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论文篇（1）

一是承接政府职能转移日益增多。通过杭州市政协科协界别组组织科技工作者积极开展调研，以提交提案、调研报告、大会发言等形式积极建言献策，近年来每年被采用提案达20个以上，其中1个提案获得杭州市政协主要领导批示。二是学术交流广泛深入。杭州市科技社团围绕杭州发展的重点、热点问题，积极开展学术交流和课题研讨等活动，在促进人才成长、科技创新、学术交流、科学普及、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各类学会作为科普工作的重要力量，在科技周、科普日、科技下乡、重大节日及纪念日等科普宣传活动中，组织开展科技咨询、科技讲座、编印资料等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存在问题

一是发展水平整体不高。总量不足，以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的数量计算，杭州市每万人只拥有5.4个，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内部管理也不尽规范，专职工作人员少，少有高层次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到科技社团工作，自身能力建设弱，较少能真正承担社会事务管理任务。二是规章制度供给不足。2014年9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台《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实施意见》，明确了政府向科技社团购买服务的范围，但仍停留在原则性意见阶段。杭州市也出台了《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政府购买科技社团服务的指导意见》，由于实践经验不足，这些规定还远远不能达到指导、考核评价的要求。三是购买资金管理分散。虽然杭州已开放了向科技社团购买公共服务的资金新渠道，但缺乏一个对购买服务资金申请、受理、审核、拨付、验收、审计等环节进行全程跟踪、统筹、协调和监督的综合部门，导致科技社团在项目前期和后期都存在回款困难。四是机制建设不尽完善。因为专业人才缺乏和没有引入独立的第三方组织评价，不能对政府购买服务过程中专业技术问题进行及时有效监督。有关政府职能转移或购买服务规定中，各职能部门职能转移工作如何考核，购买服务质量如何考核，如何建立行政问责规章，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三）主要优势

一是人力资本优势。杭州市科技社团汇聚了各行各业的高层次科技人才，具有学术权威、知识密集和人才荟萃的优势。二是组织网络优势。目前，杭州市拥有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及其相关科学的学会（协会、研究会）76家，多学科、跨部门、横向联系广泛的学术性、群众性和社会性特征突出，与政府联系广泛。三是政府支持优势。从国家到省市各级政府都支持科技社团积极承担从政府转移出来的部分管理职能。政府机构改革需要广大科技社团发挥沟通信息的纽带作用，协助政府维护市场和社会秩序，从而减少政府管理成本，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四）制约因素

一是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由于杭州市科技社团的组织特征，其筹资渠道和规模均不稳定，科技社团或多或少地存在资金问题。多数科技社团仅仅依靠挂靠单位支持和业务主管单位的补贴，自主创收能力较差，发展不平衡，影响了参与社会管理转移的能力建设。二是部门利益保护严重。一些政府部门囿于既得利益，不愿将职能向体制外转移。同时对于哪些职能应该转移、如何转移、谁来协调转移也缺乏相关的规定，使得相关部门无所适从，不知道将自己的职能转给谁，也不知道怎么转移，无法明确转移的范围与程度。

二、科技社团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对策

（一）加强和完善科技社团立法和政策支持，尽快出台购买服务机制和清单，为科技社团有序参与社会管理与服务提供指南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需要从法律法规层面明确政府和科技团体各自职能，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杭州市委、市政府在有关文件、规章中应明确将有关政府管理职能转移给科技社团，有关部门应积极支持配合该项工作。适时制定《杭州市科技社团发展规划》和《杭州市政府职能转移实施方案》，加强对全市政府职能转移工作的宏观指导，促进杭州市科技社团的健康有序发展。要破除在传统的政府职能体系中形成的“全能政府”形象，实现由政府与社会高度统一的“大政府、小社会”的管理格局到政府与社会分离，实行社会职能社会化、社会事务社会办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格局的转变。逐步释放政府“权力清单”，制定杭州市科技社团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和购买服务清单，培育具备“接单”能力的科技社团。建立杭州市政府购买科技社团服务制度，明确购买公共服务的相关内容：实现预算管理，将购买公共服务的费用纳入预算；强化契约式管理，政府和科技社团的责任、义务以及服务要求，全部在合同中体现；建立评估机制和规则，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做到对科技社团在项目合作前进行资质审查，合作过程中进行跟踪了解，在合作完成后进行社会绩效评估。规范购买程序，有关部门要制订购买公共服务的试行办法，确保购买公共服务制度可操作、有实效。

（二）进一步创新工作模式，以点带面，重点突破，使有条件的科技社团稳步参与社会管理与服务

选择有独立法人地位、有较大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运作规范的科技社团作为承接者，选择科技奖励、职业资格评定、科技评估等职能作为科技社团参与社会事务的具体事项，采取委托授权、契约和招标等方式进行。杭州市级科技团体发展尚处在初级阶段，需要提供较为宽松的发展空间，应在加强管理和规范的同时，注重培育和扶持。杭州市政府应在以下方面给予扶持：对市级科技团体用于公益性事业发展的经营性活动，给予减免税收的优惠政策；政府对市级科技团体开展的各种学术活动应给予资金的扶持；鼓励杭州市级科技团体以招投标等方式开展咨询、论证等工作，形成多渠道的资金来源。科技社团参与社会管理转移离不开经济基础的支持，资金和资产也是科技社团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大力争取政府的资助，协助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开展公益活动，从一定程度代替政府部分工作，有效地弥补“政府不足”和“市场失灵”。

（三）进一步提升科技社团的服务能力，为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夯实工作基础

要健全内部治理结构，以组织价值目标为主旨，进一步规范组织结构的设置和运行规范。形成权力机构（会员大会）、执行管理（学会或理事会）与运营决策机构以及监察机构之间权责明确、相互制约、运转协调和决策科学的统一机制，同时还应接受外在的监督。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坚持社会化、职业化的人员管理原则，提高服务素质，提升组织声誉，扩展服务对象，增加服务性收入，增强会员认同感与归属感，吸收储备人才；完善包括薪酬、招聘、福利、培训等一系列科技社团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发挥人力资源的积极性、创造性，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要完善财务管理制度，重视科技社团财务管理的规范性，建立健全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和科学合理的预算制度以及加强社团内部财务管理和内部控制机制，寻求在满足公益需求的同时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提高自身社会公信力。要提高信息管理水平，加大信息化建设力度，提高杭州市科技社团工作效率。运用信息技术改造公益运作流程，实现组织的网络化，广泛应用于杭州市科技社团决策、筹资、营销、服务和信息共享等各个环节。

社科论文篇（2）

二、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才队伍建设卓有成效。

在人才队伍方面，学校已经拥有一支年龄与职称结构合理、学缘关系好、创新能力强、学术视野开阔、事业心特别强的文科教师队伍。目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拥有3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位“国家千百万人才工程”入选者。古典文学家霍松林教授、民族学家周伟洲教授当选为陕西省首届社科名家，历史学家赵世超教授现任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尤西林、郝文武等教授入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100多人在全国性或陕西省各类学术组织中担任理事以上学术职务，其中担任会长、副会长或秘书长20余人。一大批“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霍英东高校青年教师奖获得者、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入选者等中青年教师已在学术界脱颖而出。

三、学术影响进一步提升，在科研项目、经费、成果等方面获得长足进步。

近年来，我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年均30余项，2014年又有新的进步，全年获得42项国家社科基金(不含单列学科)，居全国第12位次。同时，承担国家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解决的能力也在增强。2010以来，我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18项。研究成果产生了良好影响，获得同行认同，相继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二、三等奖多项;获得陕西省人文社科奖第一、二等奖占陕西省的1/3;一些服务社会的成果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有些成果直接被吸收进入政策层面。

四、科研基地与平台建设稳步推进。

目前，我校已建成多层级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创新平台。“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作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发挥着积极的辐射和引领作用，“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西北基础教育与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宗教研究中心”、“西北国土资源研究中心”等4个中心已建成为陕西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已成为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旅游研究院西部旅游发展研究基地”成为西部旅游发展研究的高起点、高水准平台。我校与陕西省文物局等部门共建的“国际长安学研究院”为陕西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对推进中华文化传承和区域文化建设正发挥着积极作用。

社科论文篇（3）

“性与天道”的问题。此问题属儒家的“形而上”思想，传世的先秦儒家文献虽有之，但为孔子所“罕言”，一般认为至宋明理学才把这一问题突出出来。但郭店楚简中的《五行》、《性自命出》等篇，集中论述的就是“性与天道”。因此，学界对此问题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有了新的认识。

“性与情”的关系。郭店楚简中的“性与天道”思想重视“情”，《上博简（一）》将《性自命出》改名为《性情论》。对“情”以及对“乐”之作用的重视，反映了先秦儒家思想与社会生活和人的情感的密切关系，这与宋明理学的重“性”贬“情”有着不同的思想倾向。因此，“理性与情感”遂成为先秦儒学以及宋明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儒学与经学的关系。儒家的“六经”体系以前一般认为至汉代才形成，但郭店楚简中的《六德》和《语丛一》已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并列。郭店简文中频繁地引《诗》、《书》，有的是引所谓“《古文尚书》”的内容，几篇文献与《礼记》（包括《大学》与《中庸》）有密切关系，《上博简（一）》中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这些都使学界更为重视对先秦儒学与经学关系的重新认识。

儒学与治道的问题。郭店简《唐虞之道》篇集中论述“禅而不传”的思想，认为君位的继承若不是“禅让”而是“传子”，则不能“化民”。《上博简（二）》中的《子羔》和《容成氏》也是主张“禅而不传”，大意是说“至于禹而德衰”，这与孟子所说禅让与传子“其义一也”以及荀子否认“禅让”说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对于儒学的民本主义与君主制“家天下”的关系问题，学界已有新的认识。另外，郭店儒家文献强调君主自身要率先做到“忠信”，君对臣应该“忠敬”，父子关系高于君臣关系，这对于重新认识儒家的“以德治国”思想和君臣关系理论也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

其次，近年来一些出土文献的发现有可能改写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在郭店楚简中，道家文献有竹简本《老子》和《太一生水》，前者的字数只占传世本《老子》的2/5，后者为前所未见。儒家文献有《缁衣》、《五行》，以及前所未见的《性自命出》、《唐虞之道》、《穷达以时》、《六德》、《忠信之道》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已出四册，第一册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和见于郭店楚简的《缁衣》、《性自命出》等，第二册有内容见于《礼记·孔子闲居》的《民之父母》和前所未见的《从政》、《子羔》、《容成氏》等，第三册有迄今发现最早的古本《周易》和前所未见的《中弓》、《恒先》、《彭祖》等，第四册有前所未见的《采风曲目》、《逸诗》、《昭王毁室》、《相邦之道》、《曹沫之陈》等。这些文献的成书年代及其与传世本的关系等问题，学术界的认识不一，而不同的认识便涉及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如竹简本《老子》与帛书本、传世本《老子》的关系问题，学界形成几种不同的认识，这就把一直有争论的“孔老先后”问题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关于儒、道关系问题的新探讨，也必然涉及如何判定竹简本《老子》的性质。这些问题目前还不可能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但近期已有多篇关于如何认识竹简本《老子》的学术综述，这反映了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可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能有所进展。《上博简（二）》中的《民之父母》有“无声之乐，

无体之礼，无服之丧”的表述，其内容见于《礼记》的《孔子闲居》，以前认为这是儒家受到道家“无”之本体论影响的结果，但《民之父母》的出现，使学者们重新考虑儒家自身的“形而上”思想。郭店楚简的几篇儒家文献，学界一般认为其成书年代在“孔孟之间”，但也有不同观点。因这些文献与孔门七十二子、子思、孟子、《礼记》等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先秦儒家的学术谱系也是学界需要解决而正在深入探讨的问题。

2、秦汉思想史研究

秦汉时代的思想、制度、文化转型奠定了此后两千年中国历史的格局，因此探讨秦汉思想及其历史地位颇具重要意义。近年来，由于现代新儒家的“三期发展说”略过了秦汉，遂使秦汉思想的研究处于相对比较沉寂的状态。不过，即使在新儒家内部对于秦汉思想的历史地位也有不同看法，如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便给予了两汉思想以极高的历史评价。此外，钱穆先生的西汉今古文经学的研究，特别是《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基本上澄清了清代以来关于汉代经学的误解。近年来，在台湾关于历代经学文献的研究逐渐盛行，林庆彰曾主持编集了经学的研究资料，同时组织了多次经学讨论会。另外，近年来关于汉代思想整体的研究，台湾的龚鹏程曾撰有《汉代思潮》一书。

在大陆，关于汉代经学的研究近年来也被一些学者所重视。如陈苏镇曾就汉代春秋学与汉代政治的关系，撰有《汉代春秋学与政治》一书，着重于探讨汉代经学特别是春秋学与汉代政治格局的关系。在汉代经学系统的研究上，王葆玹成果突出，他曾出版了《西汉经学源流》一书，对西汉经学的系统和文献源流进行细密的考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又扩展为《今古文经学新论》一书，成为近年来经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汉代思想的显著特色是对先秦时期诸家思想的整理和综合，经学便是儒家采纳道、法、墨、阴阳等家思想，而融贯成的新的儒家思想体系。同样，在汉代同时还发生着从其他思想立场出发的综合融会工作，《淮南子》一书便是这种工作的代表，即所谓杂家。对于杂家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将其作为先秦思想的集成，而从中爬梳追溯先秦思想的材料及其在秦汉时期的变化，而另一方面则可以为我们理解汉代对先秦思想的总结和综合的整体面貌及其气度，提供经学之外的另一条路径。陈静的《淮南子》研究是汉代杂家研究的最新进展，她的新著《自由与秩序的困惑》一书填补了汉代杂家特别是《淮南子》研究的空白。

3、魏晋思想研究

魏晋玄学研究自汤用彤先生开辟以来，一直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与佛学之传入和中国化之关系，其与宋明道学之兴起的内在思想史逻辑，都曾是前辈学者反复致思之所在。90年代以来，魏晋玄学研究曾经出现了一次不小的研究高峰。王葆玹在90年代出版了《玄学通论》一书，将此前他对正始玄学的研究扩充到整个玄学系统的研究。最近他又计划在以前的玄学研究基础上继续扩展，完成《魏晋隋唐时期的文化与玄学》一书。2004年底，余敦康先生出版了总结其多年玄学研究成果的精心之作《魏晋玄学史》，该书兼重玄学的思想系统和历史发展，是近年来玄学研究的代表作。

4、宋元明清思想研究

宋元明清时期，据日本学者的历史分期，称之为中国的近世，或中国的前近代。唐宋文化转型后的中国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基础，因此，其在思想史和社会政治史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以往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研究，习惯上宋、明连续，这主要是出于将宋明理学作为一个完整而连续的系统来对待，清代思想史则被视为对宋明理学的反动。

近年来，由于对宋明思想史的研究已经大致打破了仅以宋明理学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因此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北宋思想史的地位日益重要，这意味着宋学而非仅宋明理学成为了研究宋代思想史的出发点。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理学或道学的重要性降低，而是更关注于道学兴起的历史动因及其政治文化功能。近年，余敦康著《内圣外王的贯通》、卢国龙著《宋儒微言》等，都是对宋学中几种不同话语与北宋政治的关系加以研究，基本上将宋学作为不同政治论纲的思想来看待。李存山关于范仲淹与宋代儒学复兴的研究，也是着眼于对宋学兴起的动因及对宋学整体和道学之精神实质的理解。在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在大陆出版以后，李存山发表《宋学与〈宋论〉》一文，除了对余英时把道学与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相联系的主要观点给予肯定之外，还对王夫之和余英时有关宋学的某些论说进行了商榷。

二是明清思想史的连续性得到了重视，钱穆和余英时的清代思想史研究着眼于清代思想与道学的内在关联，把清代的考证学取向作为道学逻辑中对“道问学”的强调来看待，以有别于明代王学的“尊德性”。鉴于宋元明清时期思想史的重要性，大陆已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称之为近世思想史，如陈来即把其专论此一时期思想史的论著命名为《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

在宋元明清思想史研究的复杂变换之中，坚持道学研究的传统仍然是主流。陈来最近出版了研究王船山道学思想的大著《诠释与重建———王船山哲学的精神》，重新将王船山放置在宋明道学思想的谱系中来加以定位，是王船山研究的重要新成果。彭国翔的《良知学的展开》勾画了晚明心学的整体图景，是近年来晚明心学研究的重要著作。马晓英的颜钧和泰州学派研究，也填补了晚明思想史研究的空白。

5、道家和道教研究

社科论文篇（4）

相对于前期研究结果比较而言，立项在地域分布上仍然存在着非均衡分布的差异，从立项主体所属省市看，北京、上海、广东、湖北和辽宁五个省市是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项目的主体。近五年，在立项数量上位居前十名分别是北京、上海、湖北、江苏、广东、辽宁、四川、湖南、浙江和山东，虽然名次稍有变动，但主体格局没有改变，十个省市的立项数量占全国的67．8%，其他21个省市仅占38%，而宁夏五年从未有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项目立项。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项目主要还是集中在高校。体育专业类院校和师范类院校注重体育学科建设，形成阶梯式的研究团队，一直是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项目的主力军，近五年期间承担项目的数量占全部的56．8%，但相对于孔庆波关于2005－2010年统计的60．1%，下降了3%。其它类院校的比例有所上升，原因在于加强了学科建设，形成研究团队。

2项目指南与立项研究领域

比较统计按照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数据代码表，体育学学科分为体育哲学(TYA)、体育理论(TYB)、体育管理学(TYC)、体育社会学(TYD)、体育经济学(TYE)、体育法学(TYF)、学校体育学(TYG)、社会体育学(TYH)、竞技体育学(TYI)、体育史(TYJ)和体育学其他学科(TYK)11个学科分类，由于不少研究内容在学科分类上不是单一学科，有的甚至跨几个学科，对学科的归类划分带来难度。王健教授的研究显示，根据条目内容将其归纳为5类研究主题或领域:群众体育研究、竞技体育研究、体育产业研究、体育管理研究和其他研究(宏观政策法规、体育史等)。这里借鉴并依据研究的重点结合研究项目的主题词，对2009－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项目的课题指南和立项项目进行简单学科归类，对于跨学科的项目，仅纳入一个学科统计，与立项项目的实际情况会稍有出入。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课题指南内容以体育学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依据社会发展各阶段对体育社会现象的需求，探索体育学科的发展规律，年度课题指南代表着当前体育学的研究热点和重点。北京奥运会后，体育强国的发展战略要求课题指南内容更加具有整体性和可持续性的特点，以此来保障和监控体育强国建设的科学性和连贯性。图2是近5年对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课题指南研究主体(领域)的统计，2009－2013年共有课题指南159项，其中群众体育63项，占整体的39．6%;其他研究领域27项，占16．9%;体育产业研究23项，占14．5%;竞技体育研究20项，占16%，研究内容侧重于运动员保障、竞技体育的制度和赛事等政策法规。

二对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项目的几点思考

1对项目立项的地域与研究机构分布不均衡问的思考

近五年，在立项数量上位居前十名的分别是北京、上海、湖北、江苏、广东、辽宁、四川、湖南、浙江和山东，虽然名次稍有变动，但主体格局没有改变，十个省市的立项数量占全国的67．8%，这种非均衡分布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体育事业发展的不平衡，也相悖与体育强国的战略目标。华中师范大学的王健教授和华南师范大学的杨文轩教授联合主持的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重大项目，属于强强联合，但这种模式带来的启示是打破单一主体模式，以强带弱的联合研究模式，可以促进各地域之间的均衡发展，为实现体育强国奠定基础，这是以后一段时期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2对跨学科研究薄弱及研究机构的拓宽问题的思考

体育学与其他学科的日趋交融是其自身发展的需求，特别是国家社科基金的推动和倡导，加快了体育学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在体育科学基础理论和实践应用的创新研究中，关键是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研究方法不仅涉及到具体技术和程序的运用，而且还有其自身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基础。对于体育学科学研究方法体的研究，需有自身完整的研究方法体系，这样才能获得理想的科研成果。吸取其他学科先进经验，借鉴其研究方法，跨学科研究，形成体育学多元化格局，以此来促进体育学自身的发展，应是今后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主要集中在师范类和综合类院校，在五项重大项目中占据了四项，18项重点项目占据了10项，说明体育学科的发展与相近的学科发展有着相互促进作用，因此，和其它学科的交融也是今后关注的问题之一。在5年的435个立项项目中，体育专业院校126项，师范类院校121项，其他类院校179项，体育机关7项，其他机关2项。黄华伟的哲学立项课题研究显示，科研院所占0．47%，党政机关占1．10%，党校占9．79%，社科院占11．98，高校占76．66%。通过比较可见，相对于其他学科，承担项目的科研院所偏少，体育学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高校，高达98%，其他机关仅有2项，占0．4%。因此，利用好社科院、国家体科所和各省市体科所的各种资源，拓宽研究机构是今后值得关注的问题。

3对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课题指南科学规划问题的思考

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课题指南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当前甚至今后一段时期社会急需解决的问题，和当前社会的变革紧密联系，课题指南和立项项目研究领域的较高比例的吻合度进一步证明了课题指南起着立项项目研究领域的指挥棒作用，因此，科学规划课题指南内容显得尤为重要。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战略目标的制定，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迈进，涉及到体育行业甚至社会、政治和生活其他各个方面，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课题指南的科学规划是实现体育强国之梦具体工作的第一步，其科学规划要求课题指南的内容应具备整体性、连贯性和可持续性，做到这一点，决策层应对课题指南进行整体性规划(至少对2020年前有整体的规划)。比如在制定关于体育强国相关研究的指南时，从宏观到具体每年度都应有整体的规划，宏观上，体育强国内涵的研究;微观上，体育强国的指标体系以及各指标体系中的具体指标内容，都应有序的规划，保障其研究的连贯性。为保证决策层和具体研究者的沟通，提前征集年度课题指南的研究内容作为参考是有效的办法之一。

社科论文篇（5）

2研究方法的特性不同

2.1刚性与弹性自然科学较为关注数据，它总是在受控的条件下收集数据，并把数据作为检验理论的一种方法。其研究结果具有很强的可检验性。在同等的条件下，运用适当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大体上是一致的，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很高。这是因为，不同的研究者在运用同一种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时要求严格遵循方法本身所给出的规则，也就是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刚性。而社会科学的很多研究，尽管在同等条件下，运用同样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唯一的。例如，两个研究者在同一时间运用同样的方法———比较法对相同的两个社会群体的文化心理进行比较研究，得出来的结果却有很大的不同。原因就在于研究者在比较对象时，待入了不少主观选择性，所观察和比较到的结果自然不一样。可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弹性。

2.2精确性与价值性自然科学的研究强调在同样条件下运用同一方法的可检验性，也就是说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更具有精确性。其研究结果依赖于实证数据的支撑。例如，在经典数学中，科学家用微积分方程将力学、热力学、电磁学等等的基本规律一一地表示出来，然后运用这些微积分方程去解决问题。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之所以具有精确性，是由于它本身的研究对象和目的决定的。在对自然现象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描述中，往往描述的是量的关系。事物的量虽然常常以变化的形态出现，但这种处于变化形态的量，在每个确定的条件下，也是有确定的值的。即使是数学中的概率与统计规律，其量的变化也是有规律的。与自然科学不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人们的价值观对研究目标、研究工具、研究路径的选择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研究者在探索中渗透着个人的价值观，在数据中参杂着个人意愿。例如，为了考察城市居民对外来流动人口的接受性程度，我们可以采取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首先问卷的设计就会因人而异。由于研究者对这个题目的主观感受不同，所以所设计的题目的侧重点和考察点就会有很大差异。有的从邻里关系的角度来考察，有的从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评价来考察。其次，访谈中，即使访谈的提纲一样，调查者在记录被访者的回答时，也会因为个人价值的差异而使得记录的侧重点完全不同。调查很容易被个人情感所驱使，对受访者产生同情、怜悯等心理。虽然社会科学研究一再强调价值中立，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的价值性不可能完全的消除。

社科论文篇（6）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放弃中文期刊，我们要接力。有13亿人的巨型国家，有如此之多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又有如此之多需要研究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怎么可能不进步？中文期刊发表的论文质量怎么可能不提高呢？

之所以要对中文期刊有信心，要接力，而不是让中国社会科学走出去，还有更重要的理由。以现在西方一流社会科学期刊为平台，借用成熟的西方社会科学期刊的规范评审发表，既训练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提升质量，又甄别出研究水平高下，还国际化了，一举多得。现在的问题是，西方社会科学期刊是非中文的，在非母语情况下写作，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有挑战，而且用英语发表，其读者远不如中文读者多。

更重要的是，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其研究往往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地域性和时代性。以美国为主的西方社会科学所要研究的问题，大都是西方的时代问题、地域问题。社会科学也不像自然科学一样中立，往往有强烈的价值预设甚至阶级立场。西方社会科学是在西方现代化的历史中，从西方利益的国际秩序视角下形成的，社会科学的问题设定、论证方式、兴趣选择都与西方社会所处时空条件紧密相关。中国是一个有文明悠久、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与西方的时空条件和发展阶段差异极大。当前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要回答中国的时代问题，而这些西方社会科学界可能根本不感兴趣，相反，西方社会科学正在研究的焦点话题可能与中国时代需要没有关系。这个时候，若以西方社会科学期刊发表的论文作为衡量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标准，中国这个巨型国家的社会科学话语权就会严重脱离当下的时代，甚至沦为西方话语的应声虫。

因此，衡量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标准只能来自中文社会科学期刊。中文社会科学期刊已经有了好的起点，有了自己的问题意识，自然会有大量杰出的社会科学家接力提升中文社会科学论文的质量。中文社会科学期刊研究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是有中国主体性的，是在服务于中国13亿人民的。

社科论文篇（7）

    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做好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工作,必须充分认识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详细内容请看下文论社会科学常识普及政策。

    一、加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

    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生产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学问,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江泽民指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是自然科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必经环节。繁荣发达的哲学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进步的基础,只有依赖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正确价值导向,自然科学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造福于人类。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有效手段。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既可以为现实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重要的是它将为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营造良好的思想和精神氛围。在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先进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对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极为重要。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和伟大的民族精神要始终继承与发扬光大,就要依靠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大力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与传播。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趋势。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文盲率较高,且基础教育还不能适应社会迅速发展的需要,公民素质偏低。公众的科学素养偏低,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关键因素。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力推进社科普及,有利于培养公众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形成尊重科学,求真务实的风尚;有利于公众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认识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提高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利于增强全民族的民主法制意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自觉性,提高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和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能力;有利于公众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际关系,在全社会确立符合社会主义伦理要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道德规范;也有利于公众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品位和质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必将在更高层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社科论文篇（8）

一、认识世界的全球社会学更具整体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在全球化研究方面已取得众多的新发展。[1]通过国际间的比较，即东西方国家及区域间的比较、经济发达与不发达国家间的比较，找出各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间的异同、发展差距、经验和教训。社会学则以其理论的跨国性把全球化首先定义为一个经济发展的过程，继而发展到涵盖文化、艺术、伦理、学术和政治的全球化过程。我国的全球社会学理论拓宽了社会学自身的视野，已呈现出从中国化、本土化向国际化的趋势发展。

在中国，社会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自1979年恢复重建以来，事实上所走的就是一条全球化的道路，它所研究的重点包括现代化及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研究，现代性与现代人格研究，特别是从文化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的角度，通过文化差异、文化冲突、文化融合、文化的经济力以及不同政治制度的社会结构安排的比较中，寻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令人瞩目的新经济的主要特征就在于信息化、全球化与网络化。[2]由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信息技术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缩短了时空距离，地球作为一个大社区已形成了一个无形的网络社会，人们产生了共生共享的互动理念，认识世界的整体性增强了，谁缺乏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缺少全球化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谁就会被动挨打，谁就会处于落后和失败之地。因而不能不说，社会学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诸学科中，在认识世界方面已先行一步。

二、传承文化的实证社会学更具综合性

尽管社会学自身的发展只有150多年的历史，但在文化研究、文化理论、文化发展的比较方面，已充分发挥了传承文化的功能。文化社会学通过大量的田野作业、追踪研究、人类学的资料采集以及借鉴历史考古等方面的实证成果，对东西方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民俗文化、大众文化、企业文化、社区文化等众多的文化门类和现象，都有独特精要的研究。社会学家已进入以往主要由艺术家、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构成的文化传承行列。

从传统到现代，立身于社会事实的社会学对文化研究更具综合。无论是文化的“冲突论”还是文化的“融合论”，无论是文化的“异质论”还是文化的“趋同论”，名目众多的文化论说更多地缘于考察立场与价值取向的不同，但任何文化首先都有地域性和民族性，任何文化也都有共性和差异，值得传承借鉴的是优势文化，需要淘汰的是劣势文化和不良文化。这好比在全球化时代，人们既要学习使用世界性语汇，又要继承捍卫民族的语汇一样。社会学不仅研究主流文化、次文化（衍生文化），同时也研究副文化（反主流文化），在弘扬主流文化、批判和抵制不良文化方面尤有贡献。

文化社会学在域别、国别、族别，在不同年龄群体和不同群体当中所进行的大量实证和个案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文化价值论及文化价值学说的内容，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和载体。特别是对现代文化如企业文化、商业文化、社区文化、校园文化、宗教文化、影视文化等研究更加细化和深入。

三、创新理论的宏观社会学更具前沿性

21世纪开辟了知识经济的新时代，互联网络信息遍及全球的千家万户，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以及家庭办公的信息图像由单向、双向传输发展到多向多维传输，人们的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受到严峻挑战，这种创造性的“破坏”和革命，迫使人们必须要进行理论创新，否则难以适应和解释飞速变幻的时代。以研究社会变迁和社会结构为己任的社会学必须把握时代脉搏，对社会发展的宏观、微观领域进行战略性、前瞻性、对策性研究，调整规范人们的行为，进行观念、机制和体制创新。

宏观社会学主要研究的方向是不同群体、不同社会制度、体制，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结构与发展战略，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法律等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功能。

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处于关键的历史时期，面临着新世纪发展的历史重任，面临着经济社会生活中诸多制约因素和社会矛盾的考验。这一切，一方面为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提供舞台；另一方面也使社会学工作者现实地承担了应有的职责。当代中国社会学必须进一步积极适应社会发展实践对社会学理论创新的需要，针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和主要矛盾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推动理论创新，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提升我国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水平服务，充分发挥在此相关领域的学科作用。

四、咨政育人的应用社会学更具对策性

运用各种各样的社会学理论来解决众多纷繁复杂的实际问题是应用社会学的主要功能之一[3]，由于应用社会学比较注重方法的研究，包括社会统计的一整套定量方法和社会调查的方法，因而由社会学家提出的许多重大决策咨询建议更具科学性和客观性。

应用社会学工作者素有社会建构的工程师和社会病医生之称，他们特别注重理论与应用的结合。所谓社会学的“中距理论”亦称“中层理论”就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有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事实上，解决许多重大问题的本身，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实际意义。例如，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社会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客观上要求社会学必须将很大注意力放在城市发展及城市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国社会学的城市社会研究正逢其时，开展了包括城市生态研究，城市化道路研究，城市社会结构转型研究，城市人口和不同社会群体特别是城市低收入群体或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研究，城市家庭与生活方式的研究，社会问题及社会控制的研究，以及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的发展和社区建设等问题的应用性和综合性研究。

在农村研究方面，应用社会学非常关注农村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诸如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农村的家庭与生活方式的变革，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实现的形式都已进入应用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尤其关注农村的穷困问题及相应的农村社会保障建设。

在企业发展方面，应用社会学注重企业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效果，市场的伦理基础，企业外部环境和以企业首脑、人际关系、职工积极性、企业文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企业外部环境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同时在政府职能、企业的功能和角色、企业发展的法规环境和制度保障等方面也有深入研究的成果。

应用社会学研究的广泛性、调查的科学性、论证的严密性、预测的准确性和对策的有效性，更加充分发挥了社会学的描述功能、阐释功能和预测功能，从而为咨政育人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五、服务社会的分支社会学更具专业性

应用社会学学科中囊括了许多专业性很强的分支社会学。这些学科在研究和分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许多具体的社会问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经济层面主要关注的有如下问题：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及其社会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资源分配和社会公平；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经济、社会、人口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加入世贸组织后对我国社会的冲击和影响，等等。

在文化层面，文化社会学研究认为，改革开放20多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从整体上引发文化体系的重构和社会价值观的转变，给大众的思想意识和心理承受力带来巨大震动和影响。当前文化市场刺激了大众的文化消费，经济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强，尽管文化的市场化、商业化给社会发展带来某些负面影响。在这一题域中，社会学有关文化发展战略、文化产业的研究也直接为社会服务。

在政治层面，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加快，要求政治社会学要探讨社会政治的稳定问题，市场经济下政府组织结构与功能运作的机制，现代化发展中的政治参与和民主化问题，等等，所有这些社会学研究都是服务于政治社会的。

综上所述，社会学研究的功能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职责紧密相关，本文所阐述的社会学功能也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但这五项职责已成为社科工作者的研究方向和检验学科建设成就的指标，只有努力完成这五项职责，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和国际化才能真正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界为了更好地担当起这五项职责，充分发挥社会学的研究功能，还应在学术环境、科研条件、政策规范等诸多方面给予支持和保证，要推出名家品牌，多出精品力作；增强科研队伍的凝聚力，切实解决社科工作者的实际问题；积极引进竞争机制，主动输入新鲜血液；保证学术公正性，抓好科研管理以及加快信息网络平台建设，早日实现科研手段的现代化等。

【参考文献】

社科论文篇（9）

【关键词】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知识属性/学术属性

【正文】

伴随中国出版业市场化步伐的加快，期刊必然面临生存与发展的抉择。在中国强大的期刊阵容中，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占有重要的份额。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否也应进入市场？是否也应绝对“断”掉“皇粮”，在商海里“自谋生路”？类似问题一直为学术界、期刊界专家、同人所关注。从宏观上看，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属于出版物范畴，属于文化产品之列。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出版物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仅具有产品属性、商品属性，而且其知识属性、学术属性更为重要。两者相权，后者才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本原属性。确切地说，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特殊的产品、商品，其特殊性在于其知识属性、学术属性远远高于其产品和商品属性。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定位应首先是学术和知识，其次才是产品和商品；学术和知识属性才最能代表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质的规定性。

一

任何一本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无疑都是作者、编辑及其相关人员劳动的物化成果，是高层次劳动的结晶。从生产活动角度看，期刊一定是产品。但这种产品与一般社会生产的产品，以及普通文化产品又不可同日而语。所以，简单地从产品的角度审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属性至少是不完善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承载知识——尤其是新知识；承载着学术思想——许多是超前的理性思维，以及新生的理性思维的文字表述。故此，追求知识属性、学术属性，超越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传播和思想转达，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圭臬。即使突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也应无可争议地强调这两种属性均为知识、学术属性所决定，即，产品与商品属性是派生的，它离开知识与学术的价值属性便是“无”，离开了知识和学术属性，单纯的、纯粹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即使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也只能以知识和学术为定语：知识—学术产品、知识—学术商品。或者说，在当下文化产业如火如荼的时代，我们必须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非商品化属性加以特别强调。

从一般意义上讲，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并不具备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商品的某些属性，如高风险性和高收益性。虽然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检验标准也离不开“消费者”——广大专业人员构成的读者群体，但这个群体有别于大众化娱乐的消费群体，更体现一种“相对概念”[1](P213)。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市场占有率是相对的，永远不可能像娱乐文化期刊那样，通过发行量体现自己的优势和价值。某些时候甚至完全相反：真正学术质量上乘的学术期刊与订数、读者数量并不成正比。所以，从读者群体、市场占有率，或从纯商品、产品的角度认知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属性问题难免以偏概全。这也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消费的规律之区别的本质所在。

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作为学术交流与展示平台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学术平台”提供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交流中的作用，实际上是在另一个角度凸显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众所周知，知识和学术的生命力在于交流，在于思想和观点的碰撞，“知识交流所带来的另外一大好处是知识创新的规模效应。……知识只有在相互交流、相互合作中才能发展与壮大。……富有意义的知识交流会造成新的交流结构和交流网，会进一步促进知识的创新，使知识在交流中不断地发展壮大。”[1](P204)因此，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学术交流、知识交融中所获得的收益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至少可以再生出两种比较明显的社会成效：其一，增加了知识和学术含量；其二，传播和催生了新的知识、思想、理念。这些知识、思想、理念对于社会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绝非可有可无，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促进作用毋庸赘言。

毫无疑问，过分强调出版物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必然会消解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思想和智慧的含量。和商业化、商品化的一些出版公司、出版社相比，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实在是微乎其微。从市场和市场经济的视角审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产品，也是商品。但必须注意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是知识属性、学术属性突出的产品和商品；或者说，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知识属性、学术属性非常强的文化产品、文化商品。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势必要消解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自身的真实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仅仅从商品、产品的视角审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定位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啻为南辕北辙。假如和对待其他文化产品一样，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推向市场，以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对它进行检验，使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市场化，显然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知识属性和文化属性的否定。

我们还应看到，关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必须注意知识经济时代的宏观背景。知识经济时代提升了知识的地位，昭示了知识的重要性。也有人认为，知识经济时代强化了知识的商品属性。应当说，从宏观意义上看，这一观点并无不妥，但真要拿这样一个“标尺”度量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则应另当别论。

市场经济体制建构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社会生产的直接作用，科学技术—自然科学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但社会的繁荣与进步既取决于自然科学的推动，也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撑。对于社会来说，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的道理是人所共知的。所以，在强调和强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同时，社会科学的地位也应随之提升，这才是科学繁荣的标志。无论市场经济多么发达，无论怎样强调期刊的产品、商品属性，均不应以抵消、销蚀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为代价。相反，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恰是强化其知识属性和文化属性。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市场经济越发达，越应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提供更多的物质层面的支持，使其获得保障后的知识属性和文化属性得以尽情展示、绽放。尽管市场经济对于国人来说已不再陌生，但市场经济越发达，新的问题越多，越是需要学术理论研究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并使之直接、间接转化为决策依据、实践依据，越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突出知识和学术属性。

二

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学术属性是其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这里所说的知识属性，不同于一般性的知识传播与传授，而是凸显着原创和创新思想，彰显的是各阶层作者的理性思索。这样，强调对知识和学术属性的强化，终极目的是为了向社会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在许多情况下，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所刊载的文章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不可能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追求理论上的战略性、前瞻性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对经济建设、经济活动的指导作用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理论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经济活动的先导作用，解释和阐释了理论不是“务虚”，而是从更深层次上对现实进行理性关注；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实践活动不断完善的重要环节。历史和社会实践证明，人类社会的每一次生产力的飞跃变革，每一次制度变迁，都是思想解放、学术理论推动的结果。最为生动的事例当属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关于理论研究的原创性、学术性、探索性和时代性作用，以及对社会的贡献相当多的时候是直接的、显性的，绝非间接的、隐性的。比如，早在上个世纪末，一些学术期刊就陆续刊载各类文章，指出美国在冷战后推行霸权主义的战略重点之一，是英语文化的控制权——语境霸权。时至今日，这一问题不仅变成了现实问题，更引起了比较广泛的社会关注。类似事例屡见不鲜，可谓俯拾即是。这说明，理论研究的先导性、超前性是值得我们发扬光大的基本精神，而这种基本精神落到实处更要依靠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来传承，也是引领学术风范的具体表象所在。相反，如果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能够自觉追踪学术、理论热点，对社会和生活的贡献也无从谈起。如同各社会阶层的人群有不同的社会需求一样，文化精神产品也应关注不同文化层次人群的不同需求。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所满足的是从事专门领域专业研究人员的需求，以及专业领域内专家和专业人员的科学研究需求，属于高精尖性质的精神文化产品。故此，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即使在知识经济的大潮中，依然须臾离不开自身的知识和学术属性。这两种属性凸显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大潮中的非商品化属性。

市场经济的建构与繁荣的确需要自然科学的支撑，也离不开社会科学的把握。对科学精神的强调，亦离不开人文精神的培育，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社会进步的两大支柱。虽然我们没有充分理由来论证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承担着弘扬全部人文精神的使命，但它至少承担着相当重要的使命。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许多问题的产生并不是自然科学精神不足，反到是我们对人文精神弘扬得不够所致。事实告诉人们，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即使是在发达市场经济的社会背景下，依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发展空间，而不应人为压缩这一空间。

[page_break]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主要侧重的是基础理论研究，属于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范畴。知识经济时代的确凸显了知识的商品属性，但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尚不具备消费的功用。所以，有学者指出：“基础知识以及科学理论尚不能在生产生活中直接使用，也不能作为商品来买卖。”[1](P211)无疑，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即属于这类不能买卖的特殊商品。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非同一般文化产品、商品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也是由社会需要和不可或缺的社会分工来完成的。现代社会无论怎样分工，都需要一部分人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并把研究成果通过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公之于世，使之对社会生活、经济建设产生指导作用。

在我们认同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以及商品属性的同时，还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这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价值及其实现途径。和其他文化产品一样，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也具有“认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2]。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属于一般文化产品，也不能简单地从这三个“价值”层面解读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内在价值。除了这三项价值外，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至少还应突出文化价值、知识价值和思想学术价值。当然，这三方面的价值绝大多数文化产品也具备，只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更为明显、更抢眼球。也就是说，当人们关注文化产品的认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时，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文化价值、知识价值和思想学术价值及其厚重的意义更加重要。文化、知识、思想只有传播才能更充分体现其价值所在。因此，后三项价值又与交换价值相辅相成。

产品、商品的价值实现的基本途径之一是交换。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作为思想、文化、知识的载体，在交换层面与一般文化产品存在共性，但也有差异。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交换的目的是传达、转达思想、文化、知识，其终极目的是为了扩充人类知识和学术文化容量；而直接目的和现实目的，则是承载、贮存人类通过思维、思想劳动而创造出来的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为社会提供新的知识内容。强调市场经济在社会生活中主体作用时，也不要忘记我们正处于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除了提升了知识的地位外，还使信息和知识成为了重要的资源。人们认识、获得这种资源，并使之发生转化，才能使知识、信息发挥作用。当然，在人们接触、获得知识、信息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是传播。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传播知识、信息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并且总是以传播新的知识、思想观念等为主导，为先导。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所刊载文章的内容绝大多数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直接服务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但淡化、淡漠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是不能被接受的。

三

可以肯定，绝大多数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无法实现市场化，甚至很难接受市场的检验，固守学术田园，强化知识属性、学术属性也许不能说是唯一选择，但至少不具备市场商品的全部特征。比如，一个最简单的事例是，让每一家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都自负盈亏，肯定是不现实的。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终极目标是提升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其中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提供的将是高层次的精神文化产品，以其理论关怀，促进人们精神文化生活质量和层次的提升。这既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使命，也是它的职责。当社会需要各种层次的文化，以高雅文化为核心内容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作用和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国家与社会繁荣与否的晴雨表并不仅仅表现在工农业生产和GDP的发展状况上，还相应地表现为文化与学术的繁荣程度上。经济强国往往也是文化大国的事实，毋庸进一步论证。文化繁荣与否不能仅仅依据某一部电视剧的收视率与某部“贺岁片”的票房效益，更不可能以某些迎合市场需求的娱乐活动的虚假繁荣来做出判断。因为这些只是文化的浅层表象，绝非深层次的精髓。社会发展进步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推动，同样离不开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勤奋思索；离不开广大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不断推陈出新与增大“精髓”的含量。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来说，为广大理论工作者提供一块创新和阐扬自己成果的园地，无疑是立身之本。因此社会经济越发达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越需要强化知识和学术属性，越是要固守知识和学术田园。

涉及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与社会、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有必要探讨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社会批判功能和意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以弘扬正确的思想观念、主流意识形态为己任，但我们同样有理由认为，这一切都建立在对旧的陈腐观念、思想认识误区的批判和澄清的基础之上。学术界有人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及其学术研究应密切联系社会生活实际。其实，对这一问题应从不同的侧面进行阐释，加以理解。根据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学术、知识属性，我们有理由认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知识经济时代、网络时代更应强化批判意识和社会批判功能，并据此整合思想文化资源，批判、矫正思想认识上的种种误区，帮助人们澄清思想意识领域内的种种模糊认识，明确先进科学理念，为市场经济以及各项经济建设活动提供方法论层面的思想学术成果等等，这不仅体现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本真价值，而且体现了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实关怀。网络时代，各种名目的思想、思潮、观念层出不穷，其中不乏错误的、消极的、危害国家和文化的东西。如何增强人们理论上的鉴别力，作为“学术人”义不容辞。因而，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肩负的使命前所未有。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思想文化领域内高层次的、深刻的批判与“辨伪”是任何一种文化产品、商品所不能替代的，不可替代的。

我们在强调人的科学素质的同时，更要强调人的人文素质；在培养科学思维的同时，也应当培养人文思维。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但离开了人文精神和人文科学的思维，我们的科学思维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市场经济越发达，越是呼唤广大理论工作者从深层次上关注现实、关注社会生活，越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提出更高的要求——知识和学术要求。因此，强化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学术属性，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进入市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最佳选择。

我们没有理由绝对地拒斥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和商品属性。既然认同其产品、商品属性存在，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益便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从一般意义上讲，期刊的效益应由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部分构成。相当数量的期刊实现了两个效益，故此，其产品属性和商品属性是比较明显的，所谓“双赢”的特点是鲜明的。但如果简单地以笼统的“效益”衡量或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则需要另当别论。就经济效益而言，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投入与产出难成比例，因为在流通领域——实现经济效益的唯一渠道——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可能有较多的市场份额和经济、货币上的回报，价值规律的作用相对弱小，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消费者不可能存在更大群体，因此，追求社会效益必然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选择。从前，涉及社会效益时，“虚论”较多，一旦具体分析这种效益的获得时，同样离不开消费者，或者说脱离了消费环节的任何效益都是虚无的。因为，不论强调产品、商品属性，还是强调知识和学术属性，假如期刊刊载内容——高层次脑力劳动的精神产品不能满足消费者——特定文化水准群体的读者的精神文化、学术需求，不对社会文化事业有所贡献，那么同样不可能获得社会效益。这便是同属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为什么有些期刊受到欢迎，有些则遭遇冷落的原因所在。因此，在我们淡化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的同时，必须强化其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以通过知识、学术属性获得人们认可的社会效益。

总之，如同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能像“”那样绝对地“听命于政治”一样，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也无法绝对地受制于经济杠杆。这是历史的经验教训，也是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的深刻教训之一。无论市场经济怎样发展，无论价值规律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对社会、人生进行深层次理性思索总是“进行时”。我们认为，从本质属性上认识到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非商品、非产品属性，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弘扬知识和学术属性的基本前提。简单地以产品和商品属性规定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难免流于粗陋，势必影响到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进步。

社科论文篇（10）

 

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已成为学术发展的瓶颈，不科学、不合理的评价已催生了大量的学术不端现象甚至学术腐败，严重阻碍了学术的繁荣和发展。高职院校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的中坚力量, 迫切要求加强建立和完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体系和机制, 鼓励科研创新, 营造崇尚学术、促进学术进步的良好学术氛围和制度环境。探讨高职学院人文社科成果的评价原则，有利于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升高职科研竞争力。 

 

一、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概念及分类 

 

人文社会科学以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运作和社会变革等社会现象作为其研究对象, 其研究成果本身就是以对诸多社会现象、社会规律、社会实践的价值和意义作出判断和评价的形式而存在的, 相比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 表现出其内在的广泛性、复杂性、历史性和社会性。人文社会科学是一个由众多学科组成的庞大学科群，包括：哲学、历史学、文艺学、宗教学、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教育学、军事学、新闻传播学、体育科学、情报与文献学、地理学等25大类。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形式可分为：著作、论文和研究咨询报告三类，按研究的内容分为: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决策咨询研究。 

 

二、高校认可的社科成果评价体系 

 

目前, 对于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 我国高校比较认同的有:美国加菲尔德创建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简称ssci)和《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简称a&hci)、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主持完成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简称cssci)、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持完成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04 年版)、北京大学图书馆主持完成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8年版) 等。尤其是cssci 是我国社会科学管理部门和社科专家、学者对于建立科学文献检索系统和评价指标的实践结晶, 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教育部重点社科项目研究成果，作为我国社会人文科学主要文献信息查询与评价的重要工具。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年版)共有25类学科528种，扩展版来源期刊24类152种，来源集刊19类?86种。经过十年的实践, cssci 已经发展成为全国高校和其他科研机构以及广大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普遍认同的、科学的、规范的期刊检索系统, 已经成为社科成果评价的一种品牌, 标志着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管理已按照国际标准, 从封闭走向开放,走向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 

 

三、高职院人文社会成果评价原则 

 

1.科学性原则。首先要有科研理论做指导，使评价指标体系在基本概念和逻辑结构上严谨、合理，抓住科研工作的实质，并具有充分的针对性。同时，还必须客观地反映高职院校科研实践，抓住科研工作中最重要的、最本质的和最有代表性的方面。合理、有效的成果评价不仅包括制定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 而且包括评价者对评价指标的科学、规范的掌握和运用, 即评价体系与评价形式的双重科学性。 

2.创新性原则。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以探索性和创造性为基本特征的，是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的过程，是不断修正错误的理论和认识、正确把握客观世界的运动规律、指导人们实践的过程。高职社科研究成果是否具有创新性，应当是评价科研成果的唯一标准、最高标准。不具创新也就失去了学术意义。 

3.可比性原则。评价体系要能适应在不同时期以及不同评价对象间的比较，既适应于同一对象基期与报告期的纵向比较，又适应于不同评价对象之间的横向比较。同时，高职学院的科研水平与能力是不可能与办学历史较长的本科高校相比拟的，因此，在横向比较时应按同类型、同层次的学校来进行比较和评价。 

4.实用性原则。评价指标体系具有简约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简约性指尽量选取较少的指标反映较全面的情况；可行性指评价指标所需的数据要易于采集，无论是定性评价指标还是定量评价指标，其信息来源渠道必须可靠，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能够保证，并且容易取得；可操作性指所选取的指标要尽量与评价对象现有数据衔接，必要的新指标应定义明确，便于数据采集。高职学院的在办学过程中形成社科成果，必须对高职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有指导意义，产丰富与充实其它科学的的理论，才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5.实效性原则。一方面重视成果自身“含金量”及对学科理论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另一方面, 有些社科研究成果包涵巨大的潜在效益, 是社会现象历史轨迹的再现, 需要时间和实践的双重检验, 社科成果评价者也必须重视这种潜在性。高职教育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不长，理论研究不足，因此研究和探索高职教育与院校管理的成果，对促进区域经济建设、更好地实现服务地方经济服务功能具有现实意义。 

 6.综合性原则。成果评价不仅是对成果价值的一种认可, 更重要的则是对社会行为的规范发挥潜移默化的主导和辐射作用。由于社科研究的社会性和时代性以及成果价值的多样性, 使得社科研究成果的评价表现出高于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复杂性。建立在成果价值多样性和复杂性基础之上的评价准则, 具体评价时必须考虑因地、因时、因人等各种主客观因素, 确保评价的全面性和整体性。 

7.发展性原则。社会在不断发展，这就要求社科研究成果评价者必须与时俱进, 以科学的发展观去评价具体的研究成果。另外, 评价的标准也要随之不断地发展变化, 以适应社科发展的趋势和规律。随着高职教育的发展，对高职教育的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入，因此，高职社科成果也要不断推陈出新。 

8.同行性原则。从对研究成果的认识和了解程度来看, 除作者之外, 对成果内容、意义理解力、认识力最强的就是高职学院的同行们。另外从学科发展和学术方向培育方面来讲, 社科成果评价也必须高度重视和遵循同行评价原则。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