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论文篇（1）

中国政治学研究和发展的现状，是我们思考和推动中国政治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学术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可以选择的，因为在学术研究中，人的主观意志具有重大作用；但同时学术的发展在一定的意义上又是无法选择的．因为学术的整体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受社会发展客观因素的制约，这种制约往往是决定性的。当我们面对新世纪的来临，为推动中国政治学发展而努力时，既要充分考虑到中国政治学本身发展的现状及其内在的发展趋势，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总体走向。学术要超越现实，但又不能脱离现实．尤其是社会科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各国发展经验都充分表明；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必然会催发出政治发展的新时代。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的总体态势，预示着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发展，将有更为良好的现实条件，从而孕育出一个新的发展高潮。对于正逐渐走向成熟的中国社会来说，政治学发展与政治发展，应是在一种积极的互动中共进的，即在政治发展赋予政治学发展以机遇和条件的同时，政治学也应能够及时有效地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从而推动中国政治的健康发展。这就意味着中国政治学应以积极的姿态迎接新的政治发展时代。为在更高的层次上把中国政治学带入二十一世纪，政治学者应进行开创性的工作，这种开创性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开拓和丰富中国政治学研究领域；二是以自身科学的研究引导中国政治学走上一条科学的、规范的发展道路。前者实际上是研究的方向和领域开拓问题，后者则是研究的思想、态度和方法的创新问题。在这两方面工作中，后者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什么样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不仅决定我们对政治学研究方向和领域的开拓，而且决定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国际性、对此，我们年轻的政治学研究者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新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时间虽然十分有限，但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还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政治学发展已经基本确立了自己比较成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提供的是一种分析政治现象，思考和判断政治问题的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这种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对我们在从事具体的政治学问题研究时所持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高于后者，但不能完全包含后者。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研究在创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同时，也确立了可供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科学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遗憾的是，我们长期以来把研究的思想、态度、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简单地等同起来忽视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本易的发展和创新，把许多问题简单化、形而上学化，从而限制丁政治学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

因此，对于走回新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就有一个如何在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上实现积极有效的创新问题。如果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百科学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与之相呼应，那么中国政治学就能更快地走向成熟。根据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走向，我认为进行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的创新，有必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第一、政治研究的学术性和学术研究的政治性的关系。政治学是一问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体系。在政治学范畴中，各种政治问题都可以上升到学术问题来研究。但政治学研究对象的政治性又决定了它所研究的问题往往既是学术问题，又是政治问题。这就使得政治学研究不得不面临如何正确处理学术性和政治性关系的问题。实践证明，在政治学研究中，这两者是不能偏废的，关键在干如何以学术的精神研究政治学中的问题．又如何以对国家和民族负责的态度去回答所研究的问题。我认为如何处理好这对关系将影响到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学术定位及其生命力。

第二、体制研究与过程研究的关系。体制研究是政治研究的基本，但不是政治学的核心。任何政治生活都是在一定的体制下展开，但其展开的过程深受各种体制内外因素的影响，因而体制所规定的政治生活与实际展开的政治生活往往有很大的距离，这就要求我们在对政治作体制研究的同时．更应作过程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政治学研究还主要在体制层面上展开。所以，如何处理好这对关系将关系到中国政治学研究能否上一个台阶，从浅层研究走向深层研究。

第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关系。政治学的核心主题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因而，其终极关怀是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这决定了理想主义对政治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政治学所研究的许多政治问题又是非常现实的，深受各种各样现实的客观因素作用和决定。研究对象的现实规定性决定了政治学研究中不能没有现实主义态度。因此，从根本意义上讲，政治学研究的基本精神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有机结合。由于在一定条件下．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容易产生冲突，所以，如何在政治学的民体问题研究中协调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政治学研究时刻都要面临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政治学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的高低。

第四、核心领域深化和边缘领域扩展的关系。政治对社会作用和影响是全方位的，因而，对任何一个政治问题，人们往往可以从不同角度给予说明和解析。这就使得政治学研究很容易借鉴或借取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来研究政治问题，从而形成许多政治学研究的边缘领域，如入口政治、环境政治、民族政治等。边缘领域的扩展对政治学的发展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但是，在推动政治学研究整体水平提高方面，它的作用是比较有限的。因此，政治学整体水平提高，除了有赖边缘领域的扩展外．更主要的还有赖于政治学核心领域的深化，如对国家问题、问题、民主问题、政党问题的研究。对于发展还不十分成熟的中国政治学来说如何深化核心领域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五、经验研究与规范研究的关系。这是政治学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由干传统因素的影响，在很长时间里，我们的政治学研究主要是规范研究，忽视经验研究。这种状况，在这几年已有所改观，经验研究开始被人们所重视。但是，由于人们在政治学研究中对研究的学术性和科学性缺乏足够的追求，所以，这两种研究方法在具体运用中还存在不少的问题，主要有三：一是如何在具体问题研究中将这两种研究方法有机结合起来的问题；二是如何使研究中的概念规范化的问题：三是经验研究如何提高科学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无疑有助于提高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

我认为处理好上述这些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应是：以学术为本，以科学为本。

政治学论文篇（2）

2《企业政治学》的建构及其内涵

一门学科能否构建和独立存在，不仅取决于是否有其研究之对象和解决之问题，还要取决于有其独立之理论，因为理论是经过整理的关于此学科的研究对象及答案的知识，是围绕学科结构体系将相互依存的概念和原则合理组合起来的知识体系。如此同时，一个新型学科的构建除了对其研究对象进行全面、系统、完整的分析之外，还会由于此学科的研究深度、广度和力度的需要必然涉及到毗邻学科的相关知识的支撑，甚至对于某些特殊的学科而言，其毗邻学科的研究成果还会在根本上对其构建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企业政治学》当然也不例外，如果要想构建一门新型的《企业政治学》学科的话，那么也就自然而然地需要描述“企业及其活动”的其它相关学科的支持。围绕“企业及其活动”业已形成企业会计学、企业经济学、企业组织学、企业行为学、企业管理学、企业伦理学等一些相对成熟的学科，这些学科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企业及其活动”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研究，并分别在各自的领域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成果则天然地构成了《企业政治学》的理论支撑。因此，建构《企业政治学》除了对其研究对象和学科问题进行广泛深入地展开之外，也必须学习和借鉴其它关于企业及其活动的相关学科的理论和实践的成果，这些学科包括企业经济学、企业管理学、企业行为学、企业伦理学等。

企业经济学主要研究企业的经济运行规律，属于微观经济学范畴，是我国的一门新兴的经济学科，其主要内容包括筹集资金、购买生产要素、组织生产、销售产品、分配收入、扩大再生产以及扭亏为盈等活动。除此之外，由于企业经济的运行离不开社会和整个国民经济，企业经济学还涉及与企业经济运行的外部条件相关联的一些内容，如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作用和影响、宏观对微观经济的调节和控制、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和指导，企业对国家的遵从和调整等。企业管理学是一门不断发展的、综合性的科学，其研究的目的就是通过合理利用人、财、物、信息等资源来提高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就是以提高生产力、协调生产关系来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企业在进行任何一项管理活动时都直接体现为两个方面：即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管理主体必须是人，而管理客体可以是人，也可以是财、物、信息等。这种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形成的管理关系就是企业管理中“本源”的管理关系，它与社会关系、技术性关系、法律性关系、经济性关系不同。企业伦理学是当代西方企业管理学流派中的一个重要流派，是一门研究企业伦理现象和规律的学科，是因管理学与伦理学的双向互动和交叉而产生的，属于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所谓企业伦理就是企业活动中的伦理，即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所构成的各种关系，以及处理这些关系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的总和；企业伦理现象则包括企业的伦理行为、伦理选择、伦理评价、伦理悖论和伦理意识等；而企业伦理规律则是企业在经营管理活动中所构成的伦理关系种类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及处理所有关系应遵循的道德法则。通过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领域的“企业及其活动”的比较可以发展，作为政治实体的企业在政治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尚没有充分地进行挖掘和研究，还缺少通过政治学来界定“企业及其行为”的内涵和外延，从而导致《企业政治学》的缺位。为了更好地找准企业在政治市场中的位置，更好地发挥企业的政治功能，就必须使企业真正纳入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并进行政治学的学科定位来构建《企业政治学》。

政治学论文篇（3）

因此，从建国一开始，美国就体现出赋权国家和创新国家的特征。之后，美国的国家转型也就体现为国家集权化的过程，这一过程集中表现在罗斯福新政以及二战后美国的福利国家建设之中。英国的情况也类似。在国家建构之初，英国社会力量的强大体现在其参与式地方政府的传统中。⑥同时，英国的强社会特征还体现为贵族的力量。⑦英国绝对主义王权的建立就是国王向贵族借钱，并以大的形式约定双方权力边界的过程。在“光荣革命”之后建立的英国议会政体中，立法权力明显优于行政权力。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的代表，而后者则更多是国家的代表。19世纪末工人运动的兴起更加强化了社会的力量。此后，英国的国家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为国家权力集聚的过程。这一转型过程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启动，并在战后达到高峰。如果在国家的初始建构时，社会部门和经济部门相对较弱，那么就会容易形成强国家。这样，国家转型就是强国家向赋权国家或创新国家的转型。法国和德国的国家治理就体现出这一路径的特征。在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建立之初，社会的力量相对薄弱，所以从一开始这两个国家的国家建构和国家发展就体现为以魅力型领袖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的形成。在法国，中央集权是由路易国王、拿破仑和戴高乐完成的。而在德国，中央集权则是由俾斯麦和希特勒完成的。然而，在强国家形成之后，社会力量逐渐积聚和发展，并在不同时段产生出一些对国家的反抗。在法国，社会反抗的典型案例是巴黎公社和1968年运动。在德国，社会反抗主要是二战后的反思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的社会运动。幸运的是，法国和德国基本上以比较和平和改良的方式最终完成了国家的转型。无论是英美的集权化转型，还是法德的赋权化/社会化转型，国家转型的最终目标都是平衡国家。“平衡国家”主要体现为两点:第一，能力平衡。能力平衡又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能力都比较强，相互之间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约;二是能力的效应与能力的成本之间相对比较平衡。第二，体系平衡。体系平衡则主要表现为秩序系统、赋权系统和创新系统之间的平衡。秩序系统过于强大，那么经济和社会创新就可能受到压制，同时赋权系统的活动空间则可能会被秩序系统以安全之名进行限制。过于强大的赋权系统会导致过度的社会动员，并可能最终引发政治失序，而政治失序的国家无法有效地激励经济和社会创新。创新系统过于强大可能会导致资本泛滥和技术统治，这些都会对政治秩序和公民赋权带来负面的影响。因此，三大系统之间的平衡对于国家治理是至关重要的。

二、比较政治学对国家治理研究的意义

国内关于国家治理的研究主要采用规范的分析方法，即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讨论国家治理的价值、意义和基本逻辑。规范分析对于国家治理研究非常重要，毕竟理论和逻辑的推演对于厘清概念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国家治理是治理的一部分，国外关于治理的研究也首先是从规范分析的角度展开的。然而，规范视角的国家治理研究也有其不足。这种方法高度依赖研究者的价值定位，持批判立场的研究者总会认为自己国家的国家治理模式有问题，而持自我中心立场的研究者则总会认为自己国家的国家治理模式是最优越的。缺乏公正立场的规范主义研究很容易出现自说自话的问题。因此，国家治理研究不仅需要在规范层面上展开，而且更需要在实证层面上展开。国内关于国家治理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这些实证研究成果一方面集中于对中国国家治理经验的探讨，⑧另一方面则集中于某国的国别治理模式或经验研究(案例多为俄罗斯和东亚国家等)。⑨本文在这里希望从方法论的角度更为完整地讨论国家治理的实证研究。根据美国政治学家阿伦•利帕特(ArendLijphart)的划分，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可以分为四种:实验方法、统计方法、比较方法和个案方法。⑩这四种方法都可以用来进行国家治理研究，然而它们都有其优势和不足。实验方法更加接近科学的特征，但是对国家治理进行实验在现实中很难操作。统计方法在国家治理研究中有一定的可行性，然而，统计方法的适用也只能限定在一些微观数据容易获得的领域，如选举、经济、社会福利、人口等。对于国家治理中更为常见和主要的非量化信息，统计方法显然无能为力。

个案分析更多适用于社会学和民族学等研究中，主要基于田野调查来获得研究数据。对于国家治理研究而言，个案分析是必要的，譬如，对某国国家治理的模式、特征、内在机理等内容进行研究;同时，个案研究也是不充分的，与规范研究相似，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具有自说自话的缺点。相比以上三种方法而言，比较方法最适合进行国家治理研究。具体理由如下:第一，比较方法可以突出多国比较。国家治理的特征和优势需要放在比较的环境下才能更好地加以总结。或者说，国家治理的科学性需要放在比较中进行验证和观察。第二，比较方法是少案例比较。这一点与国家治理的研究特征相契合。国家的比较很难获得太多的案例，如果案例太多，案例的细节特征就很难把握，如果案例数量足够多(如30个以上)，而且量化的数据容易获得，那么就可以进行定量研究。但是，国家的比较如果强调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等较为质性的变量，并且，假如影响结果的质性变量又很多，那么较为适合的方法就是比较方法。简言之，比较方法最适合针对那些“案例少、变量多”的问题展开研究，而国家治理就非常符合比较方法的研究特征。国家治理是相对宏观的研究问题，其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影响变量，同时，要完整地把握这些变量，又很难获得较多的案例，所以，国家治理最适合的研究方法应该是比较方法。应该说，比较方法有非常浓重的质性特征。当然，这里的“质性”是基于科学设计的质性研究。比较方法的基本逻辑仍然是控制，即通过比较来控制无关变量，并观察结果变量和原因变量之间的关系。

用比较方法研究国家治理可以从如下领域着手:第一，国家治理的类型学。类型学的研究是比较政治研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主要在知识归纳的基础上展开。可操作的类型学研究至少有两种:一种是标签类型学，即在基本特征的基础上进行类型总结。其实质是归纳逻辑，其把现实的案例通过合并同类项，归为几个可以贴以标签的类别。这种类型学分析的优点是接近现实，即分类的类型容易在现实中找到对应的例子。另一种则是矩阵类型学，即以两个变量或多个变量为基础进行矩阵的排列组合。标签类型学和矩阵类型学都可以帮助总结国家治理的模式特征。第二，国家治理的质性比较分析。质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ComparativeAnalysis，缩写为QCA)是比较政治研究近年来的新进展，其内容主要由清晰集和模糊集等方法构成。该方法的主要逻辑是将多个案例在不同变量上的基本表现(在清晰集中就是0或1的赋值，而在模糊集中则是0到1之间的刻度值)，用一张真值表(truthtable)表现出来，然后再用逻辑运算得出结果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该方法最接近传统比较政治研究的方法，同时也是传统比较政治研究的科学化。质性比较分析最佳的案例数是15—35个(其中包括负面案例)，最佳的解释变量数为5—6个。质性比较分析的优势是可以得出导致结果的原因组合。换言之，运用质性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找到导致国家治理成功或失败的原因组合。目前关于国家治理的许多研究成果都可以用QCA方法来进一步提升其分析结果的质量。譬如，目前关于失效国家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那么我们可以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国家失效进行原因组合分析。第三，国家治理的比较历史分析。比较历史分析(ComparativeHistoricalAnalysis)也是目前比较政治研究的新进展，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的分支发展上。第一类分支力图在过程性机制上有所突破，尝试对统计分析的结构性缺陷进行弥补。一般来说，统计分析只关注自变量X和因变量Y之间的相关性，对自变量X的变化如何导致因变量Y变化的过程和方式往往缺乏研究。而这种方法则尝试通过对中介性机制的发现，来找到X与Y之间的内在关联。第二类分支则试图建立比较历史的综合分析框架。这类方法试图发展出关于比较历史分析的一系列完整概念，如路径依赖、初始条件、偶发事件、关键节点、自我强化、顺序、持续时长、时机等，并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建构一个综合分析框架，以试图找到事件在历史中的位置、持续时间以及先后顺序等因素对结果的影响。比较历史分析是一种过程分析，运用这种过程分析，可以把国家治理的动态过程完整地剖析和展现出来。

三、国家治理对于比较政治学的意义

从比较政治研究的学术史来看，国家治理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内容。比较政治学最重要的发展出现在二战后的美国。到20世纪末期时，比较政治学已经发展出结构主义、理性主义和文化主义三大流派，而这三大流派中有许多关于国家治理的经典研究。结构主义的比较政治学以旧制度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基础，并吸纳了政治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的一些成果。结构主义将人类的社会生活视为由过程、关系以及互动形式构成的宏观系统。具体而言，结构主义的国家治理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主题:第一，国家治理模式。例如，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Moore)所考察的便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些国家治理模式(民主或专制)的不同，同时摩尔在选择案例时也基于民族国家(英国、法国、美国、中国、日本和印度)。瑢第二，国家崩溃和国家建构。例如，西达•斯考切波(ThedaSkocpol)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将民族国家作为她的分析单位，并重点考察了国际背景和国内因素如何影响旧政权的国家崩溃以及新政权的国家建构。瑣另如，杰克•戈德斯通(JackGoldstone)在《现代世界早期的革命与反叛》中对国家建构和国家崩溃的问题进行了颇有见地的讨论。瑤第三，国家自主性。埃里克•诺德林格(EricNordlinger)的《民主国家的自主性》和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Krasner)的《捍卫国家利益》则对国家自主性的问题有非常深入的分析。第四，国家与现代化转型。彼得•埃文斯(PeterEvans)在《国家与工业转型》中的研究试图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成功地实现了社会的工业化转型，而另一些国家则还远未成功。整体来看，结构主义学派对国家治理研究是非常重视的，这一点还可以从论文集《找回国家》中得到印证。正是因为这本书，埃文斯和斯考切波等人还被学界赋予了“国家回归学派”的称谓。总而言之，结构主义使用一种整体主义的视角关注国家治理模式、国家建构、国家发展以及国家崩溃等一系列宏大问题。结构主义将国家治理视为一个宏观的历史进程，强调关键事件、历史节点以及时序等因素在国家治理模式形成中的特殊作用。理性主义的比较政治学是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下发展出来的，主要借用理性人假设、产权、交易费用等基本概念来分析比较视野下的政治问题。该流派重点关注个体行为如何导致集体结果。理性主义关于国家治理的经典研究集中体现在曼库尔•奥尔森(MancurOlson)和罗伯特•贝茨(RobertBates)等人的作品中。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中试图证明国家衰落和经济萧条与利益集团的分利行为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国家可以形成限制分利集团的低成本制度，那么国家就可以获得持续的经济繁荣。瑨贝茨的《热带非洲的市场和国家》也遵循了这种“微观着手，宏观着眼”的分析路径。通过对政治精英的行为和选择的调查，贝茨试图找到导致这些非洲国家病态政策的宏观原因。玛格丽特•莱维(MargaretLevi)的《同意、异议与爱国主义》则从微观视角出发考察了国家(统治者)与社会(被统治者)之间的税收谈判问题。理性主义的国家治理研究从利益集团或政治精英的微观行为出发，探讨这些理性选择行为如何导致国家兴衰以及政策失败等宏观问题。文化主义的比较政治学以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为基础，并汲取了文化学和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成果。文化主义试图把握人们对生活方式、意义系统以及价值观的不同理解，其重点关注是其所观察的政治现实的特殊性及其背后的文化意涵。文化主义路径的这一研究特征集中体现在以下经典作品之中。在《公民文化》一书中，阿尔蒙德等人力图表明国家对文化的建构作用实际上微不足道，而更应该重点关注的是公民价值对政治的深远影响。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安德森对国家以及以国家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即民族主义)采取了一种解构的手法，把国家和民族主义解释为一种在印刷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想象的共同体”。瑢格尔茨的《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则将这种国家的文化解释发挥到极致。格尔茨认为，在巴厘的政治模式中，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剧场，国王和王子是主角、祭司是导演，农民是群众演员、舞台职员是观众，而场面、仪式、荣耀以及冲突则构成了剧情的内容。格尔茨的这种文化主义解释将国家的作用倒转过来;“权力为场面服务，而不是场面为权力服务”瑣。在这里，仪式不是权力的工具，而本身就是一种目的。整体而言，文化主义的国家治理研究尽管在研究国家，但是其结论却是在削弱国家的作用，或者说是给国家层面的互动提供一种文化解释。尽管国家治理对于比较政治研究如此重要，但之前的研究者并没有非常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也并没有将国家治理作为一个比较政治学的重要内容抽取出来。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比较政治学的核心议题逐步转向民主化和民主转型，而实际上这两个概念中都蕴含着某种知识的霸权。按照西方学者的表述，民主化和民主转型都是指一种从非民主政治(权威政治)转向民主政治(自由民主政治)的过程。瑤而且，从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界定来看，中国不是民主国家，而是需要向民主转型的权威主义国家。

所以，按照这一思路，中国的政治制度就是差等制度。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一表述，实际上也就接受了西方知识对中国制度的一种带有意识形态特征的安排。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美国是西方比较政治学学科最发达的国家，而美国的比较政治学有着非常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从某种程度上讲，美国的比较政治学一直在为美国的对外战略服务，即通过政治知识的传播，确立发展中国家对美国模式的尊崇地位。尤其是美国的一些比较政治学者长期接受美国政府部门(如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助，这种资助使其很难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简言之，西方比较政治学的这种“民主化转向”使得人们对比较政治学的研究重心产生了一种误解，即认为只有政治转型和民主化研究才是真正的比较政治学。这种观点有典型的西方中心论的特征，也带有强烈的知识霸权特征，其潜在含义是要求非西方国家复制西方的道路。这种观点用政治转型和民主化替代了真正处于中心位置的“国家治理”，忽视了国家治理的阶段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并且让比较政治的研究范围变得狭窄和局促。因此，比较政治研究需要恢复国家治理在其内容中的核心地位。国家治理对于比较政治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点:首先，国家治理是一种系统性思维。如前所述，国家治理体系包括秩序系统、赋权系统和创新系统三部分。秩序系统的主要内容是自主性征税和暴力的垄断，其标志是行政国家的建立。赋权系统则主要包括选举系统、代议系统和协商系统等。创新系统则要激发和保障经济部门与社会部门的创新。国家治理的这种系统性思维可以克服西方比较政治研究中的线性逻辑，从而可以更完整地把握国家治理的整体框架。换言之，这种系统性思维可以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逻辑。前文中讨论的QCA方法所关注的原因组合就试图发现组合性原因对于国家治理的意义。其次，国家治理是一种实践性思维。目前西方政治科学出现了严重的知识论与实践论分离的倾向。一些发表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西方公认的政治科学的顶尖期刊)的文章完全沉溺于知识的游戏(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数学知识的游戏)，而对现实指向的意义越来越淡薄。这种知识论与实践论分离的倾向可以被看做是西方知识的一个普遍特征，然而，目前这种分离越来越明显和强化。这对比较政治的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国家治理研究可以有助于消解这种知识纯粹化的问题。国家治理本身源于实践，并且基于丰富的地方性知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案例都表明了国家治理的特殊性。因为国家治理研究本身源自具有充分特殊性的实践知识，同时国家治理研究的目的也是对国家的治理实践有直接的指导或参考意义，所以国家治理研究可以将知识论与实践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前文所述的关于国家治理的比较历史分析也重在探求国家治理的具体实践过程以及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

四、中国的国家治理与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

多年以来，中国的比较政治学一直在蓄势待发中酝酿着新的发展。之前，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一直在借鉴和学习西方的成果。这在学科建立之初非常必要，但是仅仅停留在借鉴的阶段很难推动学科走向成熟。应该说，中国比较政治学成熟的标志是有自己的议题、价值和方法，并在其基础之上产生有影响的作品。在这里，研究议题是第一位的。只有对经典的研究议题进行充分研究，才会产生在世界上有影响的概念和理论。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首先需要总结中国的国家治理经验。一方面，中国的比较政治学者对中国的国家治理实践更为熟悉。另一方面，中国的国家治理实践也确实值得深入研究。1993年，中国第二轮国有企业改革启动时，国内外对中国的国有企业和整体经济都不是很乐观，然而，20年之后中国却实现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中国是如何实现这一经济奇迹的，这背后的原因和经验有哪些?这些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什么启示?这显然是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主题和内容。同时，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和总结同样需要放在世界文明的大范围中考察。这里既要分析中国模式的特殊性，也要考察中国模式的普遍性。这里的普遍性有两层内涵:一是中国模式与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是相通的。譬如，社会财富的初期积累与储蓄有密切的关系，二是中国模式可以被其他国家所借鉴和学习。譬如，中国形成强国家能力并用以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参考。再如，中国建立相对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的经验对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具有参考价值。

这两层内涵都是比较政治学的内容。因此，对中国模式的总结以及将中国模式置于国际比较的视野当中，可以进一步激发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比较政治研究是一个国家强大与否的重要标准。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为世界贡献自己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讲，比较政治研究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能成为超级大国，不仅是因为美国的硬实力居世界首位，同时还因为世界上的许多规则和标准都是由美国制定的。换言之，支撑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文化影响力。美国的政治模式、消费文化以及美国梦构成了美国软实力的组成部分，而美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则在美国文化向世界传播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比较政治研究的另一重要目的则是充分了解世界。中国经济的持续成长和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迫使中国必须更加积极和主动地了解世界。中国在海外投资时，需要首先对投资国的整体治理状况有充分的了解，特别是对其政权的未来变化要有一定的研究和判断，否则很容易造成海外投资的损失。另外，中国要成为开放的大国，就要有动力和有信心了解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只有充分地了解世界，才可以更为完整和客观地认识自己。越希望成为世界性大国，越要虚心地向世界求教。这里也要充分地意识到，中国的国家治理仍然存在许多的缺失和不足。从模式来看，中国的国家治理与法国、德国的经验有类似之处，即先形成强大的国家，然后再进行赋权化/社会化的治理转型。因此，中国的国家治理研究不仅需要研究中国经验对世界的意义，还需要谦虚地继续向世界学习。中国国家治理的研究者需要在世界文明的坐标中找到中国的位置。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味着，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还存在进一步现代化的空间。首先，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还不够完善。中国的秩序系统已经比较发达，同时中国的创新系统也有长足的发展。然而，中国的赋权系统还不够完善，或者说，中国国家治理中的“政治输入”还不能完全匹配“政治输出”。提出要“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正是此处的题中之义。未来中国赋权系统的完善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增加人民代表大会在政治代议和决策审议过程中的实际权力;二是增加人民政协在政治协商过程中的实际权力;三是推动党群协商以增加群众意愿对党的直接输入。其次，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相比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已经很强，特别是在资源汲取能力和秩序稳定能力这两方面。然而，如前所述，国家治理能力还应该包含公共服务提供能力和公共危机应对能力，而这两点内容则具有一定的变动性和不确定性。例如，公共服务提供能力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要求是不同的。伴随着生活水平和审美能力的提高，人们对公共服务的要求和界定也不一样。因此，公共服务提供能力是一种相对变动的并且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要求。公共危机应对能力也具有不确定性。公共危机应对是一种非常态的事件，而这种情况很难在常态下训练和形成，所以公共危机应对的能力准备也很难有明确的尺度。因此，这两项内容的能力需要不断地进行提升和现代化。同时，国家治理能力还存在一个效率标准，即不能只看实现这些能力的效果，而且还要计算治理能力的效果与成本之间的比值。换言之，治理能力的使用要更加符合科学规律和效率原则。

政治学论文篇（4）

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本质特征，其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学生不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是必要的。应依据教材内容，深入浅出地阐述基本概念，论证基本原理，强化基本观点，开发学生智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寓思想性于理论知识性之中，一是要体现教学内容本身所具有的思想性，使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尝观点、方法；二是在教学过程中要始终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使学生提高思想政治觉悟，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远大理想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

一些学生对学习政治经济学有两种倾向：视为理论过时了，否认真理的普遍性；机械静止地认为有的现行政策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从而降低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为此必须用理论的科学性打通学生的思想，说明真理的生命力在于发展，应根据社会进步和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条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把真理当成模式生搬硬套。有的学生对社会上腐败问题的滋生蔓延，错误认为是由于改革开放造成的，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这就必须说理透彻，启迪学生辩证思维。

政治理论的概念是很抽象的。如果教师纯理论化、模式化说教，学生不容易理解，索然寡味，往往会产生厌倦情绪。如果不能解决学生的思想和现实中的具体问题，学生会感到理论离他们遥远，从而会淡化学习兴趣，甚至对理论不情愿接受。因此，政治理论课教学要走出误区，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增强实效。

教学应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始终为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的合格人才，做为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四有”体现了合格人才的素质要求，为此应坚持在传播知识的同时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偏重或忽视了哪一方面都是顾此失彼的倾向。

根据学生的年龄、心理特征、知识素养，并广泛了解学生的思想、学习和生活状况，使教学贴近学生实际。把教学内容放在社会大环境当中，贴近时代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

坚持《教学大纲》的要求和教学评价标准。《教学大纲》规定了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目的、指导思想和任务，科学地表述了教学的内涵、外延、方法、途径，是教学中必须遵循的准则，教学评价也应以此为依据。应加强教学目标管理，把教学目的、任务转化为教学目标，激励教师、学生为达到教学目标努力进取。

二、理论联系实际

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密切相关，是对实践的高度概括、总结和升华，并对实践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理论联系实际是政治理论课教学应坚持的基本原则。直观教学学生容易接受，并可使学生具体应用理论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体会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丰富内涵及学习的重要意义。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各种思潮非常活跃，社会生活绚丽多彩。其中有正确的思想、行为对学生产生积极的影响；也不乏有消极的思想、言论和行为使学生耳濡目染，发生不良影响，对政治理论课教学冲击很大。让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样的教学是注定要失败的。必须强调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培养学生识别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形形的腐朽思想、行为侵蚀的能力。学校教育是学生社会化过程的起始阶段，使学生了解社会、体验社会生活，为将来参加工作步入社会增强适应能力，这是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环节。理论如何结合实际，笔者认为：

1．运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讲授体现时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对具体问题的分析渗透到教学的全过程。如讲解市场经济、价值规律，我国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并存及一部分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等经济学问题，用现实情况说明理论、论证理论，用理论分析现实情况，进而深化理论学习，使学生提高观察和理解能力，增强社会责任感。

2．学生有习惯于比较的思维特点，教学中可通过比较鉴别，给学生以冷静的思考和理论的启迪。如新旧社会及改革开放前后的纵向对比，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感情，从感性到理性深化对执行基本路线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认识。横向对比：把我国改革开放、人民当家做主、充分显示无比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同两级分化、虚伪民主及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的资本主义对比，使学生对资本主义本质有深刻地认识，坚定“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的信念，真正明白“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①

3．体现主导性与突出主体性相结合。教学是教师与学生教与学的双向活动，应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对政治理论学习不盲从、不迷信，然而往往因为其理论基础不丰厚，认识狭窄、肤浅，缺少对社会的深入了解，内心会有很多质疑、迷惘和误解。教师一言堂，学生对理论知识生吞活剥，教学难以奏效。教师要了解学生心理，欢迎学生提出问题并充分发表见解，教师顺势启发引导。组织参观、访问、社会调查，使学生在接触社会、接触实际中开拓视野，充实知识，接受教育。

三、更新教学观念，改进教学方法

教学有法，教无定法。

教学是有规律可循的，然而改进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势在必行。

教学与教育相结合。备课挖掘教材思想内容。讲课知识性与思想性有机结合，克服盲目性、油水分离的弊端，增强说服力和实效性。

政治学论文篇（5）

网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巨大的空间，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不好，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小视的。

1对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造成冲击

主席在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协调发展。高校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必须把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是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和法制观教育。网络是一个开放性的世界，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各种东西方不同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在这里共享和交织。大学生群体因为他们的生活阅历有限，政治辨别力不高，所以极容易陷入思想误区，也难免受到一些消极、反动信息的影响，形成错误的、不健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一方面网络所传播的多元化的思想观念会造成大学生是非观念模糊，使长期沉湎于互联网的青年学生对传统文化淡漠，道德意识下降，价值观产生倾斜，甚至走向极端，导致社会主导的价值观和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对大学生起不到激励作用。如果不加以正确的引导，后果不堪设想。因此，防止网络带来的负面影响消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和引导大学生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另一方面，随着网络文化的日益繁荣，信息的和使用没有限制，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对网络高技术的垄断，大量宣传西方文化、思想、价值观念等，发表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断，对我国大学生进行西化教育渗透。大学生因其人生观、价值观尚未成熟，容易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网络政治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影响，对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造成潜移默化的扭曲和侵蚀，严重削弱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2对大学生思想意识的负面影响

青年大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形成时期，他们容易接受新事物，也容易受网络误导，误入歧途。网络是一个信息的宝库，同时也是一个信息的垃圾场，各种多样的黄色信息、暴力信息混杂在一起，陈旧过时、错误有害的信息也在不断增多，这些消极的、不健康的信息和观念，对涉世不深的青年学生产生了许多不利影响。一些思想单纯、意志力不坚定的大学生在网上游戏人生，导致思想意识低沉、扭曲，拒斥现实社会，影响了正常的人际关系。而对于自制力较弱的大学生来说，往往会出于某种心理刻意去找一些错误信息，甚至导致一种新型的信息犯罪行为。与传统的面对面的德育方式不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无法确认受教育者的真实身份，在虚拟性的交流中降低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

3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素质提出挑战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未来高校德育工作的必然趋势，在充分利用其带来的有利条件，防止负面影响的过程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素质尤其关键。传统的教育模式中，教育者处于一种信息优势的地位，通过课堂、讨论会等，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比较容易树立威信，从而得到学生的尊重，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但是，在具有开放性的网络时代，学生们也可以平等地接触到网络信息，获得和教育者对称的信息。而教育者有时候却处于信息劣势的境地，目前，思想政治教育者往往存在网络意识淡薄、网络技术水平差、缺乏接受新鲜事物的敏锐性、观念更新不够等不足。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者与时俱进，熟悉网络、更新知识、提高素质，是迎接未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必然要求。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思路和对策

1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队伍建设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面临着新的、更为复杂的任务，这就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一，要求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海量的信息面前要有高度的敏锐性，能够及时捕捉并区分对大学生造成影响的信息，从而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第二，要求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有丰富的网络文化知识，能够与学生进行网上对话和交流。第三，要求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有良好的信息道德，抵制各种各样的违规违法、不健康、迷信反动的信息，尊重个人隐私、保护知识产权等等。第四，要求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有较强的信息能力，能够从网络中获取思想政治信息并提取、吸收、存储，也能够对信息进行开发、制作并以新的面貌传递给受教育者。具体来说，要注重以下几类人员的培养:

1）培养网络管理与网络技术研发人员

必须培养一支既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又熟悉网络特点的管理人员，加强对网上信息的管理，对于有益于学生的信息，要宣传推广，扩大影响;对于有害的信息，要坚决予以删除，绝不允许流传、泛滥。并且善于甄别不同的信息，进行恰当的引导。另外，还要有一支技术过硬，能够创新的网络技术开发队伍，通过开发新的功能来加强思想政治网站的实效性和特色化。同时注意加强网络的安全性。

2）提高辅导员素质

中央十六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主体是学校党政干部和共青团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哲学社会90忻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8卷科学课教师，辅导员和班主任。辅导员是连接学校和学生的桥梁，是解决学生生活、思想问题的第一责任人，因此在网络环境下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求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尤其要提高其运用网络开展工作的能力。比如，辅导员可以利用QQ、论坛、电子信箱，及时了解学生思想动态，与学生进行交流沟通，掌握其真实的想法，从而充分实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预防预测功能。

3）加强对“两课”教师的网络技术培训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师(简称“两课”教师)，是学校德育队伍的主力军，肩负着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培养良好的思想品德和提高科学文化素质等重大使命。“两课”教师不仅要对思想政治教育业务比较精通，对于网络技术也要熟练，这是在网络环境下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要求。因而应加强对“两课”教师网络技术的培训，使他们能够运用多媒体、网络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两课”的效率和教学效果。

2加强校园网建设，主动占领网络阵地

政治学论文篇（6）

2如何用政治学属性评价粮食政策

2.1政治学属性为评价粮食政策提供合理的参考系

宽泛而论，评价体系的科学与否主要依赖以下几点：第一，评价广度，即能够评价的政策范围；第二，评价深度，即评价过程对标准的依赖程度，是否做到了紧密切合标准；第三，评价效度，即评价的结论能否为以后再评提供参考。

2.2政治学属性之下粮食政策优劣的标准

2.2.1粮食的政治学属性揭示

第一，粮食的生产是权力意识的开始。它是一切政治现象存在的基点。区域间粮食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对权力控制的范围和强度提出要求，这种要求随着粮食自身生产状况的变化而改变。第二，粮食的拥有是原始的权利象征。它的形成与发展构建了统治分级的基础和权利结构的模型，而与之相关的所有形式的土地制度，粮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为加强和巩固这种基础所做的努力。第三，粮食的分配决定权力统治的根基。粮食不同于其他的事物，它既是一个民族根本的生存资源，也是国家得以运转的根本政治资源，其自上而下流转分配的效率是衡量政府管理效果的基本指标。

2.2.2粮食政策优劣标准

第一，政策是否有利于改善区域间粮食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如果政策仅为了达到某个目标而忽略了这种不平衡，没有相应措施来调整粮食生产资源的配置问题，那么政策就是有后期漏洞的。第二，政策是否有利于政府在国内外环境下加强对粮食资源运作的控制权。如果政策直接或间接削弱甚至丧失了对粮食运作的实质控制权，那么无论其起初的目标是什么，这种政策都是危险甚至不可取的。第三，政策是否有利于提高粮食集散分配流通的效率以保障改善民生。如果政策降低了粮食运作的效率，那么就会影响到人民生活质量，情况严重时会爆发政治危机。

2.3政治学属性评价粮食政策的理论过程

首先，分析粮食政策的背景，政府制定政策所处的时代格局和本国国情。然后，保持严谨态度去分析政策符合标准的程度。这种严谨性是保证评价客观的重要一环，我们只保持客观的态度对待研究的过程，而不涉及科学意义的探讨，分析政策也应严格参照其能否贴合粮食具有的政治学属性来进行，不进行主观的人文关怀。

3用粮食的政治学属性评价粮食政策

3.1用粮食政治学属性评价坚守1.2亿hm2红线政策

3.1.1坚守1.2亿hm2红线政策的背景

2006年颁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1.2亿hm2耕地是未来五年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约束性指标，是不可逾越的一道“红线”。2007年3月5日，温总理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中指出“在土地问题上，我们绝不能犯不可改正的历史性错误，遗祸子孙后代”。

3.1.2坚守1.2亿hm2红线的措施

国家为守住1.2亿hm2耕地红线，在《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提出了以下重要举措：第一，层层落实责任。地方各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应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负总责。第二，建立耕地保护数据库，实现国家、省、市、县四级数据库系统的互连互通和数据的网络传输。第三，强化耕地占补平衡的法定责任。

3.1.3评价坚守1.2亿hm2红线的措施

首先，“层层落实责任到具体负责人身上”其实就是以行政力量为中介，法律为后盾，加强对粮食资源运作的控制。“建立耕地保护数据库”可以揭露区域间粮食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清晰面目，为改善这种不平衡提供依据。“强化耕地占补平衡的法定责任”，“落实非农业用地建设对耕地的回补制度”和“大力推进整理复垦开发，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建立保护补偿机制。”就是在维持土地资源配置的平衡和稳定，避免政府对耕地资源管理的逐步失控。可以看到，这项政策的内涵符合粮食具有的前两点政治学属性，而没有违背第三点。综上，当前，虽不能论断政策实施的细节是否是目标整合后的最优选择，但至少没有违背粮食具有的政治学属性，可以说，这项政策不是缺陷政策。

3.2评价我国应对转基因农产品的政策

3.2.1转基因农产品相关政策的背景

转基因农产品对人体和环境的安全问题在国际上引发热议，各国出自利益的权衡致使对转基因农产品的态度不一。欧盟、日本对转基因农产品保持高度审慎的态度，并且迅速出台法律加以限制相关农产品的流入，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则采用宽松的进出口政策。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我国相关的转基因农产品政策便应运而生，。

3.2.2应对转基因农作物的政策

我国为应对转基因农作物的贸易制定了一些相关法规和管理办法。1996年7月10日，中国农业部为应对转基因农作物的发展，了《农业生物基因工程管理实施办法》。2000年6月6日，政府出台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和《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并且在2002年3月20日付诸实施。中国国家质监总局也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制定了《进出境转基因产品检验检疫管理办法》。这些法律文件说明了转基因农产品的范围，对其监督、检查、研究、生产、加工、进出口、经营和相关的罚则都做了规定。

3.2.3评价应对转基因农产品的政策

1)从政策是否利于改善区域间粮食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来看。

由于转基因种子有可能对本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预料的恶性后果，转基因果实对身体健康可能具有潜在的、不确定的、甚至是长期的影响，所以，我国政府对转基因农产品一直保持谨慎的态度。截至2014年，通过我国法律获得批准，用作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仅有棉花和番木瓜，而批准进口的大豆、玉米、棉花、油菜和甜菜5种作物仅用做加工原料，不得改变用途，不可在国内种植。这意味着至今我国未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粮食作物种子进口到中国境内种植。可以看到，对那些可用作粮食用途的转基因作物，大豆、玉米、油菜，甜菜的管理是很严格的。若此类作物管理宽泛，出现生态环境的紊乱，就会对各区域间粮食生产的稳定模式产生不良后果，给粮食生产的平衡带来恶性因素，甚至造成粮食运营系统的瘫痪，最终威胁到国家的粮食。

2)从政策是否利于政府在国内外环境下加强对粮食资源运作的控制权来看。

虽然政策并未提高我国在世界范围内粮食运作的控制权，但由于我国对转基因农产品保持审慎，政策严格限制了进口的转基因粮食作物适用范围，即便现今科技手段不能达到全面控制的程度，也已将其潜在的不确定因素严格控制在了可挽救的范围。因此，政策也并没有使政府丧失对粮食运作的实质控制权。

3)从政策是否利于提高粮食集散分配流通的效率以保障改善民生。

政策指导下，转基因粮食作物的介入是在有序控制下进行，而且进口的转基因粮食作物只用于加工原料，而不像一些国家那样大面积种植，所以，转基因粮食作物的运营过程并未降低粮食分配流通的效率，对民生也未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

政治学论文篇（7）

2．初中政治生活化教学模式的价值。作为一种创新型教学模式，初中政治生活化教学模式对于提升初中政治教学质量和效果具有重要价值。一方面，初中政治生活化教学模式是新课程改革的重要要求，“立足学生的实际生活体验，从学生的长远发展需求统筹考虑，将政治理论视点同现实生活的主题做到紧密结合”，是新课程改革对政治教学提出的明确要求，因而在初中政治教学中探索和创新生活化教学模式，是落实新课程改革目标要求的重要措施，这将有利于学生在学习初中政治过程中体验生活，为学生未来发展特别是融入社会、融入生活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初中政治生活化教学模式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由于初中政治教学具有一定的“枯燥性”，学生普遍对政治学习缺乏兴趣，而将生活化思维融入到初中政治教学当中，能够通过学生喜闻乐见的生活主题来增强初中政治教学的吸引力，使学生学习政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得到激发，进而促进初中政治教学质量和效果的全面提升。

二、初中政治生活化教学模式的创新策略

1．提升初中政治生活化教学的“启发性”。培养学生的共产主义理想，提升学生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是初中政治教学的核心目标之一。基于此，这就需要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注重将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发展格局中的重大事例引入到课堂，给学生以启发，使他们能够思考。

2．提升初中政治生活化教学的“特色性”。要想使初中政治生活化教学取得实效，就必须将本地特色与政治教学结合起来，这样不仅能够使学生了解本地的风土人情，而且也有利于学生加强对政治的理解。这就需要教师在开展教学的过程中，留心将本地的人文特色、地理特色、发展特色与教材内容合理结合。如在学习“传统文化的继承”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本地的传统文化来开展初中政治生活化教育，福建地区可南音、土楼等作为教学案例;北京地区可以将京剧脸谱作为案例进行教学;长三角地区可以围绕水乡古镇、江南园林等案例进行教学;东北地区可以通过二人转、大秧歌等表演艺术作为案例进行教学;而河北地区则可以将唐山皮影戏、评诚、河北梆子等作为案例进行分析。总之，通过将特色化的案例融入到初中政治教学当中，使初中政治教学更具独特性和吸引力。

3．提升初中政治生活化教学的“趣味性”。初中政治教材中，有不少“抽象性”的教学内容，这就需要提升初中政治生活化教学的趣味性，通过生动的事例来加强学生的印象。这就需要初中政治教师将一些教学内容与趣味性案例结合起来，让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中来。比如，“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教学，可以让学生搜集大量国内外标志性建筑，中国长城、法国埃尔铁塔、美国自由女神像、埃及金字塔、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等等，也可以让学生搜集不同饮食文化差异，比如中国的饺子、美国的肯德基、日本的寿司等等，这样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也能够使学也了解更多的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并让学生学会如何分辨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可谓一举多得。

政治学论文篇（8）

1.1大学生政治价值观出现的问题

社会的飞速发展，使大学生传统的政治价值观受到了冲击。再加上流行文化的影响，使大学生政治价值观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具体表现在：1）大学生政治价值观呈多元化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观念涌入中国。而流行文化的发展为其广泛传播提供了载体。青年政治价值观就是青年人对政治理想、政治信念、政治问题、政治立场、政治现象等进行认识和评价时所持的观点和看法。盛行的流行文化带来了丰富的文化知识和政治价值取向，也对传统的主流政治价值观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一方面，流行文化所带来的某些政治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大学生的某些需要，这些政治价值观使大学生的政治观念和政治信仰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另一方面，社会生活的高低层次性、纷繁复杂性及政治思想本身的相对独立性决定着大学生政治价值观会出现多类型共存的现象，表现出政治价值观多样性的特点。再加上我们正处在国际政治风云变幻的年代，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的冲突，东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的交融、交流、交锋日益频繁，也使大学生的政治价值观念呈现出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特点。2）大学生公民责任意识淡漠，法治观薄弱依法治国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方式，是实现人民民主的根本保障。法治观是公民政治价值观教育的内容之一，良好的法治观有利于政治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在流行文化的冲击下，大学生的责任意识和法治观念愈来愈被忽视。流行文化的娱乐性特征，使某些大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都抱着娱乐的心态，他们没有树立责任意识和法制意识。因此，我们必须加强法治教育，增强大学生的法治观念，为依法治国奠定良好的基础。但是，在流行文化的冲击下，很多大学生对公民责任意识和法治观念缺乏必要的认识，进而忽视法治观教育。3）大学生政治价值观发展呈现不稳定性和反复性成年人的政治价值观经过长期的演变和深化，已经具有了稳定性。他们具有明确的政治观念和客观的政治态度，不会因为偶发的政治事件和急剧的社会变革导致政治上的反复。而大学生由于知识面的狭窄、社会实践活动的缺乏、理论思维的不成熟，尤其是流行文化的冲击，使大学生政治价值观的发展呈现不稳定性。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大学生的政治价值观的发展也是遵循这一规律，在政治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暂时的倒退和停滞是不可避免的，必然是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实现。但是，流行文化的冲击，使大学生的这种反复性和不确定性的概率大大增加，他们的徘徊期明显拉长。

1.2大学生政治价值观出现问题的原因分析

流行文化的普及，使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作为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大学生政治价值观呈现出许多新的问题。如多元化的政治价值观选择、公民责任意识和法治观的忽视、政治价值观确立的反复性和不稳定性等。究其原因，主要有：1）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认同感与日俱增。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环境特别是社会政治环境中各个因素的性质，形式及变化都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大学生的政治生活，进而影响他们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大学生正处于文化知识的学习和政治理论学习的关键时期，他们思维的独立批判意识增强，迫切渴望能够独立地选择政治观点。而社会宽松的环境为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多种渠道，流行文化就在其列。他们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零碎的乃至片面的政治见解。由此形成的政治价值观肯定是错误的和片面的。2）个体因素的影响社会政治现象的主体是政治的人即政治人，离开政治人的政治行为，一切政治现象都无从谈起[3]。个体政治价值观的树立主要受自信心、政治责任感等因素的影响。大学阶段是学生成长成才的关键时期，他们对政治的朦胧感情使他们既想参与政治又没有自信参与进去。自信心与政治的介入程度密切相关。自信心强的人他们的政治效能感就强。但是，大学生普遍表现出政治自信心缺失，他们不愿或没有自信参与和关注政治。再者，大学生的政治责任感普遍不强。流行文化的影响使他们更愿意以娱乐化的心态面对生活，他们不愿参与政治、不关心政治，进而影响政治价值观的树立。

2流行文化影响下大学生政治价值观培育的路径选择

流行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在带来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对政治价值观的发展带来了挑战。在面对这些挑战时我们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引导和培育大学生的个人价值观选择意识，使大学生的政治价值观教育能在良性的轨道上运行。

2.1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大学生政治价值观选择提供理论基础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方面，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保障。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理应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大学生群体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就是让大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用其指导自己的价值追求和目标选择。事物的发展都是相互的。一方面，流行文化能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会推动流行文化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我们应该积极有效地发挥两者的“正能量”，进一步影响大学生政治价值观的确立。

2.2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阵地作用为大学生政治观教育提供思想保障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进行政治价值观教育的主阵地，是大学生进行理论学习的主渠道。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先导作用，将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及时传达给学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必须适时地调整和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方法和内容，使其能紧跟时代的步伐。当然，在积极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和方法时，我们还应该注意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艺术性，就是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不能看作简单的说教，还应该在说教的同时，注意语言的艺术和方法的艺术，将两者相结合，才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最优化发展。应在上课的同时，积极开展实践教学活动，使大学生能将相关教学内容融入实践活动中。只有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阵地作用发挥出来，才能使大学生在面对流行文化的冲击时能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

2.3推动校园网络文化育人功能为大学生政治价值观选择提供必要条件

校园网络是流行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推进校园网络文化建设，发挥校园网络文化的先进性，使能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流行文化占据校园网络的各个方面，达到全方位、多途径地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校园网络文化的建设，需要大学生们的积极参与。开展形式多样的校园网络文化活动，如建成校园红色网络，举办网上政治理论竞赛等等。针对大学生中出现的一些思想问题，可以举办网络问答、网络干预等有效方式，使学生们能第一时间获得帮助。要严厉抵制流行文化的消极影响，营造积极健康的校园网络文化氛围，使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实现“网上网下”相结合，进而推动政治价值观的建立。

政治学论文篇（9）

一、中国政治学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特别是1979年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政治学要补课”以来，短短的20年中，中国政治学就经历了恢复和发展这两个历史阶段，其间虽多有曲折甚至反复，但成就十分显著：

首先，开展了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中国政治学在恢复之初，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体系为起点，甚至为基本框架的，这使得80年代前、中期出版的一些“政治学原理”教材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没有多少区别，缺乏鲜明的学科特色。为改变这一状况，政治学界付出了艰苦的努力，80年代后期一些政治学者开始以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和范畴体系思考政治学问题，出现了一批以《权力政治学》（李景鹏，1993）、《政治学基础》（王浦劬等，1995）、《政治学原理》（汪锡奎等，1997）等为代表的政治学力作。中国政治学开始形成相当独立、自成体系的范畴体系。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学科地位已经无可动摇地确立下来，社会科学界已经普遍认同政治学具有自己独特的范畴、理论和方法，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其次，大量引进国外特别是西方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决定了西方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对处于初建阶段的中国政治学而言，西方政治学中无疑包含许多值得借鉴之处。有鉴于此，中国政治学界80年代以来翻译了大量西方政治学名著名篇，并对西方特别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方法如政治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系统理论、政治团体理论、政治精英理论、政治沟通理论和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理论与方法以及政治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多元主义、社群主义、法团主义等政治思潮作了初步的整理、分析与研究。这些工作为初创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营养和推动力量，也为其进一步繁荣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

第三，拓宽了政治学研究领域和方法。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的20年，也就是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不断充实、丰富，学科领域不断拓展的20年。这种拓展和丰富又表现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从广度上看就是逐步涉猎政治学的一些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如政治文化学、政治发展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传播学、生态政治学等；从深度上看，则是对一些传统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如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行政学进行细化和纵深研究。如对行政学研究细化为行政学原理、比较行政学、行政制度、区域行政、部门行政、层级行政等等。与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相关联的是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除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如阶级分析法、价值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机构制度分析法以外，也开始运用现代实证研究方法，如社会学研究方法（如政治精英分析、政治团体分析、政治角色分析及政治文化分析等）、经济学研究方法（如理性选择分析、博奕——联盟理论、公共政策分析等）、心理学研究方法、政治行为研究方法等，对政治生活中的微观现象如个人或集团的政治行为进行分析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

第四，愈来愈注重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从而确立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根本生长点和立足点。中国政治学在重视学科建设和体系建构的同时，逐渐加大对中国现实政治的研究力度，特别是对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做了研究和回答。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征与内涵；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强化中央权威与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的权力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方法、步骤和突破口；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等等。虽然从总体上讲，政治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还是初步的，但是政治学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指导。

在肯定中国政治学20年的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应对存在的不足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毋庸讳言，政治学自恢复以来的发展，不仅远逊于经济学，而且与同时恢复的法学、社会学等学科日新月异的发展相比，也显得缓慢迟滞，后劲不足。

在研究内容上，还有不少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和解决，政治学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对政治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及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如政治、权力、民主、国家、共和、等，还缺乏深层次的理论研究。

在研究的取向上，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有许多应由政治学回答的问题，政治学没有去研究、去回答。如民族问题是政治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对民族政治问题的研究则很薄弱，迄今尚无一本《民族政治学》的专著问世。此外，政治学研究中的“两张皮”现象仍较普遍，或者以政治价值裁剪政治事实，或使政治研究仅停留在制度表面，无法深入。造成此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学研究队伍以学者型为主，从事实际政治工作的政务型人员很少，学者和的分割非常厉害，缺乏应有的沟通和合作。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研究对研究方法的创新重视不够，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缺乏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学科特色，仍未能实现从“应然”研究方法向“实然”研究方法、静态研究方法向动态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向定量研究方法的根本转变（注：参见李景鹏：《论权力分析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地位》，《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因而，从总体上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还不够丰富。

在研究的学术性上，政治学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准和科学性还较低，缺乏现实感和原创性。如对国外政治学发展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客观介绍上，甚至还存在着“食洋不化”的问题，尚未能做到分析、批判、借鉴为我所用。因此，中国政治学亟需在学科建设上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

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前瞻

面对着世纪之交的中国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转型，政治学同样处在不进则退的学科调整和创新的转折关头，它能否从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上，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既充分考虑到中国政治学本身发展的现状及其内在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总体走向，将直接关系到政治学研究能否走向繁荣兴旺，能否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为此，中国政治学界至少应在以下几方面做出艰苦的努力。

首先，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必须把政治性与学术性有机结合起来。

所谓政治学的“政治性”就是政治学必须根植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土壤之中。这一命题包含着两方面的涵义：其一，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社会政治生活在理论形态上的反映、结晶和升华，它必须也应该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及时地观察和研究政治现象变化、发展的过程，解决社会存在的现实政治问题。与实际的政治生活相脱离的政治学，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抽象物而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应有活力。其二，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又有其特殊性，它是社会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领域里最核心的部分，它所涉及的政治生活比其他社会生活具有更为鲜明的阶级性，“更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因此，政治学比其他学科更直接、更集中地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或者说，主导政治学各种理论、思潮变化、兴衰、沉浮的因素，归根到底是政治发展规律，简言之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就中国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给我国的政治学提出了许多亟待深入研究并予以正确解决的重大新课题，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目标模式、外部条件、系统体制、结构机能、法律形式、具体政策和管理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主要任务、突破口和重点、途径、步骤和方法等等。这就要求政治学研究必须面向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特别是贴近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围绕着上述各种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开拓性研究，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及时、科学而富有成效的理论依据和对策建议，为此要克服以下三种错误倾向：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原著中寻求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现成答案，或是僵化地、教条主义地拿着某些具体结论任意地规定、查照和裁判政治学的研究；二是生吞活剥地引用、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学的一些概念、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并以此来裁剪中国政治现实，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三是把政治学的政治性片面理解为对现实政治特别是现行法律、政策的单纯注释和论证。总之，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只有深深扎根于政治实践中，努力从实际政治生活中获取第一手资料，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规律，预测我国政治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我国的政治学科才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也才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这方面，需要实现政治权威体系和知识界之间的广泛沟通、交流与合作。

所谓政治学的学术性，是指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方法体系，它对于社会政治实践的研究应该是科学的、系统的、严谨的研究，以揭示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政治学对政治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治首先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然后才是服务的对象，政治学研究并不仅仅是提供直接解决具体政治问题的“药方”，更重要的是提供分析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有鉴于此，政治学研究就应有其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要按照学术活动的固有规律开展其研究活动，特别是其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更是构建中国政治学的关键，迫切需要理论的创新：一是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的政治思想，真正从理论体系、基本立场和方法的层次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和邓小平理论思想的灵魂和精髓，作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原则；二是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特别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新思想、新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批判地吸取其合理成分；三是总结中国历代政治学说和政治文化，清理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源流和脉胳，从而科学地吸收其精华，使之成为我国政治学理论中的有机内容。在前三项工作的基础上，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和时代气息的相对独立、自成体系、逻辑严密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

其次，当代中国政治学仍应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这首先意味着必须正确认识执政党和政府在我国政治发展中的功能。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途径是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但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所存在的弊端完全是因为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落后，故而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坐等这些条件的成熟才能有所突破。此种看法实际上忽视了执政党和政府的能动作用。从最终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发展固然受制于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但执政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制度或政策正确，措施得当，便可以成为其强有力的推进器。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应正本清源，更深入地研究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政治体制中的弊端究竟有哪些源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落后，又有哪些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有关，如何克服。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早已明确规定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但在国家实际政治生活中，人大的权力和职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其人员配备、机构设置和法律规定等方面均有与其职能不相适应的地方，究其原因，仅仅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恐怕难以有足够说服力的解释。要真正做到十五大报告所要求的：“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我们党和政府的积极努力和创新精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这方面，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应紧密结合政治现实，深入调查研究，并进行科学缜密的论证，及时向党和国家决策部门提供切实可行的实际思想和具体方案。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还意味着必须加强对制度建设的研究。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虽然作为根本性或基本性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也已经确立，但它们并未达到成熟和完善的程度，与其相适应的具体的政治体制更存在着种种缺陷和弊端。因此，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成为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具体说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大的立法和监督职能，改善人大的组织和人大的工作方法；二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人民政协的建设，进一步改善共产党与派的关系，扩大政治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加强派的自身建设，充分发挥派的政党功能；三是要研究如何加强直接民主制度建设，主要是加强城乡群众自治制度和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保障人民民利的实现；四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选举制度建设，严格执行选举法，并在基层民主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五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政治监督制度，包括同体监督制度与异体监督制度，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

当代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的研究还要把静态方法与动态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问题的研究并不仅限于静态的规范化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而且也包括动态的政治运行机制，例如既要研究在宏观政治结构中如何使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各国家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关系，依据民主原则形成明确的制度规范；又要研究在微观政治结构和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如何把民主原则同执政党的领导方式、组织方式联系在一起，同政府的各项职能和工作联系在一起，同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联系在一起，同人民群众的民主实践联系在一起，用沟通、创议、协商、选举、决策、监督、罢免、复决等具体的、制度化的程序来体现人民对国家的统治权和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建立和健全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利的政治运行机制。对上述这些问题的研究正是中国政治学的现实性和生命力之所在，是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和理论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希望之所在。

第三，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应将规范方法与经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

政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和自然科学既有某种相似性，又有着迥然不同的一面。说两者相似，是因为它们都以揭示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社会界和人类思维等领域）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己任。就这个意义而言，采用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它的一些方法和工具，在一定范围内对政治现象作尽可能准确的量化研究是必要的，它有助于深入探求政治活动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应该说，这是政治学科本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政治学论文篇（10）

每一种教学方法都有助于实现一定的教学目标，都具有其独特的功能与长处，也都存在着内在局限性。一般说来，在记忆性政治课教学中，只要求达到识记，了解知识的层次，教师可选用讲授法，尽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避免“有教无学”的弊端，让学生对本门学科中基本概念有一个明晰深刻的把握。在思维性的政治课中，教师可选用讨论法、探究法等新型的教学方法，此类教学方法，往往费时费力，用的太多会影响教学任务的完成和基本知识的掌握，过分追求这种新颖奇特的教学方法会适得其反。因此，方法只是学习知识的手段和桥梁，有时传统的教学方法仍然是教师教学的基本方法。

2、实现教学内容生活化，拉近学生与政治课的距离。

长期以来，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中学政治课脱离实际，导致学生不会用所学哲学、经济学理论来分析实际问题。形成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认识上的一些误区，认为政治课就是讲大道理，说空话，没有学习的必要性，缺乏学习的兴趣和动力，仅仅是考试前死记硬背突击一阵。因此在高等教育教育中政治课教学方法的改革就应从理论联系实际入手，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学生的生活实践紧密的结合起来，把复杂的社会问题变为简单的做人道理。例如，在讲《思想概论》中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象时，让学生联系生活中好人坏人，朋友、敌人，深入浅出，使学生能够深刻把握为什么把区分敌我的问题上升为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又如讲统一战线理论，让学生联系实际对自己有何启示，使学生对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激发起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

3、实现教学内容活动化，引导学生积极开展探究活动。

（1）激发学生探究欲望

培养学习政治课的兴趣，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好奇心，大胆使用质疑，把质疑作为学习政治课的一种有效方法，让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信仰思想、邓小平理论。

（2）培养学生探究式的思维方式

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象央视节目《面对面》那样精心设计问题，层层追问分析、归纳判断推理，透过事物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例如在讲《思想概论》中中国革命道路时，先引导学生分析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点和现状，然后让学生以分析归纳起来作为前提对中国革命进行推论，得出中国革命为什么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的道路。然后把它作为原理，讲述如何用这一伟大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3）突破学生探究思维的障碍。

传统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不会运用知识。重要的概念，往往死记硬背，似懂非懂。教师应针对这种状况循序渐进，培养学生探究能力，打破高中政治课的学习模式，按照问题的难易，使学生于困惑中有顿悟，在教与学中能碰撞出学生思想的火花，做到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4、加强课件的设计和运用。

随着电脑在学校的普及和学生年龄的增长，同时为了避免政治理论的枯燥抽象，加强课件的设计和应用已势在必行。

（1）文字、图片的设计。

凭借电脑的优势，对需要的板书图片加以美学表现，突出教学重点，又清新悦目、色彩鲜明。既便于学生较好地掌握知识，又给课堂平添了生趣。

（2）动态设计。

动态事物容易引起学生的注意，激发学生的想象和思维，课件中插入富有动态美的文字图片，将枯燥的内容形象化，复杂的知识简单化，从而增强了教学的感染力，提高了教学的效率。

（3）情境设计。

学是与一定的社会文化相联系的，因此教师应围绕“意义建构”这个中心，运用电脑技术创设与主题相关的尽可能真实的情境，运用形、声、色的调控给学生感官多种刺激，营造出浓厚的学习氛围，使学生形成良好求知心理。

二、高等教育“政治课”教学内容改革

高等教育“政治课”是对学生进行正确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主阵地，但随着形势变化和实践的发展，“政治课”教学内容不能“万古不变”、“一劳永逸”，必须不断改革，那么如何改革高等教育“政治课”教学内容呢？

1、改革高等教育“政治课”教学内容必须坚持三个原则。

（1）高等教育“政治课”教学内容改革必须符合党中央和国务院文件精神的原则。

“政治课”是社会主义大学区别于其它社会性质的大学的标志，其内容是党和政府的主张，我们改革“政治课”教学内容不是否定党的指导思想以及科学世界观、价值观，而是在坚持其基本精神的前提下，有选择地挑选一些内容进行阐述，因此，不管教学内容怎么变、怎么改，仍然要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家的大政方针服务，否则就与其宗旨背道而驰了。

（2）高等教育“政治课”教学内容改革必须符合现实社会实际的原则。

“政治课”内容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它来源于实际生活，但实践是发展的，实际情况是变化的，因此必须改革“政治课”内容，然而这种改革主要是回答现在提出的问题，让人能走好现在的路，明确未来方向。

（3）高等教育“政治课”教学内容改革必须符合高职学生思想、文化基础的原则。

高等教育学生有自己的特点，对高等教育“政治课”内容进行改革不能脱离高职学生情况，改革不是内容变“多”，不是内容变“深奥”，不是内容变“遥远”。

2、改革高等教育“政治课”教学内容必须坚持三个方法。

改革高等教育“政治课”教学内容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涉及到多门学科，如果对某一方面不熟悉，改革的效果都会欠佳，如高等教育“政治课”教学内容“多”、“少”为宜呢？如何具体把握？关键就是坚持什么方法改革。

（1）实事求是方法。

改革“政治课”教学内容要尊重客观实际情况，以对学生有用为准。根据学生学习时间有限和学生兴趣特点，对“政治课”内容该简化的一定要简化，要“忍痛割爱”，必须突出“精简”与“管用”的标准。“政治课”内容改革有三个方面必须考虑：一是考虑学生基础差，理论不能太深；二是考虑学生重专业学习，缺乏理论思维习惯，理论不能太多；三是考虑学生实用主义思想严重，因此理论应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理论不能离学生太遥远。对学生讲些什么东西，哪些详讲，哪些略讲，哪些内容放在一块，以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和思路进行讲解，这些都是“政治课”教学内容必须涉及的。

（2）综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