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技术论文篇（1）

纵观全国的教育改革，正是如火如荼之时：开创校园网站，建立计算机网络教室，网上教学，多媒体课件等等，多种形式齐头并进。在这种探索过程当中，也清楚地让我们看到：现代技术应用于教育是对教育本身一个质的突破。

旧式的教学，课堂是教师的舞台，一本书，一块黑板，一支粉笔，就要“独揽天下”，没有给学生充分自由思考的时间，没有让学生有创新的机会，更不利于挖掘学生的潜能，培养学生的能力，现在我们把它叫做“说教式”、“灌输式”，看来是无可厚非的。那又是不是说只要在教育中应用现代技术就可以改变这种局面了呢？我认为也不然，光有现代的技术，没有先进的思想同样是不行的。如今，在我们教师队伍中，还存在着这种现象：有教师认为开展信息技术教育占用了教学时间，影响升学率；大部分教师对现代技术的驾驶水平还偏低；有的教师虽然会使用现代技术，但不会处理它与教学之间的关系。针对这种现象，我们就只有在发展现代教育技术的同时，努力的改革教育思想理念。

那要从哪些方面来改革教育思想理念呢？我认为：

一、教育观念的转变

    要发展现代教育技术，首先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就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什么是现代教育技术？为什么要发展？以及怎样发展的问题？”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的理论学习，明确现代技术在教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要不断完善自身素质，使自己能游刃自如的操纵各种现代化教育手段。

二、教学方法的改革

1．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学生的学习态度有两种：主动的学习和被动学习，一个乐意学习的人，肯定要比一个免为其学的人要学得更好，要让学生由“强学”变为“爱学”，这就需要充分抓住小学生的心理特点，创设他们喜爱的事物与情境。例如：小学数学在所有学科中，它是最抽象化，概念化的一门学科，模糊的数字概念，枯燥的定义定律，不适合小学生的特性，如果我们能将这些数字的定义、定律等转变成生活中生动、鲜明的形象，必然会激发学生的兴趣。我觉得：教师在设计教学方法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这一点，让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愉快的学习。

同步技术论文篇（2）

引言

国内外学者对R&D努力、FDI溢出效应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但有关如何选择技术进步路径的问题尚未得到关注。很多研究将FDI溢出效应进行分解（傅元海，2010；沈坤容，2010），但没有结合企业自身R&D创新努力来完备地表达出企业所有的技术进步路径。没有文献检验企业不同的技术进步路径下对内涵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没有文献将企业吸收能力与技术进步路径相联系。因此，如何选择技术进步路径、提升FDI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贡献程度，积极吸收FDI先进技术，是我国高技术产业及其政策制定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三点：一是从理论上将吸收能力与溢出效应相联系，并构造出技术进步路径（技术转移与扩散，技术合作转让与援助）的变量；二是采用Malmquist-DEA方法下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指数代表内涵经济绩效，并利用2005-2011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的面板数据，检验了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内含经济增长的影响；三是采用分组检验，检验不同性质的行业技术进步路径影响内涵经济绩效的差异，这对引进FDI政策的制定和提高企业的吸收能力有着重要意义。

文献综述

技术进步理论是20世纪前叶由熊彼特提出的，他认为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众多的研究文献中，对技术进步的定义主要有两类：一是技术进步一般是指技术在实现一定目标方面所取得的进化和革命。二是指在科学研究不断取得新成就的基础上，技术满足社会需要的作用不断提高，组织和管理不断完善，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过程。

企业获得技术进步的主要途径有两个：一方面是自主创新，另一方面是依靠技术的外部性，即技术溢出效应。20世纪70年代，很多学者开始关注FDI能够促进本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特征事实（Globerman，1979），并认为FDI能够提高本国的生产效率。而罗默、卢卡斯等经济学家提出的内生增长理论假设技术以资本为载体，研究资本投资带来的知识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为FDI的溢出效应理论提供良好的微观基础。

学术界将FDI溢出效应分为水平型和垂直型两大类别，然后再予以细分。国内外学者根据从不同角度对溢出效应有不同的分类，较早的经典文献将FDI溢出效应分为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关联效应和培训效应（Kinoshita，1998）。Xu Bin（2000）研究了美国在40个国家中的跨国公司，发现技术转移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上升，但在欠发达国家中则没有，如果一个国家想要从FDI中获益，需要进入一个最低的人力资本门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劳动力无论数量、素质还是成本，都符合外资企业进入的要求，这也为我国引入外资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企业想要获得更大的技术溢出效应，需要获得“一种评价、同化及运用外部新知识，最终形成商业的能力”，即吸收能力。因此，在跨国代工中，技术溢出对代工企业的技术进步有促进作用，而促进作用的大小则取决于吸收能力，吸收能力促进了技术溢出对创新绩效的提升。企业的技术水平是吸收能力的因素，Cohen和Levinthal（1989）在分析企业研发作用时指出，企业研发投入不仅直接驱动了技术进步，而且增强了企业对外来技术的吸收、学习和模仿能力，使企业拥有更强的吸收技术溢出的能力。Kim（1998）认为，吸收能力包括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技能。Lane和Lubatkin（1998）扩展了吸收能力的概念，强调吸收能力同时受到自身相关知识存量与“师范”企业的相关程度。Narula（2004）认为吸收不仅仅是简单模仿，吸收能力应包含吸收和消化两个过程，即吸收能力也包括了产生新知识的能力。

在研究技术进步路径时，现有文献往往只将其与技术溢出相联系，并未考虑到企业吸收能力；在研究吸收能力的文献中，大多数学者只是研究了吸收能力的结构维度、过程维度和产生原因，而没有经验研究将吸收能力与不同的技术溢出效应相结合。因此，本文无论对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技术进步理论的发展，还是对我国利用FDI进行产业转型的产业政策探索，都有积极意义。

模型与指标选取

本文创新点之一是引入了吸收能力，学术界对吸收能力指标的构造方法有很多，Escribano等（2002）使用三个虚拟变量衡量企业的吸收能力：企业拥有研发部门、企业是否开展R&D人员培训活动、R&D人员占比超过行业平均水平；Mowery和Oxley（1995）、Lee（2001）则使用R&D经费投入、R&D人员教育程度来度量企业吸收能力；Grimpe和Sofka（2009）用R&D支出占销售额比重来表示吸收能力。本文所研究吸收能力的研究载体是内资高技术行业，因此，本文采用内资行业研发投入与R&D人员全时当量之比作为内资企业吸收能力（Absorb）的变量，吸收能力的载体是溢出效应，采用两者的连乘项作为技术进步路径，因此本文构建带有连乘变量的方程进行检验：

（1）

在指标选取过程中，考虑到数据是否可以获得，本文将R&D经费投入作为技术研发的变量；根据傅元海等（2010）采用外资企业研发本地化程度（LOR）作为技术转移与扩散效应的变量，其计算方法为外资企业R&D投入与总产出之比；采用外资参与程度（FSHA）作为技术转让、合作与援助效应的变量。本文选择lnKL和Agg作为控制变量，lnKL为人均投入资本的对数值，是经济增长模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Agg为某行业在某一年的集聚程度，本文采用Ellison-Glaeser（E-G）空间集聚指数，并按照省际面板数据计算，其计算公式如式（2）所示，下标t、k和j分别表示年份、地理区域和行业。Aggi，t为i行业在t年的E-G空间集聚指数，pkt为t年时k区域内该行业的就业人数占整个经济体同一行业就业人数的比值，qkt为k区域内所有行业的就业总人数占整个经济体所有行业就业总人数的比值，Xt为该行业整体的工业总产值，Xjt为j企业的工业总产值。本文采用Malmquist-DEA下的TFP指数作为内涵经济增长绩效指标。

（2）

在动态面板模型的估计中，通过差分来消除个体效应，但进行滞后一期的差分项与差分的当期随机误差项仍存在相关性。另外，由于模型存在严重内生性，最小二乘估计量不再是一致估计量。因此本文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解决模型估计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系统GMM估计方法可以利用内生变量的水平值和差分值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从而不需要寻求其他工具变量。Arellano和Bond（1991）提出了一阶差分GMM估计方法，这种估计方法是将方程做差分处理，然后把滞后两期或两期以上的内生变量作为其自身的工具变量，从而克服内生性的问题。但一阶差分GMM估计方法可能存在工具变量不足进而导致弱工具变量问题，系统GMM估计方法克服弱工具变量的问题，其方法是将内生变量的差分滞后项作为水平方程中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Arellano和Bover（1995）证明内生变量差分滞后项与内生变量相关，而与随机误差项不相关，Blundell和Bond（1998）证明了系统GMM可以降低一阶差分GMM估计的偏误。

大多数文献在研究技术研发和技术溢出效应时，都把解释变量作为外生变量处理，但在FDI技术溢出与本土产业的技术进步之间，本土产业的研发与产出之间，都可能存在内生性。因此，为消除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解决模型估计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在估计模型中，本文将LnRD、LOC、FSHA、LOC*Absorb、FSHA*Absorb作为内生变量，采用其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Agg与LnKL则作为外生变量。

数据来源：本文实证研究中的数据均来自于2006-2012年的《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其中内资行业数据通过大中型企业生产经营数据与三资的企业数据之差获得。本文以五种高技术产业的子类行业为分析对象。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模型的初步估计

本文采用stata12.0软件进行估计，首先给出方程（1）的估计，如表1所示。

根据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三种技术进步路径均对TFP具有正向作用，但时滞性有所不同，技术引进与研发、技术的转让合作与援助对TFP的影响体现出滞后性的特征，当期系数不显著，而以研发本地化系数代表的技术转移与扩散，其当期值对TFP有正向作用。

另外，变量Agg的系数为负，说明高技术产业的集聚并没有带来TFP的增长。无论是Krugman的新地理经济学，还是传统经济学理论，都认为集聚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也能促进行业的经济增长。本文的研究结果却没有支持这些理论，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以及高技术产业固有的特点，本文认为：高技术产业作为我国的新兴战略产业，短期受到政策扶持力度大，因此，其产业布局与我国产业布局政策高度相关，缺乏市场机制的作用；我国对外资高技术产业的引进也具有集聚的特点，对内资企业造成了挤出现象，因而集聚程度对高技术产业TFP的增长没有正向作用。

（二）模型的分组估计

为研究不同行业因素与技术进步的关系和研究我国不同高技术产业引进FDI带来经济绩效的不同，需要对模型进行分组估计。本文按照技术差异、集聚程度和市场竞争强度将高技术产业进行分组。

技术差异表现为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本文用内资企业人均产出能力与外资之比衡量，技术差距越大，比值越小；集聚程度由上文计算的E-G空间集聚指数表示；关于市场竞争度指标，绝对集中度（CRn）、相对集中度和赫芬达尔指数（HHI）从现有数据库数据无法获得，但根据新产业组织理论，超额利润率越高意味着该行业的竞争程度越低，反之，利润率越低，竞争程度越高。模型（1）的分组估计如表2所示。

通过表2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其一，在内外资技术差距小的企业中，研发行为为企业带来的TFP增长大于内外资技术差距大的企业。在内外资企业技术差异大的行业中，外资可以通过申请专利等手段，垄断高技术的成果，而处于弱势的内资企业通过研发所带来的创新远不及外资企业的技术优势，因此在短期内，内外资技术差距过大时企业的研发行为不能带来内涵经济绩效。

其二，在集聚程度高的行业中，技术转移与扩散对TFP的有负面影响；在竞争程度高的行业中，当期技术转移与扩散对TFP的影响显著为正；在内外资技术差距小的行业中，技术转移与扩散滞后项对企业带来的内涵增长绩效显著为负。这可以解释为：技术的转移与扩散是水平型的，竞争程度越高，产品质量差距越小，技术转移与扩散的路径不能给企业带来实质的创新，不能提高内涵式的经济绩效；在竞争程度高的行业里，企业更适宜消化吸收其他生产者的创新；在技术差异小的行业中，商品同样会趋于同质化，产量受到抑制，全要素生产率亦受到抑制。

其三，在积聚程度高的行业中，技术的转让、合作与援助给企业带来的TFP增长显著高于积聚程度低的行业；在竞争程度高的行业中，技术的转让、合作与援助对TFP的影响低于竞争程度低的行业。首先，根据工业区位理论，当产业链上各企业空间距离较近时，交通便捷、合作成本较低，为技术的合作与援助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而空间分散的行业则无此优势。其次，垄断型的内资企业对上下游外资企业更有谈判势力，更能够利用此种路径提高生产效率。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根据技术进步的产生原因，将技术进步路径分为技术研发、技术的转移与扩散、技术的转让合作与援助。在竞争机制下，技术研发是企业的自发行为，为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因；在横向的FDI溢出机制作用下，企业可以通过技术的转移与扩散来提高技术水平，在纵向的FDI溢出机制作用下，企业可以通过技术的转让、合作与援助提高技术水平。

经验性研究对于我国高技术产业如何实现技术进步，以及如何引进高技术外资促进经济增长的问题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发现，三种技术进步路径均能促进以TFP代表的内涵经济绩效的增长。虽然引进外资可能存在产量上的挤出效应，可以促进内资企业的生产效率，同时，以外资参与程度代表的技术转让合作与援助对TFP的影响为正，说明内资高技术企业在发展时应当在注重自身研发能力提升的同时，积极寻找战略合作伙伴以促进自身的发展。同时本文发现高技术产业集聚程度的提升会导致经济绩效的下降，向产业非集中地区引进此类外资则更将有助于我国高技术产业的进步。

进一步的分组检验则可以找出何种外资企业能够为内资的经济绩效做出更大的贡献，引进内外资技术差距较大的外资企业和产业集聚度较高的外资企业，能促使内资企业TFP的增长，且挤出效应不显著；引进产业内竞争程度高的外资企业，则能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链的发展。由此，本文筛选出我国当前更适合引进的外资高技术企业的类型主要为：广播电视设备制造业、化学药品制造业和医疗设备及器械制造业。另外，飞机制造及修理、电子器件制造也是可以加大引进力度的类型。此外，国内高技术产业的研发活动一般集中于大中型国有企业和科研机构，所以应推进其市场化改革，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提高企业技术能力，从多方面促进我国产业的内涵经济绩效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继勇，盛阳怿.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8（12）

2.傅元海，唐未兵，王展祥.FDI溢出机制、技术进步路径与经济增长绩效[J].经济研究，2010（6）

3.潘文卿，李子奈，刘强.中国产业间的技术溢出效应：基于35个工业部门的经验研究[J].经济研究，2011（7）

同步技术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F4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7）03-0068-06

一、引 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装备制造业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然而，在一些领域中，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核心技术依赖进口、关键零部件发展滞后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依然存在。而要实现这一转变，必须明确产业集聚强度，选择适宜技术进步路径。虽然对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技术进步路径x择多有研究，但是基本上都没有考虑区域要素禀赋和行业特征对技术进步路径选择的影响；同时，对产业集聚与技术进步路径关系的研究目前尚属空白。因此，继续探讨考虑区域要素禀赋和行业特征的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技术进步路径选择，并且在此基础上，研究中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集聚与技术进步路径选择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国内外学者主要从理论机制和影响因素两个方面对产业集聚问题进行探讨。在国外，基于马歇尔提出的产业集聚理论，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解释产业集聚的作用方向。在国内，鲜有学者从经济学和地理学角度对产业集聚机理进行研究（王缉慈，2002[1]），大部分学者主要依据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和波特产业集聚的“钻石”理论从特定的角度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此外，国内学者基于新经济地理理论，主要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对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服务业及高新技术产业等的产业集聚问题进行研究（巩前胜和仲伟周，2012[2]；杨仁发，2013[3]）。

国内外学者主要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探讨技术进步路径选择问题。国外探讨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路径选择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引进、技术模仿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先进技术的吸收等方面，形成了技术进步路径选择的“后发优势学说”和“后发优势实践悖论”。国内关于我国技术进步路径及方式选择的研究存在着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要素禀赋说”和基于竞争优势理论的“技术赶超说”的争议。吴延兵（2008）[4]、吉亚辉和祝凤文（2011）[5]等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技术进步的合理性，但是其在实现技术赶超和经济增长收敛中的作用值得怀疑，因此，我国只有加大自主创新（刘小鲁，2011[6]；李光泗和沈坤荣，2011[7]）才能不受制于国外发达国家的技术制约，从而最终实现技术和经济的赶超（刘志彪，2011）。

有关产业集聚与技术进步的关系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产业集聚促进了技术进步（张公嵬等，2013[8]；范剑勇等，2014[9]）；而少数学者（叶建亮，2001[10]）则认为技术进步促进了产业集聚；基于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和波特产业集聚的“钻石”理论，潘江玲（2013）[11]等对这一关系进行实证考察并证明两者存在双向关系。促进技术进步的路径包括技术引进和自主研发。以技术引进实现的技术进步与以自主研发实现的技术进步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产业集聚与不同路径实现的技术进步的关系可能存在差异。虽然鲜有研究明确探讨产业集聚与技术进步路径的关系，但现有研究指出产业集聚与自主研发的溢出效应（项歌德等，2012[12]）和技术溢出效应（张公嵬等，2013[8]）相互促进。因此，本文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用产业集聚指数衡量产业集聚强度，同时选取了4种主要的技+术进步路径，在产业集聚与技术进步关系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产业集聚强度与技术进步路径的关系。

二、理论分析

迈克尔波特从创新能力的角度探讨了产业集聚现象，主要包括要素条件、竞争战略、需求状况和相关产业。创新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并且该理论认为产业群通过提高生产力、加快创新的步伐和鼓励新企业的形成来影响竞争。而克鲁格曼在新经济地理理论中指出“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等的核心―模型。同时指出技术的“外溢”效应在产业集聚形成中的作用。因此，本文在波特产业集聚的“钻石”理论和克鲁格曼等提出的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产业集聚和技术进步路径选择的模型。

克鲁格曼在马歇尔的外部经济性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经济地理理论（NEG），其核心思想是包括“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等的核心―模型。其中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是产业集聚的原因，具体指基本要素（劳动力）的“蓄水池”效应和技术的“外溢”效应。因此，本文建立如下模型：

ISC=AL？琢 （1）

其中，ISC表示产业集聚；A和L分别表示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分别代表影响产业集聚的两种效应；？琢为待估参数。对式（1）两边取对数可得：

lnISC=lnA+？琢lnL （2）

根据前面的分析可知，影响技术进步的因素包括国外技术引进与模仿、国内技术引进与模仿、外商直接投资与模仿、自主研发等不同技术选择模式，借鉴董景荣等（2015）的处理方法，可以表述如下：

A=e■ （3）

其中，TPP表示技术进步路径。

■γjTPP=γ1FTII+γ2ITII+γ3FDII+γ4R&D （4）

将式（4）带入式（2）可得：

lnISC=■γjTPP+？琢lnL （5）

根据波特产业集聚的“钻石”理论可知，技术进步影响产业集聚的同时，产业集聚也会通过一定的机制反作用于技术进步。张宇和蒋殿春（2008）认为产业集聚通过技术的“外溢”效应影响产业的技术进步。而产业集聚强度不同，适宜技术进步路径的选择就不同，从而造成产业技术进步的程度产生差异。本文建立如下模型：

TPP=ISCδKβ （6）

其中，K表示物质资本；δ和β为待估参数。对式（6）两边取对数可得：

lnTPP=δlnISC+βlnK （7）

三、模型、变量及数据说明

根据式（5）和（7），同时，参考董景荣等（2015）的技术进步路径选择模型，本文设定计量模型为如下形式：

lnISCit=ρ0+■γjTPPit+？琢lnLit+εit （8）

lnTPPit=σ0+δlnISC+βlnKit+■θTCVit+εit （9）

其中，ρ0、σ0表示常数项； εit为随机扰动项；TCV表示控制变量，在参考现有文献的基础之上，本文将规模经济（TSE）、技术能力（TTC）、经济发展水平（EDL）、经济外向度（TEE）、技术水平（TTL）作为控制变量，以期全面反映影响技术进步路径选择的因素。本文的变量主要包括产业集聚、技术进步路径、要素禀赋和控制变量。

由于部分地区数据统计的缺失，本文以我国除港澳台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数据为研究对象，并将其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①。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部分数据经过整理后得到。主要变量的性质如表1。

四、模型估计方法的确定

根据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对模型估计方法进行确定（见表2）。

表2显示了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由表2可知，产业集聚强度、国外技术引进与模仿在全国和西部地区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产业集聚强度、国内技术引进与模仿在中部地区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产业集聚强度与自主研发在东部地区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其他情况显示，产业集聚强度与技术进步路径之间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或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由于双向因果关系会产生内生性问题，因此存在双向格m杰因果关系的变量，运用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估计；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或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的变量，运用全面FGLS面板回归模型进行估计。

五、经验研究

根据NEG理论推导分析可知，产业集聚强度与技术进步路径相互影响。并且，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可知，产业集聚强度与技术进步路径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且受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由于本文重点考察地区发展不平衡下的产业集聚与技术进步路径，因此，本文根据存在区域差异性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以及根据NEG理论推导的产业集聚强度与技术进步路径选择模型选择适应不同区域的估计方法进行经验研究。

（一）分区域技术进步路径对产业集聚影响的估计结果及分析

表3显示了式（8）中技术进步路径系数的显著性和正负性。由表3可知，运用全面FGLS和3SLS方法估计的结果存在差异性。除全国和西部地区国外技术引进与模仿和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模仿的系数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且对产业集聚强度均有正向影响外，其他技术进步路径对产业聚集强度的影响在显著性或正负影响上存在差异。如运用两种方法，东部地区国内技术引进与模仿的系数均不显著，但是对产业集聚强度的影响方向不同；中部地区国内技术引进与模仿的系数显著性不同，但是对产业集聚强度均有负向影响；东部地区自主研发的系数在显著性和正负影响上均不同。

由上述分析可知，运用全面FGLS和3SLS方法估计的结果存在差异性。下面需要根据一种估计效率较高的方法进行分析，否则分析结果会出现偏差。根据前面的分析可知，式（8）中部分自变量与因变量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因此，3SLS估计方法对式（8）的估计效率较高。下面，我们以3SLS方法的估计结果进行分析。由表3可知，估计结果在显著性和正负性上存在区域差异。全国和西部地区国外技术引进与模仿的系数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且对产业集聚强度均有正向影响；而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显著性与之相反，东部地区国外技术引进与模仿对产业集聚强度有正向影响；而中部地区的与之相反。这说明国外技术引进与模仿有利于全国和西部地区的产业集聚，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产业集聚没有显著影响。全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国内技术引进与模仿的系数不显著，而中部地区的与之相反；全国和西部地区国内技术引进与模仿对产业集聚强度有正向影响，而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与之相反。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模仿的系数不显著，而全国和西部地区的与之相反；外商直接投资与模仿在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对产业集聚强度均有正向影响。全国、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自主研发的系数均不显著，东部地区的与之相反；全国、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自主研发对产业集聚强度的影响为正，西部地区的与之相反。此外，人力资本对不同地区的产业集聚强度基本都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估计结果在显著性和正负性上存在区域差异的可能原因在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国外技术引进与模仿的技术“外溢” 效应仅作用于较落后地区的产业集聚现象上；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存在的产业扩散现象使得国外技术引进与模仿的技术“外溢”效应随之扩散；东部地区是拥有较先进国内技术的地区，国内技术引进与模仿已无法满足东部地区的产业发展，相对于西部地区，毗邻东部地区的中部地区更容易吸收先进的国内技术；外商直接投资往往发生在较落后的地区以依靠改革和政策红利来降低成本，从而使得外商直接投资与模仿对西部地区产业集聚产生影响，这也与外商直接投资在现实中存在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转移的现象相吻合；拥有丰富要素禀赋的区域和行业才能使自主研发发挥其作用，东部地区是要素禀赋丰富的区域，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却远不及东部地区。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全国和西部地区应该选择国外技术引进与模仿和外商直接投资与模仿，东部地区则应选择自主研发和中部地区应该选择国内技术引进与模仿影响产业集聚强度。

（二）分区域产业集聚对技术进步路径选择影响的估计结果及分析

表4显示了式（9）中产业集聚强度系数的显著性和正负性。由表4可知，产业集聚强度对技术进步路径基本都有正向影响，且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全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产业集聚强度对国外技术引进与模仿、国内技术引进与模仿、外商直接投资与模仿和自主研发均有正向影响，且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而中部地区产业集聚强度对国外技术引进与模仿和自主研发有正向显著影响，对国内技术引进与模仿有不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外商直接投资与模仿有不显著的正向影响。存在上述结果的可能原因在于不同地区都存在产业集聚现象，从而导致对不同地区不同技术进步路径的影响。综上分析可知，全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产业集聚强度有利于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发挥其促进技术进步的作用，而中部地区的产业集聚强度有利于国外技术引进与模仿和自主研发发挥其促进技术进步的作用。此外，物质资本、规模经济、技术能力、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外向度和技术水平对不同地区的不同技术进步路径的影响存在差异。

六、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前文经验研究估计结果的可靠性，进一步采用基尼系数指标来衡量产业集聚强度，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式（8）和式（9）中主要变量系数的显著性和正负性如表5、表6。

由表5可以看出，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变量的系数的显著性和正负性与表3的估计结果基本相同，只有东部地区运用3SLS方法估计的外商直接投资与模仿的显著性与之前的不同，即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模仿的系数显著的结论不稳健，但是，估计结果在显著性和正负性上存在区域差异的整体结论依然稳健；由表6可知，产业集聚强度系数的显著性和正负性与表4的估计结果相同，从而可以看出，产业集聚强度对技术进步路径的影响基本都有正向影响，且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的结论依然稳健。

七、结论及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产业集聚强度与技术进步路径的关系在不同区域中存在差异，很有可能是因为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的。为了解决区域和行业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协调好产业集聚强度和技g进步路径的关系，提出下列政策建议。

继续深化并发挥东部地区改革开放的作用，积极引进适合我国行业发展的技术并加大创新力度。过去30多年，虽然改革红利促进了我国经济等各方面的快速发展，但是国际经济环境在不断变化，只有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才能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发挥改革开放的作用。东部地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首要窗口，全面提升我国经济水平需要靠东部地区发挥好龙头作用。东部地区的装备制造业主要集聚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从而限制了技术进步路径的选择，适度对该地区的装备制造产业及其技术引导扩散，将有利于东部地区和其他地区内部产业的平衡发展和选择适宜的技术进步路径。发挥好中部地区连接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桥梁纽带作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呈地区发展趋势，中部地区既能承接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优势又能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无论是对我国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和行业发展的异质性，中部地区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开发西部地区不仅要依靠国内政策支持，也要依靠周边环境。采取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了我国西部地区的发展，受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西部地区发展依然较缓慢。为此，促进与西部地区紧邻的其他国家的交流，共同发展以促进西部地区发展，带动西部地区各产业发展，从而缩小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差距。最后，我国应该加大创新力度，把以技术引进为主的技术进步路径变为以自主研发为主的技术进步路经，从而更加主动把握产业集聚强度，以利于区域和行业平衡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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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技术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28-0150-03

1 引 言

从1987年《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到1997年《日本京都议定书》的通过,再到2003年英国首次提出“低碳经济”,直至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召开,温室效应不仅是人类关注的环境问题,也成为全球经济关注的热点。2009年中国的CO2排放总量已成为世界第一。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水平也在持续提升。200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对2010年度经济工作的规划中提出,要将城市化作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但是经济发展不仅仅是绝对数量的增加,还应是结构的转化。城市化就是伴随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构变化,所以不应将它们分离。中国正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寻求经济的转型――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依靠技术进步及知识创新的新增长模式。因此分析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依靠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会带来CO2排放量的持续增加,对我国在低碳经济时代下,完善经济发展方式有很大意义。

2 文献综述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重新思考新古典增长理论,将知识和技术创新内生化,探讨了长期增长的可能前景。他们认为增长不是外部力量,而是经济体系内部力量作用的产物,应重视人力资本投资、研究开发投资等问题,这一理论被称为内生增长理论。但是他们的理论中并未考虑资源及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近年来的内生增长理论已经开始将可耗竭资源的作用和环境污染成本加入到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模型中。彭永军、包群(2006)认为,在环境污染的约束下,人力资本投资和研发创新是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应大力扶持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创新活动,促进清洁生产技术进步,并且制定相关的环境标准,通过增强全民环保意识,来实现可持续发展。魏巍贤、杨芳(2010)通过将内生增长理论与环境污染模型相结合对CO2排放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研究认为自主研发、技术引进对我国的CO2减排有显著促进作用。不仅资源作为经济增长的因素开始受到重视,资源环境与城市化的关系也逐渐成为热点。盛广耀(2008)认为,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消耗之间的倒U型曲线和城市化与资源环境消耗强度变化曲线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只是同一个过程的两种不同表达方式。因此,城市化的速度及规模,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资源环境消耗的强度,这就是城市化与资源环境消耗的规律。孙慧宗、李久明(2010)通过对中国城市化和CO2排放量进行协整分析得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同于发达工业化国家,其与CO2排放量之间不具有理论上的双向因果关系,城市化是导致碳排放量增长的原因。

3 相关理论界定

3.1 技术内生增长理论对CO2排放影响的理论分析

内生经济增长可以分为要素投入的内生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内生增长两种类型,后者主要是利用边干边学、知识溢出、人力资本积累和研究与开发来解释技术内生进步的模型。而技术内生化的增长理论又有三种研究思路,其一是假定技术进步来自对实物资本的投资,直接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即知识积累模型。其二为引进人力资本要素,技术进步取决于对非生产性的科研开发部门的投资,即人力资本模型。其三是分工演进模型。本文仅从技术内生增长理论中选取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两个角度来考察它们与经济增长过程中CO2排放量的关系。

（1）技术进步对CO2排放的影响。魏巍贤、杨芳(2010)提出技术进步会通过三个效应对环境产生影响：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前两者会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促使CO2排放量增多。因为技术进步使得经济总量增大,要使得大规模经济持续发展需要投入、消耗更多的能源,由此也会产生更多的污染物排放量。同时,技术进步加快了工业化进程,使得资源消耗率逐渐超过资源的再生速率和环境的承受能力,导致环境状况的恶化。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产业结构就会从能源密集型为主的重工业转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环境污染就会减少,碳排放量就会下降。而目前中国的产业转型还未完成,所以技术进步的结构效应依旧表现为负效应。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技术进步会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使资源得以大量节约和循环利用,从而降低能源的消耗量,减少污染排放和生态破坏,此为正效应的技术效应。

（2）人力资本对CO2排放的影响。卢卡斯认为经济增长最持久的源泉是知识的生产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相比有形资本,智力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和技术知识)是由清洁技术生产,污染并不能使其社会边际产出减少。并且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要比有形资本的积累速度快,从而抵消了积累更多有形资本所引起污染控制的额外成本。因此当处于环境污染的限制下时,人力资本开发和技术创新是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清洁的人力资本将会降低CO2的排放。

3.2 城市化对CO2排放影响的理论分析

（1）城市化改变了利用土地的方式。首先,伴随着城市扩张,森林、草地转化为碳排放重要来源之一的城市建筑用地。其次,城市化进程破坏了森林、草地、湿地、农田,降低了大自然对CO2的吸收能力,间接增加了CO2的排放量。因为植被和土壤作为城市系统中重要的碳汇和碳库,能够降低大气CO2的浓度,但现如今城市土壤被硬化地面覆盖,既不能生长植被,也不能接收雨水,改变了土壤的碳库量。再次,城市化进程还带来了更多服务业、工业、产品消费碳排放所引起的间接碳排放。

（2）城市化增加了城市代谢。随着城市化进程,城市污水、能源、原料等代谢量将会明显增加,城市面临较大的环境资源负担,CO2排放量不断增加。罗文婷(2005)认为,由于城市家庭的收入、教育水平,食物消费结构的不同,城市家庭的碳排放量要高于农村家庭。同时,较高人口城市化水平也使得城市存在着产生更多污染的行为方式。

（3）城市化增加了能源消费。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工业生产的化石燃料燃烧；运输、工业使用过程中的泄漏；交通工具的碳排放；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化石燃料使用等,增长的能源消费带来了CO2排放量的增加。

4 模型及其实证

4.1 数据的选取

（1）技术进步水平的测度。选取反映知识和技术的积累水平的科技资本存量,作为技术进步的代表量。

（2）人力资本的测度。选取人力资本存量即受过一定教育的劳动力总量与他们受教育年限的乘积,作为人力资本的代表量。

（3）城市化水平的测度。选取城市化率即全国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作为城市化水平的代表量。

（4）环境指标CO2排放量的测度。鉴于环境统计年鉴上没有CO2的官方统计数据,因此本文采取下列碳排放量计算公式：

C=Σti×A×δi

其中,ti表示i类能源消费量占总消费量的比重，A表示能源消费总量,δi表示i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对于能源消耗的碳排放系数,不同的机构给出了不同的值。本文将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美国能源部(DOE)和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IEEJ)给出的碳排放系数,取平均值来计算本文的碳排放量（见表1）。

本文1953―2008年的各能源消费数据、城镇人口、总人口的数据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国家统计局,2010),碳排放数据根据公式计算。科技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数据来源于王小鲁(2008),并用同样的方法补充了2008年的数据。采用Eviews5.0进行计量分析。

4.2 建立模型及计量分析

对各变量取对数,构建模型为：

LnCt=β0+β1LnTt+β2LnHt+β3LnUt+εt(1)

其中,Ct表示CO2排放量,Tt表示科技资本存量,Ht表示人力资本存量,Ut表示城市化率。

（1）单位根检验

鉴于是时间序列数据,为了避免“伪回归”,在对对数模型进行估计之前,首先进行单位根检验,查看平稳性。本文使用扩充的Dickey-Fuller单位根检验法,具体结果见表2.

从表中可看出,变量LnC、LnT、LnH、LnU都是非平稳序列,而对其一阶差分后,均无单位根,是平稳序列。因此以上时间序列都为一阶单整时间序列,即1(1)。

（2）协整检验

所处理的时间序列数据都是一阶单整序列,为了获知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有必要进行协整检验。本文采用Johansen检验,其结果如下表3。

计量结果表明,科技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对CO2的排放量产生负影响,城市化对CO2排放量产生正影响。技术水平、人力资本各自每增长1%,碳排放量会相应地减少0.3124%和1.6443％,而城市化水平每增长1%,碳排放量将相应增长1.3609%。技术进步会降低碳排放量,而城市化进程会增加碳排放量。

（3）格兰杰因果检验

基于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使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方法检验各变量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从表4中可以看出,LnT不是LnC的Granger原因,通过了F检验,显著水平为0.00314低于0.05,即拒绝了原假设,也就是说科技资本存量是碳排放的原因；而LnC不是LnT的Granger原因,没有通过F检验,即碳排放不是科技资本存量发展的原因。同理可以得出,人力资本存量和城市化不是碳排放的原因,但碳排放是推动人力资本存量和城市化的因素。

5 结 论

（1）本文基于技术内生增长理论,通过ADF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得出CO2排放量、科技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及城市化率之间存在两个协整关系,四个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格兰杰因果关系表明,10期滞后时科技资本存量是碳排放的原因,但后者不是前者的原因,同时碳排放是单向推动人力资本存量和城市化的因素。

（2）技术进步对CO2具有负效应,并且是碳排放因素的重要原因,即技术进步有利于抑制碳排放量。因此中国在发展低碳经济、促进节能减排方面,应该注重新技术的发明和创新；依靠科技进步,通过清洁生产活动来替代资源、能源、污染密集型的生产活动,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大力发展低碳技术。由清洁技术生产的人力资本,因接受过高等教育,更易于接受新理念和新技术。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他们的环保意识会提升,按照前文的理论界定,人力资本应该可以降低CO2的排放,尽管两者间的格兰杰检验结果并不显著。

（3）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依赖于工业发展、含碳能源消费的带动作用。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城市化进程会加快,碳排放量会持续增加。但是滞后期也说明了两者之间并不是同步协调发展的。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要注重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等低碳产业,依靠科技发展达到节能减排的目标,实现我国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彭水军,包群.环境污染、内生增长与经济可持续发展［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9)：114-126.

同步技术论文篇（5）

萧焜焘十分重视技术哲学研究。首先，可以从他的主要着作的文本结构中找到“客观证据”。这就是，在他最重要的学术着作《自然哲学》和《科学认识史论》中，“技术哲学”研究都处于极关键的“位置”。在《自然哲学》中，“技术论”作为整本书的四篇之一，是他整个《自然哲学》的终点。在他看来，“技术运动”是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最高篇章。同样，在《科学认识史论》中，“工程技术与现代哲学唯物论”作为全书的最后一章，由他亲笔撰写。他正是在当代工程技术发展中看到了科学与哲学复归于“辨证综合”的现实途径。

其次，还可以从他的一系列言论中找到根据。关于“技术”地位的言论。一方面，萧焜焘指出，技术在生产、经济、社会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现代的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中，技术竞成了它不可缺少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萧焜焘指出，技术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作用也日益显着。“技术的这种从自然到社会、从理论到行动的两栖特点，奠定了它在科学与哲学中的主导地位。当今科学与哲学的发展，工程技术活动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这里，“技术”与“科学”、“哲学”并列，并被视为居于“主导地位”、对“科学”、“哲学”的发展将起决定性作用。如此高度地评价“技术”，这在哲学界尚不多见。

萧焜焘明确地反对轻视技术的思想传统。在中国历史传统里，在大学问家眼里，技术常常被看做无关乎天命人性，不足挂齿，不能登大雅之堂。对这种贬抑技术的思想传统，萧煜焘指出，这是很不正常的。

技术的这种“核心力量”、“主导地位”、“决定性的作用”，必然折射出技术哲学研究的突出价值。萧煜焘明确地讲：从社会生产力、生产方式、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整个社会结构中，都可以见到“技术”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于此，“技术”这一概念已进入哲学的广泛背景之中。我们必须从哲学的意义上，探讨技术的本质及其自身的发展。萧焜焘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地位的言论也有两方面。

其一，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在“自然哲学”研究中的基础地位的认识。在自然哲学研究中，萧煜焘没有使用“技术哲学”概念，而是使用“技术论”，并把它与“宇宙论”、“生命论”相并列。他认为，物质是宇宙自然的基石，“宇宙”、“生命”、“技术”是物质实体充分展开的三个环节。从物质论出发，自然哲学分三个环节展开：即“宇宙论一生命论一技术论”。宇宙论主要研究宇宙物质的演化过程;生命论主要研究宇宙的花朵——生命的演化过程;技术论主要研究宇宙的灵魂——人在宇宙自然基础上的物质创建过程。在萧焜焘看来，在这三个环节中，技术论不是可有可无的环节，而是整个宇宙自然辨证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环节，具有突出的地位。他说：“技术论是我们的自然哲学的终点。”

其二，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在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论中的基础地位的认识。萧煽焘提出，工程技术的哲学灵魂是革命实践，以工程技术作为进路，就更能窥探出实践的丰富的理论内容。在《科学认识史论》的结束语中，他说：“现在所面临的格局是科学整体化、哲学现实化、哲学科学一体化。‘一体化’表现在科学技术领域就是哲学层次的‘工程技术论’，表现在哲学领域就是‘现代哲学唯物论’”。这里的“工程技术论”是他对“技术哲学”的又一种称谓。萧煜焘认为，哲学层次的“工程技术论”将为马克思实践唯物论提供一个“更加硕壮、更加精力充沛的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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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急速地涨涌于戊戌前后，主宰了直至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界，成为这一时期主流思潮。从维新志士到革命党人再到五四骁将，无不受其滋润哺育。这是人们所熟悉的历史图景。它之所以能为几代人延续信奉，是因其具有新世界观的性质。这也是学术界普遍的共识。”

那么，进化论思想究竟在哪些方面转变了国人的世界观呢?

一、促进了对进步观念的认同

从词源上讲，进步的语义并不复杂，进步的英文“progress”源自拉丁文，由pro(前)和gress(走)合成，因此，“进步”一词最基本的含义是“向前(走)”。作为一种思想观念，从本质上讲，进步观念是一种历史观念，一种人们关于人类社会总体演变趋势、阶段和方向不断向前的观念。内含着进步观念的历史观，便是通常所说的进步史观。

在漫长的古代和中世纪，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社会生活的发展和变化极其缓慢，自然界春夏秋冬四季循环往复的更迭、万物“诞生、成长、繁盛、衰老、死亡”循环不已的历程以及政治生活中封建王朝周而复始的兴衰，都使得人们无论从自然界或人类社会，还是从经验上或事实上，都很难看到社会“向前”发展的印证，由于缺少事实的证明，那种内涵着“向前”的进步观念就很难形成。表现在历史观上，占据统治地位的便是“倒退史观”或“循环史观”，这在中外历史上都是普遍性的现象。如古希腊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不是现在，也不在未来，而是早已经远逝了的“黄金时代”，孔子主张“法先王”、“克己复礼”，力图恢复过去文武周公时代的礼制以拯救“礼乐崩坏”的局面，“天下之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观念等等都是明证。可以说，只要这种衰退或循环的历史观念还占据主导地位，进步观念的产生便是不可能的。

16～17世纪是进步观念迅速兴起并被人们逐渐接受的时代，在这一时期，一大批天才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以他们杰出的贡献为进步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其赖以存在的思想土壤和精神氛围。哥白尼的“日心说”给基督教的自然观和历史观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它不仅是“天文学基本概念的革新”，更是“人类对大自然的理解的”一次“根本性”的变更，并最终构成“西方人价值观转变的一部分”，自此，人们有理由不再迷信《圣经》的权威，疑古而信今。在笛卡儿的思想体系中，理性的至高无上原则、自然法则的永恒不变性和精密的逻辑分析方法对于进步观念的确立居功至伟。理性的至高无上，使得没有经过理性确认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过去的权威在崇高的理性面前轰然瓦解;自然法则的永恒不变与基督教的上帝创世理论相冲突，进一步动摇了基督教自然观和历史观的根基;而精密的逻辑演绎方法使得人类社会处于不断衰退之中的结论不再成为可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和康帕内拉则以各自的杰作《乌托邦》和《太阳城》，向人们展示了一幅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宏伟画卷：理想的社会不再存在于过去，而是未来。此外，17世纪初在英、法、意大利等国开展的长达百年的“古今”之争，也给盛行的退化理论以迎头重击。“古今”之争最初源于文学领域，很快便扩展到哲学、自然科学甚至社会生活领域，这场古代还是现代孰优孰劣的论争，最终以现代派的大获全胜而告终，使得进步的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进步，已不仅仅只是被想像成一种对未来的无止境的伸展，更被当成了一种必然和确定。

如果说，上述16～17世纪的进步观念还仅仅只是在智力和知识领域被确立的话，那么，到了18世纪，进步观念则进一步向社会的纵深领域发展。这首先应归功于工业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18世纪50、60年代始于英国并进而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革命，使得“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社会发展进程的提速，社会物质财富的急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使得社会的“进步”不断得到事实和经验的证明。在启蒙运动中，启蒙学者高扬人道主义的旗帜，认为人的品质可以通过教育、制度和教育的途径进行塑造，而且这种塑造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孔多塞指出：“自然界对于人类能力的完善化并没有标志出任何限度，人类的完美性实际上乃是无限的;而且这种完美性的进步，今后是不以任何想要扼阻它的力量为转移的;……只要这个宇宙体系的普遍规律不会在这个大地上产生一场整个的天翻地覆，或者产生那样一些变化，以致人类在其中不再能保存并运用他们的这些能力或者再也找不到同样的这些资质，那么这种进步就决不会倒退。”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不仅印证了孔多塞的预言，更以法律的形式将上述社会进步的内容固定了下来。所有这一切都向世人表明，到了18世纪，进步观念进一步向社会生活的纵深领域发展，人们还根据社会进步的构想来进行社会改造和社会革命，进步观念已逐步成为西方世界共同的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观念。

到了19世纪，进步观念的胜利进军只剩下最后一个有待攻克的堡垒，那就是，进步观念如何能从自然界的演变本身得到说明。因为，如果进步观念不是一种普遍适用于宇宙万物的规律，而仅仅只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特例的话，那么，就有将自然和社会割裂的危险。解决这个难题的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生物进化理论表明，自然界的一切生物都是由最简单的生命形式发展而来，并自然地呈现出一种由简单到复杂，不断趋于完美和高级的过程，可以说，正是由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及时创立，才使得进步终于成为了一个由自然规律所决定的不可逆转的进程，为进步观念提供了绝好的、最强有力的生物学证明。至此，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统一于一体，共同归于一个统一的宇宙进程的障碍已然清除，进步观念终于完全成为西方世界占据统治地位的历史观念，并且随着它的远播四海，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独特范式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分散在他的一系列论着中，如《自然哲学》、《科学认识史论》中的“关于辩证法科学形态的探索”，“唯物主义与当代科学技术综合理论”，“关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个问题”，“关于一个哲学唯物论体系的构思”等篇章。在《自然哲学》“技术篇”中，有三章自成系统的技术哲学内容，但萧焜焘没有专门论述“技术”的着作或论文，这在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的技术哲学思想还没有得到系统的展开。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能感受到萧煜焘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些特色。

第一，从属于自然哲学。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从属于他的自然哲学研究，是其自然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看来，没有技术运动，宇宙自然辩证运动就不能完成。与之相应，没有技术哲学研究部分，自然哲学就不能完整。

萧焜焘这种从属于自然哲学的技术哲学研究，极具独特性。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人们通常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看做是相互关联、相互区别、相互并置的三个哲学分支，进行独立的技术哲学研究。毋庸置疑，进行独立的技术哲学研究是必要的，目前大多数技术哲学研究学者也正在这样做。但不可否认，这种独立的技术哲学研究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或许真如海德格尔所言，技术的本质不在技术本身，我们主流所热衷的对技术自身的独立研究，很可能恰恰会遗漏或忽视一些技术的重要方面。由此，萧焜焘所倡导的从属于自然哲学的技术哲学研究就值得关注。他使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的技术哲学”。

第二，实践的观点。

实践的观点是萧焜焘技术哲学研究的建构原则。萧焜焘关于技术的形成、技术的本质、技术的发展的一系列论述中，都贯穿着主观与客观、能动性与受动性相统一的实践范畴。譬如，他讲“生产劳动对技术的形成与发展的决定作用”，“作为劳动方式的技术”、“物与人的交互作用的显现”、“革命实践是工程技术的哲学灵魂”等。

萧焜焘关于“工程技术”的定义突出地体现了其运思的实践观点。他把工程技术定义为：“是实现人的意志目的的合乎规律的手段与行为”。这种定义，与我们学界通常强调，技术是“方法”、“技能”、“知识”、“手段”等观点，的确不同。它更强调技术的“行动的意义”。

萧焜焘明确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实践’的作用，而实践的要义就在于行动。因此，‘技术’作为变换物质、协调关系、促进思维的一种能动力量，是可以与‘实践’范畴相通的。实践是技术的哲学灵魂，技术是实践的现实表现。”

第三，服务于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 萧焜焘主要是站在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高度来看待技术哲学的研究功能。比较而言，他不强调技术哲学研究自身的学术价值，而是强调技术哲学研究对于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工程技术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客观基础。原因是：工程技术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大成，将科学与技术融为一体，并使主观见之于客观，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工程技术立足于自然，通过实践，面向人生，将宇宙人生凝为一体，从而体现了天人合一、人定胜天的哲学宇宙论的最高原则。在萧焜焘那里，深入开展工程技术的哲学研究，正是为了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使其青春永驻，大放异彩。

第四，以马克思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作指导。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主要受到了马克斯恩格斯的技术哲学思想的影响。他自己明确地说，他的技术哲学研究思路正是沿着马克思指引的方向前进的。

比较而言，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受到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的影响更突出。譬如，上述三点都可在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中找到相对应的内容。具体来说，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也暗含着一个从属于自然哲学的技术哲学萌芽;恩格斯也特别注意对“劳动”、“工业”的研究，也特别强调“工业”对哲学发展的推动作用;等等。注意到萧煜焘技术哲学研究与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的联系，研究萧馄焘的技术哲学思想，也可以反过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恩格斯的不被人们注意的技术哲学思想。

三、自然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哲学思想内容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思想没有充分地展现出来，他提出的“哲学唯物论体系”中的精神哲学部分也没能面世。但这些缺憾不足以构成把握他的技术哲学思想的障碍。萧焜焘的技术哲学思想内容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作为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否定之否定环节的技术现象。

技术现象古已有之，但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大都轻视技术现象，把它看做是“细枝末节”，不足为道。萧馄焘一反这种哲学传统，把技术现象置放在整个宇宙自然运动中来考察，视它为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否定之否定环节。在他看来，宇宙自然辩证运动就表现为“宇宙的客体性”、“生命的主体性”、“技术的主客统一性”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来看，“技术”是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一个客观的必经阶段。“技术”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生命是宇宙自然辩证发展的跃进，生命的基质——自调节、自复制实体的出现，标志着自然界从自在状态走向自为状态。生命现象高度发展，产生了人类及人类精神，产生了主体及主体意识。人作为宇宙自然的“主体性”，不是简单的消极被动无所作为的派生物，而具有主观能动性、行为目的性。人的主观能动性、行为目的性的高度发挥便产生了“技术”。由此，萧焜焘指出，技术是生命的精灵，是生命的自适应、自调节的生理机能的“社会形态”。

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来看，“技术”是生产劳动的结晶，是生产劳动的能动性、目的性内在本质的“物化形态”。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行为从本能到自觉的转变，是人类社会的本质与灵魂。生产劳动有明确的目的性，一定的计划性，必要的专业性，以及为了达到目的、服从计划、配合专业的相应的工具手段。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经验的积累与智慧的启迪，产生了改进劳动方式、提高劳动效率的技术。所以，生产劳动是技术进步的一个永恒的不可废弃的基础。

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来看，技术与人类同呼吸、共命运，是人类改造世界同时改造自己的一种现实力量。一方面，技术从属于人，是人的合理的意志的外化与物化。世界上如果没有人，就绝不会有技术。人通过技术改造世界，以符合自己的生存目的。另一方面，技术是人之为人的一种本质属性。劳动创造人，技术改造人。技术是构成与推动人变化发展的根据和力量。

第二，作为社会精神运动起点的技术现象。

由上所述，萧焜焘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视角，深入揭示了技术的生理基础，技术的社会实践根据，技术的性质，以及技术的价值。毋庸置疑，这种视角及其研究成果能较好地揭示技术的“客观性”、“物质性”的一面。但比较而言，萧煜焘认为，技术作为一个整体过程，它更多地应该属于社会人文现象。作为社会人文现象的技术，它与社会生产经济系统、政法伦理系统、文化意识系统密切相关。遗憾的是，萧焜焘的关于“技术作为社会人文现象”的研究还没有充分展现出来，我们只能叙述要点

在萧焜焘看来，技术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核心，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及其发展，它们的结合成为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作为核心与地理环境、社会人口构成“社会存在”。社会存在是“社会性的物质”，它作为社会精神现象、意识形态的客观出发点。

技术作为生产经济系统的内在因素。技术是生产劳动的产物，它从属于生产，进而指导生产，最终变成了社会生产力的核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核心的技术，深刻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技术作为政法伦理系统的内在因素。政法与伦理是社会统治阶级的意志的表现，政法是硬性的压制手段，伦理为软性的舆论手段。技术与政法伦理内在相关，政法伦理可以越过经济障碍，促进技术;也可以不顾经济利益，遏制技术。

技术作为文化意识系统的内在因素。技术物化为工具、产品，它类似于所谓“硬件”;技术作为人类经验与智慧的凝聚，它类似于“软件”。软件型的技术属于文化意识系统。技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它反映一个社会的性质以及进步水平。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人类主观能动性、行为目的性的体现，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内在实质。

第三，技术自身的辩证运动思想。

萧焜焘重视对技术自身的辩证运动的研究，他从逻辑和历史两个方面揭示了技术发展自身的辩证法。

同步技术论文篇（6）

（一）科技进步的发展状态

20世纪，相对论、量子论、控制论、信息论、DNA双螺旋模型、大陆板块与漂移学说、宇宙爆炸模型等基础性的重大科学发现和一些理论创新不断涌现，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微电子、计算机、通信、新材料、原子能、生物工程、航天技术等一大批以科学突破为基础的高科技产业群不断诞生，在24年前，邓小平同志已经深刻地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尽几十年来，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科学技术上获得的发展，也不是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与改革，而是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地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在新的世纪，科学技术将走向更加微观、更加宏观，更加复杂的体系，影响更深刻，更广泛。在物质科学、生命科学、信息科学、地球与环境科学、脑与认识科学以及数学与系统科学，乃至社会人文科学之间将出现更多的交叉融合，形成新的前沿，酝酿新的突破。

（二）人文精神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不仅有科学理性，人文精神，任务关怀也是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发展的动力。我想人文精神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人自身的精神境界的理解，包括理想、信念、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心灵结构、价值取向、人生情感等。二是反映在人与群体之间即个人与家庭、组织团体、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三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研究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天人合一”是我国一个传统观众。

二.科技进步促进人文精神更科学、健康、丰富的发展

（一）科学技术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

邓小平同志说过，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一年比得上过去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就是说，科学技术不仅对世界观的影响非常大，对人们价值观的改变也是非常明显的。价值观是个人的一种选择，但是这种选择会受到科技发展的影响。今天，有许多重要的价值观念，譬如说理性、规范、公平、批判、创新、效率、团队等这样的一些价值观念，可以说在300年以前是没有的，多数都是在300年以来由于科技进步的影响而产生的，科技的创新会促进新的价值观念的生长，起到启蒙和先导的作用。

（二）科技技术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是每个人都要碰到、要思考的问题，科学技术的进步导致了工作日的进一步缩短。以前休闲是工作太累了，要休息一下，现在，休闲已经超过了艰苦劳动以后放松一下的意义，成为生活价值的组成部分，被商业化为现代时尚。科学进步导致现代社会的进步还表现在产业结构的不断变化，第一产业越来越少，第三产业越来越多。

三.人文精神是科技的推动力和领航员

（一）高尚的人文精神是促发科学技术进步的精神动力

爱因斯坦1922年获得若贝尔奖后在瑞典科学院有一个演说，他说：“人是为了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关系着我们自己的全部幸福；其次是为了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爱因斯坦确实是伟大的，不仅在科学方面，而且对人类整个文明进步方面的贡献也是很大的。

（二）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人文精神导航

科学技术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即可以为社会、为人民、为人类谋福利，同样也可以造原子弹来炸人，可以形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危害社会，也有可能有些疯子克隆出人来，在人类的伦理道德甚至对整个社会秩序造成危害，但是这并不是科学技术本身的毛病，不是科学技术本身的罪过，而是人应该用一种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引导科学技术的发展的问题。当然，所有这些问题不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都可以通过法律的、行政的、技术的手段加以关注和解决，但是如果我们不用正确的人文思想和态度结合科学技术的手段去解决它、关注它，就会带来一些新的社会危害。

四.正确的道路：科学和人文的结合

（一）科学与人文联手，世界才能多姿多彩，持续发展

爱因斯坦说过：“这个世界可以由音乐的音符组成，也可由数学公式组成。”在这句话里，他把科学和文艺很好的联系在一起了。庄子也说过：“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把属于艺术的“判美”与属于科学的“析理”作为一个事情的两面。

（二）继承中发展，创新中继承

在科学与文艺结合方面，应该做到在继承中发展，在创新中继承，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有许多人文瑰宝精神财富称耀于世。当然，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的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也有不利的一面，因此我们在继承传统文化精华的同时，也要改造传统文化，使他有利于创新，而科学与人文共同追求的最高目标是真、善、美的完整结合。科学主要是求真，科学研究就是揭示客观、认识真理，科学为人类的善提供手段以及物质的、精神的基础。而人文艺术是促进善的，善是由人类思想、道德原则构筑的的精神境界，艺术是抽象的善的理念的视觉化表达，善又为科学研究指引航向。科学与人文的高级目标是达到美的境界，科学美以理论的和谐、简练、新奇为重要目标，他是一种内在理智美，是一种在登临世界科学高峰时，居高临下对自然界隐秘的内在和谐一览无余、豁然开朗的理念和美感，具有无形无象的深奥性，艺术美的标志也是和谐，简约，富有创造性。（作者单位：渤海大学）

参考文献：

[1]黎伟，李春英，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湖南冶金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

[2]徐祥运，科技进步与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东莞理工学院学报，2007

同步技术论文篇（7）

（二）生态文明不同理解下的共同问题虽然有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生态文明的概念的理解，但从生态文明研究的发展趋势来看，该问题已经开始向理论化、标准化方向发展，其理论的内容也在不断扩大。生态文明也是一个复合性概念，既有物质性的内容，又有精神性和制度性的内容。物质性的内容包括改造生产、生活方式，实现经济运行及其结果，如生态经济，循环经济，适度消费的生态文明模式；精神性内容包括一些适应精神文化的成果，如生态伦理观、生态发展观及生态建设和生态文化等相关概念；制度性的内容系统包括了人和自然、人与人（社会）的重要因素，如经济、政治、法律、人口、社会系统结果的有效监管与制度成就。

（三）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生态文明是人类对传统文明的理性思考的产物。生态文明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目标追求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双重目标，强调在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生态文明的自然观是有机论的，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自然界理解为一个整体，自然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是有机的，人对自然的认识过程只能是一个逐步接近真理的过程。生态文明是人和其社会通过生态生产方法在处理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以及各个方面的关系时取得相关的积极成果，以建立一个健康有序的生态机制，实现经济、社会和自然的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文明的形成体现在物质，精神，政治等各个领域，物力，人力相结合的道德制度成果。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的核心，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分配。这表明人类应该用更加文明的方法来对待自然。

二、科技发展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双重效应

俯瞰整个社会文明史，科学技术发展对人类文明进步具有双重效应。

（一）科学技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效应其实人类的每一次科技发展都推动了文明的进步。技术的发展经历了原始时期、萌芽时期、发展和繁荣时期以及进一步发展时期，即人类文明进化的三个阶段，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目前我们正处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过渡阶段。在这个时期，邓小平曾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总的趋势的提炼和概括，是继承和发展的科学技术观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这不仅是一个伟大的认识的进步，也是科学技术在提高生产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从科学技术的特性来看，它不仅具有生产力的功能，而且还有形成正确意识形态，知道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作用。一方面，科学和技术在生产过程中提高要素生产率，优化组合元素，从而促进经济繁荣，改善物质水平，加速社会变革；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以其特有的科学精神，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来提高人的素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进步。

（二）科学技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负面效应科技发展也引发了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及社会问题，使人类文明进步陷入困境。在原始文明时期，由于科学技术水平低，人类对自然的适应和影响是很有限的，更多的是对自然一种恐惧，依赖和从属，人与自然之间作为一个整体，形成一种和谐关系，但是这时的生态平衡只是处于一个贫穷的经济水平，因而不是我们所赞美和追求的理想境界。农业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重大转折，这时人类对科技的研究开始从不自觉走向自觉，潜意识到有意识，作为科学和技术的萌芽时期，它被植根于农业生产，对农业文明和农业生产起着积极的作用。这一次人类提供现成的食物，不再依赖于自然世界，而是对自然的开发和适应积极利用，并创造了灿烂的古代农业文明。但是，水土流失、荒漠化和其他问题也伴随着开始出现，从一个和谐的整体逐渐变为局部冲突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问题开始出现。工业文明时代是人类利用技术来控制和改变自然，且达到了顶峰，随着技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生产的工业化模式，总是伴随着一定的天然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恶化，带来了生态危机，严重危及当代以及后代的生存利益。

三、建立生态文明视角下的科学技术观

生态文明的优势不仅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融合，顺应大自然的自然转化，而且强调社会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对科技含量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有强大的科技支撑，但传统观念强调人类征服自然，以掠夺自然资源为价值取向，所以科学和技术在作出显着贡献的同时，却破坏了生态平衡和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更多的人类认识到，自然与社会需要和谐发展，人们必须开始考虑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文明体系和相应概念的科学和技术，即生态文明型社会及生态文明视角下的科学技术发展观。

（一）科学技术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良性互动我们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面对科学技术这柄“双刃剑”，我们要提高自己的技能，扬长避短。一方面，依赖于科学和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发展、解决资源危机、改善生态环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进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另一方面，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正确合理地选择科学技术，规范和制衡科学技术的发展。催化作用，努力实现科学技术对可持续发展的规范作用，可持续发展对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

同步技术论文篇（8）

 

移动是篮球比赛中运动员为了改变身体的位置、方向、速度、高度等状态时所采用的各种脚步动作的统称。

移动是运动的基础。篮球比赛过程中，为了更多地把球投入球篮并阻止对方投中本方球篮，运动员必须不停地在长28米、宽15米的球场上进行徒手与持球两种状态的移动。因此，移动技术在篮球运动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篮球比赛中运动员为了摆脱接球，寻找投篮时机，进行抢断、封盖以及战术配合，都要通过对员不断的移动才能完成，因此移动是篮球各项技术的基础。

1 移动在传统和现代教学中的比较

1.1 移动在传统教学中的分类

在1988年和1995年出版的篮球教材中把移动技术分为“进攻移动”和“防守移动”

1.1.1 进攻移动技术分析

进攻移动主要有起动、变相跑、侧身跑、急停、转身、跳等技术所组成，是以人体的踝、膝、髋关节为轴，通过脚蹬碾的力量，腰腹力量、手臂摆动力量，带动躯干灵活的运动，来改变身体位置、方向和速度。如图 1-1

进攻移动技术分类

起 跑 跳 急 转 步

跳 停 身 法

放 变 变 侧 双 单 跨 跳 前 后 跨

松 向 速 身 脚 脚步 步 转 转 步

跑 跑 跑 跑 跳 跳急 急 身 身

停 停

图 1-1

1.1.2 防守移动技术分析

防守移动技术的动作结构主要包括踝、膝、髋、腰为轴的各种运动动作。防守移动技术由三个环节构成：准备姿势、控制身体重心、身体各部位协调配合。如图1-2

防守移动分类

滑步后撤步攻击步 碎步 绕步

前 后侧绕 绕

滑 滑滑前 后

步 步步步 步

图 1-2

2 进攻和防守移动技术的比较分析

综合篮球运动中防守的特点和以上两种防守技术的分类对比可以看出移动技术是篮球运动中各项技术的基础，篮球比赛是在不断的移动中寻找投篮的机会，攻守双方不断交替，所以移动在攻守转换的瞬间就会改变形式，进攻移动瞬间就要变成防守移动，且在进攻和防守的移动技术中两种技术结构和动作基础方面没有严格的界限，进攻移动中包含防守移动的技术，防守移动技术又是在进攻移动基础上形成的技术动作。如进攻移动中的跑、跳、转身以及跨步在进攻和防守移动中都有运用，而防守移动中的后撤步以及绕步在进攻移动中也在反复的应用， 所以不应在篮球教学中严格的区分出“进攻移动”和“防守移动”，而应该将两种技术归为一体进行教学。

3 现代教学中移动技术的分类

运用动作结构分析，移动包跑和滑动、旋转、跳等技术。跑和滑动又包含了各种直线、曲、折线的跑和各种滑步、急停；旋转即转身技术动作；跳包含了单、双脚的各种跳技术动作。

根据运动生物力学的基本原理，人体移动可分为平动、转动和复合运动。平动，即人体在运动时，它的各部分在同一时间沿同一方向，通过完全相同的距离的移动；转动，即人体绕空间某一直线作圆周运动或弧线运动。转动时身体的各部分在同一时间沿同一方向，通过同一角度；复合运动是平动与转动二者的结合，这种运动形式在篮球移动技术中是不多见的，但在移动技术动作与其客观存在技术动作的组合中是有的。

根据技术的特点，移动可分为：为了争夺地面的平动、转动和为了争夺与抢占空间的各种方向的跳动。硕士论文，移动技术。如图 1-3

移动技术

平动转动 跳动

跑 急停 滑动 撤跨步 转身 助跑原地

起 变 变 侧后 跨 跳 侧 后前 滑 侧前 后 前后 单 双 单 双

动 向 速 身退 步 步 滑 滑滑 跳 跨跨 撤 转转 脚 脚 脚 脚

跑 跑跑 跑 急急 步 步步 步 步步 步 身身 起 起 起 起

停 停跳 跳 跳 跳

图 1-3

4 “进攻移动”和“防守移动”技术与现代移动技术的比较分析

通过对进攻移动和防守移动技术以及现代移动技术的比较可以看出，前后两个阶段对移动技术的教学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在传统的教学中把移动看成了两个独立的部分各自进行教授，而篮球运动本身是一项综合性运动，各个技术相互穿插，移动技术是篮球各项技术的基础，且篮球技术中的移动本身也是一项综合性技术，所以不应将这项技术一分为二。

而现代教学中克服了这一观念上的误区，将篮球运动中移动看成一个整体，在此基础上再细化和完善各项动作，这样就能将教学和实战有机的结合起来，更有利于技术的发挥。硕士论文，移动技术。硕士论文，移动技术。

5 结论和建议

通过以上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移动技术在篮球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如何能有效的将教学和实战结合起来是在教学中必须探索的问题，而就单纯的移动技术而言，现代教学中对移动的分类更加合理，学生更易接受，也更加有利于在实战中的应用。硕士论文，移动技术。硕士论文，移动技术。所以，必须对传统的移动技术分类进行改革，使这项技术更加贴近实战，而现代教学中对移动技术的分类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值得在教学中广泛的应用。硕士论文，移动技术。

从进攻移动和防守移动的比较中可以看到这两项技术在本质上其实是贯通的，进攻移动技术中包含着好多防守移动的技术，而防守移动技术又是进攻移动技术的延伸，如果将移动技术拆分成这样去教学就会影响到整体技术的发挥，因此，在教学中应大力推进现代移动技术。

参考文献

[1]刘玉林.现代篮球运动研究[M]. 北京： 人民. .教育出版社，2006．1

[2]郭永波.篮球运动教程[M] .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6 .4

[3]孙民治.篮球[M] .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1995 .5

同步技术论文篇（9）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4-166-02

一、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的概念

在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科学与技术各自都有相对确切的概念。现代所用“科学”一词，是近代日本学界初用于对译英文中的“Science”及其它欧洲语言中的相应词汇。科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而侠义科学仅指自然科学，本文所指是其侠义的自然科学。英文中的技术一词technology由希腊文techne（工艺、技能）和logos（词，讲话）构成，意为对工艺、技能的论述。到20世纪初，技术的含义逐渐扩大，涉及工具、机器及其使用方法。伦理学，在古希腊，“ethos”一词最早见于《荷马史诗》，特指一群人所共居的地方，后来，词义扩大为一群人的性格、气质及所形成的风俗习惯。伦理学发展到今天已被认为是以道德为研究对象的独立科学。“道德”一词被赋予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道德品质、道德境界和调整人和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和规范。

二、关于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几种观点

自古以来，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一直以来被大家争论不休，但主要分为相关论、不相关论和等同论。相关论者又可分为伦理道德决定论和科学技术决定论。下面我们就分别进行阐述。

（一）不相关论

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把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区分开，他著有《物理学》是研究科学技术，他的《尼格马克伦理学》是研究伦理道德的，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自然，而后者研究对象是人。法国数学家、哲学家彭家勒（1854-1912）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社会作用，一个追求“真”，一个追求“善”，“从来也不相遇，永远也不会发生冲突”，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英国思想家休（1711-1776）把知识和科学分为“事实的知识”、“价值的知识”和“物理科学”、“精神科学”，认为道德价值观念来自趋乐避苦的情感，理性对道德价值无能为力。现代西方新实证主义伦理学派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1889-1951）、卡尔纳普（1891-1970）等人也认为道德不存在对错、真伪的问题，科学也没有善恶之分。中国的《易经》就有“形而下为之器，形而上者为之道”，把伦理道德所指的“道”和自然科学所指的“器”区分开来。他们太注重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的区分，实质上是否定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本质联系。

（二）等同论

古希腊学者苏格拉底（前468-前420），是第一个把知识与德行统一起来的人，他提出“美德即知识”的命题。他认为，“知识包括了一切的善”，美德作为一种善，属于知识的范畴。知识使人变得明智、就会有美德，相反愚昧无知是导致恶行的根源。把美德作为知识的一部分，将二者结合起来考察，是苏格拉底对人类科学技术史和伦理思想史的巨大贡献。但是，知识与道德毕竟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在没有揭示其内在的、本质的联系的情况下“等同”对待，实际上等于忽视或取消了两者之间的差别，这一观点后来成为导致科学技术乐观主义和科学技术决定论的思想渊薮。

（三）科学技术决定论

中国先秦墨家学派崇尚自然科学，主张兼爱非攻、天志明鬼，《墨子》有“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主张人人平等，反对战争，天志既掌握自然规律，明鬼既继承前人的经验。在近代自然科学盛行一时的阶段，这种观点占据了主导。从弗朗西斯?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到哥白尼的地心说革命，伽利略确定了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科学方法，笛卡尔认为，所有物质的东西，都是为同一机械规律所支配的机器，甚至人体也是如此。十七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牛顿，他认为世界就像一个运转的大机器，上帝给了第一脚的推动力，于是世界便在三大定律作用下开始运转。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了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一些机械论者认为科学技术主宰世间的万事万物，科学技术的进步就能带动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显然这种观点太过于极端化，事实表明，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原子弹、克隆人等例证就能表明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弊端。

（四）伦理道德决定论

中国的儒家思想一直把个人的伦理道德放在高于其他知识地位，《论语》就有“君子入则孝，出则悌，凡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问”，《中庸》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反映了伦理道德才是最根本的前提。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现实社会只是理性社会的一个模版，理性社会的人都是追求最高的伦理道德――善，人类学习知识只不过是为了运用知识更加认识理性世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在著名的《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是败坏了风俗还是净化了风俗》一文中，悲观地预言：“科学与艺术日益进步，可是人类变得越来越坏了”，“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天边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特别是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道德堕落的现象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一些学者认为“道德崩溃”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在科学的威力不断增加的同时，科学的利用越来越不高尚，越来越粗野，而且越来越不道德”。他们甚至主张用“完全刹车”的办法，来阻止科学技术的发展，拯救道德危机，陷入了道德决定论的误区。

三、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的辩证关系

（一）科学技术对伦理道德的能动作用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而科学技术不仅带来政治、法律等政治上层建筑的发展和变革，而且带来文学、艺术、伦理道德等观念上层建筑的发展和变革，由此可见，科学技术的进步决定了伦理道德的完善，中国先秦的管子在其著书《管子》中说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只有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生产力的发展，才能生产出更多的生产资料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人们才能更好的遵纪守法、知礼让礼。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人们认识世界的知识、方法和手段，为促进人们对伦理道德问题的认识和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改变着人们的利害关系，对新的价值观、伦理观的形成发挥着巨大的促进作用。总体而言，从最终决定意义上来说是以促进作用为主的。具体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人类道德进步的基本趋势，科学技术的发展直接改变了人们的传统道德观念和道德习惯，改变了社会的道德舆论，促进人类新的道德规范生成，促进了人们价值观的不断更新，越来越倾向于运用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看待道德生活、处理伦理关系，强调人类智慧，促进了伦理学学科的发展等。

（二）科学技术对伦理道德的反作用

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引发的伦理道德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它在改变一些腐朽落后的伦理道德观念和规范的同时，也冲击着那些仍然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仍在发挥着重要社会协调和约束作用的伦理道德，削弱和挑战着它们对现有社会秩序的维系作用。例如：盲目追求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忽略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导致人类价值观趋向的改变，盲目追求眼前的经济利益，利用科学技术去大规模开发利用自然来满足人类的需求，而忽略伦理道德对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的保护作用，所导致的大气污染、河流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生物技术引发的社会伦理问题更为深刻和严重。基因技术特别是人体生物遗传信息的破译，在促进人类揭示遗传基因秘密，为人类自身疾病的诊治提供依据和手段的同时，带来了如何尊重并保护人们的遗传信息隐私权，如何确保人们受到公平合理的评价和对待，而不是“遗传决定论”或“基因决定论”的观点，避免对遗传信息的误用和滥用，产生“基因歧视”等社会问题，以及如何真正善待我们的后代，不至于利用基金技术来“设计和制造后代”，既损害了当代人的身心健康，又侵犯了后代人的权利。

（三）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辩证作用

然而，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作用犹如科学技术对伦理道德的作用一样也具有两面性。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规范，体现在科学技术伦理和科学家行为规范，可以更好地指引科学技术导向提高社会生产力、造福人类社会的方向，限制科学技术滥用，危害人类和自然生态环境。相反，当社会的伦理道德滞后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且失去了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调节作用的时候，往往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束缚，产生阻碍作用。例如中世纪西方封建国家的宗教神学的伦理道德观念严重束缚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时就要打破腐朽落后的伦理道德观念，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扫清道路。

同步技术论文篇（10）

中国要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就要对发展外资进行考虑，在制定吸引外资的总体战略时，要充分考虑外国直接投资(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用。国内外的学者从不同视角就“FDI对中国经济的作用效应”进行了研究。

1 FDI与技术进步

Lall[1]认为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发展中国家通过“自主开发”或“FDI依赖”两种途径中的任何一种来实现本国技术进步都是不可取的，只有在通过FDI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建立起本地的R&D能力才有可能不在动态的工业化进程中被边缘化。

江小娟[3]认为，利用外资与某种形式的技术转移联系在一起，能吸引外资在多方面促进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严兵(2005)将外资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纳人到内资企业的生产函数中，通过建立一个能测度外资影响的生产函数证明了外资正面溢出效应的存在。

喻世友[5]等人讨论了FDI是否能通过各种溢出渠道提高国内企业生产技术效率。他们的基本结论是FDI技术外溢对提高东道国企业技术效率影响很大;在对内资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方面，技术水平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张建刚(2006)指出在不同的阶段FDI的对我国的作用是不同的。从1991~1994年的4年间，FDI对中国技术进步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是不明显的;从1996~2003年的8年间，FDI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直接贡献，但间接效应是不明显的;外商投资参与度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影响越来越大，FDI在劳动生产率提高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2 FDI与自主创新

冼国明和严兵[6]利用1998~2003年省际层面的相关数据，对外资在中国创新能力方面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初步分析。结果表明，外资对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有显著的正面溢出效应，但这种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一些小型的创新项目上，如外观设计专利。

蒋殿春和夏良科[7]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FDI对国内高技术行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的途径。结果表明，其竞争效应不利于国内企业创新能力的成长，但会通过示范效应和科技人员流动等促进企业的研发活动;在国内企业中，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不同，受FDI的影响也不同;国内企业的科技活动会对外商投资企业产生“挤牙膏”效应，激发其更强的创新动力。

李蕊[8]使用我国1998~2005年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计量分析的方法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不同地区的内资工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

3 FDI与经济增长

Makki和Somwaru[2]分析了66个发展中国家过去30年的数据，验证了FDI对贸易和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并肯定了FDI、贸易、人力资本和国内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

程惠芳[9]应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就国际直接投资(FDI)对65个样本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认为FDI能内生技术溢出和技术进步，从而成为内生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姚树洁[10]等人建立了研究FDI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了以往经济文献尚未涉及的两个重要假设:第一，FDI是提高东道国生产效率的动力;第二，FDI是东道国生产边界稳定状态的移动器。他们还使用了地区数据，以确定外商直接投资和其它环境变量对不同地区的经济绩效是否产生不同影响。

4 结论

国际直接投资行为是东道国和投资者两个能动的主体共同参与的，任何一方的决策都不仅仅要考虑自身的最大化目标和约束条件，还要考虑对方的决策，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目前的大多数理论只考虑跨国公司的决策因素，对东道国的行为机制研究的不够。我们引进外资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用外资带来资本和技术，在该领域进行的各种研究工作也是为了能更好地利用外资。因此，我们需要的是以东道国利益作为价值判断主要标准的理论，引导FDI在我国新时期的发展。 转贴于

参考文献

[1] Lall，Sanjaya.“Industrial Success and Failur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3，189-213，2004.

[2]Makki， Shiva S. and Agapi Somwaru.“Impa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rade on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America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ssociation 86，795-801，2004.

[3]江小娟.“吸引外资对中国产业技术进步的研发能力提高的影响”[J] .国际经济评论，2004(3).

[4] 薛求知，罗来军. 技术引入和技术学习——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技术空间博弈[J] . 经济研究，2006(9).

[5]喻世友，史卫，林敏. 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技术效率的溢出渠道研究[J] . 世界经济，2005(6).

[6]冼国明，严兵. FDI对中国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J] . 世界经济，2005(10).

[7]蒋殿春，夏良科.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作用的经验分析[J] .世界经济，2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