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9—0091—04

本世纪初，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拉开了西部地区民族经济文化现代化跨越式发展的序幕。至今，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成绩斐然，形势喜人。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新一轮冲击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以及西部开发以来西部经济文化领域出现的生态和民族文化遭受破坏的问题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问题的决定》出台之后，如何在做好发展经济的同时，有效地利用、保护、继承、发展和繁荣民族文化再次提出。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深化民族文化本质特性的研究，夯实民族文化理论基础，为社会实践提供理论先导。本文拟就民族文化的基本特性作进一步探讨。

一、民族与民族文化

关于民族概念的理解历来有不同的看法。西方早期的民族学把民族划分为自然民族和文化民族，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不尽合理。有的学者认为：“由于历史的沉积，我国不同省区的居民确有不少的差异，这对我国现行省区的划分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以地域作为界限划分民族有其科学的依据。”这一观点强调地域的特性。却忽视了文化和心理的特性。目前，我国学者大多仍采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民族与民族文化密不可分，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民族共同体是民族文化的创造者，而民族文化是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基础，是区分族群的标志。关于文化的定义。我国古代没有明确的论述，但谈及有关文化的论述很多。如《礼·乐记》谈到了文化的相关事项：“礼简而进，以文为进，乐盈而反，以反为文”，意为：鼓励行礼就是文，乐使人流连忘返，应加以控制就是文。这里把修炼人的行为过程称之为文，可视为文化的一部分。又如，《史记·镒法解》认为：“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赐民爵位曰文。”这是把“文”视为精神和物质创造的综合体。无疑，古人的论说与现代文化概念相吻合。美国学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人类文化包括工具、衣服、装饰品、制度、语言、艺术形式、和习俗。所有这一切使人类能适应自然环境和相互关系。”罗森塔尔·尤金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长河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学者庞扑认为，文化应包含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民族文化是该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二、民族文化的基本特性

（一）民族文化的趋同性

关于民族文化发展趋势有两种基本观点：一是认为民族文化终将成为全球化的文化所替代：二是认为在国家和民族未消亡之前。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将会长期存在。民族文化只有在所有民族消亡后，民族文化才会消亡，即形成一个统一的、全球性的文化（世界文化）。笔者基本同意第二种观点，但是强调民族文化发展的历时性过程。人类历史发展证明世界各民族文化都面临趋同性的历史发展趋势。所谓民族文化趋同性是指相对弱小民族文化被强势民族文化改变或完全同化的文化现象。它是现代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有目共睹的事实。这种现象一般有三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一是弱势民族文化被相对强势的民族文化强迫性的同化现象。而另一种是弱势民族文化主动接受和学习强势民族文化。而使自己的民族文化趋同于强势民族文化。第三种形式是发生在处于相同地域的不同民族文化相互影响而产生的民族文化趋同性现象。

第一种弱势民族文化被强势民族文化强迫性地接受趋同性情况。主要发生在十七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上半叶。以英国、西班牙等西方发达国家先后在世界范围内强占扩张疆土建立殖民地，实行政治压迫、经济掠夺，文化政策上强迫原住民族使用他们的语言文字。殖民主义者全方位的侵略政策，迫使当地原住民族接受殖民者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以及使用他们的语言文字、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使当地原住民族逐步丧失了他们自己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自主性和独特性。二战前英国曾是世界霸主。尽管反殖民统治过去几百年，英国殖民统治逐步失去控制，不得不退出实际统治而采取英联邦形式保持其影响力。现有53个英联邦成员国中，以英语为官方语言，在意识形态、文化教育背景和发展道路等方面都保有英国殖民统治的烙印，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上也都沿袭了英国的模式。仅从语言使用情况来看，英国殖民统治是促使英语成为世界第一语言的直接原因。无庸疑置，发生在野蛮的资本主义扩张时代的殖民地民族文化发展历史，充分表现英国过去几百年殖民统治所造成民族文化趋同性存在的事实。

时过境迁，随着被压迫民族的觉醒和世界社会文明的发展，原殖民地国家纷纷获得了独立，这些原本被压迫和掠夺的民族利用西方遗留文化，争取经济和文化的自由发展。这一阶段主要发生在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由此，那种由强势文化压迫式的民族文化趋同性现象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弱势民族文化主体主动接受和吸收强势民族文化的趋同性现象。这种文化趋同性现象是上世纪至今民族文化发展的主要形式之一。

由于东西方民族文化的差异，进而形成不同的民族文化特性。“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世界各民族科学文化发展。使他们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占据世界主导地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通过他们的文化扩张，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从而极大提升了其综合国力，最终在世界竞争中获得最大利益。”当代西方强势文化把世界各民族文化的时代性划归为西方的现代性。作为相对弱小民族文化发展的范式。无形之中加速了世界各民族文化趋同性发展。换言之，以先进科技文化为范式的西方文化拆解了世界各民族文化之间的樊篱，加速了各民族文化同化于西方强势民族文化的步伐。这种由强势民族文化推动的民族文化趋同性现象是在强势民族的政治经济利益驱动力和弱势民族迫于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压力相互作用形成的。与第一种民族文化被动的强迫性同化形式完全不同，第二种民族文化趋同性表现在民族文化的软实力的影响上。呈现为弱势民族文化主动接受和吸收强势民族文化的情况。

世界各民族文化在二战以后得到迅速发展。例如，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它们从历史上被强迫地接受西方民族文化，后转变为主动接受和吸收西方民族文化的姿态。凭借在意识形态、价值观、经济体制和法律与西方融合，以及进入西方市场的优势，创造了二十世纪经济社会繁荣的奇迹。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成为主导我国实施改革开放国策。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全面开放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对外合作。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使中国在三十多年的时间，从一个封闭的、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发展为经济社会文化与西方文化基本接轨，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大国，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史上的奇葩。世界当代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道路表明，民族文化趋同性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必然规律。上世纪产生的东盟、欧盟等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共同体，以及最近由美国牵头组织的TPP市场联合体，加快了民族文化趋同性趋势的发展，特别是像欧盟的政治经济货币一体化和东盟日趋联合紧密的国家与民族文化联合体。将是未来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潮流，并鲜活地展示世界各民族文化发展趋同性的特点。

民族文化趋同性产生的第三种情形是发生在居住于相同地域的民族之间，他们在生产、生活、语言、通婚、节庆民俗生活等交往中相互影响中发生民族文化趋同性现象。壮族是世代居住在广西的原住民族。自秦代汉军戍守岭南以后，汉族人不断迁入广西从事戍边、做官、经商、开荒种地等。形成外来的汉族人与本地的壮族人杂居相处的局面。从宋代开始，至明、清汉族农民大批迁入（刘锡蕃《岭表纪蛮》）。历代汉族人迁入改变了壮、汉人口比例。“宋元三百年间，壮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多于汉族十倍（《清史稿》卷516）。……清代及民国三百多年间，壮汉人口比例发生了逆转，汉族‘约占全省人口百分之六十’（陆正祥《广西地理》），而壮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40%。汉族上升为多数。壮族退居为少数，这个壮汉人口比例至今仍无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壮、汉民族通婚，使两个民族融合从文化渗入到血液。广西壮汉族通婚从古时逐渐放开，演变为今日习以为常的现象，使人体特征模糊难辨，以至于人们易于分辩广西人与中原人，却难辩广西人中的壮、汉族人。经过两千多年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和趋同性社会发展。壮族人民认同中原王朝。接受了儒家学说，与汉族一样信仰多神、道教、佛教。在建筑、民俗、饮食和服饰上吸收汉族文化的成分。时至今日，广西壮、汉民族之间的区别很难从服饰、体征加以区分。只能从他们使用的语言、部分民俗和民族意识上分辩。

（二）民族文化的稳定性

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经历氏族、部落漫长发展过程形成的，而民族文化伴随着民族共同体行影不离，见证民族主体社会文化形成的全过程，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民族建筑艺术、生产工具、政治体制、语言文字、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和风俗习惯等民族文化，虽然其发展过程中有所变化，但其民族文化的核心仍然顽强地保留下来，这是因为民族的文化就是民族主体的表征，失去本民族文化，就意味着于该民族群体消失。民族文化稳定性的程度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表现不尽相同。一般而言，民族历史越是悠久的民族其文化的稳定性就越强。这种稳定性支撑着民族文化发展，是民族主体认同和凝聚的根本力量。

中国汉民族历经上下五千多年的发展，不断吸纳周边民族文化的营养，充实强壮自身固有的民族文化优秀基因，连绵至今，实乃世界民族文化发展的奇迹。几千年来，中国汉民族经历无数的内患外扰，大起大落。但是，汉民族文化传统中儒家哲学思想没有消失，道教、佛教和多神论仍占据汉民族的信仰空间。历代王朝的文官政治和科举制度，孔子儒家的教育思想，以及汉族民俗节庆文化几千年几乎没有变化，其根本原因在于民族文化稳定性基因作用的结果。以汉族艺术为例，中国画是汉族传统的艺术，从绘画用的材料到绘画技巧，以及创作的审美要求都独具汉族特色。即使现代中国画采用了西方绘画的透视学和色彩学方法，但它依然保持中国画的特色。现代日本学者铃木修次对中、曰文学审美特点作比较研究认为，“把握住‘风骨’就抓住了中国文学的主要趣味倾向”。我们看到铃木先生考察中国文学的方法是以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稳定性作为逻辑出发点的。他纵观中国文学史长流，从民族审美趣味中把握中国文学的民族审美意识特性，发现蕴含于中国文学的民族审美特征——‘风骨’”藏族的佛教（喇嘛教）是政教合一的农奴制统治时期的主流宗教文化。在经过几十年民主改革的今天，虽然藏传佛教早已退出政教合一的历史舞台，但它仍然是藏族群众信仰和日常的重要活动内容，它的宗教文化内涵没有变化，影响力依旧。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表明，世界各民族文化是在共同的语言、地域、经济文化生活、心理素质的基础上发生的，一经产生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并对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规约、导向的反作用，使民族文化形态得以持久和稳定的存在和发展。这也是中国汉民族文化几千年持久稳定的原因之一。

（三）民族文化的嬗变性

任何事物和社会现象的发生、发展都是基于内在和外在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民族文化也不例外，伴随着其稳定性、趋同性和嬗变性的基因变化和发展。嬗变性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发展的主要内在因素，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推动力，是维持民族文化的稳定力量。民族文化的嬗性变包含了民族文化自身扬弃、吸纳的自我更新的发展机制，是民族主体传扬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在因素。当今西方世界领引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一波波地袭来，冲击着世界各民族文化各个领域，人们的生产生活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风起云涌的经济社会变革的浪潮，各民族文化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

强势民族文化挑战是以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文化价值观和先进的传播工具等巨大的压力，冲撞和消解弱势民族文化。如果弱势民族文化没有利用嬗变性的扬弃调节机制，吸收强势民族文化的积极因素，消解强势民族文化的碰撞。将会丧失本民族文化本性，被强势民族文化吞没。民族主体特性也将消失于强势民族文化之中。在各民族文化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有的民族文化，特别是人口较少、文化底蕴不深，且处于人口众多，被强势民族文化的影响包围下的民族文化。极易被其他民族文化所同化、融合。其民族主体特征也会随之消亡。例如，我国古代西北少数民族原居住在甘肃东南的氐族、漠北柔然族和他们的民族文化，以及迁入西北地区的鲜卑族文化等先后消亡，被融入其他民族的文化之中。如今，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冲击下，世界上一些弱小民族的文化也正在被民族文化趋同性的影响下。被强势民族文化所同化，而逐渐丧失其本民族文化特质。

强势民族文化的冲撞带来的机遇是弱势民族文化自觉开启民族文化嬗变的应变机制。吸收强势民族文化的长处为我使用，从而生发出区别于本民族旧文化和又有别外来强势民族文化的本民族新文化。当今世界上凡先进的民族文化都是嬗变性能力特强的民族。美国是移民国家，政府专设移民归化局。其任务是吸纳各国各民族优秀的人材，为其所用。除了管理日常移民事务之外，其重要任务是把它每个移民归化为美利坚民族，建设美利坚民族文化。因此，在短短的二百多年的建国历史，美国刨造了世界民族文化建设辉煌成就，成为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强国和强势民族文化国家。

民族文化论文篇（2）

二、民间艺术的的精神世界

宗教与世俗世界是不可分割的，宗教源自于古老的民间传统和精神信仰。各民族生活习俗与各不相同，但宗教情结，却深入民间，衍生为各种文化形态。以对神灵的尊崇与供奉、祈愿，获得神灵的保佑庇护，在民间建有大量庙宇、传播教义、朝圣祭祀表达民间信仰等。民间艺术中的宗教形式，目的是为宗教服务的。民间艺术并非宗教艺术，但二者又有着内在的联系。民间艺术中有众多的题材内容与宗教有关。佛教故事内容大量留载于世，包括建筑、祠庙、浮雕、宗教题材的民间壁画、建筑墙饰和工艺品，描绘出超脱世俗的天庭境界，反映了民间对宗教的神圣敬畏。自唐宋到明清，敦煌、龙门、永乐宫、法海寺等代表作，都体现出宗教对世俗生活的巨大影响，也寄托着民间文化中的“宗教情结”。中国的传统壁画的宗教内容主要是表现佛祖的修行历程、佛法记述的本生故事，天庭世界的芸芸众生，使人沉迷于想象的世界获得超脱，令信仰者顿生修行信念。风格上往往气势宏大、富丽堂皇、色彩华美、画工精湛。据学者研究考证：敦煌壁画乐舞包括天乐和俗乐。天乐寄托对天国的幻象，展示出佛教世界的繁华，俗乐表现了世俗世界的欢场，具有浓厚的宗教意味。实际上，宗教作为统治者的精神工具有其独特的社会功能，但作为文化传统，在各种形态的民间艺术中也传播“普度众生”的慈悲情怀。因此在世俗社会影响深远。最丰富的想象都来自于民间。历代的工匠、画师以想象和智慧为宗教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早已突破了民间画工与艺术家的界限。建筑是造型与结构的艺术形式，门庭寺院在民间的广泛设立，作为面向社会开放的场所，为信仰者提供了求神纳福的场所，营造出浓厚的宗教气氛。建筑构件的铺排组合、美化装饰，屋檐斗拱、瓦当门楼、匾额砖雕、风水布局、院中其他雕刻装饰等都有特别的讲究。民间艺术的祭祀供奉与民间宗教有关的装饰艺术，如各类神像、祖先像、祭祀物品。它们往往按照传统的规范样式进行创作，在人物的造像、比例设色、装饰配置等方面，都有严格的法度规范。在民间各类神像家喻户晓，民间艺术中的宗教题材，所表现内容除了佛教、道教外，也包含了流传民间的原始宗教、他们或来自于图腾崇拜、祖先信仰，或是历史故事、人物传说、神话名录的经典传奇，又结合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内容极为丰富，天地神灵与人生活有关的神祇在民间广为祭奠。随着社会的发展，有时民间艺术也出离宗教藩篱、转向世俗化，强调实用功能装饰效果与审美效果。它所呈现的，是一个充满浪漫想象、世俗趣味的文化精神世界。

三、解读民间艺术的审美特征、象征性、隐喻性、装饰性

在理论总结、梳理后我们发现：民间艺术来源于生活，植根于情感，生长于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因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观念决定形态，艺术作为精神世界的支撑，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立场中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伦理观念持续发展，在各种艺术形式中都体现出和谐、圆满、丰收、吉祥的精神气象。深入到汉族吉祥文化印记中。在持续的演绎发展中，编结了文化根脉发育生长的基因。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凭空而来。民间的各种造型元素都有发源的根脉，可谓意味深远，从普遍意义上，龙被喻为告天命者，成为华夏民族的精神象征，汉文化的精神图腾。龙凤呈祥代表天地之间阴阳调和，每逢年节，舞龙、舞狮成为汉族独特的人文景观。饕餮被喻为神界的主宰，来自于兽首纹样的复合变异，象征统治者的威严，在商代是权贵与身份的象征。这类复合纹样在青铜器上的尊、鼎、爵等器物上绽放异彩，表达了庄严、狞厉之美。石狮被誉为神兽，狮的造型庄重威严且成双成对，作为宫廷宅院的重要装饰，昂然肃立驱邪镇宅。莲花与佛教故事紧密相连，民间信奉佛祖、观音菩萨救苦救难、普度众生，成为民间世俗化的精神信仰。花鸟虫鱼、装饰手法蕴涵了浓郁的地域特色，再饰以彩漆做旧更加天然古朴。鸟和鱼与每个人都密切相关，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鱼在各种艺术与题材中都是民间热衷的主题，鱼的造型被民间艺人表现得情态跃动、生趣盎然，早已深入人心。这些技艺传承的传奇故事，不断演绎变幻，出现在各种艺术作品中，成为研究民间文化的活化石。来自民间百姓的平实生活图卷，也是历代艺术家们关注的题材，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参照和图式信息。这些元素带有浓郁的神秘色彩和精神象征以及文化符号特有的内涵。这些平淡事物衍生的图示语言，对我们今天的艺术创作带来了无限的灵感和启示，对今天的艺术创造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民间艺术蕴涵文化思想，代表了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普世价值观，充满人文关怀，是一部图像学的百科全书。

民族文化论文篇（3）

在近代世界史上，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近代民族主义蓬勃兴起。而民族主义的兴起，又对世界历史产生极大影响。诚如有的著作所言，从1830年到1914年世界历史的特征是民族主义蓬勃发展，它成为影响西方世界历史的最强大力量之一；如果审视民族主义的兴起，除种族等方面的原因外，文化上的共同联系是特别重要的；其目的是建立民族国家以摆脱外来压迫和追求富强[1](P136-137)。有的学者则专从文化的角度探讨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其一是“文化危机论”。即一个社会从一种文化转向另一种文化时，必然会导致文化冲突；这种文化冲突在受到外来文化入侵时更为加剧，由此造成文化危机，在此文化危机中产生民族主义。其二是“文化移入理论”。即某些特定国家都要经历一个间断性的文化转移时期，这种文化转移的推动力不是来自内部而是外部，即依靠着“文化移入”，在此“文化移入”的过程中产生民族主义[2](P15)。总之，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应该视为某一地区特定社会群体在受到外来侵略时，在文化上做出的回应；这种回应更多表现为对自己旧有文化的收集、整理与振兴宏扬，以形成一种民族认同的文化理念，或者说为造就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所必需的文化建设准备。这往往表现为一种民族文化思潮的流行，与此有关的是所谓文化民族主义，它在德国的表现最为典型。在进入到19世纪的相当一段时间，德意志仍然是一个封建的农业国家，政治上仍未统一，资产阶级力量弱小。处在封建高压下的资产阶级，只能逃遁于民族的过去，把对民族的希望表达于文化领域，试图在已经逝去的民族的伟大与光荣中找到鼓舞和自信。此外，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伦战争极大刺激了德意志的民族自觉，为争取民族的复兴和统一，促使一些知识精英把目光投向历史，希望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汲取现实的启示和力量。德国学者赫得(J·G·vonHerder)是文化民族主义的直接启迪者，他最早提出了“国民精神”的概念。由于“国民精神”的保有者是广大民众与乡民文化，诸如风习、民德、文学、音乐、语言等等所有方面，于是赫得及其他德国学者开始收集整理民间传说与民谣。他们从整理的成果中见到了古代德国光辉史诗的持续，见到了作为“德国独有的”纯真而自发的传统的存在。在保存民族传承的精神之下，德国的历史研究也在这时开始出现，如现代职业史家的出现就在此时。日后“德国学派”的史学虽号称是“科学的”，但其意识性是文化民族主义的。德国知识分子们积极从事自己历史文化传统的整理和研究，其根本目的是抵御外来文化的宰制和影响，并表现出构建民族精神的强烈文化追求。这种民族精神义理是为了揭示自己的人民在历史上对人类有一定贡献，和其他民族有同样价值，因而这种整理和发扬自己历史文化传统的努力，归根结底是为了提高本民族的现实地位。德国之外，文化民族主义在欧洲其他部分同样很普遍，特别是在经济上、政治上比较落后的地区。在爱尔兰、波兰、挪威、意大利，对振兴与研究民俗传统产生了同样的兴趣，出现了同样的民族历史和文学传承的探索和同样的语言学研究[3](P23-26,35-36)。上述例证说明，在近代民族主义兴起之后，一些落后地区在受到外来文化的强大影响时，往往要高涨起本民族的民族文化思潮，其表现主要是对自己固有的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为的是从文化上凝聚自己的民族和从文化上提升本民族的地位。在这种对各自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发扬中，尤以史学上的成就与影响更具有代表性。19世纪德意志民族文化思潮的高涨，促使德意志民族主义史学的发达。史学家们利用史学宣传德意志民族精神和发扬德意志民族文化传统，极大地推进了德意志的民族统一运动，同时也推动“欧洲各国的历史研究逐渐走上了民族主义的道路”[4](P33)。总之，以德意志为代表的高涨的民族文化思潮，构成近代欧洲文化史上重要的一页。

欧洲民族主义的恶性膨胀，演为帝国主义的海外扩张。对此，西方学者自己讲得极为清楚：“民族主义的必然产物，即幅员广大的和飞扬跋扈的帝国主义。”[1](P36)这是对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列强发展由来的最好说明。其实在20世纪初，中国的有识之士就已指出：“综观各国大势，莫不由民族主义变为民族帝国主义，略地遍宇内，山陬海澨各有主人，乃东亚大陆尚有一瓯脱地在，于是万马齐蹄，千艘鼓轮，争向我大陆进发”[5]，即指出帝国主义乃由民族主义膨胀而来，而且随之便向外，尤其是向亚洲和中国侵略扩张。伴随着帝国主义政治、军事上的扩张，是其文化上的扩张。帝国主义烈强的扩张，促使欧洲之外落后地区民族自觉与民族文化思潮的兴起，近代亚洲的日本和中国就是如此。19世纪中叶，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日本也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机。西方列强的刺激，引发日本在1868年开始为追求富强而学习西方的明治维新运动。在明治维新的前20年，日本已出现全盘欧化的狂热思潮。做为对这种思潮的回应，1888年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倡导“国粹保存”运动，以抵制全盘欧化的消极影响。“国粹保存”运动的提倡者们多是些仰慕西方文化的人士，因而他们并不一般地排斥西方文化。但他们是民族主义者，因而其“国粹保存”思想乃是主张在保存日本文化特有的民族精神的前提下，输入和吸纳西方文化。所以日本的“国粹保存”运动，乃是日本受到西方文化入侵的刺激，在近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民族自觉和民族文化思潮的激荡。经历这个过程之后，日本才走上“西方文化日本化”的道路，并取得现代化的巨大成功。因而可以说，以“国粹保存”形式表现出发来的民族文化思潮，乃是日本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日本的这段历史，对当日中国也曾起到很大的启发借鉴意义。

按一般看法，西方19世纪的民族文化思潮，乃是对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世界主义的回应。而日本近代的民族文化思潮，乃是在西方列强入侵的刺激下所做出的反映。中国的情况与日本相似，只是近代中国的民族文化思潮在表现形式上更为复杂。不过大体上讲，应以中体西用论的提出为端绪，以后陆续出现一批在民族主义思想主导下的学者，以继承发扬传统的学术文化为主体，同时注意吸纳西方文化，用来构建新型的、独立的近代民族主义文化，从而在文化领域表达出中华民族近代化的发展意识。

二、中体西用论与近代中国最初的民族文化反思

中国自古以来极重华夷之别，而华夷之别的根本在文化上，因而有“华夷之别，在于文野”之说，由此形成中国历史上始终以华夏文化为正统，并认为它是唯一最高文明范式的文化观。至于外裔四夷，在文化上皆无足取，至多不过对之存有一种“礼失而求诸野”的拾遗补缺心态。在此观念作用下，形成一种正统、自足的文化精神，认为中国在文化上兼备无遗，不假外求。此精神发展至极，于是表现为对外来文化贬抑拒斥的虚骄自大心理。明末以来随着耶稣会士来华，出现西学东渐的局面。虽然如徐光启辈开明士大夫对西学表示出极大兴趣，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视之为外夷异说而痛斥深拒之。如当时有人指斥欲开局翻译西学者“则亦不思古帝王大经大法所在，而不知彼之妖妄怪诞，所当深恶痛绝者，正在此也。”有人则跟随唱和道：“臣惟天地开辟以来，而中国之教自伏羲以迄周孔，传心有要，阐道有宗，天人之理，发泄尽矣，无容以异说参矣。”[6](P155-156,160)在此贬斥西学的论调中，明显表现出华夏文化正统、自足的偏狭之见。至清初历案，杨光先坚拒采用西洋历法，并声言：“南怀仁欲毁尧舜相传之仪器，以改西洋之仪器。使尧舜之仪器可毁，则尧舜以来之诗书礼乐文章制度皆可毁矣。”[7](P714)所言宗旨可归纳为器以存道，器亡则道亡之意，其实质仍不过以严夷夏之防、反对用夷变夏之类口实，做出卫护中华圣道的姿态。对于明末以来传入的西学，由清代乾隆时编著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做出了代表官方的总评价。如其中在试图比较中西学术的优劣时说道：“其致力亦以格物穷理为本，以明体达用为功，与儒学次序略似。特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而所穷之理又支离神怪而不可诘，是所以为异学耳。”[8](P1080)即通过与儒家在治学宗旨上的比较，指出中西学术似有相近之处，但若从道器物理的角度进一步观察时，就会发现西学在格物穷理方面不得要领，乃斥之为异学。又如在对西方的科学技术体系加以评价时有谓：“案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千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8](P1081)所论虽对西方的科学技术表示了推崇之意，但由于对其思想学说不予认同，还是斥之为异端，因而对清政府仅取其技能而禁绝其学术的政策，深表理解赞同。可以说，直至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由于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实质性冲击，固然表现出对自己文化的十足自信，但值得提出的却是那种严重的正统、自足的虚骄自大心理，乃至于对明末以来传入的西学，仍然本着严华夷之辩的古老信条，采取一种贬抑拒斥的态度。这就是19世纪后期中体西用说问世之前的社会文化背景。

鸦片战争中，中国受到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沉重打击而大败的事实，迫使中国的有识之士不得不对西学刮目相看。一方面，长久以来建立于华夷之别心理基础上正统自足、虚骄自大的文化观念，并未从根本上被破坏，仍会在继起的中西文化碰撞中顽固强烈地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在古老中国受到近代西方文化强大冲击的情况下，如何处理新形势下的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或者说，当中国面临外来文化威胁而有生死存亡之虞的严重形势下，如何重新调整和定位自己的传统文化，已经作为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摆在全体国民之前。作为对它的回应，导致近代中国的民族文化思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持续不断波澜。

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出现一种引进西方科技文明的主张。这种主张要求把所谓中学置于主体地位，而所谓西学则置于辅助应用地位，因而一般称之为中体西用说。除此体用的概念表述中学、西学的关系外，还有“本末”、“本辅”、“道器”、“道艺”等诸种论拟表述形式。无论如何，这种主张的根本之处是在以中学为主体的前提下，引进西学并发挥其助益中国走上富强之路的效用。一般认为，中体西用说影响从洋务运动延续至维新变法时期。若从深层次剖示，中体西用说的提出，实乃中国文化在受到外来文化冲击时，出于一种民族自觉而做出的本能性回应。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产生的直接原因，中体西用说实是洋务派开明人士及早期维新派人士，为引入西方文化而受到顽固派抵制时做出的文化辩解论式。统观现代化发展的全过程，这在各个国家或民族是经常出现的现象，因而有学者指出：“当一个文化单元或民族对峙于现代化时，其知识分子经常感到一种为其向现代化国家做文化引借辩解的必要。”[3](P90)但这种“文化引借”必然受到反现代化者的抵制。中国在当时的情况正是如此。顽固派作为封建统治利益的最高坐享者，本能地感到一旦采用西学，必将导致数千年传统的纲纪伦常及礼义法度终将动摇，使整个统治阶级安身立命、操纵威福的制度根基行将瓦解。如有人提出要维护“礼义廉耻大本大原”，就不能兴洋学，否则将招致“人心因之解体”的大祸[9](P121)。有人则倡言：“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10](P29)这是在借口孔孟尧舜之道远较西方科学为重要，径直反对引入西学。由于顽固派自身的利益已与封建体制合为一体，因而以卫道的面孔反对引入西学是必然的。但由于华夷之别的文化观念，以及博大渊深的传统文化在社会心理上留下的巨大影响，顽固派的卫道言论颇能代表一部分社会舆论的文化取向，并受到一些人士不同程度的应和。如有的研究著作引用著名学者俞樾的一番议论，颇可表现深受孔孟之道陶冶的士大夫知识界，在巨大的西学冲击潮面前，感到中学行将沦落时的深深忧虑与眷恋，并对危及“孔子之道”的“外国之学”表示不满：“今夫士大夫读孔子之书，而孜孜所讲求者则在外国文学……岂中国礼乐诗书不足为学乎？海外之书，译行于中国者日以益增，推论微妙，创造新奇，诚若可愕可喜，而视孔子之书反觉平淡而无奇。闻彼中人或讥孔子守旧而不能出新法。如此议论，汉唐以来未之前闻。风会流迁，不知其所既极，故曰孔子之道将废也。”[11]似这般经过切身体会而感到的忧虑，自然不无道理。但深受儒家浸润的士大夫知识阶层对中国文化的眷恋与忧虑，同专谋一己私利的封建顽固派的卫道者心态，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俞樾的感慨，实是士大夫阶层从消极方面表现出的对危难中的民族文化的自卫心理。此外，在洋务派乃至维新派持中体西用说的人士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试图采用西学以维护中学的主体地位，从而反映出用积极手段保护和振兴中国文化的变通进取心态。

为使中体西用说既无背于传统夷夏观，又可抵制主要来自顽固派的攻击，就必须对其何以采用西学的主张进行辩解，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中体西用论者一方面论述了采用西学合于用夏变夷的圣道古训，另一方面则论述了采用西学有助于中外合一的大一统文化理念在新形势下的实现。所以，中体西用论者对自己采用西学主张的论述，利用的是既尊重传统的形式，而在内容上又有所变通改造的夷夏观作为论式。如薛福成在《筹洋刍议·变法》中说：“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吾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复生，未始不有事乎此。而其道亦必渐被乎八荒，是乃所谓用夏变夷者也。”[12](P160)此谓采用西学卫中华圣道，合于用夏变夷的古训，虽圣人复起也不会反对。王韬在为《盛世危言》所写的跋中也说：“诚使孔子生于今日，其于西国舟车、枪炮、机器之制，亦必有所取焉。”[13](P167)这也是从采用西人器技不背中国圣道的角度立论。郑观应则完全是从中国的大一统文化理念，去论述采用西学在中国将会产生的巨大文化效应。他曾以由博反约为喻，论述西学必将折入中学的文化融通格局。他说：“昔我夫子不曰由博返约乎？夫博者何？西人之所鹜格致诸门，如一切汽学、光学、化学、数学、重学、天学、地学、电学，而皆不能无依据，器者是也。约者何？一语已足以包性命之原，通天人之故，道者是也。今西人由外而归中，正所谓由博返约，五方俱入中土，斯即同轨、同文、同伦之见端也。由是本末具，虚实备，理与数合，物与理融。屈计数百年后，其分歧之教必寝衰，而折人于孔孟之正趋；象数之学必精，而潜通乎性命之枢纽，直可操券而卜之矣。”[14](P57)郑观应不是把中学、西学视为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而是视二者为同一体用模式中的道与器、本与末的关系，西方进入中国是文化上的复归；因而他认为今日西学入中国乃是由器返道，由末归本，亦即所谓由博返约，由此展示出同轨、同文、同伦的文化一统格局的发展趋势。他已预见到，中外文化间的交流融合必将进一步深化的未来。这里要注意者，其所言实乃中学之本融入西学之末的文化一统论。由此文化上的一统，他又论述了以中国圣道王法为政教之本，博采西方的技艺富强之术，实现四海归一的政治大一统。他又说：“《新序》曰：‘强必以霸服，霸必以王服。’今西人所用，皆霸术之绪余耳。恭维我皇上天亶聪明，宅中驭外，守尧舜文武之法，绍危微精一之传，王道，抚辑列邦，总揽政教之权衡，博采泰西之技艺。诚使设大、小学馆以育英才，开上下议院以集众益，精理商务，藉植富强之本；简练水陆，用伐强敌之谋。建黄极于黄农虞夏，责臣工以稷契皋夔。由强企霸，由霸图王，四海归仁，万物得所，于以拓车书大一统之宏观而无难矣。”[14](P57-58)郑观应这里把西方的政治文化体系纳入到中国“霸术之绪余”的概念范畴中，即谓其与王道相比还差一畴；但中国若能采取西方技艺、教育、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各项具体措施，必能实现中国历来四海归仁的大一统王业理想。这已不仅仅是采西学为中体之用，实际已纳西学于中学的同一体用模式中，使之为中体尽中用之效。此显然与其《盛世危言·考试》中所言“以西学化为中学”[14](P89)相应。总之，郑观应并未视中学西学为两种扦格不入的异质文化，他从体用关系上论证了中学对西学具有吸纳同化并进而予以利用的本能。郑观应的这些思想，是当时中国知识精英对自己民族文化具有相当信心的一种集中反映。此外，中体西用说虽有提高中学、贬抑西学的倾向，但由于它避免了从完全相斥的角度评估中西文化，所以它实际上为后来各种各样融合中西文化的论式启其端绪。在这点上，其积极意义是不容低估的。就是说，中体西用论至少为日后中西文化之间通过交流融合而达到提高创新的发展方向，在理论上有开启提示的意义。

三、新史学与国粹派的近代化民族文化建设

中体西用论是在清朝皇权仍作为现实政体而存在的社会条件下提出的，因此它必须以现存政治秩序及道义信念为合理存在作为立论基础，才能争取到引用西方文明以为中体之用的合法发言权。而且由其所论内容也决定，它仅是一种主要着眼于从科学技术上采取措施的社会改良思潮，这使其政治上的功利目的极为明显。如果再就其立论的根本宗旨来讲，它无意也不可能深入触及清政府的腐败弊端，因而其在政治上改革现实的价值也不大，这是其局限所在。但若从文化的角度检讨其意义，则中体西用说的提出，乃是中华民族在受到外来文化挑战时，首先通过社会上层的有识之士，特别是当时士大夫阶层中的精英分子之口，曲折表现出的一种民族自觉与文化反思。它主张的，是如何在不触动本民族原有传统的情况下，引入西方文明作为本土文化的补益因素。但中体西用说既借统治者及附属它的知识精英之口讲出，所谓中体就只能限于维护清廷统治的王道治法及纲常名教一套以官方儒学为核心的政治伦理体系，不能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尤其是中国几千年立国立民的民族思想精粹，在当时条件下是无从指示发扬的。因此借中体西用说反映出的民族文化反省意识，在范围上是有限的，在内容及形式上则明显未脱出封建文化的牢范体系。但到维新运动的前后，由于中国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已由原来限于技艺器数的层面，上升到政治、法律制度的层面，再加之近代民族主义的引入，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已大为改观，随之对中西文化的反省认识程度亦由此加深。从世界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看，大多数非西方文化在与西方先进文化相遇时，一般都强调应保持本土文化在“精神”方面的优异性，然后有选择地引借西方先进的物质科技成果，中国的中体西用说便属于这样的文化思考方式。如有的学者在论及中体西用说时指出：“‘体’乃中国文化之精髓，‘用’者不过西方的科学与技术。后来，到了20世纪，一般的中国公式变成了提倡‘融合’中西文化，其含意为中国文化在某些方面优于西方，于是乎选取‘中西双方之精华’，将可创建一个新而超绝的文化。”[3](P71)就是说，20世纪的文化反省方式已由初起的中体西用论提升为“中西文化融合创新论”，在文化观念上无疑已有较大改观和进步，并成为此后建设民族新文化时一种颇具代表性的文化思考论式。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中华民族的危亡日益加剧，甲午战败更加深国人的危亡感，因而严复发出“亡国灭种”的警告。此后列强瓜分之势日亟，有维新派变法救亡之举。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保国会”，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的民族主义宗旨。中华民族面临的危亡形势，必然刺激民族意识的觉醒与民族主义的高涨。但通过引进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并自觉从理论上加以探讨者，不得不推梁启超为其中的翘楚者。维新失败之后，梁启超东渡日本，开始接触到近代的民族主义，并加以研究和介绍。梁氏认为，西方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乃近代化的标志，因此他矢志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西方式独立富强的民族国家。但他又意识到，作为一个民族得以立国的民族主义精神本原，存在于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因而他说：“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的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子，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15](P6)在介绍西方学者关于民族与国家关系学说时有谓：凡一民族立国时，“当以保存族粹为第一义，凡祖宗传来一切制度苟非有妨害国家之发育者，不得妄事破坏……必须尽吸纳本族中固有之精神势力而统一之于国家。”[16](P72-73)前文在论及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的兴起时，指出在一些落后地区当遇有外来文化的强大影响时，往往高涨起蓬勃的民族文化思潮，并努力于继承和宏扬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以为吸纳外来文化和建设本民族文化的根基。由以上梁氏所言，似其有鉴于此，因而意识到振兴与宏扬中国传统文化乃当务之急，于是他选中史学作为启蒙国民精神与宣传民族主义的文化工具。1901年他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发表《新史学》，揭出史学革命的号召，用以提倡民族主义，激发国民的爱国心。如他认为史学是“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又说：“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17](P7)梁氏倡言史学革命的目的十分清楚，即以振兴中国史学文化传统的方式，宣传民族主义，激励国民，追迹西方，以跻中国于文明富强之境。但若分析梁氏关于西方民族主义与近代化关系的认识，是经历一个过程的。即最初梁氏研究民族主义，是为了在中国建立西方式文明富强的民族国家。深入研究后使他发现，为达此目的必须先从文化上入手，于是他转而锐意于以复兴中国文化的方式建设近代化的新文化。比较起来国粹派在这方面要自觉明确多了，即他们一开始就在“保存国粹”、“复兴古学”的宗旨下，推动中国固有文化向近代化转换。若对二者细加考按，国粹派与梁氏之间似应有相互的启发影响关系。

国粹派兴起于20世纪初年。此时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日甚，清廷专制统治的腐败使其民族压迫的本质更加显露无遗，因此国粹派的活动已与革命派反帝反清的民族民主运动结合起来。这样，国粹派的民族主义思想远非昔日中体西用论所可比拟，亦超越于梁启超之上。因为梁氏虽服膺民族主义，政治上则曾倒退于开明专制论。如果把国粹派置于中西文化冲突交流的历史背景下予以评价，则其最大的文化功绩，乃是其以传统学术为根基致力于建设近代化的民族主义文化，并且演为以一群传统学养深厚的知识精英为代表的民族文化思潮。

由国粹一名，已揭示出它在外来文化的强大影响下保存和发扬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宗旨，即其要在近代化的世界潮流中，发扬传统学术以保存民族文化的特质。国粹派把自己的宗旨概括为“保种、爱国、存学之志”[18]，在这点上他们与维新派“保国、保种、保教”的宗旨有相近之处，但二者比较起来，国粹派对自己肩负的民族文化使命则更加自觉。比如他们视语言文字为国命族运所系，因而认为：“一国有一国之语言文字，其语文亡者则其国亡，其语言文字存者则其国存。语言文字者，国界种界之鸿沟，而保国保种之金城汤池也。”[19]这种认识必然有助于坚定他们保存发扬民族语言文字的职志。有学者则进一步用民族斗争的历史经验，证明包括语言、风俗、历史在内的民族文化传统确为国命族运所系：“今夫血气心知之类，惟人能群。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辨种族。其条例所系，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萌不植。露西亚灭波兰而易其言语，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风俗，满州灭支那而毁其历史。”[20](P468)这些议论和认识，显然有助于人们理解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即民族危亡之际“保存国粹”之巨大文化意义所在。他们所说“国粹”，主要集中于渊深的中国史学文化传统。国粹派接受了章学诚及龚自珍等的“六经皆史”说，又进一步推广为史学足以囊括中国的所有学问。如刘师培有谓：“史为一代盛衰之所系，即为一代学术之总归。”[21]这样，所谓“国粹”亦即集于史学一身，故章太炎也说：“中国今后应永远保存之国粹，即是史书，以民族主义所托在是。”[22]章氏倡言民族主义，鼓吹反满革命，主要借助于史学，因而他又说：“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23]即他主张以具体的历史知识鼓舞人们的民族爱国心，因为只有如此才会收到切近深入之效。此为章氏的卓识。由于章氏具有极为激烈的反满革命情绪，因而他为了提供“历史民族主义”，尤重汉族历史的保存发扬。如他论及提倡国粹的意义时说：“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就是广义说的，其中可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24]借此亦可概见国粹派所谓国粹实集中于民族的历史传统，即中国固有的语言历史文化所构成的国民精神传承体系。

近代民族主义的一个核心主题是彰显一种特殊的民族精神，而最能实现此点的乃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即章氏所言包括语文、制度及人物的广义的历史。通过对历史的回溯，可以唤起当前民族的自觉，从而有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职此之故，在近代西方的文化民族主义热潮中，民族主义史学曾旺盛发达一时。中国自古以来有深厚不绝的史学传统，因而在保存自己的历史文化方面，是任何一个民族难以企及的。国粹派学人皆是些经史学养素有根抵者，也深知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对传统学术文化的服膺推崇之心，因此他们选中史学宣传民族主义，可称是明智之举。后来国粹派在知识分子中取得较为广泛的响应认同，并以学术舆论的形式助益反清革命成功，亦可为一证明。国粹派人士指出：“国粹者，一国精神之所寄也。其为学，本之历史，因乎政俗，齐乎人心之所同，而实为立国之根本源泉也。”[25]这里把国粹与历史、文化及民族精神间的关系，阐发得十分清楚。他们继梁启超之后也提出史学革命的倡议：“悲夫！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26](P168)同梁氏一样，他们也系国命之望于史学革命。但在新史学的创发中，梁氏虽有倡始之功，而20世纪初年其史学贡献仅限于理论上，具体研究成果尚不多[27](P216)。国粹派则不然，无论在史学理论还是在具体历史研究方面，颇多建树，而且史学在20世纪的学术研究中几乎一直处于显学地位，这同国粹派的力行提倡不无关系。可以说，在西方民族主义传入之后，既体悟其精神又能用近代方法复兴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者，当首推国粹派。此后学衡派标举“倡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宗旨，自诩为国粹派继承人。虽或谥之为文化保守主义，但正是他们支撑着当时扎实深入、卓有成效的民族文化研究，也代表着中国知识界普遍存在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真挚的情意与崇高评价。可以认为，国粹派的贡献固然在于他们为建设近代化的民族文化做出功绩，但其中更主要的是他们既体认中国传统文化，又切实深入地整理研究它，挖掘其真髓，宏场其精义，以使之能在国人之中详实地传播。这在20世纪初以来，受救亡和革命热潮冲击不免带有浮躁疏略之风的学界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学衡派巨子汤用彤曾以“浅隘”概括当时的学风，深中时弊[28]。国粹派不唯致力于传统学术的研精覃思，又提出以西学证明中学的开明主张，在《国粹学报发刊词》中有谓：“本报于泰西学术其有新理精识足以证明中学者，皆从阐发。”继起的学衡派也提出既“保存国粹又昌明欧化”，因而主张忠实全面地介绍东西学术文化精神。综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化冲击下蓬来的民族主义文化思潮中，真正担负起从学术研究角度振兴宏扬中国民族文化者，应推国粹派及学衡派一批学人。正是他们切实精到的研究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创新落到实处。因而应该说，只有他们才是20世纪率先以其深厚学力创新中国民族文化当之无愧的代表。如果把他们的成就与19世纪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者相比，毫无逊色之处。对20世纪初叶学术文化史上的这段辉煌，我们应给予充分注意。

四、余论：中西文化民族主义的比较

中华民族自秦汉时代起，就已形成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文化认同意识，并因此构建起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所以，无论在语言文字、思想意识等方面，久已形成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传统，而政治上的大一统结构及其理念，更在有形无形之中对中华民族起着持久的型范聚合作用。所有这些，与欧洲民族如德意志及意大利等要在近代文化民族主义兴起之时，才集中总结构建本民族的语言文字等历史文化传统，大不一样。这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渊源久远，积累深厚，不假外求，更无需临时凑集。如章太炎曾以日本为喻而论述道：“部娄无松柏，故日本因成于人，而中国制法自己。儒墨名法道尚已，虽汉宋诸明哲专精励意，虑非岛人所能有也。自弃其重而倚于人，君子耻之，焉始反本以言国粹。”[29](P207)即日本因文化积累浅薄只有“因成于人”，中国则只需发扬自身积淀深厚的文化传统已足以自强。但国粹派“反本以言国粹”，又非专意于诵经复古、卫道恋旧，而是“标民族之宏义，发神州之鸿秘”[30]，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近代民族主义创新宏扬中国固有文化。如果说中体西用论的提出，乃是中国文化在受到外来文化刺激时，所做出的本能性反应，其实质是在不触动旧的政治伦理文化本体的情况下，引用西方的科技文明补益自己，那么，这种对旧文化体系的局部修补，已无法适应新形势下的世界民族民主运动大潮。更主要的是因为近代西方的民族主义尚未广为传入，因而不能不使中体西用式的文化反思受到局限。当民族主义浸润于中国思想界之后，人们的文化观念大为改观，中体西用论益加显出其不足与浅薄，文化革新的历史任务也开始被人们所意识到。20世纪初年国粹派的兴起，虽然寄意于“保存国粹”，但却旨在融通新知，即他们一方面把宏扬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与当时中国的民族民主运动结合起来，为反清革命提供舆论鼓舞，另一方面则在努力吸纳西方文化以复兴固有文化，实现民族文化的近代化转换。所以，20世纪初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虽与19世纪欧洲如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貌似相同，实则有异。当时德国尚未完全实现民族统一，它是在法国文化入侵的刺激下，企望通过搜集、整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实现德国民族的精神认同及复兴与统一。近代中国则不然，虽然雅片战争后西方烈强的侵略步步深入，但政治上的大一统及其理念并未从根本上受到破坏，文化上则由于传统深厚而无需临时搜集拼凑，炎黄子孙的共同信念则从族缘血统上长久地整合团结着中国人，所以象19世纪德国那样主要借助文化之力实现精神认同和民族统一的情况，在中国基本不存在。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则是，如何运用近代民族主义精神，通过批判继承功夫，完成中国民族文化的近代化转换。所以虽同是文化民族主义，但由于国情不同，历史条件各异，在19世纪欧洲与20世纪中国，其所包含的宗旨、内涵与性质是不尽相同的。职此之故，如何正确分析比较近代以来世界兴起的民族主义的文化思潮，仍是一个有意义的历史文化课题。

【参考文献】

[1]［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2]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3]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

[4]鲁滨逊.新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5]效鲁.中国民族之过去及未来[J].江苏，1903,(3).

[6]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7]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M].长沙：岳麓书社，1987.

[8]四库全书总目：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9]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第1册[M].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10]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第2册[M].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11]丁伟志.“中体西用”论在洋务运动时期的形成与发展[J].中国社会科学，1994,(1).

[12]中国史学会.：第1册[M].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3]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14]郑观应.盛世危言[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1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7]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8]国粹学报发刊词[J].国粹学报，1905,(1).

[19]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J].政艺通报，1903,(24).

[20]章太炎全集：第三册[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1]刘师培.论古学出于史官[J].国粹学报，1905,(1).

[22]章太炎.答张季鸾问政书[J].制言，1935,(24).

[23]章太炎.答铁铮[J].民报，1907,(14).

[24]章太炎.演说录[J].民报，1907,(6).

[25]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J].国粹学报，1905,(7).

[26]郑师渠.晚清国粹派[J].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27]李喜所等.梁启超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民族文化论文篇（4）

欧洲民族主义的恶性膨胀，演为帝国主义的海外扩张。对此，西方学者自己讲得极为清楚：“民族主义的必然产物，即幅员广大的和飞扬跋扈的帝国主义。”[1](P36)这是对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列强发展由来的最好说明。其实在20世纪初，中国的有识之士就已指出：“综观各国大势，莫不由民族主义变为民族帝国主义，略地遍宇内，山陬海澨各有主人，乃东亚大陆尚有一瓯脱地在，于是万马齐蹄，千艘鼓轮，争向我大陆进发”[5]，即指出帝国主义乃由民族主义膨胀而来，而且随之便向外，尤其是向亚洲和中国侵略扩张。伴随着帝国主义政治、军事上的扩张，是其文化上的扩张。帝国主义烈强的扩张，促使欧洲之外落后地区民族自觉与民族文化思潮的兴起，近代亚洲的日本和中国就是如此。19世纪中叶，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日本也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机。西方列强的刺激，引发日本在1868年开始为追求富强而学习西方的明治维新运动。在明治维新的前20年，日本已出现全盘欧化的狂热思潮。做为对这种思潮的回应，1888年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倡导“国粹保存”运动，以抵制全盘欧化的消极影响。“国粹保存”运动的提倡者们多是些仰慕西方文化的人士，因而他们并不一般地排斥西方文化。但他们是民族主义者，因而其“国粹保存”思想乃是主张在保存日本文化特有的民族精神的前提下，输入和吸纳西方文化。所以日本的“国粹保存”运动，乃是日本受到西方文化入侵的刺激，在近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民族自觉和民族文化思潮的激荡。经历这个过程之后，日本才走上“西方文化日本化”的道路，并取得现代化的巨大成功。因而可以说，以“国粹保存”形式表现出发来的民族文化思潮，乃是日本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日本的这段历史，对当日中国也曾起到很大的启发借鉴意义。

按一般看法，西方19世纪的民族文化思潮，乃是对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世界主义的回应。而日本近代的民族文化思潮，乃是在西方列强入侵的刺激下所做出的反映。中国的情况与日本相似，只是近代中国的民族文化思潮在表现形式上更为复杂。不过大体上讲，应以中体西用论的提出为端绪，以后陆续出现一批在民族主义思想主导下的学者，以继承发扬传统的学术文化为主体，同时注意吸纳西方文化，用来构建新型的、独立的近代民族主义文化，从而在文化领域表达出中华民族近代化的发展意识。

二、中体西用论与近代中国最初的民族文化反思

中国自古以来极重华夷之别，而华夷之别的根本在文化上，因而有“华夷之别，在于文野”之说，由此形成中国历史上始终以华夏文化为正统，并认为它是唯一最高文明范式的文化观。至于外裔四夷，在文化上皆无足取，至多不过对之存有一种“礼失而求诸野”的拾遗补缺心态。在此观念作用下，形成一种正统、自足的文化精神，认为中国在文化上兼备无遗，不假外求。此精神发展至极，于是表现为对外来文化贬抑拒斥的虚骄自大心理。明末以来随着耶稣会士来华，出现西学东渐的局面。虽然如徐光启辈开明士大夫对西学表示出极大兴趣，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视之为外夷异说而痛斥深拒之。如当时有人指斥欲开局翻译西学者“则亦不思古帝王大经大法所在，而不知彼之妖妄怪诞，所当深恶痛绝者，正在此也。”有人则跟随唱和道：“臣惟天地开辟以来，而中国之教自伏羲以迄周孔，传心有要，阐道有宗，天人之理，发泄尽矣，无容以异说参矣。”[6](P155-156,160)在此贬斥西学的论调中，明显表现出华夏文化正统、自足的偏狭之见。至清初历案，杨光先坚拒采用西洋历法，并声言：“南怀仁欲毁尧舜相传之仪器，以改西洋之仪器。使尧舜之仪器可毁，则尧舜以来之诗书礼乐文章制度皆可毁矣。”[7](P714)所言宗旨可归纳为器以存道，器亡则道亡之意，其实质仍不过以严夷夏之防、反对用夷变夏之类口实，做出卫护中华圣道的姿态。对于明末以来传入的西学，由清代乾隆时编著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做出了代表官方的总评价。如其中在试图比较中西学术的优劣时说道：“其致力亦以格物穷理为本，以明体达用为功，与儒学次序略似。特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而所穷之理又支离神怪而不可诘，是所以为异学耳。”[8](P1080)即通过与儒家在治学宗旨上的比较，指出中西学术似有相近之处，但若从道器物理的角度进一步观察时，就会发现西学在格物穷理方面不得要领，乃斥之为异学。又如在对西方的科学技术体系加以评价时有谓：“案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千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8](P1081)所论虽对西方的科学技术表示了推崇之意，但由于对其思想学说不予认同，还是斥之为异端，因而对清政府仅取其技能而禁绝其学术的政策，深表理解赞同。可以说，直至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由于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实质性冲击，固然表现出对自己文化的十足自信，但值得提出的却是那种严重的正统、自足的虚骄自大心理，乃至于对明末以来传入的西学，仍然本着严华夷之辩的古老信条，采取一种贬抑拒斥的态度。这就是19世纪后期中体西用说问世之前的社会文化背景。

鸦片战争中，中国受到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沉重打击而大败的事实，迫使中国的有识之士不得不对西学刮目相看。一方面，长久以来建立于华夷之别心理基础上正统自足、虚骄自大的文化观念，并未从根本上被破坏，仍会在继起的中西文化碰撞中顽固强烈地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在古老中国受到近代西方文化强大冲击的情况下，如何处理新形势下的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或者说，当中国面临外来文化威胁而有生死存亡之虞的严重形势下，如何重新调整和定位自己的传统文化，已经作为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摆在全体国民之前。作为对它的回应，导致近代中国的民族文化思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持续不断波澜。

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出现一种引进西方科技文明的主张。这种主张要求把所谓中学置于主体地位，而所谓西学则置于辅助应用地位，因而一般称之为中体西用说。除此体用的概念表述中学、西学的关系外，还有“本末”、“本辅”、“道器”、“道艺”等诸种论拟表述形式。无论如何，这种主张的根本之处是在以中学为主体的前提下，引进西学并发挥其助益中国走上富强之路的效用。一般认为，中体西用说影响从洋务运动延续至维新变法时期。若从深层次剖示，中体西用说的提出，实乃中国文化在受到外来文化冲击时，出于一种民族自觉而做出的本能性回应。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产生的直接原因，中体西用说实是洋务派开明人士及早期维新派人士，为引入西方文化而受到顽固派抵制时做出的文化辩解论式。统观现代化发展的全过程，这在各个国家或民族是经常出现的现象，因而有学者指出：“当一个文化单元或民族对峙于现代化时，其知识分子经常感到一种为其向现代化国家做文化引借辩解的必要。”[3](P90)但这种“文化引借”必然受到反现代化者的抵制。中国在当时的情况正是如此。顽固派作为封建统治利益的最高坐享者，本能地感到一旦采用西学，必将导致数千年传统的纲纪伦常及礼义法度终将动摇，使整个统治阶级安身立命、操纵威福的制度根基行将瓦解。如有人提出要维护“礼义廉耻大本大原”，就不能兴洋学，否则将招致“人心因之解体”的大祸[9](P121)。有人则倡言：“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10](P29)这是在借口孔孟尧舜之道远较西方科学为重要，径直反对引入西学。由于顽固派自身的利益已与封建体制合为一体，因而以卫道的面孔反对引入西学是必然的。但由于华夷之别的文化观念，以及博大渊深的传统文化在社会心理上留下的巨大影响，顽固派的卫道言论颇能代表一部分社会舆论的文化取向，并受到一些人士不同程度的应和。如有的研究著作引用著名学者俞樾的一番议论，颇可表现深受孔孟之道陶冶的士大夫知识界，在巨大的西学冲击潮面前，感到中学行将沦落时的深深忧虑与眷恋，并对危及“孔子之道”的“外国之学”表示不满：“今夫士大夫读孔子之书，而孜孜所讲求者则在外国文学……岂中国礼乐诗书不足为学乎？海外之书，译行于中国者日以益增，推论微妙，创造新奇，诚若可愕可喜，而视孔子之书反觉平淡而无奇。闻彼中人或讥孔子守旧而不能出新法。如此议论，汉唐以来未之前闻。风会流迁，不知其所既极，故曰孔子之道将废也。”[11]似这般经过切身体会而感到的忧虑，自然不无道理。但深受儒家浸润的士大夫知识阶层对中国文化的眷恋与忧虑，同专谋一己私利的封建顽固派的卫道者心态，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俞樾的感慨，实是士大夫阶层从消极方面表现出的对危难中的民族文化的自卫心理。此外，在洋务派乃至维新派持中体西用说的人士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试图采用西学以维护中学的主体地位，从而反映出用积极手段保护和振兴中国文化的变通进取心态。

为使中体西用说既无背于传统夷夏观，又可抵制主要来自顽固派的攻击，就必须对其何以采用西学的主张进行辩解，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中体西用论者一方面论述了采用西学合于用夏变夷的圣道古训，另一方面则论述了采用西学有助于中外合一的大一统文化理念在新形势下的实现。所以，中体西用论者对自己采用西学主张的论述，利用的是既尊重传统的形式，而在内容上又有所变通改造的夷夏观作为论式。如薛福成在《筹洋刍议·变法》中说：“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吾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复生，未始不有事乎此。而其道亦必渐被乎八荒，是乃所谓用夏变夷者也。”[12](P160)此谓采用西学卫中华圣道，合于用夏变夷的古训，虽圣人复起也不会反对。王韬在为《盛世危言》所写的跋中也说：“诚使孔子生于今日，其于西国舟车、枪炮、机器之制，亦必有所取焉。”[13](P167)这也是从采用西人器技不背中国圣道的角度立论。郑观应则完全是从中国的大一统文化理念，去论述采用西学在中国将会产生的巨大文化效应。他曾以由博反约为喻，论述西学必将折入中学的文化融通格局。他说：“昔我夫子不曰由博返约乎？夫博者何？西人之所鹜格致诸门，如一切汽学、光学、化学、数学、重学、天学、地学、电学，而皆不能无依据，器者是也。约者何？一语已足以包性命之原，通天人之故，道者是也。今西人由外而归中，正所谓由博返约，五方俱入中土，斯即同轨、同文、同伦之见端也。由是本末具，虚实备，理与数合，物与理融。屈计数百年后，其分歧之教必寝衰，而折人于孔孟之正趋；象数之学必精，而潜通乎性命之枢纽，直可操券而卜之矣。”[14](P57)郑观应不是把中学、西学视为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而是视二者为同一体用模式中的道与器、本与末的关系，西方进入中国是文化上的复归；因而他认为今日西学入中国乃是由器返道，由末归本，亦即所谓由博返约，由此展示出同轨、同文、同伦的文化一统格局的发展趋势。他已预见到，中外文化间的交流融合必将进一步深化的未来。这里要注意者，其所言实乃中学之本融入西学之末的文化一统论。由此文化上的一统，他又论述了以中国圣道王法为政教之本，博采西方的技艺富强之术，实现四海归一的政治大一统。他又说：“《新序》曰：‘强必以霸服，霸必以王服。’今西人所用，皆霸术之绪余耳。恭维我皇上天亶聪明，宅中驭外，守尧舜文武之法，绍危微精一之传，王道，抚辑列邦，总揽政教之权衡，博采泰西之技艺。诚使设大、小学馆以育英才，开上下议院以集众益，精理商务，藉植富强之本；简练水陆，用伐强敌之谋。建黄极于黄农虞夏，责臣工以稷契皋夔。由强企霸，由霸图王，四海归仁，万物得所，于以拓车书大一统之宏观而无难矣。”[14](P57-58)郑观应这里把西方的政治文化体系纳入到中国“霸术之绪余”的概念范畴中，即谓其与王道相比还差一畴；但中国若能采取西方技艺、教育、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各项具体措施，必能实现中国历来四海归仁的大一统王业理想。这已不仅仅是采西学为中体之用，实际已纳西学于中学的同一体用模式中，使之为中体尽中用之效。此显然与其《盛世危言·考试》中所言“以西学化为中学”[14](P89)相应。总之，郑观应并未视中学西学为两种扦格不入的异质文化，他从体用关系上论证了中学对西学具有吸纳同化并进而予以利用的本能。郑观应的这些思想，是当时中国知识精英对自己民族文化具有相当信心的一种集中反映。此外，中体西用说虽有提高中学、贬抑西学的倾向，但由于它避免了从完全相斥的角度评估中西文化，所以它实际上为后来各种各样融合中西文化的论式启其端绪。在这点上，其积极意义是不容低估的。就是说，中体西用论至少为日后中西文化之间通过交流融合而达到提高创新的发展方向，在理论上有开启提示的意义。

三、新史学与国粹派的近代化民族文化建设

中体西用论是在清朝皇权仍作为现实政体而存在的社会条件下提出的，因此它必须以现存政治秩序及道义信念为合理存在作为立论基础，才能争取到引用西方文明以为中体之用的合法发言权。而且由其所论内容也决定，它仅是一种主要着眼于从科学技术上采取措施的社会改良思潮，这使其政治上的功利目的极为明显。如果再就其立论的根本宗旨来讲，它无意也不可能深入触及清政府的腐败弊端，因而其在政治上改革现实的价值也不大，这是其局限所在。但若从文化的角度检讨其意义，则中体西用说的提出，乃是中华民族在受到外来文化挑战时，首先通过社会上层的有识之士，特别是当时士大夫阶层中的精英分子之口，曲折表现出的一种民族自觉与文化反思。它主张的，是如何在不触动本民族原有传统的情况下，引入西方文明作为本土文化的补益因素。但中体西用说既借统治者及附属它的知识精英之口讲出，所谓中体就只能限于维护清廷统治的王道治法及纲常名教一套以官方儒学为核心的政治伦理体系，不能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尤其是中国几千年立国立民的民族思想精粹，在当时条件下是无从指示发扬的。因此借中体西用说反映出的民族文化反省意识，在范围上是有限的，在内容及形式上则明显未脱出封建文化的牢范体系。但到维新运动的前后，由于中国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已由原来限于技艺器数的层面，上升到政治、法律制度的层面，再加之近代民族主义的引入，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已大为改观，随之对中西文化的反省认识程度亦由此加深。从世界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看，大多数非西方文化在与西方先进文化相遇时，一般都强调应保持本土文化在“精神”方面的优异性，然后有选择地引借西方先进的物质科技成果，中国的中体西用说便属于这样的文化思考方式。如有的学者在论及中体西用说时指出：“‘体’乃中国文化之精髓，‘用’者不过西方的科学与技术。后来，到了20世纪，一般的中国公式变成了提倡‘融合’中西文化，其含意为中国文化在某些方面优于西方，于是乎选取‘中西双方之精华’，将可创建一个新而超绝的文化。”[3](P71)就是说，20世纪的文化反省方式已由初起的中体西用论提升为“中西文化融合创新论”，在文化观念上无疑已有较大改观和进步，并成为此后建设民族新文化时一种颇具代表性的文化思考论式。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中华民族的危亡日益加剧，甲午战败更加深国人的危亡感，因而严复发出“亡国灭种”的警告。此后列强瓜分之势日亟，有维新派变法救亡之举。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保国会”，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的民族主义宗旨。中华民族面临的危亡形势，必然刺激民族意识的觉醒与民族主义的高涨。但通过引进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并自觉从理论上加以探讨者，不得不推梁启超为其中的翘楚者。维新失败之后，梁启超东渡日本，开始接触到近代的民族主义，并加以研究和介绍。梁氏认为，西方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乃近代化的标志，因此他矢志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西方式独立富强的民族国家。但他又意识到，作为一个民族得以立国的民族主义精神本原，存在于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因而他说：“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的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子，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15](P6)在介绍西方学者关于民族与国家关系学说时有谓：凡一民族立国时，“当以保存族粹为第一义，凡祖宗传来一切制度苟非有妨害国家之发育者，不得妄事破坏……必须尽吸纳本族中固有之精神势力而统一之于国家。”[16](P72-73)前文在论及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的兴起时，指出在一些落后地区当遇有外来文化的强大影响时，往往高涨起蓬勃的民族文化思潮，并努力于继承和宏扬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以为吸纳外来文化和建设本民族文化的根基。由以上梁氏所言，似其有鉴于此，因而意识到振兴与宏扬中国传统文化乃当务之急，于是他选中史学作为启蒙国民精神与宣传民族主义的文化工具。1901年他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发表《新史学》，揭出史学革命的号召，用以提倡民族主义，激发国民的爱国心。如他认为史学是“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又说：“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17](P7)梁氏倡言史学革命的目的十分清楚，即以振兴中国史学文化传统的方式，宣传民族主义，激励国民，追迹西方，以跻中国于文明富强之境。但若分析梁氏关于西方民族主义与近代化关系的认识，是经历一个过程的。即最初梁氏研究民族主义，是为了在中国建立西方式文明富强的民族国家。深入研究后使他发现，为达此目的必须先从文化上入手，于是他转而锐意于以复兴中国文化的方式建设近代化的新文化。比较起来国粹派在这方面要自觉明确多了，即他们一开始就在“保存国粹”、“复兴古学”的宗旨下，推动中国固有文化向近代化转换。若对二者细加考按，国粹派与梁氏之间似应有相互的启发影响关系。

国粹派兴起于20世纪初年。此时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日甚，清廷专制统治的腐败使其民族压迫的本质更加显露无遗，因此国粹派的活动已与革命派反帝反清的民族民主运动结合起来。这样，国粹派的民族主义思想远非昔日中体西用论所可比拟，亦超越于梁启超之上。因为梁氏虽服膺民族主义，政治上则曾倒退于开明专制论。如果把国粹派置于中西文化冲突交流的历史背景下予以评价，则其最大的文化功绩，乃是其以传统学术为根基致力于建设近代化的民族主义文化，并且演为以一群传统学养深厚的知识精英为代表的民族文化思潮。

由国粹一名，已揭示出它在外来文化的强大影响下保存和发扬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宗旨，即其要在近代化的世界潮流中，发扬传统学术以保存民族文化的特质。国粹派把自己的宗旨概括为“保种、爱国、存学之志”[18]，在这点上他们与维新派“保国、保种、保教”的宗旨有相近之处，但二者比较起来，国粹派对自己肩负的民族文化使命则更加自觉。比如他们视语言文字为国命族运所系，因而认为：“一国有一国之语言文字，其语文亡者则其国亡，其语言文字存者则其国存。语言文字者，国界种界之鸿沟，而保国保种之金城汤池也。”[19]这种认识必然有助于坚定他们保存发扬民族语言文字的职志。有学者则进一步用民族斗争的历史经验，证明包括语言、风俗、历史在内的民族文化传统确为国命族运所系：“今夫血气心知之类，惟人能群。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辨种族。其条例所系，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萌不植。露西亚灭波兰而易其言语，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风俗，满州灭支那而毁其历史。”[20](P468)这些议论和认识，显然有助于人们理解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即民族危亡之际“保存国粹”之巨大文化意义所在。他们所说“国粹”，主要集中于渊深的中国史学文化传统。国粹派接受了章学诚及龚自珍等的“六经皆史”说，又进一步推广为史学足以囊括中国的所有学问。如刘师培有谓：“史为一代盛衰之所系，即为一代学术之总归。”[21]这样，所谓“国粹”亦即集于史学一身，故章太炎也说：“中国今后应永远保存之国粹，即是史书，以民族主义所托在是。”[22]章氏倡言民族主义，鼓吹反满革命，主要借助于史学，因而他又说：“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23]即他主张以具体的历史知识鼓舞人们的民族爱国心，因为只有如此才会收到切近深入之效。此为章氏的卓识。由于章氏具有极为激烈的反满革命情绪，因而他为了提供“历史民族主义”，尤重汉族历史的保存发扬。如他论及提倡国粹的意义时说：“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就是广义说的，其中可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24]借此亦可概见国粹派所谓国粹实集中于民族的历史传统，即中国固有的语言历史文化所构成的国民精神传承体系。

近代民族主义的一个核心主题是彰显一种特殊的民族精神，而最能实现此点的乃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即章氏所言包括语文、制度及人物的广义的历史。通过对历史的回溯，可以唤起当前民族的自觉，从而有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职此之故，在近代西方的文化民族主义热潮中，民族主义史学曾旺盛发达一时。中国自古以来有深厚不绝的史学传统，因而在保存自己的历史文化方面，是任何一个民族难以企及的。国粹派学人皆是些经史学养素有根抵者，也深知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对传统学术文化的服膺推崇之心，因此他们选中史学宣传民族主义，可称是明智之举。后来国粹派在知识分子中取得较为广泛的响应认同，并以学术舆论的形式助益反清革命成功，亦可为一证明。国粹派人士指出：“国粹者，一国精神之所寄也。其为学，本之历史，因乎政俗，齐乎人心之所同，而实为立国之根本源泉也。”[25]这里把国粹与历史、文化及民族精神间的关系，阐发得十分清楚。他们继梁启超之后也提出史学革命的倡议：“悲夫！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26](P168)同梁氏一样，他们也系国命之望于史学革命。但在新史学的创发中，梁氏虽有倡始之功，而20世纪初年其史学贡献仅限于理论上，具体研究成果尚不多[27](P216)。国粹派则不然，无论在史学理论还是在具体历史研究方面，颇多建树，而且史学在20世纪的学术研究中几乎一直处于显学地位，这同国粹派的力行提倡不无关系。可以说，在西方民族主义传入之后，既体悟其精神又能用近代方法复兴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者，当首推国粹派。此后学衡派标举“倡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宗旨，自诩为国粹派继承人。虽或谥之为文化保守主义，但正是他们支撑着当时扎实深入、卓有成效的民族文化研究，也代表着中国知识界普遍存在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真挚的情意与崇高评价。可以认为，国粹派的贡献固然在于他们为建设近代化的民族文化做出功绩，但其中更主要的是他们既体认中国传统文化，又切实深入地整理研究它，挖掘其真髓，宏场其精义，以使之能在国人之中详实地传播。这在20世纪初以来，受救亡和革命热潮冲击不免带有浮躁疏略之风的学界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学衡派巨子汤用彤曾以“浅隘”概括当时的学风，深中时弊[28]。国粹派不唯致力于传统学术的研精覃思，又提出以西学证明中学的开明主张，在《国粹学报发刊词》中有谓：“本报于泰西学术其有新理精识足以证明中学者，皆从阐发。”继起的学衡派也提出既“保存国粹又昌明欧化”，因而主张忠实全面地介绍东西学术文化精神。综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化冲击下蓬来的民族主义文化思潮中，真正担负起从学术研究角度振兴宏扬中国民族文化者，应推国粹派及学衡派一批学人。正是他们切实精到的研究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创新落到实处。因而应该说，只有他们才是20世纪率先以其深厚学力创新中国民族文化当之无愧的代表。如果把他们的成就与19世纪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者相比，毫无逊色之处。对20世纪初叶学术文化史上的这段辉煌，我们应给予充分注意。

四、余论：中西文化民族主义的比较

中华民族自秦汉时代起，就已形成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文化认同意识，并因此构建起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所以，无论在语言文字、思想意识等方面，久已形成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传统，而政治上的大一统结构及其理念，更在有形无形之中对中华民族起着持久的型范聚合作用。所有这些，与欧洲民族如德意志及意大利等要在近代文化民族主义兴起之时，才集中总结构建本民族的语言文字等历史文化传统，大不一样。这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渊源久远，积累深厚，不假外求，更无需临时凑集。如章太炎曾以日本为喻而论述道：“部娄无松柏，故日本因成于人，而中国制法自己。儒墨名法道尚已，虽汉宋诸明哲专精励意，虑非岛人所能有也。自弃其重而倚于人，君子耻之，焉始反本以言国粹。”[29](P207)即日本因文化积累浅薄只有“因成于人”，中国则只需发扬自身积淀深厚的文化传统已足以自强。但国粹派“反本以言国粹”，又非专意于诵经复古、卫道恋旧，而是“标民族之宏义，发神州之鸿秘”[30]，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近代民族主义创新宏扬中国固有文化。如果说中体西用论的提出，乃是中国文化在受到外来文化刺激时，所做出的本能性反应，其实质是在不触动旧的政治伦理文化本体的情况下，引用西方的科技文明补益自己，那么，这种对旧文化体系的局部修补，已无法适应新形势下的世界民族民主运动大潮。更主要的是因为近代西方的民族主义尚未广为传入，因而不能不使中体西用式的文化反思受到局限。当民族主义浸润于中国思想界之后，人们的文化观念大为改观，中体西用论益加显出其不足与浅薄，文化革新的历史任务也开始被人们所意识到。20世纪初年国粹派的兴起，虽然寄意于“保存国粹”，但却旨在融通新知，即他们一方面把宏扬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与当时中国的民族民主运动结合起来，为反清革命提供舆论鼓舞，另一方面则在努力吸纳西方文化以复兴固有文化，实现民族文化的近代化转换。所以，20世纪初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虽与19世纪欧洲如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貌似相同，实则有异。当时德国尚未完全实现民族统一，它是在法国文化入侵的刺激下，企望通过搜集、整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实现德国民族的精神认同及复兴与统一。近代中国则不然，虽然雅片战争后西方烈强的侵略步步深入，但政治上的大一统及其理念并未从根本上受到破坏，文化上则由于传统深厚而无需临时搜集拼凑，炎黄子孙的共同信念则从族缘血统上长久地整合团结着中国人，所以象19世纪德国那样主要借助文化之力实现精神认同和民族统一的情况，在中国基本不存在。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则是，如何运用近代民族主义精神，通过批判继承功夫，完成中国民族文化的近代化转换。所以虽同是文化民族主义，但由于国情不同，历史条件各异，在19世纪欧洲与20世纪中国，其所包含的宗旨、内涵与性质是不尽相同的。职此之故，如何正确分析比较近代以来世界兴起的民族主义的文化思潮，仍是一个有意义的历史文化课题。

【参考文献】

[1]［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2]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3]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

[4]鲁滨逊.新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5]效鲁.中国民族之过去及未来[J].江苏，1903,(3).

[6]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7]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M].长沙：岳麓书社，1987.

[8]四库全书总目：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9]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第1册[M].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10]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第2册[M].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11]丁伟志.“中体西用”论在洋务运动时期的形成与发展[J].中国社会科学，1994,(1).

[12]中国史学会.：第1册[M].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3]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14]郑观应.盛世危言[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1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7]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8]国粹学报发刊词[J].国粹学报，1905,(1).

[19]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J].政艺通报，1903,(24).

[20]章太炎全集：第三册[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1]刘师培.论古学出于史官[J].国粹学报，1905,(1).

[22]章太炎.答张季鸾问政书[J].制言，1935,(24).

[23]章太炎.答铁铮[J].民报，1907,(14).

[24]章太炎.演说录[J].民报，1907,(6).

[25]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J].国粹学报，1905,(7).

[26]郑师渠.晚清国粹派[J].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27]李喜所等.梁启超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民族文化论文篇（5）

地理生态被破坏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很多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但是，我国人口基数巨大，想要短时间内的实现城镇化是不可能的，农村人口仍旧还会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城镇化进程中高速公路、铁路的建设使原本联系密切的村落被隔开，政府规划失控等城市空间布局不规则，许多文化赖以生存的地理生态环境被分割开来，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需要多个村落或者集体之间紧密联系，共同支撑，地理生态上的分割意味着传统文化的发展失去了空间，现代通信科技并不能促进传统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因此，城镇化导致地理生态格局的改变，也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生存环境。

(二)外来文化的冲击当今社会上

很少能看见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人们喜爱的是篮球、足球、跆拳道等国外的体育竞技项目，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他们所喜欢的体育项目都很少会是太极拳等传统体育活动，随处可见的篮球场、足球场、跆拳道兴趣班让中国本土的民族体育显得十分冷清，武术馆、象棋馆基本上已经销声匿迹了。日常生活中只有一些老人会打太极拳健身，而传统武术、摔跤、龙狮等项目则只会出现在一些民族节日的表演中，表演者也都是一些业余团队，他们的演出极具功利性，根本没有领悟这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精髓。现代竞技体育不断发展，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人们从事的体育项目，大多是出于功利、名誉，就算体育表演也充斥着商业化的气息，没有从根本上继承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涵和精髓，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得不到弘扬与发展。

(三)学校教育落后学校作为培养人才的摇篮

是传统体育走向规范化、普及化和科学化的必经之路。但是目前我国大多数学校的体育教学缺乏自己的特点，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模式都是从苏联时期引进过来的，不管是大学体育教育，还是中小学体育，其教学内容主要是西方的现代体育项目，很少涉及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传授。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教育改革使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有了起色，但是还是缺少理论指导，相对于现代竞技体育项目，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依旧十分缓慢。为了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国家教育改革中将民族体育教学纳入到学校学科建设中来，经过多年的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学不仅在科研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且民族传统体育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也得到了完善。在学校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被广泛的引入进来，极大的丰富了学校的体育教学的内容。但是，相对其他学科建设，民族传统体育不能严格的按照学科建设的标准进行建设，民族传统体育学也只是初步建立了应有的门类和框架，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基础和独立的学科结构，研究方法不明确。此外，外国的体育文化流入对传统体育教学造成冲击，像韩国的跆拳道，已经成为吸引学生注意力的热门体育项目。

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

(一)正视发展困境

认知传承的意义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我国许多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开始走向消亡，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和发展困境。在功利思想盛行的今天，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或多或少的带有功利性，这使得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传承中变了味，许多传统文化的功能完全消退。而我们强调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不仅仅是指其内容上的保存，更注重的是其蕴含的精神的延续。因此，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中，我们要正视现在的困境，认清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本质意义，端正态度，传承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精髓。

(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创新传统文化发展途径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不仅仅是保护，更重要的是创新。为了更好的传承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就必须加快文化体制的改革与创新。首先，应该加强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其次，要结合现代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利用国内国际市场来传承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实现民族体育项目“走出去”和“引进来”，吸引外国人学习民族体育项目，借助外国的成功经验，保护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最后，创新体育管理制度，由以前的行政手段向借助市场、法律、经济等多种手段的管理制度转变，切实提高体育文化的管理水平，发展传统体育文化精髓。

(三)重视学校教育

在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很多现代竞技体育项目都是通过学校传承发展而来，学校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走向规范化、科学化和普及化的中介。对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将其纳入到学校的教学过程中。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使教材具有民族性的特点，这是对学校体育教学的一个补充。重视理论基础的完善，切实促进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建设。

民族文化论文篇（6）

二、民族文化决定绘画心理的构成趋势

“每一种民族审美心理结构都是由多种心理要素奇妙地排列组合而成的。从一个纵横交错的坐标系格局上发挥其动力定型的系统功能，产生独特的审美效应。”［3］一个民族审美心理的框架构成是以本民族文化积淀为基础的，受生存环境、文化传承、生理素质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会以民族特有的稳定性自动渗入到整个民族的大脑记忆库中，并以基因遗传的形式不断规范着民族心理的发展轨迹。

民族文化论文篇（7）

2.文献法：查阅大量相关学术文献和地方资料，结合文化涵化理论，②进行逻辑推理。

二、民族旅游对肃南裕固族文化的影响

通过文献查阅、实地访谈和走访观察，结合相关理论，得出旅游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有生活方式的变化、语言和观念的变化以及娱乐与消费变化三个方面（刘海洋，2010）。就民族旅游对肃南裕固族文化的影响主要有以下：

民族文化论文篇（8）

民族特色生活习惯是民族文化的载体，特色习惯的保留对民族文化的传承有着积极的作用，反之则不然。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虽然被采访的对象都是身处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他们都有着能代表自身身份的民族服饰，但让人遗憾的是，这些色彩鲜明、风格迥异的服饰除盛大节日外是不会出现在人们平时的生活中。据2012年数据统计，凤凰县三拱桥乡全乡总人口15186人，全乡在外打工者达4600多人，占全乡总人口的30％，这些外出的打工者们大多会选择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打工，这里的信息传播快速，不同层次的物质的、精神的“舶来品”冲击着远道而来的苗家打工者们的生活，他们效仿城里人，穿起了西装、连衣裙，他们卷发、染发，回到家乡后，这些自身显现出来的时尚元素影响了当地的居民，久而久之本民族的“传统服饰”逐渐被“时代潮流”取代了！

（二）民族认同感弱化

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是凝聚一个民族、团结一个民族的强大动力，是族群保持自身特色的关键，苗族的歌舞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形式之一。通过调查，得知三拱桥乡懂本民族歌舞的人主要是老年人，为进一步了解该地区民族文化传承现状，我们带着强烈的好奇心拜访了某校校长，校长叹惜地说：“苗歌对老一辈来说就像我们现在的必修课，几乎人人都懂。之所以今天的年轻人知之甚少，一是父母辈无空闲时间教他们，二是他们对此兴趣不大。在这个呼吁竞争的年代，大家都在忙于为生计而奔波，无暇兼顾这些琐碎的事情，久而久之，所谓的传统就这样在人们的意识里逐渐被淡化”。

二、三拱桥乡民族文化校本课程开发现状

少数民族文化校本课程是学校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基于民族文化和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校本课程，是以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为基础，以满足民族地区学生的实际需求为目标，以传承少数民族文化为旨归，充分挖掘少数民族的文化内涵及各种表现，在少数民族地区学校中形成和开发出来的课程。”凤凰县三拱桥中心完小自2008年开始，加大力度开展民族民间文化进校园活动，活动的开展是为更好的保护与传承三拱桥乡的民族文化，该校民族文化校本课程开发现状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课程内容

从课程内容来看，三拱桥中心完小民族文化的校本课程开发，主要集中在歌舞方面（如“苗家花鼓操”在全校已全面铺开，学校规定每周一、三、五做花鼓操，二、四做广播体操，使少儿广播体操和花鼓操交替进行），其次是苗族体育和苗族美术（如美术课上以剪纸和刺绣代替传统课堂里的水彩和颜料，体育课上以苗拳作为课前十分钟的热身训练）。可见，课程内容的选择是让孩子们更多的去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体会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但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出，课程内容的选择比较单一，未把本民族的语言、历史、地理、科学等作为校本课程开发的内容。

（二）课程类型

三拱桥中心完小民族文化课程类型的设置同课程内容的选择一样，都较为单一，主要以活动课的形式为主。具体原因在调查中得知，授课教师们平时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开展这方面的课程教学，学校教学的重点依旧是孩子的学习成绩和升学考试。一般情况下，此类型课程的课时一周只有一至两次，如果遇到湘西州两年一次的“民族文化节”等活动，此类校本课程的课时才会有所增加。在孩子们看来，此类课程和必修课有很大的区别，与自己的考试并无多大关系。

（三）教师态度

起初该校对于“乡土民族文化”的校本课程开发的兴趣很大，从广搜资料到小组讨论再到试图进行教材编写，但进展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缺少专家指导、缺少学生参与、更缺少经费的支持，渐渐地，教师们的积极性减弱，据调查得知，首先教师们认为此类民族文化课与学生的考试分数没有多大关系，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的考核主要还是学校的升学率或期末考试的平均分，其次家长们依旧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考上大学，而校本课程对于提高学生的成绩并无太大帮助，促使教师们不得不将自己的视角转移到与升学考试息息相关的考分上。

三、三拱桥乡民族文化校本课程开发存在的问题

（一）缺少理论或专家指导，教师开发能力不强

校本课程的开发给教师主观能动性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它要求教师不仅会“教”书，还要学会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及特长去“编”书。通过调查发现，三拱桥乡尽管有绝大多数老师都具有较强的开发意识，但他们表现出对自己的开发能力缺乏自信。由于地域上的限制、经费的不足，湖南凤凰县三拱桥完小去聘请资深专家指导校本课程的开发是不现实的。有的老师认为通过参观、观摩别校的几节校本课程公开课，甚至认为可以模仿、照搬别校的校本课程，就能够获得校本课程开发的全部真义，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都不利于校本课程的开发。试想若没有理论与技术的支持，仅靠经验型摸索，必然影响到校本课程开发的质量和水平。

（二）缺少足够的经费

三拱桥乡位于凤凰县东北部，是一个偏远落后的贫困地区，对于校本课程开发，学校没有足够的经费支持，主要依靠美国“蒲公英行动”教育基金的支持，但是，单纯依靠这种经费的支持毕竟是有限的。经费的不足，导致民族文化课程门类的设置不得不缩减，而且一旦失去此类经费的支持，课程的开展也就不能顺利的进行。

（三）缺乏学生及家长的积极参与

校本课程开发不是由校长和教师们共同编制就可以完成的，它还需要课程专家、学生、家长和社会人士的共同参与研究、审议和探索。当前，凤凰县三拱桥中心完小的大部分学生对于校本课程开发的参与度不够，许多学生还没有跨出“上学就是为了考大学”这道门槛，他们关注的重点在与学习相关的考分上，因而对校本课程的开发不敢兴趣。作为教育伙伴的学生家长，是能够成为校本课程开发的参与者，他们可根据自己的阅历和储备的知识向学校及教师提供更多利于课程开发的信息和素材。但是，凤凰县三拱桥乡许多学生家长文化水平不高，他们大多只是监督孩子学习，扮演着陪读的角色，对学校的建设与发展较少过问且难有时间参与其中，他们大多为了生计而奔波，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认为课程问题应是政府和学校的事，因而对学校开设促进学生个性健康发展的校本特色课程并不感兴趣。

（四）认识不足，片面追求升学率，影响校本课程开发的进程

当下，升学率的高低成为衡量学校的重要指标，老师们根本无暇顾及校本课程开发，民族文化的传承及校本课程的开发势必会受到影响，凤凰县三拱桥中心完小也不例外。该校虽是一所民族学校，但学校的科目设置与民族文化相关的课程较少，占据课时最多的依旧是国家课程语文和数学。正如老师们所言：“我们是民族地区，贫穷落后，山大沟深，像我们这种三流小学，若没有一定的升学率和可观的排名，有哪位家长愿意把自己孩子送到这里来学习？校本课程开发，我们也想过，但立足当前的情况来说，我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可见，校本课程的开发在该校教师的观念里是有的，但因条件的限制不得不将其搁置一旁，因为它与学校的升学率毫无关系。

四、三拱桥乡文化校本课程开发的对策及建议

（一）重视课程专家引领，提升教师课程开发能力

课程专家的理论指导是校本课程开发的关键。教育主管部门可定期派课程专家到学校进行指导，并在指导中为学校培养一两名带头人，然后，由他们带领其他教师开展课程研讨和开发活动。从调查中得知，缺少带头人，教师开发能力有限阻碍了该校民族文化校本课程的开发，如果有课程专家的引领，教师们就可将自己的特长和自身所学的知识结合起来，提出新颖且利于民族文化校本课程开发的观点，在课程专家们的从旁协助下，有助于教师们拓展思维，互相增进交流，取长补短，这些都利于校本课程的开发。

（二）提升教师素质，组建校本课程开发的行动队伍

民族地区制约校本课程资源开发的关键性因素在于教师素质普遍偏低，对校本课程开发理解存在多种误区，笔者认为，提高民族地区教师的综合素质、转变教师的“校本观念”，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学校应鼓励教师开展“校本研究”活动，以“研究”促“发展”。校本研究是教师在学校工作中展开的教改探究活动，是教师通过对自己在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不断地反思、修改及总结。学校中的教师都处在相同的教育环境下、面对着同样的受教育者、需要完成相同的教育任务，尽管教师个体间教育观念、教学方法不同，但在教学过程中势必会遇到相似的问题，教师可通过校本研究将遇到的问题作为一个案例与同事分享，这对于提高教师的专业发展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对民族地区教师综合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2、学校应加强教师的专业培训，提高教师的校本理念。针对凤凰县三拱桥乡各学校的实际情况，教师的专业培训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是一个亟待发展的薄弱环节。长此以往，不但会影响教学质量，搞不好会影响该地区校本课程的开发。若该地区学校能采取多种形式，加大对教师培训的力度，组织多种形式的培训活动，使教师对自身的职业角色有新的认识，对校本课程的开发有新的理解，从而更好的更新自己的校本理念。

（三）加大资金投入

三拱桥乡民族文化校本课程开发中，面临的最大阻力就是资金不足的问题。就三拱桥完小来说，公用经费捉襟见附，能保证正常的运转已是不易，而对于校本课程的开发，学校难以拿出专项资金予以支持，资金匮乏，学校的校本课程开发就难乎为继。学校自身不能解决资金紧缺的问题，唯有向外寻求帮助，但学校因繁重的教学任务难有时间和精力去吸引“外资”，因此，作为支持学校发展的“领头军”教育行政部门，应成立专项管理小组，匹配专门的校本课程开发基金，专款专用，为保证校本课程开发的顺利进行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

（四）大力开发丰富的课程资源，为校本课程开发服务

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支撑校本课程开发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凤凰县三拱桥乡具有独特的资源，宽广的河流清澈见底，巍峨的山川美轮美奂，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熠熠生辉，为校本课程的开发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民族文化论文篇（9）

二、民族音乐文化对学前教育专业的影响

民族音乐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我国56个少数民族传承下来的优秀音乐文化，无论在我国的音乐史上还是在世界音乐文化中，始终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不可低估的重要价值。作为学前教育的学生，在我国传统音乐文化教育的海洋中，学习博大精深的民族民间音乐，从音乐中陶冶情操、美化心灵，可以提高对民族音乐的认识和鉴赏能力。因为他们是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播者和传承者，他们的学习为全社会点亮了民族音乐文化的希望之光。在学前教育中加强民族音乐教育是任何一门教育所替代不了的，应该以学习和了解我国的传统民族音乐文化为基础，让学前专业学生树立起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观念，为弘扬和传承本民族宝贵的音乐文化遗产而努力。通过民族音乐达到育人的目的，以促进民族素质，提高民族音乐文化水平，热爱中华民族的音乐艺术，使学前专业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和不断提高。

三、我国民族民间音乐文化在学前教育中的融合与发展思考

柯达伊认为，挖掘民族民间资源，以民族音乐文化为音乐母语来实施基础音乐教育可以更有效提高全体国民的音乐文化素养，让音乐真正地属于每一个人。在学习民族民间音乐时，不但要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国民族民间的传统音乐文化，而且要了解不同民族的不同风俗习惯，掌握当地的民歌演唱方法及简单演奏民族民间器乐的常识，不断吸收民族音乐的精髓对增强学生的艺术修养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还有利于学前专业学生继承民族音乐文化、发展我国传统音乐文化能力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通过“倾听”民族音乐，培养学生对民族音乐的兴趣

在学前教育专业音乐课程中，通过“倾听”感受民族音乐是一门必修的课程。我们作为学前专业教育者，去创造良好的民族鉴赏氛围是责无旁贷的，通过欣赏民族音乐来培养学前专业学生高尚的情操，在音乐思维上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创造能力，同时了解我国56个少数民族的不同音乐文化体裁，真正达到弘扬我国优秀的民族音乐文化。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因此，要想在欣赏民族音乐教学中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激发学生对民族音乐的兴趣，根据学前教育专业的特点，对目前音乐课程设置进行调整。在音乐欣赏课中加大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比重，让学生充分了解祖国的传统音乐文化；在钢琴教学中，多演奏中国优秀作品；在舞蹈教学中，了解我国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音乐语言等，逐渐把民族音乐融入到各个学科中去。

（二）编写民族民间音乐与学前教育专业融合的教材

教材是教学成功的基础。为了强化民族民间音乐的教学工作，编写一部适合学前教育特点的民族音乐欣赏教材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教材内容的选材上应注意学前教育专业特点，以普及民族音乐基本知识为主，兼及部分民族音乐理论。把具有代表性的、有审美价值的民族音乐元素有机地融入到教材中，教材以汉族民间音乐为主体，合理分为民间歌曲、民间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民间器乐五大类。对民族民间的各类音乐素材进行合理的编写，在教材结构中突出民族音乐内容的比例，使民族音乐和学前教育有机地融合得到和谐发展，具有继承民族民间音乐教育的价值，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精神。

民族文化论文篇（10）

目前在部分地区，由于初中学校教育倾向单一追求升学率、课程设置单一化、基础设施仅为升学服务，更加由于教师欠缺相关基本知识等诸多现实困难，“民族文化进校园”教育也多是应付上级检查，偶尔请当地居民进行教授，于是活动多流于形式。即便是相对重视民族文化教育的一些学校，却限于自身的认识能力以及客观能力不足，无法改进自身教育不足。形式多样的“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未能带给学生深度的文化反思，这一点不仅得到学界的承认，也在笔者实地调研中得到证实。塑造民族文化心理结构需要个体形成对民族文化的价值认同，活动流于形式便导致学生无法进行理性思考及价值认同。

2流于形式的“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所产生的消极作用

“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旨在通过学生参与认同民族文化价值精髓，然而流于形式的活动无法使学生明白其中价值精髓，导致中学生在其关键期难以形成正确的文化心理结构，对于民族而言则无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创新。

2．1个体难以形成正确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民族文化传承即各种文化要素的传承，包涵行为传承、语言传承、器物传承及心理传承等，其中心理传承是民族文化传承中最稳定、最持久、最核心的传承要素。究其原因:首先，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心理传承往往表现为民族意识的深层次积累，构成民族认同感的核心部分。其次，心理传承限制其他各种文化要素的传承。对初中生个体而言，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是终生持续的过程，但又有其不同的发展阶段，尤其以中学阶段的影响最为重要，个体能否形成普遍的民族文化心理，是个体民族文化适应成败的关键。“正如傅玄在《正心篇》中所说:‘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心者，神明之主，万物之统也。’傅玄所说的‘心’，即指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只有具有健全的文化心理结构，才能‘立德’、正身，才能使个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而学校教育中的民族文化教育活动流于形式，不仅展现出学校培养目标失衡，更带给学生错误的引导———民族文化毫无价值，使得学生对民族文化形成抵制情绪，最终难以使学生形成正确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2．2阻碍民族文化建设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一书中提出“轴心”理论，“在公元前500年左右，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中国等地区，发生了‘哲学的突破’。他将这一时期称为历史的‘轴心’，同时指出，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改变成为人类思考与创造的依靠，为人类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不仅要认识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价值，还要认识到中华民族文化中也存在糟粕。正如同志所说:“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对于中华民族，民族文化既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根基源泉，也是理解当今世界文化差异的“钥匙”。文化建设要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必须不间断地“温故而知新”。民族中的个体若缺乏对民族文化的深刻自觉，当代文化建设也会成为无根之浮萍，还会对本民族的文化情感、文化记忆和文化习惯产生排斥情绪，最终阻碍民族文化顺利健康地发展。

3“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流于形式的原因探析

“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流于形式根本原因在于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出现失衡，以及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的缺失。

3．1学校教育培养目标失衡

首先，学校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依旧非常明显，初中阶段的课程设置局限于追求升学率，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仅仅依托于国家课程，难以有效激发学生的民族文化价值认同。同时民族文化教育途径单一，导致学生、教师成为被动的接受者，容易形成对教材的盲目迷信。而且由于培养目标的失衡，教师偏重要求应试能力提升，至于学生的民族文化认知处于何种程度，则无暇顾及。正是学校培养目标失衡，学校中的基础设置、师资力量难以符合民族文化教育需要，以及导致缺乏有效的监督评价制度，“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流于应付检查。其次，中考侧重考查初中生对主流文化的理解，导致学校教育相对忽视对非主流文化的传承。民族文化出现区域差别。当前一些学者在民族教育的发展上过分强调单一民族文化的传承，忽视教育与其他社会因素的制约关系以及多民族初中生群体之间的民族文化交流。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应建立在对中华民族多元民族文化的认知基础之上。否则，初中生对非主流文化的了解难免道听途说，形成错误认知和刻板印象，最终难以塑造正确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而且，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被动式的接受与自身对现状改变的预期一旦达不到最起码的维持，便转化为对主流文化的敌视与抗争，这也无助于初中生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正确塑造。

3．2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的缺失

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对民族文化传承的成分相对于学校教育则更重要。“祭司、长者、家长及周围居民等通过寺庙、市场、村寨、文化站、民间艺人文化室和社区学习中心等场所，通过诞礼、成年礼、婚礼、丧葬仪礼、宗教仪式等以‘濡化’的方式对年轻一代进行民族文化教育。在濡化过程中，祭司、长者等利用仪式和宗教等方式将民族文化的价值规范、思想观念有意识无意识地传递给年轻一代，使其形成本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但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众传媒的影响、社会组织结构的改变，社区和家庭的民族文化教育逐渐弱化。尤其是“撤点并校”政策的实施导致子女过早离开家庭，缺少“濡化”方式的影响。家庭和社区民族文化教育的缺失无助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

4措施与对策

面对“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的种种困境，笔者提出以下改善建议，希望能有助于初中生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正确塑造。

4．1学校教育明确培养目标定位

学校教育只有明确目标定位，才能促进教育工作者更新理念，关注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改进教育教学方法。第一，更新教育理念，关注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初中生由于亚文化影响有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塑造。主流文化目前在学校教育中得到重点关注，初中学校教育应明确目标定位，担负起民族文化传承的重任，对于优秀少数民族文化，也应适当将其引进。对于优秀少数民族文化的引进，应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鼓励学生自我发现。尤其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引导学生了解民族文化，增加民族文化教育的有效性。第二，调整课程设置，转变教师教育方法。民族文化的传承不仅依托国家课程，也要依靠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初中应该加强三级课程的合理设置，同时鼓励教师转变教育方法。增加教师与学生的对话交流可谓方法层面的转变，这一点弗莱雷的批判教学理论对教师的文化教育方法转变会有积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