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不平等论文篇（1）

论文关键词：教育公平；文化；策略

教育公平问题是20世纪中期以来国际教育改革领域的重要议题，它关系到有限的教育资源是否能得到合理分配、公民受教育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和更加均等，人们的教育成就是否能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也关系到教育未来发展和改革的方向，同时也是社会公平的重要方面。各国都要通过扩大和保障本国的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与进步，这也是本课题研究的重要意义所在。

一、教育公平的概念

教育公平这一概念具有多元化、多层次、动态化和复杂性的特点。这里主要有三个经常使用的概念：“教育机会均等”、“教育平等”、“教育公平”。它们在内涵上有很大的一致性，但也存在差别。教育机会均等的内涵范围最小，是教育平等的一个方面；教育平等是指除教育机会均等外还包括教育过程和结果的均等；教育公平则被赋予一种超越传统教育平等意义的新含义，即接受符合个性的教育意义上的平等，它既包含前两个概念又涉及了受教育者的教育权利问题。

关于教育公平概念的两种代表性观点。

1.科尔曼的调查研究

科尔曼（James Coleman）在著名的调查报告《教育机会均等的观念》中进行了详细分析，他认为教育公平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前工业化时期，儿童的生活囿于家庭范围之内，儿童的职业通常是继承父亲的职业，大多数家庭从事的终身固定职业扼杀了“机会”这一思想的形成，更不用说机会均等了。工业革命以后，家庭经济单位解体，社会发展对公共教育提出了直接的要求，教育平等的要求就越来越强烈。科尔曼提出教育公平包括四层含义：第一，提供达到某一规定水平的免费教育；第二，为不同社会背景的儿童提供普通课程；第三，为所有儿童提供进入同等学校的机会；第四，在同一特定范围内教育机会一律平等。

2.胡森的教育机会均等理论

瑞典的著名教育学者托尔斯顿·胡森（Torsten Husen）认为对个人而言“平等”是起点、连续不断的阶段和最后目标。起点公平是指尊重和保护每一个人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发展，使人人享有教育的机会；连续不断的阶段是指通过相应的制度、政策继续体现和维护教育公平，以平等的方式对待每一个人，让受教育者都有机会获得适合个人特点的教育；最后目标即结果公平，是指最终体现在学生学业成就上的实质性公平，即教育质量平等。他总结“教育机会均等”概念的演变过程为三个阶段。

（1）保守主义学派。主张入学机会上的均等要建立一种综合教育制度，既保持基本的正规教育，也促进一种不平等的英才教育制度。

（2）自由主义学派。认为儿童都具有各自的天赋和潜能，教育就是要消除各种外部障碍，使天赋不同的个人具有取得均等学业成就的机会。为此而开展的教育实践改革主要是延长义务教育年限。

（3）激进的新观点。认为教育形式上的平等是不够的，还应包括学校状况与教育组织的均等。他们认为学生学业的成败应归因于学校状况，因而强调教育制度内部的改革，特别是学前教育机构的建设。

以上两种观点是各国学者普遍公认的，现代教育公平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区域的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相信对教育公平的理解会更加的多层次、多元化、系统化。

二、影响教育公平的因素分析

历史上对影响教育公平的原因曾有过诸多讨论研究。笔者主要从文化的角度来进行分析。20世纪60年代以来，文化领域影响教育公平的理论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三种：文化剥夺论、阶级再生产理论、文化再生产理论。

1.文化剥夺论

这一观点是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里斯曼（F.Riessman）在《受文化剥夺的儿童》中提出来的，是指那些生活在贫困环境中的儿童相对于富裕家庭中的儿童来说对教育的期待值较低，因而实际获得的受教育程度比本来依据智力水平可以获得的教育程度要低，也就是说，在生活文化中获取知识提高能力的教育机会被剥夺了。

按照里斯曼的观点，不同社会阶层的儿童由于受到自身阶层背景文化的影响，对受教育的愿望不同。生活在富裕家庭中的子弟由于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受教育的愿望更加清晰，而较贫困阶层的子弟由于文化意识观念的局限，受教育的愿望受到抑制，这是产生教育不公平的原因。文化剥夺论反映了里斯曼关于家庭背景、阶层文化对教育公平影响的理解。

2.阶级再生产理论

鲍尔斯和吉丁斯（Bowles﹠Gintis）在《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学校教育》中提出了阶级再生产理论。他们认为学校是阶级冲突的产物，资本主义社会中学校教育的作用是维护社会的不平等，再生产出不平等的生产关系和阶级结构。

按照他们的观点，学校中的主导文化是上层支配集团的文化，统治阶级的人控制教育目的、评价标准，向处于下层阶级的群体传播上位阶层的行为方式、文化意识、价值观念，复制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他们认为，学校教育再现了社会不平等和分工差异，不能成为一种促进社会正义的改革力量，只有将民主制度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学校才能实现它的三个目标：培养社会平等、促进年轻人创造潜能的充分发展以及将新一代整合进入社会秩序中”。

3.文化再生产理论

法国的布尔迪厄（Bourdieu）从文化再生产的角度分析教育公平问题，其观点呈现于《再生产》一书中。他认为，学校内的成功机会由学生出身于何种家庭、所属阶层文化所左右，学校在这个文化再生产过程中传承的阶层文化被称为“文化资本”。文化资本是与经济资本一起共同决定个人社会阶层的重要因素。这种文化资本有三种形态：被身体化的文化资本，包括言谈举止、仪表风度、爱好修养；被客体化的文化资本，包括音乐、绘画、书法、器具等；被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包括学历、资格等。

按照他的观点，家庭的文化资本是否丰富对于儿童在学校取得教育成功的机会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资本主义学校就是统治阶级通过文化霸权规定的教育制度、目的，对下层群体施以“符号暴力”的过程。换言之，不平等产生的根源在于阶级社会中的家庭文化背景的差异和学校教育中对待阶级文化的不平等，从而对不同阶层的儿童教育产生重大影响。

以上是从文化的角度对教育公平问题的探讨，主要关注的是阶级结构、文化资本等方面。但是另一方面，现实中并非所有家庭文化资本充足的儿童所达到的教育成就就更高，究其原因，可能与科尔曼的“社会关系资本”的欠缺有关。科尔曼认为家庭资本可以分为三种形式：物质资本、人的资本和社会关系资本。其中物质资本和人的资本基本等同于布尔迪厄的客体化资本和制度化资本，而社会关系资本是指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对家庭的其他资本具有补偿功能。科尔曼以为，社会关系资本高的家庭，即使其物质资本和人的资本相对低一些，儿童的成绩也有可能转好。反之，家庭的社会关系资本如果很缺乏，即使其余的物质资本和人的资本很高，儿童所达到的教育程度也有可能转低。

三、促进教育公平的策略分析

不同社会依据教育的不同目的来确定其教育制度。康德说：“教育目的是使每个人都能达到的充分的善。”这种“充分的善”是指人的各种能力的和谐发展。这种和谐发展必不可少，但是并非都能实现，因为每个人的经济状况、阶层文化背景、肩负的职责和受教育的意愿不同。各国政府都应在发展教育的同时，积极致力于教育机会的扩大和平等，保障公民受教育的权利，提高教育质量。

关于“平等”有两种著名的哲学主张：罗尔斯（Rawls）的平等主义主张公共利益的平均分配，强调对最少受惠者的不平等分配。“所有社会的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的分配，除非对其中一种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洛兹克（Nozick）的自由主义主张的是对个人利益的分配观念，“个人有权享有并使用通过自己劳动所得的利益，子女也有权继承家庭的财产”。作为一个历史的相对的概念，教育公平的设计应适应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和教育发展阶段。既要保障机会的平等，又要尽力确保结果的平等；既要注重平等倾向的公平，又要尊重社会的多样性和不同的价值观念。基于此，促进教育公平的策略必须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健全落后地区和弱势群体的补偿教育

众所周知，补偿教育是实现教育公平的一项必要策略，它的理论依据是文化剥夺论，是为处于不利境地的儿童设计的特殊的教育方案，以补偿幼年时文化刺激环境缺失带来的不利，减少其学习困难、促进其学习能力的一项政策。在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儿童由于经济、文化、环境方面的不利因素及学业失败等原因学业起点较低甚至辍学。所以，建立健全落后地区和弱势群体的补偿教育是我国教育改革的重要一环。20世纪60年代美国以“提前教育计划”为代表的补偿教育政策对我国教育公平政策的制订是有借鉴意义的。

2.尊重多样化、多元化，让受教育者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教育

中国教育不平等论文篇（2）

一、如何评价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自

1983年成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和高等教育学正式列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的学科专业目录至今，我国有组织领导和学科平台作为依托的高等教育研究已有近30年的历史了。如何评价这一时期以及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研究状况，直接关系到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未来走向和学科建设的前景。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胡建华教授指出，高等教育学在我国已成为一门“显学”，高等教育研究已成为内容广泛、人数众多的一个研究领域。据他对万方———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所收录的硕、博士学位论文进行检索统计，2006年至2010年12个学科门类共撰写了10467篇研究高等教育的博、硕士学位论文。非教育学科的高等教育研究硕、博士学位论文数达到4478篇，占总数的42．3％。

在教育学科有关高等教育研究的5989篇硕、博士学位论文中，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硕、博士学位论文为2446篇，只占研究高等教育的硕、博士学位论文总数的23．4％。结合对该时段有关高等教育研究的期刊论文和立项课题的进一步分析，胡建华教授认为，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呈现出“研究视角的多学科”、“研究内容的多样化”和“研究人员的广泛性”等三个方面的特点。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王洪才教授则从思维方式或研究范式的角度，反思了我国近30年来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变化。他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从注重客观规律和逻辑起点的纯理论探寻转向了对高等教育需求和实际问题的应用研究，从注重宏观研究转向了中、微观的高等教育研究。而这两个方面的变化，事实上是高等教育研究人员的思维方式从本质主义走向反本质主义的外在反映，体现了高等教育研究范式从单一走向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基于此，他认为，“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开始走向成熟”。

石河子大学师范学院院长蔡文伯教授通过分析2001年至2010年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上专门研究我国西部高等教育的学术性论文发现，学者们研究西部高等教育的积极性与国家的政策密切相关，主要是西部的学者在研究西部的高等教育，研究内容相对集中在西部高等教育的结构与发展战略上，指向问题的应用研究较多，而关于西部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偏少。

本次会议充分地展现了高等教育研究者们的自我批判精神。浙江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眭依凡教授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存在的问题有：研究水平不高，相当数量的论著是为满足职称升迁或功名利益的无用之学；远未担当起其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没有发出具有社会震撼力的理论声音，且缺乏理论研究的责任感和学术勇气；缺少有创见的学术流派，也未形成有利于创建学术流派的条件。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等教育研究室主任马陆亭研究员把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现状概括为：高等教育研究的入门门槛不高；文章低水平重复现象严重，还没有形成严谨的研究范式；争鸣不够，阶段性研究话题高度重合，观点一致；科研课题、博士论文选题雷同现象较为普遍。

在讨论的过程中，与会专家学者还反复追问了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究竟取得了哪些理论研究成果，究竟在哪些方面卓有成效地影响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对于高等教育研究是否应该成为一块“公共绿地”和多学科的研究领域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总体来看，大家对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总体状况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

二、如何提升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水平

评价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特别是指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其目的是为了提升高等教育研究水平和促进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事实上，在本次学术年会上，专家学者们更多的也是在思考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与学科建设的出路问题。

胡建华教授本次会议发言的主题即是“高等教育研究如何走向深入”。在充分分析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现状和特点的基础上，他指出，在群众性高等教育研究方兴未艾的潮流中，走专业化道路是巩固高等教育学学科地位和提升高等教育研究水平的必由之路。具体来说，高等教育研究要强调“研究方法的更新”、“研究取向的转换”和“研究队伍的培养”，应避免“经验总结”、“就事论事”、“简单介绍”和“随想臆造”式的高等教育研究。与胡建华教授的主张较为类似，马陆亭研究员也呼吁高等教育研究要转型。而要顺利转型，他指出，必须提高高等教育研究的专业化水平，必须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上有所建树，必须发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的带头作用。

无论是方法更新和取向转换，还是整体转型和走专业化的道路，我们认为，最核心的还是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规范问题。是否符合学术规范是判断高等教育研究水准的一个重要尺度，而探讨教育研究的规范性问题则是提高高等教育研究水平的内在需要。在此方面，汕头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马凤岐研究员作了题为“教育研究的选题和论证方式”的专题发言。他认为，教育学是研究教育问题的，而教育问题可分为认识性问题、实践性问题和价值性问题。教育学的基本论证方式是在证据基础上的推理，认识性问题和实践性问题的研究成果表达主要采用这种论证方式。价值性问题是教育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而教育哲学研究经常从一些不证自明的原则或公理开始，推导方式是演绎的，主要工具是概念和逻辑，“公理—推论”是价值性问题的主要论证方式。

眭依凡教授则把捍卫大学作为一种学术组织的特殊性与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水平结合在一起加以考虑。他认为，大学是存储科学知识、发展科学知识和传播科学知识的专门组织，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在于深刻认识大学组织的本质属性及准确掌握大学办学活动的基本规律。在强调大学应该坚守理想主义精神气质的同时，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也应该站在尊重大学的本性和遵循大学规律的立场上，大胆地责难、质疑和批判现实，承担起理性捍卫大学的社会责任。高等教育研究若能够担负其应尽的责任，其水平也就毋庸置疑了。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卢晓中教授则肯定了学术创新对于提升高等教育研究水平的重要性，而社会变革是进行学术创新的动力和源泉。基于社会变革与学术创新两者相互关系的视角，并以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创新为例，他认为，上个世纪后半叶出现的较有代表性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如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等均是因应剧烈的社会变革引起的高等教育大变革、大发展而产生的。但是，卢晓中教授认为，随着高等教育日益进入“社会的中心”和在国家及人的发展中日益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创新则应当以引领社会变革为己任，从“适应性”创新走向“引领性”创新。

论述提高高等教育研究水平的一般性策略、途径或方法等固然重要，有选择地推介或展示一些高水平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也是一种快速提升高等教育研究水平的新思路。作为本次会议精心策划的一个重要内容，日本广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开发中心黄福涛教授作了“高等学校专业教育的变革———历史与比较的视角”的专题报告，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阎光才教授作了“我国学术职业环境的探索性研究”的专题报告。前一个报告通过对中世纪、近代以及二战后专业教育在理念、制度和课程三个方面的变化分析，同时考察每个时期若干个国家或地区在专业教育理念、制度和课程三个方面的显著差异，完整地阐述了专业教育的概念，清晰地再现了专业教育变迁的过程，有针对性地回应了我国在实施专业教育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后一个报告则基于对我国学术职业环境的大样本调查，论述了影响我国学术职业环境的主要因素，分析了大学教师的职业认同情况以及对高校内部组织环境和制度、学术交流合作环境的基本看法，并得出了我国大学教师“对组织的依赖高于共同体”、“对政府的依赖高于组织”等一些很有价值的结论。

三、如何开创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新局面

提升高等教育研究的水平有助于推进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但是，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有其自身的要求与行动准则。考虑到中国的国情，提升高等教育研究的水平可能更需要良好的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平台的支撑。特别是自2009年国家颁布实施新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之后，针对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在本次学术年会上，探究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因素，寻找开创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新局面的新思路，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

张应强教授认为，我国早期的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由于选择了经典学科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以至于我们在学科理论研究方面产生了方向性偏移。自1997年和1998年的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学术年会之后，我国高等教育学界基本放弃了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研究而转入高等教育具体问题研究。他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表面原因是“高等教育改革实践的需要”，而根本原因则是“我们无法解决建设作为一门经典学科的高等教育学所面临的理论难题”。

基于此，张应强教授指出，走出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困境，我们的选择和任务是“建设作为现代学科的高等教育学”。其主要理由是：学科划分的标准并不是绝对客观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人类知识和学科的谱系来看，学科划分标准经历了从经典学科到现代学科的演变。关于“现代学科”，他认为，现代学科具有四个特点：即“以社会需要为学科演化和发展的动力，学科划分的标准由所研究问题的性质和实践目的所决定”；“以重大的社会问题和综合性主题为研究对象”；“以应用性学科为主，并衍生出丰富的应用技术知识体系，学科内部很难形成严密和统一的理论体系”；“以多学科（跨学科）研究和交叉研究作为主要研究方法，没有专属于学科自身的独特研究方法”。至于如何建设作为现代学科的高等教育学，他指出，一是要突破经典学科框架，建设作为现代学科的高等教育学。二是要突破教育学视界，建设作为一级学科的高等教育学。他呼吁我们要“放弃追求经典学科思路，回到现代学科框架中来”，同时也要“增强学科自信”、“确立开放的学科姿态”和“重视高等教育学核心理论研究”。

“建设作为一级学科的高等教育学”可以说是本次学术年会发出的重要声音。除张应强教授明确提出这一主张之外，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李均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科院王建华教授的大会发言，也都是在强调高等教育学已不再适合作为教育学的分支学科或二级学科，高等教育学应该按照一级学科甚至是一个学科门类来进行建设。

李均教授认为，在中国，学科不仅指一类知识或学问，还是国家管理和调控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单位，是行政建制在科学研究中的体现。历史地看，教育学实为“儿童教育学”，主要研究儿童教育，与高等教育学有着不同的“道统”，历史上的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学科。而现实中的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相比，两者的研究对象、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也有较大的差异，高等教育学已形成种类齐全、涉及面广泛的分支学科，已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有日益增大的社会需求。对照国家关于设置一级学科需满足的基本条件，他认为：“高等教育学已具备国家现行学科政策规定的关于一级学科的所有条件。”他还强调指出，高等教育学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危机尚可在“二级学科”框架下得到解决，而化解“一级学科”政策所引发的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危机，或许只能通过高等教育学建成一级学科来完成。把高等教育学建成真正的一级学科，当前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核心任务是“去教育学化”。

中国教育不平等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09-0181-02

一、引言

“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提高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和国际化水平。”这是国家领导人在2010年8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明确要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指出“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具体包括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提高交流合作水平。其目的是培养“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作为国际大都市，上海把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更明确为教育国际化。在《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的“聚焦战略主题，实现重大突破”包括“提升教育国际化水平，注重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和国际交流能力，增强上海教育的国际吸引力、影响力和竞争力”，而在重点任务中指出教育国际化的目标是“让学生具备国际交流、理解、合作、竞争能力”。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可以预期，国际化将成为今后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而在部分地区已经成为强烈的现实需求。

本文拟初步探讨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的课程建设问题，特别是《理论力学》课程建设问题。《理论力学》包括静力学、运动学和动力学，不仅是整个力学学科的基础，也是机械、航空、航天、车辆、动力、土木、水利等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技术基础课。力学教育是高等工程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理论力学》课程对提高学生的素质起着关键作用。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对课程建设的新要求

高等教育国际化可以在合作办学、学科建设、交换学生等不同的方面展开。对于我们在教学第一线的广大教师而言，课程建设是一个可以积极参与的方面，也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个基础性环节。高等教育国际化对课程建设要求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提高教学质量，直接服务于培养国际化的人才。课程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高等教育国际化对大学生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要较好地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任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而且要具有国际视野并能参与国际交流。课程建设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设法帮助学生满足这种新的要求。例如，加强和改进双语教学提高学生的国际交流能力。在《理论力学》课程中，特别要强调所研究问题的工程背景，以及强调分析、求解问题的规范性，以使学生了解西方人的具体、程序化的思维方式。

2.建设可等效互换课程，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其他工作奠定基础。课程建设是高等教育国际化其他方面工作的基础。无论是与境外学校课程和学分的互认，还是发展留学生教育，都需要国内外的相关课程群能够等效互换。这里所谓课程群的等效互换是指，并非需要单门课程之间的等效互换，而是若干门同类课程的等效互换。例如，中国的《理论力学》课程不必与北美最接近的课程“Engineering Mechanics”等效，事实上，由于教学传统的不同，这两门课程教学内容有一定的差异，但《理论力学》及其后续课《高等动力学》整体上应该与北美“Engineering Mechanics”及其后续课“Intermediate Dynamics”等效[2]。

3.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提升国家的软实力。课程建设还要有助于提高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的吸引力。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个双向的过程，在此背景下进行的课程建设，并不仅是单向地借鉴和学习欧美发达国家的教学经验，也要积极向世界展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建设的成果，包括课程建设成果。从长远看，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其高等教育对于外国留学生的吸引力不能只局限于中国文学历史等传统领域，也要包括现代科学技术等领域。通过课程建设产生的精品教材，应该有英文版本，并争取在国际主流出版社出版。

三、《理论力学》课程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特殊建设机遇

高等教育国际化不仅对课程建设提出新的要求，也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有些发展机遇是所有课程均等。例如，高等教育国际化意味着将加大从海外引进高水平人才的力度，同时为国内在岗教师提供出国研修的机会。这势必将进一步提升高校师资的素质，对于课程建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一些发展机遇与课程相关，不同课程得到的发展机遇不尽相同。比较而言，《理论力学》应该是在高等教育国际化潮流中受益较多的课程，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不同学科的课程从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受益程度有差别。受益较多的是那些与国情、历史、传统等无关的课程，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而相对受益较少的课程是与意识形态相关的课程，如思想政治课。力学是门科学，对力学原理例如牛顿第二运动定律，不论何种文化背景的人，只有受过充分的教育，都有大致相同的理解。事实上，近代力学并非产生于中国，民国初期高校都是西方人用英语教材讲授力学课程，直到上世纪30年代才有中文的力学类教材。高等教育国际化要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理论力学所属力学学科的性质决定了该课程在原则上是超越文化差别的国际工程语言的基础。因此，力学类课程包括《理论力学》将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比那些文化依赖课程以及意识形态相关的课程获得更多建设的机会。

《理论力学》的课程性质也决定了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其建设的良好机遇。《理论力学》是技术基础课中比较基础的课程。该课程的绝大多数内容，完全不依赖各国制定的规范和标准。只有单位制可能略有差别，北美教材传统上都采用英制，而国内教材依照国标而采用国际单位制。不过，近年来，北美教材也注意了国际单位制的普及，有些多次再版的教材专门为国际学生出版了国际单位制版。这些使得在《理论力学》课程建设中可以更专注于科学内容的理解和表达，而不需要用很大精力协调外在的规定等。

《理论力学》课程建设能较大地受益于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还由于现有课程的水平较高，并且与西方同类课程风格迥异。国内理论力学教学界已经超越了最初主要采用英美教材，随后借鉴苏联教材的发展初级阶段，逐渐形成具有自己风格和特色的教学传统[3-5]。国内《理论力学》课程方面的优势包括（但不限于）教学理论体系比较完整、系统性强，起点与数学物理先修课配合较好，配套课件及其相应的素材库比较丰富，教材比较简明等。因此，能与欧美同类课程注重生活背景和工程应用、大量例题和习题的教学风格有强烈的反差而形成“必要的张力”，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进一步加强课程建设。

四、建设国际化课程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虽然高等教育国际化为《理论力学》课程建设提供了新的良好机遇，但要建设水平一流质量上乘的国际化课程，还需要教学第一线的广大教师踏实工作，并特别要解决下列问题。

1.国外教材的深入系统研究。加强国外工程力学和中级动力学教学教材的研究，这是建设国际化《理论力学》课程的基础。对于多数教师而言，国外教材研究比教学研究更具有可行性。因此教材研究具有参与的广泛性，应该先行。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对国外教学和教材的研究就在持续进行，但总体上仍“比较缺乏对国外优秀教材的深入研究”[6]。就理论力学课程而言，对国外教材的现有研究比较零散，不够深入系统。在教材研究中，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理解中外教材的差异。这种差异既包括内容、体系、概念、方法等实质性的内容方面，也包括讲解详略、例题习题组织、插图版式等教学风格方面，还包括一些约定和习惯等，如前面提到的单位制等。

2.更广阔视野下的双语教学。早在2001年，教育部就积极倡导开展双语教学。先后提出高等院校本科教育要创造条件使用英语教材和英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教高[2001]1号文《关于“十五”期间普通高等教育教材建设与改革的意见》和教高[2001]4号文《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特别是2007年启动的“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工程”中还设立了“双语教学示范课程”项目。由于种种原因，《理论力学》课程的双语教学开展的比同属基础力学范畴的《材料力学》、《结构力学》等课程要少。开展双语教学的本意，是要借鉴国外先进教学理念，发展适当的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促进学生学习能力和外语水平的提高，从而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和交流能力。但是，或许是望文生义的误导，有时双语教学被狭义地理解成为以某种比例用外语（主要是英语）上课。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双语教学的具体目标应该是中外课程的等效互换性[7]。即在中国高校学习了《理论力学》课程群的学生，到外国高校应该能顺利的学习有关后续课程。至于课程具体有哪些环节、多大比例用外语讲授，并非是问题关键所在。

3.国际化优秀教材的建设。为满足双语教学的需要，同时也便于文化交流，比较可行的方式是由中外教师合作编写英文教材。教学体系总体遵循国内教学的传统，反映国内教学研究和改革的成果。内容必须达到我国高校教学基本要求，语言要规范，要有问题的引出、工程背景的描述、例题和习题借鉴以及参考国外优秀教材。起步阶段可以学习前苏联的做法，学习国内出版的优秀教材，例如《理论力学》教材[8]。从长远看，用英文编著的中国教材要争取国际著名出版社出版，即使不能成为发达国家学生的教材，也要争取成为教师的参考书，还要争取成为欠发达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学生教材或参考书。

五、结语

国际化将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高等教育国际化对课程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包括直接服务于培养国际化人才、为高度教育国际化其他方面的工作奠定基础和提高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的吸引力。《理论力学》这类与特定国家文化传统无关，也与各国的规范和标准无关，而且已经有较高水平的课程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中将获得更多建设的机会。建设国际化课程目前要开展的工作是系统深入地研究国外教材，以能与国外课程等效互换为目标开展双语教学和编著国际出版的优秀教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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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俊峰.理论力学课程体系改革探索与实践[J].中国大学教育，2008，（4）：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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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不平等论文篇（4）

二、西方“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研究与贡献

“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认为，教育将人们分配到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包括主要的劳动力市场和次要的劳动力市场。主要的劳动力市场提供的是大公司、大企业和大机构的工作岗位，这些岗位就业稳定，职业有保障，工资高，工作条件好，晋升机会平等；次要的劳动力市场提供的是小企业、小公司的工作岗位，这些岗位工作不稳定，工资低，制度严厉，晋升机会少。教育文凭、考试成绩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重要依据。一些国家政府对高层次教育过度的财政支持，助长了高等教育过度。政府应缩小高等教育投资份额，加大基础教育投资比重。“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指出，在主要的劳动力市场，教育与工资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但在次要的劳动力市场，教育与工资间却不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或关系不明显。其原因在于：由主要的劳动力市场获得有满意职业保障和工作条件的人，具有较高文化教育教养，具备根据一般经济、技术、科学文化和管理原则进行运用的能力。拥有这种能力，必须具有高等教育水平、高认知能力，通晓特定技术、专业知识、公司资本价值、利润和运营情况。这些职位占有者的行动，将影响公司全局的生产率和利润，拥有较大的自，能获得优厚的工资和良好的晋升机会。由次要的劳动力市场获得工作条件的人，绝大多数是妇女，虽然有些妇女具有高等教育水平，但往往只能被充当劳动后备军，成为廉价劳动力。次要的劳动力市场提供的工作，只需要较低教育水平或根本用不着接受教育，次要的劳动力市场就业者，只能获得较低工资。“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的制度主义经济学派(代表人物如:美国多林格、皮奥里等)认为，雇主往往根据雇员的种族、性别、举止、口音、文化程度、考试成绩等特征，做出就业分配和安置，从而将两种劳动力市场分割固定化。主要的劳动力市场要求雇员的工作有规律，要准时、守纪律、周转率低；次要的劳动力市场容忍雇员迟到、缺席和周转率高，很多次要的劳动力市场本身就是短期和临时的。许多工人被挡在主要的劳动力市场之外是必然的。“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如:美国卡诺·爱得华兹·戈登、罗思等)认为，在资本主义由竞争向垄断过渡过程中，大企业制度形成了工人同类化趋势，垄断资本为了追求长期牢固控制，有意识地把劳动力场分化，把劳动力分割成白领和蓝领，白领加入到公司管理队伍，以优惠方式提升，蓝领工人由于不具备某些资格，不能进入白领队伍，成为低收入群体。“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对教育投资政策制定具有的价值是:20世纪60～70年代，许多国家政府加大教育和培训，力图把穷人从次要劳动力市场转移到劳动力主要市场，改善他们收入，缓解社会矛盾。然而受当时经济制度制约，为穷人提供的技能培训并不适用于主要劳动力市场需求，这些人不可能由教育和培训改变就业与收入。

三、国外教育投资理论研究贡献小结

概括20世纪60～70年代世界教育经济学对教育投资的研究，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都曾产生重要影响，一些国家积极调整各级教育投资结构，削减高等教育投资比重，增加基础教育投资份额。有的调整高等教育专业投资结构，更加注重应用学科建设。许多发达国家大力加强职工培训，希望改善社会就业和分配。上述政策对缓解过度教育压力，稳定社会和发展经济产生了重要作用。“人力资本理论”关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学校质量对教育收益的影响，使人力资本理论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处于核心的地位，迅速地改善了各国教育投资行为，带来教育的大发展。“筛选假设理论”主张将教育文凭作为依据，将具有不同文凭的人安排到不同的岗位，使教育在人力资本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主张加强在职培训，加大了各国政府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投资。“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对各国政府加大在职教育与培训，重视次要劳动力市场公平问题，削减高等教育投资比重，增加基础教育投资份额，起到了指导作用。上述理论尽管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一定局限性，但从世界各国教育投资政策改革的实践看，仍显示了重要的经济价值。20世纪80年代，国外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学者对政府向学校拨款的方式、拨款的比例，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率等问题展开了研究，研究方法更趋向于实证分析、个案分析和国际比较，并提出了一些相应的政策建议。20世纪90年代，国外学者对教育与经济增长、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教育与收入分配、教育收益、教育财政、教育投资总量和由谁来承担教育投资等问题展开了研究。有多项研究证实，人们接受较多的学校教育与具有较高的收入相关联。学者（Johnson1982）、(Castells1989)通过对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比较研究认为：在其他情况相同时，一个较均等化的收入分配方式，有可能促进经济发展。在成功的经济实体中，国家政策应重视发展教育，以鼓励人员参与的机会均等，以刺激企业的革新创造。研究指出，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成功，证实了高质量的公立教育在培养劳动力适应激烈竞争、变化多端的现代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也证实了“发展主义政府”的关键作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列文（H.M.Levin1998）提出，历代以来，受教育程度总是决定代际社会与职业流动的重要机制。提出，应寻求新的经费来源、降低单位产出成本和提高教育质量，以改进教育投资决策。著名美籍教育经济学者曾满超（M.C.Tsang1998）提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大量文献证实：教育投资的收益率通常高于物质的收益率；初等教育具有在所有教育水平中最高的收益率；学术性中等教育具有高于职业或技术教育的收益率；高等教育的私人收益率高于社会收益率。认为，应鼓励有关教育成本的研究。对生均成本和其他成本指标的研究，应当周期化进行，以用于监控和诊断教育资源的配置和利用。上述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为教育提供充足的资源，促进教育适时地发展。

中国教育不平等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3）05-0069-05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我国教育发展的既定目标。但是，何谓“高等教育强国”，学界众说纷纭，尚未有定论。虽然近二三十年国际上出现了若干世界大学排行榜，但这些排行的评估对象是具体的大学，并不涉及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整体。近年来开始有机构关注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评估，21世纪大学协会funiversitas 2l，简称u21）就是其中之一。2012年5月，该协会推出了《u21国家高等教育系统排行榜》（简称u21排行榜），2013年5月又了新一年度的排名。这为我们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参照。

一、u21国家高等教育系统排行榜的基本框架

u21成立于1997年，由欧洲、北美、东亚和大洋洲的21所研究型重点大学组成，旨在协助成员学校实现全球化教育与科研。u21国家高等教育系统排行榜的目的，是通过设置与其他国家比较的国家系统基准，来改善高等教育的表现。2012年，u21总共对48个国家或地区进行了排名。这些国家和地区分布于欧洲、亚洲、大洋洲、拉丁美洲、北美、非洲以及中东地区。2013年，u21评估的国家和地区增加到了50个，同时，在评估指标中增强了网络测量的变量，并注意改善数据的质量，以保证方法的一致性。u21排行榜的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

u21指出，鉴于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一个国家需要一整套的指标，以用来评估该国高等教育系统的质量和价值。一个好的高等教育系统应是资源充足，且在有利的监管环境下运行。另外，国内外的联系也是十分重要。这一系统的成功与否是由输出变量来测量的，例如科研成果、入学率与就业率等。u21使用资源、环境、连接性和输出这四个指标测算出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排行榜。

二、u21排行榜中的中国高等教育

（一）资源

这一项指标主要是比较高等教育的投入。测量的指标包括政府支出比例、总支出比例、生均支出、研发支出比例和研发的人均支出。充足的资源投入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由于研发投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为了测量高等教育对一国研究工作的贡献，u21排名纳入了对高等教育的研发支出指标。资源的另一个重要测量指标是高等教育支出占gdp的份额。因为缺乏同家、地区间教学质量测量的可比性指标，u21用生均资源这一指标作为替代。

高等教育投入往往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联。图1比较了参评的50个国家的人均gdp排名（各国、地区人均gdp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3年4月16日所的报告）与u21排名的关系。从图1可以明显地看出两者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性，在u21排名比较靠前的国家人均gdp也较高。

教育本身就是一项需要巨大资金投入的事业，高等教育连年扩招、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更加需要增加高等教育经费投入量。高等教育在我国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不断提高，然而相对短缺的高等教育经费已经成为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瓶颈，给国家及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极大挑战。根据《2011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的数据，目前我国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为0.63%，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0.99%），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0.74%）。这说明，我国各级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力度仍有待加强。

（二）环境

对高等教育的卓越发展来说，资源是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而环境则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充分条件。这项指标中的政策和监管环境的定性测量有三个组件，即机构的多样性，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指数中的高等教育和培训指数，以及基于在u21成员学校调查所得的一个指数。该调查包括三个问题：高等教育机构监管及其透明度、教师就业自由度和学校ce0的选任，旨在测量高等教育自治情况。u21认为高等教育系统的理想特征应为：存在国家监管机构，尤其是那些公开他们研究结果的监管机构；学者不是政府雇员，且能在机构间自由移动；校长由大学挑选；以及有完全的灵活性来委任外国学者。

高等教育的监管环境对于确保资

使用效率是非常重要的。“对雇佣条件的过度监管会限制学者的贡献和吸引留住具有全球竞争力人才的能力；对竞争的限制可能会阻碍教学方法的创新；高等教育替代形式的狭窄选择可能使参与率降低。多元化的高等教育机构对一国高等教育发展有利；妇女或来自低社会阶层机会的缺乏意味着人才没有充分利用。”学历代表了人口及劳动力的技能，常被视为人力资本存量的替代指标。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成员，广大女性群体拥有便利的高等教育参与机会，能够最大限度使用社会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本便得到充分开发。“表现最好的国家高等教育体系应该是政府设置主要参数和监视绩效制度，但允许机构独立操作不受政府直接干预。”

这一指标指向高等教育制度与其运行环境。爱尔兰都柏林理工学院高等教育政策研究部主任ellenhazelkom曾在“高等教育排名与政策选择”论坛上指出，世界一流高等教育系统应该具备开放和竞争的教育，为最广泛的学生提供最广泛的机会，培养公民获得社会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同时吸引国际人才；高等教育机构应该实行有效治理，获得有利秩序下的自治。

从表2可以看出，与美、英、日、韩等国比较，我国在数据可获得性（e3）以及政策和监管环境（e4）方面得分较低，而在女性参与高等教育的比例（e1、e2）方面得分比较靠前，说明我国高等教育中的人力资源相对来说得到了较好利用。

（三）连接性 　如u21排名榜中所言，“如果一国能与该国社会的其他部分紧密联系，且在教育和研究方面与国际社会也有好的合作，那么该国高等教育体系价值会提升。”嗍连接性既是教学和研究质量的评估指标，同时也是吸收新发现和新想法的评估指标。

在强调知识创新的时代，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在吸引世界一流学生并挽留人才方面的能力，是一个高等教育强国的国际竞争力特征的核心表现。与外国合作者共同的数量，可以反映一国在国际上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的程度。学术无国界，良好的合作能够促进本国学术水平的提高，也能够提升一国高等教育系统在国际上的位置。这一指标的意义在于不仅仅指出了学生的国际流动的重要性，也指出了科研人员跨国合作的重要性，同时也是外界了解自身情况以及自我宣传的窗口。

西班牙世界大学网络排名（webometrics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简称“wrwu”）基于各个大学在全球互联网上的资讯表现，衡量网页数量和链接数量等指标，旨在促进各大学与研究机构的学术知识与资料在互联网上的开放存取和公开出版。wrwu的最大特色在于其衡量的是“学术成果及其传播的网络表现”。这一排名与二级指标c3、c4相关联，测量网络可获取文本数量和第三方网页中高等教育机构网页的外部反向链接数量。

从表3可以看出，我国高等教育在网络上的活跃性与可见性尚属良好。但在整个连接性指标中，中国的得分最低，各项得分也均靠后。尤其是在国际学生比例、国际合作文章比例和网络可获取全文文本数量上，得分极低。这说明，中国的开放性以及与外界的连接性还远远不够。与英美国家相比，差距最为明显的是国际学生比例（c1）。图2是由oecd公布的在目的国注册的高等教育国际学生的百分比。排名前六的均是欧美发达国家。

根据《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2012》的数据，2012年共计有32.8万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以上数据均不含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比2011年增长了12.21%。但来华留学生的生源地分布不合理，留学生大多来自亚洲国家，来自欧美的留学生所占比例较小。按学生类别统计，接受学历教育的外国留学生总计133509人，占来华生总人数的40.66%，其中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共计36060人，硕士研究生27757人，博士研究生8303人。而根据oecd公布的《教育概览2011》，中国留学生占据oecd地区全部国际学生的18.2%（不包括来自中国香港地区的1.3%），总人数达到33.97万。与巨大的流出相比，我国的同际学生比例就显得微不足道。

（四）输出

为了捕捉高等教育的输出，u21排行榜使用了研究成果和影响、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和获得率、一国研究人员的存量、优秀大学的数量和毕业生就业能力等指标。其中，指标04使用的是2011年上海交大排行榜上前500名机构的数量除以国家总人口的均值，这项指标粗略测量了一国人均就读世界前500强大学的概率。指标05也是使用2011年上海交大指数并对每国三所最好

大学取均值，没有列入前500强的机构权重为零。

高产高质的研究成果是高等教育最为直观的贡献，也是适合国别比较的量化指标。世界一流大学的存在是一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卓越水平的代表，同时也是该国国际影响力与吸引力的彰显。高等教育的参与率常被认为是一个国家潜在的人力资源，最终它将转化成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因此具备一定规模的参与率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为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方面。一个好的高等教育系统应该给国家提供一支训练有素，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队伍。给人们提供一系列满足不同兴趣和技能需要的受教育机会，不仅能够满足国家的发展需要，而且有助于知识的积累与传播。高等教育学历人员与中等教育学历人员失业率的比较，突出了高等教育的价值与适切性。

首先，从科研的最为直观的输出——论文（见表501、02、03）来看，后被引用的情况，可以反映论文的影响。2002年至2012年（截至2012年11月1日）我国科技人员共发表国际论文102.26万篇，排在世界第2位；论文共被引用665.34万次，排在世界第6位。但是，我国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6.51次，世界平均值则为10.60次。我国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次数与世界平均值还有不小的差距。

在2002-2012年间发表科技论文累计超过20万篇的国家共有17个，按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序，我国排在第14位（见表6）。每篇论文被引用次数大于10次的国家有10个。瑞士、美国、荷兰的论文篇均被引用次数达到16次左右。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论文在总量上有一定的优势，但是这一优势并没有体现在论文的影响力上，依然存在重量轻质的问题。

其次，从一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卓越表现——进入学术前五百强的数量（04、05）来说，进入前100名的中国大学数为零，进入前500名的中国大学有88所（见表7）。美国在这一指标上占据绝对优势。在亚洲地区，日本虽然进入前500名的大学数量大概只有我国的一半，但进入前200名的大学却多于我国，而且拥有几所前100名的大学。

总体来说，我国在世界范围内学术表现卓越的大学较少，处于世界前200名的大学数量不及美国的十分之一。高水平大学的存在，代表着一国高等教育的卓越发展水平，是高等教育实力的突出象征。拥有相当数量的高水平大学，也是高等教育强国的题中之意。

三、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努力方向

与美、英、日、韩等国比较，中国在五国中处于末位。即使在亚洲国家中，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在得分上与日韩也有不小的差距（见表8）。

这说明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程度还远远不够发达，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任重道远。要加快高等教育强国的进程，还需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努力。

（一）加大资源投入，增强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

一直以来，我国用有限的教育经费支撑了大规模的教育。2012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达2.2万亿元人民币，如期实现《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4%”的目标。其中，中央财政教育支出3781亿元，比2011年增长15.7%。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综合多位研究者对于教育财政投入的研究结果后指出，“2020年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至少应达到4.5%”，因为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5%-5%的目标是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在国家教育投入大幅增加的情况下，要继续加大对于高等教育，特别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的支持力度。

在加大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性经费投入的同时，要促进资源投入多元化，拓宽资源投入途径，多吸引社会资源；还要合理利用、管理好高等教育资源，加强经费管理；相关部门需要加强对高等教育资源的管理和控制，组建专门监管机构对高等教育资源使用情况进行定期评估。

（二）改进大学治理，为高等教育发展营造更好的制度环境

高等教育发展的环境涉及高校治理环境和社会宏观环境。从大学治理的角度看，特别重要的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必须进一步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着力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在保证政府对大学必要的监管的前提下，给予大学更多的办学自主权，让高校拥有较大的自我发展空间。

（三）促进国际化办学，加强高等教育与社会的联系

u21排行榜“连接性”指标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程度以及在国际上的吸引力与影响力，更体现出高等教育与外部社会系统之间的

中国教育不平等论文篇（6）

女，汉族，1910年12月出生于浙江诸暨，小学语文特级教师，著名小学语文教育家，被誉为“小学教育界的梅兰芳”、“中国的苏霍姆林斯基”。曾任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国家教委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1922年就读于杭州女子师范学校。1927年毕业后，先后在浙江绍兴、嘉兴、萧山、杭州及江苏南京等地小学任教。1932年起在中央大学实验学校小学部(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前身)工作，后分别在绍兴第五中学附小、嘉兴县集贤小学、肖山湘湖师范、南京东区实验小学、中央大学实验小学、南京师院附属小学等任职。新中国成立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当选过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

[主要贡献和实践]

斯霞老师一生执教68年，是我国基础教育界教龄最长、功勋卓著的教师。在漫长的教师生涯中，她多次放弃跳槽和升官的机会，始终坚持做小学老师。她担任国家教委中小学语文教材审查委员会成员10年，为我国小语教学和国家小语教材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上世纪五十年代，她创造出“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文”的小学语文随课文分散识字教学法，大面积、高效率地提高了识字教学的质量。她教导的学生在两年内就认识了2000多个汉字，读了174篇课文，在当时国内小学教育界首屈一指。上世纪六十年代，经专家学者总结、论证，斯霞的“以语文教学为中心，把识字、阅读、写话三者结合起来”的小学语文教学法，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

她提倡“童心母爱”，以一颗童心，爱学生之所爱，乐学生之所乐，悲学生之所悲，用爱陪伴学生成长，终其教育生涯，把全部的爱献给了孩子。退休后，她仍一如既往地每天到学校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在斯霞的身上始终蕴藏着慈母般的温情，流淌着爱的暖流。新华社1963年播发的通讯《斯霞和孩子》向国内外传扬了她的感人事迹。

[主要著作]

《迅速培养小学一年级学生读写能力的经验》、《斯霞教育经验选编》、《我的教学生涯》、《斯霞教育文集》等。

殷雪梅(1954―2005)

[生平简历]

女，汉族，江苏省金坛市城南小学(现江苏省金坛市殷雪梅小学)教师。作为小学高级教师，她曾先后在五所小学任教，参加工作近30年来，教学认真，爱护学生，深受学生和家长的尊敬和爱戴，先后多次获得金坛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先进教育工作者等称号。被评为“2005年度最具影响力时代女性”。同年，以英雄教师殷雪梅的事迹为蓝本的电视剧《殷雪梅》由中央电视台影视部与江苏教育电视合开机拍摄。

[主要贡献和实践]

2005年3月31日中午，城南小学组织一、二年级数百名学生从影剧院返校。途中，一辆轿车突然飞驰而来，万分危急中，殷雪梅挺身而出，张开双臂，奋力将6个学生从马路中央推到路旁，自己却被撞出20多米。殷雪梅去世的消息传开后，自发到灵堂吊唁的各界人士达5万之多。金坛市举行追悼大会，灵车所到之处，沿途10万多名群众含泪相送。殷雪梅的英雄壮举在社会上引起7强烈反响。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美国华人时报、新加坡联合早报、法国欧洲时报等40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人民网、新华网等网站设立“殷雪梅事迹专题”，100多万网民发帖悼念。她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人事部、教育部、江苏省委号召向殷雪梅学习，中华见义勇为联合会追授她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人事部、教育部追授她为全国模范教师，江苏省政府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追授她为英雄教师。

李吉林(1938―)

[生平简历]

女，汉族，1938年出生，江苏省南通市人，中共党员。著名的儿童教育家。1956年于江苏省南通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任教于南通师范第二附属小学至今。1978年开始情境教学的实践探索与研究。江苏省首批特级教师、名教师，全国先进教育工作者，第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江苏省情境教育研究所所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等职，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主要贡献和实践]

李吉林在情境教学和情境教育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反思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她从外语情景教学中得到启发，又从我国古代“境界”学说中汲取丰富营养，经过反复地实验、琢磨，创造出有效进行语文教育的崭新模式。历经近30年，创立了“情境教学”、“情境教育”、“情境课程”，构建了情境教育的理论框架及其操作体系，成为我国素质教育的重要模式之一，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教育理论创新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她创造的“情感与认知结合的理论”填补了中国乃至世界教学论的空白。她的科研成果在全国13次获一等奖，其中蝉联教育部颁发的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首届、二届一等奖，成为全国教师中获奖最多的人。2006年，360万字的《李吉林文集》出版。2008年11月，“李吉林情境教育国际论坛”在北京举行，美、英、日等国专家及国内众多著名学者称“情境教育”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教育思想体系，是“回应世界教育改革的中国声音”。

[主要著作]

《情境教学实验与研究》、《训练语言与发展智力》、《情境教学理论与实践》、《小学语文情境教学》、《情境教育的诗篇》、《李吉林文集》(8卷本)

陈鹤琴(1892―1982)

[生平简历]

男，汉族，浙江上虞人。中国著名儿童心理学家和幼儿教育家，“五四”运动以后我国新教育事业的创始人之一。他建立并完善了中国化、科学化的现代儿童教育理论体系，构建了完整的中国儿童教育结构体系，被誉为“中国的福禄培尔”和“中国幼教之父”。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幼教界“南陈北张”之说中“南陈”即陈鹤琴。他是“活教育”理论体系的创建者，我国现代幼儿教育的奠基人。早年留学美国，获文学学士和教育硕士学位。1919年夏回国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任教授、教育科主任、教务主任等职。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幼教实验中心――南京鼓楼幼稚园，第一个公立幼稚师范学校――江西省立幼稚师范学校以及国立幼稚师范专科学校、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和特殊儿童辅导院。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师范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和幼儿教育研究会名誉理事长等职。

[主要贡献和实践]

陈鹤琴毕生致力于儿童教育事业。他开创了我国儿童心理和学前教育的科学研究工作，并促使家庭教育科学化和幼儿师范教育系列化，是研究中国儿童心理的第一人。他撰写的《家庭教育》，可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儿童家庭教育的“百科全书”。他在

鼓楼幼稚园的研究形成了“中心制课程”(即单元教学)，奠定了我国第一个《幼稚园课程标准》的基础。他结合实践研究，创办《幼稚教育》、《儿童教育》、《新儿重教育》等刊物，主编幼稚教育丛书、儿童科学教育丛书等，编写了多种儿童教育书籍、教材和读物，创制了许多教具、玩具和体育、游戏用品。

针对中国几千年来死读书、教死书的陋习，陈鹤琴创建“活教育”理论体系，提出三大纲领：目的论――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课程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方法论――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还提出“活教育”十七条教学原则、十三条训育原则、学习四步骤和五指活动等。这是由我国学者提出的第一套系统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体系，至今仍有其生命力和现实意义，

陈鹤琴非常重视实验与实践。1927年，他在东南大学任教期间，在南京建立教育实验区，为推广小学教育作实验。陶行知创办晓庄乡村师范学校时，他担任校董会董事并兼任该校第二院院长，为推广乡村幼儿园进行实验，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主要著作]

《儿童心理之研究》、《家庭教育》、《幼稚园的课程》、《中国幼稚教育之路》、《教育史导言》等。

姚止平(1955―2007)

[生平简历]

男，汉族，1955年1月25日出生于北京中南海一个高干家庭。他从小寄养在茶姑妈家里，1973年1月参加工作，197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34年教学生涯中，他于1973年1月至1984年8月先后在洋口闸西小学、景安中学任教：1984年9月，调到茶中学工作，1987年10月至1988年8月任耕中副教导主任、1988年8月至1993年12月任中副校长兼教导主任、1994年1月至2003年1月任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2003年2月起，任如东县教育局副局长兼江苏省茶高级中学校长、党总支书记。2007年10月23日，因公殉职。他先后受到县委、县政府的记功、嘉奖，当选为如东县人民满意好干部，南通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多次被评为优秀校长、名校长。2005年被授予“南通市劳动模范”称号。2006年被授予“江苏省劳动模范”称号。

[主要贡献和实践]

姚止平是一位深受百姓爱戴的“平民教育”专家。多次放弃离开农村到北京和其他城市工作的机会，甘心扎根农村，做一辈子农村校长。对学生，他倾注了满腔的热情与爱心，坚持教育的主体性，有教无类，决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而且保证每一个学生在学校都能健康成长。对教师，他倾心关爱，政治上严格要求，业务上悉心指导，生活上热忱关心。

姚止平还是一住治校有道的学校管理专家，他治校有方，用“把每一件简单的事情做好就是不简单，把每一件平凡的事情做好就是不平凡”这两句大实话作为对全校所有教师的要求，全面、全程、全员实施精致管理的办学策略。他追求教育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过程和每一个环节的整体精细，从自身做起，力求教育教学的精致与完美。“精致”不仅是对教师和学生的要求，姚止平自己首先做到了踏踏实实做好学校管理的每一件事情。姚止平主持学校全面工作13年来，以教育家的胆识、理论家的睿智、实践者的勇气把一所普通的农村中学锻造成全国闻名的一流名校，创造了令世人称奇的“中现象”，打造出一个平民中、文化中、成功中。中央电视台等20多家媒体都报道过茶中学的辉煌业绩。

吴天石(1910―1966)

[生平简历]

男，汉族，原名毓麟，笔名史坚。江苏南通市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人民教育家。吴天石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先后就读于南通师范初中部和高中师范科。早年参加进步学生活动，自觉地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1929年，他考入无锡国学专修馆读书，积极参加了左翼文化运动。“九一八”事变后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当中，他参加了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投身根据地的教育和文化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革命干部和建设人才。1932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馆。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江海公学校长、华中公学副校长、华中大学第二教务长。建国后，历任江苏师范学院院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主要贡献和实践]

在任江苏省教育厅领导期间，吴天石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强调教育机关要为基层服务：加强领导工作，重视教师进修和培训，重视教育科研，在他的建议下，江苏成立了教育科学研究所：全面关心教师，认为教育厅要成为“教师之家”，斯霞、李吉林等教育家的成长都有他的心血。吴天石对语文教学改革有系统见解。1962年11月江苏省教育厅在常州召开中小学和师范学校语文教学会议，吴天石发表了关于“加强语文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简称“双基”)的专题讲话，以语文学科为切入点，对课堂教学特别是语文课堂教学作了颇为精辟中肯的重要指示，提出狠抓语文基础和基本训练，强调语文是工具课，语文课要讲究“字、词、句、篇章的教学”。

[主要著作]

《吴天石文集》

杨瑞清(1963―)

[生平简历]

男，汉族，1963年6月生，南京市浦口区人。江苏省南京市行知小学校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赏识教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小学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1981年，师范毕业后，杨瑞清放弃进城的机会，主动申请到偏僻的江浦县五里村的五里小学(行知小学前身)任教。1985年，所在的学校更名为行知小学，他被任命为校长。1993年到2007年，他连续5次被评为南京市中青年拔尖人才，成为江苏省“333工程”第二层次培养对象，先后被评为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和江苏省十大杰出青年。被评为江苏省劳动模范、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十杰中小学中青年教师等，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2005年又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受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主要贡献和实践]

从事乡村教育20多年，杨瑞清多次放弃了离开农村，甚至是从政的机会，全心实践陶行知先生“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思想，顺应潮流，走出学校，服务农民，走出农村，服务社会，形成了富有活力的“村级大教育”办学模式。

杨瑞清是中国不留级实验班的创始人，他在全省率先开展了小学不留级实验，取得成效，这项实验被确定为南京市“八五”重点课题，并获得中国陶行知教育思想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一等奖。他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办学，以小学教育为中心环节，向幼儿教育和成人教育两头延伸，向产业建设、文化建设、队伍建设等多方拓展。

杨瑞清积极探索赏识教育的育人模式，并且在行知小学开展了“班级赏识教育”、“家庭赏识教育”、“自我赏识教育”三个层面的实验，实行了“优点卡”、“全员管理”等一系列具有创造性的措施。实验取得实效，产生了广泛影响，荣获南京市

政府颁发的“十五”素质教育创新奖，中央电视台作了专题报道。行知学校现已经发展成全国知名的农村模范小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专程到校考察。他主持的课题《借鉴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赏识教育实践研究》，被审定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

[主要著作]

《走在行知路上》(2004)

洪宗礼(1935―)

[生平简历]

男，汉族，江苏丹徒人。1960年从扬州师范学院文史科毕业，分配到江苏省泰州中学任教。历任教导主任、副校长等职。是南京师范大学、扬州大学教育学与教学论硕士研究生导师、江苏省中语会副理事长，现任江苏母语课程教材研究所所长。先后三次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其中一次为一等奖，江苏省教育科研优秀成果一等奖，江苏省“红杉树”金奖。1984年被评为江苏省首批中学语文特级教师。1988年江苏省人民政府授予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93年被国家教委、人事部表彰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获“人民教师”奖章。1994年在全国普教界首次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9年被定为首届江苏省名教师。2007年被江苏省教育厅授予“江苏省中小学荣誉教授”称号。

[主要贡献和实践]

从教40年来，洪宗礼坚持中学语文教学改革，在高、初中各年级进行数十次教学实验，先后在《人民日报》《人民教育》《中学语文教学》等报刊上发表文章300余篇，撰写专著14部，出版论著7部。他总结了“五说”语文教育理论和诱导式的“双引”语文教学法，探索了语文学科落实素质教育的基本途径――语文教育“链”，以揭示语文教学隐含的内在规律。构建语文教育“链”，其主要内涵是：把学习知识、引导历练、发展能力、获得方法、养成习惯、提高思想文化素养等各种语文实践活动构建成为一个纵横结合的科学体系。主要研究成果收入《中国著名特级教师教学思想录》和《中国著名语文特级教师》系列丛书。新华社、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单位多次报道了其优秀事迹。

主编“单元合成，整体训练”九年义务教育初中语文教科书，该教材1992年经国家审定通过，推荐全国范围试用了十余年。2001年起主编教育部立项的面向全国的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教材，目前27个部级、省级实验区数百万学生正在试用。主持部级“九五”教育科研重点课题《中外母语教材比较研究》，对22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套母语教材进行比较研究，出版了《中外母语教材比较研究》系列丛书，共200余万字，并举办了由10多个国家80多位专家参加的中外母语课程教材比较研究国际研讨会，该项成果受到部、省有关领导和国内外专家的关注，专家组成员一致认为，该课题具有开拓性，富有创新意义和实践价值，在全国具有领先地位。

[主要著作]

《语文教学之链》、《写作与辩证思维》、《母语教材研究》、《洪宗礼语文教育论集》。

史绍熙(1915―)

[生平简历]

男，汉族，1915年出生于江苏宜兴，1942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先后在宜兴彭城中学和武进振声中学任教。建国后，从1951年―1985年长期担任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校长。曾先后12次荣获全国、省、市“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称号。1956年被中央教育部批准为中学一级校长，享受当时大学副教授和十三级干部待遇。1960年出席全国文教群英大会，被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受到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88年以来先后被收入《中国现代教育家辞典》、《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辞典》等。

[主要贡献和实践]

史绍熙把一生心血都献给了教育事业。他全面关心教师的思想、工作和生活，把党和政府尊师重教的温暖送到每个教师的心里。同时，他狠抓管理，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一流的管理，造就了一流的学校。多年来，省常中的教育质量在全省以至全国一直名列前茅，

1959年，国务院副总理兼长陆定一到常州视察，史绍熙提出了经过深思熟虑的“一、二、九”方案：即一年中要确保九个月的教学时间，两个月的休息时间，而生产劳动和其他社会活动时间应该压缩在一个月之内。此理论当即受到副总理的赞赏，当场批准“一、二、九”方案先在省常中试行，并向全省乃至全国推广。

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史绍熙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教育观点和办学主张。他撰写150余篇，其中1982年撰写的《努力培养中学生的创造精神》，阐述了培养中学生的创造精神的崭新教育思想。许多报纸和刊物先后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曾多次摘要播放该文有关论点和作者介绍，在中学教育界引起强烈反响，在高教界也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1984年出版的《史绍熙教育文集》，在1989年纪念中国教育学会成立10周年首次举行的全国论文、论著评选中被评为4部优秀论著之一，获优秀论著奖。

[主要著作]

论文有《努力培养中学生的创造精神》、《培养创造型人才是现代学校的战略任务》、《全面发展不是平均发展》等；专著有《史绍熙教育文集》(1984)，《史绍熙教育文选》(1992)。

胡百良(1934―)

[生平简历]

男，汉族，1934年6月生，江苏省无锡市人。1953年11月参加教育工作，1963年7月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业余大学，1984年被评为江苏省物理特级教师。原任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物理教师、校长。曾任中国教育学会物理教学研究会理事、江苏省教育学会副会长、南京师范大学和江苏教育学院兼职教授、中国教育学会高级中学校长委员会副理事长等职。1989年获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91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2007年，他被江苏省教育厅授予“江苏省中小学荣誉教授”称号。

[主要贡献和实践]

胡百良长期从事基础教育，50多年来，致力于中学物理教学和中学行政管理的实践与研究。撰写教育论著共计200多万字，公开发表了130多篇教育论文，应邀在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做过200多次专题报告。《南京师大附中学生文明行为规范》、《南京师大附中高中学生素质考核评价表》、《南京师大附中创建文明班级检查评比办法》、《南京师大附中文明教研组考核标准及评比办法》等等，这些规章制度属于基本建设，是任何一所学校都不可绕行、不可或缺的。2006年7月出版的《校长的特殊使命》，围绕“校长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研究”这个主题就作者在中学校长工作的实践与研究中最有体会的若干问题，做了重点介绍。书中不仅集中了作者对一些问题的理性思考，还附有大量学校改革实践和研究的宝贵资料，有较强的操作性和参考价值。

中国教育不平等论文篇（7）

1、思想政治素质教育和国防教育具有一致的总体目标

不断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建设之需相适应，为国家培养更多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新中国接班人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总体目标。所以，各高校在教育学生将其专业知识掌握好的同时，还需要不断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政治立场，不断增强当代大学生的职业道德素质、献身精神以及辨别真善美与假丑恶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学生军事观念是高校开设军事理论课的直接目的，以此使学生国防意识得以不断增强。就本质而言，就是对保卫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接班人与建设者进行培养。军事理论教育效益并非仅局限于军事理论建设本身。作为一种积极、正面的精神力量，国防意识可以让当代大学生形成“位尊未敢忘爱国，未卑未敢忘忧国”的理念，使其能够在今后工作岗位中及自觉生活、学习过程中为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为我国特色长远战略目标的实现而努力奋斗。

2、思想政治教育和军事理论教育具有一致的内容

基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科学整界观而实施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教育；结合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思想的教育；共产主义劳动态度与为人民服务精神的教育，这三大教育是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关键内容，而高校军事理论教育的核心是爱国主义，主要包括国防精神、国防教育理论、国防法规、国防尝试以及国防历史等。大学生军事理论课能够将其对祖国的感情激发出来，有利于培养高校生为了民族利益而终身奋斗的道德情操。

3、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军事理论教育具有一致的教育原则

首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军事理论教育都始终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一般青年学生政治思维都还不够成熟，所以他们是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进行“分化”或者“西化”的希望，大肆诋毁四项基本原则。基于这种情况，我国各大高校积极、广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与军事理论教育，让高校生能够全面认识到我国与世界上敌对势力向抗衡的复杂性与长期性，使其能够在思想上保持统一战线，坚定立场，旗帜鲜明的捍卫与构建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其次，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军事理论教育原则均为“育人”，都是对国家与党教育方针进行全面贯彻，对我国现代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抱负的“四有”新人进行培养。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骨干力量，当代大学生素质的高低对国家兴亡有着直接性影响。所以，一定要从客观正面引导当代高校生有效处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关系，同时不断增强当代大学生独立自主、艰苦奋斗意识与爱国主义精神，使高校生纪律性、组织性、民主法制观念得以切实提高；不断增强学生抵御腐朽势力的免疫力。

二、在大学生军事理论课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的几点思考

1、对课程设计予以不断完善，构建思想政治教育与军事理论教育互渗基础

1.大学生军事理论课渗透思想政治教育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a.忽视了大学生思想政治与军事理论教育教学整体性设计，而片面强调军事理论实践教育中所存在的首因效应。现阶段，我国很多高校都将新生军训作为大学第一课，而这也是事实军事理论课程的首步。高校这种教育设计安排，对改善与提升当代大学生意志品质、独立意识及生活能力等领域具有积极作用[1]。然而，就宏观角度而言，这一教学安排也有很大弊端，具体表现在：第一，对学生自身认知规律形成一种忽视。刚刚走进大学校门，很多大学生对所学专业、高校定位、职业规划及校园文化等缺乏了解，认知不到位，且也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基于这种状态，开始他们艰苦的军训生活，很难达到理想效果。不仅没有达到高校军事教育核心目的，而且也因为开始传统教学前实施军训，错失了多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最佳实践教学平台；第二，导致高校教学整体性的分裂。因为高校课程设置等诸多问题，使得大学生军事训练与思想政治教育出现脱节现象，很难最大发挥两者的作用。b.很多大学军事教育课程都轻理论、重实践。在我国，军事教育的形式主要有两种，即理论课与实践课。《高等学校军事理论教学大纲》规定，高校军事训练时间大约为2.5周，高校军事理论课示数大约为36个学时。然而，事实上高校军事理论教育主要还是军训，期间载穿插一些理论课程，理论教学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2.课程改革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军事理论课相整合的课程体系，有利于丰富高校基础教学实践，不断拓展高校教育路径，增强高校教育感染力，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的全面提高与共同发展。课程改革的主要途径包括：a.实施课程内容系统设计。其基础为国情教育、民族主义及爱国主义，教育载体为军事实践教学，补充为军事理论教学，不断整合高校思想政治与国防教育内容，以实现教育形式的规范化、科学化以及系统化；b.有效协调实践教学和理论教学的时间，结合军事理论教学与思想政治教学，在新生军训过程中能够实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大学生爱国教育[2]。

2、不断整合高校师资资源，创设大学生军事理论课程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的条件

现阶段我国很多大学的军事理论教师队伍极为匮乏，对充分发挥高校军事教育功能造成严重影响。科学整合师资队伍，为大学生军事理论课程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有利支持。首先，通过沟通、交流与培训等，不断加强大学教师相关知识储备与军事国防意识，使其教学水平和业务素养得以不断提高；其次，作为军事训练的指导教师，思想政治教师应该全过程参与学生军事训练，以此对学生积极实施理论指导与思想动员，与军事训练实践教官通力合作，确保大学教学实践工作的共同完成[3]。

3、积极实施平台建设，进一步构建大学生军事理论课程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

1.网络平台

现阶段各大高校积极开拓网络新天地，进一步加强互联网信息平台的构建，积极实施思想交流与主旨教育，紧紧把握互联网军事理论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主动权，将互联网创设成为对高校生综合素质进行培育与弘扬的重要阵地。第一，根据高校互联网信息平台，构建一个专题网页，积极开展以时事政治、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互联网交流与讨论，以民主对话、平等沟通既加强监督等各种形式不断增强高校生思政素质与军事国防意识[4]。第二，对当前各主流互联网设计模式进行效仿，积极引导当代高校生树立正确的荣辱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

2.校园文化平台

就本质而言，校园文化直接影响着当代大学生的军事理念、国防意识及“三观”教育的培养与提高。所以要对这一平台予以充分利用，确保大学生能够在日常生活与学习中接受文明的洗礼与文化的熏陶，使学生在健康、和谐的高校校园自然、人文环境中不断陶冶其情操，进一步增强学生对国家、学校及民族的使命感、荣誉感以及责任杆。第一，必须充分利用各高校校园文化中的舆论阵地，以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宣传教育，不断向学生宣扬革命英雄等；第二，“军事文艺”活动的积极开展，以“舞蹈比赛”、“唱响军歌”等活动模式积极开展军事理论教育[5]。

3.各高校手拉手共创平台

对各大高校自身资源予以充分利用，与当地开设军事专业的高等院校联合创建手拉手教育平台，对建设机制与体制予以不断创新，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军事理论教育的长效机制进行不断探索，共同搭建培训、交流的思想平台，使高校间能够实现资源与理念共享，高校间交流平台的搭建，有利于高校综合教育水平的切实提高。

4.高校学生社团、学会平台

在各大高校中，学会与社团等是大学生自我管理与学习的重要形式。基于这种情况，各高校应该积极倡导与鼓励在校生创建向军事爱好者协会、国防教育协会等校内社团组织。学校中的思政教师可以指导教师身份加入其中，使学生社团作用能够得到充分发挥，通过学校社团活动的积极开展，进一步推动高校军事教育，同时全面开展学生“三观”教育。

4、结合行为导向和思想导向，在高校军事训练带队干部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教育不平等论文篇（8）

随着教育民主化和平等化进程的逐步加快，教育的性别差异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性别教育成为教育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其研究也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之中。理清我国性别教育研究的思路，对性别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有积极的意义，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国内近十年性别教育的研究进行一个综合动态的分析。

一、性别教育相关概念界定

所谓性别即男女有别，它是根据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所作出的区分。了解两性之间的差异，是我们讨论教育中的性别议题的前提和基础。在现实生活中，性别差异主要表现为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生理性别指男女两性在生理上的分化，具体表现为生理结构和生理机能两方面的差别。而社会性别则是与生理性别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主要指两性在社会文化的建构下形成的性别特征和差异，即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

研究者对性别教育概念的表述上虽不尽相同，但其实质却没什么差别。有学者认为性别教育是指教育者根据男女学生生理与心理的差异，采用不同的教育措施，使受教育者两性都获得充分、自由、平等、全面的发展。性别教育的实质不在于消除两性发展上的差异，而在于如何使受教育者两性都获得全面发展。也有学者认为性别教育是教育的一个分支，是形成性别观念和性别态度，产生相应性别行为的社会化教育过程。它是以社会和人们的性别观念为基础，通过有形和无形的方式渗透到教育的各个环节，它影响着受教育者性别认知的发展和性别观念的形成。

二、性别教育研究价值及理论依据

(一)研究价值

“学校即社会”，如同复制社会阶层和社会分工一样，学校教育通过性别的学习和规划也复制了社会性别。在教育领域中引入社会性别视角，用社会性别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来审视和批判教育中的性别分化现象，破除教育领域中的性别偏见。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解放人类的力量，在教育领域中引人性别议题，不但可以提高教育工作者的性别意识，而且可以改变沿袭已久的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偏见;同时引起人们对性别议题的关怀心、敏感度，以及使人们获取有关两性平等、互相尊重的知识和技能，把个人感性的、下意识的性别经验提升为性别群体共同的理性的自觉认识和行动。进行性别教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解构教育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减少甚至消除性别歧视。

(二)理论依据

1.心理学理论基础

性别形成的心理机制一直以来都是心理学家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形成了以精神分析理论、社会学习理论、认知发展理论和图式理论等为代表的解释性别形成的各种理论，它们试图从不同角度分析个体性别形成过程中的特征。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认为:“生理结构就是命运。”妇女的生育角色、性别身份和性的选择是由女性的生理特点决定的，任何不服从自然要求的妇女，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不正常的”。弗氏精神分析理论以一种“男性中心”的视角看待女性心理特征，遭到了许多质疑和批判。阿尔伯特·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方式是完全习得而来的，性别角色的获得也是大量观察和模仿同性模式的结果。科尔伯格的认知发展理论则认为，性别行为是一个内部认知发展过程，它的形成是儿童主动学习的过程，儿童在这一过程中充当着性别社会化的主体。随着智力的成熟与发展，儿童可以达到自我的社会化，自己选择与自己性别适宜的行为。同时认为，性别定型的过程也必然服从于儿童认知发展规律。马丁和哈文森的性别图式理论融合了认知发展和社会学习理论中有价值的部分，把人、特质和行为分成男性和女性两个范畴，强调社会性因素的性别差异以及性别类型发展理论的趋势。

2.社会人类学理论基础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塔尔克特·帕森斯提出的特殊功能论，认为个人要完成社会化就必须内化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角色期待。只有经过社会化，文化模式才能被内化到个性体系，才能对个人的行为起制约作用，行动者才能使动机与角色期待一致起来，并取得扮演角色所需要的技能。性别的形成正是在个体习得文化对性别的界定及角色期待中完成的。社会文化决定论者玛格丽特·米德根据对阿拉佩什、蒙杜古马和特哈布利三个原始部落的跨文化社会的性别特征的调查，得出男性化或女性化并非传统观点那样是性别本身固有的，而是社会文化的产物。

3.性别双向化理论基础

以性别双向化理论和性别图式理论为代表的当代美国著名性别心理学家本姆，质疑以往男女两性的分类标准，认为男性化和女性化只是同一程度上的相对两端。本姆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性别特质双向化的理论，认为现实生活中个体的性格特征是丰富的，即可能是性别双向化的或双性化的，他/}L们既有所谓的男性化特质，又带有所谓女性化的特质。同时还认为在性别特质上非常传统的个体会抑制任何被认为与其性别角色不符的行为，表现出典型的男性或女性特质，而双向化类型的个体则会较自由地表现出男性化或女性化的行为。本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套以非性别歧视的教养方式促进儿童社会化的主张。这种教养方式对儿童早期的发展和未来性别平等意识的培养都是非常有益的。

三、性别教育研究进展

(一)性别角色教育方面

针对“角色”一词，中西学者有过各种表述，概而言之是指在社会群体中，社会对特定人或群体的行为表现的期待。它是社会群体的组成元素，其中身份与地位是其重要的特征。性别角色是指由于男女生理结构和功能的差异，以及由于受到传统观念和社会文化的影响，造成了社会对不同性别的身份地位、行为表现方式等方面持有刻板印象。它是一种社会对性别群体的先验的看法与期待。在性别角色教育中，我们要认识到性别角色受多种因素影响，它是社会发展和历史积淀的产物。首先，性别角色的差异是由于生理结构和功能的差异决定的，这一因素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先天必然存在的。其次，性别角色更多是受到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影响的，是社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沉淀下来的对不同性别的观念和期待。性别角色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外在行为和内在态度两方面。在近十年的研究中，我国关于性别角色教育专门研究的期刊论文有10余篇，主要是从双性化理论、性别角色认同、因性施教、性别角色的差异、性别角色的社会化等角度作了研究，其中关于双性化性别角色教育的文章有2篇。由于研究者立场和方向不同，其观点也不尽相同。双性化理论认为个体本身既有与其生理性别相同的性格特征，又存在着另一性别的特征，这两方面都应得到充分发展。而另一些学者则站在了相反的立场，认为应该针对个体的生理性别进行相应的、与此相符的教育，使其性别特征更加明显。

(二)性别差异教育方面

性别差异是指男女在生理差异、内在态度、外在行为，以及社会认同、社会期待等方面的差异。在教育领域，性别差异研究除了关注上述要素外，还注重对个体学习性向、学习能力、思维方式、智力发展水平等的研究。近十年来，国内研究性别差异教育的专著有《性别差异与教育》，而其他涉及性别差异教育的研究多为期刊论文，主要从学生人学情况、教育经费使用、教育收益(回报率)、学生学习状况等方面进行了性别差异研究。从研究成果看，研究的目的主要有:呈现我国各级学校男女生人学比例;分析学校教育中教育经费的分布比例;比较各类学校男女毕业生就业状况;分析学习性向的性别差异状况;比较学习能力及学习优势的性别差异;寻找适合男女生的教学方法、学习方式;发现学习发展状况以及各种关键期的性别差异，等等。同时，研究还涉及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性别差异，包括教师自身性别对教学过程、教学方式的影响，教师自身性别对其教师专业发展、职业上升空间、教师身份自我认同感等方面的影响;同时还包括教师由于自身性别造成的对不同性别的学生的态度、管理方式、情感表达等方面的影响，尤其是教学中性别歧视的研究。

(三)性别平等教育方面

性别平等教育，主要指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针对不同性别学生出现的不平等、不一致的现象，包括地位上的不平等;相同情况下的不同对待;文化传统对不同性别受教育者的不同期待与看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不同性别学生的显性的差异对待和隐性的情感差异对待;教育过程及就业过程中由家庭、学校、社会等方面造成的性别歧视，等等。我国近十年来关于性别平等教育的研究很少，研究深度也基本停留在上世纪的水平。而台湾的性别平等教育起步较早，目前已做得相当完善，已经形成了系统化的课程，课程内容涉及性知识、性心理、性态度等方面，并力图破除传统文化脉络中的性别刻板印象，将课堂上所认识到的知识转化为生活实践。大陆方面，近十年来关于性别平等教育的研究主要从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就业、启蒙教育、农村入学比例、女性主义等视角进行了分析探讨，呈现了我国教育在人学制度方面的平等程度，在教育出口制度方面也有相关研究，但关注的人较少，由于在入学后的教育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受教育者的流失，并且在学校教育结束后，就业情况是呈现性别教育平等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开展。

(四)性别意识教育方面

性别意识指的是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等进行观察、分析和规划的观念和方法。近十年来，我国关于性别意识方面的专著有《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性别的革命》《性别别政治》《性别与法律:性别平等的法律进路》等。我国的性别意识教育研究主要是在学科教学、教师教学、教师意识、性别刻板印象、双性化教育等方面进行的。在教师性别意识教育方面有较大进展，教师性别意识教育是指教师从社会性别的角度，以实现教育的社会性别公平为目的，对教育制度、学校管理、教学过程、课程教材和师生关系等进行观察、分析和规划的观念和方法。教师社会性别意识教育的目的就是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系统的教师职前教育和职后培训，使教师获得与社会性别和教育有关的知识和经验，并将这些知识和经验运用到教育实践中，以消除教师的性别刻板印象。在这一研究方向，我们也可以看到，是坚持双性化教育立场还是传统男性化教育立场，对研究者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向都有不同的影响。

(五)性教育方面

中国教育不平等论文篇（9）

[关键词]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民族大学生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 文化

民族院校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各种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的重要阵地，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少数民族地区未来的发展。因此，要充分发挥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主渠道作用，在教学过程中，要不断加强对民族大学生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要思想的灌输和教育，使这些科学思想真正渗透到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灵深处，真正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除了加强这些基本理论的教育以外，还要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民族观教育主要是要帮助学生树立关于民族、民族问题的正确观点，深入了解我们党解决民族问题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我们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教育。

一、加强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教育

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保证，有利于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我国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与繁荣。民族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让少数民族大学生意识到民族没有优劣贵贱之分，树立起各少数民族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的思想观念，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大学生要做到相互尊重；要教育少数民族大学生正确认识和对待我国偏远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现象，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各民族经济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相对来说，偏远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比较落后，除了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的因素以外，少数民族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如思想观念保守、封建残余思想和迷信严重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固步自封观念和保守心理，扼杀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竞争意识和开拓进取的精神，尽管我国政府实行各种优惠政策，但这些地区的发展相对缓慢，不过，这不是民族的优劣问题，而是各个民族发展的先后问题。

民族平等是指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社会交往中各个民族之间处于同等的地位，享有同等的权利；民族团结是指各民族为了共同的利益和目标，在祖国这个大家庭中亲如一家、和睦相处的一种友好关系。思想政治理论课对民族院校大学生进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思想教育，首先要让大学生认识到我们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是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原则，我们党一直把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放在一个重要的战略高度来考虑。在民族问题上，我们党首先解决了我国各民族的社会地位问题，指出：在我国各个民族具有一律平等的社会地位，享受同样的社会权利，同时也应该承担相同的社会义务；各民族无论拥有多少的人口，居住地域无论大小，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是否具有相同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汉族和少数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之间一律平等。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关系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对于我们这个拥有50多个民族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二、将民族优秀文化资源引入课堂

要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增加我国民族传统美德和民族文化资源等教育内容，激发民族大学生继承和发扬各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提高民族文化素养，传承我国中华民族文明和少数民族优秀文化。

首先，要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作为古代中国人的精神支柱，他们曾经熏陶了世世代代中国人的心灵，提升了我国人民的思想境界，培育了传统的民族精神，中国先辈们创造的灿烂精神文化，对中国今天文化的繁荣甚至是整个世界都有着重要影响。但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们忽视了对民族传统精神文化的教育,中华民族文化在我国不同程度地渐渐退却，尤其是高校大学生总体上呈现出对传统文化认识不足和传统文化意识淡薄的现象。为继承和发扬我国民族传统精神文化，民族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注重把儒家思想文化、爱国主义精神等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之中，帮助民族大学生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教育他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为人处世之道；培养他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尚爱国情操；发扬“刚健奋进,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把他们培养成为具有艰苦奋斗、勇于探索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的民族大学生。

其次，要倡导少数民族优秀文化。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各少数民族都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使得中华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各少数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少数民族各自独特的生活方式、风俗礼仪、、节日庆典、绘画艺术、建筑风格、医药艺术、文化典籍等等，构成了我国各民族绚烂多彩的文化格局和文化特征。我国各少数民族都希望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得到传承和发扬。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应尊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这种心理，创造各种条件，尽量避免单纯的灌输和说教，采取生动活泼的方式，将政治思想教育贯穿于民族整体文化中来进行。要加强民族常识教育，引导他们体验不同文化的魅力，正确认识本民族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发扬光大本民族的文化精神；做到推陈出新，继承和发扬各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

同时，要指导学生课外阅读民族历史。为了使民族大学生更加了解我国灿烂的古代文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除了课上指导、帮助和培养民族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观之外，在课外也应指导民族大学生阅读我国历史文化方面的书籍，引导民族大学生学会用历史的眼光、国际的视野看待中国, 使他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新中国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英勇奋斗的艰辛历程；了解中国各族人民灿烂的优秀文化，民族院校大学生通过一些课外学习和阅读，进一步深入了解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有利于丰富他们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知识,进一步增强民族大学生的民族团结意识。

中国教育不平等论文篇（10）

 

公平与效率是高等教育追求的两大目标,是教育史上永恒的话题。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一直是高等教育面临的两难抉择。笔者基于“中国知网”五种数据库通过梳理文献发现,谈论焦点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及对二者关系的处理方面。 

一、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关系研究的回顾 

对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学术界主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视角进行了研究。 

1.基于理论视角的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学术界主要有三种意见: 

一是对立说。此意见认为,公平和效率之间存在着一种非此即彼的交替关系,其对立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高等教育的公平与效率存在着资源需求冲突。提高高等教育公平水平,使更多的社会成员能够平等地获得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必然要求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增加高等教育经费投入;而提高高等教育效率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在当前高等教育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公平与效率就表现出明显的矛盾冲突;二是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存在着资源配置方式的冲突。一定时期,政府和社会所能提供的高等教育投入是有限的。按照公平的一般原则,应不分类型、层次、地区地在各种高等教育机构间平均分配高等教育资源,以使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都能平等地占有高等教育资源。但这样资源配置,又会使优质教育资源因得不到必要的重点支持而失去快速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而水平较低的高等教育机构却因“公平”而得到长期“保护”。按照效率一般原则,在资源配置上应加大向优质教育机构的政策倾斜,但这又进一步拉大各高等教育机构之间获得资源能力的差距,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现象。 

二是统一说。此意见认为,效率和公平在本质上是统一一致的。效率提高有助于机会增加从而促进公平实现,社会公平也有助于提高效率,当人们亲身感受到公平后就会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工作中关心他人互相帮助,从而会产生巨大的效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终价值追求是公平,通过效率不断提高以实现更高层次的公平。 

三是分立说。此意见认为,公平与效率之间是一种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追求公平并不必然牺牲效率,追求效率也并不以牺牲公平为代价。公平与效率发生矛盾原因多由人们认识上的误区造成。高等教育领域公平与效率并非一对矛盾,其一,讨论层面不同。高等教育领域中公平主要是在社会学层面上谈,而高等教育效率主要是在经济学层面上谈;其二,影响因素来源不一。影响高等教育效率因素主要来自高校内部,而影响高等教育公平的因素则主要来自高等教育外部。 

笔者认为,在理解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关系时不应简单视为对立关系,具体可从以下两方面理解: 

(1)高等教育公平是高等教育效率的方向与目的。提高高等教育效率,目的在于满足人们对高等教育需求,同时社会主义教育改革必须坚持公平原则。高等教育公平作为发展社会主义高等教育追求的目标,为高等教育效率提高指明了方向,也是高等教育效率的目的。 

(2)高等教育效率是高等教育公平的前提和手段。教育是纯公共产品的理念导致教育由政府垄断供给,而财政不足必然出现教育供求资源配置失衡。从“教育服务产品”来看,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一个人接受教育必然排斥他人接受教育。 

2.基于实践视角的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从实践角度即实践中如何处理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关系,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第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论。一些学者指出,在教育资源有限条件下效率与公平矛盾是存在的。经济与社会转型时期,对改革与发展问题一般采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以加快改革与发展步伐。“优先”也应当“适度”,首先,要“兼顾”而不是不顾,效率优先要兼顾公平。其次,要根据进程及时调整政策。政策调整不仅是为了避免矛盾激化,而且是为了寻求更高层次上公平。 

第二,公平优先论。一些学者认为,无论从实施《教育法》依法办教育角度出发,还是基于社会公平让每个人都能得到平等发展这一教育的基本目标,实现高等教育领域内的公平应始终是我们在制定高等教育政策时必须十分重视的问题。 

第三,效率与公平的兼顾论。这种观点认为,只要政策导向正确调节有利,就能够使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产生共生效应,达到二者兼顾目的,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得以共生,存在着三个主要基本条件:一是市场成为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基础机制;二是政府成为促进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共生助推装置;三是高等学校自我规范成为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共生的重要条件。 

第四,分层认识论。有的学者将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问题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在不同层面上分别对处理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关系进行探讨。宏观层面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以国家整体教育事业为背景,将高等教育置于整个教育事业中,探讨有限资源在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等之间的分配问题。即高等教育应该占有多少资源是公平的,是符合整个教育事业有效率可持续发展的。“效率与公平”在宏观层面上,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在中观层面的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以国家的高等教育事业为背景,针对高等教育领域内而言,所指问题主要涉及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如何利用和配置才能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人们对于高等教育需求,才符合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需求,“效率与公平”在中观层面上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微观层面的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不再涉及教育资源配置,而是具体到高校的管理教学过程。在微观层面“公平优先”是应该的选择,而效率是兼顾还是同时达到高效有赖于学校具体改革方法和管理以及教学技术。 

上述观点可看到,对于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关系学者们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教育追求的是高层次公平和效率,只要效率不要公平或只要公平不要效率都不是社会主义。当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发生矛盾时,为实现公平而置效率于不顾或为追求效率而牺牲公平都是不可行的,在处理二者关系时,我们应根据我国国情制定相应政策。

二、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关系研究中的不足 

通过对近年来关于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文献总结,笔者发现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存在如下方面的一些不足: 

1.实证研究不够 

在研究方法上理论探讨多于实证研究,实证研究方法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问题,若不知道我国高等教育效率和公平现状,提出的观点又怎能有说服力?对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问题需要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理论探讨,但是作为一个现实问题理论探讨需要以实证研究为依托,这样提出的观点才经得起推敲。 

2.研究未能充分体现高等教育特点 

探讨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需要从高等教育中具体问题出发,而且研究重点应放在如何实现高等教育效率和公平。 

3.高等教育效率研究不足 

在关于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中,关注公平问题较多,而对高等教育效率问题关注研究不够,要重视研究和提高高等教育效率问题。因为一方面,我们是“穷国办大教育”;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有着巨大需求,对更好地发挥高等教育功能有着强烈呼唤。加强效率研究用有限教育资源培养更多优秀人才、创造更多成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研究过分偏向经济学视角 

关于高等教育公平和效率相互关系,在高等教育领域内争议颇多,原因是大家关注的侧重点不同,但最重要原因,还是对公平和效率两个术语内涵的不同理解甚至是误读,笼统地谈公平和效率不可能有个确定的内涵。高等教育公平应包括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同样其效率也应包括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因此,只有从经济和社会两个维度对公平和效率进行考察,才能澄清两者关系不能偏废其一。 

5.把握二者关系时过分强调绝对性 

高等教育公平只能是一种相对公平,但多数研究对二者都侧重于绝对性,因此导致二者完全对立。事实上,因为高等教育阶段教育资源很大程度上不再是公共教育资源,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是一种弱相关关系。 

三、总结 

目前,在教育领域中,公平与效率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关注,不论是探讨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本身,还是探讨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的高等教育现状,最终目的都是要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在处理二者关系时,以下方面值得注意: 

1.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公平与效率问题上,我们更应重视统一的方面力求缓和矛盾 

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不是简单对立关系,二者处于一种动态均衡状态,我们应用联系、发展、辩证观点来分析认识二者关系,并把这种复杂关系作为制定教育政策制度的合理性支柱和现实基础,同时,从影响二者诸多因素出发动员社会各届多角度、多途径促进教育公平和效率的实现。 

2.与经济领域不同,教育领域中公平与效率有其自身特殊性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义务教育阶段,义务教育面向每一个儿童,教育机会应是一种“赠予性机会”,义务教育演变成追求效率的阶段是完全背离义务教育宗旨。因此,义务教育阶段应坚持公平第一的价值标准。 

在非义务教育阶段,由于中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教育资源不足,教育机会是要靠个体自身努力和能力争取来竞争性机会,也就是说,非义务教育阶段公平与效率的价值至少应并重,这样才能保证教育事业健康、有序、高效、和谐发展。 

3.义务教育效率对高等教育效率影响不容忽视 

初等教育是高等教育基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尤其是基础性、普通性和理论性教育,具有周期长特点社会功能具有明显迟效性。办教育绝不能急功近利,追求立竿见影是不符合教育社会功能的特点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没有义务教育的效率就没有高等教育的效率,也没有整个教育的效率。 

关于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关系,学者们的观点都有其道理,也都有其产生的背景制度作基础。我国在处理二者关系时,要结合实际,特别是在当前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和谐社会前提下,我们要处理好它们的关系,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杨德广,张兴.关于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的思考[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1):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