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篇（1）

一、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分期现状及不足

(一)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分期现状

关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分期,主要存在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以党史为线索,根据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分期来划分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发展阶段。如邱伟光、黄小惠、许启贤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划分为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1921.7―1949.9),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1949.10―1976.10),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1976.10以来)等三个大的时期。二是以思想政治教育的自然属性、自身发展特点及其规律划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发展阶段,并以党史的历史分期来命名。如张耀灿、刘建军认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应分为初创与形成时期、成熟时期、发展时期、曲折前进和严重挫折时期、拨乱反正和发展的新时期等。三是依据党的重要历史文献的出台时间划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如毛锡学、李其然将其划分为:(1)形成时期,以1929年12月28日古田会议决议――《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为标志;(2)逐步成熟时期,以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为标志;(3)发展时期,从1944年4月起到1954年4月《中国人民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的颁布为止。(4)曲折进行并遭到严重破坏的时期,从1954年起到1976年粉碎反革命集团止。(5)创新时期,从1976年10月到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为止。

(二)上述分期存在的不足

重新审视这三种历史分期不难看出,它忽视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学科独立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不是党史的“缩影”,不应以中国革命的历史时期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分期进行命名,把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党史、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混为一谈。另外,对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分期还未形成统一的划分标准。不论是以党史为线索进行划分,还是以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发展特点和规律进行划分或是以党的重要历史文献的出台划分,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缺乏统一的标准。

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分期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把握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学科独立性

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确定研究对象是一个学科成立的根据和发展的逻辑起点。关于学科研究对象的确立,曾有精辟的论述:“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科学的对象。”①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有自身的特殊矛盾――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中国化理论和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与人民群众实际思想认识水平之间存在的矛盾(差异)以及如何解决矛盾,有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实践和历史经验,有学科自身的研究对象――解决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领域特殊矛盾的客观规律,②这一学科特殊的研究领域、研究对象决定了其学科的独立性。我们不可否认,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学科独立性是相对的,它与中国共产党史、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这两门学科又有着天然的联系: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既是中共党史的分支学科,又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一门分支学科,“而且主要是在中共党史和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这两门学科的交叉点、结合点上生长、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③因此,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在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学科独立性的前提下、在与党史分期不相矛盾的大背景下、结合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本身的发展特点进行的分期,才能得出合乎逻辑的科学结论。

(二)把握党思想政治教育史分期的标准

笔者认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正确分期的标准能否确立,主要是看分期是否揭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是否有助于总结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上的经验教训。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适应事物发展的规律,将会促进事物的发展,反之将会阻碍事物的发展。同样,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分期,无论是横向划分还是纵向划分,都要遵循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那就是对其进行的分期首先是是否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主要是时空上的变迁规律,这是第一位的、是首要的;其次是是能否总结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上的经验教训,使理论成果与时俱进。因此,笔者认为,以此为依据确立的分期标准,就不会偏离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大的方向,更不会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分期标准与党史的分期混为一谈,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分期的科学性强,它能不断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良性发展。

(三)把握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实效性评价

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实效性问题意即党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能否被教育对象接受内化并外化为自己的行为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史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同时是一个曲折变迁的过程,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和目标任务的改变,已经成熟的理论不一定适合后续实践的发展。“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这些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④因而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实效性的评价、找到在当时提高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契合点,这才是对其进行历史分期的着力点所在。

三、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的正确分期

依据上述需要把握的问题,笔者尝试将党的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分为三个时期:

(一)革命时期的革命化思想政治教育时期(1921年-1949年)

1.思想政治教育探索时期(1921-1927)。这一时期主要是学习和借鉴苏联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理论和制度,进行马列主义的宣传,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化和制度化探索时期。

2.思想政治教育形成发展时期(1927-1935)。从1927年10月的“三湾改编”的把“支部建在连上”尝试建立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制度体系开始,经过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系统总结我军工作经验、批判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等错误倾向,阐明了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进入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这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初步形成的标志。1934年2月在瑞金召开的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上的胜利》的报告,指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生命线”。“生命线”地位的确立,表明党对思想政治工作及其规律的基本形成了科学的认识,因此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形成时期。

3.思想政治教育成熟发展时期(1935-1949)。这一时期从针对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我党开展了整风运动,提高了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实事求是工作作风,这是党思想政治工作实践的一次伟大创举。在理论上,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从哲学高度总结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经验,1944年谭政代表留守兵团政治部作的《关于军队思想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它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总结了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阐明党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性质、方向、任务、地位和方法,完整地概括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理论问题,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成熟的重要标志。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围绕争取和平和统治的政治任务,继承和发扬思想政治工作的传统和优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向前发展,形成了最广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了独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二)建设时期的革命化思想政治教育(1949年―1978年)

1.思想政治教育非革命式正向转变时期(1949―1957)。这一时期,党领导开展土地革命、“三反”、“五反”以及抗美援朝系列实践活动,维护国家安全,完成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些实践活动表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既有针对敌对势力的传统的革命化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又具有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是新时期指导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也是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非革命化转变实践的反映和总结,体现了党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方式转变在认识上的深化,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和实践标志性成果。

2.思想政治教育革命式反向转变时期(1957-1978)。这时期,由于党的指导思想出现左倾错误,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后期甚至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出项革命式的反向转变,片面扩大社会主义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以政治斗争化的革命式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给党和国家、人民带来巨大损失,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遭受严重挫折。

(三)建设新时期的科学化思想政治教育时期(1978年至今)

1.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转变时期(1978-1992)。这一时期,围绕后出现的“两个凡是”的僵化指导思想,以“真理问题标准”大讨论为起点,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1982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宋仁穷在有关会议上提出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随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逐步建立,表现在国家开设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专门培养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人才。(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仍然残留着革命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痕迹,比如运动式的教育口号、方式等等)

2.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确立及发展时期(1992至今)。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提出进一步改革开放,标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围绕改革开放的各项工作,开展切合实际的思想政治工作。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以及国外资本主义思潮等带来的错误思想和认识的影响,党不断深化、完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体系同时,在90年代末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21世纪初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些重要思想不仅是党和国家工作根本指导思想,也赋予思想政治工作新的科学内涵。

注 释:

①选集(第一卷),1966,第284页.

②王树荫.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学科建设论[J].思想教育研究,2006,(3).

③张耀灿.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3.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240页.

参考文献:

[1]邱伟光.思想政治教育史[M].陕西:陕西师大学报,1988.

[2]黄小惠.思想政治工作70年[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1.

[3]许启贤.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陈登才、董京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史[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5]张耀灿.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史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09-0040-02

一 历史制度主义

历史制度主义是当代西方以经验为基础的政治科学的主要分析范式之一，也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内部的一个重要流派。历史制度主义不仅继承了旧制度主义，还改造了旧制度主义。同时，历史制度主义在对行为主义作出反思的基础上，继承了集团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的一些分析视角，并且吸收了一些历史社会学的相关理论。

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主要体现在它的结构观和历史观上。在结构观中，历史制度主义一方面强调了政治制度对公共政策和政治后果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极为重视变量之间的排列方式；在历史观上，历史制度主义注重通过追寻事件发生的历史轨迹来找出过去对现在的重要影响，强调政治生活中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的特殊性，并试图通过放大历史视角来找出影响事件进程的结构性因果关系和历史性因果关系。①

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主要有四种：制度的革命与战争生成论、路径依赖理论、断裂平衡理论和渐进转型理论。其中，制度的革命与战争生成论是指“20世纪乃至以前所爆发的国内革命和国际战争导致一个政治体制的衰落，随之新的政治体制产生”。②路径依赖理论是历史制度主义最重要的一种理论范式。它主要强调了历史进程中某个重要的制度、结构、社会力量、重大事件或其他关系对当前制度结构的形成所产生的方向、内容以及模式上的一种依赖性的影响。断裂平衡理论是指制度变迁过程中呈现出的一种断裂平衡的状态。渐进转型理论将制度变迁的具体方式分为替换、层叠、转移、转变和衰竭五种。

二 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历史制度变迁

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课堂形式呈现，最初是1920年在北京大学的几个系先后讲授的《唯物史观》和《公认的国际运动》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课程及讲座。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也经历了多次改革，主要原因多是因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转折以及政策和制度的变迁。尤其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发展，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中的路径依赖理论贯穿了整个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过程。具体来看，主要可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高校思想政治课程的初步发展时期，时间是从1949年～1956年。此时正值新中国成立的初期，百废待兴，高等教育也面临着如何改革的问题。自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提出要培养人民的新思想后，同年的12月23日～31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部长马叙伦在开幕词中强调了要着重于文化教育、政治教育。副部长钱俊瑞也在总结报告中指出：“对新区学校安顿以后的主要工作，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在教师和青年学生中进行政治和思想教育”。③这一时期，我国各高校积极响应会议精神，纷纷开设了社会发展简史、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等课程，但当时由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刚刚起步，并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材。接着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各校拟定1951年度教学计划时应注意的几项原则的指示》，当中表明：“政治课是各系科的基本课程，与其他业务课程一样，应着重于系统的理论知识的讲授，同时结合实际有重点地解决学生的主要思想问题。”之后为了避免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与其他课程对立或者分离，各高校取消了“政治课”的名称，将“社会发展史”这门课程改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与另外两门课程一起，同其他业务课一样进行统一计划。1956年9月9日，教育部下发了《关于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程的规定（试行方案）》，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定为马列主义基础、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并具体规定了相关的课时要求以及考查方法。从历史制度主义中制度的革命与战争生成论来看，我国刚刚成立了新的政治体制，随着新的政治体制而产生了新的制度。由于受到新的教育制度的影响，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发展变化。

第二个时期是高校思想政治课程的曲折发展时期，时间是从1956年～1978年。1957年开始，我国的社会基本矛盾发生变化，加之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代表社会文化的主流思想产生了波动。1957年10月12日，我国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指示》，要求各高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以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教材，同时取消了原本的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1961年4月，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进行了调整，对于不同学校和不同专业，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科目进行了调节，力求更加符合不同学校、不同学生的实际情况。虽然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课程逐步走向正规化和合理化，但由于当时党的“左”倾思想，以至于到后来的，都使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这一时期，由于历史发展的不稳定性，制度的不断调整，以及这一特殊历史事件产生的断层效果，使得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处于历史制度主义制度理论中断裂平衡理论的断裂时期。

第三个时期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恢复与稳定发展时期，时间是从1978年～1992年。此时正值拨乱反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始全面发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开始进入恢复期。1979年5月20日，自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政治理论教课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设置一般定为：一年级开设“中共党史”，二年级开设“政治经济学”，三年级开设“哲学”，四年级开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1982年党的十二大之后，我国正式开始提出在高校开设思想品德课程，并逐步规范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科目与课时要求。不仅对本科学生，之后对于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也专门下发了规定，并对于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的设定提出了具体的一系列要求。这一时期，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缓慢发展，逐渐步入正轨，基本处于断裂平衡理论的平衡时期。

第四个时期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全面发展时期，时间从1922年至今。自党的十四次全国大会以来，整个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因此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也随之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1993年8月1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教育委员会于《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了要加强“两课”教育，并且要进行改进，注意两者的相辅相成，共同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良好作用。2004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2005年接下来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不仅进一步强调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在高校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并且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课程体系、教材以及教学方法等各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至此，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理论课程部分，真正进入了平稳良好的发展阶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依靠国家政策和制度来进行设定、开展工作。从渐进转型理论来看，进入了层叠的状态，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部分按照政策偏向于进行调解，差别性增长，逐渐依照政策的要求转变，符合的部分增加，不符合的部分减少，直至形成完全符合当前形式与政策的新结构。

三 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建议

第一，我国社会目前处于快速发展的稳定时期，因此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应该依照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中的渐进转型理论，按照转移的模式来寻找对策，处理问题。由于当前制度较为稳定，因此可以对于机制不变这一特征协商性忽略，主要针对所面临的外部条件的变化而自动调试，在制度的约束下来调整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细节问题，找到针对所面临问题的有效对策。

第二，目前我国高等学校对学生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政治观等思想，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向着成为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而努力。因此我国的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背景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等正确的思想以及政治观点、社会规范，对高等学校的学生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以及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使他们形成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思想政治品德。

第三，根据思想政治教育在当前历史发展中的地位来合理定位其在高校教育中的地位，适当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依靠专门的思想政治课程和思想政治活动，还可以将其融入其他课程的日常教学中，使之更好地渗透在对学生的教育中。

第四，避免反复多次地重复教学，以防思想政治教育对学生的有效影响降低。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注意到学生的学习过程特征，尽量避免学生在接受本科教育以前多次教授已学过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第五，充分开展思想政治活动。我国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处于稳定发展的历史时期，但目前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基地的建设还不够完善，应积极建设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基地，为思想政治活动提供开展的平台，也可以通过校企合作来为高校学生提供实践的机会，在实践中更直接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以求达到更佳的实际效果。

注 释

①刘圣中.历史制度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②刘圣中.历史制度主义 制度变迁的比较历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122～134

③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6～9

参考文献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篇（3）

当前我国的发展，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时期，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导致世界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加强，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开展，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理论、政治和情感的各项认同度，促使他们齐心协力，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献计献策。当前的世界实力是不断发展的结果，因此，要想认清当前世界，就必须建立在了解历史的基础上。本文中主要分析了世界史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价值，充分发挥世界史的教书育人作用，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一、学习世界史对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在当前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加强思想领导的重要作用，建设完善的意识形态，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我国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在2015 年 1月19日，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在该项文件中指出，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道路上，高校担负着输送人才和理论支持的重要任务，因此，做好高校思想教育工作至关重要。实际上，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我国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兴起了许多的国际问题和思想理论，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受各种外来文化和思想的冲击，对学生们的价值追求造成许多不良影响，对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造成阻碍。导致大学生盲目追求外来文化，对我国传统的民族文化的理解越来越弱。人生观和价值观都不成熟，很容易受到影响，因此，加强民族教育和国家情感教育非常重要。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知识传播的主体是高校教师，他们担负着提升大学生的理论、政治和民族各项认同感的重要任务。能够培养学生们的安国情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历史的意义在于保存民族记忆、促进文化认同和维护善恶平衡，维护公平和公正等重要作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历史，能够帮助人们提升民族自豪感，培养民族的进取心和自尊心。全面培养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高校中的历史教师，需要具备高度的教育责任感，培养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水平，全面提升学生的观察等各项能力，帮助他们认真思考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我国在国际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研究和解决所有的中国问题上，都有需要从世界的角度作为出发点，这样一来，就必须要学习世界史。世界史教师在传授世界史相关知识的同时，还要注意培养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仰和精神以及道德情操，提升学生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样一来就能够确保搞笑的思想宣传工作的顺利进行，及时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由此可见世界史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世界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和途径

1、学科体系方面要加强世界史的教学和思想政治理论相结合

通过学习世界史的理论、观点、方法借鉴和交流融合，将世界史和思想政治理论相融合，提高学生将学习到的思想政治理论运用到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相关能力。培养一支专业的人才队伍，这些人才要同时具备思想政治学科和其他学科的各项知识技能，同时还要具有跨学科素养研究能力。世界史的授课教师，要加强对马克思理论的学习和掌握，从历史学角度出发，深入剖析民主、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想，在课堂上向学生讲解西方社会的各项理论和思潮。同时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从历史的角度，为学生深入讲解各项问题，在大历史和全球史的前提下，通过树立正确的科学发展观为学生讲授思想政治的深刻意义。

2、加强世界史专业教师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群体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对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的教师来说，科学研究的主要意义，在于校内外所有教师的沟通和交流，不仅仅是世界是教师，还同时包括各学科的教师，摒弃过去的教书匠思想，从整体上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水平，同时还有助于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世界是教师在做好第一堂课的基础上，还可以加强与政治思想理论教师的交流和沟通，在大学生思想政治第一课堂的基础上，构建世界史第二课堂。从学校的角度来说，学校可以组织相关的思想政治教育研讨会和论坛，以及学术讲座等活动，专门邀请和聘请世界史方面的专家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和学术讨论。此外可以通过读书会、辩论会等形式来提升学生学习世界史的兴趣。全面培养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综合水平。

3、在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中引进世界史的教学和学术活动

大学校园文化的建设，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各方面综合素质，培养他们的各方面能力综合成长，特别是对于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都有重要的培养意义。高校中，教世界史的教师们要积极参与到建设校园文化之中，以学术为本，在校园多开展一些世界史的公开课、选修课和读书会等活动，同时还可以开展世界是学术讲座，或者是通过图书馆来普及世界是的相关知识，让学生能够全面了解世界史的学术性、知识性和思想性，提高学生们学习世界史的兴趣。此外，将世界史通过相关学术教学活动，来向同学们展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通过建设校园文化，正确树立学生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为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塑造良好的教育环境。

三、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全面培养学生掌握世界史的各项能力，有效提升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内涵，同时这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的体现。通过学习世界史，大学生能够发散思维掌握更多知识，用历史来沉淀学生的知识水平，提高对世界的认识，和知识的掌握能力，对于学习我国历史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5（1）.

[2] 高希中.“书名竹帛”：历史承载民族记忆[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5）.

[3] 苏几.今人该怎样研读世界史[N].中国青年报[J].2015（2）.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篇（4）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自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构成面。但是，从梁启超出版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到萧公权发表《中国政治思想史》，关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思想内容，就一直被糅合进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加以处理。到1949年前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这一提法的正当性还不为学界所承认。后来的泛政治化思维，就更是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纳入封建主义的范畴了事，将之进行简单的否定，缺乏起码的理论分析逻辑和历史清理的严谨理性。

近20年，三重机缘推动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其一，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热潮中，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顺带地成为这一研究热潮中的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生活的相关反思中，中国传统政治体系再一次成为"现代"政治体系的对照物，相应成为被批判和抛弃的对象。"走出中世纪"的呼号大体上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中国传统政治诸方面的历史积淀之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为后来理性的思考提供了条件。其二，在同一时期流行的现代新儒家思潮及其研究活动，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理性分析奠立了基础。相对于以往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而言，对于新儒家思潮的关注，驱使人们重新检讨过去那种面对传统文化仅只是批判的不确当姿态。并在此基础上带着"同情"与"敬意"进行传统文化的研究和现代解释。无疑，这推动人们去慎重检讨传统政治文化遗产及其现代价值问题。其三，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在上个世纪90年后期已经走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当口。这驱动了政治理论的研究活动。也使得政治理论走到了理论活动的前沿舞台。其间，先起的西方现代政治哲学著作的出版热，以及后起的西方古典政治哲学著作出版热，[2] 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提供了理论资源。现实的推动与理论的筹备，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发生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并不因为这些机缘本身就具备了自己研究的正当性保证。方法上的缺乏自觉，仍然是制约这类研究水平提升的最重要因素。研究者要么还是沿循梁启超以来的那种描述思路，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拉开为一条历史演进的线索。要不就是沿循萧公权的那种在中西简单的比较中刻画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风貌的方法道路，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混合起来处理。究竟什么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者还缺乏对于研究对象对应于"中国"的"空间"、对应于"传统"的"时间"、对应于"政治哲学"的"事件"的三维方法审度。以这种研究的"空间"感而言，人们在目前的大多数研究成果中，很难认定自己把握住了"中国"的政治哲学。因为多数研究是在自觉或不自觉的西方框架中勾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同时，以这种研究的"时间"感来讲，人们也难以通过研究者提供的成果认知"传统"中国政治哲学的面貌。因为现代化的解读已经将传统几乎遮蔽了。最为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哲学"的学科界限，在这类研究中往往不具有学科的严格性。它与政治思想、政治学说、政治观念，乃至于政治制度设计、常识层次的政治生活规则等等的边际界限都比较含混。政治哲学与政治社会学、政治法学、政治制度研究、政治心理学、政治文化或政治人类学等等现代学科的边际界限，也没有有效划定。方法的孱弱是显而易见的。

二、四种取向

当然，不可否认，其中的一些研究成果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具有的启发性。在笔者的可及视野中，近期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成果，在方法上具有启发的著作，就有不少。根据这些研究成果的分析，目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方法取向，大致可以区分为四类，而这四类研究方法又引申出四种研究导向。

其一，知识构成的描述，与这种研究方法相伴随的研究导向是政治思想史基本问题的概括。就这种研究的地位而言，可以说它目前居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主流。近期的代表作可以是周桂钿主编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3] 该书的具体内容基本上是对于传统中国思想的社会政治内容的归纳。论述的大致结构是--以天命论作为中国传统政治的精神支柱，以经学作为中国传统政治的指导思想，以大一统论刻画中国传统政治的格局，以纲常论凸显中国传统政治的纽带，将民本论视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基石，以德治论概括中国传统政治的特色，以常变论为中国传统政治改革的理论依据。这些内容，可以说都是以前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反复论述过的问题。出于作者用心的是这样的编排方式所具有的理论意图。绪论是陈述作者研究方法的篇章。作者从"哲学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出发进行讨论。以回答"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有什么样的哲学"这两个问题作为论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切入点。进而以"儒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干"为思想史内容结构的基本断定，引发出对于本书具有设论般意义的论断--"政治哲学是儒学的中心"。为了证得这一设论，作者一方面断定以往那种认为儒学是伦理学的意见之不能成立，另一方面指出从原儒、到宋儒、再到新儒，都是政治哲学。回答何以中国传统哲学是政治哲学时，作者认为，那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哲学家都以救世济民为目的，为政治服务的理论意图决定了这类理论活动的性质。而且，它恰好可以显现出与西方思辨哲学相区别的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以政治哲学为特色的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心，就是具有相当的现代价值的"民本论"。全书围绕这些设论，将古代中国政治思想家与政治家关乎政治问题的论述集纳起来，并将这些论述统称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作者选择的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论述方法，具有它自己的优势：一是这样有利于读者了解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究竟涉及到一些什么问题，大致可以对之有一个简明扼要的把握。二是研究者可以从容地勾画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基本轮廓，并以历史的演进作为支持自己论述的有力理由。这对于普及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思想的常识，是有益的。

但是，这种研究方法支持下的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限制：第一，从研究的出发点讲，一种致力于争辩中国有没有哲学（政治哲学）的方法，是无法保障研究者对于真实思想历史面目的刻画的。因为"你有我也有"在方法上具有一种比附的嫌疑。第二，由于这种方法立意于交代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涉及的基本问题，因此陈述问题本身蕴涵的需求超过对于问题之间逻辑关系的清理，它无法帮助人们有机地通观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第三，它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内容的删削，还是单一的儒家中心的。诚然儒家思想是古典中国思想结构的中心，但是，在勾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时候，如果只是以儒家作为论述的轴心，就难以照顾到其他各家在传统政治哲学建构过程中所发挥的必不可少的作用。第四，这类研究还是以对于西方哲学的割裂和简单归类为方法支持的。事实上，西方哲学具有自己分门别类发展的历史结构。我们绝对没有理由讲，西方哲学只是思辨哲学，那只是西方近代哲学一个组成部分的特点--尤其是站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视角看问题的时候。无论是古希腊罗马、还是欧陆英美，西方都有自己深厚的政治哲学传统。

其二，意识形态的勾画，与之相伴随的研究导向是将古典历史与现代变迁中主导的意识形态作为论述政治哲学问题的中心。[4] 在这" 种研究方法的指引下，作者将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史视为意识形态的演变史，勾画出一条从古典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学到现代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线索。作出这种勾画的政治哲学理论依托主要是认定政治哲学主题是"历史上居于统治地位的国家指导理论"，以之为核心，作者将古典思想--不论是天人关系、人性问题，还是政治法律、经济管理和国民义务都归纳到政治哲学的主题之中加以审视。并在历史的推演之中将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古代儒学、宋明儒学、从儒学向马克思主义转折。这一研究进路的宏观描述是具有某种创新性的。但是，由于研究者只是对于政治哲学的理论边界进行了粗略的划定，因此，具体的论述几乎完全落入既往的思想史写作模式中，而没有将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的边界成功地划分出来，从而缺乏真正的创新性。而且，一部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能否用意识形态作为轴心来加以勾画，在理论上是值得商榷的，就思想历史的演进本身状况来看也是值得怀疑的。

其三，政治功能的凸显，与这种研究相伴随的研究导向乃是"五四"以来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采取的基本态度--一种不妥协的批判封建主义、王权主义的导向。这一研究的近期重要成果，是刘泽华主编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5] 刘泽华自80年代以来一直专注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学术收获颇丰。他由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清理进入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进路上与其他研究者并没有太大区别。但是，与一般直接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学者进入政治哲学研究时对于政治哲学理论问题掉以轻心不同的是，刘泽华注重政治哲学的理论预设。一方面，他认为从政治诸学科中的地位上讲，政治哲学"具有统领全局的意义"；另一方面，从与政治制度安排这类"硬件"相比较的角度讲，政治哲学是作用于人们思想与行为规范的"软件"。再一方面，他将政治哲学研究问题的范围进行了明确的规定，确定政治哲学关注的主要是五个问题：政治思想与观念中最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与命题、有关政治"为什么是这样"的理论与命题、政治价值的理论依据、有关政治范式化的理论与观念、政治理论的结构与思维方式问题。而且，他特别指出"不梳理政治哲学就难以把握中国历史的总貌和特点"。基于这些预设，刘泽华着力对于天命信仰与王权认同、天序论与社会秩序及整合、道与社会规范、大一统与政治分合、王权至上观念与权力运动大势、人为贵与王政、崇圣与社会控制、崇公与抑私、改易更化论与改制变法、革命论与王朝更替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可以说，就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基本问题域而言，刘泽华的研究都已经涉及到了。而且论述的确当性是较高的。但是，因为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进行研究的理论划界的辨析还是较为粗放的，具体论述中间使得阅读者不太容易区分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治文化与政治哲学的界限。同时，强烈的批判预设，使得研究者的分析中立性保持得不是太好，结论的效度与信度就有所下降。

其四，理论结构的提取，与这种研究相伴随的研究导向是建立"中国的"政治哲学理论体系。近期的代表作可以是刘晓的《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6] 相比于前述研究者来讲，刘晓对于政治哲学的理论边界保有较高的警觉。他划了20多个页码的篇幅讨论了政治哲学的概念、意义与范围问题。而这种讨论比较引人关注的是，作者给予了政治哲学学科的西方论述以学科坐标的地位。这似乎有以西方对于政治哲学的界定来范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危险。其实，这是我们使用政治哲学这样的概念来整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某些深层次内蕴的一个必然方法"选择"：因为从概念到范围的基本规定性来讲，政治哲学都不是我们传统思想中具有形式化建构的东西。在某些方面，相近的思想内容也许具有类同性。然而，一旦我们试图对于这些类同的思想内容进行形式化、即按照现代学术划界的分门别类的研究时，我们就不能不接受"逻各斯"意义系统的形式化分科话语。其实说起来，前述几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理论上的限度，就是因为对此的理论警觉不高导致的。

刘晓对此的警觉是值得认同的。他认真清理了现代西方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们关于政治哲学理论规定性问题的论述。从古典政治哲学的赞赏者（如斯特劳斯）到现代政治哲学的捍卫者（如伯林等）、从行为主义功能主义的政治科学家（如达尔、伊斯顿）到规范取向的政治学家（如萨拜因），刘晓都对其进行了理论关注。从而将政治哲学的学科特征进行了较为可靠的归纳：政治哲学的对象是人类的观念与精神，在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框架中它关注的主要是价值评价。它具有较高的抽象性、价值性、规范性、凸显的是政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它还具有传统性、意识形态性。它注重政治的目标，在方法上有自己的真理性标准。这些归纳基本上把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学科特性给展现出来了。通过这些理论清理，刘晓将政治哲学规定为探讨政治价值尤其是合法性正当性及理想政治秩序、建构政治价值范畴及其关系的元理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社会政治批判理论。并以之为方法指引，对于现代新儒家关涉政治哲学的心性论、历史叙事、政治论述、国家论道、与现代民主的关系问题、自由与平等、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本源进行了分析研究。

刘晓对于新儒家政治哲学的研究，因为是个案研究，还不足以反映他对于整个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意见。而且因为他处理的是中国现代思想史问题，也许给他提供了论述问题的方便。因为现代中国思想学术的学科分化已经能够达到学科独立化的基本状态。但是，他在讨论"中国的"政治哲学问题时表现出的方法自觉，乃是最具有启发意义的。不在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理论中吸取足够的理论营养、不在中西方政治思想的深入比较中，要想就中国传统思想本身进行论述就凸显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特质、内涵和问题，是不可能的。

三、方法进路

无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先天方法限制，即它是以西方现代的学科划分为学科存在的形式化条件的，制约了研究者在方法上的选择余地。研究者需要对于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进路有一种自觉。本来，研究方法可以是研究者个性化的东西，更可以是"无政府的"。[7]为什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者对于自己的研究方法进路需要有如此审慎的态度呢？除开前述的学科形式化理由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如果没有自觉的方法论选择的话，研究根本就不可能展开。一方面，这是由于中国古典思想的陈述不是"逻各斯"式的，而是日常思索式的。我们研究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必须首先恰当地处理研究所凭借的原始资料问题。不在自觉的方法指引下，将关乎政治哲学主题的原始资料从古典的非学科化而是混一化表达的各种思想的思想史资料中离析出来，那政治哲学简直就不曾存在过。研究对象没有确立起来，我们研究什么的问题就无法解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古典思想在近代遭遇到了西方思想，从晚明迄今，中西思想的交流使得"中国的"纯粹性受到了侵蚀，这种侵蚀简单地讲，可以形容为中国的思想内蕴需以西方的表述方式表达。我们如何研究自己民族的思想史，就此必须在小心翼翼的中西对比和特征分辨中进行。否则，我们就无法准确地把握到中国传统思想的脉搏。这一研究处境，逼使我们不得不对方法问题加以重视。再一方面，我们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是为了什么的问题，也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研究方法问题。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尽管追求自己学术活动的社会政治效用，但是，他们的成功之处，多半限于个体心性安顿问题。对于社会政治制度的安排，多半出于玄想。这既使得中国传统思想的哲学性质得到了强" 化，又使得中国传统思想的社会效用没有保证。如果我们仅仅是在还原中国传统思想的基点上研究它的话，那意义就极为有限了。这驱使我们转换中国传统思想主要服务于个体心性需求的定位，将关涉社会政治生活的思想内容纳入到社会政治现实需要的范围之中。进而将其中的政治哲学内容离析出来，使之具有独立的现代学科价值。并在以其理解中国传统的整体历史面目的基础上，使之可以凸显其服务于现代社会政治生活需要的当下价值。

确认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便需要对这种思路之下的研究方法进路进行勾画。简单地讲，这种研究方法可以以四重推进的研究进路来概述：首先是"历史--描述"，其次是"思想--提炼"，再次是"比较--界定"，最后是"理论--重构"。之所以说这四者之间的关系是四重推进的关系，是因为它们既有一种不能倒置的逻辑递进关系，又有一种相互支撑与依赖的辨证联结关系。就前者而言，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首先是一种历史研究。历史的叙事必须遵循一种尊重历史的描述原则。在此基础上才能将历史中的思想体系及其蕴涵的独特思想贡献提炼出来，并通过中西思想的比较凸显各自的思想特征，进而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理论结构烘托出来。假如倒置四者的关系，进行反推，就可能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作为现代研究者预设的某种理念的一个证明材料，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面目反而不可能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就后者来讲，没有历史叙事，就没有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思想史基础，缺乏思想史基础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就可能堕入随意的比附，随意的比附结果就只能是反传统的。这势必把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弄得不伦不类，前述的空间感、时间感与学科独特性都得不到凸显。

首先看"历史--描述"的环节。历史是什么的问题是需要回答的。简单地讲，历史就是过去发生过的事情的总汇。而历史学就是忠实并详实地记录历史事件的学问。历史学遵循某种描述的方式就是顺理成章的。这中间当然有历史学家对于事实记录的个人选择，以至于卡尔强调"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 [8] 于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中对于其历史基础就此应当怀抱两点信念：一是尊重历史事实，二是必须发挥研究者的能动性。前者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得以研究的基础，后者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据以凸显学术性的条件。在前者言，我们就没有理由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简单地归诸儒家政治哲学。在后者讲，我们就必须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主流的学派、思潮（如儒家政治哲学）加以足够的重视。前者的宏观把握为后者的重点论述奠基，后者的重点论述显示前者的深度与特质。历史描述必须在思想史上的诸观念体系之间保持一种均衡态势。

其次看"思想--提炼"的环节。思想总是个体的，尽管它可能代表着一个社会阶层或集团。个体性的思想是活跃的，还不具有公共性的。它要融入思想史，就还得以其具有思想推进意义的贡献的凸显，才有可能，从思想史的一般进程来看，并不是每一个思想家的思想都有进入思想史的价值和必要。在形似杂乱的个体思想中离析出具有思想史意义的思想，就是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功。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显然是广义上的思想史研究。从思想史的时代划分上讲，从先秦、两汉、魏晋到唐宋、明清、再到近现代，有无数的思想家，但是他们未必都思考过中国意义上的政治哲学问题。从政治哲学的思想主题上看，天人关系、人性善恶，王权观念、官宦制度，也未必都是每一个思想家关注的对象。儒家的政治哲学主题确实具有某种主导性，但是儒家与道家的互补结构、儒家与法家的互补结构显然是不能忽视的。观念史形态的政治哲学固然值得高度重视，而生活形态的政治哲学未必就可以忽略。这中间又有一个思想提炼的学术工夫问题，也有一个寻找到诸思想流派与诸构成环节的平衡点问题。

再次看"比较--界定"的环节。比较可以在思想家之间进行，也可以在同一政治哲学、乃至文化体系中的不同历史时期之间进行。但是我们在方法检讨意义上的比较，专指中西政治哲学的比较。这种比较之所以必须进行，是由于前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方法处境决定了的。比较的进行，既需要对于西方的政治哲学理论与历史，尤其是西方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的不同论述背景与理论指向，有一个较为清楚的认识。又需要对中国的政治哲学之以古典的学科含混性存在的形态与以现代的自觉研究的学术活动，加以区分。在此基础上，对于中西方政治哲学的存在情形、问题轴心、架构方式、功能发挥、历史演变、现代转型等等加以全方位的比较研究。这种比较，具有对应性，即西方政治哲学家对于某个问题是怎么处理的，而中国思想家对于类似的政治哲学问题又是怎么处理的。但是，这种对应性不是比附性，即不是西方有什么中国就有什么，而且攀比西方政治哲学来重建中国政治哲学。同时，这种比较又具有不对称性，即西方的政治哲学从研究主题到问题架构方式，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主题与问题架构方式，几乎都是两样。前者是可比性的基础。但后者不是不可比性的依托。因为后者所体现的差异性，恰恰正是前者比较的价值体现。再者，这种比较是在西方政治哲学之作为强势话语的情景下展开的。西方政治哲学的强势之为强势，不是因为它借助西方的暴力逻辑，从而得以推广自己。而是因为它揭示的人类现代政治处境的价值底蕴。于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又不得不划分出现代转型前后的不同政治哲学问题域、与传统的理论形态不同的现论构成，以及依托的不同社会形态所驱使人们思考的政治哲学功用的界限。

最后看"理论--重构"的环节。这里的理论是指足以范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诸学派、诸流派的问题兴趣、陈述方式、理论的所指与能指，进而刻画出"中国的""传统""政治哲学"的诸特征。这一理论，是传统本身没有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它是当下的研究者所必须提供给读者的。因此，它是一种重构的产物。这种重构当然不是研究者对于历史随意的铺排，而是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之作为分散性论述、朝代式演进、含混性存在的一个分解。它是"中国的"，因此不与"西方的"政治哲学混同。它是"传统的"，因此不与"现代的"政治哲学一致。它是"政治哲学的"，因此不与一般"政治思想的"混淆。这些边际界限的清楚划分，是建立起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正当性基础的前提。否则，这种研究今天可以命名为政治哲学研究，明天也许称之为政治思想研究、甚至是政治制度研究，也无不可。因此，大致可以说，这一研究的学科形式要件是由西方政治哲学提供的，而内容构成要素则是由传统思想提供的，它是一门"现代"中国学术研究：逻辑的整理工夫是显然的，而进入传统的扎实理解能力是必须的。只有两种能力的相对具备，提供名之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成果才是可以期望的。那种简单地诉说一下哲学是什么，政治哲学又是什么，再比附到中国思想史上，诉说一下中国哲学是什么，再诉说一下儒家思想是什么，然后简单地以儒家思想深层主题来替代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路径，在方法上是值得再检讨的。

四、方法的功用

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来讲，方法的问题是极端重要的问题。但是，方法反思不是本体性的，而是功用性的。之所以说这种反思不是本体性的，是因为，研究方法的存在与作用从来不能离开研究的具体实践。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只能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联接在一起才是有意义的。因此方法是不能独立自存的。它也就不可能是本体性的。离开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自身演变，中" 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就是不能存在的；离开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诸问题的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就是纯粹玄想而没有针对性的。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为自己寻找合理的存在理由上来看，这是一个顺推的过程。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为自己确定理性的研究进路来讲，这是一个逆推的过程。不论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存在推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再推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方法，还是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方法反推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再推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自身演变，二者都构成相关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方法在其中都不具有独立自存的根据。

之所以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反思是功用性的，是由于，它是绝对服务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活动需要的。在研究的具体实践中，它始终是第二性的、从属性的。在确认这种功用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之下，我们需要对其可能发生的功用有一个轮廓的刻画。其一，前述指出的方法进路尽管是功用性的，但是，沿循四者固有的逻辑演进关系支持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是必须守持的方法原则。其二，方法的四个环节，是具有功能差异的。前两者主要采取的是归纳的具体方法；后两者主要采取的是演绎的方法。前两者主要采取的是分析的方法；后两者主要采取的是综合的方法。前两者面向的是历史；后两者面向的则是理论。前两者负责的对象是理论理性；后两者负责的对象是实践理性。其三，方法与研究之间的关系连接点或契合点在哪里的问题是必须弄清楚的。显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是要与现代中国政治发展与变革的精神需求相贯通。因此，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选择必须具有明确而强烈的"现代"意识。这当然不是要将古典的政治哲学扭曲为现代的政治哲学，而是要将古典政治哲学中蕴涵的现代性因素激发出来，使之具有的活性因素能够服务于现代政治生活的深层精神需要。

简单地讲，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问题反思的功用目的，就是要促进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作为一门具有现代独立学科意义的学问的诞生，就是要促进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的健康发展，就是要推进中国当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健全精神走向。这是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方法最大功用的一种预期。

作为一门具有独立学科意义存在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在学科定位上的三个要素是必须予以同时关注的。就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而言，其实不用过于停留在西方政治思想家关于何谓政治哲学的个性化争论上面，仅就西方关于政治哲学的辞典定义就可以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一个最基本的学科形式化理由。政治哲学研究的是政治、尤其是政治价值、政治现实的实质和政治分析的知识假定有关的观念的学科。作为规范理论，它力图阐明政治的价值，确定什么是希求的和道德的事物。当政治哲学关注现实怎么样的时候，关注的也是现实的实质和根本性质，而不关注特殊的经验事实。当政治哲学提供分析工具的时候，它注重词汇和概念的含义、论证的逻辑，发现真理的途径以及命题的根据。[9] 这中间当然需要对于政治哲学、政治理论、政治思想、政治科学之间的边际界限予以重视。[10]

作为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研究一个组成部分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是要为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的建构服务的。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必须避免为传统辩护的传统主义走向。当然也需要避免以往那种以批判甚至诋毁传统为导向的研究取向。以理性来筹划既关注传统又展望未来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也许最有利于我们建构中国现代政治哲学。

作为服务于中国现代社会政治转型精神需要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首先应当确立其作为学术研究的特质，而不应当扭曲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来僵化地服务于现实政治的要求。那样势必因为蔑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学术尊严，而败坏研究的声誉，影响研究的前途。其次应当以提升中国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精神品质为鹄的，来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问题。传统的与现代的，毕竟属于具有对峙性的二元假设。注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历史面目是这种研究的底线要求，而注重这种研究健康地影响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是这种研究的必然升华。

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具体实践来看，研究方法的陈述自身常常只是对于即将展开的研究的一个预期。而方法的力量只会显示于研究展开的具体进程之中。因此，作为一种方法的陈述，也许会陷入理想化的圈套之中。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中，究竟能否兑现上述方法预期，还是一个在研究实践中需要逐步检验的问题。就此而言，任何对于理想方法接近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又都是有其存在价值和意义体现的。毕竟，方法不是妨碍研究而是推进研究的工具。

注释：

[1]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研究项目"政治哲学研究"（课题编号A01014）子项目"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2] 前者如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起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宪政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方现代思想丛书"。后者如上海三联书店近期出版的有关斯特劳斯、施密特的著作。

[3] 周桂钿主编：《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 刘惠恕：《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从儒学到马克思主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篇（5）

目前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的研究主要关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历史分期问题、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学科建设、课程的社会实践教学以及教材编写等方面。有学者从理论高度出发来研究、总结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等问题，或是选取中国革命史中某个阶段来解读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比如，许人冰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分期范式做了研究综述。姜丽霞、曹发军主张“以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发展及特点规律为划分标准”。陈晓丹、王玉婷、王新山和杨波则主张“将党史与思想政治教育史相结合，以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为核心，结合党史分期理论表述的划分是比较合理的划分”。而刘芬、余钟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分析了目前这些历史分期标准的现状和不足，并提出自己的分期标准。王新山、梅洁则从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课程的社会实践教学方面来探索提高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自觉性和科学性的路径。

通过对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现状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对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历史分期问题、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学科建设、课程的社会实践教学以及教材编写等方面的研究日趋深入。而从理论高度出发来研究、总结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等问题，或是选取中国革命史中典型具体的一个历史阶段来解读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这方面的研究也在逐步跟进。

总之，目前学界对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的研究中已有了可喜成果，但笔者认为还存在以下不足：其一，研究成果雷同，不够深入。虽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其深度仍有所欠缺，相关的研究成果在观点上重复、雷同现象较为严重，研究成果的思考也有待进一步深化。其二，研究内容和范围有待拓宽。从已有成果来看，研究大多侧重于对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历史分期的研究，而对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其他方面问题的研究比较欠缺。其三，研究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肯定该领域研究取得可喜成果的同时，也应当客观地指出，学界对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进行研究时，存在堆砌史料的现象，个别概念的表述还不够准确和一致。当然学术研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曲折变化的过程，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和目标任务的改变，已经成熟的理论不一定适合后续实践的发展。“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这些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 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同样如此。

当前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的研究成果中，对革命战争时期的研究成果较多、较成熟，而对改革开放以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弱，也不够成熟。尤其是在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不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研究上，都是一个难点和薄弱环节。笔者认为这方面可以有所拓展。在研究范围上，既要注重对当前阶段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研究，又要强化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段我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些优秀经验的分析。在研究对象上，则既要注重从宏观的整体层次上研究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问题，还要善于从微观层次上对特定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人民群众的影响力，即实效性加以分析和探讨。本文仅以笔者的一点绵薄之力，对推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领域的研究作一些思考。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篇（6）

    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主要是用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原理与方法,来研究如何对社会成员进行民族观教育,使其形成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民族观的学科。由于民族思想政治教育伴随着民族现象而产生和发展,不同时空的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由于社会制度不同,理论基础必然有差异。我们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必然要从马克思主义的视域出发,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出发。

    1.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根本理论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系统地阐述过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但他们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即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不仅提出了许多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观点和理论,而且为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奠定了根本的理论基础。由于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分支学科,因此这些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和观点,也必然成为科学的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根本的理论基础。可以说,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最大贡献,因而也是他们对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最大贡献,没有这个根本的理论基础,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就不可能诞生,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也就失去了依托。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家,没有发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不承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他们就不可能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的物质根源,当然也就不可能揭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物质根源,不可能用社会经济原因来说明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也不可能揭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人们社会精神生活方面的民族思想政治教育,也是由社会的经济关系决定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原理,为揭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同社会经济的辩证关系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揭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规律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奠定了经济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任务和奋斗目标指明了方向。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立奠定了根本理论基础。

    2.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直接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民族工作,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提出了一系列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和新的观点。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发展的基本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一般说来,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时期,各民族间的共同因素在不断增多,但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和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差距将长期存在;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以及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道路。我国的民族问题只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事业中才能解决;我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祖国统一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发展程度高低,一律平等;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国策,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必须长期坚持和不断完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我国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支持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创新,鼓励各民族加强文化交流;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是解决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关键,是管长远、管根本的大事。

    以上内容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实现了理论上的与时俱进。这些符合时代特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地反映了我国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实质的,是我们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最新总结与行动指南,必然成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直接理论基础。

    3.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具体理论基础

    从学科的角度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独特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亟待纳入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科学体系,建立分支学科进行深入研究。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原理与方法来研究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研究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体系,既可以推进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发展,又有利于丰富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分支学科。

    民族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它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既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也存在一般思想政治教育的共性,是特殊性与共性的统一,共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原理和方法必然成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具体理论基础。同时,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门交叉性的分支学科,还必须把民族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作为自己的具体理论基础。

    二、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实践基础

    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是伴随着民族的产生而出现的,它是人类社会一种客观现象。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有着广泛的实践基础。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实践基础主要表现为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

    1.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历史基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纵观历史,中国虽然出现过短暂的割据局面和局部分裂,但统一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同时,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和巩固过程中,经过长期的民族融合,形成了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一个血脉相通的共同体,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各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这既体现在族际血缘的融合上,又体现在经济发展的互动上,也体现在政治生活和文化上。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依存,结成了牢不可破的血肉纽带和兄弟情谊,共同扞卫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共同推动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这种多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特殊国情,正是党和国家对全体社会成员实施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历史基础,也只有在这种多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特殊国情里,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才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符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满足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这是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建立的历史基础。

    同时,中国共产党历来对民族问题高度重视,注重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学习与运用,提出了一系列符合我国国情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并对社会成员开展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才使得祖国统一、社会稳定、民族团结、边疆巩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得到又好又快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宣传、教育和普及工作经验,也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2.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现实基础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我国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民族问题依然是关系到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稳定的重大问题。

    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问题面临着复杂多变的新情况,国际敏感热点问题极易引起国内的反响和回应,国内民族问题也极易引发国际关注和干预。目前主要有五个方面的问题导致民族问题突出,主要表现在:一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少数民族地区仍然相对落后;二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之间的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矛盾纠纷有所强化;三是频繁的人口流动造成民族之间的误会和摩擦有上升趋势;四是因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不同而引发的民族矛盾时有发生;五是国际敌对势力极力挑拨我国的民族关系,利用民族和宗教问题,企图破坏我国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稳定。

    民族问题无小事。如何解决民族问题,如何正确地认识民族问题,如何使社会成员树立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这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需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学者在内的所有人员的共同努力。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正是针对和适应这种现实的需要。因此,民族问题的存在,就构成了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现实基础。

    三、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认识基础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篇（7）

为了更准确地描述这_领域研究的基本状况，笔者统计并分析了部分重点期刊①1979-2013年间发表的有关中共政治思想史的学术论文，共计483篇，发现有三个主要特征：

 

第从党史研究的整体状况来看，对建国后中共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处于薄弱地带。《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与2013年两年发表的各类文章的总数近480篇,9份期刊关于中共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总数仅相当于这份期刊两年的总量，可见中共政治思想史所占比例之低。另外，在这483篇论文中，研究建国后60余年相关问题的仅有197篇，占整个政治思想史的41%,远少于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政治思想史所占比例。由此可见，中共政治思想史研究在整个中共党史研究中处于弱势地位,而建国后部分又在中共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处于弱势地位,是研究的薄弱地带。

 

第二，从研究主题来看，专题研究整体稍多于人物研究,但在部分时期情况则相反。9份期刊中，中共政治思想史专题研究约占57%,人物研究约占43%。建国后部分专题研究占58%,略多于人物研究，与整个中共政治思想史研究基本情况相同。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两个阶段的主题分布差异较大。在前一时期，人物研究在数量上仅为专题研究的一半;而后一时期，人物研究则在数量上超过专题研究，占总量的58%。总的来说，人物研究所占比例接近1/2,这反映出人物研究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载体。

 

在人物政治思想研究中，不平衡现象突出。综合各时期，毛泽东政治思想研究占所有人物政治思想研究总数的44%,将近占人物研究总数的一半，其他人物所占比例则较少。同时,人物研究数量上的不平衡呈现出阶段性特点:毛泽东政治思想研究主要集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政治思想研究占了近九成，超过了其他人物研究的总和。在研究成果方面，关于重要人物的政治思想，一般都已有专著出版，如杨树祯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徐久刚《邓小平政治思想专题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而对于一些非重点人物，其政治思想往往只是作为所有思想的某一方面加以述说，如王继平等人所著的《蔡和森思想论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龚强华《李先念生平与思想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等则将其政治思想同哲学、经济等方面的思想集成一书。

 

第三，从时间分布上来看,1980年代是整个中共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高峰，建国以来中共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高峰则出现在1990年代。9份期刊1980-1989年共发表中共政治思想史论文154篇，占34年总数的31.9%;1990-1999年共发表168篇，占总数的34.8%;2000-2009年共发表129篇，占总数的26.7%;2010-2013年共发表32篇，占6.6%。1990年代中共政治思想史的发文数量看似超过了1980年代和新世纪头14年。但实际上,此次统计的期刊并非都是从1970年代末一直持续到现在，其中一些期刊创于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如《党的文献》(1988年创刊)、《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创刊)，《毛泽东思想研究》则在1990年代出现增刊。如排除这类刊物，1990年文数量明显少于1980年代，不到它的90%,而新世纪头10年发文数量又只有1990年代的80%。由此可以看出，1980年代，中共政治思想史研究在数量上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峰，之后呈现出逐渐下滑的态势。在毛泽东民主思想中，目前学界关注较多的是毛泽东的‘‘大民主”思想。关于‘‘大民主”的定义，早期很多学者认为“大民主”就是急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45](p207-208)李晓社则进一步分析了‘‘大民主”的手段和目的，他指出毛泽东对大民主涵义的理解包括三层意思：第一，“大民主”实质上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第二“大民主”的主要形式或手段是‘‘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其三“大民主”的目的是对所谓的“敌人”实行专政。[46在此基础上，有的研究者意识到毛泽东所谓的‘‘大民主”是从主张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人那里借用来的概念，毛是针对西方议会民主、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提出的“大民主”。47]杨德山更进一步发现，毛泽东的“大民主”针对的不仅是西方式民主，其内容也并非单纯的群众运动。1956年至1957年间，毛泽东提及的‘‘大民主”有五种：西方资本主义式的‘‘大民主”、波匈式的“大民主”、革命年代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闹事”式的“大民主”和“四大”式的‘‘大民主”。毛泽东在探索过程中否定了包括群众运动在内的前四种“大民主”，而选择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式的民主，这才是毛泽东所谓的“大民主”。“四大”式的‘‘大民主”有其独有的特点：有针对敌我矛盾的_面，但不带暴力性质，属于“文斗”;有针对人民内部矛盾的_面，但具有群众运动特性，所以更具威力;有反对官僚主义斗争性的一面,但有组织性和可控性，而少破坏性和不可控性。

 

由于学者们各自对“大民主”的理解不同，因此在毛泽东选择‘‘大民主”原因这个问题上存在许多分岐。高锡文将“大民主”理解为以“四大”为形式的群众运动，进而将毛选择“大民主”的原因归结为四个方面:革命年代群众运动惯性延伸;“四大”形式与基层民众文化传统的契合，即群众需要更为简单、更容易接受的民主形式;实现政治理想强烈愿望的推动;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影响。49]杨德山则视毛泽东的“大民主”为一种有别与革命年代群众运动的新形式，因此他认为毛泽东选择“四大”式的‘‘大民主”主要是受当时认识水平所限。

 

(二)周恩来

 

对周恩来政治思想的研究聚焦于其统一战线思想，还有学者研究周恩来的过渡思想、民主思想、执政思想等,但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不及前者。王淑琴和郭新新将周恩来统_战线思想发展变化过程分为萌发、形成、成熟和丰富四个阶段:第一次国共合作为萌发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曰战争前期为形成时期;抗战中、后期，此阶段为周恩来统战思想成熟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是丰富和发展时期，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_是明确提出在革命胜利之后也要长期坚持统一战线，二是肯定民主党派的历史作用，要求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针对很多研究者视角局限于国内统一战线，彭明和陈答才则提出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应该包括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建国之后周恩来外交思想是他的统一战线思想的一部分。

 

(三)刘少奇

 

国内关于刘少奇政治思想的研究也包括许多方面，如法制思想、民主政治思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思想等，但热点是其关于社会主义矛盾的思想。

 

刘少奇社会主义矛盾学说的研究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刘少奇人民内部矛盾思想，另一个是刘少奇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一些研究者认为刘少奇最早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如吕小蓟指出，刘少奇在1951年思考国营工厂内部出现的管理机关和工人群众之间的矛盾时就已经提出了该问题，后来逐渐将人民内部矛盾扩展到对整个社会的认识。后来受“高饶事件”等影响，刘少奇中止了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探究。

 

在对刘少奇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研究中，王双梅认为刘少奇的认识经历了两次重大的转变:从1948年9月到12月，刘少奇认为建国后的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正式接收城市后，刘少奇意识到设想与现实的差距，因而在1949年7月4日给斯大林书面报告中提出新中国外部是与三大敌人残余势力的矛盾和斗争，内部是人民民主专政内的各阶级、各党派间的矛盾和斗争,外部矛盾是主要矛盾，而内部矛盾是次要矛盾。“三反“五反”运动后，刘少奇逐渐恢复以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主要矛盾的认识。63任晓伟注意到，虽然刘少奇曾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提到内外矛盾问题，但从1949年8月离苏返京到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之前，他没有再强调与三大敌人残余势力的斗争是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甚至没有再使用过‘‘主要矛盾”或“基本矛盾”的概念。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将与三大敌人残余势力斗争列为主要矛盾的提法有缺陷：既然是“残余势力”，它的地位就不应该是‘‘主要矛盾”。刘少奇意识到这个问题，就不再提主要矛盾的问题。

 

(四)邓小平

 

邓小平政治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学者们的研究涉及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稳定思想、民主政治思想、法制思想等许多方面。上文已介绍了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研究状况，此处介绍后面几个方面。

 

不同学者对邓小平稳定思想的定义不同。有的学者从广义出发，认为邓小平的稳定思想包括政治局势稳定、经济形势稳定、社会秩序安定和思想情绪稳定等诸多方面。65张彬则认为，从《邓小平文选》中关于稳定的用法来看,虽然“稳定”内涵十分丰富，但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政治稳定”的略称。邓小平政治稳定思想包括局势稳定、政治生活稳定和基本政策稳定三方面。56](p204_2W)关于邓小平稳定思想形成的过程，严励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_阶段是“文革”后期复出期间，初步形成稳定思想;第二阶段是1977年恢复工作至1988年，邓小平对如何维护稳定和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都作了一系列论述;第三阶段是1989年到1997年，1989年2月，邓小平提出了稳定这一概念，北京政治风波后更加完善。57]此外,还有人从实现途径入手研究邓小平的稳定思想。

 

关于邓小平民主政治思想的内容，学界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早期研究者的界定较为简略,黄如军认为邓小平民主政治思想包括三个方面：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不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坚持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基本政治制度。59吴宏放的分析更加详细，他认为邓小平民主政治思想包括九个方面：民主政治前提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基础是党和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探索;重点是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动力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方法是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积极稳妥地推进;依靠力量是人民群众;保障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根本目的是实现和发展广大人民的利益。60立足于更加宏观的视角，戴玉琴认为邓小平民主政治思想包括四个方面：民主政治发展的协调性;民主政治发展的全球性与民族性;民主目标取向的现实性与可行性;民主进程的渐进性与稳定性。

 

在邓小平法制思想由哪些部分组成这个问题上，研究者之间也存在分歧。张建田与钱寿根认为邓小平法制思想由八个方面组成:核心思想是强调法制建设必须为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法制建设必须同经济建设并举;法制发展的前提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是加强立法，制定完备的法律;发展方向是与民主政治建设结合起来;坚决依法从重从快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分子，是法制建设重要内容之健全法制的关键是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各项制度;执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法制建设的重要保障是建立一支宏大的知法、守法、执法队伍。M(f43_227)高文则认为实现‘‘依法治国”才是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的核心，并提出邓小平法制思想有两个新的内容:基本方针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目的是增强国民的法制观念，这也是法制建设的根本问题。刘娟指出，从法律制度上健全对腐败现象的监督机制和防范机制是邓小平法制思想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篇（8）

高等学校是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基地，高等教育事关国家发展和民族未来。因此，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政府即在高校进行普遍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指导地位。这是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的题中之义，是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一环，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高校的实践。当时，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推动这一工作，为新中国培养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新型知识分子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对这一历史进程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对当今高校的思想理论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建立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平台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并颁布的《共同纲领》提出了新中国教育发展的方向，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1]为改造旧教育、创建新教育，人民政府在接管、接收公、私立高校时，废除了原有法西斯式的训导制度、特务统治和反动的政治教育，取消了“国民党党义”、“公民”、“军事训练”等反动课程。重视对高校师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是党的优良传统。早在苏区中央局创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延安的抗大、陕北公学均开设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与党的基本政策知识课程。新中国初期，在高等学校开设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就成为改造旧大学、建设新大学的重要措施。

1949年上半年，燕京大学自动添设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问题、马列主义基本问题、中国社会史、历史哲学、共产党宣言和联共党史等新课。1949年10月，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布了《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以“废除反动课程（国民党党义、六法全书等）”、“添设马列主义课程”、“逐步地改造其他课程”为各院系课程的实施原则；同时规定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包括社会发展简史）、新民主主义论（包括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史）和政治经济学为文学院与法学院的共同必修课程，前两门为各大学专科学校各院系共同必修课。这个规定还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文法学院的文学、哲学、历史、教育、经济、政治、法律等七个系的课目进行改造，各学科添加不少与学科相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的课程，这“是用新民主主义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用马列主义观点和方法，代替国民党反动统治时充满唯心论、机械论，以及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的反动课程的重大措施。”[2]

1949年11月17日，刚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的华北地区及京津19所高等院校负责人会议，讨论高等教育改造的方针，明确指出：当前课程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加强政治课学习。这确立了政治理论课在新中国高校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1949年12月和1950年6月先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第一届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再次强调，我们的教育应该培养新型知识分子作为我们国家建设的新型骨干，高校要进行革命的政治教育，肃清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会议通过的并由教育部于1950年8月14日颁布的具有法规性质的文件《高等学校暂行规程》，把对学生进行革命的政治思想教育列为高等学校任务的首条。教会学校亦不例外。1950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教会学校应遵守政府法令设政治课为必修课。之前，即5月19日，教育部颁发了经过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批准的《北京师范大学规程》，规定政治课约占本科各系全部课程的15％。同时强调，在文化业务课中，也应贯彻革命的思想与政治教育，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3]这些规定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列为高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并予以法制化。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篇（9）

高等学校是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基地，高等教育事关国家发展和民族未来。因此，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政府即在高校进行普遍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指导地位。这是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的题中之义，是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一环，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高校的实践。当时，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推动这一工作，为新中国培养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新型知识分子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对这一历史进程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对当今高校的思想理论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建立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平台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并颁布的《共同纲领》提出了新中国教育发展的方向，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1]为改造旧教育、创建新教育，人民政府在接管、接收公、私立高校时，废除了原有法西斯式的训导制度、特务统治和反动的政治教育，取消了“******党义”、“公民”、“军事训练”等反动课程。重视对高校师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是党的优良传统。早在苏区中央局创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延安的抗大、陕北公学均开设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与党的基本政策知识课程。新中国初期，在高等学校开设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就成为改造旧大学、建设新大学的重要措施。

1949年上半年，燕京大学自动添设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问题、马列主义基本问题、中国社会史、历史哲学、共产党宣言和联共党史等新课。1949年10月，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布了《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以“废除反动课程（******党义、六法全书等）”、“添设马列主义课程”、“逐步地改造其他课程”为各院系课程的实施原则；同时规定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包括社会发展简史）、新民主主义论（包括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史）和政治经济学为文学院与法学院的共同必修课程，前两门为各大学专科学校各院系共同必修课。这个规定还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文法学院的文学、哲学、历史、教育、经济、政治、法律等七个系的课目进行改造，各学科添加不少与学科相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的课程，这“是用新民主主义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用马列主义观点和方法，代替******反动统治时充满唯心论、机械论，以及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的反动课程的重大措施。”

1949年11月17日，刚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的华北地区及京津19所高等院校负责人会议，讨论高等教育改造的方针，明确指出：当前课程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加强政治课学习。这确立了政治理论课在新中国高校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1949年12月和1950年6月先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第一届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再次强调，我们的教育应该培养新型知识分子作为我们国家建设的新型骨干，高校要进行革命的政治教育，肃清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会议通过的并由教育部于1950年8月14日颁布的具有法规性质的文件《高等学校暂行规程》，把对学生进行革命的政治思想教育列为高等学校任务的首条。教会学校亦不例外。1950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教会学校应遵守政府法令设政治课为必修课。之前，即5月19日，教育部颁发了经过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批准的《北京师范大学规程》，规定政治课约占本科各系全部课程的15％。同时强调，在文化业务课中，也应贯彻革命的思想与政治教育，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这些规定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列为高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并予以法制化。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篇（10）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的重要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要充分认识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重要性，把握好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层次，注意解放思想，努力开拓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途径和渠道。

近几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讨论的热点问题。教育主管部门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性意见，学者们也发表了多篇论文，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这些意见和见解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目前，这种讨论正在深入。本文就这个问题中如何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问题谈几点粗浅看法。

一、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重要意义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问题，其意义可以从多方面展开。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一论证:

第一，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是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重要动因。

中央决定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其所属二级学科是从我们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特别是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出发的。但是，这个问题的提出也是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要求紧密联系的。应该说，适应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设置的重要动因。从另一方面说，有关材料显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决定设置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联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和建设的要求统一考虑的;并且，正是在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关改革的文件中正式提出来的。因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二，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关系着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大局。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设立的根本宗旨是为了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理论基础。而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贯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青年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阵地、主渠道，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全国人民的重要方面。现在，在高校学习的本专科生、研究生数量大、分布面广，这一代一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他们中的优秀人才将成为党和国家各方面的栋梁之才。这些青年的思想理论素质如何，社会主义觉悟的高低，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的程度，对共产党的信任状况，关系着国家的未来。谁赢得了青年，谁就赢得了未来。历史和现实实践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这说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质量事关党和国家的大局。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服务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是一个局部的小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全局的大问题，我们必须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的高度，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来充分认识它的意义。

第三，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关键历史时刻的迫切要求。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05方案”实施以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现在，中央组织编写的四门课的高质量教材已经全部出版，2007年秋季，全国高校都将全面启用新的教材。这对于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这四门课的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和教学内容，使教材中的基本理论观点、科学方法有效地进课堂、进学生的头脑。这涉及多方面的工作，但我们以为这里的关键有两点:一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理论素质，使之适应高质量教材的教学要求;二是对包括青年大学生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热点问题进行科学说明，把对这些问题的科学分析、科学论证、科学认识同教材中的原理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向青年大学生作出有力度、有深度、有说服力、有吸引力的阐释。不解决这两个关键问题，即使有高质量的教材，仅照本宣科、就事论事，仍然难于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而解决这两个关键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要义不容辞地肩负起这个责任。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85方案”的改革、"98方案”的改革，应该说都是取得了一定成就的，当时的一些设计也不乏有创新思想，但是后来都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师资队伍的状况不适应改革的要求。鉴于历史的经验，这一次改革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高度来改进和推进这项工作。

这里要说明的问题是，我们强调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重要意义，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就等同于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应该说，一个是学科，一个是课程，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我们不赞成把一个学科特别是一级学科等同于一门具体课程。尽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综合的课程，展开来，它包括四门具体课程，但毕竟它只是课程，不同于学科。从学科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门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的学科，它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研究它在世界上的传播与发展，特别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同时把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它担负着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重任，其理论内涵和承担的任务远比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涵和承担的任务要丰富得多、宽泛得多。然而，不能因为这两者不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就可以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功能。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要注意从两个层面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纳入自己的重要建设任务，并以自己的建设成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要注意从两个层面进行:

第一，必须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贯穿、渗透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建设的全过程中。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层面说，各二级学科都应有高度的自觉性，把为全部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当作自己的任务，不能认为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仅仅是别的学科的任务，与己无关。关于这个问题，关键在于要认识清楚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等在研究对象、研究领域之间的内在联系，正是有这种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证明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不仅仅是某一个学科的任务。转贴于 这种内在联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是其它四个二级学科的基础和核心，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形成和发展的轨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展相结合。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理论、思潮、流派的发生、演进及基本思想进行研究的学科，其主要内容仍然是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推进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专门研究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培养人们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学科。由此可见，各二级学科都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有紧密联系，因此各二级学科都应注意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整体上，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学科支撑，都要充分注意按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含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课程)的特点和要求，把有关课程体系、教材体系、教学体系(含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师资队伍建设、教育规律的探索、教学中的难点热点以及如何突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等问题，纳入学科建设整体工作之中加以研究。用研究的成果武装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丰富教材、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想政治性、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对如何将中央组织编写的高质量的教材内容和体系转化为教学内容和教学体系的研究，以适应教学的需要。

第二，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各二级学科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某种对应关系上，明确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重要任务。

我们强调不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简单等同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特别是等同于某一门具体课程，强调要注意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整体上认识服务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性，但这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的某个二级学科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某门课程有某种对应的关系。应该说，这种对应关系是存在的。比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联系就更直接一些。因此，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某门具体课程有比较直接对应关系的二级学科，就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为有对应关系的课程服务的问题。认真研究有关课程的基本范畴、基本原理、理论体系、典型案例、教材体系、教学体系、教学形式，用新的结论、新的观点、新的知识、新的材料、科学的思维方式为其提供直接的学科支撑。

我们以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尚无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有比较直接对应的二级学科。这当然可以从一级学科的构成上考虑和解决问题，但就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构成来说，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作为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有较明显对应的支撑学科是合适的。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是在吸取“85方案”开设“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课程进行社会历史发展的教育，以及“98方案”开设“毛泽东思想概论”和“邓小平理论概论”课程进行理论历史发展教育的基础上设置的新课程。它把历史发展教育和理论历史发展教育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实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发展的统一，构成了较为全面的历史教育。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正是专门研究以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为背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过程中的基本经验与基本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学科。它设置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理论成果、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等研究方向能够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提供强有力的学科支撑。

三、解放思想，努力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途径和渠道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设置以来，在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论文，充分肯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定位，注意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中的一些问题，学科点上的导师参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的编写，参加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一线的教学，培养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访问学者等。现在要在总结前一段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探索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方式和渠道。

要根据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特殊要求，注意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各二级学科的研究方向、课程设置、论文选题、实践教学、培养方式等方面作相应调整，培养能胜任新的课程改革方案教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同时，有条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点可在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和指导下，办专业培训班，培养在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以提高其综合素质，特别是理论素质。

要重视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特别是难点、热点问题，将研究的最新成果编写成教学参考资料，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参考，或通过举办专题培训班招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吸收他们参加课题的研究，或者请有关专家作专题讲座，以提高其理论素质，提高其对这些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科学认识，提高其教学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