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价值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文学价值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现代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内容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方法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政治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理论。当然，作为一种规律，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发展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应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哲学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方法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与自然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理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影响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中国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现代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注释：

[1]论文载于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1949年自由出版社英译本，第1—47页。

篇（2）

在众多通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郭沫若的《女神》都被视为新诗经典之作。然而，笔者认为《女神》在诗歌艺术上存在着不少缺憾。在《女神》的阅读、评价和认识中，存在着审美价值与文学史价值的明显错位。

一、《女神》的文学史价值再认识

《女神》在现代文学史上地位颇高，一般的文学史著作都开辟了专门的章节对其进行介绍评述。在流传广泛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学者们认为《女神》在新诗发展上的主要贡献是：“它一方面把‘五四’新诗运动的‘诗体解放’推向极致；一方面使诗的抒情本质与个性化得到充分发挥与重视，奇特大胆的想象让诗的翅膀真正飞翔起来。”[1]“以崭新的内容和形式，开一代诗风，堪称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2]但笔者以为，《女神》虽然突破了古典诗歌的束缚，在文学语言和形式上是诗歌发展史上的巨大革命，但是它的艺术成就并没有超越中国古典诗歌。在现代文学史上，它的确是新诗的奠基之作，是开一代诗风之作，其地位不容忽视，也不容置疑。但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中，《女神》的艺术成就和影响力并未超越古典诗歌。《女神》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转折期（即诗歌由古典走向现代的重要发展时期）的一个代表性作品，但要称其为穿越时空、具有恒久艺术魅力的文学经典文本却值得商榷。

二、《女神》的审美缺憾

《女神》艺术上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诗歌语言。白话新诗的倡导者曾这样说过：“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舒服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样方才可以表现白话文学的可能性。”[3]为了突破传统文言文学的束缚和藩篱提出这样的观点未免矫枉过正，从而走向了事物的反面，形成了新诗艺术的貌似自由实则无视审美的状况。《女神》中不少诗篇充斥着大量口语白话，这些口语显得自由随意而缺乏精雕细刻。这直接导致了《女神》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耐人咀嚼的魅力，失去了诗歌的韵味，感觉不怎么像诗。

（二）诗歌形式。的《谈新诗》是新诗运动初期的一份纲领性文献，其着力张扬的便是“诗体的大解放”，“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样做”。[4]《女神》中的很多诗篇正好符合这样的诗歌创作观念。在诗歌篇幅、句式、韵律等形式上显得比较随意。诗歌本来就是一种带着镣铐的舞蹈，倘若完全没有束缚，绝对自由，抛弃一切艺术和审美规范，任意为之，诗也就不能称其为诗了。

（三）激情过剩。在《女神》的很多诗篇中，我们都能看到激情过剩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比如《晨安》这首诗，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向着广袤的宇宙一声声大喊“晨安”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联系“五四”时代刚刚觉醒的一代知识青年的具体心境，这种波浪翻滚的时代激情，这种袒露直切的情感抒发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样的激情过剩作诗却并不可取。《女神》中很多诗篇是政治激情、历史使命感、文化责任感、思想力度与厚度，关乎着社会变革、历史演进、思想启蒙，却与文学审美指涉不多的作品。此外，因为作者把诗歌当作感情宣泄口，因而《女神》中常用的修辞手法基本上不外乎比喻、夸张和排比这几种，这些修辞手法尽管很有利于宣泄激情但却显得比较单一。

总之，在思想与审美的抉择中，《女神》的思想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大于了审美价值。思想内容地位崇高，审美价值却留下不少缺憾。《女神》是新诗史上的经典之作，却很难称为艺术上的成熟圆润之作；是文学史经典，却不是文学经典。《女神》是奠基之作，在新文学史上也是新诗的滥觞之作。《女神》的这些不足和影响绵延在百年新诗之中，在后来的新诗发展史上，出现了大量的效仿之作。很多这样的诗成为要么不押韵，要么只押韵的一本本分行散文而已。

三、《女神》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错位的原因分析

《女神》之所以出现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的错位，笔者认为，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传统文学的规范和价值被彻底批判和瓦解。新诗作者们无不主张诗歌创作的绝对自由。正如前文所说，在《谈新诗》中说：“近来的新诗发生，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诗要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做法”[5]。1915年，在一首诗中说：“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需作诗如作文。”[6]这虽然有利于破除旧体诗词的做法和格律，但也易给诗人和读者以误解，即认为新诗极易创作，仿佛新诗无规范，随意用白话写出分行的文字就是诗，从而形成了一股难以阻遏的粗制滥造的浪潮，这无异于新诗的自杀。[7]

（二）白话刚刚取代文言，现代汉语语言幼稚。“诗歌作为语言的艺术，其成败得失自然与其使用的语言息息相关。中国新诗产生于以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重要内容的文学革命之中，那么，五四初期的这场语言革命对新诗形式的形成和发展也就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新诗是这场语言革命的产物，新诗也必然地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语言革命的后果。我认为，要全面评价中国新诗，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视角。”“因为白话语言方式施行的时间尚短，人们还来不及对白话语言的声音特性和语境特性作出系统、全面的研究，这也难怪写新诗的诗人们对所用白话的种种特性缺少较深入的了解和把握。”[8]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尤其是作为文学中的诗歌，审美价值的形成对于语言的熟练运用和精准把握近乎苛求。古人作诗都精于炼字，曾有“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推敲”之功。而《女神》的创作时代是白话刚刚取代文言的时期，还没有认真研究和探讨作为现代文学语言的审美规律性，这是《女神》审美价值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社会历史环境导致诗人文学观念的偏颇。“五四”一代的文学家们，都幻想依赖文学改革社会、启蒙思想，夸大了文学对于社会变革的作用，赋予了文学过多的非文学负担和因素。郭沫若曾自述：“当我接近惠特曼的《草叶集》的时候，正是发动的那一年，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角方式，我在那时差不多是狂了。民七民八之交，将近三四个月的期间差不多每天都有诗兴来猛袭，我抓着也就把它们写在纸上。当时宗白华在主编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他每篇都替我发表，给予了我以很大的鼓励、因而我有最初的一本诗集《女神》的集成。”[9]创作《女神》不完全出于文学的艺术的审美动机，更多是为了给体现着特定历史时代精神和时代情绪的内心的双重郁积寻找宣泄口。这种文学观念的偏颇导致了《女神》思想激情有余，含蓄蕴藉不足，没有能够形成神完气足的诗性意境。

四、由《女神》看新诗的发展

由于《女神》是新诗发展史上的代表作品、奠基作品，因此它所体现的新诗的弊端也一直影响和绵延在百年新诗的创作之中。过分注重思想激情，忽略艺术和审美追求，甚至将二者对立，新诗必然走入死胡同。当前诗歌生存境况的尴尬就是新诗发展的一个危险的信号。出现这种尴尬的困境和新诗诞生以来的缺憾与弊端不无关系。

从《女神》遭遇的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的错位现象来看，联系新诗遭遇的创作和阅读窘境来看，新诗发展的重要一点就是不能抛弃传统，必须吸取中国古典文学的积极营养，丰富和完善审美价值，才有可能创造汉语新诗的辉煌。“但新诗向古典诗词学习，并非是对其形式简单袭用便能奏效，而应是通过研究和发现古典诗词形式与文言语言系统之间的关系的规律，供研究和发现新诗形式与白话语言系统之间的关系作参考，从而促使适应于白话语言系统的新诗形式逐步完善起来。”[10]在这一点上，还需要新诗作者们不断做出艰辛探索和努力尝试。

注释：

[1][2]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第103页。

[3][5]：《文存·谈新诗（卷一）》，上海东亚图书馆，1929年版，第234页。

[4]：《自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6]：《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85页。

[7]陆耀东：《近百年新诗：几分成就，几分遗憾》，学习与探索，2001年，第2期。

篇（3）

二、数学：科学的语言有不少自然科学家、特别是理论物理学家都曾明确地强调了数学的语言功能。例如，著名物理学家玻尔（N.H.D.Bohr）就曾指出：“数学不应该被看成是以经验的积累为基础的一种特殊的知识分支，而应该被看成是普通语言的一种精确化，这种精确化给普通语言补充了适当的工具来表示一些关系，对这些关系来说普通字句是不精确的或过于纠缠的。严格说来，量子力学和量子电动力学的数学形式系统，只不过给推导关于观测的预期结果提供了计算法则。”（注：《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论文续编》，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狄拉克（P.A.M.Dirac）也曾写道：“数学是特别适合于处理任何种类的抽象概念的工具，在这个领域内，它的力量是没有限制的。正因为这个缘故，关于新物理学的书如果不是纯粹描述实验工作的，就必须基本上是数学性的。”（注：狄拉克《量子力学原理》，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另外，爱因斯坦（A.Einstein）则更通过与艺术语言的比较专门论述了数学的语言性质，他写道：“人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于是他就试图用他的这种世界体系来代替经验的世界，并来征服它。这就是画家、诗人、思辨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所做的，他们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理论物理学家的世界图象在所有这些可能的图象中占有什么地位呢？它在描述各种关系时要求尽可能达到最高标准的严格精确性，这样的标准只有用数学语言才能做到。”（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一般地说，就像对客观世界量的规律性的认识一样，人们对于其他各种自然规律的认识也并非是一种直接的、简单的反映，而是包括了一个在思想中“重新构造”相应研究对象的过程，以及由内在的思维构造向外部的“独立存在”的转化（在爱因斯坦看来，“构造性”和“思辨性”正是科学思想的本质的思想）；就现代的理论研究而言，这种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的构造则又往往是借助于数学语言得以完成的（数学与一般自然科学的认识活动的区别之一就在于：数学对象是一种“逻辑结构”，一般的“科学对象”则可以说是一种“数学建构”），显然，这也就更为清楚地表明了数学的语言性质。

数学作为一种科学语言，还表现在它能以其特有的语言（概念、公式、法则、定理、方程、模型、理论等）对科学真理进行精确和简洁的表述。如著名物理学家、数学家麦克斯韦（J.C.Maxwell）的麦克斯韦方程组，预见了电磁波的存在，推断出电磁波速度等于光速，并断言光就是一种电磁波。这样，麦克斯韦创立了系统的电磁理论，把光、电、磁统一起来，实现了物理学上重大的理论结合和飞跃。还有黎曼（Riemann）几何和不变量理论为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提供了绝妙的描述工具。而边界值数学理论使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远距离原子示波器的制成变为现实。矩阵理论为本世纪20年代海森堡（W.K.Heisenberg）和狄拉克引起的物理学革命奠定了基础。

随着社会的数学化程度日益提高，数学语言已成为人类社会中交流和贮存信息的重要手段。如果说，从前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在商业交往中，运用初等数学就够了，而高等数学一般被认为是科学研究人员所使用的一种高深的科学语言，那么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只懂得初等数学就会感到远远不够用了。事实上，高等数学（如微积分、线性代数）的一些概念、语言正在越来越多地渗透到现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各种信息系统中，而现代数学的一些新的概念（如算子、泛函、拓扑、张量、流形等）则开始大量涌现在科学技术文献中，日渐发展成为现代的科学语言。

三、数学：思维的工具数学是任何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工具。这是因为：首先，数学具有运用抽象思维去把握实在的能力。数学概念是以极度抽象的形式出现的。在现代数学中，集合、结构等概念，作为数学的研究对象，它们本身确是一种思想的创造物。与此同时，数学的研究方法也是抽象的，这就是说数学命题的真理性不能建立在经验之上，而必须依赖于演绎证明。数学家像是生活在一个抽象的数学王国中，然而他们在数学王国的种种发现，即数学结构内部和各种结构之间的规律性的东西，最终还是现实的摹写。而数学应用于实际问题的研究，其关键还在于能建立一个较好的数学模型。建立数学模型的过程，是一个科学抽象的过程，即善于把问题中的次要因素、次要关系、次要过程先撇在一边，抽出主要因素、主要关系、主要过程，经过一个合理的简化步骤，找出所要研究的问题与某种数学结构的对应关系，使这个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在一个较好的数学模型上展开数学的推导和计算，以形成对问题的认识、判断和预测。这就是运用抽象思维去把握现实的力量所在。

其次，数学赋予科学知识以逻辑的严密性和结论的可靠性，是使认识从感性阶段发展到理性阶段，并使理性认识进一步深化的重要手段。在数学中，每一个公式、定理都要严格地从逻辑上加以证明以后才能够确立。数学的推理步骤严格地遵守形式逻辑法则，以保证从前提到结论的推导过程中，每一个步骤都在逻辑上准确无误。所以运用数学方法从已知的关系推求未知的关系时，所得结论有逻辑上的确定性和可靠性。数学的逻辑严密性还表现在它的公理化方法上。以理性认识的初级水平发展到更高级的水平，表现在一个理论系统还需要发展到抽象程度更高的公理化系统，通过数学公理化方法，找出最基本的概念、命题，作为逻辑的出发点，运用演绎理论论证各种派生的命题。牛顿所建立的力学系统则可看成自然科学中成功应用公理化方法的典型例子。

第三，数学也是辩证的辅助工具和表现方式。这是恩格斯（F.Engels）对数学的认识功能的一个重要论断。在数学中充满着辩证法，而且有自己特殊的表现方式，即用特殊的符号语言，简明的数学公式，明确地表达出各种辩证的关系和转化。如牛顿

（I.Newton）—莱布尼兹（G.W.Leibniz）公式描述了微分和积分两种运算之间的联系和相互转化，概率论和数理统计表现了事物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内在关系等等（注：孙小礼《数学：人类文化的重要力量》，《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最后，值得指出的是，数学还是思维的体操。这种思维操练，确实能够增强思维本领，提高科学抽象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和辩证思维能力。

四、数学：一种思想方法数学是研究量的科学。它研究客观对象量的变化、关系等，并在提炼量的规律性的基础上形成各种有关量的推导和演算的方法。数学的思想方法体现着它作为一般方法论的特征和性质，是物质世界质与量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的最有效的表现方式。这些表现方式主要有：提供数量分析和计算工具；提供推理工具；建立数学模型。

任何一种数学方法的具体运用，首先必须将研究对象数量化，进行数量分析、测量和计算。同志曾指出：“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注：《选集》第4卷第1443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例如太阳系第行星——海王星的发现，就是由亚当斯（J.C.Adams）和勒维烈（U.J.Leverrier）运用万有引力定律，通过复杂的数量分析和计算，在尚未观察到海王星的情况下推理并预见其存在的。

数学作为推理工具的作用是巨大的。特别是对由于技术条件限制暂时难以观测的感性经验以外的客观世界，推理更有其独到的功效，例如正电子的预言，就是由英国理论物理学家狄拉克根据逻辑推理而得出的。后来由宇宙射线观测实验证实了这一论断。

值得指出的是，数学模型方法作为对某种事物或现象中所包含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所进行的数学概括、描述和抽象的基本方法，已经成为应用数学最本质的思想方法之一。模型这一概念在数学上已变得如此重要，以致于许多数学家都把数学看成是“关于模型的科学”。怀特海（A.N.Whitehead）认为：“模式具有重要性的看法和文明一样古老……社会组织的结合力也依赖于行为模式的保持；文明的进步也侥幸地依赖于这些行为模式的变更。”（注：林夏水主编《数学哲学译文集》第350页，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并进一步指出：“数学对于理解模式和分析模式之间的关系，是最强有力的技术。”（注：林夏水主编《数学哲学译文集》第350页，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物理学家博尔茨曼（L.E.Boltzmann）认为：“模型，无论是物理的还是数学的，无论是几何的还是统计的，已经成为科学以思维能力理解客体和用语言描述客体的工具。”这一观点目前不仅流行于自然科学界，还遍布于社会科学界。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或事物建立模型，是把握并预测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变化与发展规律的必然趋势。在欧洲，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称为结构主义的运动，雄辩地论证了所有各种范围的人类行为与意识都有形式的数学结构为基础。在美国，社会科学自夸有更坚实、定量的东西，这通常也是用数学模型来表示的。从模型的观点看，数学已经突破了量的确定性这一较狭义的范畴而获得了更广泛的意义。既然数学的研究对象已经不再局限于“量”而扩展为更广义的“模型”，那么，数学概念的本质也在发生嬗变。数学正成为一个动态的、变化的、泛化了的概念体系，其涵盖的科学对象也必然随之增加。数学在社会科学中的模型建构大都以结构分析为目标，即在高度简化与理想化的框架中去理解社会行为机制。在某些框架下，利用科学去预测与控制一个社会系统的一切变量的更高层次的目标已经实现。

数学的模型方法把数学的思想方法功能转化成科学研究的实际力量。数学中有一个分支叫应用数学，主要就是研究如何从实际问题中提炼数学模型。这是一个对研究对象进行具体分析、科学抽象和做出判断与预见的过程。如对客观事物的必然现象，人们用确定性模型去描述，而对或然现象，人们建立了随机性模型。模糊数学被用于刻画弗晰现象。而各种突变现象，如地震、洪灾等，则可以由突变理论给出数学模型。

五、数学：理性的艺术通常人们认为，艺术与数学是人类所创造的风格与本质都迥然不同的两类文化产品。两者一个处于高度理性化的巅峰，另一个居于情感世界的中心；一个是科学（自然科学）的典范，另一个是美学构筑的杰作。然而，在种种表面无关甚至完全不同的现象背后，隐匿着艺术与数学极其丰富的普遍意义。

数学与艺术确实有许多相通和共同之处，例如数学和艺术，特别是音乐中的五线谱，绘画中的线条结构等，都是用抽象的符号语言来表达内容。难怪有人说，数学是理性的音乐，音乐是感性的数学。事实上，由于数学（特别是现代数学）的研究对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思维的自由想象和创造”，因此，美学的因素在数学的研究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以致在一定程度上数学可被看成一种艺术。对此，我们还可做出如下进一步的分析。

艺术与数学都是描绘世界图式的有力工具。艺术与数学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有力手段。在艺术创造与数学创造中凝聚着人类美好的理想和实现这种理想的孜孜追求。尽管艺术家与数学家使用着不同的工具，有着不同的方式，但他们工作的基本的目的都是为了描绘一幅尽可能简化的“世界图式”。艺术实践与数学活动的动机、过程、方法与结果，都是在其自身价值的弘扬中，不断地实现着对世界图式的有力刻画。这种价值就是在充分、完全地理解现实世界的基础上，审美地掌握世界。

艺术与数学都是通用的理想化的世界语言。艺术与数学在描绘世界图式的过程中，还同时发展并完善着自身的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最基本的载体便是艺术与数学各自独特的语言体系。其共同特征有：（1）跨文化性。艺术与数学所表达的是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人类共同的心声，因而它们可以超越时间和地域界限，实现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广泛传播和交流。（2）整体性。艺术语言的整体性来自于其艺术表现的普遍性和广泛性；数学语言的整体性来自于数学统一的符号体系、各个分支之间的有力联系、共同的逻辑规则和约定俗成的阐述方式。（3）简约性。它首先表现为很高的抽象程度，其次是凝冻与浓缩。（4）象征性。艺术与数学语言各自的象征性可以诱发某种强烈的情感体验，唤起某种美的感受，而意义则在于把注意力引向思维，升迁为理念，成为表现人类内心意图的方式。（5）形式化。在艺术与数学各自进行的代码与信息的意义交换中，其共同的特征就是达到了实体与形式的分隔。这样提炼出来的形式可以进行形式化处理。

艺术与数学具有普适的精神价值。有人把精神价值划分为知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三种。艺术与数学同时具备这三种价值，这一事实赋予了艺术与数学精神价值以普适性。概括起来，其共同的特点有：（1）自律性。数学价值的自律性是与数学价值的客观性相联系的；艺术的价值也是不能由民主选举和个人好恶来衡量的。艺术与数学的价值基本上是在自身框架内被鉴别、鉴赏和评价的。（2）超越性。它们可以超越时空，显示出永恒。在艺术与数学的价值超越过程中，现实被扩张、被延伸。人被重新塑造，赋予理想。艺术与数学的超越性还表现为超前的价值。（3）非功利性。艺术与数学的非功利性是其价值判断有别于其他种类文化与科学的显著特征之一。（4）多样化、物化与泛化。在现代技术与商业化的冲击下，艺术与数学的价值也开始发生嬗变，出现了各自价值在许多领域内的散射、渗透、应用、交叉等现象。

在人类思维的全谱系中，艺术思维和数学思维的主要特征决定了其主导思维各居于谱系的两端。但两种思维又有很多交叉、重叠和复合。特别是真正的艺术品和数学创造，一般都不是某种单一思维形式的产物，而是多种思维形式综合作用的结果。人类思维之翼在艺术思维与数学思维形成的巨大张力之间展开了无穷的翱翔，并在人类思维的自然延拓和形式构造中被编织得浑然一体，呈现出整体多样性的统一。人类思维谱系不是线性的，而是主体的、网络式的、多层多维的复合体。当我们想要探索人类思维的奥秘时，艺术思维与数学思维能够提供最典型的范本。其中能够找到包括人类原始思维直至人工智能这样高级思维在内的全部思维素材（注：黄秦安《论艺术与数学的普遍意义及基本关系》，《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

2期。）。

六、数学：充满理性精神数学犹如一棵正在成长着的大树，它是不断发展和丰富着的理论知识体系。数学充满着理性精神，它不断为人们提供新概念、新方法。有的数学家说：“数学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绝不亚于语言、艺术和宗教，今天数学正对科学和社会产生着翻天覆地的影响。”（注：〔美〕L.A.斯蒂恩主编《今日数学》第26页，上海科技出版社1982年版。）

篇（4）

如果从1998年“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算起，中国的网络文学已经走过了十多年的历程。网络文学曾盛极一时，其中以李寻欢、宁财神、安妮宝贝这“三驾马车”的作品最负盛名，还有“四大”、“四大杀手”为网络文坛增色不少。

我们认为，所谓网络文学是指由网民采用网络思维的形式，以网络语言和超文本链接为传达介质，经过提炼概括、想象虚构等艺术加工而形成的，首发于互联网，具有一定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原创作品。与传统文学一样，网络文学仍然是社会生活的反映。

无论网络文学的发展现状如何，无论社会怎样看待网络文学，但它始终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等待我们去认识，去发现其存在的价值。

一、网络文学的价值论形成机理

“所谓价值，是指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或效应，即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1]与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独特的传播方式，更具革命性的进步，形成其独特的价值构成。网络文学的特质不是由电脑写作方式决定的，而是由其传播方式决定的。网络传播的特点决定了网络文学的创作和阅读的特定状态，形成了网络文学的特质，使其与传统文学有了某些质的不同。

作家从事创作，不论是用传统的笔写方式，还是用电脑键盘“敲”出来，仅仅是写作工具与写作方式的不同，不会带来不同的价值和特征。笔者接触到的一些传统文学作家，多数是使用电脑来写作的。如果他们把自己的传统文学作品贴到文学网站上去，就能认定他们的作品是网络文学吗？这显然有悖于网络文学的本质属性。因此，电脑写作对文学来说，仅仅具有技术层面的意义，而不具有价值论方面的意义。因此，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的不同点之一，就是价值论层面上的区别。网络文学的兴起得益于电脑和互联网的技术进步，这种技术进步向价值领域渗透，形成了网络文学独特的价值体系。简而言之，网络文学的价值体现在满足了当今社会的某些精神需求。

二、网络文学的价值

（一）自由性

我国现代社会正处于急剧的转型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导致人们多方利益剧烈重组，生活节奏加快，竞争加剧，贫富差别持续扩大，医疗、教育、高房价成为压在人们头顶的“新三座大山”，待业下岗……个人始终被纠结在各种社会关系织成的利益网络之中。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民众对自由、民主、民生的诉求更为强烈，希望得到充分表达和彰显。所有这些，造就了网络文学萌生与发展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鉴于此，我们探究网络文学的价值，就不能不关注它的自由精神。因为网络文学最核心的精神本质就在于它的自由性。这种自由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写作与传播的自由

传统文学出版媒体的容量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迫它只能发表最好的作品，稍次的稿件会被无情淘汰。真正能够发表作品的人少之又少，使得文学成为少数人从事的精英事业，贵族盛宴。绝大多数作者，只能被拒绝于文学的殿堂外，望洋兴叹。

网络是个虚拟开放的空间，它在时间和空间上解除了对文学传播的限制。在网络文学园地里，没有门槛，不存在传统文学在出版过程中严格的审稿制度，避免了稿件因编辑个人偏见与喜好惨遭“枪毙”的厄运。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自在地发表或评论作品。一个作者写出的任何作品，不论是精致或是粗糙，都能够自由地在网上发表。至于有没有人看，有多少人看，那是读者个人的事情。重要的是作者获得了写作与发表上的自由，将写作变成了个人情感的自由释放，作者也因此成为独立、自由、平等的生命个体。

2.表现形式的自由

网络文学在表现形式上极具自由性。它消解了传统文学的分类规则，打破了文学体裁之间的界限，呈现出自由开放的态势。网络文学作者整合多种题材的艺术特点于一炉，创作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网络文学作品。如被誉为网络文学开山之作的痞子蔡创作的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就采用了传统诗歌分行排列的形式，大量应用了网络聊天习惯用语和BBS情景渲染。至于超文本作品的链接方式，则更具自由性。1990年Michael jovcel创作的《下午，一个故事》，就是一部颇具艺术特色的超文本小说。

在网络的文学时代，文学的样式必然还会有更大的变化，如今的小说/诗歌/散文/评论之类的界线，会越来越模糊，文学很可能向双向交流的方面发展，也越来越具有个性即兴发挥的广阔天地的可能性。

3.题材内容的自由

在网络这个隐匿的虚拟世界中，作者可以抛开顾虑，随心所欲，写我所想，充分张扬个性，实现自我的满足。痞子蔡说，创作本质就是要自由，限制束缚越少越好。《今夜，往事随风》的作者张轶认为，网络写作相对于传统写作来讲更加自由化、大众化。他说：“网络写作的手法天马行空，写出来的实际上完全是自己对文化的理解；借助文字，将故事还原到最真实的生活，这是每一个网络作家的梦想。”

网络文学从一开始就没有禁忌，内容的自由也给予文学创作以心灵上的解放。对网络文学作者来说，选择什么题材，表现什么内容，可以“随心所写”。自由是他们对文学精神的理解和阐释。

那么，作为网络文学主力读者群的大学生，是如何看待网络文学自由性的特点的呢？

我们组织实施的大学生网络文化专题调查[2]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在回答“与传统文学相比，您认为网络文学是自由的还是拘谨的”这一问题时，多数大学生持肯定态度。见下表：

上表中的数据不包含3.3%的缺失样本，有效样本为96.7%。

调查总样本数为4474人。

上表中的“0”表示中性，+1、+2表示正面认可的程度，

-1、-2表示不认可的程度。

从上表的调查数据可以看出，大学生对网络文学自由性特征给予认可的占到了83.5%，持中性评价的占到10%，只有3.1%的持否定态度。

为什么网络文学的自由性得到了当代青年读者群的充分肯定呢？向往自由是人的天性。渴望“偶尔纵容自己放浪一下”的社会情结，不但没有随着文明进步而消解，反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更加渴望得以释放，网络文学恰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自由宣泄个人情感的场所，使人们获得某种程度的精神慰籍。这既是网络文学的特征的体现，也是网络文学的价值之所在。

（二）互动性

开放的互联网造就了网络文学的开放性。网络上的文学作品是开放的文本，作者可以随时修改完善自己的作品。作者在网络上发表作品，对于读者的跟贴评论，都不可能置之不理、漠不关心。他需要读者们的反馈与呼应，希望从读者那里获得批评或鼓励，渴望读者的建议能激发自己的创作灵感，使自己的作品臻于完善。

人有参与创造的激情。面对自己可以发表看法的作品，网络文学读者有着较为强烈参与欲望。网络文学的开放性打破了传统文学在文本上的作者中心结构，为读者参与创作提供了可能。可见，网络文学的开放性使作品内容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发生改变，最终造成文本意义的延伸与多重。传统媒体发表的纸质文学作品在结构上是固定的，一经印刷发行便不能更改。而网络文学在形式与结构上则是开放的、读者是可以参与其中的。阅读中，读者可以随时跟贴，发表自己的意见：或提出写作建议，或适时予以评论，或鼓励作者尽快写出下文……作者通过读者的反馈意见也可以对作品删改、添加，乃至与读者共同创作。网络打破了传统出版那种封闭的模式，取消了作者和读者间的界线，网络的开放性使读者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创作活动的参与者。有人把网络文学的“互动性”称之为“参与性”也是有道理的。

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可以将自己的写作状态、心理感受、结构设想，贴在网页上与读者交流，由此触发灵感。雷立刚《秦盈》的创作过程就证明了这一点。雷立刚最初在网易和天涯社区连载《秦盈》的时候，其内容与参加榕树下评奖的稿子有较大的变化，不仅文章起始的内容不同，连主人公的名字也做了改动，这些都是采纳了网友的建议与设想的结果。正是由于这种开放性的创作过程融入了读者的智慧，因而能够更加深远地发掘作品的意义，反映时代的精神风貌。

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群体对网络文学主客体之间的互动性亦即可参与性也给予肯定的回答。见下表：

上表中的数据不包含3.7%的缺失样本，有效样本为96.3%。调查总样本数为4474人。

上表中的“0”表示中性，+1、+2表示正面认可的程度，

-1、-2表示不认可的程度。

调查数据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网络文学具有互动性的特征，为我们的论述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三）大众性

网络文学的大众性是其自由性的有机延伸，它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人人均可参与的自由。网络文学人人都可自由地参与其中，没有门槛，没有权威，没有霸权。没有人规定作者写什么，如何写，该在哪里发表。这种自由性为大众参与文学写作创造了条件。网络设备巨大的储存容量，方便快捷的读取手段，为文学作品的发表提供了近乎无限的可能性。相比之下，传统文学出版物的容量是有限的，这就迫使它只能将最好的作品发表出来，而将为数众多的稿件无情淘汰。而网络文学却是一片人人都可以平等参与创作的乐园，这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等级观念，所有的人都在同一起跑线上参与竞争。

二是实现大众与艺术文本之间的互动交流。网络文学的大众性还体现在对他人作品的评论上。任何人的作品，不论名气大小，水平高低，谁都可以直言不讳地即兴发贴，或加以褒扬肯定，或一针见血地予以批评。这种匿名的评论，或许不够专业，缺乏学理性，却往往更加尖锐直露，不加掩饰。没有违心的吹捧，没有恶意的攻击。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三是消除了精英艺术与通俗艺术的界限。

大众参与的网络文学必将把满足大众的心理需求、文化需求、娱乐需求为自己的旨归，写大众之所想，奉大众之所需。“网络把文学还给了大众”，这是受到网民的喜爱，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四）娱乐性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0年7月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披露：截止2010年6月，中国网民总体数量为4.2亿。就年龄而言，20―39岁的中青年占到网民总数的50.9%；就文化程度而言，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占到了网民总数的63.4%。这些数据表明，受到良好教育的中青年构成了我国网民的主体，也是网络文学的创作和阅读的主体，他们的生活经历、知识结构、年龄特点、审美趣味决定了网络文学的题材和样式。那些情节冗长、意义艰深的作品很难被他们认可；而娱乐性、消费性较强的作品受到欢迎。

当下社会竞争激烈，人人都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同时也有着释放压力、获取身心愉悦的心理需求。网络文学作品的主题意义一般来说相对浅显，内容贴近生活，容易引起读者共鸣，获得审美愉悦，达到释放压力的目的。阅读中，网民似乎更加注重作品的情节，关注主人翁是谁、干了什么，至于运用了什么艺术手法塑造了何种人形象，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生活，似乎不太关心，只要获得身心愉悦就行。这种突出的娱乐性的需求，客观上对写作起着引导作用。作者写作时首先要考虑的是读者的“口味”，考虑自己的作品能否为读者作接受，并以此作为调整写作的一个重要依据，使自己的作品成为一种适销对路的“产品”，求得较高的网络点击率。

另外，网民的主要构成是三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有着大致相似的生活经历、群体意识、审美观念和心理需求，某种程度上说，是自己的人创作，自己人阅读，有的读者甚至认为作品写的就是自己，极易引起情感上的共鸣。

（五）形象塑造手段的多样性

多媒体以电脑技术为基础，能随心所欲地从一种媒介转换到另一种媒介，进而实现了不同媒体间的综合艺术的运用。用多种媒体来呈现人物形象，是网络文学超文本特性的重要体现。传统文学塑造形象主要依靠文字这单一的媒体，读者只能通过文字这一中介符号去进行艺术想象和再创造。而网络文学不但可以使用文字而且可以采用多媒体手段进行形象塑造。这意味着人们阅读作品的时候，必须同时打开多种感觉通道，调动多种感觉器官参与其中，而且可以根据读者的需要自由选择解读的路径。多媒体“必须能从一种媒介流动到另一种媒介；它必须能以不同的方式述说同一件事情；它必须能触动各种不同的人类感官经验”。[3]网络文学以文字媒体为主要手段，同时使用声音（对白、旁白、音乐）和图像（绘画、照片、影像）媒体塑造人物形象，而且各种媒体之间可以进行完善的信息交互、转换和融合。如台湾苏绍连的《扭曲的脸庞》，除了四周诗句之外，画面上的一个脸庞可以随着你按不同的数字键而动态变换各种表情。杜斯・戈尔的flash诗歌《象天堂》，一个绿色“象”字的舞蹈引出诗歌文本。这种动态化的文字与绘画、音乐、影像等混合在一起所产生的独特艺术魅力，是传统的纸质文学所不能比拟的。

三、网络文学离成熟还有一段距离

正是由于网络文学自身具备的多种价值，满足了当今社会体系中民众在某个层面的精神生活的需要，已成为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当然，网络文学要想获得更大的成就，必须将自身独特的表现方式与传统文学的创作方法相结合。要做到这一点，网络文学还有一段不短的路要走。

（作者单位：湖北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网络文化研究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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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历史地名往往更换无常。根据地名学的研究，这种影响主要来自政治变动、军事征服、经济发展、文化进步与意识形态的作用等。如灭元后明成祖将大都改名为北京，将江宁更名为天京，独立后的刚果将奥波得维尔改名为布拉柴维尔，这些都与政治变动有关；又如殖民扩张中英国占领津巴布韦后将其更名为罗德西亚，军事侵略后沙俄将海参崴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些都是军事征服引起的变化；再如随着地理知识增长而来的西洋更名，反映了文化进步产生的巨大影响；此外，因避晋愍帝名讳而将建邺改名建康，因朱元璋登基而将集庆改名为应天，因信仰佛教而将逻些改名为拉萨等，则是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所致。

历史地名的演变，在一定条件下就会趋于稳定，从而变成一直延续至今的名称。但不可否认，有许多地名由于历史的风风雨雨，都或早或迟地发生了变化，有的变动之快和次数之多是令人惊异的。在这类地名中，如南京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有金陵、秣陵、建业、建康、白下、上元、集庆、应天、南京、江宁等名称；又如北京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有蓟、幽州、燕京、南京、中都、大都、北京、北平、京师等名称。

总的说来，探索历史地名的起源和演变，弄清今名由来，古名位置和古今地名的对应关系，是掌握历史教材中的相关知识所不可缺少的。地名学的探明的有关的地名特征，如地名的词语性、地理性、社会性、民族性和相对稳定性，对于史地教学来说，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它有利于增加教学实践的真实、趣味和美感，以及深入理解历史事件的地理原因。具体来说，其教学价值表现为如下方面：

一、从语言学角度看，地名系由语词构成，属于语言词汇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语词，它除了有口头的字音和局部的字形外，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具有一定的词义。地名的语词性特殊，主要体现在它的词义上。其内涵一是表示特定空间位置上的某一处所，一是指它展现出来的某种确定的含义。如作为地名的华盛顿，它标志着美国首都这个独一无二的特定的地方，还表现着这是为纪念华盛顿其人对美国所作贡献而命名的地名。再如我国的尚志市、左权县、志丹县等，也属同类情况。明确了地名词语性的定名所指和依据，就可以从这两方面来讲清地名。如此，则能便史地教学内容更为丰富、充实，而收其真实、趣味和美感之良效。

二、根据地学的理论，地名的地理性殊性，是指它所表示的地理位置和地理形态而言。从构词角度上看，它是以通名来表示所属类型，以专名来表示相互之间的区别的，即对位于不同地理位置和不同地理形态的地方，是通过地名的不同称谓来表示的。如果说地名的词语性赋予了它音、形、义的话，那么地名的地理性则使它具有了指位性和分类性的特征。同时，它还以自己的专名部分，反映着被命名地方的自然地理或人文地理的特征，构成其标志地理形态的基础。讲解历史地名时尤其应将这两点体现出来，如太平军大败湘军的湖口，就应指名是鄱阳湖汇入长江处的一个狭窄的水道。

三、地名是社会共同创造的产物，它不是某个特定地点本身，而是该地点的代号或指称。一个地名的产生，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最初只是被部分提出来并认可，后来在频繁交往中才得到社会的承认并使用，这样它就按照人们约定俗成的方式传播开来。它作为社会的交际工具，要求简明易记并便于读写，于是又不断向简化方向发展。在阶级社会中，统治者利用起名和改名来表达自己的愿望，遂对地名的演化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情况，无论是在历史教学还是在地理教学中，都是应予注意的，因为象长安、安西、镇南关、绥远、绥化、怀远之类地名是俯首即拾的。

篇（6）

1．构建背景支架

教学策略:教师运用多媒体技术向学生展示一些关于“轮子”“圈子”一类的图片，并让学生仔细观察这些图片，说明这些图片留给他们的图形印象．设计意图:奥苏伯尔对教学的相关研究表明学生对于新知识的接受其实是在学生原有旧的相关知识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所以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设置相应的背景支架，有利于学生通过新旧知识的连接点，从旧知识的学习向新的知识过度，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本课教学从生活中常见的实物形象引入教学课题，以数学就在身边的观念，激发了学生对圆这一知识的学习热情，增强了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

2．撤去背景支架

构建问题支架，引导学生自主探索圆的集合概念教学策略:

(1)为什么车轮是圆形的，其他形状的物体能作为车轮使用吗?

(2)如果A，B是车轮边缘上的两个点，O是轴心点，那么点A到点O和点B到点O之间的距离有什么样的关系?

(3)已知(2)的条件，如果点C是也车轮边缘上的一个点，想要使车轮能够平稳滚动，那么点C到点O和点B到点O之间距离必须满足什么样的条件?设计意图:教师设计(1)(2)(3)这三个题目，把车轮作为教学活动的对象，使课堂教学的内容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要让学生思考车轮边缘的点到车轮轴心点的距离关系，第二是要让学生理解如果想使车轮能够平稳滚动，那么车轮边缘上的任意一个点到车轮轴心的距离都应该是一个定值．

(4)如果一个正多边形有无数个边，那么这个正多边形与什么图形最相似?此时到这个图形的中心点距离相等的点有多少个?

(5)通过上述学习，你们能给圆下一个定义吗?设计意图:题目(4)将学生的思路从直线图形引入到曲线图形、从有限个点到圆心距离相等引入到无限个点到圆心的距离相等，从而使学生产生圆上的点到圆心距离都相等的认识．题目(5)让学生尝试给圆下定义，一方面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另一方面也锻炼了学生将具体问题抽象成抽象化知识的能力．

(二)以圆的描述概念进行支架教学设计

1．构建背景支架

由于两个话题都是对圆概念的研究，所以背景支架的构建也相同，此处就不重复论述．

2．撤去背景支架．

构建问题支架，引导学生自主探索圆的描述概念．教学策略:

(1)请同学们根据自己的想法尝试画一个圆;

(2)在没有圆规的情况下，同学们会怎样画圆?

(3)根据对圆的绘画，同学们能说一说你们认为什么是圆吗?设计意图:让学生通过课堂的实际操作，逐步在学生的最近发展这一区域构建起相应的概念支架，从而引导学生向更深的层次探索．

(4)平面上的点能够被平面上的圆分成几个部分?

(5)圆上的点都具有什么样的性质?教师运用几何画板对这一问题进行具体的课堂演练．设计意图:通过课堂实践演示让学生直观的认识到如果点到圆心的距离等于圆的半径，那么这个点就一定在圆上这一定理，从而深入理解点和圆的位置关系．

篇（7）

二、创设实验支架，引领学生感悟探究过程

实施“支架式教学”模式，可以提升学生的探究意识，对实验操作能力和处理实验数据的能力也有明显的增强．通过实验，掌握物理的分析方法，对获取自然规律以及知识的理解都很有帮助．创造良好的实验支架可以使学生原本对实验仪器一筹莫展到积极主动要求上台操作演示实验，而且在设计实验时能有自己的见解，在分析实验现象时具备判断能力．笔者以探究“楞次定律”的规律为例．交给学生问题支架后，可以创设实验支架，用如图装置来实现实验支架的目标，用表格的形式将实验结果记录下来，以便分析．在实验支架的帮助下，学生都可以顺利完成实验并通过分析得出结论，这个实验结论与表述更为简洁、对两者关系认识更深刻的“感应电流磁场总是阻碍原磁场磁通量的变化”楞次定律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我们再通过进一步协作、交换、探讨，最终肯定能得出结论．学生的积极性被大大调动起来，脑手眼等各种器官同时被激发起来，他们真正成了学习的主体，充分体会到成功者的乐趣．实施支架式教学模式为学生协作交流提供极好的平台，对学生的合作学习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有一定的帮助，对学习中遇到的困惑，不再手足无措，借助教师搭建的支架，在同学之间的交流与讨论中即可解决．

篇（8）

倡导时代精神、坚守审美尺度，是苏中文学评论的核心价值。新时期伊始，他相继发表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对十六年提法的异议》《从“真实的辩证法”走到真实的禁区》以及《百家》杂志创刊词等文章，在国内文学界均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评论文章，或驳斥某种荒谬理念，或质疑某种错误倾向，或提出自我新的见解，评论格调也严峻、幽默，平常风采各殊，但都本着求知、求解的出发点。正如他本人所说的：“这些评论是否深刻或是准确得当，我不敢说，但所说全是真话实话，没有刻意为谁造势捧场之意，更无对谁挑刺之心，有些批评性或否定性意见，也是当时的认知，只是个人的读后观感引发的质疑，并无存心伤人之念。”无论是提出真言批评，还是辨证认同时文价值，或是倡导“兼容的文学评论观”，苏中先生都终得其归之为“美学的眼光”和“历史的眼光”。可见苏中先生的文艺评论，始终坚持文学观的基本价值体系，并且与时俱进，在具体的评论实践中，注重拓展经典原理的学理框架与价值内涵，注重结合中国民族文学的气派与风格，使自己的评论文本既不失科学的理论基础，又富有时代精神的先锋。

篇（9）

1、定义

同人一词来自日语的“どうじん”，也有人认为来自中国。原指有着相同志向的人们、同好。作为ACG文化的用词，所指的是，由漫画、动画、游戏、小说、影视等作品甚至现实里已知的人物、设定衍生出来的文章及其他如图片影音游戏等等，或“自主”的创作。所以同人文学就是根据对这些人物的二次创造产生出来的文章，同人文学的创作者一般都是原作或者现实人物的追随者，而非原作者。受原作的流行程度和主人公身份的影响，同人文学也只在小众范围内传播。

2、特点

同人文学是网络文学的一个小支流，与传统作家相比，同人文学具备网络文学的基本特征；但是与主流网络文学相比较，它自身又显示出独特的一面。

首先，创作者群体特点。总体上看，创作者具有网络文学创作者的广义特征：青春性，主要在16到30岁之间；写作目的以乐趣为主，追求个性，富有幻想和梦想；业余性、即非职业化写作。具体来说，同人文学创作者的年龄更加偏低，20岁以下占极大比重，也就是说，学生群体为同人文学的主要创作者；如果说网络文学创作者经过千锤百炼，还能够得以杀出重围、修成正果，如《鬼吹灯》系列和《明朝那些事儿》系列的作者“天下霸唱”和“当年明月”，在07年作家富豪榜上分别以280万和225万的版税收入位居第19位和22位，超过了刘心武、石钟山等知名作家，那么同人文学创作者将是几乎永远没有“出头之日”的无名小卒，而得以投身职业作家，跻身上榜富豪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所以其写作目的更加单纯，完全是依据个人心情和好恶；网络文学创作者的性别划分主要以作品题材区别，如武侠玄幻历史题材主要为男性，女性则以言情题材为主；而同人文学则以女性为主要创作群体，特别是涉及耽美题材。

其次，作品的商业价值。个别网络文学作家作品得以修成正果是赖其蕴含的商业价值：网站依靠其影响力能够获得点击率，作品出版甚至盗版能够获得利润，与作品相关的游戏、影视、音乐开发也具有潜在的巨大价值，如由萧鼎代表作《诛仙》不仅有数以千万计的点击率，由它开发的同名游戏也日进斗金。与如此景气的网络文学商业价值相比较，同人文学倍显凄惨。具体的同人文学作品的受众是非常单一的，如动画片《犬夜叉》的同人小说《夕颜》是以杀生丸和玲两个人物的感情为主线，而这篇文章的读者首先要观赏或了解这部动画片，其次要喜欢杀玲配对，再次需要关注，至少不排斥同人作品，经过层层筛选，还要除去不合胃口的读者。所以个性化、精神化、非商业化在这里展现的更加淋漓尽致。

第三，原创性和受限性。网络文学标榜原创，人物塑造、情节安排主张独立完成，尽管部分武侠、言情作品无论从风格、人物还是情节套路都与当代名家，如金庸、古龙、张爱玲诸位的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这些情感和思维的巧合基本不会影响到人们对流行网络文学原创程度的认同。与此相对，显而易见，同人文学是植根于动漫、影视等媒介的土壤所开出来的文学之花，创作者可以尽情随性来衍生剧情、插入自创人物、混合人物、设定异时空和恶搞，但是好的同人作品还是会要求与人物与原作性格相符合，所以从语言动作到情节发展都要考虑得当，这样才能够使读者投入并且加深对人物的情感。同人文学的这种受限性为“低龄”创作者的飞舞戴上了枷锁。

二、同人文学所体现的反传统性

德国剧作家波托尔特•布莱希特说艺术从来都不是无的放矢的，同人文学作为文学艺术的一种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表现世界的特定表象。同人文学没有走上网络文学高度商业化的模式，也不会像传统文学一般为权威附上神圣的光环。平等自由、志同道合是它的平台，这使得同人文学得以更加开放、个性和纯粹。从不同的角度阐释同人文学，可以解读出作品中对现实价值的重估与个体情感的张扬。

1、理性的体现同人作品体现创作者与接受者的身份重合。通过同人作品，可以看出观众与动漫、影视剧，或者说同其创作者的关系是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创作。如对《名侦探柯南》中作者为吸引观众而设定了新一、小兰和小哀的三角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配对，而面对作者一拖再拖、幽深隐晦的情节进程，观众不再被动挨打，而是主动出击，创作出新兰、柯哀各种同人文，以供安抚。观众既作为接受者，为人物关系、情节结构所羁绊，又作为创造者，续写或者改写人物命运，主动迎合自身的情感体验和心理期待，不再仅仅是任人摆布地为他人布下的结局所喜所忧，而是要积极地陷阱、依据个人意志完成心愿。接受美学认为作品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和阐释才算最终完成。罗兰•巴特也提出文本开放的理念，文本在接受读者阅读过程中并不是静态的，而是需要读者去创造。而同人文学的出现和发展，就是这种完成最外化的体现。后现代元小说能够让读者认清小说的虚构性质，也引导读者看到貌似逼真的世界里，却充满了幻觉和荒谬。同人文学在虚构之上所进行的虚构，看似感性，实含理性。与其痴痴地被他人所设置的迷幻所欺骗，不如自主创造所期望的世界，即使不可能完全摆脱控制，也不至于完全为虚构世界所奴役。

2、对传统道德的消解道德观念的树立能够帮助意识形态更牢靠的对人们进行控制和操纵。威严肃穆的传统道德会随着时间的前进而被瓦解、取代，进而黯然退场。在历史上，各种正值壮年的道德都有被视为大逆不道的机会。在人们对捉摸不定的宏大叙事感到疲惫的后现代社会中，人们对能够把握的个体情感体验投入了更多的关怀。

（1）同性恋一提到同人小说，最普遍的误解应该是关于同性恋的作品。的确，读者对同人文学中的同性恋题材已经习以为常，耽美类作品在同人文学中占有较大比重。许多后现代作品中，一直处在主流文化边缘、一直被忽视的非主流文化受到了人们的关注，文化的多元性得以更加立体。同性恋便是其中的幸运儿，尽管有很多人还不能对同性恋张开怀抱，可是在同人的世界里，单纯美好的同性恋情早已得到认可。在女性为主要群体的同人文学世界中，对男男的爱戴可以理解为女性欣赏男性的心理体验，是对社会伦理的挑战，体现了女性自主意识抬头，不甘心做一个被观看甚至被欲望的性别，企图摆脱传统女性“被观看”的命运。这不仅是对性取向自由选择的伸张，也体现了女性对传统道德束缚的轻视。

（2）反传统性H文和清水文是对同人文学的一种简单分类。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带有直白的性描写或者黄色信息，而后者连小孩子都能够阅读。不管是具有邪目的，还是抒发人性的美，涉及大尺度性描写的作品已经屡见不鲜，但创作主体却是仍然以成人为主。而同人作品的创作者大部分为低龄女性，她们对性的抒写尺度极为跨越，年轻的阅读者们对H文充满期待，不论是创作者还是接受者都显示出了落落大方的姿态与平静坦然的心态。这与传统观念中的儿童形象相差甚远。在传统教育中，“尤其是在女子教育中，传统道德更是竭力使她们对无知并且视为最可怕的耻辱，而结婚却闪电似地把她们投入性生活之中，两相冲突，在她们心理上造成病态的症结。这是一般女子比男子更懦弱顺从的重要原因。”这样看来，低龄女性的创作既是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反抗，也体现了新时代中，人们对自我的认可。

三、辩证看待同人文学

篇（10）

本组男12例,女37例,男:女为1:3;年龄10~68岁,平均39岁;病程2个月~5年,平均1.5年。患者均以颈部无痛性肿物渐增大而就诊。其中孤立性结节43例;甲状腺结节伴颈淋巴结肿大1例;颈部淋巴结肿大(甲状腺无肿大)者2例,另外3例为甲状腺瘤在外院行瘤体切除术后证实甲状腺癌转我院手术。

1.2治疗方法

本组49例均行手术治疗,一侧病变者行患侧腺叶及峡部切除对侧腺体大部切除36例;位于峡部者行峡部切除双侧腺叶大部切除2例;双侧甲状腺全切3例(加功能性颈淋巴结清扫2例);甲状腺无结节颈部淋巴结肿大经手术证实淋巴结为甲状腺转移癌行患侧及峡部全切对侧大部切除并行功能性颈淋巴结清扫3例。因局灶病变较晚浸润周围组织如气管、食管难以完全切除术后放疗5例。术后所有患者均应用甲状腺素内分泌治疗,剂量80~120mg/d,并根据甲状腺功能检测结果调整剂量,使TSH在0.3mU/L以下为宜。术后并发症:声音嘶哑1例(因一侧喉返神经受侵分离受损);甲状旁腺功能低下5例,表现手足麻木,经补充钙剂2~6周均好转。

1.3病理诊断

状癌33例，其中腺体局灶状恶变者4例;滤泡状癌5例;髓样癌1例；未分化癌1例;恶性非霍奇金氏病1例;颈淋巴结转移者4例。

1.4随访

随访资料不完全,随访状癌组32例,10年无复发及死亡;60岁以上未分化癌3例,1年内死亡。

2讨论

2.1诊断

甲状腺癌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常以甲状腺肿物或结节渐增大就诊。个别患者所患的甲状腺癌恶性度较高,首先表现为转移癌而肿大的颈淋巴结,原发甲状腺癌反而未被患者察觉,从本组病例来看,以颈部淋巴结肿大就诊的有3例。尤其分化型甲状腺癌生长缓慢,恶性度低,术前确诊较困难。一般说来,甲状腺单发结节较多发结节更有可能为恶性。有下列表现者应警惕癌性结节的可能。①14岁以下儿童及成年男性的甲状腺单个结节;②多年存在的甲状腺结节,短期内明显增大;③查体表现结节质地坚硬,固定不规则或伴同侧颈部淋巴结肿大尤其伴有声带麻痹。超声、CT仅供参考,难以定性诊断。文献报道细针针吸细胞学检查(FNAC)诊断准确率高达87%,对提高术前确诊率及手术方式选择上有重要指导作用[2]。对颈部有肿大淋巴结而甲状腺无结节者常规行甲状腺彩超检查,可发现最小直径为0.2cm肿块,颈部摄片甲状腺有钙化点、斑,有一定的提示作用。术中病理检查很重要,对甲状腺孤立实质性结节常规行术中病理检查;囊性结节视囊壁增厚或囊内容物呈液胨混合性时应行术中病理检查。曾有1例术中为囊腺瘤未行术中病理检查,术后病理为状癌而再次手术。

2.2治疗

2.2.1外科治疗

对可疑为癌的甲状腺单发结节,术中冰冻切片检查可疑而不能确定为癌者,我们行患侧腺叶切除加峡部切除术,术中未发现淋巴结肿大者,不做颈清扫术。对已确诊为甲状腺癌者根据癌肿的病理类型和临床分期,采用不同处理规则。①状癌:临床上具有恶性程度低,颈淋巴结转移率高,如果癌肿局限在一侧的腺体内,可将患侧腺体连同峡部全部切除,同时行对侧腺体大部切除。如果原发癌累及两侧腺叶,国内多主张实施保留一侧上极或下极腺体的甲状腺次全切除术,以期保留一侧甲状旁腺。对颈部有淋巴结肿大的患者,进行包括颈淋巴结清扫术在内的甲状腺癌联合根治术,国内外的方案都是一致的。对没有颈淋巴结转移的状腺癌不需同时清除患侧颈淋巴结,预防性颈淋巴结清除不能提高治愈率[3];②滤泡型癌:是低度恶性甲状腺癌,但它主要是血行转移,淋巴结转移很少,一般不作预防性颈清扫术。有颈淋巴结转移者治疗性颈清扫术还是必要的;③髓样癌:恶性程度中等,常沿淋巴道及血道转移,我们主张实施患侧腺叶及峡部切除,如发现多癌灶则保留一侧上极或下极腺体将肿瘤与部分腺体一并切除,选择性颈淋巴结清扫术;④未分化癌:包括根治性手术、活检术和预防性气管切开术。由于本病进展快,首诊时大多数已失去根治机会,预后差,不宜手术治疗或仅能做活检以明确诊断。偶有病灶较小适宜手术的还应积极争取作根治性手术。

2.2.2内分泌治疗

分化型甲状腺癌是TSH依赖性肿瘤,甲状腺素能抑制TSH分泌,从而对甲状腺组织的增生和分化好的癌有抑制作用,对状癌和滤泡状癌有较好的治疗效果。外源性甲状腺素的用量应视清晨血TSH水平加以调整,已基本完全阻断内源性TSH的产生为原则。一般每天用甲状腺素片80~120mg,以维持高水准的甲状腺激素的水平,将TSH控制于0~0.3mU/L,最好<0.1mU/L,FT3和FT4为正常值的高限为宜。

2.2.3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