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监管法治化篇（1）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加强法治建设的专门决定，是新形势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纲领性文件。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部门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就是要紧紧围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加快推进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法治建设，努力建设完备的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法治规范体系、高效的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法治监督体系、完善的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法治教育体系、有力的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法治保障体系，全面提升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水平。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紧紧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法治规范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目前，作为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依据的法律有105部、行政法规有204部、部门规章有132件，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但是，改革创新永无止境，执法实践永无止境，立法工作也永无止境。要加快建设完备的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法治规范体系，为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部门依法行政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

（一）增强宪法意识，自觉维护宪法权威。要坚持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在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立法立规、制度建设中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部门制定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必须符合宪法精神，不得与宪法法律相抵触，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和纠正。要完善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机制，未经合法性审查的不得实施。要健全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自觉接受备案审查监督。

（二）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完善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要适应商事制度改革、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的需要，积极配合全国人大、国务院法制办认真做好商事制度改革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工作，确保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先行。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积极推进竞争执法、网络交易监管、广告市场秩序维护等重点领域的立法工作。当前，特别是要大力推动《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改进程，加快启动《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的修订工作。

（三）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提高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立法立规和制度建设质量。要把提高立法质量作为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立法立规和制度建设的核心，进一步健全立法立规和制度建设机制，完善立法项目征集和论证制度、立法调研制度、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制度、专家论证制度、立法后评估制度等，切实把科学立法、民主立法贯穿于立法全过程，提高制度建设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必须创新执法体制，完善执法程序，推进综合执法，严格执法责任，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依法行政体制，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部门代表政府行使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职能，身处市场监管执法的第一线，要把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作为施政行为的基本准则，加快建设高效的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法治实施体系。

（一）依法全面履行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职能。围绕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对经济社会发展可能造成大的危害的重点领域，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依法严厉查处各类市场违法行为。要加强竞争执法工作，重点查处供电、供水、供气等公用行业和领域垄断、限制竞争行为，加大对严重损害市场竞争秩序案件的查处力度。要强化网络市场监管，加大网络市场秩序整治力度，规范网络平台和经营主体，依法查处非法主体网站，严厉打击网络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行为。要加大商标专用权保护力度，严厉查处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行为。要强化广告市场监管，进一步加大部门间联合监管执法力度，建立虚假违法广告行为领导和责任人追究制。要严厉打击传销规范直销，以开展“无传销城市”创建工作为抓手，完善网络传销监测查处机制，推动打击传销工作深入开展。加强对直销违法违规行为新动向的分析研究，强化监管，规范直销企业行为。

（二）深化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执法体制机制改革。要重视竞争政策作用，注重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同，推动建立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和竞争政策评价机制，充分发挥竞争政策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积极参与竞争规则的制定，在行业垄断规制、地区封锁制止、政府扶持行为规范等方面，推动统一竞争规则的制定，完善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要更新监管理念，牢固树立信用监管意识，认真落实《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改年检验照为年报和即时信息公示，运用企业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等信用约束机制强化监管；推动部门间信息互联共享，把企业信用信息作为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国有土地出让、颁发荣誉等方面的重要考量因素，实现“一处违法，处处受限”。要深化执法体制改革。按照减少层次、整合队伍、提高效率的原则，合理配置执法力量，积极推进基层综合执法。要转变监管方式，健全完善登记与监管相互衔接的工作机制，改市场巡查为随机抽查和重点检查，完善以随机抽查为重点的日常监督检查制度，促进宽进与严管紧密结合。要创新监管机制，充分发挥市场主体、行业协会、行政

机关和社会公众的作用，着力构建“企业自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政府监管”的社会共治机制。要依托大数据实施监管，以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对企业的商业轨迹进行整理和分析，全面、客观地评估企业经营状况和信用等级，挖掘工商数据信息的重大价值；完善市场主体信息动态监测，充分利用市场主体登记注册基础信息服务宏观决策、经济发展、投资引导。（三）坚持公平公正文明执法。要推进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部门的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坚决纠正和查处不作为、乱作为以及失职、渎职行为。要完善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执法程序，建立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要完善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决策程序，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要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对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部门决策严重失误或者依法应该及时作出决策但久拖不决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严格追究领导干部和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要实行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严格执行《工商行政管理执法证管理办法》，未经工商行政管理执法资格考试合格，不得授予执法资格，不得从事执法活动。要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认真贯彻落实工商总局、公安部、最高检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工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配合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实现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有机对接。

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保障行政权力正确行使的关键。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部门的广大行政执法人员分布在不同岗位、行使着不同的权力，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加快建设严密的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法治监督体系，既是对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事业负责，也是对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执法队伍负责。

（一）强化行政执法监督。要加快修订《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执法监督暂行规定》，着力解决行政不作为、乱作为、处罚畸轻畸重等问题，切实维护市场监管执法的统一性、权威性和有效性。要突出对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部门立案销案、监督检查、自由裁量权行使、涉案财物管理等重点环节的监督制约，减少行政执法的随意性。要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在层级监督和解决矛盾纠纷中的作用，努力将涉及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部门的行政争议化解在初发阶段和行政程序中。要依法规范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执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的接触、交往行为，坚决破除各种潜规则，防止利益输送。要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严格确定系统内不同部门及机构、岗位执法人员执法责任和责任追究机制。要严格落实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部门党风廉政建设党组（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严惩行政执法腐败行为。

（二）创新执法监督方式。要完善案件评查、执法检查、法治建设评价等常态化执法监督方式，改进上级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机关对下级机关的监督。要建立大要案和跨区域案件交办督办制度，上级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机关在必要时发出执法监督通知书，要求下级机关就案件办理情况作出说明。要建立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等重大案件执法监督函告制度，上级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机关可以就行政执法工作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或者区域性风险，向下级机关发出执法监督建议书，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上级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机关对下级机关落实执法监督通知书、执法监督建议书等情况进行通报，并纳入法治工商建设评价指标的重要内容。下级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机关在行政执法中发现有地区封锁、限制竞争等行为的，应当及时向上级机关汇报，排除对执法活动的干预，防止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维护国家法治统一、政令统一和市场统一。

（三）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要认真贯彻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扎实做好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部门政务公开和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工作。要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和《工商行政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暂行规定》要求，扎实推进行政处罚决定书全文和行政处罚信息摘要的公开工作，自觉接受当事人和全社会的监督。要推进政务公开和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信息化，加强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部门互联网政务信息数据服务平台和便民服务平台的建设。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大力提高法治工作队伍思想政治素质、业务工作能力、职业道德水准。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法治工作队伍承担着法规起草、法制宣传、执法监督、行政复议、应对诉讼等重要职责，在推进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法治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要加快建设完善的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法治教育体系，努力培育一支德才兼备、有高度事业心和责任感的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法治工作队伍。

（一）加强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的教育培养。要坚持把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作为树立法治意识的关键，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要完善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制度，把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列入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部门党组（委）中心组学习内容，列为干部学习培训的必修课。

（二）加强行政执法队伍依法行政能力的教育培养。要教育和引导广大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执法人员牢固树立社会主义

法治理念，努力做到忠于法律。要加强法治宣传培训，提高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执法人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要强化基层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建立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机制，探索建立上下级行政执法人员双向交流机制。要进一步重视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部门法制队伍建设，把政治素质高、法律素养好、工作能力强的干部充实到法制机构。要深入推进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部门公职律师队伍建设。（三）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在全系统普遍开展宪法、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提高执法人员的依法行政意识。加强普法讲师团建设，不断创新法治宣传载体，借助微博、微信等新媒体，采取多种形式在全社会开展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广大经营者和消费者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

推进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法治建设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健全法治工作领导体制和机制，加快建设有力的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法治保障体系，为整体推进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部门法治建设提供体制机制支撑。

市场监管法治化篇（2）

随着新型卷烟营销模式的全面实施和深入发展，整个卷烟零售市场也呈现出更为市场化、实效化、一体化的良性发展格局。市场已经成为连接卷烟经营企业、零售业户以及广大消费者的桥梁和纽带，烟草零售市场的稳步发展对整个卷烟经营活动的有效实施起到关键性作用。能否构建公正、规范、和谐、统一、开放的卷烟零售市场经营秩序，将对烟草行业进一步发展与不断壮大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从这个角度来说，促进烟草专卖管理工作向纵深方向发展，不断拓展市场监管空间，提升涉烟案件的查处质量和效率，努力实现专卖监管体系多元化，着力净化零售市场经营环境，必须成为卷烟经营企业推进市场监管工作的努力方向和目标。因此，卷烟经营企业必须转变落后的市场治理观念，树立市场多元化监管意识，加大烟草企业的内外联系与沟通，积极协调各职能部门，特别是加强烟草专卖监管部门之内的协作，形成更为广泛的市场监管网络，实现梯次格局的市场监管模式。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提升专卖监管能力和水平，促进卷烟零售市场的规范化、科学化发展。

实现市场监管体系多元化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方面，形成治理合力，构建卷烟零售市场长治久安的管理体系。

众所周知，卷烟零售市场的治理整顿与科学监管具有一定的长期性、复杂性与艰巨性。仅仅依靠烟草专卖管理部门现有的力量来实现卷烟零售市场的规范与稳定难度相对较大，也不符合卷烟零售市场科学发展的实际需要。实现以烟草专卖管理部门为主体的卷烟零售市场监管体系多元化发展，转变传统的市场监管模式和机制，增强专卖管理部门的监管能力与水平。烟草专卖管理部门必须立足当前，放眼长远，积极研究和引入更多、更为广泛的参与元素，提升烟草专卖人员、相关职能部门以及广大消费者对市场监管的重视程度，为整个市场监管工作的全面开展奠定基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形成更为有效的合力，搭建起覆盖面更为广泛的卷烟零售市场管理网络。卷烟经营企业必须彻底杜绝“一枝独秀”的狭隘思想，不能开展过于封闭的零售市场监管与打假工作，更不能过分排斥相关职能部门的参与和协作。必须增强市场监管网络的覆盖面，使得市场监管工作进一步细化、实化。

另一方面，形成联动效应，对不法分子和违法行为起到震慑与打击作用。

多元化的专卖监管体系是随着卷烟零售市场的发展与变化应运而生的。专卖执法与市场整治所坚持的重要原则之一是“打防结合，预防为主”。而预防的前提就是形成广泛的卷烟零售市场监管工作的联动效应，通过不断强化宣传手段和有效措施，切实提升各部门之间的协同水平和全员参与意识，将各项强有力的打假机制和手段充分应用于各个细节、各个地区、各个层面，真正使之转化成为市场治理整顿的强大动力。以烟草专卖管理部门为市场整治的主导因素，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的、能动的力量，密切协作，互相配合，真正成为高效的驱动力。使得制售假烟活动无可乘之机，让各类违法经营活动无处藏身，无立足之地。以此，来进一步营造市场监管与打假声势，着力形成良好的市场监管局面。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卷烟经营企业在开展零售市场管理过程中缺乏较强的联动效应，在查处各类涉烟案件时缺乏必要的线索和途径，零售业户支持率不高，缺少必要的职能部门协作，导致许多涉烟案件的查处效率不高，力度不强，市场治理整顿的效果不到位。因此，必须创新专卖监管体系，实现市场监管多元化发展，才能真正形成合力，真正构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监管“防线”。

此外，能够进一步提升专卖监管人员的积极性，切实探索新型的市场监管模式。

实现卷烟零售市场监管体系多元化发展，能够有效提升专卖监管人员的工作效率和积极性，市场治理整顿的效果会更加实效，科学、到位。实现卷烟零售市场监管多元化发展能够进一步转变专卖管理人员的思想观念，为其深入探索新型的市场监管途径和形式提供了更为广泛的空间，有了更多的可利用资源和监管优势。当前，卷烟零售市场营销活动发生了新的发展和变化，那么，卷烟零售市场的监管与治理措施和方式也需要实现全新的转变与发展。这需要我们卷烟经营企业在立足行业发展的基础上，结合市场发展实际，全面提升市场管理与整治的质量和效率，将建立多元化的专卖管理体系作为实现市场监管新突破的重要内容和努力方向。着力建立更加符合市场发展规律要求、切实满足卷烟零售业户经营需要、有力打击不法行为的新型监管体系。从而，使得整个专卖监管和执法体系更加科学化、效能化、规范化与制度化。

市场监管体系多元化发展必 须坚持的几个原则

原则一：坚持规范化、实效化的原则

卷烟零售市场监管体系包含层面较多，应该是以专卖管理部门为主体的、有相关职能部门参与的、密切联系广大零售业户和消费者的、有较为健全的运行机制加以保障的多层次监管网络。在此情况下，为了确保市场监管体系多元化发展能够呈现出良好运行的态势，必须着力完善体系框架建设，充实和丰富各项监管工作内容，健全和完善体系运行所需的各项制约与保障机制。使得整个市场监管体系得以规范化、实效化，真正能够对卷烟零售市场的发展起到有效监管作用，更好地规范卷烟经营秩序，提升专卖打假与市场治理整顿水平，营造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从而，进一步促进卷烟零售市场经营活动得以规范化开展。

原则二：坚持密切协同　突出主体的原则

市场监管体系的多元化发展绝不是杂乱无章的，更不是无序开展的。在现有的烟草专卖管理体制下，必须突出烟草专卖管理体系的作用和主导地位，其他职能部门应该处于协作与配合的环节。这主要是因为卷烟零售市场治理整顿活动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涉及到烟草行业许多法律法规。而烟草专卖管理部门和执法人员是这些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者与实施者，负有履行法律法规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卷烟零售市场多元化监管体系必须突出烟草专卖管理部门和执法队伍的主导作用。在突出专卖部门主体地位，坚持各个职能部门密切协同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各职能部门的积极作用，将卷烟零售市场治理整顿的各项工作任务落实到位，抓出更好成效。

原则三：坚持结合实际　不断创新的原则

卷烟零售市场监管体系多元化发展不能脱离卷烟零售市场发展的实际，一味地做表面文章，流于形式，固守陈旧落后的市场管理观念和打假手段，只能使得卷烟零售市场监管工作的开展出现诸多问题和困难，影响卷烟零售市场的进一步规范与和谐发展。烟草专卖管理部门必须从零售市场的实际出发，从行业发展需要出发，创新市场治理整顿措施以及监管体系多元化发展思路。特别是烟草专卖管理部门必须结合卷烟零售市场治理整顿工作所取得的经验和成交，进行纵向、横向的对比，认真总结和推广专卖管理工作取得的经验，查找存在的不足与问题，在此基础上，大胆创新，探索市场监管工作的新方法和新路子。只有这样，才能为卷烟零售市场规范化发展创造条件，更好地促进卷烟零售市场实现效能化发展，构建更为规范的市场秩序。

实现市场监管多元化发展的几点对策

对策一：探索专卖管理工作的新措施和新方法，以此推动市场监管体系多元化进程。

作为卷烟零售市场治理整顿的重要主体，烟草专卖管理部门对市场的稳定规范具有重要作用。因此，烟草专卖管理部门能否出台一系列有力的措施和方法，实现卷烟零售市场治理整顿工作的新突破，将会对建立多元化的市场监管体系产生重要影响。这就要求我们烟草专卖管理部门必须谋求监管新模式。采取诸如定期“互检互打”，“联合行动”，“集中整治”等具有实效性的市场治理整顿措施，全力推进卷烟零售市场的规范与管理工作。

对策二：进一步加大舆论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市场治理整顿声势。

我们知道，卷烟零售市场治理整顿工作的开展，营造气氛和声势极其重要。因此，烟草专卖管理部门必须采取各种切实可行的方式和措施，通过诸如报纸、媒体、座谈、宣传单以及其他一些有效手段，开展积极深入的与市场治理整顿有关的宣传工作。让广大卷烟零售业户充分认识和理解市场治理整顿工作的重要性。同时，全面提升烟草专卖管理部门、其他职能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对卷烟零售市场治理整顿工作的积极性和重视程度，使之真正参与到市场监管工作中来，成为卷烟零售市场治理整顿的积极因素和重要力量。

市场监管法治化篇（3）

关健词:证券监管　法律制度　证券业　自由化

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实质是金融服务贸易发展的多边法律框架，为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提供了具有约束力的原则和制度。证券业是金融业的重要内容，其自由化也是WTO所倡导和推进的金融自由化的重要部分。我国在加人WTO后，证券业的自由化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程度上的发展，但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尚存在一定的滞后。证券业的自由化发展要求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为其提供保障，但行政色彩过浓，过度管制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又有可能成为其障碍，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既要适应WTO关于证券业自由化的要求，又要防范风险，保障证券市场的稳定，因此，证券业自由化的发展要求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变革。正如刘剑文教授所提出的，这种压力与来自WTO规则的直接要求即“消极义务”相比，可以被称为回应竞争压力的“积极义务”。

    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发展要与我国的政治、经济、民众心理、法律文化等相适应，又要与国际惯例接轨，适应WTO的要求，这些因素决定了我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未来发展的指导原则。具体制度的创新与改革固然重要，但对原则性问题的研究对于我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现状会更有意义，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与指导原则，埋头进行具体制度的改革，难免会出现顾此失彼事倍功半，积极效果相对抵消的缺陷。本文认为我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发展的指导原则为:

一、市场化原则

    囿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特殊历程与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的习惯思维，行政色彩过浓，政府干预过多是我国证券监管的主要特点，许多本应由市场支配的事情被不当地置于政府的行政控制之下，如股票发行额度的确定和分配、股票的发行价格、对证券市场的人为分割及上市公司的确定和审查等，政府的意志都起了决定性作用。证券监管法律法规中亦有不少过度考虑了证券市场的安全目标，或实质上是部门维护其既得经济管理权力的法律规则，对于这些不符合市场化原则的法律规则，要废除或加以修改，使之成为真正市场化的法律规则。WTO体系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并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市场经济模式，推动贸易自由化为己任，中国已经入世，理应加快发展我国的市场经济，真正做到以市场为主导，以市场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原则，并将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推崇的自由、效率、秩序、安全的精神渗透到我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中去，自由、效率的法价值决定了我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市场化的发展方向，只有朝着市场化方向改革，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才能真正闪现自由、效率的法价值的光辉。

    按照政府监管机关参与市场的程度与证券监管的手段，可以将证券监管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监管机关不直接参与市场运作，政府监管机关主要运用法律的经济的手段，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着力于通过信息披露制度来解决证券市场失灵的问题.以超然的姿态来监管证券市场，采这种方式。

    监管机关注重于事前预防，并往往致力于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与预警机制，以防范于未然〔另一种是注重对市场参与者及其行为进行实质性管理，忽视市场的要求，采取审批式，注重事后监管，监管成本过高，而效果却差强人意，监管机关的超然地位难以维持，一方面，容易产生寻租现象，滋生腐败，产生政府失灵，另一方面，容易导致投资者对监管机关的依赖心理，动摇证券市场的基础，这种方式下，政府监管机关往往依赖于行政手段来实施监管，造成对证券市场的过度干预，违背了市场的规律。这两种监管方式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监管哲学:公开主义与准则主义。持公开主义监管哲学的监管者奉行公开原则至上，注重信息披露和事后监管，而不具体对市场进行实质性核查。而准则主义则意味着监管者无论是否要求市场主体公开信息都要进行实质性核查，注重事前审查。市场化的原则要求证券监管者在实施证券监管时，应考虑到市场的需求，按照市场化的原则去规范和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减少政府不必要的行政于预，去除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习惯思维和做法，以市场为资本资源配置的基础，逐步树立公开主义的监管哲学，积极发挥自律组织的作用，加强程序要求，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主要以市场化的手段去完成监管任务，政府要着力于防范与化解市场风险，对证券监管法律法规按市场化原则进行清理，加以废除、修改、完善。在证券监管体制方面，应当通过完善相应制度，在加强中国证监会集中监管职能，改善监管方式的同时，促进自律管理作用的发挥，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本作用，并应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促进监管力量的多元化。

    二、法治化原则

市场监管法治化篇（4）

一、证券监管法治化发展的含义 

“法治”一词有着丰富的内涵，可以将之理解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或一种特殊的治国方式．一种价值准则，还可以视为在特定的价值基础和价值目标上形成的法律秩序，无论何种含义，“法治”一词都闪耀着民主、自由、平等、秩序、效益与安全的光彩。本文的法治化是就一种价值准则和此之上形成的法律秩序而言的。证券监管的法治化发展是指证券监管的完善应以法治为其价值标准并力图达到法治状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法学观点，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是经济利益的记载和反映，可以协调相关主体的经济利益。市场经济中有多元化的利益主体，需要靠法律来协调其利益关系，需要相应的“游戏规则”和因此而产生的秩序，而这些规则和相应的经济规律则要通过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正是法治经济的基本要求，也决定了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与其特有的产品虚拟性、高风险性及易传导性决定了证券市场对于法律的依赖性，只有将证券市场建立于系统完善并实施良好的法律基础之上，证券市场才会得到稳定迅速的发展。 

证券监管究其本质是一个法律问题，无论何种监管模式与监管手段都须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法律监管则是国际上证券监管的基本方法和重要手段。证券监管的法治化发展是其本质要求，同时在现阶段也是市场化和国际化发展的要求。我国证券市场在诞生之时，其目标就定位于为国有企业开辟低成本的筹资渠道，促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和产业结构调整，因此，证券市场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过多地承担了政策职能，行政管制干预了证券市场的方方面面，与这种行政管制为主的监管相适应，证券监管法律体系及其运作也处于不完善的状态。证券监管的市场化要求有完善的证券监管法律体系，需要司法的介入来加强监管，制约监管力量，还要求有严格的执法加以保障，通过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对不利于市场发展的行为加以规范，通过制度化的手段克服市场自身的缺陷及政府干预的失灵。这些要求正是证券监管法治化发展的体现，即必须有调整各种市场行为的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这些法律必须尽可能符合并体现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并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得到良好的实施，具有崇高的权威。在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今天，证券市场的自由化与国际化发展是必然的趋势，相应的要求证券监管采取国际通行的惯例与规则，实现国际化，而证券监管的法治化是国际证券监管的通行趋势，因此我国证券监管的法治化发展是国际化发展的要求和实现途径。我们应尽可能地完善证券监管法律法规并保证其得到良好的实施，同时要及时加以公布，以保障公正、透明法治环境的实现。 

二、证券监管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 

证券监管的法治化需要有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o5年l0月27日通过了修订后的《证券法》，进一步完善了证券市场的基本法律，但不能否认我国证券监管法律法规体系中仍存在某些规定的空白、法律法规及条例之间不能很好地协调和衔接、操作性差的问题，应对当前证券监管法律法规进行系统的清理汇编，确立体系完整、层次分明的监管法律法规体系： 

1、国内相关法律构成证券监管法律法规体系第一层次，包括《证券法》、《公司法》、《票据法》、《刑法》中有关证券犯罪的规定等。证券监管应以法律为主要依据，辅之以其他层次的规范性文件。1998年的《证券法》由于制订时适逢东南亚金融危机，主要考虑到了防范风险，对市场规律的认识把握不够，过度的管制扼杀了证券市场的活力，如关于证券公司不能为客户融资融券交易的规定，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等规定，在实践中违反类似规定的现象比比皆是，致使相关规定不但未实现立法者的初衷，反而减弱了法律应有的权威性；部分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不健全、质量不高、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对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缺乏诚信义务及法律责任的规定；一些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机制不严、经营活动不规范、外部监管手段不足；证券发行、交易、登记结算制度等不够完备，没有为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留下法律空间；有些法律责任的规定过于原则，难以操作，不利于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维护资本市场的秩序；对于证券监管机构的权力规定不全面，又缺乏制约；在民事赔偿方面，旧的《证券法》中仅有两条过于简单的原则性规定，远远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对于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也未能达到应有的力度。此外，《证券法》与《公司法》、《证券法》与相关法规条例中内容重叠，且存在诸多不一致，需要加以协调完善。旧的《证券法》的调整范围和某些限制性规定均已不适应证券市场的发展，需要补充和完善。④针对这些问题，全国人大财经委在2003年就成立证券法修改起草组，开展证券法修改起草工作，2005年10月27日，修订后的《证券法》被通过。此次修订的指导思想是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突出保护社会公众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加强和完善证券法律监管，防范和化解证券市场风险，同时为资本市场制度创新和产品创新提供发展空间。如为适应证券市场发展，在交易制度上做了进一步的完善，扩大了证券交易的方式和范围，取消了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的规定。扩大了证券公司业务范围和业务品种，对证券公司的融资融券行为进行解禁，改变了过去证券公司实行的管理办法，按照业务的总体水平来设定条件。同时对证券公司的行业风险机制加以完善，并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进行完善。扩大证券交易所作为证券自律机构的作用，特别是对于证券的上市，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的决定，都由证券交易所进行资质性的管理。进一步发挥证券协会的作用。增加了相关主体的义务及法律责任的规定。完善了证券监管机关的职权与责任。修订后的《公司法》也于2005年10月27日通过，证券市场两大基础性法律的修订，必然会为证券市场的发展提供保障，并为证券监管的法治化发展奠定基础。

人世后，随着证券市场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大，关于外国证券服务提供者的进入及待遇的规定尚不完备，因此相关立法仍需要完善，明确中国证券监管机关对中外合资证券公司等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权，证券监管机关将在配合有关母国监管的前提下对有关外资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谨慎经营、市场退出进行全面监管。同时，对于境外的中资金融机构，应完善立法，协调好对有关金融机构及海外分支机构承担的母国的监管责任，鼓励中资金融机构的海外拓展，在与东道国监管协调的基础上加强对我国海外金融机构的监管，提高其国际竞争力与稳健安全发展。

2．相关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条例等规范性文件构成证券监管法律体系的第二个层次。目前，该层次主要存在的问题是法规、规章等出台过于泛滥和频繁，相互之间有冲突抵触情况，稳定性和权威性受到影响。对该层次的法规、规章、条例要注意加以清理汇编，对相互冲突矛盾、不合实际的要予以废止。对于立法层次过低，影响其实施效力的，应及时进行立法，完善相关法律。另一方面，在个别法律未及时修改前，可以先制订配套法规和相关实施细则，防止出现法律法规的空白而造成的不良后果。我国目前关于证券业对外开放及关于市场准入、退出和持续监管的规范性文件均为该层次的法规、规章、条例等，包括有：《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等。

3．有关国际性文件包括双边、多边条约及国内监管政策、自律规则等构成我国证券监管法律法规的非正式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法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西方有学者主张过去以是否具备强制性来鉴别法律的观点已不适应社会的需要和法律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在现代社会，法的概念应以权威性为核心，其代表为伯克利学派。根据该观点，有关国际性文件，包括双边、经国内法律认可的多边条约、国内监管政策及自律性规则等都可成为我国证券监管法律体系的非正式组成部分。双边条约包括有相互法律协助条约，一般通过正式外交渠道签署，在法律上具有约束力，谅解备忘录则为各国证券主管机关之间签署的一种陈述其意向的声明，因而对有关各国并不构成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律义务，但由于其签订程序简便，且由直接负责证券市场的机关予以签署并实施，故执行效果甚佳，成为国际证券监管双边合作的最常见形式。多边条约要成为我国证券监管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需经过国内相关法律的认可转化，包括证券监管国际组织为协调国际监管而制订的国际性协议、条约等，经过转化都可成为我国证券监管的依据。有关监管的政策由于其权威性与灵活性，对监管而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前提是政策必须能得到所监管的行业的尊重并是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科学地被制定，否则监管的作用和权威将被严重削弱。

在完善证券监管法律体系结构的同时，应注重各层次间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相互协调，解决证券监管法律体系中层次偏低的现象，完善各个关节包括入市、退市及持续监管的法律法规，使各个监管环节都有法可依，增强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避免对相关事项过于原则性的规定。同时根据我国已做出的相关承诺及wto的有关规则对有关证券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增加我国证券业国际化的法律法规依据。出台有关监管协调与合作的法律法规，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开放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相关部门还应及时在指定的公开场所公布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措施，保障法律法规的透明度，实现一个公开透明的法治环境。

三、证券监管与司法介入

市场监管法治化篇（5）

一、证券监管法治化发展的含义

“法治”一词有着丰富的内涵，可以将之理解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或一种特殊的治国方式．一种价值准则，还可以视为在特定的价值基础和价值目标上形成的法律秩序，无论何种含义，“法治”一词都闪耀着民主、自由、平等、秩序、效益与安全的光彩。本文的法治化是就一种价值准则和此之上形成的法律秩序而言的。证券监管的法治化发展是指证券监管的完善应以法治为其价值标准并力图达到法治状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法学观点，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是经济利益的记载和反映，可以协调相关主体的经济利益。市场经济中有多元化的利益主体，需要靠法律来协调其利益关系，需要相应的“游戏规则”和因此而产生的秩序，而这些规则和相应的经济规律则要通过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正是法治经济的基本要求，也决定了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与其特有的产品虚拟性、高风险性及易传导性决定了证券市场对于法律的依赖性，只有将证券市场建立于系统完善并实施良好的法律基础之上，证券市场才会得到稳定迅速的发展。

证券监管究其本质是一个法律问题，无论何种监管模式与监管手段都须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法律监管则是国际上证券监管的基本方法和重要手段。证券监管的法治化发展是其本质要求，同时在现阶段也是市场化和国际化发展的要求。我国证券市场在诞生之时，其目标就定位于为国有企业开辟低成本的筹资渠道，促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和产业结构调整，因此，证券市场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过多地承担了政策职能，行政管制干预了证券市场的方方面面，与这种行政管制为主的监管相适应，证券监管法律体系及其运作也处于不完善的状态。证券监管的市场化要求有完善的证券监管法律体系，需要司法的介入来加强监管，制约监管力量，还要求有严格的执法加以保障，通过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对不利于市场发展的行为加以规范，通过制度化的手段克服市场自身的缺陷及政府干预的失灵。这些要求正是证券监管法治化发展的体现，即必须有调整各种市场行为的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这些法律必须尽可能符合并体现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并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得到良好的实施，具有崇高的权威。在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今天，证券市场的自由化与国际化发展是必然的趋势，相应的要求证券监管采取国际通行的惯例与规则，实现国际化，而证券监管的法治化是国际证券监管的通行趋势，因此我国证券监管的法治化发展是国际化发展的要求和实现途径。我们应尽可能地完善证券监管法律法规并保证其得到良好的实施，同时要及时加以公布，以保障公正、透明法治环境的实现。

二、证券监管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

证券监管的法治化需要有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o5年l0月27日通过了修订后的《证券法》，进一步完善了证券市场的基本法律，但不能否认我国证券监管法律法规体系中仍存在某些规定的空白、法律法规及条例之间不能很好地协调和衔接、操作性差的问题，应对当前证券监管法律法规进行系统的清理汇编，确立体系完整、层次分明的监管法律法规体系：

1、国内相关法律构成证券监管法律法规体系第一层次，包括《证券法》、《公司法》、《票据法》、《刑法》中有关证券犯罪的规定等。证券监管应以法律为主要依据，辅之以其他层次的规范性文件。1998年的《证券法》由于制订时适逢东南亚金融危机，主要考虑到了防范风险，对市场规律的认识把握不够，过度的管制扼杀了证券市场的活力，如关于证券公司不能为客户融资融券交易的规定，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等规定，在实践中违反类似规定的现象比比皆是，致使相关规定不但未实现立法者的初衷，反而减弱了法律应有的权威性；部分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不健全、质量不高、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对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缺乏诚信义务及法律责任的规定；一些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机制不严、经营活动不规范、外部监管手段不足；证券发行、交易、登记结算制度等不够完备，没有为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留下法律空间；有些法律责任的规定过于原则，难以操作，不利于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维护资本市场的秩序；对于证券监管机构的权力规定不全面，又缺乏制约；在民事赔偿方面，旧的《证券法》中仅有两条过于简单的原则性规定，远远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对于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也未能达到应有的力度。此外，《证券法》与《公司法》、《证券法》与相关法规条例中内容重叠，且存在诸多不一致，需要加以协调完善。旧的《证券法》的调整范围和某些限制性规定均已不适应证券市场的发展，需要补充和完善。④针对这些问题，全国人大财经委在2003年就成立证券法修改起草组，开展证券法修改起草工作，2005年10月27日，修订后的《证券法》被通过。此次修订的指导思想是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突出保护社会公众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加强和完善证券法律监管，防范和化解证券市场风险，同时为资本市场制度创新和产品创新提供发展空间。如为适应证券市场发展，在交易制度上做了进一步的完善，扩大了证券交易的方式和范围，取消了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的规定。扩大了证券公司业务范围和业务品种，对证券公司的融资融券行为进行解禁，改变了过去证券公司实行的管理办法，按照业务的总体水平来设定条件。同时对证券公司的行业风险机制加以完善，并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进行完善。扩大证券交易所作为证券自律机构的作用，特别是对于证券的上市，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的决定，都由证券交易所进行资质性的管理。进一步发挥证券协会的作用。增加了相关主体的义务及法律责任的规定。完善了证券监管机关的职权与责任。修订后的《公司法》也于2005年10月27日通过，证券市场两大基础性法律的修订，必然会为证券市场的发展提供保障，并为证券监管的法治化发展奠定基础。

人世后，随着证券市场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大，关于外国证券服务提供者的进入及待遇的规定尚不完备，因此相关立法仍需要完善，明确中国证券监管机关对中外合资证券公司等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权，证券监管机关将在配合有关母国监管的前提下对有关外资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谨慎经营、市场退出进行全面监管。同时，对于境外的中资金融机构，应完善立法，协调好对有关金融机构及海外分支机构承担的母国的监管责任，鼓励中资金融机构的海外拓展，在与东道国监管协调的基础上加强对我国海外金融机构的监管，提高其国际竞争力与稳健安全发展。

2．相关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条例等规范性文件构成证券监管法律体系的第二个层次。目前，该层次主要存在的问题是法规、规章等出台过于泛滥和频繁，相互之间有冲突抵触情况，稳定性和权威性受到影响。对该层次的法规、规章、条例要注意加以清理汇编，对相互冲突矛盾、不合实际的要予以废止。对于立法层次过低，影响其实施效力的，应及时进行立法，完善相关法律。另一方面，在个别法律未及时修改前，可以先制订配套法规和相关实施细则，防止出现法律法规的空白而造成的不良后果。我国目前关于证券业对外开放及关于市场准入、退出和持续监管的规范性文件均为该层次的法规、规章、条例等，包括有：《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等。

3．有关国际性文件包括双边、多边条约及国内监管政策、自律规则等构成我国证券监管法律法规的非正式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法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西方有学者主张过去以是否具备强制性来鉴别法律的观点已不适应社会的需要和法律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在现代社会，法的概念应以权威性为核心，其代表为伯克利学派。根据该观点，有关国际性文件，包括双边、经国内法律认可的多边条约、国内监管政策及自律性规则等都可成为我国证券监管法律体系的非正式组成部分。双边条约包括有相互法律协助条约，一般通过正式外交渠道签署，在法律上具有约束力，谅解备忘录则为各国证券主管机关之间签署的一种陈述其意向的声明，因而对有关各国并不构成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律义务，但由于其签订程序简便，且由直接负责证券市场的机关予以签署并实施，故执行效果甚佳，成为国际证券监管双边合作的最常见形式。多边条约要成为我国证券监管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需经过国内相关法律的认可转化，包括证券监管国际组织为协调国际监管而制订的国际性协议、条约等，经过转化都可成为我国证券监管的依据。有关监管的政策由于其权威性与灵活性，对监管而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前提是政策必须能得到所监管的行业的尊重并是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科学地被制定，否则监管的作用和权威将被严重削弱。

在完善证券监管法律体系结构的同时，应注重各层次间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相互协调，解决证券监管法律体系中层次偏低的现象，完善各个关节包括入市、退市及持续监管的法律法规，使各个监管环节都有法可依，增强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避免对相关事项过于原则性的规定。同时根据我国已做出的相关承诺及wto的有关规则对有关证券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增加我国证券业国际化的法律法规依据。出台有关监管协调与合作的法律法规，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开放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相关部门还应及时在指定的公开场所公布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措施，保障法律法规的透明度，实现一个公开透明的法治环境。

三、证券监管与司法介入

市场监管法治化篇（6）

关键词：证券监管　法治化 

一、证券监管法治化发展的含义 

“法治”一词有着丰富的内涵，可以将之理解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或一种特殊的治国方式．一种价值准则，还可以视为在特定的价值基础和价值目标上形成的法律秩序，无论何种含义，“法治”一词都闪耀着民主、自由、平等、秩序、效益与安全的光彩。本文的法治化是就一种价值准则和此之上形成的法律秩序而言的。证券监管的法治化发展是指证券监管的完善应以法治为其价值标准并力图达到法治状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法学观点，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是经济利益的记载和反映，可以协调相关主体的经济利益。市场经济中有多元化的利益主体，需要靠法律来协调其利益关系，需要相应的“游戏规则”和因此而产生的秩序，而这些规则和相应的经济规律则要通过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正是法治经济的基本要求，也决定了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与其特有的产品虚拟性、高风险性及易传导性决定了证券市场对于法律的依赖性，只有将证券市场建立于系统完善并实施良好的法律基础之上，证券市场才会得到稳定迅速的发展。 

证券监管究其本质是一个法律问题，无论何种监管模式与监管手段都须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法律监管则是国际上证券监管的基本方法和重要手段。证券监管的法治化发展是其本质要求，同时在现阶段也是市场化和国际化发展的要求。我国证券市场在诞生之时，其目标就定位于为国有企业开辟低成本的筹资渠道，促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和产业结构调整，因此，证券市场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过多地承担了政策职能，行政管制干预了证券市场的方方面面，与这种行政管制为主的监管相适应，证券监管法律体系及其运作也处于不完善的状态。证券监管的市场化要求有完善的证券监管法律体系，需要司法的介入来加强监管，制约监管力量，还要求有严格的执法加以保障，通过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对不利于市场发展的行为加以规范，通过制度化的手段克服市场自身的缺陷及政府干预的失灵。这些要求正是证券监管法治化发展的体现，即必须有调整各种市场行为的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这些法律必须尽可能符合并体现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并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得到良好的实施，具有崇高的权威。在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今天，证券市场的自由化与国际化发展是必然的趋势，相应的要求证券监管采取国际通行的惯例与规则，实现国际化，而证券监管的法治化是国际证券监管的通行趋势，因此我国证券监管的法治化发展是国际化发展的要求和实现途径。我们应尽可能地完善证券监管法律法规并保证其得到良好的实施，同时要及时加以公布，以保障公正、透明法治环境的实现。 

二、证券监管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 

证券监管的法治化需要有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o5年l0月27日通过了修订后的《证券法》，进一步完善了证券市场的基本法律，但不能否认我国证券监管法律法规体系中仍存在某些规定的空白、法律法规及条例之间不能很好地协调和衔接、操作性差的问题，应对当前证券监管法律法规进行系统的清理汇编，确立体系完整、层次分明的监管法律法规体系： 

1、国内相关法律构成证券监管法律法规体系第一层次，包括《证券法》、《公司法》、《票据法》、《刑法》中有关证券犯罪的规定等。证券监管应以法律为主要依据，辅之以其他层次的规范性文件。1998年的《证券法》由于制订时适逢东南亚金融危机，主要考虑到了防范风险，对市场规律的认识把握不够，过度的管制扼杀了证券市场的活力，如关于证券公司不能为客户融资融券交易的规定，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等规定，在实践中违反类似规定的现象比比皆是，致使相关规定不但未实现立法者的初衷，反而减弱了法律应有的权威性；部分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不健全、质量不高、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对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缺乏诚信义务及法律责任的规定；一些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机制不严、经营活动不规范、外部监管手段不足；证券发行、交易、登记结算制度等不够完备，没有为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留下法律空间；有些法律责任的规定过于原则，难以操作，不利于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维护资本市场的秩序；对于证券监管机构的权力规定不全面，又缺乏制约；在民事赔偿方面，旧的《证券法》中仅有两条过于简单的原则性规定，远远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对于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也未能达到应有的力度。此外，《证券法》与《公司法

》、《证券法》与相关法规条例中内容重叠，且存在诸多不一致，需要加以协调完善。旧的《证券法》的调整范围和某些限制性规定均已不适应证券市场的发展，需要补充和完善。④针对这些问题，全国人大财经委在2003年就成立证券法修改起草组，开展证券法修改起草工作，2005年10月27日，修订后的《证券法》被通过。此次修订的指导思想是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突出保护社会公众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加强和完善证券法律监管，防范和化解证券市场风险，同时为资本市场制度创新和产品创新提供发展空间。如为适应证券市场发展，在交易制度上做了进一步的完善，扩大了证券交易的方式和范围，取消了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的规定。扩大了证券公司业务范围和业务品种，对证券公司的融资融券行为进行解禁，改变了过去证券公司实行的管理办法，按照业务的总体水平来设定条件。同时对证券公司的行业风险机制加以完善，并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进行完善。扩大证券交易所作为证券自律机构的作用，特别是对于证券的上市，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的决定，都由证券交易所进行资质性的管理。进一步发挥证券协会的作用。增加了相关主体的义务及法律责任的规定。完善了证券监管机关的职权与责任。修订后的《公司法》也于2005年10月27日通过，证券市场两大基础性法律的修订，必然会为证券市场的发展提供保障，并为证券监管的法治化发展奠定基础。

人世后，随着证券市场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大，关于外国证券服务提供者的进入及待遇的规定尚不完备，因此相关立法仍需要完善，明确中国证券监管机关对中外合资证券公司等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权，证券监管机关将在配合有关母国监管的前提下对有关外资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谨慎经营、市场退出进行全面监管。同时，对于境外的中资金融机构，应完善立法，协调好对有关金融机构及海外分支机构承担的母国的监管责任，鼓励中资金融机构的海外拓展，在与东道国监管协调的基础上加强对我国海外金融机构的监管，提高其国际竞争力与稳健安全发展。

2．相关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条例等规范性文件构成证券监管法律体系的第二个层次。目前，该层次主要存在的问题是法规、规章等出台过于泛滥和频繁，相互之间有冲突抵触情况，稳定性和权威性受到影响。对该层次的法规、规章、条例要注意加以清理汇编，对相互冲突矛盾、不合实际的要予以废止。对于立法层次过低，影响其实施效力的，应及时进行立法，完善相关法律。另一方面，在个别法律未及时修改前，可以先制订配套法规和相关实施细则，防止出现法律法规的空白而造成的不良后果。我国目前关于证券业对外开放及关于市场准入、退出和持续监管的规范性文件均为该层次的法规、规章、条例等，包括有：《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等。

3．有关国际性文件包括双边、多边条约及国内监管政策、自律规则等构成我国证券监管法律法规的非正式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法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西方有学者主张过去以是否具备强制性来鉴别法律的观点已不适应社会的需要和法律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在现代社会，法的概念应以权威性为核心，其代表为伯克利学派。根据该观点，有关国际性文件，包括双边、经国内法律认可的多边条约、国内监管政策及自律性规则等都可成为我国证券监管法律体系的非正式组成部分。双边条约包括有相互法律协助条约，一般通过正式外交渠道签署，在法律上具有约束力，谅解备忘录则为各国证券主管机关之间签署的一种陈述其意向的声明，因而对有关各国并不构成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律义务，但由于其签订程序简便，且由直接负责证券市场的机关予以签署并实施，故执行效果甚佳，成为国际证券监管双边合作的最常见形式。多边条约要成为我国证券监管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需经过国内相关法律的认可转化，包括证券监管国际组织为协调国际监管而制订的国际性协议、条约等，经过转化都可成为我国证券监管的依据。有关监管的政策由于其权威性与灵活性，对监管而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前提是政策必须能得到所监管的行业的尊重并是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科学地被制定，否则监管的作用和权威将被严重削弱。

在完善证券监管法律体系结构的同时，应注重各层次间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相互协调，解决证券监管法律体系中层次偏低的现象，完善各个关节包括入市、退市及持续监管的法律法规，使各个监管环节都有法可依，增强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避免对相关事项过于原则性的规定。同时根据我国已做出的相关承诺及wto的有关规则对有关证券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增加我国证券业国际化的法律法规依据。出台有关监管协调与合作的法律法规，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开放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相关部门还应及时在指定的公开场所公布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措施，保障法律法规的透明度，实现一个公

开透明的法治环境。

三、证券监管与司法介入

市场监管法治化篇（7）

中图分类号： G267 文献标识码： A

当前，我们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而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治环境是最好的发展环境。党的十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的要求，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在我们现阶段建筑市场执法管理过程中还是存有一些不完备的情况或者漏洞，例如行政执法队伍理论和业务水平有待提高、执法程序不规范、行政执法监督有待加强等。因此还应在理清建筑市场管理执法的法律依据、增加执法工作的透明度、规范行政执法程序，加强执法监督手段等方面进行提升。在建设监察执法中树立法治意识，让建筑市场经济活动航行在良好法治秩序的大道上。以日常监管、行政处罚及企业不良行为记录为主要手段，积极探求新思路，谋划新举措，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建筑市场监管，提高建筑市场管理水平，规范建筑市场秩序，促进建筑业又好又快科学发展。

建筑市场执法管理人员应树立增强服务、加快发展、跨越赶超的思维，着力提升建设执法活动的公信力。“依法行政、执法为民”的理念是执法实践的思想基础，保障建设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是提升执法公信力的前提，是新时期建设执法人员必备的思想素质。综合运用开放、市场、科技、法治“四种思维”管理方式，增强建筑市场执法人员干事创业积极性、创造性。树立起市场开放思维，着力解决城镇建设水平不高的问题；树立起科技创新思维，着力解决对建筑市场的服务、监督、管理方式转变的问题；树立起法治思维，着力增强对建筑市场依法行政的能力。把握建筑市场规律，找准工作职能定位，运用法律手段保障改革创新成果，以法治思维和法制方式促进建筑市场科学发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提高工作能力，推进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稽查执法中，严格履行《建筑法》、《招标投标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各项任务和要求，摒弃重监管轻服务的旧观念，始终坚持贯彻“严格规范建筑市场，热情服务建设企业”的理念，认真对待各个企业的诉求，体现建设执法的人文关怀、柔性管理和亲情执法。努力实现严格、公正、廉洁执法与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的有机结合，注重完善现场检查、立案调查、证据收集、听证告知、违法处罚等程序公正的具体要求，确立法律监督是一种程序性监督的理念。对建设处罚案卷整理工作的法律合规性和程序合法性严格检查。确保建设行政处罚案件均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质量上精益求精，力求让建设行政处罚案件都经得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进而建立规范的建筑市场秩序，维护了建设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对企业服务、监管和处罚的有机统一。有效提升了建设执法管理水平。为促进建筑市场的科学发展营造公平正义的执法环境。给企业以安全感、稳定感，为发展提供最可靠的环境保障。

在当前一个阶段，要进一步完善建筑市场监督管理制度，实现常态化稽查执法，对建筑市场各方主体行为进行精细化管理，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检查，加大力度解决以下几个突出问题：一是要切实保证建筑相关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解决好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等问题，要依法依规严格查处，违法开工的项目要立即停工，责令整改，记入不良行为记录；二是要切实解决好建设工程发承包应招标未招标、应备案未备案等逃避执法监管的问题，私自签订不规范合同及“阴阳合同”降低工程款、劳务费不按时结算等极易引发农民工的风险；三是要加强建筑市场执法队伍建设的问题，强化对监管人员的法治理论和业务水平培训，建立一支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的建筑市场执法人员队伍，提高建筑市场管理人员依法监督能力和建筑专业水平；四是要着力解决合同约定的项目经理长期不到位的问题，解决施工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不到位的问题，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的问题。

市场监管法治化篇（8）

（一）商事制度改革对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法治建设提出新要求

商事制度改革实施以来，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市场主体活力大大激发，改革红利进一步释放，改革的政策效应逐步显现。但与改革要求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需要通过法治建设，不断推进改革深入开展。一是进一步细化、完善和落实商事制度改革的有关配套制度。二是加紧推进“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一方面，根据市场监管实际，会同有关部门梳理前置变后置的许可事项，提出修改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建议；另一方面，针对监管职责不清等问题，推进厘清部门监管职责，细化落实“谁审批、谁监管”和行业归口管理原则，合理划分监管法律责任。三是按照“严管”的要求，加强市场监管。一方面，完善登记后续监管措施，建立健全行业监管、属地监管、综合监管相协调的市场监管机制；另一方面，亟须加紧制订完善信用公示、信息共享、信用约束、社会共治等方面的法规规章，加强对各类市场主体经营行为的信用监管，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监管效应，推动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诚信守法、监管有力的现代市场体系。

（二）分级管理领导体制对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法治建设

提出新课题按照中央要求，陕西、山东、安徽、浙江等省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已完成领导体制分级管理，广东、江西等地正在实施分级管理。分级管理有利于地方政府统一调度协调执法力量，也有利于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与地方各部门之间开展执法协作，提升执法效能。但分级管理之后，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工作也会面临一些亟须解决的新问题：一是如何避免地方保护主义，促进地方经济健康发展。二是如何进一步完善管理手段，确保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执法工作的组织指挥、协调督办、业务指导力度，保持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执法的规范性和统一性。三是如何加强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保障力度。由于经济发展情况不同，部分地区出于经济压力，对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的保障和支持力度较之垂管前有所下降，例如，有的地方分级管理后的人均业务经费不到省以下垂管时期的1/4，需要研究解决如何保证执法队伍建设、执法设备更新、信息化建设等问题。有的地方需要进一步探索根据车改政策要求，保障办案用车的相关办法。四是为了促进地方经济发展，部分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承担的非职能工作显著增加，如市容整治、招商引资、卫生创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使基层执法力量更显不足。

（三）部分省市机构合并使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法治建设

面临新挑战2013年以来，安徽、浙江、天津、深圳等省市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在分级管理的基础上，进行了基层机构合并改革，吉林、辽宁、上海等地也正在推进相关工作。截至目前，各地合并情况并不统一，有的地方工商、质监、食药三家合并，有的地方工商、食药两家合并；有的省级局以下合并，有的地市局以下合并，有的只有县级局合并等。执法机构合并有利于地方政府整合有限的执法力量和执法资源，切实承担起对食品安全负总责的责任，但同时也增加了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执法的难度。一是基层执法的压力和风险增大。部分地方由于质监、食药几乎没有基层派出机构，机构合并后的市场监管所多是以基层工商所为基础建立的，基层所执法人员编制没有增加或者增加较少，但承担的业务量却大幅增加。此外，部分执法工作，如食品药品监管、特种设备监管等，还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基层执法力量既难以承担繁重的监管工作，也难以很快适应新的监管业务，监管执法压力和风险显著增加。二是基层执法的重点转移。因食品安全、生产安全（特种设备）等工作受到领导重视、社会关注度较高，考核中实行一票否决，而打击商标侵权，治理违法广告，反不正当竞争等行政执法工作没有硬性指标，因此，部分地区的监管执法重点开始向食品安全、特种设备监管倾斜，这对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日常监管有一定影响。三是行政执法证、制服、执法文书和执法程序尚不统一。执法机构合并之前，工商、质监、食药均有独立的执法证、制服、执法文书和执法程序。基层机构合并之后，部分地方统一了执法证以及执法文书，部分地方正在探索统一执法程序，多数地方还是根据办理案件的类型分别适用办案程序，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办法。

二、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法治建设

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法治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统一规划、统筹安排、分步实施，又要分清轻重缓解、突出重点。当前，解决好法治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要重点做好以下四项工作。

（一）加强法律法规规章的立改废释工作

完善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工商行政管理、市场监管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重要组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基础，必须按党中央的要求，不断加以完善。一是保持工商行政管理、市场监管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的开放性、动态性、发展性。经过全系统的共同努力，目前已基本形成工商行政管理、市场监管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执法实践的不断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必然出现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新情况，需要应时而动，与有关立法机关积极协调，通过立改废释保证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与时俱进。下一步，总局法规司将积极配合人大法工委做好《广告法》修订审议工作，做好《广告法》配套规章制定工作；积极配合国务院法制办做好《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修改工作；积极推动《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进程；积极配合有关司局做好《禁止传销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立法调研工作。二是做好立法协调工作。将按时保质保量办理好立法协调文件；积极参加国务院法制办、有关部委（单位）和有关业务司局组织召开的立法协调会议；立足职能，着眼大局，在法治原则和工商实践的结合点上下功夫；加强与各业务司局、国务院法制办有关司局、有关部门法制机构立法工作层面的日常沟通，营造内和外顺的工作环境。三是坚持科学、民主立法。按照四中全会的要求，充分发挥法制机构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中的积极作用。完善立法项目征集和论证制度、立法调研制度、专家论证制度、立法后评估制度等已被证实的、行之有效的基本制度。听取法制基层联系点代表基层的意见建议，有效发挥基层联系点在立法中的作用。探索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主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建立工商行政管理、市场监管机关和社会公众的沟通机制，发挥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在立法协商中的作用。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建立健全法律法规规章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

（二）深入推进依法行政

推动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法治建设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我们将认真领会这一精神，按照张茅同志在总局贯彻落实四中全会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要求，进一步加强依法行政工作。一是依法全面履行职能。按照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精神，根据商事制度改革、职能划转等新情况，及时梳理执法依据，明确职能权限，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坚决纠正不作为、乱作为。二是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建立法制机构人员为主体、专家和律师参加的法律顾问队伍，保证法律顾问在制定重大行政决策、推进依法行政中发挥积极作用。三是深化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执法体制改革。严格执行《工商行政管理执法证管理办法》，实行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认真贯彻落实总局、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工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配合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进一步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四是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抓好《工商行政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暂行规定》的贯彻落实工作。推进《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的贯彻落实，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细化、量化行政裁量标准，规范裁量范围、种类、幅度。五是加强执法监督。尽快完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执法监督暂行规定》，加强对普遍性执法问题的监督力度，加强个案监督中的纠错力度，切实维护市场监管执法的统一性、权威性和有效性。在做好案件核审、听证、复议、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等监督制度落实的基础上，研究强化行政执法监督的新思路、新措施、新方式，保证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发挥行政复议的监督功能，着力对复议中带有普遍性的热点难点问题加以深入研究，提出解决办法。开展行政处罚案卷评查工作，引导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机关对本机关的案卷、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案卷开展定期评查，科学评估案件质量，及时发现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和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意见，主动防范行政执法风险。

市场监管法治化篇（9）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5）08-0047-05

一、问题的提出

基金家族是同一基金管理公司发行并管理的全部基金的总称。目前，基金家族的普遍存在已成为国内外基金行业的显著特征。随着基金公司家族式经营的常态化，基金公司更容易在明星基金对家族资金流入具有显著溢出效应的利益诱导下主动采取家族造星策略，此举将对证券市场运行产生重大影响和冲击。研究认为，基金家族造星现象是基金管理公司与基金持有人利益分歧的结果，在本质上是基金治理的研究范畴。当下，在基金内部治理方面，自2004 年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确立的契约型基金形式实施以来，契约型基金治理结构存在的结构性缺陷所显现的折扣性法律效应已被广泛质疑。而在竞争环境和监管环境作为基金治理重要基础的基金外部治理方面，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和基金市场历史发展条件的局限，在相关基金法律法规体系、证券市场化规范程度、行业监管、行业职业化等方面仍存在较多缺陷和问题，使得我国基金外部治理效能发挥受到了抑制。在理论界已基本形成公司型基金作为基金内部治理发展方向的情况下，本文将分析和考察我国基金外部治理现状并详细阐述提升我国基金外部治理的三项基本维度，以期能系统、有效扼制与防控基金管理人钻营基金治理漏洞所引发的家族造星行为。

二、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外部治理缺陷

在现代基金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我国证券市场和基金市场中的外部治理要素如市场竞争、基金监管和基金评级等对改善基金治理所起的作用在日益增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基金内部治理的不足，并能促进基金内部治理的优化，对保护基金持有人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要更加全面、深入和准确地提炼导致基金家族造星现象的基金治理因素，有必要对基金治理外部治理缺陷进行分析和总结。

（一）证券市场环境的缺陷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于上市公司绝大部分为国有产权，为维护地方或部门利益，政府和证券监管机构很难按市场经济规律和法律按章办事，造成监管执法权威性的缺失。二是我国对股票发行监管采用核准制的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市场失灵和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三是我国证券市场往往只强调了证券市场的融资功能而对资源配置、风险定价及产权界定等功能的重视还不够。四是证券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证券市场呈现多头管理等问题导致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行为时有发生。

（二）基金法律法规体系有待健全和完善

首先，现行法律法规缺乏对基金管理人的决策权限及操作行为的详细指引和规范，造成基金监管机构和其他基金当事人无法有效约束基金管理人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其次，基金合同条款格式化特征显著，主要的基金当事人缺少合同各方平等进行市场化谈判的余地。三是在有关法律的组成部分方面未能全面和充分，导致整个法律体系的效能受到了抑制和降低。

（三）我国基金市场中各要素市场的发展滞后

由于我国基金管理公司成立的准入门槛较高，具有基金监管机构认可和审批的具有基金投资管理资质的基金管理公司还是基金市场中的稀缺资源，由于基金管理公司数量的不足，导致参与基金管理市场的竞争主体数量非常有限，从而严重制约了基金管理人市场的竞争程度。在基金经理市场方面，基金经理的职业化和市场化系统尚未完全建立，制约了基金市场中基金经理人间的竞争程度;同时，相关中介机构如基金评级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亦未能形成专业化、市场化的竞争态势。相关要素市场化程度较低，使得我国基金治理效能降低，助长基金家族造星行为的发生。

（四）我国基金法律监管体系完整性不够

基金监管组织体系仍以集中型的模式为主，具有很强的政府主导性的特点，各级监管机构之间缺乏相应的监管协调机制;作为监管主体的政府职能机构和相关行业组织对目前我国基金市场监管的关键性问题的认识和把握仍不很明确和清晰。这严重制约和限制了我国基金监管效力的发挥。

（五）我国基金监管的体制和机制缺陷

我国基金监管体制普遍存在结构单一、方法简单、执行有限、效果不佳和法律法规粗放等缺陷，使得我国基金监管者本身处于一种监督和监管力度非常有限的状态，由于基金监管者本身也是一个“经济人”，这就极有可能导致基金监管者出现疏于监管或合谋败德的情况发生，使得目前所设计和制定的监管体系和法律法规成为摆设，这将严重影响基金外部治理的质量和效能。

三、提升基金外部治理的基本维度

我国基金治理外部环境的缺陷和不足在运行环境和宏观层面上影响和降低了基金治理的效能，限制了监管机构、基金持有人和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管理人的约束效力，阻碍了我国基金治理整体质量的提升，从而为基金管理公司实施造星策略留下了空间和条件。对此，本文提出监管层需从基金主体市场化、基金监管制度建设和基金监管者的监管三项基本维度来提升基金外部治理效能。

（一）基金主体市场化

1. 积极鼓励各类基金和基金管理人的发展以提升市场竞争机制。为实现基金多元化，满足投资者不同需求和基金间的竞争，主要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开展工作：第一，改革基金设立方式，逐步放宽基金准入的人为约束。由于目前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准入实行的是较高条件的核准制，在此制度下，能够获准成立和先期进入的基金会限制新基金的进入，使得整个基金市场竞争不足。为此，有必要改变和放宽基金准入约束，逐步实行注册制的基金设立制度，有效促进基金市场竞争。第二，应不断增强基金管理人市场的有效供给，以促进基金管理人市场的有效竞争。通过行政管理部门有序地放宽基金管理人的市场准入门槛和限制、以设立基金管理人的核准制取代注册制等新机制，促进基金管理人市场的竞争。

2. 规范和促进基金经理人市场以实现有效竞争。通过培育基金经理人市场、建立基金经理优胜劣汰机制、实现经理市场信息公开等举措，逐步在我国建立和完善一个高效的证券投资基金经理人市场。通过市场优胜劣汰的有效机制，不仅可以为基金管理人更加准确地挑选自己满意的基金经理创造条件和可能，同时也能使优秀的基金经理得到与之能力相匹配的工作和薪酬，这对基金市场效率的有效提升十分有利。

3. 在放宽基金行业准入的同时，建立和实行基金行业的退出机制。针对目前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基本没有退出机制的现实，有必要通过制定和执行相关政策法规以使基金清盘和基金公司倒闭具备相关条件和可能。只有这样才能使来自市场的竞争压力真正转化为基金外部治理的约束效力，切实促进基金运作中各相关主体特别是基金公司重视市场声誉的积累，使得相关基金运作主体能自觉重视对证券基金投资者的信赖，真正尽到受托责任。

4. 完善我国证券投资基金评级，有效支持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市场化。针对我国目前现有基金评级体系的不足，通过依据市场定位建立差异化的基金评价体系、实行倾斜性政策扶持独立评价机构、充分借鉴国外知名评级机构的运作方法、完善和统一基金信息披露标准、发展综合性的基金治理评价体系等手段和方法完善我国现有基金评级体系，以提升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市场化的水平，优化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外部治理环境;提高我国证券投资基金评级的准确性和质量有利于基金持有人准确把握真正的明星基金，对抑制基金管理公司的造星行为能起到非常直接的作用和功效。

（二）基金监管制度建设

依据我国基金监管模式的现实，本文建议采取政府监管为主、行业自律监管为辅的监管模式，同时在继续完善基金内部监管的过程中注重相关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价值观的建设和提升。具体来讲，完善我国基金监管体系的基本措施如下：

1. 构建完备的基金法律监管体系。要完善包括基本法律和配套法律在内的基金法律，完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行业道德规范和相关从业机构内部的规章制度等。其中尤为重要的是，针对基金管理公司造星行为对基金持有人利益损害的滞后性问题，重点应突出放在补充和执行相关追偿法律条文和诉讼制度方面，以事后控制手段有效减少基金管理公司造星行为对基金持有人利益的损害。

2. 在基金监管实践中，对于基金管理公司造星策略这类隐蔽性较强的类似非法侵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的经营管理行为，作为监管主体的政府很难进行准确把握和有效控制;机构基金投资者虽然更加理性，但是并不密切监督基金管理者，对基金（家族）特征信息不够敏感。为此，从切实提升基金监管绩效的长远发展方向来看，我国执行基金监管的政府部门的管理范围应逐步收缩，政府管制的重点应集中在基金发展方向、规模控制和机构优化等问题上。在此基础上，立法部门需加强基金法律法规建设和基金行业组织完善，不断引入具有专业从业背景和知识的业内力量参与到行业组织内，以强化自律监管的作用和功能，稳步渐进地提升目前我国基金行业监管体系的效能。

3. 开发与发挥社会监督在基金监管中的作用。当前我国基金监督主体仍然高度集中在政府监管层面，多主体、多层面的监督主体体系尚未建立;这一现状不利于基金监管体系效能的充分发挥。所以，有必要通过逐步实行基金市场准入的注册制，建立完善的基金评价体系，强化和规范会计、审计、法律等基金中介机构建设，以强化社会化的基金监督效用，以此作为基金政府监管必要的、有益的补充，使得整体基金监管的效能实现较大提升。

4. 全面执行基金信息披露制度。为切实保护基金投资人权益和对基金管理人信赖义务的有效监督，应对基金管理公司造星行为等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实施有效控制和监督。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手段就是实施全面、客观、及时的信息披露，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完善有效的监督机制。在相关基金信息全面、及时和准确公开的基础上，利益相关者和监管者才能减少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监督基金管理人行为的障碍，提高基金管理公司造星策略的行为风险成本，有效约束基金管理公司造星行为，对基金持有人的合法权益保护起到积极作用。

（三）基金监管者的监管

在具体的监管过程中，监管机构会通过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对基金市场中的各类活动行为主体依法进行干预、管制和引导;在监管活动中，由于依法代表政府实施监管职能的监管者集执行权、自主裁决权、准立法权和准司法权等权力于一身，在政府及其具体行为人具有其自身利益和政府对其政策执行人的管理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容易出现基金监管者被受监管者“绑架”的情况，导致偏离既定的监管目标。此状况相较于基金管理人造星行为来说将对基金市场产生更为严重的影响和损害。由此，如何对基金监管者的权利和行为进行合理的限定和约束，如何激励其尽职尽责、合法高效地行使其对基金市场的监管职能，则成为对基金监管者实施有效监管的重要课题和目标。这一研究主题也是有效约束基金家族造星行为的重要前提和关键环节。

目前，我国基金市场的监管者主要由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以及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等自律性组织组成，前者主要代表政府对基金市场实施强制性监管，其监管活动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而后者则主要是行业内部的自主监管，这是政府监管的必要和有益补充。我国监管当局对基金市场的监管主要是实施自上而下的行政监管。近年来，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及其下设的专业委员会对基金市场监管者证监会的监督管理工作也有所加强。分析目前我国对基金监管者监管的实际状况，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缺陷和问题：第一，总体上看，我国对基金监管者的监管体制和机制存在结构单一、方法简单、执行有限和效果不佳的缺陷。第二，约束基金监管者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不够完善和细化，特别是对有关基金监管者法律责任的法律条文规定不明确，对其消极行为责任的划分和认定很难进行有效的衡量和处罚。第三，对基金监管者的监管体系格局单一，主要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行政隶属关系的管理方式，尚未建立包含司法监督和社会监督在内的全方位的监管体系。

以上分析结果显示，重视和加强我国基金监管者的监管任务在当前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针对以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本文归纳和提炼出以下几方面的建议：第一，系统构建对基金监管者工作行为和绩效的多层级监管体系，切实保障监管主体的独立性。针对现有的对基金监管者的监管体系，政府主管部门应在继续实行行政管理和人大监督的基础上，引入和强化司法和社会监督等多方面的监管力量，以充分发挥不同监管主体的功能和优势，形成政府监督为主，其他监督为辅的多层级监督体系;在监督方式方面，逐步建立和发挥公开听证等制度，使对基金监管者的监管能在公开、公正和公平的机制下有效运行。第二，完善基金市场监管行为的法律法规，不仅要保证基金监管者监管行为的合法性，而且还要保证监管者的监管程序的规范和合法。此建议将有效解决基金监管者在基金监管过程中的随意性和自主性，是体现基金监管合法性和规范性的重要前提和保障。而且通过内容合法和程序合法，能有效减少或消除基金监管者在监管行为中的寻租、创租等违法违规行为;同时还能对基金监管者监管行为的适当性提供具体的评判依据和标准。第三，明确和完善基金监管者的法律责任，逐步实行对相关监管人的问责制。有关研究发现，基金监管者期望通过加大对基金管理人的违规处罚力度，即提高违规成本来减少和控制其违规行为的做法只能在短期内约束和制约基金管理人违规行为。从长期追踪观察的效果看，此策略可能导致基金监管者逐步放松甚至是放弃严格监管，从而使得基金管理人的违规行为死灰复燃甚至变本加厉。事实上，被监管者的违规概率与监管者的监管成本和监管者在监管后得到的奖励或因未查出应该查出的违规而受到的惩处力度紧密相关。为此，关注和强调对基金监管者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是约束基金管理人造星行为的关键所在;相反，仅通过加大对基金管理人造星行为处罚力度的约束方法是很难取得长期且持续的治理效果的。

综上，由于我国基金管理公司在基金治理关系中具有强势地位，当前唯一对其具有重要威慑作用的基金监管当事人就是基金监管机构，而基金持有人和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管理人即基金管理公司所能实施的有效约束则非常有限。为此，强化和改善对基金监管者的监督将使基金监管者改变监管效果不佳的现状，进而提升对我国基金管理公司家族造星行为约束的效能，这也是通过提升基金外部治理效力来约束家族造星行为的重要工作内容。

四、研究结论

本文围绕如何有效约束基金家族造星行为，在分析引发基金管理公司造星策略的基金外部治理缺陷的基础上，对提升我国基金外部治理效能的具体路径和措施进行了系统考察，主要对策建议集中体现在三个基本维度：（1）市场化。监管部门应当按照放松管制、有效监管的原则，不断优化监管模式，提高行业竞争水平，推动行业创新发展。放松管制应放松基金发行、基金管理和基金托管，形成基金市场各类主体优胜劣汰的竞争格局;在放宽基金行业准入的同时，建立和实行基金行业的退出机制，并完善证券投资基金评级，以有效支持证券投资基金的市场化。（2）基金监管制度建设。重点以法律法规的修改为契机，持续完善基金行业顶层制度设计;短期内，仍坚持我国基金监管的组织体系应该以政府管制为主，将来稳健演进为基金行业自律监管为主的机制;还需开发与发挥社会监督在基金监管中的作用，全面执行基金信息披露制度。（3）基金监管者的监管。形成政府监督为主，其他监督为辅的多层级监督体系;在监督方式方面，逐步建立和发挥公开听证等制度，使对基金监管者的监管能在公开、公正和公平的机制下有效运行;在基金市场监管行为的法律法规上，保证基金监管者监管行为的合法性，保证监管者监管程序的规范和合法;切实明确基金监管者的法律责任，真正做到对相关监管人的行政问责和法律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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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 Restriction of Mutual Fund Family “Creating-Star” in the External Fund Governance

Wang Xiaohui

市场监管法治化篇（10）

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实质是金融服务贸易发展的多边法律框架，为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提供了具有约束力的原则和制度。证券业是金融业的重要内容，其自由化也是WTO所倡导和推进的金融自由化的重要部分。我国在加入WTO后，证券业的自由化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程度上的发展，但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尚存在一定的滞后。证券业的自由化发展要求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为其提供保障，但行政色彩过浓，过度管制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又有可能成为其障碍，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既要适应WTO关于证券业自由化的要求，又要防范风险，保障证券市场的稳定，因此，证券业自由化的发展要求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变革。正如刘剑文教授所提出的，这种压力与来自WTO规则的直接要求即“消极义务”相比，可以被称为回应竞争压力的“积极义务”。

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发展要与我国的政治、经济、民众心理、法律文化等相适应，又要与国际惯例接轨，适应WTO的要求，这些因素决定了我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未来发展的指导原则。具体制度的创新与改革固然重要，但对原则性问题的研究对于我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现状会更有意义，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与指导原则，埋头进行具体制度的改革，难免会出现顾此失彼事倍功半，积极效果相对抵消的缺陷。本文认为我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发展的指导原则为:

一、市场化原则

囿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特殊历程与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的习惯思维，行政色彩过浓，政府干预过多是我国证券监管的主要特点，许多本应由市场支配的事情被不当地置于政府的行政控制之下，如股票发行额度的确定和分配、股票的发行价格、对证券市场的人为分割及上市公司的确定和审查等，政府的意志都起了决定性作用。证券监管法律法规中亦有不少过度考虑了证券市场的安全目标，或实质上是部门维护其既得经济管理权力的法律规则，对于这些不符合市场化原则的法律规则，要废除或加以修改，使之成为真正市场化的法律规则。WTO体系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并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市场经济模式，推动贸易自由化为己任，中国已经入世，理应加快发展我国的市场经济，真正做到以市场为主导，以市场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原则，并将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推崇的自由、效率、秩序、安全的精神渗透到我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中去，自由、效率的法价值决定了我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市场化的发展方向，只有朝着市场化方向改革，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才能真正闪现自由、效率的法价值的光辉。

按照政府监管机关参与市场的程度与证券监管的手段，可以将证券监管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监管机关不直接参与市场运作，政府监管机关主要运用法律的经济的手段，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着力于通过信息披露制度来解决证券市场失灵的问题.以超然的姿态来监管证券市场，采这种方式。

监管机关注重于事前预防，并往往致力于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与预警机制，以防范于未然〔另一种是注重对市场参与者及其行为进行实质性管理，忽视市场的要求，采取审批式，注重事后监管，监管成本过高，而效果却差强人意，监管机关的超然地位难以维持，一方面，容易产生寻租现象，滋生腐败，产生政府失灵，另一方面，容易导致投资者对监管机关的依赖心理，动摇证券市场的基础，这种方式下，政府监管机关往往依赖于行政手段来实施监管，造成对证券市场的过度干预，违背了市场的规律。这两种监管方式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监管哲学:公开主义与准则主义。持公开主义监管哲学的监管者奉行公开原则至上，注重信息披露和事后监管，而不具体对市场进行实质性核查。而准则主义则意味着监管者无论是否要求市场主体公开信息都要进行实质性核查，注重事前审查。市场化的原则要求证券监管者在实施证券监管时，应考虑到市场的需求，按照市场化的原则去规范和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减少政府不必要的行政于预，去除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习惯思维和做法，以市场为资本资源配置的基础，逐步树立公开主义的监管哲学，积极发挥自律组织的作用，加强程序要求，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主要以市场化的手段去完成监管任务，政府要着力于防范与化解市场风险，对证券监管法律法规按市场化原则进行清理，加以废除、修改、完善。在证券监管体制方面，应当通过完善相应制度，在加强中国证监会集中监管职能，改善监管方式的同时，促进自律管理作用的发挥，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本作用，并应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促进监管力量的多元化。

二、法治化原则

“法治”有着多层含义，它既是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又是一种特殊的治国方式，一种价值准则，还指在特定的价值基础和价值目标上形成的法律秩序，是民主、自由、平等、秩序、效益与安全的完美结合。本文的法治化原则是就一种价值准则和在此之上形成的法律秩序而言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法治化发展是指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应以法治为其价值标准并力图达到法治状态。市场经济中有着多元化的利益主体，需要靠法律来协调其利益关系，内在地需要规则和秩序，而这些规则和相应的经济规律要求通过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正是法治经济的基本要求，这就决定了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没有哪一种市场像证券市场这样依赖法律.这是由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与其特有的产品虚拟性、高风险性及易传导性决定的，只有将证券市场建立于系统完善并实施良好的法律基础之上，证券市场才会得到稳定迅速的发展。

证券监管究其本质是一个法律问题，无论是何种监管模式与监管手段都须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法律监管则是国际上证券监管的基本方法和重要手段。证券监管的法治化是其本质要求，同时在现阶段也是市场化的要求。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市场化要求有完善的证券监管法律体系及严格的执法加以保障，通过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对不利于市场发展的行为加以规范，通过制度化的手段克服市场自身的缺陷及政府干预的失灵，法治化原则要求必须有调整各种市场行为的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这些法律必须尽可能符合并体现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而这些法律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应得到良好的实施，具有祟高的权威，因此，我们应尽可能地完善证券监管法律法规并保证其得到良好的实施，同时要及时加以公布，以保障公正、透明法治环境的实现。

针对目前我国证券监管法律法规存在的某些方面的空白、内容急需修改、法律法规及条例之间尚不能很好地协调和衔接的现状，应对当前证券监管法律法规进行系统的清理汇编，确立多层次的法律法规构成的体系，包括构成证券监管法律法规体系第一层次的相关国内法律;第二个层次的相关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条例等规范性文件;构成我国证券监管法律法规的非正式组成部分的有关国际性文件包括双边、多边条约及国内监管政策、自律规则等。在完善证券监管法律体系结构的同时，应注重各层次间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相互协调，解决证券监管法律体系中层次偏低的现象，加紧制订、修改、完善基本法律，完善各个关节包括人市、退市及持续监管的法律法规，使各个监管环节都有法可依，同时根据我国己做出的相关承诺及WTO规则对有关证券法律法规进行修订，修改与我国有关承诺或与WTO则相抵触之处，增加我国证券业国际化的法律法规依据。出台有关监管协调与合作的法律法规，以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开放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同时，加强对政府证券监管机关的监督，保障其依法监管，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健全内部执法体系，规范执法行为，加强执法部门与司法部门的配合与协调，提高执法效果。

三、国际化原则

中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国际化要求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协至体化与证券监价的协作，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差异给证券市场自由化带来的障碍同时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变革要遵循有关国际惯例与标准及的相关原则、规定和精神。自年代早期开始的金融监管的国际化包括三个阶段:合作、协调、管制。合作阶段各国监管当局的任务是彼此交换信息，为监管国际市场对各自责任进行分工。在协调阶段，他们寻求制定共同的监管标准和程序。在管制阶段，也许会成立一个国际性的监管当局，该当局将要求决策权、监督权和实施的权力。目前证券监管的国际化尚处于前两个阶段，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趋势的发展是必然的，因此中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应坚持国际化的原则，为将来融人世界监管体系做准备。随着证券业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外国金融机构进人中国市场的数量会大大增加，资本资源优化配置的范围已不再限于国内，也拓展到了国际范围内，证券市场的自由化正反映了这种要求，同时随着证券市场的一体化发展，信息不对称现象导致的证券市场失灵亦超越了一国界限和本国的制度与法律管辖范围，滋生了大量跨国界的内幕交易、操纵和欺诈行为，并加大了金融风险的可能系数，证券市场的一体化则会导致金融风险在区域乃至国际范围内迅速传播，严重损害了各国证券市场的稳定和繁荣，随着证券市场国际化的深人发展，人民币实现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后，国际资本市场的巨额游资出于避险或投机的目的大量转移资金，会直接冲击国内证券市场，扰乱证券市场的正常运做秩序。中国证券监管的内容、依据及监管对象会发生变化，且面临如何与母国或东道国进行监管协调的问题，中国的证券市场要进一步开放，证券监管法律制度要与别国的监管法律制度展开合作和协调，要求中国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必须与国际接轨，向国际公认的监管标准、目标原则接近，加强与各国监管机关在信息共享、司法协助方面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