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篇（1）

一、引言

现代行政管理理论源于西方，我国行政管理理论深受其影响，但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行政管理制度不可能不根植于悠久的传统文化而完全移植西方的理论。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构建一个适合目前生产力状况和民族特点的行政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是一个必然要完成的历史性课题。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行政管理的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包涵着丰富的管理思想，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层次，与现代行政管理有着深刻的联系。把古代优秀文化与现代行政管理的实际结合起来，构建一个高效、和谐并具有中国民族性格的现代行政管理制度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

现代社会中的人，是有意识、有感情和有社会关系的“人”。每个人都有其特殊的社会关系及以此为依托的复杂的人文背景，行政管理制度在其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它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不多的几种原生性文化之一，具有文化本源的意义。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现代行政管理体系不可能抛开中国传统文化而重建。只能是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

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人。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品质，中华民族才有着强大的凝聚力。现代行政管理同样以人为中心，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要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政府的执政能力起着某种程度上的决定作用，就必须有立足本民族的思维及行动模式的特点，这就需要我们给予中国古代管理智慧一个全新的阐释。

三、现代行政管理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

现代行政管理源于西方，根植于西方文化，然而，其中许多基本哲理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至深的渊源和高度的融合。

道家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儒家主张通过“修己”、“安人”实现“大同”，体现了个人管理目标与组织管理目标相统一的辩证关系。对现代行政组织而言，就是要注重营造一个协调个人、群体乃至社会三者利益的目标链，使前一目标的完成成为后一目标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后者的达成又是前者的印证和升华，由此循环往复而形成一个合理的目标流程网络，促成组织最高战略目标的实现。

任何管理目标的实现，都要靠一定的组织来完成。有效的组织应遵循目标一致、跨度合理、指挥统一、权责分明、职能明确等基本原则。早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已经意识到合群是人类的本性之一，而“分”又是人类结成社会群体的必要前提，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群体内部就会发生争夺。“合”与“分”是由社会分工和职业差别所导致的，也是解决各类组织矛盾的必要手段，是组织良性运转的前提。

在现代管理理论中，领导和激励密切相关，只有理解了人们的真实需要和行为动因，才能更好地理解激励问题，从而实现有效的领导。

我国古代有代表性的人性理论是儒家的“人性可塑说”。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数”，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而中国传统文化更强调后天的塑造与引导，如荀子主张“导人去伪”，孟子主张“领悟善端”，这比起单纯被动地适应人性会取得更好的管理效果。

今天我们大力倡导“经营人性”，只有在“人”的意义上，才能够对行政管理的良性、持久发展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道理很简单：管理，只有基于对中国人内在价值观与幸福感理解的基础上才能收获成功。

相对而言，西方管理学注重对物化结果或阶段性成果的控制，强调控制的实效性；中国传统文化则偏重于对人的控制，因而控制的标准模糊、不精确但更具柔性。

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恰是最有效的控制。这一思想被彼得．圣吉称为“无为而治的有机管理”。给下属充分的行动自由去实现某构想，并对所产生的结果负全责。不再通过传统的复杂的控制系统，而是“通过学习来控制”，致力于改善思考品质，加强反思与团队学习能力，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管理境界。

“无为而治”是道家思想中的核心命题，老子讲的“无为”是达到“无不为”、“无为治’这一目的的手段。确切地说，无为管理的实质是把人的社会性减到最低限度，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的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

四、传统文化与现代行政管理的共生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契合绝不是一种偶然，它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物质文明是可以共生的。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主席罗杰．史密斯曾这样谈及他在《孙子兵法》中学到的东西：“今天没有一个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它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当前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的重大意义。”历史上积淀下来的诸多文化遗产瑰宝，在形成中国现代行政管理模式的战略运筹理论过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西方管理惯用“二分法”把完整的组织划分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两大对立阵营。中国文化推崇圆满和谐，认为只有组织内处处融通一致，才能形成一广大和谐的系统。打破这一系统，组织便不得安宁。

现代行政管理是以人为本的管理，在人本管理从“以个性为本”、“以人性为本”到“以人文为本”的转化过程中，文化对行政管理的影响权重日益增加，绵延五千年的华夏文化充分说明了我国在对文化的整合与管理方面的巨大成功。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贵“和”持“中”。注重和谐，已浸透中华民族文化肌体每一个毛孔，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才能趋向管理的最高境界——“无为而治”。

参考文献：

[1]哈罗德孔茨等著，郝国华等译.管理学.第十版，经济科学出版社.

[2]张国庆.行政管理学概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宋光华，王文臣.企业管理科学化、现代化与中华文化.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篇（2）

一、引言

现代行政管理理论源于西方，我国行政管理理论深受其影响，但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行政管理制度不可能不根植于悠久的传统文化而完全移植西方的理论。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构建一个适合目前生产力状况和民族特点的行政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是一个必然要完成的历史性课题。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行政管理的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包涵着丰富的管理思想，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层次，与现代行政管理有着深刻的联系。把古代优秀文化与现代行政管理的实际结合起来，构建一个高效、和谐并具有中国民族性格的现代行政管理制度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

现代社会中的人，是有意识、有感情和有社会关系的“人”。每个人都有其特殊的社会关系及以此为依托的复杂的人文背景，行政管理制度在其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它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不多的几种原生性文化之一，具有文化本源的意义。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现代行政管理体系不可能抛开中国传统文化而重建。只能是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

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人。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品质，中华民族才有着强大的凝聚力。现代行政管理同样以人为中心，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要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政府的执政能力起着某种程度上的决定作用，就必须有立足本民族的思维及行动模式的特点，这就需要我们给予中国古代管理智慧一个全新的阐释。

三、现代行政管理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

现代行政管理源于西方，根植于西方文化，然而，其中许多基本哲理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至深的渊源和高度的融合。

道家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儒家主张通过“修己”、“安人”实现“大同”，体现了个人管理目标与组织管理目标相统一的辩证关系。对现代行政组织而言，就是要注重营造一个协调个人、群体乃至社会三者利益的目标链，使前一目标的完成成为后一目标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后者的达成又是前者的印证和升华，由此循环往复而形成一个合理的目标流程网络，促成组织最高战略目标的实现。

任何管理目标的实现，都要靠一定的组织来完成。有效的组织应遵循目标一致、跨度合理、指挥统一、权责分明、职能明确等基本原则。早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已经意识到合群是人类的本性之一，而“分”又是人类结成社会群体的必要前提，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群体内部就会发生争夺。“合”与“分”是由社会分工和职业差别所导致的，也是解决各类组织矛盾的必要手段，是组织良性运转的前提。

在现代管理理论中，领导和激励密切相关，只有理解了人们的真实需要和行为动因，才能更好地理解激励问题，从而实现有效的领导。

我国古代有代表性的人性理论是儒家的“人性可塑说”。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数”，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而中国传统文化更强调后天的塑造与引导，如荀子主张“导人去伪”，孟子主张“领悟善端”，这比起单纯被动地适应人性会取得更好的管理效果。

今天我们大力倡导“经营人性”，只有在“人”的意义上，才能够对行政管理的良性、持久发展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道理很简单：管理，只有基于对中国人内在价值观与幸福感理解的基础上才能收获成功。

相对而言，西方管理学注重对物化结果或阶段性成果的控制，强调控制的实效性；中国传统文化则偏重于对人的控制，因而控制的标准模糊、不精确但更具柔性。

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恰是最有效的控制。这一思想被彼得．圣吉称为“无为而治的有机管理”。给下属充分的行动自由去实现某构想，并对所产生的结果负全责。不再通过传统的复杂的控制系统，而是“通过学习来控制”，致力于改善思考品质，加强反思与团队学习能力，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管理境界。

“无为而治”是道家思想中的核心命题，老子讲的“无为”是达到“无不为”、“无为治’这一目的的手段。确切地说，无为管理的实质是把人的社会性减到最低限度，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的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

四、传统文化与现代行政管理的共生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契合绝不是一种偶然，它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物质文明是可以共生的。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主席罗杰．史密斯曾这样谈及他在《孙子兵法》中学到的东西：“今天没有一个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它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当前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的重大意义。”历史上积淀下来的诸多文化遗产瑰宝，在形成中国现代行政管理模式的战略运筹理论过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西方管理惯用“二分法”把完整的组织划分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两大对立阵营。中国文化推崇圆满和谐，认为只有组织内处处融通一致，才能形成一广大和谐的系统。打破这一系统，组织便不得安宁。

现代行政管理是以人为本的管理，在人本管理从“以个性为本”、“以人性为本”到“以人文为本”的转化过程中，文化对行政管理的影响权重日益增加，绵延五千年的华夏文化充分说明了我国在对文化的整合与管理方面的巨大成功。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贵“和”持“中”。注重和谐，已浸透中华民族文化肌体每一个毛孔，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才能趋向管理的最高境界——“无为而治”。

参考文献：

[1]哈罗德孔茨等著，郝国华等译.管理学.第十版，经济科学出版社.

[2]张国庆.行政管理学概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宋光华，王文臣.企业管理科学化、现代化与中华文化.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篇（3）

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国文化，作为世界上几种原生性文化之一，具有文化本源的意义。众所周知，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有很深的渊源，许多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亦如此。日本企业的辉煌得益于日本人把中国传统伦理与美国现代企业管理模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企业高层管理者手中都有《论语》、《道德经》和《孙子兵法》等书，在日本管理界是一种普遍现象，这带给我们的思考是，中国传统文化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这种魔力是如何造就日本企业高管的精英？

一、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企业根本定位

《论语》中云：“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大概是对企业最早的根本定位吧？也许我们能从我国百年老字号：“信祥和”、“全聚德”、“德发长”、“同仁堂”的名字中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的定位及影响力。这些名字无一不把企业的生存与社会正当需求相结合；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作为企业追求的终极目标。著名企业家李嘉诚否决开设的董事会议案，成为当代企业根本定位的经典案例。

二、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企业组织管理

《荀子・王制》中云：“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合群是人本能的心理属性，然而“分”是使群体变成现实稳定和谐社会组织的必备条件。“分”，就是从较大群体中继续寻求共性，不断的细分。如把企业以管理结构、组织结构和伦理结构等形式划分为小群体。近年来内地有着良好形象的私人企业，以及港、澳、台和东南亚知名华人企业，他们的管理理念及经营秘诀无不以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基石。他们以以现代企业管理手段为前提，以“平均、宽容和仁爱”作为企业文化的核心，这种理念，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接纳、认可并付诸实践。

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企业协调管理

《论语・学而》中云：“礼之用，和为贵。”又云：“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主张和谐，是儒家文化一向强调的中庸方法论于现代管理艺术中的重要启示，它提倡凡事需不偏不倚，“礼”是和谐的标准，始终注重大同稳定、和谐相处。孟子倡导“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中国民间的“和气生财”。“人和”精神早已成为现代企业管理中一项基本的管理思想，鼓励员工维护集体利益，求大同、存小异，以期达到“统一思想，服务大局”的良好局面。邓小平同志处理“和”这个问题很非常高明，他主张不争论，“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一国两制”就是息争求和的典范。

四、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企业管理方法――刚柔并济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传承过程中，一直提倡“以柔克刚”、“刚柔并济”的控制之道，其精髓是为人处世、随和谦让。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主张处理实际问题时力求灵活运用、即“通权达变”。这就是当今国际企业管理中流行的“权变管理”。换言之，企业管理应遵循刚柔并济的管理原则，也是企业管理的有效手段，这样方能相得益彰。

五、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企业定位的根本――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是儒家思想的精髓。孔子说：“中也者，天下之大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不偏不倚与不走极端的处世之道正是中庸之道的根本体现。

《中兴通讯――全面分散企业风险的中庸之道》一书，生动形象地再现了中兴通讯将中庸之道切到好处地运用到企业管理中，成就了中兴20年的成功。

作为“巨大中华”之一的中国通讯巨头中兴通讯，其企业文化因秉承“牛”文化闻名于业界，“森林原理”是中兴企业的认识论，而“低成本尝试”原则是中兴企的方法论。它不仅是东方价值观的体现，更是典型的中庸之道在中国企业中的运用。

中庸之道在日本企业管理文化也备受推崇，如松下公司致力实现中庸之道，主张以诚、宽和礼待人；反对折中和放弃原则，把社会利益作为重中之重。

我国知名企业海尔集团的管理模式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融合了日本管理模式和美国管理模式，即日本管理（团队意识和吃苦精神）+美国管理（个性舒展和创新竞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精髓=海尔管理模式。其中日本管理的实质也源于中华传统文化；而美国管理是现代企业的科学管理。

六、职业经理人如何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营养

笔者认为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高层管理者的自身品德修养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否较好融入企业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职业经理人，作为现代企业运营“执牛耳”者，应当在借鉴吸收西方企业管理模式的基础上，，从企业生存文化需求为出发点，着手于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奥妙，在提高自身管理艺术水平的同时，开拓性构筑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管理文化。笔者认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无为而治”的思想精髓是职业经理人必须掌握的管理哲学。前者是对个人素质的综合要求，后者是一种战略思维。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源于《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卦）。《周易》又称《易经》，不但内容博大精深，而且智慧非凡。历来认为“易”有两层意思，首先“易”字本意是“鸟振翅”。其含义是“鸟只有不停地努力在高空中飞翔，才能飞得更高，才不会粉身碎骨”；其次“易”字衍生“变化发展”和“平等亲和”等意思，这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厚德载物是成就大事的必备条件之一。《孟子》中云“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作为职业经理人，最佳境界是德才兼备，其次是有德无才，最可怕的是有才无德。

“无为”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思想的主要精髓，其包括顺应天道，遵循自然规律的要求及有所作为的意思。职业经理人侧重于管理，笔者认为顺应天道更符合职业经理人的职业特点和要求。

第二，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渗透、融入到企业文化的建设中。在《企业文化》一书的序言中指出：“融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企业文化在国际企业文化交流中最具生命力。中国企业文化要发展、繁荣和昌盛，不但要吸收国内外企业优秀的文化，而且要继承把我国的传统文化，同时在融合中敢于创新，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做好两种文化的对接和超越。” 职业经理人应该有目的，有计划地将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入到企业文化的建设过程中。如“企业关心员工，员工热爱企业”的企业文化理念充分反映了根植我国传统文化中“善” 和“爱”的观念，“善”是我国佛禅的基本理念之一，“爱”是儒家所崇尚的基本理念之一。这样在将优秀传统文化恰当融入到企业中的同时，又满足了企业良好文化建设的需要。

第三，定期组织企业员工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据笔者调查发现，我国大部分企业只有达到较高层次的员工才有机会获得公司组织、安排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及培训，基层员工基本上没有学习及培训的机会。笔者认为只有公司的基层员工具有了较高的国学修养，才能提高整个公司的形象，才能对该公司的宣传积极有效。因此笔者认为公司应该有计划地针对各层次的管理者及职员工开展培训，如针对中高层管理者主要开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作用的培训课程，以提高中高层管理者的管理境界、管理理念与管理水平；对基层人员主要组织学习《弟子规》《三字经》等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加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与熏陶，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提高员工的责任心与道德观念。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曾经说过，要使企业文化扎根久存，企业文化必须符合民族文化。对于我国企业而言，只有将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科学、先进、高效的管理理念相结合，方能成就企业基业长青。

参考文献：

[1]刘刚.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林宜龙.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

[3]马银春，吴学刚.读三国学管理[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05，120- 313.

[4]唐药隐.儒家语录[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43-50.

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篇（4）

§1 问题的提出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认为，“管理就是设计和保持一种良好环境,使人在群体里高效率地完成既定目标。”⑴具体而言，管理目标和计划的实施，组织结构的设计与运作，人力、物力资源的调配和安置，以及对管理全过程的控制和调整，都离不开人的参与。现代管理既然以人为中心，在其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对人类传统文化的反思。

最早研究企业价值观和社会文化传统等对企业管理的影响的，是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切斯特.巴纳德（c.l.barnard）和菲尼普.塞尔茨尼克（p.selznik）。1970年，美国波士顿大学组织行为学教授戴维斯（s.m.davis）在《比较管理—组织文化的展望》中，明确而系统地从民族文化、社会文化、组织文化等角度研究管理理论。1971年，德鲁克把管理与文化直接联系起来，他认为，“管理是一种社会职能，隐藏在价值、习俗、信念的传统里，以及政府的政治制度中，管理是——而且应该是——受文化制约……管理也是’文化’。它不是无价值观的科学。”⑵遗憾的是，当时这一论断未能引起美国企业界和管理学界应有的重视。直至70年代后期，由于日本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表现出惊人的应变能力和强大的竞争力，才迫使美国管理学界认真研究和分析日本的企业管理，发现两国企业在制度、结构、战略等“硬件”方面并无不同，差别只在人员、技能、作风和最高目标等文化的“软件”方面，从而证实了文化和价值观比管理理论方法具有更重要的作用。此后，有关管理差异的文化背景和根源问题，日益成为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新课题。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企业要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就必须有立足本民族的思维及行动模式的特点、面向全球性文化空间的中国管理理论作指导。本文通过审视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探究现代管理与传统文化的契合之处，以期把握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的基本特点。

§2 现代管理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

现代管理源于西方，根植于西方文化，然而，其中许多基本哲理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至深的渊源和高度的融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仍然保留了那些以生命一体的观念来了解万事万物运行的法则，以及对于奥秘的宇宙万物本原所体悟出极高明、精微和深广的古老智慧结晶。⑶在这一方面，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国际中国管理研究学院院长成中英先生把中国古代无行说同西方管理理论相结合,通过整合,提出了极具独创性的理论——c理论，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⑷。

以下，我们就以现代管理理论的主要框架为基本线索，对其中所契合的中国传统管理理念作概要性的分析和探讨。

2.1 战略管理与中国古代战略设计理念

有效的管理从制定战略开始。在战略制定的过程中，全面系统地对企业的内外环境进行分析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我国先秦诸子的治国思想和以《孙子兵法》为主的治军理论，就包含了许多可用于研究企业战略性决策分析的一般原理方法。道家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儒家主张通过“修己”、“安人”实现“大同”，其中，“修己”与“安人”体现了个人管理目标与组织管理目标相统一的辩证关系。个人管理逐步实现从自律到自觉的飞跃，通过推己及人实现组织的目标。

对现代企业而言,就是要注重营造一个协调个人、群体乃至社会三者利益的目标链，使前一目标的完成成为后一目标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后者的达成又是前者的印证和升华，由此循环往复而形成一个合理的目标流程网络，促成企业最高战略目标的实现。

《孙子兵法》明确提出“五事”、“七计”是决定战略决策成败的基本因素(5)。 “五事”乃“道、天、地、将、法”。按现代意义来理解，“道”是一种宏观的、全面的、客观的政治、经济环境；“天”，即天时，指机遇，或一种客观的情势；“地”，是地利，即企业的微观环境，包括企业所初的地理位置、所拥有的资金、技术设备、信息、生产能力、产品销路及交通运输情况等；将，指的是管理者的素质，包括才智、诚信、仁慈、勇敢和威严等方面；法，就是法制、组织的结构、层级关系及相应的规范、准则等。以上“五事”，可作为企业制定经营战略，进行企业环境分析的总纲。“七计”为“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对现代企业而言，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要将自己与竞争对手在这七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比较，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总之，五事主要分析外部环境存在的威胁与机会、企业自身所具有的能力与不足，“七计”更注重与竞争对手的比较。

当然，企业在决策时，不仅要了解“五事”、“七技”，更重要的是研究它们作为战略要素的主次关系及其相互联系、作用的时间、方式和程度，从整体上观察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机制，以便作出综合评价。

2.2 现代组织工作的基本原则与传统“分”、“合”说

任何管理目标的实现，都要靠一定的组织来完成。组织工作的任务就是设计一决策和沟通网络，使组织内成员明确谁去做什么，谁要对什么结果负责，并消除由于分工含混不清造成的执行中的障碍。有效的组织应遵循目标一致、跨度合理、指挥统一、权责分明、职能明确等基本原则(6)。这是现代管理理论关于组织工作的基本观点。

在我国，《荀子》一书集中了对组织问题的探讨。荀子认为合群是人类的本性之一，而“分”又是人类结成社会群体的必要前提，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群体内部就会发生争夺。按现代意义来解释，“分”实际上包含两层含义(1)：

1. 明确为完成管理目标、政策和计划所必需的活动并加以分门别类。

2. 根据现有的人力和物力，并根据环境来使用人力和物力的最佳方法，把上述活动分成各个组。

“群分”是由社会分工和职业差别所导致的，也是解决各类组织矛盾的必要手段，是组织良性运转的前提。所以，荀子认为“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也，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而“有分义，则容天下而治”(5)。

在分的基础上，组织工作的核心应是培养组织成员的团结和协作精神，以提高整个组织实现其目标的效率。相应地，《周易》中有“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的论断，意指实现组织目标要通过管理者和组织成员的上下沟通。《孙子兵法》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之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故善战人之势，入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6)即对组织的要求，更在于其功用，特别是要求组织本身能产生出战斗力，这就是“势”，一旦形成这种组织，又能“择人而任势”，按组织的功能需要用人之长，组织就会具有一种“不动则已,动必雷霆万钧,一击成功,无可阻挡之势。”(6)

2.3 领导理论与中国传统激励方法

在现代管理理论中，领导工作是指“影响人们为组织和集体目标作出贡献的过程。”(1)领导的实质是通过建立一种追随关系来实现组织的目标。由于人们往往追随那些他们认为可提供实现其愿望、要求和需要手段的人，因此领导和激励密切相关，只有理解了人们的真实需要和行为动因，才能更好地理解激励问题，从而实现有效的领导。

多年来，西方学者从不同侧面提出了关于人性的各种看法，其中以沙因、波特、道格拉斯.麦格雷戈登的人性假设最具有经典意义。他们大致都认为人经历了从“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到“复杂人”的演变。(1)我国古代有代表性的人性理论有儒家的“人性可塑说”（其中包括荀子的性恶论和孟子的性善论）、道家的“人性自然说”以及法家的“人性好利说”。

人性假说是管理者采取管理措施的必要前提。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数”，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这与我国道家、法家的看法不谋而合。只有儒家认为人性是可变的，如荀子主张“导人去伪”，孟子主张“领悟善端”。他们更强调后天的塑造与引导，这比起单纯被动地适应人性会取得更好的管理效果。

基于不同的人性假设，西方的激励理论也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见表1）

表一 西方激励理论经历的四个发展阶段

阶段 激励理论 基本主张

第一阶段 “葫萝卜加大棒” 主张实行刺激性的工资报酬制度和处罚违纪者

第二阶段 满足“社会人”的需求 满足人在友情、安全感、归属感等方面的社会和心理的需要，往往比经济报酬更能调动人的积极性

第三阶段 “寻找人的自我实现” 通过自我激励和自我控制来调动人的积极性，满足人的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样人就会获得长足和持久的工作动力

第四阶段 多种激励方法并用 没有一种适合于任何时代、任何人的万能激励方法，不能只采取单一的激励方法，必须根据不同的人及人的变化，采用适宜的激励方法

“士为知己者死”反映出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追随关系。《孙子兵法》中分析道：“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 儒家孔子提出“施仁政”，强调国家的统治者要象爱护亲属一样对待臣民，“民可载舟，亦可覆舟”。 爱民必须体现在满足臣民的需要上，决策时必须顺应民心，从而形成凝聚力。

“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不分人的贵贱，赏罚要严明，这样才能通过正强化和负强化的激励作用，来鼓励先进，鞭策后进，提高组织绩效。曹操违纪，自罚“割发代首”；街亭失守，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这些历史典故都是执法严明的例证。只有做到恩威并施，才得以“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得心应手地运筹帷幄，使之无敌于天下。

“任贤律己”，“身先士卒”。这是告诫领导者要知人善任，严于律己，身先士卒，以自己的言行来感染和激励下属。在这方面，《周易》、《孙子兵法》都从不同侧面提出了对领导者的期望，认为领导者应反身修行，团结和厚待下属，以达到“上下同欲”的最佳协调状态。

2.4 控制与“礼治”、“无为”

在管理的控制职能方面，相对而言，西方管理学注重对物化结果或阶段性成果的控制，强调控制的实效性；中国传统文化则偏重于对人的控制，因而控制的标准模糊、不精确但更具柔性。

儒家强调礼治，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则力推“法治”。“礼”，其实是一种用来规范以等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即建立贵贱、君臣、父子等级从属关系为核心的名分等次。儒家认为对社会进行控制，必须“两手并用，先德后刑”。用孟子的话说即：“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最有效的控制，应是“无为而治”，这一思想被彼得.圣吉(peter.m.senge)称为“无为而治的有机管理”，他认为应尽最大可能地让下属面对所有的课题，包括处理企业成长与持续经营之间的两难困境。换句话说，就是给他们充分的行动自由去实现某构想，并对所产生的结果负全责。不再通过传统的复杂的控制系统，而是“通过学习来控制”，致力于改善思考品质，加强反思与团队学习能力，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管理境界。

“无为而治”正是道家思想中的核心命题，老子讲的“无为”是达到“无不为”、“无为治”这一目的的手段。确切地说，无为管理的实质是把人的社会性减到最低限度，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的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在历史上，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玄宗的“开元之治”均为“无为而治”的典范。

§3 结论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契合绝不是一种偶然，它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日本企业的成功有力地证明了一个事实：以儒家等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物质文明是可以共生的。可以预言，在二十一世纪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东西方管理文化的交融将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站在现实的角度，我们可以对现代管理的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势作出基本预测：

3.1 决策方面

中国古代系统思维与现代决策的结合将日趋紧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主席罗杰.史密斯就从《孙子兵法》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孙子13篇《兵法》可与历史名著相媲美。今天没有一个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它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当前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的重大意义。”(7)

由此可见，《孙子兵法》作为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在形成中国未来管理模式的战略运筹理论过程中，将会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孙子兵法》对组织的内外部因素和与这些因素相关联的内外部条件进行系统、动态考察的思维方法，对企业决策者仍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3.2 组织方面

西方管理惯用“二分法”把完整的组织划分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两大对立阵营。中国文化推崇圆满和谐，认为只有组织内处处融通一致，才能形成一广大和谐的系统。打破这一系统，组织便不得安宁。所以管理者不可将自己与下属决然分离，而应始终把自己视为组织中的一员。

相应地，组织划分不能拘泥与技术的专业化、组合的便利性、成本的降低、效率的提高等因素，而应以“和”为管理的终极目标，分工、合作乃是达到“和”所需的手段，这样，不论部门如何划分，整体和谐所激发的向心力，就会促成真正的分工合作。

3.3 领导方面

21世纪的管理是以人为本的管理，在人本管理从“以个性为本”、“以人性为本”到“以人文为本”的转化过程中，文化对管理的影响权重日益增加，绵延5000年的华夏文化充分说明了我国在对文化的整合与管理方面的巨大成功。

中国古代积累了丰富的选人、用人、观人的经验和方法，相对于现代管理，中国古代更注重对人的“德”的考察，更注重候选人在其所处情境下的行为，较强调发挥人才的弹性去配合工作的需要。在人性的看法上，中国古代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内养外化，皆可成善”等观点无疑为中国未来的管理模式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3.4 控制方面

不得人心的控制，是不会长久的。科学的控制方法和技术，如果得不到下属的真心配合，将会变得毫无用处。这在预算编制、问卷调查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我国古代先哲都非常重视对心理因素的把握，深知人心的向背，才是成败的关键。管理者应“道之以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正人先正己”，运用“德主刑辅”的手段，才能实现“心悦诚服”的控制，以趋向管理的最高境界——“无为而治”。

总而言之，在二十一世纪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未来的管理模式应该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一切有效的国际经验被融合并以民主化的形式出现；二是具有独特的管理创新。这种创新是由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核孕育的，是其他民族只能学习借鉴而无法创新的。(7)如何重组现代管理理论与传统文化，兼顾人性与理性、和谐与原则，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模式将是中国管理学者所面临的一项重大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⑴ 哈罗德孔茨等著，郝国华等译，《管理学》，第十版，经济科学出版社，p9、p102、p333-335、p441

⑵ 宋光华、王文臣，《企业管理科学化、现代化与中华文化》，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86；

⑶ 彼德.圣吉等著，郭进隆译，《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和实务》，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⑷ 徐希燕，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研究，《哲学动态》，1999年第11期，p37;

⑸ 吴坚，中华古典管理思想初探，山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3期（总第50期）,p9;

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篇（5）

中D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1-0188-03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经济管理思想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和基本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千百年来滋养和塑造着中国人的品格与灵魂，建构起中华民族独特的气质与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唯一延绵五千年而不中断的民族文化。它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经历冲击、融合、革新、发展，最终形成了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以其独特的内涵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和基本思想是以提倡“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为主的儒家思想，在这一核心内涵和基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概括，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济管理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内容涵盖广泛，涉及到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其中也蕴含着许多经济管理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的先民们从事着社会管理、经济管理、军事斗争、文教思想等各项工作和管理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思想，而这些构成了我们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

单从经济管理方面而言，中华民族的祖先们在千百年来的经济活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济管理经验，形成了独特的经济管理思想，而这些思想又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之一。

从先秦时代开始，中国的先贤圣哲们就对经济管理思想有过自己的判断与论述。例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寓于利”，以及君子“谋道不谋食”的言论，反映了儒家重义轻利的观念，“但不完全排斥‘利’，而是要求‘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主张以义求利。”[1]墨家主张义利统一，从而在义利观上形成了辩证的态度。在经济思想上，我国很早就形成了“重农务本”的思想，并且这一思想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一直是国家经济管理思想的基石。在企业经济管理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出“以人为本，以和为贵”“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以法治国、贤能并举”等思想，这些思想至今仍是现代经济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

二、现代经济管理面临的困境及出路

时间推进到21世纪，当今时代世界经济出现了各个经济体密切联系而又互设壁垒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态势。从宏观上看，长期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趋势在加强，然而，由于近些年经济发展低迷，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一股“反全球化”的浪潮正在酝酿和发展。“2016年，G20杭州峰会的外部环境异常复杂，美国‘特朗普现象’、英国脱欧、难民危机、恐怖事件、社会两极分化等，使反全球化声浪时起。”[2]“这一切确实表明，全球化正在退潮，世界变得更国家化，各国对全球化热情锐减，全球化跌入低谷。”[2]从微观上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有其自身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导致其经济发展的缓慢、停滞甚至倒退。当代主要经济大国或组织，如美国、欧盟、日本等，近年来经济发展趋缓，亟须在经济管理或其他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以提振经济。总而言之，当代世界经济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经济发展迟缓，各种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思想不断涌现，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困境。

而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虽然从属于世界经济的范畴，受到世界经济总体形势的影响，然而，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始终能够相对独立地保持快速增长，对低迷是世界经济起到助力和提振作用。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差别迥异，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经济管理思想而开展的经济活动实践。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得益于中国企业采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现代经济管理思想相融合的经济管理模式，从而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大大提升。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许多可供今人借鉴的经济管理思想，我们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经济管理思想的营养，结合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开创具有新时代特点的经济管理模式，从而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例如在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下行，各国贸易政策逐渐转变，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的国际经济总体环境下，构筑贸易壁垒，保护本国经济发展的方法并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与复苏，它只会片面、暂时地保护本国经济局部利益不受严重损失。从长远来看，这种以邻为壑、自顾自存的做法是不利于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要破解当今世界经济停滞、衰退的困局的正确做法应该是，正视经济严峻形势，通过刺激贸易的其他方法，继续推进贸易全球一体化，千方百计地寻求合作共赢的经济贸易政策，从而为度过世界经济发展困局而同舟共济，勇往直前。而我们提出的这种想法，正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太极图所体现的阴阳平衡思想。太极图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思维的智慧，从相互依存又互补共生的阴阳鱼的图形我们可以得到启示，阴阳二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相互转化。二者在动态平衡中得以发展。某一国与世界经济犹如阴阳二元，相互依存、互补共生。我们做事不能违背这一原则，割裂二者的联系，这样就丧失了发展的基础；我们要在二者的对立中，创造条件，促进转化，找到实现共赢的途径，实现二者的动态平衡，最终达到共同发展。

当前世界性的经济发展不景气状况，从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各个企业的发展。然而，能够正确掌握现代企业经济管理方法、找到适合企业发展的经济模式的企业，将会在国际经济萧条的大背景下脱颖而出，赢得巨大发展；而那些不能适应变化，经济管理落后的企业将面临被淘汰的危险境地。问题的关键在于运用合适的经济管理方法，经济效益提升和企业发展的各种问题才能迎刃而解。从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状况而言，要采取合适的经济管理方法，必先具备成熟的经济管理思想。各国企业的经济活动实践一再证明，单纯依靠西方的经济管理思想或是中国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都不能很好地解决当前经济发展的诸多问题。只有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济管理思想与西方近现代经济管理思想相融合，汲取二者所长，融会贯通，才能很好地解决当前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问题。例如，战后世界经济尤其是东亚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这与西方经济管理思想有很大关系，同时也离不开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所阐述的管理思想。近年来，一股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的热潮已悄然兴起，许多人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汲取有益内涵，创新经济管理方法从而取得巨大成功。例如，人们把儒家的“以和为贵”“诚实守信”思想运用到经济管理中去，使企业得到巨大发展；人们将道家的“柔性管理”（“所谓‘柔性管理’，就是按照事物自身的法则来进行管理，不把人的主观意志强加给事物及其过程，即‘无为而无不为’；强调‘柔弱胜刚强’，认为只有柔弱的东西才是有生命力的东西，刚性的事物很快就要走向反面。” [3]）运用于经济活动中，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管理的结合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管理相结合的可能性

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优秀的民族文化之一，是中华民族对世界贡献的宝贵财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我国乃至全世界都有着重要的传承和借鉴意义，它能够为现代人们提供启迪和帮助，从而促进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经济领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济管理方面的重要思想可以为现代经济管理提供借鉴和启迪。因此，我们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使之与现代经济管理相结合，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强调，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中国传统文化和智慧为中华民族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滋养。今天，中国传统文化依然能以自己独特的魅力，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近年来，伴随着‘国学热’的出现，一些企业开始有意识地把中国传统文化应用到企业管理之中。特别是2005年以来，从长江三角洲，到珠江三角洲，再到环渤海地区出现了一大批用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公司治理的企业。这其中既有民营企业，也有合资企业，还有一些是外商独资企I。”[4]这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管理是可以融合的，二者相结合，能够促进经济更加蓬勃地发展。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管理相结合的必要性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各异而且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之间充满了激烈的竞争。“曾几何时，言及企业管理，可口可乐、花旗银行、通用汽车的故事始终扮演着值得剖析与效仿的经典的角色。然而，2008年爆发的那场金融危机，把这些以往被我们奉为传奇的企业及其背后的西方企业管理理论一并推下了神坛。”[4]

从国内来看，“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企业的规模和数量不断增多，整体竞争力显著提升。但是，需要看到的是，企业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最为突出的就是管理方式落后，尤其是管理理念落后问题。一些企业的管理理念‘全盘西化’，对外来的管理经验和模式盲目地照搬照抄，结果却不甚理想，无法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些企业，管理理念极为粗放，尤其一些小微企业甚至采取的是家族化管理方式，管理理念极为落后，效率也极差，对企业发展产生了诸多不利的影响。”[5]

所以，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从长远来说，要想促进经济繁荣发展，就应该千方百计地提高现代经济管理效率，而要提高现代经济管理效率就应该具有现代经济管理思想。而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管理相结合，可以为经济管理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和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管理相结合的优势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管理各有特点，并且二者可以相互补充。将二者结合起来，可以发挥各自所长，促进经济更加高速发展。从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管理的关系来说，首先，传统文化能够促进现代经济管理的有效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是对几千年历史经验的总结和继承，必然对现代经济管理有借鉴和指导作用。我们只有通过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中蕴含的经济管理思想进行深入的理解和把握，结合客观实际进行运用，才能实现对现代经济管理的高效管理。其次，坚持现代经济管理，还需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的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中国范围内、跨越几千年的历史维度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毕竟与世界范围、与现代社会经济环境有着巨大的差异，因而我们不能生拉硬套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来进行现代经济管理。我们的正确做法应该是，深入理解分析传统文化的精髓及运用的思想原则，把握好现代经济管理的实际情况，借鉴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思想原则，将之运用到现代经济管理中去，促进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管理相结合，能够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经济管理中注重整体性、处事灵活性、促进和谐共赢等特点，同时又能够发挥西方近现代经济管理的科学性、高效性的特点。二者紧密结合，是解决当前经济领域各种问题，破解经济发展滞缓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 赵玉华.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内涵探析[J].东岳论丛，2003，（9）.

[2] 陈凤英.G20杭州峰会：全球经济治理转型新起点[J].当代世界，2016，（8）.

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篇（6）

中图分类号：F1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7）03-0284-02

1 引言

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人。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品质，中华民族才有着强大的凝聚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构建一个适合目前生产力状况和民族特点的人事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是一个必然要完成的历史性课题，中国要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政府的执政能力起着某种程度上的决定作用，就必须有立足本民族的思维及行动模式的特点，这就需要我们给予中国古代管理智慧一个全新的阐释。

2 传统文化对于现代人事管理的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包涵着丰富的管理思想，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层次，把古代优秀文化与现代人事管理的实际结合起来，现代社会中的人，是有意识、有感情和有社会关系的“人”。每个人都有其特殊的社会关系及以此为依托的复杂的人文背景，人事管理制度在其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它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不多的几种原生性文化之一，具有文化本源的意义。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现代人事管理体系不可能抛开中国传统文化而重建。只能是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为此构建一个高效、和谐并具有中国民族性格的现代人事管理制度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

3 伦理道德是人类社会生活殊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

何谓伦理？《说文解字》中的注释说“伦，辈也”。《辞源》中的注释是“伦，同辈，同类；道理，次序”。“伦理”一词的本义是表示处理家庭、家族、宗族等血缘群体中的人伦关系所应遵守的原则，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

何谓道德？“道”字的本义是路，古人以“道”表示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则、规律，做人做事的道理和规矩。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是这一含义。“德”字的本义是“得”，宋学家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注为：“德者，得也。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也”。两字合成“道德”一词，表示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规范，含有真理、原则、规律等多重含义。

伦理学是研究道德的科学，道德是伦理学研究的对象，二者关系密切，常以“伦理道德”一词连用。

道德是社会经济关系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映，在社会生活中体现为一种无形的力量，具有独特的作用机理和表现形式，其社会功能一般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认识功能。正确认识社会道德生活的规律和原则，选择人生道路与生活方式。二是调节功能。指导和纠正人际利益与行为，促进社会和谐。三是教育功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努力成为高尚的人。四是评价功能。道德是人们用以评价和把握现实的一种依据。五是平衡功能。在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维持生态平衡，和谐子孙关系。就特征而言，道德具有一般社会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民族性、时代性等特征。作为社会准则，道德也有三个特点：一是以善恶为判断标准；二是以社会舆论、内心信念来维系；三是道德文化和道德观念在不同的时代会发生变化。

4 现代人事管理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

现代人事管理源于西方，根植于西方文化，然而，其中许多基本哲理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至深的渊源和高度的融合。

任何管理目标的实现，都要靠一定的组织来完成。有效的组织应遵循目标一致、跨度合理、指挥统一、权责分明、职能明确等基本原则。早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已经意识到合群是人类的本性之一，而“分”又是人类结成社会群体的必要前提，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群体内部就会发生争夺。“合”与“分”是解决各类组织矛盾的必要手段，是组织良性运转的前提，在现代管理理论中，领导和激励密切相关，只有理解了人们的真实需要和行为动因，才能更好地理解激励问题，从而实现有效的领导。

我国古代有代表性的人性理论是儒家的“人性可塑说”。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数”，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而中国传统文化更强调后天的塑造与引导，如荀子主张“导人去伪”，孟子主张“领悟善端”，这比起单纯被动地适应人性会取得更好的管理效果。

今天我们大力倡导“经营人性”，只有在“人”的意义上，才能够对人事管理的良性、持久发展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道理很简单：管理，只有基于对中国人内在价值观与幸福感理解的基础上才能收获成功。

相对而言，西方管理学注重对物化结果或阶段性成果的控制，强调控制的实效性；中国传统文化则偏重于对人的控制，因而控制的标准模糊、不精确但更具柔性。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是道家思想中的核心命题，老子讲的“无为”是达到“无不为”、“无为治’这一目的的手段。确切地说，无为管理的实质是把人的社会性减到最低限度，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的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

5 人事管理的道德属性

5.1 人事管理与行政道德

人事管理具备一般管理所必备的要素和特性，但人事管理职业与一般职业 （包括普通的私人性管理职业）有着根本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人事管理的职业主体是政府行政人员，公务员制度建立以后，公开考试、严格考察、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办法，才有从事人事管理职业的资格。其次，人事管理职业的职业属性是公职，人事管理职业具有国家属性，属于公共性职业而非私人性职业。再次，人事管理的职业活动是公务活动，其目标是追求公共利益的最优。政府行政人员的人事管理活动代表国家，必须严格遵守行政道德。

何谓行政道德？简而言之，国家行政工作人员在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所遵循的道德原则与规范，即为行政道德。行政道德也是一种管理道德，它在实际应用时通过对组织Y源和组织成员进行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使工作效果和效率达到道德目标，使整体道德品质达到社会与经济进步所要求的程度和进度，形成高质高效的道德文化、提升管理中的行政权威和社会形象。

5.2 当前行政道德的现状与趋势

行政道德在确保人事管理职能得到合法有效履行、维持良好的行政内部关系与公共关系、促成良好社会风气形成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社会体制、社会观念等方面的转型变迁，行政道德失范的现象已经显著呈现。

社会转型往往伴随有社会道德失范现象，现阶段我国正处于急剧变迁时的“失范期”与“阵痛期”，各种失范现象愈来愈普遍，呈现加速扩散蔓延的趋势。社会道德失范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大，失范的形式日趋多样化。诸如经济领域的假冒伪劣、弄虚作假、短斤少两、经济诈谝、虚假广告、商业贿赂、不正当竞争等行为；政治领域的行贿受贿、、、、公共权力异化等行为；思想、文化领域的公私观念颠倒、义利观念错位等行为；知识领域的抄袭、剽窃、盗版、侵犯知识产权等行为，都是社会道德失范的具体体现。从静态来看，我国行政道德失范既有规范体系本身呈现出的混乱状态，包括指导规范的价值理念有偏差、规范的内在质量不高、不符合社会公平公正的原则；地方政府为了片面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为完成特定的事情与任务制定的“土政策”，具有地方性、临时性、具体性，与国家的法律法规不相符合；行政规范之间相互抵触导致漏洞空隙凸显，等等。

从“动态”来看，政府机构及其行政人员的行为失范表现包括行政垄断、虚假信息与欺骗手法、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先上车后买票”等等。在公共行政人员的个体行政道德失范方面，基层干部主要表现出贪污、收受贿赂、侵占他人利益等等。中层干部主要表现为利用权力支持身边工作人员以权经商、违规插手建筑工程招标投标、干预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为违法经营者提供保护等等，获取金钱与财富的高额回报。高层干部的主要表现，除了以权力为子女、亲属与工作人员经商、批项目、报贷款外，突出的是提拔干部、支持和保护私营企业主的违法行为等等。作者按违法程度将行政道德失范行为划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较为轻微的“白色失范”，是认识上的失范，理念上的失范。第二种是行政实践中丧失责任的失范，违背行政职业规范，是违纪、行政不作为、公私不分的“道德屏障状态”和获取名声的失德行为，是一种“灰色失范”。第三种则是严重的腐败行为，触及法律，构成违法，这种失范最严重，被称为“黑色失范”。

6 传统文化与现代人事管理的共生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契合绝不是一种偶然，它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物质文明是可以共生的。

现代人事管理是以人为本的管理，在人本管理从“以个性为本”、“以人性为本”到“以人文为本”的转化过程中，文化对人事管理的影响权重日益增加，绵延五千年的华夏文化充分说明了我国在对文化的整合与管理方面的巨大成功。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贵“和”持“中”。注重和谐，已浸透中华民族文化肌体每一个毛孔，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才能趋向管理的最高境界――“无为而治”。

7 加强行政道德建设

现实留给我们的是沉痛的反思，纠正和反省现状还得靠我们中国人的自身力量。面对当前行政道德失范，如何加强行政道德建设，各方面的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意见，以下介绍几个方向。一是下决心构建现代行政道德体系。加速查处道德失范，依法行政、科学行政、协调行政、实事求是、热情待人等道德面貌。以此为行政道德划出红线。二是针对权力腐败的特征采取对策。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反腐倡廉的关键环节。

三是开展行政道德文化建设。首先要加强社会道德的全面教育，从城市到农村都要讲究长期性、针对性和法规性。德育要从儿童抓起，领导带头、以点带面、全面部署实施。其次要组织力量、发动群众、先急后缓、扎实落实道德规范。对行政公务人员廉洁奉公、勤政为民、艰苦朴素等行政道德模范要宣传表扬，对切合实际、踏实有效、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行政规范要宣传推广，促进干部群众中形成习惯。再次要完善道德的社会监督机制，为履行职责、保护干部，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办事程序中要实行公民旁听、接受行政监察和行政复议，审判要实行回避制度等等，发挥社会监督的道德作用，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我国行政道德建设一定能迅速迈向正确轨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能成功。

参考文献

[1] 苏建永，樊传明，吴兆方主编：《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北京市：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2] 刘德章主编：《公务员公共管理核心课程读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6.

[3]杨海蛟等撰：《政治意识论》 太原市：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

[4]哈罗德孔茨等著，郝国华等译.管理学.第十版，经济科学出版社.

[5]张国庆.人事管理学概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篇（7）

中图分类号：F407.9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0422(2007)09－0079－03

1　前言

建筑企业文化是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维持自身生存乃至繁荣昌盛的精神财富，其主要内容是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企业经营之道、企业风尚、企业员工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在企业管理中，只有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才能用文化激励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力，凝炼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实现优化管理，提高管理效率。

2　企业管理中的传统文化探源-

2．1　企业管理中的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主要包括仁、义、礼、智、信、恕、庸、忠、孝、悌等范畴，湖南建工集团经营思想的发展传承了儒家文化的诚信、人治和以人为本的精髓，坚持以人为本和改革、发展、稳定的方针，突出重点，统筹兼顾，使“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母公司、子公司、分公司”，“企业、社会、员工“之间的利益日趋统一，实现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

2．2　企业管理中的法家文化

法家文化主张法治，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法制经济，法家文化中的“法治”思想，为湖南建工集团建立相对集权的总公司和制定、完善整套的公司管理制度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

2．3　企业管理中的道家文化

道家文化以“道”为核心范畴、以“自然”和“无为”为基本观念、追求人性朴真和精神自由。21世纪的前六年，是我国人世后与国际接轨、市场经济逐步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湖南建工集团实现了自身的跳跃式发展，道家文化中“无为而治”的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得到了较好的彰显。湖南建工集团坚持以生产经营为中心，提出“全员入市”的经营理念，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开展经营活动，在本世纪的头几年迅速崛起，并跻身于中国企业5∞强行列。

3　传统文化对建筑企业管理的双重影响

3．1　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的积极影响

3．1．1　儒家文化对企业管理的积极影响 儒家文化特别是它饱含的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思想，为现代企业管理提供了源头活水。

3．1．1．1　有利于形成义利并举义以生利的价值观念

儒家将价值观的问题论述为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儒家非常强调义，甚至要求“合利取义”，但这并不是说儒家就不重视利，孔子又说：“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春秋左传·成公二年》)义可以产生利，且只要符合义的要求，就可以追求利。湖南建工集团在经营管理中所确立起来的“一流、超越、精作、奉献”的企业精神，就是对“义”与“利”关系的最好诠释，即要用一流的精品建筑回报社会和业主，“义”在前，“利”在后，以义(公利)为先，可能会使集团暂时损失一定的利益，但其公益行为必能为集团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和经济环境，从而开辟广阔的发展前景，这于企业实有百利而无一害。反之，若局限于短期利益，搞豆腐渣工程，可能使企业获取暴利，但必将背上不义之名，声誉扫地，到头来只能为业主冷落，被市场淘汰，甚至受到法律的严惩，最终失去应得之利。

3．1．1．2　有利于形成群体至上克己奉公的工作作风

儒家文化以维护稳定和群体协调为宗旨，认为人从道德修养到社会价值实现的过程，要经过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这八目。其中“修身”是根本，它是个人自我塑造和自我完善的问题，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将个人价值置于群体之中进行衡量和评定。湖南建工集团非常重视团队建设，培养员工和集团荣辱与共的感情和高度的敬业精神，增强集团的凝聚力和稳定性。同时，尊重员工个性的张扬，充分发挥员工个人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为其自我实现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机会，从而产生对集团的满意感，增强其归属感。组织与个人相辅相成，使集团成为实现个人价值与奉献群体相结合、充满活力和战斗力的团队，使集团的维系和发展具有更坚实的基础。

3．1．1．3　有利于形成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的人际关系

儒家文化主张“和”，即以和为贵，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把人心向背看作是管理者是否具备“人和”的基本条件。湖南建工集团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以和谐为最高原则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集团的跨越式发展谋求优良的内外环境。何况，该集团是一个拥有近20个分公司(子公司)的大型建筑企业集团，如果片面追求一团和气，忽视各单位的个性而扼杀差异性，必然使思想僵化，不利于资源的优化整合，甚至会出现决策危机。所以，他们力求通过各单位和各种不同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集团各要素的最佳组合。

3．1．2　法家文化对企业管理的积极影响

3．1．2．1　有利于形成论功行赏的劳资分配观

法家文化“法治”思想的实践意义之一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之二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法治”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运用就是促使企业建立奖罚分明的管理制度，湖南建工集团在这一点上与绝大多数现代企业同出一辙，现行公司制度都是论功行赏，而不是论血缘关系行赏。赏罚分明不仅是传统文化所阐述的最基本的管理原则，而且是现代企业管理中都要坚持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3．1．2．2　有利于形成好利恶害的激励观

法家认为人有“好利恶害”或“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现代企业不仅要尊重员工的需要，而且要主动研究员工的需要，制定有效的措施满足员工的需要。湖南建工集团并不否认员工正当的利益追求，而且把这种利益公开化，鼓励集团员工通过自己的努力拥有小车、豪宅，这不仅使员工找回了自我，而且使集团在严格的制度管理下多了一份人性化的关怀，从而增强了凝聚力，焕发了创造力。

3．1．2．3　有利于形成改革图新的发展观

法家文化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现代企业管理要依据变化的市场经济所提出的新问题，不断修订、完善管理制度。湖南建工集团站在时代改革的前列，与时俱进地出台新政策，修改、完善各项管理制度，从普通企业到集团公司再到董事会制的大型企业集团，没有哪项制度停留在过往的环境中。

3．1．3　道家文化对企业管理的积极影响 　3．1．3．1　有利于形成软性管理的领导策略

在道家文化中，包含着一系列软性管理的理念和智慧，已被世界上一些著名的管理学家所吸收并运用于管理实践。“无为而治”给管理者提倡的是一种“抓大放小”的领导策略，也是一种人性化的管理之道，要求遵循自然规律，为当为之事，不为不当为之事。将这一思想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中，就要求管理者因势利导，顺其自然，严格按事物本身规律办事。湖南建工集团在管理中，高层领导主要着眼于关乎全局的战略性决策的出台，而将日常事务的决策权下放到子公司、分公司，以充分调动下属的工作积极性，各级管理者各司其职、协力奋进。

3．1．3．2　有利于推进员工个性的修炼

道家文化主张师法自然、宁静尚柔，这一传统文化的精髓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体现在：强调修养人生，修炼个性。建筑行业竞争激烈，但竞争规则有待进一步规范，在这种现实状态下，建筑从业人员在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尤其要加强修养，平衡心态，正确对待接揽业务中的成与败，以一种积极争取而顺乎自然的心境处理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各类问题。自然，这对于在经营上处于优势的湖南建工集团的员工也不例外。

3．2　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的消极影响

3．2．1　可能繁衍保守的管理思想

儒家“中庸之道”主张用正确的“大道”来治理民众，这是孔孟政治思想体系的方法论原则。遵循着这一文化取向，人们言行举止重不温不火而轻奋发有为，重墨守成规而轻与时俱进。这一文化观念与现代企业管理坚持和倡导的解放思想、开拓进取、与时俱进的新理念大相径庭。

3．2．2　可能助长企业管理中的家长制作风

传统文化礼教范畴中的“三纲五常”礼制滋生出的长官为尊的“家长制”文化观念，成为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弘扬先进文化的严重障碍。这一文化取向在企业发展中，无疑也助长官僚主义的家长制作风，严重影响和谐企业的建设。

3．2．3　可能滋生企业管理中唯心观念的颓废文化

传统文化中根植的封建迷信的谶纬之学的消极思想演化出的唯心观念颓废文化，与现代企业中需要引进的先进文化格格不入。建筑企业中一些管理者放弃高远的理想和斗志而笃信神仙菩萨，或拆除某些建筑，以避让“凶险之兆”，或大兴土木，修建豪华祖坟，以期占尽风水、永享高官厚禄之福。

4　建筑企业管理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之路

4．1　突出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继承并发扬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

不言而喻，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要把弘扬传统文化、发挥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和努力体现时代特征和时代要求有机结合起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4．1．1　把建立仁德的企业形象内化为品牌形象

未来企业竞争主要是品牌竞争，品牌是一种内化的文化，我国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是现代企业品牌塑造的原动力。“仁德”等传统文化中积极的价值取向通过品牌塑造最终-将渗透在企业的发展模式和员工的行为方式中。湖南建工集团以体现仁德之义的“一流、超越、精作、奉献”的企业精神为核心理念，以塑造“湖南建工”品牌、打造建筑航母为目标，在经营规模上连续几年跨越“百亿元”大关，连续几年跻身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承包商和工程设计企业双60强，名列湖南百强企业，荣获21项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加上资质准人的广泛提升，以及建工新城的落成，极大地提升了集团自身的品牌形象。当然，现代文化追求更自由、更个性、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生活，只有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融合，才能为品牌注入新的内涵。

4．1．2　将“和”升华为现代企业间的和谐竞争

传统文化中的“以和为贵”为和谐企业的建设找到了很好的注脚。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必然要求人们普遍追求立足于竞争的和谐或以和谐为目标的竞争。现代建筑企业需要以超前的眼光，从更高的基点看待竞争，必须真正意识到发展是需要和谐社会环境的，而且必须为和谐的社会环境付出相应成本——包括纳税和资助社会公益事业。把竞争上升到和谐的竞争，客观上要求企业实现竞争观念的创新，即要形成平等、互利、合作、双赢、互补的竞争观念。湖南建工集团确立了“全员入市，健康提速，以人为本，品牌领先”的发展理念和“壮大母体，全员负责，资源共享，内外联动”的发展思路，从而赢得了“母子同步腾飞，航母得以启航”的良好局面。

4．1．3　创设管理制度与企业文化紧密结合的管理环境

法家文化主张“法治”，反对“人治”。将法家精神贯彻于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建设，要求企业把持续经营的基础建立在一套廉明公正的组织规范和平等客观的标准之上，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企业的法制文化，而且传统的法制观念要与宪法、法律的要求一致，规章制度要与时代的要求适应。湖南建工集团的管理制度与企业文化紧密结合的管理环境，充分体现了湖南建工独特的价值观——一流、超越、精作、奉献，即追求一流、超越、精作的建筑与服务，以奉献与回报社会。

4．1．4　创新顺其自然的、授权的和宽松的管理方式

道家文化主张的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授权的和宽松的管理方式，这也是一种哲学理念，与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传统价值观一脉相承，也会对企业文化建设起到借鉴作用。在现代企业文化中，应更加注重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的人格化和“人企合一”的境界。湖南建工集团放开各子公司的手脚，为他们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鼓励它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极大地推进了母子同步前行。

4．2　积极推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抵制并改造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

面对新世纪以创新为核心的知识经济的严峻挑战，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将传统文化整合成与技术创新为驱动相适应的新的文化形态。当前，尤其以以下工作最为重要：培养公平竞争意识，建立创新激励机制，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培育法治精神，建立公正的竞争环境；追求科学精神，提供创新的永恒动力。惟其如此，才能使建筑企业由大变强，立于不败之地。

4．3　沿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改进企业管理，提高企业管理的效率、效果、效益

科学的管理能优化整合资源，提高管理效率，取得良好的管理效果、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沿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通过建立并用优秀的企业文化来促进企业管理，已成为众多企业管理者的共识。建筑企业必须具有世界眼光，继承和发扬优秀文化，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新精神，才能改进管理，提高“三效”。

4．3．1　追求和谐崇尚和美，提高管理效率

改进企业管理，就要谋求和谐的内外部环境，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整合各种资源，增强凝聚力，充分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达到提高管理效率的目的。在儒、法、道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和谐问题是核心和要义，体现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追求和谐的精神。当前，建筑企业正处于图强奋进的关键期，如何以“和”求效是值得重视的问题。

4．3．2　见利思义推己及人，提高管理效果

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篇（8）

中国传统文化经过数千年的制度强化，所产生的社会心理积淀使整个国家的上中下各层对传统文化达到很高的共识度，对人的心理、行为及企业的组织模式和经营活动都产生着重大影响。“家文化”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突出特征，是中国家族企业的核心。大量中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表明，中国人“家”观念之重，“家文化”积淀之厚，“家文化”规则对中国人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活动影响支配之大，同时也对家族企业文化的形成造成了重大影响。

但随着中国企业管理向世界接轨，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家族文化正受到来自现代企业管理文化的挑战。在商业竞争中如何化解文化差异冲突，融合先进理念，保持家族企业文化活力，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一、传统文化下的家族企业文化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国人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家庭和家族运作模式引入到企业管理模式中.另一方面中国人际交易模式主要是建立在人情关系基础之上的。其实家族式管理就是建立在集权、等级基础之上的，在家族式管理中，只有服从，而没有个体的权利.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指出，“管理是以文化为转移的，并且受其社会的价值观、传统与习俗的支配”.中国和西方的管理思想各自具有自己“民族的精神标记”，不同的特征和内容来源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在这种背景下的家族企业文化特征表现在：

(一)二律背离性特点　在家族企业中，家族内部成员与非家族成员在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上有很大的不同，形成鲜明的两个群体。家族内部成员往往把自己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内部人之间有很强的信任感和凝聚力。而非家族成员则被边缘化，与家族成员间有明显的隔离层，感觉不受信任，对企业缺乏忠诚。这就是内外有别的二律背离性特点。

(二)关系性特征　中国家族企业文化的关系性与它的背离性特点紧密关联。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强调家族观念，注重血缘关系，这直接体现在家族企业的产权形式、组织形式及经营继承等方面。在这种强调血缘亲情的环境中，维持良好的关系就成为了家族企业的典型特征。梁漱溟将中国人的这种凡事以关系为依归的文化特征叫做“关系本位”。传统中国人强调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来界定自己的身份， 即关系形式化。

(三)权威性特征　中国的家族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受到创业者权威的深刻影响，长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人们也就容易形成一种过份重视、崇拜及依赖权威的心理与行为倾向， 即权威性。

儒家文化强调“忠、孝”，“忠”指“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孝”指“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它们的物质基础就是父权家长制， 在父权家长制度之下， 企业中父亲或长辈作为家长有主要的权力， 居于统治家族的地位。他们具有经济专制 、思想专制、家规家法、尊卑等级等权威观念。

(四) 家族性特征　家庭或家族制度是家族企业“又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家族主义的取向下， 人们生活圈内的运作是一切尽量以家族为重， 以个人为轻为从; 以家族为先， 以个人为后， 即家族性。

创业依靠家长，成功之后惠及家人。这种观念在人们心中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在今天的中国，即使是已经分了家，在经济上已各自独立，但族人之间仍然把自己看成是一家人，在经济上仍然有密切联系。李泽楷起家所用5亿资金也正是其家族的支持，才成就了其电讯盈科时代的到来；近期李氏家族家丑外扬，也正是同时在这种家族性下的矛盾冲突。

家族企业的这些文化特性，形成了中国家族企业的独特风景，随着在家族企业做大做强的同时，国际化和市场化的使得家族企业需要不断变革文化内涵，适应管理瓶颈和应对竞争下的挑战。

二、家族企业文化和现代企业管理文化的冲突

家族企业管理文化的变革，其实也凸现了家族企业管理模式变革的本质。家族制管理向现代企业管理转变中出现的冲突，是基于自然经济的“家族本位”管理文化与基于市场经济的“企业本位”管理文化的冲突。

（一）、“伦理本位”和“个体本位”的冲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文化的差异.这是造成东西方社会和文化差异的一个基本原因。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而重家庭生活，依靠伦理而组织社会，消除了个人与团体的对立，因而被称为“伦理本位”的社会。西方人重集团生活而轻家庭生活，依靠宗教(基督教)来统慑个人，凝聚社会，从而确定了个人的独立地位和自由权利，因而被称为“个人本位”的社会。这在家族企业中也有了充分展现。

这种“伦理本位”延伸出来的“二律背离”性、封闭性和家族性等特征随着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中与现代管理发生冲突。家族企业文化的这种背离性，破坏了家族企业的和谐，使家族企业不能成为一个有效的整体，直接导致了员工流动率高等一系列问题的产生；此外现代企业文化所强调的发挥个人能力、职业经理人等个体本位的文化传承在家族企业中“伦理本位”中屡现尴尬。一方面，家族企业的迅速发展需要实现两权分离，而另一方面则是依靠关系特性维系的家族企业，又会防止“大权旁落”的矛盾。这些严重阻碍了家族企业的创新和发展。

（二）、“家本位”和“企业本位”的差异

管理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表现方式。中国家族企业正是在厚重的“家文化”支配下，中国式家庭关系的模式也就自然地被移植到了企业之中，并且一直伴随和影响着企业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义轻利、手足情深、家族事业等类似文化观念在家族企业形成过程中作为非正式约束对其正式制度产生着重要影响。在家族企业中，弥漫着家文化的氛围，在这种环境下自然形成了家长权威、关系为主的企业文化特征。

而现代企业管理所强调的两权分立（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建立科学的现代管理制度和“任人唯贤”的核心思想，就与家族企业管理权和经营权不分，家长权威阻碍了企业的创新和制度变革、“裙带关系”严重的矛盾冲突，这将使得家族企业文化在封闭中成为阻碍企业持续发展的“羁绊”。

（三）、“低信任度文化”和“契约下信任”的冲突

美籍日本学者弗兰西斯·福山将文化区分为低信任度文化和高信任度文化。低信任度文化是指信任只存在血亲关系中，高信任度文化是指信任超越血亲关系。家族企业中体现的依靠关系、子辈相传的特性，正是“低信任度文化”的真实体现。

家族成员彼此之间自然产生出一种信赖，而对其他异族人形成了一种先天的隔阂。这种差序格局的形成源自家族的血缘关系，这构成了家族企业的用人圈：核心圈是家族企业的领导者，由创业者或其继承人组成，核心圈以外事业由有血缘关系的近亲所组成的小圈子，小圈子外是远亲和朋友们所称的中圈，再之外便是一般雇员。家族企业的这种用人制度文化成为了企业的“潜规则”，它必然使得家族企业把优秀的人才排斥在外。

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正是建立在高度信任为基础上的。在产权明晰，制度分明的企业环境中，聘用者和家族企业之间建立的“契约下信任”，企业也将根据个人绩效表现，唯才是举。而这些正好与家族企业所表现的文化特质相冲突。

三、文化冲突后的融合

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篇（9）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说过：“管理是以文化为转移的，并且受其社会的价值，传统与习俗的支配。因而管理越是能够利用当地社会的传统，价值与信念，则越是能获得更大的成就。”进入二十一世纪，管理界对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因而有必要探讨一下两者如何更好地融合在一起。

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企业管理的现状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这些思想始终贯穿着中国从古到今的管理实践，涉及到行政、经济、军事、文化、家庭等社会各个方面和层次，这些思想经过几千年的积累和传承，形成了符合中国人的独特的价值观和哲学思想体系，影响着一代代的中国人。我们现代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毫无例外地与我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紧密的联系，但要看到，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的影响是初级的、无意识的，并没有和现代管理相对应，也没有形成能系统性地影响现代管理的理论和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管理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从最初引进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先进的管理理论、方法和经验，到开始反思这种简单的照搬照抄的模式，探讨如何突破瓶颈，开始有意识地在管理中实践传统文化，有意识地在管理中加入传统文化的因素，整个社会兴起了学习传统文化的高潮。比如管理界兴起了“中国智慧热”，相当多的企业家开始在企业中实践《弟子规》、学习中国式的领导学等等。

可以说，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之间的融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我个人觉得，我们应该辩证地看我国的传统文化对管理的影响。传统文化既有它积极的一面，也有它先天性的不足之外，我们应该正确地看待它，也要正确的看待它与西方管理的关系，从而能正确地指导我们的管理实践。

1、传统文化积极的一面。

从目前来看，传统文化积极的一面在于它能从“道”的高度指导现代管理，甚至有些高度与西方现代管理的发展有异曲同工之妙。如关于企业的根本定位，在理论上，《论语。雍也》中说：“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在实践中，“全聚德”、“德发长”、“信祥和”、“同仁堂”、“荣昌祥”等等，无一不是把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看作是一个不断满足社会正当需求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简单制造或销售某种产品的过程。均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作为企业追求的终极目标。这与西方管理学中的“企业的目的必然定位于企业的外部，事实上由于企业是社会的一个器官，企业的目的必然居于社会之中，因此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正确定义：创造顾客。”（《管理的使命》彼得。德鲁克著）的说法一模一样，但更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再如对企业管理的最高境界的描述，在《易经》中有“群龙无首，吉”的说法，就是说如果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每个人都能自由自在地发挥自己的才能，那么组织就能达到最佳的效率。而在西方管理实践中，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的最高目的也是能让每个人发挥出自己最好的能量，从而帮助员工实现他的各种需求（马期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我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既是文化，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管理智慧的结晶，但是如何把传统文化的精华引入现代企业的创新管理之中，这就要求我们更多的去领悟，去实践。

2、传统文化在管理中薄弱的一面

与西方管理学的发展相比，传统文化薄弱的一面体现在它缺少“术”的一面。传统管理文化局限就在于它在境界上高，但在如何实现它所追求的结果方面并没有相应的方法。这就好像我们都知道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但如何去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只能去探索、去总结经验，但无法直接去实现共产主义。而现代西方管理学在“术”的方面比我们要好得多。如在如何赢得顾客方面，有科特勒的《营销管理》，在管理学中，有德鲁克的《管理的任务、使命、实践》，在战略方面，有波特的《战略管理》……，可以说，几乎所有涉及到管理的东西，西方管理能从理论到方法实践提供指导，也就是说，西方的现代管理已经形成了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而我国传统文化只是停留在哲学高度，而缺乏具体方法。

从吸收掌握的角度看，对传统文化的掌握的要求要更高一些。中华文化的基本要求是“知行合一”，要在管理中去实践，必然就要求实践者要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也是为什么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实践更多地开始于企业家、开始于领导者，内容上大多偏向于提高领导的个人修养，偏向于完善企业经营管理哲学，在实践中却很少能应用到底的原因。

三、传统文化如何融入现代管理

1、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融合不能丢弃西方管理学。

上面已经说过，传统文化与西方管理学是“道”与“术”的关系，两者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而且，现代社会是多种文化、多种观念、多种因素交互影响的社会，我们不迷信于西方现代企业管理，并不是不去借鉴他们的取得成功的方法与策略；我们不去复制他们的管理方法、管理技术，并不是不去研究欧美的管理学。问题的关键是，一方面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中国人的处事哲学、文化习惯到底是什么；另一方面我们要将的东西中国化，使其具有中国特点而后再实行，让其“为我所用”。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包治企业管理百病的良方，它所提供的只是一种予以人的思想的启迪，取精华而去糟粕，辩证的应用才是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如果说西方管理好比参与竞技的装备和武器，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则是驾驭这些装备的智慧和技巧，单纯的任何一方都不足以战胜对手，只有将其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克敌制胜。

2、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融合不能脱离基本的管理常识

现代管理依然是市场经济下的管理，它就必须具备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比如说市场经济的基础就是人性是自私的，人要实现自己的利益，就要先使服务目标得到利益，也就是先达人后达己。在管理活动中，我们经常会看到，管理者经常忘记这一规律，如老板让员工学习《弟子规》，让员工用《弟子规》来规范日常行为，员工因为实践不实践《弟子规》，对自己的利益增加没有任何帮助，最终的结果是一如往常，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始终结合不到一块去。

3、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融合还需要结合整个社会的发展

传统文化的接收主要靠教育，特别是中华传统文化“内外结合”、“知行合一”的特点决定了教育与接收的最佳阶段是从青少年。而目前的管理却是直接面向成人，这就给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管理造成很大困难，因为接收对象的价值观已成型，传统文化所提倡的价值观有很能大一部分与当前社会的价值观不一至。这就决定了传统文化的融合不是一项短期或轻松的工作，而是要根据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开展。

二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播者素质要求较高。当前我国的管理学界，既对传统文化要有深入的了解，又具备一定的管理素养，两者兼而有之的大师级人物较少，造成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结合、融汇、传播上难以形成推动力。例如，说到法家，大多数人认为法家便是主张法学、实行法制，但冯友兰先生则说：“如果对法家望文生义，这便错了。法家的主张，用现代语言来说，乃是一套组织领导的理论和方法。”这套法家理论和方法在现代管理上如何得到合理的应用，如果不是大师很难抓住要害，更勿论在管理实践中实施之。

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篇（10）

一、传统出版与现代出版

传统出版文化、现代出版文化是传统出版和现代出版活动中，出版人所具有的出版观念以及与出版观念相适应的出版制度、出版机构、出版设施、出版物及其影响等的总合。①也就是说，传统出版文化与现代出版文化是在传统出版与现代出版活动中孕育、发展而形成的文化样式。对传统出版文化与现代出版文化的研究，有必要从对传统出版与现代出版的认识出发。

对传统出版与现代出版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当前人们基本上有两种看法。一是，力图从时间上对传统出版与现代出版加以区分，因传统出版的时间范围的不确定，这一问题又转化为对现代出版的确认。许多学者言及现代出版，均将其与更早的近代出版对举，但现今有关出版史著中，对近代出版的时间下限有着不同的划分，导致对现代出版的时间范围的认识不尽一致。二是，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谈论传统出版与现代出版，而不涉及传统出版与现代出版的时间分野。如有学者认为：“现代出版是以多种现代媒体为手段的内容提供，其特征是以市场经济为基本前提，以高新技术作为物质基础，以大出版大市场为生产形态，以多媒体的共同发展为运行载体，以知识管理为产业原则，以国际规则为发展参照。”②有人指出现代出版“是高科技与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③也有人单纯从技术方面区分传统出版与现代出版：传统出版是“以纸介质和案头编辑工作为主要特征的出版工作”；现代出版是“利用计算机网络和声光电为载体来进行的出版行为”。④进而将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网络出版对举。

因此，对于传统出版与现代出版的认识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是着重于时间上的区分，另一种是偏向于观念上的认识。从时间上看，与“近代出版”相对的现代出版，是一历史概念，可以找到一个大致的时间范围，这在探讨出版历史的发展时是必需明确的。如笔者以为，伴随着经济改革和思想开放而重新加快发展的中国出版业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步入轨道的，此后的20年出版业处于变革、发展的酝酿阶段，因此将20世纪80年代初期作为我国现代出版发展的开始，较为符合我国出版业发展的实际。另一方面，传统出版与现代出版之划分，除却出版的复制技术、经营方式、管理制度外，主要是用来指称两者在出版观念、形态、内容等方面的不同，其所内涵的时间意味不是很明确。我们所说的传统出版文化与现代出版文化即是在此意义上说的。这是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在出版活动中，出版生产力主要是指出版技术能力，“出版生产关系表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出版业的管理体制和运作方式。”因此，与传统出版业相较，现代出版业的发展、进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技术的现代化，一个则是出版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现代化。”⑤因此，传统出版与现代出版就并不仅仅单纯是时间向度上的概念，更是包含了技术，特别是理念与内容在内的综合体，对其划分应综合考虑。

二、传统出版文化与现代出版文化的差异

传统出版文化和现代出版文化应该从出版文化的三个组成部分——出版物质文化、出版制度文化及出版精神文化三个层面统一起来认识。依此，现代出版进步发展所体现的技术的现代化、出版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现代化，分别属于出版文化构成中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层面，并未涉及出版文化的精神层面——主要包括出版意识、观念及理论等。在我们看来，出版业属于内容提供（中介）者，而内容的提供（中介）者——编辑出版人受时代、社会、文化影响而形成的学识、观念、思想，对于出版活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出版技术、制度都是为此而服务的。因此，在探讨现代出版（文化）与传统出版（文化）时，除却技术、制度因素外，出版观念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可小觑。

1. 出版物质文化

出版物质文化是出版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其中最突出的构成因素莫过于出版技术，无论是传统出版文化还是现代出版文化，都表现出对出版技术的依赖，出版业每一次质的飞跃都是先进科学技术应用于出版的直接结果，为此出版技术成为传统出版物质文化、现代出版物质文化相区隔的最显著特征。相对于信息时代，富含工业时代色彩的传统出版文化带有大机器生产的特点；而现代出版文化成长于以计算机等高新技术为生产力代表的出版活动，现代高新技术给出版业带来复制技术与内容载体的升级，进而带来阅读方式的巨变。新型出版技术也大地提高了出版业的运营水平，拓展了出版市场空间。这一切都使传统与现代出版物质文化之间产生疏离。

2. 出版制度文化

出版管理体制和出版运行机制是出版制度文化的重要构成因素。出版管理的方式与人们对出版属性的认识密不可分。由此来看，传统出版文化与现代出版文化在管理体制上的最大不同，在于政治化管理和专业化管理的区别。传统出版观将出版视为政治斗争和宣传的工具和手段，因而与此相应的管理体制是政治化的；现代出版既有商业性又具文化性，在注重出版的社会政治文化功能的同时，也须注重出版的经济效益。传统出版由经验管理逐步向制度管理转变；现代出版则由制度管理向文化管理转变。⑥

出版运行机制主要指的是出版生产机制，是出版生产中各个环节相互协调而构成的有机运作体系，其本质是参与出版活动的各种要素在由显性出版制度（如有关出版的法律、法规、规范等）和隐性出版制度（如出版传统、出版观念等）构成的制度环境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有机活动过程。因此，出版机制对出版生产的各个环节发挥着巨大的调节和关键纽带作用，是社会需求与出版生产之间的中介环节。由此看来，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传统出版文化，由于整个社会的文化需求受到抑制，出版生产的计划性成为出版运行机制最显著的标志；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成长起来的现代出版运营中，出版既是文化事业，更是文化产业，须紧紧围绕市场需求来进行。

3. 出版精神文化

出版文化最为集中地体现于出版观念。因此，传统出版文化与现代出版文化的不同，在最深层次体现为出版观念上的差异。在我国，传统出版文化是建立在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其出版观念是与此相适应的。现代出版文化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其出版观念体现了市场经济的特色。20世纪中叶至80年代前，出版文化理念以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为主导，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的启动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应运而生。如果说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下，出版主要依托其意识形态政治功能主要服务于政权和阶级利益，那么发展理念则着眼于国家利益和国民生活发展的利益考量。⑦这种转变集中体现于出版制度的变革，而出版制度的改革必然带来出版文化的转型，而转型的实现又将对出版实践有着深入持久的推动作用。

三、传统出版文化与现代出版文化的联系

对传统出版文化与现代出版文化“时代化”的理解主要源于对传统出版、现代出版所作的时序化认识，其根本原因是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作了实体化的理解。“由于把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作了实体化的理解，就导致人们往往企图寻找、确立一个唯一的标准以便把所涉及的东西确定地归类于传统文化或现代文化中。这也意味着，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不能简单地作整体化的抽象讨论，如果这样，就在实质上把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都视为一个逻辑上周详严谨的、抽象的、统一的整体。”⑧以此观照出版文化，我们就不能将传统出版文化和现代出版文化之间的关系理解为时代化的历时性关系，那不符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以及传统出版文化与现代出版文化的实际。

同时，过于纠结于传统出版文化与现代出版文化的“时间性”理解，恐怕还在于对“传统”的认识。有学者在谈到传统时说，“传统”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过去，同时还是个历史地存在的现在。因此，我们不但可以在以往的意识中追寻传统，而且可以在当下生活的折射里发现传统。⑨传统出版文化与现代出版文化并非全然割裂的，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现代出版文化与传统出版文化源于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其中现代出版文化是基于现代社会经济文化需求，并借助于这一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尤其是出版印刷技术、信息传输技术）而实现的，它体现了出版业发展的新趋势。从出版实践的角度看，现代出版文化的优势在于出版技术、出版观念和出版物价格等方面的因素，而传统出版文化则在阅读习惯、出版资源和出版人才等方面占据优势；一方的优势即是另一方的劣势，优势互补可成为两者合作的基础。我们今天所认可的部分传统出版文化，是因为其整个价值体系中有诸多因素同当前时代的价值系统保持了一致。也就是说，已进入传统出版文化范畴的东西，随着社会变迁、时代转型、价值观变化，常常被重新评价、选择、阐释，它可能被保持，从而进入现代出版文化，也可能被淘汰。因此，现代出版文化与传统出版文化的关系如唇齿，是密不可分的，两者走向融合是发展的趋势所在。所以说，传统出版文化与现代出版文化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而是交错共生、相辅相成的关系。

（杨军，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

*本文系教育部2011年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明代图书出版与社会文化互动研究”（11YJA870025）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注释：

① 杨军. 出版文化研究：理论、现状与范式[J]. 出版科学，2009（4）： 44-48.

② 王建辉. 现代出版的内涵[J]. 出版科学，2000（4）：卷首语.

③ 蔡学俭. 现代出版与出版本质[J]. 中国编辑，2005（6）：82.

④ 胡守文. 迎接现代出版对传统出版的严峻挑战[J]. 出版参考，2000 （9）：1.

⑤ 师曾志. 现代出版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8.

⑥ 聂震宁. 以文化管理推动出版集团图书选题创新[J]. 编辑之友，2007 （1）：1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