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科技论文篇（1）

 

1. 科学技术发展人文环境的界定

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环境包括下面几个方面：

（1）人文学科的发展状况。广义的人文学科是指对社会和文化艺术的研究，包括哲学、史学、法学、伦理学、文艺学、语言学等。人文学科的繁荣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起了解放思想的巨大作用。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本科毕业论文格式，无论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使社会物质财富如何获得极大的丰富,人们也同样不能忽视伦理、道德、审美、艺术、哲学、意识形态等人文科学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支柱性地位。

（2）民族文化传统小论文。民族文化传统是在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物质条件的改变而演变、沉淀下来的观念形态的总括。民族文化传统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它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互动的。它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同时又给予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巨大的反作用和深远的影响。民族文化传统主要是通过直接影响科学传统的形成，特别是通过影响科学传统的科学价值观和科学世界图像的形成来影响科学技术发展。

（3）社会价值观念。价值观念是人们关于客体对于主体需要所具有意义的认识，即人们对于事物的好与错、可行与不可行等的认识。它在人们头脑中起着认识向主观意向、向决策观念转化的中介作用，并最终决定着人们的实际行动。社会价值观念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导向作用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行的。宏观导向作用集中地体现于国家的科技政策之中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微观的导向作用则体现于科学家个人的价值观之中。

（4）科学技术工作者的人文素养及全民族的人文素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人文素养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其创造能力的大小，能在某些意想不到的方面激起创造热情和灵感小论文。而全民族的人文素质的高低又决定着科学技术工作者人文素养的高低。

上述四个方面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它们共同构成了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环境。

2. 人文环境对科技发展的重要性

（1）人文环境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创新能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比如，美国的科技和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不断营造和优化有利于科技发展的良好文化氛围。美国文化的积极方向是竞争意识、冒险精神、创业胆识和宽容失败。“二战”后至今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尽管不断受到来自工业化国家的挑战，但美国仍在主要高技术领域保持领先地位。由此观之，文化环境起着潜在的、深层次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2）良好的人文环境能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是先进文化的核心部分。一个有利于科技发展和创新的文化环境一定能够为社会主义物质和精神两个文明的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3）科技工作者培养创新思想需要文化环境的创新小论文。科技工作者的科学创新能力是科技发展的最直接动力。这种创新能力的形成，除与自身的科学素质有关外，文化素质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4）文化环境创新为科技的发展获得了人道方向。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创造力本科毕业论文格式，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力，使许多新的伦理道德问题开始显现。为了找回科学的人性，使科学人文化，必须对它们加以引导和制约。文化环境便为科技发展规范了人道方向。对科学方案进行人道主义鉴定，对新工艺进行道德评价，对科学研究进行伦理调节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对科学技术的使用进行人道规范，这些都是文化对科技行为调控的准则。

3. 如何改善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

（1）培植适宜于科学生根和发育的价值观念

在不利于科学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里，科学不容易结出能够再生的果实。科学能够顺利地发展，必须社会文化环境与它融合。科学真正能够良好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是把追求真理当作基本价值的社会文化环境。只有唯真时尚成了一个社会文化中大多数知识分子坚持的态度，科学的发展才会得到真正广大的支持小论文。

（2）强化人文涵养对科学工作者的积极影响

科学工作者个人良好的道德品质、个性特征、人文学识等对其科学创造活动有直接的、积极的影响。科学工作者的意志、毅力、兴趣、激情和信念是其科学研究的动力之源。诚实、无私、公正、宽容、协作等品质是科学创造的必要前提。

（3）发挥正确自然观的导向作用

为了持久而广泛地促进科学造福于人类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减少和避免科学的应用给人类带来危害，必须纠正各种有碍于科学造福于人类的自然观和价值观。一是要用以人为本，以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科学的应用促进自然良性循环发展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长期协调发展。二是要从对功利与非功利和物质与精神等问题的辩证思考出发，引导科学的合理应用，既避免近代以来功利主义一味追求科学的物质功效的片面性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又克服当代新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的空想性。

4. 对构建当代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的几点思考

（1）构建当代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必须培育风险意识。科技的发展随时可能遇到技术、市场、财务、管理等多种风险，所以科技工作者需要有“入虎穴” 的勇气和魄力，直面各种风险。构建当代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培育风险意识，应该宣传成功个人的创新事例。

（2）构建当代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必须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结合的道路。

工业化以来人类工具理性的膨胀和人文精神的萎缩所造成的当代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与失衡，是工业文明的病根之所在小论文。对此，人们提出了两条基本的途径以促进这两种文化的统一：一是用人文文化唤起科学的人文精神，重建科技理性；另一条途径是借科学发展的自身逻辑使科学从根本上人文化。

（3）构建创新的文化环境，必须改变教育观念，改革教育体制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建立新型的人文素质教育模式。

我国国民人文素质不高已日益成为制约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因素。文化知识的贫乏，人文意识的不足，人文精神的失落，使科技发展的前沿所提出的大量人文社会方面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因此，我们必须转变教育观念，建立崭新的人文素质教育模式本科毕业论文格式，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建立人文素质教育模式，必须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适应新形势、新要求进行创新。

（4）构建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原创性与拿来主义的关系。我们要学会利用市场经济机制来获得知识和成果，但作为科技政策的基点，更要突出原创性科研活动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强化原始创新。我们既反对非理性的民族狂热性，也应摒弃低迷沉沦的民族自卑心理。一个国家或科技经济实体要想掌握自己的命运，必须努力探求原始性创新，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小论文。

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的关系。在现代国家创新体系中，科技因素和制度因素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科技界在谈科技创新时，容易出现重技术轻制度、重专业轻管理的倾向。相对于科技创新本科毕业论文格式，通过体制创新完成制度变革的变量更多、作用更大。

个人创新和集体创新的关系。科技创新离不开人的智慧的充分发挥，也不排斥个人的重要作用。但在大科学时代，现代科研活动和创新实践更多的是团队协作的结果。时代欢迎创新方面的团队精神、合作精神和宽容态度，呼唤带领团队创新成功的帅才、将才和领导人才。

总之，面对新世纪新的文化环境和高科技发展的主题，我们全社会应该重视和关注。对此，我们都应自觉地担负起构建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环境的历史重任。

参考文献：

【1】傅正华.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环境分析[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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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承宗，邓频声.创新文化环境促进科技发展[J]. 湖湘论坛，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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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徐冠华.大力构建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环境[J].中国软科学，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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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茹春亚.创新的基点和文化环境――兼议创新、科学精神、人文精神三者关系[J]. 理论与改革，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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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刘译.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互动[J]. 社会科学，2003（2）

当代科技论文篇（2）

本文作者：高岐冯庆德崔明工作单位：兰州城市学院体育学院

1.科技的进步带来了人的生理功能的衰退和健康水平的下降；增强国民体质的有效措施是增强和广泛推动群众体育的蓬勃发展社会发展进入到自动化、信息化的时代，人在生产中发挥的主要功能是通过以图象、数字、文字等形式表现的信息进行加工而形成操作程序，这就要求劳动者具有从事更为复杂的劳动的能力，信息化时代的特点使得人们从事各种体力劳动的机会和时间大大减少，生产劳动对人产生疲劳的部位已由肢体转向大脑，又从大脑进一步转向高级神经系统，消除神经系统的疲劳，单靠睡眠和营养是远远不够的，而这种安静的伏案状态的脑力劳动所带来的“运动不足”和“肌肉饥饿”，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正常的生物适应性，使人的健康状况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为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同时也为了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必然要寻找一种有效途径来使自己适应科学进步带来的这种生产方式的变革，大众体育满足了人类对健康的需要，全民健身，全民运动，促进了人的可持续发展，适合社会发展对人的自身发展的需要.由于科技的进步给社会的物质生活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国家、社会、企业和个人愿意投入大量资金，建设体育场地、器材等体育设施，并资助一些职业球队和比赛，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快速发展，增强了人们的体质.可以预料在今后的数年内我国对体育的投资将逐步增加，这样体育科技和体育经济将不断扩大，劳动者的体质将不断得到提高，劳动生产率必将逐步提高，促进人们经济消费结构的变化，从而有助于增加国家的收入，增强经济实力.

2.体育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重要的物质保证体育是促进社会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促进物质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体育影响的不是生产过程，而是劳动者本身，即通过从事体育锻炼的人的工作能力，减少因疾病损失的劳动时间，提高劳动者的社会参与意识和积极性来实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物质生产的经济效率.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讲，劳动者本身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从制造工具、改进工具、掌握和使用生产资料来讲，劳动者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和能动因素，使劳动者具有丰富的生产经验，熟练的劳动技能和健壮的体魄是发展社会生产的主要条件.据有关资料报道[1]，以适当的科技方式积极从事体育活动可使劳动者工作能力提高10~14%.如果劳动者工作能力提高10%，则劳动生产率相对提高0.5%.由此看来，尽管体育活动不是直接参与的物质生产的活动，但确为提高生产指标创造了一定的前提.劳动者体魄的健壮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它是提高科技进步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个重要条件.

3.体育科技与体育产业的发展是发展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社会科技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已使我国的体育社会科学有了长足的进步，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无论发展的规模和速度都必须适应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体育经济是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发展体育和发展经济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体育并不是单纯的消费现象.随着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体育科技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应当作出新的估价.众所周知，有相当一部分体育活动，包括比赛、体育场馆及各种体育设施的开放使用等等，虽不能提供物质产品，却可以向人们提供精神产品，提供劳务，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的需要.运动员及有关人员的付出同样创造了价值，增加了社会财富及国家的收入，这些成果将是国民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正以较快速度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变.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会结构的转型是体育发展的契机，同时要求加快体育工作方式的变革和相应体育服务体系的建立.产业结构的调整进一步促进体育产业的发展，体育消费比重将逐步上升，消费需要向多样化、多层次发展.因此，体育科技的发展对稳定市场，调节供求关系也有重要的作用，毫无疑问，重视加强体育工作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应当改变那种把用于体育事业的资金投入看成是一种支出与消费的观念，体育事业的发展必将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体育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4.体育科技的应用研究必然将带来经济的腾飞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体育事业的迅猛发展，体育社会科学将更重视和加强对体育改革与发展中提出的各种重要问题的研究，这是现代社会的迫切需要，也是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超越传统，实现现代化的要求.经济是影响体育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繁荣的经济可以为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体育事业的发展又为经济腾飞创造了条件，为发展我国经济提供了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就业的机会.尤其是体育用品的发展，出现了多行业生产、多渠道销售，使我国体育产业得到了深层次的变革.体育场地、器材、科研及体育产品业已相继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黄金时期.同时由于大型体育活动的举办及利用运动会采用的现代化技术和设施等可促进科学技术、交通、旅游、工商、服装、电讯和新闻出版等行业的发展，增加国民经济收入，使体育事业的迅猛发展，又给我国的经济腾飞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由此可见，现代体育与经济的发展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科技的进步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为现代体育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时现代体育的发展为人类提供了科学的生活方式而保证了人体的健康水平，可以更好地从事科学研究，来推动科技与经济和现代体育的发展.

当代科技论文篇（3）

“反科技”的声音早已出现，提出“回归自然”口号的启蒙运动时期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曾就科学技术对人的道德产生消极的社会道德功能展开批判。他指出科学技术在其发展和应用过程中，逐渐成为支配、控制人的工具，人类丧失了自然人性与美德。至19世纪，马克思比卢梭更为深刻地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效率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4]77520世纪被公认为是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科学技术得到了加速的发展和应用。一方面，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广泛应用和渗透，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却摧毁了人类自身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即不可持续发展危机全面爆发的危险，人类又一次遭受着空前的危机考验。于是，一些学者和思想家继续对科学技术展开批判，从而审视、反思科学技术，儿童文学界以捍卫孩子未来良好的生存环境为己任，也积极传达出他们的隐忧与预警意识。

（一）对受控与异化的揭示

周锐在《遥控健身操》中传达了人类被科技所掌控和异化，必须对科学技术有所限制的观点，他提醒人们对科技的潜在巨大风险应保持警惕。小说中的“阿嗡”大夫发明了一种遥控机器，在机器中输入做健身操、表演、讲课、背诵课文、洗脸、刷牙等等各色各样的程序后，再给被遥控的人服下“里应外合剂”，就可以准时准点、准确无误、身不由己地把设定程序中的各类行为“演练”出来。起初，遥控机器给人们带来了便利，“舞盲”们吞下“里应外合剂”，就可以潇洒自如地跳“探戈”、“恰恰”；两个刚入门的乒乓球爱好者通过遥控技术保证对打三百回合也不会失误……但弊端也随之接踵而来。尝试过“遥控门诊”技术苦头的阿嗡大夫意识到：“遥控健身操无疑是一种了不起的创造。但如若这种创造的结果恰恰只是防碍了人们的发展和创造，那么，尽管已经付出了不少努力，也只得抛弃它。现在差不多每个人体内都存有‘里应外合剂’了，也就是说，大家随时随地都会身不由己地接受遥控。要是盗贼设法遥控银行职员、侵略者遥控了边防军……那该多可怕。”（《遥控健身操》）更可怕的是，如果技术被战争狂人或恐怖集团所掌握，那么后果不堪设想。由此暴露出科学技术具有统治的意识形态功能，这无疑会严重抹杀个体人的自主创新性。哈贝马斯也认为科学技术必然具有消极的作用，主张把科学技术作为直接的批判对象来加以批判。在周锐的这部短篇小说中，也开始深刻表现技术异化人类的问题了。人们被禁锢在看得见的装置和看不见的控制中，“越来越少地与人面对面打交道了。电脑自动化管理、自动取款机、自动验票系统、自动驾驶仪……我们实际上逐渐把自己的日常行为‘托付’给了机器来‘照看’”,甚至于哭、笑等精神活动在小说中也受到了技术的控制，正如生态批评家鲁枢元所言：“先进的科学技术正以它的巨大威力渗透到人类个体的情绪领域和精神领域，并力图以自己的法则和逻辑对人类的内心精神生活实施严格精确的、整齐划一的现代化管理。当科学技术日趋精密复杂时，人却被简化了，这又是热心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人们始料不及的。”[5]269这无疑是科技高度发展的信息时代给人类内部带来的一种本质意义上的“精神污染”。我们如今确已生活在一个机器智能的时代，电脑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了当代的机器人保姆，而信息技术目前正以势不可挡的趋势向前发展，人类已从中产生了受控感、异己感和非人感，如果我们不想变成冷冰冰的机器，反思是必要的。

（二）科技的尴尬与自然的胜利

当代科技论文篇（4）

在解决征用土地、地界纠纷等方面的问题时，城建档案是重要的法律依据，可以为维护相关组织和公民合法权益提供重要凭证。因此，城建档案管理部门要以科学的思想为指导，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论、方法和手段，研究和处理档案管理中的问题，达到对档案资源的有效管理，使城建档案管理工作满足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需要。城建档案工作者要站在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对人民负责的高度，树立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把依法开展档案管理工作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各职能部门也要共同参与，齐心协力，使城建档案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

完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城建档案管理机制。

制度管理是最有效的管理，也是最高效的管理，日趋完善的制度体系是城建档案工作正常运转的根本保证。要强化制度体系建设，完善建设工程档案备案制、专项验收以及竣工验收等制度，通过与建设单位签订建设工程档案报送责任书等形式，从制度上强化对工程档案的监管力度，保证档案的接收质量。同时，要建立健全文件材料积累、归档、整理以及档案收集、鉴定、保管、利用等相关制度，用制度规范档案管理工作，并且要建立健全城建档案执法机制，加强执法队伍的建设，培养一支能够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高素质的执法队伍，确保各项制度能够落到实处，使档案管理工作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轨道。

应用现代科技，提高城建档案现代化管理水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要把城建档案工作作为信息产业来管理、开发和经营，走科技强档之路；要用现代通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提高城建档案信息服务功能的实现水平，使其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发挥重要价值。要配备必要的档案管理现代化设备,实现档案储存缩微化、保护科学化、办公自动化。要采用现代化信息处理技术和手段保证已产生的需要长久保存归档的电子文件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安全性。要选择好适合于城建档案馆特色的管理软件,建立档案数据库系统。

提高服务水平，发挥城建档案工作的社会作用。

当代科技论文篇（5）

该著作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分析现代科学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入手，着重研究科技伦理思想的历史嬗变、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思想的精要、科学技术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等重大问题。通过对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辩证关系的分析，强调科学技术既是一种物质性实践，也是开拓性的社会伦理实验，并从科学技术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向度、科技文化尤其是科学精神的伦理意蕴等视角，深刻揭示了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本质及其表现。在此基础上，研究科技进步与道德建设互动系统及其运行机制，进而提出了当代中国科技伦理建设的若干对策和建议。窃以为，《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一书至少表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其一，凸显问题。哲学研究呈现出的问题意识是哲学在当今时代体现出的最突出的特点。面对现代科技发展呈现的各种现象，作者能准确地发现问题。作者认为，在现代科技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中，凸现出的问题既有科技本身的，也有科技发展产生的负效应，这些问题无不与人有关，并突显出文化的特质。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作者勇于面对问题，强调要走出西方学者提出的 “二难推理”，要面向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难题与传统道德面临的严峻挑战。最后，善于解决问题。在书中，作者提出了科技伦理建设的多维视野及当代中国科技伦理建设的运作策略，这为合理解决当代科技伦理问题提供了参考，对当前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具有一定的意义。

其二，强调实践。本研究内容紧扣时展的脉搏，强调多学科的应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全新的理论与方法来指导科技发展的实践。同时，立足于我国科技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分析了科技伦理思想演进的历史，科学技术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通过对发展历史的考量，为现实的科技伦理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本研究还形成当代中国科技伦理建设的思路，这些思路包括：社会层面的科技可持续发展；伦理视野的科技文化建设；个体层面的科技发展与道德观念等。实践探索上，强调可操作性，以科技发展为视域来探讨伦理环境建设的内容和意义，对当代科技发展与科技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其三，注重创新。对科技与道德的关系，作者认为，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都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科技进步与道德建设是一个双向互动的系统。科技进步促进道德建设，并为道德建设提供物质基础；道德建设又推动科技进步，为科技发展把握前进方向。但是，科技进步与道德建设互动是有条件的，其运行重在建设；对科技在文化中的作用，作者提出科学技术进步是先进文化建设的第一推动力。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必须高度重视建设先进文化、发展先进文化，而要建设先进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就必须高度重视科学技术文化建设，重视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在全社会弘扬科学文化；对科技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作者认为，科学技术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关键，但是科学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科学技术本身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把可持续发展引入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思想中，就是要强调科学技术发展不是为了追求单一的经济增长逻辑，而是把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同人类社会、环境相协调，即通过满足发展系统中的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依存、协调发展来促进整体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当代科技论文篇（6）

历经30余年的系统努力，技术哲学不断走向成熟。因缺乏公认的研究规范和系统的理论体系，尽管技术哲学堪称是“一个有着伟大未来的学科”，但仍处于一种如Flisabeth Stroke所言的“文集哲学”( anthology philosophy)状态，仍然是一个如Joseph C. Pitt，Friedrich Rapp等人所谓的“边缘区域”( fringe area )。如继续深究，我们就会发现无论人文主义的技术观、技术社会学抑或技术伦理学，其背后均是技术及其文化底蕴在支配，为此，对技术进行文化批判分析的视角显得格外重要。在本文中，我们拟从历史的向度审慎地对当代技术文化批判的动向予以分析和评估，通过对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技术世界及其秩序的批判性反思，促使研究更具批判性，前瞻性。

一、回溯:中西不同的“问题意识”

随着技术对现代社会的广泛渗透，其触角已延伸至社会各个领域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技术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本质现象，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元话语。可是问题恰恰也是因此而生，随技术日益复杂化，其按照精确逻辑构建的技术体系及其权力意志造成了技术的异化。而技术的异化正是技术批判的重要维度，30多年来，“对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批判构成了当论思考的一个重要主题:无论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之思、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批判，还是后现代主义的反现代性，最终都归诸于对现代性文化的反省”。

(一)西方学界:伦理学转向

西方(这里主要指的是德国与美国)的技术批判对于当今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抨击了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的霸权地位，更重要的是从哲学高度改变了人类传统的单向度思维模式。然而，不能不指出，由于其各自学理背景、审视维度等不同，使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且存在许多缺陷。此外，他们为使这种批判显得合理不得不构建自己的哲学基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改造，尤其是在技术哲学的基本概念范畴方面。于是，在理解上经常是顾此失彼，也导致批判力度因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受损。

1.德国的技术哲学研究经历了持续的、系统的增长，其中在技术批判方面最引人关注的成果主要包括:萨克塞的《技术人类学》，伦克的《论技术的社会哲学》，吕伯(Hermann Lue bbe)的《工业社会的生活意义》，罗波尔的《有缺点的技术》、《技术启蒙》，拉普的《现代时间的动力学》等等。其主要特点为:一，呈现出多元化，而非单一的和标准化的，有经验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人类学等不同的研究视角;二，与技术社会学、技术经济学和技术政治学等相关的研究联系密切;三，技术的伦理、生态和资源问题越发受到研究者关注，由过去的玄思转向现在的实践导向，有突出的现实主义转向。

2.美国技术哲学研究中技术批判研究占有突出的比重，这方面主要研究成果包括:米切姆的《技术的思考:工程和哲学之间的道路》，伊德( D. Ihde)的((技术与生活世界》，费雷(F. Ferre )的《存在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形而上学》和《认识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认识论》，伯格曼(A. Borgmann )的《技术与当代生活特征》、《坚持实在》，温纳(L. Winner)的《自治的技术》，杜尔宾(P. Durbin )的《科学、技术和医学中的社会责任》，费恩伯格(A.Feenberg)的《技术批判理论》、《可选择的技术》、《追问技术》、《改造技术》和《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历史的大灾难和大拯救》，比杰克(Bijiker， W. E)的《技术文化的脆弱性》等等。尽管如SPT前会长皮特指出，美国技术哲学研究负荷着意识形态框架，其核心是敌视技术。但是，已抛弃对技术的乌托邦和敌托邦的观点，从各不同的理论视阑看待技术，如从技术批判理论(费恩伯格)、政治学(凯尔纳)、现象学(伯格曼、伊德)等，认为技术可依据不同的文化、政治、现实社会条件等因素，重新加以设计。

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对技术理性也进行了不乏深刻的批判:他们探讨长期被遗忘的“边缘”现象，而射击的标靶却是西方文化的中心。福柯在《词与物》中以宣布“人的死亡”来表达现代思想的终结，抨击启蒙思想，并声称要消灭自笛卡尔以来的无所不能的主体。利奥塔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提出消解技术的霸权，对技术“不证自明”的合法性进行质疑。博德里亚发现逐渐泛滥于社会中的消费文化的深刻意义，指出人类社会从商品社会到景观社会再到如今的仿真(类像)社会(《类象与仿真》)，其深层是技术所构建的符号取代了意义本身。可见，后现代主义的技术论述中，主要关注现代技术异化。至于社会建构论者，如Latour ， Callon ， Law等人，则从人类学角度研究技术问题，对人性化的技术和非人的技术分类思想给予关注。西方学界关于技术文化思想的阐释是其批判工业化的重要武器，在理论上，系统地梳理其技术文化思想，不仅可弥补我国这方面研究的空白，也能促进我国技术文化问题的深人探索，更重要的是让工程师、技术决策者、技术管理者等，明白技术不仅是一个自然的问题，更是一个关涉人的文化的问题，在实践上使用人文道德价值观念主导和支配技术的决策，使技术得到最佳的发展和应用。

(二)国内学界:人文主义为主导向的技术反思

对技术批判开展系统持续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 ，90年代。其中，徐崇温《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吴国盛《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乔瑞金《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陈凡、张明国《解析技术》、郭冲辰《技术异化论》、姜飞《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杨庆峰《技术现象学初探》等，为技术批判研究打开了视野。

但从国内研究现状来看，还很少有人系统地以技术的文化批判作为研究对象，尤其是缺乏全面审视当代技术批判的存在形式及其未来的基本走向。陈昌曙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对技术哲学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在此方面作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的《技术哲学引论》、《陈昌曙技术哲学文集》等著作，为研究技术哲学做了奠基性的工作。叶闯的《当代“科技批判”研究》提出或重新考定了生存论批判、生态学批判、科学技术批判等概念，通过对一些代表性、典型性的思想流派分析，对当代科学技术批判思潮进行清理;刘仲蓓的《后殖民时代技术的分析与批判》置身于“后殖民”时代分析技术、文化、人之间的关系，围绕“后殖民”的实质、西方技术文化的擅变与技术的偕越、技术在西方传统文化的解构等，以人文主义视角考量，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技术、文化、人的反思与批判;曹克的《技术的社会批判》认为，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是技术的社会批判，它主要分为历史批判、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两部分，二者取向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被马克思历史地关联在一起，将对技术的思考纳人到了马克思不同时期方法论的视域中。

赵建军教授的《追问技术悲观主义》，以技术理性批判与技术悲观主义的相互关系为切人点，指出技术悲观主义的意义，它不仅在人类目的与行为之间自发起调节作用，而且其批判性甚至反叛性，体现了人们对认识的深化和对人类未来的洞察力，更为生态伦理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作了理论铺垫;乔瑞金教授在《马克思思想研究的新话语—技术与文化批判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中阐明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批判思想实质蕴涵，并指出其从技术决定论走向技术整体实践价值论(文化价值论的新纲领);张成岗的《现代技术问题研究》，从追思技术问题人手，对现代技术进行了病理学拷问，对技术问题进行了科学划界，对技术问题何以生成进行解释性研究，对技术问题之解决提出了初步构架;李丰茂的《重建技术化生存的人文主义向度》认为，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表现为“生存危机”，其直接原因在于西方工业文明以来形成的“自然主义技术化生存”，而这导致了“技术异化”进而导致了人的生存异化。必须以希腊对“技术”所做的“生存论”理解为根据，并通过当代的“文化批判”—“意义性拓展”、“时间性拓展”和“空间性拓展”，以恢复技术化生存的“人文主义向度”;朱春艳的《费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研究》认为，费恩伯格提出的“批判理论”( critical theories)，是一类具有某种伴随历史的变化来给出的技术判定，它既非由目的和理性来决定的工具系统，也不具有内在的和一劳永逸的价值独立性，而是蕴涵着非中性的社会属性的产物，实际上就是在目的和实体之外来寻求一种基于特定社会情境的对技术的定位。

近年来，更由技术价值论、社会批判理论和技术的形而上学等人文视角的探讨而引向深人，出现了研究旨趣的经验论转向和研究背景的后现代技术转向，研究视角亦日渐多元，其理路主要有解释学、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技术哲学、技术批判、社会建构论、风险与反思现代性理论、后结构主义(如知识权力结构、仿真理论)、后人类主义(如赛博格和人类增强)等，思想资源涉及自北美(如伊德、芬伯格、温纳、哈拉维等)、法国(拉图尔、埃吕尔、鲍德里亚等)、德国(海德格尔、哈贝马斯、胡塞尔、尤纳斯等)和中国传统思想(庄子等)。相关研究聚焦于技术的本质、技术的价值、技术伦理、技术与风险等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内学界，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主要渗透于科技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相关领域，尤其是其社会批判论和技术批判理论中。不过，陈昌曙、远德玉等人于1980年代在技术哲学研究中涉及了技术伦理与文化相关的论述。90年代，刘文海(《技术的政治价值》)、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等，在有关技术的政治价值和人文价值的维度中，实际上已深人到文化学(伦理学)意义上审视技术问题。此后，陈凡的《解析技术:技术一社会一文化引论》、王前的《技术发展的文化制约研究》、张明国的《技术文化论》等，进一步阐述了技术与文化的内在关联。上述对当前热烈讨论技术文化问题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整体而言，进人21世纪后，我们尚匾乏对技术批判全面系统的研究，更无从把握其对当代技术文化(含伦理学)问题解决的价值和意义。

二、述评:技术文化批判的重审

“虽然人类在很久以前就生活在技术时代，但技术哲学的时代刚刚开始”总体上看，虽然技术文化问题已经成为人类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但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仍然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虽取得一定成果，但探讨尚未全面展开，对有些问题的认识仍嫌肤浅，如关于技术文化概念的具体来源及其在东西方语境中的差异;在中外众多学者视域中，技术(本质)的文化批判语境占有怎样的学术地位?技术文化及其风险是如何在这个时代成为哲学的关注对象的?以上诸多问题的系统研究，在国内外技术哲学界尚未充分展开，巫待加强。

(一)主题与方法的缺憾

其一，主题的离散性。在技术哲学领域有一种斯托克(stoker)所说的“连续性的开始的悖谬”( paradox of continual beginning)，对其作为一个哲学学科赖以成形的一整套中心问题(central is-sues)缺乏明晰性和一致性，使得技术哲学难以形成一些集中于中心问题的内聚性理论(cohensive theory )。往往强调道德性的问题而忽视认识论和本体论的问题，关注的是技术的使用而非技术的设计、制造等过程问题;技术和工程本身，即技术制品的设计、发展、生产和维修游离于其视野之外。哪一个问题是当今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仍存在较大分歧。张华夏和张志林等人认为，技术的认识论和逻辑结构问题是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他们呼吁“技术哲学要转向技术知识论和技术逻辑的研究”，陈昌曙和远德玉先生则认为，技术与科学相比，具有更直接、更鲜明、更强烈的价值性，鉴于此，应当将技术的价值论作为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美国，许多学者主张技术哲学主要是对技术进行伦理的、政治的分析;而皮特坚持认为，“技术哲学的首要问题是认识论”。他指出，只有从认识论着手研究，技术哲学才可能容身于主流哲学讨论之中。拉普认为，今日技术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关键是要明确在“技术决定论”中人们可能的作为了。

其二，方法的偏执性。往往强调规范性而忽视描述性，采取一种外部性的方法看待技术。在此，技术本身通常保留为一个黑箱，被当作一个不变的整体;针对此，费雷基于几十年的教学、研究和思考，形成了自己的四个信条:其一，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其二，应用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科学哲学、社会哲学等学科的范畴，能够阐明技术现象;其三，技术哲学在理解何为合法的哲学方法时应该采用多元化的策略;其四，一种全面的、批判的、多元的技术哲学研究方法对认识技术和制定有关的社会政策是有益的仁。

(二)人文主义批判为何如此脆弱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晚期，技术哲学受制于对技术的形而上学分析(受其影响)和对科学技术对个人与社会生活方式的批判性思辨”。技术超越论者(如容格、迈耶尔、埃吕尔、海德格尔等)，他们用对认识主体的重视来取代对认识对象的重视，用重视价值来反对重视事实，以对人的欲望和精神自由的强调来对抗语言逻辑的科技方法。虽发觉人与技术之间的冲突，省察到人类在技术重压下的呻吟，却忽略在技术发展中对人的力量的肯定和文化发展。理论上的片面性使之对现代技术持敌对立场，看不到有意义的未来。尽管对技术的批判是彻底的、尖锐的，但在他们的视野中，没有科学技术也没有历史发展，最后深陷虚无主义泥潭，只能是一种“贫困”伤感。

正因理性批判与现实相悖，人文主义者所推崇的人文导向在现实中显得如此脆弱。笔者以为，在学理上，人文主义技术批判的最大缺陷是他们把批判的理论向度定位在理性和技术理性上。在精神上达到控制技术，在人文主义学者看来就是重新唤起人们的价值理性和对维护人性尊严，人性解放的自觉意识。一句话，就是依靠主体精神(政治的、伦理的、宗教的)因素来克服技术理性的恶性扩张，同时抵制其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渗透。这恰恰就是技术理性的批判在现实中难以产生真正广泛、持久影响的原因。

技术永远是一种人的合目的的行为的结果，也是符合科学理性的、合理的有效的行为，为此，人类能够运用技术不断有效地改造自然。同时，人的理性、目的、利益、价值选择也总是强烈影响和驱动着技术的发明和运用，我们是否就此断言技术的存在和发展取决于理性的因素?许多人文主义学者在对技术本质的追问后陷人悲观主义的事实确认了这一点。其实，技术也是人的社会性建构，是人的主体性的客体化，即技术既是人的异化存在物，又是人的解放的具体形式。因为人口会不断增长，人们的物质欲望和需求也只能是有增无减，阶级、集团、国家间的不同利益也会长时间地驱动着人们的价值选择，科学理性对于技术的推动，历史已经证明是加速度的。在这一切面前，所谓呼唤人性价值理性的回归，所谓人性自由发展的“理性王国”，几乎就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

(三)“技术的经验转向”难以真正解决题

现代技术哲学深受两种思潮的影响:其一是批判的技术哲学传统，代表人物是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的人本主义技术批判理论;其二是分析的技术哲学传统，思想实质是分析的科学哲学在技术哲学中的反应，近些年又出现“回到经验”的实证主义仁。

分析传统的技术哲学由来已久，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技术哲学的原始形态。它与其说是一种哲学，不如说是一种工程师的经验。自从海德格尔对技术的存在主义反思和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的社会批判以来，分析性的技术哲学曾一度陷人低谷。

20世纪90年代以来，哲学家们试图通过堆积式的经验研究，超越海德格尔式的技术批判，于是出现了所谓的“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一个最有意义的探索出现了，即技术哲学家的兴趣从技术的后果转向了技术本身。这种趋向最明显地体现在“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 the path be-tween engineering and philosophy"(米切姆)。它深刻地指出，技术哲学的适宜研究方式应该是“不能回避工程的话语方式”。换言之，技术哲学必须对技术的哲学分析与工程师对话，若达此目的则必须学习工程语言。但是，“技术的经验转向”便能解决问题吗?温纳(winner)指出:“一旦走进技术的黑箱，人们就一定能知道哲学和技术研究所要求的所有答案吗?……技术并不是一维的实体。首先，技术的概念本身就有许多意义:最基本的有技术作为器具、技术作为知识形式、技术作为行动的方式。但这些技术的每一种形式又都有复杂的意义。所以，技术黑箱还包含技术自身历史发展的形式，这是技术哲学家在理解现代技术本质和作用时所不可忽视的，否则，哲学家就有把技术过分简单化的危险。”

显然，如果没有一定的本体论框架，技术哲学将蜕变为技术经验，从而失去哲学本色。而失去哲学本色的技术理念上难以发现技术本质的。综合来看，这两种技术哲学，批判传统和分析传统的技术哲学，实际上是在技术的“形而上”和技术的“形而下”陷人了形而上学。前者有望文生义之嫌，后者则有得鱼忘签之憾。 三、前瞻:技术化时代合理性的扬弃

对技术的形而上追问已经完成，对技术和技术哲学研究中的二分法(工程的和人文的技术哲学)也已无力回答技术所带来的现实问题。从技术的文化环境看，随着冷战的结束，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的文化环境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藉此，我们对技术哲学研究包括技术批判也理应赋予新的视阂

(一)走向经验，走向跨学科的文化批判

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应对这种文化环境的变化，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而不能仅是继续研究与埃吕尔、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相同的主题[川。在《技术哲学导论》一书中，伊德指出，“环境危机”、“多文化”( pluriculture )、“战争与财富”、“技术发展”是未来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并强调“文化形态的转换要求技术哲学家以平衡过去及现在的乌托邦和非理想化之间的诱惑的方式对上述两个主题进行反思，……这只是对今天技术渗透的世界的平衡、批判和反映的思想的呼吁”。从技术自身看，随着全球电子媒介基础设施及其文化的发展，米切姆认为，现代技术(与背景分离化)正在被一种新的“元技术”(Meta一Technology)取代。元技术是一种重构性技术，正以虚拟的形式重新使分离的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在此情况下，米切姆指出，“过去二十年，技术哲学努力思考我们做的技术，下一个二十年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了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角度，拉普建议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费雷提出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杜尔宾呼唤行动主义，他指出，虽然需要理论的进步，但更需要的是在解决技术社会的现实问题上取得进步;虽然理解技术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围绕它们的有关的社会问题做些什么。为此，他呼吁学院的技术哲学家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人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列中来。从根本的精神看，无论技术哲学研究将怎样发展，陈昌曙先生指出，技术哲学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他说，技术哲学“没有特色(学科特色)就没有地位，没有基础(基础研究)就没有水平，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从研究的建制看，陈凡教授提出“内核硬化、边缘软化”的转向。“内核硬化”是指技术哲学研究共同体的“内核”(指专业的技术哲学工作者)要上水平、上学科，以促进“狭义的技术哲学”的形成与发展，“边缘软化”是说技术哲学共同体应是对“各界”、“各学科”“开放”，以有利于“广义的技术哲学”的产生和发展。

总体上，囿于以往研究视野的片面化，使得技术批判研究大多是从直觉抽象的形而上学与狭隘经验的社会建构论的角度来阐述技术的内生及社会控制问题，这种研究范式是从宏观层次到中观层次的切人，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主体在技术社会控制中的作用往往被忽略了。鉴于此，笔者认为应该从微观的层面切人，加深对技术微观运行机制的了解，以弥补当前研究不足的弱点。目前在国内外的研究中还存在一个问题，即缺乏对技术一文化的结构研究，这也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笔者欲通过文化语境的结构化分析方法，系统研究技术一文化一人的控制问题。值得指出的是，如果缺乏一定的本体论框架，技术哲学将蜕变为技术经验，从而失去哲学本色，而失去哲学本色的技术理念难以发现技术本质。

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切实地综合包括哲学、科学史、技术史与科学学等学科成果，研究技术的发展与社会史及其文明的联系，更广泛地说是与地球进化过程的联系。人类正走向从根本上改变他们所创造的，也使他们受到危害的技术文明的道路。如果不考虑自然科学、道德、政治和其他直接的社会因素的影响，以及文化特征(如民族的文化特征)和各类哲学世界观的影响，就不能很好地阐释技术现状与发展。我们不但有技术问题，而且还有人的问题。在技术的哲学研究中，不仅是把人“作为”某种因素，而且要“通过人”来审视技术。技术问题就是人的问题，未来的技术哲学应当考虑:1.技术是意识的物质化，技术问题是人文科学问题，对它的理解需要揭示文化的深层基础;2.必须摆脱旧的“技术”形而上学概念并制定新的范畴模型，因为旧的范畴划分(主体一客体，科学一技术等)不能捕捉技术的实质;3.技术比科学更具有基础性质，不能由科学解释技术，也不可将技术归结为科学及其后果;4.整个技术哲学，由于它是人文化的，因此不能将它局限于最高的抽象水平、一般哲学范畴水平。有关它的论述只能建立在较具体的历史实际范畴研究的基础上。

对技术进行深刻的哲学反思仍是一项年轻的事业，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形成一个得到普遍认同的研究范式，这使得技术在哲学水平上远远跟不上科学哲学发展的步伐，并成为制约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究其根源，仍是技术文化观滞后所致。对中国而言，如何开展合理的文化批判，应对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文化精神、文化模式的冲突和裂变，顺利地实现传统文化模式的现代文化模式的转型，已成为紧迫的历史任务。

加之，如今从技术哲学到技术政治学等学科的出现，表明人们用经验去把握的空间越来越大。因为这里探讨的问题已脱离了哲学的语境，进人到政治学、社会学的话语系统中。技术现象原本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仅局限于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或仅仅局限于从思辨的、“纯粹形而上学的”角度研究技术都是不够的，可以认为，走向经验，走向跨学科的文化批判，正是技术批判理论的未来走向，而正是当学科的分化引起更大程度的综合，使人类有条件从多角度、多方位反思己身。如伦克和罗波尔所说:“跨越陈旧的系科和学术边界，尤其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技术科学之间的边界，进行富有成效的和现实主义的合作，在今天技术哲学研究中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二)反思“反思的”时代:“重建文化”、“拯救文化”

技术文化批判研究，尤其是关注技术文化脆弱性(the vulnerability of technological culture)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高速发展的当代社会。从技术文化角度更深人探析中国当代文化的特征、和谐发展理念、现代性意义与未来发展内在动力，不仅迫在眉睫，而且还富于挑战性和无可替代的实践意义。

技术不是中立性的，它不仅在本质上、而且在结构上是暖昧的。在与人和文化中的人的关系中，技术转化了经验和经验的变项。更进一步分析，“在文化诊释学的复杂层面上，技术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被嵌人;‘相同的’技术在另一种文化情境中可以成为完全‘不同的’技术”。生活于技术文化(technological culture)当中，我们已无可避免地活在一个极易脆弱的世界(a vulnerable world )。为了生活于一个更为开放的、锐意创新的文化当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技术文化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本身的价值所在。

话语既不是独立自主的，也不是“深层”的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建立在更为辩证的关系的基础之上。在此情形下，探寻一种深远的批判性( critical)的精神变得更为必要。如果不探索技术及其现代化本质的无处不在的现实，我们将无法谈论公共话语。不难发现，以“发达”为内核的技术文化正在以资本的功能、工具性来定义现代人类主体。在某种意义上，发达的功能正在取代人类的价值。在现代性时期，技术、知识和权力的新的融合，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经济和政治控制，重新影响了我们的文化。在启蒙主义价值引导下，技术必要性提供了一种人类进步观，它与不断增强的自然控制和似乎无限的物质商品生产密切相联。但物质丰裕和人的自我实现之间的表面联系已被证明是虚构的。更为重要的是，工业“进步”和技术“进步”所造成的全球变化现在已全面威胁生态环境，技术力量是如此无所不在，以至于阶级结构、社会关系、文化甚至变革运动也以它的形象复制自己。

20世纪大规模工业发展和技术革新所带来的社会巨变，将一个深刻的含义传递给这一反智论的遗产之中。技术理性的世界里，“功能化的”(实证主义的)语言的仪式化概念取消了真正的颠覆能量，也同时取消了现实与可能之间、经验主义现实与进行选择的努力之间的辩证的张力。从文化的本质角度看，这也是文化空前发达的时代。可是，就在这个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提出了“文化危机”的问题，不少有识之士发出了“重建文化”、“拯救文化”的呼吁。

显然，这里所说的“文化危机”既不是指物质技术的不足，也不是指制度、规章的弊端，指的正是狭义文化遭放逐的状况:科学技术危机，对人类前景构成威胁;大学和教育的危机，为适应市场而追求短期效果;文明失去价值追求;诗意和正义感丧失。这意味着—本来，在文化分化的过程中，狭义文化成为人类与自然相对立的本质力量的最高形式，成为人文价值观的最后领地。可是，现在连这一最高形式也在向低级形式坠落，最后领地也在逐渐丧失，狭义文化的危机成为人类的最后的危机。以“文化工业”为例，这是对文化的工业化制造、商业化流通处理，它以牺牲创造主体性为前提，以满足大众的感官刺激需要为生产标准，以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为生产目标。使人的自然需求被充分地调动起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文化形式灌输给每一个人，人的本质力量、人的独特价值失去文化载体。在这样一个表面上高度发达的文化环境中，人成了超级动物，每头动物都只知道最大限度地饮食男女，享受奢侈腐化，一切为了物欲这个上帝。无论对于生产者还是消费者，“文化”都只成为满足自然需求的手段，成为与房子、汽车、美女一样的物质材料。文化含义中人的因素消失了，只剩下自然的因素，“文化”一词终将失去意义。

如同路易·多洛在抨击“文化工业”时指出的，当代文化已经“从知识的甚至从精神的层次降下来，而只维持单纯的物质层次”。当文化工业已成为文化机制而存在时，倘若只以增加政府拨款的方式来拯救文化，实际上只是给文化工业注人新的资本，文化危机仍将漫延。人类已经到了反思文化定位的时刻。必须看到，“文化热”的思维特征是以文化为纲，无论什么问题，似乎不“上升”到文化层面即不可谓之深刻。事实上，离开对人与人的诸种关系的探讨，将特定社会结构变迁的问题化约转换为观念文化变迁的问题，只会导致对问题真实性的遮蔽，可能永远也找不到问题的症结。

当代科技论文篇（7）

一．

关于“儒家”，《汉书•艺文志》作了较为全面的概述和界定：“儒家者流，……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从这段总括性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原创儒家有三个主要的特点，这就是：求道、为学、致用。

首先，儒家重视求道，“于道最为高”。从《论语》中可以看出，孔子一生致力于求道。《论语•学而》说：“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卫灵公》说：“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里仁》说：“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显然，求道是孔子一生的追求。孔子的“道”，主要讲的是为人处世之道。孔子说：“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又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但最重要的是“忠恕之道”，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孔子之道，为思孟学派以及后来的《易传》所发挥，从而形成了儒家的“天人合一”之道。《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并且认为，“仲尼祖述尧舜，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易传》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周易•乾•文言》）并且明确提出天道、地道与人道统一的 “三才之道”（《周易•系辞下传》）。

正因为儒家讲的“道”是人道与天道的统一，是“天人合一”之道，所以，儒家又重视“天”，重视研究天地自然，从而形成了儒家的自然观，主要包括：思孟学派的阴阳五行自然观、荀子的气论自然观和《易传》的阴阳八卦自然观，充分表明儒学融合自然之道。虽然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儒家的这些自然观并不能算作是科学，但是在中国古代，阴阳五行自然观、气论自然观以及阴阳八卦自然观一直是古代科技的思想基础，是中国古代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儒家重视为学，“游文于六经之中”。孔子作为教育家，要求自己和学生有广博的知识。《论语•雍也》说：“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孔子讲“博学”，主张“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具有知识论倾向；不仅要求学习社会文化，学习伦理道德方面的知识，而且也包括学习自然方面的知识，从而使学生成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的君子。这里的“游于艺”，就是学习“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数”实际上包括了古代的数学知识。而且，孔子还要求学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思孟学派和荀子的著作以及《易传》等也广泛涉猎自然知识。

正因为儒家重学，也重视自然知识，包容科技，先秦儒家自孔子开始就十分重视对于古代科技著作的研究。他们所整理、研究以及撰写的著作中，《夏小正》、《禹贡》、《月令》等都是当时重要的科技著作，《诗经》、《尧典》、《周礼》等也都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先秦儒家把科技知识包容于儒学之中，而这些科技著作以及科技知识事实上成为后世儒家学习和研究科技的知识基础。

再次，儒家重致用。孔子重人道、重学问，最后又落实到致用上。在为政方面，孔子讲“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讲道德教化；同时也讲“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讲利民。这一思想后来被孟子发展成为“仁政”。孟子认为，施行仁政，首先要“制民之产”。他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因而要发展农业生产，要“不违农时”；“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闯兀?惚畈豢墒な骋玻桓?镆允比肷搅郑?哪静豢墒び靡玻还扔胗惚畈豢墒な常?哪静豢墒び茫?鞘姑裱??ニ牢藓兑病保ā睹献?#8226;梁惠王上》）。在儒家看来，讲“仁政”，就要发展农业生产，当然也就离不开发展农业科技。

儒家讲民本，最终又要落实到发展农业，发展农业科技；与发展农业相关，又要研究天文学、地理学以及数学等等。这表明儒家本身具有发展科技的内在要求，儒家文化与科技密切相关。在中国古代科技体系中，农业科技以及与之相关的实用科学发展较快，其原因概在于此。

二．

原创儒家具有的求道、为学、致用的特点，使得儒学融合科学于一体。而且，后世儒家在发展儒学的过程中，大体上继承了这个重要的传统，只是在各个时期，儒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从儒学发展史看，历代都有儒家学者研究自然、研究科技，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做出直接的贡献。

汉代儒家确立了儒家的经学传统，较多地发挥儒家为学包括研究科技知识的特点。汉代经学家在整理和研究儒家经典时，把包含有古代科技知识的儒家著作也确立为经典。按照中国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分类，《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尤其是，汉代经学家还把春秋时期的技术著作《考工记》补入《周礼》，列为儒家经典。汉代儒家在整理和研究儒家经典的过程中，对其中的科技知识进行注释和发挥，实际上也是一种科学研究。

汉代儒学包容科学，不仅表现为汉儒所确立的儒家经典中包含古代科技著作和科技知识，而且，汉代有不少儒家直接参与科学研究，甚至成为那个时代的科学家。汉代儒家普遍对天文历法感兴趣，并有所研究，这不仅有其政治方面的原因，也与儒家讲“天人合一”有着密切的关系。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 ]笔者以为，至少在汉代可以这么说。在汉代儒家中，对天文学颇有研究的，至少有扬雄、桓谭、刘歆、贾逵等。扬雄对天文学很有兴趣，主张浑天说，并提出“难盖天八事”。桓谭对天文学也颇有研究，在宇宙结构问题上，反对盖天说，主张浑天说。扬雄和桓谭对于浑天说取代盖天说的地位起到重要的作用。后来的儒家学者刘歆修《三统历》，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完整的天文学著作”，“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 ]贾逵在天文学上颇有造诣，他所参与修订的东汉四分历比以往各家历法有显著的进步。

宋学确立了儒家的道学传统，较多地发挥了儒家求道包括求自然之道的特点。宋学家在当时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至高峰的背景下，大都深入学习和研究当时的科技。邵雍、张载、二程以及朱熹都对自然现象有过研究。

朱熹的“理”一开始就具有科学的内涵，它既是形而上的“太极”，又是具体事物包括自然事物的规律，因而也包括了自然规律在内；所以，朱熹理学既是心性之学，又是自然学。这正是对原创儒学“天人合一”的发展。此外，朱熹对于儒家“格物致知”的诠释，使之包含了格自然之物的内涵，赋予了科学的意义。朱熹说：“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朱子语类》卷六十二）“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朱子语类》卷十五）可见，在朱熹广泛的格物中，也包括格自然之物。朱熹非常强调研究自然现象，把握自然之理。他说：“虽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岂不可以格。如麻、麦、稻、粱，甚时种，甚时收，地之肥，地之跷，厚薄不同，此宜植某物，亦皆有理。”（《朱子语类》卷十八）“历象之学自是一家，若欲穷理，亦不可以不讲。”（《朱文公文集》卷六十《答曾无疑》）“小道不是异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农圃、医卜、百工之类，却有道理在。”（《朱子语类》卷四十九）更为重要的是，朱熹还运用“理”的概念直接研究自然、研究科学，在天文学领域取得重要的成就。他提出了以“气”为起点的宇宙演化学说，提出了地以“气”悬空于宇宙之中的宇宙结构学说以及天有九重和天体运行轨道的思想，在中国天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

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明清时期尤其是明清之际的儒家，较多地发挥了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他们或者以“格物致知”的名义融合科学、研究科学，或者打着“西学中源”的旗号学习西方科学，会通中西。清代的儒学即使在最后转变成为专注于考据训诂的经学，也依然以特殊的方式研究科学。当时的儒家对于西方科学虽有不同态度，但总体上持积极吸纳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古代科技的近代化。

明清之际的儒家学者黄宗羲撰写了不少科学著作，其中天文学、数学类著作“有《授时历故》一卷，《大统历推法》一卷，《授时历法假如》一卷，《西历假如》、《回历假如》各一卷外，尚有《气运算法》、《勾股图说》、《开方命算》、《测圆要义》诸书共若干卷”[ ]；地学类著作有《今水经》、《四明山志》、《台宕纪游》、《匡庐游录》等；还有《律吕新义》及其它科学著作。清初儒家学者李光地对天文历算有特殊的爱好，与当时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梅文鼎交往甚密。在与梅文鼎的交往过程中，李光地对天文学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其天文历法类著作主要有：《历象要义》、《历象合要》、《历象本要》等，主编《御定星历考原》、《御定月令辑要》等；还有论文《记太初历》、《记四分历》、《记浑仪》、《算法》、《历法》、《西历》等。清代考据学大师戴震“凡天文、历算、推步之法，测望之方，宫室衣服之制，鸟兽、虫鱼、草木之名状，音和、声限古今之殊，山川、疆域、州镇、郡县相沿改革之由，少广旁要之率，钟实、管律之术，靡不悉心讨索。”[ ]并且撰写了大量的科技著作，其中有天文历法类著作：《原象》、《续天文略》、《迎日推策记》、《九道八行说》、《周礼太史正岁年解》、《周髀北极?玑四游解》、《记夏小正星象》、《历问》、《古历考》等；数学类著作：《勾股割圜记》、《策算》等；地学类著作：《水地记》、《直隶河渠书》、《汾州府志》等；技术类著作：《蠃旋车记》、《自转车记》、《释车》、《考工记图》等。清代著名的汉学家焦循是与汪莱、李锐齐名的重要数学家。[ ]《畴人传》“续编”说：“尚之（李锐）在嘉庆间，与汪君孝婴（汪莱）、焦君里堂（焦循）齐名，时人目为谈天三友。”[ ]焦循的数学著作有：《加减乘除释》、《天元一释》、《释弧》、《释轮》、《释椭》、《开方通释》等。此外，焦循还有《禹贡郑注释》、《毛诗地理释》、《毛诗鸟兽草木虫鱼释》、《李翁医记》等科学类著作。

纵观儒学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历代都有儒家学者研究自然、研究科技，并撰写科技著作，把科学与儒学融合在一起。

三．

儒学融合科学，然而在儒学体系中，科学只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并不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儒家也需要研究天地自然，但是，这种研究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儒家最终把握“形而上之道”的手段。对于儒家来说，科学既不是可有可无，也不是最为重要。儒家既不反对科学，也不将科学摆在首要的位置上。尤其是当科学与儒学发生矛盾时，当需要对科学与儒学的重要性作出比较和权衡时，科学往往处在次于儒学的地位。

正因为如此，儒家对于科学的态度往往会受到今天推崇科学的人们的误解。甚至李约瑟也认为，“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的探索，并反对对技术作科学的解释和推广。”[ ]并以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加以说明。其实，孔子反对“樊迟学稼”是否可以用来证明儒家反对科技，则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

据《论语•子路》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然而，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只是因为在孔子看来，义的价值要高于利，道德的价值要高于实际的技能；只是就义与利、道德与实际技能相比较而言的；并不是不要利，不要实际技能，而是不要只讲利，只讲技能。因此，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并不存在反对科技、鄙视科技的问题。

从古代科技尤其是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看，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多少负面的影响。北魏时期的重要农学家贾思勰撰重要的农学著作《齐民要术》，其中说道：“樊迟请学稼，孔子答曰：‘吾不如老农。’然则圣贤之智，犹有所未达，而况于凡庸者乎？”[ ]按照贾思勰的理解，孔子因自以为在农业生产上不如老农，所以才无法教授樊迟学稼；而且，连孔子都不如老农，那么凡庸者就更是如此，所以应当学习农业科技。唐代重要的农学家陆龟蒙著《耒耜经》，其在“序”中说：“孔子谓：‘吾不如老农’，信也。因书为《耒耜经》以备遗忘，且无愧于食。”[ ]陆龟蒙认为，孔子说自己不如老农，这是实话，所以应当要研究农学。宋代重要的农学家陈?曛?杜┦椤罚?泻樾俗孀鳌昂笮颉保?渲幸??晁?担骸胺?偾胙Ъ冢?釉唬骸?岵蝗缋吓?！?仁ブ?裕?嶂疽玻环?僦?В?崾乱玻皇腔蛞坏酪病！? ]显然，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成为古代农学家研究农业科技的障碍。无论对农学家们的解释作如何评价，无论他们的解释在今天的一些人看来是多么的“不符合”逻辑，但至少可以肯定，他们没有把孔子反对樊迟学稼与他们研究农业科技对立起来，也就是说，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对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

朱熹也曾说过：“格物之论，伊川意虽谓眼前无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须有缓急先后之序，岂遽以为存心于一草木器用之间而忽然悬悟也哉！且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饭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答陈齐仲》）如果仅从字面上理解，这段文字只是讲研究自然当在“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之后，不可“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并没有反对研究自然之意。但是，他用“炊沙而欲其成饭”之词，似有轻视科学之嫌。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据当今学者陈来先生所著《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朱熹的此段文字写成于“丙戌冬”（1166年，朱熹36岁），[ ]当为朱熹早期言论，在他后来的著述中，类似的言论几乎不复出现。

朱熹于47岁（1177年）写成的《论语集注》对孔子所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进行注释时说：“游者，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论语集注•述而》）后据周谟“己亥（1179年，朱熹49岁）以后所闻”，朱熹曾经在比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四者的轻重时说：“‘游于艺’一句，比上三句稍轻，然不可大段轻说。如上蔡云‘有之不害为小人，无之不害为君子’，则是太轻了。古人于礼、乐、射、御、书、数等事，皆至理之所寓。游乎此，则心无所放，而日用之间本末具举，而内外交相养矣。”（《朱子语类》卷三十四）从朱熹此时对于程门弟子谢良佐的批评可以看出，朱熹认为儒家的“六艺”“皆至理之所寓”，绝不是可有可无。

另据陈淳“庚戌（1190年，朱熹60岁）、己未（1199年，朱熹69岁）所闻”，朱熹晚年明确指出：“小道不是异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农圃、医卜、百工之类，却有道理在。只一向上面求道理，便不通了。”（《朱子语类》卷四十九）可见，朱熹晚年对于学习农圃医卜之类的“小道”明确持肯定态度。

从朱熹对待研究自然、学习“六艺”的态度变化可以看出，朱熹同样也是重视“小道”、重视“六艺”的，根本没有反对、鄙视之意，只是有先后、缓急之别而已。

由此可见，儒家视科技为“小道”，这只是与儒家形而上之“大道”相比较而言的，只是大小的“小”。与此相类似，有关“丧志”、“雕虫小技”之类的说法，也都只是表明儒家视道德更重于科技。应当说，儒家并不反对学习科技知识，而只是反对轻视道德一味地沉迷于科技之中。

至于“奇技淫巧”的说法，应属另外一类。“奇技淫巧”的说法出自《礼记•王制》。其中说：“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尚书•泰誓》也有“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的说法。其实，这里的“奇技”、“奇器”或“奇技淫巧”是有所指的，主要是指无益于国计民生的、蛊惑人心或只是取悦于人的技法，并不是指所有的科技。当然，不排除有些科技的东西被历史上的某些儒家学者视作“奇技淫巧”，但是，同样也有一些儒家学者反对把科技视作“奇技淫巧”。明清之际，重要的儒家学者李光地明确反对把西方人的科技视作“奇技淫巧”。他说：“西洋人不可谓之奇技淫巧，盖皆有用之物，如仪器、佩?、自鸣钟之类。《易经》自庖牺没，神农作；神农没，尧舜作，张大其词，却说及作舟车、耒耜、杵臼、弧矢之类，可见工之利用极大。《周官》一本《考工记》，全说车。”[ ]因此，笼统地说儒家视科技为“奇技淫巧”是不符合事实的。

所谓儒家“重道轻艺”之说，如果就比较和权衡“道”与“技艺”孰重孰轻而言，儒家的确如此；但如果以此认为儒家轻视“技艺”，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这种误解相类似，儒家还被说成是“重义轻利”。其实儒家讲“重义轻利”是有特定含义的。孔子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讲“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显然，儒家并不是不讲“利”，而是要在义与利发生冲突时“重义轻利”。同样，孔子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汉代的扬雄讲“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 ]；朱熹讲科技“亦是道理”；充分表明儒家并不轻视“技艺”，而是包容着“技艺”。因此，无论是“重义轻利”，还是“重道轻艺”，其中的“轻” 都并非指轻视之“轻”，更多的是在对二者进行比较权衡时的轻重之“轻”，是相对而言的。

从总体上看，儒家讲求道、为学、致用都要求研究自然，都离不开学习和研究科技、运用科技，因此，儒学融科学于一体，具有科学的内涵；与此同时，研究自然、学习和研究科技只是儒家把握“形而上之道”的一种手段，只是相对次要的方面；所以，在儒学中，科技只是“小道”，必须服从于儒家的“大道”。正因为儒学具有科学的内涵，包含有研究自然、学习和研究科技的要求，儒家自一开始就把研究自然、学习和研究科技当作建立和发展儒学体系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无论是先秦儒家还是汉代经学家、宋学家，乃至明清之际的儒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在一定程度上以不同方式研究过古代科技。这一切都表明儒家与古代科技并非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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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科技论文篇（8）

对科技文化的研究和思考不仅是科技哲学界的焦点问题,也是当前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各门学科争相研究的热点问题,这种研究热潮不仅仅是科技文化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的体现,也是科技哲学发展向科技文化哲学转向的现实需要。杨怀中教授等以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科技文化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构”的研究成果,在“文化哲学”的视域下对科技文化新的研究路径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其专著《科技文化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构》一书2008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是在整体性概念和文化哲学视域下思考和研究科技文化在建构和谐社会过程中的独特功能的一部新的力作。

和谐社会构建是时代主题的诉求,因此,作为一种实践文化,科技文化研究必须凸显时代主题和弘扬时代文化精神。《科技文化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构》一书在其开篇中就从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和活动论的角度阐述了当下社会发展的本质诉求,即和谐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规律,构建和谐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必然要求和人的实践活动的本质诉求。作者从历史思想源流中探寻和谐之音,从主体性认识和实践性体悟两个层面概括了和谐文化的特征及功能。这些阐释都使该著作充满了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和时代功能,体现了时代主题和时代文化的凸显与共映。

那么,科技文化是如何映现和契合我们的时代文化精神?该书给予的解答是: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人道主义精神、宽容精神、法治精神、诚信精神、创新精神等文化底蕴的支撑,这是和谐社会构建的现实诉求。而科技文化所蕴涵的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既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先进文化建设的基石和先导。在此背景和现实文化的诉求下,科技文化是惟一能适应这一时代背景和满足这一文化诉求的文化。基于此,作者又创造性地提出了“科技文化是第一文化”的观点,认为这也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念的逻辑性蕴涵。“科技文化是第一文化”的论述不仅揭示了“科技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功能的事实判断、价值评判和在社会发展中发挥其功能的必然性,也阐释了“科技文化”对人类利益、福祉追求的巨大推动作用以及对人类利益和幸福维度的广度和深度的拓展。

科技文化与时代主题的共映在该著作中亦有鲜明的体现。作者从哲学、科技哲学、文化学、社会学、管理学等跨学科的研究和多维度的透视中,揭示科技文化的内隐奥秘。在广度上从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背景和时代主题之需中,来考察和研究科技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所蕴涵的“和谐因子”,以及如何发挥出这些“和谐因子”的作用来获得其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形式与实质的统一性;在深度上,试图探寻可称为科技文化之根或科技文化之魂的更深层面的东西,通过阐释和谐社会的文化底蕴和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精神,明确提出科技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的资源。

当代科技论文篇（9）

文艺理论和自然科学的这番亲近明显拓展了文艺理论工作者的眼界，但 “方法热”本身不久就降了温。要论20世纪90年代文艺与科技持久学术联系的建立，不能不提到浙江舞台设计研究院主办的《艺术科技》。它自1993年创刊以来，发表了大量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探讨艺术科技的文章，其中夏侯炳关于我国定音鼓、磷光画、走马灯、十二平均律、铜洗和驻波等中国艺术科技的“世界第一”的选介（1994－1995）给人以深刻印象。此时，第五次信息革命的影响正在深化。西方有关数码艺术的研究成果陆续被介绍到我国，既促进了电脑音乐、电脑美术以至网络与多媒体艺术的起步，又激发了某些学者创建电脑艺术学之类新学科的冲动。汉语网络文学由我国留美学生首创，传播到大陆之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相关研究成为当代文论的新分支，形成了中南大学文学院这样的研究团队。这些新技术、新媒体和新作品蔚为大观，对传统的文艺观念构成了挑战。有鉴于此，感到不安的人们提出了“科技和艺术：谁决定电影?”（郑宜庸同名文章，《福建艺术》1999年第1期）之类问题，似乎它们是竞争的对手。这种不安在进入21世纪之后上升为焦虑。2001年11月1日在武汉大学举行的首届“高新技术产业化时代文艺的发展”学术研讨会上甚至“火药味十足”，尽管对抗的一方──科技专家缺席。科技与文艺相互渗透是否会产生副作用？这是董学文、毛崇杰等著名文艺理论家不断思索的问题，也为相关媒体所重视。《文艺研究》2002年第1期专门组织稿件，阐述“科技腾飞与艺术终结”、“技术之网的反生态倾向与文艺的生态危机”等观点。相关文章从西方借用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从理性的角度批判文艺的技术化、产业化。与此同时，也有些学者对此表示了不同意见。例如，姚鹤鸣发表《法兰克福学派文艺技术化批判的批判――兼论网络文学存在的合理性》（《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2期），指出：文艺的技术化毫无疑问与传统的文艺观相悖，但从另一个方面观察，它又能够促使文艺发展，促使文艺功用目的真正实现。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不是截然对立的。网络文学正是这两者矛盾对立统一在崭新时代的产物，它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体现了真正的“创作自由”，拓展了创作的空间，为多种艺术样式的融合提供了可能。

科技专家虽然未出席上述“高新技术产业化时代文艺的发展”之类研讨会，但绝非对此毫不关心。自1987年以来，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每年举办国际科学学术会议都邀请画家根据会议的科学主题发挥作画，并在1993年和1995年分别与炎黄艺术馆、《科技日报》社合作举办了“科学与艺术”研讨会。不少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很关心事业的发展。诺贝尔奖获得者、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认为：“艺术和科学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为了宣传上述理念，他主编了大型画册《科学与艺术》（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当时的国家主席亲笔为之题写书名。杨振宁、潘云鹤、汪成为等先生也非常关心艺术与科技的关系。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1995年12月13日致函浙江舞台电子技术研究所俞健所长，表示因“我国的一项大有前途的第五产业（文艺产业）即将在祖国大地上发展起来”而“深受鼓舞”，并建议：“中国的第五产业必须做到：（1）发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2）决不能办成官营的，一定要政企分开”（《钱学森同志来信》，《艺术科技》1996年第1期）。在他看来，继农业、工业、服务业、科技业之后兴起的“第五产业”，是为文化服务的经济事业，或称“文艺产业”。钱先生的观点是有预见性的，我国文化产业果真在世纪之交蓬勃地发展起来，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做出日益重要的贡献，包括数字出版、动漫游戏、智能化娱乐等在内的文化产业研究也成为文艺与科技的荟萃之处。

60年来，有关科技在文艺领域具体应用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其中包括美术馆改造装修工程、抢救文艺影像资料、作家作品甄别以至于“春晚”保障等。人们将科技当成当代艺术发展的动因、艺术设计变革的驱力、艺术可持续发展的条件。60年来，有关艺术对于科技传播之价值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所涉及的领域有科技名人传记写作、科技成果宣传、科学知识普及、科技书刊装帧、IT产品设计、科技摄影技巧、科技博物馆建设，等等。60年来，艺术化、科技化成为许多相关领域的共同主题，这些领域包括影视制作、建筑设计、赛车运动、食品加工、服装工业、商品包装、环境保护、印刷工艺、玻璃制造等。有人甚至提出了“高智慧（科技）+高情感（艺术）=高设计”（陈爽同名文章，见《装饰》2000年第6期）、“艺术+科技=文化”（陈同乐论南京博物院艺术陈列馆序厅、场景设计创意，见《室内设计与装修》2000年第1期）等公式。

早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有学者呼吁“让科技与艺术结合，培养复合型人才”。如今，这种要求不仅见于艺术教育中“电子音像”、“动漫游戏”之类科技含量较高的专业，而且见于相对传统的语言文学学科和艺术学科；不仅见于直接为文艺服务的舞台设备制造之类产业，而且见于相当高深的科学研究领域。60年来，许多科技院校开设文学系、艺术系，许多艺术院校开设计算机课程，还有许多院校设立了艺术科技中心之类机构，建起了科技艺术中心、科技会展艺术中心之类大楼。让学校和少年宫成为艺术教育的摇篮、科技培训的殿堂，让科技人才学点文学艺术、科技课教师加强文艺修养，让文艺人才熟悉科学技术、文艺理论家能够运用软件工具，已经是时代的呼唤。60年来，“艺术”始终是许多科技工作者追求的一种境界、一种精神，“科学”则是许多文艺工作者所希冀的一种素养、一种理念。科技与艺术相结合既是现实诉求、有着国家大剧院这样的范本，又是历史传统、有着《中国丝绸科技艺术七千年》（黄能馥、陈娟娟著，2002年）之类证据。人们不仅使用“科技艺术”、“艺术科技”这样的术语，而且从事“艺术科学”、“科学艺术”这样的研究。在文化市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科技与艺术的完美结合”、“顶尖科技与浪漫艺术的邂逅”、“纳艺术智慧，享科技大成”之类广告；在学术论著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科技与艺术──人类文明的双翼”、“艺术与科技共振于生命之舞”、“科学与艺术同魂”、“艺术与科技携手共建音乐新学科”、“科技与艺术是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双引擎”等主张。

当代科技论文篇（10）

马克思主义从哲学角度对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的批判，并不是全盘否定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的历史成就，而是在肯定近代工业技术文明的巨大主体效应的同时，认真反思并深入地探讨了他产生严重的反主体效应(全球性问题)的深刻根源，为当代人解决全球性问题，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理论依据。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的批判，在其合理形式上，应是建设性的批判。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对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做出建设性的批判，必须理清这样的思路:工业技术文明的本质是人类应用科学技术改造自然，并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的实践活动。既然工业技术文明的本质是实践的，这就表明工业技术文明活动必然是人类在某些观念原则的指导下去改造自然界，实现人类某种既定目标的实践活动。因此，工业技术文明之所以能够实现，指导观念原则是重要的主体性前提。换言之，指导观念在先，工业技术文明成就在后，而且还与工业技术文明的反主体效应(全球性问题)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因果关联。简言之，人类在某种观念的指导下运用科学技术进行改造自然界的感性的工业技术文明活动带来了全球性问题。就此而论，导致全球性问题的根源，与其归咎于人类感性的工业技术文明活动，还不如归咎于长期指导这种感性活动的根本观念原则。因此，在批判性分析人类工业技术文明为何带来全球性问题这种消极后果时，既不是针对工业技术文明成果的批判，也不应批判科学技术，而必然是针对工业技术文明活动指导观念前提的批判。

二、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的人与自然关系观和科学技术观批判

根据上述的批判思路，对于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的哲学批判主题主要包含:近现代人与自然关系观和科学技术观的反思与重构。所以确定这两个批判主题，主要基于如下考虑:首先，人类工业技术文明活动的实质是改造自然界或者说是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那么物质变换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必定依照人类既定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观和相应的科学技术观。因此，这两个观念对于工业技术文明的实现既定目标是不可或缺的精神意识条件，而且还是最基本的精神意识条件。其次，尽管这两个观念是工业技术文明最基本最重要的精神意识条件，但其合理性和正确性并不一定能防止工业技术文明活动的反主体效应，而这两个观念前提的偏差和虚妄性对产生工业技术文明活动的反主体效应后果则是确实的。事实上，各种全球性问题的出现，足以说明支配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的这两方面的观念前提都存在着偏差和虚妄性。因此，观念前提的偏差和虚妄性才是全球性问题的根源。

(一)人与自然关系观的反思与重构

远古代时期，人类在神秘强大的自然面前处于屈从、被支配的地位。屈从和被支配是远古时代人与自然关系观的显著特征。但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能力日益增强，人类对自然畏惧和敬意开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傲慢和敌视。征服自然、统治自然开始成为近代人与自然关系观的主旋律。这种征服和统治的观念自近代以来就在人们心中占据统治地位，构成了西方文明的精神基础，而且还成为了全世界效仿的模式。即使当前，这一观念依然是人与自然关系不言而喻的理论前提。无论人类是否意识到或是否承认，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实质是征服与被征服、统治与被统治，实际上是默认了人类根据自身利益而任意处置和占有任何自然物的权利，同时又消解了人类对于自然物质的存在与繁荣所必须应承担的义务。在此观念指导下的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必然是掠夺性和破坏性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西方以及世界近现代工业文明的进程充分的体现了这一点。

毋庸置疑，人类是为了实现一个根本性的价值目标去创造和发展工业技术的文明的，这个目标就是:为了人类自身生存状况的改善和提高，不断地从自然开发获取自己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其实，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不过是人类实现既定目标的基本手段而已。因此，近现代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正确与否，最终只能从工业技术文明的实际效果与人类的根本价值目标实现之间的关系中得到体现和说明。事实上，当且仅当在如下情形成立的前提下，上述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指导下的工业技术文明才不至于背离人类的根本的价值目标。第一，自然界中永远存在足够数量的自然资源可供人类开发和利用;第二，自然界中的各种自然物质无论是存在方式还是绝对数量都是相互对立互不影响的;第三，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不受自然体系原有秩序变化的影响。结果非常明显，以上三种情况都严重违背了自然法则。首先，地球资源是非常有限的，无论过去、现在或未来人类可以开发和利用的自然资源都是有上限的。其次，地球生态系统中各种自然物质都是处于相互依存、共存共荣的生态关联中。人类对自然界中某些物质的过度开发和利用，都会对其他自然物产生影响，甚至破坏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再次，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与物质自然同样是相互依存、共生共荣且密不可分。因此，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这种生态关系，决定了如果人类的活动对于自然物质造成的破坏同样会对人类自身的利益造成危害。所以，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是以与自然界进行平等物质交换为基础的，即人类在从自然界获取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那些物质资料的同时，还必须对自然界进行必要的物资补偿，以便人类与之交往的各种自然物质也能够存在和发展下去。至此，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所依据的人与自然关系观的缺陷是十分明显的，根本在于没有准确的把握人与自然以及各种自然物质之间的生态关联，高估了人的本质力量，错误认定了人类在人一自然生态系中的优越位置，从而赋予了人类可以不平等的对待自然界的权利。

在当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类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的生态关系，人类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同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但必须保持人一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人类的优越地位在于人类只是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关系的能动主体，但绝不是征服者和统治者，人类有向自然界索取的权利，同时必须承担保护自然环境的义务。因此，为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人们必须摒弃传统的人与自然关系观，代之以在人与自然双向运动中谋求共存共荣、和谐发展的人与自然关系观，并指导人与自然界进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

(二)科学技术观的反思与重构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是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的源泉，也是推动其发展的最重要因素。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依据的科学技术观，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科学技术武器论。其实质是科学技术是人类佩剑是用于征服自然和统治自然的武器。其二，科学技术幸福论或至善论。其核心是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与人类的进步和幸福划等号，赋予其善的价值属性。这两种观点相结合只会把科学技术用于人类向自然索取，其实践后果就是对自然界猛烈进攻和肆意掠夺，同时严重限制环境保护技术的发展。

虽然上述科学技术观由来已久，但其在认识上存在严重的偏颇。首先，上文曾论述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实际上是一种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人类与自然界进行必要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变换时必须像对待自己的朋友那样对待自然界，与自然界进行平等的、互惠互利的和有补偿的物质交往，而不能把自然界当成自己的敌人，并对其不择手段地大加掠夺。其实，科学技术是人类与自然界的中介系统，是人类认识自然界和协调人与自然矛盾的工具。因此，把科学技术当作征服自然和统治自然的武器，其虚妄性是非常明显的。其次，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与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和人类幸福等同，是对科学技术的本性的严重误解。科学技术的本质是反映客观真理的知识体系，其本质是中立的，并不是先天具有善或恶的价值属性。科学技术幸福论或至善论的观点，显然是先天赋予科学技术善的价值属性，此外，人类的幸福与不幸也同样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没有必然联系。事实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存共荣、和谐发展才是人类的真正的进步和幸福。总之，近代工业技术文明依据的科学技术观是严重脱离客观事实的错误观念。

为了当代人类实践摆脱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观念的束缚，对于传统科学技术观进行合理重构是十分重要的，科技观的重构应该明确如下几点:第一，对于科学技术本质的理解和其功能的定位必须以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共存共荣的生态关联性为基础。因此，必须摒弃科学技术武器论的观念，科学技术不是人类佩剑也不应该成为人类刺向自然的征服之剑。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保护自然的工具，他的本质和功能就是帮助人类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二，要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保持清醒的意识。科学技术中立的价值属性意味着其发展方向和应用目的是由使用者(人类)所规定的。这就提醒人类要时刻关注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和其社会应用的价值动机，加强对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社会控制、人文引导和伦理规范，认真评估科学技术应用于实践可能引发的多重后果。切不可重蹈科学技术至善论的覆辙放松对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社会控制。很显然，从科学技术中立的价值属性出发加强对科学技术及其应用的价值控制，对于人类合理解决和有效防止工业技术文明困境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工业技术文明的反主体效应根源的关注，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代，西方都广泛流行一种科学技术悲观主义的观点，把所有贡任都归源士科字技术本身，台足和拒绝一切科学技术。这种悲观主义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赞同的。科学技术在价值上始终是中立的，本身无所谓善与恶，其使用目的完全有人类决定，拒绝一切科学技术，其实就是否定人类摆脱困境的一个必要条件。事实上，当代全球性问题的合理有效解决，还是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三、从哲学批判到全面审度，当代新技术革命的启示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去批判性分析人类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活动时，既要分析各种全球性问题产生的根源及其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的困境，但也不能忽略人类为解决这些问题和困境所进行的探索。特别是最近几十年人类为有效解决全球性问题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正因为如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技术革命的兴起。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一股技术创新的潮流，他有力地促进了各种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主要包括:信息处理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六大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其中信息处理技术处于中心地位。新技术革命不仅给人类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奇的高科技产品，更重要的是给当代人类合理地解决目前所面临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深远的启示。

(一)新技术革命使得人类传统的实践模式发生了深刻变革

当代新技术革命通过发明和应用高新技术，引发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甚至是整个社会的变革。可以说，传统的即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的实践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体现在许多方面:第一，高新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使得人类实践在深度和广度上得到了极大扩展。这意味着当代人可以开发更多的新资源用以代替传统资源，同时也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改善了生存环境。第二，新技术革命大大缩短技术更新的周期，从而有助于人们及时地淘汰效率过低或能耗过大的生产方式及其产品。第三，信息技术在工业实践中的广泛应用促进了从人直接参与控制到程序化计算机执行控制的转变，不仅节省了人们的脑力和体力支出，而且还降低了实践的随意性，极大的提高了实践的可靠性。第四，各种高新技术的发展催生了一大批新兴产业，带动了产业的调整和革新，直接地引发了当代产业结构的变化。知识密集型产业开始逐步取代传统高能耗、重污染的产业。

当代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很多都是作为传统的工业技术实践模式的伴生物而出现的。既然新技术革命带动人类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实践模式的深刻变革，那么，他必然会，而且事实上已经对当代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产生了直接地影响。现代高新技术对于合理有效地解决当代全球问题、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作用，已经在当代人类实践领域中得到了具体的充分的印证。最近几十年来，人们通过大力发展上述六大领域的高新技术，已经使一系列严重地威胁着当代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并给这些问题的合理解决带来了希望和曙光。

(二)新技术革命对全球性问题的合理有效解决仅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只有大力发展现代高新技术，才能合理有效的解决当代全球性问题、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并非发展和应用了现代高新技术，就一定能使当代全球性问题得到合理有效的解决、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其原因在于:一方面，现代高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自觉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高新技术的发展方向和应用方式必然受到人类价值目的的制约。虽然人们坚信高技术可以帮助解决全球性问题，但关键并不在于高新技术本身，而在于以什么目的运用，怎么运用?即使是同一项高新技术，人们既可以从和平的目的出发去发展和利用，也可以从战争的目的出发去发展和利用。明确了这一点，这种充分性就很明确了。另一方面，虽然人们通过应用现代高新技术使某些全球性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或解决，但这种应用本身有时又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这些新的问题同样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某种威胁。首先是安全问题。高新技术的开发往往是都是以国际合作为基础的大科学项目，参与其中的企业众多，需要调用大量的新型设备和数以万计的科研人员集体攻关，这是一个庞大的高新技术系统，一个微小的零件出现故障或者一个小的操作失误就可能酿成灾难性的后果，系统运行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l21再有就是，高新技术的应用可能会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例如，原子能的开发一定程度缓解了能源危机，但对于核废料处理的不当就会对环境造成污染。上述这两方面的问题的存在已经表明现代高新技术对于合理的解决全球性问题虽然是非常必要的，但却是不充分的。这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在合理有效地解决当前的全球性问题方面，没有新技术革命是根本不行的，但新技术也不是万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