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核心篇（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至少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是要与中国的具体现实相结合，其二就是要与中国已有的传统文化相承接。离开了传统文化，中国人就失去了之所以为中国人的基础，自然也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样，若离开传统文化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结构变动、利益格局调整、价值取向多元及思想观念复杂的局面而提出的理论体系。它是在继承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尤其是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经过凝练和升华而形成的，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和本质特征。而传统文化则源于中国的传统社会，虽然两者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所代表的利益不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两者毫不相干，互无联系。相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传统文化是可以相通的。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中所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贯穿于中国人的价值观、思维方式、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2]、“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3]、“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国安，民穷则国乱”[4]、“见利思义，诚信为本”、“勤俭廉政，精忠爱国”、“仁爱孝悌，谦和好礼”、“克己奉公，修身慎独”、“仁则荣，不仁则辱”等精神，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都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思想源泉。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

（一）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它决定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和方向，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吸引力。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一直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诸多与马克思主义相近、相通、相容的内容和理念，如战斗的无神论传统，丰富的辩证思维方式，经世致用的求真务实精神，唯物主义思想，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天下大同的和谐社会理想等等，这些优秀的文化传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马克思义中国化的过程，正是吸收、融合、创新这些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正是基于对这些优秀传统文化的整合、创新与凝练才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项重大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毋庸置疑，作为马克思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之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是马克思主义同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对传统文化中的“民本”、“和谐”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民本”概念源自《尚书•虞夏书》：“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也非常地重视民本思想，他在《孟子•尽心下》中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本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它强调“民”对维护国家稳定、巩固政权的重要性，是一种良好的执政理念和可贵的治国方略。但是，民本思想终究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统治，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所倡导的“以人为本”才是真正实现了人的全面发展。这里的人，不再是抽象的人，而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其根本宗旨是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也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与超越。“和谐”思想是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众多不同学派共同遵奉的价值理念。和谐思想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先后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思想，这些都是对传统“和谐”思想继承和超越。

（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被注入新的时代内容和理念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中，爱国主义精神绵延千古，始终发挥着民族精神的核心作用，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我国历史上无数志士仁人为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思想谱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而新时期下，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爱国主义理念已经发展为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爱国主义。经济全球化要求我们要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要善于、勇于参与国际竞争，要不断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这些要求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并不背离。这里所弘扬的“爱国主义”既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也不是大国沙文主义，而应该是爱祖国与爱世界、为祖国服务与尽国际义务、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相统一的具有时代内涵的“爱国主义”。在我国，“改革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和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中国的传统文化十分重视改革创新的作用，《礼记•大学》中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易•系辞传》也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等关于改革创新的阐述，这些内容表明只有改革创新才能将发展走向长远。从国内形势开看，现阶段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必须大力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体制改革以及科技、文化、理论、制度等其他方面的创新。从国际形势来看，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在客观上也要求中国，必须通过全面的改革创新和提高民族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继往开来的强大力量源泉，更是当代中国人民不断创造崭新未来的精神动力。

（四）社会主义荣辱观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

中国古人十分注重荣辱问题，孔子将知、仁、勇作为一个人立身的三项重要品德。鉴于荣辱的重要性，孔子主张有针对性地进行道德教育。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5]“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在继承这些宝贵思想的同时，又注入了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在表现形式上，它突破了我国传统道德中主要以‘耻’来阐述荣辱观的局限，把‘荣’与‘耻’这两个古老的传统道德概念切实对应了起来；在具体内涵上，它突破了我国传统文化中把荣辱观仅仅作为道德范畴的局限，从社会主义价值观总体要求的高度，丰富和拓展了荣辱观的内涵和外延。同时，以荣辱观来确定社会道德的界限充满了中华道德文化传统智慧。[6]因此，我们可以说，社会主义荣辱观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既是一种价值目标，又是一种现实的历史过程，它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价值观与民族精神。同时，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要求，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鼓舞和激励下，超越了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局限性与狭隘的民族性，完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跨越性的继承与创新，这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以及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三、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一）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过程中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中华文化的复兴，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是实现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的现实要求，也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必由之路。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所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它渗入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 习惯心理、价值取向及行为方式；它是民族的灵魂，是维系民族团结，形成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精神纽带。因而，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首先就应该扎根于传统文化，而不应该无视或抛弃传统文化。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结果，最终酿成了一系列恶果，造成了‘断裂的一代’、‘西化的一代’，造成了对传统文化没有温情和敬意、失落迷茫的一代人，中国人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7]改革开放后，党中央逐渐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大力倡导学习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致力于弘扬中华文化，并收到了显著的成效。

（二）正确处理好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关系

传统文化的核心篇（2）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

“中庸”思想是儒家思想学说的核心内容,其要点有二:一是“中”,二是“和”。儒家创始人孔子所谓的“中”,不是折衷与调和,而是指在认识和处理客观事物时要做到“适度”“恰如其分”,而“适度”和“恰如其分”的基础就是从实际出发。在此基础上,孔子还提出了“和为贵”的观点。“礼”本来是用来调节社会上不同等级、身份有别的人们之间的关系的,强调“和为贵”,就是强调社会不同等级之间的人际关系的协调与和谐。对于这种“中”与“和”的思想,孔子主张不仅要作为一种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方法来看待,而且还应该通过修养和锻炼,把它融入自己的日常品行当中,成为人的一种美德。

“中庸”一词最早见于《论语・雍也》:“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包括“中”和“庸”两方面的含义。朱熹解释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之不及之名。”(《中庸章句》)用现代哲学概念来解释,“中”就是事物矛盾双方处于相对的平衡与和谐状态。郑玄《礼记・中庸》注“君子中庸”句说:“庸,常也,用中为常道也。”朱熹说:“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论语集注・雍也》)可见,“庸”为“常”,“中庸”之道就是“中常”之道,也就是说“中”道乃是事物的常道。“中庸”为“中常”之道,指的是事物内部相互对立、相互联系的对立统一状态,而不是折衷主义。折衷主义只是把不同本质的现象或理论无原则地、机械地结合在一起。儒家讲“允执厥中”,指的是根据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使事物正常和谐地发展。《中庸》中又有:“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朱熹《集注》中又有:“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谨不睹,恐惧不闻,而无时不中。”可见“中”是随事物变化而变化,“中庸”最终是要实现和谐发展的状态。

三对“中庸之道”的阐释

“中庸之道”的主张是要求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具有理想人格的人,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中庸之道”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通常人们讲“天人合一”大都从《孟子》中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讲起,而忽略《中庸》中的“天人合一”理论,更忽视了“天人合一”的真实含义。“天人合一”的真实含义是“合一”于至诚、至善,达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的境界。这是《中庸》中给出的“天人合一”的含义。因而《中庸》始于“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而终于“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这就是“圣人”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表达的是人们通过自觉修养所达到的顺应天道、造福于人类和自然的理想境界。

四五达道、三达德、九经

1五达道。“五达道”主要是指运用“中庸之道”来调节五种伦理关系。这五种基本的人伦关系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以及朋友。今天如果将君臣关系转换为上下级的关系,这五种人伦关系就是天下通行的人际关系。儒家认为通过正确处理这五种人际关系,就能达到社会和谐的理想境界。如《礼运》所言:“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

2三达德。调节这些人际关系靠什么?靠的是人们内心的品德和智慧,因而就有了“三达德”之谓。三达德就是指智、仁、勇。儒家认为它们是天下通行的品德,是用来调节上下、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之间的关系的。智、仁、勇靠什么来培育呢?要靠诚实、善良的品德和人格意识。所以在《中庸》第二十章中讲:“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困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3九经。“九经”就是指利用“中庸之道”来治理天下国家时需要做的九项具体工作。这九项工作是:修养自身,尊重贤人,爱护亲族,敬重大臣,体恤众臣,爱护百姓,劝勉各种工匠,优待远方来的客人,安抚诸侯。修养自身,就能够达到美好的人格;尊重贤人,就不至于迷惑;爱护亲族,叔伯兄弟之间就不会有怨恨;敬重大臣,治理政事就不至于糊涂;体恤群臣,臣子就会尽力予以报答;爱护老百姓,老百姓就会受到勉励;劝勉各种工匠,财货就能充足;优待远方来的客人,四方就会归顺;安抚诸侯,天下就会敬服。要做好这九项工作,就必须用至诚、至仁、至善的爱心去充分体现智慧、美好的人格。做好这九项工作,事实上也就处理调节好了社会上主要的人际关系,这是使“天下”国家达到理想状态的重要保证。“九经”的提出,是对《尚书・尧典》中的“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社会理想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社会理想的继承和发展。

“中庸之道”的真谛在于:坚守中正,寻求适度,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中庸之道”塑造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中庸之德”,使中国人形成了中庸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处事作风和人格境界。面对现实人生中很多具体的两极选择情境,人们总是试图有效地在对立的两极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的支点,并使对立双方归于统一。在生活实践中,世故圆通、不走极端成为古代中国人所固守的人生信条。在今日的语境下,“中庸”一般指要协调好各种社会关系,以益于社会整体的和谐稳定与持续进步。笔者认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倡导“中庸之道”对于维护现代社会的家庭和睦、邻里友善、社会和谐还是有相当的实践意义的。

参 考 文 献

[1]李俊奎.中庸之道及其现代价值[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0(05).

[2]邵爱国,朱永新.中庸之道的现代解读[J].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报,2005(01).

传统文化的核心篇（3）

前言：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成为了国家发展的灵魂，可以引领社会的发展，凝聚社会之间的共识，决定我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与轨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基础上，根植于我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因此，在倡导与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就要不断的汲取营养，提高影响力与创造力。

一、传统文化是实现民族振兴的重要力量

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说，其发展的价值目标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与民族上的振兴，而中华传统文化则是实现这样价值目标的重要力量源泉。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不仅提供了思想以及文化上的资源，同时也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已经形成了民族精神以及民族所共同坚守的理性信念。对于民族与国家来说，只有达成了相应的认识才能形成有效的合理，从而实现万众一心，促进我国的发展，实现民族振兴的伟大目标。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就要将56个民族集中在一起，这样才能演变成为我国的民族精神，共同坚守理想与信念。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所凝聚成的民族精神以及理想信念可以促进我国实现持续的发展，就今天来说，依然是实现伟大的“中国梦”的力量源泉。

（一）促进了国家的统一与民族之间的团结

对于国家的统一与民族之间的团结来说，是保证社会和谐以及国家富强的基础，而中华传统文化则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就我国民族来说，分裂的情况时有发生，但是国家的分裂是短暂的，民族上的团结与统一则是长期的。在我国古代出现了如同汉代、唐朝以及明清等人口多、地域辽阔的帝国，在全球的许多地方中还是相对较少的[1]。从实际上来说，世界上的各个地区中，大部分的时间依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中，但是都不能不把原因归结到文化上。在文化上的影响下，可以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将人们凝聚在一起。在孔子所著的《春秋》中，维护周天子的巩固地位，反对混战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孟子则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思想，主张“定于一”。尤其是对于“独尊儒术”来说，对达到思想上的统一，促进国家大一统则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这样也就使得儒家文化逐渐演变成为了我国文化中的主体。孔子的这一思想刚好满足了当时的国情以及民意，所以得到了人们的认同，尤其是得到了少数民族政权上的认同。中华民族也正是保持了长久的统一才能创造出优秀的中华文明。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已经被人们所接受与认同，人们也自觉的借助这种思想来抵制分裂，从而维护好了整个社会的发展[2]。

（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

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来说，是在特殊的地理以及历史文化背景下所发展起来的，其形成经历了较长的过程，通过与不同文化之间的竞争与磨合，达到了系统化与规范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蕴含着这一情感与智慧，极大的促进了民族的发展，根植与中华儿女的思想与意识等方面，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所以也就使得其具备了极强的民族性。也正是在这一文化的影响下，使得我国的经济实力、科学技术以及社会治理模式等方面一直处于世界上的领先模式，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中华文化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是其他民族文化所不能比拟的。中华民族也正是借助这一优势奠定了在世界民族中的地位。就现代来说，中华文化再次彰显了它的优势，并促使了广大中华儿女认识到了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3]。

二、为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智力上的支持

对于中华传统文化来说，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经历了百年耻辱后，中华民族奋发图强，励志将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以及和谐的现代化国家，而这也是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最高利益所在，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环节。中华传统文化虽然没有促进工业革命的首先发展，但是却对工业文明的发展有着较强的适应性，可以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实现现代化[4]。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华传统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同挑战的影响下，其适应能力得到了提高。就今天来说，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存在着许多的真理，尤其是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来说，其中所包含的现代元素不仅可以适应好现代文明，同时还可以反思好西方价值观主导的现代化进程汇总所存在着的弊端，并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文化。

（一）传统文化可以满足现代化的挑战

首先，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极强的适应性。在西方所主导的现代化中，主要是从西方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可以看做是外来的全新事物。面对社会的不断转型，一些传统社会开始陷入到了长期的混战中，因此，在面对这种挑战的影响下，使得中华传统文化彰显出了极强的适应性。其次，中华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促进现代化的精神动力。在面对各种挑战时，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使得海外华人在欧美以及东南亚等地区中都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成就，甚至还主导了当地的经济活动。通过研究可以看出，中华文化中存在着大量的可以促进社会变革的现代化因素[5]。

（二）可以为反思西方主导的现代化提供思想资源

在进行西方现代化反思的过程中，一些学者开始将目光放在了东方，并发现了中华文化在反思西方现代化的弊病中有价值的东西。且对于西方所主导的现代化来说，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也给世界的发展产生出了相应的影响。但是对于中华文化来说，这种价值观恰恰可以转变成为对现代化危机进行反思的重要思想。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中，包含了众多的和谐因素，也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就要求人们之间要求同存异与相互尊重。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人普遍比较热爱和平，其中所蕴含着大量的和谐因素，所以也就可以有效的构建出一个和谐的世界[6]。

三、为人们提供了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

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说，可以为社会的发展提供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其中有许多的标准就是从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演变出来的。中华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快速发展的基因，并根植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中，深入的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中华传统文化理论体系是源远流长的，通过对天、地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进行思考，中华传统文化已经逐渐演变成为了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这样也就可以有效地评判好人们行为的非曲直，及时纠正好不良的行为，实现稳定与持久的发展。

（一）规范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中华文化中，注重血缘与亲情上的关系，因此，也就比较注重祖先与子嗣方面，通过对已逝的亲人进行追忆与几年，可以实现亲族上的联络，增强血缘上与文化上的认同。其次，在中华文化中还要求要做到以礼待人，尊重好他人，遵守礼仪。对于这些规范来说，可以实现协调人际关系的目标[7]。

（二）形成良好的统治秩序

想要形成良好的社会关系，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不仅要具备忠君与以德治国的思想，同时还要具备反对杀戮的思想。在孔子的理念之中，一直认为要实现“为政以德”，也就是说，要坚持运用好道德的力量来提高人们的信服程度，只有认识到道德的重要性，才能真正实现长治久安。就“仁”这一思想来说，其实是一种极高的境界，要求人要具备“仁爱”之心，统治者则要具备“仁政”[8]。

四、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结合

想要培养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且对于文化的自我更新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逐渐演变成为了自己的体系。尤其是在近代中，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使得自我更新的历程不断被打破，为了满足时展的需求，就要及时吸进先进的文化与思想，以此来促进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9]。一般来说，内因直接决定着外因，文化自身所具有的成分决定了可以快速吸收什么东西。因此，在文化的更新中，原有的部分得到了不断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传入到中国后，以极快的速度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与接受，并取得了一系列的建设成就。正因为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具有了想通性，所以也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据了指导的位置，在与我国传统文化结合后，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10]。

结语：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是从中华传统文化出发的，并且不断的吸取营养，这是由中华传统文化自身特点所决定的。中华传统文化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系统，凝聚了整个民族的精神力量。在长期的发展中，中华传统文化可以经受住时间与实践的考验，具备了顽强的生命力，所以就要不断吸取其中的精华，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与影响力。

参考文献：

[1] 杨雨晗.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联系[J].教育教学论坛，2013，（52）：142-142

[2] 欧阳军喜.崔春雪.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J].山东社会科学，2013，（03）：11-15

[3] 黄钊.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亲密关系[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5，（31）：1-5

[4] 祁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研究[J].学理论，2015，（07）：189-190

[5] 肖季文.欧凯.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J].文史杂志，2012，（03）：4-6

[6] 刁生虎.王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述评[J].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2015，（28）：88-93

[7] 刘晓欣.高翔.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耦合关系研究的综述[J].中国民族博览，2015，（18）：13-14

传统文化的核心篇（4）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2-0047-0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无比深厚的渊源。可以这样说，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民族根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同现代文明结合的独特体现，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与中国传统文化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正如李长春同志所指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四个方面的内容，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树立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道德基础。”因此，学习、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当从宏观到微观把握这四个方面的丰富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项内容，可以说有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之上的价值认同系统，，它既有社会主义的共性，又有中国的个性，还具有时代性。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相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新型价值观可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即指劳动的个体人和群体人不断摆脱消极的物质枷锁和精神枷锁，不断克服由分工造成的人的片面畸形发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大领域全面发展。具体来说，就是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全面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是“和谐”，意指“事物之间配合得适当和匀称”。事物之间的搭配恰到好处。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相融合，可以概括为“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全面而和谐发展”，即“以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人和谐、人与自我和谐”为宗旨，“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人的自由与和谐相融合，可以引导个人自由与群体自由的和谐统一。承认“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实现个体人和群体人的自由。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同中国传统文化

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这的确是一个无比重要的问题。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八十多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探索，终于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对这一重大问题，作出了创造性的理论概括，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句话，实际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出了科学回答，也透射出与中华文化的密切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吸取了中国古代和谐文化的积极成果。“和”也可称为“中和”，这是中华民族和炎黄子孙最古老、最持久、最本质的思想传统。“中和”一词的含义，是指按“中庸”的标准去做事、去处理一切关系，就会达到处处“和谐”的状态。《礼记》中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也。”我们的祖，就是用“中和”这两个字，很好地处理了人类古往今来普遍面临的三大关系，也可以说是三大矛盾，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毫无疑义，我们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是对中华和谐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其与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一目了然。

（三）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同中国传统文化

既然，“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那么，“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就更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无比深厚的渊源。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始终把家、国视为一体，始终把族群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萌生发展出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从《礼记》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到《左传》的“公家之利，知无不为”；从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从岳飞的“精忠报国”，到秋瑾的“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都是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的鲜明写照。顾炎武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和每个炎黄子孙的共识。曾有学者在文章中概括：“儒家先哲所倡导的‘天下为公’的无私奉献精神、‘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厚德载物’的宽厚包容精神、‘居安思危’的民族忧患精神、‘革故鼎新’的改革变通精神、‘克勤克俭’的勤劳俭朴精神，以及‘致中和’的尚中贵和精神、‘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英勇献身精神等等，都是儒家先哲创造出来的高尚道德精神”。从儒家所倡导的民族精神，不难看出，这些都是祖先们高尚的价值取向，是中华民族优秀精神的标志，因而说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直接成果，是符合实际的。

（四）社会主义荣辱观同中国传统文化

“社会主义荣辱观”也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即“八荣八耻”，它从文化深层的角度，帮助人们矫正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展的路向，提醒人们要明荣知耻；应当坚持、倡导什么，反对、抵制什么；以便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时，能分清是非、善恶、美丑，能自觉地维护社会正义，抵制精神污染，使自己的心中有一个正确的“道德座标”。这有利于发挥和谐文化“在启迪思想、陶冶情操、传授知识、鼓舞人心”方面的积极作用。儒家文化认为人生应“志于道”，而不应该只看眼前私利。孔子曾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其意是说，用政治的手段来引导老百姓，用法制刑罚来治理老百姓，其后果是“民免而”，即老百姓可以免除犯罪，却落下“”的后遗症，而“”是最坏的结局；相反，若用道德教育来引导老百姓，用礼义来规范老百姓的言行，那就会收到“有耻且格”的功效，即老百姓既具备了羞耻感，行为上又不出格。孔子的论述，表达了儒家倡导“明荣知耻”的价值追求。孔子说：“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不降其志，不夺其身”，人的志向和理想是不可随便动摇的。人生有了远大理想，有了为社会作贡献的抱负，就会朝惕夕砺，就会自强不息，就会有浩然之气，就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我们自觉地把个人理想融入共同理想之中，不计得失，甘于奉献，兢兢业业，勇往直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和价值。因此，以“八荣八耻”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我们民族传统荣辱观的继承和发展。它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价值取向，又把我国传统的荣辱观推向了新的高度。

二、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互的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紧密，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源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和创新，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行不悖、互相促进。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是一种社会主义的观念体系。这种观念体系是在特定的民族文化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任何时代的社会意识，都和以前时代的社会意识有着联系，它的产生和发展都要以前人所积累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成分，才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儒家经学中我们可以看到，由孔子开启的，以探讨“人”为中心的所谓“人学”试图在社会尊卑贵贱中找到一些共同点，求同存异，以促进社会稳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经书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当然，不仅是儒学，还有道家、佛家等，也有其自身的价值观。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研究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它是民族的精神遗传基因，是国家的“软实力”，体现了民族的内在特质和精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能没有文化复兴。这种文化复兴，不仅包括移植和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尤为重要的是首先要正确理解民族优秀文化，实现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结合。

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和创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中华民族一直以来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有保守的一面，但从来也不缺乏“敢为天下先”的革新的一面。儒家经典《大学》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平治天下为己任，高扬爱国情感。班固的《汉书・苏武传》记载：“武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坚毅的民族气节令人感慨；宋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激发了多少人的爱国情怀；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无人不知；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都体现了个人应该对国家承担责任的爱国主义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也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中国传统文化固然有重视继承、和谐和保守的一面，但革新求变的思想无疑是传统文化中极其重要的内容，并推动着中华文明的不断发展和前进。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作用巨大。中国传统文化绵延五千年未曾断绝，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化系统，这足以表明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力是不可估量的；同时也表明中华民族具有较强的文化自豪感，拥有较强的文化传承的使命意识，也正是如此，中华文明的命脉延续至今。传统文化深深融入到中国人的骨血里，渗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的言行中，引导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塑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实际的建设中，高度重视并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瑰宝。它历史悠远、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宝贵的思想资源，如“和合”、“民本”、“天人合一”、“制天命而用之”、“民胞物与”、“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知行合一”等命题和认识，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值得更好地挖掘。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精华之处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通。为此，我们既要对传统文化中有益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合理成分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同时，我们又要紧密结合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状况，把传统文化的主导价值观与当代中国的现实价值导向、价值理想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又高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观，以此来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更好地构建出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发挥其引领社会思潮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游庆括.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J].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12）.

〔2〕黄钊.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亲密关系[J].思想教育研究，2010（12）.

〔3〕李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优秀道德传统[J].西安工程大学学报，2008（6）.

传统文化的核心篇（5）

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此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这就必然要求我们重视这一命题，将二者之间的关系弄清楚，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辟新的路径。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源泉

从唯物史观来看，价值观是一定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同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汲取了中国古代丰厚的文化资源，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体现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底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深刻的民族印记。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积淀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承载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成为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厚土壤。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观，折射着中国古代文人贤士一生向往的理想境界，既是对历经漫长岁月、千辛万苦确立的价值理念的总结概括，同时又结合当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生命力。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根基和源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基底，没有继承的思想观念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牢固的根基，有断流的危险。这里面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如何继承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这就要求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对传统文化加以区分，借鉴其中蕴含的优秀价值理念和道德思想。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从根本上说，文化就是一系列有机组织起来的价值观念。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只有抓住了价值观，才是抓住了文化的精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几千年悠久历史通过一代代延续下来，汇集了中国古代思想家们优秀的思想观点，凝结了那一时代的时代精神，蕴含着那一时代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就是社会主流的核心价值观，它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取向，体现人们共同的精神追求，为一代代中华儿女实现理想、勇往前行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古代的主流价值观念一脉相承，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着中华民族一直以来不断追求的道德准则，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共同的理想和价值取向，反映了中华儿女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假丑恶的鞭挞，是民族气质、民族性格的集中体现。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有自己特有的文化个性和特征，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儿女打上深深的文化烙印，留下不可磨灭的精神记忆。文化的力量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之中，是中华儿女继往开来、创造辉煌的不竭精神动力。这些力量的来源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在悠久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共同的核心价值观。正是由于这种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才能经久不衰，几千年不断延续一直发展壮大。

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忽视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失去了传统文化的根基，就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强调，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只有正确对待传统文化，汲取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养分，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才能真正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内化为价值标准，外化为自觉行动。

（一）教育引导

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一书中写道：“教育的原则，是通过现存世界的全部文化导向人的灵魂之本源和根基。”教育具有培育人、塑造人的功能，能够深入人们的内心世界，是影响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主要因素，能够纠正人们错误的价值观，接受并认同社会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念。就学校教育而言，必须把核心价值观贯穿教育的始终，形成一整套从课堂到课外，从学科专业课到思政理论课的完整教学体系，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堂，融入学校，融入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使学生时刻接受到价值观的力量，自觉接受精神上的洗礼，在价值观问题上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活水，凭借特有的感染力、号召力，成为照亮人心中的火炬，引领人们前进的旗帜。在教育的过程中传递着中华文化蕴含的传统美德，明确社会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念，力图从根本上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自己的精神追求。

（二）文化熏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着人们共同的价值取向，是人们思想情感的最终归宿，通过一定的文化设置，使核心价值观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人们的意识之中，成为人们孜孜追求的价值目标和行为标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注重文化的传承与弘扬，突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涵养作用，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发掘历史文化的时代意义与价值。借助报刊、电视、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的优势，超越时空的界限向人们传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弘扬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发挥大众传媒沟通、共享的强大功能。通过民族文化的集中展示，感受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体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愉悦身心，陶冶情操，获得精神上的满足，自觉接受文化活动中蕴含的核心价值观念，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三）制度保障

制度都是在一定的思想观念指导下，为了贯彻一定的思想观念指定的。与其它软措施相比，制度是硬性要求，更具有约束性、强制性，更能体现规范性。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样需要一定的制度支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观念要在制度中得到具体体现，努力在制度中营造精神文化氛围，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寓于其中，在制度中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告诉人们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是正确的价值观念，肯定那些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动，对于那些越过底线的行为做法给予警示，督促人们向善向上。人们在长时间内遵循制度规范，会自然而然形成一种自我约束力，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人们在这个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制度中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一经确立，轻易不会改变。用制度巩固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用制度保障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润物无声，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参考文献]

[1].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

[2][3]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N].人民日报，2014-02-26.

[4]袁贵仁.价值观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44.

传统文化的核心篇（6）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7-0045-01

党的十报告中首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观是一个国家、民族、社会不断发展和经久不衰的思想源泉和群体烙印，而得到社会大多数人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则更是留给子孙后代的宝贵财富。但价值观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长期的规划和沉淀，同时也需要从传统文化的厚重积累中勃l出新的时代特点，脱离了这个厚重积累，只能是镜花水月和空中楼阁，终究将被时代所淘汰。

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回归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通过文字记录传承至今从未被打断的文明。灿烂的传统文化是所有华人值得骄傲和引以为豪的宝贵遗产。19世纪前后，西方工业化带来的经济、军事和思想冲击一度令中国人对传统文化产生怀疑，西学东渐带来的既有人类文明的先进文化，也有腐朽思想。传统文化被忽视的时代，中国人并未能因此涅重生。这时候又有人指责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是问题的根源所在，主张全盘西化，重塑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特别是在20世纪兴起的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多元文化的碰撞带来的财富积聚，价值观泛滥更是带来了整体的民族印象虚化。树无根不长，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属于自己的历史文化则没有未来。同志在2014年2月的一次集体学习中讲到：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在全球化时代，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我们亟待传统文化的回归。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民族崛起的力量。国际政治学领域的构建主义历来重视价值观念对国际社会的稳定发展的重要性，国内社会则更需要主流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引导，它是国家稳定、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以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为例，其正是美国在继承西欧价值观念基础上不断发展形成，并最终引领美国从英国的殖民地一步步发展成世界超级大国的思想保证，也是美国社会基础、国内政治稳定的剂。而正如美国价值观发源于西欧，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国人特有的价值观念，仁义礼智信的代代相传正是源于此处。马克思主义为积贫积弱的中国带来了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则是推动社会主义国家、民族、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剂和发动机。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更高层次的形式，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就应当比较以往社会的价值观更加丰富和完善。党的十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在党中央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在深刻的时代背景下适时提出的，它一共24个字分为三个层面，涵盖了国家、社会、人三个层面的价值导向，可以说，内涵丰富，概括全面。同样，正因为内涵丰富和全面，我们在构建这样一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每一方面、每一层面都需要长时间的导向宣传、教育培养、社会认可和接纳。那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才能开出不谢之花。

三、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

中国传统文化延续了数千年之久，丰富的文化遗产造就了中国人特有的价值理念，且这个价值理念通过先人的总结凝练，形成了以仁义礼智行为基础的价值体系。以“仁”为例，“仁”乃儒家经典极力推崇的价值观念，对应的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和谐、友善。中国古代典籍当中有许多关于“仁”的名句名言，历史典故，具有极强的教育感召力。又如“信”，诚信观念在晋商文化中得到了极大的体现，成为山西票号商人的为商之道，成为当今经济大发展时代企业成功的基础。“礼”在今天看来不仅是道德修养，也是遵守社会秩序，守护民主、自由的价值惯性。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价值观念恰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构建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断挖掘和发扬，当今社会也亟待传统文化的回归。

传统文化的核心篇（7）

绪言

文化对于一个国家的民族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并且也关系到一个民族立于世界各个民族之林的问题，以及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国民的精神面貌、价值观等诸多核心问题。随着全球经济的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进程加快，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对自己国家的文化建设和发展投入了较大力度的改革。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与富饶的文化遗产，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璀璨世界的文明，在当今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正处于转型的时期，中华民族如何在世界立足的问题亟待解决。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在五千余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内涵非常丰富的价值观念，从事实上来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所存在的某些观念，我们都可以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发现它的源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基础的，这是一种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经过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引下，对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所带有的价值观念进行了一次升华和超越，对其深刻包含的内涵元素做出了全新的诠释与概括，而这样做的好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包括的优秀思想观念能够长久不息地延续下去，对现代文化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展现

（一）关于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第一个方面就是提倡我们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几点要求，而这些要素也是要求公民的基本准则。

第一，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存在着很多的民族英雄和爱国主义者。例如：屈原端午投江而亡 ，勾践的卧薪尝胆 ，宋朝的岳飞英勇杀敌 ，南宋的文天祥舍生取义等等一些民族英雄和爱国主义者的故事传说已经传遍大江南北，可谓是家喻户晓。

第二，曾经有句谚语说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句话是告诉了我们祖先面对每件事尽心尽力的表现，即使是在当今社会，无论我们担任哪种职务，都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北宋著名儒学家张载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人生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张载发扬儒学的人生信条，希望能够通过儒学而实现治国的愿望。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诚信，春秋战国时期，“信”这个字的概念得到广泛的确立和传播。“信守诺言 ，言出必行”， 不仅是在古代是人们做事的准则，即使是在当今社会，这条标准也是衡量人们品行的重要依据，绝大多数人对一些违背誓言和诚信的行为都会有着强烈的批判行为。

第四，友爱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传统美德，曾经墨子就提出了“兼爱 ”的观念，这两字指的是要平等地、无差别地爱着所有的人，而这种境界是很高的，并要求人们能够最终实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的目标。

（二）关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第一，从古代至现在，繁荣富强是每个国家发展的首要目标。春秋时期的管子从治理国家和国富民强的角度论述：“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虽然古代治国兴邦主要是为了“民财足则君赋敛焉不穷 ”，我们用现代观点来看，这是一种比较狭隘的富国思想，但是放在当时背景来看，能够促进国家得到繁荣富强的理念却一直是每位有志向的君主想要得到的治理效果。

第二，在我国古代的封建社会中会经常强调在君权的基础上，深入开展“民本”思想，例如：“民唯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 ，社稷次之，君为轻 ”等理念的提出。

第三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辉煌文化可谓是享誉世界，诸多外国使者来到中国学习民族文化和科学技术。

第四，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和谐”这两个字有着深刻而透彻的解读，古代的儒、释、道三家在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方面都拥有相同的思想，“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句话告诉我们世间万物具有多样性的特征，然而万事万物却可以和谐地发展，而这才是真正的和谐境界。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

（一）方法途径的提升与超越

当今社会，我们应该吸收一些先进的理论，并且要跟着时代的变化而更新理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是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与发扬而进行升华，其中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指导，同时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成为依据，这面对这样的任务，我们就必须以时代背景作为一种视角。

首先，务必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由于我国传统文化发展历程较长，其涵盖的内容比较丰富。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研究人类社会科学的理论，并且长期指引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发展不断进步。

其次，我们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作为改革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所组成的社会结构就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发展依据，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的和谐发展。

（二）思想内容的提升与超越

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但参照了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汲取了其中的精华部分 ，同时深受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诸多先进思想理论的影响，而这也启发我们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要对传统文化进行进一步的解读。

首先，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等原则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想要实现的奋斗目标，同时也诠释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性要求。

其次，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观念在我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中已有所涉及，提升这些观念使之在当代中国具有更深刻的含义，是当务之急。

第三，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要求在政府出台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及相关的文件中多次提出来，同时这一纲要也始终贯穿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等诸多公民道德规范的基本内容中。

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

我们说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分，同时也包含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成分。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里，马克思主义思想始终处于指导的地位，而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形成中的重要思想来源。通过深入分析研究，可以发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相对紧密的联系，而这也决定了我们在当前对国民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就是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只有把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社会的先进文化、社会主义价值观相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高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而难以脱离它的新型社会主义核的价值观念。

结语

古代的传统文化资源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精神家园，这也是民族自身不断发展和创新的不竭动力源泉。我们不仅要积极地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资源，并且要找到正确的途径发扬文化，从而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道路，让中国在文化软实力方面成为世界强国。

【参考文献】

传统文化的核心篇（8）

[中图分类号]G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2）03—0056—05

今天，在全球化历史语境中，我们寻求文化多样化发展、谋求不同文化之间求同存异、和谐共处的同时，也应注意到一个社会的和谐进步与稳定发展，除需建立多元化的文化对话机制之外，还需建构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这种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对外可以确立中国自身的文化品格，构成与异域文化进行对话、交流、互动的基础，进而改变单一的意识形态话语机制，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搭建更为宽阔的交流平台；对内可以实现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相互认同，消解利益分配中可能形成的价值观分化与对立，从而确立一种全社会普遍信守的文化理念，以实现对中国文化精神的集体认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坚实的文化根基。

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文化整个价值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具主导作用的价值取向，它集中体现着人们关于个人、家庭、国家乃至人类社会的终极理想，左右着人们在政治、社会、伦理、审美、历史领域对于是非、善恶、美丑、正邪的基本判断。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人们在长期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一种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它主导着人们普遍的文化认同倾向，所以，文化的价值观并非只是经典文献中的理论学说，而是绵延在普通百姓世俗生活中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它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恒久的历史传承性。

（一）和谐，是中国古人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意识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一种理想状态。是万物生生不息、繁荣发展的内在依据。中国文化中，以“和”为本的宇宙观，以“和”为善的伦理观，以“和”为美的艺术观，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中华文化的和谐理念滥觞于尧舜时代。《尚书》就有“协和万邦”、“燮和天下”的记述，《周易》中也贯穿着“天下和平”的政治理念。先哲的目光遍及万邦，所向天下，反映着中国上古时期人们对普天之下芸芸众生“协和”、“和平”生活的美好憧憬，对国家社稷安定繁荣的无限期望和对万邦归顺、诸侯称臣的和谐天下的向往。时至春秋初期，管仲明确提出“和合故能谐”的和谐观念。他认为只有协调、合作才能达到和顺、和睦、和谐，反之则会失度、失衡、失败。作为农业文明时代的思想家，管仲特别强调“四者俱犯，则阴阳不和，风雨不时”，灾害横生。管仲在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认识与把握的基础上，提出他的“察和之道”。他把君臣之间、上下之间，百姓之间的和睦相处看作是国家政令通畅、政治昌明的文化标志。在法律制度并没有建立的古代社会，《管子》中提出的和谐之道不仅具有引导国家政治的社会意义，而且这种推及家庭伦理倡导父母、夫妇“不失其常”、“中和慎敬”和谐思想，在客观上也为中华民族的和谐文化价值观的实现敷设一条从个人到家庭，直至社会的基本架构。

在《管子》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自然观，人际之间和睦相处的伦理观，社会和谐发展的历史观之后，道家哲学以“道生万物”为核心理念，对中国和谐文化的价值体系进行了丰富和延展。老子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在阴阳两极对立基础上提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等一系列具辩证思想的基本命题，扩充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观，将和谐从一般社会层面提升至哲学高度，赋予和谐理念更为普遍、深邃的哲学内涵。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谐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儒家的思想体系中，无论是讲人类社会，还是讲客观世界，都是建构在“中”“和”的基础之上。在儒家的自然哲学中，“中”是“天下之大本”，“和”为“天下之达道”，只有“中”“和”一致，才能实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和谐天下（《礼记·中庸》）。在思维方式上，孔子一贯秉承“执两用中”之道，反对偏执、极端的思维方法，倡导在相互对立的两极状态中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中间状态，以达到和谐完美的境界。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观并非以取消事物个性差异为前提的。实际上，孔子所谓的“和而不同”强调的正是在保持自我个性精神基础上的和谐与统一。《国语》中记载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强调的也是不同事物之间只有在保持多样化前提下，才能生存发展。如果完全趋同，和谐就失去了相互协调、共存的基础。

中国古代哲人还特别善于把精深玄奥的哲学理念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物来进行生动的阐释。如《左传》所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这看似讲的是最寻常不过的饮食烹饪，实际上是以烹饪为例，强调众多差异性事物的中和汇聚是和合的基本要义，进而明确了事物之间各自的差异性、个性是和谐共生、相互发展的基础。所以，和谐并非要取消原有事物的自身品格，而是在相互认同基础上中和、融会。东汉史学家苟悦《申鉴》也认为君子应当“食和羹以平其气，听和声以平其志，纳和言以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和”在此讲的并不是二者相加之和，而是和谐、和顺、和美、和睦之和。这表明中国的和谐观念是古代哲人有感于对现实生活的切身体验而作出的理性升华，是东方民族在社会生活中群体智慧的结晶。同时亦表明，中华民族的“和谐”观并非局限在国家政治、艺术美学与伦理道德等形而上的观念层面，也体现在普通百姓的世俗生活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价值观本身便是多种观念形态的多元统一，是中华民族理性思维与生活智慧的集中体现，它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和谐社会的真诚憧憬和不懈追求，成为中华民族思想宝库中的一笔精神财富，具有承传与弘扬的历史意义与恒久价值。

通观中国古代美学史，我们会发现其中蕴涵着一种一以贯之的审美理想，即以“和”为美。以“和”为美不仅涉及艺术的表现形态与艺术风格，还关涉文艺与自然、社会、政治、伦理等相互联系的重要问题。在《中国美学史》中，李泽厚、刘纲纪曾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概括为高度强调“美与善”“情与理”、“人与自然”的统一，可以说揭示出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精神主旨。但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强调的所谓“统一”，并非仅指对应物间的交融、汇合，而是始终强调在对立两极中持不偏不倚的中间取向。由此探寻下去，我们还会发现，以“和”为美的美学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也翕然相通。《周易》日：“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上经），其“大和”意指和谐的最高境界，正是古人对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由衷憧憬。荀子曾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西汉哲学家董仲舒亦云：“和者，天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循天之道第七十七）他们都把自然万物的生衰兴灭视为“和”的最终结果，认为“和”是整个宇宙发展的根本规律。在古代思想家心目中，“和”已成为一种具普遍意义的本体论命题，是万物生生不息、繁荣发展的内在依据。

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大自然及人类社会按其本性来说就是和谐的，而最高意义上的美就在这种和谐之中”。在此基础上，古人还推导出一套立身行事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提倡以中庸之道为核心内容的人生哲学，从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赋予“和”以主体的人格意义。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卷七·子路第十三）。“和”即成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内在尺度。《论语·述而》中记载“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和”又指通过音乐而达到的人际之间亲善友爱的人伦关系。孙家正曾以北京故宫的核心建筑为例，说明它们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和谐为核心的价值观。太和殿：天地祥瑞，喻人与自然和谐；中和殿：中庸平和，喻人世和谐；保和殿：心态和顺，身体安适，喻人的身心和谐。这三个大殿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和谐为本的价值观。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和”为本的宇宙观，以“和”为善的伦理观，以及以“和”为美的艺术观，在文化精神上一脉相承，在思想方法上相互一致。和谐是以中国哲学观念为支柱、以普遍的社会心理认同为根基的核心价值观。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观为儒家首倡。后来人们把“仁爱”的思想观念提升为世俗社会应当共守的一种人伦秩序。使“仁爱”思想从经典文献的字里行间走向民间世俗生活，“仁爱”的价值观即变成一种躬身践行的生活方式，与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现实活动。

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来源于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传统，来源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社会实践活动。同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又对人们未来的社会实践具有引领与导向作用。所以，对于文化核心价值观的研究、承传，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实践，不能脱离人们具体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千百年来，仁者所以为人所仰慕，仁学所以被人所敬奉，首先在于仁学就本质而言是一种“爱人之学”。据考：“仁”是人字的复体，与任、妊同源。古时怀孕称“仁”。“仁”即引申为育人、养人、助人、爱人之意。阮元说：“仁之意，人之也”，就是说仁的本意即以人的方式待人。

“仁”的概念早在商周时代即已出现，《尚书》便有“克宽克仁，彰信兆民”的记载，说的是统治者如果能宽能仁，便能够昭信于万民；周代的政治哲学普遍认为“仁”与“和”是相辅相成。《礼记》指出“发号出令而民说，谓之和。上下相亲，谓之仁”，“义与信，和与仁，霸王之器也。”（经解第二十六）那时的人们把和、仁、信、义、德、贤看作是社会道德规范在生活不同层面的具体映现。事实上，中国古代倡导的社会和谐、人际和谐总是以“仁”为基础。所谓“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礼记·中庸》），就是说为政、修身、修道均要以“仁”为根为本。然而，作为“天下之表”的“仁”与“天下之制”的“义”，以及柔如杞柳的人性，在诸侯纷争的岁月里怎么能够抵得住“争夺相杀”的刀枪剑戟，怎么能挡得住“驰骋疆场”的金戈铁马？所谓“终身之仁”和“数世之仁”（《礼记·表记第三十二》）只能是身处战乱中的人对伦理化良辰美景的无限憧憬。就连孔子也不得不惊呼“君子之所谓仁者，其难乎！”，孟子亦慨叹“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正因如此，“仁爱”的理想境界才令人们备加珍惜，分外向往，“仁爱”也就成为人类对现实世界进行文化救赎与道德重构的理想之途。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观为孔子首倡。孔子认为“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他在《礼记》别阐述“爱人之仁”的重要地位与核心价值。他认为“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成其身”。这种“仁者爱人”的思想一直为后人所敬重与承传。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这样就把“仁者爱人”的观念提升为世俗社会中应当人人共守的伦理秩序和价值准则，使“仁爱”思想从经典文献的字里行间走向民间的现实生活，把“仁爱”的价值观变成了一种躬身践行的行为模式，能够与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现实活动。此后，荀子也提出了“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的观点。在他看来，历史上的兵戈相见是由于“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所以，兵戈之战，常是“禁暴除害”之战。汉代董仲舒在承袭《礼记》中“仁以爱之，义以正之”（《礼记·乐记第十九》）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卷第八·仁义法第二十九）的思想，揭示出爱人与律己的内外关系，并把仁爱思想与主体的自我道德修养相互联结，升华出“仁者爱人，义者尊老”（卷第十三·五行相胜第五十八）的社会伦理观念。

统而观之，中国古代历史中，墨家提倡的“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的社会历史观，董仲舒强调的“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的“圣人之善”（卷第十·深察名号第三十五）；唐代韩愈提倡的“博爱之谓仁”，柳宗元推崇的“柔仁博爱之道”，宋代欧阳修标举的“大仁博爱”，苏轼盛誉的“博爱临民”，苏辙赞许的“温良博爱”，朱熹呼吁的“以博爱为仁”，包括近代维新派政治家谭嗣同提出的“仁以通为第一义”的思想，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绵延千古的“仁爱”思想体系。尽管诸位论述的意旨并非完全一致，但就其思想价值取向而言，都表现出对“仁爱”思想的承传与信守，进而可能成为一种推进社会和谐发展、延展中国文化版图的精神力量。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除了体现在社会政治、历史哲学、艺术美学、伦理道德等方方面面，最终也呈现在世俗生活之中，即与人伦纲常及基本的生活规范与文化习俗密切相关。不论是儒家的“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还是道家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从不同角度对仁爱思想进行生动表述。固然，“仁”在传统文化中包涵多重涵义，但“仁”最核心的价值意义乃在于“爱人”。

事实上，作为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孟子提倡的“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不仅在于省刑罚，薄税敛，还在于力主以德服人。“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极大的热忱描述了五帝时代帝喾高辛的“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的盛景；帝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的佳境；禹“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的政德；周初文王“笃仁，敬老，慈少”的仁政。被司马迁称誉的“盛景”、“佳境”、“政德”，其实都是“仁政”的代称，“仁爱”之治是他们共同的政治美德。这种“仁政”的治国思想与西方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所崇尚的治国观念截然不同。显然，在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作为一种被普遍认同的文化价值观，“仁爱”精神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世俗生活的现实要求以及对未来前景的美好憧憬，并体现在哲学、社会、政治、伦理、审美等不同精神领域中。它既是中国文化代代相传的历史基因，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重要资源，成为推进中华文化不断发展的无形力量。

（三）在中国经典文献中。“自然”并非仅指客观自然界本身，而是指天地万物自在的生命状态和变化规律，是与“天地之道”、“天下之道”相对应的事物自身的内在属性。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体现的道法自然、崇尚自然、皈依自然的思想。不仅指人类对自然界的敬奉，更重要的还在于对自然规律的遵守与对自然状态的顺应。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自然”与中国古代哲学中“天”的观念具内在逻辑联系。在中国古代，天意是超越任何法度之上的最高道德范畴，天是世界的最高主宰：“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而“天”又与“人”相通、相合，正所谓“天人合一”。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强调的自然，不仅指客观自然界本身，还包括“天地万物”运动的必然规律，是与“天地之道”相互联系的客观法则。中国古代道家代表人物老子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要遵循天地运行的自然法则，并把对事物自身规律的把握程度作为衡量社会发展是否合理的标准。西汉董仲舒还提出“为仁者自然为美”观点，把仁爱视为美的自然呈现。基于对“道法自然”价值体系的尊崇，魏晋时期的思想家也提倡“崇尚自然”的哲学观念，珍重生命的个性价值。明代思想家李贽挣脱传统观念的桎梏，提出“以自然之为美”的观点，强调艺术创作要“发于情性，由乎自然”，使“性格清彻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他的美学主张对明清美学和明清小说创作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刻的影响，同时也是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延展与演变。

由此可见，崇尚和顺、自然之美，注重文艺作品表现的和谐、兼容、相济、自然而然，无疑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思想，也是文化价值观在审美领域的集中体现。中国古代的艺术美学蔑视雕琢、造做、堆砌的艺术，崇尚自然、流畅、完美的艺术。“自然”是艺术的最高境界。道法自然，皈依自然，崇尚自然既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思想，也是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根本。

所以，在中国经典文献中，“自然”指的是天地万物自在的生命状态和变化规律，是与“天地之道”、“天下之道”相对应的一种事物的客观属性。所以，我们在追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时，应特别注意道法自然、崇尚自然、皈依自然的思想不仅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敬奉，更重要的还在于对自然规律的顺应。“自然之道”是顺应客观规律的自然宇宙观和文化价值观。

传统文化的核心篇（9）

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文化整个价值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具主导作用的价值取向，它集中体现着人们关于个人、家庭、国家乃至人类社会的终极理想，左右着人们在政治、社会、伦理、审美、历史领域对于是非、善恶、美丑、正邪的基本判断。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人们在长期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一种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它主导着人们普遍的文化认同倾向，所以，文化的价值观并非只是经典文献中的理论学说，而是绵延在普通百姓世俗生活中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它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恒久的历史传承性。

（一）和谐，是中国古人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意识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一种理想状态。是万物生生不息、繁荣发展的内在依据。中国文化中，以“和”为本的宇宙观，以“和”为善的伦理观，以“和”为美的艺术观，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中华文化的和谐理念滥觞于尧舜时代。《尚书》就有“协和万邦”、“燮和天下”的记述，《周易》中也贯穿着“天下和平”的政治理念。先哲的目光遍及万邦，所向天下，反映着中国上古时期人们对普天之下芸芸众生“协和”、“和平”生活的美好憧憬，对国家社稷安定繁荣的无限期望和对万邦归顺、诸侯称臣的和谐天下的向往。时至春秋初期，管仲明确提出“和合故能谐”的和谐观念。他认为只有协调、合作才能达到和顺、和睦、和谐，反之则会失度、失衡、失败。作为农业文明时代的思想家，管仲特别强调“四者俱犯，则阴阳不和，风雨不时”，灾害横生。管仲在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认识与把握的基础上，提出他的“察和之道”。他把君臣之间、上下之间，百姓之间的和睦相处看作是国家政令通畅、政治昌明的文化标志。在法律制度并没有建立的古代社会，《管子》中提出的和谐之道不仅具有引导国家政治的社会意义，而且这种推及家庭伦理倡导父母、夫妇“不失其常”、“中和慎敬”和谐思想，在客观上也为中华民族的和谐文化价值观的实现敷设一条从个人到家庭，直至社会的基本架构。

在《管子》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自然观，人际之间和睦相处的伦理观，社会和谐发展的历史观之后，道家哲学以“道生万物”为核心理念，对中国和谐文化的价值体系进行了丰富和延展。老子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在阴阳两极对立基础上提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等一系列具辩证思想的基本命题，扩充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观，将和谐从一般社会层面提升至哲学高度，赋予和谐理念更为普遍、深邃的哲学内涵。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谐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儒家的思想体系中，无论是讲人类社会，还是讲客观世界，都是建构在“中”“和”的基础之上。在儒家的自然哲学中，“中”是“天下之大本”，“和”为“天下之达道”，只有“中”“和”一致，才能实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和谐天下（《礼记·中庸》）。在思维方式上，孔子一贯秉承“执两用中”之道，反对偏执、极端的思维方法，倡导在相互对立的两极状态中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中间状态，以达到和谐完美的境界。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观并非以取消事物个性差异为前提的。实际上，孔子所谓的“和而不同”强调的正是在保持自我个性精神基础上的和谐与统一。《国语》中记载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强调的也是不同事物之间只有在保持多样化前提下，才能生存发展。如果完全趋同，和谐就失去了相互协调、共存的基础。

中国古代哲人还特别善于把精深玄奥的哲学理念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物来进行生动的阐释。如《左传》所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这看似讲的是最寻常不过的饮食烹饪，实际上是以烹饪为例，强调众多差异性事物的中和汇聚是和合的基本要义，进而明确了事物之间各自的差异性、个性是和谐共生、相互发展的基础。所以，和谐并非要取消原有事物的自身品格，而是在相互认同基础上中和、融会。东汉史学家苟悦《申鉴》也认为君子应当“食和羹以平其气，听和声以平其志，纳和言以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和”在此讲的并不是二者相加之和，而是和谐、和顺、和美、和睦之和。这表明中国的和谐观念是古代哲人有感于对现实生活的切身体验而作出的理性升华，是东方民族在社会生活中群体智慧的结晶。同时亦表明，中华民族的“和谐”观并非局限在国家政治、艺术美学与伦理道德等形而上的观念层面，也体现在普通百姓的世俗生活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价值观本身便是多种观念形态的多元统一，是中华民族理性思维与生活智慧的集中体现，它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和谐社会的真诚憧憬和不懈追求，成为中华民族思想宝库中的一笔精神财富，具有承传与弘扬的历史意义与恒久价值。

通观中国古代美学史，我们会发现其中蕴涵着一种一以贯之的审美理想，即以“和”为美。以“和”为美不仅涉及艺术的表现形态与艺术风格，还关涉文艺与自然、社会、政治、伦理等相互联系的重要问题。在《中国美学史》中，李泽厚、刘纲纪曾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概括为高度强调“美与善”“情与理”、“人与自然”的统一，可以说揭示出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精神主旨。但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强调的所谓“统一”，并非仅指对应物间的交融、汇合，而是始终强调在对立两极中持不偏不倚的中间取向。由此探寻下去，我们还会发现，以“和”为美的美学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也翕然相通。《周易》日：“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上经），其“大和”意指和谐的最高境界，正是古人对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由衷憧憬。荀子曾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西汉哲学家董仲舒亦云：“和者，天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循天之道第七十七）他们都把自然万物的生衰兴灭视为“和”的最终结果，认为“和”是整个宇宙发展的根本规律。在古代思想家心目中，“和”已成为一种具普遍意义的本体论命题，是万物生生不息、繁荣发展的内在依据。

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大自然及人类社会按其本性来说就是和谐的，而最高意义上的美就在这种和谐之中”。在此基础上，古人还推导出一套立身行事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提倡以中庸之道为核心内容的人生哲学，从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赋予“和”以主体的人格意义。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卷七·子路第十三）。“和”即成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内在尺度。《论语·述而》中记载“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和”又指通过音乐而达到的人际之间亲善友爱的人伦关系。孙家正曾以北京故宫的核心建筑为例，说明它们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和谐为核心的价值观。太和殿：天地祥瑞，喻人与自然和谐；中和殿：中庸平和，喻人世和谐；保和殿：心态和顺，身体安适，喻人的身心和谐。这三个大殿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和谐为本的价值观。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和”为本的宇宙观，以“和”为善的伦理观，以及以“和”为美的艺术观，在文化精神上一脉相承，在思想方法上相互一致。和谐是以中国哲学观念为支柱、以普遍的社会心理认同为根基的核心价值观。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观为儒家首倡。后来人们把“仁爱”的思想观念提升为世俗社会应当共守的一种人伦秩序。使“仁爱”思想从经典文献的字里行间走向民间世俗生活，“仁爱”的价值观即变成一种躬身践行的生活方式，与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现实活动。

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来源于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传统，来源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社会实践活动。同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又对人们未来的社会实践具有引领与导向作用。所以，对于文化核心价值观的研究、承传，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实践，不能脱离人们具体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千百年来，仁者所以为人所仰慕，仁学所以被人所敬奉，首先在于仁学就本质而言是一种“爱人之学”。据考：“仁”是人字的复体，与任、妊同源。古时怀孕称“仁”。“仁”即引申为育人、养人、助人、爱人之意。阮元说：“仁之意，人之也”，就是说仁的本意即以人的方式待人。

“仁”的概念早在商周时代即已出现，《尚书》便有“克宽克仁，彰信兆民”的记载，说的是统治者如果能宽能仁，便能够昭信于万民；周代的政治哲学普遍认为“仁”与“和”是相辅相成。《礼记》指出“发号出令而民说，谓之和。上下相亲，谓之仁”，“义与信，和与仁，霸王之器也。”（经解第二十六）那时的人们把和、仁、信、义、德、贤看作是社会道德规范在生活不同层面的具体映现。事实上，中国古代倡导的社会和谐、人际和谐总是以“仁”为基础。所谓“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礼记·中庸》），就是说为政、修身、修道均要以“仁”为根为本。然而，作为“天下之表”的“仁”与“天下之制”的“义”，以及柔如杞柳的人性，在诸侯纷争的岁月里怎么能够抵得住“争夺相杀”的刀枪剑戟，怎么能挡得住“驰骋疆场”的金戈铁马？所谓“终身之仁”和“数世之仁”（《礼记·表记第三十二》）只能是身处战乱中的人对伦理化良辰美景的无限憧憬。就连孔子也不得不惊呼“君子之所谓仁者，其难乎！”，孟子亦慨叹“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正因如此，“仁爱”的理想境界才令人们备加珍惜，分外向往，“仁爱”也就成为人类对现实世界进行文化救赎与道德重构的理想之途。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观为孔子首倡。孔子认为“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他在《礼记》别阐述“爱人之仁”的重要地位与核心价值。他认为“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成其身”。这种“仁者爱人”的思想一直为后人所敬重与承传。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这样就把“仁者爱人”的观念提升为世俗社会中应当人人共守的伦理秩序和价值准则，使“仁爱”思想从经典文献的字里行间走向民间的现实生活，把“仁爱”的价值观变成了一种躬身践行的行为模式，能够与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现实活动。此后，荀子也提出了“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的观点。在他看来，历史上的兵戈相见是由于“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所以，兵戈之战，常是“禁暴除害”之战。汉代董仲舒在承袭《礼记》中“仁以爱之，义以正之”（《礼记·乐记第十九》）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卷第八·仁义法第二十九）的思想，揭示出爱人与律己的内外关系，并把仁爱思想与主体的自我道德修养相互联结，升华出“仁者爱人，义者尊老”（卷第十三·五行相胜第五十八）的社会伦理观念。

统而观之，中国古代历史中，墨家提倡的“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的社会历史观，董仲舒强调的“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的“圣人之善”（卷第十·深察名号第三十五）；唐代韩愈提倡的“博爱之谓仁”，柳宗元推崇的“柔仁博爱之道”，宋代欧阳修标举的“大仁博爱”，苏轼盛誉的“博爱临民”，苏辙赞许的“温良博爱”，朱熹呼吁的“以博爱为仁”，包括近代维新派政治家谭嗣同提出的“仁以通为第一义”的思想，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绵延千古的“仁爱”思想体系。尽管诸位论述的意旨并非完全一致，但就其思想价值取向而言，都表现出对“仁爱”思想的承传与信守，进而可能成为一种推进社会和谐发展、延展中国文化版图的精神力量。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除了体现在社会政治、历史哲学、艺术美学、伦理道德等方方面面，最终也呈现在世俗生活之中，即与人伦纲常及基本的生活规范与文化习俗密切相关。不论是儒家的“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还是道家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从不同角度对仁爱思想进行生动表述。固然，“仁”在传统文化中包涵多重涵义，但“仁”最核心的价值意义乃在于“爱人”。

事实上，作为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孟子提倡的“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不仅在于省刑罚，薄税敛，还在于力主以德服人。“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极大的热忱描述了五帝时代帝喾高辛的“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的盛景；帝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的佳境；禹“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的政德；周初文王“笃仁，敬老，慈少”的仁政。被司马迁称誉的“盛景”、“佳境”、“政德”，其实都是“仁政”的代称，“仁爱”之治是他们共同的政治美德。这种“仁政”的治国思想与西方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所崇尚的治国观念截然不同。显然，在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作为一种被普遍认同的文化价值观，“仁爱”精神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世俗生活的现实要求以及对未来前景的美好憧憬，并体现在哲学、社会、政治、伦理、审美等不同精神领域中。它既是中国文化代代相传的历史基因，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重要资源，成为推进中华文化不断发展的无形力量。

（三）在中国经典文献中。“自然”并非仅指客观自然界本身，而是指天地万物自在的生命状态和变化规律，是与“天地之道”、“天下之道”相对应的事物自身的内在属性。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体现的道法自然、崇尚自然、皈依自然的思想。不仅指人类对自然界的敬奉，更重要的还在于对自然规律的遵守与对自然状态的顺应。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自然”与中国古代哲学中“天”的观念具内在逻辑联系。在中国古代，天意是超越任何法度之上的最高道德范畴，天是世界的最高主宰：“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而“天”又与“人”相通、相合，正所谓“天人合一”。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强调的自然，不仅指客观自然界本身，还包括“天地万物”运动的必然规律，是与“天地之道”相互联系的客观法则。中国古代道家代表人物老子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要遵循天地运行的自然法则，并把对事物自身规律的把握程度作为衡量社会发展是否合理的标准。西汉董仲舒还提出“为仁者自然为美”观点，把仁爱视为美的自然呈现。基于对“道法自然”价值体系的尊崇，魏晋时期的思想家也提倡“崇尚自然”的哲学观念，珍重生命的个性价值。明代思想家李贽挣脱传统观念的桎梏，提出“以自然之为美”的观点，强调艺术创作要“发于情性，由乎自然”，使“性格清彻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他的美学主张对明清美学和明清小说创作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刻的影响，同时也是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延展与演变。

由此可见，崇尚和顺、自然之美，注重文艺作品表现的和谐、兼容、相济、自然而然，无疑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思想，也是文化价值观在审美领域的集中体现。中国古代的艺术美学蔑视雕琢、造做、堆砌的艺术，崇尚自然、流畅、完美的艺术。“自然”是艺术的最高境界。道法自然，皈依自然，崇尚自然既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思想，也是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根本。

所以，在中国经典文献中，“自然”指的是天地万物自在的生命状态和变化规律，是与“天地之道”、“天下之道”相对应的一种事物的客观属性。所以，我们在追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时，应特别注意道法自然、崇尚自然、皈依自然的思想不仅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敬奉，更重要的还在于对自然规律的顺应。“自然之道”是顺应客观规律的自然宇宙观和文化价值观。

传统文化的核心篇（10）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8-0158-02

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紧密关系突出体现在“辩证统一”四个字上，而“辩证统一”又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是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活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结出的优质果实，所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联系，二者是统一的;二是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简单继承和复制，它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方面的改造，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精华部分的进一步升华和创新，二者是辩证的。

一、中国传统文化是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活水

南宋大学问家朱熹的七言绝句《观书有感》中的名句“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虽然本意是在说明知识是需要不断更新和发展的，但把它用在描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辩证统一关系上也是非常恰当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取向，它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不断变化发展的。面对新世纪新阶段所呈现出的社会特点，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从三个方面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即“三个倡导”，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三个倡导”提出来后，受到老百姓的高度认可，“三个倡导”之所以能直击中国老百姓的心灵，能获得中华民族子孙的高度认同，关键在于它的源头活水是植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中的。

首先，“三个倡导”在语言风格上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简洁、明快的特点，其次，“三个倡导”在内容上也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印记，从三个层面继承了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的思想精华，彰显了独特的文化底蕴。

强调，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倡导一，从国家层面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其中“富强”是指国家富足而强盛。财富充裕，力量强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价值目标，也是中华民族的千年夙愿。国强才可能民富，国势平稳，家才和睦，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古就有“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之说。

国家富强，一定是建立在国家给予人民充分民主的基础上的，一个国家民主的建设是为了国家能长治久安、繁荣发达，同理，只有一个国家的民主建设好了，国家才能长期平稳发展。所以“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直高扬的旗帜，真正的民主也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优越性的根本体现。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民主集中体现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在“仁爱”的基础上倡导的仁政。比如孟子根据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早期民主命题。

“文明”一词最早见于《周易》。该书中多次出现“天下文明”等描述。唐人孔颖达注解说“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其意指社会文教昌达、文德彰显而形成的王者修德、民风淳朴、风调雨顺的和谐景象。《尚书・舜典》称赞舜“浚哲文明”，就是指他非常谦恭，品德高尚，很受人爱戴的意思;而在《礼记・乐记》中又说：“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这里的文明是指人的谦恭有礼，指人的教养和开化状态。

“和谐”是指和睦协调，是人们认识自然，认识人类社会变化的发展规律。而和谐社会则是指一种美好的社会状态和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仍然是有迹可循的。

中国传统思想是以“和”来说明事物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状态的，如《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再比如《诗・周南・关雎》“关关雎鸠”。汉郑玄笺：“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唐李商隐《杂纂》：“诸妇和谐，不嫌■辣。”

倡导二，从社会层面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自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永恒追求，是人类价值追求中最富有魅力的价值理想。孔子在《论语》中说“从心所欲，不逾矩”，表达的正是孔子对自由的一种理解。《逍遥游》等名篇表达了道家对自由的体认和追求。

“平等”和“公正”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价值取向，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体现了人性的关爱本质。孔子提出，“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表达了追求公平、均等的社会秩序的强烈愿望。中国传统文化历来贵“公”重“平”，中国古代典籍中有许多关于公正的主张。如在《礼记・礼运》篇中做出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的设想即是公正之道的体现。

“法治”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对于现代中国来说，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才是真正的法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法治常常作为德治的重要补充，受到不少思想家、政治家的推崇。管子曾说：“威不两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管子・明法》）

倡导三，在公民层面倡导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继承并弘扬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美德。爱国就是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热爱祖国的山河，热爱民族的历史，关心祖国的命运，危难之时英勇战斗，为祖国捐躯，都是爱国主义的表现，也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绵延不绝的民族精神，有名句为证。如北宋士大夫范仲淹的诗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大声呐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南宋诗人陆游也在《病起书怀》诗中吟咏道“位卑未敢忘忧国”，由此可见，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民族气节已深深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

“敬业”就是专心致力于自己的事业。首先要做到忠于职守，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计得失，兢兢业业。曾国藩曾说过“习勤劳以尽职”，韩愈在《进学解》中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这种坚忍不拔正是中华民族一直以来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诚信”就是诚实无欺，讲求信用，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信也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美德，“诚信”最早来自儒家的思想，如《中庸》讲：“诚者，天之道”。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为人言，人要言必信，行必果。子贡问为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在孔子的心里，诚信地对待人民是统治者必备的基本素质。

“友善”是指朋友之间亲近和谐。其实，当今“友善”的含义更加丰富，不仅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友善，包括为人谦恭庄重、待人宽厚和气，处事诚实刚正、行事勤快敏捷、常怀慈善之心等等，还包括人与自然的友善。儒家对“仁”的推行就主要表现为善待他人，推己及人，这就是“友善”。在处理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时，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天人合一”。孔子还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子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都是友善的最好体现。

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闪耀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的滋养中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活水。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具有内在统一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辟总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如果没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呢？同样需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统一于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之中，认真挖掘，辩证对待。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社会主流价值，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土壤，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渗透到老百姓的内心并用来指导自己的行动。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结出的优质果实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多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人民生活环境、社会结构以及经济条件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也需要与时俱进，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寻找适合现代社会的价值认同。

由于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是在小农经济、宗法社会和皇权政治的土壤中孕育而成的，所以必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比如两千多年前，人类社会开始了对社会治理模式的探索，东西方哲人不约而同地提出法治思想。然而，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却都没有形成真正的法治精神和法治传统。中国封建社会里却长期存在有“刑不上大夫”“法不责君王”的说法;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治”的诸多内涵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社会主义法治中一个最基本的元素。

在国家层面上，除了倡导富强、民主、和谐这些传统思想外，还需要倡导文明，而这里的“文明”除了指社会文教昌达、人的谦恭有礼外，还包括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的丰富内涵。

虽然“爱国”一直以来都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但是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爱国”，其内涵与过去相比，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就是爱国主义必须同社会主义紧密结合，除了热爱祖国，还需要热爱社会主义。

所以我们讲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是要求回到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那个时代，而是中国共产党在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清醒认识基础上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升华和创新，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做出的通俗易懂的表达，它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与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的辩证统一的过程。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