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相关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3-05-28 09:35:12

金融市场相关论文

金融市场相关论文篇(1)

一、金融学的新理论研究概述

由于受到经济、科技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为了适应金融市场的发展,传统的金融学理论也在不断进步与发展中。近些年,金融学的新理论在慢慢建立起来,是通过依据传统金融学理论和其他学科理论的精髓形成的。传统的金融学的新理论已不能满足当今金融环境的需求,金融学新理论主要是吸取其他学科的精髓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对眼下的金融市场更有帮助。虽然新的理论研究成果出现了,但是仍受到很多挑战与质疑[1]。

金融学的新理论在有效性、方差对市场波动度量的可靠性等方面有一定的进步,为各个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在经济学、非线性复杂动力学金融理论上也存在很多差异,因此,现阶段的金融学的新理论并不是协调统一的,但是在未来的发展中,金融学的理论与实践必定会走向和谐一致。因此,对于金融学新理论研究也必然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研究的方向和趋势也会更加多元、多样化,进一步分析影响金融市场的相关因素,这对于未来的金融新理论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推动意义,金融学新理论研究的未来发展会逐渐成熟、协调统一的。

二、金融学的新理论的研究进展

由于眼下的金融市场在进行运行时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它是一种比较复杂的非线性系统。例如,部分投资者会根据相关反应进行投资,或者金融市场不稳定而造成价格的不稳定等,由于金融市场的无序、混乱等问题,这时候往往会给投资者加大一定的难度,所以说,金融市场也是非常复杂、多变的体系[2]。金融学的新理论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行为金融学的理论研究和非线性复杂动力学金融理论研究。

美国金融学专家曼特尼亚对金融学的新理论进行了相关研究,他认为在这个复杂的金融市场中,金融学的新理论的是非常明确的复杂体系。我国著名金融学家周炜星也通过非线性物理相关研究方法分析金融市场的经济数据,从中可以获取相应的运行规律。此外,我国著名金融学家白钦对金融学的理论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研究了金融市场理论的内涵、功能及相关理论依据。

之后,曾康霖也对金融市场进行系统性研究,他认为当下的金融市场环境必须要符合其相关制度安排,为了确保其能健康、稳定、有序的发展下去,适应当下多元化的市场制度至关重要。目前的研究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但是对于未来的金融市场研究与发展也具有一定的推动意义。

根据以上研究可知,由于金融市场新环境的到来,传统的金融学理论已经落伍了,不能适应当下市场的发展要求,金融学的新理论研究能给金融市场带来准确的发展趋势,评估金融市场未来的发展趋势及在实践中证明其合理性。为了能从实际情况中出发解决问题,还需根据金融危机时代进行执行,这同时也能有效加强金融市场的发展与成熟。

三、金融学的新理论的应用

(一)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应用

行为金融学是一个将金融心理学和心理学结合起来的理论体系,借鉴了相关的研究方法和渠道,因此,被广泛的应用于金融市场中。但是,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与复杂化,广大研究学者们对其有了一定的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让其在资产定价上进行再一次突破。

行为金融学能在很多问题上做出合理的解释,比如,股票市场的价格。由于股票市场的价格中经常出现混乱这一问题,股票的价格也在不停的波动着,大家很难能预测到未来的股市,但是,行为金融学理论就能完美的解释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及现象。行为金融学在投资中也有很好的应用,由于很多投资者都无法预测到金融中可能存在的风险,谁都不想有所亏损,但是有些人过早将手中的盈利的股票抛出或者迟迟不愿放弃那些正在亏损的股票,这样最终结果就会损失更多[3]。而行为金融学的理论能很好的解释这一现象,这也是眼下被广大研究学者们一直研究的重点内容。

(二)非线性复杂动力学金融理论应用

非线性复杂动力学金融理论主要是通过利用有限理性人、分形和混沌等途径进行分析,在分析中找到其中所蕴含的规律。随着全球经济的高速发展,当下的金融市场环境是比较开放的,国际化的金融特征也非常明显,而这个理论主要是用来研究未来金融市场发展的走向和趋势,也能很好的解释这个市场中所蕴含的复杂性和随机性。我国著名研究学着周炜星经多年研究发现,是可以通过一定的研究方法进行处理经济数据,只要探索出其中的规律与奥妙,采取才能用的方法与对策进行实施,这样就能有效帮助大家往理想中的状态前进。因此,非线性复杂动力学金融理论研究应用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探索。

(三)政策性金融学的理论应用

对于政策性金融学的理论应用是国内外很多学者一直研究的重点内容,我国著名研究学者白钦先也对此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与概况,主要是探索了政策性金融学研究的内涵、特点、功能等理论[4]。此外,曾康霖也对此作出解释,通过应用政策性金融学,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将金融学理论与财政学理论进行结合,还能对政策性金融学理论进行概括、研究。政策性金融学的理论应用不仅可以反映出金融市场的内在规律,还能反应出客观条件和金融资产的合理配置,从而可以分析出金融学科的内在联系与金融活动的更多详情。

四、结束语

金融市场相关论文篇(2)

一、金融市场的关联性及金融风险相依研究的缘起

世界金融体系的形成和构建与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体系同步,经受过多次经济危机,业已相对成熟。改革开放后,国内金融市场在加入WTO的同时日渐融入国际金融市场,内在结构逐渐实现国际化同构,有由里到内均和国际市场融为一体的趋势和倾向。也就是说,海内外金融市场的关联性或者说相关性越来越强,研究某地域或某方面的金融现象必须有相对系统的观点来关照。

在金融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是管控各种金融风险,其重要前提是金融风险的量度和预测问题。在金融市场关联性和相关性越来越强的情况下,各种金融风险的相关性也逐渐增强,其具体的风险量度问题也应该充分考虑相关风险的系列情况,即联合风险或者说是相依风险的度量问题。

基于对风险相关即风险相依具体复杂内在情况的认识和估量不足,早期开展金融风险相依研究的主导思路是线性相关系数分析法或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方法。另外,VaR风险价值的计算方法以其较强的操作性及相对的准确度为综合风险度量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框架,被大量金融机构接受,成为后者研究综合风险或者相依风险的主导计量方法。

二、Copula理论的内涵及其对金融相依风险研究的推动维度

Copula本是数学统计范畴内的一种理念方法,其核心是利用样本数据和各种风险资产收益率的边缘分布近似确定其联合分布。Copula理论发展成熟于海外,2002年张尧庭撰文其在金融领域应用的可能性后,Copula理论随着金融市场的关联性、金融风险的相关性、证券市场风险相依等顺序和逻辑不断深入,逐渐成为风险相依研究的主流,从多方面推动了风险相依风险研究的发展。

(一)克服了传统风险度量方法的缺陷,推动了相依风险度量预算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交易活动及工具的不断增长变迁,金融市场的波动性日趋激烈,基于正态分布假设的传统风险度量方法及线性相关系数指标面对复杂的金融风险相依实务的时候本身缺陷尽显,导致出现了实务层面和研究层面的双重困境。而Copula理论以其不变性导出的系列相关性描述指标比线性相关系数更切合风险实务,Copula通过对相关结构和边缘分布分别建模的灵活性可构建出比多元正态分布假设下更合适准确的多元分布,比传统方法有明显的优势,推动了相依风险度量预算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二)推动优化VaR风险价值的计算,提升风险度量预算的准确度

VaR风险价值的计算方法虽然有操作性强且相对全面的优势,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实践实务增多其在不同模型计算结构差异及尾部损失信息反映等方面的缺陷也逐渐被人意识到。对此,马艳民、谢赤、罗付岩等部分学者探索构建基于Copula理论的VaR模型,提炼基于Copula函数的VaR与CVaR算法,通过将Copula融入VAR中优化VaR风险价值的计算,构建更为有效的风险管理模型,进而得出与实际分布更为近似的联合分布或者说相依分布。

(三)以对尾部相关性的敏感优势,推动证券相依风险研究的长足发展

对于证券市场风险而言,尾部相关性因其在市场大跌时的强烈反应对预防、管控股市重大风险非常关键,但是相对简单的线性描述不能够充分展现复杂而多变的尾部相关性,限制了其对证券风险相依研究的力度。对此,Copula以其刻画相关性的全面而灵活的优势,可充分地展现尾部相关的全部信息。基于此,Fre、马艳民、任仙玲、司继文等海内外学者陆续利用Copula的这个优势深化研究证券相依风险,并使Copula理论之成为证券相依风险研究的主导理论。

(四)以其较强的普适度,Copula理论扩大了金融风险度量的论述研究范围

在引入Copula理论之前,基于当时国内金融风险管理实务的局限及传统风险度量方法及指标的缺陷,论述范围一直比较有限,主要以相对西化的理论分析欧美成熟市场的金融现象为国内提供借鉴意义。引入Copula理论之后,论述范围有所扩大,相当一部分研究者把视角转向沪深股市甚至以韩国、台湾为代表的东亚金融市场。

三、Copula理论应用的局限及金融相依风险研究未来走向探讨

风险相依研究引入应用Copula为确保为金融风险管理提供更切实有效地基础信息,同时研究者和实务负责人员还应该清醒地意识到Copula理论应用的局限、难点和先天不足。

首先,Copula理论本来属于数学统计范畴,其在金融领域的应用需要克服跨学科和领域的界限,不同学科和领域的某些内在实质差异会影响Copula在金融领域的应有深度和效果,即风险相依研究引入应用Copula理论要克服不同学科的异质性特点、

其次,国内风险相依研究或金融市场研究引入应用Copula理论的借鉴参照是海外的相关研究和实务开展。对此,值得注意的是,海外在这方面的研究和关注开始于1999年前后,到2008年的时候已经比较成熟了,不过依然没有拦住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这说明海外相关研究和探索本身在整体上不能算是成功的经验,或者说Copula理论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本身存在先天性不足。

最后,从传播流程上说,风险相依研究或者说金融市场研究引入应用Copula理论属于舶来品,存在着本土化路径探索的问题。虽然着国内金融业在融入世界金融市场方面的深度不断增大,不过基于政治制度和监管体制等原因,国内金融市场有其自身的独特性,目前在转型期间的成熟度也相对不足,海外的相关经验在国内的适用度比较有限。

总之,国内风险相依研究引入运用Copula理论面临着跨学科异质性难点,其本身还要有借鉴失败探索进而本土化成功转型的难点。在这种情况下,国内风险相依研究:一应该清醒意识到这些不足和难点,避免绝对盲从和不假思索地肯定和盲从;二应该立足国内现实,强化国内实务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探索应用路径;三应该引入多种相似理论和方法进行对比博弈,扭转以Copula理论为绝对主导的局面;四应该将Copula理论量度和预测风险相依与相依风险的管控相结合,利用前者为管控风险提供方便,利用后者的效果倒逼证实风险量度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参考文献

[1]刘琼芳.基于Copula理论的金融时间序列相依性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2010.

[2]吴庆晓,刘海龙.基于Copula模型的风险相关性度量方法[J].系统管理学报.2011(06).

[3]赵晓玲,陈雪蓉,周勇.金融风暴中基于非参估计VaR和ES方法的风险度量[J].数理统计与管理.2012(03).

金融市场相关论文篇(3)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以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为代表的市场经济体系逐渐形成,其中以央行为领导核心的金融市场和以证券行业协会为领导核心的证券市场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毫无疑问的是,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不仅得益于以商品市场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的发展,更得益于金融投资中数量和结构两方面的不断优化。因此,本文首先介绍了与证券市场效用相关的现代金融理论并对金融投资概念进行了界定,在此基础上分析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为促进我国证券市场进一步发展提供建议。

二、现代金融理论与金融投资的界定

(一)现代金融理论

伴随第三次产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以货币市场理论和证券市场理论为主的现代金融理论同样日益丰富。分析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至少涉及以下现代金融理论:第一,金融投资理论。金融投资归根到底是理性经济人效用最大化或者成本最小化的过程,因此经济个体(包括自然人)在金融投资时首先要考虑不同证券资产的组合收益以及不同投资期限的收益率,代表性的理论包括动量交易理论等。第二,金融市场理论。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存在效用的前提为货币市场与证券市场是相互关联的,即金融投资是商品经济的概念,代表性的理论包括机会成本理论等。第三,金融工具创新。随着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和数学在现代金融学中的不断应用,金融投资的形式――金融工具得到了绝无仅有的创新。然而,金融工具创新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能够促进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也提高了证券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风险,不利于证券市场的稳定。

(二)金融投资的界定

根据现代金融理论以及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实践,本文将金融投资界定为一种证券市场的微观行为,理性经济人购买、流通与销售证券市场中股票、期货、债券等无形资产的个体行为。股票投资的主要市场为上交所和深交所,期货投资的主要市场包括各行业(农业、科技产业等)、各地区且不同形式的期货市场,而债券投资品种包括政府债券以及企业债券等。也就是说,金融投资影响我国证券市场的方方面面,即影响我国证券市场是否能够有效运行的关键因素。

三、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分析

(一)提高证券市场深度

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涉及金融投资理论、金融市场理论以及金融工具创新等理论,因此本文在合理界定金融投资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首先,金融投资能够提高证券市场深度。证券市场深度主要是指证券市场交易主体数量的多少,是衡量证券市场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由于大量货币资本和非货币资本不断进入证券市场,在理性预期的框架下理性经济人根据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必然会涌入证券市场中去,从而增加了证券市场交易主体数量,提高了证券市场深度。此外,由于我国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证券市场的规模和效率得到了质的提高,为提高证券市场深度提供了必要基础。加之日益完善成熟的证券市场机制,金融投资在证券市场中发挥作用的同时也能够规避风险,最大程度的促进证券市场的繁荣发展。

(二)拓展证券市场广度

金融投资不仅能够提高证券市场深度,根据金融市场理论,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还包括拓展证券市场广度。证券市场广度是与证券市场深度相对应的概念,证券市场深度是指证券市场交易主体数量的多少,即总量意义,而证券市场广度是指证券市场交易主体类型的多样,是反映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的主要指标。如果证券市场中交易主体类型较少或者实际参与交易的主体较为单一,那么证券市场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暗箱操作”或者“操纵市场”的概率就会提高,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发展。相反,金融投资的增加不仅能够从总量上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而且能够从结构上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具体而言,在金融投资增加的初期,证券市场的资金总量与交易主体不断增加。在金融投资增加的中期,其结构逐渐体现,市场交易主体的类型伴随市场竞争程度与开放程度的增加而增加,从而有利于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

(三)提升证券市场效率

提高证券市场深度为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前期效用,拓展证券市场广度为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中期效用,而后期效用则为提升证券市场效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证券市场的深度、广度与效率并非孤立存在的,在分析证券市场的过程中必须同时加以考虑,否则会出现金融投资偏误的问题。同时,传统意义的效率是指投入――产出的关系,而证券市场效率是指证券部门对于金融发展或者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是判断证券市场是否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指标,具体评价方法包括DEA法等等。上文已经分析了金融投资增加初期和中期的效用,而在金融投资增加的后期,随着金融投资总量的增加以及结构性的改善,证券市场对于实体经济的贡献将会大大增加。毫无疑问的是,证券市场结构性的改善对于其效率提升的作用更为重要,能够缩小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隔阂,为解决企业融资问题、规避风险提供良好的市场。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现代金融理论关于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进行了很好的归纳。然而在我国证券市场实际运行过程中不能完全照搬已有理论,需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界定金融投资的概念,并分析金融投资与证券市场的关联。同时,本文认为至少可以从证券市场深度、证券市场广度以及证券市场效率三个方面分析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从而真正发挥金融投资应有的作用。最为根本的是,金融投资的主要效用为维护证券市场稳定健康发展,避免证券市场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为促进实体经济或商品市场的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郑军,林钟高,彭琳.产权性质、治理环境与内部控制的治理效应――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4(02)

金融市场相关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5-0127-02

引言

国内诸多学者对农村金融供给不足、农村经济的货币化程度、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等问题展开过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涉及了农村金融的金融风险问题,但并没有分析金融市场的外部冲击会对农村金融市场风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本文对此问题,尝试着进行剖析。

一、外部金融冲击的特性

外部金融冲击,是指一国相对独立于农村金融的经济主体在制度和行为等方面所导致的金融市场波动,它包括利率、汇率、债券、股市和期市、资产价格、流动性等的波动。

将国际金融市场予以抽象而专以国内金融市场为考察对象,并将国内金融市场划分为两大组成部分,是出于从板块划分的角度简化对农村金融市场风险问题展开专门分析的考虑。很明显,将服务于第二次、第三次产业的金融市场所出现的波动看成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外部金融冲击,有利于在板块层面上说明外部金融冲击对农村金融市场风险影响的机理。

如果只以国内或区域内的相关金融冲击即只是从本文所界定的外部金融冲击来考察农村金融市场风险的形成,就可从农村外部金融市场上资产价格波动和流动性受阻两个方面来对农村金融市场风险做出理论考察。

农村外部金融市场的波动或冲击,主要发生于金融市场对第二次和第三次产业运行的资金配置、支付处理以及与此相关的投融资活动。这种金融市场波动或冲击,通常在导致金融体系难以跨地区和跨时间地有效配置资源的同时,使厂商难以根据市场供求所确定的价格来进行交易。也许是因为金融波动或冲击的这种效应十分明显,许多经济学文献都将其作为界定金融市场存在风险的重要理论依据。

金融市场出现风险的显著标志,是短期内资产价格会在基本面未变化的情况下发生波动,资产价格波动会引起以信贷危机为特征的金融市场风险的形成。经济理论围绕金融制度框架、金融系统监管、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运作、汇率和国际贸易等来展开以金融冲击是否发生为内容的制度性或体制性的解释,不仅包括国际金融投机和国际贸易等的冲击,也包括国内或区域内的相关金融冲击。

从整个金融市场的运行来考察,如果不考虑国际金融而单纯以国内金融市场为考察对象,农村金融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外部金融市场可被看成两个相对独立的板块,如果以静态或相对动态的视角来研究这两个板块的金融关联或“传染”,能够拓宽对农村金融市场风险的研究。

如上所述,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着内在风险,但从外部金融冲击对其客观存在的传导机制来讲,这种风险的内生性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外部金融冲击所淡化。

二、外部金融冲击对农村金融风险的形成原因

从农村金融市场与外部金融市场的关联来看,当外部金融市场出现资产价格异常波动和流动性受阻时,如果农村金融市场与其相关性显著增加,那么,外部金融冲击就已对农村金融市场风险的形成或加剧起到了推动作用。

关于这种相关性的检验,可以前阶段某一特定时空上这两组资产价格和流动性指标为参照系,在把这两类指标区分为前后相继的两个时段的基础上,通过对反映这两类指标的相关系数的比较,检验冲击发生后农村金融资产价格和流动性对外部金融市场的依存度,即通过对这两组指标的相关系数的比较来检验外部金融冲击与农村金融市场风险的关联。

如果统计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外部金融冲击已造成这两类指标的协方差明显增大,则可认为农村金融市场受外部金融冲击较大。

三、外部金融市场(非农村)的主要风险

目前,中国外部金融市场(非农村)的主要风险表现为:(1)场内金融的部分政策支持性贷款缺乏效率,场外金融使一些中小企业的信贷成本超过官方贷款利率,企业金融资产在高利率重负和资金流发生断裂时容易成为死呆账;(2)金融市场的大宗资金流动、拆借以及与此相关的债权债务被房地产“套牢”,大量金融资产的本金和利息存留于在建或完工的房产形态上;(3)银行资金被巧立名目的大量中长期投资项目“信贷”到股票、期货和债券等市场,资产价格波动致使债权债务关系得不到保证,大量社会储蓄经由信贷体系或被市场蒸发,或被内幕交易,等等。

值得研究的是,以上金融风险会通过各种路径传递到农村金融市场。

从外部金融市场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冲击来看,涉及两个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是冲击传导的一般机理;二是将外部金融冲击的主要因素综合成波动传导的特征值,以作为说明这种波动传导的计量分析依据。

四、外部金融冲击下的农村金融风险分析

鉴于农村金融在信贷运作、信息传递、监督管理以及与此相对应的资产价格波动和流动性等方面的特殊性,揭示外部金融波动对农村金融市场冲击是最主要的困难。其实,研究外部金融市场对于农村金融市场风险的冲击,是将其视为作用于农村金融市场风险的条件或环境来看待的。当外部金融市场出现风险乃至于出现金融危机时,外部金融市场上资产价格波动和流动性变化对农村金融市场冲击的一般机理可以理解为:价格波动尤其是价格持续或剧烈下调时,通常会通过利率、汇率、股价等的波动来影响农村金融资产价格和资金的流动性,这种冲击对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传导方式、力度和范围是不同的,其中,对正规金融的直接传导显示出这种冲击的力度和范围要大要广,而对非正规金融的间接传导却反映出这种冲击的力度和范围要相对较小较窄。

但在现实中,这些冲击所内蕴的传导机理并不以清晰的方式表现出来。针对这种情形,需要探寻有助于揭示这种冲击的理论分析方法。

将外部金融市场不稳定视为一种引发农村金融市场风险的条件或环境的分析思路,提供了一种可选择的分析方法:如果把外部环境中有可能引发农村金融市场风险的最主要金融变量加以分类,并适当考虑对这些变量发生影响的相关的经济基础因素,就有可能依据外部金融市场的冲击度来预测农村金融市场风险发生的概率。

结语

现实中的农村金融市场风险在有些情况下是由外部金融冲击引发的,在理论分析上将整个金融市场划分为两大块,有利于对问题的说明。关于外部金融市场对于农村金融市场冲击的研究,要涉及很多问题。本文以资产价格波动和流动性作为理论分析的主线,是一种抽象的删繁就简的解说,但它所留下的缺憾是没有从市场中利率、汇率、股价等的波动来研究外部金融市场对农村金融市场风险形成的具体作用过程。作为对农村金融市场风险问题的一种理论探讨,可考虑借鉴和运用西方金融“传染”理论的某些分析方法,对外部金融市场如何引致农村金融市场风险展开一些模型导引下的计量分析。如果能够在依据中国实际的基础上选择变量,那么,关于农村金融市场风险的理论研究或许会取得某些成功。

参考文献:

[1] 王小芽.农村金融概述[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13.

[2] 郭家万.中国农村信用合作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9.

[3] 辛耀.欠发达地区农村信用改革发展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

[4] 孙建平.当前农村金融的困境与出路[J].金融与经济,2008,(9).

[5] 范静.农村合作金融产权制度创新研究——以农村金融为例[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82.

[6] 林华.外资银行 圈地 中国农村[N].中国商报,2007-08-28.

[7] 宋琬如.欠发达地区农业银行抢位中国农村金融市场[N].国际金融报,2007-11-13.

金融市场相关论文篇(5)

一、行为金融理论研究现状

现代金融学理论作为一套严密而成熟的理论体系,其“有效市场假说”(EMH)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一脉相承;自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1944)建立期望效用理论以来,先后发展了利息理论、投资组合理论、MM定理、CAPM定理、套利定价理论(APT)、期权定价公式(BS公式)、有效市场理论(EMH)、托宾Q值理论等,它们一起构成了现代标准金融理论的核心内容和严密的科学化体系。但人们却发现金融市场中存在大量的“异常现象”,如羊群行为、规模效应、一月效应、股票溢价之谜、股利之迷、赢者输者效应、账面市值比效应、反转效应等,股价剧烈震荡等金融市场价格偏离基本价值的现象。此外经济学家发现的阿莱悖论(Allaisparadox关于预期效用的悖论)和艾尔斯伯格(Ellsbergpa-radox关于主观概率的悖论)。这一切都说明理论与实际之间出现了背离,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发展已经需要新的表现出人类行为特征的研究方法。于是在以新古典为代表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和金融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迂回又回到了源头,因为它所依据的基本行为假设的本质是心理学意义上的。

因此,“行为金融学”(BehavioralFinance)便成为了学界的关注点,除了实验经济学的实验测试的支持以外,行为金融理论更多地受到现代认知心理学(CongnitivePsychology)的影响,将心理学作为研究金融问题的一种工具,它对投资者心理和证券市场效率的研究源于对一般经济主体心理和商品市场价格的研究。StatmanMeir(1999)认为:行为金融学与现代金融学本质上并没有很大的差异,它们的主要目的都是试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利用尽可能少的工具构建统一的理论,解决金融市场中的所有问题。唯一的差别就是行为金融学利用了与投资者信念、偏好以及决策相关的情感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例如,认知心理学中的启发式推理方法、确认性偏差和框定依赖等,情感心理学成果中的过度乐观、保守主义和情绪性效应等,社会心理学成果中的信息串流、羊群效应等研究成果。行为金融学研究者认为:人们并不总是以理性态度做出决策,在现实中存在诸多的认知偏差,这些偏差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人们的金融投资行为,进而影响到资产定价。在学术研究和金融实务中,正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的行为、心理感受等主观因素在金融投资决策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行为金融学首先并不完全肯定人类理性的普遍性,与行为金融学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的相关科学基础包括心理学、行为学、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

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的有关投资者行为偏差和市场非有效的研究纷纷涌现。由于新近出现的行为金融学理论更多的是借用认知心理学和实验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对金融市场上出现的异象进行解释和判断,各种研究视角、方法和观点纷至沓来,相信在未形成统一的理论框架和研究体系之前,将是行为金融学理论各种假说和解释的“理论丛林”时代。因此,对于行为金融的研究视角也各不相同:Shefrin(2000)将行为金融学的研究主题分成三类,分别是经验法则偏误、框架相依和无效率市场。Barberis&Thaler(2001)认为行为金融领域的研究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有限套利;二是心理。李心丹(2003)从有限理性的个体行为研究、金融市场中的群体行为研究和非有效市场研究三个层面为行为金融研究提供了系统论的思路。王宁(2005)从微观角度研究了国内投资者33种心理偏差,以期打开投资者“认知黑箱”,探寻投资者内生偏差的微观机理。

从上可知,行为金融学研究的视角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主要是针对市场非有效性和风险资产定价模型的研究;微观层面主要是针对投资者心理偏差所导致各种市场异象的研究(王宁,2005)。而且,绝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基于股票市场对非有效市场均衡和投资者行为偏差所进行的研究,对于其他的市场则仅有少量的研究,对于基金市场的研究仅集中于基金折价方面,对于期货市场、外汇市场、固定收益市场等的研究则更不多见,目前在行为金融学领域除了股票市场,对于其他资本子市场还有待深入研究。不同的资本子市场的市场结构和交易规则不仅相同,因此需要结合市场微观结构理论对行为金融学进行中观研究。

二、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的研究现状

市场微观结构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市场微观结构是各种交易制度的总称,包括价格发现机制、清算机制、信息传播机制等诸方面,狭义的市场微观结构仅指价格发现机制。

从广义上来看,市场微观结构由5个关键部分组成,即:法规或规则、市场参与方、信息、技术和金融工具。市场通常采用流动性、波动性、交易成本和透明度四个指标来反映市场质量或者市场效率。从狭义的交易机制角度看,市场微观结构主要包括以下六方面内容:(1)价格形成机制;(2)指令形式;(3)交易离散构件;(4)价格稳定机制;(5)信息披露方式;(6)交易支付机制。

最早进行市场微观结构研究的是Working(1953)和Houthakker(1957),而Demsetz(1968)的《交易成本》一文则奠定了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的基础。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的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关于价格发现的模型及其实证研究;二是关于市场结构与设计方面的理论、实证和实验研究。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的早期文献侧重于研究价格确定模型和对价格形成过程进行实证检验,包括交易成本的确定和交易价格对信息的动态调整等问题,如存货模型和信息模型。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微观结构理论开始关注市场结构与设计问题,即研究不同的市场结构和交易机制安排对市场质量和价格的影响,如流动性、存活性、稳健性和市场设计等一系列问题。

相比于传统金融学理论,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的研究已经逐渐打开资产交易过程的黑箱,研究不同的市场微观结构对于资产价格和市场效率的影响。但是,资产的市场出清价格是市场参与各方,尤其是大量的投资者在特定的市场微观结构中不同的买、卖决策的结果。相比于传统金融学理论,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的研究已经逐渐打开资产交易过程的黑箱,研究不同的市场微观结构对于资产价格和市场效率的影响。但是,资产的市场出清价格是市场参与各方,尤其是大量的投资者在特定的市场微观结构中不同的买、卖决策的结果。因此,进一步分解交易黑箱绕不开在特定的市场微观结构条件下投资者如何认知,如何判断,如何决策等问题。

我们认为,市场结构以及交易规则会对投资者的心理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其投资行为;透过对众多投资者投资行为隐性的制约和影响,市场微观结构和交易规则将对资产价格和市场效率产生显性的影响作用。从市场微观结构理论和行为金融学交叉的视角进行研究,并逐渐吸收不完全竞争理论、博弈论、实验经济学、行为金融以及认知心理学等一些新的方法和理论,以探寻市场结构影响投资者行为,投资者行为影响资产价格的形成,这将是金融学另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

三、行为金融学的中观视角:市场微观结构与投资者异构行为

对于已有理论的检视为发现新的研究视角提供了可能,通过上面的讨论可知,现在行为金融学理论研究大都关注宏观的市场非有效性和微观的投资者心理偏差机理的研究,而从中观层面对于金融市场各个子市场的横向研究还不多见,可以说还是空白。再说,对于股票市场的行为金融学研究是否可以适用于整个金融市场,是否仅凭对股票市场的研究就可以建立起统一的行为金融学理论?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而市场微观结构理论则更多的是应用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博弈论来研究资本市场微观结构在资产价格发现与价格确定机制中的影响与结果,其实质是市场微观结构与资产价格之间的互动关系。虽然市场微观结构理论已经初步涉及打开资产价格形成过程的“黑箱”的目的,但准确地说其仍然是从物(市场微观结构)到物(资产价格)的过程,如果说市场微观结构理论揭示了市场微观结构与资产价格之间的相关关系的话,那么则是“知其然”;如果要进一步打开“黑箱”,逼近资产价格形成的“所以然”,则绕不开对市场中最活跃的因素——投资者的研究。市场微观结构的不同和发展、变化是市场规则制定者和投资者互动博弈的结果。投资者持续的决策和选择给市场注入强大的活力,使得市场一直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而市场微观结构和交易机制的更替则相对要少的多。连续变化的投资者行为和间断变更的市场结构和交易机制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适应、相互匹配的过程。众多投资者的投资或投机博弈能够在短期内形成与之适应的市场结构与交易机制;而某阶段的显性或隐性市场结构和交易机制则是市场长期演化发展的节点和基础,这些显性或隐性的结构和机制当然也被市场中“冷暖自知”、“风险自担”的投资者所获悉,对投资者的心理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投资者的决策和投资行为。可见,市场微观结构是透过有限理性投资者的认知,影响其心理或与其心理产生交互作用,投资者心理的变化会影响其决策,并最终传递至市场交易结果——资产价格和交易量。这就是市场微观结构理论和行为金融学理论存在的焦点,也是本文拟将研究的主要方面。

金融市场相关论文篇(6)

作者简介:李红权,

男,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长沙 410081

收稿日期:2006.8.21

一、引 言

金融市场是一国经济运行的核心,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进行有效的金融风险防范与管理是各国政府与投资机构的目标之一。然而,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和金融市场固有的投机性决定了金融市场经常处于非均衡的波动状态。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系列重大的金融风险事件甚至金融危机提示我们风险的复杂性与风险管理的重要性。

金融危机普遍具有“突发性”的特征,这是对外部影响因素(如国际投机资本)及内部不稳定性的一种典型非线性反应。然而,传统的金融理论没有考虑到市场的“非线性、不连续性”等内在特征,将金融市场波动归咎于外部随机扰动因素,忽略了金融市场作为复杂系统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机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内部基于不稳定性,因而对于重大金融风险或金融危机的预警与控制无能为力。经典金融市场理论对现实情况解释乏力的根本原因在于该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以有效市场、随机游动与理性投资者等假设条件构筑的线性范式基础上的。 [1] 在标准的线性分析框架下,我们假定投资者是理性的、有条理的,投资者对信息的反应是线性方式的,他们在接到信息时立即做出准确、无偏的反应,不可能出现对信息的误解、遗漏或滞后反应;定价是及时的、无偏的、连续的,市场是有效的,信息不能被用来在市场上获利。基于此,价格的波动即收益率遵循随机游动,其分布将是我们熟悉的正态分布。资产价格的波动性风险是与随机游动、正态分布相联系的。然而,现实的金融市场却不是简单、有秩序的,它们既混乱又复杂;金融风险发生的强度与频率也远比我们理论想象中的大,市场行为的复杂性远不是纯粹的随机游走所能解释的。在这种背景下,认识到金融市场的非线性动力学特征将为研究金融市场本质特征与风险管理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事实上,科学的发展进一步说明非线性问题的出现不仅仅是个别或局部的情况,应当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非线性的(钱学森、谷超豪)。 [2]

二、金融市场的特性

从非线性经济学理论的观点来看,金融市场是一类复杂性系统,从而可以从系统内部的结构及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来考察这一系统的特性,以便揭示金融市场演化的规律与金融风险形成的机理。

虚拟金融系统有以下几个主要的特点:(1)复杂性。复杂系统一般的特征是规模巨大、耦合度高、透明度低、动态而且开放,其最本质的特征是其组分之间相互作用的非线性与系统的自适应性。各组分之间的相互作用,说明相互联系的事物不是单方面的影响,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依存的,这就是非线性的本质。金融市场是一类复杂系统,表现为虚拟资本规模巨大、是动态变化的开放型系统、内部层次多且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并且含有人类决策行为这一重大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系统由于各组分之间的非线性作用而呈现貌似随机的不稳定状态,并且由于系统自组织作用,其内部结构会产生一定的有序性与稳定性。(2)介稳定性。金融系统是一种介稳系统,必须要与外界进行资金交换才能维持相对的稳定。造成其介稳性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是虚拟资本的内在不稳定性。(3)高风险性。金融系统的高风险性来自其本身的复杂性与介稳性,首先是虚拟资本的内在不稳定性导致其价格变幻无常,而金融市场交易规模的增大和交易品种的增多使其变得更为复杂;其次是人们对市场及环境变化的预测能力不足,对预期收益至今也没有找到较好的预测方法,从而导致决策的失误。(4)寄生性。虚拟的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系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金融系统由实体经济系统中产生,又依附于实体经济系统。(5)周期性。金融系统的演化大体上呈现周期性的特征,一般包括实体经济加速增长、经济泡沫开始形成、货币与信用逐步膨胀、各种资产价格普遍上扬、乐观情绪四处洋溢、股价与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外部扰动造成经济泡沫破灭、各种金融指标急剧下降、人们纷纷抛售实际资产及金融资产、实体经济减速或负增长等阶段。但是这种周期性并不是简单的循环往复,而是螺旋式地向前推进的。

三、金融市场的非线性动力学分析原理

(一)金融市场的整体性原理

金融市场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也作为一个整体而发展演化。构成金融市场子市场的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与长期借贷市场,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并与实体经济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市场参与者的决策行为也会相互影响。金融市场由数以百万计的个体和组织的相互作用所决定,个体行为并非是一种孤立的存在,仅仅完备地认识个体的行为并不能使我们掌握整个金融系统的演化状态。事实上,整体内的每一个个体(组分)都受整体规律的约束,整体规律在系统内赋予每一个个体的属性要比这些个体在整体之外单独获得的属性大得多,同时整体属性也远大于部分属性之和。如果用ET表示金融系统的整体所具有的功能,Pi表示第i部分所具有的与整体功能ET相同的功能,A表示整体所表现出的各个部分所没有的功能,则有:

ET=∑Pi+A

因此,整体不同于一个简单的集合体,考察金融问题需要从整体上把握金融市场的演进状况与风险水平。当然,整体也离不开部分,科学的整体观要求我们在深入了解金融市场个体的性质和行为的基础上,从个体(组分)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联系中发掘金融市场的本质规律与整体行为。

正是在非线性动力学理论的整体性原理指引下,研究人员在经济增长与波动、股市涨落、汇率浮动等领域对经典的金融经济学理论展开了颠覆性批判, [3][4](194-200)[5](29-37)[6](81-108)[7](311-337)[8] 得出了经济波动源于经济系统的内生机制而非随机振荡、非均衡是经济系统的常态、杂乱无章的经济现象背后隐藏着良好的结构而非随机状态等一系列在原有金融市场理论个人主义方法(还原论)下所无法得到的、更符合现实的结果。

(二)金融市场的非线性原理

非线性系统是不符合叠加原理的一类系统,可导致多样性与复杂性。混沌与分形等复杂现象也只能在非线性系统中产生。经济系统(包括金融市场)本质上是非线性系统,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它们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通常是非线性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经济金融活动的正反馈、负反馈、和正负反馈复合的反馈环。

经典的金融均衡理论是在牛顿静态力学的线性范式下展开的,认为金融时间序列遵从线性随机过程,同时将不规则涨落归咎于系统外部的“白噪声”(White noise,外部随机扰动),并假定金融系统本身是运行于线性稳定区内的。同时,具有同质性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是金融均衡理论分析的基石,这样的分析忽略了人的社会属性(即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金融市场复杂性。

从非线性经济学来看,线性分析和牛顿近似法是一种历史决定论的工具,根本无法描述复杂多变的金融现实情形。金融系统中的时间不可逆、多重因果反馈环及不确定性的存在使金融市场本身处于一个不均匀的时空中,具有极为复杂的非线性特征。非对称的供给需求、非对称的经济周期波动、信息不对称性、货币的对称短缺(符号经济与实物经济并非一一对应)、金融变量迭代过程中的时间延滞、人类行为的“有限理性”等都是非线性特征的表现。所以,具有对初始条件敏感依赖性特征的非线性系统不可能被化整为零地加以求解与加总,只有使用非线性理论,才能科学地描述金融市场的真实演化过程。

(三)金融市场的内随机原理

长期以来,金融经济学理论将金融市场波动归咎于外部随机扰动因素,然而这并不能解释现实金融市场出现的美国股市“黑色星期一”等种种“市场异常现象”。而根据混沌理论,一个确定性系统也可以产生貌似随机的结果,并在内部作用力与外部压力的相互作用下易失去介稳性,从而出现系统突变等行为,复杂系统的随机性与多样性表现可以来自确定性系统内部(“内生现象”)。混沌理论的这一观点不仅可以有效地解释金融市场的日常波动行为,而且能够合理地解释市场的突变行为(如金融危机等)。

当把金融市场视为复杂系统与混沌系统,那么它的随机性、突变性就可以看成是金融市场内在非线性机制产生的结果,而不必从外部寻找随机事件的“冲击”力。当系统内部的控制参数不断改变,金融系统将可能从稳定状态过渡到不稳定状态或混沌状态;当内部控制参数达到系统突变的阀值时,金融市场的资本能量处于一种高度积累和对扰动高度敏感的状态,系统极易发生突变造成金融市场的急剧质变甚至酿成金融危机。

金融市场的内随机性要求对金融市场的认识首先要从金融系统的内部及其与外部的关系入手,把握“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通过对系统有序参量的控制和对系统结构关系的改变,达到控制金融市场状态的目的。

(四)金融市场的动态非均衡原理

均衡与确定性是经典金融经济学(新古典理论)追求的目标,这是金融学研究在遵从机械因果决定论、牛顿时空观、线性法则下的必然结果,它把不确定性与非均衡逐出金融学研究的常态之外。这样,经典的金融学体系就陷入两难境地:其公理化分析只有排除不确定性和常态的非均衡才有可能进行,而金融市场的现实情况却要求金融理论只有考虑到不确定性和常态的非均衡才可能是有效的。

从非线性经济学的角度,金融市场作为具有能动意识的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果,作为一个耗散结构,必然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和常态的非均衡。对于不确定性和非均衡的研究,是把系统演化中决定论的过程与随机过程、线性关系与非线性关系联系起来以认识“无序中的有序”和预见系统演化路径的唯一合理的手段。这样,金融学问题不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逻辑问题,公理化分析真正成为金融政策的基础;不确定性、偶然性、非均衡、涨落之类的概念也不再是无知和退化的表象,而是创生新结构的源泉,是“通过涨落达到有序”的途径。正是从不确定性与非均衡原理的角度,金融市场的混沌学家得到了:金融市场的不规则涨落源于金融市场内部机制而非外生随机冲击;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可能导致整个金融系统偏离最优化状态;金融市场波动的形式可以收敛于均衡、也可以是稳定的准周期振荡、更多可能是混沌但有界的等一系列远比经典金融理论丰富得多,现实得多的结果。

(五)金融市场的自组织原理

自组织是指在无外界强迫时系统内部自发形成的有序行为。自组织理论包括耗散结构理论(由比利时物理学家普利高津开创)和协同学 [9] (由德国物理学家哈肯创立),是研究复杂系统演化规律的有力工具。自组织机制广泛存在于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生态系统、化学系统、天体系统等复杂系统。尽管这些系统千差万别,但都可把它们看作由若干子系统组成,子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使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自发组织起来形成宏观上的时空有序结构,部分之间得以通过序参量的支配原理形成整体的自组织行为。这是一种从部分到整体的综合研究方法。

金融系统是一类自组织系统。在金融市场上,国家的宏观调控与监管政策起到一种控制参数的作用,但它还不是唯一的控制参数,金融市场的自组织结构还取决于它的开放程度,即它与外国经济环境的相互作用。金融市场本质上就是开放系统,它与商品市场、外部经济环境紧密相连(存在物质、资本、信息等的能量交换),适合于系统自组织结构的产生。金融市场改革的目的就是在这样一个开放系统中通过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创建有序参量,使我国金融市场走向稳定发展的道路。

(六)金融市场演化的有限时空原理

传统的金融经济学在借鉴经典力学的范式构建其均衡分析框架时,几乎不加思考地继承了牛顿的时空观,即均匀流逝的绝对时间与“恒为等的且不动的”绝对空间。在这样的世界里,金融经济系统的演化是机械的,原因和结果之间的联系是唯一确定的,在特定的初始条件下,过程自然重复,过去与未来没有差别――金融市场的演化在时间上是可逆的。经典的金融均衡分析理论要么忽略时间因素,要么隐含着时间是可逆的假定。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下,传统的均衡理论认为一个随机事件可以扰乱一个系统,但在极短的时间内或一个适当的短时间跨度后金融市场就会回复到均衡,事件被市场遗忘了,而概率统计方法的广泛使用(用回归分析将过去、现在、未来联系起来)则将时间可逆性假定发挥到了极致。

非线性理论的有限时间观是指时间具有不可逆性。在混沌经济学看来,金融市场的演化具有累进特征,时间之矢是永远向上的,那种机械的“历史重现观”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符合现实生活的。随着时间的流逝,金融市场总是不断地具有新的性态,绝不会机械地重复,原因和结果之间的联系并非唯一确定的,而是一种循环因果关系。

非线性经济理论的有限空间观还包括任何经济现象都受制于资源的稀缺性,从而经济活动的空间结构是有限的。因此,它在描述金融经济现象常常使用诸如范围、界限、上限、下限、容量、阈等具有约束含义的概念,在模型结构中也常常加上上下限和极大值约束。如混沌经济学的经典方程“洛吉斯蒂克方程”和标准方法“庞加莱映像”的模型结构中均具有明显的空间约束特征。正是考虑了空间的约束条件,罗马俱乐部派提出了著名的“增长的极限”观点,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的广泛关注。

四、非线性动力学分析原理下的风险观

金融学核心的课题就是对风险的管理。对金融市场演化的分析与理解,其目的就是更好地理解金融风险的形成、转移机制并为科学的风险管理理论奠定基础。在非线性动力学理论原理下,我们可望更深刻、科学地把握市场行为,并获得全新的风险观念。

(一)风险的整体观

金融市场的整体性原理要求我们用系统论的整体观来考察金融风险。传统的风险管理技术侧重于对金融数据的微观统计分析,风险的整体观则要求从金融市场的整体性质与系统相互影响的角度全面研究金融风险。

同理,技术层面的分析对预报金融风险较长时间段内的动态变化意义不大,而从金融市场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的非线性关系(例如各市场间的联动反馈效应、投资主体之间的博弈行为、证券价格与需求间的非线性机制等)以及金融市场与外部经济环境(实体经济、国际市场、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等)的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我们将有可能获得金融市场风险状态及其动态变化的科学认识。

对于投资主体而言,除了需要客观认识金融市场的整体风险规律之外,投资人的投资目标(goals)、行为规则(rules)、价值观(values)及偏好(preference)。都将对投资主体的风险吸引子域产生影响。完整的风险管理过程将必须考虑到这些相关因素的现实影响。

(二)风险的内生观

金融风险的内生观是金融市场内随机性原理的客观体现。金融市场具有混沌、分形等非线性特征,其波动性是金融市场内部非线性机制导致的必然结果,而不必依赖于外部随机事件的冲击。同时,风险的内生观并不排斥外因的重要性,两者的辩证关系是“内因是风险产生的根据,外因是风险突现的条件”。

从系统论的角度,我们可以认为金融风险或金融危机的成因主要是虚拟金融系统的内在不稳定特性,其触发的条件是来自外部的扰动。这种说法主要基于虚拟金融系统的介稳定性与临界水平的概念。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压断了骆驼背的一根稻草”。当重量被加到一个骆驼的最大负载点时,放到了骆驼背上的一根稻草都会使骆驼垮下来。骆驼突然垮下来是一个非线性反应,因为骆驼垮掉(失去介稳态)和那根特定的稻草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是所有重量的累积效应最后超过了骆驼站直的能力(骆驼的临界水平)才使得骆驼垮下来。同理,当金融市场的资本能量累积处于一种高度临界状态及对扰动高度敏感的状态时,任何微小事件的影响都可能造成市场突然崩溃,从而形成滚雪球式的效应,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金融危机的产生与当时小事件的出现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危机的发生有其内在的必然性。

(三) 风险的过程观

在非线性动力学理论原理下,金融市场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演进过程,金融风险也有一个不断产生、发展的演变过程,金融市场的最终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因此,追求最终结果的可预测性的传统风险理论在实际运用中的价值是有限的,我们应该重点关注风险产生与演化的过程,发掘市场无序状态下隐含的有序结构,找出风险演变过程的多种可能性及其路径,并通过市场控制参数的改变优化市场行为,最终将风险水平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五、结束语

本文从金融市场的复杂性与多种市场“异常现象”出发,分析了经典金融经济学线性分析范式的局限性;依据金融市场的非线性本质与特性,提出了研究金融系统的非线性动力学分析原理即金融市场的整体性原理、非线性原理、内随机性原理、动态非均衡原理、自组织原理与有限时空原理,并形成了风险管理的整体观、内生观与过程观。

文章在科学的整体主义方法论下,从动态的、非均衡的、非线性的角度系统地研究金融市场及其风险管理问题,认为金融市场是一个不断演化的动态过程,金融市场的常态波动性来源于金融市场的内随机性,是系统内部非线性机制(内因)导致的必然结果,而不必依赖于外部随机事件(外因)的冲击。新的研究思路不同于经典金融均衡理论的线性分析范式,从而对金融现实与实践有更强的解释力与指导价值。

对于市场管理层而言,其监管的出发点应放在市场行为产生与演化的过程,而不是最终结果的可预测性方面,因为非线性动力学理论表明金融市场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演进过程,具有内在的不可预测性。监管层应依据市场非线性动力学机制与混沌控制原理,重点关注市场行为产生与演化的过程,发掘市场无序状态下隐含的有序结构,找出市场行为演变过程的多种可能性及其路径,并通过市场控制参数的改变优化市场行为,最终将金融市场波动水平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以达到维护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目的。

主要参考文献:

[1]埃德加・E・彼德斯. 资本市场的混沌与秩序[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英文版1996)

[2]李后强, 张国祺, 汪富泉等. 分形理论的哲学发轫[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3.

[3]陈 平. 文明分岔 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学[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4]李红权,马超群.中国证券市场的混沌动力学特征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2005, 13(专辑).

[5]李红权,马超群.股市收益率与波动性长期记忆效应的理论与实证研究[J]. 财经研究,2005(6).

[6]Chen Ping.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evidence of monetary chaos [J]. System Dynamics Review, 1988,4.

[7]Scheinkman, J. and B. LeBaron. Nonlinear dynamics and stock returns [J]. Journal of Business, 1989, 62(3).

金融市场相关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F8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6(03)-0054-06

一、引 言

近年来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为中国保险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制度变迁、人口老龄化、人口迁徙等因素正改变着人们对风险的态度,引发人们对保险的需求。因此,保险业的发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作为金融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保险业除了保障功能外,在集聚资金、金融中介和高效营运资金等方面同样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大量关于金融发展的研究中,众多学者往往将保险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因此,本文的目的主要研究保险市场的发展与金融发展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主要体现在保险市场或保险业中主要险种市场发展水平的提高是否必然地促进了金融发展,或者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提高是否必然促进了保险市场的发展。本文通过协整检验和基于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的因果关系检验以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分析我国保险市场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之间的长期与短期关系,以期为今后保险业发展的相关研究提供更具说服力的理论依据。

二、理论与文献回顾

Patrick提出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两种因果关系,即需求跟进型(demand-follow-ing)和供给引导型(supply-leading)。Patrick的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分析保险业的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在需求跟进型的情况下,金融的发展导致对保险服务需求的增加,从而带动了保险市场的发展,相对于金融发展,保险市场的发展处于一种需求跟进的地位;而在供给引导型的情况下,保险市场的发展先于对保险服务的需求,保险服务供给的增加将导致保险价格的降低。在金融改革的初期,供给引导型的保险业发展体现在保险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和市场占有率的竞争,有助于保险产品的创新。随着金融体系的完善,保险业对金融发展的驱动作用逐渐减弱,相反,随着金融发展所引起的保险服务需求的增加将促进保险市场的发展。

Outreville较早地在其研究中利用55个发展中国家的截面数据估计了财产责任保险的保费收入和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他使用OLS估计出保险业的发展(以保险深度即保费与GDP的比率作为衡量指标)与金融发展(以M2与GDP的比率作为衡量指标)的正相关。同时,将人均财产责任险的需求看作人均GDP、金融发展和保险价格(以损失率的倒数作为衡量指标)的函数,得到的收入弹性大于1,并且保险需求和金融发展正相关,但保险价格的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Ward和Zurbruegg研究了OECD国家中保险业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潜在关系。用真实GNP和保费收入总额分别作为经济和保险活动的衡量指标,这一研究试图回答在Outreville的研究中没有考虑的问题,诸如保险业的发展是供给引导型还是需求跟进型。根据研究结果,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和保险市场发展的因果关系在不同国家间存在差异。

相对于国内的研究,张芳洁将储蓄存款的增长作为经济发展指标而非金融发展指标纳入分析体系,得出储蓄对保险的收入效应远远大于替代效应,保险的发展还有待加强。栾存存根据消费理论,将国民可支配收入和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作为保险增长的内生变量,通过建立保险业增长的动态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发现,我国保险业是经济增长带动型和收入导向型,国民经济增长直接拉到了企业和居民的保险支出。张伟、李陈华和邱长溶在对中国保险业发展的经验函数分析中,将城乡居民存款余额、金融价格指数和居民活期存款利率等金融指标纳入分析体系,指出活期存款利率、城乡居民存款余额与保费收入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之上,尝试探讨中国保险业的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并着重对各主要险种市场的发展水平与货币供给量以及金融资产存量的内在关系进行研究。

三、数据描述及研究方法

对保险市场与金融发展之间的潜在关系进行研究,首先需要确定保险市场发展水平的和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一般将保险深度作为保险市场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而进行金融发展水平比较时,通常用金融增长(Financial Growth)作为金融发展水平的替代指标。国际上通常采用戈氏和麦氏这两种指标来衡量金融增长水平。戈德史密斯(1969)对决定一国金融结构、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流量的主要经济因素进行了研究,从而创造性地提出了以金融相关比率(Financial Interrelations Ratio,FIR)作为衡量一国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通常,将其简化为金融资产总量(M2+L+S)与GDP之比,其中,M2为货币供应量,L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S为有价证券存量。麦金农(1973)着重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在衡量一国的金融增长时,主要使用货币存量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度量标准,通常,将其简化为M2与GDP之比,以衡量一国的经济货币化程度。

本文以1984年至2004年为数据样本区间,选用了M2/GDP和FIR两个变量作为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以保险深度和各类险种的深度作为保险市场和各主要险种市场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其中,货币供给量M2、GDP和各险种(寿险、产险、农业险、运输工具及责任险、货物运输险和意外伤害险)保费额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金融机构贷款余额L和有价证券存量S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和人民银行《报告与统计数据》相关年份汇总计算得到。

首先,必须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通常的:统计量和F统计量不能用于判定某一序列是否存在单位根。Dickey和Fuller首先提出了DF检验用于确定某一序列是否含有单位根、单位根附带漂移项,或单位根附带漂移项和时间趋势,Said和Dick-ey对DF检验进行扩展,提出了ADF检验。Phil-lips和Perron提出了一种处理检验过程中多余参数的非参数方法,因此使得可进行单位根检验的序列更广泛。基于此,本文用ADF和PP检验对变量及其差分进行平稳性检验。

其次,检验变量间的协整关系。有些变量,虽然

货物运输险深度变量是水平平稳的事实说明:货物运输险市场的发展步伐停滞不前。而通过对表1中检验模型形式的观测我们也不难发现,仅有按保费总额计算的保险深度和运输工具及责任险深度、寿险深度、意外伤害险深度具有明显的向上游走趋势,其市场发展较快。

2.协整检验。2个金融发展衡量指标和6个保险深度变量都是一阶单整I(1),接下来,本文将估计各险种的保险深度与金融发展衡量指标之间的长期关系。本文将采用Johansen的方法检验变量间是否存在协整向量。表2给出了保险深度以及各险种深度与两个金融发展衡量指标的协整检验结果,对于衡量指标M2/GDP,仅有农业险深度在10%和5%的显著水平上,分别基于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与M2/GDP有长期关系。而对于衡量指标FIR,基于迹检验的结果表明,可以在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保险深度以及意外伤害险深度与HR不存在长期关系的零假设;而基于最大特征值检验的结果表明,可以分别在1%、10%和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保险深度以及农业险深度、意外伤害险深度与FIR不存在长期关系的零假设。

3.长期因果关系检验。由协整检验可知,4组变量(保险深度与FIR、农业险深度与M2/GDP、农业险深度与FIR、意外伤害险深度与FIR)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下一步,将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确定这4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表3是4个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表4给出了估计VEC模型后对不存在短期因果关系、不存在长期因果关系的零假设以及联合零假设进行检验的t统计量和F统计量。数据表明,单从货币存量的角度看,金融市场的发展仅仅对农业险市场的发展有促进作用,而无论在短期和长期内,这种促进作用都十分显著。而从整个金融资产存量的角度看,金融发展在短期和长期内对整个保险市场和意外伤害险市场的发展都产生了十分显著的影响。即使农业险市场的发展与金融基于货币存量衡量的金融发展存在协整关系,但无论在短期还是在长期内,两者都不存在因果关系。对这4组变量而言,保险市场的发展并没有对金融的发展形成显著的促进作用,各险种深度针对两个金融发展衡量指标都未表现出强外生性。并且,虽然金融发展对于各保险市场的影响与保险业的发展对金融的影响相比更为显著,但是,Cranger和Lin提出的因果关系的健壮性指标显示,从长期看,用保险市场的发展程度作为金融发展水平的解释变量更具有效力。

4.短期因果关系检验。表5所示的是Crsnser因果关系的检验结果,从中可以发现,多数险种市场的发展与金融发展不存在短期因果关系。在5%的显著水平上,基于M2的指标衡量的金融发展是整个保险市场发展的Cranger原因,财险市场的发展是基于金融资产存量的指标衡量的金融发展的Cranger原因,基于M2的指标衡量的金融发展是运输工具及其责任险市场发展的Cranger原因。

五、结 论

本文通过对各种保险深度与两个金融发展衡量指标进行协整检验和因果关系分析,得到了一些关于保险市场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内在关系的新的认识和看法,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货物运输险深度的平稳性显示,货物运输险行业的发展水平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运输工具及责任险、寿险和意外伤害险市场发展水平有较大的提高,也正因为这三类险种市场的较快发展,使整个保险市场发展水平也就提高较快。而其余险种深度非平稳,变量序列的均值函数不为常数,其市场发展水平与原有水平相比有所提高。

金融市场相关论文篇(8)

文章编号:1003-4625(2009)02-0032-03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

本文尝试建立银行与金融市场的竞争―互补关系模型来分析金融市场发展对银行效率的影响。

一、银行与金融市场关系的相关理论回顾

银行与金融市场的关系实质就是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关系,也即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关系。关于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关系,众多学者做了大量研究,传统理论认为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仅仅是一种竞争替代关系,近期则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二者之间的相互补充关系。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莫过于由默顿(1995)提出的金融功能观。默顿认为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在金融产品的提供上是相互竞争的,技术进步、金融创新导致交易成本持续下降,而交易成本下降加剧了这种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之间的竞争,金融市场的优势逐步显现,金融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最终导致金融市场对金融中介的替代,这实质是对传统的交易成本观的一种发展。当然默顿并没有就此止步,其所提出的金融功能观最大的贡献在于根据金融产品的性质对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作了具体分工。默顿认为金融市场倾向于交易标准化的或者成熟的金融产品,这种金融产品能服务于大量的消费者,而金融中介则更适合于量少的新金融产品,服务于那些具有特殊金融需求的消费者,这样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各司其职,共同满足消费者的金融需求,二者缺一不可。

事实上,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既存在竞争关系,又存在互补关系,更为重要的是,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之间的互补关系不仅体现在二者提供不同性质的金融产品的分工合作上,更体现在相互促进对方发展上。这里尝试建立模型来说明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银行)之间的竞争―互补关系,着重说明银行与金融市场之间的动态竞争,以及通过动态竞争实现的银行效率与金融市场效率的相互促进提高。

二、银行与金融市场的竞争―互补关系模型

(一)模型基本假定

假定在资金供求市场上,只存在资金供给方银行及金融市场,资金的需求方公司。公司需要通过融资来投资一个项目,市场无风险利率为r,公司可以选择在金融市场上融资,也可以选择通过银行融资,融资方式的选择取决于公司管理者的效用最大化。管理者的效用由公司价值及管理者的私人控制租金决定,即U=U(V,C),其中V为公司价值,C为私人租金。当公司使用外源融资时,公司融资后在资金的使用上可能具有一定的道德风险:这里假定公司不具有道德风险(即公司必定投资于好的项目)的可能性为P,公司具有道德风险(即公司可能投资于好的项目,也可能投资于坏的项目)的可能性为1-P。此外,当公司使用内源融资时,公司不具有道德风险,即使用自有资金投资时,公司必定投资于好的项目。

(二)银行融资、金融市场融资两种情形下的管理者效用

情形一:公司通过银行融资时管理者的效用。

当公司通过银行融资时,银行可以监督公司的投资行为,通过对贷款的差别化定价,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公司在投资项目上的道德风险。假定当公司具有道德风险时,由于银行的直接监督作用,公司投资于好的项目的概率为ξ,公司投资于坏的项目的概率为1-ξ。当公司投资于好的项目时,公司以概率?棕获利R,以概率1-?棕,获利0;当投资于坏的项目时,公司获利为0,但是此时管理者从该项目中获得私人租金N。银行根据公司的道德风险状况决定贷款价格,当公司不具有道德风险时,公司的融资成本为r/?棕;当公司具有道德风险时,公司融资成本为r/(ξ?棕)。这样,通过银行融资时,公司管理者的效用为:

Ubank=P?棕[R-r/?棕]+(1-P)[ξ?棕(R-r/ξ?棕)+(1-ξ)N]+C(1)

情形二:公司通过金融市场融资时管理者的效用。

与银行融资相比,公司通过金融市场融资会带来三点不同:第一,公司上市后,成为公众公司,信息更加透明,强制性信息披露以及二级市场收购兼并行为会损害公司管理者的私人控制租金,管理者存在失去公司控制权的危险,不妨假定公司上市进行金融市场融资后失去私人控制租金C的可能性为?茁。第二,公司通过金融市场融资时,由于没有银行的直接监督作用,而中小股东监督力量薄弱,当公司存在道德风险时,公司必然投资于坏的项目,以获取个人项目租金N。当然,公司的道德风险程度会受到接管威胁的约束,即P的增加,会使?茁增加,从而抑制公司的道德风险。第三,根据Boot和Thakor(1997)的研究,当公司通过金融市场融资时,公司投资好项目成功的概率会加大,假设进行金融市场融资时,好项目成功的概率增加为?棕+?籽,其中?籽∈(0,1-?棕)。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上,通过金融市场融资时,公司的融资成本为r/P(?棕+?籽),此时公司管理者的效用为:

Umarket=P(?棕+?籽)[R-r/P(?棕+?籽)]+(1-P)N+(1-?茁)C(2)

(三)银行与金融市场的动态竞争性均衡

银行与金融市场的竞争表现在二者之间具有相互替代作用,公司融资方式的选择取决于公司管理者的效用最大化:当Ubank>Umarket时,公司通过银行进行融资;反之,当UbankUmarket及UbankUmarket,还是UbankUmarket或Ubank

当银行与金融市场达到竞争性均衡时,有Ubank=Umarket,即

P?棕[R-r/?棕]+(1-P)[ξ?棕(R-r/ξ?棕)+(1-ξ)N]+C

=P(?棕+?籽)[R-r/P(?棕+?籽)]+(1-P)N+(1-?茁)C(3)

将式(3)整理化简,得到当Ubank=Umarket时,

ξ=■(4)

在式(4)中,由于前文设定,当公司使用内源融资时,公司不具有道德风险,即使用自有资金投资时,公司必定投资于好的项目,所以有?棕R-N>0。显而易见,1-P>0。因此,P?籽R-?茁C>0。

三、基于竞争―互补关系模型的银行效率分析

由前面的设定可知,ξ为当公司具有道德风险时,由于银行的直接监督作用,公司投资于好的项目的概率,银行的效率越高,银行阻止公司投资于坏项目的能力也越强,即ξ的数值越大。因此ξ可以看作银行效率的替代变量,ξ越大说明银行的效率越高。

当金融市场效率提高时,一方面会使公司投资于好项目时,好项目成功的概率增加,即增大?籽;另一方面会使公司的接管威胁增大,即?茁会增大,以减小公司的道德风险。但是当?茁增大到一定程度时,?茁就完全随P而变动,即只有当P变动时,?茁才变动,且二者变动方向相同。这表明在一个成熟、高效的金融市场中,公司被接管的可能性与公司的道德风险成正比。

由式(3)及(4)可知:

当ξ>■时,Ubank>Umarket,此时公司通过银行融资。

当ξ

可见,银行与金融市场的竞争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二者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两种融资方式的替代上,即公司既可以选择银行融资,也可以选择金融市场融资,融资方式的选择取决于公司管理者的效用最大化行为。

这里我们着重说明银行与金融市场的动态竞争过程中,银行效率与金融市场效率会相互促进提高。根据这一研究目的,可以将P、R、?棕、N设定为不变。这样Ubank与Umarket之间的大小关系主要由?籽、?茁和ξ决定,即主要由金融市场效率和银行效率决定。

由于初始状态不影响最终均衡状态,不妨假设初始状态为Ubank>Umarket,此时银行在竞争中占优势,这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在金融市场刚刚发展时期的状况。此时,金融市场刚刚建立,市场规模小,效率低下,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企业融资主要通过银行融资来实现。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完善,金融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效率不断提高,此时?籽、?茁不断提高。但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在一个成熟、高效的金融市场中,公司被接管的可能性与公司的道德风险成正比,所以当?茁增大到一定程度时,?茁就完全随P而变动,即只有当P变动时,?茁才变动。这样在P不变的情况下,金融市场效率持续提高的结果必然导致P?籽R-?茁C增大,直到U■■=U■■,此时,银行与金融市场达到短期均衡状态1。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市场效率进一步提高,P?籽R-?茁C进一步增大,银行与金融市场重新达到非均衡状态UbankUmarket,这时来自银行的竞争压力也会迫使金融市场提高?籽,以增大P?籽R-?茁C,即金融市场的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上述动态竞争过程不断重复,会形成金融市场效率提高银行效率提高金融市场效率提高银行效率提高……动态螺旋,从而在相互竞争中促进银行效率和金融市场效率不断提高。

四、结论及相关政策含义

综上所述,银行与金融市场之间存在既竞争又互补的关系,银行与金融市场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在两种融资渠道的相互替代上;银行与金融市场之间的互补关系除了如默顿所说的功能上的互补之外,更表现为银行与金融市场相互促进,即在二者的相互竞争中,银行效率与金融市场效率都得到了提高。实质上,从直观感觉上我们也很容易看出金融市场的发展及其效率提高对银行效率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如金融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的发展会促进企业公司治理的改进,从而减轻企业道德风险,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盈利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银行贷款风险,增加银行赢利;此外,银行直接在股票市场上市,会增强银行的资本实力,而且在资本市场的外部监督约束作用下,可以改进银行的公司治理,提升银行经营管理水平,进而促进银行效率的提高;最后,金融市场为银行提供了多样化的金融产品,拓展了银行资产组合的空间,有利于银行在资产管理过程中实现风险分散化及赢利多元化,从而提高银行效率。总之,随着金融市场管制的放松,包括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不断发展完善。在这个过程中,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金融市场效率逐步提高,这既对银行产生了竞争压力,分流了一部分银行客户,形成所谓的“金融脱媒”现象。更为重要的是,金融市场规模扩大、效率提高同时也会产生正向反馈作用,并促进银行效率提高。

上述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对如何提高我国银行业的效率具有一定指导意义。其政策含义包括:第一,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初期,在金融市场效率低下的情况下,银行融资占据主导地位具有其合理性。第二,由于金融市场与银行存在竞争关系,在国家需要通过银行集中金融资源的特定历史时期,限制金融市场的发展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第三,由于金融市场与银行可以在竞争中相互促进,实现双方效率的提高。因此,一个高效率的金融市场是提高银行效率的前提基础,从长期角度来看,要实现银行效率的不断提高,就必须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努力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第四,针对我国目前直接融资比重过低,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规模偏小、市场效率较低的情况,国家应积极扶持资本市场的发展,促进资本市场与银行的竞争,在竞争中实现资本市场效率与银行效率的相互提高,进而实现金融体系整体效率的提高和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第五,要建成一个高效率的金融体系,必须既重视银行业的发展,也必须重视金融市场的发展。只有在二者共同发展,相互促进中,才能实现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金融体系整体效率的提高。

参考文献:

金融市场相关论文篇(9)

引言

伴随着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发展,我国的金融体系一直在改革探索中艰难前行,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和障碍。金融发展理论最早作为西方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与金融问题的经典作品,为这些地区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该理论也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逐渐完善。目前,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正处于转型阶段,金融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将金融发展理论与我国金融改革的实践相结合,从而提出相应的理论思考,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指导意义。

一、金融发展理论脉络概述

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即研究金融体系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如何建立有效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政策组合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及如何合理利用金融资源以实现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并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金融发展理论经过不断的发展历经了金融结构、金融抑制、金融深化和金融约束等过程。以往的理论多把金融作为经济的一个附属或内在组成部分研究,基本研究思路是经济发展对金融活动的影响;金融发展理论则将金融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基本研究思路是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即通过发展金融来影响整个经济的增长,“金融发展理论”因故而名。

(一)金融发展理论的产生――金融结构理论

金融结构理论是研究金融发展问题的最早和最具影响的理论之一,其创立者和主要代表人物是雷德蒙・戈德史密,代表作是1969年出版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邵营,2012)[1]该理论主要研究一国金融资产、金融机构、金融工具相互之间及其与相应的经济变量(国民财富)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用于衡量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金融相关率FIR=Ft/Wt。金融结构理论的基本观点是:金融发展体现“金融结构”的变化,金融结构变化之后会提高金融活动的效率,从而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这就是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引致效应”。“引致效应”具体体现在经济结构变化之后,给人们提供的金融工具越来越多,投资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人们从事金融活动的欲望会愈加强烈,社会资金积累的速度加快,从而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二)金融发展理论的建立―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深化理论

20世纪70年代初,麦金农和肖提出了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深化理论,后经维森特・加尔比斯、唐纳德・马西森弗莱等人从不同角度发展逐步完善。

金融抑制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都进行过多的干预和管制,其中的金融管制制约了金融业的健康发展。该理论具体体现为:中央银行或货币管理当局按照法律和货币政策对各种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市场经营流程和市场退出实施严格管理,通过行政手段严格控制各种金融机构设置和其资金运营的方式、方向、结构及空间布局。在一定程度上金融抑制也具有积极作用,比如:可以促使银行等金融机构谨慎运作控制经营风险,促进市场竞争机制良好运作和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

金融深化理论认为:金融体制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相互推动与相互制约的关系,要发展经济首先要发展金融,要发挥好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该理论主要批评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如管制利率和信誉贷款的金融抑制政策,极力主张实施金融深化战略,接触或者放松一些不必要的管制,以达到金融自由化的目标。

(三)金融发展理论的深化―金融约束理论

20世纪90年代,赫尔曼、莱文、和斯蒂格利茨等人分析了金融自由化在发展中国家失败的原因,提出了“金融约束论”。他们认为政府对金融部门有选择性地干预不但不会阻碍反而有助于金融深化,由此提出经济落后、金融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应实行金融约束政策,即政府通过一系列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以达到既防止金融抑制的危害又能促使银行主动规避风险的目的。

(四)金融发展理论在我国的新发展―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

中国学者白钦先教授(1998年)提出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首次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理念创造性地扩展运用到金融领域,是对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创新,该理论认为金融资源的开发利用要与经济发展的需求相协调,并保证稳定和谐的金融生态环境,采取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战略原则。目前在此理论基础上引申出金融倾斜轮、金融功能观、金融效率论、金融生态论等理论体系,此处不再进行阐述。

二、我国金融改革的回顾

回顾历史,从1993年国务院作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来,中国的金融改革已经走过了二十余年的历程。在这二十余年中从单一银行体系,到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并行的运行机制;从汇率双轨制,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从国家决定存贷款利率水平,到利率市场化;从资本项目严格管制,到资本项目有序开放,中国金融改革始终与中国经济并行,并为中国近年来高速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保障。

从1993年《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标志着我国金融改革进入实质性阶段。1994年汇率并轨。1995年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法》。从1996年12月1日起,人民币经常项目实现可兑换。此后几年,三家政策性银行,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人民银行大区行改革,四大金融管理公司等相继成立。

进入2000年以后,中国的金融改革进入了以机构改革为主的阶段。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由此启动,这次改革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金融改革之一。央行运用国家外汇储备注资大型商业银行,从而推动银行体制改革。国有银行的盈利能力和公司治理结构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在金融改革进行的同时,金融业监管体制也经历着变迁。随着证监会、保监会和银监会相继成立,我国金融监管体制进入了分业监管的时代。(陈柳钦,2003)[2]

三、我国金融改革的现状

(一)我国金融改革成绩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金融改革不断深化: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系,形成了多远的市场主体结构;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形成了信贷市场、货币市场、证券市场、保险市场、信托市场、外汇市场等逐渐完善的金融市场;迅速发展了互联网金融和影子银行,对传统金融市场进行了补充与扩展。

一般来说,衡量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是金融相关率FIR=Ft/Wt,即金融活动总量与经济活动总量纸币,其中,经济活动总量用从FIR数据来看,FIR基本呈现上升趋势,从2000年的1.36到2013年的1.95,说明我国金融业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获得了较好的发展,充分体现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广度和深度都有质的变化,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逐步加大。(陈文夏,2010)[3]

(二)我国金融改革中所存在的问题

简单说我们在过去20多年的金融改革中,金融抑制较厉害,金融深化程度不够。其中金融抑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资本市场存在缺陷。我国资本市场仍然主要由政府主导,国家对股票市场行政干预过多,资本市场主要偏袒于支持国有企业的发展,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等设置了诸多障碍,并且资本市场投机现象十分严重。

②货币市场发育不良,利率市场化进行缓慢。我国货币市场规模还不太强大,参与主体少,并且存在市场分割,资金配置效率低。货币市场发育不良影响了利率市场化,使得利率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主导,特别是存款利率,使得利率水平不能真实反映市场上资金的稀缺程度。

③银行业垄断程度仍然相当高。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推进,银行业多元化格局初步形成,但实质上,国有独资银行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非国有金融机构,尤其是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银行业面临很高壁垒,城市和农村金融分割现象严重。

四、基于金融发展理论的我国金融改革思路

目前,我国金融体系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是金融体系的混合性,即政府干预行为与市场行为并存,管制价格与市场价格并存。随着我国市场化的改革,政府管制逐渐放松,相对独立的货币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2010)[4]因此,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

(一)确定金融深化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一个目标

从金融抑制到金融深化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总体思路。实践证明,合理有效的金融深化实践会提高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益,还可以提高一个国家抵御风险的能力。我国在实施金融体系改革时,切勿将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简单的理解为完全取消政府干预的金融自由化,即使金融深化的最终目标是达到金融自由化,应该在放松干预的同时注重市场的滞后对放松干预的制约作用,主要体现在金融深化的渐进性、层次性和持续性。金融深化是伴随着整体经济改革发展的一个渐进过程,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应根据经济发展的成熟程度和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作出合理的时序选择和安排,分阶段和有计划地进行。在推进金融深化的过程中,要结合我国金融改革的实际情况,加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监管,逐步建立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金融体系。

(二)金融约束成为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必要手段

当前,我国的金融市场还不能形成完全竞争的金融市场,市场机制还不能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上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因此,在我国还不能超前地推行金融自由化战略,而要在金融市场逐渐完善的过程中,积极发挥政府的导向作用,引导金融资源的流动,促进资本的有效合法运作,并在此基础上对金融风险加以监控,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金融约束的发展道路,并不能将金融约束论盲目地运用于我国,而要与我国的具体国情相适应。

基于我国目前金融体系中积累了大量的风险,因此在改革进程中我们应客观的评价和估计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所可能带来的长期性风险,本着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来处理金融改革中所存在的问题。我们不仅要解决好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这个问题,还要思考政府干预的力度,从而尽量避免信息不对称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金融约束论从信息和激励的角度,抓住了解决经济金融问题的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政府应创造条件使决策者掌握信息,或让有信息能力的行为人成为决策者:另一方面,政府可利用自身掌握和拥有的信息能力,为金融中介机构创造持久有效经营的激励机制。

在金融约束政策框架下,政府的职能是促进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发挥政府进行选择性控制的补充,避免产生不利于社会大众的道德危害,使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稳步实现真正的金融深化。

(三)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为我国金融改革的方针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金融危机已成为一个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人们清楚认识到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对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性。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已渗透到整个经济中,与经济共同构成了一个存在紧密关联和互动的庞大系统,金融的不稳定往往会引发整个经济的动荡,在考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时,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能忽略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更不能忽略金融发展的可持续性。(沈军,2006)[5]

在金融可持续性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在金融改革过程中要放长线钓大鱼,不要只顾眼前利益而忽视了长远利益,站在统筹全局的角度适时转换政府、金融机构的职能,使市场参与共享改革红利,使我们乃至我们的子子孙孙都享受金融服务所带来的幸福感。

另外,我国进行金融体系改革的过程中,也必须协调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深化,外部的冲击已经开始影响本国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影响本国经济均衡发展。从历史经验来看,在开放经济中,货币金融政策与经济发展有相当强的关联。因此,在充分考虑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制定与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相协调的货币政策,避免金融业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而独自繁衍。(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邵营.金融发展理论与金融改革的文献综述[J].经济研究.2012(1):55-56

[2]陈柳钦.金融发展理论与我国金融改革的选择[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3(6):52-54

金融市场相关论文篇(10)

一、国内外碳金融市场简介

2005年欧盟正式启动排放权交易体系,成员国以《京都议定书》为标准确定各自碳排放量和企业配额,EUETS实现了市场中资本与排放权的自由流通,成为全球首个和迄今最成熟的碳金融市场。

中国的碳市场以清洁发展机制(CDM)为基础而发展,在CDM市场交易量中所占比重一直维持在70%左右[1]。随着2012年我国开始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七省市推行国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试点,碳金融市场建设逐渐起步。

目前对碳金融市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案例和实践,即针对碳金融市场在发展过程中的制度设计、交易活动以及市场价格等问题,而对相关理论基础及创新研究关注较少。

二、碳金融市场相关理论创新

(一)碳排放权交易与分配制度理论

碳金融市场的理论基石是市场交易理论,即市场是调节和优化资源配置的最优方式。环境经济学中有三种减排途径:政府管制、碳税和市场交易,其中政府直接管制和征收碳税都存在政府干预,从而增加交易成本、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市场交易制度越来越受到青睐。

“外部性”研究奠定了碳排放权可交易的理论支撑[2],为了使外部成本内生,国家应征收“环境税”――环境资源是一种政府所有的商品,政府可将环境污染物分割成标准单位即排污权,而污染者则必须购买这种“商品”,市场机制下供求均衡点即可以实现环境资源的最优配置。

目前排放权分配方式主要有两种,免费分配和公开拍卖。免费分配是根据企业历史排放量,按一定比例确定其可获得的排放权量(“祖父制”)。其优势在于企业可以通过排放权交易来弥补减排成本,不涉及政府与排放企业之间的费用转移,但如果排放权初始分配额过多或不足,就会失去原本的约束效果。公开拍卖方式不会出现分配不当的问题,且拍卖所得收入可用于环境治理和税收调整,但在拍卖过程中,如果仅有部分地区拍卖,则可能出现竞争扭曲和碳泄漏等问题。

目前理论研究更倾向于拍卖方式,而实践中仍以祖父制为主。在碳市场形成初期,配额免费分配增加了利益相关者参与排放交易的信心与动力,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国内产业竞争力。

(二)独立第三方()理论

碳市场商是指通过代行交易主体在买卖碳排放权或审核碳排放额度时的权利并从中获得一定报酬的独立组织或法人。根据理论,基于市场信息不对称的行为最优结果是委托人和人均不能以损害他人利益来增加自身收益,即“帕累托最优”。为了达到这一结果,过程中会发生监督成本、守约成本和剩余损失等。

目前,EUETS的交易活动较活跃,特别是小排放量企业常通过中介来实现交易成本最小化;而大型排放权交易主体由于交易频繁且大型企业间联系密切,往往采取内部交易,因此行为很少[3]。在我国,商的主要任务是核准CDM项目减排量。目前该类组织的收益主要自于企业的合同分成,因此很难避免企业寻租下商的职能偏离。

(三)金融自由化和市场一体化理论

金融自由化最早由麦金农[4-5]提出,主张放松金融市场管制,包括利率自由化、业务自由化、准入自由化、资本流动自由化等。金融市场一体化是指国内外金融市场之间逐步趋向于互联统一的整体趋势。基于金融机构形成的市场关联以及各国金融市场之间交易量的攀升,金融市场价格决定机制开始相互影响,同类金融工具在不同金融市场上的价格趋于一致[6]。

目前碳市场的金融衍生品创新层出不穷,为碳市场提供了更多的风险管理和套利手段[7]。但从2011年开始,金融危机导致碳市场价格暴跌、交易量萎靡,也暴露出碳市场自由化和一体化过程中的问题:自由化和一体化加重了金融脆弱性,在危机爆发时可能加速关联市场和实体经济的衰退,这与我们对传统金融市场自由化和一体化的分析是类似的。本文认为碳金融市场自由化和一体化理论可在以下几点加以完善:

首先,金融市场的发展须掌握好节奏,分阶段制定发展规划;其次,碳金融市场建立是从区域范围开始的,但减排必须在全球框架下实现,因此与国际碳金融市场对接是各区域市场发展的落脚点,否则联合履约合作将成为一纸空文。但由于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属性,一旦碳金融市场放开,又必然会通过资本流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各国金融市场,因此在制度设计之初,必须做好市场自由化的定性分析、阶段性部署准备和国际化过程中的风险管理工作。

三、小结

本文从市场交易和分配理论、理论以及金融市场自由化与一体化理论等方面,对国内外碳金融市场发展过程、特点及相应问题进行了分析,以期与目前研究较多的案例分析相结合,为我国和全球碳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一些启发。

参考文献:

[1]乔志伟.清洁发展机制及其面临的形势[J].工程研究,2011(01)

[2]林永生.碳金融市场:理论基础、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2012(03)

[3]张利飞.排污权交易机制研究进展[J].经济学动态,2011(04)

[4]Ronald I. Mckinnon. 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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