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2-04-22 14:06:53

文学评论论文

文学评论论文篇(1)

三个领域的评论家并非截然分开,而可互相流动。学院培养的评论人才可到作协、文联任职,亦可进入市场择业;学院的名教授、名评论家是作协、文联座上宾,亦常出席市场相关活动。部分崛起于市场或就职于协会的评论家进入大学,做教授。

随着“简政放权”逐渐落实,政治对文学的领导与介入渐少渐弱,故多借助学院力量,重要奖项(譬如“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专家评委席位颇多。为宣传需要,市场亦借重学院。因此,虽说文学评论有三种形态,但学院评论的地位与作用举足轻重。故欲了解当前文学评论现状,可见学院评论。

学院评论家虽称有气节品格,独立于政治、不依附市场,但亦有其不得不遵循的游戏规则。学院评论家虽无科处局部级别之分,亦无员工经理董事长之判,但有讲师、副教授、教授之别。学院晋升主要途径为发表学术论文、出版学术着作、申请国家课题等,故教师往往重科研、轻教学。然而发表出版申请有规范,若不遵守,即刻出局。某种程度,规范高于见地。某论文即使见解高超,但若不符规范,依然难以发表。

由规则引发的弊端显而易见,论者亦众。另有一弊隐而不彰,但对学院批评至关重要,即批评家的知识结构问题。知识结构决定立场、观点、导向、境界。故欲了解学院评论整体状态,可见知识结构。

文学评论论文篇(2)

2、文化差异对评论英美文学的影响

正如莎士比亚所讲的那样,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由于接受到的教育不同,生活的环境不同,在评论文学作品时的感想也是不一样的。总的来讲,不同文化内涵的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评论英国文学概括的来讲就是在反叛和继承中挣扎;第二方面,美国文学和文学评论的产生时间相差不多,因而,评论美国文学时要先探讨有关的文学起源问题;第三方面,英美文化评论之间的差距。

英国文学评论的特点和莎士比亚描写的哈姆雷特的性格特点类似,英国的文学评论自十七八实际开始就具有神秘的色彩。无论是神秘的宗教色彩还是现代化个性的文学评论概念等都表明了英国文学不断在突破和继承传统的文学评论理念。客观来讲,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英国文学的评论没能实现其应有的作用。但是,无论从结构主义还是新历史主义的文学理论中都能看到英国文学思想的痕迹。因而,从英国文学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英国文学评论是从荒诞与绝望中反思,是从横向和纵向两个不同的方向来理解英国文化。由于美国文学和美国文学评论的出现时期是相同的,因而,我们无法从美国的文学进程中来把握文化差异对评论文学作品的影响。然而,随着美国的崛起,美国文学这颗陌生的种子在不断成长,虽然美国文学中有英国文学的影子,但是已经成为一个全新的文学体系。

文学评论论文篇(3)

    2、文化差异对评论英美文学的影响

    正如莎士比亚所讲的那样,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由于接受到的教育不同,生活的环境不同,在评论文学作品时的感想也是不一样的。总的来讲,不同文化内涵的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评论英国文学概括的来讲就是在反叛和继承中挣扎;第二方面,美国文学和文学评论的产生时间相差不多,因而,评论美国文学时要先探讨有关的文学起源问题;第三方面,英美文化评论之间的差距。

    英国文学评论的特点和莎士比亚描写的哈姆雷特的性格特点类似,英国的文学评论自十七八实际开始就具有神秘的色彩。无论是神秘的宗教色彩还是现代化个性的文学评论概念等都表明了英国文学不断在突破和继承传统的文学评论理念。客观来讲,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英国文学的评论没能实现其应有的作用。但是,无论从结构主义还是新历史主义的文学理论中都能看到英国文学思想的痕迹。因而,从英国文学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英国文学评论是从荒诞与绝望中反思,是从横向和纵向两个不同的方向来理解英国文化。由于美国文学和美国文学评论的出现时期是相同的,因而,我们无法从美国的文学进程中来把握文化差异对评论文学作品的影响。然而,随着美国的崛起,美国文学这颗陌生的种子在不断成长,虽然美国文学中有英国文学的影子,但是已经成为一个全新的文学体系。

文学评论论文篇(4)

主管单位:中国科学院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规划战略局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种:中文

本:16开

国际刊号:1672-6804

国内刊号:11-5184/G

邮发代号:80-184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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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论文篇(5)

1、犹太人的智慧来源于苦难中的历练。

《圣经·旧约》中记载了犹太人的两次大流散(diaspora)。《旧约·出埃及记》记载,因为世代居住的地方-迦南出现了大饥荒,亚伯拉罕(犹太人的祖先)的后代约瑟带犹太人来到了埃及,从此犹太人远离了 “应许之地” —迦南。由于犹太人种族繁衍过快,埃及人感觉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于是犹太人受到了埃及人的排挤直至全部变成奴隶。犹太人不堪忍受埃及人的奴役,在摩西的帮助下逃离了埃及,在荒野中游荡40年,终于到达应许之地“迦南”。这是犹太人的第一次大流散。此时的迦南,已有他族人人定居,只有去通过征战为自己赢得一片生存的土地。在大卫王及其儿子所罗门的领导下,经历了短暂的辉煌时期。之后犹太人的王国再度分裂,内忧外患不断。《旧约·列王记下》记载,犹大国王西底家“做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巴比伦王尼步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四围筑垒攻城”。在攻城半年后,耶路撒冷沦陷,西底家王被俘,耶和华的圣殿被毁,城中犹太人全部被掳去巴比伦。“巴比伦之囚”一直持续了近50年,直到波斯王居鲁士元年,犹太人才获准重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这是犹太人的第二次大流散。单从《圣经·旧约》上记载的这两次大流散来看,犹太民族已是一个饱经苦难的民族,四处漂泊,寄人篱下,始终处于个人和种族毁灭的威胁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犹太人只有依靠自己的智慧来赢得生存的机会。

2、犹太人智慧的第二个来源是宗教。

犹太民族历经苦难而没有消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宗教给他们提供了巨大的力量。从《圣经·旧约》可以看到,犹太民族早期生活的迦南及其附近地区流行的是多神教。犹太民族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过程中,也受到了影响,转而去侍奉其他的神。在《旧约·士师记》中写到,“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力(the baals),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other gods),就是四围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 “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付与四围的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

而当犹太人一心一意只侍奉耶和华时,他们的民族就变得强大有力。在出埃及时,耶和华帮助犹太人行了各种神迹,从而迫使法老允许犹太人离开了埃及。在荒野中游荡时,犹太人有云彩做帐幕扎营,饥饿之时海面上有鹌鹑飞来散落在营边,口渴之时可击磐石出水。而一路上以及回到迦南之后,在与敌人交战时,耶和华将敌人和他们的地,都交到犹太人的手中。

犹太人在构想出关于耶和华和他的种种事迹时,表现出一种卓越的智慧。所有犹太人都信奉耶和华,意味着整个民族是团结一致的,并且通过信奉同一位神这个事实加强了民族认同感。(黄启祥)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以及团结一致,使整个民族有了强大的精神力量,这力量足以使红海分开,形成一条干道让犹太人逃生,也足以使犹太人在粮食和水缺乏的荒野中生存四十年之久。

3、犹太人智慧的第三个来源是对智慧的高度重视。

在《旧约·列王纪上》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所罗门没有向他求财富,地位,或者其他的东西,而是求耶和华赐他智慧。由此可见,智慧是犹太人十分珍视的东西。犹太人对智慧的重视还体现在《旧约·箴言》中。在这里,所罗门王教导民众智慧的重要性。他说,“耶和华以智慧(wisdom)立地,以聪明(understanding)定天”,又说“宁得知识,胜过黄金”,“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便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精金,比珍珠宝贵,你所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 “箴言”整卷的内容几乎都是围绕智慧的重要作用,以及如何获得智慧来阐述的。这样的内容,在其他民族的史书和文学作品中是非常少见的,由此也足见犹太人到智慧的重视程度了。

文学评论论文篇(6)

英国文学发展源远流长,其中不乏经典的文学著作。英国文学的发展经历了盎格鲁—萨克逊阶段、新古典主义阶段、浪漫主义阶段、现实主义阶段、现代主义阶段等不同的发展时期,在每个时期都有代表其时代特色和艺术特色的优秀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构成了恢弘灿烂的英国文学。英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国的文学发展又经历了写实主义、实验主义等阶段,现在,英国文学还在不停地发展,不断地产生新的具有极大影响的文学作品。目前,英国文学正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相信,随着英国文学的发展,它对英国文化世界文化的发展,对英国文学评论的发展将产生极大的影响。

(二)美国文学史及其特点

由于在历史上美国长期处于英国的统治之下,英国文学文化对美国文学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文学一直模仿英国文学,很少有自己的独特个性和创新,但随着美国独立战争的打响,美国人民的独立自主意识日渐突出,美国文学开始摆脱英国文学的影响,不断发展,独立出来。随着美国的强大,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大国意识开始突起,在文化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大批文学家和富有美国精神的文学作品不断涌现,给美国文学的繁荣注入了强大的力量,美国文学开始发展成为能够与英国文学并立,能够代表美国人个性特征,能够反映美国主体意识的独立的民族文学,美国文学获得了极大的突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力雄踞世界第一,美国文学开始经历新旧文学的激烈争斗,并受到实验主义的深刻影响,发展更为个性化。现在,很难说美国文学的主题思想是什么,美国文学不再局限于某一个“主义”或者“思想”,美国文学也开始朝多元化方向发展。文学评论是和文学相伴而生的,文学的发展也必将促进文学评论的发展。英美文学作品是英美文化精神的艺术展现,而英美文学评论者以文学分析为基础,不断地剖析英美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指出文化差异对文学发展的不同影响,揭示其中的规律等,对文化生活有巨大的影响。因此,研究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的影响,必须研究英美文学的发展史。

二、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一)语言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英国和美国虽然都讲英语,但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是不同的,自从美国被英国统治之后,美国人民被迫地接受了英国的语言文化。但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异,即使美国人民被迫接受了英国的语言文化,但与英国本土的文化还是有区别的。特别是在英国语言文化和北美大陆的印第安土著语言文化接触后,为了适应北美大陆的发展需求,产生了许多新的词汇,这些词汇是英国英语中所没有的,这个时期,真正意义上的美国英语就产生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的不同,必将影响文化的方方面面,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形式,正是这种独特的语言在承载着传承和发扬本国文化和思想的重要使命。评论家对文学作品进行评论中必将用到自己本国的语言形式,这种语言形式本身就含有特定的含义,能够代表民族文化的个性特征,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英国语言和美国语言的差异必将造成文学评论的不同,这是语言文化差异所产生的必然结果。美国英语是在英国英语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既然是衍生就注定有一些本质的东西和英国英语是保持一致的。但衍生并不等于复制,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还是不同的,特别是在美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后,它的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文化的变化又加深了语言的变化。美国英语形成之后,就对文学评论语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美国文学的评论语言更为张扬,评论者敢于大胆地表露自己的观点态度,美国文学的评论语言更显突破和创新,语言张狂,稍有顾忌,这在语言形式上与英国英语相比就有较大的不同。美国文化追求自主、突出,在文学评论中的语言使用也能深刻地体现出这种文化精髓。

(二)历史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英国的文学评论是在继承和反叛中不断挣扎,正如英国著名的戏剧家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的主人公哈姆雷特一样,为了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苦苦挣扎,在这一阶段,英国的文学评论似乎也出现了这种徘徊,为了继承和反抗的问题苦苦挣扎。对于17~18世纪的英国文学评论而言,无论是从具有明显的宗教色彩的评论还是在荒诞的创造手法上,都体现了英国文学评论的继承传统与打破传统之间的纠结与冲突。到了20世纪,英国文学评论经历重大转变,英国文学评论家对于先前的理论进行了重新的审视与思考,对于传统评论标准有了新的认识,这时的英国文学评论作品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无论是从内容和思想上都有一些新的突破。但在英国文学评论界,除了伊格尔顿以外,基本上没有一个具有很强实力和影响力的评论家,他们大多畏首畏尾,继承有余,创新不足。至今,伊格尔顿在文学评论界的影响也是举足轻重的。之后,英国文学评论的发展方向朝着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女权主义方向发展,英国的文学评论也在不断地对以前的文学理论成就进行纵向的和横向的重新审视和研究,开始慢慢地建构起新的、适合当今社会的文学理论。而美国文学评论和美国文学的发展一样,即使从英国文学评论中发展出来,具有英国文学评论的一些特征,但自从美国独立之后,美国文学也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美国文学评论与美国文学一样善于突破,不断地打破传统,敢于表达新观点,书写新内容,美国文学评论在不断的突破中获得新的发展与进步。

(三)文化内涵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对英国文学评论与美国文学评论进行比较研究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显著的现象,英国文学评论虽然也有发展,也有创新和突破,但无论是从深度和广度上讲,都显得畏首畏尾,不够彻底。这主要是因为,英国文学评论就像英国文学一样,为了保持英国文化原有的“纯正血统”而不愿或者是不敢突破。虽然,英国文学评论在厚重的历史中吸收了很多营养,能够产生一些中规中矩的评论,但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少有创新和突破。英国文学评论读之使人感觉犹豫不决,缺乏突破力度,使人感觉评论的力度总是不够,评论总是不够精准;英国文学以及英国文学评论虽然在悠久的文化传统中获得了取之不尽的优秀的文化和精神源泉,但这种厚重的历史优良的文化传统也对英国文学评论者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他们在创新道路上背负了沉重的负担,不能尽情地抒发自己的思想认识,加大对文学理论的创新。这样英国文学评论就显得较为陈旧,缺乏突破与创新和新鲜度。美国文学评论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极大,特别是美国的创新文化,这种文化促进了美国文学评论的不断发展,最终,美国文学评论发展成为开放性的文学评论。美国文学评论虽然在英国文学评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但在历史的不断推进中,美国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文学评论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不像英国文学评论那样有很沉重的历史文化负担;因此,它能够轻装上阵,不断地突破传统,不断地创新与突破,获得大力的发展。美国文学评论在吸收欧洲大陆文学和北美大陆印第安土著文学的精华部分的同时,也可以综合应用各种理论,把各种文学评论中的精华部分借用过来,并不断地融合创新,这样,美国文学评论就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能够不断地突破和进步。美国文学评论的视角是世界的视角,全世界的文学评论的优秀理论和成就都可以借鉴过来供自己所用,美国文学评论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

文学评论论文篇(7)

二、从内容上看作者的二反对

在书中,作者反对将西方文论进行缺少关联的两段式切割,反对19世纪之前的文学评论方法论对当代文论没有影响的观点。书中不但先后详尽介绍了传统评论方法和当代评论方法,还尽其所能地将二者联系起来,让读者去感受理论更新的历史性、传承性和扬弃性。在内容上本书最大的特色在于作者对传统评论予以大篇幅阐释并为之“”,着力强调其对当代文论的影响。许多关涉到古典文论的书,虽也有对大家名篇的解读,然而却没有着重地强调古今一脉相承的关联性,如胡经之主编的《西方文艺理论名篇教程》讲到古典文论时,更多围绕着名家名篇的观点进行阐述,而不是像本书作者那样,在全书设置一个贯穿始终的主线,并致力于追溯各理论的渊源及其联系。

三、从结构上看作品的两部分和三段落

作者将全书分为两个部分和三个段落。两个部分即为传统文论部分和当代文论部分,三个段落即将整个文学评论史分为由两个转捩点———唯美评论、唯直觉评论(即非功利评论)和唯形式评论分割开来的三个典型理论转型的时期。作者将19世纪前的传统文论进行梳理,总结出两种主要评论方法:道德评论和社会评论。对于当代文论,作者只选取了较少的几个大的流派,剔除了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对西方理论界影响巨大的流派,有些令人遗憾。作者所寻找的转捩点是随着时展,将过去一统天下的理论中不合时宜的部分剔除,而强调另一符合当下的部分的理论。如对传统评论产生原因的探寻:“文明社会初期,人类在与大自然竞争过程中,对待文学也是从实用性角度考虑的。”而认为非功利性评论的产生是因为“人类进入了相对成熟的年代后,可以将文学作为纯观照的美、形式、结构来看待分析”。同时,作者力图将全文结构统一化、整齐化,每一章都由五部分组成:追踪溯源及演进过程、理论形态、常用概念及特点、对其估价以及它与其他评论的联系。在这种统一的结构之下,读者能够清晰而详尽地了解各种理论及与其相关的延伸性知识。

四、从方法上看作者的三原则

文学评论论文篇(8)

一、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

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1972年,约瑟夫·米克(JosephW.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鲁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这一批评术语,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随后,有人提出“生态诗学”(ecopoetics)、“环境文学批评”(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绿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绿色文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术语,但大多数人倾向用ecocriticism这一提法,因为它不仅很容易被转变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而且“eco”这一前缀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O.Waage)编辑出版《讲授环境文学:资料,方法和文献资源》(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该书收集了十九位讲授生态环境文学课程的教师写的“课程简介”(Course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学领域促进人们对生态文学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89年《美国自然文学创作通信》(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sletter)得以创办使有关学者得以发表生态文学研究的短文、书评、和课堂笔记等。随后,不少人文学科的学术刊物相继开辟了生态文学批评的增刊或专刊,其中有《印地安那州评论》、《俄亥俄州评论》等美国著名的学术刊物。(注:根据彻丽尔·格罗费尔蒂的统计,自1986年至今,美国人文学科出版过20多期关于生态环境文学的专刊。具体内容请参见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第32页。)同时,一些大学开始把生态文学列入课程,作为现当代文论的一部分,受到学生普遍欢迎。在1991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上,哈罗德·费罗姆(HaroldFromm)发起并主持了名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GreeningofLiteraryStudies)的学术讨论。1992年,“美国文学协会”专题报告会上,格伦·A·洛夫(GlenA.Love)主持了题为“美国自然作品创作:新环境,新方法”(AmericanNatureWriting:NewContexts,NewApproaches)的专题讨论。同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LiteratureandEnvironment)成立,该学会的宗旨是“促进人类和自然世界关系的文学思想与文学信息的交流”,“鼓励新的自然文学创作,推动传统的和创新的研究环境文学的学术方法以及跨学科的生态环境研究。”(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

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1993年第一届全美生态批评研究会在科罗拉多州的福特科林斯(Fort-Collis)举行。与此同时,第一份正式的生态文学研究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InterdisciplinaryStudiesinLiteratureandEnvironment)问世。该刊物的目的是“从生态环境角度为文学艺术的批评研究提供论坛,包括生态理论、环境保护主义、自然及对自然描述的思想、人/自然两分法及其他相关的理论思想。”(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生态文学批评的专著相继出版。1996年佐治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1996)。该书收集了26篇论文,分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生态学及生态文学理论、文学的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的批评。1999年洛兰·安德森(LorraineAnderson)和斯科特·斯洛维克主编的《文学与环境:自然与文化读本》(LiteratureandEnvironment:AReaderonNatureandCulture,1999)收集了长短不一的文章一百多篇,以小说、诗歌、散文、传记等不同体裁论述了人类与动物、人类与居住环境、政治与环境、经济与生态等众多主题。2000年,劳伦斯·库帕(LaurenceCoupe)主编《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2000),从“绿色传统”、“绿色理论”和“绿色读物”三方面论述了生态文学批评的渊源与发展。1999年至2001年间出版的伦纳德·西格杰(LeonardD.Scigaj)的《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SustainablePoetry:FourAmericanEcopoets,1999)、乔纳森·巴特(JonathanBate)的《大地之歌》(TheSongoftheEarth,2000)、帕特里克·穆菲的《自然取向的文学研究之广阔领域》(FartherAfieldintheStudyofNature-OrientedLiterature,2000)、戴维·梅泽尔(DavidMazel)的《美国文学的环境主义》(AmericanLiteraryEnvironmentalism,2000)和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Buell)的《为濒临危险的地球写作》(WritingforanEndangeredWorld:Literature,Culture,andEnvironment

intheU.S.andBeyond,2001)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除了出版生态批评的专著以外,近年来有关生态文学批评的会议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例如,在“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的协助下,2000年6月在爱尔兰举行了议题为“环境的价值”的多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3月“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在英国召开研讨会,讨论“生态批评的最新发展”。2002年9月,该学会的英国分会在利兹大学召开第三届年会,会议主题是“创造,文化和环境”,重点研讨生态批评、生态诗学和生态女权主义。“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第三届年会将于2003年6月在波士顿大学召开。会议的主题是“海洋-城市-水池-园林”(“Sea-City-Pond-Garden”)。

二、美国生态批评发展的三个阶段

到目前为止,短短的十多年中,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研究自然与环境是怎样在文学作品中被表达的。生态批评家认为,许多作品中描写自然的一个陈旧模式是:自然要么被描绘成伊甸园般田园牧歌式的世外桃源和处女地,要么是瘴气弥漫的沼泽地或无情的荒野。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二阶段把重点放在努力弘扬长期被忽视的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上,对美国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的历史、发展、成就,及其风格体裁等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美国描写自然的作品是以描写自然为取向的非小说创作。它有着成果累累的过去和充满活力的今天。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美国出版的描写自然的作品选集有二十多部。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它源于英国吉柏特·怀特(GilbertWhite,1720—1793)的《塞尔波纳的自然史》(ANaturalHistoryofSelbourne,1760)。这一写作传统通过亨利·索罗(HenryThoreau,1817—1862)、约翰·巴勒斯(JohnBurroughs,1837—1921)、玛丽·奥斯汀(MaryAustin,1868—1934)、艾尔多·利奥波德(AldoLeopold,1886—1948)和蕾切尔·卡森(RachelCarson,1907—1964)等延伸到了美国,其中利奥波德和卡森后来成为直接推动生态批评兴起的领先人物。利奥波德的“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思想后来成为环境主义者的金科玉律。卡森的《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可以说是一座丰碑,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的标志,是生态学新纪元的开始。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三阶段试图创建一种生态诗学,通过强调生态系统的概念,加强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生态批评发展到今天,在创建理论体系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就,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思想。例如,“环境伦理说”(environmentalethics)或“环境哲学”(environmentalphilosophy)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进行探讨;非人类中心说主张非人类存在物,如物种、生态系统等同样具有道德地位,指出人类对它们负有直接的义务;施韦策(AlbertSchweitzer)的“敬畏生命”论和泰勒(PaulW.Taylor)的“生命中心论”(biocentrism)将道德关心的对象扩展到整个生命界,构筑了以“尊重自然”为终极道德意念的伦理学体系;克利考特(JBairdCallicott)的主观价值论和罗尔斯顿(HolmesRolstonШ)的客观价值论,特别是奈斯(ArneNaess)等人提出的“深层生态学”(deepecology)都可以被看作是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

近几年来,伦纳德·西格杰、乔纳森·巴特、帕特里克·穆菲、劳伦斯·布伊尔等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和文论家那里吸取思想精华,运用巴赫金、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罗兰·巴特等人的批评理论来构建当代生态诗学,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一书中,西格杰批判了后结构主义语言理论对当代诗歌和文学批评的影响,认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仅仅把批评的目标放在语言、文本和话语上,似乎文本以外就没有自然环境等其他“存在”(Being)的存在。西格杰把批评的矛头指向西方哲学中的二元论思想,强调生态诗学的理论构建应以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思想为基础。根据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观点,存在首先是个人的存在,个人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物的根基,“在”就是“我”,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在”的结果,必须在人对外部世界事物的关系中来考察它们,否则就毫无意义,失去了确定性。西格杰认为,在今天全球高度信息化、科技化,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不平衡的形势下,生态诗学的任务首先是要面对全球环境恶化这一基本事实,要以人的生存为本。西格杰还试图从梅洛·庞蒂有关现象学的论证中探索生态诗学的理论基础。梅洛·庞蒂深受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影响,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知觉现象学”。他指出,现象学就是对本质的研究。所谓“本质”,并不意味着哲学要把本质当作对象,只是意味着我们的存在,意味着我们需要“观念性的场所”。在梅洛·庞蒂看来,本质就是我们的体验;世界不是客观的对象,只是“我的一切思想和我的一切外观知觉的自然环境和场所”(注:蒋孔阳:《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2页。)。西格杰发现,梅洛·庞蒂的论点为生态批评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批评模式,即把体验的深度与世界的内在关系融会于一体,不能机械地或用理想主义的框架来理解身体与世界的关系,这就意味着生态诗学的研究要超出传统西方哲学中主观/客观二元论的思想。

乔纳森·巴特在《大地之歌》中也应用了现象学的批评原理,并多次提及海德格尔的观点,进一步完善了他在1991年发表的《浪漫主义生态学:华兹华斯和环境传统》(RomanticEcology:WordsworthandtheEnvironmentalTradition,1991)中陈述的浪漫主义生态诗学。同时,巴特还根据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有关论证“自然状态”的思想来探讨生态诗学的问题。巴特认为,卢梭的“自然状态”论和“返于自然”的思想与“深层生态学”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巴特全面论述了从十八世纪到当今的小说和诗歌。他在《大地之歌》的前二章中把简·奥斯汀和托马斯·哈代、玛丽·雪莱和威廉·H·哈德孙以及伊莉莎白·毕晓普相并立,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这些通常不被认为是“自然作家”的生态意义。(注:JonathanBate,TheSongoftheEarth,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0,p.31.)

劳伦斯·布伊尔和帕特里克·穆菲等也试图从不同方面构建生态诗学理论。布伊尔试图淡化自然与文化的界限,认为生态批评的未来应从研究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着手。穆菲试图重新调整当今生态批评界的一些不平衡的做法,其中突出了美国生态批评界对美国少数裔生态作家的忽视和对国际上其他国家生态作家及生态文学经典的忽略。穆菲指出,生态批评家研讨的作品大多是像梭罗的《沃尔登或林中生活》之类的非小说作品,而涉及生态环境主题的小说作品却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边缘地位。穆菲认为,叙事小说在环境保护方面起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非小说作品,叙事作品应成为未来十年生态文学研究的重点。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意识不仅体现在纯自然作品中,而且在不少现当代小说家的叙事小说中也有明显表现。例如当代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Updike)和唐·德里罗(DonDelillo)分别在《白色噪音》(WhiteNoise,1985)和《兔子休息了》(RabbitatRest,1990)中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代作家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德里罗的《白色噪音》除了表现当代人惧怕死亡这一主题外,还通过对生态环境的描述,特别是通过对某一旅游景点(一旧牲口棚)、超市食品、化学毒气泄露事件的描述,表现了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的美国乃至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和文化在以消费为主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复制”而成为种种假象(simulacraandsimulations),并最终因发生“错位”而逐步消失。厄普代克的《兔子休息了》从侧面描写美国作为一个“后自然”(postnatural)国家,其大地所拥有的资源差不多已被消耗一空了。在小说的结尾,已五十五岁的主人公“兔子”哈利·安斯特罗姆眺望佛罗里达州一处疗养地的风景时,他透过那天堂般的外表,看到其中的衰败和污染。在这些“危险的风景”(riskscape,美国当代地理学家苏珊·卡特杜撰了这一词,来形容空气中漂浮的毒气对自然风景的侵害)中,哈利看到成排的棕榈树由于遭受干旱而枯死,看到蓝色的天空被“喷气飞机喷出的烟雾所污染”,看到“紫外线正把人体的扁平细胞烤成癌细胞”,看到“空气中弥漫的烟雾使人难以呼吸”。(注:JohnUpdike,RabbitatRest,NewYork:AlfredKnopf,1990,p.501.)如果说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反映的是一个把自然当作医治人们精神创伤的社会,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描写了一个把自然看成是经济源泉的社会,那么,当代美国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描写所揭示的正是比尔·麦肯比(BillMckibben)所说的“后自然世界”(postnaturalworld)。在这个“后自然世界”里,人们对自然的需求仅仅是表面上的,尽管自然有时会激起人们的怀旧思想,有时会使人产生背井离乡的感觉,但它已经与实在的东西(theReal)无关。

尽管生态批评家为了创建生态诗学已经做了不懈的努力,但生态批评理论尚处在发展阶段,它还没有达到理论上的成熟,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美国学术界认为生态批评缺乏理论基础的也大有人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杂志编委玛萨·班塔斯(MarthaBantas)认为“环境研究是软性的(soft)”,它不过是“拥抱树木的玩意”(“hugthetreestuff”)。(注:LaurenceCoupe,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

NewYork:Routledge,2000,p.169.)尽管此话显得过激,但多少说明一些问题。

三、生态文学批评旨在解决的问题

多年来,生态文学批评一直就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断提出问题并试图予以回答。生态文学批评家经常提出的问题,除了诸如作者是怎样描述大自然、作品的主题是否反映生态环境意识、人应该如何对待大自然、人在自然中处于什么位置等之外,还包括这样一些根本问题:怎样确定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当代生态文学批评研究的方向和思路是什么?生态批评是不是一门“终极的科学”?怎样把生态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以便达到一个互补互利的结果?等等。

生态批评家们明确提出,生态批评的根本前提是:人类文化与自然世界密切相关。人类文化影响自然世界同时被自然世界影响。它研究的主题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进行文化批判,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正如乔纳森·莱文所说,“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就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在研究文学如何表现自然之外,我们还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注:转引自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第48页。)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注:JonathanLevin,“OnEcocriticism(ALetter)”,PMLA114.5(Oct.1999),p.1098.)。著名生态思想研究者唐纳德·奥斯特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注:DonaldWorst,TheWealthOfNature:EnvironmentalHistoryandecologicalImagination,

文学评论论文篇(9)

沈从文留下的有关文学批评的文字,一部分散见于他为自己或别人的作品写的各种题记、序等,还有一部分集中在他的诗论集《沫沫集》中,这些都比较充分地表达了他的文学批评观点和批评个性,代表了他对中国文学批评的理论贡献。

沈从文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一直坚持着文学的独立和自足的审美功能,反对把文学沦为政治斗争的附庸和工具,在这一点上他既有真知灼见之处,又流露了自己文艺观的局限性。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沈从文特别重视文学的自身独立,任何把文学纳入政治和商业轨道的作法,都为他所鄙夷。他要求作家应该拥有独立人格和思想:“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须渗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注: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下同。)由于沈从文本能地对政治感到厌恶,他在30年代对各种追求文学功利目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排拒,幻想在社会风云激荡的时局中维系文学的纯正和严肃:“我赞同文艺的自由发展,正因为在目前的中国,它要从政府的裁判和另一种‘一尊独占’的趋势里解放出来,它才能向各方面滋长、繁荣,拘束越少,可试验的路越多。”(注:沈从文:《一封信》,《大公报·文艺》1937年2月21日。)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来看,沈从文的这种文学批评观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宝贵价值。

沈从文不仅反对文学的政治化倾向,对文学的商业化同样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在《论海派》一文中,他尖锐地嘲讽了所谓“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的海派文学。沈从文认为1927年后“全国文学运动,便不免失去了它应有的自由独立性,这方面不受‘商业支配’那方面必成为‘政治附庸’。”(注:沈从文:《短篇小说》,载《国文月刊》10期,1942年。)对沈从文而言,文学的商业化和政治化一样,都是文学创作的大敌,他对把文学当作游戏和赚钱工具的创作态度极为反感。张资平是当时很走红的作家,可沈从文却把他当作“新海派”文人的代表,十分鄙视地说:“张资平是会给人趣味不会给人感动的,因为他的小说,差不多全是一些最适宜于安排在一个有美女照片的杂志上面的故事。”(注:沈从文:《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沈从文文集》第11卷。)沈从文继承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正直和坦诚的精神品格,他既不赞成新文学被政治看中,也不主张把文学沦为金钱的娼妓,而是自始至终保持文学家的节操和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沈从文敏锐地觉察到,身处商业活动频频的大都市,如果作家丧失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很有可能陷入低级趣味,创作出的“白相文学”对艺术只能是一种堕落,张资平就作了最好的注脚。沈从文主张文学的独立性,使他既对国民党推行的文学运动和左翼文学采取一种否定态度,又对商业化的文学倾向不屑一顾,他的这种不编不倚的文艺观点构成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艺思想的重要特征,在30年代浮躁的文风下,确不失其某些深刻之处。

沈从文虽然强烈排斥文学的政治功能,但这并不表明他追求的是一种纯然的文学价值,其实他对文学与人生的关系也是多有所肯定的。沈从文反对的是一种狭隘的功利主义文艺观,替而代之的是要求文学发挥一种道德的、人性的、超越现实的功用,它对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理想生活起着潜移默化的改良作用。例如沈从文曾不止一次地声称:“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小庙供奉的是人性。”(注: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下同。)追求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注: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下同。)残酷的社会现实使他无法真的要把文学从人生中移开,“文学家也是个‘人’,文学决不能抛开人的问题。”(注:沈从文:《新文人与新文学》,《沈从文文集》第12卷。)这就都表明了沈从文与“为人生”的文学观有其相通之处,因而他对鲁迅、汪敬熙、叶绍钧、鲁彦、王统照等“为人生”派的作家评价还是不低的,称他们所有的努力是“较之目前以翻译创作为穿衣吃饭的作家们,还值得尊敬与感激的”。(注: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沈从文文集》第11卷。)沈从文的这些文学主张无疑包含有合理的内核,他吸取了欧洲启蒙主义的文学精神,要求文学谴责都市社会的虚伪,歌颂普通民众的善良品质,幻想以个性来构筑心中至善至美的人文理想,确实对人们是相当诱惑的。当年重要的评论家李建吾就称沈从文“热情地崇拜美。……他所涵有的理想,是人人可以接受,融化在各自的生命里的”。(注:李健吾:《李健吾创作评论选集》。)

更应注意的是,沈从文在文学批评中高度重视文学的审美特征,渴望建立一种纯正的美学理想和原则,刺激艺术家去作“心灵的探险”,这是他文学批评理论中最精彩、最有价值的部分。沈从文在他的文学批评活动中,提出了几个重要的美学原则,这实际上也是他衡量作品成就高下的一种尺度,具体而言,就是他对“和谐”、“匀称”、“恰当”、“技巧”等概念的阐发和运用上。

“和谐”是重要的美学范畴,它实际上代表着古典主义的审美理想,而中国30年代的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都受过欧美文化的熏陶,对古典主义理想有认同感,体现在文学创作中,就是要求作家行文自然,不违背天性,在作品的有机统一中显出完美。沈从文虽无直接游历欧美的经历,但他同欧美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关系一向极为密切,一般研究者均把他视为其中重要一员。沈从文要求文学创造出“俨然都各有秩序”(注:参见沈从文:《云南看云集·美与爱》及《烛虚·五》,《沈从文选集》第5卷。)的境界,富于“组织的美,秩序的美”。(注:参见沈从文:《云南看云集·美与爱》及《烛虚·五》,《沈从文选集》第5卷。)例如在评价施蛰存时,认为他初期的小说《上元灯》“略近于纤细”“清白而优美”,这关键是作者那“自然诗人”的天性,而后来施蛰存的作品“写新时代的纠纷,各个人物的矛盾与冲突,野蛮的灵魂,单纯的概念,叫喊,流血,……所以失败了”。(注:沈从文:《论施蛰存与罗黑芷》,《沈从文文集》第11卷。)这主要是作者破坏了和谐的原则。沈从文在评价冯文炳时,也认为他的小说文白杂糅,“却离了‘朴素的美’越远,而同时作品的地方性,因此一来亦完全失去,代替这作者过去优美文体显示一新型的,只是畸形的姿态一事了。”(注:沈从文:《论冯文炳》,《沈从文文集》第11卷。)沈从文对和谐原则的重视可见一斑。

与“和谐”原则相适应,沈从文还注意到文学的“匀称”、“恰当”、“技巧”等问题,他专门写过理论性较强的文章进行阐释。“就‘技巧’一词加以诠释,真正意义应当是‘求妥贴’,是‘求恰当”(注:沈从文:《论技巧》,《沈从文文集》第12卷。)批评了忽视技巧的倾向,但同时又要求作家节制自己的情感而又不滥用技巧,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情绪的体操”、“恰当”:“文学要恰当,描写要恰当,全篇的分配更要恰当。作品的成功条件就完全从这种‘恰当’产生。”(注:沈从文:《短篇小说》,载《国文月刊》10期,1942年。)他在批评实践中极为推崇那些重技巧、懂节制的作家,新月派的徐志摩、闻一多和朱湘的诗歌因为在审美情趣上符合沈从文的观点,沈从文就称他们代表了新诗的转向,而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作家和穆时英等现代派作家却因为感情表达缺乏节制均受到了他的批评。公正地说,沈从文的这些评价还是符合他们的创作实际的,半个多世纪风风雨雨的严峻和无情的检阅已证明了这一点。

沈从文是位极富创造性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个性很强的批评家,他以并不太多的理论批评文学奠定了自己的批评个性。“一个真正的批评家,犹如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但是最后决定一切的,……而是他自己的存在,一种完整无缺的精神作用。”(注:李健吾:《李健吾创作评论选集》。)昭示人们(包括批评家)都应寻求自己的个性和风格。沈从文的理论批评以整体上的审美把握,严肃、真诚的批评态度,充满生命力的批评文体把人们引入到一种完美的批评境界。

30年代活跃在文学批评界的,大都具有自己成熟的批评个性和理论框架,茅盾采用的是社会——历史学的批评模式,气势宏阔;胡风则倾向于“主观的战斗精神”,注意剖析作家的精神结构;周扬、冯雪峰采纳的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批评话语;而沈从文和他的京派同仁李健吾一样,比较多的借鉴了印象主义的批评原则,侧重于分析、赏鉴作品的艺术魅力和风格,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范例。

西方文论把印象主义批评归纳为三条重要特征,一是以个人的“情操”作为批评的唯一“工具”,二是认为批评与创作是同一样事,好的批评家同时应是好的作家,三是批评只为批评家在自我创造中的一种“自我完善。”(注:参见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9页。)沈从文在批评活动中基本上遵循了这些原则,亦借鉴了中国传统文论中的顿悟等概念,因而创见颇多,更切近审美对象。

沈从文在评论时,总是力图概括出作家的创作风格,注重从整体审美活动中归纳出其创作个性,他的《沫沫集》中的作家论一般都开宗明义地勾勒出其总的美学倾向,引人入胜,下面试举几例:

①“从五四以来,以清淡朴纳文字,原始的单纯,素描的美支配了一时代一些人的文学趣味,直到现在还有不可动摇的势力,且俨然成为一特殊风格的提倡者与拥护者,是周作人先生。”(《论冯文炳》)

②“在中国,以异教特殊民族生活作为创作基本,以佛经中邃智明辨笔墨,显示散文的美与光,色香中不缺少诗,落华生为最本质的使散文发展到一个和谐的境界的作者这一。”(论《落华生》)

这种印象式的直观批评,主要是依赖于感觉和印象,因而批评家要善于敏锐地发觉作家的创作特色,然后作出总体的评价。沈从文身兼双重身份,自然会比别人更注意去捕捉作家的独特风格,例如在评价许地山时,他能透过其缥渺、斑驳的异域色彩抓住其精神实质。徐志摩在当时是一位有争议的诗人,沈从文在评价时抛开了其复杂的思想背景,始终注意从作品中去透视诗人的个性,认为他:“俨然一个自然诗人的感情,去对于所习惯认识分明的爱作虔诚的爱。”(注:沈从文:《论徐志摩的诗》,《沈从文文集》第11卷。)沈从文这种重总体印象,把握作家风格的有机统一,比那种生搬硬套批评概念、拆解作品的作法更贴近艺术的审美触角。

“任何一个人在文学上的价值都不是由他自己决定的,而只是同整体的比较当中决定的。”(注: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23-524页,人民出版社。)沈从文为了揭示作家的个性,常运用比较的方法,以异中见同,同中显异,给读者展示了更宽广的文学背景。这里面最精彩的是《论冯文炳》一文。冯文炳是早期乡土派文学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大多反映农村朴讷、淳厚的乡风,展现了下层人民的人性美,有不少人便把冯文炳同沈从文并列起来。而沈从文则把冯文炳与自己作了比较,认为两者的文体同样单纯,对农村的观察也相同,但冯文炳“一切与自然谐和,非常宁静,缺少冲突”,而自己则“具强烈的爱憎,有悲悯的情感”,从而加深了读者的理解。

其次,沈从文在批评活动中处处渗透着自己的真诚人格,有好说好,有坏说坏,既不夸饰,也不搞卑劣的人身攻击,形成了宽容的批评风度。诚然,沈从文亦有他的不足,他对左翼文学曾多有微辞,但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仍能对他们中的某些作家给予肯定,他曾把蒋光慈的《战事集》与自己喜欢的《望舒草》一同视为五四以来新诗“新方向的诗歌”。(注:沈从文:《我们怎样去读新诗》,《沈从文文集》第12卷。)在一次次与海派文学论战时,仍坚持把鲁迅、郁达夫、丁玲等人与他们区分开,对与自己联系较多的俞平伯、冯文炳、朱湘等也不是一味吹捧。当然,宽容、真诚并不等于无原则的迁让,沈从文对于自己所憎恶的东西绝不留情,他对张资平的无情解剖就是很好的例证,这同样是批评家人格、勇气的真实写照。

文学评论论文篇(10)

老舍认为“知道了文学特质,便知道怎样认识文学了”,文学批评也“要拿这些特质作裁判的根本条件”。作为一本概论性质的课堂讲义,凡事点到为止,老舍或为显现某种科学性与时代感,因此莫能免俗,欲借西方学者的学说观点来增强授课内容的丰富性和可信度,抑或如他所言,“文学批评有许多种,我们为省事起见,就用莫尔顿(R.G.Moulton)的方法,将文学批评划分为四大类:理论的批评、归纳的批评、判断的批评与主观的批评”。具体说来,归纳的批评通过分析文学作品来形成一个批评标准;理论的批评使人们用新眼光看新作品,具有指导作用;而判断的批评只是在批评史上有讲述的必要……分析、比较过各类批评的短长之后,老舍从中分出了哲学的批评与历史的批评两个元素,即“文学批评与文学批评史”,其中“批评的任务必是由检考文学、由特别的而达到普遍的”,批评史“所记载的批评意见只是历史上的演进”,“批评史对文学批评的重要,不在乎历史,而是在文学方面。”从中不难看出,老舍是反对客观的批评与“个人借着批评来发表心中所蕴”的主观自由的批评,肯定“那有价值的是批评的自身也成为艺术,就是当它的内容已经陈腐,还能使人爱读”的批评——“判断的批评是指出对不对多于爱不爱,对不对是以一定的法则衡量作品的自然结果,爱不爱是个人的,不管法则标准。爱不爱是批评中的事实,而主观的批评便基于此。”老舍由此得出“文艺必须与文学特质相合”,批评一个作品须看“作者在这作品中完成了文学的目的没有”,“建设一个文学理论必须由多少文艺作品找出文学必具的条件”,老舍指出这才是“文学的正路”,合格的批评者“必须由文艺本身为起点,因为只有文艺本身是文学特质的真正说明者”。老舍援引其他几个欧洲学者的文学批评观点来证明他自己的主张:“文学本身是文学特质的唯一的寄存处”——他充分肯定了阿瑙德对批评家的界定——“不但批评文学,也批评生命;他批评文艺,也批评批评者。他以为文化的意义便借求知而进于完善,求知便能分辨好坏善恶,这便是批评。因为批评的事物是‘要知道世界上所知所想过的最好的,然后介绍出去,以创出一个真的新的思潮’”;他称赞王尔德的批评家必须具备“一种敏锐感受美及美所给予我们的印象的性情”的主张;更是对詹姆斯将艺术家比作“探看荒林的探险者”,批评家则是“检查者去考察这条路”的说法大段引介。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老舍以上所引西方学者的观点,尽管系统而好看,但实在缺乏深意,讲来讲去也只是常识性说法,而老舍由此所作的引申才真正显示了有着人本情怀的“写家”本人对文学与批评的独特理解。他说,“文学家也许是写自己的经历,像杜甫与Wordsworth,也许是写一种天外飞来的幻想,像那些乌托邦的梦想者,但是无论他们写什么,他们是给人生一种写照与解释……他们的哲理是用带着血肉的人生烘托出来的……我们到了他们所设的境界中自然能体会出人生的真意义”。因此,读者“应当站在创造者的地位去观察”,才“不至于武断……这样,他不但只是了解文艺,他也一定要明白文艺中所含的生命是怎样,那就是说,他必须明了人生,才能明白文艺所表现的是什么”。写家老舍相信“诗只能被诗人摩抚”,“艺术家自己明白自家艺术的底细”,因此才“会写出最有价值的批评来”,但他也承认艺术家并非事事精通,其局限性正好可以由专门的批评家来弥补。作为一个批评家,必须要“对创造家表同情”(“没有同情,便不会真诚”),老舍援引Coleridge的话来佐证之——“对于青年人我必须这样说:以缺点判断任何作品永远是不智慧的,第一个尝试应当是去发现良美之点。”老舍认为作家的感情、作品中人物的感情和读者的感情,“这三者怎样的运用与调和不是个容易的事”,而“作品中人物的感情如何,与能引起读者的感情与否,是作者首先要注意的”。比照他的一系列作品中对凡俗生命的关注,个体遭逢命运捉弄的无力无奈以及流露于字里行间的悲悯情怀,我们可以体会到有着多年创作实践的老舍对于文学、个体、社会的深切把握。他说,作家取材“必是对于人生与自然有极深的了解与心得,他根本的必须是个艺术家”,而“社会自觉是含有重视个人的意义”,“个人之所以能引起兴趣,在乎他的生命内部的活动”,由此,“小说之所以为艺术,是使读者自己看见,而并不告诉他怎样去看,它从一开首便使人看清其中的人物,使他们活现于读者的面前,然后一步一步使读者完全认识他们,由认识他们而同情于他们,由同情于他们而体认人生;这是用立得起来的人物来说明人生,来解释人生”,正合了阿瑙德的“不是说以道德的标准去批评文艺,而是以文艺和文艺时代的生活相印证”的说法,也就是避免用外在功利的评判准则来评判文学。

综观其创作生涯,老舍的《文学概论讲义》中呈现的“文学批评”观实际上贯穿了他的创作实践或者反过来说他实践了他的关于文学的判断:“文艺才配称为生命的解释者。”“文学根本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要替自然与人生作出些有力的解释。”“像预言家似的为千秋万下一个真理。”从老舍的直接表述和对中外从古至今的“文学的倾向”的细致梳理中,我们不难看出老舍对于“人”的重视,对于“生命”的温情关怀(不论是现实的或虚构的人物之间,还是创造家或批评家之间都需要真诚相待,用心去理解彼此的生命)。事实上,老舍这里讲的“生命”是无法具体明晰与传达的,此话怎讲?“生命”是个别的具体的当下的,归于个体经验,而每个人的境遇不同,故只能大而化之,以文学打通内外,沟通人类共通的东西(“生活”),用普泛的人的生存状态或人性来呈现“生命”的“律动”,这一点与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气”有相同之处。“文学讨论它自身”,也就是有着自身特质的主体“文学”如何以“生命”为节点去认识去理解作为客体的“文学”,同时作为手段的“文学”与作为对象的“文学”又是互相映现的——作品与读者,生活与作品,作家与作品以及作家与批评家之间沟通、重合,贯通着经验的相关的“生命”联系。入乎其内,故能写之(艺术源于每个人的内心,理解个人的内心就是理解生命);出乎其外,故能观之(以美的本质,以物感物,构筑生命的有机整体,“使我们看到我们的光景是美好”)。真诚的同情的“生命”意识正是作为读者的批评家批评的前提,只有深刻感受到创作者表现在作品中的“生命”律动,用内在的文学特质去体悟呈现于眼前的各类文学形态,用批评家个人生命的体验来理解创作者的生命状态以及体现在作品中的人物命运的起伏,批评家才能创作出有价值的批评来,老舍的这一思想为我们今天如何看待批评与文学间的关系,如何建构合理的批评观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老舍的《文学概论讲义》是老舍比照中西文学史并结合自己多年创作实践写就的一本关于文学问题的系统性论著。尽管将文学的特质归纳为“感情、美、想象”并不新鲜、准确,但他通过对文学的创造、起源、风格、形式、倾向的考察,分析说明诗、散文、戏剧与小说等不同文体的特点与分别,揭示出文学源于人类“表现”的天性,经过“心觉”创造,目的在了解和解释生命,而这命题显然有所出处,有着老舍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深入思考的。对文学的这种主体的生长性认识,自然渗透到了老舍的批评观——批评家个人对生命的认识与对“创造者”同情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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