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经济论文篇（1）

2旅游投资经济影响SD模型构建

根据上述系统分析，适当引入其他相关变量，可建立旅游投资影响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图1所示。

3实证研究

文章以地区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其旅游投资行为的经济影响。根据《旅游卫星账户:建议的方法框架》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以及自治区的实际，文章确定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环境管理业、公共设施管理业、文化体育娱乐业6个行业作为自治区旅游特定行业，以这6个行业的投资总和作为旅游投资。模型仿真步长为一年。

3.1模型检验

文章选取模型中的三个积累变量GDP、就业人口与游客数量进行历史检验，检验的起始时间为1999年～2008年，共10年。选取的建模工具是系统动力学建模软件VENSIM。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仿真结果与历史数据的比较可以看出，GDP仿真值与历史值绝对相对误差的均值为1.52%，标准差为1.3%;就业人口仿真值与历史值绝对相对误差的均值为0.41%，标准差为0.33%;游客数量仿真值与历史值的绝对相对误差的均值为2.57%，标准差为2.2%。因此，从历史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度较高，可以代表现实系统的运行状况。

3.2积累变量模拟输出

在未改变任何参数的情况下进行仿真模拟，得出GDP、就业人口与游客数量等三个积累变量的模拟曲线，如图2的run所示。仿真时间从1999年～2030年。由模拟结果可知，在已有的旅游投资条件下，到2030年，自治区GDP值约为3431.89亿元，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0.3%;就业人口288.967万人，年平均增长率约为2.62%;游客数量达到2050.75万人次，年平均增长率约为7.15%。通过仿真结果，自治区2030年旅游收入将达到410.15亿元，旅游收入增加值143.55亿元，占GDP总量的4.18%。模拟结果与当前旅游市场的发展现状较为吻合，并且与《自治区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05———2020》的预测大体相同。

3.3决策分析

利用建立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改变旅游投资比例，分析旅游投资对自治区GDP、就业人口与游客数量的贡献，如图2所示。图2中，run表示未作任何参数改变的模拟结果，run1表示旅游投资比例降低5%的模拟结果，run2表示旅游投资比例增加5%的模拟结果。从run到run1，随着旅游投资比例的下降，GDP、就业人口以及入藏游客数量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GDP的模拟数值在2030年由3431.89亿元减少到3190.26亿元，减少了7.04%;就业人口的模拟数值由288.967万人减少到236.13万人，减少了18.28%;游客数量的模拟数值由2050.75万人次减少到1842.64万人次，减少了15.02%。从run到run2，随着旅游投资比例的增加，GDP、就业人口与入藏游客数量都有所上升。GDP的模拟数值在2030年由3431.89亿元增加到3845.24亿元，增加了12.04%;就业人口的模拟数值由288.967万人增加到315.04万人，增加了9.02%;游客数量的模拟数值由2050.75万人次增加到2397.41万人次，增加了16.9%。由此，文章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今天，加大对旅游及其相关行业的投资，重点发展旅游事业可以使得经济继续维持高速平稳的发展，并且对扩大就业也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第二，通过追加旅游业投资，可以极大地增加的旅游吸引力，吸引更多的游客前往;第三，随着人口数量的逐年增加，就业岗位的供需矛盾慢慢凸显出来，闲置劳动力的增加无论对经济还是社会的稳定都有着负面的影响，而通过加大旅游投资发展旅游业，以旅游业来带动就业的增加，是一个十分现实可行的战略决策。

投资经济论文篇（2）

2实证分析

笔者采用的面板数据时间跨度较短，时间维度远小于横截面维度时，单位根过程的影响很小，而且又对数据进行了对数变换，因而基本上可不用考虑时间序列的单位根问题。另外，在使用面板数据模型时，模型设定需要进行两方面的检验。第1个检验是通过构建F统计量，检验模型形式选用混合模型还是变截距模型，第2个检验是通过Hausman设定性检验，以判定是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是模型设定检验结果。，F值括号中的1．46为显著性水平为5%的F分布临界值，可以看出，F统计量的值远大于临界值，说明模型应采用变截距模型，与大多数学者设定的模型一致。H值括号中的0．082是对应的P值，由检验结果可以得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引入截面固定效应是合适的。经过上述检验后，选择变截距的截面固定效应模型并利用广义矩估计式(4)～式(8)进行回归。由于不同省市间存在截面异方差，因而进行了截面加权(Cross-sectionWeights)，同时发现模型残差只存在个体间的异方差，为了消除个体间的异方差性，采用Cross-sectionweights稳健标准差得到系数t统计值。从式(5)看，电信普及率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其产出弹性为0．124，该估计值经济含义为电信普及率每上升10%，GDP将增加1．24%，由于控制了资本和劳动的影响，因而相当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了1．24%。时间趋势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表明经济增长效应主要有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力和固定资本决定。

从电信需求方程看，人均GDP的增长对电信需求的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弹性系数为0．058，即人均GDP每增加10%，电信需求平均增长0．58%，并且罗雨泽等的研究比较可以看出，收入增加对电信需求的促进作用存在逐年加大趋势。电信服务的价格水平对电信的需求有着负向影响，且弹性系数超过1，表明价格的下降会大幅度提高对电信服务的需求，这也正是近几年电信价格战愈演愈烈的原因。从式(3)看，电信服务价格水平对电信投资供给有较大的正向促进作用，但这种影响正在弱化。地理面积对电信投资供给有着负向影响，这与Roller和Waverman的研究结论正好相反，原因在于中国仍为发展中国家，电信投资目前还是偏向于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虽然面积大，电信投资却较少。式(4)看，电信投资对电信普及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电信投资的转化率较高，电信投资每增加10%，电信普及率增加6．1%。此外，中国存在区域差距较大的问题，东、中、西三大地带在经济增长和电信投资、电信普及率方面差距都十分明显。中条形图代表各区域人均GDP，折线图代表各区域历年电信投资变化。可以看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存在较大差距，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在电信投资方面阶梯差距也很大，东部地区电信投资超过中西部地区之和。总体来说，电信投资分布差异与中国当前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差异基本一致。

电信普及率方面表明，3个区域都存在着固定电话普及率下降，移动电话普及率上升趋势，且区位差异较大，东部地区电信普及率仍旧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电信普及率差距不大，且有进一步缩小的差距。为消除区域差距带来的估计结果误差，明确区域电信投资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笔者在产出方程和供求平衡方程中引入地区虚拟变量，加入虚拟变量后式(5)和式(9)分别变为ln(GGDPi，t)=α'0，i+α'1ln(Ki，t)+α'2ln(Li，t)+α'3ln(PPENi，t)+α'4lnt+α'5D1+α'6D2+α'7D1*ln(PPENi，t)+α'8D2*ln(PPENi，t)+ξ1'i，tln(PPENi，t/PPENi，t－1)=φ'0，i+φ'1ln(TTTIi，t)+φ'2ln(GGAi，t)+φ'3D1+φ'4D2+φ'5D1*ln(TTTIi，t)+φ'6D2*ln(TTTIi，t)+ξ4'i，t(11)对引入虚拟变量后的模型再次进行回归得到结果如表3中的模型2所示。从回归结果看，引入虚拟变量后模型的可决系数变大，达到97%，各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式(1)看，西部地区电信普及率的产出弹性最大，达到0．165，即西部地区的电信普及率增加1%，区域产出增加0．165%，东部地区电信普及率的产出弹性最低，仅为0．085，远远低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电信普及率的产出弹性位于西部和东部之间，其值为0．142。东部地区电信投资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较弱，这可能是由于一直偏向于东部发达地区的电信投资使该地区电信基础设施较为完善，扩展电信投资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逐步接近极致。对于中西部地区，较高的产出弹性意味着通过电信投资在拉动区域经济增长方面有较大的潜力。长期以来，国家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战略使中西部地区电信投资远低于东部地区，电信基础设施有待进一步完善。因而，增加电信投资可进一步带动中、西部经济发展。在电信平衡方程中，东部地区电信投资转化为电信普及率的效率最高，估计参数值为0．139，即电信投资每增加10%，电信普及率提高13．9%，西部地区的电信投资转化为普及率的效率很低，转化率仅为0．024，中部地区电信投资增加反而带来电信普及率的下降。原因有:

1)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电信业的发展与需求。电信投资转化为电信普及率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东部地区经济，商贸活动活跃，信息沟通频繁，对基础通信等信息化设施有较高的需求。而西部情况正好相反，地广人稀，经济欠发达，对电信通信能力要求较低，显示地区人均GDP区位分布差异与电信投资分布区位差异相似。

2)人口规模影响电信投资转化率。东部地区人口流入比较频繁，而且文化素质较高，收入高，生活质量高，对电信有更大需求，增加了此地区的电信需求增加的投资能够促进普及率的提高。中部地区人口基数大，即使电信用户绝对数量增加较多，其普及率提升水平也会较慢。

3结语

投资经济论文篇（3）

一

中国人把知识当智慧，其实，知识是思维方法导致的结果，并非是智慧。人类真正的智慧是思维方法。也有人把思想当智慧，其实这种看法也不对，因为，思想也只是价值观念的集成，而发现价值观念的，还是思维方法。

二

中国的“易经”是一种思维方法，而且是一种高智慧的思维方法。我称这种思维方法叫“多元并列发散式系统闭环思维法”，而且是正反两个方向可以同步进行的思维方法。

三

阻碍人类进步的有两大因素，一是自私，二是智慧的盲区。所谓智慧的盲区，是指那些人类思维抵达不到的地方。自私是蒙住人类智慧的眼睛的一叶。开发发智慧就是开发思维能力。由此可知，人类智慧的盲区小一点，人类的智慧也就扩展一点。而缩小智慧的盲区的唯一途径，就是思维的扩展。

四

意识形态是什么？很多人做出了很多不着边际的解释。我个人认为，所谓意识形态就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相互支持的价值标准体系。不同的价值标准，是为不同的政治集团服务的，或基于一国之利益，或基于一个政治集团之利益。如果一个国家被另一个国家的价值判断标准所取代，这个国家就会为另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所努力。因此，一个国家保卫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和保卫国土一样重要，因为，价值判断体系的丢失，就意味着国土上的一切的丢失。

五

一个国家什么都可以挑战，唯独不允许挑战的是主体价值标准。因为，如果一个国家的主体价值标准一旦被解构，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失去了价值目标整合能力和社会的价值秩序的失序。所以，主体价值标准是任何国家都必须强制性执行的标准。但是，这个主体价值标准，首先是这个国家民众认同并支持的，其强制性才具有国家意志的意义。

六

我在一些文章中一再说，投资是一种命运战略的哲学，当然，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机制下的投资。而在社会主义制度机制下，投资则是一种动态均衡、动态制衡的机制哲学。命运战略的哲学使少数人富有，动态均衡、动态制衡的机制哲学使大众受惠。

七

中国主流精英反对经济学中的动态均衡、动态制衡的机制哲学，崇尚自由经济学说，有人说这是不同经济学思想的斗争。但是，思想的斗争往往基于利益的争夺。也就是说，自由经济学捍卫者，是为了捍卫精英、官僚、资本阶层永远占居利益的高端，保持社会财富更多的占有率，而反对者，往往是从捍卫民众利益出发，志在保持社会的动态和谐，良性发展。

八

动态均衡、动态制衡的机制哲学，是科学哲学，也就是说，通过量化动态均衡标准，形成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动力机制。但是，命运战略哲学唯一目标为是更多的占有，而占有，只会导致占有率膨胀式涌堵，造成重大的社会灾难和经济灾难。

九

经济发展是个有限逐年递增，循环往复系统闭环的积累过程，也就是说，有一定的模式性，没有模式就没有循环往复了。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有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社会主义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共同点就是都在循环往复的闭环系统中逐年递增，其不同点是，前者在逐年递增的过程中，少数人占有率在逐年比重增加的同时，多数人的分享率却逐年递减。后者则相反，保持相动态对均衡是其经济发展的路径，造福于大多数人是其目的。

十

中国的投资者可以挣政策的钱，因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共有两条主线，一条是社会主义的，另一条是自由经济的。在这两条主线中，赚取命运战略哲学的钱，但懂得的人不多，赚取政策的钱懂得的人就海了去了。但赚取政策的钱，有合法与不合法之分，合法的利润空间虽然很大，比方说出租车公司收取份子钱，但比之不合法的利润空间总是小了很多。利润空间越大，越能逗起人的冒险精神。

十

金融创新的本质，就是在总量不多的前提下，想着法子从别人的占有率中获取占有权，并从中悄悄的占取别人的占有率。因此，这是一套获取占有权而后再获取占有率的创新游戏。中国金融界知道占有的不少，但知道金融创新的本质就是获取占有权的不多，所以，中国总是用占有权换取占有率，结果是奉送给人家的占有权越多，自己的占有率就越少。

十一

风水是物质场的动态制衡。但人类的意识也是物质场。如果一个投资者光知道自然界的物质场，不知道人类最大的物质场就是暗流涌动的人类意识，那种借助风水打拼事业的想法，无疑是过于天真的愚蠢选择。

十二

一个投资者能获取别人获取不到的财富，不是真本事，获取了别人获取不到的财富，并且守住了，这才是一个投资者最大的本事。故而，投资谓之创业，守业谓之风险管理。

十三

对于一个真正的投资者来说，危机是最大的机遇，因为，这是占有欲望，也就是投资者的陷阱纷纷撤离的时候，也是劣质产品被扫荡一空，剩下优质资产，而优质资产也无力自救的时候。也就是说，一本万利的投资时代，就是由危机制造出来的。

十四

对程序的规范，就是流程化管理。但流程化管理的灵魂，是化规范为员工的自觉。所以，规矩为行，自觉为行，是流程化管理的最高境界。

十五

风险是可知的，如果不可知，就失去了管理风险的一切办法。正因为风险是可知的，管理未来对人类来说也就拥有了可能。但是，管理未来的关键，永远是管理今天的机制。

十六

读不懂中医，最好别投资，学不会（玄空）风水，最好别玩管理，因为，风险在于一动一静之间，虚实更替之中，一隐一显，变化不穷，枢机在于守衡，动变始于加减，故而，凶中有无限风光，吉里有不尽风险。奇门临事，甲干隐遁于六仪，三奇流转于九宫，故而权变在于制衡，枢机常隐于无形。

十七

过去有人称，不懂经济，所以把中国搞糟了、搞乱了，搞得崩溃了，借此证明少数人占有大多数财富的发展模式正确。现在有人说张宏良不懂经济，借此证明张宏良理论的错误，但问题是，一个无法否定的事实是，张宏良留美就学十余年，学习、研究的经济，现在在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的也是经济学。

十八

认真想想，经济其实是一种思想，也就是说，思想在先，模式居后，因为，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经济模式。有人批评我左，任什么都与思想挂钩，但是事实上，西方有了亚当。斯密斯的经济学思想，才有了资本主义模式，马克思经济学思想出，也才有了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再后来，弗里德曼创造了专门解构马克思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自由经济与政治”，并推荐给我国，我国才有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十九

投资也是一种思想，一种哲学思想。

二十

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钱总是那么多，你多点，我就必然少点，这是资本制度机制下无法改变的定律。有人认为，我有文凭，比别人聪明，聪明人的效率高，所以我得比别人多拿，只有这样才合情合理，反之就是不合理的。但聪明人真的就效率高么？聪明人会占有，但不会创造，会创造的人不会占有，但有真正的效率。现在的问题是，会占有的，被称颂为创造，会创造的，被视为无能。如果有一天，中国的投资者学会在创造中占有，中国才算到了真正的资本时代。搞资本主义而不知道资本机制是什么样子，也就只有以中国特色而名之了。

二十一

投资，是命运琴弦上的舞蹈。

二十二

投资经济论文篇（4）

一、导言

经济增长可能是宏观经济学中最引人入胜的研究方向了，正如卢卡斯所说：“诸如此类的问题（关于经济增长的问题）所包含的对于人类福利的影响简直令人惊讶，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他就不会再考虑其他任何问题了。”而中国的经济增长更是令人着迷，我国已经经历了二十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这种增长势头能否继续保持下去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热烈讨论的话题。

索洛在1956年所建立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被认为是现代增长理论的一大成就，我们就从这一经典的模型开始我们的分析。索洛模型被广泛地用于解释中国所经历的高速经济增长。但是该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即投资等于储蓄，同中国的实际国情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从上图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从1989年起我国的储蓄率已经连续十余年超过投资率，也就是说存在持续时间较长的投资缺口，即出现了储蓄长时间大于投资的情况。

所以，本文通过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索洛模型，放宽了投资等于储蓄的假设，在模型中引入投资缺口，使之能更好地模拟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

二、模型分析

1.不存在投资缺口的经济增长

首先考察不存在投资缺口时的情况，即时的情况。假设一个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且存在“哈罗德中性”的技术进步，则该生产函数可以写为：

进一步假设存在外生技术进步率g，即，人口增长率为n，折旧率为d。

下面考察资本积累函数：

其中，由于，所以，于是资本积累函数可以表示为：

设状态变量，用改写生产函数可以得到：

同样的改写资本积累函数得到：

根据平衡增长路径的性质，可知，将这一条件代入上式，可以得到平衡增长路径上的单位有效劳动资本存量：

这时的人均产出水平可以表示为：

根据费尔普斯的黄金律理论，当投资率（储蓄率）超过黄金律水平时会造成一国福利水平的损失，因此为了集中观察投资缺口的经济后果，排除投资率超过黄金律水平时，产生的福利损失，有必要计算黄金律水平下的人均产出。

黄金律法则可以简单的表示为：

由于都在平衡的增长路径上，因此根据平衡增长路径的性质可以把黄金律法则表示为：

y*-(n+g+d)k*

对上式求一阶导数，可以得到黄金律水平下的人均资本存量：

于是黄金律水平的人均产出可以表示为：

2.存在投资缺口的经济增长

下面考察，即国内存在持续的投资缺口时的情况。这时生产函数与不存在投资缺口时类似，但是资本积累函数发生变化，由于此时投资率与储蓄率不同，因此资本积累函数改写为：

运用上文方法，用单位有效劳动资本存量改写资本积累函数，并将平衡增长条件引入新的资本积累函数，可以解得存在投资缺口的平衡增长路径上的单位有效劳动资本存量：

以及人均产出水平：

进一步求解黄金律水平下的资本存量，此时黄金律法则可以表示为：

利用平衡增长路径的性质可以把黄金律法则表示为：

对上式求一阶导数，可以得到黄金律水平下的人均资本存量，为了和不存在投资缺口时的情况相区别，将其记为:

于是黄金律水平的人均产出可以表示为：

由于且，对比和不难发现:，因此存在投资缺口的经济增长路径同不存在投资缺口的路径相比有一个更低的人均产量。

三、结论性评注

通过对存在投资缺口的经济增长路径的分析，可以发现投资缺口会造成一国在黄金律条件下平衡增长路径上的人均产量的降低。因此从理论上看投资缺口如果持续存在，必然对一国的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从政策意义上看，不存在投资缺口的经济增长道路要优于存在投资缺口条件下的经济增长道路。

参考文献：

[1]查尔斯·I·琼斯:经济增长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李扬殷剑峰陈洪波:中国: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研究.财贸经济，2007（1）

[3]李扬殷剑峰: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探究—1992年～2003年中国自己流量表的分析．经济研究，2007（6）

[4]陈利平:高储蓄率并非需求不足的根源.经济研究,2001（3）

[5]何帆张明:中国国内储蓄、投资和贸易顺差的未来演进趋势.财贸经济，2007（5）

投资经济论文篇（5）

一般认为，建设投资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强大拉动因素。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会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将建设投资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工具。加大建设投资的规模，既可增加就业机会和国民可支配收入、扩大内需，又可以直接带动当前的经济增长，为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奠定物质基础。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建设投资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建设投资在这些国家的整体投资中的比率甚至达到了20%(Kessedes,1995)。

我国大量的文献也讨论了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但是，真正能够揭示建设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的研究成果却极少。中国发展研究院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发现在中国经济中固定资产投资是决定社会需求的最积极的因素。因此，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可以作为刺激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中国发展研究院，1997）。虽然还有其他一些关于建设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重要性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大部分还处在定性阶段，很少能够指出建设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水平。本研究就致力于找到其对中国经济发展拉动水平的具体数量关系。

二、数据和模型

在本研究中，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是指以一定速度增长的建设投资所拉动GDP的增长量或增长率。GDP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水平的重要指标和方法。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年内所有常住单位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的价值形态。另外本研究涉及的指标还有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安装工程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FAI)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年内在固定资产方面投资总量的指标，它同样也能够以价值形态反映固定资产建造和购买活动的总量，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速度、比例关系和使用方向的综合性指标。固定资产投资可以根据国家的投资计划分为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四部分。本文采用这个指标来代表宏观意义上的建设投资水平，既包括建水坝、修公路这些大型的土木工程项目，也包括住宅和商业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同时，还涉及各类建筑物、构筑物和大型设备的修缮和改造。

固定资产投资活动按其工作内容和实现方式可以分为建筑安装工程，设备、工具、器具购置，其他费用三个部分。在本文中也将建筑安装工程投资(CI)作为衡量建设投资活动对国民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一个变量，它是指各种房屋、建筑物的建造和各种设备装置的安装工程投资。建筑安装工程投资比固定资产投资的范围小一些，可以代表一年内国民经济中的建筑工作量，是一个衡量建设活动水平更为合适的指标。

本研究拟采用动态计量经济学所倡导的误差修正模型来描述建设投资和国民经济的相互作用。建立经济学模型的传统方法主要是以理论为导向，依据某种已经存在的经济理论或者已经提出的对经济行为规律的某种解释设定模型的总体结构，这种建模途径对先验的经济理论有很强的依赖性。这种建模方法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动荡前屡次预测失灵，促使人们寻求另外的建模方法。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英国经济学家D·F·Hendry为代表，提出了动态建模的方法，交替利用经济理论和经济数据提供的信息，在协整理论的基础上建立反映变量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的误差修正模型(D·Hendry,1998)。

一般经济变量都可以用时间序列来表示，如果它的均值和方差都不随时间变化，就称这个序列是稳定序列。如果一个序列在成为稳定序列之前必须经过d次差分，则称该序列是d阶单整。按照协整理论，几个同阶单整的时间序列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长期的稳定关系，其线性组合可以降低单整阶数，即所谓的协整关系。误差修正模型就是建立在这种理论之上的。以GDP和建筑安装投资(CI)为例，若GDP和CI具有协整关系，则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写作一般的自回归分布滞后的表达式：

附图

和CI之间存在的长期均衡关系。于是GDP的短期波动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长期均衡，一部分是短期波动。一般（β[,2]-1）都会小于0，因此，若(t-1)时刻GDP大于其长期均衡解，γecm[,t-1]为负值，使GDP[,t]减少；若(t-1)时刻GDP小于其长期均衡解，γecm[,t-1]为正值，使GDP[,t]增加。体现了长期均衡误差对GDP的控制。

以不变价格表示的流量指标一般是一阶单整。固定资产投资、建筑安装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都是流量指标，一般情况下属于一阶单整，它们之间可以存在这种长期稳定的关系，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建筑安装投资的短期的变动又会对国内生产总值产生短期的影响。因此，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既受固定资产投资、建筑安装投资短期变动的直接影响，又受两者之间长期稳定关系的调整，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来讨论这种关系：

附图

表明如果FAI变化了1%，GDP将变化β[,1]%。α[,1]同理。可见各个系数具有很强的经济意义。

本研究中的数据都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自1981年始，且已经折算为1981年不变价，这样可以去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更好地反映数据内在的规律性。在本研究中，采用SPSS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各年的数据如下；

表1固定资产投资、建筑安装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

（1981-1999年，单位：亿元）

附图

注：1.所有数据均为1981年不变价；2.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

三、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一）方程的初步设定和简化

一般来讲，在经济数据中，以不变价格表示流量的序列往往表现为一阶单整。因此，从理论上判断，LnGDP、LnFAI和LnCI序列都应该是一阶单整。采用Dickey和Fuller于1979年、1980年提出的ADF方法进行单整检验结果也表明，的确如此。

然后，可以将方程设定为一般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模型的右边包括被解释变量的滞后、解释变量及其时间滞后项。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方程，首先设定为：

附图

用最小二乘法估计这两个自回归分布滞后方程，采用逐步回归(Stepwise)方法，剔除不显著的变量。

在固定资产投资方程中，LnGDP[,t-1]、LnFAI[,t]和LnFAI[,t-1]被引入方程。估计得到的方程为：

附图

可见方程的显著性很高，完全可以通过检验。常数项的t值很小，并不显著。（由于此方程对后面的过程只有理论上的意义，因此不必剔除常数项。）其他各项系数在99%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不为0。该方程的残差类似白噪声。

在建筑安装投资方程中，也是LnGDP[,t-1]、LnCI[,t]和LnCI[,t-1]被引入方程。估计得到的方程为：

附图

方程的显著性很高，完全可以通过检验。常数项的t值很小，也不显著。其他各项都在99%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不为0。该方程的残差类似白噪声。

可以看到，以上两个方程中LnFAI[,t-1]和LnCI[,t-1]前的系数为负值。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它们分别与LnFAI[,t]和LnCI[,t]之间存在着共线性的关系，导致两者的系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互相任意分配。但这对后面的研究影响不大。

（二）求长期均衡方程

下面可以用简单的回归分析求得长期均衡方程。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方程，长期均衡方程为：

附图

可见，整体显著性明显满足。各项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均顺利通过。从此均衡方程可以计算ecm序列（即残差序列）：

附图

AdjustedR[2]=0.982F=980.657

整体显著性明显满足。各项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均顺利通过。

ecm[,t-1]=LnGDP[,t-1]-3.228-9.793LnCI[,t-1]。

（三）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1.固定资产投资方程

考虑到在初步设定的方程中LnFAI[,t]、LnFAI[,t-1]和LnGDP[,t-1]都比较显著，在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时引入LnGDP[,t]，LnFAI[,t]，ecm[,t-1]，以保证方程的包容性。

设定误差修正模型为：

附图

p=0.0002，可见整体显著性明显满足。

从变量显著性检验来看，两个方程的ecm[,t-1]的显著性较低，但是，考虑到它们重要的经济意义，仍不将其剔除。

四、经济意义分析

（一）弹性分析

在以上两个误差修正方程中，LnFAI[,t]和LnCI[,t]前面的系数可以看作是GDP对FAI和CI的弹性系数，因此，可以根据方程的系数对它们进行弹性分析。

LnCI[,t]前的系数为0.324，这说明国内生产总值对建筑安装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324。当建筑安装投资增长1%时，将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324%。而LnFAI[,t]前的系数为0.317，这说明国内生产总值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317。当基本建设投资增长1%时，将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317%。

这是非常重要的结论，定量地给出了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拉动作用的大小。可以看出，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的拉动效应大致是这样一个概念，即当建设投资增长1%时，能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大约0.32%。以往的分析往往仅限于定性，没有反映出真正的定量关系。从两个弹性系数可以看出，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的增长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弹性系数都较大。

（二）拉动效率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建筑安装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对国民经济拉动作用的大小，引入一个新的系数，将其称之为“拉动效率”，它是GDP对该变量弹性系数与该变量在GDP中所占份额的比值，即附图，D[,i]表示在此区间内GDP对某一变量i的弹性系数，S[,i]表示某一变量i在此区间内占据GDP的平均百分比。这样可以排除弹性系数大小中不同变量份额因素的影响。如果q＞1，这表明某一变量在这一阶段对GDP的拉动作用是积极的，超过了自身在GDP中所占据的份额，是高效率的。相反，如果q＜1，则表示这种拉动作用是消极的，少于变量自身占据GDP的份额，是低效率的。

结果如下（1981年—1999年间）：

变量D[,i]S[,i]q[,i]

CI（建筑安装投资）0.3240.1961.652

FAI（固定资产投资）0.3170.3001.057

由此可见，两者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都是很积极的，q[,i]均超过了1，建筑安装投资更为显著。它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为19.6%，而弹性系数达到了0.324%。这进一步验证了在本文开始时所提到的定性研究的结论，建设投资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刺激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能够高效率地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三）误差修正项(ECM)的分析

Ecm项系数的大小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系数的估计值一般是负值。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方程，Ecm前面的系数是-0.049，由此看来，调整的力度不是很大。调整的过程大致如下：

附图

对于建筑安装投资方程，Ecm前面的系数是-0.018，调整的力度也较小。因此，可以看出，建设投资主要以短期波动的形式来影响GDP的变化，长期均衡起的控制作用不大。这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具体情况，我国目前正处在大规模建设的发展阶段，还远远没有达到建设量的稳定和平衡，因此，目前主要是增量在起作用。

五、总结

本研究将固定资产投资(FAI)和建筑安装投资投资(CI)作为对GDP产生拉动作用的变量，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得到了反映它们之间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的表达式。从弹性系数可以看出，无论是建筑安装投资，还是固定资产投资，二者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都是很明显的，国内生产总值对建筑安装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324。当建筑安装投资增长1%时，将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324%。国内生产总值对基本建设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317。当基本建设投资增长1%时，将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317%。综合起来，当建设投资增长1%时，能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大约0.32%。从拉动效率来看，两者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都是积极的，q[,i]均超过了1，建筑安装投资更为显著。

建设投资主要以短期波动的形式来影响GDP的变化，长期均衡起的控制作用不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目前正处在大规模建设的发展阶段，还远远没有达到建设量的稳定和平衡，因此，目前主要是增量在起作用。

因此，本研究的定量结果不仅验证了很多研究者的定性结论，即建设投资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刺激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能够高效率地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而且给出了具体的拉动效应值，分析了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各自的作用，有助于更加准确地分析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1-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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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经济论文篇（6）

世界银行1999年世界发展报告《知识促进发展》认为，知识已超越资本和劳动，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和本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发展水平的差距，不是因为资本和劳动，而首先在于“知识差距”。而外商直接投资又是知识、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载体，是知识外溢、干中学和规模经济等多种效应的集中体现，因此，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提高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本文基于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事实的理解与思考，运用经济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模型，实际测算并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一、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Arrow）在1962年发表的《干中学的经济含义》中提出，在生产过程中边干边学积累的经验也是一种要素投入。阿罗用生产经验作为要素投入则旨在说明：只要生产继续，生产经验可以无限增长，资本收益就不会消失，这样经济的无限发展就会得到物质保障。20世纪80年代中期，罗默（Romer，1986）继承了阿罗的研究思想，用技术外部性理论来解释经济增长，把知识作为一个要素引入模型，提出技术变革或创新是知识积累的产物，知识积累才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原动力。其模型基本结论是：技术进步可以提高投资的收益率，投资又会导致知识的积累；知识的增加加快了技术进步的速度。在这种正反馈中，经济系统中出现了一个良性循环，从而保证了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因此，一国经济要保持长期增长，不断增加资本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必须是充分的。罗默的贡献在于从知识天生具有的“外部溢出性”来说明为什么以知识作为要素投入的生产函数会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他认为一国知识存量越大，各专业知识之间交流与沟通越便利；而新知识、新技术出现越快，知识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先发国家所以形成“先发优势”，根本原因就在于此。而后发国家可以从先发国家先进技术“外部扩散”中获取巨大收益，从而形成“后发优势”。

干中学和知识外溢观念的引入为内生增长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形成了内生增长理论的主流。巴格瓦迪（bhagwati，1978）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国内总资本的一部分对本国经济总量有重要影响。因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在质量上区别于国内资本，它比国内资本有更高的效率，隐含更多的技术。正因为如此，外商直接投资被公认为发展中国家知识和技术增长的主要源泉。由于外商直接投资能够传递生产知识和管理技术，使得其具有一个区别于其他形式的利用外资的显著特点，外部性或外溢效果也被认为是外商直接投资给东道国带来的主要好处。然而技术进步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只占经济增长的很小部分。这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的初始人力资本差异造成的。发展中国家R＆D投资受发达国家的外部效果限制，因为发达国家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而发展中国家出口非技术密集型产品。差异可以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消除。发达国家通过R＆D，不断创新并积累知识与技术，不断应用并扩散知识与技术，已形成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经济”，获得了先发优势和先发利益；而发达国家的新知识可以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另外，外资企业技术禀赋的优越性，可以迫使本国企业投资于学习和创新，以保持其在竞争中的有利地位。反过来，本国企业竞争力的增强又迫使外资企业带来更先进的技术和知识。因此，外商直接投资隐含的技能和技术提高了本国资本存量的边际生产力，加速了经济增长。

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应该承认外商直接投资是带来经济增长的潜在因素，然而，其潜能的发挥需要一个合适的经济环境。发达国家积累的技术知识无疑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笔可供利用的巨大资源。然而，除非发展中国家自己有一定的“消化吸收能力”（包括资本引进、技术消化和管理适应等因素），否则，它们不可能利用这笔财富。因此，缺乏合适的环境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甚至阻碍经济增长。

二、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检验模型

内生增长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重要的金融发展理论，即经济增长是经济体系内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外力推动的结果。该理论重视对知识外溢、边干边学、人力资本积累、研究与开发等问题的研究，强调知识和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下面建立的模型是按照传统方式包含劳动力、国内资本和外商直接投资三个要素的生产函数。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以两种身份进入生产函数，一方面作为国内资本总量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是产生内生技术进步的因素。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和新技术纳入生产函数，在此抓住了与外商直接投资有关的外部性、干中学和外溢效果。将生产函数写成：

Y=f（K，A（FDK），L，t）

其中：Y表示国内生产总值，K表示国内资本存量，L表示劳动投入，FDK表示外商直接投资存量，t表示时间趋势。A（FDK）是扩大劳动的由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决定的内生技术进步，假设它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一阶齐次函数。如果A（FDK）和L给定，则一个国家面临资本递增的效益。然而，一旦一国鼓励外资流入，就可以从外资中得到技术外溢的好处，从而提高本国的生产率。

如果生产函数和技术水平指标都是科布———道格拉斯型的，经济增长率的表达式可以写作：

gy/1=a+agk/1+（1-）gf

其中：gy/1，gk/1，gf分别表示人均经济增长率、人均资本增长率和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基于资本存量测度问题的困难，前人在进行实证分析时采用了避免资本存量的替代方法，即用投资在GDP中的份额代替资本存量增长率。这样就可以用国内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与GDP的比率分别代替国内资本和外商投资存量的增长率，可以将增长方程简化为：

y=a+bl+c（I/Y）+d（FDI/Y）

其中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存量，I/Y表示总投资率。

三、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中国利用外资概况

吸引外商投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中国利用外资大体分为三类，即对外借款、外商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等。外资在中国的发展也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79年-1985年为起步阶段，每年实际利用外资在20亿-50亿美元之间，其中大部分是借款，外商直接投资所占比重很小。1986年-1991年为稳定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外资流入明显加快，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7%.1992年以后是外资大规模增长阶段，年平均实际利用额达到408.6亿美元，年平均增长速度达30%，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增长速度迅速，成为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开放的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中国加入WTO使中国的对外开放又步入了一个新阶段，在吸引外资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态势，据外经贸部统计，截至2002年9月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414796个，合同外资金额8136.67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47.8亿美元，目前，全世界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近400家在中国设立了企业。中国不仅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吸引外商投资国，而且在2002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引资国。外资的大幅度增长已经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投资经济论文篇（7）

国际分工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国际贸易又进一步加深国际分工，解释贸易的理论都是以阐释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理论的发展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比较利益理论。李嘉图认为，各国应致力于生产其相对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产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其相对具有较低劳动生产率的产品；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则表明，商品价格差异是贸易的基础，要素价格差异是产品价格差异的根源，各国应出口密集地使用本国丰富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商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密集地使用本国所稀缺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二是新贸易理论。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等人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学家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之一，但该理论仅解释了要素禀赋具有差异国家之间的产业间贸易，而现实中有相当一部分贸易是发生在经济特征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新贸易理论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其一是着眼于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化，以边际成本递减作为生产分工与集中的理由，其二是用不完全竞争及其市场细分策略来解释这类贸易与国际分工，说明规模收益只要超过运输成本，生产应有集中化的趋势，并且市场规模越大、“学习曲线”效应越明显的行业，成本就会越低，以此为基础的生产分工与选址，不再决定于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而是历史因素与政府政策等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以上理论出发，分析经济一体化在贸易流向与产业组织结构两方面对分工的影响，可以发现具有以下几方面明显的效应：第一，市场规模效应。一体化以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降低，因而无论从市场范围还是消费者效应来说，都有效地扩大了市场的规模，相似要素可以更密集地使用，按照一国都趋向于出口在本国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产品的原理（克鲁格曼、赫尔普曼，1985），一体化区域将具有增加对区外出口的倾向。第二，市场竞争效应。贸易壁垒降低将导致区内市场竞争激化，减少寡头垄断，降低区内市场细分的程度，可以强制地带来经济效率的调整。第三，规模经济与专业化分工的效应。市场规模扩大以后，企业可以通过做大规模降低成本，一些厂商能够从事更多的工厂专业化分工，减少每个工厂生产的产品种类，降低服务成本，增强出口与区域内进口替代的能力。以上三方面都将增加一体化区域的区位优势，增加一体化区域内部分国家的竞争优势，引起区内投资格局的调整与区外对区内投资的增加。

从贸易对分工的影响来看，传统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的分析有三个共同点：一是产品都是由一国国内的企业生产的；二是贸易保护的对象都是一国的产业、产品及其生产的企业；三是要素在地区间不流动。但如果以跨国公司的跨国一体化经营为分析背景，以上三点结论就需要重新推敲，国内有学者将跨国公司内中间产品的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的融合概括为贸易投资一体化现象（张二震、马野青，2002），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我们认为，分析贸易投资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可以以要素的跨国流动与各国同类要素的异质性为基础，当跨国公司实行跨国一体化经营时，跨国公司的管理、技术以及品牌都可以成为投入的要素，地区经济一体化降低了贸易壁垒，有利于要素与中间产品的国际流动，从而推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依据各国的要素差异进行不同的价值增值环节的选点布局，一国科技型、管理型以及高素质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价值增值环节大的生产投资与研发机构的建立，低素质低技术的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一般加工型生产环节的建立。贸易投资一体化使产品乃至产业失去了国家的界限，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不能再说是由中国制造的，但国际分工仍存在，不过分工不以产品、产业为标志，而以国家之间的要素差异为标志，以要素创造的价值增幅为标志。以这种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结果不是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而是其差距的扩大，如跨国公司专门将技术研究与开发中心、价值增幅大的生产环节放在本国，而把生产的组装等劳动密集型工序放在中国，或仅建立适应中国市场的技术应用中心，中国将专门成为成熟技术的生产加工基地，长期下去中国的知识型管理型人才收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越来越大，造成人才培养的困难与人才的流失，进而掉入要素低水平成长的贸易陷阱。

对一体化国家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了区域内的市场，降低了区域内同类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增加了同类生产要素尤其是知识型管理型人才的聚集，这都将增加区内的区位优势，提高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层次。但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言，跨国公司的生产选址将非常重要，使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落址于本国，通过对知识型人才的需求来实现本国有竞争力要素的持续增长，将成为各国贸易保护的新目的。吸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不仅要有量，而且还要有质。

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效应，国际经济学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分析总是以一体化对新贸易格局的影响作为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创立，市场结构、产业组织的理论被植入国际贸易的分析，因而投资效应的分析就以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作为基础，贸易投资一体化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行为主要还是以寡占反映战略为主，在方法上仍属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下面我们以这两个阶段为界分而述之。

二、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跨地区跨集团的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战略联盟策略，从根本上来说将成为打破地区封锁抑制排他性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当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从以降低成本为目标的要素寻找型向市场开拓型转变后，国际贸易的作用将是长期的基础性的。从贸易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投资的影响，出发点是一体化对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与福利的影响，理论基础基于比较利益之上的专业分工，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部门间或产业间的区域内部贸易的增长，市场规模以及规模经济都成为一体化收益的主要来源，经济特征相似的国家都可以在专业化分工中收益，从与一体化之外的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变中获益。分析一体化对贸易的影响，主要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考虑关税、配额和其他贸易障碍降低后对相对价格的影响以及价格对贸易商行为的影响。由于影响相对价格的行为因素很多，如政策、收入等，因而不联系具体产业与产品是很难下具体结论的，但总体的分析可以提供基本的分析方法与思路。

美国经济学家J·瓦伊纳于1950年提出了“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这两个基本概念，用以反映贸易对一体化的反应，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66)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投资转移”与“投资创造”，用以反映外部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区域一体化贸易流向的反应，由此奠定了这一领域的基本分析框架。

金德尔伯格认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经营战略表明，一体化组织的贸易流向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和流量产生影响，形成投资创造效应与投资转移效应。投资创造是由贸易转移引起的，一般而言，关税水平越高的国家，一体化后贸易转移效应越大，该国将从成员国进口成本更高的产品，消费者获得价格相对较低的产品，但国家失去部分甚至全部关税收入。如中日组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中国可能以从日本进口汽车来代替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但别国厂商自不会坐以待毙，中国厂商也不能面对新格局而束手无策，由此形成的区外非成员国对一体化区域内的直接投资和区域内成员国之间的直接投资的增加即为投资创造，区外的跨国公司在一体化内部建立“避税工厂”(Tariff-exemptfactory)，并向一体化市场供货，以维护其原来以出口方式占领的市场份额，同时，由于区域内贸易自由化使市场扩大与需求增加，为厂商带来了新的市场机会，一体化内外的跨国公司互相竞争以追求潜在的规模经济效益，也会增加在区域内的直接投资。

投资转移是由贸易创造引起的扩大了的外国直接投资，贸易创造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成员国的数量，数量越大，表明市场越大；平均关税水平的降低程度，平均关税水平越是降低，同盟越可能趋向贸易创造；成员国经济的竞争程度，受保护的同类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差异越大，贸易创造效应越大。贸易创造的产生来源于规模经济与专业分工，为从一体化经济中获取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的收益，需要进行生产的重组，由此引起区域内直接投资布局的调整与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区外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产生投资转移。

投资创造与投资转移根源于一体化的规模效应与市场统一效应，相对于区外国家而言，一体化内部的总收益无疑是提高的，尤其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对发展工业的偏好，其收益更具有长期意义，但对一体化内不同的国家而言，其收益是不对等的，模型分析表明(PeterRobson,1998)，一体化区域内产业在国与国之间转移是必然的，甚至存在产业全部向一国偏转的可能，因而认真研究一体化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优势及产业分工趋向，制定适当的补偿机制就成为一体化的重要制度内容。

三、从产业组织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由于生产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为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进行的跨国投资战略调整，建立在地理意义上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概念的界限已变得模糊起来，因而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金德尔伯格的二分法就难以反映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全部复杂问题，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兴起，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以占领市场为导向的寡占反映战略就成为解释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这种方法着眼于一体化从哪些方面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其分析一般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依据，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以下三个要素的组合：第一，所有权优势。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应具有某种垄断优势，以抵消在陌生环境中经营所需增加的额外成本，一般业主的无形资产与规模经济都可能体现特定的所有权优势，其内容主要包括研究与开发能力、管理能力、获取信息能力、营销技巧、特殊的组织结构以及进入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市场的便利条件等。第二，内部化优势。制度学派认为企业作为一种科层组织，与外部市场相比具有减少交易成本的优越性，根据邓宁的分析，国际市场的失效主要有两类，一是结构性失效，如贸易壁垒的存在与无形资产的溢出效应影响外部市场的形成和发育；二是交易性失效，如交易渠道不畅及国际市场经营风险过高都将提高交易的机会成本，交易成本提高促使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将外部市场内部化。第三，区位优势。区位优势来自东道国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如自然资源的禀赋、社会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环境，以及政府通过立法或行政政策所提供的优越条件等，这些因素不是跨国公司特有的，但跨国公司可以不断适应它，利用它。

将以上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可以合理清楚地解释国际生产的组织形式，所有权优势决定了“谁”来生产，内部化优势决定了“怎样”生产，区位优势决定了“在哪里”生产。而一体化从规模性、结构性与交易性三个方面增强了区域内国家在以上三个方面的优势。贸易壁垒的降低尤其是专用性资产、中间产品及要素流动壁垒的降低，提高了跨国公司内部化的能力，一体化后的区域市场是一个多民族、多国家的市场，具有文化、政策等多方面的差异性与复杂性，为区域内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国际经营的学习机会与条件，使一部分区位优势转化为所有权优势(MiraWilkins,1991)，一体化最为突出的还在于它凸显了区域市场的区位优势，拓宽了市场的范围，加大了经济的总体规模，提高了经济的抗震性，能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减少，周期拉长，降低了国际贸易中的许多不确定性，对于一体化的小国来说，生产的种类可以减少，规模可以加大，生产的某种地理分工变得更自然，一体化产生的规模经济尤其有利于那些在大工厂中应用的重要生产要素，如某些类型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这也成为跨国公司对区内投资的重要原因。

将直接投资的增长与企业的战略对策结合的分析认为主要有四种形式的战略投资对策(Yannoponlos,1990):(1)防御性进口替资，也叫“桥头堡投资”或“跳越关税”的投资，是外部企业对一体化贸易转移效应的一种对策，反映了一个企业为维持在一体化经济中的市场份额从以贸易为基础的战略向以投资为基础的战略的转变；(2)进攻性进口替资，亦称出口导向投资，它以一体化对竞争效率、收入水平、增长和创新的影响为依据，投资的动机在于利用地区一体化所造成的市场扩大和需求增大的势头，是企业抢占市场进一步扩大在该地区的市场份额的一种战略投资；(3)重组投资，又叫合理化投资，即生产经营的布局按一体化后更自然的区位优势重新组织所进行的投资，因为贸易壁垒消除以后，各成员国的比较优势成为资源重新配置的主要依据，生产活动将向成本较低的地区集中；(4)寡占反映投资，指当地企业面对外部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进入该地区，为保持自身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也必须通过做大规模进行回应，从而刺激其通过直接投资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直接投资的效应，最主要在于强调它对工业效率的影响，这可能是比资源配置效应更为重要的一种收益来源，因为从贸易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是在完全竞争的框架内展开的，而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所作的分析强调的是以不完全竞争为框架，分析一体化对厂商竞争行为的影响。鉴于一体化后兼并与收购将成为主要的投资方式，因而如何规范本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与垄断行为，就成为新的更重要的课题。

四、启示与结论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参与经济一体化必将有得有失，但一般总是得大于失，这是双赢、多赢的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一体化分工的格局趋向，也是利益分配的重要导向，一国要从一体化中获得有益的分工，就要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以及竞争性要素的持续增长等几个方面来引导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向，从以上贸易与产业组织两方面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来看，我们认为中国参与经济一体化主要应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1.处理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依照传统贸易理论，中国是简单劳动力要素的供给极其丰富的国家，几乎可以说具有无限供给弹性，因而一体化后，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将有向中国集中的趋向，依照新贸易理论，生产也有向平均成本低的国家集中的趋向。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向别国开放市场也具有诱人的利益，当中国与东盟拟建立自由贸易区时，日本不无妒忌地宣称，为了享受中国对东盟出口的零关税，日本企业可能进一步向中国投资，为了同样的理由，日本可能将已或拟向东盟的投资转向中国（冯昭奎，2002），其实，中国与东盟都大可不必为此而担心，制造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是存在的，但制造业的产品丰富多彩，千差万别，只要一体化内的商品比要素多，要素价格就有均等化的趋向（赫尔普曼、克鲁格曼，1985），如果其生产全向一国集中，则比较优势的天平将向另一面倾倒，况且生产同样的商品对要素的组合方式仍有差异，可以起到平衡各国生产要素供给的作用，东盟即使生产的种类减少了，但贸易壁垒的降低使中国辽阔无边的市场向他们优惠开放，从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运转来看，自由贸易的协定尤其有利于小国，因为他们的增长与繁荣有了更多的空间(ShyamalenduSarkar,2001)。对东盟而言，中国是竞争者，也是有利的合作伙伴，其合作的空间将主要在制造业、电子、通讯等产业内部的分工与贸易，由于这些产业的发展取决于最初的生产与更大的市场份额，因此实证分析这些产业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分工布局将对资源的配置起导向作用。

2.处理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外国跨国公司的关系。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分析表明，一体化后的市场将成为有实力的跨国公司角逐的场所，其第一阶段的投资将是对资源重新配置、生产合理化布局的反映，第二阶段的投资则是实现企业的快速增长和加强对市场的控制，而兼并和收购当地企业便成为其迅速占领市场的最有效的手段。面临外国跨国公司的竞争，我们在不同的产业市场结构中应有不同的应对之策，具体而言，在规模经济较显著的行业，如汽车、化工、金融、民用飞机等部门，在收入需求弹性较大的部门，如电子通讯、计算机、药品等部门，其产品的技术含量较高，企业兼并的国际化倾向也明显，因而应鼓励国内企业实现并购，形成产业组织的集中化，以大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而在规模经济不明显、生产处于成熟阶段、生产技术已标准化、需求收入弹性较小的部门，如纺织、服装等，应以鼓励竞争为主，制定较严格的反垄断管制，这种按产业结构的差异制定垄断管制的双重标准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欧盟都采用的方法。

3.处理好具有核心竞争力要素的培养与跨国公司一体化经营的关系。在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经营的战略下，中国既要发挥简单劳动力丰富低廉的比较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也要发挥中国优秀人才的竞争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既要有生产加工中心，也要有技术中心。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背景下，要保护本国有竞争力的要素在本国有就业机会，有获取高工资的机会，要力争让跨国公司的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具有核心创造力的研发活动在中国展开，如法国在药品生产行业就规定在当地建立研究与开发机构是外国投资进入法国市场的先决条件。无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国外跨国公司，只要能对中国关键的核心生产要素付高额报酬，都应受到鼓励，这是从根本上获取关键产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关键要素与技术的持续供给能力，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具有“独立于一体化经济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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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CommonMarketStudies,Vol.28.1990.

投资经济论文篇（8）

【论文摘要】 文章阐述了对外投资在我国的经济效应，接着分析了当前我国对外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提出了促进我国对外投资健康快速发展的一些对策。 【论文关键词】 中国对外投资 经济效应 对策 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我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我们必须要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从而获得更多的开放利益。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我国的对外开放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众所周知，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是对外开放相辅相成的两面，二者应该齐头并进、共同发展。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对外投资的规模要远小于吸引外资，按照邓宁(Dunning，2002)的投资发展周期论，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且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这种状况是正常也是在所难免的，但伴随我国经济及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对外投资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会逐渐呈现出来，这一点已由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历所证明。因此，研究中国对外投资就具有了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对外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 中国要在本世纪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解决好经济增长与就业这两个重要问题。一方面，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高度重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另外，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就业问题始终是国家关注的一件大事，所以我们一定要充分利用对外投资创造的各种效应来增加就业机会、解决就业问题。于是，下文拟从促进经济增长与就业两方面来探讨对外投资的经济效应。 1.经济增长效应 (1)生产要素配置效应。生产要素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源泉，而我国生产要素结构比例严重失衡，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于是，必须通过国际交换，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为此，对外投资将发挥重要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更好地利用国外自然资源。中国是一个自然资源比较短缺的国家，耕地和水，石油天然气、森林、橡胶、铜铁矿、等重要资源的人均拥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特别是石油天然气则是我国未来发展的战略稀缺资源，现在已经在大比例地进口，有人估算到2010年，中国石油天然气的进口依存度将接近或超过50%（江小娟，2004），这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我们不能完全依赖进口，因为它受到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通过对外投资参与国际资源开发，与那些资源丰富但缺少开发能力的国家合作，并且拥有对稀缺资源的股份，以保证我国重要资源供给的长期安全性。②更好地利用国外先进技术。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综合技术实力还是比较低的，人均技术水平也急待提高。到目前为止，我国利用国外技术资源的主要方式是引进资金与技术，但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发展壮大，仅凭国外引进已远远不够，对外投资可通过两种方式来利用国外技术资源。一种是国内有实力的大企业到海外人力资源密集的地方设立研发中心或者设计中心，这不仅可以利用和发展原有的技术优势，还能够保持和寻求新的技术优势（马亚明等，2003）。另一种是到海外收购或兼并有核心技术的国外企业，通过利用已有的核心技术、顾客资源和品牌优势，我们可以提高技术效率和技术竞争优势，从而缩短时间、降低风险，迅速获取经济效益（李蕊，2003）。③获得更多国外资本。中国对外投资极大地拓宽了利用国外资本的渠道，因为它不仅增加了我国的外汇收入，而且从东道国或国际金融市场上筹措到大量资金，由于实现了资本积累，从而突破了企业发展的资本瓶颈，结果企业可以扩大经营规模、优化资本结构、促进技术升级，实现企业良性发展。 (2)产业结构优化效应 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经济工作的重点，由于我国还未实现工业化、信息化与现代化，加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我们必须抓住对外开放的契机利用对外投资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①促进传统产业的改造与升级。现在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产业生产能力过剩，经济效益不好，企业发展滞缓，这主要是因为国内商品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失衡所致，并非完全归因与产品的质量、层次与水平。其实传统产业的大部分产品适应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通过对外投资，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这些生产能力，将使这些资产继续发挥作用、促进国内结构调整，减轻国内企业困境。②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面对世界科技的迅猛发展，一国的综合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发 展水平，而高新技术则是其集中体现。然而，高新技术产业需要大量的技术开发投入，许多生产项目需要巨额投资，如果小批量生产，不能弥补前期的大量投资，企业就不会有投资的积极性。我国国内市场虽然容量巨大，但相对于一些高新技术产品，国内需求不足，必须以全球市场为目标，才能进行大规模生产和经营。因此，通过对外投资到国外市场与对手一起竞争将加速我国企业的技术进步，与此同时，国外企业的技术扩散也为我们高新技术发展提供了示范作用。 2.就业效应 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是我国当前和今后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对外投资则是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一条主要途径。它对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两方面：一是刺激效应，二是置换效应。前者是指对外投资导致国内就业增加，后者则是指国内就业被国外替代造成就业减少。对外投资主要通过增长出口来刺激就业，它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越来越明显，它的作用机制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企业的跨国经营特别是对外投资办厂首先会带来资本品的出口，从而带动国内相关产业的出口，这必然会给国内就业产生拉动作用；第二、对外投资中的境外加工贸易中，所需原材料、零部件、半成品大多是从国内进口，增加了对国内产品的需求，关联产业的就业需求增加；第三、企业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国际化竞争力增强，加深了对国际市场的了解，扩大了本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度，从而会拉动对母公司产品的出口，从而带动相关产业的就业；第四、我国对外投资多以制造业为主，相对而言，服务业的发展比较滞后，而在国外投资的竞争压力将会提高我国的服务水平，由于服务业大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增加就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伴随对外投资规模的逐渐扩大，将对我国就业产生积极影响。 就对外投资的置换效应而言，目前在我国的作用效果并不明显。因为对外投资对就业置换效应的强弱与母国对外投资的动因有密切关系，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动因是寻求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而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原因是带动出口和更好的利用国外资源，使生产要素配置更趋合理，再加上我国本身所具有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在长期内不会改变，这决定了我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中不会舍近求远，而会充分利用这个比较优势。所以对外投资对我国就业的置换效应很小。总之，对外投资不会减少国内的就业需求，相反会因为对出口的带动和服务业的刺激而扩大关联行业的就业需求，所以对外投资有明显的就业正效应。 二、目前中国对外投资存在的问题 1.宏观规划和管理不够完善 由于国家及政府鼓励和支持国内有实力的企业到国外投资，所以许多不具备条件的企业也急于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但它们在企业制度、技术能力、人力资源、品牌优势等方面均未达到进行国际经营的实力。政府在政策措施和法律法规方面还存在诸多不健全之处，同时对企业到国外投资的资格认定、业绩评估、过程管理等方面也还有许多不完善，造成了对外投资的企业水平参差不齐，导致企业未达到对外投资的预期目标。 2.企业规模普遍较小 虽然我国对外投资企业的规模较以前有了大幅度提高，但与国外企业相比差距仍很大，在竞争中常常处于劣势。企业的投资规模偏小直接限制了规模经济的形成和市场竞争力的有效发挥；另外工作人员少，大多数企业只有几人或十几人，很少有几十人的，致使他们难以进行有效的分工与协作，导致企业很难沿着正常轨道顺利发展。 3.技术研发能力薄弱 由于我国对外投资企业的规模较小，资本相对稀缺，用于技术研究与开发的资金并不充裕，特别是对外投资主体多以资源开发和贸易性开发投资为主，它们缺少技术创新的动力与压力，另者，我们对海外企业人才的培养也不够重视，缺乏高素质的技术与管理人才，结果我国对外投资行业的核心技术、创新水平、国产化程度并不高，核心技术仍来自于国外，自身没有升级换代的能力，这意味着要受制于人，且在市场形式变化时没有回旋余地。 4.企业管理水平偏低 由于中国企业在国外投资的历史不长，经验不多，所以对海外投资的管理存在许多不足。首先，中国对外投资的大部分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它们在人事管理中往往缺乏一套科学合理的选人、用人及人员变换机制，多数民营企业也存在相同的问题；其次，对企业财务管理不规范、不严格，缺乏一套科学有效的风险控制制度；再次，企业投资决策欠妥。投资可行性研究报告缺乏足够市场调研，对市场需求和产品规模论证不够，投资企业的产品存在着市场需求较小或生产规模不经济问题，对重大事项的定夺 缺乏影响力，在选择合作伙伴方面经验不足；最后，对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往往存在着经营者谋取私利而损害企业利益的行为。 三、促进中国对外投资良性发展的对策 1.加强政府宏观规划和管理，为企业对外投资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要防止“定指标”“下计划”式的发展方式，避免盲目发展、一哄而上，政府要做到真正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增强竞争力和长期发展潜力为目的，讲求实效；同时政府要简化审批手续，完善登记制度，加强对企业海外投资项目的监管 2.制定和完善促进企业对外投资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 尽管我国已经出台了许多规章制度来规范对外投资企业的行为，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由于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和国外投资状况的不确定性，我国的企业还面临着来自诸多方面的风险。国家应鼓励支持国内有实力的各种投资主体开展对外投资，并在企业融资、税费负担、权益保护等方面给予配套支持；另外要为企业提供风险分担机制，形成境外投资风险保障机制，鼓励企业前去投资。 3.加强企业自身建设，积极推进企业改革 要实现对外投资的健康快速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固然重要，但更加重要且急迫的是提高企业自身素质，从根本上增进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具体而言，要至少作好以下几项工作：其一、以现代企业制度为标准强化企业制度建设，形成企业多方利益主体的制衡机制，借鉴世界著名跨国公司的经验，逐渐改进完善企业制度；其二、加大企业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力度，将自我技术创新同技术模仿改进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其三、形成人才选拔、任用、转换、培训等一整套良性循环机制，使我国在同国外公司的竞争中始终保持人才优势。

投资经济论文篇（9）

目前,我国很多研究都集中在设备、工艺等物质资源投资经济效果的评价方面，而忽视了人才招聘、人才开发等人力资源投资经济效果的评价问题。其实，分析企业人力资源投资的经济效果可以指导人力资源投资决策，有利于减少在人力资源上的盲目投资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机会成本，保证企业全部投资的经济效果，因此，对企业来说，人力资源投资经济效果评价与物质资源投资经济效果评价是同等重要的。通过反复研究，本文认为人力资源投资与企业改扩建投资在本质上是相似的，人力资源投资经济效果可以采用企业改扩建投资项目评价的“有无”增量法来间接计算和评价。 一、企业进行人力资源投资所产生的收入与支出的基本要素 企业进行人力资源投资所产生的收入是指企业由于人力资源投资而增加的有关收入，企业进行人力资源投资所产生的收入的基本要素有新增企业业务收入和回收流动资金收入。新增企业业务收入包括新增主营业务收入和新增其它业务收入，回收流动资金是指企业人力资源流动资金投资支出在人力资源退出企业时的收回额。企业进行人力资源投资所产生的支出的基本要素有新增企业人力资源收益性支出和人力资源资本性支出。其中，新增企业人力资源收益性支出包括人力资源管理费用、人力资源离职成本、人力资源使用成本。人力资源管理费用包括人力资源离职管理费用和使用管理费用，人力资源离职成本主要是离职补偿成本，人力资源使用成本包括基本工资等人力资源维持成本和奖金、奖励等人力资源激励成本；其中，人力资源资本性支出包括人力资源取得（招聘、寻求等）投资支出、人力资源开发（培训、深造等）投资支出和人力资源保障（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投资支出，它又可分为人力资源流动资金投资支出和固定资金投资支出两种类型。 二、企业人力资源投资的性质分析 若按照投资项目评价的一般理论，企业一定时期进行的人力资源投资所产生的收入与支出应直接进行预测和计算，即应直接预测新增企业业务收入、新增企业人力资源收益性支出等基本要素。但是，企业一定时期所获得的总收入是企业中包括新的和原来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生产人员、销售人员等在内的所有人力资源相互支持、相互配合而共同创造的，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在接受人力资源投资后所新创造的收入是难以计量的，企业人力资源投资是在原有人力资源基础上进行的，因此，把企业进行人力资源投资所新增的业务收入与企业原有人力资源基础所创造的业务收入准确地区别和分离开来是非常困难的，即使可以准确地区分，其工作量和难度往往超过人力资源投资经济效果评价本身。除非企业一定时期进行的人力资源投资全部用于新建一个地区销售分部，那么，这个新的地区销售分部的销售收入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企业一定时期进行的人力资源投资所新增的业务收入，但是这种情况不具有代表性和一般性。另外，由于企业一定时期所发生的收益性支出中的人力资源管理费用是混合性的，把企业一定时期进行的人力资源投资所产生的人力资源管理费用与企业原有人力资源基础所产生的管理费用准确地区分开来，也是非常牵强和困难的。由此可知，企业一定时期进行的人力资源投资所新增的业务收入和收益性支出是不能直接预测和计算出来的。 相关阅读推荐： 浅议人力资源开发与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人力资源规划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浅析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科技人力资源共享的网络组织模式设计与运行 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对策的研究 更多推荐： 人力资源论文 管理论文 目前,我国很多研究都集中在设备、工艺等物质资源投资经济效果的评价方面，而忽视了人才招聘、人才开发等人力资源投资经济效果的评价问题。其实，分析企业人力资源投资的经济效果可以指导人力资源投资决策，有利于减少在人力资源上的盲目投资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机会成本，保证企业全部投

投资经济论文篇（10）

1我国经济增长的战略意义

现代经济理论认为,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进出口需求3个要素,通常可用公式表示为GNP=C+I+(X-M)。外商直接投资加大了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构成我国国内总投资的一部分,增加了社会有效需求,从而实现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有力推进。外商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的广泛影响表现在,他通过对生产活动的介入,实现了工业总产值及税收收入的增长、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劳动就业机会的创造。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证明,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

2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面临的新格局

2.1跨国购并成为主导形式

欧美等发达国家之间大规模的跨国购并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并对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产生了分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资本流动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经济日益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以强化市场地位、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为目的的国际购并异常活跃、高潮迭起。跨国购并已成为全球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

世界购并活动不仅在数量上有大幅度增加,而且在购并规模上也创造新高。但是大规模的企业购并活动,将近90%都在欧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如2007年发达国家之间的跨国购并规模达到近2万亿美元。由于发达国家之间的跨国购并已成为全球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将发生相应变化,从而直接影响到这些国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形式。

2.2服务领域投资比重显著提高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跨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制造业领域,如汽车、电子、医药、化工等行业,其主要目的是利用当地劳动力和资源等生产要素,回避贸易壁垒进入当地市场。但是,近几年内,服务业的跨国投资呈快速增长势头,占投资总额比重已经达到一半以上。其主要原因为:①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浪潮的推进,各国的服务贸易领域对外开放的步伐加速;②金融、保险、电信、商业流通等服务业的跨国购并成为跨国投资的主要力量,传统制造业的购并主要借助于股权交易和资产重组的形式,对服务贸易的依赖程度显著增强;③信息技术革命和新经济导致与信息服务有关的技术开发和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引发了电信服务、金融保险服务和商业流通的革命,服务业的跨国资产重组与技术交易趋于活跃。服务业跨国投资的比重上升的倾向,不仅在发达国家之间,而且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也表现明显。

2.3国际引资竞争进一步加剧

亚洲各国从1998年开始大幅度的调整了本国吸引国外直接投资的政策,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如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放宽外商投资领域和项目审批权限;扩大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开放债券、股票和短期资金市场,鼓励外商兼并国内企业;简化审批程序,完善服务体系等。正是由于上述这些积极的措施,以及亚洲各国经济的逐步复苏,货币贬值后价格、成本等比较优势得到了迅速释放。总体上看,发展中国家为了争取从国际资本流动之中分享更多的份额,在结构调整和适应资本流动政策与制度调整方面采取积极措施,相互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

3进一步引进外商投资的政策建议

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和持续发展,离不开外商直接投资的巨大带动作用。但是,外商直接投资是否能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与该国能否制定恰当的外商投资政策,并适时加以调整有着很大关系。我国将继续坚持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政策,把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一项长期的发展战略。为此,结合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可能变化,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以下几点的重要性:

3.1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和投资环境

我们必须坚持把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和投资环境作为利用外商投资战略的重点。根据实际需要出发,我国应该做到进一步修改贸易与投资制度和政策,如取消非关税贸易壁垒、对外国投资的内耗比例和外汇平衡规定,对国内采购的优先原则等;建立和完善与国内市场开放以及贸易投资活动市场化进程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如利率、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外经贸行业协调体制、市场规范管理、金融服务体系、中介组织、信息与咨询机构、法律援助和贸易保险制度;充分利用多边框架下能够享有的制度与政策自主安排空间,构筑有效的产业保护和经济安全体系。通过这方面的制度调整将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规范市场行为,对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长期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3.2创新引资方式

国际经验表明,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和跨越式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而方式创新是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再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领域同样如此,引资制度与方式的多样化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从国际资本市场分享更多份额的重要手段。面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新趋势和日趋激烈的引资竞争,传统的制度方式已经进一步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质量形成制约作用,有必要从创新入手,为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提供更多的空间。

首先,创新需要从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开始。目前的紧迫课题是逐步减少服务贸易领域的准入限制,有步骤的开放金融、保险、电信、外贸、商业、旅游以及会计、法律服务等行业。允许在这些领域根据我国有关规定设立中外合资、合作或外商独资企业,并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其次,观念更新是制度与方式创新的基础和内容之一,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很多方面都存在观念更新的必要性。

3.3配合结构调整战略

随着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推进,我国贸易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将受到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国内以信息技术产业为先导产业机构高度化发展以及高科技领域外商投资的带动,机电等高科技产品的竞争力将继续提高,并成为出口增长的增长点,从而将明显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另一方面由于比较优势的作用,以纺织品为代表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又会大量增加,并带动相关产业的扩张,从而将会重新提升传统产业的比重,与经济结构调整的长期目标相左。

因此,有效的解决方法是充分发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结构调整战略的配合作用:①改善体制环境,营造适合于高科技创业型企业发展和外商投资的政策、市场空间;②通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知识水平,提升劳动要素与高技术产业资本的结合能力,激发传统产业对高新技术装备的市场需求;③在多边规则允许的限度内,对不同商品和产业实行有所区别的贸易和外商投资政策,对有利于结构升级的商品出口和外商投资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和扶持;④完善企业走出去的制度和政策环境,鼓励更多的企业与国外跨国公司进行战略联盟和资产结合,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和资源配置,带动国内产品、技术、劳动力与服务的输出,促进跨国企业的对华投资;⑤积极引导外商直接投资“西进”,因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差距造成地区经济差异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参考文献

1张卓元.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