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管理论文篇（1）

1、对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来说，多认为保证保险就是保险公司提供的一种担保，在设定的事故条件发生时，保险公司理所当然地要承担保证责任。

2、对于保险人来说，保证保险究竟是保险还是担保，不清楚，也很少有人去追问。保险权威理论著作（如《保险知识读本》）、保险监管机构及研究保险的学者多认为，保证保险本质上是保险公司以保险的形式提供的一种保证担保。

3、对于法院、仲裁等司法或准司法系统来说，由于保证保险在法律上找不到相关的依据，所以也觉非常困惑。有认为是担保的，也有认为是保险的，但无论表面上是认为担保还是保险，其思维理念的深层还是认为是担保，正是因为如此，即使认定保证保险是保险，但均拒绝适用《保险法》规定的保险利益规则、如实告知义务规则、危险程度增加规则等。

4、由于各方面对保证保险性质认识的模糊，所以保险公司在经营保证保险业务中，所形成的法律文件矛盾重重，漏洞百出。一方面按保险模式操作，由投保人投保并指定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保险人签发保险单；另一方面，又按照担保模式操作，与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直接签订合同或协议，承诺类似于保证担保的赔偿责任。

5、因为对保证保险的性质认识不清，所以在设计保险条款时，对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条款的约定，对保险责任的承担基本上是绝对的和无条件的。即使有些责任免除条款表面上看似乎很有利于保险人，但缺乏可操作性或者在普通人的认识上存在基本的逻辑错误。

正是因为以上认识误区和操作误区的存在，导致了在现实中，发生保证保险纠纷，保险人均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有的地方甚至无论是诉讼还是仲裁，也不论案件具体情况如何，保险公司均全面败诉，保险公司面临的损失惨不忍睹，甚至简直可以说是行业性的灾难。

二、保证保险的对策

由于过去和当前局面的严峻，许多保险人将保证保险业务失利的原因归结为社会信用环境的恶劣和司法审判的不公，而很少有人从自身去找找原因。因为如此，很多保险公司彻底停止了保证保险业务，认为保证保险是一条高压线，谁碰谁死。其实，保证保险的业务前景如同责任保险一样，是大有发展空间的。关键是要真正总结前一阶段用血的代价换来的自身的教训。

1、从理论上澄清关于保证保险性质的误区。保证保险就是财产保险而不是保证担保。其与保证担保最大的和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的内涵完全不同，保险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受《保险法》规则而不是《担保法》规则规制。

2、正确认识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理顺保证保险法律关系，不要签订任何混淆保险法律关系的合同或协议。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协议。只有投保人与保险人才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其他人均不是。那种认为被保险人也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的认识是错误的。另外，需要规范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受益人不属于财产保险合同中的概念，其在财产保险合同中没有任何法律地位。

保险管理论文篇（2）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保险市场上相继发生了一系列重大财务丑闻和操作风险案件。这些案件的产生大多是由于企业自身合规风险管理失控所致，因此，国际金融保险业纷纷整合内部资源，组建专职部门以强化合规管理，控制风险。同时，各国金融保险监管机构也认识到，外部的合规性监管不应该、事实上也不可能替代企业内部的合规风险管理，因此先后出台了一些关于公司内部合规部门建设的指引或规定。这无疑对金融保险业内部合规风险管理体系建设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近年来，国内金融保险业开始重视合规风险管理，一些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纷纷尝试以各种方式建立合规风险管理体系。2006年年初，保监会在《关于规范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中更是首次对保险公司进行合规管理、设置相应负责人和职能部门提出了明确要求。

一、“合规”、“合规风险”和“合规管理”的概念

(一)“合规”的概念

“合规”是由英文“compliance”一词翻译而来。Compliance原意为“遵守、服从”，但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金融保险领域中，compliance逐渐发展有专门的特殊含义。

2005年4月29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了《合规与银行内部合规部门》(《ComplianceandtheComplianceFunctioninBank》)高级文件。该文件虽未对“合规”概念进行界定，但却指出：“本文件所称‘合规风险’是指，银行因未能遵循法律、监管规定、规则、自律性组织制定的有关准则，以及适用于银行自身业务活动的行为准则，而可能遭受法律制裁或监管处罚、重大财务损失或声誉损失的风险。”由此可见，国际金融保险领域中所谓的“合规”，是指金融保险企业及其员工遵守法律、监管规定、行业自律准则，以及企业自己制定的内部规范的总称。

首先，“规”即合规的渊源。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合规与银行内部合规部门》中列举合规的渊源包括：“立法机构和监管机构的基本的法律、规则和准则”，“市场惯例”，“行业协会制定的行业规则”，以及适用于金融企业职员的“内部行为准则”等。因此，“合规”中的“规”不仅是指来自企业外部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还包括更广义的诚实守信和道德行为的准则，它们可能是来自企业外部，也可能是由企业自身制定的。

其次，“合规”中的“合”包括抽象和具体两个层面。在抽象层面，“合”要求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业务规则必须符合外部的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和行业准则；在具体层面，“合”则要求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业务规则都得到实际的执行。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国际金融保险业所关注的“合规”并非通常所说的“依法合规”。“依法合规”一词虽然在金融监管和日常经营中经常被使用，但它并不是一个严谨的概念，人们对它的理解往往是非常模糊和不统一的，仅仅停留在表面。如有人把“依法合规”理解为仅是“符合法律规定”，有的人则将其分解成“依照法律、合乎规定”，至于进一步的“法律”和“规定”是指什么，包括哪些内容，应该限定到哪个层级，就不得而知了。

(二)“合规风险”与“法律风险”的联系和区别

当前，人们普遍接受的法律风险概念，是指企业因不遵守法律规定、监管规则或者因和交易方产生合同纠纷，而导致财务损失、被处罚或者产生诉讼纠纷的风险。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定义来看，合规风险与法律风险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有重合的一面，比如金融企业因为某项业务而遭受处罚时，它所面临的合规风险同时也是一种法律风险，因此业界常常将“合规风险”和“法律风险”并称为“法律合规风险”；但是合规风险又不等同于法律风险，它们各有其独立性，彼此不能涵盖。

首先，合规风险中有些部分无法归人法律风险的范畴。如因不遵守诚实守信和道德行为的准则(包括自律组织制定的某些准则，企业内部制定的管理制度、业务规则等)而遭受声誉甚至财务损失的风险只能称为合规风险，而不是法律风险。相应的，因合同不能执行或合同纠纷而导致损失的风险也只能称为法律风险，而不是合规风险。

其次，传统的企业法律部门往往仅被定位为服务部门，负责向业务部门和管理人员提供法律咨询意见，支持企业的交易和诉讼，因此传统的法律风险管理往往是个案的和被动的。合规风险管理则是一种全新的、制度化的、主动的管理模式，与传统的法律风险管理有很大不同。

(三)“合规管理”的概念

国内外金融保险行业中，人们大多从企业管理和风险管理的角度出发，将合规工作表述为“合规管理”或“合规风险管理”，普遍将其视为一项独立的风险管理活动和一种健全企业内控体系的重要手段。

如上海银监局课题组在《中资银行合规风险管理机制建设研究》中指出：“合规已成为银行内部的一项核心风险管理活动，更是银行实施有效内部控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合规风险管理体制是指，银行主动识别合规风险，主动避免违规事件的发生，主动采取各项纠正措施以及适当的惩戒措施，持续修订相关制度流程和详尽描述具体做法的岗位手册，以有效管理合规风险，确保银行合规稳健运行的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

全球十大律师事务所之一的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在其《中国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标准化策略报告》中，将合规管理誉为“企业管理的第三支柱”，认为合规管理对外的重点在于指导“企业如何开展经营活动”，“保护企业免于发生重大风险事件”，创造和保持“企业精神”、“公共形象”和“声誉”；对内则能“从整体上增强和改善企业的内部管理控制”。报告起草人、著名合规管理专家吕立山律师更是认为，“鉴于长期以来不同经营部门各自为政的积习，实现整个集团的统一管理是许多中国企业所面临的重大挑战。而这一体制的实现，必须通过强化合规体系，建立上下通畅的报告和决策渠道，方能达成。”

综上所述，合规管理是指企业通过制定合规政策，按照外部法规的要求统一制定并持续修改内部规范，监督内部规范的执行，以实现增强内部控制，对违规行为进行早期预警，防范、化解、控制合规风险的一整套管理活动和机制。

二、国内外金融业合规管理体系建设的现状

(一)银行业合规管理体系的建设

随着对合规重要性认识的逐步到位，合规作为一门独特的风险管理技术，已经得到全球银行业的普遍认同，合规风险与银行其他风险一道被纳入到银行的风险管理框架中。国际银行业的合规职业队伍正在逐步崛起，合规人员日益发展成为一个专业化的职业阶层，合规部门的组织结构也不断得到调整和完善。

国际上，各大银行纷纷根据自身规模、经营的复杂化程度、业务性质及其区域分布的不同，设立了不同组织结构的合规部门。如荷兰银行和德意志银行成立了单一的、独立的合规部门；渣打银行、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等成立了法律及合规部或风险管理与合规部；汇丰银行在总行设独立合规机构，在中国地区则将合规和法律部门合二为一。

银行监管机构也先后对银行的合规部门做出规定。2003年10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了《银行内部合规部门》咨询文件，成为一些国家监管机构和银行规范合规风险管理的指导性文件。时隔不到两年，该委员会在此基础上再次了《合规与银行内部合规部门》高级文件，更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

国内银行业方面，中国银行是建设合规管理体系的先锋。早在2001年10月，中银香港即设立“法律与合规部”。2002年，中国银行总行把“法律事务部”更名为“法律与合规部”，增加合规管理职能，并设首席合规官。在首席合规官和法律与合规部的领导下，行内各级法律与合规部门在职权范围内进行了大量的规章制度建设、合规监督检查、合规培训、咨询、调研、宣传和反洗钱等工作。

除中国银行外，国内其他各大商业银行也纷纷进行了合规管理的探索和试验。如中国建设银行于2003年初在总行法律事务部下设“合规处”，2005年将其独立出来成为“合规部”；中国工商银行于2004年设“内控合规部”；中国农业银行将合规工作归口法律事务部管理；中国民生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也都设立了“法律与合规部”。

2005年11月，上海银监局了《上海银行业金融机构合规风险管理机制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沪上法人银行和商业银行分行应于2005年底前，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应于2006年底前设立独立的合规管理部门。该《指导意见》也成为我国金融监管机构第一个有关合规管理的专门文件。

(二)保险业合规管理体系的建设

在国际保险业，一些国际组织近两年纷纷有关文件，对保险公司建立合规管理体系提出要求。如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1AIS)在2004年的《保险公司治理的核心原则》(CompilationOfIAISInsuranceCorePrincipleoncorporategovernance,19January2004)中，要求保险公司董事会指定一名或数名官员负责公司的合规工作，并定期向董事会报告。世界经济合作组织(OECD)在2005年的《OECD保险公司治理指引》(OECDguidelinesforinsurers’governance，28April2005)中指出，在良好的公司治理下，确保企业行为合规(符合法律特别是保险法的规定，比如投资规则、报告和信息披露要求等)是董事会职责中必须涵盖的基本内容。

国际上，各国保险公司都非常重视合规管理体系和合规机构的建设。如美国国际集团(AIG)在董事会下设“规则、合规和法律委员会(Regulatory，ComplianceandLegalCommittee)”，在管理层中设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和首席规则官(三者的工作受规则、合规和法律委员会的监督)，形成双重的合规管理领导和监督体制。美国怡安(Aon)保险集团在董事会下设“合规委员会”，公司合规官、总法律顾问和负责内部审计的副总裁向合规委员会负责。

在亚洲，日本保险业特别重视合规管理工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合规体系。日本财产保险公司(SompoJapanInsuranceInc)在董事会下也设置了“合规委员会”，并将其明确定位为跨部门的协调机构，规定其成员由合规部门总经理、公司总部五个以上其他部门的总经理和相同数量的外部专家组成；公司日常的合规工作由合规部门负责，合规部门与总部其他部门以及各业务分部共同接受公司内部审计监察部门的审计，公司内部审计监察部门则向合规委员会报告工作。日本东京海上保险公司(TheTokioMarineandFireInsuranceCO.，Ltd.)、日本兴亚保险公司(NipponkoaInsuranceCo.，Ltd)的合规委员会则设置在CEO之下，不直接对董事会负责，合规委员会下同样设有专门的合规部门。在欧洲，荷兰国际集团(1NG)在总部设置了合规部，负责监控因违规而导致的有关企业声誉和商业信誉方面的风险，在集团的各个层级安插了375名合规官，分别监控本地本级的经营行为是否合规。法国安盛集团由总部法律部负责集团的合规工作，起草合规指南和相关的规则流程，下发到世界各地的子公司和分支机构执行，各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对本公司的合规工作负责，子公司的法律部则扮演确保本级业务运作安全和符合当地法律规定的角色。德国安联集团在总部设有首席集团合规官，在各分支机构中设有合规部门。

国内方面，平安保险公司在2004年底成立了“法律与合规部”，率先在保险业中开始新型合规管理的实践。2006年初，中国人保控股公司将“法律部”改造为“法律与合规部”，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了单独的“内控合规部”；之后，中国人保寿险有限公司也设立了法律合规部。此外，近来成立的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设“法律合规部”，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设“合规部”；中外合资保险公司中亦有中美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设“合规部”。

2006年1月5日，中国保监会在《关于规范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试行)》中首次提出：保险公司董事会除履行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所赋予的职责外，还应对“合规”、“内控”和“风险”负最终责任；保险公司应设合规负责人职位，并设立合规管理部门。该《指导意见》的，为中国保险企业构建全新的合规管理体系、组建合规部门提供了政策依据，必将大大促进中国保险业合规管理体系的建设。

三、我国保险业合规管理体系建设中的问题

我国保险公司的合规管理部门发展还不成熟，各保险公司定有各种内部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由多个部门分别行使部分合规管理职能，但目前的合规管理不成体系，不够完善，是比较落后的，无法符合保监会最新《指导意见》的要求。“合规管理”对于我国保险业而言是一个新鲜事物，实际运作中，未被全新“合规”观念武装的旧有的合规管理体制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全新的合规管理理念尚未在保险业中得到大力推广和普及。占据多数人头脑的仍是原有的“依法合规经营”，没有真正认识到合规管理的重要性、特殊性和专业性，不了解合规管理的具体内容和特点，更谈不上构建全新的合规管理体系和组织具体实施。

其次，现有合规管理体制中，没有统一的合规规划和合规管理部门，业务、法律、审计监察、财务甚至办公室等部门分别承担了合规管理的部分职能，不成体系，彼此之间职责界定不清晰，相互协调配合不力。由于缺乏合规管理的统率归口部门，企业内部规范在制定阶段多是各部门分头进行，缺乏系统协调。各部门因为自身知识、经验、能力的限制或者出于部门私利，往往容易忽略法律、法规、监管规定以及其他部门的规定，制定出的规章制度难免彼此冲突，之后又没有专职部门和统一标准来判断孰是孰非。在规章制度的监督执行中，由于没有专职负责的常设部门，各部门往往只检查本部门制定规章制度的落实情况，而对其他规章制度的落实情况应付了事。

第三，一线员工缺乏系统的教育培训和专业指导，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法律、法规、规则和企业内部规章制度。

第四，检查部门往往并不独立于业务活动，难以保证合规管理的有效性。合规部门应有能力主动对所有可能存在合规风险的部门履行合规风险管理职责，还应有权随时就其调查发现的任何违规或可能的违规行为向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报告，并且不因实施上述行为而遭受管理人员或其他任何工作人员的冷遇或打击报复。但在大部分保险公司中，几乎所有参与合规管理的部门基本都隶属于同级子公司或者分、支公司的管理层，这种体制显然很难保证对同级公司管理层是否合规经营进行严格的管理。

我国保险公司现行的合规管理体制虽然几乎是全员参与，但由于缺乏系统性；没有专职机构负责，没有有效的组织保障和科学的运行程序，因此只能是一种模糊低效的运作方式，亟需改革和完善。

四、构建合规管理体系的建议

合规管理的引进不是简单的嫁接，而是要完全融人保险公司的核心经营管理体制中。只有建立符合保险公司自身实际的合规管理体系，才能有效发挥其风险管理和健全企业内控的功能。

(一)合规机构和合规队伍的建立健全

合规机构和合规队伍的建设涉及到保险公司的董事会、高级管理层、职能部门和具体合规人员各个层面。

1.董事会层面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合规与银行内部合规部门》中专门规定了董事会的合规职责，包括审批合规政策并确保其制定适当，监督合规政策的实施，在全行推行诚信与正直的价值观念等。中国保监会在《指导意见》中也要求保险公司董事会对“使保险公司建立合规管理机制，并对保险公司遵守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和内部管理制度的情况定期进行检查评估”负最终责任。因此，处于公司最高层的董事会应充分认识到合规风险管理的重要性，责成高级管理层拟定合规管理的战略方案、合规政策，并由董事会通过执行；同时了解合规部门的功能及其效力范围，并监督和评价高级管理层的合规风险管理状况。当然，董事会可以设置专门的合规分委员会或者要求审计分委员会等来承担上述职责。

2.高级管理层层面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合规与银行内部合规部门》中指出：“每家银行应该有一位执行官或高级职员全面负责协调银行合规风险的识别和管理，以及监督其他合规部门职员的工作”，该执行官或高级职员被称为“合规负责人”。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在《保险公司治理的核心原则》中要求负责保险公司合规工作的官员应由董事会指定并向董事会报告工作。中国保监会在《指导意见》中借鉴了这些做法，要求“保险公司应当设立合规负责人职位。合规负责人既向管理层负责，也向董事会负责，并向中国保监会及时报告公司的重大违规行为”。因此，合规负责人更应设置在高级管理层层面，而非部门负责人层面，否则将可能难以很好地履行职责。

对保险公司高级管理层而言，参照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建议，应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制定和传达合规政策(包含管理层和员工应遵守的基本原则)，说明整个企业上下用以识别和管理合规风险的主要程序；确保合规政策得以遵守，发现违规问题时，采取适当的补救方法或惩戒措施；每年至少一次识别和评估企业所面临的主要合规风险，并制定管理这些合规风险问题的计划；就合规风险管理，特别是重大违规情况向董事会或其下设委员会报告；组建一个常设的、有效的内部合规部门。

3.合规部门层面

合规部门是合规工作的职能部门，是合规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地组建适合公司需要的合规部门是做好合规工作的前提和组织保障。

(1)合规部门的设置和模式选择。国际上，金融企业通常在总部设置独立的合规部门，在分支机构设置当地的合规部和合规官。总部合规部门直接向高级管理层(总裁或董事会主席)报告，并拥有直接向董事会或其下设委员会报告的权限；各分支机构的合规部门则存在矩阵式和条线式两种报告路线，前者在向上一级合规主管报告的同时，还要向合规部门所在分支机构行政主管报告，后者只向上一级合规部门主管报告。

我国实践中，金融保险企业的合规部门设置存在三种模式：一是合并法律和合规管理职能并设置相应机构；二是设立单独的“合规部”；三是设立“内控合规部”。第三种模式强调了合规工作增强和改善企业内部管理控制的方面，与模式二并无本质区别。

我国大多数的银行和保险公司都选择了第一种模式，即将原有的法律部改为“法律与合规部”，或在法律部下设“合规处”，或者直接将合规职能划归法律部。这一选择并非中国企业的创新，在国外一些大金融保险企业中，法律部门与合规机构的职责界限往往也是比较模糊的。美国银行业协会的统计结果表明：银行规模越大，越希望由银行法律部门履行银行合规职责。全球企业法律顾问协会(ACC)则认为，合规是公司法律顾问或者公司律师职责的一部分，因此合规管理和法律部门密不可分是很自然的事情。

从行业实践来看，我国现阶段以保险公司已有法律部门为基础组建合规管理部门应是较好的选择。合规管理以对法律法规、监管规定的正确理解和解释为基础，在很多情况下，合规风险和法律风险是重合的。正是合规管理与法律工作之间这种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使大多数企业选择了第一种模式。实际上，即便企业建立单独的合规部门，如果其合规管理体制不能以与国际公认的法律标准和做法一致的方式反映和包含对适用法律要求的完整、准确的理解，就无益于保护、增进公司的利益。也就是说，即便成立独立的合规部门，其运行也离不开法律人员的专业建议和支持。

(2)合规部门应保持独立性。无论合规部门的组织结构如何，保持其独立性是最重要的原则。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合规与银行内部合规部门》中对独立性进行了解释，其包含四个相关要素：“第一，合规部门应在银行内部享有正式地位。第二，应由一名集团合规官或合规负责人全面负责协调银行的合规风险管理。第三，在合规部门职员特别是合规负责人的职位安排上，应避免他们的合规职责与其所承担的任何其他职责之间产生可能的利益冲突。第四，合规部门职员为履行职责，应能够获取必需的信息并能接触到相关人员。”

因此，在设置合规部门时，为确保其独立性，应当考虑建立相关的配套机制：一是合规部门要尽量独立于业务和财务部门，进行独立预算管理，预算管理应与合规部门的工作目标保持一致，而非取决于业务部门或业务条线的盈利状况。二是建立科学的激励考核机制，即一方面合规部门要接受上级部门和机构的监督评估，以确保合规职能的有效发挥；另一方面，对各业务部门或业务条线管理人员的绩效考核，应主动咨询合规负责人对其合规风险管理能力的评价意见。

4.合规人员队伍的建设

上海银监局课题组提出：“为确保合规部门有效履行职责，应配备高素质的专业合规人员。银行的合规人员要具有与其职责履行相匹配的资质、经验、专业素质和个人素质。适当的专业素质包括能全面、正确地理解法律、规则和标准及其对银行经营运作的实际影响；通过定期、系统的教育和培训，能保持并发展其专业技能，具有对所适用法律、规则和标准最新发展的实时把握能力。适当的个人品质主要包括诚实正直的品格、思考质疑的能力、职业判断的中立性和独立性、良好的沟通能力、较强的判断力和灵活性等，尤其需要具有对合规问题涉及的相关人员直言不讳的勇气和能力。”上述对银行业的合规人员素质要求在保险业也同样适用。

对合规人员的专业素质要求与对企业内部法律工作人员专业素质的要求是类似的。但合规工作中管理的比重远远大于传统的法律支持工作，合规人员通常更需要深入了解本企业复杂的业务经营。我国金融保险企业中目前大多已存在一支成形的法律工作队伍，因此，加强对现有法律工作队伍业务经验和管理才干的培养，无疑是建成一支高素质合规队伍的捷径。

(二)合规制度的建设和执行

规章制度是合规管理体制的中心内容，在制度建设方面，应考虑以下几点：

首先，在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层面，应制定《合规政策》(董事会层面)和《合规管理办法》(高级管理层层面)等纲领性文件以及针对董事和高级管理层的《行为守则》，特别是要对董事和高级管理层的合规责任提出明确要求。

其次，以合规纲领性文件为统领，进行大规模的整章建制工作。包括制定专门的《规章制度管理办法》，明确规章的制定、和实施须经严格的法律合规审查，建设规章制度的修订和评价等管理流程。制定或修改完善《合同管理办法》、《授权经营管理办法》、《知识产权管理办法》、《品牌管理办法》、《员工行为准则》等一系列规章制度。

第三，提前预防和提示合规风险。对金融监管机构下发的每一个规章制度，都要同步分析整理和归纳，提出相应的法律合规要点，及时提醒各职能部门。在合同管理方面，完善从合同项目立项、草拟、审查、印章管理、履行到档案管理等各环节的管理流程，推出示范合同范本，做到对法律合规风险的提前防范。

第四，明确员工的岗位责任和尽责义务，制定《员工岗位合规手册》。高规格的规章制度需要有效的执行和监督，否则，再好的制度也只能是形同虚设。合规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如果需要变通，任何变通都应逐级上报，由适当级别的适当人员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决定，以保证不违背制度整体的意图和目的。这样的规定本身就有保证遵守规章制度的作用，因为大多数情况下，遵守规定反而要比层层报请批准变通更加简便；同时它也要求必须明确各个级别的报告义务并建立有效的报告渠道。

只有坚持全面的监督和检查，合规制度才能正常地发挥作用。因此，必须有独立的专人负责对各级人员合规责任进行检查。监督检查的重点不在于数字而在于程序管理，即：不仅检查实施了什么行为，还要检查怎样实施有关行为，是否获得适当的内部批准，是否遵守特定的规章制度。

(三)合规管理软件系统的运用

融合金融保险企业原有的业务和财务管理软件，增加相应合规控制的IT系统能够帮助公司实现更好的合规监控。

合规管理软件系统的使用在发达国家已经比较普及。尤其是在美国，为扭转因为安然、世通等公司的丑闻而给投资者信心造成严重打击的局面，美国国会于2002年出台了萨班斯法案(TheSarbanes-OxleyAct)，该法案的精神实质与金融企业合规风险管理机制有着高度的内在统一性。企业为满足该法案对公司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的严格要求，往往必须制定复杂的控制流程，并保留充分的证据以证明每个控制的有效性。因此，大量基于COBIT(ControlObjectivesforInformationandrelatedTechnology—信息系统和技术控制目标，美国信息系统审计与控制协会1996年公布，国际上公认的最先进、最权威的安全与信息技术管理和控制标准)和ITIL(InformationTechnologyInfrastructureLibrary—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库，英国政府中央计算机与电信管理中心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一套IT服务管理实践指南，几经升级改善后，成为事实上的IT管理服务国际标准)的合规管理软件应运而生，成为在美上市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中所依赖的重要工具。

使用IT系统进行合规管理主要体现在流程控制上。首先，当新的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和行业规范出台后，公司针对这些新的合规要求，需要对原有的流程规范进行修改，一个一体化的合规管理软件将避免大量的重复劳动，降低审查修改内部规范的复杂性，减少合规成本。其次，在业务活动中，合规管理系统可以将业务流程分拆成不同的子流程，在各个子流程里订下不同的条规，自动记录与每一笔业务相关的所有电子文件、会议记录、电话记录、传真等，建立流程文档库集中汇总信息，而所有信息都可以随时被搜索调出，与设定的流程条规进行对比，从而保证了合规检查的便捷和持续进行。第三，合规管理系统中通常会设定各个层级信息和资料的义务和查阅权限，当业务进程发生偏离时，具有相应权限的合规控制人可以第一时间查阅了解到在哪一个阶段和流程到底发生了什么，从而可以利用流程节点及时做出控制和调整，促使整个工作流程朝设定的目标发展，大大加强了风险管理。第四，合规管理系统在业务流程或者财务汇总结束后，可以将包括各个子公司、分公司、部门的信息集中起来，统一进行分析，制作报告，给决策者提供直观的信息资料。

(四)合规文化的培养

合规文化的培养是合规管理能够切实发挥功效的基础，可以从以下方面人手：

首先，“合规从高层做起”。“合规从高层做起”是有效的合规管理体制得以建立的基础。企业高层应当在整个企业中做出表率，设定鼓励合规的基调。“当企业文化强调诚信与正直的准则并由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做出表率时，合规才最为有效。”而且，“来自高层的支持必须持续不断、毫不动摇，并将其纳入核心管理目标之中，……任何一级业务经理唆使或默许下级员工规避内部规定和适用法律，标准化管理体制也将名存实亡。企业内部任何环节一旦容忍规避行为，都将清晰地暗示管理层实际上并不完全支持合规制度，员工会从其实际行动、而不是年报的说词中，很容易地领会他们真正的优先取向。”

其次，强调“合规并不只是专业人员的责任”。企业应“努力培育主动合规以及良好互动的合规意识，业务人员应欣然接受全面的合规培训，主动寻求合规部门或合规员的建议；业务管理者应准确识别关键合规问题，及时向合规部门或合规工作人员咨询，频繁、主动地进行动态合规回顾；合规部门或合规工作人员则应积极主动地识别、评估和监测潜在的合规问题或合规风险，给出合规建议后主动向上级反映，并跟踪其发展。”

第三，强化“合规创造价值”的理念。合规风险管理本身虽然并不能直接为企业增加利润，但是系列的合规活动能制和调整，促使整个工作流程朝设定的目标发展，大大加强了风险管理。第四，合规管理系统在业务流程或者财务汇总结束后，可以将包括各个子公司、分公司、部门的信息集中起来，统一进行分析，制作报告，给决策者提供直观的信息资料。

(四)合规文化的培养

合规文化的培养是合规管理能够切实发挥功效的基础，可以从以下方面人手：

首先，“合规从高层做起”。“合规从高层做起”是有效的合规管理体制得以建立的基础。企业高层应当在整个企业中做出表率，设定鼓励合规的基调。“当企业文化强调诚信与正直的准则并由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做出表率时，合规才最为有效。”而且，“来自高层的支持必须持续不断、毫不动摇，并将其纳入核心管理目标之中，……任何一级业务经理唆使或默许下级员工规避内部规定和适用法律，标准化管理体制也将名存实亡。企业内部任何环节一旦容忍规避行为，都将清晰地暗示管理层实际上并不完全支持合规制度，员工会从其实际行动、而不是年报的说词中，很容易地领会他们真正的优先取向。”

保险管理论文篇（3）

一、西方保险监管模式的变革：四个转变

1.从分业监管向混业监管转变。以19四年美国国会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为标志，全球金融业务日益向混业经营方向转变，与之相适应的金融保险监管模式也日益朝着混业监管的方向演变，主要表现为集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监管于一体，成立统一的金融监管部门，使保险监管受益于银行、证券监管的技术和信息优势；放宽对保险资金投资领域的管制，支持保险企业上市和兼并，推动金融向混业经营方向发展。如英国已经通过改革建立起统一的监管框架，对于金融控股公司，包括保险公司为主干企业的金融服务公司，统一由金融监管局的一个集团公司部监管，而对单一保险公司，则仍然由保险监管部监管；日本的金融大爆炸改革也维持原有的统一监管结构，只是成立新的金融监督厅行使统一监管职能而已。

2.从市场行为监管向偿付能力监管转变。传统的保险监管主要是市场行为监管，即对市场行为的合规性监管，重点是对市场准入、业务行为、费率厘定、保单设计等经营实务的监管。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逐步从市场行为监管转向偿付能力监管，以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为监管目的。所谓偿付能力，是指保险公司对所承担的风险责任在发生超出正常出险概率的赔偿和给付时所具有的经济补偿能力。保险监管部门通过对保险企业偿付能力的有效监管，可以及时了解保险公司的财务情况，及时提醒偿付能力不够充分的保险公司采取积极而有效的措施，以切实保障被保险人的利益。如英国于1982年颁布了新的《保险公司法》，特别强调了偿付能力监管问题，并规定经营不同业务的保险公司有不同的偿付能力额度；美国的NAIC于1994年提出了以风险资本为基础（RBC）的偿付能力监管要求，并制定了一套量化监管指标；日本于1996年颁布了《新保险业法》，明确将保险监管工作重点由市场准入的严格审批转向对保险人偿付能力的管理，注重对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

3.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变。机构监管是指按照金融机构的类型分别设立不同的监管机构，不同监管机构拥有各自职责范围，无权干预其它类别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功能性监管是指一个给定的金融活动由同一个监管者进行监管，而无论这个活动由谁从事，其目的是提高流程的秩序和效率（美前财长RobeaRubin）。功能监管的最大优点是可以大大减少监管职能的冲突、交叉重叠和监管盲区（裴光，2002）。在金融混业经营越来越流行的今天，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传统业务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不同金融机构功能的一体化和业务交叉使传统的机构监管变得越来越不适应，因此，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变已是现实的客观要求。从保险监管角度来看，采取功能监管方式对处于混业经营中的保险业来说也是非常必要的。

4.从严格监管向松散监管转变。从西方国家来看，150多年前，现代保险监管模式诞生便选择了严格的保险监管模式，并一直朝着正向强化的方向发展。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保险监管出现了改革势头，逐步放松了对保险业的管制，其保险监管模式逐步由严格向宽松转化（刘友芝，2001）。这主要是因为，传统的严格监管是以稳定性作为保险监管的惟一目标，但随着金融混业经营的不断深入，导致金融保险业务的相互交叉，使得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三者的行业边界逐步淡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业务扩张与效率提升成为保险业发展的关键，西方发达国家保险监管机构不得不重新审视持续近一个半世纪的保险监管的稳定性目标，并对保险监管目标加以修正，由单一的稳定性目标转为多维目标，即稳定性目标、效率目标和扩张性目标。其中，效率目标是第一性的，它是实现保险体系的长期稳定性目标和长远扩张性目标的前提条件。因此，放松保险管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保险监管机构的必然选择。

二、严格监管和松散监管：西方实践

1.美国为代表的严格监管模式。

严格监管模式是一种传统的监管模式，在这种监管模式下，所有保险活动的过去和现在都受到全面监管，包括对市场准入的限制，对保险条款、费率条件、保单利率、红利分配、一般保险条件等均有明文规定，并在投放到市场前受到监管部门严格和系统的监管。美国是这一模式的代表。美国的保险监管职责主要是由各州的保险监督局承担，其最高领导是保险监督官，由所在州的州长任命，对州长负责，全国共有保险监管人员1.4万名左右。由于美国联邦政府没有保险监管机构，相对独立的各州对保险机构的市场准入和条款费率等方面的监管要求和方式不尽相同，随着保险公司越来越多地跨州经营业务，各州不同的规定和监管方式带来了诸多不便，因此，加强各州保险监管协调的呼声越来越高，成立于1871年的全国保险监督官协会（NAIC）在协调各州监管行为方面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NAIC的主要职能是协助各州的保险监管机构对保险市场进行监管，协调各州的保险监管方式，以低成本的方式实现高效率的监管。

美国各州的保险监管内容虽有差异，但归纳起来通常有四个方面：偿付能力监管、保险合同（保单和费率）监管、财务监管和市场行为监管。为了做好偿付能力监管工作，NAIC于1994年提出了以风险资本为基础（BBC）的偿付能力监管要求，代替了原来各州实行的最低资本要求的监管制度，并制定了一系列监测指标，目前各州保险监管部门基本采用了这套指标。在保险合同的监管上，对于财产和意外保险公司，可以自行设计保单和厘定费率，但前提是公司采用的保单和费率必须符合所在州的有关规定；而对人寿和健康保险公司，他们必须按照规定将其要出售的新保单报经本州保险监督局批准或备案才能实施。而且，如果这种产品含有证券特性，还应当报经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批准。在财务和市场行为监管方面，监管部门通常实行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两种，现场检查主要是监管者亲自光临保险公司，检查公司财务状况是否健全，会计账簿是否完整，内部管理是否完善，是否公正对待其客户，能否遵守各项有关承保、销售、广告和理赔方面的法规。非现场检查是监管机构的日常工作，要求所有在美国注册登记的国内外保险公司均要向NAIC报送季度和年度财务报表，以供NAIC不断扩充各个保险公司的财务数据库，并将格式化后的数据反馈给各州保险监督官，以便各州保险监管机构运用标准化程序分析本州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并提早发现问题，采取适当措施，处理有问题的公司。

除美国外，德国和欧洲一些大陆国家也实行这一模式。德国的监管内容主要有：（1）统一保险契约和危险分类，对契约实行标准化管理。（2）费率控制，所有保险公司都必须按监管部门规定，确定各自费率，其中风险保费由行业平均损失率确定，预计管理费用由前年的结果来确定，佣金不得超过保费的11%.（3）利润控制，保险企业利润率不得超过总保费的3%，超过部分要返还给被保险人。（4）偿付能力控制，做法与英国基本相同。

2.英国为代表的松散监管模式。

松散监管模式是一种强调对保险人的偿付能力进行监管，而相应地放松对保险产品、保险费率、保险业务甚至市场准入条件的约束。英国是这一模式的代表，1997年10月以前，英国政府对金融业的监管是按照分业模式进行的，其中保险监管是由英国贸工部负责的，但从1998的1月起，保险监管职能由英国贸工部临时过渡到财政部，然后由财政部采取签署合同方式，将保险监管职能从1999年1月1日起委托给新成立的英国金融服务局（FSA），金融服务局是由过去分别监管银行、证券、保险等9个行业的监管机构组成。

英国的保险监管是以偿付能力为中、b的。保险监管机构对保险业的管理强调保险公司的自律性，除保证偿付能力外，保险监管机构不对保险公司的具体经营、费率制定和业务状况作特别规定。1982年通过的《保险公司法》规定，所有在英国营业的保险公司均应保持足够的偿付能力，必须定期向监管机构提交和向公众公布其详尽的财务信息。英国对最低偿付能力的要求是：对于非寿险业务，不得低于公司每年净保费收入的16%或当年保险赔款额的23%；对于寿险公司来讲，最低偿付能力为公司负债额的4%加上风险资本额（即保额与责任准备金之差）的0.3%.对于偿付能力不足的保险公司，英国保险监管部门处罚时从不手软的。如果保险公司发生偿付能力不足或财务不健全的情况，FSA会要求保险公司提供更详尽的信息，包括按季度送报表和随时提供投资、业务活动情况、精算报告等项内容，甚至停止承保新业务。这种监管机制有效地保证了保险监管的及时、准确、到位，而且便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另外，英国保险监管机构重视对保险公司信息的披露，他们认为，向社会公开的保险公司信息越多，越能帮助投保人正确选择保险公司以转嫁风险，越能减少市场失灵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因此，保险监管部门每年都向社会公开保险公司报送的保险监管报表，凡是需要了解保险公司信息的单位和个人都可以自行查阅。

从英美保险监管模式来看，无论是美国的严格监管模式还是英国的松散监管模式，都强调了偿付能力监管的重要性。相对于松散监管模式而言，严格监管在市场准入、产品质量和经营行为方面有更高的要求，有利于保证保险公司的财务稳健和保险业的声誉。但松散监管在一定条件下更有利于促进保险业的发展。因此，各国保险监管模式的选择是要根据本国的国情传统和现实变革需要来确定。

三、我国保险监管模式选择：折衷模式

我国的保险监管历史较为短暂，1995年保险法的颁布使我国保险监管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1998年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保险监管体系初步形成。与西方宽松的保险监管相比，我国现阶段的保险监管从整体上看仍然属于较为严格的监管模式，但又不同于美国的严格监管模式，有其自身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表现在：（1）强调分业监管，忽视混业监管。我国于1995年开始形成的金融分业经营体制，与之相适应，我国金融监管就形成了证监会、保监会和新近成立的银监会三足鼎立之势，各司其职，这虽然有利于防范我国金融业管理水平不高情况下因混业经营而产生的金融风险，但由于相互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在银行、证券、保险之间业务往来越来越频繁的情况下，这种忽视混业的监管体制显然是一种低效率的监管。（2）重视市场行为监管，忽视偿付能力监管。长期以来，我国的保险监管基本上是市场行为的监管，重点监管费率厘定、险种设计等经营实务，偿付能力监管十分薄弱，缺少相应的监管技术和能力。由此造成许多保险公司忽视业务质量的提高，疏于成本费用的控制，偿付能力隐患很大。（3）追求稳定性目标，忽视效率目标。我们现行的保险监管模式是建立在稳定性目标之上的，对保险企业的监管内容不仅涉及范围广，而且限制性很强，如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产寿险不得兼营，主要险种的基本条款和费率由保监会统一制定，保险资金运用仅限于银行存款、国债和金融债券等等。虽然表面上看，保险企业的稳定性得到了保证，但由于严格的市场准入而缺乏竞争，条款费率的统一制定而缺乏创新，严格的投资范围限制导致资金运用低效率，这都使得我国保险业的效率极其低下。而且，在缺乏效率情况下，内资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严重不足已是不争的事实，长此以往，保险体系的稳定性也会遭到严重威胁。

随着我国加入WTO后保险市场的全面开放，国内外竞争加剧，金融混业经营趋势日益明显，传统的保险监管模式难以满足开放条件下我国保险业的发展。从长远来看，中国保险监管模式必然要向国际通行的宽松的保险监管模式过渡，但在一系列约束条件尚未改变的情况下，我国现阶段的保险监管模式应该采取：以偿付能力监管为主、兼顾市场行为监管的折衷监管模式。

保险管理论文篇（4）

新生的财产保险企业由于其诞生在国家经济转轨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特殊时期，更应该注意自己周边环境的变化以便能够制定出一套切合实际的发展战略和策略。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市场环境决定市场结构，市场结构决定市场行为，市场行为决定市场绩效。因此，要想比较准确的预测和制定企业的发展战略就必须深入地分析企业面对的市场环境。

下面将从财产保险的产业环境入手分析一下新生财产保险公司（以下称新生企业）的发展战略。

一、当今财产保险的产业环境

（一）来自WTO的挑战

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和趋势。中国加入WTO是既定国策。国际竞争家门化已变为无法回避的实事。因此，不论新生企业愿意与否，都必须准备迎接来自国际保险业的挑战。由于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存在根本性差异以及长期处于政府的政策保护和国有企业一家独霸的市场垄断之下，WTO对中国保险企业来说是相当陌生的。这种经济体制上的陌生性使我国保险企业所面临的挑战远比其它发展中国家保险企业在“入世”时所面临的挑战要大得多，风险自然也要大得多。如何抓住“入世”前最后几年的过渡期加速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充分做好迎接挑战的准备应是各家保险公司关注的焦点。

WTO对中国经济最大的影响就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国际分工，所有的中国产业都将在这一框架下重新定位，作为服务业的中国保险业也将随之重新界定自己的服务对象。随着产业的重新排序和分化，市场将会分为厚利市场（profitablemarket）和薄利市场（unprofitablemarket）。有可能出现外资企业据有厚利市场而把薄利市场让给内资企业的产业格局。因此，如果定位不清中国保险业在新的分工体制下可能会丧失今天在本国市场的主导地位，沦为附庸。这将是WTO带来的最大的威胁。所以，国内保险企业如何审视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师夷之长以制夷”，通过抓住再定位的机会来化解强敌的威胁，在特定的目标市场上牢牢占据主导地位是解读WTO的关键。但是，这是一个复杂的组织再造工程，而不是简单地“认识”问题。《世界银行1998年发展报告提纲》在谈到是“搭上车”还是“落伍”的问题时指出“赶上并不是轻而易举，简单迅捷的事，需要的也不仅仅是资本积累”。

面对国外保险企业的大兵压境和国内保险企业群雄逐鹿的局面，新生企业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必须要准备走一条不同寻常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尽快形成自己在新秩序中的特殊竞争优势，把这场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最大变革所带来的严峻挑战变成自己发展的最大机遇。

（二）产业发展现状

（1）发展阶段定位

我们今天的保险业正处于产业化的初期。保险业作为金融业的一部分，早已存在于国民经济的活动之中，但其长期以来一直以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个“部门”的形式存在，无论是经营形式还是经营规模都不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业。将当前我国保险业的发展阶段定义为“产业化初期”而不是保险业的发展初期，目的是想更准确地描述出其历史的继承性和现阶段的基本特征，即一方面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垄断经营已经相当成熟，而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刚刚萌芽并正在遭到WTO的强大冲击。今天的中国保险业，既能看到萌芽阶段的特征，向国际化发展特征，也能看到成长阶段、成熟阶段、甚至是衰退阶段的特征。正是由于几个不同发展阶段的重叠造成了复杂的外部环境，使新生企业在制定各自的市场策略和发展战略时普遍感到非常困惑，在具体实践中不断出现摇摆。

所以在现阶段无论是政府的行业指导，还是企业的发展战略都要分类实施，断不可一刀切。这既是中国特色，也是中国保险企业制定各自发展规划的立足点。明确这一点对新生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对指导新生企业制定各自的发展战略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2）现存的行业状况

我国的财产保险业不是从无到有的，而是从计划经济体制下脱胎而来的，其必然带有母体的很多痕迹。由于占市场主导地位的国有独资企业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的过程中变化不大，所以整个市场环境的变化也不大。这主要反映在市场的准入制度上、市场的结构上、政府对市场的监管上和业内的文化体系上。

从市场准入制度来看，由于保险业长期在封闭状态下运行，保险业已成为一个垄断程度相当高的行业。虽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特别是在WTO的推动下，金融保险市场也在逐步开放，但总的来说国家的控制力度相当大，政策准入门槛相当高，开发度很低，开放的进度也很慢。目前的市场主体还很少，竞争程度与其他行业相比还十分有限，已进入的企业可以充分共享行业垄断带来的利润。可以说现存的行业垄断保证了各家保险公司的生存并使大家基本上能和平共处，但它同时也导致了整个行业经营管理水平始终处于粗放阶段的状况，获利能力低下。1999年，财产保险的行业销售利润率只有4.4%，完全看不出朝阳产业的迹象。

从市场结构上看，新生企业经营空间狭小：传统的保险市场基本上被瓜分完毕，潜在的新兴保险消费市场尚无能力问津。目前的市场结构是三个骨干企业的市场份额超过了90%，其中最大的一家市场份额达到70%以上，而其余的各家只拥有不足10%，存在严重的寡头垄断。新生企业的进入遇到了老保险企业在传统保险市场上的顽强抵抗。为了获取生存所必须的市场份额，新生企业不得不采取一种蛮力硬拚的策略，即价格战的策略强行开进，一进入市场便陷入了高成本、高强度的对抗。“卖”保单变成了“买”保单，企业经营成本激增，利润下降，甚至亏损。

从政府对市场的监管上看，出于我国基本国情的考虑，政府监管政策和法规对现阶段财产保险市场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对主导企业的保护，二是对业内所有企业的自主经营权进行ot较大地限制。

具体来说，前者由于垄断企业在行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而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转轨又进行得比较慢，所以政府的监管政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得不向其倾斜，以保证市场的稳定和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因此，中国财产保险市场的基本格局和政策环境长期以来一直无大改变。以WTO为例，虽然WTO已迫在眉睫，但政府监管当局督促市场迅速向WTO标准靠拢的政策导向并不十分明显，力度也不很大。除非国家主动用行政手段拆散垄断，否则市场仍在原有的框架内按照自己的老节奏蹒跚前行。因此，新生企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还必须在这个框架内生存与发展,无法完全按照市场规律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战略。后者因为保险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性，国家一直对其实行较其他行业更为严厉的监管，保险企业自主经营权到位率很低，与自负盈亏的责任之间存在很大缺口，企业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图在市场上运作，企业发展受到很大影响，特别是投资方面。但是鉴于我国各保险企业严重缺乏熟悉其它行业或业务的专门人才及经验，以及相关市场也处在形成阶段这一基本事实，完全放开，让企业自主经营权全部到位，也有很大风险。就拿保险资金进入证券市场来说，没有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全面开放投资亦是弊多利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对市场行为的强有力监管对新生企业来说又是一种保护。

当然，受到WTO的冲击和影响，政府监管模式将发生重大变化，逐步走向市场化，主要监管职能将从对市场行为的监管过渡到对企业偿付能力的监管。向国际惯例看齐将是保险监管的主要发展趋势。

从文化上看，国有独资企业长期一枝独秀的局面造成了保险业根系一脉的结果，其后不论哪家公司成立都不同程度地打上了国有保险公司特有文化的烙印。其突出的表现是普遍存在重业务，轻管理；重业务人才，轻管理人才；重经验，轻理论；重短期经营，轻长期发展研究；重传统业务，轻创新等。文化的同宗同源造成了人才的同质性和思维方式的同质性，这是导致财产保险市场经常出现“过度竞争”的重要原因，也是本文将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诞生的保险公司称为新生企业而非新兴企业的原因。新企业不等于就代表先进，老企业也不是落后的同义词。事实上老企业反倒是许多组织变革、产品创新的倡导者。这种现象值得新企业格外关注，万不可掉以轻心。目前各企业正试图从这个特定文化的体系中突出重围，并初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三）知识经济和网络经济

二十一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中，知识已从非独立因素变成了独立的因素，从潜在的生产力变成了现实的生产力。知识生产力正日益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知识经济把信息和知识作为最重要的基础性资源，把人创造知识、运用知识的能力看作最重要的经济成果并以此导出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新经济特征。知识资源的导入使经济获得了无尽的动力。对于生存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来说，知识资产正在取代金融资产、固定资产而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产。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成功与否取决于知识的开发、传播、研究、教育和培训，企业有无竞争力主要看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的创造力，而不再是它有多少钱或多少固定资产，这是任何一个企业都必须正视的问题。那些能有效地开发和管理他们的知识资产并拥有比竞争对手更多的知识的企业将会发展的更好。人是知识的创造者和载体。因此，对人力资本和技术的高强度的投入是知识经济背景下企业运作的重要特点。

信息技术及网络经济和文化的飞速发展是知识经济最突出的代表。信息技术向各个部门的广泛渗透，极大的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加速了传统产业的升级和改造。所谓企业信息化，就是利用信息技术改写和重建现有企业的全部管理和业务基础，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信息技术的巨大进步使经济发展进入“柔性生产”时代，也就是个性化生产时代。企业经营开始从传统的集中式生产经营走向分散式生产经营。借助信息技术人们已经可以在管理决策中心和营业终端之间实现实时管理。管理的跨距突破了传统理论的时空限制，可以延伸到任何地方，“贴近市场”的营销理论开始真正走入实践。如在传统经济时代，企业用集中来表现本企业的实力和地位，雄伟、豪华的公司总部曾给来访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使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的员工产生了极度的自豪感。但现在这种旧观念在分散经营的新经营理论的冲击下已让位给终端柜台的美观和现代化，让位给满足于顾客的效率感、方便感和信任感，让位给以整合顾客服务为中心的新的经营理念。OECD（经济发展和合作组织）在描述知识经济时指出过去人们把企业信息化的终点放到企业内部的整合上，着眼点都是推动管理的进化；现在的重点则是放在企业的外部，即放在为顾客的服务上。这一点对身为服务业的保险企业来说影响更为重大，将使现有的保险经营模式，特别是营销模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新生企业应借助信息技术迅速建立起完全不同于老企业的经营结构，组织结构，和市场布局结构，按照前重后轻的新原则配置企业资源，竭尽全力贴近市场、贴近顾客，塑造新型的企业形象。

互联网的兴起为经济转型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互联网打破了时空的界限，无限增加了企业与潜在客户的接触机会，提高了交易的速度和规模，降低了咨询和交易的成本，简化了交易的环节，使快速、便捷的个性化服务和自助式服务成为可能。保险业作为传统的服务产业毫无疑问也被“网”在其中，开始从资本劳动密集型向技术资本劳动密集型转化。在高科技时代，谁拥有技术，谁就拥有市场。虽然目前网上保险销售还存在许多问题，但这种新的销售模式正导致传统的保险销售方式出现一种革命性的变化，有着广阔的前景。

知识经济及信息、网络技术时代的到来，给新生企业划了一条新的、平等的起跑线，使之有了跑赢大企业、老企业，甚至外资企业的机会和可能。但网络技术本身并不能保证新生企业一定会赢得下个世纪的竞争。获胜的机会在于利用新技术对企业再造的结果，即新的企业组织结构、规模和文化的形成，另外还取决于企业外部网络环境的成熟度。同时由于市场进入的科技含量大幅增加，行业准入的资本门槛也相应大幅提高，新生企业要有充足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打好高科技战争。新生企业能否抓住这次战略机遇，赢得新经济时代竞争，避免被淘汰的命运，取决于初始的策略规划，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或概念。

(四)当前新生企业效益不好的成因分析

（1）基础管理的薄弱

当前新生企业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没有历史，横空出世。换句话说就是大都没有经历过从小到大生存磨练，一上来就是几个亿甚至十几个亿的资产，除了钱和一张金融许可证之外基本上没有任何企业基础。因此先把企业的基本功练好然后再把保险业务的功课做好就成了必然的次序。首先要解决企业该如何办？这样一个极简单又深刻的问题，这是基础；其次才是在高科技时代如何办好保险的问题。目前各新生保险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主要都是基础管理滞后造成的，而非保险技术不成熟造成的。从保险技术方面看，各家财产保险公司在保险技术上的差距并不是很大。在各家新生保险公司经营实践上，共同的特征是保险业务能力普遍强于管理能力，用业务管理代替了基础管理并普遍存在一种轻视基础管理和基础管理人才的浮躁文化。新生企业在基础管理未到位的情况下大规模上业务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最突出的是基础管理不到位诱发的内部道德亏损。

（2）不利的市场竞争格局

亏损的第二个成因是垄断状态下的市场竞争。垄断造成了新生企业生存与发展空间的过度狭小，为了拥有生存必须的市场份额，新生企业不得不牺牲属于自己的行业垄断利润来换取保费，即用价格竞争的方式作为主要的市场策略，这必然会导致市场次序进一步混乱。

由于我国垄断的根源在于社会制度的存在基础，即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市场经济），因此，指望近期内通过上层建筑来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状是不现实的（调整是有可能的）。企业必须要面对现实并找到这个环境下的适合自己快速成长的方式和道路。

(3)保险市场的特殊性

由于保险企业的实力和无形资产在保险交易中的权重很大，新生企业在起步阶段一般只能选择那些费率高、标的小，风险分散、技术含量低和易上规模的险种切入市场。于是便形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在个别险种上产生了“过度竞争”。过度竞争导致企业成本居高不下。生存的问题一下子变成了新生保险公司面临的头号问题，发展的事自然无暇顾及，企业行为日趋短期化，十分被动地跟这市场走。

（4）保险技术二重性的影响

保险业务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效益。保险业务质量评判主要取决于核保核赔技术的水平。造成许多亏损的原因是核保或核赔技术不过关。一般地说核保或核赔技术含两个层面，一是保险技术本身，二是对保险承保对象所处行业的风险识别?t前者可以通过理论学习和培训来提高，后者只能靠实践经验的积累来增强，即阿罗（K.Arrow）所说的“干中学”（Learningbydoing）。一般地说，新生企业在第一个层面上并不很差，基本上处在社会平均水平上，有些甚至还要稍强些。但在第二个层面上由于新生企业大都采取大企业、老企业的经营模式，没有明确的经营方向，大乎隆式地什么都做，再加上社会经济发展迅速，行业更迭频繁，新生保险企业很难掌握承保对象的行业特征和防灾防损的节点，无法在短时间内获取足够的案例进行纵向积累，行业风险识别技能和承保经验积累非常缓慢，难以迅速形成有效生产力。许多交易都因无法充分利用过去的经验造成交易成本高于市场平均成本，导致行业垄断利润的流失。更严重的是由于各个行业的风险点不同，核保人员不可能什么都懂，这种情况往往使核保环节形同虚设，硬性承保就会埋下重大隐患。为避免出现这种结局，便会出现过度依赖再保险的现象--只要分得出去就保，把再保险变成了新的核保部门，把收取保费也变成了收取分保手续费，企业无法赚取承保利润。在核赔方面的窘境与核保基本类似，往往由于经验不够，不该赔的也赔了，导致利润的流失。另外由于这种经营模式无法有效地组织起企业的资源投入到新兴市场（有效需求率高的市场），新生企业不得不继续围绕着自己熟悉的传统市场（有效需求率低的市场）去与老企业、大企业抢市场。这不仅耗掉了企业应得的利润甚至造成了亏损，而且限制了新生企业的发展前景，使道路越走越窄。可以说，企业业务经验的积累速度和质量，以及将他们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机制决定了企业的发展速度和盈利能力。

（5）大项目、高风险业务的不利影响

对新生企业来说，大项目承保虽然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有形象宣传上的意义，然而大项目由于承保技术上的复杂性和展业层次过高也非轻易可以得手。承保大项目犹如攻城作战，城高沟深，非重兵不足以下。久顿兵于坚城之下则费用不足，锐气殆尽。企业易陷入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的窘境。从行销的角度看，大客户由于竞价力强，承保费率过低，在没有形成规模的时候，新生企业的风险也会很高。因此新生企业在实力有限的时候不宜将大项目作为主攻方向，而只能以奇兵相待。如果乱打一气，则会对初创期的企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高风险业务也一样，由于新生企业的实力较弱，对高风险业务赔付的承受力差，为了分散风险，不得不过度依赖分保，企业费了半天劲，只赚了个吆喝钱，在基础管理不到位的情况下，还会出现赔钱赚吆喝的结果。大项目和高风险业务的利润积累慢，对企业初期成长贡献率低，并使企业用散了资源，错过了其他市场机遇，因此在创业初期不宜介入。

（6）企业文化建设步入误区

目前，新生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很少从长远发展考虑，即统一价值观入手，而基本上着重于视觉形象和宣传，使企业文化建设流于形式，其结果是经历了数年的磨和之后，员工和企业领导人及投资人并没有在企业的理想和目标上达成一致；相反，在貌和神异的表面文章下，文化失去了它的凝聚作用和约束作用，企业理想受到普遍的蔑视和怀疑，利己主义恶性膨胀，短期行为成为主流。在基础管理不到位和文化约束力又很弱的情况下，道德风险导致企业亏损也就不足为怪。孙子说：“上下同欲者胜”。如果大家在企业基本目标上想法不同，各有所图，无异一群乌合之众，失败是早晚的事。其实企业文化是企业上层建筑建设最重要的部分，属于政治范畴。对于一个新企业来说，政治的稳定直接关系到企业长远发展，因此一定要把企业文化的建设提高到政治的高度认识。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政治，政治的核心是权威，权威的核心是价值观，价值观的核心是理想。理想是创建企业文化的源泉。企业的理想就是企业领导人的理想，可以说企业领导人有什么样的理想，就会有什么样的企业文化。换句话说，理想有多大，事业就有多大。企业领导人必须是企业理想的化身，必须言行一致。如果一个企业领导人表面上目标远大而实际上无时不在为自己的私利打小算盘，该企业的文化也必然是以私利为价值取向的文化，因为言行的差异会通过组织系统层层自上而下的传导。当然，在功利主义泛滥的今天，这样的要求是很难达到的。但是“非立大志自拔于流俗者不能成大器，”一个企业要想做好就必须与众不同，必须要有长远考虑。二是在政治决策的模式上存在失误。民主和独断是两种政治决策模式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采用何种模式的利弊并非可以用科学或不科学这样简单地划定，而是对不同阶段利弊轻重的权衡。决策的科学与否主要取决于领导人的个人素质和决策机制的设计。一般地说草创时期宜用独断的方式，民主是适应发展起来以后的决策模式。在企业草创时期即实行民主决策方式会延缓价值观的统一过程，甚至会使这一努力瓦解。如经营上的分歧和利益上的分配往往会使人们根据隶属关系结党，进而演化为派系之争。派系的出现导致了管理上的不公平，是非没有标准，最终导致指挥系统的崩溃。因此，在企业创立初期就要把保持政治稳定当成一项战略任务来抓。要保持政治稳定就要建立政治核心。具体说就是要树立第一经理人的概念，统一政令，避免出现双头政治和多头政治的权力格局。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巨大的反作用力。上层建筑质量的好坏将直接影响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虽然受到我国国情的限制有些理论并不能完全在现实付诸实施，但经过努力还是可以建立起基本上符合企业运作实际的企业文化，使企业能够按照自己的特点和规律运行。

二、实施以建设为企业核心竞争力体系的基本发展战略

（一）企业核心竞争力建设的核心是专业化经营

所谓企业核心竞争力是指那些最基本的、能使企业保持长期稳定的竞争优势、获得稳定超额利润的竞争力。核心竞争力有四个基本特征：（一）具有充分的顾客价值，即对顾客能产生根本性的好处或效用；（二）具有较强和较持久的唯一性，即进入壁垒高，不易被模仿；（三）具有相当的基础性和延展性，应该能为企业打开多种产品市场提供支持，对企业一系列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都有促进作用；（四）具有领导性，即总是在经营理念、管理工具、组织架构和产品创新等方面走在市场的前面。核心竞争力的实质是核心专长的建设。核心专长的培养和发展是通过两个途径进行的，一个是通过内部的积累建立核心专长，一个是通过外部的兼并和重组来获取核心专长。在社会分工不断深入和细化的情况下，企业必须明确自己能为之提供最佳产品和最好服务的目标市场，通过在目标市场上的长期积累来形成自己的核心专长。任何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但放在市场上就会有强弱之分。最强的核心竞争力表现为一种能不断的制定行业竞争标准的能力。可以说，谁能不断地制定新行业标准谁就拥有最终的核心竞争力。以目前的财产保险市场为例，垄断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构筑了当前的行业竞争标准，其他企业要想超越它就必须建立新的竞争标准。

核心竞争力理论认为企业超额利润的来源于其核心资源和核心竞争力，企业所在产业的竞争结构并不重要，即便在存在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中，中小企业仍有可能赚到超额利润。尤其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知识和资本的互补性极强，生产力的提高有时无需增加实物资本，而只要改进生产的组织方式就可实现。因此打破垄断的最好方式不是在原有的方式上拚抢，如价格战、资源公关战等，而是在新的生产方式上和特定的领域里向垄断企业发起冲击和挑战。企业必须认识到：它无法为市场中所有的顾客服务。企业不应处处与人竞争，甚至在一些市场上与握有优势的企业对抗，而必须找到并确认市场中最具吸引力，且最能有效提供服务的部分为自己的目标市场。该理论对在当前中国保险市场中的广大中小企业，特别是新生企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世界500强都是从专业性很强的企业发展成今天的综合性大公司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企业的发展的过程基本上一样的，凡是从小逐步做大，从简单向综合发展的企业，生命力都很强；凡是过早的铺开摊子，开始就往大的做，业务面面俱到的企业往往都难以为继。任何企业都无法违背这个客观规律，特别在大家实力相差很大而竞争却格外激烈的时候更是如此。即便是目前已经在进行多元化经营的企业，也必然有一两项经营的重点作为自己的核心业务或核心产品，以使企业有一两个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依托或根据地，而不能泛泛经营。如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英特尔的芯片和夏普的LCD显示器等。盲目多元化，往往是一家企业走下坡路的开始；而任何一家成功走了多元化发展的企业，都是以相当的专业化水平为基础的。只有成为本行业的专家，才能做出真正的好产品，才能牢牢地占有市场，在激烈竞争中赚到超额利润。因此，产品的多元化或经营领域的多元化从来就不是问题，在什么发展阶段实现多元化才是问题的关键。

因此，就实际经营策略而言，收缩经营管理范围，强化?t营管理纵深，走先专而后综道路因该是一条兼顾生存与发展的、切合实际的发展思路。专业化就是集约化。专业化带来的是易操作性和经验成本摊薄，使经验和知识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和利用，有助于一个没有经验的企业低成本高速度地积累经营管理经验。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就是资本，经验积累得快，企业成长就快。就保险资源而言，由于我国的经济规模已经相当大，任何一个行业的规模都足以支撑一个新生企业的成长，不存在吃不饱的问题。新生企业要解决的是如何选择一个或数个效益好并前景远大的行业作为自己的发展依托以解决吃得好和吃得久的问题。因此，在发展初期新生企业一定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从一两个险种入手，强行进行突破，通过对核心业务的专业化规模经营，形成局部优势，做出名气，创出品牌，凭借其专业化优势，抢在别人前面先期瓜分甚至垄断某些利润较为丰厚的特定市场，迅速完成利润、市场份额、经验、技术、人才和无形资产的原始积累，实现高效快速的业务增长，然后再向其它险种或领域扩大战果，最终建立全面优势。未来保险企业核心竞争力将是一个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具有为提供一个或数个特定保险市场核心专长的生产服务体系。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针对当前中国保险市场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根据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在未来分工体系中的位置，建设专业化的核心竞争力是新生企业最为急迫的任务。做好、做专和做强是建立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本原则，也是新生企业在发展初期应奉行的发展战略。

（二）建立以核心专长为依托的销售服务网络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最终要反映在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上，即市场占有率和销售利润率上，而这与销售网络布局建设合理或科学与否有着密切的关系。目前，新生企业分支机构设立的基本考虑模式是哪里发达就在哪里设（有些还会考虑股东的因素。但由于以股东划分业务发展方向本身不科学，这种经营策略实际上收效甚微）。这种设立方式由于在微观上没有明确的目标市场，新机构进去后缺少立足和发展依托，往往不得不参与恶性市场竞争，在没有任何优势和特色的情况下被动地进行混战，结果造成普遍性亏损。通常的规律是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各家的分支机构设的越多，竞争越是激烈，新机构亏损越大。对总部来说，这样的分支机构开的越多，财务压力越大，很快陷入发展是亏损不发展也是亏损的两难境地，最后只能是把放慢发展步伐作为修正企业发展战略缺陷的一种权宜之计。专业化发展战略为新生企业分支机构布局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新生企业可以根据遴选的产业集中度、产业重心转移趋向、本行业竞争度和综合经济发展水平四个维度的考虑来科学合理地设立自己的分支机构，以具有绝对优势的特色服务来占领目标市场。这样做可以避免了无谓地恶性竞争，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尽早在新的市场握有一小块根据地，稳稳地站住了脚跟，为总部提供源源不断的现金流和利润，从而充分发挥了分支机构的作用。

（三）建立战略协作同盟

企业联盟是指企业个体与个体之间结成盟友，交换互补性资源，以期获得长期市场竞争优势。迈克尔波特说，联盟是企业之间的长期协定，它超出了正常的市场交易，但又没有达到合并程度，是扩大市场而又不扩大企业的方法，也是一种不通过合并，就可取得纵向一体化的低成本和特色优势的手段，并能产生1+1〉2的效果。企业联盟的好处在于通过联盟双方均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共同进行更敏捷的对外竞争。对新生企业来说结合自己的核心业务以产品为导向与国际上具有相关核心专长的保险企业建立较为紧密的纵向联盟或横向联盟，进行国家法律、政策允许的业务合作与交流是迅速跨越某些发展阶段和为抗衡WTO冲击，将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提高到国际水平，有效地占领市场的捷径。联盟不仅局限于业内，也可扩大到业外，主要是借助其他行业企业或组织的行销通路扩大自身产品的销售。策略联盟分研发联盟、技术合作联盟、销售通路联盟、信息联盟、培训联盟、分保联盟、管理联盟、承保联盟、服务联盟等。尤其是销售通路联盟的建立有利于解决保险企业，特别是新生企业，目前面临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如何解决企业高位切入社会的问题，即如何让自己的业务人员能够尽早接触到潜在保户的上层人员，把推销变成“拉销”，从而迅捷地打开效益型险种承保的大门。

（四）建设以市场创新为中心的强大的可持续研发能力

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源泉是知识的积累和运用。因此要想赢得下个世纪的竞争就必须超常规地建设企业的研发能力，及时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学习借鉴业内外先进企业，收集市场的信息并针对市场的现实和潜在需求作出回应，建立起学习型企业。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学习能力强弱决定了企业的前途。古语说：“学有本源。”企业自身的文化建设就是企业的大本大源。没有这个为基础，企业非但无法学习汲取国内外先进企业的管理技术和经验，反而往往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得不偿失。

重生产，轻研究开发，是计划经济的遗产。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一切生产和销售计划都由国家下达，企业无太大必要建立自己的“大脑”。目前我国的企业仍普遍不重视研究与发展，企业决策主要凭领导人的经验。很多企业把研究与发展部门作为一种装饰物。这一点在保险业显得尤为突出。相比之下，外国公司则把研发作为主要的生产力，甚至是核心生产力加以建设。现在企业的生态环境也一天比一天严峻，再不研究新产品，再不研究市场及其发展趋势，就一天也无法混下去。尤其是WTO到来后将彻底打破目前保险业的行业垄断，届时谁能满足顾客日益增长的需求，谁将赢得市场。新生企业不能把希望被动地寄托在监管部门的各种保护性措施上。否则一旦发生突变，企业就会立刻面临绝境。

创新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石。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建设过程实际上就是企业创新力的建设过程。由于创新能力的形成需要相当长时间的积累，因此新生企业必须从创立之始就要把创新力的建设纳入整体发展规划。创新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不是单纯的研究能力或开发能力，而是一种能够把握市场机会和技术机会，正确地做出创新的决策，有效地实施这一决策并成功地引入市场的能力。创新分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制度创新。商业技术创新与科学技术创新不同之处是前者不完全追求技术的先进性而是以市场实现度和获得商业利益作为检验创新成功与否的最终标准，研发的重点是市场。所谓市场就是一定数量顾客有效需求的集成。市场的创新即不断根据顾客的有效需求推出其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用新技术、新产品创造新市场。学习积累机制是创新的核心问题，是支持创新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基础。创新是需要投入来支持的，必须在制度上、机制上予以解决。创新必须要围绕企业的核心专长进行而不能追时髦，更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

创新分战略性创新和战术性创新。所谓战略性创新主要是根据市场发展规律和趋势，预测出企业下一阶段的创新重点。因此战略创新的重点是对产业更迭的研究与筛选。例如，产险的增长速度连续几年的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99年更直落到2.93%，与同期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相差4个百分点，完全没有体现出高需求收入弹性产品的行业特征。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国民经济内部各产业系统间的发展存在不均衡，各产业系统的发展速度有快有慢，有兴有落，而作为向其提供服务的财产保险业却没能跟上这种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产品结构和行销策略，因此造成了今天财产保险业的窘境。这种窘境的具体表现是：一方面传统保险消费市场的有效需求在不断下降，但保险业的有效供给却在持续增加；另一方面虽然在新兴保险消费领域出现了巨大的有效需求，但保险业却没有形成相适应的有效供给。传统领域有效需求出现萎缩和新兴领域有效供给没有形成导致了现行保险供给系统出现结构性过剩。这导致了财产保险在产业形成的初期就出现了“过度”竞争，使行业利润整体下滑，朝阳产业突呈“夕阳产业”的端兆；同时由于财产保险业没有主动搭乘上高速发展的新兴产业列车，所以无法与国民经济同步发展，自然也就发育迟缓。对新生企业来说，新兴市场各方利益尚未定型，因而进入成本相对较传统市场为低（传统市场的利益格局已形成，新企业不易打破），战略回报高；另外新兴市场的保源优良，亦是保险资金的好投向，将会形成保险、投资的良性循环。孙子曰：“凡战，以正和，以奇胜。”这既是战争的法则，也是商战的法则。对新生企业来说，正，就是在传统的市场上解决当家吃饭的问题，属于战略防御，主要解决生存问题；奇，就是建设新兴市场的供给能力，属于战略进攻，目的是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企业能否笑到最后关键看如何出奇制胜。因此，新生企业战略创新的核心就是找出这些新兴市场，加强对新兴保险消费市场供给能力的建设，及早形成对新兴市场的供给能力，淡出传统市场。

所谓战术创新，则指针对o§品的创新。但产品创新不是盲目的，并非任何产品都有创新的价值。为了追求价值最大化，战术创新必须要放到战略创新的框架内，也必须要借助理论工具进行指导。因此，新生企业要推出有生命力的产品就必须首先研究所选定相关产业，即自己的目标市场（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多个），研究这些产业经济寿命，然后再根据这些朝阳产业的具体需求设计产品。以往我们一直在倡导险种创新但收效不大，其中关键问题在于大都没有把险种创新放到产业寿命的背景下进行，而只是围绕着传统市场进行产品“改良”，产品寿命过短。

从策略看，创新又可分为率先创新和模仿创新。新生企业的最大优势就是可以模仿和借鉴前人的经验和技术，这是造就后发优势的主要内在机理。因而模仿创新必然是新生企业的基本策略。

（五）以电子商务为核心建设新型的管理和销售模式

所谓电子商务就是在电子的手段下面重新建立企业的流程和组织（reengineering）,重写企业资源计划（ERP）。对保险企业来说就是借助信息技术使企业的人力服务能以电子的速度流动起来，在信息流的基础上形成服务流，最终实现大量高速的现金流。

由于未来的企业经营严重依赖企业信息流的速度和对其所含重要信息的汲取。因此新生企业从一开始就要把电子化管理写入自己的发展规划并配备充足的资源。在信息泛滥的时代，培养和组织一支拥有大量高素质的信息分析专家队伍将成为企业克敌制胜的法宝。脑库和数字化神经系统（而不是网站）的建设将是电子化企业与传统企业的分水岭。

由于从理论上说电子商务可以无限制放大企业的经营规模，企业在信息化后经营规模不是缩小而是扩大（“减员增效”将变成“增员增效”），成败的关键在于你的服务流能否跟上。因此必须把新型销售终端的建设纳入战略建设轨道，按前重后轻的原则配置资源，建立充足的、现代化的销售终端，把最优秀的人才、最多的资源都放到最贴近市场，最贴近顾客的地方，为顾客提供最高品质的服务。

当然电子商务是一个社会性系统工程，它的建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真正进入实用和主导地位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如社会网络基础系统的建设，网络用户的规模和购买能力，网络消费文化和习惯的形成，网络财务安全（既对企业而言，也对个人而言）等都还在发育中，远未到成熟期。对其目前在营销方面作用的不切实际的夸大将会过早耗掉新生企业有限的资源，从而造成严重损害。因此，虽然对新生保险企业来说电子商务是必由之路，越早明确就越主动，但并非马上大规模投入。从整合步骤看，要采取渐进式战略，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做好企业内部的电子化信息系统和的并网准备，第二步进行企业组织内部体系的改造（这是根本）。要注意与社会协调稳定发展。一般地说电子商务要经过四个阶段：即基础网络建设阶段、办公自动化阶段、建设企业核心业务管理和应用系统阶段；电子商务直接增值阶段。

（六）“深根固本以制天下”

在现存的市场格局和行业环境下，只有经过认真的规划和较长时期的努力，新企业对老企业的优势才会展露出来。任何速胜的观点都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应该去掉浮躁的心态，着眼于长期的竞争，所谓“风物长宜放眼量”，等待时机。要耐得住寂寞，做到“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不仅仅指速度，也包括效益。但不论是效益还是速度都只有放到战略中才能看出它的价值。在不同阶段要有不同的效益和速度指标。在企业内部环境已与企业外部环境不可分割的情况下，主观想稳，客观形势是否允许？主观想快，客观是否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持雄心勃勃的目标？另外效益是由速度的质量决定的，而速度质量的高低取决于战略资源投入的价值取向、数量多寡和管理实践运行的质量和水平。如果效益不好的原因属于资源投入和配置问题，就要从根上解决，即从投资决策层解决；如果属于管理问题，就要从经营层解决即对战术措施进行调整。

新生企业的发展初期可以没有直接效益（但会形成间接效益，如无形资产、市场占有率、机构和规模经验等），但从战略上看，则必须要有直接效益，这是企业经营的起点也是终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效益决不能仅停留在是否有当期现金回报这样一个肤浅的水平上，而应该放在长期的基础建设上。

“深根固本以制天下”。新生企业要敢于加大在基础设施上的力度，打好发展基础，在基础上投入的越多，以后经营上的难度就会越少,发展就会越顺利；基础没打好，盲目上规模，就会出问题。基础打好了，再大干快上，加速发展。

（七）管理人才是做好企业的基础，专业人才是开拓市场的基础

保罗·罗默在四要素经济增长理论中把人力资本排在第一位，而把新思想、资本和非技术劳动等因素依次排在其后表明了人力资本的重要性。

知识经济的重要特点是对人力资本和技术的高强度的投入。企业的不断地学习和归类及利用信息的能力已成为企业市场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是知识的载体和学习主体，因而人的因素与企业效益的互动力越来越大。简言之，企业经营管理的好坏就是对人的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管控的好坏。

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人的素质高低和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因此，人才是服务业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当前保险业最稀缺的资源是人才，新生企业从建立伊始就该不惜一切代价去垄断人才（垄断了人才就意味垄断了市场，建立了别人进入市场的障碍。专业化经营的发展战略为新生企业利用有限的实力垄断相关的最优秀的人才提供了前提条件）。目前各家新生财产保险公司普遍存在人才缺乏的问题。在老企业采取措施以防止自己的人才外流之后，新生企业的人才缺乏的问题更显突出。此外人才成本的不断攀升也向新生企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一问题在外资保险大举进入之后将会更加尖锐。除了人才短缺的问题外，人才的质量也是令新生企业深感头痛的，新生企业的保险人才在从业经历和时间上普遍弱于老企业。然而在所有人才问题中，最严重的问题还不是缺乏业务人才的问题，而是缺乏管理人才的问题。从各家新生保险公司内部实践看，保险业务能力普遍强于管理能力。因此要扭转重保险技术轻管理技术的传统经营理念，树立科学管理是第一生产力的新思维。要充分认识到保险技术只是一个保险企业理应具备的常规技术，决定企业命运的是管理。现在一谈缺人就是指缺懂保险的，其实新生保险企业更缺懂企管的，懂研究的，具有情报收集和分析能力的。要打破目前存在的门派观念，破除保险圈内的近亲繁殖，让其他行业的新鲜血液尽可能多的流入到保险行业。不仅要在国内找，还要到国际上去找合适的人。要把管理人才的使用、培养放到工作的首位。既要注意从保险专家中培养管理人员，使之具备基本的管理技能和长远的战略思维；更要在重视将管理专家迅速转化成保险专家；还要及时从其它相关行业，特别是新兴产业，引进专门人才，将其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造成既懂保险又懂专业的两栖人才，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储备后备力量。要形成以管理人才为主，以业务人才为辅的基本人才战略。

（八）保险投资相辅相成，初期以保险为主

在一般情况下投资和保险业务是保险公司的两个轮子。在西方保险公司投资业务的作用甚至还大于保险业务，是企业的主要利润来源。但在我国保险业发展的现阶段，在行业垄断利润尚存，投资受到很大限制的情况下，对于新生企业来说，两者之间的关系更象矛与盾的关系。矛与盾是两种不同功能的兵器，一个是进攻的，另一个是防御的。在企业初创时期，保险业务是矛，投资业务是盾，企业收益应主要来自主营业务，投资主要为保险业务的扩大再生产和资产增值提供保障。由于国内的资本市场和其他投资领域尚不成熟、规范，将一个保险企业的盈利来源过分依赖投资，造成企业经营技术变形。个别企业在投资方面取得的成功只能做特例处理，尚不能总结出普遍性的经验。在企业成熟期，投资业务是矛，保险业务是盾，企业的收益主要来自投资，保险业务的主要任务是为投资提供低成本的资金，为投资的扩大再生产提供保障。分清二者在保险企业不同时期的作用，可以使企业在制定战略规划时对不同时期的企业任务有所侧重，在资源配置上也可有所轻重。可以说，新生企业目前的最主要任务是把保险业务做上去，在有行业垄断利润的时候赚取垄断利润，尽快利用主营业完成原始积累，打个好基础。

结束语

保险管理论文篇（5）

1.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互动理论。

1.1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相互影响。

之所以说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相互影响，是因为在我国经济水平有很大程度上发展的情况下，我国政府大力支持社会保险的发展，此种情况下就使得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成为竞争关系，尤其是在社会底层群众更青睐社会保险，高收入人群更青睐商业保险情况下，更加加剧了两者之间的竞争。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居民，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均在不断完善保险服务，如此可以使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之间相互影响。

1.2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相互融合。

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之间相互融合，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社会保险具有强制性，要求居民必须参保，受到保护的居民在真正发生事故的时候可以受到理赔，这可以使居民感受到社会保险的重要性，从而提升保险意识。居民保险意识的增强，对于促进商业保险发展非常有利。其二，商业保险的落实，可以为社会保险分担一部分赔偿支付，这可以减轻社会保险压力。

2.政府职能转变与购买服务理论。

政府职能转与购买服务理论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政府职能转变理论。政府职能的转变就是根据社会发展和国家发展实际情况，适当的调整功能、内容、方式，使其可以更为合理的落实，更好的管理社会保险。其二，政府购买理论。在我国经济水平有很大程度提高的情况下，政府需要完善公共服务，促使国民更好的生活，而对社会保险的服务模式，让市场参与进来，这可以促进社会保险良好发展。

二、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管理的典型经验分析

随着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社会保险医疗管理的模式被提出，我国一些地区已经积极落实此种模式，并取得了成功。

1.湛江模式。

2008年7月湛江市政府文件，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与新农合合并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此种运作体系的落实，就是湛江市政府与人保健康保险公司通过参与运作的医疗保险体系。通过此种医疗保险管理模式的实施，推出了湛江市城镇职工大额医疗救助保险、湛江市公务员补充医疗保险、湛江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大饼补助保险等，这不仅使湛江市居民健康得到了保障，还促进了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良好发展。

2.新乡模式。

在新乡开启的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管理的模式是在2004年4月，是新乡市政府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的，形成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小组，专门负责新乡地区合作医疗基金清单的审核、医疗专用帐卡的建立、支付手续的编审、补助审核等，从而为新乡地区人们提供补助支付窗口，降低居民看病就医费用。这可以使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得到居民的认可，为促进我国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良好发展创造条件。

3.江阴模式。

在江阴市落实的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管理，是这种模式真正在我国落实的试点地区。江阴市政府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由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江阴分公司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负责医疗保险业务的运行，江阴市政府对其进行社会化管理，此种模式下，江阴市居民参保率较高。

4.厦门模式。

厦门市是全国范围内首次实施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结合的医疗保障模式的城市。厦门市政府在1997年出台了《厦门市职工医疗保险试行规定》，一次来支持此种模式的运行。由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和厦门市政府共同参与运作，采用“社会化管理及商业化运作”的方式来进行运作，这使得厦门市医疗保险服务更加完善。

三、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管理的模式

综合以上内容的分析，商业保险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管理的模式具有较高的推行价值。根据居民健康需求，对此种模式不断的优化和完善则是当前需要努力落实的。

1.保险合同型承办大病医疗补充保险。

行之有效的实施保险合同型承办大病医疗补充保险，可以解决居民看大病难的问题。但要想有效落实此种策略，则要求政府和商业保险公司各承担相应的责任。其中政府需要承担的责任是为了促进此策略的有效落实，政府方面需要构建相应的竞争机制，促使竞争机制可以有效的保证社会保险良好的推进，同时增强保险公司的危机感，促使大饼医疗补充保险的落实可以更好的服务于居民。保险公司需要承担的责任是委派专业的服务人员来管理和落实此项医疗保险业务，准确的解答居民的问题，合理的处理医疗服务纠纷，促使大病医疗补充保险的落实可以合理、适合。

2.基金管理型参与城乡医疗保险。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一种典型的福利事业，因此，该种保险不适宜由保险公司来承保，加上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具有强制性的特征，使其可以有效的落实，为城乡居民提供优质的医疗保险服务。当然，要想使此项医疗保险服务可以有效落实，需要政府建立竞争机制和保险公司准入、退出机制，促使保险公司参与或退出此项业务，都规范合理的办理。另外，政府还要大力宣传医疗保险的好处，鼓励居民参与。保险公司需要承担的责任是负责支付和案件审核服务，并且基金安全方面，保险公司需要进行详细的测算，定期为医疗机构报告基金的变动情况，这样就能够帮助政府及时调整相关的政策。

保险管理论文篇（6）

二、互联网金融对保险风险评估技术的影响

互联网金融模式下，保险公司对出险规律、产品定价、保费厘定、寿险的寿命分布规律、产险的出险事故损失额度分布规律等有了更准确的评估和计算。同时，风险评估也将体现个性化差异，对于投保的个体，互联网保险将依据个体差异制定差别化的保单，风险评估和控制精细化到每个投保人，而不是一概而论的风险评定。

三、互联网金融对保险信用构筑的影响

首先，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下，保险机构的信用度将出现分化，一些保险公司保持较高透明度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保险公司的透明度较弱。其次，在这种新的金融模式下，客户的信用资料将更易于采集。六、互联网金融对保险监管的影响互联网金融模式下的将在保险监管中得到广泛应用。保险公司可以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技术进行舆情监控，促进声誉风险管理;也可以进行风险暴露分析与监测，增强预防风险的能力;也可以对客户信息进行更为全面地分析，最大限度降低逆向选择。

为了应对互联网金融风险，保险监管的模式也应该发生转变。首先，保险监管文化与理念的变革，要做到实时监管，信息监管，互动监管;其次，保险监管内部组织架构需要改革，例如搭建互联网保险监管架构、明确互联网保险监管模式、引进IT技术人才，制定互联网监管规则等;第三，保险监管原则和方式需要改变，可以采取统一监管规则、属地化管理和互动委托监管;第四，监管合作与协调越发重要，需要更多的与银行、证券监管合作需要与国外监管进行合作协调;第五，可以采取全流程监管，即“关键字”审核，事中、事后评价和实时投诉等。

保险管理论文篇（7）

(一)社会保险组织机构设置分散。从河北省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历史遗留问题尚未解决，社会保险业务经办机构的设置与中央部委的管理机构不一致，社会保险业务被分散到社会保障部门、卫生部门等多部门分别管理。比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就归卫生部门管辖。由于机构不统一，必然造成组织机构的管理协调性差，这样，不仅很难统一社会保险决策的制定，延误国家社会保险政策的贯彻落实，而且更直接导致社会保险机构重叠、业务交叉、人员浪费，加重了社保经办部门的工作难度，也增加了社会保险管理工作的成本。

(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设置不足。目前，我国正在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随着社会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和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参保对象由企业职工向各类人群扩展，区域由城镇向广大农牧区延伸，这就必然要求在农村建立乡一级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满足广大农民参加社会保险，享受社保服务的需求。但是，河北省还没有建立乡一级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基层社保服务不健全。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社会保险工作在广大基层的开展，不利于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要求。

(三)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人员配置不合理。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保险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全国城乡居民五项社会保险的参保人数成逐年上升的状态。数据显示，2013年末，河北省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为4548．81万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数为1674．51万人，失业保险的参保人数为503．94万人，工伤保险的参保人数为737．04万人，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为667．58万人。面对如此庞大的参保人员，社保经办机构的人员配置却没有相应地增加，这必然会影响社保服务工作的质量与效率，阻碍社会保险事业的发展。除了社保经办机构人员数量不足，经办人员素质不高也是阻碍社保管理工作高效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社会保险的不断深入和完善，社保的经办工作也更加专业化、细致化，这就需要具有高素质的经办人员，不但要有较高的专业知识水平，还要具有较强的实际操作经验，能够独立完成各项任务。然而由于以前的社保工作比较简单，信息化程度不高，所以目前全省的社保经办人员素质普遍不高，不能满足社保工作发展的需要。

(四)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模式落后。目前，河北省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服务还在延续传统的模式，即按险种设置的“单险种”机构体制，每一个险种都要建立独立的数据系统，各险种之间的业务相互分割，而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由于社会保险五大险种都有基础信息等方面的一些共性业务，“单险种”管理模式必然会出现重复性的工作，这不仅降低社保经办管理工作的行政效率，还会加大业务管理和技术支持的难度。同时，“单险种”管理模式也会使各险种的社保基金分属不同部门管理，既不能集中运营，也不便于监督和管理。

(五)社会保险规定不完善。为保证国家社保政策的贯彻和落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根据本省的实际情况，尽快出台相应的规章、规定，以及意见和办法，进一步细化相关的制度，保障广大居民的社保利益落到实处。目前，就河北省的情况来看，近几年，也出台过一些符合本省实际需求的规定，为国家社保政策的贯彻和执行提供了政策支持。比如，省人社厅以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印发的《关于使用失业保险金援企稳岗的实施意见》，就对本省因化解产能过剩、淘汰落后产能和治理大气污染、实施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经营受到影响的企业，自2014年4月份开始从失业保险基金中给予企业稳定岗位补贴，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暂时性困难，稳定就业岗位。该项意见的出台无疑对于特定时期受到影响的特定企业及职工从政策上给予了特殊保护，符合国家社会保险工作的要求。但是，从整体情况上看，河北省就贯彻国家社保政策出台的相关规定远不能满足社保发展的需求。尤其是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的不断推进，三地必将实现社会保险的互通，那么，河北省必须抓住机遇，尽快出台相关的意见，推动三地社会保险工作的协同发展。

二、完善河北省社会保险管理工作的建议

河北省环抱京津，自古即是京畿要地。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的提出，它给河北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要想抓住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以及能够充分执行京津冀一体化战略，河北省必须转变观念，提前作好规划。京津冀一体化的实现必然带来三地社会保险的一体化，因此，河北省必须完善社会保险管理方面的不足，创新社保管理工作，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尽快满足京津冀社会保险一体化的需求。

(一)构建政府主导型垂直管理模式。有学者提出，目前我国社会保险运行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都可以诟病于现行分散式的行政管理体制，正是因为现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未能实现统一管理，才造成了政出多门、权责不清、效率低下的局面。所以，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践界，都主张社会保险的管理应由目前的分散管理向集中管理转变，采取政府主导型垂直管理模式。构建政府主导型垂直管理的社会保险管理模式，能从制度上根除原有社会保险管理上存在的弊病，创新机制，提高效率，解放和发展社会保险生产力。在政府主导型垂直管理模式下，尽快建成“经办五险合一、信息系统统一、业务流程统一、基金核算统一、监督管理统一”的社会保险管理模式。对五大险种统一办理登记、核定缴费基数，为参保对象提供一站式服务。这样，不但能够提高社保经办机构的行政效率，而且可以降低社保机构的内部管理成本，实现社保管理工作的经济效益。我国部分省份如北京、上海、天津、吉林等地对社会保险管理模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实行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险垂直管理后，国家的宏观调控力度强化，政策的执行力度提升，社保管理与服务水平显著提高。河北省的社会保险也应采取政府主导型的垂直管理模式，统一机构、整合资源，提升社会保险机构能力和管理工作水平，实现河北省社会保险事业跨越式发展。

(二)建立健全基层社保机构。指出，要适应城乡统筹保障项目的增多、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以及个性化服务的要求，整合管理资源，加强社会保障机构能力建设和统一的管理服务体系建设。今后，不断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面将是我国深化经济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险制度，必须首先建立基层社保机构，设立乡、村级社保服务平台，并配备专业的社保管理服务人员。基层社保机构的建立与完善，对于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应对我国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实现社会保险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完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人员配置。针对河北省社保经办机构人员数量不足的问题，必须尽快增加人员配置，满足不断扩大的社保管理工作的需求。一是要加强对社保经办人员的培训，不但要培养他们熟练掌握各个险种的政策理论和实际操作经验，还要加强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培养，以适应新时期社会保险管理工作带来的挑战。二是加大宣传，增强社保服务意识，提高社保服务水平。社保管理工作是一项服务工作，工作人员应不断加强自身修养，树立良好的服务理念，在工作中注入人文关怀，切实落实社会保险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

(四)加快制定社会保险配套措施。一是应尽快出台有关养老保险的相关政策，建立京津冀职工的养老保险协商机制，积极有效地推动三地职工养老保险工作的协同发展。二是在医疗保险方面，应该共同搭建京津冀三地间的医保信息网络平台，实现医疗保险在三地间的即时结算。三是在我国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背景下，河北省应该制定出台相关政策，建立健全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推广城乡居民的大病保险工作，以及推进医疗保险异地就医费用结算等工作。

保险管理论文篇（8）

【关键词】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社会责任；强制保险

【英文关键词】directors''''liability;insurancecontract;socialresponsibility;compulsoryinsurance

【正文】

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全称为董事及高级职员责任保险合同，Directors‘andOfficers’LiabilityInsurance），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又称为董事个人责任保险合同，是指以公司董事和高级职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因单独或共同实施的不当行为给公司和第三人（包括股东和债权人等）造成损害而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订立的保险合同。在该保险中，被保险人是公司的董事和高级职员。广义的董事责任保险合同除了包含上述内容外，还包含公司补偿保险合同，即以公司根据章程以及与董事和高级职员订立的补偿合同向其承担的补偿责任为保险标的订立的保险合同。在公司补偿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是董事和高级职员所在的公司。[②]

世界上第一份董事责任保险合同诞生的背景是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盘，在这段期间，美国证券市场丑闻频发，中小股东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公众对证券市场信心严重下挫。这段时期被西方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称为“黑色年代”，这次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国资本市场的脆弱，并直接验证了资本市场监管的重要性。[1]此后，政府为了恢复投资公众对证券市场的信心，通过立法的手段，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并强化对公司及其董事和高级职员地监督，以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在当时的美国，伴随着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制定，证券市场的监管逐渐趋于完善，董事和高级职员的经营责任进一步得到强化。英国的劳埃德保险公司抓住这一商机，开发设计出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并将其出售给美国的一家公司。虽然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产生的历史并不是很长，从诞生之初到现在只有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但是从各国董事责任保险市场的发展状况考察，该保险产品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作为一种新型的保险产品，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功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分散董事的经营责任风险

在现代公司的经营管理中，为了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并保障股东、债权人、公司雇员、消费者以及广大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主体[③]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各国从不同角度强化了董事和高级职员的职责和义务，以增强其事业心和责任感。以美国为例，按照联邦和州的相关立法规定，能够对董事和高级职员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的主体如下图所示：[④]

序号

有权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的主体

依照的法律

1

公司

各州《公司法》

2

公司股东、债券持有人

各州《公司法》；各州《蓝天法》；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1939年《信托债券法》；1940年《投资公司法》；1940年《投资顾问法》；1970年《证券投资者保护法》；1995年《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案》等

3

公司的债权人

各州《公司法》；《联邦破产法》等

4

公司的破产管理人、破产接管人以及破产清算人

《联邦破产法》；《金融机构改革、复兴与执行法案》（FIRREA法案）等

5

消费者

各州《消费者保护法》等

6

公司过去和现在的雇员

《员工退休收入保障法案》；《联邦民权法案》；《雇佣年龄歧视法案》；《美国残疾人法案》等

7

公司的竞争对手

《谢尔曼法》；《克莱顿法》；《反欺诈与腐败组织法》；《联邦商标法》；《联邦版权法》；《专利综合法》；《联邦经济间谍法》；各州《商标法》；各州《商业秘密保护法》等

8

广大社会公众、政府机关和相关部门（包括税务机关、证券监管机关、反垄断机关、环境保护部门等）

《联邦国内税收法案》；各州《税收法案》；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谢尔曼法》；《克莱顿法》；《河流与海港保护法案》；《联邦水污染控制法案》；《资源保护与恢复法案》；《综合性环境反应、补偿与责任法案》等

综上所述，在美国，能够对董事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的主体的范围非常广泛，不仅包括公司、股东、债权人，还包括公司的破产管理人、消费者、公司雇员、公司的竞争对手、广大社会公众、甚至还包括政府机关和监管机构。由此可见，在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中，董事承受着沉重的责任风险。这种责任风险督促着董事勤勉尽职、兢兢业业的为公司利益服务，并时时刻刻提醒董事在为公司服务之余，还必须注意保护股东、债权人、消费者、公司雇员、公司客户、公司的竞争对手以及广大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

应当看到的是，强化董事的职责和义务固然有利于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并加强对公司以及股东、债权人等利益相关主体的保护，但是，过于严苛的责任负担可能导致董事权利、义务的失衡，并严重挫伤董事经营的积极性，最终导致董事在公司经营决策的实施过程中畏首畏尾，停滞不前，丧失创新的勇气和开拓精神。从长远看来，这种心理状态会严重制约企业的发展，并可能导致企业错失发展的良机。考虑到上述情况，西方国家设计了一系列的董事责任救济制度，来分散董事因正常履行职责可能导致的经营责任风险，上述制度具体包括经营判断规则、公司补偿制度、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以及董事责任减免制度。上述制度，从经营判断规则开始，到公司补偿制度和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再到董事责任减免制度，构成了一条完整的董事经营责任救济链。其中，董事责任保险合同是这条救济链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例如，在美国，50个州的公司立法都明确规定，公司可以为董事购买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并以此来分散董事的经营责任风险，确保董事能够放心、大胆的实施经营决策，鼓励他们大胆经营、开拓创新，从而确保公司能够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corporategovernance）也称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管制、公司督导，是目前世界范围内普遍开展的一项公司素质提升和规范运动。它是指用来协调企业内部不同利害关系者之间的利益差别和行为的一系列法律、文化、习惯和制度的统称。[2]在公司的经营实践中，投保公司通过购买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可以起到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确保优秀管理人才梯队的建立：优化公司治理

随着各国法制的不断健全，董事所面临的索赔诉讼的数量和赔偿金额都在不断增加。例如，在美国，2000年，由股东提起的诉讼案件共有264件，平均索赔金额高达860万美元；2001年提起的证券民事赔偿案件高达460件，有超过30%的美国上市公司的董事遭受了索赔诉讼，索赔金额超过1亿美元的案件也有14件之多。在日本，自1992年至1999年，股东向董事和高级职员提起索赔诉讼的案件数量增长了9倍。[3]由此可见，董事和高级职员，尤其是那些在大公司任职的董事和高级职员经常处于索赔诉讼的风口浪尖之上，过重的责任风险极大的制约了董事经营策略的制定和实施，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导致董事和高级职员为了规避责任风险而主动辞职。例如，在美国，安然事件爆发之后，仅在2002年的7月至8月间，就有大约120名CEO请求辞职。[4]从某种意义上说，优秀的领导者是企业的核心灵魂，如果失去优秀的管理人才，企业的发展可能会陷入困境，甚至遭受灭顶之灾。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企业选择购买董事责任保险合同来分散董事和高级职员执行职务的责任风险，以吸引那些优秀的管理人员担任公司的董事和高级职员。事实上，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保障制度，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订立能够吸引更多的优秀管理人才充实到公司的经营管理层中，这样就确保了优秀管理人才梯队的建立，起到了优化公司治理结构的作用。

（二）监督投保公司的内部经营管理：独立外部监督

在订立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过程中，投保公司要与保险人多次接触、反复磋商。在此期间，保险人可以借助保险合同的订立过程对投保公司的内部经营管理进行监督，基于保险人的外部独立地位，与监事会和独立董事相比，保险人的监督更有效率。

1.在保险合同签订之前的监督

在保险合同签订之前，保险公司通常要对参加保险的董事、高级职员以及公司的相关情况进行详细了解，包括董事和高级职员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额，董事和高级职员遭受索赔诉讼的历史记录，以及公司以往的经营业绩。经过详细、周密的调查之后，保险人会决定是否对董事进行承保或者对其认为风险较高的董事规定特别的承保条件，例如提高保险费率或降低保险金额。在保险人将上述信息告知公司的股东大会之后，股东大会可以根据保险人出具的调查意见对公司的董事进行审查，对于那些不合格的董事，股东大会可以及早将其解聘。[5]此外，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作为一种新型的外部约束机制，通过合同条款约束了公司和董事的行为，对公司形成了有效的外部监督。例如，在签订合同之前，投保公司需要向保险人提供最新的年度财务报告以及审计报告，对最近一年来公司资产结构的变化，分支机构的增减，是否有过或将要进行兼并重组，以及外部董事的数量等情况，做出准确的陈述。保险人进行详细调查后，对那些经营业绩较差，管理混乱以及外部董事数量较少的公司，不仅会大幅度提高保险费率，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拒绝承保。与此同时，对于那些经营业绩较好，管理水平较高以及外部董事数量较多的企业则会降低保险费率。事实上，在保险实务中，保险人制定了一套完善的评价体系，针对投保公司的经营业绩、管理水平以及独立董事的数量将其区分为治理结构优良的公司和治理结构较差的公司，并在保险费率上做出区别规定。相对后者而言，前者不仅容易获得董事责任保险，而且可以享受优惠的保险费率，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那些治理结构较差的公司采取一定措施提高公司的经营业绩和管理水平，并努力增加外部董事的数量。综上所述，在签订保险合同之前，保险人通过对投保公司相关情况的调查并将上述信息以保险费率的形式反馈给投保公司，以此来推动投保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发挥保险人的外部监督作用。

2.在保险合同签订之后的监督

在保险合同签订之后，监督过程并未结束。一方面，当第三人向董事和高级职员提起索赔诉讼时，董事和高级职员会将第三人提出索赔的事实告知保险人。保险人在接到索赔通知后，会针对被保险人被提讼的不当行为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如果保险人认为被保险人故意实施了违法行为、欺诈行为以及不诚实行为就会拒绝承担保险责任，此时，被保险人不得不用其个人财产向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由此，被保险人意识到，虽然自己已经购买了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但是对于那些基于故意实施的违法行为、欺诈行为以及不诚实行为导致的索赔诉讼，保险人不会为自己提供保护。因此，为了避免用个人财产承担赔偿责任，被保险人会有意识的避免实施不当行为。另一方面，如果董事因为实施了不当行为而被提起索赔诉讼，即使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赔付了保险金。但是在第二年续保的时候，保险人可能会提高全部被保险人的保险费率。此时，个别董事实施的不当行为影响了全体被保险人的利益，这也会督促董事相互之间进行更加细致和严密的监督。通过以上两方面的监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董事和高级职员实施不当行为的概率，优化公司的治理结构。

三、实现公司的社会责任

公司社会责任理论认为，公司作为一种商业组织，如果想要快速发展，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并且具有良好架构的市场环境。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从事商业活动，公司不仅仅同自己的股东发生关系，同时还和公司股东之外的债权人、雇员、消费者、公司客户等主体产生密切联系。[6]事实上，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增大，公司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公司对每个社会主体的影响也在与日俱增，每个社会主体都可能遭受来自公司和董事的侵害。例如，当社会主体因与公司从事某项交易而成为公司的债权人时，公司的董事和高级职员可能实施怠于申请公司破产、欺诈易以及不正当交易行为并因此侵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当社会主体因与公司签订雇佣合同而成为公司的雇员时，公司的董事和高级职员可能会对雇员实施不当解雇、雇佣歧视以及性骚扰行为并因此侵害公司雇员的合法权益；当社会主体因购买公司生产的产品或接受公司提供的服务而成为消费者时，可能因为公司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存在缺陷和瑕疵而遭受损害。除此之外，公司股东、公司客户、公司的竞争对手以及广大的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主体都有可能遭受董事和高级职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实施的不当行为的侵害。为了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并保护公司股东、债权人、消费者、公司雇员、公司客户、公司的竞争对手以及广大的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各国法律通常规定，如果董事和高级职员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损害了上述主体的合法权益，就应当向其承担赔偿责任，通过赔偿责任的承担实现了公司对上述主体肩负的社会责任。

但是应当看到的是，在许多情况下，当董事和高级职员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实施了不当行为并因此导致利益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时候，公司自身的财产可能所剩无几，与此同时，董事和高级职员的个人赔偿能力又极为有限。此时，如果公司购买了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借助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只要董事和高级职员实施的不当行为符合保险合同的承保条件，保险人就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赔偿保险金。借助保险人赔偿的保险金，可以弥补利益相关主体遭受的损失，并以此实现了公司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结语：我国董事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建立之初步构想

目前，学者们对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功效的研究仅仅侧重于分散董事的经营责任风险与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这两个方面，对于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内含的实现公司社会责任这一功效，鲜有学者加以论及。笔者认为，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作为责任保险合同的一种，其保护的重心已经从被保险人转移到了第三人。具体到董事责任保险，第三人主要是指股东、债权人、公司雇员、消费者、公司客户等利益相关主体。在发生损害事故时，借助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增强了董事和高级职员对上述利益相关主体的赔偿能力，有利于补偿利益相关主体遭受的损失，并进而实现公司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目前，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证券市场还相当的不完善，尽管证券监管机构不断强化监管措施并加大监管力度，证券市场中虚假陈述、内幕交易与操纵市场等违规行为仍然层出不穷、屡禁不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中绝大多数都是中小投资者，他们用来投资的资金通常是自己的养老金、退休金、用来买房、看病或者用于子女上学的教育储备资金。当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职员实施的证券市场违规行为给中小投资者造成损害的时候，如果不能及时弥补他们遭受的损失，不仅会沉重打击他们的投资信心和投资热情，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应当尽量开辟各种救济渠道弥补中小投资者遭受的损失，在这里，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但是应当看到的是，如果投保公司购买的是任意性的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则只有当董事基于过失造成中小投资者损害的时候，保险人才承担保险责任。如果董事基于故意实施了侵害行为，保险人可以拒绝赔偿保险金，此时，中小投资者无法借助保险合同获得相应的保障。与之相对，如果在上市公司中推行董事责任强制保险，则当董事基于故意实施了不当行为并对中小投资者造成损害的时候，保险人应当在董事责任强制保险合同的赔偿限额范围内向受害人垫付赔偿金，并有权向负有责任的董事追偿。由此，既保护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又防止基于故意实施不当行为的董事逃脱原本应当承担的责任，收到了一举两得的功效。目前，我国《证券法》第69条、第76条以及第77条分别规定了董事和高级职员的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内幕交易民事责任以及操纵市场民事责任，此外，最高人民法院还了《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来明确司法实践中董事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具体认定。综上所述，考虑到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可以先在上市公司中推行董事虚假陈述责任强制保险，待最高法院对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民事赔偿责任做出详细的司法解释或者其他相关法律针对董事对债权人、公司雇员、消费者、公司竞争对手直至广大社会公众的赔偿责任做出详细规定之后，[⑤]可以考虑将董事责任强制保险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并将其扩展至非上市公司中。

【注释】

[①]〔收稿日期〕〔基金项目〕本文系上海市第三期重点学科：华政经济法学（S30902）的建设成果。华东政法大学科研资助项目（2008年度，项目编号：08HZK002）的阶段性成果。

[②]在本文中，笔者论述的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仅指董事个人责任保险合同，并不包括公司补偿保险合同。

[③]“利益相关主体”一词的英文为stakeholders，最早出现在1963年斯坦福大学一个研究小组（SRI）的内部文稿中，是指那些没有其支持，组织就无法生存的群体，包括股东、债权人、公司雇员、顾客、供货商等。有人将它译为“相关利益者”、“利害关系人”或“利害相关者”。

[④]SeeInsuranceInstituteofLondon,DirectorsandOfficersLiabilityInsurance,SprintersLondonLimited,1999,p.91-108.IanYoungman,Directors’andOfficers’liabilityinsurance（secondedition）,WoodheadPublishingLtd,1999,p.7-16.

[⑤]虽然我国《破产法》第128条规定：“债务人有本法第31条、第32条、第33条规定的行为，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对于赔偿责任的具体承担方式以及赔偿数额的确定并未做出明确规定。上述问题还有赖于最高法院在对《破产法》做出司法解释的时候予以明确。此外，在本文第三章中笔者曾经提高，我国应当借鉴美国的相关立法进一步完善董事民事责任体系，包括将来修改《破产法》的时候，应当明确规定董事怠于申请公司破产以及从事不正当交易的赔偿责任。除此之外，还应当修改完善《劳动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规范，并详细规定董事对公司雇员、消费者、公司竞争对手以及广大的社会公众的赔偿责任。在确立上述董事民事责任之后，可以考虑将其纳入董事责任强制保险合同的承保范围之中。

【参考文献】

[1]黄振中.美国证券法上的民事责任与民事诉讼[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2.

[2]赵万一.公司治理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

[3]MilesD.Scully,Esq.Directorsandofficersinsuranceforprivatecompaniesisasoundbusinessdecision,2007-1-6.

[4]SethVanAalten,D&OInsuranceintheAgeofEnron:ProtectingOfficersandDirectorsinCorporateBankruptcies,AnnualReviewofBankingandFinancialLaw,2003,v.22,pp.457-459.

保险管理论文篇（9）

一、积极筹集资金,满足保险经营资金的需求

保险企业要维持正常经营运作就必须通过财务手段来筹集资金,以满足经营中的赔偿、给付和支付经营费用的需要。最近几年,国家对利率的连续调整,给保险企业经营带来诸多不利影响,表现在保额下降,赔付率上升,费率提高,部分公司出现经营亏损。同时,国家政策对保险资金的投资限制,使保险、资金运用率较低。因此,保险企业如何在诸多不利环境下取得更多的资金来维持经营需要,又该如何加强筹资管理,这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保险企业的筹资渠道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权益资本,主要表现在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总准备金,未分配利益等方面;二是债务资本,包括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加强筹资管理,具体应做好以下工作:一是积极扩大保险业务,大力发展长效险业务,稳妥吸收保险储金,增加保费收入,充实保险经营资金;二是严格按照现行财务制度规定,提足责任准备金,责任准备金的提存是为了保障被保险人的利益,也是为了稳定公司的业务经营,但在客观上责任准备金形成了保险经营的可运用资金,而且是保险企业最大的一项资金来源,合理运用这部分资金是整个企业业务成效的关键;三是合理安排资金结构,保持适当的偿债能力。保险企业的负债多少要与自有资本和偿债能力相适应。既要防止负债过多,导致财务风险加大,又要有效利用负债经营,提高自有资本的收益水平。

二、加强货币管理,安全有效地使用资金

加强货币资金管理的目的在于保证企业正常经营所需资金的同时,节约使用资金,并从暂时闲置的资金中获取最多的利益收入。保险法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必须稳健,遵循安全性原则,并保证资产的保值增值”,“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限于在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同时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不得用于设立证券经营机构和向企业投资”,鉴于上述规定,加强货币资金管理尤为重要。

保险企业的货币资金包括现金和银行存款,首先要加强现金管理,要求严格执行国务院《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和中国人民银行《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之规定,严格遵守库存现金限额制度,严格现金开支范围,实行钱账分管,并配备专职出纳人员,负责现金和银行存款的收付及管理工作,非出纳人员不得经管现金;出纳与会计人员必须明确分工,建立健全现金账目和收付手续,做到日清月结,账款相符,确保现金安全;严格审批手续,杜绝私自挪用公款等不法行为,严禁白条抵库,公款私存,对违纪者予以严肃处理。其次要努力提高现金的使用效率,有计划的合理安排现金,力求做到收支平稳;做到既保证企业日常所需现金,降低风险,又不使企业产生过多的闲置现金,以增加企业效益,对银行存款的管理,要求在现行政策允许的投资条件下,尽可能多的选择购买国债、金融债券等回报率高的投资项目,提高资金的使用效果。

三、加强应收保费的管理,加速资金周转

应收保费是企业财产险,人身意外伤害险在承保后应向投保人收取的保费。由于应收保费是公司资金被其投保人占用,而公司还要承担保险责任,所以对公司的经营极为不利。保险企业必须严格控制应收保费的发生。具体可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在签发财险保单时,对那些保险金额较大,且保户一次费有困难的,可采用在保期内分期交费的办法,但须签订分期或延期交款协议,尽量避免形成呆账。

保险管理论文篇（10）

此种解释原则渊源于罗马法“有疑义应为表意者不利益之解释”原则，其后为法学界所接受，不但法谚有所谓“用语有疑义时，应对使用者为不利益的解释”，且亦为英美法和大陆法所采用。目前，世界各国保险立法或司法判例大多确立或采用此规则。保险合同解释中的不利解释规则指“在保险单用语可以作出两种解释的情况下，保险单用语应当依照最不利于保险人的方式予以解释”。保险实务中之所以引入不利解释原则，其理论渊源主要有四：

1．保险合同是附和合同理论保险合同所列明的条款一般都是由保险人预先拟定的格式合同，投保人在通常情形对保险单的内容仅能表示接受或不接受，并无讨价还价的余地，故保险合同为附和合同。若保险人在拟定合同时，能立于公平正义的立场，不仅考虑自身，也兼顾他人利益，则保险合同的附和性并非无可取之处。然而作为“经济人”的保险人，不一定能够保持超然的地位，他们可能会利用其丰富经验制定出只保护自己的条款。在此情形下，所谓的合同公平则流于形式而非实质，被保险人对于合同内容的发言权完全被剥夺。因此，当保险合同的条款用语有疑义时，应当作不利于条款拟定人的解释。

2．保险合同具有专有技术性理论

保险业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技术性的行业。保险是把可能遭受同样危险事故的多数人组织起来，结成团体，测定事故发生的概率，按照此比例分摊风险。根据概率论的科学方法，算定分担责任要有特殊技术，这种特殊技术就是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的共同特征。保险条款中所涉及术语的专门化和技术性，并非一般投保人所能完全理解，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保险人。若保险人科学地运作保险技术，合理地使用保险术语，则没有干涉或解释条款的必要性。但保险人可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滥用保险技术，在保险条款中使用晦涩或模糊之文字，以减轻或避免其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应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

3．弱者保护理论

该理论认为，在保险交易中，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相对于保险人而言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主要表现为“交易能力不对等”，具体表现为：首先是交易力量悬殊。保险人一般是具有很强的资金、技术、法律等方面的实力，而一般的被保险人尤其是作为个人的被保险人很难有对等的谈判实力。其次是交易信息不对称。保险合同是复杂的法律文件，非业内人士很难理解其中的文字，保险人拥有保险的专门技术、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而一般普通投保大众对此则不了解。因此，出于保护弱势地位的被保险人，当对保险条款发生歧义时，应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

4．理性预期理论

该理论起源于2()世纪60年代英美法系国家，是在“附和合同”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保险合同是一个附和合同，换言之，在这种合同中，没有提出标准合同形式的当事人绝对没有机会对合同讨价还价。在承认这一点后，牢固确立了‘满足被保险人的理性期待’和‘不允许被保险人的任何不合理利益’的原则”。因此，该理论的主张者坚持应该根据一个未经法律训练的人的理性预期来解释保单。该理论的倡导者从两个方面阐述了其理由：其一，从保险业的历史变迁视角看，保险业发展初期，保险契约当事人有相对的对等谈判力量，双方谈判时间充足，且当时交易类型简单，因此，要保人与保险人对于保险契约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容易有相同的了解。但随着保险交易类型的繁杂化，以有限的保险契约类型承保Et新月异的保险事故，本来就形相见拙，况且保险契约的订立过程，在省时省钱的要求下，事实上不能详细讨论契约内容，更不可能针对具体危险状况，增删修改。故保险人对保险契约的内容固然具有信息、经验、专业知识等优势，而社会大众则只凭直觉产生期待。所以法院应遵循“理性预期的原则”，作有利于被保险人一方的解释和处理。其二，被保险人被视为是拥有“深口袋”，一些法院有时候会过分地忽视合同文字而使保单持有人行为的受害者获得赔偿。

二、“不利解释”原则在财产保险领域中的司法实践现状

1．把不利解释原则误解为争议利益解释原则

这混淆了争议与疑义，把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奉为一旦争议就自动首先适用的“优先原则”。其实，争议并不等于疑义，争议是解释的必要前提，“无争议则无解释”，没有争议就无需任何的解释活动。但是，这并不表明争议就是不利解释原则的充分条件。当事人之间产生的争议，有的是可以从这个合同条款的语言文字中得到一定的合理支持的合理争议，而有的则可能是在任何一个不偏不倚的中立者阅读都不会产生疑问的情况下仍然存在的争议。在后一种情况下，虽然有争议，但是并没有疑义!所以，争议的存在仅仅表明疑义存在的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那种没有任何合理根据的无理取闹式争议，根本不应该适用不利解释原则作出对其有利的解释。否则，就无异于法律对投保人承诺“一争即胜，一争即有利”，等于是鼓励投保人不管有理无理都“不闹白不闹，不争白不争”。正因为如此，绝大多数保险立法或者判例法，都以“有疑义”而非“有争议”作为适用该原则的不可或缺的前提。

2．把疑义利益解释原则误解为“有疑必有利”的无条件原则

这忽视了该原则的适用条件而把它推广到了不适用的领域。当要保人就保险合同产生疑义时，我们要看是谁造成了这种疑义。造成保险合同疑义的原因众多，有法律法规的原因，有保险人的原因，也可能是被保险人自己的原因。而保险人只能对由于其自身原因造成的保险条款疑义承担责任。因此，在有疑义时，作出对投保方“有利”的解释，这个“有利”离不开特定的前提条件，在这些条件不具备时就不能适用，如果适用就将违背客观的经济规律和该原则最根本的价值目的。换言之，在保险合同的解释方面，并非有疑义则必须作有利于投保方的解释，而是要看造成疑义的责任承担者是否是保险人。

3．司法实践中的误操作及影响

目前，由于对“不利解释原则”存在误解，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一些误操作，具体表现为：一是保险合同的解释不够规范统一。由于我国《保险法》的规定过于原则、简单、缺乏操作性，最高人民法院也尚未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加上法院的一些审判人员对《保险法》和相关的业务知识比较生疏，不能很好地处理保险合同与其它商事合同之间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用审理普通民商事案件的思维对待保险纠纷，使保险合同的解释不够规范。二是不恰当地任意引用“不利解释”原则。一些法官片面强调“保护弱势群体”，认为只要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内容有争议，就首先引用保险合同的“不利解释”原则，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对保险公司的要求过于严苛。三是解释保险合同时，拘泥于字面意思而忽略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不注重合同的整体性，断章取义。以上情形导致了法律适用错误、责任认定不当、审判尺度不统一等问题，损害了保险人的利益。保险纠纷案件的处理，往往会影响到一批保险合同的理赔，易助长被保险人的侥幸心理，不利于防范道德风险，同时也损害了其他被保险人的利益，给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不利解释原则”理论与财产保险现实的偏差

1．就合同的附和性而言

人身保险因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和规律性，保险人拟定的条款和约定一般都是经过精确计算的结果，条款内容弹性很小，一般不会因人而发生变动。要保人只能同意购买或不购买，或者在不同的保险产品中作选择，但并不具备与保险人讨价还价的技术能力和总体实力。财产保险则不同，财产保险主要面对的是各行各业的企事业单位，企事业单位在投保时常处于有利的主动地位，可以根据自己行业和企业的特点，就保险合同所涉及的条款、约定、费率等进行讨价还价，而且大多数企事业单位或者其经纪人具备与保险人对抗的技术能力和总体实力。因此，人身保险合同是一种严格的附和合同，而财产保险合同在很多情形下，已经逐步发展为了一种非要式合同。

2．就专有技术而言

人身保险对危险几率的计算较为精密，危险事故的发生也比较规则稳定，在保险专业人士的不断探索中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专门技术，人身保险中保险人对技术形成了垄断之势。而财产保险事故的发生并不规则，也缺乏稳定性，对技术的探索基本上是建立在以往的经验的基础之上，没有很强的专业技术。同时，保险业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人身保险产品层出不穷，产品创新日新月异；但财产保险不论是理论还是条款的发展都没有太大的跨度，经过长期的交易，企业和其保险经纪人对条款、约定等都有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因此，在财产保险领域，就技术能力而言，保险人的优势地位在不断削弱，而要保人在不断增强。

3．就保险合同当事人双方的力量对比而言

因人身保险几乎全部适用于个人保险，个人保险涉及的每笔保费金额较小，保费的计算也较准确，竞争的余地很小，因而要保人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而财产保险则不同，我国财产保险公司大部分的保费收入均来自一小部分规模较大的企业。况且，这些规模较大的企业要么有自己专门负责保险事务的专业人士，要么有保险经纪人相助，不论是保险技术，还是总体实力，保险人并不处于强势地位。相反，因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这些企业还处于有利的优势地位。

4．就“理性预期”而言

在财产保险领域中，部分企业及其经纪人在经验、专业知识等方面并不处于劣势地位。相反，很多保险合同均是在双方谈判的基础上形成。再者，随着保险业的不断开放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与一般企业相比，保险企业在资金实力方面的优势在不断消融。相反，越来越多的企业成为了保险企业的投资者，拥有保险公司的股份。因此，在财产保险领域，理性预期理论赖以发展的基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四、不利解释原则在财产保险领域的适用条件

笔者认为随着保险市场的发展和变化，鉴于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不利解释”原则在财产保险领域的适用；应受到以下几个条件的约束。

1．存在疑义的保险条款确实模糊不清

适用不利解释原则的实质要件，是保险合同的条款“模糊不清”。模糊不清这一用语的本来含义指“一个词语具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含义，以致于在同一时间，对这一词语的理解既有可能是正确的也有可能是不正确的”，这一用语适用于保险合同的解释中，则通常被界定为保险合同的条款和用语拥有一个以上的合理解释。按照英美法院的主流观点，只有在保单条款模糊不清，并且这种模糊不清无法借助外部证据予以解决的情况下，不利解释原则方可适用。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英美法院就此确立了许多可供我们参考的判断规则，归纳起来主要有：其一，在考察保险合同的条款是否模糊不清时，法院所使用的方法应当是能够“找到模糊不清”而非“制造模糊不清”的方法；其二，保险合同条款是否模糊不清，其考虑因素主要不是合同的用语或措辞，而是不同的合同阅读者在阅读该份合同时，是否会产生不同的含义。至于何谓“合同阅读者”，英美法院的确认标准各有不同。美国法院主要将其确定为正常的，具有合理理解能力的人；英国法院则一般将其确定为正常的律师。其三，英美法院除从正面对“模糊不清”的含义加以界定以外，还从个案中归结出了许多不属“模糊不清”的例外情况。这主要包括：保险合同条款不因其用语可以在字典中找到不同的定义而模糊不清；保险合同的用语不因法院在先前的案件中对其持不同的见解而必然模糊不清；保险合同的条款也不会仅因其难以解释、十分复杂以及保险纠纷的当事人对该用语持不同的观点而模糊不清；即便在保险合同难以辨认的情况下，如果审理案件的法院能够阅读并理解该合同，该合同条款也不能被认为是模糊不清。其四，不利解释原则要得到适用，被保险人须对保险合同中“模糊不清”之处的产生不承担责任。

2．被保险人是否为弱势群体

不利解释原则的创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建立在对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不平等的交易地位进行司法调整的基础之上。但是在保险实践中，除了存在大量的由拥有优势谈判地位的保险人拟定，并在“取舍听便”的基础上销售给被保险人的格式个人保单以外，还存在着为数众多的、由经验老到的保险经纪人、风险管理人及律师，代表被保险人与保险人经谈判达成的商业保险合同。这就产生了一个与不利解释原则的适用范围有关的问题，即在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交易地位相等的情况下，他们之间签订的格式商业保险合同是否仍然能够适用该原则?审判实践中，美国法院就此发展了不同的判断标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七种：

第一个判断标准是被保险人的规模。被保险人的规模越大，其拥有的谈判实力越强，不利解释原则适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就越小。第二个判断标准是律师的参与。如果在产生争议的保险合同签订之时，被保险人的事务由经验丰富的律师，不利解释原则将无法适用。第三个判断标准是保险经纪人的参与。基于保险经纪人所拥有的强劲交易实力和专业技术，一些美国法院拒绝将不利解释原则适用于由独立保险经纪人代表被保险人签订的保险合同。第四个判断标准是手写保单的使用。由于商业风险通常十分复杂和专业，因此许多商业保险单常常采用个人之间反复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的方式签署，这种保单被称为“手写保单”。与格式保单一方拟订、另一方接受的“附和合同”的特点不同，经由个别谈判达成的手写保单较为充分地反映了被保险人的真实意愿。手写保单的这一性质使得一些美国法院拒绝将不利解释原则适用于该种保单的解释。第五个判断标准是被保险人对保险的熟悉程度。不利解释原则创立的原因，是为了保护缺乏经验的被保险人，因此，按照一些美国法院的观点，在被保险人拥有与保险人相当的保险经验的情况下，不利解释原则将无法适用。第六个判断标准是有关的争执是否是保险人之间的争执。不利解释原则适用的基石，是被保险人缺乏经验，因此在两个保险公司就保险合同条款发生争执的情况下，只有依照合同条款本身进行解释才是公平的。第七个判断标准是被保险人拥有的总体谈判实力。鉴于商业保险的被保险人通常拥有在公平的基础上与保险人进行谈判的市场能力，因此一些美国法院认为，由拥有相同谈判实力的当事人签订的保险合同，应当被当作普通合同并按照适用于普通合同的解释方法加以解释。

3．用于附加条款而非基本条款

在我国，关于不利解释原则是否用于基本条款，学术界则多有争议，笔者认为不利解释规则不能适用于基本保险条款。因为，基本保险条款不同于保险人事先拟订的其他保险条款，不论保险人是否将其用于保险合同，保险人均不得修改或变更基本保险条款。同时，在我国由于保监会制订的商业保险主要险种的基本条款具有部门规章的性质，而我国法院尚不具备对法律规范进行审查的司法权。因此，保险人使用有保监会所制定的合法条款，即使是格式条款，即使可能存在疑义，也不能只考虑被保险人的利益而作出对其有利的解释，而是按照一般的解释原则进行解释。因为，此时的保险合同条款本质上并没有体现多少保险人的自由意志，而是附和法律的产物、徒有格式条款之形而已无格式条款之实。投保人又附和保险人的条款，双方都没有自由地站在自己的立场制定该所谓的格式条款。所以，已经失去格式条款的本来含义。此时，如果还是不加变通地坚持所谓对被保险人有利的解释原则，无异于刻舟求剑，必然损害保险制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