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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哲学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作用

哲学思想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一,哲学为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基础。哲学的基本任务是在人与人及人与社会的发展规律中,总结人们对世界的基本看法,以自身的特点来反映世界本质,论证在纷繁多样的社会中,人的本质、人的价值所在、人生的意义等。面对这些难题,我们哲学给予了高校学生基本的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人的本质在于社会性,人存在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中;人的价值在于对社会的奉献,因为社会的发展以人的奉献为基础,又反过来促进人的价值的满足;而人生意义,是在世界观、人生观的反映下,作出的关于人生重大问题的选择及审视。黑格尔曾留下这样一句名言:“哲学本身是精神的故乡。”[1]思想政治教育,塑造人的精神世界,因此必须帮助人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只有在哲学的不断深入了解下,才能提升高校的思想政治教学水平。其二,哲学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基本方法论。哲学不只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传授,更是方法论的学说。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的方法论中,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事物是不断运动变化的,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并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而检验我们的认识是否正确,唯一的标准就是投身于社会实践。思想政治教育,以哲学提供的一般性的方法论为依托,为受教者和教育者搭建沟通平台,倡导科学、合理的教育方法,解决学生的思想观念和政治立场,让学生汲取哲学的＂营养＂，能从实际生活情况出发，根据自己的特点能够面对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关系,并根据正确的思想导向,树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育人的目标。其三,哲学的学习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如果没有在哲学上打基础,没有将哲学的思想深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中,以一定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对学生的有计划的教育,那么达到形成基本的思想品德的目标就很难以完成。哲学作为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的学说,体现在思想道德规范教育的有机组合部分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指导下,思想政治教育更有利于培养学生和谐人际关系及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的精神品质;人生观是人们的生活态度、人生目的及意义的根本看法,它决定了人们的生活积极性和处理事情的态度。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培养大学生乐观面对学习和后来工作,在生活出现挫折时,不惧困难,理性面对;价值观是基于一定的思维感官作出的判断，它是对事物、人是否有价值,对自己能否满足的一种评价。价值观的判断同样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一环，回答学生在做出专业选择、职业选择、生活选择中坚持什么样的观念。其四，哲学为思想政治教育指明方向和基本道路。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研究人的思想及思想政治教育变化规律，其中人的立场、观点是主要的研究方向和内容。而统筹人们观念的是哲学的精神塑造作用。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明确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道路和素质要求。我们思想政治教育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要发展加强集体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及理想教育等，这些都围绕哲学提供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规范和引导，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这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另外，哲学具有反思过去、预测未来等作用，归纳、概括、综合等方法，把人与社会的过去、现在、将来联系起来，更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中分析学生的过去与现在，展望未来，为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创造更好的条件；最后，哲学对于规律性的认知，是对事物本质的把握，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了解学生的本质特点，掌握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规律，为授教者提供更有效的教育途径。

二、如何加强哲学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

提升哲学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第一，巩固哲学思想主导地位，明确正确方向。“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2]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与统治阶级的生存发展和利益诉求密切关联。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宣传和研究主要是基于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来学习研究。因而，在哲学相关学科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过程中，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并充分贯彻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第二，强化社会使命意识，提升教育效能。哲学社会科学教育要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兴衰成败、中华民族名族复兴和社会长治久安的深层次认识其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提高学生社会责任意识，担负起中国未来建设与发展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要树立和强化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教学理念，全方位关注大学生的成长进步，使大学生不仅专业成才，而且精神成人；自觉加强师德修养，做到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第三，相互促进和配合，形成强大力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程，需要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和互动。人文学科相通的思想导向，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学生进行“润物细无声”的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的“隐性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直接传授相关理论，辅之相关思想导向的“显性教育”，相互呵成，有助于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化和完成基本教育功能，提供了基本的内容与正确的导向。加强哲学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作用，必须巩固主导地位，把握正确方向；强化使命意识，提升教育效能；推进理论创新，增强引导效果；配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形成教育合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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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中思想政治教育与生态整体价值

1.哲学价值观的导向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谈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人们在认识各种事物呈现价值的基础上，抽象出价值的一般观念，就是我们常说的价值观。价值观对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即“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重大的反作用，对人们的行为具有重要的驱动、制约和导向作用。价值观既然具有导向作用，如果人类认为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那么生态系统必然遭到破坏。反之，倘若人类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生态整体价值观作为行动理念，那么生态系统将得到良性运转，于人类和万千物种将大有裨益。

2.教育应以合理的哲学价值观为导向

如果说劳动创造了人类，那么文化使得人类长足发展。文化理念的传承载体多样，主要当数教育。教育应当以确证价值观为导向，正确以否，其中一个标准是是否符合全人类的利益。生态整体价值观提倡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符合全人类利益的，因而我们的教育应以之为导向。高中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教育的一个子集，是一门引导学生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培养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学科，更应担当起传播先进价值理念的重任。笔者认为，虽然当前高中思想政治教育（必修）的课程内容没有系统化讲述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的价值理念，但是这种价值理念分散于必修生活四本书之中。在明晰生态具有整体价值的基础上，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教材也提供了进行教学的内容。针对分散的与生态整体价值理念有关的教材内容，笔者想用系统思维梳理出有关遵循生态系统整体价值的内容，并力求将其建构成有内在联系的体系。

3.与生态整体价值相关的教材内容

以生态整体价值为取向，把四个板块中的相关内容整合在一起，首先需要厘清哲学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关于四者的关系，必修四《生活与哲学》中的一段论述已非常清晰的阐明，即“哲学属于思想文化的范畴，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一定形态的经济和政治决定一定形态的文化，一定形态的文化又反作用于一定形态的经济和政治”。对此，必修3《文化生活》也有相关论述，即“经济、政治和文化是社会生活的三个基本领域。其中，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经济、政治所决定，又反作用于一定的政治、给予政治、经济以重大影响。先进的、健康的文化会促进社会的发展，落后的、腐朽的文化则会阻碍社会的发展”。笔者在此之上，将四者关系进一步阐述如下：必修一《经济生活》谈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通过价格的涨落、供求关系的变化和市场竞争来调节资源的配置。市场调节并不是至善至美的，市场调节有其固有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不足。在市场经济“无形的手”的指挥下，企业往往只重视经济利益，不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需要国家政治力量的干预。当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的是利用国家的宏观调控来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既是宏观调控，就需要利用到除经济手段以外的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政治是一套规范市场良性运行的强制性力量。这就很自然地由谈市场经济过渡到必修二《政治生活》中有关政府的内容。必修二写道“我国政府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国家行政机关。其基本职能包括保障人民民主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职能、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职能、组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职能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可以说，经济活动的规范需要法律约束下的政府权力的行使。政府权力的运行又可以涉及到《政治生活》中政府权力的行使和监督。相对于上述的经济和政治，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就是文化。必修三《文化生活》对文化的定义是“文化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其中，既可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部分，又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语言和文字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根据这一定义，哲学价值观是文化的子集，要保护自然的生态价值，建设生态文明，就需要建设生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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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是一个哲学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实践活动，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社会性、和政治性。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能做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在于它能够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价值意义。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探讨，学界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深化了对其本质的认识，但没有形成统一界定。毋庸置疑，思想政治教育是针对人的活动的现象，在社会共同体中，个人与集体活动中的辩证关系也需要一种全面的辩证的视角去解释。社会哲学是一种对于社会生活现实的总体性把握［1］，要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需要社会哲学范式这一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产生和需要的必然性与普遍性问题反思，这与认为“社会哲学范式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强调把社会政治的需要看作其出发点和归宿”［2］的观点不同。基于社会哲学思维方式，探究“思想政治教育是其所是”在生活实践中如何体现的，在社会关系中把握，才能正确体现其本质。

1目前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研究现状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客观存在，在不同时代和国家表现为不同的样态。针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研究，许多学者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界定是从一定统治阶级、阶级意识形态来界定的，“意识形态性说”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是阶级性或意识形态性，它规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性质和方向，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属性”［3］。意识形态性的核心是政治性和阶级性，是指的是观念上层的建筑，是政治的法律的思想的观念，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大众的，是文化自觉的体现。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需要在社会关系中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意识形态说发现了思想政治教育阶级意识功能传播，在这一社会关系中显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政治”，“源于社会系统中的政治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定，实质是政治在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的渗透”［4］。政治是对公共事务的安排和治理，它自始至终都有公共性的向度［5］。政治性只是人的群体归属需要的一部分，另外还有道德教育和价值观教育。在原始人群内实际上是存在着为大家都认可的行为标准和活动准则，也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体现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性，从根本上看，在阶级蒙昧时期，在社会思想领域中不存在着思想体系的明显分化，政治社会中只存在着一套较为完备的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的思想体系。道德是统治阶级的道德，政治是一个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强制，是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即政治同化了道德和宗教，因此，政治性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做概括是不能覆盖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个范围和全部现象，只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被需要的体现，无法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主体间性活动，在现实上，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有一个前提性承诺，具有确定的价值取向和导向的，尽管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及其不同人群、各个阶层和学者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内涵的认识和理解不同，然而对于其历史正当性、社会价值取向和作为人类需要的一项活动是共通的。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一种社会活动，存在相同的现象，即能够用一种关注社会活动的方法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根本上来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

2思想政治教育本源性探究

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准确把握应该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始发生去追问其为何存在。基于这样的路径去寻求它的本质，也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的回答。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作为人的一项活动，发端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思想活动。简单的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是原始社会人进行的一种生活方式，主要体现在群居生活，伴随着意识、情感、规则的发生与发展。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济把这种原始形态的德性称之为“生活式的德育”，尽管这种生活式德育及其原始，但它已经历史性地“承担着社会生产性和生活性”，“维护社会公共生产和生活”，传递和驯化人的德性职能。［6］基于这样的生活式德育所形成的习惯，维护着人际平等与聚集，保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在群内存在大家较为认同的活动准则和行为标准，体现在集体狩猎和采集活动当中，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与人之间关系而结成的一个整体，因此原始社会的思想道德教育是集体的、公共的、社会性的活动，也还没有从其他的社会活动中独立出来，在社会思想领域表现为对某种神秘力量的一致崇拜和信仰［7］。人与人的这种紧密的联系结成的这种自然共同体当中，表现的是对氏族部落认同的原始宗教式的精神控制，是群体性的。阶级社会的出现，伴随着阶级控制和阶级教育活动的出现。不管在奴隶社会还是在封建社会时期，在社会思想领域不存在着思想体系的明显分化，政治社会中只存在着一套较为完备的具有明显政治倾向性的思想体系。例如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儒学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并得到一定发展，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转向政治教化。中世纪时期宗教利用教义将人们的思想观念禁锢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当中，为阶级统治服务。这一时期主要是对“主人”所代表的国家和社会认同的那一系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规训和教化。在资本主义社会时期，资产阶级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宣称教育是为了对公民进行智、体、道德教育以及宗教教育，培养民主、自由、平等的公民。在教育实践中大肆宣传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不仅对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意识的教育，并且在公民教育中体现了一种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教育理念。社会存在着两大对立的政治思想理论体系，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各自从本阶级的立场出发建构的各自思想体系。在社会主义社会时期，社会思想理论界存在着多元的以理性个体的角度出发，而非从阶级出发的论证和阐发为社会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所应实施的方案体系。思想政治教育的表现是以培养民众对国家（国族）和社会自觉认同的理性精神为主旨的教育和引导。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人在不断的自我实现、解放，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根据以上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本质有了一个基本指向，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表示的是出于政治需要而不是生活需要。实践性和目的性是人类存在的价值指向，社会哲学反观人的生活总体。

3用社会哲学范式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再思考

社会哲学在我国80年代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南开大学哲学系对社会哲学的研究。王南湜教授提出让定义适合于生活，用生活中已有的领会去修正定义，修正理论。基于这样的方法，王南湜教授给社会哲学的定义是一种对社会生活的现实的总体性把握［8］。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一项社会实践活动，从其发展历程看出，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目的性和实践性理解和把握需要社会哲学研究的方法和理论来把握，因此，社会哲学范式则指的是以社会哲学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给予总体把握或反思，在这种思维框架下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重新做思考。本质不是变化的，是最普遍、最稳定的根本性质。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也是各个阶段体现最为普遍、稳定的最根本性质。基于这一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探讨是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始发生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目的性和实践性体现出发。3．1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的一项实践活动，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在实践中完成的。首先，从其出发点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在实践中进行。社会哲学是以一种总观的态度面对现实生活，那么生活是人的社会活动的体现。从人的思想实际出发，对具体的人开展教育，分析人的思想的形成、发展、嬗变等，而这些是无法离开人的实践活动来进行的。其次，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归宿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是使人们形成好的思想，提高其思想政治素质。而这种思想政治素质则是社会需要和社会实践活动中完成。人是未完成的存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人，是一个在不断创造活动中自我完善，不断追求幸福生活的人。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去提升自己的思想意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关涉人这一本性，找到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内在契合，才能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体现也须在实践中去检验。思想政治教育要达到怎样的效果，有没有预期效果，只能在社会实践中来检验是否有效。［10］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相应的关照这一点。通过交往，圈中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对成员生活产生影响，不管是显性的影响还是隐性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人获得自身的完整性和全面发展性。当然，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社会实践活动，有一定的目的性。3．2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教育相区别的一个方面。人的存在是个体存在和社会存在的统一，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可避免的与其他个人或群体有一定的关系，而不是孤立的、抽象的存在［11］。在这种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人作为社会活动的主体，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人需要得到认同，也需要去认同群体其他成员。在认同确证的过程中，思想和行为都会受到影响和相互教育。但是，在这种社会圈中不一定都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有些群体思想缺乏正确的价值取向，甚至有消极影响。社会环境对人的思想、行为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和自发性，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相伴随。思想政治教育则是专门人员、组织有计划地培养和提高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为目的的实践活动，具有一定的价值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性指向。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教育，体现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与其他社会活动的目的是不同的，它根据一定的社会生产力、经济、政治发展状况，根据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要求而预设的。在关照这一特殊要求的同时，人又是具有主观能动性，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人的主体选择，把人在发展中符合社会目标的思想政治强化、形成理想信念，使之与社会发展方向保持一致，使人与社会在互动中发展。3．3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观指向性：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立足于现实，而且关照未来。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有针对性的解决人们现实思想问题、实际问题，而且把人的思想长处、积极方面引导，并且发挥预防作用。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人的思想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价值观是关于价值的一定信念、倾向、主张和态度的基本观点，是关于现实的人对全部生活实践所产生的意义的一种评价、判断和取舍标准的思想体系。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只包含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等教育，还是政治价值观、道德价值观、文化价值观、美学价值观等教育。“价值观教育对人们进行启发和引导，促使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并将其转化为内在的自觉要求。价值观教育是一个规范性层面上的教育，它不可避免地将特定社会的价值观体系渗透到教育过程中，以此促使人们个体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13］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是在调和社会价值体系与个体价值观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成员个体价值观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而是在实践中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发展进行价值体系引导。从以上几个方面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性、具有超越性的社会价值观教育，它是一定阶级、政党或集团用社会价值观体系对社会成员施加一定影响，促使社会成员形成符合社会价值体系要求的个体价值观的实践活动。

作者:张应梅 单位: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王南湜．社会哲学［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8．

［2］陶磊，黄明理．人学范式还是社会哲学范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的反思［M］．探索，2011（6）．

［3］石书臣．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规定及其把握［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1）．

［4］孙其昂．政治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本质［J］．南京社会科学，2006（3）．

［5］叶方兴．政治性？抑或意识形态性？———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理论辨明［J］．思想政治工作论坛，2010（10）．

［6］黄济、王策三，现代教育论，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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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作为一门“对政治事物的一般性的反思而深入地理解人的生存和世界本性的学问”，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近十年来，无论是从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学者人数，还是从政治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来看，政治哲学的研究都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已然成为一门显学。本文以发表的学术论文为线索，对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作一综述和简要评论。

一、从宏观理论建构到以问题为中心的转向

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激发了诸多学者对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的兴趣。

从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角度探讨中国政治哲学的体系。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是从哲学的人学理念推演出伦理学的道德原则，进而再引申出政治价值学说来展开逻辑的。这也就意味着，规定着政治活动的性质、任务和目标的政治哲学之思想来源，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人学理念和道德原则的政治学演绎和逻辑结论；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体系应该坚持的逻辑起点和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本体论，辨证地继承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建立起一种既鼓励物质文明，又提倡精神文明的哲学、道德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体系。

从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有学者认为，价值性和事实性的关系，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任何一门政治哲学的建构，都需在理论内达成价值性与事实性的某种统一；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之路应该从理想性转到现实性，即从经典马克思主义致力于理想社会的理想性政治哲学到依据现实生活的现卖性政治哲学的转变。

从理论综合的角度讨论中国的政治哲学建构。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是对政治权力的来源及其行使的正当性，以及理想社会模式等问题从根本处进行思考的一门学问；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者来说，一件充满着挑战的理论工作应该是在综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近现代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三大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社会主义现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的思想体系与新的传统。

对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是近十年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趋势。这些研究成果涉及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政治价值论、方法论等，对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但是，这种宏观建构的政治哲学理论体系有着不可忽视的缺陷：一个是玄之又玄，其表现就是在概念中转圈子，从一个概念转到另一个概念；一个是空发议论，其表现是依据某个政治价值，比如公正、自由来批判宏观现象与大制度，而不肯去切实地分析身边的小问题与小制度。

对此，有学者着重强调，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刚刚起步，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地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地形成中国的批判意识与独立视野。中国学者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进行深入分析和批判性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毫无疑问将有赖于重新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特别是儒家这一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传统。但是，深入地研究儒家和中国古典文明不是要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问题化的方式，重要的是要展开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内部的问题、矛盾、张力和冲突，以及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在面对现代社会和外部世界时所面临的困难，对此我们并不需要回避、掩盖或否认，恰恰需要充分展开并加以分析。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同时也必然以日益复杂的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为动力。当代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同时又处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们对中国古典文明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开展，无疑必须从现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出发才有生命力。

因此，以问题研究为中心，特别是以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为中心成为了近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转向。

二、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政治哲学研究

以问题为导向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对此，有学者认为，当前国内政治哲学界存在的问题是缺乏对当代中国社会类型的准确定位。这不仅在理论上严重影响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而且在实践上对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发现和确定当下我国社会处于何种类型应是我国当代政治哲学的出发点。该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总体上是属于在根本利益上无对抗、无冲突，但在具体利益追求上体现多元的个性化差异状况，这种差异化主要表现为：(1)差异化的生产关系，即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外资、民营等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的生产关系；(2)差异化的政党关系，即一党执政，多党合作；(3)差异化的社会阶层关系一“两个阶级化为十大阶层”，即由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化为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市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因此，差异性社会无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现实，其社会类型是“差异性社会”。因此，差异性社会与和谐政治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向度。

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的问题很多，但从政治哲学的视野看，现实的和最重要的原因是权力至上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带来的官本位、权力本位的政府运作体制和政治体制。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和建构虽然不能说是解决当下“中国问题”(当然主要指国内问题)的惟一有效途径，但根据马克思社会层级结构理论，立足社会结构变迁，从学理层面和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无疑可作为破解“中国问题”、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而独特的分析进路。作为凝结和展现当代人社会政治地位‘c全息图”的社会层级结构既是当代中国问题的总根源，也是消解诸多中国问题的着力点，因而社会层级结构分析对诸多社会乃至政治问题就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应该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论域。

还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主要动力并非来自西方学术界的刺激，而是来自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发展进入经济起飞阶段之后，政治起飞的任务得以彰显，而政治起飞应该是中国思考的问题意识。因此，中 国政治哲学研究必须直面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难题一政治发展与政治起飞。该学者指出，面对中国发展的政治起飞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应当回答：中国社会的政治起飞如何可能?人类在古代城邦公民政治或君子—大人政治和现代权利政治之外，能否发展出第二种可能的政治(哲学)模式?若能，那么东方政治(哲学)传统能否发展出人类第二个政治(哲学)类型?从当代世界发展看，政治领域的最大特征是西方的霸权与东方的崛起。于中国哲学研究而言，我们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在批判地扬弃中国传统王道政治哲学与西方现代权利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创建新的政治哲学范式?围绕这一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还必须创造性地回答的重大问题有：良好的社会如何可能?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上我们如何进行政治思考?中国的政治起飞如何实现?

三、从宏观政治制度研究到微观政治主体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各种现实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中国现代社会日益走向复杂性，这也推进了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以问题研究为导向。正如我们所知，政治哲学所要面向的问题很多，有宏观问题和微观问题之分。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发展经历了从以宏观政治制度问题为导向到以微观政治主体问题为导向的转变。

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参与现代中国社会改革，其原初的目的就是解释阻碍中国社会发展与正义的“中国结”。但是，其理论维度从一开始就超越具体的问题之外，而直接深入到“结”之编组的原因与根据。也就是说，直接探讨一般国家政治制度的正当性问题，比如讨论土地的所有权、政府的基本原则，或者立法的正当性基础等此类的问题，不是提出解决具体问题的实用对策。极其重要的一点，中国在与现代世界，尤其与西方世界对话而制定共同的政治规则时，社会一历史的差异，使中国的政治哲学学者更趋向于选择社会一历史的宏观视野来讨论政治哲学的问题。因此，从政治哲学角度研究宏观的制度问题也就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

有学者从社会现代转型的角度，以(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矛盾为中心线索，把制度放进马克思主义价值学的视野中，集中考察了制度在促进人的自由，形成自由秩序的过程中所具有的价值及其实现机制。该论者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和全面转型，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问题凸显出来。如果说经济和军事实力属于“硬实力”，而政治价值观属于“软实力”，那么，政治制度建设则是存在于“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通过政治制度建设，不仅可以将“硬实力”和“软实力”整合起来，而且是“硬实力”和“软实力”提升的根本途径，将推动“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提升机制化。因此，该论者认为，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

与此不同的是，有学者指出，尽管以政治制度为中心的宏观政治研究范式在政治哲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面对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宏观政治模式也有重大的缺陷：正是在宏观政治哲学那里，政治哲学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另外一种理论哲学，心甘情愿地受“自然科学化”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的支配。它习惯于抽象掉内在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和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多态化的、多样性的、边缘性的和微观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把中心化的、宏观的权力运作和国家制度安排等宏观政治活动，以及周期性的经济活动机制，即一种理性化的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放大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普遍的、绝对的规律和力量。对此，该论者进一步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于理性的危机而重新审视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时代，生活在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机制日益多元差异，非中心化的微观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结构日益发展的时代，自觉地开辟微观政治哲学的领地，显然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新发展。因而，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推进微观政治哲学研究更具有启发意义。

有学者认为，在现代法制社会条件下’提升每一个个体的“政治主体意识”的自觉程度，以形成广泛介入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监督，是实现权力制衡、促成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而这需要有政治哲学层面的深层论证。该论者指出，政治主体分为“社会政治主体”与“政治权力主体”两个层面。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思维的根本缺失是“社会政治主体”认识的缺席与“政治权力主体”认识的强化，致使社会一般成员的政治认知、政治人格及政治参与意识先天不足，更缺乏政治权利意识。因此，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要关注微观的社会政治主体研究。

我国著名学者韩庆祥教授指出，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生成论哲学，其主体是人，目的也是人，人是在实践中生成自己与实现自己的。而要真正使人成其为人，能力问题很重要。能力原则能培养人的先进性：第一个先进性是能力本位内在要求公正，有能力的人就希望公正，希望有平等的机会，这种公正，相对于等级而言是先进的；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二个先进性，就是它欢迎民主；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三个先进性，那就是使人具有相对独立的人格。过去我们的政治行为围绕权力做得太多，今天我们应该围绕能力来组织政治行为、政治活动；把能力原则引入我们的政治活动，用能力而不是权力来增强我们政治的权威及其影响力。以此，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应由权力本位的政治哲学走向能力本位的政治哲学，最终的使命就是使政治人在政治行为中真正成其为人，使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真正成其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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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马克思政治哲学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大热点。这不仅与我国当前政治生活的变革息息相关，而且也是对西方’普遍认为马克思没有政治理论的一种回应。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独特性是什么?这关涉到马克思独特的理论品质，即从现实个人的现实生活出发，揭示出现实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运动规律。在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中，个人的现实存在于经济生活‘卜。马克思正是通过深人到资产阶级的经济生活领域和资产阶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建构了自己的政治哲学思想。这种思想如同列宁评价《资本论》是小写字母的逻辑学一样，它同样是以潜藏的方式存在于马克思的经济著作中，特别是《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它揭示了经济的政治性质，因此，这种政治哲学的独特性是它实现了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水乳交融，是经济政治学。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政治学传统

在经济学和政治学场域分离的今天，经济政治学是一个新鲜的词汇。但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这却是一种存在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学术传统。只是到了19世纪后期，经济学才开始祛除政治色彩，即自马歇尔开始的经济学“去政治”转向，这是马克思所批评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庸俗化直接结果。因此，要研究马克思的经济政治学，有必要探讨马克思出场的理论背景口

在18世纪，将经济政治化，或是以经济来取代政治功能最为激进的是重农主义。他们认为人类是通过实物来统治的，因此，他们创physiocratie(垂农学派)一词，来取代政治和政治经济概念，认为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只是人类野蛮状态时期的一种残余。而现实中的政府则应该适应自然秩序，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越少越好。他们把政治归结为经济，归结为重农主义，实际就构想了一门比经济理论宽泛得多的经济科学，“这种经济科学甚至超出一门科学，它实际上成了一大类科学，也就是波图一首次提出的‘伦理学与政治科学”。

古典政治经济学继承了重农主义将经济政治化的倾向。布坎南认为，“英国经济在18世纪后期及19世纪初明显地政治化，从斯密等古典学者的分析中，既产生了对经济过程的实证理解，也产生了对于特定制度的哲学观点。关于自由放任主义的规范观点，与对于在特定的约束结果(主要特点是最低限度的、保护性的或守夜人的政府)的相互作用的实证分析，这二者是(也许是不可避免地)混合在一起的。它把每一个人设定为自利的“理性人”，通过交换理论，依靠需求与利益来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证明市场型的社会就可以自行解决自主的社会体制问题。这使得人们把市场型的社会组织看作政治的新形态，政治权力从上帝、君主的手中被转移到资本家的手里。把社会看作市场、把政治拒之门外，治理社会不再靠政治这个“看得见的手”，而是靠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斯密是占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经济政治化的典型代表。

《国富论》的两个基础性概念，即分工和交换奠定了斯密经济政治学的基本层次。经济学上的“社会”是由人与人之问的分工以及彼此相关联的交换关系所构成的，没有哪个特权阶层拥有对这个“社会”的支配权。斯密指出，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来说，就是一个“商业社会”。人与人在利己心的引导下参与市场交换，在“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经济本身就能实现社会秩序的有序，因此，在人与人的关系调节上，政治成为多余的因素。

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所具有的这种经济政治化的倾向，对马克思的思想具有深远的影响。青年马克思深陷人本主义逻辑的泥淖，一度欲拔不能，而直到他把目光转向现实，特别是转向经济学研究，发现经济的政治性质之后，方得以脱身但马克思并没有囿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即在私有财产作为事实的前提条件下，主要从交换领域来论述经济社会的和谐。他没有陷人古典经济学的这个意识形态陷阱，而是质疑了私有财产的历史合理性，并深人到生产领域，揭示出了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关系，从而使占典经济学的和谐经济社会构想落实到现实中的阶级分离和斗争的存在中。马克思在继承占典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政治化倾向的同时，实现了对他们的超越。

二、经济政治学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优越性

对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性质，我国有学者将它定位于规范性政治哲学。这种定位将马克思康德化，没有看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做的深人剖析。与此相对应的另外一种倾向就是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主义。但这种理论在十月革命的浓浓硝烟中已经破产。相对于这两种理论，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定位于经济政治学，显然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它能够沟通马克思思想中实然和应然的张力，实现描述和批判的统一。

政治哲学之作为规范理论与认知理沦相区分，是一种当代哲学现象。在古代知识体系中，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之间是没有分别的。近代以后，哲学与科学逐渐分立，随之作为哲学之思的政治哲学与作为科学认知的政治科学之间的区分也渐趋明晰。斯特劳斯曾把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分离归结为现代性的间题，他认为这种分离经历了三个阶段: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形成的第一期现代性，主题是非道德胜的政治观;卢梭、康德、黑格尔以及马克思形成的第二期现代性，主题是非道德的历史观念;而尼采与海德格尔的第三期现代性则是通过强化个体主义从而排斥伦理学对政治生活的介入。这是对近代以来政治哲学弱化的历史反思，同时也说明了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区分:从道德伦理来理解和分析政治生活，即具有价值预设的政治理论和完全排除掉价值预设从经验来分析的政治理论，因此，政治哲学是一种规范理论，而政治科学则是一种描述和分析的理论。

虽然斯特劳斯强调了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差异性，但现实中这二者井非是绝对对立的。当代美国政治学学者阿兰·艾萨克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政治哲学家往往先提出一种终极目标或价值，然后再描述实现此目标的最佳手段，霍布斯就是先指出和平(没有内证)应当是政治系统的目的，继而又讨论了实现目的的手段，即建立绝对的政治统治—利维坦。前者严格说来是规范活动，而后者则是科学判断”。即政治哲学是从应当到现实。我国有学者根据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长线索，认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符合这种逻辑。马克思早期所进行的政治哲学论辩是一种典型的规范理论，他关于人的解放和未来社会的设想，实质卜就是一种建基于规范理论的伦理预设。这一伦理顶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得到较为充分的表达而这恰好是符合从伦理预设到现实活动的逻辑。

假如这种解读能够成立，那么问题就会产生: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与他的同时代人赫斯、卢格等人的区别在哪?马克思反对的正是这种从抽象伦理分析现实和透视现实的做法，他对蒲鲁东的批评就说明了这点。蒲鲁东以“平等”理念为标尺，来逐一检验现实的经济范畴，从而机械地区分出好的和坏的两个方‘面。这被马克思批评为经济学和哲学的双重贫困。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无疑具有追求人类解放这样一个价值目标。但是，他不同于蒲鲁东就在于，他将这种追求融合到严格的科学分析中，让现实自己说出需要解放和实现解放的话语，而不是让这样一个追求时时刻刻都打着是马克思个人信仰的烙印。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反映了马克思经济政治学批判性的真谛:“以文化本身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和某种结果为依据。这就是说，作为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现象。批判将不是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一个事实同另一个事实比较对照。即马克思的经济政治学不是从应当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确实还具有从价值出发批评现实的倾向，还没有实现人本主义和对经济生活历史分析的统一。但是，假如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分开来看，他的思想并非是铁板一块。在“笔记本”，他对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进行了叱骂和谴责，然而在“笔记本班”，他已经能够客观地论述私有财产的积极意义，它是人类对象化力量的反映，是实现未来共产主义的物质前提。这说明，当时的马克思已经初步具有从价值预设的彼岸世界回归现实生活此岸世界的意识。后来通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他在批判了哲学和经济学领域中的意识形态后，终于通过人类社会实践、生产活动这个桥梁回归到了现实，从而提出了共产主义不是与现实相适应的理想，而是现实世界中的现实运动这一思想。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就是对这一思想的深化和具体。

马克思通过揭示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和剥削，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无产者三大阶级之间的对抗，解蔽了资产阶级关于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幻想;并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承盾运动，预示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将走向自我扬弃的趋势。因此，马克思的经济政治学既具有事实描述和分析的向度，同时也是对所分析事实的批判，它实现了规范和科学、描述和批判的统一。通过;种统一，马克思实现了对西方政治哲学的超越。

三、经济政治学的合法性源自商品经济的公共性

经济学和政治学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在古希腊，经济属于家计学，那是一个不自由的领域，而政治则属于公共领域，在这个领域，人通过言论和行动，让自己在城邦同伴面前显露出来，从而使自己获得人的本质，达到个人的善与城邦善的统一。这个传统一直作为暗流影响着西方的一些思想家。例如，阿伦特。她在《人的条件》中通过把人的活动区分为劳动、制作和行动，指出劳动和制作都不能使人成为人，只有行动，才能使人获得自由。在劳动中，人作为物欲的存在物，受着自己动物性的支配，是不自由的存在。因此，她把劳动划分为私人领域，认为这个领域构成人的一个黑暗背景。这种将经济归结为私人领域的传统，在政治自由主义思想中也有影响。塞缪尔·鲍尔斯和赫伯特·金蒂斯在《民主和资本主义》中对此做了分析。政治自由主义通过将经济领域划分到私人领域，反对将自主权利应用到经济领域。他们通过两个命题来进行论证。第一个命题是劳动商品命题，即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和其他交换一样是私人性，因此，这两种交换中的权力支配相等的。第二个命题断定竞争的资本市场把对经济活动的实际支配与资产的所有权分离了开来，因此，不是资本的所有者，而是竞争生存的命令决定了经济结果。即资本是中立的。塞缪尔·鲍尔斯和赫伯特·金蒂斯对此进行了反驳。

首先，劳动力商品不同于市场仁其它的普通商品。其它商品可以和劳动者分离而存在，但是劳动力不能分离。劳动者之所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是因为受到了强制，即他们失去了生产资料，为了生存，必须出卖劳动力。劳动者在市场的地位并非如诺其克所认为的可以在有意义的工作和高工资之间进行选择。他们所能选择的只能是工作，或是饿死。因此，劳动力的出卖，就表明了经济领域并非仅仅属于私人偏好的领域，它存在有社会权力。

其次，资本也并非是中立的。资本通过三种手段来产生社会影响，即影响生产过程，支配资本的投人方向以及影响国家政策。在全球化的时代，资本的权力因为流动性而加大。工人并没有机会获得资本从事经济活动。因为，资本的本质是盈利，它在投人时需要考虑到工人的返还能力。

他们两人的分析，反驳了自由主义认为经济纯粹是私人事务，对社会不产生政治影响的观点。他们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马克思的观点的。

在人类处在共同体存在的阶段，经济活动同时就是社会活动。而人类在从共同体中摆脱出来之后，他们的经济活动分为两个阶段，即小商品经济时期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时期。对于小商品经济时期，马克思在《穆勒评注》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进行了分析。在存在分工的前提下，侮个人为了利己的目的而生产商品，但是，只有通过交换，这种商品才能变成对他本人有用的产品，交换者“互成一体.互相需要，于是客休化在商品中的个人B就成为个人A的需要，反过来也一样;于是他们彼此不仅处在平等的关系中，而且也处在社会的关系中”。马克思所描述的这种由特殊性所导致的普遍性现象和斯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描写的景象是一致的。可见，虽然征个人在市民社会中的生产和交换都只是私人的活动，但它受社会需要的支配。假如生产的产品没有人需要，这样的产品就无法实现它的价值。这说明，即使在个人作为原子式的个体存在的市民社会中，经济领域也不可能是私人领域，它受着公共领域的支配，并同时影响公共领域。当市民社会进人到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时，即进人到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中，这种经济生产方式更不可能是私人领域。相反，它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法和其他卜层建筑立足的础。资产阶级卜层建筑仅仅是对其生产关系以折射式的一种反映。

在商品经济社会，经济领域对每个人都具有强制作用，它构成了每个人立足的现实。马克思对经济领域政治性的分析具有合法性。这和哲学寻根究底的彻底性是一致的。马克思在《15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只有通过深人到经济领域，才能揭示资产阶级政治哲学中一些概念产生的根源，同时检验它们的合法性。这反映一马克思对西方政治哲学的超越。

四、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经济政治学的分析工具

马克思的经济政治学之所以能够超越西方的规范政治哲学，其原因在于马克思通过艰苦卓绝的理论探索，发展和完善了劳动价值论，通过这个理论利器，他既检验西方政治哲学和古典经济学中的一些理论和范畴.同时，也在思维中再现了资本主义现实经济关系中的政治性。

以“平等”概念为例来分析马克思是如何通过劳动价值论来剖析它的产生及其本质的。平等是市民社会的基本理念。在《1857一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此进行了分析。这种平等现象表现在两个方而:先表现为流通主体的平等，即交换者的平等，“每个主体都处在这一规定中，即处在同一规定中”其次表现为交换对象的等价，“他们交换的对象，交换价值，等价物，他们不仅相等，而几确实必须相等，还要被承认为相等”。交换者通过等价物而成为价值相等的个体。商品交换是平等的实现。这个实现是对具体劳动和劳动时间抽象的结果。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马克思具体分析了交换中的这两次抽象。

每个商品表现为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方而。商品作为使用价值的这种存在，和它的自然的、可以捉摸的存在是一致的。使用价值就本身而言是具体的、有着质性差别的。在使用价值的层面，使用价值和使用价值无法比较。在商品社会中，使用价值被附上了经济的形式规定，因此，它直接是交换价值的物质基础。交换价值表现为使用价值可以相互交换的量的关系。在这种交换中，使用价值经历一第一次抽象，“不管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所满足的需要的特定性质怎样，商品总以一定的数量彼此相等，在交换时相互替代，当作等价物，因而尽管它们的样子形形色色，却代表着同一个统一物。即从使用价值中抽象出作为价值实体的劳动，这种劳动是人的生命力消耗的结果，是对象化劳动。它既同“使用价值的特殊物质无关，因此也同劳动本身的特殊形式无关”，它否定了劳动者的个性，仅仅表现为人的筋肉、神经、脑等的消耗，因此，它是抽象一般的劳动，在质上相同而只有量的差别。

第二个抽象化过程表现为具体劳动时间抽象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交换是以劳动量为尺度，而劳动量为社会劳动时间所决定。这种社会劳动时间是个别劳动时间的平均化，通过这个平均化的过程，“这样的劳动时间究竟是哪一个个人的劳动时间是没有关系的。这种抽象掉个性差异的结果就是使劳动时间的等量化，不同的个人在生产同一个具有一定的质和一定的量的使用价值时耗费等量的劳动时间。

因此，商品生产和交换造就了人的抽象化，人变为没有任何差别的存在物。这样的人是平等的人。马克思通过对商品交换中两个抽象化的分析，解释了平等产生的根源，它源自商品生产中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交换是这种抽象的实现，因此也是平等的实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意识形态家之所以不能客观地理解这个过程，源自抽象的一般人类劳动自身的特性，它必须对象化在物中，“处于流动状态的人类劳动力或人类劳动形成价值，但本身不是价值。它在凝固的状态中，在对象化的形式上才成为价值。 (陷)这客观造成一种可能性，即在商品交换中，人与人由于其商品生产中的抽象劳动而平等的地位被归结为物本身的平等。交换价值对价值已经具有了一定的遮蔽，而在货币出现之后，这种遮蔽就更为严重。货币形式中，价格标准最初和重要标准的等同，以及后来货币名称的确立，货币职能的分化，这每一步都是对价值本质的一个远离。因此，这最终一导致货币似乎自身就具有价值，因此，其他一切商品都是通过货币才能表现自己价值。这客观导致人在意识中把货币作为平等产生的根源。通过一层层的抽象和变形，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最终表现为人通过物取得人自身的平等。

此外，马克思还分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意识形态家产生这种错误的主观原因。第一，他们仅仅从交换领域来理解资产阶级的经济关系。他们并不管出卖的具体内容，也不过问这种有待出卖产品的来源，更不管个别生产者在交换中能否实现那惊人的一跳。因此，市民社会中拥有私有财产的人之间的平等交换，以及通过这种交换实现的平等都只是一种现象、一种幻觉。其次、资产阶级辩护论者的历史错误。即他们常常将复杂的经济关系简单等同于简单交换。马克思批判巴师夏通过把各种经济关系归之于名称的不同，从而把构成发展的差别抛掉，把复杂的经济关系等同于简单的生产关系，从而为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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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罗爱武，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08级政治学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07－0033－05

行为主义政治学派曾是当代西方影响最大的政治学流派之一，它是在批判传统政治学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一过程又被称为“行为主义革命”。其“革命性”的总特征是强调政治学研究要摆脱传统政治学“哲学化”的研究方式，实现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价值中立”是行为主义实现其政治学研究“科学化”诉求的主要途径之一，也是其相对于传统政治学研究途径的一个鲜明的特征。这一主张既是行为主义政治学派在二战后迅速兴起和发展的原因之一，但同时也是其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快速衰落的重要原因。要理解行为主义政治学派的这一戏剧性的发展轨迹，就必须了解行为主义政治学“价值中立”观的理论基础、具体内容及其合理性和内在缺陷。

一、行为主义政治学“价值中立”观的理论基础

行为主义政治学“价值中立”主张是建立在休谟的“事实和价值两分说”与逻辑经验主义的“价值情感说”理论基础上的。

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问题又称“是”与“应该”问题、“实然”与“应然”的问题，最早由英国哲学家休谟提出，他认为在以往的道德学体系的推理方式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思想的跃迁，即从以“是”或“不是”为连系词的事实命题，向以“应该”或“不应该”为连系词的伦理命题(价值命题)的跃迁，而这种思想跃迁是不知不觉发生的，他认为这种推理方式既缺乏相应的说明，也缺乏逻辑上的根据和论证。这个有关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以及价值判断不可能独立地从事实判断中推导出来的主张就是休谟问题。

逻辑经验主义运用语言分析的方法，根据意义证实标准，即一个命题是否有明确的证实真伪的方法，进一步指出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差别所在：有无认识意义。逻辑经验主义据此将所有命题分为有认识意义的事实判断和没有认识意义仅有情感意义的价值判断两类。有认识意义的事实判断对客观事实有所断定，命题本身有真假可言，这类命题又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分析命题，它根据本身所包含的那些符号的定义判断其真假；一类是综合命题，它根据经验事实判断其真假。而无认识意义的价值判断本身对客观事实没有做出断定，它只是个人情感的表达，命题本身无真假可言，“只表达道德判断的句子是没有说出任何东西的。它们纯粹是情感的表达，并且因此就不归入真与假的范畴之下”。这就是逻辑经验主义的“价值情感说”，这一观点认为价值判断纯粹只是情感和态度的表达，既不真也不假，是无认识意义的命题。

依据“价值情感说”，逻辑实证主义认为以客观地认识世界为目的的科学研究只能解答与经验相关的问题，只有事实问题才是科学研究可能解答的问题，回答事实问题的事实判断对经验事实有所断定，其真假可以由经验证据加以检验；而价值问题是科学研究无法解决的问题，它的回答对经验事实无所断定，只表达了某种情感和态度，无法用经验证据来进行检验。“科学告诉我们是什么，而不是应是什么。”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研究只能回答事实问题，作出事实判断，哲学和伦理学才试图回答价值问题，作出价值判断。

二、行为主义政治学“价值中立”的具体内容

根据休谟“事实和价值两分说”以及逻辑实证主义“价值情感说”，行为主义认为政治学研究应该进行“价值祛除”、保持“价值中立”。行为主义的“价值中立”主张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从研究对象看政治学应该研究政治现象的因果联系等经验事实问题，不应该研究好坏善恶等规范价值问题；从研究过程来看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应保持“价值中立”，不应将个人的情感、价值观等混入到研究过程中去；从研究结果来看研究者应只对结论作出因果事实判断，不要作出善恶价值判断。

第一，研究对象的“价值中立”。所谓研究对象的“价值中立”是指行为主义政治学主张在研究对象上政治科学应从政治哲学中独立出来，政治科学应当只研究事实问题，而不应当研究价值问题。他们认为“科学是‘价值祛除’的……科学关心的是的问题，不是应该的问题；是经验的问题，不是规范的问题”。

传统政治哲学在研究对象上着重关注的是诸如正义、善、自然法、自然权利、国家制度、国家起源、政治权力性质等等一些抽象的政治价值和政治理想，相对忽视了对社会政治现实的研究，从而削弱了政治学的应用价值。行为主义政治学派批判了传统政治学研究对象的局限性，“从传统的角度看，政治理论可以说就是政治哲学，它坚持并鼓吹自己仅只探求和理解美好生活的本质，或者只限于把握先人对此问题的看法。高踞于理论之特权等级巅峰的是道德分析，而不是严格的经验世界的分析”。行为主义政治学家认为传统政治学局限于探讨一些抽象的“应然”问题，忽视研究现实政治的“实然”问题，这一研究对象的局限性使政治研究脱离了社会现实，对政治学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障碍，“今天政治学方面可以用来了解政治生活的知识非常不够，这种不足主要倒不是指显而易见的理想知识，而是指那种可以用手头的分析和研究工具来获取的知识”。行为主义认为摆脱这一困境的有效之举在于实现政治学研究对象的转向：从执着于“应然”问题的政治哲学的探讨转向关注“实然”问题的政治科学的研究。

因此，他们主张摒弃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让政治学从传统政治哲学中独立出来，政治学研究“实然”的事实问题，把“应然”的价值问题留给政治哲学。卡特林(George・Caflin)认为政治可以被划分成三个部分，首先从原理上可以把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区分开来，但同时政治理论本身又可以分为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两部分。在区分了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的基础上，行为主义认为在研究对象上政治学应放弃对价值问题研究，转向关注现实的政治事实问题。行为主义政治学家也纷纷提出了他们各自认定的政治科学的研究对象。如拉斯韦尔认为，从研究对象看“政治研究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伊斯顿认为“政治学是研究受权力分配和运用的影响下的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的”。怀特(William・Whyte)主

张“政治学家应该对政治学感兴趣。他们应该把伦理学留给哲学家，他们自己首要关心的应该是政治行为的描述与分析”。罗伯特・达尔则将作为政治学研究对象的政治体系定义为“任何在重大程度上涉及控制、影响力、权力或权威的人类关系的持续模式”。关于政治学的具体研究对象他们各自的主张显然并不完全相同，但作为行为主义政治学者他们的共性也是相当明显的：即都主张将政治学研究对象由抽象的政治哲学概念、法律、政治制度、正式的政治机构等转向非正式结构和政策实施过程，通过对可观察的政治行为的研究来解释现实的政治现象。

第二，研究过程的“价值中立”。研究过程的“价值中立”是指行为主义政治学者认为，政治科学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必须“祛除价值”或“道德上中立”，避免夹杂个人的政治倾向、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念，以免影响研究的客观性要求：不管研究者怎样去理解善与恶，他们在善与恶的冲突中要保持中立。对所有政治科学家来说，他们据以进行调查和讨论的共同基础，只能通过摆脱道德判断的过程或通过从道德判断中不断超脱出来的过程来达到，也就是说，道德上的价值中立是科学分析的必要条件。

行为主义政治学者认为政治科学是研究“是”的问题而不是“应该是”的问题，是研究“实然”的问题而不是“应然”的问题，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客观政治现象客观中立地观察研究以发现其中的客观规律。客观的政治现象是研究的对象，客观的观察、理性的分析是研究的手段，客观的政治规律是研究的结果。为了确保政治分析和结论的客观性和精确性(这既是科学的要求，也是科学的标志)，行为主义主张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应该保持“价值中立”，不应当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带人到研究中去，不应当去从事为特定人或社会服务的价值判断研究。如果某个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带入自己的价值观，那么个人的情感、价值倾向就可能会造成对研究结果的歪曲，这将有损政治学研究的客观性要求。如果某个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没能做到“价值中立”的话，行为主义政治学者就会认为这个研究者不是在就某一问题进行政治学的研究，而是在做伦理学的探讨了。“政治学的任务在阐明情况，而政治哲学则要为政治选择提供辩护。”行为主义认为政治研究不是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政治研究只是陈述种种条件，政治哲学才会为各种价值进行辩护。换句话说，“实然”的研究不同于“应然”的学习，分析政治冲突的过程不同于评价政治冲突的后果。政治研究中研究者必须保持价值中立，不可引入个人的价值判断。早期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家卡特林(G・Catlin)也曾经指出，政治学是一种纯粹的科学，除了出于严格的假设外，它绝不应涉及价值判断。政治学家不但必须区别价值判断与政治研究间的差异，而且必须注意价值判断闯入政治研究的危险。政治学家的任务在于不动感情地研究某些能够实现特定目的的条件并且客观地检验这些条件。研究过程价值判断的介入将使研究结果也成为一个价值判断，从而破坏研究的客观性要求。

第三，研究结论的“价值中立”。研究结论的“价值中立”是指行为主义政治学主张政治学家对研究结果应只作因果事实判断而不应做好坏善恶的价值判断。行为主义政治学家认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是有逻辑上的区别的，描述性的事实判断有经验意义，可以凭借经验和事实来断定其真伪性；而价值判断没有认识意义，仅仅是情感和态度的表达，其真伪性是无法通过经验研究来确定的，它们既不真也不假。行为主义政治学家强调只有事实的判断才是科学范围之内能够做到的事情，价值判断超出了科学的范围。

因此，行为主义政治学家强调作为“科学家”，严谨的政治学家应避免作出价值判断，也不宜对价值判断发表意见，对一切重要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是政治哲学家的任务，政治哲学家才总是试图作出决定、提出建议、阐发道德标准、提出价值判断来估计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卡特林明确提出政治学关心手段，政治哲学才关心目的。不管我们大家的选择或目的是什么，我们的愿望就是要达到目的；为了达到目的就必须了解采取什么手段最为有利，提供适当的有助于实现社会政治目的的手段的知识是政治科学的唯一的功能，而且只有政治科学才能做到这一点。奥本海姆(Felix・E・Oppenheim)同样指出政治学研究应该限于作出能够由可观察证据证实的客观事实陈述，价值判断仅仅表达政治学家个人的主观偏好，它不需要也不应该介入政治学研究中来。

三、行为主义政治学“价值中立”观的简要评论

作为当代西方曾经影响最大的政治学流派之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快速兴起和最终衰落都与其“价值中立”主张有着密切的关系。自从“价值中立”主张提出以来围绕它的争论就没完全停止过，这一争议实际上并不局限于政治学这一学科范围内，而是围绕另一个范围更大的问题展开的，即社会科学研究中是否能够做到“价值中立”、是否应该做到“价值中立”。详细解答这一问题不是本文的主旨，仅就方法论这一层次而言，笔者认为行为主义“价值中立”主张应该说在一定范围、一定限度内是有其合理性和可行性的。行为主义政治学的问题就在于它把这一主张的适用范围过于夸大，超出了可能的限度，导致这一主张又丧失了合理性，从这一意义上说行为主义的衰落就具有了某种必然性。事实上，不仅对于政治科学，而且对于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等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来说，要完全做到“价值中立”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理的。

第一，关于研究对象的价值中立，行为主义提出这一主张，首要的目的是为了反对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对象局限于价值问题、忽视对现实政治问题研究的弊端而提出来的，这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因为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如果长期忽视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对现实社会问题既不能指出理论上的解释之道，也不能提出实践中的解决之法，长此以往必将会危及该学科的“合法性”。从这一点看行为主义主张让政治科学从政治哲学中独立出来、政治科学研究应该关注现实政治问题，不容否认是合理的。同时，“价值中立”主张也开拓了政治学的视野，为政治学研究开辟出了一块相对独立的崭新的研究领域，对于政治学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正是在行为主义影响下，政治学的新交叉学科、新理论如政治心理学、政治社会学、政治生态学、政治人类学、政治系统分析理论、角色理论、团体理论、决策理论、精英理论等纷纷涌现，客观地说在促进政治学学科发展上行为主义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但所有社会科学的研究起点是现实社会问题，而现实社会问题往往是既包含事实问题也包含价值问题。虽然从逻辑上我们可以明确地对这两种问题做出区分，但在现实中这两类性质的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的，很难截然分开，因此，完整的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既研究事实问题也关注价值问题。如果说传统政治哲学在研究对象上强调了对价值问题的研究而忽视了对事实问题的研究的话，那么行

为主义政治学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强调了对事实问题的研究却又忽视了对价值问题的探讨，从这一点看行为主义“价值中立”主张的偏颇是很明显的。而且这一主张在研究实践中也带来了另一种与传统政治学相似的困境：在“价值中立”的旗号下，行为主义者往往过份关注细枝末节的政治行为，而忽视重大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从而再次造成了政治学研究与社会现实脱节的问题，这也是行为主义最终被后行为主义所取代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在行为主义内部针对研究对象“价值中立”的主张，不同的声音也从没停止过，当怀特(William・Whyte)提出政治学家应对政治学感兴趣，而要把伦理学留给哲学家时，阿尔蒙德就曾批评说，对政治学而言，公共政策是首要的依据，在对政策的后果所作的分析中，政治学家的职责是要判断一种已被认为以某种方式将会导致公共利益的特定政策究竟是否真的有效，而在讨论这些“伦理”问题时，哲学家是缺少必要的知识与技能的，而政治学家只要经过专门的训练就完全具有这种能力。因此，他认为政治学家不应把“伦理学”留给哲学家，在公共政策领域实际判别“善与恶”是政治学家的特殊职责。

第二，从研究过程的价值中立来看，行为主义提出“价值中立”是为了维护政治学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尽量做到研究过程的价值中立是保持研究结果客观性的必要条件。但从社会科学研究过程的实际情况来看，要做到完全的价值中立是不现实的，因为每个社会科学研究者都有自己的价值观，研究活动是研究者在自己价值观指导下进行的选择，而每一种选择背后实质上都有一种价值判断：研究方法的选择涉及价值判断，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家只有具有某种确定的方法论才能开展研究，这本身就涉及到认为这个方法是好的价值判断，行为主义主张政治学研究要实现“价值中立”，这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判断；另外，研究对象的选择也涉及价值判断，任何一种学说必须把取材于有关社会生活的某些事实或事件看作是重要的，这种取材本身也是一种价值判断。

篇（7）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1]从课程的育人功能看，高校思想政治课具有双重性：不仅是一门知识体系，而且是一种价值引导。提高思想政治课的实效性，特别是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大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思想政治课，正是每位高校思政课老师面临的根本任务。在实际教学中，思想政治课可能存在教与学不对称的问题。例如，教师不断深化知识和创新教学方法，但是学生的出勤率、抬头率和提问率可能并没有提高。如何将教学体系转变成学生的知识体系和信仰体系，将知识化的思想教育为学生所接受，就是思想政治课的接受问题。思想政治课的接受问题表明，思政课的实效性体现在主体价值与价值观的统一上。如何实现这种统一？课程的真理性是二者之间的桥梁。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学中，利用科技哲学中的一些事例进行案例教学，获得学生的真理接受，进而实现课程的价值观教育和接受。

1主体价值与价值观：思想政治课的接受问题

接受问题是科技哲学中的一个基本课题。“科学接受是说认知主体对科学理论进行评价之后，所采取的是否认同或是否接受的认知态度的一种认知活动。”[2]换言之，由于价值评价不同，个人对科学理论采取的态度各异。鲁德纳（RichardRudner）指出，纯粹的科学家作价值判断[3]，这属于伦理判断。所谓科学，“首先是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作为人们改造世界的指南；其次，科学是适应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再次它是一种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可以转化为生产力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4]。从这个意义而言，思想政治理论课也是一门科学知识，同样存在接受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接受问题有其特殊性，体现在价值观与主体价值的矛盾中。主体价值与价值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相同点是，二者的形成过程中都要受到主体自身诸条件的影响，比如主体自身所处社会环境，所受教育程度等等。不同点是，主体价值着重强调自我性，社会现象的产生与存在一定要与自我的生存与发展紧密联系；价值观强调引导性，它引导主体如何做出评价，是主体决策过程中所遵循的原则与标准。价值观与课程对应，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价值观教育，这是由教师引导完成的；主体价值与学生对应，学生对于教师引导的价值观的态度，以及对于思政课做出的价值判断正是主体价值所决定的。主体价值是思想政治理论接受问题的核心概念。所谓主体价值，正是人的素质、能力等要素所具有的对己对社会对他物的效用与意义。我们知道物质的存在满足了主体对于社会基本生活的需求，那么物质就使主体价值得到了满足。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中，教师传递知识和价值观，而学生根据自身的主体价值，判断这些知识和价值观对他们个人的有用性，继而选择接受或拒绝。可见，在思政课的教与学上，一方面在于老师的业务水平，另一方面在于学生个人的主体价值。只有学生的主体价值与课程内容一致，教与学的转化才能顺利进行。或者说，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接受问题中，学生的主体价值对课程灌输的价值观采取认同态度，学生们才能主动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才能真正发挥。

2真理与价值：思想政治课的讲授方式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接受问题表明，学生的主体价值具有自主性，如何让自主性的主体价值与课程引导的价值观相统一，即主体价值转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涉及到的就是教师的课堂组织问题，即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讲授方式。思想政治课与专业课的主要区别在于，一是思想政治课把思想、政治转换成理论，即价值与真理的统一；二是“三观”和方法论的教育。换句话说，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内容是价值与真理的统一，教学目的在于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完成主体价值向引导的价值观的转换，思政课教师可以采取真理性的授课方式。所谓真理性的授课方式，就是授课过程中强调价值观本身的客观性问题，建立政治价值观和人生意义的客观性。例如公平、正义和民主，即便各种观点可能千差万别，但其内核是一致的。从理论和实践上看，真理性教学是恰当和可行的。一方面，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真理对价值具有引导作用。真理的不断发展引导着人们提出新的相关的价值追求，真理本身也具有价值，并推动价值的发展。从真理走向价值是真理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价值实现的必要途径。可见，思想政治理论课通过真理化教学，实现价值观的引导和灌输，从理论上是可行的。另一方面，在实践教学中，强调课程的真理性也是必要的。在信息高速发展的今天，多种新媒体的流行和推广，学生们接受思想的途径多样化，价值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例如手机文化，作为一种新兴的高校亚文化形态，由手机媒体衍生出的手机文化正全方位地渗入到大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中，不断冲击着大学生的价值观念与行为理念[5]。学生们的主体价值表现出多样性。从对象上看，价值与利弊相关，回答的是要不要、应该不应该的问题，其本身是多元的。对于同一事件，两个人允许持有不同的价值评价和主体价值。在这种情况下，高校思政课老师在课堂上灌输价值观，面对主体价值多样化的大学生，如果单纯以应该和不应该的道义逻辑思维讲授，试图获得价值观与主体价值的统一，效果是不佳的。例如，《地道战》这类爱国抗日题材的老电影，展现了抗日军民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再现了人民游击战争恢宏庄严的场景，蕴涵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哲学原理。但是许多学生受“把尸山血海中的艰苦战争演绎成‘手撕鬼子’，把中国的战胜归于别国、归于偶然”[6]的抗战神剧的影响，认为这些影片只是艺术创作，忽视了影片中蕴含的宝贵抗战精神，甚至否定了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对于这种现象，如果教师只是一味地指出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抗日革命精神，弘扬爱国主义的价值观，显然很难得到所有学生的价值认同和统一。由于真理与事实相关，回答的是对不对、正确不正确的问题，其本身是一元的。对于同一事件，两个人可能持相反的真理评价，如果其中一个的观点正确，那么另外一人一定是错的。例如日心说和地心说，人们很自然地选择日心说。可见，真理是统一的，容易获得认同感。为了实现主体价值向价值观的转化，高校思政课教师可以遵循以下范式：课程的真理性———学生的主体价值———引导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真理性入手，寻求学生的主体价值认同，进而实现价值观的引导和教育工作。把学生应不应该接受首先转化成理性思考后，是不是要接受的问题。

篇（8）

高校校园文化在引领、塑造高校物质形态、观念形态方面起着重要导向作用。它既有着文化的共性，又有着自身的个性。在多元的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下，高校校园文化如何选择符合自身发展的价值取向，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1 高校校园文化的本质是人的全面发展

1.1 文化的本质

伯顿·克拉克主编的《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一书中提出了用文化的观点来研究高等教育，并指出文化是一种共同使用的思维方式和集体的行为方式，“文化塑造个人的心智”。也有人认为文化就是教育，教育就是文化。文化的本质不是别的，而是人本身的发展。①

1.2 高校校园文化与文化的关系

1.2.1 高校校园文化是文化在高校的普遍表现形式

高校校园文化（环境）是“由一代又一代的师生和管理者经过长期的培育而形成的，它反映了社会文化发展的要求和校园群体的智慧与意志。”②从文化在高校的表现形式来说，高校教育的基本组成要素包括教育者、受教育者、教学资料三个部分，教育者是文化的传承、传播者。同时又是文化的受传者，作为文化化了的人对文化进行传播；受教者接受一定的文化，又将这种文化进行新的创造，最终也是被文化化了的人；教学资料实质上是文化通过教材、辅导书、工具书等形式表现出来。高校校园文化作为文化这个大系统中的子系统，有着文化的共性。通过校园环境进行的文化选择，具体体现在学校的校风（包括教风、学风等）建设、良好的人际关系（包括师生关系、学生之间的关系等）的确立、校园活动的组织、学校规章制度的订立和各种设施的建立等方面。③高校校园文化是各个高校中都有的一种文化，只是依据高校层次、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1.2.2 高校校园文化是文化在高校的特殊表现形式

高校是传播高深学问的场所，高校校园文化也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它体现了高校不同的办学理念或办学理想。从整个学校教育系统来说，高校校园文化的主体是有着高知识、高学问的教师和处于青年时期、激情洋溢、充满理想的大学生群体。作为高校主体的特殊群体，他们的思想更具先进性、开放性与深度性。高校校园文化主体的特殊性也决定了文化体现在高校校园文化中的复杂性、针对性与多元性。从不同层次、类别的高等院校来说，各个高校的校训的不同正是高校校园文化不同的一个突出表现形式。如清华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北京大学的校训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武汉大学的校训是“自强弘毅，求是拓新”；武汉理工大学的校训是“ 厚德博学，追求卓越”。

1.3 高校校园文化的本质：人的全面发展

高校校园文化是文化作为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高校校园文化的本质在于作为高校主体的大学生群体的全面发展。长期以来，人们对高校校园文化的本质的认识不足。以为高校校园文化只是丰富高校师生的业余文化生活；以为高校校园文化只是树高楼、搞绿化、开办讲座等；以为高校校园文化的建设只是学校特定部门如团委、学工处等部门的工作。没有认识高校校园文化是高校各项工作的基石，没有认识到到校园文化的深层本质是学校的元气，各项工作都应是这种元气的流布，广大师生都应能够受到它的滋养。④

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高校校园文化的发展也具有动态性。但是高校校园文化的本质是不变的，它是人的全面发展。在中国，人的全面发展表现为人的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高校校园文化引导着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向。高校校园文化一般选择的是社会的主流文化，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非主流社会文化的冲击。在主流与非主流文化的不断冲突与融合过程中，高校校园文化表现为高校主体的自主与自觉选择的特性。有人说，校园文化的变迁本质上是大学生正确的社会感知、成熟的文化自觉和整合的群体互动。这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大学生群体在文化的变化过程中不断适应、调整的自我发展。

2 高校校园文化的价值取向：基于认识论和政治论的视角

布鲁贝克指出，研究高等教育主要有两种哲学基础：一是以认识论为基础；二是以政治论为基础。高等教育的哲学指导思想支配着高校各个方面的发展。高校校园文化是高校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哲学指导思想的影响。

2.1 认识论视角下的高校校园文化

认识论哲学的指导思想在西方有着传统而悠久的历史，它强调认识论的人趋向于把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为目的，强调高校是探究高深学问的场所，是为了学术而存在的。这种哲学思想提倡的是能够训练人的思维、发展人的理智，最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学理性知识”。但是，传统认识论哲学的这种以理性思辨、逻辑推理求取知识和真理的活动并不单纯为获取系统化的理性知识。在这个直接目的的背后还有更为高远的目标，这就是人的存在、价值和幸福。⑤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核心是以人为本，客观上要求大学继续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尤其是在科学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大学里，更加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从而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构建形成科学人文的理念以适应大学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高校校园文化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日益呈现出开放、公平、民主的文化气息，表现在不同的学术观念的共存、对个性的包容、对个体的尊重等。高校教师和学生作为高校教学活动的主体，他们的存在是为探索知识、传播真理而存在的。教师不仅传授知识、培养具有开放视野、创新能力的学生，而且通过科研对知识进行探究。教师和学生都带有自身独特的个人文化，他们有着不同的知识背景、个性特征、思想观念。高校校园文化正是学习、工作、生活在校园里的人所共同营造的共性文化。它通过营造良好的教风、学风来约束人们对知识探索的态度和行为。

2.2 政治论视角下的高校校园文化

政治论哲学认为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社会、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高校的产生和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密切相关。高校只有积极主动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才能使自身不断发展壮大。高校必须依靠培养的人才以及知识、技术的不断创新来满足社会不断发展的需求。高校的存在是为社会服务的。它提倡的不仅仅是“学理性知识”，更重要的是“应用性知识”。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科学技术变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创新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这样，应用性知识更能为社会的发展服务。高校的社会服务功能也在高校校园文化中体现出来。高校校园文化向社会传播正确的思想观念，积极引导社会舆论，直接为社会文化建设服务。

3 高校校园文化的价值取向选择

3.1 高校校园文化价值取向的冲突

政治论和认识论之间一直存在着冲突，高校校园文化存在着认识论和政治论的两难选择。其矛盾之处在于，探讨高深学问的认识论方法想方设法摆脱价值的影响；而政治论方法则必须考虑价值问题。⑥选择了认识论的人认为，高深学问的坚实基础是严格的客观性，如果不能避免高校的政治化，将迟早会歪曲和干扰学者研究的客观性，从而导致学术贬值。选择了政治论的人，更多的从社会发展的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高校存在的意义在于对社会的贡献。

高校校园文化认识论和政治论价值取向的冲突具体体现在对高深学问、高校自治、学术自由、大学功能的不同态度上。认识论注重知识的学理性，政治论注重知识的效用性。认识论认为高校应该完全自治。应该让高校里的学者、教师独立自主的解决知识领域的问题。因为高深学问是高于普通知识的专门学问，那么只有学者能够深刻地理解它的复杂性。由于他们最清楚高深学问的内容，因而最有资格决定应该开设哪些科目以及该如何讲授，应该决定学校规章制度的制定如招生、考试、学生的毕业要求、评聘教师等。政治论认为高校的自治不完全由教师们决定，学术上的自由也是有限定的。应该依据社会事务的要求决定高校的办学方向、办学标准、质量要求等。由于认识论注重知识的学理性，持认识论的人认为大学的主要职能是教学和科研。政治论注重知识的效用性，持政治论的人认为大学的职能是为社会服务。

3.2 高校校园文化价值取向的融合

高校的职能发展由单一的教学功能到洪堡的教学与科研相统一，再到弗莱克斯纳的社会服务功能，是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高校功能的多样化发展趋势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总要求。在知识经济时代，既要通过教学来传递知识、保存文化、培养人才，又需要通过科学研究来创新发展知识，还需要为经济社会的发展直接、间接地提供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的高等学校都摆脱不了政治论的根据，只是程度有所不同。当国家处于非常时期，或是在专制的国家里，总是要特别强调政治论的根据。⑦长期以来政治论哲学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认识论哲学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但是大学是探索知识、传播知识、追求真理的重要机构。对知识的保存、选择、传承，对真理的探寻都需要大学具有自治和自由的权利，是大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高校校园文化的价值取向选择应该是认识论和政治论的融合统一。高校校园文化需要营造出追求学术、追求真理、以人为本的氛围，从而推动高校的可持续发展。大学发展的过程表明，大学内部需要有专门的行政人员来参与大学管理。但是，目前在高校中存在行政管理权过度的倾向，行政级别化、干扰学术、违背教育教学规律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需要在教学、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使得大学能和谐有序地运行。从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来看，大学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与他们的关系也愈来愈密切。现代大学功能强大，它在国家和社会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正越来越成为政府借以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⑧市场力量也成为干预大学的重要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更加需要坚持自治，倡导学术自由、追求真理。新时期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背景下，我们坚持这种价值取向，绝不是要求大学脱离社会，而是在自治、自由的基础上更好地履行社会赋予的职责、为社会服务。认识论者洪堡就曾这样指出：大学倘若实现其目标，同时也就实现了，而且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社会和国家的目标。⑨

注释：

①张应强.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②③⑧潘懋元.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文化选择与创造[J].高等教育研究，1995(1) .

④程祥国等.大学精神的奠立与高校校园文化的营造[J].江西社会科学，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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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价值

政治价值作为政治哲学的首要命题，是表征政治主客体关系的基本范畴，特指政治客体对政治主体需要的满足程度，即包括政治个体和政治组织在内的“政治人”对政治生活的理解和追求。政治价值作为人类政治实践的目的和追求，是引发政治实践的原始动因，具有强烈的政治主体性，它不在于实然地看待政治存在，而在于应然地审视政治生活，将政治实践置于政治主体活动的目的之下。给人类创新政治生活以理想和追求，给人类改造政治现实以勇气和力量，从而推动人类政治实践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理论源于无产阶级政治实践，并置政治价值的实践追求于无产阶级政治发展的时代坐标之中，从而内导着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不断发展。从政治价值的逻辑层面来看，政治自由、政治民主和政治权力，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理论的三维逻辑结构。

第一，政治自由作为政治价值逻辑结构的最高层面。是政治主体从事政治实践活动所追求的终极性价值。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自由是指受到宪法和法律保障的公民表达政治见解、参与政治生活和实现政治意愿的权力。正如列宁所言：“政治自由就是人民处理全民和国家事务的自由”，“争得政治自由，即争得以法律保证全体公民直接参加国家的管理，保证全体公民享有自由集会、自己讨论自己的事情和通过各种团体和报纸影响国家事务的权利”。列宁在《我们的纲领》中进一步指出：“一切经济斗争都必然要变成政治斗争，所以社会民主党应该把这两种斗争紧紧地结合成无产阶级统一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的首要目的应该是争取政治权利，争取政治自由。”可见，列宁在这里将政治自由作为无产阶级从事政治实践活动所追求的最高价值，并号召无产阶级为之奋斗。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自由范畴，必须坚持从特定时代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出发，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实践本性和阶级特征，同时也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自由与资产阶级政治自由的根本区别。政治自由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其内容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其目标具有历史的永恒性，是人类政治生活的时代性内涵和永久性理想的有机统一，它构成了每个时代的政治主体不断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价值目标，从而推动人类政治实践的不断演进。从政治实践本原性的视角分析，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自由的获取必须通过政治实践活动以摆脱政治生活必然性的奴役，增强人为之人的政治主体性，唯其如此才能获取真正的政治自由。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对政治自由的全部理解，最终都归结到政治实践领域，归结到追求政治自由的客观物质过程上来。

第二，政治民主作为政治价值逻辑结构的中间层面，是政治主体从事政治实践活动所追求的阶段性价值。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政治民主是“多数人的统治”的政治理想，也是人类追求自我解放、实现人类全面发展的价值形态，深刻体现着人的政治主体性和政治平等性。一方面，人类通过对象化的政治实践活动，实现对政治生活的普遍占有，从而确证自己的政治能动本性，肯定自己的政治主体地位。政治主体性的确立。是人类获得政治自由的前提条件。从这个维度上讲。政治民主既是政治实践的价值诉求，又是实现政治自由的手段选择，构成了人类政治生活价值与手段的统一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即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是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从而真正获得民主。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将政治民主作为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目的看待；而在《在恩格斯致爱·伯恩斯坦》中，恩格斯则将政治民主看作是实现其它政治价值的手段，他认为：“无产阶级为了取得政权也需要民主形式，……这种形式和其他政治形式一样，只是一种手段”。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政治民主本身就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从政治民主的逻辑内涵看，人类在政治实践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自主、自立，实际上是一种“本原形态的民主”，即“自己做主。应该做主，也能够做主”的一种能力和要求。另一方面，在政治主体间的交往中，政治民主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恰恰要求把平等相待作为基本原则，从这个层面上讲，“平等在民主中处于核心地位”在传统政治文明中，由于受自然经济的制约，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平等相处，致使专制政治一直主导着政治生活的全部过程。随着商品经济的确立，在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日益减弱的同时，人们要求平等相处、自己做主的愿望日渐强烈，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民主也随之产生，并在资产阶级政治实践的推动下进一步强化，从而构成了政治民主的现代形态。但由于受私有制和阶级利益的束缚，资产阶级的政治民主注定只是少数人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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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民主；唯有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无产阶级政治民主。才是“完全的、普遍的、不受任何限制的”政治民主，才是政治民主历史演进的最高形态。

第三，政治权力作为政治价值逻辑结构的基础层面，是政治主体从事政治实践活动所追求的工具性价值。作为强势政治主体制约弱势政治主体的价值性工具，政治权力体现了政治主体之间的一种非对称关系，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逻辑维度分析，政治权力的运行具有特定的指向性：一方面。它是强势政治主体指向弱势政治主体的立体线性结构；另一方面，它是政治权力中心指向社会公共生活的圆形平面结构。这种权力指向并非仅是一维单向性结构，而是具有二维互动性特征，正是这种互动性的权力运行，才使人类政治实践不断推进。人类政治文明不断提升。政治权力作为政治价值的重要构成部分，主要因为它是实现其它政治价值的手段性价值。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哲学忽视手段性价值，抽象地研究目的性价值，从而使目的性价值失去必要的实现手段而陷入抽象思辨的泥潭。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政治实践作为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充分认识到手段性价值在政治价值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将政治权力作为实现目的性价值的手段性价值，纳入到政治价值的理论视阈之中，从而弥补了资产阶级政治价值体系的理论缺失。萨托利曾经说过：“谈论政治自由就应当关注控制权力的权力，关注权力承受者的权力”，用此观点去理解马克思政治权力思想虽然明显不对，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政治权力作为工具性价值的重要意义。正是基于这一工具性价值在价值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政治权力才成为政治主体进行政治实践所追求的直接目标。恩格斯在《工联》中指出：“在阶级反对阶级的任何斗争中，斗争的直接目的是政治权力；统治阶级保卫自己的最高政治权力，也就是说要保住它在立法机关中的可靠的多数；被统治阶级首先争取一部分政治权力、然后争取全部政治权力，以便能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去改变现行法律”。由此可见，恩格斯在这里将政治权力看作是阶级斗争的直接目的和价值追求，同时也视其为统治阶级维护政治关系和被统治阶级改变政治关系的首要工具。纵观人类政治生活发展的历史轨迹，政治权力构成了贯穿人类政治实践的一条价值主线，私有制社会的统治阶级运用政治权力为自身的阶级利益服务，无产阶级则争得政治权力并运用政治权力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从而体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权力观。

政治价值作为政治主体追求政治理想的精髓所在，贯穿于政治实践的全部过程，主导着政治生活的发展方向。政治权力作为人们政治实践追求的直接性目标，是人们实现政治民主和政治自由的基本手段；政治民主作为人们政治实践追求的阶段性目标，同时也是实现政治自由的必要手段；政治自由作为人们政治实践追求的终极性目标，是人类政治价值的最高形态。

二、政治实践

政治实践是指政治主体运用政治中介作用于政治客体的社会活动。其内在本质是政治主体对政治关系的能动改造。作为人类政治生活的主体内容，政治实践是连接政治价值和政治文明的物质活动。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生活，……”。显然，毛泽东同志将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概括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类型。如果说生产斗争表征着人类社会的经济实践，科学实验表征着人类社会的文化实践。那么阶级斗争则表征着人类社会的政治实践。逻辑是历史的沉淀，理论是实践的升华。人类政治实践活动的历史演进，逐渐沉淀为政治实践的逻辑形态，从而构成了政治思想的理性层面，进而凝结为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源于它的实践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因此，从实践维度审视政治生活便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原则，同时也体现出政治实践不断发展推动政治哲学实践转向的历史进程。由于政治生活的复杂性和历史性，决定了政治实践的多维性和时代性。作为人类社会三大实践活动之一，政治实践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经济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经过原始社会经济实践活动的漫长发展，伴随着剩余产品和阶级对立的历史形成，人类政治实践活动便随之产生，并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关注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并对阶级斗争、阶级专政、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等实践形式进行过精辟论述。从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实践命题的核心内容，指导着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不断发展。在人类政治实践的不断演进中，历史地沉淀出政治实践的逻辑形态，政治主体、政治客体和政治中介，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实践命题三位一体的逻辑结构。

首先，政治主体是政治实践的能动承担者，也是政治关系的能动改造者。在人类政治生活中，政治主体表现为两种存在形态：其一是个体性主体，它是指进入特定政治生活并从事政治实践活动的社会个体，亦即置身于政治生活中的个体“政治人”。虽然每个社会人都是潜在的“政治人”，但是只有进入政治生活并从事政治实践活动的社会人才是现实的“政治人”。个体性政治主体的典型代表是公民、政治家和行政官僚。其二是群体性主体，它是指进入特定政治生活并从事政治实践活动的社会群体。群体性主体是政治主体的基本形态，在政治实践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其典型代表是阶级、政党、民族、政府和利益集团等。在政治实践发展过程中，作为具有强烈能动性的政治主体，一方面提取政治环境中的有利因素，使之内化为自身的主体力量；另一方面又运用自己的主体力量去克服不利因素，从而改变旧的政治关系，创造新的政治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主体的政治能动性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观点的生动体现。政治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政治实践源于经济实践的历史发展，政治主体则是经济主体的立体上升。政治主体的本质属性是表现于政治实践活动中的政治性。这表明了政治主体不仅应具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对政治生活的观念把握达到了理性自觉，而且必须进入特定的政治生活，并自觉从事政治实践活动，进而在互动性政治实践中改造旧的政治关系并承担新的政治关系。在阶级对立社会，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历史互动构成了政治实践的全部内容。对立阶级便构成了传统政治时代最基本的政治实践主体。随着现代政治文明时代的到来，政治生活呈现出“阶级性下降，民族性上升”的新型特征。因此，政治生活中除阶级之外，国内的政党和国际的民族也日益从政治主体的边缘向中心内聚，从而使政治主体日益呈显出多元化趋势。

其次，政治客体是政治实践活动的作用对象，也就是政治实践活动的承受者。在人类政治实践活动中，政治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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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可逻辑地分为两种形态：其一是观念性客体，表现为维护旧的政治关系的意识形态，其实质是政治生活的观念存在物；其二是制度性客体，表现为体现旧的政治关系的政治制度，其实质是政治生活的制度存在物。从政治实践进行的逻辑进程分析，观念性客体是政治实践活动改造的首要对象，制度性客体则是政治实践活动改造的重心所在。然而，对观念性客体的彻底改造，又依赖于对制度性客体的彻底改造；制度性客体改造的成功与否，是政治实践活动成功与否的判断标准。政治客体的本质属性是表现于政治实践活动中的对象性，这表明政治客体必须通过政治主体的能动改造，才能不断满足政治主体的价值追求。政治客体的本质是政治关系，是政治主体之间在政治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稳定联系。政治关系产生于政治主体所进行的政治实践活动，并由特定的政治主体所承担，在政治生活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这种政治关系因其不能适应政治生活发展的时代需要，因而构成了新的政治实践活动的改造对象。政治关系的这种自我否定，充分体现了政治生活发展的历史辩证法。在私有制经济时代，政治关系集中体现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和压迫；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历史地实现了政治关系的伟大转变，集中体现为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它标志着人类社会的政治关系实现了由对抗型向和谐型的历史转型。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全面把握这种政治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顺应政治文明演进的时代趋势，将“和谐社会”确立为我国现阶段政治实践的价值坐标，从而展开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实践。随着阶级对立关系的消亡和实践活动范围的扩大，政治客体的逻辑重心逐渐由国内阶级关系向国际民族关系位移，改善国际民族关系便成为现代政治实践的时代命题，从而使政治客体日益呈现出国际化趋势。

最后，政治中介是政治主体作用于政治客体所运用的政治手段的总和，是联系政治主体与政治客体的桥梁和纽带。在人类政治生活中，政治中介同样表现为两种逻辑形态：其一是刚性政治中介，常称之为政治上层建筑，它又可分为暴力型和规范型两种类型，暴力型政治中介是指以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武装设施为物质载体的暴力形态；规范型政治中介是指以政治制度和法律规范为基本内容的规范形态。在革命战争年代刚性政治中介集中表现为武装力量，在和平建设时期刚性政治中介则集中表现为政策法规。其二是柔性政治中介，常称之为思想上层建筑，主要包括能够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思想文化和政治教育，它旨在为政治实践的合理性和政治体系的合法性提供思想基础。政治中介的本质属性是表现于政治实践活动中的工具性，这种政治工具的实践选择，不但表明了政治主体的能动性。而且体现了政治生活的文明度。在传统政治时代，由于受经济基础和等级观念的影响，政治实践活动中刚性中介主导着政治生活的全部内容。随着政治文明的不断提升，民主、法治、平等观念深入民心，政治实践的基本主题发生了重心位移，政治生活的柔性因素也随之不断增强，从而使政治体系逐渐软化并富有弹性，呈现出“统治性下降，管理性上升；暴力性下降，教化性上升；革命性下降，改革性上升；对抗性下降。和谐性上升”的新型特征。因此，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柔性政治中介的地位逐渐上升并成为政治中介的主体内容，从而使政治中介日益呈现出柔性化趋势。

政治实践作为政治主体追求政治价值的社会活动，在改造政治关系的过程中派生出政治认识，进而升华出反映政治实践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政治理论；同时政治理论又能动地反作用于政治实践，从而构成了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的互动格局，推动政治实践日益走向理性自觉，提升政治文明不断迈向时代高度。政治主体作为政治实践的能动因素，决定着政治实践的发展过程；政治客体作为政治实践的改造对象，代表着人类政治关系的实然形态；政治中介作为政治主体改造政治客体的工具选择。表征着政治主体的能动特征和主体力量。

三、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作为政治实践活动的价值沉淀，是政治主体追求政治价值过程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它表征着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和文明程度。从逻辑的维度看，人类文明可分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三大形态。作为人类文明产生的最终标志，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历史演进的主导轴心，内导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方向，既是人类文明分化的最高层面，又是联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中间环节；既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其存在的前提条件，又浓缩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时代精华。江泽民同志充分认识到政治文明的重大意义，并站在时代的高度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政治文明从此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价值目标，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范畴。政治文明从历史维度可分为传统政治文明和现代政治文明两大形态：传统政治文明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以专制政治为本质特征；现代政治文明则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之上，以民主政治为本质特征。政治文明作为一个有机系统，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政治命题，它可逻辑地分为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三大层面，从而构成其内在的逻辑结构。

其一，政治意识文明作为政治文明逻辑结构的内在灵魂，是政治主体在政治实践中追求政治价值的观念升华，也是政治主体反映人类政治生活的积极成果，更是政治主体升华政治实践经验的理性形态，它表征着人类政治生活的柔性层面。政治意识既是政治存在的主观反映，又是政治实践的逻辑内化；既是政治活动的历史产物，又是政治行为的观念前提。政治意识文明作为政治文明体系的结构内核，规定着政治文明发展的价值取向，维护着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在政治文明系统中起着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的作用。人类社会的政治存在本质上具有强烈的实践性，随着人类政治实践活动的不断演进，政治实践的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就不断升华为政治意识的逻辑层面，形成对政治实践活动的认知形态，政治哲学便是这种政治认知的最高层面。作为政治认知的思维结晶，政治哲学代表着政治意识的精华所在，必然会在政治存在决定政治意识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在政治实践推动政治认知深化的过程中不断升华。政治实践发展史正是政治哲学发展史的深层根源，政治实践的历史演进必然推动着政治哲学的不断发展，政治哲学的与时俱进正是政治实践不断发展的逻辑表征。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历史发展，逻辑地升华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观念形态。一个半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有力地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与时俱进；中国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不断推进，也有力地推动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不断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则代表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时代高度。

其二，政治制度文明作为政治文明逻辑结构的主体结构，是政治主体在政治实践中追求政治价值的行为规范，表征着人类政治生活的有序程度，构成了衡量政治文明发展水平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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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尺。作为政治意识文明的必然延伸，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从历史维度考察，政治制度文明作为政治生活的制度性存在，经历了从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转化的历史转型，同时也经历了从人治形态向法治形态转变的时代位移，其变化的深层根源在于人类社会的经济实践活动，这种建立在经济实践发展基础上的政治制度转型，表征了政治制度文明日益走向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时代趋势。资产阶级在推进政治制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积累了制度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由于其本身的阶级狭隘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文明必然具有其历史局限性。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价值取向，构成了人类政治制度文明历史演进的最高形态。然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必然存在其自身的不完善性，需要人民群众的不懈努力才能使其不断完善。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政治原则，坚持广大人民群众享有民主生活的价值取向，不断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构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的时代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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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3）04-0033-07

每一种思想理论或精神文明的成果，都有其独特的结构方式和范畴体系、建构机理和功能属性，我们称这种独特性为文明样式。1942年，马克思在《〈科隆日报〉179号的社论》中进一步发挥自己在博士论文中提出的关于哲学与现实的关系的论点时指出：哲学作为“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所谓“时代精神的精华”及其同自己的时代的“相互作用”，就是哲学作为世界观和一般方法论的文明样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借助改革开放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社会机缘，在丰富和创新“自己的内容”的同时，又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和“可持续发展”等时代精神精华的重大命题展示其社会历史观和方法论的科学意义。在这个过程中，运用哲学的思维方式和范畴形式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问题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科研风尚，表明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与发展规律等基本问题的认知和追求有了崇尚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自觉。

本文试对本世纪以来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的成果及其形成的社会机理，在哲学样式的意义上作一简要梳理和述评，并就其今后发展的逻辑方向发表一些粗浅的分析意见，以期引起学界对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应有关注。①

一、哲学样式成果形成的社会机理

促成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之哲学样式成果的社会机理，总的来说是改革开放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及由此产生的综合效应。改革开放的序幕拉开之后，中国传统社会的秩序和社会心理、人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发生着巨大变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从未有过的严峻挑战和创新性的发展机遇。为应对这种急剧变化的形势，一些过去长期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深爱这片热土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以开拓者的人生姿态致力于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而他们一开始采用的基本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恪守的学术立场则是变革中的中国社会现实。

正因为如此，本世纪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的哲学样式成果，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陆庆壬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邱伟光的《思想政治教育学概论》和90年代邱伟光与张耀灿合作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这些关涉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原创性成果，虽然很少直接使用“哲学”的话语形式，但其分析和阐述的路径却多充分运用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方法，既开创了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新学科研究之先河，也开创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问题之先例。此后，不断出现带有“哲学”或其基本范畴字样的论著，如“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思考”、“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根基”、“哲学视野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反思”、“思想政治教育哲学”、“论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建构”等等。

2010年，李合亮的《解析与建构：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反思》出版。该著作针对思想政治教育“生命线”一直存在“短路”的现实问题，运用主体、客体、本质、价值等一系列哲学范畴仔细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基本问题，力图揭示和说明“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部著作未冠之“学”却自成体系的哲学样式成果，在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应该受到广泛关注。

就思想观念准备的理论条件和人力资源而论，考察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的哲学样式成果形成的社会机理，不可忽略这样一些因素：哲学领域内广泛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及其渲染和营造的社会自由氛围、引发的“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之类的“青春近视”和“青春烦恼”、吸引哲学专业人士投身其中。这些机理要素，是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之哲学样式成果形成的内在推动力。正如田鹏颖、赵美艳在其著述中开门见山地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们躬逢其时。但在信息爆炸、矛盾丛生的时代，当代年轻人面对未来人生道路选择时，思想容易迷失，心理容易浮躁，甚至一定程度上可能变成‘井底之蛙’。这些可爱的‘掌上明珠’，一时难以静下心来寻求事物的本来面貌，这也致使现代年轻朋友们在思想上走了弯路，甚至走向极端，导致人生观、价值观的扭曲，以至于错过本应属于自己青春时代的美丽风景。”[2]由此不难看出，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之哲学样式成果的形成，一开始就不是出自思想政治工作者和哲人们做学问或学术的个人兴趣，而是出自他们关怀下一代和关注国家前途与命运的历史使命感——国内形势的发展需要我们从形上层面考量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问题。这种科学研究的志趣和情操，实在是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值得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者认真汲取和承接。

经济全球化及西方哲学人文思潮涌进国门所产生的复杂影响，是促成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形成哲学样式成果的外来动因。对此，早在本世纪初就有学者指出：“由经济全球化带动的全球化发展趋势，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历史进程，无疑也影响着中国的历史发展。全球化发展趋势开拓了新的发展领域，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催生了新的思维方式——面向世界的开放思维。”[3]陈立思在《当代世界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述评》一文中，分析和叙述了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深受西方教育哲学和道德哲学之影响、教育哲学和道德哲学又受整个西方社会哲学思潮的影响之间的逻辑关联，指出：诸如“二战后广泛流行的人本主义思潮和主体论哲学”等，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人们“对教育的目的、培养目标、师生关系、课程、教学方法乃至教育科学研究等进行了全面的反省和变革”。[4]就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道德教育而论，道德教育已经“结束了多年来一直在哲学的边缘徘徊的状态，实现了教育学、伦理学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结合，真正开始了实证的研究，涌现了众多的道德教育模式”。近年来，一批专论西方社会思潮对中国青年思想政治或思想道德教育的影响的研究成果，如陈立思的《社会思潮与青年教育》、林伯海的《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与青年教育》等，以及专论中外思想政治教育或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成果，如苏振芳主编的《思想道德教育比较研究》等，就是在这种外来动因直接推动下陆续面世的著作。

在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如何应对西方哲学复杂思潮影响的问题上，一些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间性”的哲学样式成果是值得特别注意的，因为有一些是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看待、抵制“主体间性”等西方哲学观某些消极影响的产物。如有的学者明确指出，运用主体间性的哲学话语分析和研究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目的应当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的传统理解实行“积极扬弃”，而不是要模糊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界限，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混为一谈。②这些警示性的学术观点无疑是真知灼见，值得重视。从实际情况看，由于人们至今对主体间性的哲学意蕴不甚了解，把握不当就可能会模糊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学理界限，淡化甚至漠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地位与作用，因此，借用西方哲学的主体间性范式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客体关系，是需要持慎重态度的。

二、哲学样式成果的主要类型

本世纪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哲学样式成果很多，有如下几种被学界广泛关注的主要类型：

1.学科论样式

学科论样式的成果，是沿用传统学科体系的惯用体例、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建构的思想政治教育学体系。邱伟光和张耀灿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及其后来修订的版本、郑永廷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陈秉公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等，可视为本世纪以来哲学样式成果早期的代表作。它们多论及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与本质、原则与方法、过程与规律、本题与环境、领导和管理等基本问题，影响广泛，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成为一门新兴学科奠定了哲学样式的科学基础。

学科论样式一开始就注意凸显“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和“为什么要有思想政治教育”这两个带有根本性的本质问题，强调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时代属性，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反映的是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因此必须以领导干部和青少年为重点对象。这些体现唯物史观的哲学意见，立意高远、思路清晰，给人以鲜明的历史主题和逻辑力量的印象深刻。③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有“三重本质形态”，其中“目的性本质是最为深层、最为根本的本质”，因为这一本质属性对科学提出德育（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和内容与方法起着决定性的支配作用。[4]本质反映事物内在的本质联系，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据和根本动力之所在，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问题的认识自然也应作如是观。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之哲学样式成果的内核所在，必须坚决维护。

学科论哲学样式问世后，社会反响强烈，人们纷纷以专题形式对其展开拓展性的深入研究，有的还写成专题性的论著，如韦冬雪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矛盾和规律研究》。该论著力图充分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学说，在将自然规律与一般社会规律作比较的前提下，细致地分析和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规律性现象，并在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门实践学科的意义上进一步指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矛盾与规律的目的，是为了使思想政治教育“有一个更加清晰的可操作的方向和目标，进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在全国哲学界出现向实践哲学和实践智慧转向的语境中，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提出这种“更加清晰的可操作的方向和目标”的理念和意见，是值得重视的。

2006年年底，张耀灿、郑永廷、吴潜涛、骆郁廷等合著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对此前的学科论哲学样式作了全面的调整和扩充，内容丰富而全面，不论是从立意还是语言表述风格来看，这部著作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哲学样式更为凸显。然而毋庸讳言，这部40余万字的著述同时又似乎淡化以至淡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与对象特别是重点对象、领导与管理等极为重要的基本问题，其学科论的哲学样式特性因此而有所褪色。有的学者也许是因为注意到这种不应有的扩充和蜕化，在其著述中设置了专门章节，以较多的篇幅重申和强化了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本体）及其本质问题的专题论述。④每一门学科的基本理论都有自己的学科论样式，它是整个学科体系赖以建构和发展的“原理”或“原理学”的逻辑基础。从这种角度来看，对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的学科论样式关于对象和本质问题的理论进行更新和创新，是需要持慎重态度的。

2.主体论样式

主体论样式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之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的专题性拓展和深入。本世纪以来涉足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众多，成果一度甚丰。具体而言，其成果又可以分为主体和主体性两种相互关联的哲学样式。后者较为引人注目的成果，有张彦的专著《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研究》与论文《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四维向度》，以及张革华和彭娟的《从教育者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等论文。

建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主体性的哲学样式成果多认为，由于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具有一定价值取向和主观能动性的人，所以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应当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主体性和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两个方面。所谓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实行主体性原则，将社会要求和受教育者的合理需要结合起来，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调动受教育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也必须注意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性、严肃性和纯洁性，防止出现教育者淡化主体作用和教育责任、迁就受教育者随意选择“自我教育”的不正确主张。⑤一些著述还涉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间性”问题。所谓主体间性，实则是主体论哲学样式的另一种具体形态，与此相关的尚有所谓“双主体”的成果样式。有学者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对“主体间性”的成果实行肯定和推广，必须持慎重态度。因为它不仅是一个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的哲学方法选择问题，更是一个关涉如何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和对象的根本问题；如果人们在形上思辨中模糊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必然和必要的界限，势必就会遮蔽思想政治教育实际过程的主要矛盾，淡忘教育者主体的使命和责任，失落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属性和功能，陷入一种自设的“理论困境”，造成“实践困扰”。⑥

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其他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出现了自设“理论困境”的现象。其突出表现就是：把简单的问题说得很复杂，把复杂的问题说得“很哲学”；把本已清晰的问题说得很模糊，把模糊的问题说得让人别想弄明白。这种学风其实是有悖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宗旨的，于思想政治教育实务也并无益处。

3.主导论样式

郑永廷的《现代思想道德教育理论与方法》，是最早运用主导论的哲学样式较为系统地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专著。该专著的核心主张是，在价值多元化的现代社会，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正确看待和适时把握主导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坚持主导性的价值理念和原则，在主导性指导下发展多样性的问题。石书臣指出，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是就居于主要地位和发挥引导作用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而言的。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看主导论样式，它是运用关于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方法论原则的产物。在《矛盾论》中指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又说：事物“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5]由此，主导性问题的提出及其哲学样式成果，立意取向其实并不是要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实际过程的具体矛盾，而是要主张对思想政治教育整体及其基本理论体系作一种实践论意义上的总体性的考察和把握，在基本理论的深刻内涵上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现时代特征和意识形态特质。因此，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就是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要求，担当思想政治教育最为重要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这正是主导论哲学样式成果的价值真谛所在。⑧

研究者多指出，在价值多元化、多样化的时代，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并不是要排斥多元性和多样性，发展多元性和多样性不是要淡化以至挤走主导性。林平在《主导论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与多样性的统一》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与多样性的统一，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主体性与多样性的要求，也由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变化的规律性和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思想文化领域互渗性与冲突性所决定。”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原则，就是“要弘扬主旋律，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毫不动摇，同时要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借鉴、吸收国外一切有益的思想文化”。

在新增的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上成长起来的一批青年学者，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原则、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主导性、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性等问题，对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展开了多角度的探讨，形成了一系列的主导论哲学样式成果。如石书臣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研究》和《主导论：多元文化背景下的高校德育主导性研究》。骆郁廷的《提升国家文化话语权》、万美容的《论高校德育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曹群等的《社会多样化与个体特色化发展的核心价值主导——兼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等论文，立足于文化多元化背景下从主导性的角度研究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规定及其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总的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主导论哲学样式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学说选题和立意的，它彰显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维护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的地位。

4.人学论样式

重视人学方法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方法论意义，起于本世纪初。石义斌在《试论人学的兴起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一文中，从考察和分析中国现当代思想史立意，最早提出要将人学样式引进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主张。其基本理由是：“中国没有经历西方社会那样的文艺复兴运动，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主义”包括“孙中山的民权主义”，“都远远没有在中国广大人民的意识形态上生根，相反，民族自尊和爱国义愤压倒了一切”，而人学则具有“揭示了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和主题，奠定了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基础，规定了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提供了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方法”的方法论意义。此后，关于从人学的角度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主张曾一度销声匿迹。

七年以后，张耀灿和曹清燕的《论马克思主义人学视野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解读》及《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人学思考》等成果先后发表，重提和推崇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人学论方法，并很快促成一批特别引人注目的哲学样式成果。这些成果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强调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人学视野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本原目的是促进人在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最高目的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目的是促进和谐的社会主体之生成。”⑨进一步看，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的一种实践活动和精神生活；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或生存方式；是人之生成和人之解放的重要过程和环节。不难看出，就哲学样式及其话语形式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人学主张所要观照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的“本体论”问题，因而带有某种“元理论”的特征。因此，评论人学样式成果之学科价值的前提必须是：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是否需要构建哲学样式意义上的本体？如果需要，能否将其抽象为“人”？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人学创建者黄楠森先生在其早年人学著述中曾开门见山地指出：“人学是关于作为整体的人及其本质的科学”，它“不同于人类学”，“也不同于人的哲学”。[6]从这种立论前提和基础来看，人学关于人的理解范式，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著名命题是一致的。因此，黄先生在进一步阐述人学的对象时又说：人的问题虽然“归根到底，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但更主要的是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他人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贯穿整个人类社会的问题”[7]。由此看来，硬要借用人学在将“人”与“社会”严格相区分的意义上来言说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以刷新所谓的“元理论”，究竟有何必要呢？学界不少人对此感到有些费解。

众所周知，哲学本体论或存在论是在“本原”的意义上，用最抽象的思辨形式认知和把握世界，可以在本原的意义上把世界抽象为“单一”的“物质”或“精神”。这样的抽象显然是不适合思想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思想政治教育历来都是用现实的实践形式理解和把握社会的，是否可以不在存在论或本体论的意义上把社会历史抽象为“人”来研究，是需要慎重考虑的。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里可以“在其现实性上”被抽象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一般本质，而在思想政治教育学视野里则只能被理解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8]这种具体本质，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所面对的“人”，则只能是实践中的需要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的人。这就决定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哲学样式的“人学”与作为一般哲学样式的人学不应当是同一种“人学”，直接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样式的人学来替代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哲学样式的“人学”，以至于以样式替代范式、期许实行“人学范式（样式）转换”，显然是不合适的。人与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本是互动的历史过程，不论是在基本理论还是在“元理论”的意义上，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归结为“本体论”意义上的一般本质的“人”，都是有失偏颇的。如果说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确有“本体论”或逻辑起点的“元理论”问题需要研究，那么它就应当是人参与和主导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逻辑与历史，如此建构的思想政治教育“本体论”学说显然不可能是人学。

5.价值论样式

价值论样式成果属于价值哲学范畴，其核心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理论。最早见于20世纪80年代，2004年党中央和国务院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文）之后迅速增加，很快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成果的一个亮点，然而多缺乏基本理论意义上的学术品位。2001、2008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沈壮海的专著《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以价值论样式的标志性成果，弥补了这种缺陷。该专著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原理，以人类社会关注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问题2000多年的历史为学术史背景，以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社会现实为基础，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问题进行了多侧面、多纬度的探究和分析，从理论上阐明了至今依然困扰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问题。

闵永新的《论整体性视野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的价值维度》认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问题，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整体性要求为指导，遵循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实现的自身规律与特点。该文是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之价值论样式的拓展。

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价值论哲学样式，其价值不论怎么说都不为过，因为它所要反映和彰显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本质，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力所在，因而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之宗旨和目的所在。由此观之，思想政治教育有效问题的价值研究，应是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内在驱动力和价值轴心。

三、哲学样式成果演变的逻辑方向

评述本世纪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哲学样式成果，最终需要提出这样的一个逻辑问题：作为一种极为重要的精神生产活动，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应当坚持在唯物史观方法论原理的指导下，运用“优先逻辑”探讨、设计和把握其应然意义上的逻辑方向。

1.实践哲学样式的逻辑方向

其目标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建立“实践思想政治教育学”或“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哲学”。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根本不同在于，它是向实践开放的理论指南，“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9]，它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0]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实践学科，其基本理论问题归根到底应是实践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问题应是实践中的问题，它的理论思维必须是在实践中，把需要理论解决的哲学思维看成是实践的一个部分，一个逻辑环节。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的哲学样式成果不应当是离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纯粹学术”产品，也不应当只是研究者个人的“精神家园”物品。离开实践中的问题，我们可以在纯粹思维中使自己的理论表达完美化、理想化、“元理”化或原理化，然而这样的理论也许就会离实践越来越远，成为学究、学院式的理论，最终出现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学术繁荣与其实践贫困的“两张皮”的悖论现象，削弱以至丢掉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应在于指导和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哲学”。对此，学界不应当有任何异议。不论是宏观还是微观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本质上都应当是实践的。在“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1]这一著名命题上，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应当能够得到最合乎逻辑的阐释。所谓思想政治教育学，本质上应当是“实践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原理学”与“思想政治工作学”实行贯通的产物。

建构“实践思想政治教育学”，将是一个艰难探索的过程。人在思维活动中可以借助哲学和逻辑的方法消除一切问题和矛盾，把所有的问题“说圆”，然而人在实践中却无论如何做不到这一点。人在实践中，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矛盾，固然需要“说圆”，但更主要的是实践，“说圆”了的学术还是要回到实践中去，看其是否可以“圆梦”。这是当代人类的哲学思维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关注“实践哲学”的根本原因所在。认识的对象和实践的给出，不是一回事。

2.社会哲学样式的逻辑走向

其目标是创建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哲学样式。可以说，沈壮海的《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初论》是这一逻辑走向的先声之作。该文在总结以往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问题之哲学样式建构所取得的经验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在历史与现实、国情与世情相关联的大视野里，视有史以来的思想政治教育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和“世界历史意识”的产物，据此而提出“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新概念，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宏观、微观之学应当共生互促，努力与实践的发展同步，并与哲学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发展同步。

该文所论，凸显了社会哲学的方法论范式和叙述风格，让人耳目一新。笔者所受到的启发是：《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初论》从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的哲学样式成果“向何处去”的逻辑方向问题，探讨这一问题的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该文主张“着眼于从整体、全局、战略等层面”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及相关问题。认为，在对中国传统哲学样式的承接和创新的基本认识前提下，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和哲学思想资源，可以将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与中国传统思想政治和伦理道德文化合乎逻辑地贯通起来，建构“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完全可能的。这种把“世界历史意识”与“中国历史意识”结合起来的哲学方法，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⑩

中国传统哲学注重在人、家、国乃至天道与自然的“全局”和“整体”中，把握“成人”的生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伦理道德和思想政治问题，却缺乏“战略”的眼光，而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哲学思维却不能没有战略眼光。身居经济全球化和地球村，思想政治教育唯有具备战略眼光，才能真正把握全局和整体，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宏观、微观之学应当共生互促，努力与实践的发展同步”。这应当是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之哲学样式成果的一个重要发展路向。提出创建“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开辟了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哲学样式的新思维，对于繁荣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很有意义。人们在期待其涌现更多哲学样式成果的过程中同时也应当明白：学科对象内涵越大，对象物就越模糊，本质就越抽象，能够获得的真知灼见就可能会越少，把握其“实践理性”以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机缘也就可能会越少。

3.探讨“元问题”哲学样式成果的逻辑方向

实际上，纵观本世纪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哲学样式成果，其形成的内在机理和推动力多与追问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元问题”相关。然而，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元问题”究竟是什么，却至今没有被明确地提出来。近年来，有学者试着把人学论样式所涉论的“人的问题”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元问题”关联起来，并未得到积极响应。是不是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没有“元问题”？回答应当是否定的。

元，在中国人的传统话语系统中有始、大、第一、首要、基本之义，作为哲学范畴则一般是指“本原”。运用哲学的方法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无疑会遇到这样的“元”问题。党的十报告在论述“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任务时，作出“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的重大工作部署，其中要求“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这必将会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以“元问题”为对象的哲学样式成果势必会不断地涌现出来。现在需要探讨的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元问题”究竟是什么？反映“元问题”的哲学样式成果应当是怎样的？在笔者看来，不应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元问题”等同于最一般的问题，因而也不应视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的“元问题”成果为最抽象的理论形式。思想政治教育的“元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恰恰是“蜗居”在思想政治教育微观世界中的问题，如一些领导干部和青少年的理想信念缺失、社会责任感淡化、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偏离以至违背社会主导价值问题等。它们多是“第一”、“首要”、“基本”的问题，带有“元问题”的特征，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立足于唯物史观的视野，给予“本原”式的建构和阐发。康德做道德学问最终所感悟到的“元问题”，只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又新、有加无已的景仰和畏惧：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着重号为原著所加）”。[12]应当说，这位哲学大师的“元问题”观及其思辨方向，对于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元问题”的哲学样式成果，是颇具启发意义的。

概言之，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之哲学样式成果演变的逻辑方向，应是立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实践和思想实际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引领人们科学认识和把握社会与人生。

注 释

①本文述评所涉论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成果的“哲学样式”不同于“哲学范式”。范式或研究范式，是托马斯·库恩发现并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正式提出和加以系统阐释的，本义是指自然科学研究史上“科学共同体”及其共同拥有的研究传统、理论框架、研究方式和话语体系整合而成的研究模式。从实际情况来看，运用哲学的方法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至今尚未形成这样的哲学范式，但其已经形成的哲学样式却应是值得高度关注的。

②参见张耀灿、刘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涵义初探》，《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6年第12期；赵华灵：《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转向的理论探讨》，《思想教育研究》2011年第2期。

③参见郑永廷：《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及其发展》，《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3期；孙其昂：《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探讨》，《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④参见田鹏颖、赵美艳：《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第一章，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

⑤参见叶雷：《略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性原则》，《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2期；蓝江：《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根基》，《探索》2006年第1期；王瑞娜、陈蕾：《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的再认识》，《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等。

⑥参见祖嘉合：《试析“双主体说”的理论困境及化解途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2年第1期。

⑦参见石书臣：《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概念的界定与内涵》，《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4年第7期。

⑧参见李辉：《现代性语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探析》，《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9年第4期；陈凤平：《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研究综述》，《学理论》2011年第32期。

⑨参见张耀灿、曹清燕：《论马克思主义人学视野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6期。

⑩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基于“新的历史观”指出：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前提”，“人们的世界历史性存在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实际上，从逻辑上来分析，任何“地域性的存在”都同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以至于越是地域性（民族性）的存在就往往越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从这个角度看，善于把“中国历史意识”与“世界历史意识”整合起来，应是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者应当具备的思维品质。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0.

[2] 田鹏颖，赵美艳.思想政治教育哲学[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1.

[3] 张彦，郑永廷.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思考[J].现代哲学，2001（3）：45-47.

[4] 张澍军.德育哲学引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89.

[5] 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22.

[6][7] 黄楠森.人学的足迹[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