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生论文篇（1）

二十一世纪，旅游业已成为世界最大的产业之一，并且作为一个流动性强、涉及范围广的新兴产业，将在全球经济的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旅游资源是构成旅游业发展的基础，旅游资源类型分析研究在旅游研究、区域开发、资源保护等各方面受到广泛应用。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建三江分局地处三江平原，具有优越的生态环境，以盛产绿色优质水稻闻名，有中国绿色米都之誉。对建三江旅游资源类型进行系统科学的归纳，将为建三江旅游业发展提供专业依据，为建三江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一、基础条件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建三江分局位于我国东北边陲，在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江汇流的河间地带，素有小三江之称。地跨同江市、富锦市、抚远县、饶河县，与俄罗斯隔江相望。全局东西长152.9公里，南北宽152.8公里，总面积12332平方公里。属寒温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年均温12，平均降水量550600毫米。区内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海拔50626.6米之间，主要由平原、山区和丘岗、山坡组成。

建三江分局下辖15个国有农场、139个管理区。现有固定资产28亿元、常住人口20万人、各类从业人员82577人。

经过五十多年的开发建设，建三江分局形成了八大优势：一是大农业，全局现有耕地802万亩，人均拥有耕地40亩，并实行规模化经营。二是大机械，全局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100万千瓦，农机新度系数达到0.78，旱田机械化率达98%，水田机械化率为94%。三是大科技，建三江现有大中专毕业生7127人，中级以上专业技术人员9356人，科技贡献率达到67%，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85%;四是大粮仓，已累计生产粮豆725亿斤，为国家提供商品粮644亿斤，人均生产粮豆34万斤，职均生产粮豆234万斤。2008年粮食总产量92亿斤，约占黑龙江省粮食总产量1/10。五是大湿地，拥有洪河、挠力河两个部级自然保护区，乌苏里江、勤得利鲟鳇鱼两个省级自然保护区，湿地面积19.6万公顷;六是大界江，有八个农场位于黑龙江、乌苏里江等界江边，全局有230公里界江;七是大旅游，有900公里科技示范带和16个科技园区;八是大文化，在开发建设的过程中，与北大荒人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北大荒精神和建三江精神。有一批文学艺术创作团体和人才等。

近年来，先后被联合国、国务院、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授予国际绿色产业示范区、中国绿色水稻之乡、部级生态示范局、省级绿色产业经济技术开发区等称号，2006年，被国家粮食协会授予中国绿色米都的称号。

二、建三江旅游资源类型

为了科学合理的促进建三江旅游资源的进一步开发与保护、旅游项目的规划与建设、旅游业的管理与法规建设、旅游资源信息管理与开发利用等方面工作的顺利开展，对旅游资源的类型进行分析探讨。

1、自然旅游资源：建三江自然旅游资源丰富，具有浓厚的生态内蕴，是开发生态旅游的最佳区域。

(1)洪河部级自然保护区：始建于1984年，1996年经国务院批准为部级，属平原湿地类自然保护区，是黑龙江垦区第一个部级自然保护区，位于三江平原的东北边缘，建三江分局境内，总面积21835.7公顷。区内有浓江河、沃绿兰河，河流迂回曲折，水流平缓，低洼地沼泽发育良好，沼泽和草甸连片。岛状林主要位于原二抚路两侧，人为干扰极少的保护区核心区，是东北三江平原沼泽地貌的典型代表。保护区内植被类型为湿生、沼生植被，以多年生草本植物为主的沼泽化植被。常年积水区一般水深1.0米左右，湖泊水深可达2米以上，几乎全为沼泽植被，鱼类、昆虫和浮游生物十分丰富。保护区内现已查明有植物1012种，鸟类110余种，其中迁徙鸟70余种，留鸟40余种，大雁、苍鹭、丹顶鹤等在春、秋两季数量多达万只。

(2)挠力河部级自然保护区：1998年建立，于2002年经国务院批准为部级。该区位于祖国边陲，三江平原腹地，分布于建三江分局七星、大兴、红卫、胜利、八五九农场，总面积97951.4公顷。保护区河流系三江平原内河，水系发达，水资源极为丰富，与完达山余脉隔河对峙，两侧岛状林较多，呈零星分布。

保护区内挠力河长350公里，流域面积23589平方公里。沿河明水泡子星罗棋布，是水禽栖息、繁衍的重要场所。区内各种鸟类110余种，其中迁徙鸟70余种，留鸟40余种，主要有大天鹅、白鹤、野鸭、红嘴鸥、苍鹭等。国家重点保护的鸟类有8种。保护区内有兽类27种，其中珍稀动物9种，有较大经济价值的动物18种，如麝鼠、赤狐、麝子、貉等。区内生态系统极富多样性、景观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是省内、国内乃至世界上不可多得的湿地生态系统。

(3)喀尔喀玄武岩石林地质公园：位于饶河县境内，占地109平方公里，由喀尔喀玄武岩石林、挠力河湿地及东安镇地层古生物地质遗迹保护区、龙山森林观赏区、明山屯桥梁队民谷野营区和乌苏里江游览区组成。2005年正式被省政府批准为省级地质公园。

喀尔喀玄武岩石林保存有接近原始状态的山川景色，各种拟态石景观如龙绕虎搏、或熊攀狮偃、或壁立危岩可与天下名山媲美。玄武岩石林是新第三纪火山喷发形成的熔岩台地，由于岩浆冷凝过程中形成的柱状节理发育，再加上长期风化剥蚀，便雕琢成千姿百态的石林，是黑龙江省独有、国内罕见的玄武岩石林景观。

(4)勤得利湾风景区(额图湾)：额图，勤得利农场水产公司一队所在地，是古代的赫哲渔村。传说从前有兄弟二人反目成仇，大动干戈，哥哥杀死弟弟，拿走了弟弟颈上的金项圈，人头落于此地，故取名为额图。民国初有赫哲人20户，以捕鱼为生，繁衍生息。现有45户，常年和渔船打交道，生活富裕。额图湾有著名的景点月亮湾，远远望去，清澈的月亮湾两端与江水相连，湾中是原始湿地和丛林，原生态味十足。村北立着一块国境线界碑，界碑的东侧是刚落成的摄影基地，这是摄影爱好者之家，是采风者的客栈。

为了发展名特优鱼养殖，农场在额图湾修建了水库，并被总局命名为额图湾名特优商品鱼养殖基地。1998年总局又建立了黑龙江鲟鳇渔省级自然保护区，以保护黑龙江珍稀史氏鲟鱼、鳇鱼。

(5)五星山风景区：五星山位于勤得利农场北部，系额图山余脉，海拔480米，是农场境内第二座高山。山顶峰的西南坡有一个硕大的由山石组成的五星，鬼斧神工，什么植物也不长而周围则是郁郁葱葱。从场部的西南方极目远眺，便可望见仿佛一颗五星镶嵌在山顶，五星山因此而得名。

传说当年玉皇大帝亲临此山游玩，见风光美妙龙心大悦，便令随从搬来山石摆下五星作标记，好让臣子们也来此游玩，就留下了这颗醒目的五星。如今，登上峰顶，场部景色便尽收眼底，鳞次栉比的楼房，宽阔平坦的路面，还有长栏石岸的人工湖点缀其间，赏心悦目。

山上生长着各种各样的山野菜，薇菜、蕨菜、刺老芽、四叶菜等等。每年五月份，上千人结伴背筐上山采山野菜。薇菜干货价格每公斤在120元左右。采摘山货已经成了当地职工群众创收的有效途径。

(6)东安镇风景区：东安镇位于乌苏里江边八五九农场境内，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很有名气的渔村。历年盛产如鰲花、鳊花和马哈鱼等五十五种鱼类。清末，此地与俄罗斯民间通商。沿江修筑砖瓦结构及俄罗斯式木刻楞单层门市房及二层楼房，有十余户商号店铺，甚为壮观。日本占领时期为饶河县所在地。现仍保留一栋俄式商店门市。到这里，可以享受到美味的鱼宴，也可乘船游览美丽的乌苏里江沿岸风光及对岸俄罗斯村庄。(1)勤得利古城：位于勤得利农场，黑龙江边的西山南坡。整个古城呈不规则形，城墙周长近2公里，以夯土为墙，北、西墙保存较好，外高5-6米，内高3-4米，墙基下宽6米，上宽1米。南墙保存较差高仅1米左右。此城两面河水环绕，两面雄山夹峙。西城墙紧逼勤得利河，地势陡峭，怪石嶙峋，城墙依山势而修，高耸嵯峨，易守难攻。

此城在辽代称兀惹城(见张泰湘著《兀惹丛考》)，是居住在黑龙江流域著名的民族兀惹人的首府。据《辽史、卷8、景宗上》记载，辽保宁七年九月，渤海余党燕颇作乱，在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失败后，燕颇走保兀惹城。这是有关兀惹城的最早记载。明朝永乐七年，为了加强对东北的管理，建立了东北水陆交通驿站45处，即海西东水陆城站。这是明朝经营东北的一条主要交通线，它和抚远境内现存的莽吉塔古城均为这条交通线上的驿站之一，此时的兀惹城，已改名为乞勒伊城。

(2)洪河农场文化宫(场史馆)：洪河文化宫始建于1984年，文化宫总建筑面积4100平方米，四周绿树怀抱、花香四溢，文化广场占地3000平方米，是黑龙江垦区最早建成的一座集会议、文化、娱乐、体育、教育活动于一体的多功能文化场所，建有场史图片室、影剧场、多功能体育馆、图书室、老年人之家等，是农场文化娱乐活动中心，被外界赞誉为大荒深处文化宫。

洪河文化宫场史图片室是农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再现了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开发建设时的艰苦岁月，现代化大机械的作业场景、形象地展示了农场20年来的开发与建设，光荣与辉煌、希望与未来，展示了洪河农场由婴儿成长为我国第一个现代化农场的沧桑历程。文化宫已成为展示洪河人形象的窗口，曾被省文化厅命名为先进文化宫。

(3)北大荒农业股份七星科技园区：位于七星农场，有核心展示区500亩，水稻、大麦、玉米、大豆示范辐射区10万亩。它具有现代农业展示、科技创新研发、成果转化示范、技术推广带动、农业人才培训、休闲旅游观光等多种功能，年接待参观人员10多人次。他们对现代化农业高、精耕作、高科技研发成果赞叹不已。

(4)二道河农场万亩大地号：二道河农场第六作业区七号地，总面积为12620亩，是世界上最大的地号。大地号采用立体化作业技术，用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大马力农用机进行耕种管收，飞机航化作业喷肥、灭虫，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由于该地号面积大，土地平整，生产过程全部采用机械作业，降低了成本，提高了粮食产量，成为引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典范。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温家宝先后来万亩大地号观看作业的展示，并给予高度评价。此外，建三江分局周边市县还有较多景点：

(1)赫哲民族文化村：位于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境内，占地面积16.7万平方米。景区以赫哲族历史文化为主体，再现了赫哲族生产生活、宗教仪式、民风民俗等场景。文化村内集中展示了赫哲族民族歌舞、渔猎生活、渔猎资源、宗教习俗、食鱼文化、传统说唱艺术、传统体育竞技项目等赫哲族文化精粹。现已建成广场区、展示区、雕塑区、宗教区、民居餐饮区、狩猎区、游乐区、码头区等功能区。景区内建有文化村大门、赫哲族展览馆、博艺斋、图腾柱、木雕天神及神偶、五组大型雕塑(猎归、猎熊、狗拉雪橇、鳇鱼、天鹅)、赫哲民居(撮罗子、马架子、地窨子)、萨满屋、娱乐场、表演舞台、小动物狩猎场、荷花湖等景点。景区内服务设施齐备。宾馆饭店卫生洁净，服务热情周到，使游客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2)饶河县抗日游击队纪念碑：位于饶河县饶河镇小南山主峰下。占地面积2032平方米。纪念碑由花岗岩石及钢筋混凝土构成，碑高16.6米，碑座呈方形，设两层平台，每层高2米左右，四周围有雕刻着松针、松果图案的石栏杆。碑身表面为镶嵌青灰色大理石。碑身顶端坐落着一位抗联战士持枪前进的雕像，高6.9米，由花岗岩制成，正面镌刻着原黑龙江省省长陈雷的题字饶河抗日游击队纪念碑，碑体背面题词抗日先烈，永昭千秋。

饶河县是东北重要抗日根据地之一，是抗联第七军的发祥地。前朝鲜民族主义人民共和国委员长崔镛键，曾任七军参谋长，转战饶、富、虎、宝一带。1965年崔镛键来华访问时，提出在饶河小南山建立抗日纪念塔，得到周总理亲自批示并拨款70万元，后逢文革而中止。1985年再次由省政府拨款，县民政局主持建设，次年9月3日落成。现已成为饶河县青少年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基地之一。1986年10月5日，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重点保护单位。

(3)东方第一哨：位于抚远县乌苏镇，是中国大陆最先迎接太阳升起的地方，每当夏季2时15分，红日便从江面冉冉升起。1984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视察边境，为乌苏镇哨所题词：英雄的东方第一哨。1986年8月，黑龙江省政府、省军区在哨所建立了纪念碑。这里是休闲度假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去处。

三、建三江旅游资源类型整合

1、丰富的自然景观

翠绿的森林，绚丽的山峰，弯曲的河流，神秘的界江，辽阔的湿地草原，构成了建三江独具特色的旅游景观。有东安、勤得利古城、喀尔喀山及大溶洞等古迹遗址;有洪河、挠力河等保护区;有黑龙江、乌苏里江两条界河;有20万分局人民辛劳结晶的别拉洪人工河。本区还栖息着国际珍稀濒危珍禽(丹顶鹤、白鹳等)和国家重点保护兽类(梅花鹿、马鹿等)以及珍贵濒危植物(野大豆、黄檗)和名贵鱼类(鲟、鳇、三花五罗、大马哈等)。还有许多经济价值较高的野生动植物，如芦苇、不叶樟、狍子、鲤鱼等。此外，周边市县也有较好的自然风光，如街津口国家森林公园、东方第一哨等。

2、深厚的以北大荒精神为主要内容的人文气息

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20世纪50年代末，按照屯垦戍边的方针，中国人民解放军10万转业官兵随王震将军开赴荒无人烟的北大荒，开拓了人类农耕史上的一段传奇大机械操作的现代化农业区在一片沼泽地上拔地而起。经过三代人的艰苦创业，亘古荒原变成了中国耕地规模最大、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国营农场群，成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基地和外贸出口基地，成为举世闻名的北大仓。北大荒人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北大荒精神正是在这特定的环境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她集中体现了北大荒人这个英雄群体高度的政治觉悟、崇高的思想境界和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由北大荒精神衍生的人文景观，是建三江旅游发展的另一亮点。她承载了红色知青时代的全部记忆，是北大荒人至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那个特殊年代中国的印记。

建三江拥有如此具有深厚生态意义和文化底蕴的旅游资源类型，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分类，将为建三江旅游业的开发、发展提供一个参考蓝本，也是建三江旅游业发展必须经历的一个准备阶段。我们在开发旅游资源的同时，应本着保护生态环境、维持历史遗迹原貌的可持续发展原则，才能将建三江旅游业带入一个正常发展的轨道。

产业经济学研究生论文范文二：就业市场供求试析论文

【论文关键词】就业 供给 需求 产业

【论文摘要】文章通过对陕西就业市场供求现状的分析，认为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影响就业的主要因素，如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经济增长的模式是配置效率的增长、产业因素等，并对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如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加快城市化进程，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大力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等建议。

从近几年的情况看，陕西就业总体绝对数量是增长的，但增长速率下降，出现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的现象。具体到各个层次又有所不同，就城乡看，城市就业增长率高于乡村，第三产业就业增长率高于第一、第二产业，城镇私营和个体劳动者就业增长率高于国有企业。

一、陕西就业供求现状分析

对陕西就业市场的分析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进行，供给的分析主要包括供给总量、供给结构和供给弹性几个方面，需求的分析主要从需求总量、需求结构和就业弹性几个方面分析。

(一)就业供给分析

1.供给总量。2002年，陕西省人口总数为3673.7万人，其中劳动年龄人口约为2588万人，1990年～2002年间，陕西人口增长了11%，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了17%，二者之比为1.51：1。2002年陕西实际从业人数为1874万人，劳动力资源利用率仅为73%。①如果再计算农村和城市的隐性失业人数，则可得到如下结果：农业隐性失业的测定可用国际对比法，即在农业产值比重相当的国家或历史时期中，找出一般农业劳动力比重与此标准对照.如果有多出来的部分就可以看作为农业隐性失业，按此方法计算的农业隐性失业率为10%～16%。0城市隐性失业的测定可以从国际劳工组织和中国劳动部在1995年联合进行的一次企业富余劳动力调查所得数据中看出，该数据显示城镇各类企业的综合隐蔽失业率为18.8%左右。据此推算，陕西省的隐性失业人数约为230万人，陕西的劳动力资源利用率如果按80%计算，则陕西的失业人数合计为410万人左右。陕西的经济发展水平在西部12个省市区中居第8位，在土地、资本等资源都比较稀缺的情况下，人口的相对充裕给就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2.供给结构。2002年陕西第一产业从业人数1003万人，占全部从业人数比重的53.5%，第二产业从业人数308万人，占全部从业人数的16.5%，第三产业从业人数563万人，占全部从业人数的30%。从业人员主要集中在第一产业，这是中国多年僵化的农业政策和就业制度的结果。如片面强调以粮为纲，不准农民搞其他副业以及户籍制度等方面的规定限制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的生产空间。这些问题有的已经得到了纠正，但仍存在着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许多限制性制度措施，如农村人口的户口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子女受教育问题等，这些制度的存在，无疑加大了农村人口转移的成本。由于农业劳动力不能顺利转移也影响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

3.供给弹性。经济发展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供给具有无限的弹性。在特定的工资水平上传统部门可以向现代部门提供无穷无尽的劳动力供给。在现阶段，由于劳动力绝对数量很大，而现有的现代部门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有限，故可以近似地认为劳动力供给具有无限弹性。

(二)就业需求分析

1.就业需求总量分析。从国民经济账户讲，供给恒等于需求，即G=L*P①;G表示产出，L表示劳动力人数，P表示劳动生产率。由公式可推导出本期劳动力需求量L叶=(1+gP)k一】②;g表示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P表示劳动生产率增长率，k一】表示上期劳动力需求量，k表示本期全部劳动力需求量。2002年陕西实际从业人数为1874万人，与供给人数相比，失业人数为410万人，约占劳动年龄人口的16%。

2.就业弹性系数分析。就业弹性系数是衡量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关系的最常用的指标，即在某一时期内就业数量的变化率与产值变化率之比近20年来，陕西的就业弹性系数一直处于不断的波动之中(详见表1)。

陕西的就业弹性具有以下几个特点：①就业弹性呈下降趋势。自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经济增长速度总体上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从业人数也在不断增加，但就业弹性却呈下降趋势，无论是单个产业的就业弹性还是总弹性均呈不断下降趋势。200年就业弹性系数只有0，07，而1990年的就业弹性系数是0，19这表明劳动力投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趋于下降。②三次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不同。1978年～2001年第一产业的平均就业弹性为0，13，第二产业的平均就业弹性为0，18，第三产业的平均就业弹性为0.57。该数字表明第三产业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最大，有很大吸纳就业的潜力，第二产业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大于第一产业但幅度降低，第一产业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最小。

3，劳动就业贡献率分析。合理有效地利用劳动力资源是提高经济效率的一个重要途径，这里运用生产要素贡献率的方法对劳动就业贡献率进行分析，主要比较不同时期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它的变化，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看出，除了第三产业劳动就业贡献率略有上升外，第一、第二产业劳动就业贡献率下降幅度都很大，它表明第三产业是以提供服务为主的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提高就业方面有积极的意义，而第一产业由于技术进步缓慢，剩余劳动力的增加出现劳动就业贡献率下降，第二产业随着工业化的进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出现资本深化现象，劳动就业贡献率下降。

二、影响陕西就业的因素分析

陕西就业市场不仅存在总量的不平衡，如供过于求，也存在着结构上的不平衡，如产业就业结构的不对称，吸纳就业能力最低的第一产业却集中最多的从业人员影响就业的因素主要有：

(一)城乡收入差距过大

根据托达罗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由于城乡之间预期收入的差异导致人口流动，人口流动的速度快于工业部门创造就业的速度，失业因此更为加剧。据200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测算，陕西城市化水平为32.3%，同第四次人口普查相比.上升lO.8个百分点，但低于全国3.8个百分点，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列第20位，与人口规模基本相同的福建比较，比福建低20个百分点。城市化的滞后严重阻碍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二元经济结构不断被强化而不是减弱。与此对应，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也从20世纪80年代的2.24倍增加到90年代的3.23倍，其结果是农村劳动力的收入明显低于城镇职工，更别提保险福利方面的保障。一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医疗、住房等福利制度改革进程的加速，居民的不确定性增加，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不断减少，同时农民的低收入使得消费需求受到极大制约，消费不足必然会影响投资需求不足，因为投资需求是引致需求，从而阻碍经济的增长，阻碍工业化的进程。

(二)经济增长主要是配置效率而非生产效率的增长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虽然是持续高增长，但增长的速度已放缓，1978年～1989年陕西的平均增长速度是10，3%，1990年-2002年的增长速度是8，7%，④其原因是经济增长主要是配置效率而非生产效率的增长。所谓配置效率的增长是指资源和生产要素从边际生产率低的地方流向高的地方，主要表现为沿着生产可能性曲线的移动，或者从内点向边界移动。而生产效率的增长主要指随着生产成本的降低，生产可能性曲线的移动。反映到就业的增长上，随着资源的配置逐渐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就业增长速度下降，由于人口基数的庞大，就业问题日益凸显。

《三)产业因素

首先产业结构变动升级不够，专业化程度低。根据卢中原(卢中原，2002)的研究结果，就全国而言，陕西的专业化程度由1990年的第15位下降到1999年的第25位。⑤另一方面，产业结构不合理1980年陕西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52，7%，到2002年则提高到66.5%。@而同年全国重工业所占比重约为61%;就比较优势行业而言，1997年农业是它的比较优势行业，在第二产业中，金属矿采业、建筑材料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是排名前两位的优势行业，而第三产业中占主导优势的产业虽然有金融保险业、科教文卫，但行政机关在第三产业中的地位普遍比较突出。由于高附加值、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在陕西形成比较优势的较少，结果是资本的回报率低，工业化水平降低。

其次农业发展滞后。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无论在农业生产技术、农业的投入还是农民应具备的人力素质上，陕西都比较滞后，农业的滞后发展反过来又阻碍了工业的发展，成为工业化发展的瓶颈

(四)体制改革

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劳动力名义需求与劳动力有效需求差距缩小，反映在统计数字上是失业率增加，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出现不一致。我国的统计数字反映的是名义就业人数，并不反映企业的有效劳动力需求，因为国有企业的目标并非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它还承担了一部分政策性负担。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一方面一部分人员失业，另一方面企业发展需要增加劳动力时，企业的人员主要来自对冗员的充分利用，从而反映在统计数字上表现为失业人数增加。

三、政策建议

解决就业问题，需要多管齐下。具体针对陕西而言，有以下几条具体的政策建议：

(一)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从资源配置性效率增长转为生产效率型增长

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是解决陕西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是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只有大力发展经济，实现经济平稳有力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而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有赖于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即从资源配置性效率增长转变为生产效率增长。

(二)加快城市化进程，缩小城乡差距

城镇化的本质是将大量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或者说城镇人口)。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必然产物，现代化是城镇化的必然结果。二者互为因果，互相制约。没有城镇化，工业化的效率就会降低，而离开了工业化，城镇化就会失去发展动力，现代化也无从谈起.因此，只有大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把产业聚集到大中小城市来或聚集到城镇来，才能解决人多地少，城乡差距过大的问题。城镇化应与科技含量高、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兴工业化道路相适应。

(三)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第三产业发展

从产业类型看，三次产业内部都有潜在的就业岗位可以挖掘，其中第三产业将成为就业增长的主渠道。第三产业发展的滞后，是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在过去的20年间，陕西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都明显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加快服务业的发展，也是促进经济结构升级和增加就业的重要途径。在发展第三产业时，应考虑将现代的经营方式和科技运用到商业贸易、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整体水平，同时积极发展信息、金融、咨询等现代服务业。

(四)大力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经济研究生论文篇（2）

成立于1968年的罗马俱乐部以研究“世界性的问题”而闻名于世，以麻省理工学院米都斯(DennisL.Meadows)教授为首的研究小组于1972年公布了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

《报告》考察了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等五个方面的发展趋势，指出世界经济与人口的指数增长必然会遭遇一个“极限”，“我们可以有信心说，在现有系统没有重大变化的假定下，人口和工业的增长，最迟在下一个世纪内一定会停止。”随之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全面的衰退和崩溃。与《寂静的春天》不同的是，《报告》虽得出了令人悲观的结论，但却拒绝放任悲剧性前景的降临，“无论如何，我们的态度是一种很严肃的忧虑，而不是绝望的恐惧。”对此，《报告》提出了维持“全球均衡状态”的设想，以此作为应对危机的根本思路，其核心观点是“工厂资本和人口在规模上不变。出生率等于死亡率，资本的投资率等于折旧率。所有投入和产出的速率；包括出生、死亡、投资和折旧保持最小。”他们认为只要“自觉控制增长，促使增长结束”就会实现“更好的”结果，即“可以维持，没有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崩溃；可以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物质需要”。

《报告》主张经济零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发展与进步的抛弃与否定，“在均衡状态中，需要不变的量只有人口和资本。而那些不需要大量不可代替的资源，或不产生严重的环境退化的人类活动，可以无限地继续增长。”为避免可能发生的误解与偏见，《报告》在总结部分进一步阐明这一原则性认识：“我们毫不含糊地支持这种论点，给世界人口和经济增长强加上一个制动器，而绝不是导致冻结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现状。”

“这份报告的悲观主义结论，已经而且无疑将继续是一个争论的问题。”正如《报告》所预言的那样，经济零增长论一经提出就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对它的主要非议集中于《报告》把经济与生态的关系简单对立起来，宣扬一种抑此扬彼的机械主义论调，无疑是过于消极、片面的。显然，《报告》所主张的经济零增长论并非是解决经济与生态矛盾的一剂良方，而只是在现有技术、理论学说、社会政治框架、国际合作体系等都存有不足与缺陷的前提下，为完成“一场思想上的哥白尼革命”而赢得时间。来源于/

《报告》在可持续发展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引导人们理智地透析出生态问题的本质即经济与生态关系的矛盾。这份报告，尽管“仅仅是第一步”，但却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开创性的第一步，正如波托马克协会主席威廉?瓦特在《报告》前言中所说：“我们希望，《增长的极限》会在所有社会得批判性的注意，并激发争论。我们希望，它将鼓励每一个读者思考增长与进步的等同关系及其结果。而且，我们希望，它会导致一切领域里有思想的先生们和女士们明白：如果我们要维护这个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们居住的星球，现在就需要一致行动。”从这一意义上说，《报告》更像是一份划时代的“行动宣言”，启迪人们在解析生态与经济关系的世界性难题上不断寻求理论与实践上的答案。

二、戴利的稳态经济论

美国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E·戴利(HermanE.Daly)1971年出版了《走向稳态的经济学》，开始提出稳态经济学概念。1996年出版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一书，进一步全面系统地论述稳态经济论，被视为“对于每一个关心可持续发展的人必读的著作”，他本人也被誉为“对传统经济学发起哥白尼式革命的最卓越的倡导者”。

戴利认为经济子系统是被生态母系统包围的，二者之间不断进行物质与能量的交换。由于人类活动(尤其是经济活动)的加剧，使得经济子系统的空间区域日益膨胀，逐渐压缩生态系统，乃至有扩展至生态边界、导致生态系统崩溃的危险，即由“空的世界”日益走向“满的世界”，这是人类目前面临着的生态危机的实质。为缓解这一危机，消除生态问题，就需要对经济系统的扩张施加一定的约束和限制，为此戴利提出了“稳态经济”——在必要时应该不惜放弃短期经济增长和资源消耗以维持整个社会长期生存和稳定的一种经济，也就是说，“经济流量的恒定水平必须是生态可持续的，能在长久的未来保持人类生活在一个足以有优越生活的标准的或人均资源使用水平。”

稳态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确定经济规模。戴利认为“宏观环境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设计出一个与装载线相类似的制度，用以确定重量即经济的绝对规模，使经济之船不在生物圈中沉没。”提出要用“经济的装载线”——这种“目前还未存在的政策手段”来限制经济产量的规模，确保生态安全。戴利还提出了最大规模与最佳规模的区别，并且把最佳规模与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使其对可持续发展的分析具有了全新的意义，“可持续发展是经济规模增长没有超越生物环境承载能力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整个理念就是经济子系统的增长规模绝对不能超出生态系统可以永久持续或支撑的容纳范围。”来源于/

稳态经济论所主张的可持续发展不同于丹尼斯在《增长的极限》中所提出的对于经济增长所施加的简单的、粗暴的甚至是危险的方法，这就是“用质量性改进(发展)的经济范式来代替数量性扩展(增长)的经济范式作为未来进步的道路。”因此，稳态经济论成功地将人们对于经济与生态关系的关注，由过去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追求转移到对经济发展质量的追求上来，这符合经济与社会现实发展的需求，在对经济与生态关系的研究上迈出了重要一步。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稳态经济论在处理经济与生态关系上的基本策略是对经济增长实施一定程度的自觉的约束与限制，这与《增长的极限》的基本主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稳态经济论只能是立论于经济与生态关系矛盾对立基础上的改进方案，而对于经济与生态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二者之间的协同发展的认识明显不足，这注定了稳态经济论只能限于理论研究层面，而很难应用于具体实践活动。三、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

20世纪末一批环境经济学家，包括卡蒙纳(Commoner，1991)、戴斯卡布塔和米勒(Dasgupta，Maler，1994)等人在分析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关系时，经过大量实证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恶化程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逐步加深，达到一定严重程度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得以改善，环境状态随经济发展水平呈“倒U型”态势，这是一种类似库兹尼茨(Kuznets)曲线的动态关系，因此称为环境库兹尼茨曲线。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似乎印证了这样一种客观联系，即在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人类的经济活动规模不大，生产方式自发地遵循生态规律，因而经济活动对于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并不危机自然界的生态修复功能；但工业革命以来，由于技术进步速度加快，经济活动对自然生态资源的消耗开始超出资源更新与生态修复能力；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知识经济成为主流经济形式，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制度、技术、意识取得长足进步，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实现良性互动。环境库兹尼茨曲线的存在，表明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初期不可避免地将出现一定程度的环境恶化，并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经济增长将有助于环境的改善。

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论证了生态与经济的复杂关系，即在一定条件下的对立关系可以成功转向为统一关系，实现共生共进的良性互动。这为进一步改变经济增长模式，通过经济发展的积极的能动作用，实现经济与生态共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创新开辟了一条新道路。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的提出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对经济与生态关系的处理上，不再是对经济活动的单纯的约束与限制，而转向积极有效地引导与规范，使经济发展成为促进环境质量改善的有效手段。

然而，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作为可持续发展思想史上的一个阶段性理论成果，仍然有其难以克服的理论缺陷与不足。首先，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是以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为例，显然并不具有令人信服的普遍性。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环境成本已通过不公正的国际分工和贸易体系转嫁到发展中国家。如果发展中国家遵循并且按照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所指明的所谓的“发展规律”进行经济活动，通过追求高速度来实现经济发展阶段的跨越，那势必会削弱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结果可能是不仅不能成功实现发达状态，相反却会出现生态与经济的同步衰退与崩溃。其次，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只是一个实证性研究的成果，只是注意到了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客观联系，但却没能给这种联系以内在逻辑自洽的理论解析，也就是说它不可能对经济与生态关系如何实现共同发展给出明确的回答。最后。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在处理经济与生态关系问题，实质上是一种不作为的消极态度。它认为只要人们自觉遵循经济与生态关系变动的发展规律，通过经济发展由低级阶段上升到高级阶段，生态与经济关系会自动进入一个良性互动状态，这一认识的根本性危险在于它放任了生态危机可能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就会爆发，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从而危及人类的整体性生存。

四、协同发展观

1986年由德国科学家赫尔曼·哈肯(HermannHaken)撰写的《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秘密》一书出版，“协同”一词成为被各门学科广泛引用的重要概念。哈肯的协同观主要集中于对事物结构的自组织特性——由无序到有序的认识上，这对传统的物理学认识发起了挑战。哈肯协同学的研究目标是“在千差万别的各科学领域中确定系统自组织赖以进行的自然规律”，在此意义上，他把协同学定义为“一门在普遍规律支配下的有序的、自组织的集体行为的科学”。哈肯的协同学对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发展与演化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按照事物的协同发展规律判断，经济与生态是完全可以由对立走向统一，由冲突走向协同，实现良性互动的。

经济研究生论文篇（3）

一、拨乱反正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主要是拨乱反正，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打破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教条，恢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的科学理论观点；二是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的传统观点，科学阐述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的基本涵义与具体内容。在这两方面的探讨中首当其冲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家驹先生。1980—1981年，马家驹先生先后在《经济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题为《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重要论文，最先提出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见解。他十分明确地提出，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规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各个阶段上特定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根据这一规定，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研究对象。不仅如此，马家驹先生还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定义的错误观点，系统地、科学地阐明了生产方式的涵义。

首先，马家驹提出生产方式是有别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个独立范畴。他指出：“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并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把这两者包括在自身之内，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从而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个范畴。”其次，马家驹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含义。他写道：“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有两个含义。第一，它是指劳动的方式；第二，它又是指生产的社会形式。”“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马克思通常不加任何限定地简单称之为‘生产方式’，指的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相互结合的方式以及使用劳动资料的方式。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含义是同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的这一面联系着的。”“生产方式的第二个含义即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是同任何生产过程都不单纯是劳动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社会规定性的过程这一方面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一定的历史形态或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完全是同义语。”“劳动的社会形式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依以结合的形式分不开，它并且和后者一样直接表现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最后，马家驹阐述了生产方式这两个方面含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写道：“一定的劳动方式和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之间确实又存在着一种历史必然的统一关系，并且归根到底还是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而劳动方式的根本变革又总要以生严资料或劳动资料的变革为前提。”这样，马家驹先生一方面明确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充分肯定了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另一方面科学地分析了生产方式的涵义。

与此同时，我国学术界其他许多学者在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中也提出了一些相似的观点。如吴斌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研究生产方式》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是在两种含义上使用生产方式这一术语的：一是生产方式本身，一是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陈招顺在《从生产方式的含义论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中间阶段和中间环节。一定的生产力状况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得以建立的基础，而一定的生产方式又是一定的生产关系得以产生的依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不能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如果不研究生产力，也就不能说明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变化。这是一个矛盾。而生产方武概念的出现意味着这个矛盾的解决。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对于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一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主要标志是郭树清等在《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上发表的《生产方式和<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的专题系列论文。其中，郭树清在《生产的自然形态和生产的社会形式的辨证统一——马克思的生产方武概念》一文中不仅具体地指出了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生产的自然形态，即生产的自然物质条件和形式，劳动的技术组合方式；其二是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生产的社会条件和形式，人们的活动发生社会联系和关系的形式。”“生产方式就是通过生产的社会形式表现出来的生产的自然形态；或者说，生产方式就是反映了生产的自然形态的生产的社会形式。”袁绪程在《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提法看生产方式的含义》一文中也指出：作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生产方式既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要素的组织结合的方式。”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从劳动的自然过程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的“技术组合方式”，从劳动过程的社会属性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组合的社会形式。”彭新政在《生产方式在不同地方有不同含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讲的《资本论》研究对象中的生产方式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作为劳动者和生严资料的结合方式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关系变化发展的重要依据，而生产关系则是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有什么样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这三篇重要论文一方面从总体上继续肯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分析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内容并由此概括出了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在该时期有了新的进展。

二、全面推进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全面展开，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探讨的主要特点是对生产方武的含义的探讨全面展开，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并逐步形成普遍共识。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术界许多学者在以往探讨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的含义继续进行探讨，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新见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发表的《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论文中所提出的见解，即认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胡钧在《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再认识》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的技术方式或具体的劳动方式，是劳动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其他学者不同意上述三种关于生产方式单一含义论观点，奚兆永在《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一文中认为生产方式有多种含义，生产方式是物质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等：于金富在《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一般的基本原理》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人们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以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社会生产的特殊的社会形式、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和人们进行生产的技术与社会条件等。

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研究继续推进的突出标志，是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观点同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的观点联系起来考察，从而摈弃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传统做法，科学探讨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和密切联系。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区别，其代表性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所提出的：“在研究对象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一)要不要研究生产方式；(二)要不要研究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三)要不要区分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以及要不要研究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西方经济学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在这里，吴易风先生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主要区别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即它们都研究资源配置，所不同的是如何研究资源配置。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其代表性观点是王生礼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新论》一文中所提出的见解。王生礼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经济方式，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市场经济方式。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主要在于：资源配置方式实际上是社会运用稀缺资源进行生产的方式，即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问题。因此，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引申为：它研究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和方法，亦即社会生产方式。进一步说，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即资本经济，同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即市场经济之间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资本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实质和灵魂，市场经济是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资本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相近、相通、相同之处就在于此。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既有本质的分析，又有表象的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只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面现象，只研究市场经济，只研究市场上价格、供求、竞争等要素与资源配置之间的表面联系，只在表面的联系中兜圈子。从而在肯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相通性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对立性，从而使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三、继续深化阶段(2000年以来)

跨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特别是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出现了进一步深入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1对生产方式涵义的继续深入研究

许兴亚提出，“商品生产”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形式”、“方面”或“侧面”，并不是这个生产方式的全部。除此之外，它还有其物质和技术方面的特征，亦即协作、分工和机器大工业。即使从生产的形式方面来看，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的也不是商品生产，而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于金富等在《从<资本论>结构重新认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一文中对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和具体内容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他们认为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大量的科学论述，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指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生产过程的条件包括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生产过程的形式包括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具体说来，生产的技术条件指生产资料的规模、效能与生产方法或生产工艺水平；生产的社会条件指生产过程的分工、协作程度及相应的生产组织。生产形式指一定社会的生产是自发的商品生产还是自觉调节的产品生产；生产的社会形式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即生产的社会性质。因此，《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其内容包括：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以及它的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

2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

2000年以来，有学者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进行了一些深入探讨。孟捷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武的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但这不仅并排除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而且还可以把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包含在对生产方武的研究之中。事实上，马克思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名研究了资本主义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与生产方式在下述意义上可以作为同义词来使用：在微观层面，它们是指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以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在宏观层面生产方式或资源配置方式是指经济资源以何种方式分布于生产不同产品和服务的社会分工各部门。这样，就把作为劳动方式和生产形式的生产方式，同资源配置方式在两个层面上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了。

3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的探讨

李铁映同志在《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读书笔记》(《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的重要论文中明确提出：“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生产方式和基本生产关系，使其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刘烈龙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历史定位》一文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对象，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即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亦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应当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自身的生产方式与制度安排。

上述观点一方面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保持了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明确提出现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研究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明确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政治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有了进一步深入。

根据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探讨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经济研究生论文篇（4）

论文一般应有摘要，有些为了国际交流，还有外文(多用英文)摘要。它是论文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其他用是不阅读论文全文即能获得必要的信息。

摘要应包含以下内容：

①从事这一研究的目的和重要性;

②研究的主要内容，指明完成了哪些工作;

经济研究生论文篇（5）

DiscusstheEconomicsConceptsofEcotourism

【Abstract】Ecotourismhavebeenasanideallystandardfordevelopingareaprojects,whilenowadaystourismisbecomingtheemphasiseconomicdomaindepartmenttilltothesustentacularindustrialinsomeplaces.Manyscholarstriedtofindoutdefinitionof"ecotourism"conceptsincethetermwascoinedin1980s,andresearchedonthestrategicideologyonsustainableendgenousparadigm,soundsinpayingmoreattentiontothewealthofecotourism,andtoinitiatethedevelopmentofecotourisminChinese.Thisissuespaperfocusesoneconomicimpactbyecotourism,therearetworelated,butdistinct,economicconceptsinecotourism:economicimpactandeconomicvalue.

【KeyWords】EcotourismDefinitionEconomicConcepts

一、生态旅游概念的再定义

"生态旅游"(ecotourism)一词是由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特别顾问、墨西哥专家Ceballos-Lascurain（1996）在20世纪80年代初首次提出的。它的含义不仅是指所有游览自然景物的旅行，而且强调被观赏的景物不应受到破坏。直到1992年"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大会"的召开，在世界范围内提出并推广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原则之后，生态旅游才作为旅游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形式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的研究和实践。Hetzer认为所谓"生态上的旅游"应具备四个内涵：环境冲击最小化（minimumenvironmentalimpacts）、尊重当地文化并将冲击最小化（minimumculturalimpacts）、给予当地最大经济利益的支持（maximumeconomicbenefitstohostcountry）、以及游客满意最大化（maximumrecreationsatisfaction）（Miller,1993）。

Ziffer（1989）从当地社会参与出发，认为生态旅游隐含了地方社区参与观光发展的模式，目的在于使得地方旅游的发展合乎地方的需要，使社区能适当地行销、设定旅游规范与产业经营规范，以及合理取得财务来源，用以支持提升社区的资源与环境品质。

世界银行环境保护署和生态旅游学会给生态旅游的定义是："有目的地前往自然地区去了解环境的文化和自然历史，它不会破坏自然，而且它会使当地社区从保护自然资源中得到经济收益。"（山禾，2004）

日本自然保护协会（NACS-J）对生态旅游的定义（山禾，2004）是："提供爱护环境的设施和环境教育，是旅游参加者得以理解、鉴赏自然地域，从而为地域自然及文化的保护，为地域经济做出贡献。"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新的旅游形态，已经成为国际上近年新兴的热点旅游项目。以认识自然，欣赏自然，保护自然，不破坏其生态平衡为基础的生态旅游具有观光、度假、休养、科学考察、探险和科普教育等多重功能，以自然生态景观和人文生态景观为消费客体。旅游者置身于自然、真实、完美的情景中，可以陶冶性情、净化心灵。

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弗朗加利在世界生态旅游峰会的致词中指出的"生态旅游及其可持续发展肩负着三个方面的迫在眉睫的使命：经济方面要刺激经济活力、减少贫困；社会方面要为最弱势人群创造就业岗位；环境方面要为保护自然和文化资源提供必要的财力。生态旅游的所有参与者都必须为这三个重要的目标齐心协力的工作。"

"生态旅游"这一概念经由国外传入我国并逐渐被接受，1993年9月份在北京召开"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会议"通过了《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的文件，标志着生态旅游概念在中国第一次以文件形式得到确认。在过去的十年中，有关生态旅游研究的大量文献和资料都集中在对生态旅游概念的界定、内涵的解释、功能的探讨、特征的描述等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很多的专家和学者根据中国国情，赋予"生态旅游"概念以中国特色（马聪玲，2002）。国内出现的"生态旅游"的定义达几十种之多，如"生态旅游是以生态学原则为指针，以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为取向展开的一种既能获得社会经济效益，又能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边缘性旅游生态工程和旅游活动。""生态旅游是到大自然中去的，将自然环境教育和解释寓于其中的，受到生态上可持续管理的旅游。"

《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管理暂行办法》中将生态旅游定义为："以吸收自然和文化知识为取向，尽量减少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确保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将生态环境保护与公众教育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的旅游活动。"

目前，生态旅游一词虽已得到广泛应用，但是对其概念的定义仍存在很大争议，有的定义仍沿续绿色旅游和自然旅游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一种旅游产品。而新的观点则认为生态旅游是在自然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面达到可持续旅游目标的有效手段和途径。关于生态旅游的概念可分为三个范畴：

一、从旅游发展战略上对生态旅游进行定义。这一定义将可持续发展目标为生态旅游核心概念，把生态旅游看作一种旅游发展模式，将旅游发展与社区发展、环境保护紧密结合，认为只有同时具有保护资源和促进社区经济发展功能的旅游是生态旅游。

二、基于旅游主体行为对生态旅游定义。这一概念倾向于市场和消费行为为生态旅游核心内容，将生态旅游做为一种旅游产品向市场推销，向旅游者提供没有或很少受到干扰和破坏的自然和文化旅游环境，如自然旅游、文化旅游、科学旅游、探险旅游等旅游类型。这种类型的旅游活动相对一般旅游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较小，并可以增强旅游者的环境保护意识。

三、从旅游资源价值观的角度定义生态旅游。这一定义强调旅游管理者、旅游者和当地居民的行为规范和旅游规划与开发的资源价值观，通过旅游活动和旅游教育使旅游者和当地居民建立环境保护和环境道德观。

总之，生态旅游定义应包涵两个基本内容：首先，生态旅游是一种以自然环境为资源基础的旅游活动；第二，生态旅游是具有强烈环境保护意识的一种旅游开发方式。中国生态旅游实践的研究上形成了两个热点：一个是对我国开展生态旅游条件的判断和注意问题的研究，一个是针对特定区域的生态旅游规划案例研究。

二、生态旅游的经济意义探讨

从以上生态旅游的定义中我们发现，旅游资源与景观环境，人文资源紧密相关。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地理学者Kirk(1951)即指出：在被人类感知之时，环境被赋予了形状、内聚力与意义的整体，一旦意义被赋予后，便会代代相传（Johnston，1986）。近期研究指出，在旅游景观的概念里，除了早期CarlO.Sauer(1925)所关注的物质面向之外，尚存在其它不同异义，例如象征（symbolic）或美学面向等隐喻的景观概念陆续被学者们提出。他们对于文化在景观描绘及意义赋予上所扮演的角色以不同的定位，并对于文化和意识形态而具有选择性对景观观赏行为作出分析。景观是人类周遭可见的实体环境，也是一种可以提供人类利用的资源，因此它提供的利用功能就成为人类保护它的理由，生态旅游理念的提出就具有其特有的经济意义。

(一)生态旅游是对不可再生性资源的保护。作为一种资源从架构上进行分析，旅游景观不仅是一种有限的资源，而且遭到破坏就无法复原，具有不可逆性。不论是人口、科技、交通工具的发展，还是经济全球化使得旅游的"加速增长"，或随成长而来的并发症（冲击），地球上有限资源所受的压力日增，大量消费的结果，使旅游资源日益趋于匮乏。从物质循环的观点来看，物质循环是地球循环系统中的一部份。由于地球的岩石圈所含的物质惰性最大，因此在一定时间内，对人为物理变化最具抗拒性，换句话说，旅游景观的改变具有持久性，因此也就使它具有非再生性资源的性质。

(二)生态旅游能够满足人类对生活品质的不断需求。马斯洛(Maslow，1968;1971)提出的人类需求层级中，最高层次是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以及求知、求美的需求。无疑的这是真善美的境界。旅游活动包括在大自然环境中的自然欣赏以及在文化环境中，对人文景观的欣赏。从这种活动中不仅获得适当的身心运动和锻炼体魄，使身体更加健康；更因为活动中的静态休闲活动以及净化心灵满足人们生理上及心理上的需求，获得的各种感受(feeling)，而使他感觉幸福(Senseofwell-being)，培养人们高尚的情操，自尊的情怀，以及对精神上的追求。这些都是人类经验(experience)的有益面，强烈的使人获得满足感，强烈的使人感到幸福，使人快乐。除了这些身心所获得的感受之外，同时也获得知识、记忆、价值、态度、信仰、感动、欲望、情调等内心的成长。这些感受的获得正是情意教学的目标，也正是德、智、体、美、劳五育并行追求的成果。再者，旅游资源所提供自然实习是大众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最好教材与教学环境，也是对书本教材的有益补充。最后，由于从事旅游活动的增加，人们对于生态旅游和环境品质重要性的普遍了解，人类要求清新的空气和纯净的水源，以及减少对旅游资源和环境破坏的诉求。由此可见，人类的生活需要生态旅游进行调剂，为了满足人们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需求，人类情愿花钱去获得更好的旅游质量。总之，不管时代多么进步、工商业多么发达，人类对生态旅游的需求是不可能降低的。

(三)生态旅游是对历史资源的传承和延续。当我们在西方文明的侵袭下慢慢失去民族传统特点的时候，属于我们的旅游资源也渐渐地消失，如果我们不能以生态旅游的理念开发和保护旅游资源，那么民族的文化也就真的没落了！旅游资源是经由中华民族祖先的血汗、智能以及梦想改造而成的，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相当的重要的遗产。从旅游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各个历史阶段的痕迹，这些痕迹使我们具有不可替代的教育意义、象征意义和潜作用力，生态旅游也后世子孙留下最好的宝贵财富。

(四)生态旅游的社会生态价值链。大自然是一切科学发展的泉源，提供科学研究的环境。无论是生物科学﹑自然科学﹑或是工程科学都可从自然中找出法则。同时，旅游资源提供了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场所。由于无限制地不当开发及大型的人类社会活动，因此生态旅游将有助于集水资源保护、生物的保护、人文形态的保护﹑历史与古迹的保护﹑原始环境的保护﹑游览观光资源的保护，以及土地资源的保护等。可以避免许多人为因素所引起的灾害，而成为安定的自然环境。

(五)生态旅游的经济影响体现为三个方面：直接、间接和交叉影响。直接影响反映在单个旅游者会由于生态旅游环境和行为支出增加，而间接影响体现为提高其它的旅游消费行为，交叉影响是生态旅游带来的诸如"口碑效应"等潜在影响。生态旅游具有的可持续发展观能够不断地促进区域的经济活动，通过经济利益的再分配过程可以使社会分工达到合理化，扩大社会就业机会。正如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秘书长艾杜阿尔多·佩德罗斯在第二届国际生态旅游论坛（2004）上指出的包括生态旅游在内的旅游经济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就业方面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尤为显著。世界旅行与旅游理事会总裁让-克劳德·鲍姆加腾认为，私有企业进行生态旅游开发除盈利外，还要保护环境，取得社区的支持。同时，厄瓜多尔学者奥斯瓦尔多·马吉奥研究得出一颗50年古树发挥生产氧气、清理污染、保持水土流失、为动物构建家园等作用，其价值为19万美元的结论。可见，生态旅游构筑的价值链不仅仅是现实经济意义上的，也是潜在的，长期的(聂晓民,2004)。

三、结论

研究生态旅游的经济意义的目的所在是为了更好地开发和利用我们人类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旅游资源是人类可能利用的自然界和人文的物质；环境则是资源的状态；而旅游生态就是在旅游过程中人与自然界中各种资源之间的相互关系。可持续发展的旅游资源观就是资源的持续利用。通过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节约使用、防治污染，保护环境，维护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实现地区经济和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应该维护生态平衡，可持续发展要求维护生态平衡。人类不可能不发展，生态不可能不改变。生态平衡既然不可能恢复，只有树立生态动态平衡维护观才是科学的，才能为旅游资源开发和利用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服务。

当我们追溯历史，人类的文明发展史是基于自然资源的不断开发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古国，人类才有了今天的发展。尽管人类开始懂得理解自然，亲近自然，明白自然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但更加应该形成热爱自然、尊重自然的理念。现在，我们在发展生态旅游中应该回报自然，在原生态保存完好的景区景点，应采取开发单一旅游线路、不要过多地搞人工建筑、限制游客数量、规定活动范围等方法来尽可能地减少发展旅游业给当地生态带来的不利影响，遵循自然法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在开发资源、增加当地收入中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主要参考文献：

马聪玲.[2002].《中国生态旅游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建议》[Z]，见/chinese/zhuanti/234988.htm.

聂晓民.[2004]."香格里拉共识:生态旅游与文化遗产保护并举--PECC第二届国际生态旅游论坛综述"［N］.《中国旅游报》：2004-11-11.

山禾.[2004].《什么是生态旅游》［J］.《信息导刊》:2004-16.

Brandon,K.[1993].BasicStepsTowardsEncouragingLocalParticipationinNatureTourismProjectsinEcotourism.(EdLinberg&Hawkins)［J］.VTtheEcotourismSociety.

Ceballos-Lascurain,H.[1996].Ecotourism:AGuideForPlannersandManagers［J］,TheEcotourismSocietyVolume2.

JohnstonR.J.[1986].Philosophyandhumangeography:Anintroductiontocontemporaryapproaches［M］.London:EdwardArnold.

KirkW.[1951].Historicalgeographyandtheconceptofthebehaviorenvironment［J］.Indiangeographicaljournal,,Vol.25:152～160.

Lash,G.[1997].WhatisCommunity-basedEcotourisminEcotourismforForestConservation&CommunityDevelopment(EdBornemeieretal)[C].pp.2-13RECOFTCReportNo15RAPPublication1997/42.BangkokFAO.

Maslow,A.H.[1968].Towardapsychologyofbeing(2nded.)［M］.NewYork:VanNostrandReinhold.

Maslow,A.H.[1971].Thefartherreachesofhumannature(2nded.)［M］.NewYork:TheVikingPress.

Ziffer,K.A.[1989].Ecotourism:TheUneasyAlliance[J],ConservationInternational,ErnstandYoung.

经济研究生论文篇（6）

一、引言

根据教育部、人事部综合提供的统计数字显示，2003年我国大学毕业生超过212万人，2004年达到280万人。2005年达到338万人,2006达到413万，2007年预计达到495万人！然而，据统计，按照历年的就业率，截至2000年6月，我国各类高校毕业生中待业人数有30万人左右，2001年超过34.5万人，2003年52万人,2004年75.6万人，2005年达到98.2万人，2006年达到123.9万，2007年将达到148.5万！

有关部门的统计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新增就业机会大约为700万至800万个，而每年大学毕业生平均人数则大约在300万左右。就这一数字对比而言，大学毕业生理应有比较大的就业空间。但无良好的职业管理意识，不能充分根据社会需求来规划管理自身大学生涯，正是造成现今就业难的罪魁祸首！

2004年4月，北森测评网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新浪网联合进行的《当代大学生第一份工作现状调查》表明，在找到第一份工作后，有50%的大学生选择在1年内更换工作；两年内，大学生的流失率接近75%，比例之高令人震惊；33%的大学生“先就业后择业”，第一份工作仅仅是由学校到社会的跳板；16.3%的人“没有太多考虑”就“跟着感觉走”选择了第一份工作。

一项针对北京市人文经济类综合重点大学在校大学生的调查表明：62%的大学生对自己将来的发展及工作、职业生涯没有规划，33%的大学生不明确，只有5%的大学生有明确的设计。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当代大学生面对的问题关键不在于就业，而在于如何去谋职，即通过尽早对自己的大学四年职业生涯进行管理，从而在进入社会时能顺利实现社会需求的对接。

二、大学生职业生涯管理研究现状及理论

1.美国的职业生涯规划学说

美国最著名的职业生涯管理研究专家当属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研究院的E.H.施恩教授。1978年他出版的《职业的有效管理》率先从职业发展观出发，勾勒出了个人与组织相互作用的基本图式，为我们认识个人成长和发展，组织发展与变革，管理角色与管理功能等领域的一系列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工具。由于他在书中首次提出职业锚的要领而成为职业生涯管理的经典著作。

美国著名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专家、尤他州立大学管理学系教授布鲁克林.德尔1986年出版的《管理新职业者—当代工作者的多种职业生涯成功向导》论述T职业生涯的多样化，将职业生涯定位分为进取型、安全型、自由型、攀登型、平衡型五种类型，并对这五种类型职业者的特点及其管理进行了研究。

2.法国的职业生涯规划学说

让.M.普雷地教授在1990年出版的《人力资源》和1995年出版的《人力资源管理》两书中都发表了同样的论述:企业中的职业生涯首先表现为一系列工作职位，而职业生涯规划则是指企业结构中一个员工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职位连续。这种对职业生涯规划及管理的定义在1995年出版的里昂高等商业学校教授F.丹尼所著《干部管理》一书中被称为传统定义而受到批判:职业生涯的概念不应仅局限于它的客观含义，还应包括个人对其职业生涯发展的见解和期望。职业生涯开辟了实现可以令一些员工满意的职业生涯发展的新道路。他们要面临各种不断丰富自己知识的职业尝试，其职业生涯与他们和客户关系的发展而非和他们的新职业紧密相关。可见，职业生涯规划及其管理在法国得到重视和积极研究，其定义和内涵的不断更新，向侧重于人的职业生涯发展方向转化。

3.中国的职业生涯规划学说及管理理论

在中国，职业生涯管理的研究基本还属于引进、介绍阶段。台湾人力资源管理专家、中山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所所长黄英忠教授在1997年出版的《人力资源管理》专著中论述了职业生涯开发管理的意义，职业生涯规划与人性需求的关系、开发的阶段、影响职业抉择的因素、职业生涯管理等内容。张添洲著的《生涯发展与规划》对职业生涯规划与管理问题进行了研究。可以说，这是中国学者中对职业生涯规划与管理研究的开创之举。

我国的职业生涯管理理论以厦门大学廖泉文教授的“三三三”理论为代表,“三三三”理论将人的职业生涯分为三大阶段：输入阶段、输出阶段和淡出阶段，每一阶段又分为三个子阶段；适应阶段、创新阶段和再适应阶段，而每一个子阶段又可分为三种情况：顺利晋升、原地踏步、降到波谷。按照她的观点，大学阶段的职业生涯管理应该属于输入阶段的关键部分，是输入信息、知识、经验、技能为从业做重要准备的；认识环境和社会，锻造自己的各种能力的关键时期。

三、浙江省人力资源的社会需求趋势

2006年，作为国家“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浙江人才市场大盘较为稳定，人才供需良好。从省人才交流中心2006年度人才交流统计数据来看，共有2.8万家(次)单位招聘信息，累计各类专业岗位70余万个，有近300万人次求职，供求比例为4.2：1。岗位对学历的要求为：大专学历的占41.0%；本科学历的占22.3%；高中、职高、技校的占14.1%。

2007年浙江地区五大热门行业人才需求强劲。据业内人士预测，2007年根据浙江省经济发展特点和产业布局的总体需求，将有五大行业成热门：计算机行业、金融投资行业、信息管理咨询行业、新型能源行业、高科农牧行业。

根据省人才交流中心的报告，技术型人才需求量有持续增长的趋势，就业歧视现象不断变化出新形式，但总体有所减少。但企业对大学毕业生的职业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作为顶替工作经验的重要形式，大学生职业素质的训练应该引起更多高校的注意。

同时,专业加外语等复合型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多，这也要求大学生要注意学好专业同时,加强另外一个关联知识的学习,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复合型毕业生.特别作为经济管理类学生，在专业之外，加强外语和计算机能力训练，使自己成为一个复合型管理人才，真正具备管理者的职业素质。

四、基于社会需求的大学生职业生涯管理模型

按职业生涯阶段理论，大学四年处于职业生涯准备阶段，也即是尽量吸收各种知识，信息和技能，为未来的职业做好充分的准备的时期。

从大学校园的一名学生到作为独立的成年个体加入社会之中，这一人生巨大的变化是每个大学生都必须面对的。埃里克森将这一变化称之为“危机”，即发生必要变化的时间。他认为成年期的任务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一危机的处理结果。在大学阶段职业选择在学校经历中占据越来越重要地位，大学生采取何种方式加以应付未来将向何处去的问题，实际上就取决于大学生如何理性的对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进行管理，如何去完成自己的职业目标。在学习期间，大学生对个人的发展计划并不明确，而职业生涯管理理论能够指导学生规划未来的人生发展方向，督促学生提前准备，准确定位。

我们从职业素质培养这个核心出发，建立一个基于职业大学生职业生涯管理模型。把大学生的大学职业生涯分为四个阶段，个体职业分析、职业认识培养、确立阶段职业目标和职业实践，而职业素质的培养贯穿始终，作为大学生职业生涯管理必备内容。

我们知道社会对经济管理类大学生的需求中，以职业素质为最重要，职业素质包括熟练的读、说、写能力，应用型计算机、外语能力、敬业素质、团队精神等。因为管理类工作是实践性十分强的职业，在笔者的一次关于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工作需求调查中，47家企业要求工作经验的占了38家，占总数的八成以上，其中人力资源专员平均要求2.1年，人力资源副主管平均3.2年，人力资源主管平均4年。而不做工作经验要求的企业对职业素质的要求非常高。因此把职业素质培养做大学职业生涯管理的核心的基于社会需求的大学生职业生涯管理必然要求。

1.个体职业分析

从高中选专业是已经初步进行了个体职业分析，但是这还显粗略。进大学后，可以基于学校或社会的专业测评或咨询机构和人员，对自己进行更为专业的个体职业分析，掌握自身的各种信息，了解自己的特质并重点发展，为接下来培养自己核心职业能力打下基础。

2.职业认识培养

在充分掌握自身信息的基础，也已调整好自己的专业及方向后，可以就目前的专业或方向进行了解，收集相关知识，咨询相关人士，形成对自己将来职业的一个完整直观的认识体系，开始有目的的重点学习相关知识技能。

3.确立阶段职业目标

在了解自己将来职业信息的基础上，有了职业方向就可以确定职业目标了。根据大学生职业生涯管理需要进行目标划分阶段，先进行自己个人的职业SWOT分析，根据社会需求，首先确立短期职业目标（即大学毕业时要达到的目标）。

4.职业实践或深造

确立职业目标后，就要针对性地训练自己的职业素质，按照工作的胜任力模型，有目的参加相关培训和实践，形成自己的核心职业竞争力，以顺利进入社会，融入职业环境。或者感觉知识储备不够，需要进一步充实则可以选择深造。

当然，职业实践是一个过程，不是短期的事情。大学整个期间都要求进行不同形式的职业实践，这即是职业素质培养，需要贯穿整个大学生职业生涯管理的始终。

五、总结

大学生职业生涯处于人的整个职业生涯的准备阶段，也是各种知识信息输入阶段。基于社会需求的大学生职业生涯管理模型的核心是职业素质的累积，以至形成个体核心的职业竞争力，顺利从学生的角色转变成职业角色。作为职业生涯关键阶段的大学四年，有目的地合理进行管理，充分利用和整合校园和社会的资源，为自己的打下坚实的职业基础，才能真正的实现职业目标，迈向职业成功。

参考文献:

[1]廖泉文:《人力资源管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234页

[2]杨河清:《职业是生涯规划》，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5版163-164页

[3]汪长江:2007浙江人才市场五大行业成热门，浙江日报-浙江在线，2007年02月07日

经济研究生论文篇（7）

近年来，关于人类的另一种伦理——生态经济伦理受到广泛关注。这种伦理既是对传统伦理的继承和发扬，也是一种被时代赋予新内涵的伦理观。这种伦理有其产生的行为根源，是人类对自身行为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同时也体现了人类对人口、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渴望。藏族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生态经济伦理，对保护青藏高原藏民族的繁衍、生存具有一定导向意义，从藏族传统文化的视野剖析生态经济伦理，对于更深刻理解生态经济伦理及其内涵有一定的意义。

一、生态经济伦理及内涵

自美国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RachelCarson)《寂静的春天》一经问世，便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人类关于发展观念上的争论。而其后的《增长的极限》、《只有一个地球》等著作，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和形成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人类在追求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经济发展的反思，是对“理性经济人”、“帕雷托最优”、传统发展观的挑战和革命。

针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频频发生，人类为满足自身的需求，始终处于对自然的“主宰”地位，而无视自然的生存权利，直到人类受到大自然的报复，人类的环境意识才被唤醒，生态运动由此兴起，并不断发展壮大。生态经济伦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的生态经济伦理。

早在1923年A.施韦兹曾提出尊重生物的伦理学（《文明的哲学：文化与伦理学》），在他的伦理学中，道德的基本原则：“善就是保护生命和发展生命，恶就是毁灭生命和妨碍生命”；人对其周围的所有生物负有个人责任。后来，A.莱奥波尔德从生物伦理学发展并提出《大地伦理学》（1993），提出了两个决定性概念：第一，伦理学正当行为概念，应扩大到对自然界本身的关心。第二，道德权利概念，应扩大到生命和整个自然界，赋予它永续存在的权利。

生态经济伦理是适应当代人类发展的生态经济的新时代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新经济伦理。这种新经济伦理熔铸了生态伦理学、经济伦理学、生态经济学、环境学、生态学、环境文学、环境社会学等诸多人文社会—社会科学学科的丰硕成果，代表了当代人类从道德视角审视和关注人—社会—环境关系所达到的一种新的道德视角境界：它立足于追求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这三重价值的有机统一、协调和平衡，把全面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它的终极道德关怀，体现了人类在生态危机咄咄逼人的形势下不断追求道德文明的执著和智慧。生态经济伦理基本特征是：生态经济伦理意识的特殊性，生态经济伦理关系的独特性，生态经济伦理实践的特别性。生态经济伦理具有导向、调节、效率、教育、激励的功能。生态经济伦理的深刻内涵是：第一，生态经济伦理强调环境忧患意识的重要性。第二，生态经济伦理追求平衡、和谐的道德境界。生态经济伦理的平衡是指事物之间或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处于协调、统一的状态。具体来说，首先，生态经济伦理要求人类在经济活动中尊重和维护地球生态平衡；其次，生态经济伦理呼吁人类在经济活动中自觉维护人类经济系统的内部和外部平衡；最后，生态经济伦理要求人类在经济活动中有效地平衡各种经济协调手段。第三，生态经济伦理的根本价值观是可持续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生态经济伦理对传统农业经济伦理思想和工业经济伦理思想的继承和超越可以归结到一点上，这就是它崇尚一种全面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道德理想。其实，生态经济伦理所关注的本质是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作为一种经济伦理，生态经济伦理既具有一切社会道德现象共有的一般本质、特征和功能，也具有不同于其他社会道德现象的特殊本质、特征和功能。

二、藏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经济伦理思想

藏族传统文化的体现主要是表现在藏传佛教文化上。文化的功能在于保持社会正常运转的功能，知识传承的功能，对人教化的功能，及建构民族心理，塑造民族性格，形成民族传统的功能，以上这些功能都集中体现于藏传佛教文化中。

佛教十善法规定：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话、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欲、不瞋恚、不邪见。基本囊括了人类的美德。松赞干布根据佛教十善法，制定了第一个法典，即二十法规，二十法规对规范、提高藏民族的道德修养和文明素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藏传佛教文化看世界的视角是在普度众生的前提下，世间万物在无贵贱、高低、优劣中平等生存、发展，根据你在前世的修行进入轮回。藏传佛教的核心在于“善”，这种信念遏止了部分人的贪欲与非理，缓解了社会冲突和阶级矛盾，追求一种社会和协、稳定的发展。正是佛教文化的精髓与传统文化的相溶性，构成独特的以精神世界为依托的藏族传统文化。这种藏族传统文化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影响，是通过经济主体内在的价值理性（下转第189页）（上接第190页）认同过程和外在行为习惯重复过程实现的，是自觉自愿的无形过程。如在藏族传统文化中，“三因说”作为认识论与思维方式的基础，奠定了藏族认识世界的方法论。“三因说”体现在藏族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但最根本的是指自然、神（佛）与人的三因相统一。藏传佛教认识论强调的是：“自然生存环境与生命主体依正不二，相依相融；宇宙万物诸法无我，自他不二；自然万物依据各自业力，互为轮回转生，同为一体生命链上的环节；物质生命与精神生命互为融合，心色不二。”突出宇宙万物的统一性、同一性和整体性。在藏族传统文化中，人与其他生物是同生共存的，人与环境是共同发展的。古代藏族人反对对自然的损害，反对挖掘草山，污染泉水，侵犯野生动物。在藏族人眼里，没有任何动物是绝对坏的，由此出现“羊要放生、狼也可怜”家畜与野生动物共生存的景观。在藏族传统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同生共存的现象不胜枚举，但本质是人类要尊重自然。

从藏族传统文化中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层面上看，藏族传统文化已经原生性的含有生态经济伦理思想，并且这种伦理并非由于外力所致，藏族先民也从未曾经历过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而是藏族传统文化代代传递和积淀的结果，这种传统文化中含有原生性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正是这种思想的引导，使以藏族为主体的青藏高原千百年来能保持较好的生态环境。

法国社会学家佛·佩鲁指出：“经济体系总是沉浸在文化环境的大海之中。在此文化环境中，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共同体文化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尽管未必完全为这些东西所决定”。藏族在青藏高原创造了一种适应自然环境的生存文化，这种生存文化与自然环境高度适应，其生活方式都是这种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藏族传统文化中存在一些禁忌以示人类对自然的尊重。这种对自然的禁忌，构成藏族文化中的生态经济伦理理念，如对神山的禁忌：禁忌在神山上挖掘；禁忌采集砍伐神山上的草木花树；禁忌在神山上打猎，禁忌将神山的任何物种带回家去……对神湖的禁忌：禁忌将污秽之物扔到湖（泉、河）里；禁忌在湖（泉）边堆放脏物和大小便；禁忌捕捞水中动物（鱼、青蛙等）。还有对土地、对家畜、对鸟类、兽类的禁忌，及打猎的禁忌。这一切禁忌是建立在人类在追求自身的生存时，也必须考虑到对自然权利的维护；其核心是不能触动自然界，保护自然的完整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平稳发展。这种文化的价值观念决定了其生活方式不是纯粹为牟利的经济活动方式，而是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基础之上的节俭、适度的生活方式。

正是藏族传统文化中的节制、适度、保护生态环境的生活方式，能使生活在生态脆弱、地质复杂的高原民族繁衍至今，创造了灿烂的文明。

从藏族传统文化中的禁忌和生产方式中可以看出，藏族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生态经济伦理思想在于：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主张保护自然，爱惜环境，保护生态多样性，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经济伦理思想是追求人与自然协调生存，和谐共处的一种境界，藏族的祖先千百年来依据其生存环境，形成青藏高原藏民族独具特色的游牧文化及农耕文化，但这两种文化的表现方式却统一在藏族传统文化的具体内涵中，即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人类应爱护它们。这种境界早已超越了人类的生存需要，是一种万物皆有平等生存权利的境界。藏族传统文化中的这种珍视自然生命的内涵，是人类尊重自然的结果，在此人类只充当适应自然的角色，而不是“主宰”自然的主人。当然，这种境界并不是我们今天所关注的生态经济伦理，但其中包含这种元素的存在，并且影响着每一个藏族人的生存、生活方式，尽管从这点上来看，这种思想对于保护青藏高原的生态起到积极的作用，但从产生作用的面上来看，却是关乎我国长江、黄河中下游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经济研究生论文篇（8）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国家主体功能区的划分，对环鄱湖生态经济区产业进行合理布局，在鄱阳湖核心区及周边的庐山、三清山、龙虎山、龟峰、瑶里等部级自然保护区组成的禁止开发区，主要发展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生态文化。在五河沿岸2-3公里和鄱阳湖湖岸3公里滨湖12县(区)范围内组成的限制开发区，主要发展生态旅游、生态文化、生态工业、生态服务业。南昌、九江、景德镇、上饶、鹰潭、抚州等区域中心城市为优化开发区，南昌作为特大城市，应强化工业、金融、商业、物流、旅游功能，集聚发展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都市型工业，建设成为中部地区的工业中心、商贸中心、金融中心、物流中心、旅游中心。九江、景德镇、上饶、鹰潭、抚州要定位于大城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发展汽车、石化、造船、有色金属、医药、电子信息、食品、旅游等产业。上述之外的其他地区为重点开发区，要依托资源条件和产业发展基础，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工业，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项目及与农业产业化结合的生态友好型产业，发展生态工业园区。

(二)产业空间布局的基本原则

1.要符合区域总体规划要求。产业用地规模和产业选择必须有所限制，应以不损害区域整体形象，以不破坏人的生活质量和区域的生态环境为前提；城市空间结构模式、产业布局形成必须符合区域发展目标，有利于优化人们的生活环境。

2.要体现生态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重视产业布局的整体性和协调性，体现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构筑高效、合理的产业发展链、技术扩散链、市场分工链，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

3.要确保能够可持续发展。用发展的思路进行产业的布局规划，应体现区域和产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优化原有产业布局的同时，要充分顾及到是否为新兴产业和外来产业留下了进入的空间。把目前无力解决或没有理想解决方案的问题留给后人完成，对目前没有理想规划方案的地区宁可保护起来，留给后人开发。

4.要与区域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和外部环境的配套能力相协调。在考虑区域的发展和产业空间布局上，一定要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控制好发展节奏。努力把产业的空间布局范围控制在财力和基础设施足以支持、生态环境足以承载的地区。

5.要契合外部产业转移趋势。充分考虑到国际及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内地转移的类型和特点，以及长珠闽产业结构调整可能出现的产业转移类型，在产业发展方向上做好对接准备，以促进环鄱生态经济区承接更多的外来资本和外溢产业。

(三)产业空间布局的战略重点

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产业空间布局的重点是：做大一个中心，打造五条产业带。做大一个中心，即做大做强南昌这一中心城市，通过提升中心城市产业带动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打造五条产业带，即昌九先进制造业产业带、浙赣铁路沿线高新技术产业带、沿江临港生态产业带、环鄱阳湖生态农业产业带、环鄱阳湖生态旅游产业带。

二、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重点产业领域

(一)生态效益型工业

1.利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按照清洁生产要求改造传统工业，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重点抓好食品、石化、冶金、建材、轻纺、有色冶金六大行业的技术改造和污染治理工作，提高二氧化硫、粉煤灰、废水等治理技术，降低产品综合能耗、物耗。淘汰污染环境的落后工艺、技术、设备、产品和企业。

2.先进制造业。以装备制造业为重点，突出发展汽车及零配件、机械设备、航空仪器仪表等产业，通过大投入、大引进、大合作，迅速实现规模扩张和结构优化，向大集团、大配套、大产业方向发展，建设国内一流并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装备制造业基地。

3.高新技术产业。以电子信息为重点，大力扶持电子信息应用、软件、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形成上述五大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使其迅速成为环鄱生态经济区的主导型产业、带动型产业。

4.环保产业。研究开发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环保技术和产品。大力发展废水和废气污染防治技术、固体废弃物处理技术。重点发展燃煤电厂烟火脱硫除尘、城市污水处理、医疗废水处理、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城市垃圾处理、汽车尾气催化净化器等技术和装备。组织实施一批环保产业化示范工程，培育扶持一批具有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环保产业园区及企业、高新技术设备和产品，使环保产业成为环鄱生态经济区新兴的产业集群。

(二)生态农业

在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全面推广以农业循环经济和农业清洁生产为核心的生态农业开发模式、以农田为重点的粮经作物轮作模式、以减少面源污染为核心的农药、化肥、地膜科学使用模式。加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点和网络建设，重点推广精准育种和播种、平衡施肥和科学灌溉。规范外来物种和转基因生物农产品安全的监督管理。突出发展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的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形成生态农业产业链和生态农产品基地。

生态渔业。科学布局湖区渔业生产，推广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模式。加强渔药饲料和养殖环境监管，提高水产品品质。鄱阳湖及生态经济区内的水库、湖泊和江河要按环境容量合理确定养殖规模和养殖方式，严禁化肥养鱼，控制网箱养鱼，维护水环境生态安全。生态经济区范围内严格实行禁渔期制度，建设一批无公害、绿色渔产品养殖基地。

生态林业。确立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可持续发展道路，建立以森林植被为主体的国土生态安全体系，把改善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安全、建设生态家园作为林业发展的首要任务。在保护森林资源的前提下，推进以生态公益林、生态保护林、生态经济林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林建设，发展林业生态产业，变林业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建成生态林产品基地。

(三)生态旅游业

以自然生态和自然、文化原生性为基础，在环境承载范围内保护生态环境，保护人文环境，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构建竞争力强的旅游目的地体系，构建多元化旅游产品体系，构建优质高效的旅游产业要素体系，构建科学合理的旅游行业管理体系。

(四)生态服务业

发展现代服务业。发展信息服务业和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建设先进、完善的网络基础设施，整合网络运营商、物流配送系统和电子商务平台，改变传统的经营模式，在不同服务领域，培育商誉较高、品牌名优、技术独特的大型连锁企业。发展特许经营，实现名优服务企业的低成本扩张，建立规范的特许经营网络系统。

改造传统商贸流通服务业，提高商贸流通业能源和水资源利用效率，限期淘汰高耗能和高耗水设备；降低商贸流通服务业一次性消费品的使用量，普及推广节水、节能设备和可再生包装材料；加强对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和商业垃圾的处理，提高商用“三废”和废旧物资回收利用水平；杜绝高污染、高噪音商贸流通和娱乐服务业在稠密区布局。控制高耗水、高耗能的洗浴业、洗车业、洗染业等增长速度，建立与水资源供给能力相适应的商贸流通服务业生产经营体系。

(五)生态文化产业

充分挖掘和保护江西历史文化资源，合理利用人文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文化产业。充分挖掘以滕王阁、山人纪念馆、绳金塔、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为代表的历史文化资源，以八一起义、上饶集中营、闽浙赣、湘鄂赣等革命根据地为代表的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利用基层文化阵地，为城乡居民提供生态文化服务。出版发行有关生态知识的音像、图片与书籍，创作演出能表现生态文化内涵的精品剧目，开展“倡导生态文明，共建生态江西”活动。充分利用现代媒体，大力宣传生态理念，提高全民生态意识，创作一批弘扬民族生态文化的优秀文艺作品，建设一批生态文化示范工程。

三、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产业总体布局

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产业总体布局重点是做大一个中心，打造五条产业带。

(一)做大做强南昌这一核心城市，通过提升中心城市产业，带动整个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

要树立“大南昌”“大产业”的理念，在近期内急剧拉大城市框架，到2010年，使城区面积达到300平方公里，城市人口达到300万人。从产业布局上分析，南昌市应通过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将中心城区工业向郊区和周边卫星城转移，金融、贸易、信息服务、科技研发、文化教育等第三产业向中心城区集中；应抓住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WTO的机遇，积极创造条件，以更加开放的环境吸引外资银行、保险公司、电讯公司、贸易公司和外资企业的公司总部和营销中心进入南昌；要积极吸引周边省份及省内的大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总部进入南昌，使其迅速成为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核心和中部地区先进制造业重要基地及区域性商贸中心、物流中心、旅游中心和金融中心。

(二)沿京九线的昌九先进制造业产业带

以昌九工业走廊产业带建设为龙头，把昌九工业走廊产业带建设成为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崛起的脊梁。该产业带南起南昌向塘，北至九江，长160公里，途经新建、湾里、永修、共青、德安、九江、庐山7县区及周边10县(区)，廊带面积2.62万平方公里，以南昌、九江两个中心城市为支点，以铁路、高速公路、航空、水运为纽带，沿线有英雄、昌北、云山、共青、德安、星火、九江等24家工业园区，形成了以飞机制造、汽车和船舶制造、医药、食品、石化、电子信息、纺织服装等为主的完善的工业体系。作为江西经济最活跃的地区，在“十一五”期间，必须努力把昌九工业走廊建设成为特色鲜明、技术水平高、配套能力强的优势产业密集区和城市群落密集区、开放型经济密集区，工业增加值占全省45%以上，城市化程度达到55%以上，开放型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50%以上，使其真正成为带动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经济快速发展的“火车头”。

(三)浙赣铁路沿线高新技术产业带

该产业带包括玉山、广丰、上饶、横峰、弋阳、贵溪、鹰潭、余江、东乡、进贤、向塘、丰城、樟树等县市(镇)，长约300多公里，沿线有16个工业园区，已经形成有色冶金、轻工、医药、建材、食品等在内的产业体系，如能加快整合，形成一体化优势，则定能与昌九产业带构成比翼齐飞的态势。

(四)沿江临港生态工业产业带

该产业带包括九江区域、长江沿岸两区3县1市，长152公里，自西向东涉及九江码头、城西、金安、金沙湾、银沙湾和彭泽等若干临港产业区，以长江航运通道为平台，整合原有企业，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发展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钢铁和铜冶金、造船、汽车、电力建材、大型设备制造等大运量、大耗水的产业，拓展配套物流产业规模，形成临港产业聚集带。

(五)环鄱阳湖生态农业产业带

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各地应根据不同的地理条件资源优势发展生态农业。鄱阳湖平原重点建设粮、油、棉、蔬、果无公害和绿色食品生产基地，形成以种植为主体的生态农业产业链；环鄱低山区建设茶、果、药绿色和有机食品生产基地，形成以种植业为主体的生态农业产业链；环鄱平丘地区建设猪、牛、羊、鸡、鸭、鱼绿色食品基地，形成以畜、禽、鱼养殖为主体的生态养殖产业链；环鄱丘陵地区发挥地域优势，建设特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基地，形成以特色养殖为主体的生态产业链；环鄱五河沿河流域建设特色水果产业及反季节蔬菜等绿色食品基地。以建设生态园区为抓手发展生态农业，力争到2010年，全区建成20个农业生态示范园区；2020年，建成50个农业生态示范园区。

(六)环鄱阳湖生态旅游产业带

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以山、水、城为依托，整合旅游资源，面向国际市场，高起点规划，建设生态旅游产业带。环鄱阳湖核心区，重点开发以湖泊、湿地、候鸟等为依托的湖区生态观光旅游。国家自然保护区庐山、三清山、龙虎山等，重点发展以温泉、高山峡谷、森林、河流为依托的生态度假旅游。鄱阳湖平原及婺源、浮梁等丘陵地区，发展以沙地运动、地质景观、观光农业、乡村旅游为重点的生态休闲旅游。南昌、九江、景德镇、上饶、抚州、鹰潭等市及所辖市县均可开展生态文化旅游，发展城区古建文化、陶瓷文化、名人故居文化，以青阳腔、弋阳腔，采茶戏及黄梅调为特色的地方戏文化以及宋教文化。

四、促进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制定产业优化和转移导向目录。鼓励在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出口导向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引导发展资源消耗少、环境破坏小、附加价值高、产业带动性强的产业，严格限制资源消耗多、环境污染大、工艺落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小的产业发展。明确限期转移的产业必须在一定期限内转移，出台土地、下岗工人安置等方面的扶持政策。引导和督促一些目前尚能维持生产、产业转移动力不足的产业积极主动转移，依靠市场机制和手段，促进一批产业加快退出和转移。

(二)制定更加严格的产业效能标准。依据江西省“十一五”规划所确定的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研究制定环鄱生态经济区四种功能开发区域的总体指导标准，根据各类开发区域的产业结构特点，制定每个行业的产业效能指标。针对限制和优化开发区域的发展条件和资源环境状况，提出比其他区域更高标准的产业效能要求。在制定执行严格的产业效能指标的同时，考虑对执行产业效能标准和提高资源利用水平较好的区域制定相应的奖励政策。

(三)设定灵活的产业用地门槛。除禁止开发区外，要研究制定其他三类开发区域的产业用地标准，明确工商业项目用地的投资强度、容积率和建筑系数、土地产出效益和用地结构等指标的具体标准。在实施过程中既要严格按照相应的标准进行管理，对于达不到相关标准的企业用地需求坚决不予审批。同时，又要根据生态经济的功能予以把握，对于有利于生态保护的项目，可以放宽尺度，满足用地；对于土地集约利用强度高的企业，还可以给予一定的优惠和奖励。

(四)支持重大产业项目及相关配套能力建设。举全省之力，在环鄱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布局具有较强带动作用的项目，在项目审批、核准、备案、信贷规模等方面给予支持。围绕主导产业，促进具有产业链紧密关系的各类行业及企业的集聚。加大对环鄱生态经济区区域科技创新投入的支持力度，鼓励建立多元化、多渠道的科技投入体系，提高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五)有选择地扶持和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和绿色产业。积极培育和扶持特色优势产业、绿色产业发展，努力提高环鄱限制开发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探索采用财政贴息、投资补贴、国债资金、股票、债券等方式，扶持限制开发区域的特色优势和绿色产业发展。不断扩大绿色产业总量和产品种类，对于限制开发区域符合条件的企业产品优先进行生态标记，提高限制开发区域绿色产业的综合竞争力。

(六)提升传统产业，做大做强食品、农林木产品精深加工业。充分考虑资源承载能力和加工原料来源，提高准入门槛，用市场机制淘汰规模小、资源浪费大、经济效益低的加工企业，重点扶持龙头企业和名牌产品。积极推进钢铁、纺织等工业行业重组，扶持、新建和改建一批产业互补、分工协作的粗深加工龙头企业。

(七)培育朝阳产业，做大做强生态旅游业、生态文化业和环保产业。以打造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契机，加快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旅游一体化，扩大南昌国际军乐节、九江国际龙舟赛、庐山自行车赛、环鄱阳湖汽车拉力赛的影响力。深入挖掘整理环鄱阳湖地域文化，促进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有机结合，赋予旅游业地域、历史的文化内涵。大力发展环保产业，要把环保产业培植成环鄱生态经济区新的经济增长点，必须加大政策倾斜的力度，加强对环保产业的有效扶持、引导和管理，尤其是要有积极的财政和信贷政策的支持，对有碍环境保护的生产企业征收一定比例的环境税或污染治理费，并用此税费建立“环保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以贴息或贷款担保等形式对从事环保产业生产的企业进行扶持，对企业从事环保产品的开发进行风险投资，以促使环保产业在市场机制下得到更快发展。

(八)加快制定对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产业扶持政策。通过制定相关法规条例，加大国家及江西省政府对环鄱生态经济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用于资助生态效益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发展。对环鄱生态经济区禁止开发区、限制开发区的生态农业、生态渔业、生态林业及相关的加工业企业5年免税，5年后减半征税，其他生态工业企业一律减半征税。通过省级预算，加大对环鄱生态经济区产业的专项补助，包括治理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专项补助，扶持环保产业、农业和工业绿色产业的专项补助。将更多的外国政府贷款项目、世行贷款项目和双边、多边援助项目、国家重点项目安排在环鄱生态经济区内。加大对环鄱生态经济区的金融支持，对申请设立基金、发行企业债券和可转换债券在额度上给予倾斜，特别是对生态农业、生态渔业、生态林业等行业给予倾斜。

参考文献：

[1]江西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关于建设“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研究报告参阅件[R].南昌：江西省社会科学院，2008.

[2]徐承红，张佳宝.论四川省生态产业体系[J].经济体制改革，2008，(1).

[3]马传栋.工业生态经济学与循环经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4]何东，邓玲.区域生态工业系统理论框架及其实现路径[J].社会科学研究，2007，(3).

经济研究生论文篇（9）

“经济法”一词最早见于法国空想主义者摩莱里的著作《自然法典》中,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盛行重商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主张政府对本国经济给予扶助,甚至不惜通过战争以打击､排挤外国的同业竞争者｡这一时期,经济法缺乏产生的现实基础｡自18世纪到19世纪末,资本主义处于自由市场阶段,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崇尚亚当·斯密古典市场经济理论和理性主义国家职能说｡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经济领域国家充当“守夜人”的角色,政治统治成为国家的中心职能｡国家虽然也要对一些社会经济进行管理,但从属于国家的政治统治[1]｡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行政法尤其是民商法得以高度发展,行政法和民商法的发展没有为国家干预意义上的经济法留下多少余地｡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各种矛盾日益激化,经济危机连续发生｡特别是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使不少国家遭到重创｡各国政府为了解决危机带来的问题,纷纷打破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绝对界限而全面介入经济生活｡这时期主流经济学是国家干预主义说,代表人物为凯恩斯｡他在1936年发表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系统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一系列观点和政策主张｡可见,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后,“看不见的手”已不能完全适应市场需要,要解决市场中存在的问题,只能运用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由于政府介入经济生活,打破了传统的市民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划分界限,在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单纯的公法和私法手段都不能解决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需要一个新的法律部门来调整,这就是经济法｡20世纪70年代后,国家干预主义遭到质疑,以供给学派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卷土重来时期,凯恩斯主义的统治地位被新经济自由主义所取代｡供给学派不反对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必要的干预,但坚决反对国家过多和全面的干预｡认为经济生活应以市场直接的自我调节为主,国家间接的宏观调节为辅｡

(二)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法产生发展概况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法产生之前,调整经济关系的主要是民商法｡最初,资本主义国家十分重视市场秩序规制立法,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国家都强调对经济实行宏观管理与监督,着手制订各种不同的计划,试图在“无形之手”和“国家之手”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点[2]｡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市场竞争自由与政府调控权威相得益彰｡德国经济法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世纪末至一战前),这时期的主要立法是1894年德国颁布了反不正当竞争的第一部法律——《保护商标法》,1896年出台了《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斗争法》｡第二阶段(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颁布的经济法有《一般授权法》､《关于限制契约的最高价格的通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时的魏玛共和国为了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一方面废除了战时经济统制法,另一方面又沿袭战时经济法的立法原则,先后颁布了《卡特尔规章法》､《煤炭经济法》､《钾盐经济法》､《防止滥用经济权法令》等一系列经济法,从而开创了把经济法这个概念明确用于立法本身的先例[3]｡第三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二战后德国分裂为东德和西德｡西德在美国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下,走上了“第三条道路”,实行社会市场体制｡战后初期,根据占领军的指令,实行《反卡特尔法》｡1966—1967年德国发生了经济危机,为了保障经济持续增长,颁布了《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法》,该法是实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法律｡日本政府借助经济法通过两种方式介入市场,亦即经济法通过两种方法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其一,维持竞争秩序,发挥市场机能;其二,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及市场运行予以规制,发挥政府调控作用[4]｡日本经济法产生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两次世界大战期间),20世纪初期,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垄断资本主义逐渐形成和壮大｡日本的卡特尔在明治中期已产生,最初,日本对卡特尔采取保护与扶植的政策｡日本政府先后颁布《出口组合法》和《重要出口商品生产组织法》,它们属于规制未加入卡特尔的组织使之从属于卡特尔的强制卡特尔法,1931年《重要产业统制法》和1932年《工业组合法》也是促进卡特卡的法律[5]｡第二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二战后,日本统治者在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非常重视运用经济手段调整和管理经济,制定了大量的经济法｡为了防止已被解散的财阀复活垄断资本,日本政府于1947年颁布了《关于禁止私人垄断和确保公正交易的法律》,还颁布了《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法》｡1952年始,日本进入20年高速发展期,这时期的重要立法有《企业合理化促进法》､《中小企业基本法》､《农业基本法》､《消费者保护基本法》等｡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围绕摆脱危机､振兴经济､通过立法活动不断完善原有的各种经济法,这一时期主要的立法有《投机防止法》､《稳定国民生活紧急措施法》､《石油供应适度化法》､《关于能源使用合理化的法律》､《中小企业破产互助法》｡美国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世纪末至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前),产业革命完成后,美国出现了对自由竞争产生极大妨碍的垄断,引起了人们普遍忧虑和不满｡美国政府审时度势,主动出面干预,颁布了一系列反垄断和反限制竞争的法律｡主要经济立法有:1890年国会通过了《保护贸易和商业免受非法限制与垄断之害法》,后又通过了《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二阶段(自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使美国经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罗斯福上任后,通过颁布经济立法全面干预经济生活｡这期间,美国颁布了70多部经济法令,如《紧急银行条例》､《金融改革法案》､《产业复兴法案》､《土壤保护法》､《新农业法》､《国家劳动关系法》､《恢复和救济法》等[6]｡第三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二战后,美国运用凯恩斯主义理论,自觉用经济立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手段则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和发展的一种经常性和必然性手段｡这时期的主要经济立法有1981年《经济复兴税法》､《经济复兴法》和1986年《税法》等｡

二、中国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史轨迹

(一)中国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当时,计划是国家用来配置资源的唯一方式｡事实证明,在建国初期我国选择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符合当时社会要求,它有利于集中有限的资源去办急需的事业,使我国迅速从经济废墟里恢复过来｡但在计划经济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后,我国没有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人类20世纪的经济实践和理论研究显示了计划经济的失败源于它的两大内在的弊端:一是信息机制障碍,二是激励机制障碍｡经验表明,计划经济体制也许具有学习别人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的能力,但自身却不具有创造新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的能力｡计划体制除其内在的缺陷外,其不足之处还在于它的实施有赖于计划的主体——政府官员的高效性和无私性｡由于政府内各行为主体按照自己的利益来行动,具体负责的公务员又缺乏竞争意识和对成本的关心,政府的活动无法如人民所期望的那样做到有效率,政府官员的“经济人”本性,使政府干预的结果往往背离其初衷,从而导致“政府失灵”｡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和缺乏民主的政治体制相结合,诱发了,使我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就是党和政府面对“合法性危机”而重建严重受损的合法性基础的过程,它顺应了时展的需求,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下,由计划作为唯一的资源配置手段必然会使我国经济体制失去效率和发展动力,引发社会危机｡国家干预的失败必然要求在计划体制中引入市场力量,在“国家之手”和“市场之手”的结合过程中,中国的经济法也就产生了｡随着人们对计划和市场两种调节手段认识的不断深化,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改革初开始认识到单一的计划经济的不足,从而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模式;第二阶段: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四大,实行共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三阶段:党的十四大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制度保障的经济法也相应地经历了由产生初期的不成熟到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

(二)中国经济法的产生发展概况

中国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9年至1992年),这是中国经济法的产生和初步发展时期;第二阶段(1992年以来),这是中国经济法勃兴和走向成熟时期｡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转换,经济法在中国诞生了｡1979年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首部经济法｡这期间的经济法还有《统计法》､《森林法》､《土地管理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此外还有大量由国务院制定的经济行政法规｡随着经济法的兴起,民商法也产生和发展起来,《经济合同法》､《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等一系列重要的民事法律相继通过｡党的十四大在对国内外形势作了正确分析后,做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的历史性选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抓住法制建设的契机,重视经济立法,从而使我国经济法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初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法体系｡这一阶段,市场规制法异军突起,和先前发展起来的宏观调控法组成了我国经济法的主体部分｡这时期的经济法主要有《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招标投标法》､《税收征收管理法》､《预算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审计法》､《价格法》､《劳动法》等｡三、中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差异性及启示

中西方经济法的基本特征是相同的,都是国家为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矫正市场机制的不足,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进行干预､协调､平衡和调节,实现社会公平和效率的兼顾,实现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和可持续发展[7]｡中西方经济法赖以生成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差异,从而决定了中西经济法生成差异,通过对中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历史轨迹的分析,笔者认为中西方经济法的差异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从经济法的生成背景及启动因素而言,我国经济法并非脱胎于自由竞争的经济环境,并非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水到渠成的产物,而是政府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作为法制工程的一部分,同时亦是国家作为主体在应对外部挑战与时代要求时的一种积极回应[8]｡所以,中国经济法并非社会内部自发产生,其产生实际上是政府自觉地从无微不至的管理到不断放权的过程,属于政府推进型｡而西方经济法则是在自由市场经济向垄断市场经济转变的背景下产生的,其具体途径为市场失灵——民商法无以弥补——为限制自由主义国家进行干预——经济法产生,其为市场经济内部不断完善的产物,属于自然演进型｡

其次,经济法生成的法制环境也有很大的区别｡我国由于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及相应的自给自足封闭的经济形式,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市场经济的扼杀存在观念的影响,导致我国市场经济基础薄弱,横向经济关系萎缩,反映在法律和受苏联否认私法上,即为民商法缺位｡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微观经济日渐放开,政府职能也不断转变,民商法､经济法等几乎同时上马｡西方的市场经济是不断发展逐渐自然成熟的,故与此相对应,各种调控经济行为的法律制度也经历了从孕育､分离,到独立､成熟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在刑法､民商法及行政法充分发展之后,经济法也自然分娩了｡西方经济法是在民商法发达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产生是为了弥补民商法行政法调节经济关系的不足,走的是一条“反民法”､“异民法”的道路｡而中国经济法是民商法缺位下发展起来,其产生并非为弥补民商法不足,而是与民商法同生同荣､共同发展｡

最后,经济法生成的路径存在很大差异｡在西方经济法体系形成过程中,市场规制法先于宏观调控法产生｡市场规制法产生于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宏观调控法产生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而在中国经济法体系中,最先产生的是宏观调控法,市场规制法是在经济法得到初步发展后才产生的[9]｡两者社会本位形成路径也完全不同｡西方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是在个体本位上发展起来,是对个体本位的扬弃,中国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是由国家本位发展而来,是对国家本位的修正｡中国经济法产生于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发展起点在于规范政府干预经济行为;西方经济法产生于自由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换过程中,发展起点在于规范市场竞争行为｡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知,中西方经济法存在很多的差异,有着不同的产生发展历史轨迹和规律,所要面对的问题和肩负的任务是不同的｡中国经济法矗立的现实基础是还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既要克服市场失灵也要培育和发展市场,同时,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属于政府推进型的,加之我国经济法发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为了发挥市场经济基础作用和警惕干预的滥用,我国经济法还肩负规范和约束政府的经济行为的重任｡历史表明,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10]｡我们不能忽视中西方经济法的差异的客观存在｡目前,我国经济法学界大多从中西方经济法一致的假设出发,仅以西方经济法为参照系来论证经济法的一般规律｡如果不结合中国国情,则完全有可能导致以西方经济法的个性来代替中国经济法的个性,进而以西方经济法的个性代替整个经济法的共性[11],因而分析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特殊性应成为研究中国经济法理论的起点,只有把握了中国经济法成长的独立性才能获得对中国经济法的正确认识,也只有从这里入手才能真正建立起中国的经济法理论体系｡对于中国经济法的发展路径来说,正确的选择应该是抛开西方经济法学说对我们的束缚,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基础出发,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法｡

参考文献:

[1]漆多俊.论市场经济发展三阶段及其法律保护体系[J].法律科学,1999,(2):56.

[2]肖光辉.20世纪世界经济法理论的几个问题[A].何勤华.20世纪外国经济法的前沿[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66.

[3]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42.

[4]程信和,刘国政.比较法在日本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及对中国的启示[J].法学评论,1999,(2):65-66.

[6]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282,47.

[7]谭喜祥,唐孝东.中西经济法差异比较与我国经济立法的思考[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2):65.

[8]刘超,张昊.经济法体系建设应充分关注国际性资源和本土资源[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2):13.

经济研究生论文篇（10）

生态与经济是一对相关概念，而且这种相关是正相关，也就是说，生态制约着经济，而经济发展反过来又影响着生态，地理环境的差异，使得生态具有了一定的区域性，同一区域内的生态组成要素是彼此相互影响的，且互相交叉，这种状况的存在就使得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了不同于其他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众所周知，我们的经济发展最初是粗放型的，也就是不能充分利用资源，还产生了若干环境问题，进而形成了生态问题，由此我们的经济增长也受到了很大的约束。所以构建生态经济发展的一定路径也就成为保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

一、生态经济的特征

任何要素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组成，生态与经济作为人类社会不可跨越的两大环节，其组合自然也就具备了一定的特征。

第一，系统性特征。生态经济作为一个系统，是由诸多要素组成的，但在这众多要素之中，生物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这种系统性是以生物为中心的，没有生物的存在就不存在生态系统，而生物与环境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它们通过物质流、能量流和某些信息流使得生物得以跟环境进行交换，从而形成开放系统。这种开发系统的存在，使整个自然界处于良性循环状态，而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界的正常循环，否则经济的发展就会产生诸多难以解决的后患问题。再者，生态经济的系统是由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等要素构成的大系统，其要求人在考虑生产和消费时不能再置身于这一大系统之外，而是必须将自己作为这个大系统的一部分来研究符合客观规律的经济原则，只有这样，生态经济的系统性特征才能凸显出来。

第二，协调性特征。协调是一种普遍规律，无论在自然社会还是人类社会，都起着其他要素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只有存在协调，才可以表现出整体效应，才能反映出1+1>2，但协调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人类不仅要懂得正反馈还要懂得负反馈，既要懂得加也要懂得减，因为在一个系统里只有有加有减才能保证它是最稳定的，才能得到良性循环。如一个地方若鸟很多，那就会使虫很少，而虫一少，树就长的好，进而就为鸟创造了更好的生存条件，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在这个循环里有一个负那就是虫少了。假如虫多了，那就会使树少，鸟也就没了生存条件，那这个系统里就不稳定了。

第三,循环性特征。整个自然界存在着一种循环，而这种循环也是其靠自身的力量来完成的，在这一点上，外力的作用很是有限，但人们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干预这种循环的进行，由此也才形成了“恶性循环”和“良性循环”的概念。在传统工业经济的各要素中，资本在循环，劳动力在循环，而惟独生态没有形成循环。而生态经济则要求必须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经济活动，因为如果经济活动超过资源承载能力的循环是恶性循环，就会造成生态系统退化，而只有在资源承载能力之内的良性循环，才能使生态系统平衡地发展。

此外，生态经济还具有一定的新的价值特征。生态经济在考虑自然时，已不再像传统工业经济那样仅将其作为“取料场”和“垃圾场”，也不仅仅视其为可利用的资源，而是将其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需要维持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在考虑科学技术时，不仅考虑其对自然的开发能力，而且要充分考虑到它对生态系统的修复能力，使之成为有益于环境的技术；在考虑人自身的发展时，不仅考虑人对自然的征服能力，而且更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生态经济这些特征的存在，就要求人类在采取经济发展手段时，必须在此基础上选取合适的路径，进而实现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二、生态经济的路径

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步，但是这两个化带来了突出的生态矛盾问题。如工业化与环境污染，由于我们以前的发展是粗放型的，工业化越发达，生态破坏越严重，突出表现在大气上，如说大气里面二氧化硫超标会引起酸雨，2003年浙江的酸雨率是84%，珠江是50%，江苏是30%。现在我们沿海地区的电子工业很发达，它使用了高分子的化学物和重金属材料，造成了电子垃圾和含有剧毒的持久性的有毒物质。一台电脑需要700多个化学原料，其中50%以上对人体有害。那些地区的大批农民从事于电子产品的测检工作，引起了大量环境污染，更大的危害就是重金属通过土壤到生物再污染到人体。如有些地区的重金属超标在水稻上占80%，蔬菜上占60%，我们知道，重金属的土壤污染，菜园土大于水稻土，水稻土大于果园土，果园土大于旱地土，为什么菜园土最严重呢？就是因为城市垃圾在菜园土里的利用，还有农药的残留也引起了毒害。我们很久以前就禁止使用农药DDT，然而最近我们在人奶里发现了DDT，其含量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根据世界银行对我国的评估结果，他们认为中国大气跟水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应该占全部GDP的3％～5%，当然这一数字的准确度有待考证，但这种状况也的确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即单纯的经济增长，如果不考虑资源与环境的治理支出的话，那国民经济的增长是不实在的。所以我们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考虑生态，要把产业调整到良性循环方向来发展，从而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以提高资源效率、生产效率与经济的总体增长竞争力，因此考虑生态经济的路径选择也就成为我们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任务。

首先，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自然观路径。大自然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和物质基础，即不是救世主，一切依赖与大自然的恩赐；又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物质源泉。人定胜天，毫无节制地去索取、征服和对抗大自然；而应善待大自然，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自然规律，科学地改造和利用大自然，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用新的自然观改变传统的依赖与对抗大自然的观点，规范人类的行为方式，合理开发和利用大自然，使环境资源为人类生存已发展所永续利用。其次，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路径。发展是硬道理，而发展到底为了什么？可持续发展的实质目的，是通过在发展的过程中切实维护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可持续性，不断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更充分地满足当代和后代人的需求，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正如同志在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所说，如果我们的国民经济搞上去了，而环境污染加重了，人民的生活质量下降了，这不符合我们党的宗旨，也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的。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防止和克服与之相反的种种发展观，和行为方式，这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和根本目的。

第三，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为核心的价值观路径。他的基本内涵，是要求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与同步建设（以下称“三同步”）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以下称“三个效益”）的统一。再计算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时，不仅要看经济发展本身的增长率，而且要看经济发展给社会尤其环境所带来的影响，经过对比，扣除其外部的不经济因素，才是经济的实际发展水平和质量。这是我国正在强调的经济发展质量的内涵，也是一些国际组织所强调的绿色GDP的基本要求。我们按绿色GDP的计算公式，对我国近几年国民经济增长率中的外部不经济因素进行了测算，以年均增长率7％～8％为基点，分别测算出我国经济增长率中的外部不经济因素为12%、8%、4%。显然前两个概算的数据是不客观的，但在国家相关部门正在进行“十一五规划”编制时，不能不承认后一个概算数据的事实。这种事倍功半状态的出现，是单纯经济效益价值观指导下，实施不规范行为方式的必然结果。实践证明，只有树立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价值观，坚持“三同步”和“三个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才能提高经济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跟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步伐。

我国的资源人均占有量较低，如果不对生态进行强有力保护，那经济的发展将会受到更大影响，所以我们必须树立生态价值论的观点，因为“长期以来，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生态资源的稀缺性、有用性，实行的是成品高价、半成品低价、资源无价的定价制度”，这种思维模式的存在就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的发展速度过于依赖于生态的供给乃至破坏，但生态也是无情的，你向它索取了多少，它也要向你索取同等的数量，其最终的结果就是资源破坏、人与生态关系失调，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因此只有运用全面的观点来分析经济与生态的问题，才能从理论上、体制上和政策上真正解决生态保护问题，进而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和谐发展。

三、结论

任何事物都是相联系的，生态与经济也是如此，所以找到适合生态经济发展的路径，遵循一定的规律来安排经济的发展是实现二者共赢的重要方法。如今，工业现代化与城市生态化正融为一体，21世纪的世界，依赖城市化使发达国家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大多数国家进入了工业化过程，使人类进入了后工业文明时代，但环境污染问题却日益严重，进而造成生态状况的恶化，这种情况反过来又索取了人们以前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果，所以当人们认识到这一问题后，便开始考虑如何协调生态与经济的和谐发展共处，只有实现了这一突破，人类才能幸福地生活，社会也才能健康地运行。

参考文献：

[1]王军:可持续发展[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7年

[2]: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