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心理学论文篇（1）

普通心理学是心理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也是教育学科的理论基础。该学科是研究心理现象的一般规律的学科，是心理学最基本、最重要的基础研究。学好这门课有助于学习心理学的后续课程，有助于学习其他的教育理论和提高教师职业技能。

《普通心理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基本知识、抽象内容比较多，对于“教”和“学”来说，都有一定的难度，特别是“学”，相对说来难度更大。因此恰当的通过教学模式、方法、优化课程资源等，能促进学生掌握心理学的基本现象、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掌握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掌握心理学发展的一般趋势，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

一、普通心理学课程教学过程坚持的原则

1、明确普通心理学的教学目标

普通心理学的教学目标是要向学生传授心理学的“一般”知识和“基础”知识，使学生了解心理学的知识、掌握心理学发展的一般趋势。该学科的学习，应达到三方面目标：

（1）认知性方面。通过学习普通心理学课程，使学生能了解每一章的心理学知识脉络，认识掌握基本概念、规律、原理等；识记理解普通心理学重点、难点内容；学会运用普通心理学的理论、方法解释现象；

（2）技能性学习方面。掌握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知识，初步具备运用普通心理学的原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会将普通心理学理论运用到实际，提高学习管理心理学的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　情感不仅指学习兴趣、责任，更重要的是乐观生活态度、求实科学态度、宽容人生态度。价值观强调科学的价值和人文价值的统一；不仅强调人类价值，更强调人类价值和自然价值的统一。

2、坚持理论与实际的原则

对教学内容的教学，坚持理论与实际结合，以促进理解与应用。运用学生实际学习、生活中案例与理论知识的结合；理论与实际结合也包含讲练结合思想。理论与实际包括学生整理笔记、做习题、做小论文等。做好学生的体验活动。

3、教学注重基本概念、基本规律、基本理论的传授的原则

普通心理学处在“入门”的地位。所以注重基本理论、基本实验、基本原理的传授的原则，有利于学习心理学其他分支课程，有利于学习的正迁移。

4、坚持教学过程的教学互动，发挥双主体的作用

发挥教师与学生的双主体作用，既不单纯突出教师的主体地位，也不过分突出以学生为中心。教师是教的主体，学生是学的主体。为此教师要系统、准确、有深度地掌握好教学内容，学生要在学习中以积极的态度投入才能做好学习过程的主体。

5、注重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运用心理规律进行教学的原则

知识是无限的，教学中注意培养学生的掌握知识的方法。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运用思维、记忆、强化规律、学习理论等促进教学。

6、重视学科发展前沿的介绍

心理学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各个学科都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新成果，如情绪对认知与行为的影响、智力理论的新发展和社会心理学理论与技术的进展等。

二、普通心理学课程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

为提高教学效果，增强教学质量，普通心理学课程，应根据课程的特点和学生实际情况，讲授内容的不同进行教学。

1、在讲授中“分析、案例、互动”相结合教学模式与方法

普通心理学课程的重点是每一章的基本概念及规律等。所以要细致讲解分析概念与规律、分析概念与规律的每一部分内容；使学生对心理学概念、规律、原理、理论有所理解。教学的基本原则是直观性，所以运用案例帮助学生理解。心理学基本概念和原理的解释一定形象化、要联系生活实际。通过互动了解学生的理解。

2、体验、讨论、教师导向结合的教学模式

创设问题情境叫学生进行讨论，对某种理论或某些有普遍性的问题组织专题研讨、写课程小论文，既可以发挥学生主动性，也可以使学生加深了对心理学概念、原理、理论地理解，培养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良好的心理品质。教师的职能是针对学生的理解情况进行导向。

3、课堂学习与课后学习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指导学生阅读课外书，扩大学生的视野，既补充了课堂教学的内容，也为学生学习知识奠定了必要的知识基础，加深了学生对课本内容的理解，同时也为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提供了的机会。另外，每章讲授结束之后，适当安排作业与练习，巩固学习效果。布置各种不同的作业，如案例分析报告，评价报告等。

三、课程资源的建设

1、精选教学基本内容

彭聃龄主编《普通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叶奕乾等主编《普通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春兴主编《现代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孟昭兰主编《普通心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黄希庭著《心理学导论》人民教育出版社、张述祖著《基础心理学》教育科学出版社、（美）格里格·津巴多著，王甦等译《心理学与生活》人民邮电出版社。这几本书比较经典。　教师在仔细阅读基础上，形成一个有层次、有系统、有深度、有逻辑性的，既有实用性又有学术性教学内容。

2、增加大量的研究资料与图画资料

为学生的学习增加有趣的与形象性材料。

3、关注新成果

增加反映学科新成果的内容。

四、课程考核体系构建

普通心理学论文篇（2）

长期以来，**地区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基层理论普及工作，使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着眼于振奋精神、激发热情、坚定信心，基层理论宣传做到了基调鲜明、方向正确、效果明显、富有成效。

一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相断开展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热情，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广大农牧民中传播。

二是在基层广泛深入地开展宣讲活动，帮助广大干部群众了解和掌握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围绕十六大、十七大精神和十六大以来历次全会、扩大会议精神，从地区到各县(市)，紧密结合实际，开展三下乡、面对面宣讲、特约宣讲员等形式多样、深入持久的宣讲活动，增强了广大干部群众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心。

三是党的基层理论普及的阵地更加巩固。党的十六大以来，通过争取“百县千乡宣传文化工程”、“东风工程”、“新西工程”、“电视进万家工程”、“村村通工程”、“农家书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等重大公共文化服务工程建设,全地区54个乡（镇），已建文化站36个；502个行政村中80%的村已建成水准较高的文化室，党的理论阵地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四是积极探索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方式，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广大群众所了解掌握。近年来，各县(市)通过举办各种学习培训班、主题教育活动等，广泛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坚持不懈进行理论宣传普及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在充分肯定近年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一是基层理论工作依然是理论普及的“软肋”。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固有差异、人才队伍不足等因素的制约，广大农牧民接触党的最新理论以及学习的深度和广度，明显地滞后于城市机关单位、厂矿企业、学校社区，这是不争的事实。随着党对“三农”工作不断的重视程度的与日俱增，基层理论普及与其它社会事业诸如卫生、教育、科技等一样，提到了一个重要的议事日程，这为基层理论普及带来了难得发展机遇。

二是文化资源整合成为理论普及的“重点”。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着力加强农牧村文化建设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着眼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基本文化权益问题，地区基层农牧区的宣传文化投入逐年增加，国家、自治区、地区、各县(市)对基层阵地“四位一体”的格局已经形成，基层群众读书看报难、看电视难、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基层文化阵地管理相对滞动，需要有效地进行整合。如文化资源条块管理、各负其职、缺乏有效的整合和管理，中央、自治区配发下来的各类书籍往往被“束之高阁”，借阅使用率低；一部分农牧村喇叭、宣传橱窗成为摆设；村文化活动室还需在吸引力、感染力上下功夫。

三是加强队伍建设是基层理论工作的“焊点”。做好基层理论普及，关键在干部，在队伍。据我们调研了解，目前各县(市)乡(镇)一级的宣传文化干事存在年龄结构老化、在编不在岗等情况。村级专兼职宣传员情况不一，近年来地区招录的大学生充实到村后，状况有所好转，但缺少必要的学习培训。

四是打造乡村文化成为理论普及工作的“终极”。在日新月异的二十一世纪，在党的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先进理念的倡导下，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把各种思想碰撞、民族凝聚力、创造力归结到“先进文化”上来，更加重视提升文化“软实力”，传统文化、机关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乡村文化等等。从理论的层次上讲，基层理论普及当属乡村文化范畴。先进的乡村文化是理论普及的生存发展“土壤”，先进的理论离不开寓教于乐的教育形式；科学理论反过来又指导乡村文化，使其朝着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方向发展。它们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

二、加强基层理论普及工作的对策

从2008年3月起，地委宣传部理论宣教科开始着手加大基层理论的普及力度，我们先后在福海县的解特阿热勒乡、**市切木尔切克乡等地开展调研，本着先试点、后推广的原则，充分借鉴昌吉州的做法，草拟了《**地区基层理论普及示范点的创建管理办法》，各县(市)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积极开展推进基层理论普及的试点工作。

通过近一年的调研了解，我们认为基层理论普及关键要抓住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乡(镇)党委中心组学习。现在每个农牧业村都有一名乡(镇)领导挂钩，乡(镇)党委中心组的良好学习风气，必将带动农牧村理论普及。第二个重点：积极培育、健康、向上的乡村文化，用先进的文化来占领党的基层阵地，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

为了做好基层理论普及工作，笔者认为应做到五个“着力”

一是着力搞好农牧村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公益性文化设施是传播先进文化、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必要物质载体和重要阵地。要不断加大投入力度，着重搞好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以适应广大群众就近，经常参加各类政治学习、培训、文化活动的需要。

普通心理学论文篇（3）

  普通话是教师的职业语言，学好和用好普通话至关重要。而就目前教师普通话水平情况看，不达标现象还很严重，特别是语文教师普通话达标率太低。因此，举办这次普通话培训学习很有必要，不论在知识学习上，还是在宣传氛围上，就像一场及时雨，对提高我们教师的普通话水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这次培训活动，整个组织管理自始至终有条有理，既严格又民-主，不论从上课和活动形式上看，还是从考勤和生活管理上看，都是一次非常正规的培训活动。

  从培训教材上看，培训内容丰富、实用，密切结合普通话测试，同时它还立足山东方言，突出潍坊方言的对应性，有很强的针对性，理论精简，方法突出，非常适合我们潍坊市的教师使用。

  最让我感动的是，上课的专家教授们无私奉献，不怕辛苦，对我们容易出现的错误能够进行认真耐心地指导。他们的讲解详略得当，一丝不苟，一讲就一两个小时，但没有一位老师敷衍了事。这种认真负责和严谨治学的态度和行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感动着我们每一位学员，提高了大家的学习热情和学习效果。

  通过这次学习，我对自己的普通话水平有了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比如在生活中不能坚持大胆地说普通话，认为单单在课堂上和学生用普通话讲话就可以了，其实这是远远不够的，这也是导致自己普通话水平下降的原因吧。另外在发音上自己存在着许多缺陷，象z、c、s和j、q、x的发音不是很准确。在这次培训学习中，我经过老师的指导，认真进行了纠正。另外，在学习中，我还知道了练习和提高普通话水平的方法和途径，懂得怎样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结识了很多朋友，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知识。从现在起，我要坚持大胆地说普通话，随时随地抓住一切机会进行训练，提高普通话水平，不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学校里;不论在课上，还是在课下，都应积极推广和宣传普通话知识，为提高全民的普通话水平进上我的微薄之力。

  总之，通过这次培训学习，我感到受益颇多。真的很希望多搞一些这样的培训，大面积提高我们教师的普通话水平。

  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任重而道远，提高教师的普通话水平是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重要方面。我坚信，有了我们全体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我们的普通话水平一定会再上一个新台阶，普通话事业将会与时俱进，开花结果。

优选普通话培训心得体会范文   作为师范学校的学生，学习普通话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因为学校是推广普通话的前沿阵地，甚至可以说是主战场，而老师则是这个阵地或战场的指挥官，所以作为老师，学习好普通话是十分重要的。

  可是，对于方言口音较重的人来说，由于舌头已经习惯了方言的发音，前鼻音和后鼻音不分，舌前音和舌后音不分，俗读音和普通话读音不一致等，学习普通话并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这方面，我有很深的体会和一些经验。

  一、在藐视学习普通话难度的基础上，切实重视普通话的学习。尽管方言口音较重，尽管学习好普通话的难度很大，但是，我们要从战略上藐视这个“敌人”，而在战术上即学习方法方面又要十分重视。既不能怕，又不能不以为然。这是学习好普通话的思想保证。

  二、安排专门时间学习普通话。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要注意安排一个学习计划，每天抽出一定的时间，比如每天1小时，专门学习普通话。这是学习好普通话的时间保证。

  三、勤向现代汉语老师学习。现代汉语老师不仅具有扎实的语言学和语音学基础知识，经过专业训练，而且老师离自己最近，请教也最方便。因此，遇到不懂的和难以纠正的，要及时向老师请教好的学习方法，一定会取得好的效果。这是最常用的也是最有效的学习方法。

  四、整理方言口音和普通话之间的对应关系。例如，“三”在方言里读shan，舌后音，而在普通话里却读san，舌前音。类似这样的情况，都一一列出拉一，整理成方言和普通话词汇对照表。这样便于记忆和纠正方言的不规范读音。这是对比学习法。

  五、跟普通话好的同学学习。多跟普通话说的好的同学交往，或在一起活动，寓学习于娱乐，在语言的交流中提高普通话水平。这是延伸学习法。

  优选普通话培训心得体会范文

  说文明话，做文明人!普通话是教师的职业语言，为了进一步提高我校教师的普通话水平，顺利通过省语言文字的验收工作，在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5月14--15日有幸参加了县教育局在一小举办的为期两天的普通话提高培训班，感觉受益匪浅。

  第一、培训班上市语言文字办公室张主任为我们深入浅出、幽默诙谐的讲述了普通话的概念及其有关的理论知识，她的课亲切自然、耐人寻味，她的学识及成长经历更是让我佩服，所以在学习时我学的非常专心，通过学习不仅让我学到了一些宝贵的普通话专业知识，找到了自己学习和发音中的不足，而且对普通话又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从而也提高了自己说好普通话的信心。

普通心理学论文篇（4）

  通过学习我体会到学习普通话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坚持使用普通话。

  （1）普通话的学习要有一股痴迷劲，就是脸皮要厚，才能练得好，学得会，用的轻松。

  （2）在办公室中与教师、学生及其学生家长交流要坚持使用普通话，给学生做好表率，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感染身边的人。

  （3）在课堂上用好普通话。课堂做到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交流使用普通话，若在课堂上不使用普通话，教师、学生不和他交流，逼迫使用普通话。使不想讲普通话得人讲普通话是一个难题，只有下大力气才能转变。

  （4）字典要在手边。读书看报遇到不认的字要查字典，只有把握准字的读音，才能在课堂上使用，杜绝在课堂上读错字及其发错音，使课堂成为一片净土。

  （5）每天收听新闻联播，学着读新闻，以此来纠正自己读错的字、

  发错的音，及其有关方言、音变等方面的知识，提高自己的普通话水平。

  （6）举办讲故事比赛、教学论坛、说话比赛及多和普通话比较好的人用普通话交谈。能使教师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共同提高，达到资源共享，是学习的一个好方法。也是培养敢于讲话的一个场所。

  二、学校举办普通话培训，给教师的训练搭建平台

  （1）聘请辅导教师，定期开展培训活动。

  （2）先把拼音读准。打基础很重要，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3）比较规范的训练方法是去找一本《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照里面的次序，由字到词语，再到篇章，每天坚持半小时，几个月之内就会有进步。

  三、要学好普通话，我体会到这么几条要领：

  （1）学好拼音字母，掌握发音部位，对于局部个别的方音要反复练习直至完全到位为止。

  （2）多读些拼音报上的文章等，锻炼说普通话的感觉，或者看到一个字后，就是暗暗地朗诵其标准音，并注意与方言音的对应关系，争取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3）不懂就查。字典是我们很好的老师，若有不懂，定要虚心请教，直至完全正确为止。尤其要注意一些字的多音与多义等。

  （4）读辞典，翻开现代汉语辞典，一字一字、一词一词、一句一句、一页一页地朗读，极为有效。

  （5）坚持用普通话进行日常会话。有人说：语言取决于环境。在

  一个大家都说普通话的环境中，耳濡目染，近朱必赤。即使你方音浓重，逐渐逐渐你也会受感染的。

  只要我们大家一齐努力，同心携手，就一定能把普通话说好。

  最新关于普通话培训心得体会范文

  为期三天的潍坊市普通话培训班学习结束了，这是潍坊市第一期普通话骨干教师培训活动，我有幸参加了这次培训。虽然短短的几天，但我却觉得受益匪浅。作为一名学员，我最深的感受是既辛苦又快乐，同时还被深深地感动着。辛苦在时间短、学习任务多又重;快乐在结识了朋友，能和朋友互相交流学习;感动在给我们上课的专家老师们那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

  普通话是教师的职业语言，学好和用好普通话至关重要。而就目前教师普通话水平情况看，不达标现象还很严重，特别是语文教师普通话达标率太低。因此，举办这次普通话培训学习很有必要，不论在知识学习上，还是在宣传氛围上，就像一场及时雨，对提高我们教师的普通话水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这次培训活动，整个组织管理自始至终有条有理，既严格又民-主，不论从上课和活动形式上看，还是从考勤和生活管理上看，都是一次非常正规的培训活动。

  从培训教材上看，培训内容丰富、实用，密切结合普通话测试，同时它还立足山东方言，突出潍坊方言的对应性，有很强的针对性，理论精简，方法突出，非常适合我们潍坊市的教师使用。

  最让我感动的是，上课的专家教授们无私奉献，不怕辛苦，对我们容易出现的错误能够进行认真耐心地指导。他们的讲解详略得当，一丝不苟，一讲就一两个小时，但没有一位老师敷衍了事。这种认真负责和严谨治学的态度和行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感动着我们每一位学员，提高了大家的学习热情和学习效果。

  通过这次学习，我对自己的普通话水平有了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比如在生活中不能坚持大胆地说普通话，认为单单在课堂上和学生用普通话讲话就可以了，其实这是远远不够的，这也是导致自己普通话水平下降的原因吧。另外在发音上自己存在着许多缺陷，象z、c、s和j、q、x的发音不是很准确。在这次培训学习中，我经过老师的指导，认真进行了纠正。另外，在学习中，我还知道了练习和提高普通话水平的方法和途径，懂得怎样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结识了很多朋友，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知识。从现在起，我要坚持大胆地说普通话，随时随地抓住一切机会进行训练，提高普通话水平，不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学校里;不论在课上，还是在课下，都应积极推广和宣传普通话知识，为提高全民的普通话水平进上我的微薄之力。

  总之，通过这次培训学习，我感到受益颇多。真的很希望多搞一些这样的培训，大面积提高我们教师的普通话水平。

  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任重而道远，提高教师的普通话水平是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重要方面。我坚信，有了我们全体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我们的普通话水平一定会再上一个新台阶，普通话事业将会与时俱进，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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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心理学论文篇（5）

一、归纳的实质与休谟的挑战

1、归纳的实质

近代归纳法始于培根，在他看来，通向知识从而也通向力量的唯一道路是观察归纳法。为了进行纯粹的观察，我们必须清除我们心中的一切偏见、一切先入之见、一切理论。按照培根对归纳法在哲学上作的总结，归纳的过程被描述为通过可靠的感觉经验，将一切知识的来源――经验，进行加工分析，在重复的材料中找出一般概念和原则。

2、休谟的挑战

“休谟问题”的核心在于，对归纳推论和归纳信念的质疑。这一质疑即对人们日常生活信念及行为习惯提出挑战，还涉及到归纳方法在科学研究中的效用问题。而且它指出了经验自然科学方法论存在的根本问题，对整个实验科学体系，特别是人们对自然科学体系的真理性信念构成巨大威胁。沿着归纳推理的思维方式，休谟通过对实际事情的推论提出了三个问题，并进行了分析和回答。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关于实际事情的对论，其本性是什么？休谟的回答是因果关系。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关于实际事情的推论和结论，其基础是什么？休谟的回答是经验。由此得出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由经验得来的一切结论，其基础是什么？休谟的回答是习惯。

二、休谟问题的波普尔方案

1、基于“批判理性主义”态度，波普尔对康德的态度

面对着休谟的挑战，人们不得不在必然真理和归纳法之间作二者择其一的选择：或者否认归纳法是发现真理的方法，但仍然坚持科学真理的必然性；或者继续坚持归纳法，但否认科学真理的必然性。康德选择了第一条道路。他力图证明先天范畴在科学中的作用：人们只有先天范畴所规定的框架内对感觉材料进行综合，才能得到必然的科学真理。康德的先验综合的方法在哲学上有着重大意义，但却没有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基于“批判理性主义”的态度，波普尔对康德持一种矛盾的态度：康德看到了培根模式的问题，认为无论从直观上、历史上还是逻辑上，都不可能运用归纳法从经验观察中得到一种科学理论；认为我们不是通过观察从自然界引出规律，而是把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对此，波普尔基本上予以认同，但他指出康德的缺陷在于，他相信牛顿是真实的和不可更改的，即存在真理性的、无需进一步修正的理论。

2、波普尔对归纳问题的批判

波普尔强调，归纳推理的模式在心理学、方法论和逻辑上都存在问题。从心理学上看，人们倾向于寻找支持自己信仰的证据，而忽略与自己的信仰相悖的证据；从方法论上看，除非已经事先具有关于有待观察的东西的理论，否则观察就无从搜索；从逻辑上看，任何归纳推理都带有或然性。波普尔得出结论说：根本没有归纳法或归纳程序这样的事物，真正的科学方法不是归纳法，而是演绎法。波普尔的解决方案是釜底抽薪式的，他企图通过取消归纳来解决问题，即“否定消解方案”。

3、猜想与反驳――科学方法论

正是对上述归纳问题的讨论直接导致了波普尔的“猜想――反驳”为核心的假说―演绎模式和证伪主义理论。这种理论表明：科学不可能从不带有任何理论的纯观察开始。波普尔强调，一切定律和理论本质上都是试探性、猜测性或假说性的，即使我们感到再也不能怀疑它们时也是如此。波普尔的猜想――反驳方法从根本上颠覆了人们对于“理论”和“假说”的这种偏见：假说是尚未证明的理论，而理论则是已被证明和确立的假说。

科学不是始于观察，而是始于理论、偏见、迷信和神话，始于一个神话受到挑战并崩溃之时。这意味着科学始于“问题”。波普尔的科学方法论可以表述为：问题尝试性解决（猜想）排除错误（反驳）新的问题。从而提出知识的增长。

波普尔强调，以“猜想――反驳”为特征的“批判理性主义”不是他的独创，而是对一种古老传统的回归，这就是前苏格拉底的传统。前苏格拉底的哲学或科学表明：西方科学并不是从收集观察材料出发地，而是从关于世界的大胆理论出发的。

三、波普尔方案的哲学反思

1、批判理性主义中的合理因素：质疑、批判、创新的科学精神

首先是大胆的质疑精神。既然试错法对理论的修改、完善是永无休止的，那么贯穿其中的质疑精神也就是任何科研活动所不可或缺的。这样，波普尔在极力肯定知识增长有效途径的同时，就彻底瓦解了所谓“科学真理”的绝对确证性。

第二是无畏的批判精神。批判精神既是证伪理论的核心，也是质疑精神的一种理论升华。带给人们的启示是：不限于科学、哲学领域，任何领域的理论工作者都必须具备开放式的批判思维，既敢于批判权威，又敢于批判传统，同时还勇于展开自我批判。

最后是可贵的创新精神。作为批判思维的必然产物，创新精神也是波普尔科学哲学的内在本质。在面对日常生活中根深蒂固的证实观念和众多经验论者的辩护方案，波普尔才提出了惊世骇俗的证伪原则和消解方案，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整个批判理性主义的哲学大厦。因此，他的学说固然偏颇，但却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向世人展现了科学创新精神的无穷魅力和巨大能量。

2、对波普尔哲学的再理解

通过对波普尔哲学的认真分析，就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是否真的找到的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呢？就波普尔的学说，他本人也承认需要“严格检验”来证伪其自身。于是人们发现，波普尔的理论也并非是一劳永逸的绝对真理。面对证伪理论的强势挑战，可以仔细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只有证伪才能推动科学的发展吗？”在波普尔看来，对科学知识积累最有意义的事件是证伪就理论，而不是证实新理论。因此，波普尔偏爱的科学史上的事例是拉瓦锡的煅烧实验、艾定顿的日食观察等。这些实验都起到否证流行理论的作用。但是科学史上的检验通常不是波普尔所说的一次性证伪。实际中，科学家们通常无视事实的证伪，坚持自己的理论，最后成功地把否证这一理论的事例转变成与该理论想符合的事例。

面对新的挑战，又有新的思想家、哲学家给出回答。像库恩的“范式”理论、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等理论学说，不断出现，不断给出解释。这便是哲学从古希腊时代就具有的，追求超越的思想气质。她从过去走来并走向未来。

参考文献：

[1]赵敦华.赵敦华讲波普尔[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普通心理学论文篇（6）

教师的心理素质状况，影响教学质量与效果，以及学生的身心健康和成长等与教育相关的事件，因此一名合格的教师需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而师范院校培养师范生是输送未来教师的一种至关重要的渠道，那么，这些未来教师的心理素质如何？与普通教师的素质是否存在差异，或有怎样的的差异？据此，本研究试图了解贵州省地区师范生与中小学普通教师的心理素质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为贵州师范类教育提供可行性建议，旨在通过有效的师范教育培养师范生的良好心理素质。

教师心理素质，本研究认为是教师在教育实践中有效实现“教书育人”目标而必备的心理品质总和，它可确保教育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和实施，形成良好的师生关系，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立足于此，本研究前期在文献法和访谈法的基础上拟定贵州省中小学教师心理素质结构，由此设计量表，而后通过调查法，应用spss对调查结果进行区分度、信度、效度、探索性因素分析，最终确立了具有贵州特色的中小学教师心理素质结构（结构如图1）和量表。而这量表也将成为本研究了解贵州省师范生与中小学教师心理素质差异状况的研究工具。

二、比较研究方法与分析

1. 研究材料。其一：本研究的调查工具为自编的《贵州省中小学教师心理素质调查问卷》，及在此基础上修改的《贵州省师范生心理素质调查问卷》，后者与前者的结构和内容完全一致，只是在个别题的表述方式上更适宜于学生理解。其二：本研究的调查结果分析工具为spss19.0。

2. 研究对象。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两类：其一，贵州地区师范院校学生，分别为贵州师范大学、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凯里师院、兴义师院四所院校的大四学生（仅选择大四学生作为调查对象，是因为他们已经接受过教育学、心理学的学习，也参加过试讲和实习，对教师职业有一定的了解和感受。这样，一方面，与其它年级相比，他们与普通教师之间更存在可比性；另一方面，比对他们与普通教师的差异，可探析师范教育的效果与不足），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81份。其二，贵州省中小学普通教师。分别为贵州、都匀、凯里、兴义四个城市的中小学教师。发放问卷共360份，回收有效问卷346份。

3. 调查结果与分析。通过spss19.0对回收数据予以统计，本研究发现，贵州省的师范生和中小学普通教师在心里素质结构的子维度上均存在差异，有的出现显著差异。据此，逐一列表分析。

（1）师范生和中小学普通教师在“职业认知素质”上的比较。在“职业认知素质”方面，贵州省的师范生和中小学普通教师的差异比较见下表：

表1 贵州省师范生与中小学普通教师在“职业认知素质”上的差异

由表1数据显示，在“职业角色理解”和“职业角色认同”方面，师范生非常显著地低于普通教师（P

（2）师范生和中小学普通教师在“职业能力素质”上的比较。在“职业能力素质”方面，贵州省的师范生和中小学普通教师的差异比较见下表：

表2 贵州省师范生与中小学普通教师在“职业能力素质”上的差异

由表2数据显示，在“教育能力”方面，师范生非常显著地低于普通教师（P

（3）师范生和中小学普通教师在“职业品性素质”上的比较。在“职业品性素质”方面，贵州省的师范生和中小学普通教师的差异比较见下表：

表3 贵州省师范生与中小学普通教师在“职业品性素质”上的差异

由表3数据显示，除了“耐心”和“自信”上，师范生和普通教师差异不明显外（P>0.05），在“责任感”和“宽容”方面，师范生显著低于普通教师（P

（4）师范生和中小学普通教师在“职业情感素质”上的比较。在“职业情感素质”方面，贵州省的师范生和中小学普通教师的差异比较见下表：

表4 贵州省师范生与中小学普通教师在“职业情感素质”上的差异

由表4数据显示，在“情感投入度”方面，师范生显著高于普通教师（P

（5）师范生和中小学普通教师在“职业社会性素质”上的比较。在“职业社会性素质”方面，贵州省的师范生和中小学普通教师的差异比较见下表：

表5 贵州省师范生与中小学普通教师在“职业社会性素质”上的差异

由表5数据显示，在“心理沟通”、“人际环境适应”和“专职交流”方面，师范生都显著高于普通教师（P

（6）师范生和中小学普通教师在“职业发展素质”上的比较。在“职业发展素质”方面，贵州省的师范生和中小学普通教师的差异比较见下表：

表6 贵州省师范生与中小学普通教师在“职业发展素质”上的差异

由表6数据显示，在“教学动机”和“教育反思”方面，师范生和普通教师的差异均不显著，在“素养提升”方面，师范生非常显著地高于普通教师（P

三、比较研究的结论

通过对贵州省师范生和普通教师的心理素质结构逐一比较，可发现贵州省师范生的心理素质存在一定共性和特点，具体如下：

第一，作为未来的教师，在心理素质的某些方面，现代贵州师范生具有比普通教师更积极的特性。主要是在学生观、创新能力、公正性、情感投入度、心理沟通、人际环境适应、专职交流、素养提升和现代信息容纳方面，师范生都明显优于普通教师，这也展现出年轻学生的活力与热忱。尤其在职业社会性素质方面，师范生有着积极的期待和准备，为未来职业之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虽然贵州省师范生的心理素质存在一些积极因素值得肯定，但在某些方面也体现了他们与普通教师的差距，从而会对未来教师的工作适应和发展形成一定的阻力。具体折射于以下方面：职业角色理解、职业角色认同、职业价值认知、教育能力、科研能力、责任感、宽容、坚韧、教育感染力、情绪控制力、挫折承受力和工作环境适应。由此可见，贵州省师范生们的大学教育在这些方面有待提升。

第三，从调查结果显示，师范生的心理素质中，隐含这三大矛盾，这有可能成为师范生职业发展道路中的隐患。故有必要深入细致地梳理：

第一类矛盾：即是师范生的学生观与普通教师相比，彰显出强烈的积极乐观性，但另一方面在责任感、坚韧和宽容的职业品性素质上却显著低于教师，那么日后师范生在从业中必然会面对自己学生各种不可预知、不同程度的错误，而在责任感、坚韧和宽容方面较为淡弱的他们，是否能有效地应对学生的问题，若不能，则有可能形成失望等消极情绪，进而在学生观上出现清冽的失落感。

第二类矛盾：一方面，师范生的心理沟通、人际环境适应、专职交流、情感投入度等都显著高于普通教师；另一方面，挫折承受力和情绪控制力又显著低落，前者说明师范生对日后工作有积极的期待，后者又显示出师范生的情感素质薄弱，如此而来，若师范生在日后工作中遭遇人际关系的困扰，那么较低的情绪控制力和挫折承受力有可能会抑制他们职业社会性素质的发展。

第三类矛盾：虽然大四的师范生参与过试讲或实习活动，但毕竟欠缺丰富的教育经验，所以其教育能力与普通教师相比显著低下，然而，师范生的教学效能感却和普通教师相差无几。这就意味着师范生对于日后的工作：一方面存在积极向上的态度，但另一方面存在理想化或盲目自信化的状态，后者的状态会让师范生低估教育现象和问题，从而可能会遭遇突发问题出现后措手不及的窘迫，从而有可能会削弱他们的教学动机。

四、教育启示与策略

针对上述贵州师范生心理素质的状况，本研究认为对于贵州师范生的教育问题，可以从以下方面予以改良。

第一，实施教育理论与实践融合的教学模式。理论结合实践的教育理念是广为认可的，但真正实施时两者有所脱节。主要体现在：一方面，贵州省现行教育师范类学校的《教育学》教材，普遍偏重理论，或联系实际的内容欠缺；另一方面，师范学生一般是在大二、大三时学习《教育学》、《心理学》或《教学法》等课程，可是在试讲或实习时却是在大四，这样所学理论在应用中时间滞后，学生普遍反映淡忘了所学内容，难以学以致用。因此，本研究认为，在开展教育类课程时，可精简理论环节的讲授，并能在学生学习这些课程的同时，有机会接触教学实践，这样对课程内容理解得更透彻，应用效果更佳，从而让师范生对职业角色理解及认同更清晰化，并可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教学能力。

第二，开展心理素质拓展训练。本研究所提出的心理素质拓展训练，主要是针对师范生作为一名未来教师所必备的心理素质而开展的训练。旨在增强师范生的情绪控制力、挫折承受力、责任感、宽容、坚韧等心理品质，可以开设专门的课程由专职教师实施，亦可通过辅导员在课后发动学生广泛参与，或者由学校开设形式多样的心理活动竞赛等。总之，让每一位师范生在大学校园内都得以适量的心灵塑造的历练。

第三，发起关注教育热点的活动。教育热点的关注，可使师范生及时了解教育现状，吸纳教育新理念，并同时提升学生教育方面的科研能力。具体可以通过开展教育热点讲座或课程，或由辅导员组织学生开展教育热点的主题班会讨论，让学生分享教育热点信息及观点。

第四，深入了解中小学教师教育教学工作。除了各师范院校都有的教学实习内容，还有部分学校兼备的学生在实验基地助教及国培项目的师生置换项目，还可以聘请中小学学校的普通、骨干或特级教师到师范院校，与师范生开展各种形式的交流；并为师范生创造和争取更多深入教学单位锻炼的机会，从而使师范生对教师职业更为熟悉，对职业理解和期待更切实际。

第五，扩建教育类主题创新设计平台。由调查结果可知，师范生的创新能力、素养提升、现代信息容纳等心理素质占据一定的优势，但是在大学教育中，其发挥或展示的机会有限，因此大学校园可尽量开设教育创新类的比赛活动，并给予参与者一定的技术和资金支持，那么师范生的优势即可发扬，并得以锤炼。

第六，民族文化的多渠道渗透。贵州省大部分师范院校处于少数民族聚集地，而大部分学生将留守在贵州任教，其教学对象亦有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学生，能否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和家长交流顺畅，将会影响到日后师范生教书育人的成效，故师范院校需要加强民族文化的传播，可以通过举办民族文化展览、民族文化讲座或选修课、少数民族师范生传递本族特色内容等不拘一格、形式多样的民族文化渗透活动，让师范生对民风民俗形成一定的印象，以期使师范生日后与少数民族学生及家长交流无阻碍，进而在社会性素质方面发展更佳。

参考文献：

[1]郭黎岩.高师生心理挫折与心理素质的培养研究[J].建材高教理论与实践，2000，（3）.

[2]唐迅.现代教师心理素质[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3]史克学.教师心理素质研究速评[J].教学与管理，2004，（5）.

普通心理学论文篇（7）

二、主要数据及初步分析

（一）《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引文量

从1980年至2012年，《高等教育研究》共刊载论文4517篇（不包括短讯、动态、通知等），引文35302条，篇平均引文量7．82。从表1可以看到，无论是引文数量还是篇均引文量，30年来总体都呈显著增长趋势，这表明高等教育学吸收已有知识的能力在逐步提高。

（二）《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引文的学科分布

从表2看，高等教育学自引率达到45．61％，普通教育学排名第二，为23．56％。作为教育学的两个“同门兄弟”，普通教育学在高等教育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担当高等教育学第一相关学科，理所当然。社会学和哲学的比例相对较大，分别达到7．36％和6．74％。社会学是一门对人和社会进行综合性、总体性研究的社会科学，在研究对象上与多门人文社会学科有交叉性。从宏观社会学角度来讲，高等教育系统属于整个社会体系的一个分支，现代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社会问题，已经趋于成熟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往往能为解释和解决这些问题提供重要帮助。而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人生和思维的最普遍的本质和规律的学科，为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方法论，高等教育学也不例外。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管理学比例在2％到3％之间，与高等教育学的关系也较为密切。历史学对高等教育学有特殊的意义，因为“高教理论一般说来是从高教历史中总结出来的”，两者关系可表述为“论从史出”［5］。文学、心理学、自然科学和法学低于2％，与高等教育学的关系相对疏远。文学不被重视与高等教育学长期以来对“科学化”的执着追求密切相关，自然科学比例低的原因是两类学科鸿沟巨大，法学比例垫底是高等教育法制建设和研究长期滞后的必然反映。最令人遗憾的是心理学比例竟排在倒数第三，我们认为，这绝非合理现象。众所周知，普通教育学从创建开始，就把研究重心放在人才培养上，自觉地利用了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使得心理学一直成为与普通教育学关系最密切的学科之一，而高等教育学从一开始就把研究视野拓展到社会这个更宏观的层面，关注更多的是体制、结构、制度等宏观问题，对人才培养的研究相对忽视，造成高等教育学不怎么研究“教育”的情形。于是，心理学备受冷落就不足为奇了。高等教育学与心理学关系的疏离，直接导致了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研究的难以深入。

（三）《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引文的学科结构变化

一般而言，一个新学科在创建初期，由于学科知识和理论尚在形成中，学科自引率是比较低的，但随着学科的发展和成熟，自引率往往会呈现上升趋势。从表3看，30年来高等教育学的发展轨迹可以印证这种现象。高等教育学与普通教育学关系的变化耐人寻味。高等教育学创立初期主要借鉴了普通教育学框架、理论及概念，因此20世纪80年代普通教育学对高等教育学影响巨大，《高等教育研究》引文中有近1／3（32．75％）来自普通教育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构建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而其背后的潜台词就是摆脱普通教育学的影响，高等教育学引文中普通教育学的比例随之逐步下降。高等教育学与普通教育学之外其他相关学科（简称“其他学科”）的关系也有令人费解之处。从我们的经验判断，30年来，其他学科对高等教育学的影响日益扩大。特别是21世纪后，多学科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社会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受到了不少高等教育学者的青睐，但我们的统计显示，其他学科引文的比例相比90年代并没有明显增长。

（四）部分相关学科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情况

2010－2012年，文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6学科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数量为102条，仅占6学科全部参考文献数（70700条）的0．14％，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同一时间，高等教育学论文引用6学科文献2229条，达到高等教育学参考文献数（10323条）的21．6％。“衡量一门学科地位的标尺是看它在多大程度上吸引了其他学科。”［6］0．14％的数据反映了高等教育学的薄弱现状，更是它在学科之林中卑微地位的真实写照。有学者最近提出：“高等教育学在引进知识的同时也对外输出知识”，如“通过实践哲学命题进而反哺哲学”，“向社会学提供了特殊社会关系的内容养分”［7］。可惜，我们的研究还不能证明这一观点。

（五）教育学论文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情况

由于难以选择最能代表目前普通教育学研究状况和水平的刊物，所以本文没有统计普通教育学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情况。我们对综合性权威教育刊物《教育研究》2010－2012年的825篇论文8445个引文进行了统计，发现教育学论文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比例为17．25％。这表明，年轻的高等教育学已经成为教育学（教育科学）重要的知识来源。

普通心理学论文篇（8）

我国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偏向培养实践型人才，而普通高校则更注重培养学生的理论知识。由于两者在人才培养方向上的不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也呈现出一些差异。

一、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与普通高校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差异

1.对学生思想政治素质要求的差异。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与普通高校对学生思想素质的要求在总体上是相似的，主要表现为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对而言，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性，包括责任意识、创新意识和勇于拼搏的精神，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职业素养，为其进入社会、适应社会奠定基础。而普通高校主要将教学中心定格在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注重对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的教学。

2.对学生能力素质培养的目标不同。高等职业技术学院要求学生深入地掌握专业技术，培养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提高团队协作精神。而普通高校注重学生对学术的研究，将学生培养目标定位在学术问题的研究之中，与高职院校的培养目标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3.学生心理感受不同。由于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与普通高校学生的高考成绩存在差异，导致职业院校学生觉得“低人一等”，普通高校学生相对自信。在这样不同的心理感受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也应该具有针对性。尤其在职业院校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注重对学生的鼓励教育，帮助学生树立信心，提高实践动手能力，充分积蓄力量，为其投入社会参与竞争打下坚实基础。

二、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措施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以培养实践型人才为主要目标，纯粹的理论教育较普通高校而言略显缺乏。因此，借鉴普通高校的优秀经验，采取相应措施加强高等职业技术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变得愈发重要。

1.结合普通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普通高校的理论教育更为完整成熟，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在提高学生的知识储备及文化素质方面，需要借鉴普通高校的理论教育方法，让学生树立认真学习政治理论体系的观念。

2.注重培养健康心理素质。众所周知，愈发激烈的市场竞争会使学生在步入社会后遇到更多的挫折和困难，因此，应要求学生在校期间具备过硬的心理素质和抗压能力。而使学生形成健康的心理素质，必然要求学校加强对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和重视，开设相关的心理健康课程和就业指导讲座等。

3.重视辅导员、班主任工作的开展。辅导员、班主任作为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从事学生的日常管理、就业指导、心理健康、学生党团建设等工作，更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辅导员、班主任能更好地了解和掌握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通过经常性的交心谈心活动教育和引导学生化解各种矛盾冲突，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同时，职业院校的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建设也是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院校除了在体制机制上保证队伍建设的资金到位，还应完成专职辅导员与学生人数按1：200进行配比，并坚持培养兼职辅导员和班主任作为这支队伍的有效补充。

4.发挥职业院校党、团组织的引导作用。作为大学生，在校期间能够加入到中国共产党的队伍，是光荣与自豪的。职业院校的党组织应积极主动开展工作，善于发现政治立场坚定、政治素质过硬、品学兼优的学生，注重培养其党性修养，吸纳他们进入党的组织，作为榜样示范，激励其他学生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充分发挥其模范带头作用，不断深入扩大党的影响力。职业院校的团组织作为党组织的后备军，应积极组织引导学生建设与管理社团，大力倡导建设和谐校园文化，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这其中丰富多彩、彰显学生青春活力、激情与创意的各种社团活动便是最深入人心的有力载体，也是职业院校团组织必须攻克的政治教育高地。

综上所述，加强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国现今条件下为了提高教育水平、缓解社会人才需求的有效措施。通过加强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培养知识型、实践型有机统一的新型人才，为我国未来的社会发展奠定人才基础。

参考文献：

普通心理学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9（a）-0087-01

1 为什么要借鉴儒家教育思想

通常，人们依据一定的教育思想从事教育实践。科技馆做为新兴的社会教育阵地，是以展览教育、培训教育、体验教育等科普教育为主要内容的综合体，目前，展览教育作为科技馆的核心功能和主要教育形式也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和广泛的应用。但是，许多科技馆馆还固守着“以展品为中心”的展览设计思路和“重展轻教”的展教理念，不重视教育教学质量，不考虑受众的心理需求，致使展览和科普教育活动脱离参观者，忽视了对于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传播，忽视了对于人与自然、科技与社会关系的揭示。因此，笔者认为科普教育的发展需要系统教育思想的指导。自先秦以来的两千多年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教育思想始终占据着中国教育思想的主导地位，儒家教育思想反复论述于《论语》《礼记・学记》以及《大学》等儒家典籍之中，其中育人为中心、乐学的教育思想；“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启发式教学方法；“教学相长”中“教”与“学”辩证的统一关系；“格物致知”从探察物体而得到知识的教学经验，因此，笔者认为，儒家教育思想、教学经验和方法，符合科普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将儒家教育思想融入科普教育中，不仅是一种文化传统的恢复，更是科技馆科普教育理念的一次飞跃。

2 儒家育人为中心的教育思想对科普教育理念的借鉴意义

在世界博物馆3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早期博物馆是以物（藏品、展品）为中心，到了20世纪，以人（参观者）为中心的观念逐渐成为科技类博物馆的共识。近年来，以人（参观者）为中心的观念在科技馆得到进一步贯彻，由展品中心改为观众中心，笔者认为这是是科技馆科普教育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也是一种革命，这是和哥白尼把天文学的中心转到太阳一样的那种革命。

孔子，儒家教育思想的创始人，主张通过个人刻苦的道德修养，完善自己的道德情操与人格，成为君子。仅“君子”一词在《论语》中曾出现过107次，因此，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价值观是培养继志宏道的君子，即以育人为中心。笔者认为将以人（参观者）为中心上升为以育人为中心将是科技馆业界又一次理论创新，也是在以人（参观者）为中心基础上的一次飞跃。以育人为中心就是科技馆要以参观者为教育主体，为每个参观者提供公平的接收科普教育的机会，以满足每个参观者的学习需要为出发点，充分挖掘和发挥每个参观者的学习潜能，从而提高参观者的科学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3 儒家“乐学”的教育思想对科普教育形式的借鉴意义

儒家虽然非常强调学习，但在《论语》中，没有一个“苦”字，而“乐”字却出现了二十多次。“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表明儒家认为认知内驱力这种潜在的动机力量，与意志和情感有关，并且按认知内驱力大小把学习的心理境界分成三个层次：知之、好之、乐之。其中“乐学”是最高层次，可以产生最大的认知内驱力。因此，学海无涯苦作舟并不是必然的，学生之所以会在学的过程中感到苦，原因并不在于学的本身，而在于教育的形式。儒家“乐学”的教育思想与我们科普教育所提倡的寓教于乐是一致的，但在以往的科普教育实践中，我们缺乏对于休闲娱乐功能的认识，许多科技馆尚未充分采用“玩中学”的科普教育方式，采取的主要是以灌输为主的讲解教育形式，这种教育形式，不仅难以提起参观者学习的兴趣，而且“教科书”式的严肃说教，还易于引发参观者的厌学情绪。

4 儒家教学方法对提高展教辅导水平的借鉴意义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按宋代朱熹的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可见，“愤”是参观者对某科技问题正在积极思考，急于解决而又尚未明了时的矛盾心理状态。这时辅导员应对参观者思考问题的方法适时给以指导，以帮助其开启思路，这就是“启”。“悱”是参观者对某科技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的思考，但尚未考虑成熟，处于想说又难以表达的另一种矛盾心理状态。这时辅导员应帮助其明确思路，弄清事物的本质属性，然后用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发”，笔者认为辅导员要善于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有针对性的引导参观者运用科学的方法去判断和理解。

教学相长，出自《礼记・学记》：“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我国科技馆人才结构不合理的现象由来已久，从业人员普遍存在专业素质不高、知识结构老化等问题。业界强调要通过正规教育、在职培训和进修等多种途径和方式培养科技馆所需的专业人才，这是通过学习，才能让科普从业人员发现自己不懂的事情很多，也就是“学然后知不足”；笔者认为在此基础上业界还应着重培养理论与科普教育实践相结合的适用人才。因为在现实情况下，学科划分越来越精细，专业人才无论是通过正规教育还是在职培训都不可能通晓所有学科，在科普教育实践中辅导非本学科内容的情况是不可避免的。专业人才只有经过科普教育实践的洗礼才感到自己知识的贫乏。也就是“教然后知困”。只有这两方面都具备了我们的科普从业人员才能“自反、自强”，不断积累科普教育技巧从而走出“教之困”达到“知类通达”的程度。

因材施教，源自宋代朱熹《论语集注》“孔子教人，各因其材”。《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把未成年人、农民、城镇劳动人口、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作为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四类重点人群。笔者认为科技馆不能像麦当劳一样，用同样的菜单，招待这四类重点人群，而是要求我们要在实践中根据不同人群的认知水平，学习能力以及自身素质，有针对性的开展科普教育活动。比如，对待未成年人，可以与学校科学课程相衔接；对待农民，可以开展科普大篷车县县通等多种形式的科技下乡活动；对待城镇劳动人口，可以作好各类职业培训。对待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可以举办讲座、报告会等科普活动，向他们介绍现代科技知识及发展趋势。

5 结语

儒家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只有将其融入的科技馆教育实践中，在科普教育理念和方式上不断的进行探索和创新，才能将其内化为科技馆教育的宝贵精神财富，从而达到提升科技馆文化软实力的目的。

普通心理学论文篇（10）

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面临的就是“普遍”与“特殊”之争。黑格尔的辩证法认为“普遍”和“特殊”并非完全割裂和对立的，普遍是特殊的总体，“它并不自在自为地是一个规定了的特殊的东西，而是通过个别性才是它的诸属之一，它的其它诸属通过直接外在性便从它那里排除出去。另一方面，特殊的东西同样也并非直接地和自在地是普遍的东西，而是否定的统一剥去了它的规定性，从而把它提高为普遍性”。（黑格尔，1981：354）可见，普遍性的产生离不开特殊性，但它“并非特殊性的堆积，而是扬弃了种种特殊性的‘直接外在性’的一种更高的、绝对的质”。（张旭东，2006：4）在黑格尔的逻辑下，西方普遍主义的话语并非与生俱来的“普遍性”，也并非是用一种特殊的东西对另一种特殊的东西施行的征服暴力，而是以“普遍”的名义，把自身“普遍化道路”上所遇到的一切“他者”都视为“特殊”，并且把这些特殊克服掉，也就是“视为普遍性的实现”。这有点类似于福柯的话语/权力观，即西方话语在发展过程中，赋予自身“普遍性”的权力，即在与他者话语对话的过程中获取一种“真理性”，证明自己为真，从而使其上升为一种“普遍性”，成为一种“普遍话语”。

与西方对立的是东方的概念，在西方人的眼里，东方是他者、是特殊、是个别。赛义德最早提出的东方的概念“主要指发生在19世纪的一种文化和物质殖民现象，这种现象与19世纪的欧美殖民帝国主义有关。而‘东方主义’在现阶段又有了新的含义：资本主义和后现代经济社会通过大众媒体以极快的速度制造了‘非西方’的概念并使它成为资本主义和后现代经济社会的假想敌”。（谢少波，王逢振，2003：225）在后现代和后殖民时代，东西方的对立从经济、政治领域转移到了文化价值领域。面对西方的“普遍主义”话语随着世界市场席卷全球时，东方世界更强调的是保护和发展“东方传统”的问题，于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先后出现了“亚洲中心”的概念。

然而我们谈“东方传统”，并不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倡导红木家具、穿旗袍、喝绿茶、看中医、坐人力拉车。我们要强调的是如何在当今世界里为“东方传统”，包括文化、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等，创造生存的空间、找到传播的渠道、建构理论和哲学上的意义，让其在于“西方”的对话中，开辟出一块蓬勃发展的空间。在西方普遍主义话语及全球化的背景下来看传播学的发展轨迹，也充满了“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博弈。

二、传播学的西方起源与全球发展

一般认为，传播学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从美国发展起来的，以人类社会信息传播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交叉学科。诞生之初，美国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探索人类传播现象，提出诸多传播理论以及种类繁多的传播模式。美国传播学家施拉姆（WilburSchramm，1907－1988），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传播学研究所，主编了第一批传播学教材，被认为是传播学的奠基人和集大成者。传播学之所以诞生于美国，除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免受灾祸外，有良好的学科发展环境外，更与美国的社会状况和文化传统密不可分。美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有着高度重视大众传媒的传统，在政治机制中大众媒介被认为是与立法机构、政府机构互相制衡的力量之一；从学术传统来看，美国学术界盛行实用主义和科学主义，学术研究特别强调解决实际问题以及对现实的效用。而信息传播、人与人沟通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都成为传播学研究的沃土。这些条件，都决定了传播学起源于美国。

而传播学在美国问世后，很快就传到西欧和日本。英国的传播学研究从60年代开始蓬勃兴起；日本的传播学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前苏联自60年代起，开始重视研究传播学理论等。受信息传播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传播学已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就中国来看，传播学于上世纪70年代传入我国大陆，而截至2005年我国共有661个新闻传播学类本科专业点；研究生层次的教育，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基地主任童兵教授介绍，截至2006年，我国共有新闻与传播学硕士点123个，其中新闻学60个、传播学63个；博士点19个，其中新闻学10个、传播学9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6个；另有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3个；据不完全统计，到2006年止，全国新闻传播专业在校学生约10万，教师约1万人，教授约1000人。（张晓锋，马汇莹，2007）

然而，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传播学完全是一个“舶来品”。在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概念框架等几乎都是西方的。当前，大多数非西方国家的传播学研究还只能借用美国传统的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来观照自己的传播现象，几乎无法建立本国的传播学理论体系，或者说本土的传播学理论还远没有被纳入到传播学的主流中，也未曾对传播学的主流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西方的传播学理论也有着其不可克服的缺点。比如，西方传播理论以“功能性理性、个人自由、精心计算的个人利益、物质进步和权力意识”为特征，与非西方的文化传统相悖，因此得不到非西方世界的认同；“西方的传播理论过分依赖定量研究及统计分析，导致‘反复，缺乏明确的焦点，总是对一些在方法论上需要高深技术、实则鸡毛蒜皮的小问题紧抓不放’。而同时却对传播的真实概念缺乏更具有创造性的理解”。（赵晶晶，2008：11）

三、传播学的“本土化”与“亚洲中心”

可以说在传播学的发展中，西方话语和研究范式取得了“普遍性”的地位和权力，它规定和控制着传播学研究的方法、理论体系以及思维和表达方式。然而，普遍性并不意味着普适性，这种普遍性是在于“特殊性”的斗争中不断取得“真理性”地位的，它不能否定，更不能掩盖特殊性的存在。当西方传统的传播学进入非西方国家后，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不适应症，受到输入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状况的影响，必然会一定的排异现象，这时传播学所面临的应当是“本土化”的问题。

以中国为例，从1982年11月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起，差不多在每一次的研讨会上，都有论文重申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之意向。“传播学本土化”或“中国化”的议题，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也在香港及台湾出现。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系主任余也鲁教授及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系系主任徐佳士教授，在香港及台北先后召开了“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研讨会。较早前，由余也鲁、徐佳士、朱传誉及朱立等人倡导的“编纂中国新闻学书刊目录及论文索引计划”，虽因资源及人力不足而流产，但期望传播学“本土化”或“中国化”的意念并没有因此而消亡。1993年5月，厦门大学召开了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研讨会，的新闻、传播、历史、人类、经济、社会、民俗、语言等学科的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传播现象进行了研讨。受这次会议委托，由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的余也鲁教授、台北政治大学新闻系主任徐佳士教授、厦门大学副校长郑学檬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孙旭培研究员成立了一个组织委员会，考虑并部署中国传统文化中传播现象的研究计划。1997年12月，在多方努力下，克服了出版过程中的重重阻碍，终于出版了勾勒华夏文化中有关传播现象轮廓的著作——《华夏传播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华夏传播论》的出版，可以看作是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一个硕果。（仲富兰，2008）

另一方面，80年代亚洲区的传播学者也提出了“传播学亚洲化”的意念，并于1988年在亚洲大众传播中心（AMIC）支持下，出版了一本亚洲传播理论的专著。除此之外，随着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学者进入传播学研究领域，以及传播学在非西方国家汲取养料，不断发展壮大，西方传播学的理论和研究范式逐渐暴露出在非西方国家的不适应性，西方传播学的“普遍性”遭到了撼动。不仅表现为传播学的“本土化”的发展，更表现为正在逐步兴起和发展壮大的传播学的非西方学派，尤以亚洲中心学派为代表。

亚洲中心学派的倡导者三池贤孝在《对人性、文化和传播的重新思考：亚洲中心的评论与贡献》中指出，“亚洲中心”指的是“坚持将亚洲价值与亚洲理想置于求索的中心位置，从亚洲人民作为主体的视角出发来看待亚洲现象”。（YoshitakaMiike，2004：67）对于传播学的发展而言，所谓的亚洲中心就意味着或者说“希望——尤其是以讨论或研究为目的时——理出一条渗透于所有差异的共同线索，从而在以之与其他相似概念（如‘欧洲传播’或‘非洲传播’）进行比较或者对比时，能显示出只有这个地区才拥有的特征”。（Guo-MingChen&WilliamJ.Starosta，2003）可以说，传播学的亚洲中心学派的兴起“是伴随着对西方传播理论的批判性反思发展的”。“他们批评传播理论的欧洲/美国中心学者们过高地估计了他们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赵晶晶，2008：11）华裔美国传播学者赵晶晶教授认为“目前国际上亚洲中心传播理论学派是在后现代/后美国思潮的透射和渗透下，从复古求变的生命线上出现的理论建树”。

四、全球化时代“中心”与“多元”之争

汤姆林森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约翰•汤姆林森，2002：4）全球化“是快速发展、不断密集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网络系统”，（约翰•汤姆林森，2002：2）即一种“复杂的联结（complexconnectivity）”。这种联结是多重价值的联结，它跨越了国界，将人们的实践、体验以及各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文化绑在了一起。“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在事实层面上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如果仅把全球化理解为资本的全球扩张、商品的全球流通、消费的全球趋同，那就过于简单了。“全球化处于现代文化的中心地位；文化实践（culturalpractice）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约翰•汤姆林森，2002：1）因此，全球化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更是文化的全球化。然而，文化的全球化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的，在其发展过程中必将受到本土及区域文化的抵制和同化，亨廷顿所预言的“文明的冲突”也并非杯弓蛇影。地区文化或民族文化成为全球化过程中“反霸权”和“反中心”的核心力量。因此，越过经济、技术层面，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全球化”背后所隐藏的文化价值的“多元”之争。在此背景下来观照人类的传播现象以及传播学的发展，不可避免地碰到的是“中心”与“多元”的矛盾斗争。

如上文所述，西方话语之所以取得“普遍性”的地位，是由于凭借其经济实力的强大，政治领域的霸权，在与其他话语进行对话和碰撞的过程中，排挤他者话语的空间，取得自身“真理性”的地位，从而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话语。西方传播学的发展亦不例外，尤其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传播学假“普遍”之名试图掩盖和压制他者文化中传播思想和理论的合法地位。然而，在后现代、后殖民和后美国的时代，必须用一种全新的多元主义取代西方所倡导的“普遍主义”。而我们所倡导的多元并非要以一种中心取代另一种中心，或者试图树立多个中心，而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过程，真正让各种文化及其价值系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有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成为全球话语的一元存在。因为，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来看，任何对“普遍性”的强调实际上都强化了统治群体和亚群体的等级制，具有一种压抑性和反动性。因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更希望“全球化”是一种辩证的多向流动，不是任何“中心”的单向输出的过程。“非西方”世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应该保持相当的文化自主性，让价值的、伦理的、日常生活世界按照自身的逻辑展开，而不是被强行纳入一种世界文明的“普遍主义”话语及其价值系统中去。当然，这并不是说，面对全球化的过程，“非西方”一定要强调其文化的特殊性、不可兼容性，甚至对抗性，并非要与“西方”进行你死我亡的斗争，而是要强调，“非西方”世界应该在其自身历史发展的非连续性当中考虑自我发展的问题，要寻找适合自身的历史经验的表达方式，保持或建立适合自己的话语系统，与西方的“普遍主义”话语进行对话或者交流，使得“全球化”的过程真正充满活力并趋近多元。

由此来观照传播学的“亚洲中心”，笔者认为并非是要用“亚洲中心”取代“美国中心”或者“欧洲中心”，而是要“多中心”，多中心的结果应该是取消“中心”或“去中心”。其实，亚洲中心的倡导者们也认为亚洲中心的思路“既不是霸权式的亚洲中心主义，也不是种族中心式的欧洲中心主义在亚洲的翻版。亚洲中心性并不是要将亚洲的世界观设定为宇宙之惟一，更不会强加在非亚洲人身上。研究者们明示传播理论的亚洲中心与欧美中心不是对立的关系，声明‘坚持亚洲中心是要使自己根植于亚洲文化精力之中，并不意味着对欧洲中心的悖反’，胸怀宽广地倡导超越东方－西方的二元极端，呼吁东西方融合，互补双赢”。（赵晶晶，2008：12）虽然，“任何文明都希望自己是世界舞台的中心，这也是文明本身发展的动力。然而我们再为传播理论的亚洲中心努力建构的同时，需要警惕新的语言霸权在亚洲内的建立”。（赵晶晶，2008：12）因此，笔者认为，传播学的亚洲中心并非要建立一种新的“普遍性”话语，或者新的学术霸权，来对抗西方的“普遍主义”话语，并非是一种“中心”代替另一种“中心”，更确切地说，我们所谓的“亚洲中心”应该是一种“主张”、一种“视角”、一种“取向”，甚至是一种“方法”。

五、“亚洲中心”的取向：建立立足于亚洲文化的传播学研究范式

抛开“多元”与“中心”之争，就意味这我们尝试着打破东西方的二元对立，打破这种主宰我们思维和认实践的最主要范式。在这种视域下，我们提出传播学的“亚洲中心”并不在于要统计有多少亚裔的传播学者、有多少亚洲的传播学期刊、有多少“亚洲问题”，而在于在研究和解释人类传播现象时、在构建传播学理论时，是否运用了亚洲文化的价值系统、是否使用了亚洲的研究方法、解释体系以及话语表达，同时这种价值体系、研究方法、解释系统和话语表达在多大程度上和多大范围内成为西方学者在研究和讨论人类传播现象时不得不考虑的参照。传播学的“亚洲中心”的一个目标就是要能够在讨论研究传播问题时对西方的传播理论产生冲击，对其“普遍性”的概念体系提出修整，并能够建立一种立足于亚洲文化的传播学的研究范式。

1962年，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用范式（Paradigm）而不是传统的理论来说明科学的发展。库恩所说的范式，一般是指特定的科学共同体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型”，它包括共有的世界观、基本理论、范例、方法、仪器、标准等同科学研究有关的所有东西，它实际上是科学共同体从事科学活动的共同立场，共同使用的认识工具和手段。（许为民，2002：147）借用库恩的范式的概念，我们提出传播学“亚洲中心”的发展目标，具体来看应该朝一下几个方面努力：

1.挖掘亚洲文化中的普世价值观

亚洲是一个小于全球的地理概念，然而亚洲地域辽阔、种族众多、宗教多样，亚洲文明源远流长、政治复杂，价值观念多元，面对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文化不一的土地，要建立起一个相对一致的“亚洲中心”谈何容易。然而，正如亚裔传播学者陈国明所言，亚洲，就其在“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目的论各个层面”都具有相似性和共性。“在本体论方面，亚洲文化倾向于对宇宙采取一种整体观”；“在认识论方面，对宇宙乃一整体结构的意味深长的理解，被深植于对所有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认识之中”；在价值论方面，“作为亚洲文化价值的核心观念的和谐被当作是人类传播的终极目标，而非手段”；“在方法论方面，亚洲人认为宇宙的转换过程并不是线性的，而是一种无穷的非线性循环”等，（Guo-MingChen&WilliamJ.Starosta，2003）因此，我们要建立的亚洲中心的传播学研究范式，应该挖掘亚洲不同文化中的普世价值观，打通亚洲不同亚文化之间的隔阂，在保持多样性的前提下，挖掘共同性。

2.运用亚洲文化的思维方式来解释亚洲的传播现象

西方的传播学研究来源于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从而倡导逻辑分析的思维方式和科学主义的研究方法。而亚洲哲学强调“和谐”、“整体”和“中庸”，于是在解释亚洲的传播现象时，应该运用亚洲文化中的思维方式。比如：“亚洲人在传播互动的过程中更倾向于‘感知’而非理性的‘分析’或‘思考’；重视同情性传播……愿意主动接受事物、主动脱离小我、培养一种慈悲心，愿意接受他人的存在；在亚洲传播中，沉默也是一种言语表达方式”，这与亚洲人崇尚宁静有关；和谐观念能够防止“亚洲人在传播中走极端”，鼓励实践“中庸之道”；在为“避免不必要的尴尬或冲突时……亚洲人会通过一种微妙或含蓄的方式表达自己”（Guo-MingChen&WilliamJ.Starosta，2003）等等。

3.建构根植于亚洲文化、立足于亚洲现实的传播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