率都是参照同期的基础利率，处于低利率阶段。今后随着经济的复苏，基础利率会逐渐上升，而保险产品却只能按照预先确定的标准累加，投资者的机会成本会升高。因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家庭保险理财，应从长远着手，综合考虑机会成本，科学的选择保险理财产品。

参考文献：

金融相关理论篇（3）

一、引言

离岸金融（Offshore Finance）是指设在某国境内但与该国金融制度无甚联系，且不受该国金融法规管制的金融机构所进行的资金融通活动。传统的离岸金融业务包括货币信贷、投资、结算、外汇买卖、黄金买卖、保险服务和证券交易等金融业务。伴随着新一轮全球性经济衰退，各国对游资监管力度加大，离岸金融业务的发展前景逐渐黯淡，离岸金融业务也积极寻求着转型发展之路，在此背景之下，海南省发展离岸金融业务的相关研究更显必要、紧迫。

二、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发展的宏观环境

（一）天然优势的地理区位

海南省位于华南和西南陆地国土和海洋国土的结合部，内靠我国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外邻亚太经济圈中最活跃的东南亚。海南省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对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亟需大量的资金及金融服务的支持，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能有效满足此类需求；其次，毗邻香港有利于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的加快发展，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的兴起能有效辅助、巩固香港确立全球离岸金融中心的地位；最后，海南省与祖国大陆间的天然屏障可以作为防范省内与大陆境内金融系统协同干扰的“防火墙”。

（二）增长迅速的国民经济

（三）发展迅猛的金融行业

（四）持续加快国际化进程

随着海南省国际旅游岛建设进程的不断深入，海南省抓住与国际市场、机构、法人等接触的契机，推动海南省产业升级转型。一方面，海南省不断强化自身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内的核心地位，加强与东盟国家在旅游、交通、商贸等方面的互惠合作，另一方面，海南省寻求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在旅游、金融、环保等领域的交流。

三、海南省离岸金融的模式选择

通过对现有国际离岸金融市场模式特征及要素需求的考量，不难发现海南省省域内要素不满足内外一体型关于区域建设环境的需求。而避税港型模式本身即为了让离岸公司机构规避母国关于税收等非运营支出而诞生的一种形式，且随着近年来全球性受游资冲击而导致的全球、区域性金融危机频发，黑市洗钱现象不绝，现阶段相关国际组织、合作国联盟加强对此类模式地区的监管，从而使得一些区域离岸市场“形同虚设”，不仅如此，海南省较其他避税港型地区并不具有明显横向竞争优势，因此本文认为海南省不适宜避税港型模式。

剔除了以上两模式后，本文侧重与海南省选择以内外分离型为基础的适用性模式。首先就内外分离型模式而言，海南省现阶段国际旅游岛建设亟需相应配套资金的支持，据中国发展改革委员会相关专家的测定，海南省国际旅游岛至少需要15万亿元资金的注入建设，而相对于海南省入不敷出的财政资金而言，数目之庞大犹若星河，因此本文认为海南省应采用单向渗透型的离岸金融市场模式（OUT IN），即允许离岸市场内资金有限渗透到在岸市场的模式。但受限于现阶段海南省金融软硬件实力，初期阶段仍以内外分离型模式，待业务发展到一定规模档次，再权衡利弊适当冲破“屏障”，施行有限渗透的策略。 四、海南省离岸金融市场发展目定位

（一）助力海南省经济增长产业升级为核心

必须遵循关于“十二五”时期的规划路线，从而进一步助推海南省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等改革目标的实现升华规划中关于相关产业发展的理念，拓展海南省经济、产业发展的可行域，创造海南省与国际优秀产业、高新技术接触的契机，争取将海南省提升为“离岸金融-旅游服务”复合型海岛特区。

（二）开展以境外人民币离岸业务为内容

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能够跨越国界，在境外流通，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计价、结算及储备货币的过程。尽管目前人民币境外的流通并不等于人民币已经国际化了，但人民币境外流通的扩大最终必然导致人民币的国际化，使其成为世界货币。

（三）形成“港琼”离岸金融犄角为目标

香港作为全球范围内重要的国际化金融中心，离岸金融业务规模大、服务水平高、市场监管有效性强。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就其本身规划而言，具有浓烈的地域性特色，因此可以有效完善犄角内“业务池”构建，且海南省离岸金融的发展可以有效减缓香港受指向性游资的冲击，发挥犄角规模优势，有效规避相应风险。

五、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的内容框架

（一）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品种遴选

1.银行类离岸金融业务

一是离岸存款业务。可接受开立“非居民”的美元、港币等可自由兑换货币的存款账户，亦可接受开立人民币非自由兑换货币存款账户。

二是离岸结算业务。海南省可以依托离岸金融机构为平台，开展一系列如客户办理汇兑、接受和开立信用证、提供保函、光票托收、跟单托收等业务。

2.证券类离岸金融业务

海南省证券类离岸金融业务也应选取金融机构债券、利率掉期（SWAP）等为主的相对低风险性业务为主，从而做到降低风险，有限提升市场流动性。

3.保险类离岸金融业务

开展有利于海南省海洋产业发展的船舶险种，根据海南省特殊海洋、渔业状况，推陈出新具有离岸属性的创新型保险品种。

（二）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监管体系

1.离岸金融机构准入及退出机制

海南省离岸金融机构的准入应遵循“机构规模优先、良性内控优先、业务面广优先、效率服务优先”等原则，准入机构在进驻省内以前应具备外汇汇兑、业务办理、业务结算等基础性资质，并在此基础上报备国务院、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南省政府等相关机构审批、备案等基本程序。

2.离岸金融业务范围约束性

主要监管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的五项原则主要：一是审慎性原则，以风险相对较易控制的业务为主；二是可操作性原则，即以简单可行出发，以传统业务为主；三是灵活性原则，在监管下适度放宽业务选择的区域；四是锁定交易性原则，通过账户的分设和严格管理，确保离岸业务的有效监控；五是差别监管原则，对外资银行及中资银行进行区别性管理。

（三）海南省离岸金融业务优惠政策

1.税收优惠政策

借鉴国内外离岸金融市场的税收优惠政策，结合海南省实际，对在离岸区内开展离岸服务外资金融机构，可考虑在2020年以前按10%税率减征所得税，免征印花税，对风险较大的离岸贷款实行专项贷款风险准备金，由金融机构申请，报外汇管理部门备案，同级主管国税机关审批后准予在所得税前扣除；对金融机构高管个人所得税按三免两减半征收。

金融相关理论篇（4）

一、中缅金融合作国外研究评述

国外关于关于中缅金融合作相关研究文献几乎没有，国外对缅相关文献只是涉及到缅甸金融现状，缅甸金融体系，国际金融合作，而对中缅双边金融合作几乎没有文献涉及到。

在有限的文献里面，对缅甸的金融研究只是局限在缅甸金融体系现状的梳理和介绍范围内。具有国外学者对缅甸金融的研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马里兰大学Reinhart（2011）教授做的关于缅甸汇率史方面的研究，Reinhart梳理了缅甸的汇率史，具体从1937年英国殖民时期盯住英镑的汇率制度到2011年的双重的汇率制度都做了详细的论述，其中缅甸汇率制度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盯住美元，在一定范围内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

二、中缅金融合作国内研究评述

国内关于中缅金融合作的研究相比国外丰富得多，主要集中在双边金融合作理论方面，主要从区域理论、基础条件、合作方式、经济一体化、金融一体化方面展开。对中缅金融合作概况得比较准确的是丁文丽，其在金融合作的定义、非对称性、国际关系、基础动力等方面进行了展开，贺圣达和段万春也对中缅金融合作动力和障碍做了具体补充。刘红忠和何帆在国际金融合作理论基础方面做了深入的研究，包括合作开发性金融合作方式的创新与金融监管、金融市场方面的合作。

在中缅金融合作中研究中，丁文丽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她在金融合作理论和中缅金融合作方面都进行了很多尝试，并梳理了相关金融合作理论。关于国际金融合作方面，丁文丽（2009）认为国际金融合作是指个人、企业和政府及其相互之间的金融合作，以及为此而进行的政策的相互调整。关于国际金融合作理论划分方面，丁文丽（2009）把国际金融合作理论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国际关系学者的观点，另一类是国际学者的观点。国际关系学者把国际关系理论划分为三大流派：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丁文丽也对三个理论流派做了梳理：现实主义认为合作的前提是霸权国的存在及其合作的意愿；制度主义者认为合作可以通过制度培育起来，即在没有制度的情况下，实际的合作常常比潜在的合作要少；建构主义者认为国家之间既可以是合作，也可以是冲突，关键取决于国际社会成员如何去建构他们之间的关系。国际经济学者对国际金融合作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国际货币合作，并用最优货币区理论（0CA）来解释国际货币合作，传统的OCA标准有：开放度、劳动力流动、财政缓冲器、冲击的对称性、接受邻国政策的政治意愿。在推进金融合作方面，丁文丽（2006）认为共同的政治愿望和共同的利益是推进次区域金融合作的核心因素。其次，其认为区域金融稳定机制，金融机构的合作，信息交流、共享和披露机制是区域金融合作的保障机制。在中缅金融合作方面，丁文丽（2006）做了突破性探索，把中缅金融合作跟传统的金融合作做了比较，中缅金融合作属于非对称性合作。并拓展了国际金融合作理论，把国际金融合作由对称性的合作拓展到非对称性的国际金融合作。并对非对称性做了划分，主要有国家实力的非对称性（大国与小国的合作）、经济发展水平的非对称性（较发达与较不发达的合作）、社会制度的差异性（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经济体制的差异性（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合作）、信息的不对称性。在金融合作条件方面，丁文丽（2007）在研究大湄公河次区域金融合作基础条件中，分别从经济一体化程度、经济的开放度、区域内贸易一体化程度、要素的流动性、汇率政策的协调性进行了分析。基于此，双边金融合作是以一定的条件为基础的。

关于中缅金融合作属性方面，中缅金融合作属于国际金融金融合作，对于国际金融合作定义方面，赵长峰（2006）认为国际金融合作是指国际经济、金融组织与各国家以及各国家之间，通过相互间的信息交流、磋商与协调，在金融政策、金融行动等方面采取共同步骤和措施，达到减少金融体系风险、防止金融问题累积以破坏宏观经济效率、保护消费者、培育金融市场的有效机能以及预防犯罪分子和滥用金融体系的目的。这个定义跟丁文丽关于国际金融合作理论定义相比显得更为宏观，概况性更强，但是缺乏丁文丽相对关注的微观性，操作性欠佳。

卢鹏（2009）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金融一体化程度极大地制约了区域金融、双边金融合作的发展。其从区域一体化程度、区域相似性、区域对称性、利率相关线、协整检验、基于VAR的利率评价、欧拉方程法等方面论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金融一体化对整个区域金融合作的影响。

在中缅金融合作动力与基础分析中，贺圣达（2005）分析了中缅地理上的邻近和传统的友好关系为两国经济金融合作提供大环境，认为经济上的互补和经济合作的互需是中缅双方经济合作的基础和动力。中缅金融合作障碍方面，吴萍，段万春（2008）对中缅边贸货币兑换障碍问题进行了探讨，主要从整个GMS国家贸易框架下进行，认为在中缅两国在货币兑换中缅甸的金融和外汇管制是导致货币货币兑换障碍的主要原因。针对中缅金融合作现状，作者提出在克服政策支持障碍建议方面可以通过完善出口核销管理法规、边贸结算法规、人民币出入境管理方法、非居民人民币账户管理方法、出口退税政策等跨越障碍；其次克服执行机构障碍方面，可以通过拓展国内商业银行积极向境外拓展业务，同时政府应对边境地区的商业银行给予支持；在结算体系障碍突破方面，扩大“河口模式”应用范围。

在合作方式创新中，何帆，徐奇渊，徐秀军（2011）认为中缅两国国际关系较好，但是缅甸经济金融发展水平落后，两国在合作时可以采取开发性金融的合作方式，缅甸实行经济特区，通过开发性金融投资合作。其次，汪魏（2011）在探讨亚洲金融合作方式的框架中，提出可从着力打造亚洲金融峰会平台，改善亚洲开发银行的治理结构，不断扩大亚洲国家双边和多边货币互换规模，继续完善区域外汇储备库有效运行机制，推进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加强亚洲国家之间的汇率合作等方面入手。在此框架下双边金融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双边金融合作基于此展开。

三、关于中缅金融合作的简要评述

国外学者对缅甸金融和中缅金融合作的研究，关乎缅甸金融方面都只侧重于缅甸金融具体的某一个方面的研究，而没有对中缅金融合作做了相关研究。国内关于中缅金融合作研究方面，几乎没有学者对中缅金融合作进行系统性的研究，都是只对中缅金融合作中相关问题进行局部研究。尽管国内学者对中缅金融合作没有进行系统研究，但一大部分国内学者也尽力相关努力，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突破。

金融相关理论篇（5）

一、引言

金融市场的发展对于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有必要对各金融理论的研究范式进行比较与分析，探寻各金融理论的适用范畴。面对当前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深入认知金融系统的演化规律，探寻促进金融系统稳定有序发展的方法，最终实现对金融系统的优化和控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金融理论的研究范式不断革新，深受心理学、物理学、系统科学等相关科学的影响。从当前金融理论研究范式来看，现代金融理论建立在有效市场假说、资产组合理论等假设基础上的，然而对金融系统的实证检验证明，其假设基础具有局限性，不能对如日历效应、新股谜团等“异常”金融现象作有效解释[1]。此后，行为金融理论借助心理学、行为科学等研究范式，对“理性人”假设作了有条件的放松，并解释了部分“异常”金融现象，但这一研究范式也存在缺陷（如运用心理偏差过于随意等），受到现代金融理论支持者的质疑。实际上，这两种金融理论研究范式都已经不足以解决金融系统的非线性、复杂性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始，相关系统科学理论逐步应用于金融系统的非线性、复杂性、动态性问题等问题的研究中，并取得了有益的研究成果。他们以实现对金融系统的认知、优化和控制为研究任务，是一种全新的金融理论研究范式，代表未来金融理论研究创新的方向。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系统科学范式下金融理论与应用”（项目批准号：11BJY14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10YJA90110）、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20110490239）、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ZR2009HL01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超（1969-），男，北京大学研究员，山东财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金融理论、系统科学、制度经济学。孟涛、刘丽，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金融工程与金融风险管理。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在梳理系统科学应用于金融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建立了系统科学金融理论（简称系统金融理论）框架，阐明了其理论基础、核心思想观点和体系结构，并将现代金融理论、行为金融理论与系统金融理论进行了比较，得出了系统金融理论的优越性。

二、系统科学应用于金融研究的文献梳理

系统科学主要研究系统的一般属性和运动规律，研究系统的演化、转化、协同与控制的一般规律，系统的非线性、复杂性、动力学性，系统间复杂关系的形成法则，结构和功能的关系，有序和无序状态的形成规律等。系统科学不仅将揭示这些规律作为其基本任务，还要以揭示的系统规律认识系统，并在认识系统的基础上控制系统。系统科学提供了一种超越传统分析思维的一种思维方式，因而属于一种方法论学科，可以作为新的金融理论研究范式，提供金融理论研究技术、方法。

通过对当前系统科学理论的梳理和综合，可以依据相关理论研究侧重点的不同，当前系统科学理论划分为非线性科学（包括耗散结构理论、分形理论、混沌论、突变论、协同论等）、复杂性科学（包括CAS理论等）系统动力学等三大组成部分[2]。为清晰的了解当前系统科学在金融研究中的进展情况，下面将按照上述理论体系，进行简要文献梳理。

（一）非线性理论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

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理论、混沌学以及分形理论等分别从不同角度研究复杂事物的规律性，采取的方法是非线性的，因此将这些学科统称非线性科学，是系统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广泛应用到金融研究中。

1. 耗散结构理论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

国外主要有：George C．Philippatos和Charles J．Wilson(1972)最早将熵作为风险的度量。他们用熵函数代替方差，来计算最优投资组合系数，建立了对非正态的概率分布同样适用的均值一熵模型代替均值一方差模型。Gulko L.(2002)将最大熵原理和无套利资产的定价相结合，分析了熵在资本定价市场中的经济学意义[3]。

国内主要有：雷华（1996）从系统科学耗散结构的角度分析了我国经济系统现状，指出宏观调控手段是控制通货膨胀的有效途径，通过系统负熵流的输入和涨落机制的作用，改善系统自组织功能，从而实现对通货膨胀的控制。李华、何东华、李兴斯（2003）等则改进了马可维茨的证券投资组合模型，提出用熵作为风险的度量方法，建立了新的证券投资组合优化模型。张世晓，王国华（2010）根据耗散结构理论运用“金融熵”指标建立区域金融集聚系统运行方向判别模型，分析了武汉市金融集聚系统的演化趋势及演化机制[4]。

2.分形理论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

国外主要有：Peters(1991）运用R/S分析方法检验了以美国为主的外国资本市场的分形特征[5]。Ghashghaie等（1996）对美元/马克的汇率数据的标度行为进行了研究，发现汇率变化的概率密度与两点间的空间距离之间的关系相类似，进而认为在外汇市场中也存在信息级联，必须用多重分形理论来研究汇率的变化。Lux和Marches（1999）、Ausloos（2000）则利用DFA方法分别研究了金融市场和外汇、证券市场的标度不变性，证实了分型特征在当今金融市场的存在性。

国内主要有：胡雪明、宋学峰和王新宇（2003）利用DFA方法计算了沪深股市收益率的标度指数，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标度区域，上证指数标度指数的变化，幅度明显大于深成指标度指数的变化幅度沪深股指在中短期显示出状态持续性，长期表现出状态反持续性。曹广喜（2007）利用R/S分析方法对我国证券市场（主要是上证指数和深成指数）进行了实证分析，均证明了我国股市的长期记忆性的存在。徐文坤，张卫国（2011）进行了金融时间序列分形维参数方法估计方法的比较，认为Whittle算法具有更高的精度和更好的稳定性，并对沪深市场的发展状态进行了实证应用。

3.混沌理论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

国外主要有：Day R.（1983）认为，货币政策传导具有混沌性，单一的货币政策非一般或非正常操作能够导致整个系统行为产生巨大的、不可预知的复杂变化和整体涌现性。M.A.Torkamani（2007）研究表明：可以用国民收入、通货膨胀率、利率、进出口等经济变量来描绘汇率时间序列，认为某些非线性因素导致汇率运动对初始条件和特定参数的取值敏感，从而导致混沌现象的产生，在经济活动中，就表现为汇率的巨大波动[6]。

国内主要有：李玉锁，齐中英（2006）基于相空间重构技术对我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计算关联维数和Kolmogorov熵值，认为我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具有混沌特性，从而不可能对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做出长期预测[7]。唐雨丁（2010）运用混沌理论和分形市场理论，探讨了汇率政策的有效性，认为汇率波动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过程，一国货币当局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充分考虑汇率的记忆性以及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

4.突变理论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

国外主要有：Perron(1989) 把突变点作为外生给定,运用结构性突变单位根检验, 对美国经济变量作结构性突变的单位根检验，发现美国经济变量时间序列数据大部分为结构突变趋势稳定。Oskooee、BrookS(2006)使用结构突变技术考查了二十个发展中国家的购买力平价。发现多数发展中国家并不满足传统购买力平价。

国内主要有：南旭光，罗慧英（2006）根据金融体系的非线性及出现的突变现象，将突变理论应用到金融脆弱性的分析和评价中，并且构筑了金融体系脆弱性综合评价突变模型，定义了金融脆弱度。刘磊（2009）采用突变级数法对贵州省遵义市14个县级行政区域进行了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评价，得出了经济较差的农村生态环境水平普遍较低，但经济好的地区不一定高且地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存在马太效应。贺凤羊，刘建平（2010）从结构突变的视角对金融危机前后我国CPI涨跌序列进行了内生结构变动的单位根检验，得出的主要结论是，金融危机前后我国CPI涨跌序列的数据生成为两次结构突变的趋势平稳过程，而非一阶单整过程[8]。

5.协同理论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

国外主要有：Fields等人(2007)研究了美国等几个国家银行保险业并购中的协同效应，并且认为这种效应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并购双方的地理位置显著相关[9]。Chakraborty等人(2008)应用协同理论研究了并购中反收购、金色降落伞和讨价还价问题，认为目标公司股东实施反收购行为不一定总是最优行为。

国内主要有：鲍丹（2008）分析了金融创新的要素协同机制，分析了金融创新的序参量。罗嘉（2010）将协同学引入金融监管的研究中，运用开放系统分析法和协同分析法系统分析我国的金融监管协同机制，发现我国金融监管子系统之间的关联性不强，我国的金融监管在宏观上处于相对无序的发展状态[10]。黄先可，张伟（2011）运用协同学理论研究了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认为应当创造条件使系统进行协同运动，及时、有效地引导序参量的发展，有效地实现金融创新。

（二）复杂性理论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

复杂性科学（complexity science）是研究复杂性与复杂系统中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所涌现出复杂行为、特性与规律的科学。20世纪90年代前后国内外学者逐渐将复杂性理论应用到金融研究中。

国外主要有：1993年，圣菲研究所的阿瑟、霍兰、勒巴伦、帕默和泰勒等人建立了人工股票市场模型研究，它不但可以产生满足有效市场假说的理性预期均衡的结果，包容经典理论，而且也能够显现出主体与系统的协同进化及复杂度加深等复杂适应系统的性质， 结果也表现出与真实数据相似的统计特征，这种方法逐渐发展为基于主体的计算金融学。Tesaftsion（1998，2001）建立了一个多主体的劳动力市场模型用于分析市场结构、雇佣关系、工作行为和福利之间的相互关系。

国内主要有：刘洪（2004）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中部分绩优公司与停牌或已经退市公司在管理活动、R&D、市场营销、融资渠道、资源配置和企业形象6个方面的多样性、自发性、融合性、适应性、超越性和变形性6个复杂性指标的分析与比较，验证了公司成长与复杂性之间的正向关系和沿着复杂性增长路径发展的复杂性理论观点。应尚军等(2005)建立了基于元胞自动机的股票巾场仿真模型，运用分形结构特征变量和稳定性变量来刻画股票巾场的复杂性特征，考察了投资者从众行为这一投资心理与巾场复杂性特征变量的相关关系 [11]。石丹（2008）指出金融创新系统具有聚集（aggregation）特性，系统的主体通过相互作用而组成的聚集体可以形成更高一级的主体，比如涉及多个创新领域的金融集团，比如金融中介与研究机构联盟，比如拥有固定客户群体的创新网络联盟等。

（三）系统动力学理论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

系统动力学（SD）是20世纪中期发展起来的以计算机模拟为主要手段，通过结构—功能分析，研究解决复杂动态反馈性系统问题的仿真学科，是系统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国内外学者逐渐将系统动力学应用到金融研究中。

国外主要有：De Long等人（1990）明确提出了正反馈的概念，并提出了一个由理易者、理性投机交易者和正反馈交易者这三类交易者在证券价格形成过程中的博弈模型。Ozdenoren和Yuan（2008） 从正反馈交易行为影响资产价格，资产价格来影响公司现金流的角度研究正反馈交易对资产均衡价格的影响，结论是强烈的正反馈交易导致市场的过度波动[12]。Alessandro Vaglio（2010）通过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了经济增长、复杂性以及人口“成熟”之间的关系，认为经济增长表示为一种过程，外生地产生技术创新，从而增加了劳动分工并使社会机构更复杂[13]。

国内主要有：巴曙松与栾雪剑（2009）应用系统动力学工具，建立模拟模型，对不同货币和财政政策组合下的经济周期发展进行模拟，得出了对比数据，得出了一些对政策组合效果的评价结论，并据此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提出了一些建议[14]。罗天勇（2009）把经济运行系统作为货币动力学系统来研究，通过定义货币流通速度，推导出货币运动的数学物理模型。据此提出应控制货币总量，确保货币供给量的持续稳定增长，实现一国经济的稳定高能运行，达到国家输出价值观的目标。李敏（2010）应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分析了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并应用系统动力学Vensim软件构建了系统动力学模型，揭示了金融创新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复杂性[15]。

（四）文献述评

国外学者较早的应用系统科学的相关理论研究金融问题，注重进行数量技术层面的实证分析，但他们大多将自己的研究范式看做是物理学、统计学以及热力学等其他具体科学研究范式。因此，这种研究存在范式归属上的混乱，具有一定的自发性，是不自觉的应用了系统科学理论。

由于我国较早提出了系统科学的思想理论，因而国内学者已经认识到系统科学研究范式的优越性，认识到混沌、分形、协同等理论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价值，但总体上，国内学者大多只是将其作为一个具体的角度来研究一个具体的金融问题，在范式归属上也同国外学者一样，往往将自己的理论归于物理学、信息论的研究范式。

综上，国内外已经开始将系统科学应用于金融理论研究，并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是还不系统，理论范式归属还不清晰，因而研究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为此，建立较为完善的系统金融理论体系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三、系统科学金融理论体系的构建

（一）系统科学金融理论的概念的界定

构建系统科学金融理论体系，首先要对系统科学金融理论体系的概念予以界定。系统科学金融理论（以下简称系统金融理论）以系统科学研究范式为指导，以系统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为手段，结合金融学和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和理论，揭示金融系统的演化、转化、协同、优化与控制的一般规律，研究金融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金融系统与金融环境之间复杂关系的形成法则，金融系统的非线性、复杂性、系统动力学性以及金融有序与无序状态的形成规律等问题，通过对金融系统的实证/实验数据的分析以及对金融系统的非线性、系统动力学、复杂性建模和仿真，深刻认识金融系统的运作规律，并据此提出预测与防范金融风险、进行金融创新、设计和实施金融管理政策等优化与控制的方法和技术，力求达到对金融系统的全面认知、优化与控制。

（二）系统金融理论的研究对象

系统金融理论的研究对象是金融系统。金融系统是指所有金融要素围绕着资金的流动、集中和分配聚集而成的具有跨时期资源配置功能的整体，包括连接资金盈余者和资金短缺者的一系列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市场。

（三）系统金融理论的核心思想和观点

系统金融理论认为，金融系统是一个高度开放、多层次的非线性复杂动力学系统，具有非线性、复杂性、系统动力学性。因此，应当将金融问题放回到复杂的金融系统及其环境中，应用非线性、复杂性、系统动力学等理论、技术和方法对其进行研究。其核心观点有：

1.金融系统具有耗散结构、混沌、分形、协同、突变等非线性机制。金融系统的耗散活动是其有序运作的基础，也是其演化的动力源泉；金融系统的相体积在耗散因素的作用下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不断的收缩，产生混沌吸引子，并对初始条件具有敏感的依赖性，呈现出混沌状态；耗散性破坏了宏观运动规律的时间反演不变性，导致无规则运动的混沌吸引子产生，因而具有相空间的分形结构；金融系统以混沌和分形的方式不断演化，在吸收足够多的负熵流后，就到达系统宏观状态发生质的改变的转折点附近，必然通过协同作用走向高级有序态；而金融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从低级有序态走向高级有序态，主要是通过突变的形式实现。

2.金融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具有多样性、非线性、流、聚集、标识、内部模型、积木等特性和机制，系统组分、子系统具有自适应性，系统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推动了金融系统的演化。基于自适应主体（Agent）的复杂系统建模技术，可以研究金融系统从微观行为到宏观行为的演进规律

3.金融系统具有多重反馈特性、时滞性等系统动力学特性，是动力学系统。金融系统的各要素、各子系统之间具有复杂的正负反馈作用。金融系统的金融监管、金融政策、金融参与者等各系统或要素之间存在不同的因果反馈环路。

（四）系统金融理论的框架体系及主要内容

依据当前系统科学的发展以及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情况划分的，与系统科学理论体系相对应，可以将系统金融理论体系划分为非线性金融理论、复杂性金融理论、系统动力学金融理论三大部分[16][17]。

1.非线性金融理论主要采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的方法来研究金融系统的的耗散、混沌、分形、协同等非线性特征，并研究如何应用非线性建模仿真技术对多目标交互行为进行优化、控制，主要内容包括：

（1）耗散结构金融理论主要研究金融系统的耗散结构特性与金融熵运动的规律。金融系统耗散活动是其有序运作的基础，因此要：分析系统的开放性及其与环境的熵流交换；分析金融信息交互过程中的熵值耗散；建立金融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应用熵值法研究、评价系统，进而实现对相关参数的调控。

（2）混沌金融理论主要研究金融系统的混沌性与混沌仿真与控制。金融系统的相体积在耗散因素的作用下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不断的收缩，产生混沌吸引子，呈现出混沌状态，因此要：研究金融系统发展对金融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依赖；计算其李雅普诺夫指数、关联维等，研究金融系统走向复杂性的时间演化的非周期性等特征；应用混沌模糊逻辑控制方法（T-S模型）对金融系统进行建模、仿真与控制。

（3）分形金融理论主要研究金融系统的分形特征与基于分形测度金融系统控制策略。耗散性破坏了宏观运动规律的时间反演不变性，导致无规则运动的混沌吸引子产生，即相空间的分形结构。因此要：研究金融系统的空间分形结构；研究金融系统中金融信息传导的时滞性，对相关指标进行R/S分析；应用相空间重构技术重构系统相空间，研究金融系统的自相似性和标度不变性。采用基于分形测度的非线性系统模型切换控制策略对金融系统实施控制。

（4）协同金融理论主要研究金融系统的协同性与协同仿真与控制。金融系统以混沌和分形的方式不断演化，在吸收足够多的负熵流后，就到达系统宏观状态发生质的改变的转折点附近，此时可以用协同金融理论来研究支配子系统协同作用的原理。因此要：研究不同开放条件下的各子系统间的协同度；研究金融系统的序参量的产生条件及作用；应用计算机仿真技术研究金融系统的控制参数与控制系数。

（5）突变金融理论主要研究金融系统的突变与突变控制策略。金融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从低级有序态走向高级有序态，主要是通过突变的形式实现，可以用突变金融理论研究金融系统的突变行为，因此要：研究金融系统产生突变的条件和基础；研究金融系统突变的影响和应对策略；应用计算机技术进行仿真模拟，找到相关控制参量。

2.复杂性金融理论主要包括：复杂适应系统金融理论，非线性自组织金融理论（该理论在非线性金融理论部分进行研究）、复杂网络金融理论、复杂系统建模与仿真金融理论和综合集成金融理论等。主要研究金融系统复杂性特性及机制（包括聚集、非线性、流、多样性、标识、内部模型和积木），运用模糊认知图、复杂适应性系统的MAS建模仿真和复杂网络建模仿真等复杂性技术手段构建多Agent模型，采用Swarm等复杂性仿真平台研究各子系统间的交互协调机制，主要内容包括：

（1）研究金融系统的多样性、聚集、流、标识、内部模型、积木等特征和机制；分析系统的层次性，识别系统中各类自适应主体Agent，从而达到对金融系统的复杂性认知。

（2）研究构建金融系统多Agent交互仿真模型。研究金融系统的消费类、投资类、监管类、决策类、金融类等Agent主体的Agent属性集、Agent货币政策交互事件表、Agent货币策交互规则库；应用Multi-Agent建模技术（简称MAS建模技术）、模糊认知图（Fuzzy Cognitive Map ，FCM）、神经网络模型、遗传算法等建模仿真原理构建金融系统多Agent交互系统仿真模型。应用大型复杂仿真系统的VV&A技术（Verification 、Validation &Accreditation 仿真监控技术）体系优化仿真模型，调整各Agent主体交互规则，研究金融系统的复杂性优化措施。

（3）采用基于复杂性理论的协调控制策略，研究使金融系统多目标协调运作的控制环路。金融系统是一个典型的“开放复杂巨系统”，本身具有复杂性和时变性的双重特性，会受到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应当运用复杂适应性理论构建Agent模型，采用基于复杂性理论技术的协调控制策略，对金融系统进行有效的研究。

3.系统动力学金融理论的主要包括：系统反馈金融理论和系统动力学仿真预测金融理论。主要采用系统科学和管理科学的方法，通过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来研究金融系统中各要素、各子系统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分析研究金融系统的正负反馈、作用平台和关键点，探寻金融系统的演化规律，并通过仿真预测来预测金融系统未来的演化方向[18]。主要内容包括：

（1）研究金融系统的结构，划分子系统；深入研究系统的构成因素，并对变量的关联性进行分析；研究变量之间的因果反馈关系，研究反馈回路的正负极性。

（2）研究金融系统的多重反馈特性、时滞性等系统动力学特性，建立金融系统的相关系统动力学模型，研究建立金融系统的流图以及流图中各变量间的方程；应用Vensim仿真平台对金融系统的系统动力学交互行为进行仿真和预测。

（3）研究相关参数的调节和控制，分析金融系统对不同参数（利率、汇率、存款准备金率等）的敏感度；研究最优的参数调控（包括参数的选取和数值确定），最终实现金融系统的优化和控制。

综上，系统金融理论的三大部分，虽然所研究领域和对象的侧重点不同，但彼此间有着相互联系，见图2：

因此，应用系统金融理论研究金融问题时， 不仅仅要注重某一理论的应用，还应当看到各理论方法的优势和适用研究范围，采用综合集成的方法将各理论研究方法进行综合集成。因此，系统金融理论本身也是系统的，也强调理论应用的系统性，注重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研究。

（五）系统金融理论的研究方法

1.强调采用系统科学综合集成方法，注重定性与定量研究的综合以及不同理论方法研究的集成。当前金融理论过于偏重于定量研究，而系统金融理论认为，对金融系统的定量研究固然重要，但也不应忽视对金融系统的定性研究。系统科学理论采用定量研究技术（R/S检验、复杂性建模仿真、系统动力学仿真预测），也注重以定性研究方法研究金融系统的非线性、复杂性和动力学行为，认为只有二者有机结合才能达到对金融系统的正确而全面的认知。

2.采用系统建模和计算机仿真技术。非线性理论认为系统具有耗散性、混沌性、分形、协同、突变等特性，因此可以应用混沌系统的模糊逻辑控制、基于分形测度的非线性系统模型切换控制策略等仿真控制方法对金融系统进行协调控制；复杂性理论认为系统具有多样性、聚集、流等特性，因此可以设计金融系统的Agent模型，应用MAS建模技术，建立MAS复杂系统仿真模型，借助Swarm等仿真平台进行主体模拟仿真等；系统动力学着重分析系统间的因果反馈关系，并进行仿真预测，因而主要通过Vensim等系统动力学软件构建金融系统的系统动力学因果反馈模型和结构流图进行实证研究[19]。

四、金融理论的演化路径及各金融理论的比较

金融系统是不断发展和演化着的，并且越来越强烈的显现出其非线性、复杂性。从现代金融理论到行为金融理论再到系统金融理论，其演化是有路径可循的，符合社会经济实践的需要，如图3所示：

可见，系统金融理论可以成为未来金融理论研究的新范式，它提供了认知金融系统规律的全新思维方式，其理论、技术和方法，可以更准确地揭示金融市场的演化规律，是实现对金融系统认知、优化和控制的有力工具。它与现代金融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有着本质的不同，如表2所示。系统金融理论完全摆脱了现代金融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的假设基础，具有现代金融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无法比拟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其结论的可靠性更高，主要表现在：

1.系统金融理论直接采用非线性、复杂性和系统动力学的分析方法研究金融系统问题，承认金融系统的非线性、复杂性、动力学性等行为，研究基础更接近于实际情况，其结论也就更有意义。

2.系统金融理论以金融系统为研究对象，注重运用非线性理论技术研究金融系统的的非线，而不简单地做非线性问题线性化处理，能够更彻底和有效的处理非线性问题。

3.系统金融理论充分揭示了金融市场的演化运行机制，能够达到对金融系统的认知、优化与控制。系统金融理论完全以金融系统的实际运行为基础，不进行特别的假设安排，提出了对金融系统的认知、优化与控制的科学研究范式，这是现代金融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所不能触及的。

4.系统金融理论强调采用系统科学综合集成方法，注重定性与定量研究的综合以及不同理论方法研究的集成，致力于实现建模人员、决策者和专家群体的融合，能更全面、深入的解决问题。

5.系统金融理论借助系统建模和计算机仿真技术，直接以现实金融行为作为研究对象，无需做任何线性化、无摩擦化假设，因而研究结论更为可靠。

综上，系统金融理论与现代金融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的研究范式相比具有很高的优越性，更趋近于现实，必然会使其成为未来金融理论发展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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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相关理论篇（6）

二、金融发展理论定义

金融发展理论，主要研究的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关系，即研究金融体系（包括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如何建立有效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政策组合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及如何合理利用金融资源以实现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并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金融发展理论的诞生

西方早期的货币金融的研究领域主要围绕在货币、利率和信贷等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没用将金融作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体系进行研究，金融处于经济学的附属地位，故而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

二战以后，很多地区相继独立建立国家，在进行国家经济建设的时候，资金短缺的问题时常制约着经济的发展。这些国家试图通过刺激储蓄和吸引外资的方式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但结果常常并不理想，究其原因是由于金融系统的落后。由于金融系统的落后，国内的资金运行效率低下，金融系统无法有效的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这引起了很多经济学家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其中代表性的人物是戈德史密斯、麦金农、格利和肖。这些经济学家深入研究了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出版了相关的著作，这进一步引起人们对金融发展理论的重视和研究。

帕特里克在《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中提出了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良好的金融环境会引导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经济个体之间的经济行为会变得非常复杂，这也就会引起对金融的需求，从而拉动金融的发展。这个观点也就是人们所称的帕特里克之谜，它引起了人们对金融与经济关系的探索。

金融发展理论的前提是金融理论的职责，这是由戈德史密斯在1969年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提出的。他指出，金融理论的职责是找出决定一国金融结构、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流量的主要经济因素，并阐明这些因素怎样通过相互作用，从而形成金融发展。戈德史密斯认为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他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的方法，并把金融中介比率、金融相关比率和金融机构发行需求的收入弹性等指标作为衡量金融发展和金融结构的指标。后来的经济学家很多是以他的研究作为分析的基础。

金融发展理论开始的标志是格利和肖发表的《金融和储蓄机构与储蓄―投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两篇文章。他们假设金融发展是从低级到高级、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并证明了经济发展的程度越高，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越强，而且金融的发展必须伴随经济的发展，金融发展不能脱离经济发展而独立进行。

四、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

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标志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麦金农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肖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中提出的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他们将研究视角从发达国家完善的经济环境转向发展中国家落后的经济环境。

麦金农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金融抑制的现象，政府对汇率和利率实行严格的管制，这就意味着资金的价格是扭曲的，并不能反映市场上真实的资金供求关系。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常常存在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很可能就会出现实际利率为负的情况，这就会极大地损害人们的储蓄倾向，导致银行无法吸收到足够的资金，市场上资金的供给被抑制；另一方面，实际利率为负意味着贷款人对借款人进行补贴，刺激了资金的需求，而资金的供给相对不足，造成了资金的供不应求。政府在此时通常实行资金配给制度，依据自己的偏好分配资金，导致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丧失，资金使用效率低下。金融抑制导致一国的金融体系失灵，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肖认为，金融体制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方面，完善的金融体系可以有效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吸收储蓄并将其转化为投资，使资金流向效率高的地方，促进社会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当经济运行良好时，人们收入增加，刺激了人们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而在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中，金融体系与经济发展相互制约，处于恶性循环的状态。所以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应采取金融深化代替金融抑制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五、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

二十世纪末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中，部分发展中国家并未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这引起了一些经济学家的关注。他们发现这些国家并不是盲目地进行金融自由化，而是根据国情逐步进行改革。依此，诞生了金融约束理论，即政府不应完全放开对经济的管制，而应保持是适当地干预，这样更能有效地促进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金融约束是指政府通过一系列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以达到既防止金融压抑的危害又能促使银行主动规避风险的目的。金融政策包括对存贷款利率的控制、市场准入的限制，甚至对直接竞争加以管制，以影响租金在生产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的分配，并通过租金机会的创造，调动金融企业、生产企业和居民等各个部门的生产、投资和储蓄的积极性。政府在此可以发挥积极作用，采取一定的政策为银行体系创造条件鼓励其积极开拓新的市场进行储蓄动员，从而促进金融深化。

金融相关理论篇（7）

一、金融数学相关理论

（一）投资组合理论

该理论是于1952年由马尔柯维茨提出的，其主要通过利用方差来对投资组合风险进行计算，即投资组合理论主要是指在特别时间内的方差最小点与最大点之间集合，同时指明当无差异曲线能够与某投资组合有效边界发生相切时，那么其选择的投资组合决策为最佳，反之，则最差。

（二）资本资产定价理论

该理论是由著名专家学者夏普、林特纳以及默顿经过多年探讨所得，其主要以投资组合理论为根本，研究和提出证券投资回报率与投资风险之间存在必然关联，进而根据研究分析提出资本资产定价理论。当投资者在证券交易市场上选择适合的股票时，其所选择的股票应能够通过相关理论分析所得函数与证券走向线相切，而所得相关切点值和市场线中的斜率是取得最佳资本资产定价的重点，也是资本资产定价的核心。通过金融产品选择对资本资产定价理论应用，使其能够在证券选择、投资估算、资本预算以及投资风险分析等方面都有显著成效。

（三）B-S期权定价公式

B-S期权定价公式是在1973年由布莱克和斯科尔斯提出的，其通过多经研究与努力证明了期权的合理价格并不依赖于投资者喜好，且与当前值和未来预测相关，并根据研究总结提出能够计算期权定价具体公式，称其为B-S公式。B-S公式的提出为期权风险管理和套期保值发展提供了依据，并由于该理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使其被广泛应用于金融证券产品开发与定价。与此同时，著名专家默顿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股票支付红利期权定价公式和看涨期权、看跌期权的定价公式。

二、金融数学理论研究在我国的新进展

（一）随机最优控制理论

上世纪60年代末期，各国为了更好的解决和优化金融产品可能带来的相关随机问题，进而将随机最优控制理论应用于其中，且通过利用测度理论和泛函分析方法概括得出随机最优控制理论。直至上世纪70年代时，通过对该理论的应用和分析发现其是连续时间内解决最优投资问题的重点内容。因此，在随后的应用中对其进行深化的研究，并发现其在假设连续型交易条件下会随着交易的变化而发生连续变化，这是其在实际环境中进行证券投资的典型差别。同时，为了能够更好的弱化连续变化下最优控制理论存在的相关问题，致使随机最优控制理论产生。我国在随机最优控制理论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专家彭实戈经过不断研究，使得我国倒向随机微分方程研究处于领先地位。

（二）鞅理论

当前世界各国在金融理论方面研究和应用都以鞅方法定价理论为基础。鞅理论提出在证券金融市场有效假设的条件下，证券价格等价于一个随机鞅过程。同时，各专业学者在以等价鞅测度概念为前提条件下，制定了一套用于解决金融衍生产品定价问题的方法，有效规范了金融市场的定价计算和良行运作。我国郭文旌等著名专家也对鞅理论进行了系统化研究，并在该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三）最优停时理论

最优停时理论是概率理论中应用性较强的内容。随着该理论在概率方面的广泛应用，我国一些专家学者也开始投入其中，通过多年的研究和应用，加快了我国金融行业和产品的发展与完善。通过合理化应用和分析最优停时理论，有效解决了由固定交易费用证券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相关问题，概括归纳出投资决策简化算法，同时将最优停时理论与投资组合等理论相结合，优化理论理念，简化方式方法。

三、金融数学的发展存在问题及展望

（一）金融数学新问题

金融数学模型建立在以假设为根本的前提条件之下，而这些前提条件可能与当前实际情况之间存在极大的不同和不合理现象，因此，这些假设前提的存在就变得极不合理，并且需要通过利用金融数学理论方面内容对其进行完善和优化。由于各国金融背景和经济形势都明显不同，其普遍根据自身国家的金融情况来明确金融模型和方式方法。同时，即使这些假设条件能够与实际相符合，顺应各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其金融产品和社会需求也随之创新和变化，进而所出现的问题也各有差异，金融理论和数学方面出现的问题也越多。

（二）明确实证研究方向

实证研究主要强调数据的重要性和真实有效性，即所选择数据应由金融市场现实数据信息所得，通过金融类型建立有效的金融数学模型，以该模型为分析基础，总结得出相关数据信息存在的规律性，最后对所得数据信息与现实数据进行比较。假如数据并非金融市场中实际存在的数据信息，仅仅是根据研究人员专业角度出发，根据其专业经验来确定数据信息内容，或者根据研究人员逻辑推理所得，而这些数据分析难以准确地、客观地揭示出金融市场真实发展规律。

（三）金融数学研究展望

当前金融系统普遍由多元化、不确定性等多元素构成，因此，其对金融数学有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当前金融市场行业发展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一方面，金融市场出现突发事件、信息不对称、波动等情况都要通过利用金融数学来解决。金融市场上的波动情况主要是体现在随机方面，而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则能够有效解决波动现象。除此之外，随机最优控制和随机微分方程这些方式也在不同的金融领域中被广泛推广和应用。另一方面，突变理论和冲击理论也同样应用于金融行业之中。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人们难以通过数学理论来对其进行处理，但一些对策理论能够很好的与金融行业应用相结合，比如：统计学和计算机学已在金融数学中充分发挥其重要作用，从此可以发现，金融数学的全方位研究和应用能够更快的推进国家经济形势发展以及创新金融产品类型。

四、结束语

在当前的金融理论和金融实践过程中，金融数学并不是万能的，但其又是必不可少的。随着金融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对金融数学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并把金融数学研究和金融管理发展作为当前国家大事、要事来抓，我们坚信其一定会在我国金融行业发展中充分发挥其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金融相关理论篇（8）

F830A

佟硕（1982-），男，辽宁沈阳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策性金融、金融发展理论；张磊（1981-），男，辽宁沈阳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发展理论；吕正日（1992-），男，本科生，研究方向：金融发展理论。

现有的金融发展理论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通过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在宏观制度层面和微观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层面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构建了完整的金融发展理论框架，证明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但是已有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金融发展问题本身，没有对金融的本质属性问题、金融结构与金融功能的关系问题、金融效率以及金融体系生态环境进行深入分析，也没有构建系统的社会科学分析体系，总体的研究状态还停留在量性金融的阶段。以白钦先教授为代表的学者们，以金融资源学说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问题为切入点，经过范式转换、理论创新和方法变革，建立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以哲学视角和人文关怀对以上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对金融发展理论做出了创新性的完善和拓展。

一、对金融资源属性的研究

金融资源学说是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而对金融资源属性的揭示又是金融资源学说的逻辑起点。白钦先（1998）在亚洲金融危机背景下，经过对百年金融发展史的反思和对已有金融发展理论的再认识，对传统资源观进行了拓展，确认了非自然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特别赋予金融以资源属性的定位，提出了金融是一种资源的观点，并明确指出金融资源是最基本的稀缺性战略资源和社会资源，建立了全新的金融观。为了清晰地界定金融资源属性，白钦先（1998）将金融资源属性概括和抽象为三个层次，即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广义的货币资本或资金）、实体性中间金融资源（金融组织和金融工具）和整体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各种金融因素构成的体制机制及相互影响产生的关系），三个层次彼此独立又相互依存。同时，白钦先对金融资源的特征展开了研究，启发性地揭示了金融资源的二重性特征，即金融资源是资源配置的机制，也是资源配置的对象。金融资源在受到配置的同时，也通过自身的传导机制对经济发展产生正向或负向的影响，二重性之间是统一的。金融资源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枢纽和关键因素。白钦先对金融资源属性的认识，是一种对金融问题研究的全新视角，从本质上提升了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层次，为研究金融发展问题建立了更加坚实的微观基础，“将金融从单独的符号、服务、中介、工具、杠杆一类提升到人类社会一切资财之源的高度，提升到成为人类核心性资源，战略性资源的层面”。

白钦先建立的金融资源学说，通过对金融资源属性的揭示，将狭义的金融观提升为广义的金融观，将对货币非中性的认识上升为对金融非中性的认识，从而使稀缺条件下的资源配置与人类欲望无限需求的关系成为金融发展与经济研究之间重要的契合点，促使金融分析与经济分析有机结合。

二、对金融结构与金融功能的研究

从西方金融发展理论演进的过程看，金融结构与金融功能是理论研究的重点，由金融结构观向金融功能观的转变，是深刻理解和把握金融发展问题的关键。白钦先从间接金融与直接金融融资方式结构的演进和金融总体效应（功能）入手，在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框架内，对金融结构、金融功能与金融发展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在《比较银行学》中，白钦先首次提出了金融体制是由九大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框架，开始了有关金融结构和金融功能问题的研究。在金融结构研究方面，白钦先（1999）通过对世界一些主要国家金融业及其业务历史发展过程的研究，观察到内生性自然演进过程的存在，即间接金融与直接金融间呈现出不平行发展和不平衡发展的状态，其将这种状态高度概括为“金融倾斜”。在此基础上，白钦先（2003）通过对传统金融（直接融资）与新金融（间接融资）的发展速度和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直接金融在绝对量和市场占有率方面逐渐接近甚至超过了间接金融，并将这种现象定义为“金融倾斜逆转”，认为这种逆转是重大而深刻的金融结构变迁。通过对金融结构的重新认识，白钦先指出戈德史密斯提出的“金融结构（特指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变迁即金融发展”的观点是一种量性金融发展观，是一种忽视了金融发展内在实质性内容的片面金融发展观。通过对这种观点进行修正补充，白钦先（1998—2004）阐述了“金融相关要素的组成、相互关系及其量的比例”的一般金融结构观，提出金融结构变迁并不必然就是金融发展，金融发展应该是质性发展与量性发展相统一的一种状态。

在金融功能研究方面。白钦先（1998）明确指出金融研究的重点应该由金融结构观向金融功能观转变。他认为金融功能也是一种金融资源，属于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与金融结构相比，金融功能具有客观性、稳定性、稀缺性和层次性的特征，其更易于整体观察与把握，更少受人为干预，所以更难能，更难成，更难得，也就更稀缺（2006）。白钦先在关注金融功能问题的过程中，还深刻地揭示了金融正功能与负功能的辩证存在问题。其认为，现有的研究对金融正功能的关注和研究较多，采用的研究方法和得出的结论受到比较广泛认同。但是，在关于金融负功能的研究方面，理论的深度还很欠缺。所以，结果是金融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金融功能偏离正常运行状态，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白钦先、谭庆华（2006）系统地研究了金融功能演进与金融发展问题。他们对金融功能重新界定，提出了由基础功能（服务功能、中介功能）、核心功能（资源配置）、扩展功能（经济调节、风险规避）和衍生功能（风险交易、信息传递、公司治理、引导消费、区域协调、财富再分配等）构成的金融功能体系。在此基础上，他们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金融功能的演进轨迹。他们认为金融功能的演进并不是完全的替代关系，而是在不同发展阶段，会发生共存状态下交替重叠。得出的结论是金融功能演进即是金融功能的扩张与提升，金融功能的扩张与提升即是金融发展。金融发展的功能观点实现了金融量性发展观与质性发展观的有机结合。

白钦先对金融结构和金融功能问题的系统阐述和深刻揭示，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触及到了金融及金融发展的本质性核心，对金融发展的实质内涵进行了深刻的揭示，提出了评估金融发展的客观标准，使金融发展问题研究的对象更加明确，层次更加清晰，理论基础更加坚实。

三、对金融效率的研究

随着白钦先对金融的资源属性的揭示和对金融功能观的阐述，金融效率的重要性逐渐显现，并成为其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白钦先（2001）对金融效率定义是金融资源在经济系统与金融系统以及金融系统内部子系统之间配置的协调度。金融发展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程度应该通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进行衡量，而这种效率应该实现量性发展与质性发展的统一。从静态来说，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既要实现金融各子系统的协调，也要达到金融与经济两个复杂系统的协调。从动态来说，金融配置效率既要实现时点上的金融与经济的协调，也要考虑发展过程中金融与经济的互动影响关系。因此，白钦先，丁志杰（1998）提出金融可持续发展应该是金融整体效率与微观效率并重的发展。白钦先，沈军（2006）基于系统科学的视角，将金融结构、金融功能与金融效率整合在金融系统内进行研究，提出了SFE框架。他们认为正确认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以及正确处理金融问题的关键是以金融效率为切入点。金融结构、金融功能和金融效率三者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具体来说金融结构通过金融功能这一纽带与金融效率发生作用，金融与经济之间的联系环节是金融效率。在他们看来，已有的关于金融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微观金融个体或是诸如保险、银行、证券等局部的金融市场运行效率方面，缺乏对不同金融市场互动影响、金融系统与经济系统、金融结构内部构成、要素配置机制及其效率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因此，他们引入了系统科学的研究方法，重点通过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简称CAS理论），按照“适应性造就复杂性”的思想，将金融系统看作是一个复杂系统进行研究。

通过在理论体系中引入金融效率因素，白钦先为金融发展问题建立现实的基础。将金融资源、金融功能与金融结构等问题与进行效率相关联，一方面为理论分析提供了现实的落脚点，另一方面也为评价和评估金融发展提供工具和方法，同时，为研究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建立了基准。

四、对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问题的高度概括和总结。白钦先（1998）提出了建立金融可持续发展观的问题。其对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在遵循金融自身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和兼顾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建立与健全金融体制，发展与完善金融机制，提高和改善金融效率，合理有效地配置金融资源，从而达到质性金融与量性金融的良性协调发展，达到经济与金融在长期内的有效运行和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白钦先认为，金融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一脉相承，这是中国的问题，更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是一个影响世界各国社会与经济发展以及国家安全与的战略问题。白钦先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涉及经济资源观、金融资源论与可持续发展三大领域。他利用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对1998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进行了有力的解释。指出由金融危机衍生出的金融理论的危机问题，解释了亚洲一些国家在金融发展过程中，没有按照自身所拥有的金融资源属性，不合理配置，导致了金融的负功能超过了正功能，导致了泡沫的积累和金融系统的超负荷运转，最终危机爆发。从长远的发展角度来说，这种不可持续的金融发展战略必须得到摒弃。在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上，白钦先提出了金融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其基本原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金融可持续发展是量和质统一的发展；二是金融可持续发展是相对稳定发展与跳跃性发展并存的发展；三是金融可持续发展是金融整体效率与微观效率并重的发展。白钦先（2003）将这一战略是应对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日益深化的挑战，保持国别和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稳定长治久安的根本性战略对策。

白钦先教授建立的以金融资源理论为核心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理论方面，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对金融发展理论的重大突破，通过全新的视角审视金融发展问题，为金融发展奠定了哲学基础。使得关于金融发展问题的研究，不再只局限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方面，在金融发展的估计与测度时，更应该从是否实现人本关怀、人文精神、人性启发的角度，对金融发展进行评价。在现实方面，一个国家在构建金融体系，发挥金融功能，通过金融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必须要理解本国金融资源的分配状况，针对这种客观存在，合理配置金融资源，既要避免开发不足造成的浪费，更要避免过度开发导致的掠夺性使用。因此，在金融资源利用上，也要关注金融生态环境的维护和保持，实现建设友好型金融生态环境的目标。

[参考文献]

[1]白钦先比较银行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2]白钦先建立面向21世纪的金融可持续发展观[J]城市金融论坛，1998（8）

[3]白钦先论金融可持续发展国际金融研究，1999（4）

[4]白钦先等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导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5]白钦先百年金融的历史性变迁[J]国际金融研究，2003（2）

金融相关理论篇（9）

(一)亚洲金融危机及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动荡，在实践上对传统的金融理论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这种挑战迫切要求金融理论的创新。

(二)传统金融理论是传统经济下的产物，是与20世纪经济相适应，其研究对象是经济运行环境相对稳定下的资源配置问题。21世纪的经济是经济金融化、经济全球化的经济，是高迅速发展的知识经济，高科技和新金融成为支持和拉动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由于知识积累、专业分化、经济不确定性因素增大，所以这种经济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协调问题。其研究对象是在经济协调基础上动态资源有效配置。经济金融协调成为资源有效配置的前提条件。

(三)由于现代经济中信用关系普及，债务关系的相互依存，金融资产规模膨胀，并成为联结现在和未来的动态资产配置的主要因素，现代经济协调首要问题便是金融协调问题。

金融协调理论的基础

从角度看，金融协调符合任何事物发展的；从经济学角度看，金融协调符合均衡发展理论；从国家和安全角度看，金融协调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一)哲学基础

金融协调的中心点是效率，金融协调的论是动态的、系统地、和谐地实现经济的运行，其中包括了金融各要素与社会经济各主体的博弈在内，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态的目标。其哲学基础，首先是中庸哲学。中者，中正、中和；庸者，用也，即“允执其中”。既然要坚持中，就要把握两端，也就是矛盾的对立面。协调，就是对立的统一，取中正的立场，避免忽左忽右两个极端。在经济博弈中，矛盾的双方在统一体中，事物还处于量变过程，没有达到质变时，就要承认矛盾的存在，使矛盾的统一协调地保持下来。矛盾的统一是量变，矛盾的转化才是质变。

(二)经济学基础

经济理论是在对经济实践抽象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抽象经常是以舍弃一些不太重要的因素为代价，但经济活动变迁也会使原来不太重要的因素变成经济活动的主要因素和决定因素，这时就要求对原有的经济理论进行扬弃，实现经济理论的创新。传统的经济理论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上，其理论基础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其研究方法是边际分析方法；其研究目的是要论证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经济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这样在研究中就忽视了经济的演化和变迁问题，当然在经济发展速度较慢，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环境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这种舍弃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在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经济活动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传统经济理论就很难回答现实经济生活提出的问题，特别是与经济发展，经济变迁相关的动态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便产生了以分析经济变迁为主要的演化经济学的复活，并从古典经济学著作中找到它的理论渊源。

金融协调理论的内容和框架

(一)金融协调理论的内容

金融协调理论是在充分把握经济发展变迁中普遍存在的互补性和报酬递增的现实条件下，以金融效率为中心，运用系统分析和动态分析的方法，研究金融及其构成要素的发展变化规律，它们的收益、成本、风险状态和运动规律，并研究由此决定的内部效应与溢出效应，揭示金融内部构成要素之间，金融与经济增长，金融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构造金融协调运行的政策调控体系，以促进金融与经济高效、有序、稳定、健康发展。

下面我想就上面的表述做几点说明：

第一，关于经济中的互补性问题。

这里所说的“互补性”，与外部性的概念基本相似，但又有些差异，它不仅强调金钱的外部性，更强调技术的外部性和市场的相互依赖性，它是指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一般规律，由经济发展中分工的不断发展而形成的与企业、产业与产业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由于迂回经济所构成的生产过程的分解和扩张而形成的分工，使得一个企业或产业的发展，更多地受到其相关的一系列企业和产业的发展状况的。单一企业和产业的成本，更多与相关企业和产业数量相关，从而形成企业整体的相关关系。从经济发展史中，我们可以看出经济越发展，经济活动的互补性和外部性也越普遍。外部性的普遍存在，严重影响了“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看不见的手”范式的悖论越来越多，从而也就在更大程度上要求从协调的角度来处理和解决经济问题。

第二，关于报酬递增问题。

经济发展中的报酬递增，是指在社会分工下引致的市场规模扩大，从而进一步引起新的分工的经济演化进程中，专业化分工所导致的报酬增加情况。报酬递增突破了新古典学派以报酬不变为基础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式，并把动态的、非均衡的经济进化思想引入经济学分析之中。由于有市场扩大分工深化条件下的报酬递增，我们才能了解金融活动，金融制度在减少不确定性和风险，扩大投资和扩大市场中的作用，这可能是我们真正把握金融在现代经济中作用的一条新途径。

第三，关于金融效率。

这里我们提出以金融效率为中心，是在把握金融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围绕金融活动的效果，从宏观的系统的观点和动态的长期的观点来研究金融和经济的关系，特别是研究金融对经济发展的经济演进所产生的促进作用。在这里，我们一方面强调金融效率在整个金融理论中的特殊地位，这是传统金融理论研究中忽视的一个问题，而这一问题正是构成了我们正确认识金融与经济，正确处理金融问题的关键；另一方面，我们强调金融效率的宏观性和动态性，这与单一关注金融的微观盈利性和静态盈利状况是不同的。

第四，关于金融溢出效应。

金融溢出效应是指金融各构成要素或作为一个整体的产业，其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不相一致的外部性的关系。金融的这种溢出性或者说外部性的表现，必须运用协调的思想和方法，才能转化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力量，实现其激励和约束的相容作用。

第五，关于协调和均衡。

我们认为，金融协调并不是一种静态的均衡状态，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种动态均衡是在发展中均衡，那么就可能出现整个均衡与局部不均衡并存；或长期均衡与短期不均衡并存。金融资源在内部的流动，包括各层次上或各相关要素之间的博弈，从而推动长期和整体的均衡，使金融与经济不断向前发展。当外部规则发生变化时，会产生新的博弈，这又将会推出新的均衡或协调。

第六，关于国际金融协调。

金融协调当然包括国际金融的协调。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更加显示出现代金融脆弱性和金融协调的重要性。

(二)金融协调的原则和方法

就金融协调的原则来讲，主要是坚持三个统一。其一是数量发展和质量发展的统一。即在注重金融相关比率、金融资产规模、金融机构扩张等数量型金融发展指标的同时，更要关注金融对经济发展促进作用的金融各项功能的有效发挥，注重金融的功能效应及其发展。其二是要坚持宏观效率与微观效率的统一。由于现代经济所普遍存在的互补性关系，研究金融时就不能只研究其微观效率，而必须同时关注金融的宏观效率，及宏观效率与微观效率的统一问题。其三是要坚持金融动态效率与静态效率的统一。金融作为现期货币购买力与远期货币购买力的交易，是一项包括时间过程的经济活动，本身就要求考虑未来的各项因素，而成为动态决策过程。而金融协调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就是要在动态的变化中追求其效率，它是一种协调中的效率。

金融协调的方式包括市场机制协调、计划和行政制度协调以及协调。市场机制协调主要指经济运行为主体根据市场的价格信息(资本市场中的利率)，依照利润最大化原则，在相互竞争的市场中形成的一种协调发展。它也可以称为“看不见的手”的协调。计划和行政制度协调作为市场机制协调的替代，它包括企业内部的各层组织机构的协调和政府计划手段的协调，这种协调主要依靠行政权威来进行。它可以称为“看得见的手”的协调。而网络协调是指经济网络组织理论所强调的介于市场和企业或政府之间的中间力量的协调。它是既不依靠市场机制力量，也不依靠行政权威力量的经济主体间形成的其他特殊关系和制度安排。

(三)金融协调的层次和内容

1、金融协调的层次

金融协调的层次有：金融内部协调，包括金融组织、金融市场、金融监管当局、金融工具、金融制度等；金融与经济(宏观经济各要素、微观金融要素或全体)的协调以及金融与社会的协调。

2、金融协调的内容

金融协调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在宏观方面包括：总量协调、结构协调、区域协调、内外协调、货币政策、金融监管、金融机构间的协调、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货币供应量与货币创造、金融衍生工具与金融风险控制等问题。在微观方面包括：证券业与银行业的协调、资产结构、银企关系、收益与风险等问题。其研究的重点是在分析金融构成要素运行机制的基础上，解决金融的所有权结构协调、金融与技术效率协调、外部性(溢出)协调、跨企业资金配置协调、跨行业资金配置协调、金融与社会环境制度协调、金融宏观效率和微观效率协调、动态效率和静态效率的协调等问题。从而形成比较完整的金融协调政策调控体系。

协调的几点初步突破

金融协调理论从协调出发金融，从而使得金融成为与时间变迁相联系的有阶段性的金融，使金融成为处于生活中而又内生于经济系统中的金融，这样也就更接近于金融的本来面目。这种研究问题的和角度的转移，必然带来金融理论的变革。在此，我们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些问题来反映金融协调理论所带来的金融理论的突破。

(一)金融市场与商品市场的连通和联动：泡沫经济的根源之一

现实中的货币不仅仅服务于商品市场，也服务于金融市场的交易。随着经济金融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市场越来越脱离了商品市场的制约，交易规模不断扩大，呈现出自身的特有，这种趋势也带来货币流通及经济运行态势的显著变化。

金融市场的功能主要在于提供作为激励机制的信息和投资资源配置相关的信息。但若是金融市场的投机因素过大，就会妨碍其基本功能的发挥，带来一些负面。经济理论已经表明，金融市场由于受到预期的影响，只要预期形成，它本身可以在某一区域内的任何一点达到供求均衡，而没有一个具有帕累托效率的供求均衡点。当人们预期价格上涨时，市场便会吸引大量的资金，拾升价格，并强化原有的预期，直到人们的预期发生改变。而在投机性的金融市场上，非理性的投机者增多，他们对资产价格走势的判断，逐步脱离经济基本面，此时金融市场就成为凯恩斯比喻的“选美比赛”。这种选美比赛中的问题不在于预测谁最漂亮，而在于猜测裁判认为谁最漂亮。即股市中的中坚力量的预期将成为股市中的决定因素。由于金融市场中参与者构成变化，市场结构发生变化，此时，在金融市场中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利用资金实力对市场操纵。拥有雄厚资金实力者，可以通过造市，诱导别人的预期，并利用散户的“从众”心理，以其预期来获取赢利，这样，资金实力成为投机性金融市场中的竞争优势。所以，投机性金融市场的特点是对资金的追求，从而使其成为多余资金的“吸纳源”。

当经济持续时，就会导致金融市场上价格上涨预期的形成。此时，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成为一个连通器，资金由商品市场流向金融市场，促使金融市场价格上升。而商品市场出现资金短缺，银行体系便向其注入资金，维持商品市场购销两旺、价格平稳的局面。中央银行通过监测M2和控制商品物价水平，并没有发现超量货币供应的迹象。随着金融市场价格的进一步上涨，资金转移更为加深，甚至于资金会溢出金融市场而进入房地产市场等投机性领域，经济出现一派繁荣景象。但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不能无限地偏离其基本价值的支持。当偏离越来越大时，预期反转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几乎任何信息都可能使泡沫崩溃。当泡沫崩溃的一天真的来临时，价格便会急剧下跌，金融市场发生动荡。个别获利了结的庄家大户抽款拆资，而多数客户被高位套牢，资金连通受阻，债务链发生危机，银行紧缩，信心受挫，市场低迷，经济陷入困境。

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投机者对资金的过量需求会成为商品市场的冲击源，如果中央银行割裂金融市场与商品市场的资金联动关系，只盯着商品市场的物价水平，并将其作为调控货币供给量的标志，就很难控制泡沫经济的形成与崩溃。所以，协调金融市场与商品市场的关系，将股票市场的价格纳入中央银行的监控指标，才有可能防范泡沫经济的发生。运用金融协调理论就可以正确地看出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之间的这种连通与联动关系，摆脱现行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中的误区。

(二)需求不足与金融协调问题

金融往往同需求有着密切的关系，而需求的扩张和萎缩就会带来经济的波动。

改革开放以来，所经历的经济周期，都可以看到金融政策发挥作用的痕迹。有的学者曾运用1979~1997年的实际投资增长与GNP实际增长作相关，从中发现，其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NP实际增长的波动的79.5％可以通过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GNP更是高度相关，相关系数达99％，这说明在1979~1997年里，投资是引起国民生产总值波动的主要因素，二者波动幅度基本一致，呈现出非常强的正相关性。而且由于投资处于“饥渴”状态，投资需求非常巨大，所以投资便只受到资金可得量的制约。金融放松控制，资金可供量增加，投资便增加，GNP增长速度加快。反之，实施紧缩银根政策，控制金融，投资便会减少，GNP增长速度便会回落。所以利用金融政策，通过控制国有部门的投资，带动非国有部门投资的变化，比较顺利地实现了经济政策的调控目的。

但是，1998年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机制发生了改变。由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出口需求下降，为实现经济增长8％的目标，政府改变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通过降低利率，改变存款准备金制度，放松商业银行存贷款比例控制等措施，并没有带来投资的扩张，甚至于国有部门的投资扩张也不明显。1998年下半年，政府通过启动扩张性财政政策，才使国有部门的投资大幅增加，但非国有部门投资并未跟进，最终199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7.8％，1999年GNP仍保持回落势头。

金融相关理论篇（10）

金融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

“大金融”的概念起源于本世纪初。早在2000年，著名经济学家黄达先生在关于金融学科建设的多次演讲中都提出：金融学科应包括金融的宏观与微观、金融与实体的关系等方面，金融学应当是宽口径的。黄达先生十分关注社会经济变化对金融的要求、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宏微观层面金融理论的整合，实际上这就为构建现代金融体系指明了方向。

13年之后，我们欣喜地看到，黄达先生关于金融学科建设的构想已在《大金融论纲》中全面实现。这是金融学“人大学派”对金融理论的重大贡献。在《大金融论纲》中，作者依然将关注的焦点置于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上，认为本轮国际金融危机至少给了人们三大启示：一是经济运行中的金融因素和金融规律远未得到充分认识；二是金融发展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系统性风险被长期低估；三是传统的经济学框架未能很好地整合宏微观层面的金融理论。针对这些问题，作者在剖析主流宏观经济学与西方金融理论的缺陷、进行系统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大金融”理论。《大金融论纲》构建了以“大金融”理念为核心的现代金融体系基本框架，使“大金融”成为完整的金融理论体系。

《大金融论纲》最重要的创新或理论贡献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创建全新的金融理论，即“大金融”理论。其内涵为：宏观和微观金融理论的系统整合、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和谐统一、金融发展一般规律和“国家禀赋”的有机结合。

二是构建了现代金融体系的全景分析框架。其总体逻辑思路是通过对影响一国金融竞争力的相关因素进行研究，得出金融体系发展变迁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进而对现代金融体系发展的理论基础进行系统重建。这部著作将影响一国金融竞争力最基本的因素概括为三大因素，即效率性、稳定性和危机控制力：效率性决定金融体系的“活力”，稳定性决定金融体系的“弹性”，危机控制力决定金融体系的“张力”，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现代金融体系发展理论的“三大支柱”。

大智慧：

中国现代金融体系发展的框架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金融改革开放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中国金融发展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金融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更趋复杂、金融宏观调控面临挑战、金融机构转型和防范风险问题突出、金融体系不健全和结构不合理、金融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举步维艰、金融服务与人民生活水平发展不相适应等等。显而易见，中国金融改革开放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大金融论纲》对中国现代金融体系的发展构建了一个“大金融”框架：

首先，设计金融发展的战略框架。包括金融发展的总体目标、基本原则、整体蓝图与实践路径。

其次，设计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框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框架的核心是协调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力图从一个整体、系统和动态的视角来设计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并在两者之间构建合理的制度安排，以实现中国金融发展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双稳定+双发展”（“金融稳定+实体经济稳定”与“金融发展+实体经济发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框架的重要意义，还体现在对中国经济转型中的金融支持，助推金融和实体经济的有效结合，金融全面支持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再次，设计新型金融宏观调控体系。设计构建“三位一体”新型金融宏观调控体系是这部著作的一大亮点。“三位一体”，即货币政策、监管政策和信贷政策的协调与配合。货币政策，要盯住通胀和产出，关注金融体系风险状况，以价格调控为主、数量型调控为辅。监管政策，实施逆周期监管应综合考虑银行广义信贷和社会融资总量，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统筹协调。信贷政策，可选择盯住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满足度，与总量性的货币政策相区别，主要发挥结构性调控功能。值得一提的是，这部著作构造的“金融失衡指数”是衡量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指示器，可为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提供有效的决策和参考信息。

最后，设计金融改革的方略。如构建高效而稳定的现代金融体系、全面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金融业混业经营等。

大战略：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探索

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以美元霸权为重要特征的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和弊端，危机也表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危机后国际经济金融竞争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因此探寻中国在大国间金融竞争中以及在国际金融体系重构过程中的战略与政策已成为中国经济金融发展中亟待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大金融论纲》以提高金融竞争力为主线，对金融危机后中国对外金融发展的相关战略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地研究。这部著作从长期的视角全面审视了全球范围内主要大国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战略，以及现代金融体系下一国金融竞争的决定因素，并以此为基础全面构建了有利于促进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和增强国家竞争能力的金融体系框架，丰富了中国关于大国竞争金融战略的理论，弥补了国内外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大金融论纲》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创新见解，最突出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危机后国际金融体系发展趋势。国际金融格局出现“再平衡的多边主义”，国际货币体系从“一主多元”向“多元制衡”转变，金融的功能回归实体经济，以及金融监管走向了宏观审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